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范文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1

关键词：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276－03

土地整理是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土地整理不仅有着显著的经济效益，更有其特有的相应的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农用地整理。

一、土地整理综合效益的内涵

土地整理综合效益是指土地整理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综合，这三者效益是互相影响、相互依存、彼此相关的。经济效益是指投资行为主体或其他经济行为主体通过对待整理土地进行资金、劳动、技术等的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衡量土地开发整理投资收益的重要指标。社会效益是指土地整理实施后，对社会环境系统的影响及其产生的宏观社会效应。社会效益是衡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生态效益是指土地整理投资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影响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从而使得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和质量产生直接和间接的生态效应。生态效益是衡量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指标。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指标选取原则，结合数据资料的可得性，建立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是土地整理综合效益，准则层是经济效益（B1）、社会效益（B2）、生态效益（B3），指标层为12个指标。具体如图1所示。

（二）指标描述

1.静态投资收益率（C1）：净收益/总投资×100%

2.农业总产值增加率（C2）：（整理后的农业总产值-整理前的农业总产值）/整理前的农业总产值×100%

3.农地单产增加率（C3）：（整理后每公顷土地的单产-整理前每公顷土地的单产）/整理前每公顷土地单产×100%

4.土地利用率增加值（C4）：整理后的土地利用率-整理前的土地利用率

5.道路长度增加率（C5）：（整理后的道路总长度-整理前的道路总长度）/整理前的道路总长度×100%

6.人均耕地面积增加率（C6）：（整理后的人均耕地面积-整理前的人均耕地面积）/整理前的人均耕地面积×100%

7.群众支持率（C7）：项目区支持土地整理的人口数/项目区总人口数×100%

8.新增耕地率（C8）：新增耕地面积/项目区总面积×100%

9.林草覆盖率（C9）：林草地面积/项目区土地总面积×100%

10.灌溉水利用系数增加值（C10）：（整理后灌溉水利用系数-整理前灌溉水利用系数）×100%

11.土地垦殖率（C11）：耕地面积/项目区总面积×100%

12.绿色植被覆盖率增加值（C12）：（整理后农作物、林地、草地总面积-整理前农作物、林地、草地总面积）/项目区土地总面积×100%

三、评价方法及过程

本文根据项目区的实际情况，先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进行权重的计算，将复杂的系统层次化、简单化；再根据模糊数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指标进行计算，得出评价结果。将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判法优化结合，能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一）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将专家经验和数学定量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层次分析法，根据指标的相互重要性构造比较矩阵，通过矩阵计算得到各层次因素、因子的权重。判断同层因素权数分配是否合理，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CR，采用CR=CI/RI，式中CI=（λmax-n）/（n-1），为判断矩阵一致性指标，CI的值越小就表明判断矩阵接近于完全一致性，λmax为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不同维数比较矩阵的随机性指标也不同（见表1）。

（二）评价指标参考标准的确定

本文的整理效益评价是基于项目实施后指标值的对比进行的，通过和本地区已完成的其他土地整理项目相关指标的对比和取舍，作为参照标准，并且作为专家打分依据（见表2）。

（三）专家对土地整理效益做模糊评价

本文将评价指标参照标准设定为优、良、中、差、劣5个等级来评判土地整理的效果。笔者邀请了7位土地整理方面的专家根据整理后的实际效果，结合经验，对项目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指标进行评判。

（四）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模型

1.建立评价因素集（即指标集）U={u1，u2，…，un}；

2.将评语建立评价语集V={v1，v2，…，vn}={优，良，中，差，劣}

3.确定指标权重，建立权重集合A={a1，a2，…，an}，它是U上的模糊子集，反映各指标的重要程度，其中ai为第i个评价指标对应的权重，且■a■＝1，a■≥0，ai≥0。

4.构建评价矩阵（隶属度矩阵）

假设对第i个评价因素Ui进行单因素评价，得到一个相对于Vj的迷糊向量Ri={vi1，vi2，…，vin}（i=1，2，…N），rij是相对于第i个评价因素ui给予vj评语的隶属度（j=1，2，…n），且0

R＝R■R■R■＝r■ r■ … r■r■ r■ … r■r■ r■ … r■

对矩阵A和R作模糊矩阵乘法得：B=A*R，再利用M（∧，∨）算子，得出评价值。最后将评判结果根据阶梯结构逐级向上汇总，从而得出整个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结论。

四、实证研究

（一）项目区概况

项目区位于阜康市水磨沟乡柳城子西村，地理坐标位于东经87°51′10″―87°54′01″，北纬45°16′01″―45°18′09″。总体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气候属温带大陆型干旱气候，降雨量少，蒸发量大。年平均气温6.6℃。项目区除了现有部分未利用地植被以荒草为主外，其他耕地区域多数已种植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以及苜蓿等牧草品种。周边道路防护林以及其他林地所种植的树种主要为新疆杨。

全乡总人口3 472人，其中牧民人口2 099人，有哈萨克、汉、回、维吾尔4个民族；全乡工农业总产值17 189万元，农牧民人均收入4 480元，主导产业畜牧业产值2 340万元，种植业360万元，二三产业12 615万元；另外，该乡还有煤矿、砂石厂等企业。

（二）项目区综合效益评价

1.计算指标权重

根据专家意见，结合各指标在土地整理综合效益中所起到的作用大小，构造出指标间相对重要性比较判断矩阵。

（1）构造判断矩阵

土地整理综合效益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表3）：

λmax=3.009，Ai=[0.540，0.297，0.163]，CI=0.005，RI=0.580，随机一致性指标CR=0.009

土地整理经济效益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表4）：

λmax=4.041，Ai=[0.406，0.194，0.306，0.094]，CI=0.014，RI=0.900，随机一致性指标CR=0.016

土地整理社会效益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表5）：

λmax=4.060，Ai=[0.232，0.138，0.138，0.492]，CI=0.020，RI=0.900，随机一致性指标CR=0.002

土地整理生态效益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表6）：

λmax=4.000，Ai=[0.333，0.333，0.167，0.167]，CI=0.000，RI=0.900，随机一致性指标CR=0.000

（2）一致性检验

根据比较矩阵计算出各层次各因子权重：经济效益是0.540，社会效益是0.297，生态效益是0.163，为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一致性，进行一致性检验，代入公式CI=（λmax-n）/（n-1），判断矩阵λmax的最大特征根分别为3.009，4.041，4.060，4.000；判断矩阵一次性指标CI分别为0.005，0.014，0.020，0，。随机一致性指标CR=CI/RI

（3）计算指标的综合权重（见表7）：

2.专家组对单项效益和综合效益的模糊评价

按照参照标准设定为优、良、中、差、劣5个等级来评判土地整理的效果，7位专家根据整理后的实际效果，对项目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指标进行评判。评价结果见表8。

3.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应用

（1）经济效益的模糊评判

经济效益中各个指标的权重为A1=（0.406，0.194，0.306，0.094），由表8可知，专家对经济效益四个指标的单因素评判所得出的模糊矩阵是：

R1＝0 0.570.29 0.14 00.140.71014000.140.570.29 0 00.860.140 0 0

A1=（0.406，0.194，0.306，0.094）

B1=（0.14，0.406，0.29，0.14，0）

根据最大隶属度的原则得出，该土地整理项目经济效益的评价值为0.406，对应评语集为“良”。

（2）社会效益的模糊评判

社会效益中各个指标的权重为A2=（0.232，0.138，0.138，

0.492），由表8可知，专家对社会效益四个指标的单因素评判所得出的模糊矩阵是：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2

关键词：著作权

论文正文：

著作权使用效率标准探析

一、问题的界定

一般认为，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确立了著作权法律体系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其中规定了在十二种情形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并且可以不向其支付报酬。这一合理使用制度被作为对著作权人权利的限制范围而存在，在实践中作为作品使用者免责的法律依据被广泛运用。但是，这种列举式的成文法规定在客观上无法涵盖社会生活丰富的具象，难以囊括现实中出现的所有合理使用作品的情形，于是出现了许多鲜活事例无法简单套用这一条文来判断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范畴，引发诸多争议②。加之条文本身使用了尚需解释的含糊措辞如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适当引用、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少量复制、合理范围内使用等@这就更加使得这一看上去精致的法律条文实际上充满需要填补的缝隙。

因此，如果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遇到一些无法通过非此即彼的方式来确定是否符合合理使用的案例，也就是所谓的疑难案件时，该根据什么标准进行判断?基于法的稳定性与恒常性要求，在不同的案件中所采取的判断标准应保持一致，以便著作权司法领域中建立起稳定的预期。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为：判断某种作品使用行为是否归属合理使用范畴的规范性(normative)@标准是什么?本文从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提出了将效率(efficiency)作为判断某一作品使用行为是否归属合理使用的标准，即通过观察待定的作品使用行为是否符合特定的效率标准来进行判断，如果符合则属于合理使用，反之则不属于。下文首先分析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由于知识特质所决定的特殊效率形态，这是确立效率标准的前提。接着指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效率理由，这是确立效率标准的主要依据。最后对整体的论证思路进行再次理清与强调作为结语。

二、知识特质所决定的效率形态

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主要指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立基于经济学是分析一系列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经济学对于法律问题研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可以预测法律制裁对相关行为所产生影响的科学理论;第二，经济学提出了一整套评估法律的行之有效的规范性标准@。本文所关注的主题集中在第二个方面，即经济学为判断著作权合理使用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规范性标准，这一规范性标准就是效率。那么，什么是效率?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是知识产权领域中的效率?

