奖励与惩罚条例范文

奖励与惩罚条例篇1

关键词：电子商务；职业打假；知假买假；惩罚性赔偿条款

一、网络购物“职业打假”判例的特点及成因分析

本文所称的“职业打假人”，指以盈利为目的，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遵循法律途径主动、多次打击市场流通的假冒伪劣产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谋取利益并以此为职业的人。通过笔者对近十年的“职业打假人”司法判例数据进行调研，分析该现象背后的成因如下：

（一）从“打假”对象来看，电商行业“职业打假”判例多为针对商品包装、标签、标识的“打假”

在2010—2021年十年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调查结果显示，涉及“职业打假”的民事纠纷判例共16925件，合同纠纷是此类判例最主要的案由类型。其中，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有3260件，从2016年逐年增多，可见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职业打假人”逐渐青睐电商行业。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打假判例中，真正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案件并非主流：涉及“包装”的职业打假案件共12145件，涉及“标签”的职业打假案件共10808件，涉及“商品标识”的职业打假案件共6404件，但是，通过“假冒伪劣”关键词搜索“职业打假”案件仅1017件，搜索“假货”得到的“职业打假”案件仅390件。可见，涉及商品“包装”“标签”“标识”的“职业打假”案件占比更大，其数量几乎是涉及“假冒伪劣”“假货”案件的十多倍。究其原因，《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①、九十七条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③等条款均严格规定了食品包装、标识、标签等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消费者可以向经营者主张惩罚性赔偿。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指导案例的形式明确“食品标签未标注添加剂含量的行为应受惩处”的裁判规则［1］。相对于甄别商品是否“假冒伪劣”产品，消费者对于判断商品的“包装”“标识”“标签”显然更直观、更经济，不需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和专业知识即可识别出明显错误，也不需要通过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产品质量即可得出结论，节约成本，所以“职业打假人”一般会选择打假成本更小的外观包装标识进行“打假”。但是，这种“打假”显然不能真正清除市场假冒伪劣商品、提高商品生产质量，充其量只是“隔靴搔痒”。

（二）从“打假”地域来看，北京和广东是“职业打假”案例的高发地

从地域上看，电子商务行业的“职业打假”案例的案发频率最高的是北京和广东这两个区域，究其原因如下：一方面是该两个区域经济发展较快：北京是首都，也是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具有强大的经济发展能力和辐射效应；广东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省份之一，对外贸易的窗口。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均走在最前沿，电商行业发展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从广东省审理涉及“职业打假”判例最多的地方法院是深圳市和广州市两地法院不难看出：“职业打假”案件发起目的归根到底是索要赔偿金，具有明显的经济目的，在经济发展快的区域索赔成功率会明显提升，所以这些地区的“职业打假”案件频发。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地方性法规的差异引起了“职业打假人”选择地区进行打假：《广东省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十三种具体的“欺诈行为”、《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了十五种具体的“欺诈行为”，均采用的是列举式立法方式罗列经营者的多种“欺诈行为”，给“消费者”一方以明确指引，可依据明文规定的行为索赔，使“职业打假人”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更加顺畅无阻。另一方面，同为经济发达地区的上海制定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没有如广东省、北京市的地方性法规那样列举多种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是在第二十三条①界定了“欺诈”的概念：“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消费者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这种立法方式令消费者对经营者“是否构成欺诈行为”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如果难以举证，诉讼请求不易获得法院支持。另外，2018年10月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上海市法制办等部门出台《应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意见》，要求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重点关注，同时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过程中存在的失信行为联合信用惩戒［2］。这些新政策严厉惩处在职业打假过程中涉嫌敲诈勒索诈骗等行为，也加大了对职业打假行为的约束力，令职业打假人对打假的地域范围有了倾向性选择。

（三）从“打假”时间来看，2016—2019年是电商行业“职业打假”案例的集中爆发年

在时间上，“职业打假”判例几乎从2016年开始逐年增长，2017—2019年案例数量呈现峰值，2021年有所回落。究其原因，爆发“职业打假”案例的原因主要聚焦在2013—2015年这个时间段陆续出台的法律法规，从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时间不难摸索出职业打假案例爆发的时间脉络：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②进行修订，将原来第四十九条规定的“退一罚一”惩罚性赔偿修改为第五十五条的“退一罚三”，惩罚力度大大增强，吸引更多人以“打假”为职业依据此条款索偿。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③明确规定“知假买假”行为不影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其仍可以获得惩罚性赔偿。此规定出台表明了对“知假买假”行为的司法态度，“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案件逐年递增。随着近年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逐渐提高，维权意识逐渐加强，《食品安全法》④于2015年修订，规定了“假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制度［3］。《食品安全法》用远远高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倍赔偿”的“十倍赔偿”大大诱惑了“职业打假人”，导致2015年后食品安全方面的“职业打假”索赔“十倍赔偿”案件出现爆炸式增长。

（四）各级法院判决电商行业“职业打假”案例结果以支持居多，但也有例外

从此类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数据来看，涉及“职业打假”的案件审理结果以“部分支持或全部支持”原告（即“职业打假人”）诉讼请求占较大比例，胜诉比例较高。即使是案件经历二审和再审，维持原判的比例也比改判的多。可见，法院对于“职业打假人”给予支持的较多，原因有三：1．将“职业打假人”纳入“消费者”的范畴内，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2．只要证据充足、合法，客观上存在足以支持消费者赔偿请求的事实，即消费者购买商品或使用服务，经营者确实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因商品或服务存在瑕疵受损，从而享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三倍”和“十倍”赔偿请求权。3．法律没有规定“职业打假人”概念，司法机关对“职业打假”案件做出不支持原告的决定，主要考虑因素不是次数较多或知假买假等“职业打假”因素，而是从是否遭遇欺诈、证据是否充足、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等多方面考虑［4］。就判例结果的“支持”和“驳回”的比例来看，目前“职业打假”在司法体系中的判决理由各有不同，但因为缺乏对“职业打假人”的具体概念与适用法条，有较大的模糊性和单一性，灵活度不足，所以“职业打假”二审判例维持原判比改判更多。

二、规范“职业打假”行为的法律建议

从立法、司法层面来看，应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础上，有效规范“职业打假”行为，达到既能敦促经营者诚信经营、净化市场，又能遏制恶意维权、浪费司法资源的效果，笔者提供以下三方面的建议：

（一）在立法上明确“消费者”的概念，在司法上统一“消费者”的认定标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①只是规定了该法的调整范围，并没有明确规定“消费者”的概念，导致在学术讨论和司法认定上都有不同见解。进一步的，学术界对“知假买假”者是否“消费者”也有不同意见［5］。正是由于学术界对此有分歧，导致司法认定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判决也不足为奇。明确“消费者”的概念范围是当前规范“职业打假”行为对立法的需求。在目前立法未有改变的情况下，法院在司法认定“消费者”身份时应重点把握法律规定的构成条件：“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从构成条件入手分析研判“消费者”身份是否成立，是否“知假买假”是判断“消费者”身份的标准？

