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经济政策范文
时间：2023-10-27 16:59:06
汉初的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汉初政治；统治政策；与民休息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253-02
一、“与民休息”政策概述
“无为而治”下的汉初政治，其主要特点就是“顺民之情与之休息。”汉代“无为而治”的典型代表当推曹参。惠帝元年（前194年）曹参为齐相，他在治理齐国的指导思想上就是按照盖公的“黄老术”而进行的。对于其就任齐国宰相的9年，一些史料曾对曹参为相的影响有着这样的记载：“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后来，萧何去世，曹参继任汉相国，也是用在齐国的办法治国，“出入三年”，“天下俱称其美”。以上就是西汉初年的“与民休息”政策的影响
曹参为政的要领就是“休息无为。”所谓“休息无为”包括下列几个内容。
遵循旧制，举事无所变更。曹参为相时，无所建树，一切皆遵循萧何所制之法，不加变更。这是适合刚刚稳定下来的汉初社会情况的。经过长期战乱后，人们需要安定，不希望无休止地变动。所以，曹参无所改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少干预属下事，无扰民。曹参代萧何为相，当他要离开齐国奔赴长安之前，对接任齐相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这是他唯一的嘱咐，意思是说，“不必干涉下属的活动，不要过细苛察”。
择吏以“厚重长者”为标准。曹参对下属官吏不究细过，这也是对秦“专任刑罚”矫枉过正的做法。
这些做法对刚刚“离秦之酷”的百姓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史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以曹参为代表的一批统治者，皆是这样“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从而形成了这一时代的政治之风。
二、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的具体表现
（一）皇室带头躬休节俭
汉初的几代皇帝和皇室，大多都注意节俭，一反秦代皇室穷奢极欲的奢华作风。从汉高祖刘邦时期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到惠帝以后，在“黄老政治”的影响下，几代皇帝和皇室都比较注意节俭。惠帝、吕后及景帝皆皆无过分铺张之举，形成节俭的风气，尤以文帝为甚。文帝在位23年，史称其“宫室院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计划造一“露台”，令工匠计算，需用百斤，觉得花费太高。所以对臣下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结果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纹秀”，以示敦朴。文帝为自己修建的陵墓，也要求从简。“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二）“轻徭薄赋”，鼓励农耕
因刘邦称帝后“量吏录，度官用以赋于民”，所以汉初的田赋、租税较秦为轻。这期间，国家规定的田租一般均在“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之间。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免除过一年的田租。减免田租，主要受益者当然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但自耕农的负担也相对减轻。封建政府从土地和其他方面取得的收入与后代比起数量少得多。赋税收入“岁不过数十万石”，比起秦代的竭泽而渔式的压榨，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然，除田租以外，西汉政府还有其他的收入。据现有资料可知，至少当时还有以人口为征收对象的口赋、算赋、军赋、更赋等等。不过，这些赋税在文帝和景帝之时也都有所减、免。如算赋是在高帝四年（前203年）时开始征收的，当时规定，“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至文帝时算赋则由120钱减至40钱。无论如何，比起秦代“头会箕敛”的赋税压榨，汉初是轻得多了。
“轻徭薄赋”还表现在对徭役的征发有一定的节制。如惠帝时修长城征发徭役一般均利用农闲的时间，每年不超过30天，以不误农时。所以，长安城的修建历时6年才完成。文帝时还多次下诏奖励“孝悌、力田”及救济鳏寡“赈贫民”等。这些措施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三）轻刑慎罚
汉初的法律比较简单，刑罚也比较轻简。刘邦入关中时“约法三章”，建立统一的西汉王朝以后，丞相萧何“作九章律”成为西汉法律的基础。不过，汉初的律令远比秦代的宽简。据记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所以，其礼仪“大抵皆袭秦故”，“少所改变”，而其刑法可能改变较多，许多不“宜于时者”就被汏除了。
在汉初几十年中，统治者还不断地对秦的“苛法”加以汏除，故史称这一时期“约法省禁”。如高帝时，萧何定律令就已“除参夷，连坐之罪”即废除“族刑”和连坐之法。惠帝四年（前191年）又“除挟书律”，也就是废除秦律中“挟书族者”的苛法。高后元年（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族”刑早在萧何定汉时就已宣布“除参夷”，可能是并未真正废除，故至高后时又不得不重申。“妖言”指“过误之语”属于言论罪，在当时也被视为“重酷”之法，“皆除之”。文帝元年（前179年）“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文帝三十年下令“除肉刑”，即将黥、劓、刖左右肉趾这几种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景帝元年（前156年）又将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景帝六年又将笞三百为二百，减笞二百为一百。同时，又规定笞刑所用的箠：“笞长五尺，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景帝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改革，如中元二年（前148年）二月“改磔曰弃市，勿复 ”。此外，还过一些赦免死罪的诏令。