(一)效率的不同形态

效率作为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概念之一④，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意义：

第一是生产效率(ProductiveEfficiency);

第二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前者指在生产过程中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后者指一种资源的配置状态，即对相较于人们无限欲求来说客观上必然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充分利用的状态，这种效率在经济学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帕累托效率可以细分为三种@：帕累托最优效率(ParetoOptimalityEfficiency);帕累托更优效率(ParetoSuperiorityEfficiency);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Efficiency)。

帕累托最优效率意指在这种资源配置状态下，不可能在不损害他人效用的前提下增加某人的效用，即在这种状态下任何变动都将以他人效用的损失为代价促进某人的效用;帕累托更优效率意指如果从某种资源配置状态变化到另一种资源配置状态时，至少有一人的效用因此增加并且没有任何人的效用因此而减少，那么后种状态相对于前种状态来说就具有帕累托更优效率，这种变化过程也称为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意指从某种资源配置状态转变为另一种资源配置状态时，在这种转变中如果受益人所增加的效用能够弥补受损人所减少的效用，那么这种改进就是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状态。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效用弥补不需要实际进行，只要在理论上足以弥补即可，因此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也被称为潜在的帕累托更优效率。

帕累托最优效率是对资源配置状态的静态描述，它体现了一种极限以至于实际上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更优效率是对资源配置状态的动态描述，它暗喻着所有相关人的一致同意，这就使得其实现条件在利益交织、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显得过于苛刻，适用的可能性很小。于是，最常使用并且也是最具现实可行性的效率主要指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这种意义上的效率实际上意味着资源配置所产生的个体效用加总的最大化。从上述对效率不同形态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效率主要针对如何最大化利用有限的资源而言，着眼点在于社会整体福利(粗略的可以视为社会中个体效用加总)的最大化。

(二)效率在知识领域中的特殊形态

不过以上仅是对效率的一般性描述，在将效率引入法律领域中应注意：效率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与形态的概念，在相异语境中效率具体指向会有所不同，需要根据领域的不同进一步明确效率的特殊内涵，这是将效率标准运用于著作权法律分析的前提。著作权是关于知识的财产权，知识从本质上说是人们可加以利用的一种资源，这就决定了知识与效率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

那么，什么才算是知识的最大化利用?

换言之，对知识这种资源的最有效率配置是什么?这取决于知识本身特殊的经济性质。知识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是一种无形物⑩，这种特质决定了知识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非竞争性(nonexhaustive)两种经济学特征，因此属于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非排他性意指无法或难以排除其他主体对某种资源的享有，即知识一旦物化到载体中公开(比如写作成书、拍摄成电影、绘制成美术作品等)，排除他人不付费用进行享有的成本很高。

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作品一旦公开则他人对其复制享有的成本极低(比如著作的复印拷贝、电影的网络下载等)，这意味着著作权人排斥搭便车者(FreeRider)@的成本极高。非竞争性意指一个主体对某种资源的享有不会减少其他主体对该种资源的享有，该资源的效用扩展到他人的成本为零@，即知识物化到载体中进行消费时不会被消耗，不同的主体可以在相同、相异的空间、时间内对同一知识进行消费，这种消费行为不会使知识发生损耗。

换言之，知识一旦产生并物化到载体中后，就其本身来说不具有稀缺性。在这两种经济特性中，知识的非竞争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效率在知识领域中的特殊形态：从知识消费角度看既然非竞争性意味着知识的无消耗性，那么知识就不会因为消费而灭失。同时由于效率意味着对资源的最充分利用，对资源的最充分利用进而意味着作为个体效用加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对于知识这种不具竞争性的资源来说，可以对其进行无限次的反复消费，并且对其消费的越多，则个体效用的加总(社会福利)也就越大，也就意味着越具效率。

比如一部电影公开发行后，一个人观赏还是一万个人观赏，抑或更多人数进行观赏都不会对电影本身的价值产生消耗，并且随着观赏人数的增多其产生的效用加总也随之增加，理论上不存在加总的极限;从知识生产角度看知识创造总是不可避免地在现有存量知识基础上进行，这可以极大节省知识再生产的成本。非竞争性意味着不同知识再生产者可以互不干扰地利用现存知识进行创新，不会对知识本身产生消耗，并且再生产出的创新知识又可以同样形式进入下一轮的知识生产中，由此循环往复产生几何倍数的增长，典型如汉字这种数千年前产生的知识直到今天还在知识创新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非竞争性特征除了决定知识本身消费与生产的无限性之外，在将知识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物质财富生产中时，也决定其边际效益递增的特殊机制。

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一般规律是边际收益递减，即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单纯增加某种生产要素，起初会使边际产量增加，但达到一个极点之后，边际产量的增加就会减缓，也即边际收益逐步递减。而当知识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物质财富生产过程中时，其非竞争性决定的无消耗特质使得产量的增加伴随着平均成本的摊薄，也即边际成本不断下降，边际收益随之上升。同时知识还能使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即通过知识创新对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提高劳动生产率(ProductiveEfficiency)，进而使边际收益持续递增，使社会经济具有持续增长的能力@。

因此，知识的这种固有特性决定了对它进行最有效率利用体现在知识得到最广泛的使用这一特定内涵之上，也就是使所有现时对知识有需求，以及所有将来可能会对知识有需求的主体都能够以最低成本使用知识，这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体现。换言之，对于知识这种不会因使用而消耗殆尽、反而会日益丰富的非竞争性无形资源来说，配置效率的内涵体现在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可以最低的成本接近(access)它，此时的社会福利水平最高，资源配置也最具效率。当然在实现这一效率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对具体知识生产者的效用造成损害，但是从长远来看知识最广泛使用所带来的社会总体效用将大于个体所遭受的效用损失，因此知识领域中这一效率的特殊形态本质上归属于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

三、效率作为判断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标准

明确知识领域中效率的内涵意指知识得到最广泛的使用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将这种意义上的效率作为著作权法律制度中判断合理使用的标准?究其原因在于促进这种意义上效率的实现是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理由。换言之，之所以会出现合理使用制度(甚至包括著作权法律制度本身)，就是根源于效率的必然要求：

(一)两种市场失灵

既然对知识这种特殊资源最有效率利用意味着最广泛使用它，那么如何才能到达这种状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特别是其中的价格机制)是资源有效率配置的最佳手段，在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PerfectlyCompetitiveMarket)中，价格机制会引导生产者与消费者将边际成本调整到边际收益的位置，实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价格也总是趋向等于边际成本。

但是众所周知，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状态是不存在的，市场总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失灵的情况，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也就成为著作权法律制度(包括其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效率理由。在著作权领域中存在两种市场失灵。首先如上所述，知识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种经济学特征，其中非竞争性特征决定了效率在知识领域中的特殊形态，而非排他性特征则与著作权领域中第一种市场失灵紧密相连：知识的非排他性意味着排除他人对该资源享有的成本很高，也即知识具有正外部性(PositiveExternalities)@，呈现收益外溢的特征。

因此知识会给个体知识生产者以外的主体带来利益，而知识生产者则很难对这些主体进行收费，将知识的收益内化。既然个体知识生产者难以在市场中将知识所产生的收益内化，也就意味着无法弥补其在知识生产中所付出的成本。那么根据理性最大化的普遍规律，个体知识生产者就缺少生产知识的激励，市场条件下知识的供应发生短缺，于是产生了第一种由于知识作为公共物品而导致的市场失灵。解决这种市场失灵一般有两个途径：传统途径是由政府来提供知识生产，比如政府通过征税掌握资金后建立科研基金进行知识生产活动，保证知识的供给。

但是，詹姆士布坎南(JamesBuchanan)所创立的公共选择学派早已雄辩证明政府不是万能的，它依然是由理性个体所组成的自利组织，同样存在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的现象。比如在缺乏价格机制引导之下，政府并不能获取关于社会所需知识种类与数量的完全信息，因此政府主导的知识供应会出现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可能，还会出现非自愿搭便车的问题@;

第二种途径是通过法律制度的常态设置促使私人提供知识这种公共物品，这种制度就是著作权中的作品所有权制度。通过法律这种强制性的国家制度将作品的所有权归属于作者，要求作品的使用者对作者进行付费，使作品的收益可以内化于作者，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法律的强制力量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排他性。此时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从典型的公共物品转变为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Mankiw)所谓的自然垄断物品(NaturalMonopolyProducts)或者说是布坎南所谓的俱乐部物品(ClubGoods)@，即具有排他性但不具有竞争性的物品，通常被称为可排他非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

通过这种对作品所有权归属的明晰，以赋予作品排他性的方式使得作者可以对作品使用者进行收费弥补生产知识所付出的成本，进而使得著作权人产生生产知识的激励，解决第一种市场失灵的现象。然而，这种对著作权人的产权确定却产生了另一种市场失灵，即由于垄断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因为著作权法赋予作者的是对思想的表达形式(而不是思想本身)的所有权0，这种表达的同质性非常弱，就其本身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比如一部影片对内容的表达与另一部影片对内容的表达具有非常不同的异质性，就每一部影片本身来说其表达都是不具有重复性的，消费者看了这部电影并不代表他就已经看了另一部电影(否则就会涉及另一部电影作品侵权的问题)。所以著作权人拥有对作品的所有权实际上意味着其对作品具有了垄断权力@。这种对作品的垄断导致了两种与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产生直接相关的后果：

其一是增加了对知识进行利用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例如假设所有使用作品的行为都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那么庞大的潜在作品使用者就必须花费时间、精力一一与著作权人进行谈判、协商，其中耗费的交易成本将会无比巨大，作品(知识)的使用也会因此受到限制;

其二，这种垄断的权力使著作权人对于作品的出售价格会形成垄断价格@。这种价格一方面确保了著作权人可以收回创作知识所付出的成本，并因此获利。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作品的价格会高于完全竞争市场中由边际成本所决定的均衡价格，这就排除了一部分无法支付垄断价格的作品使用者。同时作为理性最大化主体的著作权人在收回创作知识的成本后并不会自动放弃持续收益，其考虑的并不是如何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作品得到最广泛的使用)，而是根据法律对其赋予的垄断权力来获取更多的收益。