（二）“知假买假”是否一律适用“惩罚性赔

偿条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等法律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条款”，立法本意是通过具有惩罚功能的赔偿制度激发消费者的打假积极性，以作为运用行政方法打假的补充力量，这是惩罚不法经营者、激励消费者维权的重要法律制度。那么，“知假买假”行为是否也能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6］？从上可知，在食品消费领域，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是明确保护“知假买假”行为的。所以食品消费领域的“知假买假”行为适用《食品安全法》的“惩罚性赔偿条款”，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即可。在食品消费领域以外的其他消费领域，虽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但是也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知假买假”不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更多时候是由法官自由心证判决。笔者通过对近十年判例的研究发现，大多数法官对“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行为是持支持的态度，因为只要有证据证明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满足“惩罚性赔偿条款”的适用条件，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看都应适用该条款。但是，如果打假走向职业化、产业化的道路，用“知假买假”“职业打假”的不诚信抵制“制假售假”的不诚信［7］，可能会导致司法实践中逐渐开始出现有条件地限制职业打假人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的判例。例如，2018年，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在韩某诉多美好批发超市案件的一审判决中认为韩某不属于消费者，也没有受到经营者的欺诈促使其违背真实意愿进行交易，驳回韩某要求超市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但是，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却认为韩某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支持了其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8］因此，司法实践中应注意把握对“职业打假”案件适用法律的总体原则，即合法性原则，“职业打假人”用合法方式、依照法律主张合法权利、实现合法目的，即使这个行为给“打假人”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法院也应予以支持，这是法律通过“惩罚性赔偿条款”鼓励消费者打假的立法初衷。但如果“打假人”通过不合法的方式主张权利以达到不合法的目的，则应考虑其打假行为中是否存在不合法、不诚信等行为，应遏制过度维权、违法侵权等行为［9］。

（三）引导“职业打假诉讼”向“职业打假举报”转变法律规定

“惩罚性赔偿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消费者打假的积极性，打击制假售假行为，弥补行政监管力量的不足，是惩罚不法经营者、激励消费者维权的重要法律制度。除了设置“惩罚性赔偿条款”之外，《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五条①还规定了消费者可以通过“投诉”“举报”等方式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并规定“对查证属实的举报，给予举报人奖励”。另外，财政部、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与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制定了《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将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分为四个有功等级以及具体奖励标准。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财政部修订了《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将举报奖励分为三级奖励等级和奖励金额标准，每个案件的奖励金额可以在不超过50万元的范围内由各地区自行核算。可见，除了“惩罚性赔偿条款”的民事法律规定之外，还有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举报制度给予举报者奖励［10］。但是，实践中“职业打假人”很积极发讼索要“惩罚性赔偿金”，但鲜少有“职业举报人”积极举报领取奖励金。原因在于：首先，举报主要集中在对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举报人要承担一定的人身风险；其次，奖励范围有限，“对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产品质量安全且不会对公众造成误导的瑕疵的举报”不属于奖励范围，举报内容有一定难度；最后，举报获得的奖励较少，与举报后行政机关查处的涉案货值金额或罚没金额相关，但多为原则性规定，奖励的金额偏少，奖励实施也具有滞后性，较难激发消费者的举报积极性。因此，相比发起民事诉讼打假而言，通过行政管理的方式举报难度较大，获得奖励的范围受到限制，奖励金额不能满足获利期望。立法、司法、行政机关若要规范经营者合法经营的行为，净化市场、倡导良好风气，应通过多种方式、多个渠道指引消费者合法规范地“打假”，举报制度是很好的方式，在找到目前举报制度应用不多的原因后，可以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制度，引导“职业打假人”向“职业举报人”转变，正确应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合理合法适用法律，做正直、专业的打假人，防止打假人走偏方向，走向歧途。

参考文献

［1］张华．司法更需要何种指导性案例——以指导案例60号为分析对象［J］．交大法学，2020（1）：179-192．

［2］苏敏华，王永杰．上海规范职业索赔问题的新对策与新思考——以《应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意见》和《免罚清单》为例［J］．上海商学院学报，2020，21（1）：44-53．

［3］罗克研．职业索赔者终将退出［J］．中国质量万里行，2020（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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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保玉，魏振华．“知假买假”的理论阐释与法律适用［J］．法学论坛，2017，23（3）：62-73．

［6］赵亚翔．“职业打假”的公共价值：社会认同与信念之争［J］．浙江社会科学，2013（3）：101-106，100，158．

［7］王承堂．职业打假人资格的规制逻辑［J］．法学，2018（11）：61-74．

［8］梅芡菱．“知假买假”行为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以青岛多美好批发超市产品责任纠纷案为例［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9（12）：176-177．

［9］芦广明．职业打假索赔模式与应对策略［J］．上海商业，2020（9）：65-67．

［10］赵禹同．消费维权中的职业打假及其“威胁”行为研究［J］．中国商论，2019（24）：85-86．

奖励与惩罚条例篇2

在当今社会，心理学之条件反射理论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所以人们常常会看到家长们通过奖励或惩罚孩子来塑造孩子的行为，老师甚至老板也会运用行为与后果的链接来塑造行为，但是模糊地意识到有这样的链接，与明确怎样做才能最有效地利用这种链接是不同的。如果你问家长、老师，他们处理孩子问题行为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你就会发现，在怎样利用奖惩方面，家长、老师等人的意见是多么的不同。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操作条件反射的作用下，行为产生的后果导致行为发生的概率的改变。强化是增加行为发生概率的一种后果，与之相反，惩罚是降低行为发生概率的一种后果，即强化是让学生知道应该怎么做，惩罚是让学生知道什么不能做。例如，教师可能对某个学生上课精辟发言给予奖励，如果这个学生之后更加积极地发言，那么教师肯定的评价或者奖励就是强化学生的行为，学生知道继续发言，会得到更多的奖励。如果有学生在课堂上随意讲话，教师以言语进行斥责，该生的讲话次数减少，那么这时的斥责就是惩罚。当然一种后果是强化还是惩罚还要取决于具体的人和环境。如果你想睡觉，那么给你播放轻柔的音乐，可能就是强化，但是你不喜欢听音乐入眠，那么音乐就是惩罚。