不可否认，汉初“约法省禁”的记载，与实际执行的情况当有一定距离。但是，在“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的指导下，汉初的统治者毕竟注意了“秦以刑罚为巢”，“秦二世尚刑而亡”的可怕教训，相信“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道家学说，力图减轻刑罚。因此，在惠帝、吕后时“刑罚用稀”，文帝即位以后，史称“禁网疏阔”。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选用执法务宽张释之为廷尉，“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景帝时仍遵循文帝时为政的方针“屡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这种局面与秦代比较，应该算是轻刑慎罚了。
除此之外，汉初还不断宣布免罪、赦死、“矜老弱”等诏令，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时期，统治者标榜“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社会呈现一片稳定、升平景象，所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这就是史称的“文景之治”，是“与民休息”的直接结果。
三、“与民休息”政策的影响
在“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来了西汉初年的太平盛世，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前202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这一时期百姓的负担是最轻的。从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于因缴纳农业税的负担就不再存在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西汉前期70余年农民的负担一直是很轻的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事实证明“与民休息”政策符合西汉当时的社会现状，对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进行巩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也使得自西汉后的各王朝纷纷效仿，为巩固政权提供方法。
首先，由于长期受着“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豪强集团财富集中，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由于汉初采取“与民休息”政策，国家对经济领域干涉很少，尽量去影响社会的生产流通。在汉初豪强集团财富开始集中，土地兼并初露端倪，如汉初丞相萧何强买民田为子孙置业。到成帝时这种这种现象日益严重。皇亲、国戚，地主和豪强，依仗政治和经济特权疯狂兼并农民的土地，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此外，由于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统治者奉行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造成了史治败坏的现象。曹参为相时，终日饮酒不理朝政。见人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皇帝和大臣都奉行无为，不宜太多过问政事，致使官吏大多消极苟安、渎职怠工，官场上贪污受贿盛行。
通过以上对西汉初年“与民休息”政策的简要分析和阐释，笔者认为，一方面，“与民休息”政策的实施，使西汉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稳定和巩固了汉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到文景年间，社会经济全面回升，社会安定，人民负担进一步减轻，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是汉初统治者鉴于秦朝亡于苛政和峻法的教训所做的积极有为的政策调整，实施较为开明的政治。这一政策的实行同时也为日后汉武帝的大一统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此政策实行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是地主阶级要求长治久安的意志表现，一些看来对民有利的措施，其实对地主和商人更为有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商人地位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西汉初期所实行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是有利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它虽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会存在一些轻微的瑕疵，但从整体上看仍然是一个有利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积极政策，具有历史进步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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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班固.汉书·高帝纪：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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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的经济政策篇2