于是，著作权人对知识的这种垄断导致了知识传播的阻碍，知识这种特殊资源的最有效率配置状态(最广泛使用)就由于著作权人对知识的垄断而无法实现。

(二)为实现效率而存在的合理使用制度

由以上分析可见，虽然著作权法律制度通过对作者赋予作品所有权应对第一种类型的市场失灵，解决了知识有效率利用的前提知识生产的激励问题。但是由此产生作者对作品的垄断引起了第二种类型的市场失灵，阻碍了效率的实现。该如何解决第二种市场失灵，实现知识的最有效率配置?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应运而生。合理使用制度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不经过作者同意、不支付作者报酬的情况下使用作品的权利，来形成对作者垄断权力的制约，防止作品垄断权力的滥用，从而有利于促进作品更广泛的传播，实现知识资源的配置效率@。

这事实上就是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保证社会主体对作品接近(access)的权利来消除作者对作品绝对的垄断权力。当然，合理使用中的合理这一限定词的存在意味着对作者垄断权力的制约并非绝对，此间存在一个尺度的问题。也即在允许作品使用者绕开作者对作品垄断权力使用作品时，由于这种垄断本身是为解决第一种市场失灵而存在，不能因这一绕道的行为而使第一种市场失灵重新出现，因此合理使用制度虽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知识的有效率利用，但是这种效率的实现必须顾及激励机制的存续。

于是在著作权法领域中最著名的平衡问题由此产生：对作品的接近会与对作者的激励产生矛盾，因而产生了所谓激励与接近之间的平衡问题@。不过与传统知识产权法学者将这种平衡视为知识产权法的核心不同，本文基于上文的阐述认为平衡本身并不是著作权法律制度的核心目的。这是因为如上所述，知识特质决定了对其进行最效率配置意味着最广泛使用，如果我们承认对资源的最有效率利用是人类存在的必然要求，那么以这种效率配置状态作为规范性目标，则激励与接近之间的平衡仅仅只是手段而已，真正的目的应该是促进知识最广泛传播，使尽可能多的主体能对知识进行使用，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甚至恰恰相反)，这种对激励机制存续的保护，不是对某个具体的作者生产知识激励机制的保护，而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激励机制的保护。这是因为每个具体作者的效用函数是不一致的，因此某种对作品的使用行为可能会损害到作为个体著作权人的效用，但对于作为整体的继续生产作品的激励机制却并不会造成损害。

例如数年前胡戈制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讽刺电影《无极》引发的纠纷中，虽然该视频引起了导演陈凯歌的极大愤怒，但是不难判断：胡戈对《无极》画面的使用如果被确认为合理使用，导演陈凯歌权衡利益之下并不会由此放弃对电影的创作(知识的生产)，整个电影行业也并不会因此就丧失了创作的激励。因此只要作为整体的激励机制不受到损害，即使个别主体不愿意继续生产，知识仍然会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而知识一旦被生产出来，其配置效率就体现在被最广泛的使用。合理使用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确保这一过程顺利进行，由此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就要看这一行为是否能确保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最终实现知识最有效率的配置。

综上，既然实现知识最有效率配置是合理使用制度的存在理由和目的，那么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顺理成章就应根据该种行为是否有利于这种效率的实现来进行判断。同时由于知识的原初生产需必要的激励机制来维持，因此进行判断时还应兼顾激励机制在整体上的存续。于是归纳而言，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应观察：该种行为能否在不损害激励机制整体有效性的前提下(而并非对某个个体的著作权人的激励是否继续有效)，有利于促进作品得到最广泛使用，满足知识的配置效率。如果答案是，那么就可以归属于合理使用制度，反之也然。

四、结语

以上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对将效率作为判断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标准进行了较详细论述，由于其中牵涉诸多法律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概念，略显繁杂，因此对论证思路进行一番简要梳理显得有所必要。总体来看，本文遵循下图所示逻辑进路对主题进行了论证：如图所示，之所以将效率作为判断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标准是因为这一制度本身就是为了实现知识领域中资源利用效率而存在。知识的非竞争性特质决定了对其的配置效率体现在知识得到最广泛利用这一点上，而根据法律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原理，实现这种效率的最优途径是竞争性市场机制(价格机制)。但是知识的非排他性特质却会阻碍市场机制的顺利实施，使知识的生产者无法获取相应的收益而丧失继续生产知识的激励，表现出第一类市场失灵。

为了解决第一类市场失灵，著作权法律制度(特别是其中的所有权制度)通过将作品的所有权赋予作者从而利用法律的强制力部分消除了这种非排他性，使作者可以在法律强制力的支持下对作品的使用者进行收费，维持生产知识的激励机制。然而，这种对作品的所有权从法律经济学角度看可以视为是一种特殊的垄断，这种垄断阻止了知识被最广泛的使用(效率)，于是合理使用制度就是为了解决第二种市场失灵、实现知识的配置效率而产生，通过部分消除作者对作品的垄断来促进知识的广泛使用。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3

关键词：审计评价模型 平衡计分卡 层次分析法 模糊综合评判法

一、引言

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是由外部独立的审计机构对被审计人任职期间所在单位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以及被审计人个人履行经济责任、遵守财经纪律和廉洁自律等情况进行评判界定的行为。评价结果不仅关系到人事部门选拔考核干部的决策意向，而且关系到领导者对国企的经营行为走向。目前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一方面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以财务分析指标为主，尽管有关经济责任的法规已经考虑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员工利益，引入了内部控制流程指标，但未形成规范，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评价方法大多选用量化计分法，虽然结果以量化的形式呈现，但是打分过程中主观性较强，难以客观、公正评价国企负责人经营业绩。本文通过对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和社会责任五个维度构建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充分借鉴平衡计分卡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互结合、考核结果与考核过程相统一的优势，弥补现有评价指标体系的不足；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克服了传统固定权重的缺陷；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量化评价结果，避免以往评价含糊不清、缺乏科学性的弊端，使得出的结论更加客观公正，最大限度地降低和防范审计风险。

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缺陷及改进思路

（一）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缺陷

（1）财务指标中关键指标设计不尽合理。现行文件规定中央企业业绩考核主要以财务指标为主，而财务指标又以会计利润为基础，但现行会计在核算利润时仅扣除债务资本的成本，未对所有者权益的资本成本进行确认和计量，大大低估了企业的资金成本，从而无法真实反映企业资本净收益的状况和资本运营的增值效益。为避免以利润为基础业绩评价指标的缺陷，应将经济增加值（EVA）指标纳入企业业绩评价的指标体系。经济增加值比传统会计指标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资本使用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更客观地衡量企业的经营业绩。国资委颁布的文件规定，从中央企业负责人第三任期（2010年至2012年）开始，在中央企业全面推行经济增加值考核。（2）过分依赖财务指标考核不够全面。在现行文件规定的考核体系中，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与其薪酬挂钩，主要考核财务指标，如利润总额、净资产报酬率、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资产保值率等。建立在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上的财务数据较容易受到人为影响，特别是在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的情况下，企业领导人员有强烈动机操纵报表上的数字，给审计带来极大风险。（3）结果考核与过程考核未充分体现。现行文件规定的业绩考核体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考核结果与奖惩相挂钩，但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体现的不够明显。年度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及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等指标是过程指标，这些指标只反映经营业绩的阶段性成果，没有反映业绩的形成过程。这些指标只反映经营业绩的阶段性成果，没有反映业绩的形成过程。衡量业绩的各种经济指标主要是财务指标，文件规定的评价内部控制流程、客户满意度等反映经营过程的指标未纳入考核范围，未真正体现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统一。

（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改进思路

本文构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模型思路：首先，构建影响审计评价的指标体系。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业绩评价能够体现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考核结果和考核过程等多方面的平衡，综合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在全球企业管理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通过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环节进行分析，从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和社会责任五个维度构建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充分借鉴平衡计分卡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互结合、考核结果与考核过程相统一的优势，弥补现有评价指标体系的不足。其次，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层次分析法（AHP）是将所有决策相关的因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采用两两比较的方法构造判断矩阵，然后把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对应的特征向量作为相应因素的权重，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这与我国现有经济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中对所有企业规定相同的指标权重相比，层次分析法更具科学性。最后，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量化评价结果。对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价，有些指标是无法量化的，只能用相对的优劣等级来表示，而模糊评价方法恰能较好地处理多因素、模糊性及主观判断等问题。由审计专家参照有关评价标准，结合被审计单位的具体情况对经济责任审计指标进行评价，确定评价的等级，得出模糊评价矩阵，量化评价结果。