根据以上这些科学理论，我们可以通过操作条件反射来减少我们不希望出现的行为。例如老师、家长们都希望学生、孩子们少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当孩子们出现这些行为时，他们很快就会求助于操作条件反射。但遗憾的是：由于在理解怎样运用条件反射来减少问题行为上存在偏差，很多老师和父母都做得不成功。其实减少问题行为不外乎两种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停止强化，让这一行为慢慢消失。这一方法虽然很简单，但人们还会在无意识中又强化了问题行为。例如，我们老师常常碰到学生上课捣乱纪律的情况，我们中很多人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甚至是高声斥责这些学生，认为这会使他们没有面子，以此作为对这些孩子的惩罚。殊不知这样做既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又使这个孩子得到了其他同学以嘲笑的方式而表现出来的注意，使课堂更加喧闹，并为学生树立了一个情绪失控的反面榜样，于是教室环境使得教师本意上的惩罚变成了强化，那些想引起别人注意的学生甚至以此为乐。所以明智的老师应该把学生带到走廊上，告诫他遵守纪律，这样就既撤消了强化，又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实施惩罚，当孩子出现问题行为时，给予惩罚。但我们具体实施惩罚之前，应该首先明确关于惩罚的有限性的方面。首先惩罚不能给人以恰当的行为，它只是减少了问题行为的发生频率。比如我们常常惩罚那些没有及时完成作业的孩子多写几遍作业以示惩戒，但往往学生在第二天还是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问题行为的实质并没有被触及，我们应该教给他别的方法来应对使他受挫的情境，查询问题行为出现的原因，而且始终向学生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例如你为什么不尝试这样做呢?”。如果在此过程中学生以恰当的方式处理了受挫环境的行为，那就应该被强化，例如当他们面对学习困难去找老师同学帮助解决而不是消极逃避时，那么求助行为就应该被强化，最好是反复强化，这一行为就会继续下去，所以在此过程中老师们应该保持充分的耐心，并降低对学生要求的标准。

还有为了使惩罚有效，惩罚必须是即时性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让错误过夜”。当问题行为出现的时候，老师应该尽可能快地惩罚学生，而且要做到及时和准确，而不是“通知你家长来”或者“等你的班主任来”，如果不能做到即时处罚，那么惩罚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加大惩罚的力度也无济于事，所以那些老师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的学生错误只适合警告说服，而不是惩罚。其次，惩罚还必须是有针对性的，即针对问题行为本身。我们身边就有些老师每次在批评惩罚学生时，总会把该学生之前的种种“劣迹”，前后联系起来分析，强调学生们错得多么不应该，而实际上儿童教育肯定是有反复性的，这是学生们的孩童年龄天性所决定的，正如一位教育家所言：“在儿童教育中，正确的事情不一定能够重复，错误却常常被复制，”所以即使我们要惩罚孩子，也要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不要让学生感到自己老犯同样的错误，那样改正错误的信念自然就减少了，就像奖励学生的指向，不应该只是成功的结果，而是该生为成功努力付出的过程、动机等等。其次，惩罚还有较大的消极影响。苏霍姆林斯基就说过：“惩罚是一种敏感性极强，不无危险的教育手段”。尽管老师的本意是消弱某一行为，但学生有时会把其它行为与惩罚联系起来。

奖励与惩罚条例篇3

〔关键词〕 科技行政处罚，科研不端行为，具体行政行为

〔中图分类号〕D92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5-0137-03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科技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政府的科技行政管理职能不断扩展，科技行政机关的行政裁量权范围不断增大，科技行政法随之产生并得以快速发展。在我国，1993年7月通过、2007年12月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基本法律。此外，还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普及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包含的条款，初步形成了包括科技创新、科技成果管理和科技进步奖励在内的科技行政法规范体系。由于科学技术活动具有探索性、创新性的特点，因此与一般行政法相比，科技行政法规范整体上表现出“探索性、激励性、社会性的特征”，并且“多以激励性手段进行调整”。〔1 〕 （P254-256）尽管如此，行政处罚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律制度，在我国科技行政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行政处罚的涉案也变得复杂多样，例如，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科研不端行为的行政处罚问题，撤销奖励和追回奖金等行为的法律属性问题，等等。因此，探讨科技行政处罚的法理，分析我国现行科技行政处罚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对于我国科技行政法治建设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根据科技行政法规范和行政处罚法，所谓科技行政处罚，是指科技行政主体依法对违反科技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进行惩戒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其目的是使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进行科学技术活动，维护良好的科技行政管理秩序。它包括：1.科技行政处罚的主体。在我国，作为科技行政处罚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和地方各级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其他行政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2.科技行政处罚中的当事人。科技行政处罚中的当事人是指承受科技行政处罚的行政相对人。3.科技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科技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科技行政管理秩序尚未构成犯罪或虽构成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且应给予行政制裁的行为，是科技行政处罚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4.科技行政处罚种类。有关法律规定了行政处罚的责任形式。主要的行政处罚种类包括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营业执照和资格证书、撤销登记。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与繁荣，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各种损害或破坏科技行政管理秩序的违法现象也大量增加。一方面，科技行政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专业性，要求加强科技行政处罚的力度；另一方面，执法者违法行为的广泛与严重，则要求加强对科技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当前，我国科技行政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科技行政处罚的运行过程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有关违反科技行政法义务的罚则规定不足，甚至存在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情形。例如，科学技术进步法授权行政机关对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但对于拒绝接受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管理和使用监督检查的组织或者个人未规定法律责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34条赋予行政机关对一些侵权行为处以罚款的行政裁量权，但有的地方性法规却赋予行政机关对同类行为单处或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权力，①不仅改变了行政裁量权的范围且有违行政处罚法有关行政处罚种类设定的要求。

其次，对科技行政处罚的种类认识不够。诸如“责令改正”、“限期改进”、“撤销奖励和追回奖金、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取消优惠待遇和奖励”、“取缔”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处罚，一些地方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识不一，有的认为属于行政处罚，有的认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也有的认为属于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之外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这导致同一行为在适用法律规范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上的混乱：认为属于行政处罚的，行政主体应遵循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要求；认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主体无疑应接受行政强制法调整；而认为属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在我国行政程序法尚未出台的背景下仅受有关行为法的制约。

第三，针对科研不端行为，科技行政法律法规大多只规定了处理的原则、方向而缺少惩罚细则。有的部门规章，如《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虽然较为详尽地规定了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查处，但它仅适用于归口某一部委管理的某一类项目，不能及于其他项目或归口其他部委管理的同类项目，适用范围有限。此外，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行政处罚，也存在处罚对象过窄的问题。例如《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均规定了通报批评的处罚形式，但该处罚仅适用于科研不端行为人和科技奖项推荐者，未及于科研不端行为人所依托单位和科技奖项申请者，致使后者或者未因此受到任何行政制裁，或者只承担“撤销奖励，追回奖金”的法律后果，难以达到惩戒作用。

行政处罚是制约行政违法行为的主要手段，因此规范行政处罚，是约束科技行政违法行为的有力保障。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思路：

（一）强化科技行政处罚立法。科学技术活动具有专业复杂性、探索前瞻性、风险隐在性、不可预见性等特点，如何将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和法律运行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设计出既较好体现科学活动的内容和过程，又不失行政处罚基本属性的科技行政处罚体系是未来立法或修法的重点。首先，应当增设违反科技行政法义务的行政处罚责任。科技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义务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即作为义务、不作为义务和容忍义务。拒绝接受依法进行的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管理和使用监督检查的行为即违反了容忍义务，对此，也应像惩戒弄虚作假行为一样，设定行政处罚责任。其次，有关立法应当阐明科技行政处罚的事实要件、责任标准和处罚形式。对于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情形，则应根据立法法应予撤销的规定处理。

（二）厘清科技行政处罚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界限与区别。除了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营业执照和资格证书以及撤销登记等行政处罚法和科技行政法规范明文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之外，有关“责令改正或限制改进、撤销奖励和追回奖金、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取消优惠待遇和奖励、取缔”等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处罚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表面上看来，这些行为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是不同的，例如责令改正、限期改进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规定的撤销奖励、追回奖金，位于法律体系中的“罚则”或“法律责任”项目下，而科学技术进步法第59条规定的取消优惠待遇和奖励则位于“第六章保障措施”，不属于“罚则”或“法律责任”部分。一些地方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表面上的差异仅将前者视为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但是，认定“其他行政处罚”的标准不应该是形式标准，从根本上说，判断一项具体的行政处理措施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关键在于该行政措施是否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根据行政处罚的性质，行政处罚是一种以惩戒违法为目的的具有制裁性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制裁性体现在：对违法相对方权益的限制、剥夺，或对其科以新的义务。〔2〕 （P201 ）在科技行政法规范中，责令改正或限期改进往往与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合并适用，其目的是命令违法行为人履行既有的法定义务，纠正违法，恢复原状，并非惩戒。〔3 〕 （P2 ）“撤销奖励和追回奖金、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取消优惠待遇和奖励”这些行为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实质上是行政主体对已经成立的给予奖励等具体行政行为因在事后发现相对人不具备给予奖励、奖金、优惠待遇的条件的撤回，是行政主体对自己业已作出的前一行为的收回，体现为对自己行为的修复，〔4 〕 （P77 ）应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撤回，也不具有制裁性，不属于行政处罚。至于取缔，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是行政机关针对特定非法组织或者特定非法行为作出的旨在解散或者消灭此种组织或者行为的非单个性的行为，是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集合。〔5 〕 （P30 ）换言之，取缔本身应是一种科技行政目标的表达，具体的取缔措施可能既包括行政处罚，又包括行政强制措施， 还包含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因此，有关取缔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的问题要视其采取的具体行政处理措施而定。〔5 〕 （P30 ）如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第23条在取缔社会力量“无证设立的奖项”过程中，采取了没收有关组织用于非法活动的工具、财物、没收非法所得的方式，该没收行为即属于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时应遵循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要求。

（三）统一和细化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行政处罚。首先，应当在国家层次上制定一部统一的规范科研不端行为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对预防、查处科研不端行为的组织、原则、程序、罚则进行统一、明确的规定。其次，应阐明政府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规制的具体行为形式，例如是采用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合同还是行政指导。如果国家机关与科研人员之间是行政合同关系，当科研人员发生科研不端行为时，行政主体一方有权单方面决定解除或撤销该合同。解除撤销合同也是制裁科研不端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6 〕 （P66 ）但是，如果科研不端行为人违反了有关科技行政法规范直接规定的义务，或者违反了科技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设定的命令或禁止义务或行政许可，为了确保行政法上义务的履行，就可能受到行政处罚。例如，科学技术进步法分别规定了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科学技术人员不得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弄虚作假（第44条、55条），对此规定，若某机构或个人有违反的情形，即符合应受处罚的要件，应接受行政机关的处罚（第70条、71条）。第三，有针对性地设定行政处罚种类，拓展应予处罚的对象范围。科研不端行为人或其所依托单位往往能够从申请的项目、获得的奖励中得到一定的精神性利益和经济利益，这是他们实施科研不端行为或纵容这种行为发生的重要动机之一。为此，为达到教育和防止再犯的目的，有关立法应当设定针对科研不端行为人或其所依托单位的精神性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能够增加行为人的违法经济成本以及限制其从事相关活动的权利和资格的处罚形式，例如警告、通报批评、罚款和限制或剥夺从事科研活动或教育活动的资格。对在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方面大致相当的应给予行政处罚的科研不端行为，不论实施者是科研不端行为人，还是其所依托单位，也不论行为人是科技奖项的推荐者，还是科技奖项的申请者，均应给予行政处罚。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前述《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规定的针对科研不端行为人和科技奖项推荐者的通报批评的处罚形式也应扩及于科研不端行为人所依托单位和科技奖项申请者，包括外国组织和个人。当然，整体而言，科研不端行为人或其所依托单位违反科技行政法义务的责任究竟是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或行为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尚需有关的立法在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方面进行细化，有关罚款的数额、行为罚的期限与违法情节、获取非法利益等方面的关系还需要制定专门规章予以明确。

注 释：

① 参见《河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第33条。

参考文献：

〔1〕 倪正茂. 科技法学导论〔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2〕 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3〕 杨建顺.正确理解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的关系〔N〕.中国医药报，2005-06-04.

〔4〕 胡建淼.“其他行政处罚”若干问题研究〔J〕.法学研究，2005，（1）.

〔5〕 李孝猛.行政取缔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奖励与惩罚条例篇4

Abstract： Through pigs′ payoffs model building and improvement， aiming at the phenomena of free rid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rgeted measures for college talent incentive mechanism are put forward. The specific way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 is illuminated through an example，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college talent incentive policy.