三、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模型构建

（一）运用平衡计分卡原理建立指标体系

根据国资委颁布的《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国有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是对企业法人在任职期间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当负有的经济责任所进行的监督和评价活动。将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等经济责任审计目标在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进行分解，确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总体框架。财务业绩维度反映企业的综合业绩，是整个业绩评价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等维度揭示了企业财务业绩的创造过程和实现途径。《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建立和完善履行社会责任的体制机制。明确归口部门，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统计和考核体系，有条件的企业要建立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评价机制”。截止2007年年底，已有国家电网、中国移动等11家中央企业了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因此，除平衡计分卡常用的四个维度外本文增加了社会责任维度。战略重点是企业战略规划的重要方向和关键结点，体现公司战略成功的主要方面。每一个战略重点都对应着一个或者更多的目标，每一个目标能够分解成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关键指标。关键指标是企业运作的考核标准，衡量每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因此，结合被审计单位实际情况，从五个维度确定战略重点，对战略重点进行分解确定主要目标，分析影响主要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然后设计出衡量这些关键成功因素的指标，从而最终建立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财务维度由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资产营运状况和企业发展能力等4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构成，用于综合评价企业财务会计报表所反映的经营绩效状况。企业盈利能力状况以EVA和资本保值增值率等指标进行评价，主要反映企业一定经营期间的投入产出水平和盈利质量。企业偿债能力状况以资产负债率、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已获利息倍数等指标进行评价，主要反映企业的债务负担水平、偿债能力及其面临的债务风险。企业资产运营状况以总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等指标进行评价，主要反映企业所占用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资产管理水平与资产的安全性。企业发展能力以EVA增长率和资本积累率等指标进行评价，主要反映企业的经营增长水平、资本增值状况及发展后劲。“顾客造就企业”，只有满足客户的需要企业才能生存。为了赢得客户，企业就必须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降低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因此，在经济责任审计时可以从企业满足顾客需求及目标市场的份额二个方面对企业的客户维度进行评价。衡量客户满意度的指标包括客户保持率、客户增长率、客户满意度及市场占有率等。衡量内部业务流程的指标包括表明产品质量优良状况、成本领先情况和新产品开发能力等指标。本文选取的内部业务流程指标包括：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产品性能达标率和订单需求满足率等。学习与发展维度是所有战略的基础，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成果将有助于其他三个领域的目标实现和业绩提高，它所关注的是企业长远发展的能力。在审计评价指标上可以选取研发费用比率和培训与教育费用等。企业的社会责任维度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企业的市场责任、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对消费者的责任、广告宣传责任、产品安全责任、债务责任、员工责任和环境责任。审计评价可以选取的社会责任指标包括：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环境污染损失率、环境保护率、违纪违规总金额和违纪违规资金率等。建立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首先，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本文建立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和27个二级指标组成，利用层次分析法的原理，分析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之间关系，递阶层次结构可分为三层：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目标层为审计综合评价 （G），准则层和指标层具体内容参见（表1）。其次，构造判断矩阵。在建立了审计评价指标的递阶层次结构后，审计人员应以上一层中的审计评价指标为准则，结合被审计单位实际情况，两两成对比较下层所有元素相对于上一层的重要性程度，并按“1―9标度”对重要性程度赋值，构造比较判断矩阵。本文所设计的审计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同层次各审计评价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构造出两层6个“比较判断矩阵”，分别为：G=（Uij）5×5，即审计综合评价比较判断矩阵；U1=（uij）10×10，即财务维度比较判断矩阵；U2=（uij）4×4，即客户维度比较判断矩阵；U3=（uij）4×4，即内部业务流程维度比较判断矩阵；U4=（uij）3×3，即员工学习与成长性维度比较判断矩阵；U5=（uij）6×6，即社会责任维度比较判断矩阵。再次，求解比较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和最大特征根，即计算满足AW=lmax W的最大特征根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最后，分别对各个比较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求出各比较判断矩阵的偏差一致性指标CI和随机一致性指标RI（查表）。当一致性比率CR=■

（三）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量化评价结果 （1）建立因素集。影响评价因素构成的集合称为因素集。设因素集U={ U1，U2……Un}，其中Ui表示第i个影响因素，n为因素的个数。本文建立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和27个二级指标组成，因素集U见图（1）。（2）建立评价集。评价集是评价者对评价对象可能做出的各种评价结果组成的集合，用V表示。V={ V1，V2……Vn}，其中Vi代表第i个评价结果，m为总的评价结果数。本文建立的评语向量V=（v1，v2，v3，v4，v5），分别表示优、良、中、较差、差五个等级。（3）确定模糊综合矩阵。根据被审计单位审计调整后的数据和相关资料，计算表（1）中的各项二级指标的具体数值，然后由评价者（审计专家）参照国家颁布的被审计单位所在行业各经济指标的平均值或其他相关标准，对被审计单位各项评价指标进行评价定级，经归集后形成定量评价情况汇总表。根据评价结果汇总表构造模糊评判矩阵，并与对应的指标权重模拟合成，求出中间模糊评价矩阵Bi，将Bi归一化即可求得模糊综合矩阵B。例如，有10位专家对被审计单位客户维度各项指标进行评价的结果为：2位专家认为该单位的客户保持率为优、4位认为良、4位认为中，无人认为较差和差；1位专家认为该单位的客户增长率为优、5位认为良、4位认为中，无人认为较差和差；1位专家认为该单位的客户满意度为优、6位认为良、3位认为中，无人认为较差和差；3位专家认为该单位的市场份额为优、7位认为良、无人认为中、较差和差。根据各项指标的评价结果，构造对于因素集U2模糊评判矩阵R2=0.2 0.4 0.4 0 00.1 0.5 0.4 0 00.1 0.6 0.3 0 00.3 0.7 0 0 0。客户维度各指标权重为：W2=（0.0990， 0.5182， 0.0990， 0.2838），则中间模糊评价矩阵B2= W2 R2=［0.1667， 0.5567， 0.2766， 0，0］。依此类推，分别得出对于因素集U1、U3、U4、U5中间模糊评价矩阵 B1、B3、B4、B5。将Bi（i=1，2，3，4，5）归一化，可建立总模糊评价矩阵B：

B=［B1， B2， B3， B4，B5］T=0.0351 0.3416 0.5006 0.1227 00.1667 0.5567 0.2766 0 00.2369 0.5221 0.2113 0.0297 00.0989 0.4253 0.3921 0.0837 00.1039 0.4115 0.4518 0.0328 0。（4）量化评价结果。因素集U1、U2、U3、U4、U5（即一级指标）的权重向量W=（0.4031，0.2090，0.2090， 0.1107，0.0682），与模糊综合矩阵B进行模糊运算，求出经济责任审计综合评价隶属度C：C=W B=（0.1167，0.4385，0.378，0.0668，0）， 最后，将优、良、中、较差、差五个评价等级分别按中值赋值，则V=（v1，v2，v3，v4，v5）= （95，85，75，65，

55），量化评价结果为：G=C V=（0.1167， 0.4385， 0.378， 0.0668， 0） ［95 ，85 ，75， 65 ，55］T=81.05，根据本文设计的评价模型，该国有企业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得分为81.05，五个评价等级的赋值分别为（ 95 ，85 ，75， 65 ，55），对应评语集为（优、良、中、较差、差），审计评价的结果表明其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良好。

参考文献：

［1］陈宋生：《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中国时代出版社2009年版。

［2］杜栋、庞庆华：《现代综合评价方法与案例精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4

[关键词]会计；独立审计；职业判断

在会计和独立审计实务中都要运用职业判断。由于会计和审计职业特点和所处理的业务特点不同，它们各自所运用的职业判断也有很大区别。

一、两种职业判断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会计准则允许企业会计人员选用不同的方法对会计资料进行加工处理，不同的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哪一种方法能使结果更接近客观实际，有时很难有一个客观标准，只能依据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来确定。会计职业判断是会计人员按照会计准则、制度的要求，根据企业理财环境和经营特点，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经验对日常会计事项的处理和财务报表的编制应采取的原则、方法、程序等方面进行判断与选择的过程。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掺杂了会计人员的主观臆断。独立审计职业判断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对拟获取或已获取的证据所做的各类分析、评价和推断。专业判断能力是注册会计师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审计职业判断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全过程。提高职业判断的准确性是注册会计师降低审计风险、实现审计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从对被审计单位的选择、内部控制制度测试结果的评估、重要性原则的运用、审计抽样方法的选择及其结果的评价，直至决定审计意见的类型和措辞，都离不开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

可见，无论是会计职业判断还是审计职业判断，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

二、两种职业判断的运用范围不同

会计职业判断主要运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会计原则的选择与协调。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在会计实务中对某一会计事项进行确认、设计、揭示时，需要在多个会计原则之间作出选择。而各个会计原则之间也有矛盾，如可行性与相关性、谨慎性原则与一致性原则之间就时有冲突。在特定的条件下，某项原则是否应优先考虑、选择的“度”应该多大、如何正确处理多个原则的使用顺序、怎样实现不同原则之间的最佳组合等，都必须依赖会计人员的判断来进行相应的选择与协调。第二，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由于客观经济情况的复杂性和各个企业的特殊性，企业可在允许的范围内对同一经济事项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在多种会计处理方法之间本无绝对的孰优孰劣，现行制度也缺乏对多种方法选用标准的具体规定，会计人员只有在工作中运用自身的职业判断，在诸多可选择的会计处理方法中，选择适合本企业具体情况的会计处理方法，以便会计信息能如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第三，会计估计。在会计工作实践中，经常需要利用最新信息对具有结果不确定性的交易或事项作出判断，对未来事项是否发生及未来事项的发生时间与影响予以估计入账。常见的需要估计的项目有坏账、或有损失、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净残值、无形资产和待摊费用的摊销期限等。这些项目必须通过会计人员的合理预测与推断并加以确认、设计，会计信息才能如实地反映企业经济活动，其确认、计量、揭示的准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的高低。第四，重要性原则的运用。重要性原则要求对那些预期可能对经济决策发生重大影响的事项予以单独反映或重点说明，对于不太重要的经济事项可以在会计记录或报表上予以简化或省略。由于我国会计准则未对重要性作出明确的定义，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不同的事项， 判断其重要性的标准也会随着时间、经济环境、业务性质等的不同而不同。一项经济事项是否重要、是否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构成影响、应否单独揭示，应视其自身性质及相关情况而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独立审计中职业判断主要运用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审计计划阶段的运用。在接受委托阶段，注册会计师要确定需要了解哪些情况、考虑审计风险大小、估计审计工时以商定审计收费、确定本所工作人员能否胜任该项工作等，以根据了解的情况决定是否接受委托。如果注册会计师判断失误导致审计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却无法完成委托，不仅会使双方蒙受损失，而且可能遭受法律诉讼，使会计师事务所的信誉受到损害。在制定审计计划时，审计人员必须运用专业判断为计划制定搜集依据，包括被审计单位的经营情况及所属行业的基本情况、重要性与审计风险、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符合性测试等。第二，实施阶段的运用。这是整个审计过程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审计人员必须运用各种会计知识、审计知识、相关知识及审计经验为审计目标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审计方法的选择、是否进行符合性测试、何时进行实质性测试、是采用统计抽样还是采用非统计抽样等，都必须依赖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第三，完成阶段的运用。整个实施过程结束后，审计人员就应根据收集的审计证据发表审计意见。根据审计准则要求，审计人员必须根据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发表审计意见，这要求审计人员须运用专业判断。如通过审计工作底稿的三级审核，可以判断收集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适当，决定出具何种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

三、两种职业判断的目的不同

会计职业判断的目的，一是使会计信息尽可能客观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二是要考虑企业的财务战略，通过条件确认、计量和揭示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有效地维护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5

关键词：竞争政策；竞争法；规制；经济学；分析

作者简介：高重迎(1967～)，男，河南扶沟人，法学博士，河南财经学院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竞争法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F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2-0161-04　收稿日期：2008-09-20

一、引言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对竞争政策与竞争法的关心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其原因在于世界各国政府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认识有了变化。而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俄罗斯、东欧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地区导人了市场经济制度。同时，市场经济制度的导入，也引发了各国政府对产业规制所带来的弊端的反思，进而开始尝试依靠民营企业的自由竞争来带动、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竞争政策、竞争法因此而产生。

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受到竞争压力的各类企业会不断地改进经营方式、提高效率并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Innova-tion)。不难发现，实行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国家不仅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且也能促进本国的产业结构更加高效化。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呈现活性化的繁荣景象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竞争政策是以撤除、废止与缓和各种市场规制(Deregu-lation)与运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本文为称之为“竞争法”，以下同)等限制企业阻碍竞争的各种规制为内容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英国、美国为首开始实施的缓和规制的竞争政策，迅速波及到西方各国。规制缓和的竞争政策把市场经济从繁杂的政府规制中解脱出来，进而提高了竞争政策、竞争法的地位与重要性。

从以往的政府规制中(主要是产业政策)解脱出来的企业，大多希望在今后的市场竞争中自由发挥、稳步成长。但是，也有一些企业想方设法阻碍竞争、不愿付出努力就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为了促使市场经济有效地运行，限制“阻碍竞争行为”的竞争法就成了市场竞争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法律制度。

当前，在市场经济国家，其竞争政策的正当性、合理化愈发高调。不仅是在竞争法领域，而且在商法、知识产权法、企业法等多个法学领域内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竞争政策。一般情况下，竞争法被学者看作是竞争政策的唯一、正当的代表者。当然，竞争政策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竞争法。但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状况，本文对竞争政策的分析主要限定在竞争法的范围之内。

二、竞争法的立法目的考察

美国是最早制定限制“阻碍竞争行为”的竞争政策、竞争法的国家。美国的竞争法被称为“反托拉斯法”。之后。日本以及欧盟各国也相继制定了类似的法律。日本的竞争法称为“禁止垄断法”，欧盟各国统一称为“竞争法”(Compe，tition Law)。目前，“竞争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法的统一称谓。

世界最初的竞争法是100多年前美国制定的《谢尔曼法》(Sherman Act，1890制定，是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中心法)。在该法刚实施的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围绕该法的目的究竟是促进经济效率或是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在学术界展开了论战。当然，这一论战的展开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考察这一论战的背景，还要追溯到当时的那场民众运动，而这场民众运动的起因是因为巨大家族企业的势力逐步扩大，民众普遍认为应该对中小企业加以保护，这才促使了谢尔曼法的出台(淹川敏明，2006)。分析其原因可以发现，导致这场民众运动的最终原因还是缘于大家族企业不正当地压迫中小竞争者的行为(掠夺行为)所致。针对当时的谢尔曼法，毋庸质疑其目的是为了解散大家族企业、保护中小企业。但是，美国随后又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反托拉斯革命”，直到现在，美国的竞争政策、反托拉斯法的目的已不再是单纯地保护中小企业利益，而是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实现、扩大消费者的利益。由此可见，反托拉斯法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竞争及竞争政策，而不是单纯地保护竞争者。

二战以后，日本与欧盟各国也制定了竞争政策与竞争法，同样围绕该法的目的究竟是促进经济效率或是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也在学术界展开了的论战。其结果，在美国确立的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竞争法的目的最终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小川正雄等，2005)。

对竞争法的保护竞争政策、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目的的解释，一般认为包含以下两个方面，而且这些内容也只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

第一，资源的有效配置。由垄断而造成商品、服务价格的上涨，势必会造成消费者需求的减少。如果消费者本来希望得到的商品、服务不能得以满足，那么就会造成经济效率低下(经济学称为“DWL”Dead Weight Loss，由垄断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一般来讲，经济学者理想的产业结构是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也就是说，希望市场中的产业结构是一种任何企业均具有一个不会受到竞争对手影响的(主要是价格)小市场(主要表现是“市场占有率”，MarketShare)的状态。如果政府强制构建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那么，市场就会失去这个产业的生产效率与技术革新效率。而竞争市场虽然不是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但是。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存在，就会给其它企业(竞争对手)带来竞争压力，也就会促使该类产业的有效竞争得以实现。如果能够实现有效竞争，就可以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

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竞争企业的生产效率、技术革新效率也会不断提高。因此，维持、促进有效的竞争能够促使经济时常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土田和博等，2006)。可见，竞争政策、竞争法的目的实际上是在于保护竞争企业的对抗关系(竞争关系)。也就是“竞争过程”(Competition Process)。

第二。竞争法的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与技术革新效率。实践证明。促进生产效率与技术革新效率，能使市场经济的生产性保持长期上升状态，进而促使新产品、新服务(手机、互联网等)的不断上市。竞争政策、竞争法的这一目的可以防止经济效率的低下，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基于竞争政策、竞争法具有上述目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竞争法、竞争政策的重要作用也得以显现、发挥。近年。世界各国也越来越重视竞争法的完善与发展。这已成为各国政府与学者共通的认识。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竞争法的作用比先进国家显得更加重要。今后。产业的发展方向不可能再由政府产业政策来决定，民营企业在竞争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摸索着向未知的产业领域发展。比如，计算机、半导体、高科技IT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均不是由政府的产业政策

决定的，而是随着企业之间的竞争在竞争过程中而产生的。在此竞争过程中，竞争法与竞争政策承担着确保整个竞争过程合法有序进行的责任。

三、竞争过程规制与市场结构规制分析

尽管世界各国对于竞争法、竞争政策的目的认识日渐趋于一致，但是，具体的规制标准却不尽相同。历史上，竞争法的规制标准也曾发生过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一直持续到现在。概观世界各国竞争法的规制内容，可以得知，竞争法的规制对象大致上可以分为竞争过程规制与市场结构规制两大类。下面，针对竞争法在竞争过程与市场结构中的规制状况进行探讨。

1　竞争过程的规制理论分析

如果企业在市场中不进行竞争而只进行协调，那么竞争就会流于形式而不会有任何效果，市场经济当然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而能够限制企业这种协调行为的正是竞争法中对卡特尔行为的规制。在企业的众多协调中。价格卡特尔、串通投标行为被认为是明显的不正当的阻碍竞争行为。但是，如果把企业之间的所有协调都看作是违法的卡特尔行为，那么共同研究开发、零售店的共同采购业务等这些有益的协调也会相应地被禁止。因此，市场要求竞争法必须规制一个能够明确区分禁止协调与许可协调的标准(来生新，2002)。

利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把竞争对手赶出市场或者迫害对手的行为(排除、掠夺行为)。自然会损害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当然，协调行为时常表现为一种复数企业之间的共同协议，而排除、掠夺行为则是单独企业的独自行为。比如，大型垄断企业为了将中小企业赶出市场所实施的低于成本价格的倾销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排除行为。竞争的本意就是要处于对手之上、超越对手的一种对抗关系的博弈过程。竞争法介入到市场中的这种对抗行动(单独行为)，其主要职责、作用应该是来保护企业之间竞争过程的竞争秩序的。相反，竞争政策、竞争法一旦成为保护竞争者的工具。那么就很有可能会造成限制竞争的后果。因此，竞争法对于单独行为(对抗行动)的规制范围、规制对象等的设定更要慎重、细心。美国反托拉斯法对单独行为的规制对象只限定在垄断型企业，而其它一般企业只被作为“不正当的竞争方法”所规制的对象(丹宗晓信等，2002)。

2　市场结构的规制重点

竞争法、竞争政策不仅要全力以赴地规制企业之间的协调与对抗行为，而且还有必要对市场自身的结构予以关注。在由少数大企业构成的集中市场中，这些企业就有可能不采取对抗行动，而可能始终采取协调行动来规避竞争。比如，在寡占市场中尽管没有进行卡特尔协调，但是通过默契的配合同样能达到协调的目的。所以，如果竞争法单单规制卡特尔行为以及单独行为等。就不能完全限制企业阻碍竞争的行为，所以还要规制、限制市场集中行为等。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确保竞争的公平、公正、有效。因此，竞争法对于市场结构进行规制还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竞争法的市场结构规制主要是以维持竞争为目的而设定的对竞争过程的规制。但它并不等同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而实施的产业组织政策。简单来讲，市场结构规制可以看作是事前阻止市场集中行为的合并规制(经营者集中)。对竞争企业之间的水平合并进行规制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寡占市场结构的形成，而垂直关系(买方与卖方的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合并规制则主要是从排除厂家的流通途径等方面进行事前规制以阻止企业集中行为(铃木满，2000)。当然，企业合并的程序是要严格依照竞争法事先规制的步骤来进行。