关键词：智猪博弈；搭便车；人才激励；鲶鱼效应

Key words： pigs′ payoffs；free rider；talent incentive；catfish effect

中图分类号：F2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0-0210-02

1 智猪博弈的模型构建及模型改进

1.1 模型构建

“智猪博弈” （Pigs’ payoffs）是博弈论经济学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由约翰・纳什（JohnFNash）于1950年提出。假设猪圈里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头有猪食槽，另一头安装着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按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是按按钮就会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那么，在两头猪都有智慧的前提下，即默认大小猪为理性经济人的情况下，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答案是：小猪选择等待（搭便车），大猪去按按钮（劳动）。原因很简单：在大猪选择按按钮的前提下，小猪选择等待的话，在大猪返回食槽之前，小猪可得到4个单位的纯收益，大猪到达之后只能得到剩下的6个单位，而按按钮耗费2个单位，实得4个单位；而大猪和小猪同时按按钮的话，则它们同时到达食槽，分别得到7个单位和3个单位的收益（各扣除2单位成本），即得到5个单位和1个单位纯收益；如果大猪等待，小猪按按钮的话，小猪在返回到达食槽之前，大猪已吃了9个单位，小猪只能吃到剩下的1个单位，按按钮耗费2个单位成本，则小猪将入不敷出，纯收益为-1；如果大猪、小猪都选择等待的话，那么大猪、小猪的收益均为零。智猪博弈的报酬矩阵如模型一所示（见图1）。通过报酬矩阵，可以清晰地看到，小猪将选择“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原因何在？因为，小猪按按钮将一无所获，不按反而能吃上食物。对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否按按钮，不按总是好的选择。反观大猪，明知小猪是不会去按按钮的，自己亲自去按按钮总比不按强，所以只好亲力亲为。

1.2 改进模型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最后的博弈结果是大猪去按按钮（劳动），小猪选择等待（搭便车）。无论是从公平的角度还是结果的角度出发，都有悖于游戏设计者的初衷，因此需要对原有模型进行改进。

改变方案一：单纯惩罚方案。假设对等待者做出扣除5个单位成本的惩罚，则该博弈的报酬矩阵变为模型二（见表2）。此时大猪小猪都会做出最优选择――按按钮，最后策略选择演变为大猪按，小猪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加大惩罚力度，迫使大猪小猪不得不去按按钮，从而避免了小猪搭便车的现象，使得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该方案起初能达到较好效果，但好景不长，毕竟以惩罚为主，成员迫于外在压力而工作，工作效率不高，工作热情不足，因此组织资源还未达到优化配置，仍需改进。

改变方案二：单纯奖励方案。假设对按按钮者奖励5个单位的食物，则该博弈的报酬矩阵变为模型三（见图3）。四种情况中，最差的结果是大猪等待，小猪等待，其他三种策略结果使得大猪小猪都有利益可得，只是多少的问题，不管是谁，一次也不会把食物都吃完。所以对于大猪小猪而言，按不按按钮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绝大多数情况自己都有食物吃，因而也就丧失了按按钮的积极性。另外，该方案的初衷是想奖励按按钮者，保护和鼓励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结果却事与愿违，不但没有起到鼓励作用，反而增加了组织的成本，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得不偿失。因此该方案也不合理，该模型仍需改进。

改变方案三：奖惩并重方案。假设对按按钮奖励5个单位食物，不按惩罚5个单位，则该博弈的报酬矩阵变为模型四（见图4）。对于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按还是等待，小猪都会选择按。对于大猪而言，无论小猪作何选择，大猪都会选择按。均衡策略为大猪按，小猪按。该方案实行奖惩并重的措施，既鼓励先进，也惩罚落后，既达到了调动了成员积极性的目的，又使组织资源得到了最优配置，成本不高，收益最大。这是目前为止的最优方案。当然，也可对该方案更加细化和完善，对大猪小猪采取不同程度的奖惩措施，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比如对大猪，按按钮奖励5个单位，等待惩罚5个单位，对小猪，按按钮奖励3个单位，等待惩罚3个单位。

2 高校人才激励机制对策分析

当前，智猪博弈现象在高校普遍存在，比如，处于同一专业技术职务的两位老师，要么都是讲师或者要么都是助教，一位老师（大猪）教学认真负责，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可与喜爱，另一位老师（小猪）教学敷衍了事，学生都不喜欢，由于属于同一级别，两位老师拿着同样多的工资奖金，享受着同样的福利待遇。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了杜绝这种“搭便车”现象，根据智猪博弈模型及改进方案的分析，针对高校这个特殊环境，提出以下几种人才激励措施。

2.1 实行多劳多得原则，调动教职工工作积极性

根据不同教职工的工作性质与工作内容，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额外完成其他工作任务，按照相应的薪资标准进行奖励。以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专任教师在完成每学期160基本课时的教学任务的前提下，还完成了一定的超额课时，则按照学校相应的薪酬标准给予发放超课时津贴作为奖励，以此来调动专任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2.2 实行奖惩并重原则，公平公开公正合理

高校人才激励机制实行奖惩并重的原则，明确奖励为主，惩罚为辅。要加强正面引导，不断强化正向行为，充分激发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当然，有奖励也要有惩罚，但是惩罚不是目的，不是主流，而是手段。以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专任教师的教学工作量为每学期160个课时，如果没有达标，就有相应比例的奖金扣发作为惩罚。这个惩罚其实就在告诫专任教师应该完成相应工作量的教学任务。对于学校，每位教职工都有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人才激励机制及程序应公平公开公正合理，该校对照相关政策措施，对岗位微调及职称评聘工作做好公示工作，保证公开透明公正合理，使广大教职工都感到比较满意。

2.3 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增强内部活力

所谓“鲶鱼效应”就是挪威人想方设法的让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的一种方法，即在装满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了一条以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鲶鱼进入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便四处游动。沙丁鱼见了鲶鱼十分紧张，加速游动，从而避免了其死亡。在高校相对稳定的大环境里，长此以往，容易形成毫无生机、死气沉沉的氛围，因而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就像放进几条“鲶鱼”，可以增强其内部活力。该校每年都会引进博士研究生或重点专业领域如铁路行业的专家作为高层次人才储备，这样可以既激发其他教职工的工作热情，在专业知识上向高层次人才学习请教，又可以促使教职工不断学习深造进步，这样我校的人才储备不仅内部增强了活力，而且还实现了整体水平的稳步上升。

2.4 学习借鉴成功经验，形成有特色的人才激励机制

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多注重实效性、创新性，竞争更加激烈，高校则以育人为目的，企业很多优秀体制并不能照搬照抄，必须结合实际加以改造和创新，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比如企业根据团队绩效测评结果对团队实行薪酬奖励，以及团队再根据个人绩效测评结果对团队薪酬在团队内部成员进行二次分配，以提高团队的整体积极性。

3 实例说明

该校年度考核管理规定很好地诠释了奖惩并重的做法。以该校为例，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工作人员，从下一年起增加一级薪级工资，劳动合同制工作人员执行该校相关文件规定增加基本工资的5%；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的，学院给予一次性奖励，纳入绩效工资额度内执行。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优秀等级的，具有优先推荐晋升职务的资格。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的工作人员，其薪级工资不予晋升，岗位绩效津贴按照学院有关规定降等发放；根据不同情况予以降职、调整工作、低聘、缓聘和解聘等。

以劳动合同制老师为例，其基本工资为3000元，由于年度考核为优秀，下一年起每月增加基本工资的5%即150元。除此之外，学校还给予其一次性奖励发放。若老师年度考核为不合格，根据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程度地降等次发放，如下一年起扣发基本工资的3%，即每月扣发90元。以奖惩并重的原则，奖励为主，惩罚为辅，既能有效地避免“搭便车”的现象，又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由此可见，实行奖惩并重的做法，不断强化正向行为，有助于学校形成科学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智猪博弈的模型构建与模型改进，结合高校特殊情况，有针对性提出了高校人才激励机制对策，并用实例阐明了奖惩并重的具体做法，希望能为高校人才激励策略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以此推动高校的稳定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陈永宇.“智猪博弈”模型改进与团队激励策略研究[J].人才开发，2009（6）：19-21.