有些企业不是依靠合并而是完全凭借自身努力成长起来的，这些企业也能在市场中处于支配地位，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市场结构规制(企业分割)时更应该慎重、严谨。肆意进行企业分割，有时会适得其反，也有可能会限制竞争，阻碍企业的正常发展。美国对企业分割设定了一套严密的程序。只有在认定大型垄断企业的垄断行为确实妨碍了竞争对手的利益时，法院才可以做出分割垄断企业的判决。1984年的AT&T分割可以说是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代表案例。1998―2002年微软第3次诉讼中，地方法院虽然做出了分割微软的判决，但是其结果在控诉判决中又被颠覆。日本竞争法关于垄断状态的规制虽然很严格，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例实施的案例。

四、竞争法规制的设定方法

竞争法的实施对设定企业行为规制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设定的方法受以下两个方面的限制。其一，竞争法介入企业自由决定权的时机与程度的规制；其二，竞争法如何平衡禁止规制与柔软性规制。

1　介入的时机与程度

竞争法、竞争政策明文规定，反对政府依靠自由裁量权介入企业的行为。但是，为了使竞争更加有效地运行，竞争法就必须设定企业的行为规制。在市场竞争中应该给企业充分的自由，从这一点来看，限制企业自由行为的规制愈少愈好。相反，如果放弃监管企业行为，任凭其自由放任，势必会阻碍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深度介入的规制愈多愈好。

采取什么样的规制方式，一般会受到经济学家对市场竞争的看法及见解的影响。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的传统产业组织论(反托拉斯经济学)认为：如果放任市场竞争，市场的集中度就会提高，进而阻碍竞争，导致竞争恢复困难。那么，根据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应该对集中度较低的合并也予以禁止，采取深度介入的规制方法(土田和博，1998)。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强调市场自身机能的“芝加哥学派”影响力的增强，除了对卡特尔行为以及市场高度集中的合并采取了禁止规制之外，其他的禁止规制都大幅度地废除、缓和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新产业组织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要求强化竞争法规制的新产业组织论派与芝加哥学派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对于介入企业行为的程度的分析。不仅受经济学的影响，还会受到各国文化、风土的影响。各国市场环境的差异会导致介入程度的不同。因此，介入的程度应该根据经济学理论同时依据本国市场环境以及风土人情的实际情况等来设定。

2　禁止规制的优点

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导致经济向未知方向的发展。为了保证企业自身的自由竞争，企业的发展方向不能由政府来决定，而应该由企业自身来决定。但是必须明确，企业的自由行为不能妨碍其他竞争对手的自由。为此，竞争法应该设定一些禁止事项来限制企业行为。比如，禁止串通投标行为、价格卡特尔行为、禁止拥有一定比例以上市场占有率的企业合并行为等。

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竞争法中，大都是根据“本身违法原则”(Per se illegal)对串通投标行为、价格卡特尔等行为予以禁止的。对于某些行为是否应该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不是根据该行为的正当与否来判断的，因为对该行为的完全禁止与放任，对竞争过程都有可能产生好或不好的影响，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尽管某些串通投标行为、价格卡特尔行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是一种正当行为，但是对于这种违法可能性较高的行为，在竞争法中一般

不予特殊考虑。因为完全禁止规制对竞争过程的整体是有利的(官本信彦，2003)，因此竞争法采用了本身违法的判定原则。

但是，在竞争法的实际运用中，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范围应当尽可能地缩小。美国只对于恶劣的、影响较大的价格卡特尔行为与串通投标行为以及限制转售价格的行为等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日本与欧盟各国也采用了同样的适用标准。

3　柔软性规制的必要性

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的竞争法限定了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行为，除此以外的行为，一般情况下是依据当时的违法状况对其不正当性要进行综合判断。这也是竞争法柔软性规制的一种体现。因为，如果明确地、彻底地区分违法行为与合法行为，这势必会给执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如果对价格卡特尔行为以外的投资协调、设备协调、销售手段协调以及经济不景气协调等卡特尔行为也要进行详细分类。那么，这些卡特尔行为是否也应该考虑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呢?并且，每一种类的卡特尔又可以再详细地进行分类。比如，投资协调又有多种类型。因此，竞争法对禁止规定以外的行为采用了柔软性规制的方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此得以充分体现。

但是，在对企业行为的不正当性进行综合判断的同时也赋予了执法当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这种自由裁量权过大，势必会与禁止规制形成对立局面。因此，综合判断也只能以“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等一些抽象的规定为标准(岸井大太郎等，2002)。如果这些标准任由政府行政执法部门恣意地解释，那么竞争法实质上也就转化成了产业政策手段了。所以，柔软的规制虽然是必要的，但是要尽可能明确判断标准，减少恣意性的解释与运用。

4　禁止规制与柔软性规制的统合

概观主要先进国家竞争法的综合判断标准可以得知。尽可能地明确判断标准已经成为竞争法的一种发展趋势。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完善与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本身违法以外的行为适用“合理的原则”(Rule of Reason)，其运用标准随着判例的蓄积而更加明朗化。其中，合理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市场支配力”(Market Power)的判断标准(岸井大太郎等，2005)。该标准是完全依据经济学的理论经过分析与研究而形成的，并且还制定了客观标准(以市场占有率为主)与安全圈标准(Safety Zone)等，以保证市场自由、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

美国在反托拉斯法执行过程中，一般不依据行为的种类来推定其本身违法与否，而是提供给企业一个提示反证的机会。对于外观上看似本身违法的行为，其实只不过是合理的共同行为的一个环节，在此情况下，一般采用合理的原则来进行判断(附属限制论)。

从以上分析可知，利用经济学理论来判断对象行为，可以缩小对对象行为的违法性与合法性的认识差异，对正确判断其合理性起到关键性作用。

五、竞争法规制的经济学视点

从分析竞争法的目的到探讨竞争法的规制范围、规制对象，势必要考虑到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分析企业的经济效益，毫无疑问，要运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竞争法并不是以建立一个经济学者理想的市场经济结构为目标的法律，而是通过对竞争过程的规制，进而把原有的竞争现态提升到一个好于现状的竞争状态，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的法律(白石忠志，2006)。因此，理想的经济结构理论(完全竞争等)并没有给竞争法带来有益的作用。经济学给予竞争法的最大帮助是借助经济学能够透彻、精确地分析各种企业行为的动机与经济效果等。例如，在分析、判断生产企业与零售店的交易行为(垂直的限制)时，是为了限制竞争而进行交易的呢?还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而进行交易的呢?并且这种交易行为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经济效果呢?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利用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研究，以完善竞争法的规制方向以及内容。

不考虑企业行为的潜在规则，只是根据当时的市场状况自认为是行政介入的最佳时机，而对市场进行行政介入的方法只是一种政府的产业政策方法。恣意的行政介入势必歪曲竞争过程，这些并不是经济学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现在只能设定一个被认为是最合适的规制，并且该规制必须是各类企业能够共通适用的规制。这样才能促使市场经济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对这种规制的研究是竞争政策、竞争法学领域的课题，而竞争法对该规制的补充、完善又要依据经济学理论。因此，竞争法学就成了法学与经济学融合的“法与经济学”的重要的研究领域。

六、结论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6

新常态在经济领域不仅表现为经济的转型升级，还表现在经济的驱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创新型企业，它是指以创新思想为指导，以创新体系为基础，以知识产权化的技术和品牌为核心，以实现全面而持续的自主创新为手段，以获取更多利润和获取不断发展为目标的新型企业。其主要出现于技术加工、医药科技、针织贸易、服务业及部分金融领域；集中于我国政治中心、沿海经济带，善于利用该地域在物流通讯、市场潜力、经济购买力、高校人才储备及创业政策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创新型企业一般具备以下特征：（1）有自主品牌，不是代工企业；（2）有较强的研发实力，研发人数在30人以上；（3）有较大的营业规模，年营业收入在8000万元以上；（4）有较好的成长性，年收入增长率在20%以上；（5）创造性强，并不是纯模仿企业；（6）核心经济增长方式———内生产式；（7）在已存在的行业或细分市场内，拥有市场占有权。2013年12月科技部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3》显示，江苏和广东两省为我国创新型产业集代表区域，二者在国内的GDP产值也相当客观。其中，广东珠三角区域创新效益综合排名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二，带来的经济效应以及创新指标数据等在全国领先。因此，研究珠三角地区创新型企业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世界经济全球化、产品市场竞争性、研发项目融资途径等诸多因素，都要求珠三角地区的创新型企业能及时发现财务隐患，正确应对财务危机；对经营方向和体制管理所存在的缺陷，做出前瞻性判断，强化抗风险能力。因此，建立完善的财务预警机制，更利于珠三角区域性经济的长远发展。

关于财务预警理论国外已基本成熟，国内主要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符合我国企业市场的新型财务预警系统。国外方面，Fitz-partrick（1932）首次运用一元判别分析法研究样本数据，通过单个财务比率建模推导出权益净利率和净资产负债率在破产企业财务指标方面上有显著性变化。美国学者Altman（1968）提出Z值判定模型，其主要涉猎于中小制造业领域，研究的大多是关于企业破产可能性大小的预测分析，在预测1970—1973间企业样本的有效性超过80%。学者Edmister（1972）将现金流量指标作为预测变量，为规模较小的企业构建了财务预警分析模型，考核企业实际运营现金流对企业财务问题的影响。Coats和Fant（1993）阐述了神经网络模型（NNS），该模型对样本企业的拟合度、预测精度都有绝对优势，然而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技术上的争议。1987年，吴世农从西方引进针对企业破产危机的实证调研指标，进而阐述财务预警模型。20世纪末，周首华、杨济华等人根据我国上市企业所处的特殊环境，调整模型指标范围，扩充样本数量，在Z分数模型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F计分法。学者吴世农和卢贤义（2001）选定6个财务指标应用Fisher线性判断分析，Logisitic回归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140家上市公司分别建立预警财务困境模型。李晓峰、徐玖平（2004）提出运用粗糙集理论发展预警模型，有效地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去降低指标数量，保证其主要特征属性并在能力外延等方面做出突破。徐凌等（2014）在传统财务指标的基础上，引入EVA指标及现金流量指标从而构建财务预警Lo-gistic模型。

二、相关理论

（一）创新型企业财务特点1.创新型企业项目运营效益重在长远。有形资产比重较低，其中房屋建筑、工厂设备类大型基建物占资产比例小。受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及品牌效应等无形资产自身特征的影响，企业所能看到的短期经济效应不大，项目运营前期的财务报表难以直观地反映其真实价值，也存在变现能力低的短板，即企业的经济收益从长远角度分析较为妥当。2.创新型企业借款方式趋于多元化。创新政策环境宽松，在国家鼓励创新、助于创新的大背景下，创新型企业借款方式多元化，负债结构合理，能够在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中找到平衡点，有效利用偿还期限和借款利率的差异，获得较充盈的运营资金进行新项目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成本并分散风险。但是，企业借贷信用问题、项目运营效益又成为关键因素。3.财务投融资决策面临挑战。经常性的股权转让，引发企业内股权结构不稳定、投融资情况不明晰，这对上市公司对外信息披露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创新型企业由于投资项目的不断推进以及创新业务开展的逐步深入，企业时间跨度、资金需求量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给管理者在财务融资决策方面带来某种程度的考验。4.企业盈利曲线先平缓后急剧增长。企业带来的利润效益不完全成比例增长，期初研发成本、销售成本、人力资本投入较多，企业业绩不稳定收益较低，盈利曲线处于数值较低的位置，甚至可能出现亏损的情形；待项目成熟且盈利方式固定，企业的收益将可能大幅度的提高，盈利曲线会呈现出陡增式的幅度增长，但在项目完成的一定期限内，受市场需求的因素影响较大。

（二）财务预警及其分析方法财务预警是以财务报表、运营计划及其他相关资料为基础，对企业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其变动进行分析和预测，及时发现经营管理中存在或潜在的财务和经营风险，从而判断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及时向经营者发出警告，为其提供决策依据及建议。财务预警常见的方法主要有一元判别分析法、多元判别分析法、Logistic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法等。本文根据正态性和显著性检验挑选变量，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企业的财务预警模型，并检验模型预测效果的好坏，最终完成一个系统化的模型论证。

三、财务预警模型构建

（一）样本选取1.样本选取标准。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珠三角地区的创新型企业，所选取的主要是广东板块的上市企业，因该区域出现财务危机被特别处理或是退市处理警告的企业相对较少，故而参考了深市A股相近行业的上市企业，同时未被ST的上市企业均采用广东板块的数据，尽可能地保证样本的有效性。选择单个样本企业应满足以下要求：（1）扩展选取行业范围，在同行业内进行一比一配对样本，避免行业间的差异性影响；（2）企业资产规模相当，在企业现金流、成本支出、负债或者投资收益等方面，可比性更好；（3）满足创新型企业的主要条件，若是难以满足应优先考虑资产规模相当原则，但保证要同时期，在规定年限内财务数据可以获得。2.样本来源。本文选取2013年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财务报表数据。选取21家*ST企业和21家非ST企业，作为最终研究样本，其中20家企业作为建模组，另外22家企业作为检验组，每组间采样均为1∶1设置。样本总共涉及23个行业，对于珠三角地区创新型企业的覆盖面较广，在信息反映方面将更具有代表性，对于以后财务指标的应用也会更全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1.指标初选。本文根据重要性、全面性、可行性和可比性的原则从企业的偿债能力、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现金流量能力等五个方面选取指标如表1所示。2.指标筛选。初选指标能比较完整地反映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但这些指标是否能区别ST企业和非ST企业，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高效的预警模型有赖于显著性检验，因此，先对所选择的26个基础指标进行K-S检验，考核总体是否服从正态分布，进而判断采用何种检验方法。（1）参数性检验。SPSS的K-S检验可以检验4种理论分布：正态分布、均匀分布、泊松分布和指数分布。因此，本标符合正态分布，置信区间为95%。（2）非参数检验。本文采用Mann-Whitney的U检验法对样本进行非参数检验，原假设为*ST企业和非ST企业的财务指标没有明显的差异，置信区间为95%。在2010年财务指标汇总数据基础上添加新变量B，标签为经营情况，其中1代表*ST，2代表非ST，变量分析过程见表5。从表5中可以看出：Mann-Whitney的U统计量值为23.500，Wilcoxon的W统计值为78.500，Z值等于为-2.004，双尾渐进显著性概率为0.045，小于0.05，故应拒绝原假设，即*ST企业和非ST企业 依次检验2010-2012各年财务指标，结果见表6。从表6中可以看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财务比率，在当年不能成为指标变量，应该剔除。究其原因为：广东省*ST企业数量少，选取样本容量相对较小；历时时间短，只能获取近三年财务数据。因此，导致属于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和现金流量的财务比率均被剔除，即在本文的建模样本中，*ST企业和非ST企业在这些财务比率指标中没有显著性差别，建模时也不再考虑，仅从偿债能力、盈利能等方面进行考量，涉及到指标为流动比率（X1）、速动比率（X2）、资产负债率（X3）、主营业务比率（X8）、净资产收益率（X9）、总资产利润率（X10）、资产报酬率（X11）、销售净利率（X12）、销售毛利率（X13）、营业利润率（X14）。

（三）构建主成分分析模型利用主成分方法建立模型，并对*ST企业和非ST企业在2011年的经营状况做初步判定。主要步骤如下：1.提取主成分（见表7）。依据特征值大于1选取四个主成分，共解释85.781%的原始信息，即只需原筛选出的原始指标的40%指标数可以反映绝大部分原始信息，主成分分析合理。（2）主成分模型。根据成分矩阵（见表8）和相应的特征值可计算出四个主成分相应的特征向量，并可得出其表达式如下。

（四）检验预警模型1.财务危机前两年模型检验。本文将对检验组相对应2011年数据进行检验，考察该企业在两年后的财务危机状况，对上述的因子模型的预测能力进行判别。经过分析有10家企业为非ST企业，有12家企业为*ST企业，其中误判的是华赛的一家企业，即本次模型检验结果的准确率为95.45%。因此，在2011年（危机前2年）该模型检测效果相当可观。2.预警模型检验结果汇总。按照同样的分析方法可构建出距离财务危机前一年（2012）和前三年（2010）的财务预警模型，并对其进行检验。根据模型可得出综合得分，利用中位数法得出PS值为0.7465，经判别分析得出属于*ST企业有14家，非ST企业有7家，因数据缺失而需要剔除的有1家，误判的有华赛、绿景控股、粤宏远、东莞控股、*ST中冠A等5家企业。经计算该模型检验准确率为76.19%，准确率较2011年降幅略大，但总体检测结果仍就大于70%，有参考价值。根据模型可得出综合得分，利用中位数法得出PS值为0.6569，经判别分析得出属于*ST企业有12家，非ST企业有10家，误判的有华赛、星河生物、*ST凤凰、*ST中冠A等4家企业。经计算该模型检验准确率为81.82%，准确率较2011年较低，但总体检测结果仍就大于80%，即预测2013年是否发生财务危机的精准度良好。综合检验汇总表可知，珠三角地区创新型企业在财务危机发生的前三年之内，该模型都能有效地进行预测，按照目前检验结果来说均超过70%，准确度较高，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来说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四、总结

本文所构建的主成分模型还存在以下局限性：（1）应用范围和数据源的局限性，本文考虑到财务报表数据获取的便利性，其样本来自于A股上市公司，而未考虑到非上市公司；（2）指标选取的局限性，本文仅从财务指标来评定*ST企业和非ST企业，未充分考虑到创新型企业自身的财务特征、盈利方式的特殊性、管理理念、产销一体化、组织分工构成等因素；（3）样本量和检验时间的局限性，由于样本量选取的较少性和检验时间的局限性，而导致了在指标剔除中删除了现金流量等短期考核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建议应从开拓数据来源渠道、利用现代技术计算分析数据、及时更新评定标准等方面进行完善。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效率；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指标体系

金融效率是金融生态系统的投入产出关系。“金融效率是一个全球性论题，也是金融基础理论中筮待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金融发展理论与发展金融学的相关研究中，金融效率研究仍是薄弱环节，……，金融效率研究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作为我国金融体系最薄弱的环节——农村金融的效率问题的研究更是如此。迄今为止，国内外关于金融效率评价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专门针对农村金融效率评价的研究不多，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观点和经典的方法。本文认为，影响农村金融效率综合评价的因素众多，而且大部分是难以量化的、模糊的定性指标，再加上人类思维的模糊性，专家对农村金融效率影响因素的评判也呈现出模糊的特性。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充分考虑这一特点，通过对农村金融效率评价中的模糊性问题进行科学量化，可以有效地解决评价中的模糊不确定性问题。基于此，本文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农村金融效率进行科学评价，并实证检验其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可以大大提高农村金融效率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一、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第一，建立因素集（或指标集）U={U1，U2，……，Un}，其中Ui（i=1,2，……，n）为第一层次中的第i个因素，它又由第二个层次中的n个因素决定。

第二，建立评价集V={V1,V2，…，Vk}，其中Vk(k=1，2，… P)为总评价的第k个可能的结果。k的取值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如果太大，则不容易判断其等级归属；如果过小，则不符合模糊综合评价的质量要求，所以评价等级k一般取[3,7]中的整数。