[2]孙训爽.浅论生活中的智猪博弈[J].科教文汇，2011（11）：202-203.

奖励与惩罚条例篇5

一、明确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是学生学习奋斗的方向，对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并不是什么样的学习目标都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倘若制定的学习目标不科学、不合理，反而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动机。因此，在开展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要为学生制定一个明确、具体、切合实际的学习目标。例如，在确定历史学习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分层教学的理念，针对不同的学生制定具有层次性的学习目标，这样，就使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能够拥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学习目标，从而有效引起和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

二、注重历史教学的趣味性

兴趣是学生学习动机中最为重要的成分，要想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各种辅助手段来增加历史教学的趣味性，比如把历史教学同一些歌曲、游戏、多媒体工具等相结合，使得历史知识不再那么硬邦邦，而更具趣味性。例如，我在给学生讲到必修二《发达的古代农业》时，就给学生播放了一段黄梅戏《天仙配》，通过《天仙配》中的歌词描述来总结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产生条件等内容。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使得学生在玩乐中不知不觉就进入学习状态，掌握了一定的知识。这种轻松有趣的学习方式使得学生不再把学习活动视为任务，反而把它当成一种乐趣，这种情况下，学习动机自然会有所加强。

三、利用合理的奖惩措施强化学习动机

维持学习动机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强化学习动机，而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强化学习动机的方式就是适当地进行奖惩。当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表现良好，教师就可以采取适当的奖励措施，以使学生这种良好的学习表现能够再次出现。而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不佳时，教师也可以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努力让学生做到不再犯。无论是奖励还是惩罚措施，教师在实施的时候都要注意把握一定的分寸，讲求一定的技巧。在实施奖励措施的时候，教师要尽可能地结合学生的自身特征，采取多样化的奖励方式，如口头表扬、物质奖励、以赏代罚等，这种灵活的奖励方式可以使奖励行为更具针对性，从而有效提升奖励的效果。除此以外，奖励也要适度。在我的班级中有一些学生家长承诺孩子，只要他考试分数达到了要求，就会给他各种各样的奖励。刚开始，这种奖励对于激发孩子的学习动机很有效，但是时间一长，这种奖励就变了味：很多孩子在拿到奖品以后，学习的动机和兴趣很快就消失了，而家长只能不停地对孩子进行奖励，一旦停下，孩子的学习动机就会一落千丈，从而陷入一个不良循环的状态。这种奖励方式显然不利于学习动机的激发和维持。在进行惩罚的时候，教师也要把握适度的原则，要时刻明确惩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并且所采取的惩罚措施不能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而是能够使得惩罚发挥积极的正向功能。事实上，在任何教学中，奖励的效果往往要比惩罚的效果更为理想，因此大部分情况下教师还是要以鼓励性的奖励措施为主。例如，我在给学生讲中国近代史部分中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时就引导学生通过讨论、探究等方式对其进行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一些学生的观点显然不够科学，甚至有些荒唐，但是我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惩罚措施，相反，对于他们这种敢于打破常规的思考方式还给予了一定的鼓励，然后再结合具体史实和科学的方法帮助学生指出其观点中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从而使学生能够更加虚心地接受。通过这种激励方式，可以使学生的学习动机得到明显的强化。

奖励与惩罚条例篇6

一、要明确奖惩使用的范围

奖惩对孩子的发展具有激励作用，因此，父母在对孩子进行奖惩之前，首先要明确孩子的哪些行为是应该奖惩的，哪些是不该奖惩的，这样，才能给予孩子适当的奖惩，取得预期的教育效果。

教育中的惩罚现象应该伴随着违犯道德规范的行为而出现的。即当孩子违犯道德规范，在道德方面出错时才可以采用惩罚，而不应因学习成绩差而惩罚孩子──因为惩罚不仅不能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而且还会使得孩子对相关的学习心存恐惧，并最终对相关的学习失去信心。

孩子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时才给予惩罚。对孩子因缺乏某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而首次犯某方面的错误时，不要惩罚孩子；否则，这将会使孩子终日处于不安之中──他们总是担心犯错误和犯错误后被惩罚，进而变得胆小、懦弱、无主见，凡事都不敢去尝试，凡事都要征求成人的意见才敢去行动，这将会成为孩子发展的一个大障碍。

孩子已经认识到所犯错误的错误所在，并有悔改的意愿，成人就不应该再惩罚孩子。因为惩罚的目的是要使孩子知错、改错。

孩子因探索欲望驱使而损坏物品，不应受到惩罚，否则，会使孩子因此而逐渐失去了探索求知的欲望，不利于培养孩子的探索精神，更不利于孩子从探索过程中获得经验，获得发展。

好心做坏事不能惩罚。惩罚孩子要考虑动机，不能光看结果，由于能力和经验的限制，孩子常会“好心”办“坏事”，如，孩子想“自己的事自己干”，自己倒水喝，水倒多了溢了出来。这时家长就不能批评，否则，将会挫伤孩子做事的积极性。

对孩子表现出来的一些心理行为问题，如吮手指、吃衣角、咬嘴唇、咬指甲、拔头发、发脾气、强迫行为、恋物行为、性行为等，不能采用简单的惩罚手段来处理，因为孩子出现这些行为的根本原因是内心紧张和不安，惩罚不能解决他们内心的紧张和不安的问题，相反还会加重其内心的紧张和不安，进而使得类似的行为发生的频率会进一步的提高，使相关的问题行为变得更加严重。

孩子完成了对他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时，应该给予表扬奖励──这样，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进取心和自信心。

孩子以独特而有效的方式完成任务时，应该给予表扬奖励──这样，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性。

孩子表现出了我们所渴望的行为、态度和良好的习惯时，应该给予表扬奖励──这样，有利于培养孩子的相应的行为习惯。

不要用事先许诺的奖励来激励孩子。有的教师有时为了让孩子听从要求往往会采用事先许诺的奖励来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如，“你先别闹了，你不闹的话，妈妈就给你一块糖。”“你帮妈妈擦桌子，等一下妈妈给你10元钱。”“不要再把洗澡水倒在地板上，听话，过会儿吃了晚饭后，我给你吃冰淇淋。”等等，家长的这些许诺确实可能会在一时一事上发挥积极作用，孩子在得到家长的许诺后，确实出现某些好的行为；但是这种事先许诺式的表扬奖励，如果用多了，其不良后果也是十分明显的，它会使得孩子变得非常功利，使孩子在采取行动之前，只计较自己是否得利，或利大还是利小，使得孩子养成斤斤计较、见利忘义、自私自利等浓厚的功利主义意识和品质，使其难以认识到自己对待事情应负的责任，以及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意义，这就使得其今后很难与人共事、共处。

当孩子出于内在的兴趣或进取心而表现出好的行为时,家长如果给予孩子过多的表扬奖励,反而会削弱孩子的兴趣和上进心。比如,孩子自己非常喜欢画画,他并不需要家长的表扬和物质奖励,而只要获得认可就足够了。如果孩子画出很美的画,家长只要关注一下就行了,但如果家长说：“宝贝,你真棒！等一下我给你朱克力吃！”这样的强化多了,反而会使孩子去画画的兴趣逐渐减弱,甚至会使孩子出现厌烦心理。

二、以表扬奖励为主，批评惩罚为辅

心理学研究表明：表扬奖励与批评惩罚的比例最好控制在3:1。如果远远超过了这一比例，那么，你的表扬或许已不太真诚或者就有点夸大其辞的成分；如果低于这一比例，那么，你就可能是个过于挑剔的父母，这将令孩子情绪长期不安，进而会破坏孩子的自然成长，使其成为神经质、怯懦，或者不诚实，甚至还可能学会用粗暴的态度对待他人。

父母要多看到孩子的优点，要多看到孩子的进步，要多给孩子以肯定式的评价，要鼓励孩子把自己的优点发扬光大，这样有利于孩子不断地进步，而不要总是盯着孩子的缺点不放，更不要认为只有孩子把所有的缺点改正完了才是好孩子，有缺点的孩子也可以是好孩子，真正没有缺点的孩子是不存在的。

三、奖励惩罚，要让孩子有相应的“感觉”

奖励，要让孩子感觉到“甜”的滋味；惩罚，要让孩子感觉到“痛”的滋味。只有这样，奖惩才能触及孩子的内心，才能对孩子的发展有意义。

如，小牛每次生妈妈的气时，都会或打、或踢、或咬妈妈。这时妈妈总题告诉他：妈妈被他打得好痛，所以不可以再打妈妈了。可是，这个方法对小牛没有产生任何改善作用。后来她听了一位专家的建议，改变了应付的态度。当小牛打妈妈时，妈妈很轻松地说：“你要和妈妈玩打架游戏是不是？”然后，妈妈趁机打一打小牛，不要太用力，但要比小牛打的力量大一些，是真的打。结果小牛受激怒再回打妈妈，妈妈还是同样做法，只是第二次稍稍用力。妈妈再继续和小牛玩游戏，结果，小牛很快就没有兴趣打了。此后，小牛不再打妈妈。

又如，孩子不好好吃饭，父母可以由他去，只要让孩子多几次在下一餐到来之前尝一尝由于不好好吃饭而挨饿的“痛”，孩子以后到吃饭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好好吃饭。

再如，孩子玩水，你可以悄悄将总水龙头关掉，当孩子要用水时发现没水了，你可以说：因为你刚才玩水浪费得太多，孩子经过没有水用的难受后，下次就知道玩水不是件好事。

很多时候，对孩子讲再多的道理都是没有教育意义的，只有让孩子从自己的不良行为中获得了“痛”的感受，其相应的认识才会真正到位，其改正不良行为才会有内在的动力。

同理，奖励也要研究孩子的需要，奖品或奖励的形式是孩子比较想要或比较喜欢的，这样的奖励才会对孩子具有激励作用。

四、奖惩不宜过多，过滥

过多的惩罚，会使孩子自卑；过滥的惩罚，会让孩子对批评惩罚产生“免疫力”，而使批评惩罚失去其应有的教育效果。过多的奖励，会让孩子变得对奖励“上瘾”──对自己所做的任何琐事都期望得到表扬，或者会使孩子对奖励产生依赖心理──有表扬奖励的就去做，没有奖励的，应该去做的也不去做，过度的奖励还会减弱活动本身对孩子的吸引力，同时还会泯灭孩子的自我激励能力和创造能力。

另外，心理学研究还表明，过多奖励和惩罚，会使孩子形成在别人的评估下学习生活的习惯，久而久之会使孩子缺乏主见，善于察言观色，过于注意他人的评价。而一个人总是为了别人看法而学习生活是很痛苦的，为了迎合别人的看法，不得不伪装自己，隐瞒自己的观点，甚至失去是非观念，失去个性和自信。

奖励与惩罚条例篇7

一、劳资关系存在的问题

目前用人单位处分劳动者的合宪性、合法性、人道性、合理性以及科学性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问题，作为两个利益并不完全重叠甚至相对对立的利益范畴，实务中的不规范现象亟待解决，这是我国各种使用劳动力的经济实体所面临的共同的人力资源的管理难题。

1、处罚的范围存在的问题。在我国的各类企业中，企业对员工实施罚款司空见惯。

2、处罚的依据存在的问题。《企业职工奖励条例》、《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若干问题的解答意见》、《全民所有制公司职工管理规定》、《关于贯彻执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实施办法》以及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有关条款解释的复函作为企业处罚劳动者的依据，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其不适应性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3、处罚合理性存在的问题。《奖惩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对职工的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开除。在给予上述行政处分的同时，可以给予一次性罚款。但是没有严格的实施界限，企业自由裁量的范围较大，有的企业只是选择性的将这些惩罚措施变通使用，甚至有的企业与行政处罚法中的人身罚，行为罚、申诫罚、经济罚的处罚方式混同，这些模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内部处分条例有着明显的行政痕迹，且各企业中普遍存在奖惩不对称的问题。

4、处罚的程序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劳动法》第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但总的来看，我国劳动法律对用人单位如何“依法”制定内部规章制度规定的较为简略，对于内部规章制度的调整缺乏一整套的法律规范，如应遵循哪些原则、应包括哪些内容、如何保证法定程序得到遵守、违法责任等问题，我国目前的劳动立法都存在着空白。

5、惩罚的救济存在的问题。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因此劳动者只能通过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获得生活的条件。而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其不存在谋生的问题，而存在获利与否的问题。