第三，建立权重集。将评价对象的评价指标体系按照不同属性自上而下地分解成目标层、系统层、准则层、子准则层等若干层次，建立一个递阶层次结构模型。运用Saaty等人提出的成对比矩阵法，对于同一层次下的指标，通过两两之间进行相对重要性程度对比，构建判断矩阵。如先给出某一层因素B1、B2、…、B4以及相邻上一层中的因素A，根据对A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将B层所有因素进行二元对比，故所有二元对比值便构成了A-B判断矩阵，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其中aij(i,j=1,2,…，n)表示对于评价目标A，因素Bi对Bj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值。

求各层指标的权重值，即求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向量。以判断矩阵A做说明，对于特征方程：

AW＝λmaxW

其中， λmax为特征根，W为特征向量，即A相对于上层的权重值矩阵。采用几何平均值法(方根法)计算求解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特征向量，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并开n次方，求各元素的几何平均值：

式中，n为判断矩阵阶数； λmax为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检验准则为：CR＜0.1；否则需要重新构造判断矩阵，直至满足一致性校验为止。

第四，建立模糊综合评价的隶属度矩阵。利用德尔菲法得到指标集U={u1，u2，…，ui，…，up}到评价集V={v1，v2，…，vj，…，vn}的模糊关系矩阵（即模糊评价的隶属度矩阵）R:

其中，rij=mij/m表示ui对vj隶属度，mij为所有参评专家中认为ui属于等级vj的专家数，m为参与评价专家总数。

第五，求解模糊综合评价矩阵。矩阵计算式为A=WοR，得到模糊综合评价矩阵A。对模糊逻辑算子“ο”采用的是加权平均模型M(· ，)运算，其中“”表示在有限制条件下的普通加法运算ab=min{1，a+b}，“·”为普通实数乘法。

二、农村金融效率评价指标集的建立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是模糊综合评价工作的最基本、最关键的一步。充分考虑我国农村金融的具体特点并按照金融生态系统在经济中的作用，本文建立三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村金融效率进行综合评价，见表1。第一层次为目标层，即农村金融效率；第二层为系统层，从金融市场效率、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三个方面进行评价。金融市场效率包括证券市场效率和货币市场效率，可用金融市场发展规模、金融市场实现程度和金融市场结构来衡量。金融市场发展规模可用农村直接融资/农村生产总值、农村直接融资/农村贷款这两个比值来表示，而农村直接融资=农业企业债券额+农业上市公司股票市值；金融市场实现程度可用农村直接融资/农村人口总数、农业上市公司数量/农业企业总数量这两个比值来表示；而金融市场结构=农业上市公司资产/农村金融机构总资产。微观金融效率主要指微观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可用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金融机构盈利能力以及金融机构流动性来衡量。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可用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来描述；金融机构流动性可用备付金比例描述；而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可用人均利润、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来描述。其中宏观金融效率主要指货币调控能力、金融业本身的效率及其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效率，本文将所有金融机构中作用于农村金融存贷款部分作为宏观金融效率统计口径，包括货币政策效率、金融市场化程度、农村资金外流率以及金融体系动员农村储蓄的效率。货币政策效率可用农村居民CPI和人均农村生产总值来表示表示；金融市场化程度用农村贷款/农村生产总值来描述；农村资金外流率用农村存贷款差额与农村存款总额占比表示，其中农村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农业贷款，农村存款=农村储蓄存款+农业存款之；而金融体系动员农村储蓄的效率可用储蓄动员力、投资效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资本边际生产率)和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农村存贷比、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利差)来描述。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篇8

关键词： 种粮机具；选型；模糊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S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4-0066-020引言

种粮机具的选型，是指通过技术上与经济上的分析、评价和比较，从可以满足相同需要的多种型号、规格的机具中选择最优的决策。实际生产中，存在的种粮机具不能满足生产需要，或者本身并无毛病，但长期不能发挥其作用，往往是机具的选型不当造成的。因此，合理的选择种粮机具，可使有限的投资发挥最大的技术经济效益。种粮机具的选型，基本原则是技术上先进，生产上适用，经济上合理。种粮机具选型的评价指标体系，就应当从这三个原则出发来建立。

1选型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1.1 技术性指标种粮机具技术上的先进性，一般用机具的生产率、功能的可靠性和维修的可能性来衡量。

1.1.1 生产率种粮机具的生产率有如下两种表示方法：①用机具在单位时间（分、时、班、年）的工作量来表示。如播种机每小时播种的土地的面积数。②用主要参数来表示。若无法直接估计工作量，可用主要参数来衡量。如拖拉机的标定功率，动力输出轴性能，行驶性能，制动性能。

1.1.2 可靠性可靠性是指系统、机具、零件、部件在规定时间内，在规定条件下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定量测定可靠性的标准是可靠度。可靠度是指系统、机具、零件、部件在规定的条件下，在规定的时间（t）内毫无故障的完成规定功能的概率，它是时间的函数，用R（t）表示。用概率表示抽象的可靠性，机具的可靠性的测量、管理、控制、保证才有计量的尺度[1]。

1.1.3 维修性维修性是指系统、机具、零件、部件、在进行修理时，能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在正常条件下顺利完成维修的可能性。维修性也需要一个能定量的加以衡量和测定的标准尺度，这个尺度就是维修度。维修度是指能修理的系统、机具、零件、部件等按规定的条件进行维修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维修的概率。维修度受时间影响，是时间的函数，用时间来表示的维修度叫做维修度函数。

1.2 生产性指标种粮机具在生产上适用，是指选择的机具适合粮食生产的实际需要。只有生产上适用的机具才能发挥其投资效果，创造出高效益。种粮机具生产上的适用性，用机具的适应性、操控性、机具之间的成套性和机具使用的安全性来衡量。

1.2.1 适应性适应性是指种粮机具对地区的适应性。种粮机具的选择地区性很强，所选机具类别、型式、性能和尺寸必须适应当地的农业条件和自然条件。首先，根据机械化工艺方案和农艺要求确定机具类型。其次是根据地块大小和动力机具等条件选择机具尺寸和联结方式。例如，小地块一般选择悬挂式农具；而大地块选择半悬挂式农具或牵引式农具，以避免转弯受地块限制[2]。

1.2.2 操控性操控性即种粮机具的可操作控制程度或者是操纵的方便性。操控性也十分重要，一般要求操作轻便、舒适，控制灵活。

1.2.3 成套性种粮机具的成套性是生产用的各类设施相互配套，保证生产能正常进行。机具成套是设备选择时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一般把着眼点放在机具的配备上，对辅助生产设备和动力设备的配备重视不够。其结果，必然产生“后方”与“前方”不相适应，造成生产过程不协调，影响生产正常进行。例如农具与拖拉机的配套问题，农具型号应与拖拉机配套一般是先选拖拉机后选农具，使所选的农具能与拖拉机合理编组，即在牵引力、速度、挂结方式（悬挂、半悬挂、牵引）等方面匹配，以取得良好的运用效果。

1.2.4 安全性种粮机具的安全性是指机具对生产安全的保障性能，机具应具有必要的和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避免带来人身事故和经济损失。

1.3 经济性指标设备的经济性是指在满足生产对设备功能要求的条件下，设备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状况。设备经济上的合理性，既包括设备的最初投资少，耐久性长，能耗低，又包括设备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强。一般情况下，用机具的初始投资和购入后的使用费用来衡量经济上的合理性。

1.3.1 初始投资机具的初始投资，是指机具的购置费、运输费、安装费、辅助设施费、运输费等。

1.3.2 使用费使用费是指使用期间各种费用支出，如油料费、维修费、人员工资等支出。

1.4 种粮机具选型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根据以上分析，建立种粮机具选型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A层为目标层，B层为准则层，C层为子准则层，T层为方案层。

2选型评价模型的建立

本文通过对各种评价的研究，认为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简洁实用的较为理想的选型决策方法。然而，传统的层次分析法由于其判断矩阵在有些情况下难以建立，并且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一致性非常困难，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一致性的判断标准CR

2.1 模糊层次分析法建模步骤

2.1.1 建立模糊互补判断矩阵[4]在模糊层次分析法中，针对上一层某一元素C，将本层次与之有关元素之间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并定量表示，则可得到模糊判断矩阵R=（rij）n×n，如果其具有如下性质：①rii=0.5，i=1，2，…，n；②rij=1-rji，i，j=1，2，…，n。

则称其为模糊互补判断矩阵。元素rij具有如下实际意义：rij表示元素ai和元素aj相对于元素C进行比较时，元素ai和元素aj具有模糊关系“ai比aj重要得多”的隶属度。为了使任意两个方案关于某准则的相对重要程度得到定量描述，可采用如下的0.1-0.9标度给予数量标度。（表1）

依据上面的数字标度，元素a1，a2，…，an相对于上一层元素C进行比较，可得到如下模糊判断矩阵：

R=r■r■…r■r■r■…r■┆ ┆ ┆┆r■r■…r■

2.1.2 计算模糊互补判断矩阵的权重

利用以下公式来计算模糊互补判断矩阵的权重[5]：

W■=■，（i=1，2，…，n） （1）

2.1.3 检验模糊互补判断矩阵的一致性由上式得到的权重值是否合理，还应该对模糊互补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若偏移一致性过大,则表明此时将权向量的计算结果作为决策依据是不可靠的。模糊互补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可以通过模糊互补判断矩阵的相容性来检验。

设矩阵A=（aij）n×n和B=（bij）n×n均为模糊判断矩阵，称

I（A，B）=■■■a■+b■-1（2）

为矩阵A和B的相容性指标。

设W=（W1，W2，…，Wn）T是模糊判断矩阵A的权重向量，其中■W■=1，W■?叟0，（i=1，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