6、处罚的主体存在的问题。劳动者实施处罚的主体，是指法律规定有权设定处罚规章以及执行处罚的主体或部门。

二、缩小处罚范围

首先，因为经济惩罚手段一方面会对员工心理造成冲击，一方面企业和劳动者对当时情景是很难进行举证的，在这种劳资纠纷中，事实很难澄清，容易引起劳资矛盾。其次，本文前面已经分析了企业员工管理处罚系统的具有可替代性的。再次，应当立即让罚款和经济性处罚淡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处罚的范畴，严禁侮辱歧视性的处罚手段。我国劳动法应当明确禁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采取罚款和经济性处罚措施。最后，应当吸收行政处罚法的处罚原理禁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同一个错误行为进行两次处罚，并规定雇员错误免除处罚的期限。

三、再造对劳动者处罚的流程

逐步取消或者集中收回处罚劳动者的权力战略。首先应改变对劳资矛盾乐观和放纵的态度，贯彻《劳动法》不利于企业发展和生存的想法。有的片面认为《劳动法》只替工人说话不顾企业利益。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存在仅考虑企业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以及个人的政绩的问题，将劳资关系事实上交给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制约以及依赖于企业主的自律，事实上这是非常不可靠的。

四、开发处罚手段的替代性管理工具

奖励与惩罚条例篇8

一、导游人员的定义及分类

（一）导游的定义

导游是导游服务和导游人员的总称，导游服务是指导游为游客引路并作讲解，帮助游客进行参观游览所提供的接待工作;导游人员指为旅游者在旅行游览中提供向导、讲解服务和生活服务的专门人员。

（二）导游人员的定义

导游人员是指依照《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导游证，接受旅行社委派，为旅游者提供向导、讲解及相关旅游服务的人员。

（三）导游人员的分类

按业务范围划分：出境旅游领队（海外领队）、全程陪同导游人员（全陪）、地方陪同导游人员（地陪）、景点景区陪同导游人员（讲解员）;按职业性质划分：专职导游人员，兼职导游人员，自由职业导游人员;按导游使用的语言划分：中文导游人员，外语导游人员，按技术等级划分：初级导游人员、中级导游人员、高级导游人员、特级导游人员。

二、海南省导游人员的发展现状

随着海南省旅游业的日益发展，海南省导游人员的队伍也逐步壮大，对导游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导游人员的管理制度不合理

1.导游人员缺乏合理的奖惩制度。从法律上来讲，目前在海南的奖惩制度不够合理，在海南政府颁布的各项法律中，包括2011年颁布的《海南经济特区导游人员管理条例》中的惩罚条款远多于奖励条款，并且惩罚条款有明确规定的罚款金额，奖励条款只是模糊带过，从实际情况来讲，旅行社对导游人员的奖惩制度也不尽人意，大部分旅行社对激励手段更偏重惩罚，如团费垫付，扣除风险押金，被游客投诉之后还会相应的扣除部分工资等。这种单一的激励手段，不仅达不到激励效果，反而会给导游人员带来消极情绪，使其工作没有积极性，服务质量上不去。

2.导游人员的薪酬制度不合理。海南省导游人员的薪酬来源于基本工资、提成、小费（带国内团基本没有）和带团津贴。基本工资是由旅行社支付的，也是只有专职人员才有的，据海南省政府2000年颁布的《关于导游劳动报酬福利保障及服务中介费暂行办法》中规定，海南省导游人员的基本工资每月不得低于350元，一些规模大，有名气的旅行社也会给到1 000元左右。带团津贴一般在200元左右，提成就是带游客购物、游玩所拿的回扣，也就是“灰色收入”，而提成占了导游薪酬的绝大部分。

3.导游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目前，海南有许多导游人员（自由职业导游人员），他们与旅行社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固定工资，没有医疗保险，只有带团才有收入，他们称自己为“三无人员”，即无基本工资，无医疗保险，无法律保障。而专职导游人员虽然与旅行签订劳动合同，但只是表面形式，导游人员的医疗保险都是自己支付的，旅行社只是代缴。

（二）导游人员要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在一些人看来，导游人员可以一边游览风景名胜，一边获得收入，是一份轻松赚钱的工作，但实际不然，导游人员需要有丰富的知识面，独立的应变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这是一项思想性很强的工作。在提到导游人员时，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宰客”“提成”“欺客”，而忽略他们付出的辛苦劳动，所以在网络或媒体上导游人员时常以负面形象出现，严重影响了导游人员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最终使得导游人员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三）导游人员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在我国有很多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旅行社管理条例》中的条款来保护旅游者的消费权益，但很少有专门保护导游人员人身安全的法律法规。在旅游大巴上，游客都坐在位置上，导游在却站在副驾驶位置上，也是汽车里最容易受伤的地方为游客讲解。

三、海南省导游人员的发展对策

（一）完善导游人员的管理制度

1.建立完善的导游人员奖励制度。在管理学中奖惩制度是管理者激励员工的一种重要手段，根据员工的表现和绩效对其进行奖励和惩罚，达到激励员工的效果。导游人员乃旅行社里的一员，同样奖惩制度对提高导游人员的积极性也十分重要。因此在旅行活动后未被投诉的，导游人员可以适当得到一部分奖励。此外，对于全年带团创收的导游人员，旅行社或政府可以给其发放年金，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导游人员，采取情感激励、奖励激励、工作激励来激发导游人员的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和游客的满意度。

2.完善导游人员的薪酬制度。我国旅游管理部门规定导游人员在带团前无需向旅行社垫付团费和“人头费”，并且明确列出导游人员的工资组成，包括基本工资、回扣、带团费以及相应的罚款金额。同时提倡游客给导游人员小费，可根据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制定小费标准，而导游人员获得的小费无需上缴旅行社。

3.完善导游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劳动部门把导游人员列入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员范围内，在导游人员在岗时，有权享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导游就业、劳动保障等相应的保障制度。导游人员在带团过程中受伤可以依法得到旅行社、政府和导游相关部门的补偿，导游人员在退休、患病、生育、结婚时，政府和旅行社相关部门应给予一定补助，特别是在生育、结婚时应和其他职业员工一样享受带薪休假。政府、人事部可以在导游评职称和人员流动时提供一定保障，使其终身都能得到政府关照，增强导游人员的归宿感和幸福感。只有完善导游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导游人员的队伍才能日益壮大，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二）树立良好的导游人员形象，加强对导游人员的监管

旅行社和旅游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网络媒体报道一些优秀的导游人员模范，优秀导游人员表彰活动等，在除大力宣传导游人员的正面形象外，向各地区、乡镇普及旅游知识，导游服务规范，旅游信息，开展有关非导游人员模拟带团活动，让广大群众都参与进来，体验导游人员的艰辛与不易，进而使游客主动意识到要尊重导游人员，认可导游人员，逐步让游客接纳导游人员收取小费。在游客旅游之前，对游客们进行相关教育，引导游客理性消费，合理旅游。在树立正面形象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导游人员的监管，双管齐下，以达到预期效果。

（三）为导游人员打造安全的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