一、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盐业史研究
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盐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盐已经奠定了其国家重要商品的地位，而且实行了国家专卖制度。对这一时期盐业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盐业起源、西汉盐铁管榷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后一个问题。二十世纪初以来出版的盐业通史性的专著，如田斌《中国盐税与盐政》(江苏省印刷局1929年版)、林振翰《中国盐政纪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欧宗佑《中国盐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张绣文《台湾盐业史》(台湾银行1955年版)、何维凝《中国盐政史》(大中图书有限公司1966年版)、田秋野、周维亮《中华盐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3月版)、齐涛《汉唐盐政》(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以下简称《古代编》)，都论及了这一时期的盐业史。
(一)盐业起源问题研究
中国古代盐业史的开端常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盐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对这一时期及战国以前的上古时代盐业史的研究著作、论文都极少。直到2003年3月，《盐业史研究·巴渝盐业专辑》的出版，才将这一时期涉及盐业生产、流通、国家族群对盐的控管以及盐业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对盐业史学科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罗庆康《春秋齐国与两汉盐制比较研究》(《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4期)论述了盐业专卖政策的缘起、在汉代的发展过程及在历史上的地位，澄清了齐国、西汉与东汉盐制方式的争论。吉成名《先秦至隋代食盐产地考略》(《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3期)探讨了食盐生产开始时间及先秦至隋代的盐产地问题。吕世忠《先秦时期山东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3期)着重探析了先秦时期山东盐业的起源、生产、管理、流通等诸方面的情况。郭正忠《古代编》论及了先秦时期盐的类别、生产、流通及盐政等。此外，曾仰丰《中国盐政史》、王宜昌《春秋盐铁考》(《中央日报》1948年5月24日)等均探讨了先秦时期的盐业问题。
盐业专卖制的起源问题与汉魏晋南北朝专卖史研究密切相关。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西周、春秋、西汉等三种不同的看法。将专卖制始行时间推溯得最早的是刘佛丁等著《中华文化通志·工商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简称《工商制度志》)，该书认为专卖政策始于西周末期，周厉王是实行这一政策的鼻祖，为了抑制庶家经济的增长，从生产到流通领域全面垄断了盐铁等山泽之利。[日]加藤繁则认为盐铁专卖始行于汉武帝元狩年间。郝树声还提出专卖制始于商鞅，认为商鞅变法时秦国就已实行了盐铁专卖；高凯也谈到，战国时期秦国就实行了官营盐铁手工业的制度①。认为专卖制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时的学者也比较多。曾仰丰认为，夏、商、周三代盐政都实行征税制，春秋时管仲相齐行专卖之制②，廖品龙、蒋大鸣、谢茂林、薛宗正、罗文、马新等学者也都持此观点。但对管仲盐铁政策的具体专卖方式，学者们又有不同的看法。《工商制度志》认为，管仲推行的是盐铁专卖，盐业方面是实行民制、官运官销，按户配盐，而商鞅推行的盐铁专卖是官府控制生产，批发给商人销售，征收专卖税。罗文的观点与此大体相同。曾仰丰认为，管仲榷盐既有官制又有民制，以民制为主，官制为辅，民制之盐由官府收买和运销。谢茂林认为，管仲盐铁政策在生产上以官制为主，民制为辅，实行官收官运官销，而商鞅推行的专卖制则产运销都由国家控制，禁止私营。廖品龙与谢茂林的观点相近，认为管仲榷盐，生产方面以官煮为主，民制为辅，官制主要是销往他国，民制主要是销于本国，由官府计口配卖，按量计征③。罗庆康认为，春秋齐国的盐铁官营主要是管理盐铁户的生产与取税，与后来汉代的盐铁专卖不同④。廖品龙还探讨了秦灭巴蜀后四川食盐贸易管理及李冰开凿盐井等问题⑤。
学者们对秦代的盐政也有不同观点。曾仰丰认为秦代盐业实行征税制，允许民间经营。高凯在前揭文中提出先秦至秦都存在盐铁官营制度。逄振镐则提出，私营盐铁须征得官府批准并交重税，秦代盐铁政策是严格控制下的重税政策⑥。
(二)西汉盐业史研究
汉武帝时期是盐铁专卖制发展的一个高峰，盐业史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主要讨论了汉武帝时期盐铁专卖方式、专卖目的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盐官设置等问题。除了郭正忠《古代编》论及了秦汉时期食盐产区、生产技术、工艺水平、盐户身份等问题外，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对秦汉盐业生产也有所论及，而有关盐业生产的论著则相对较少。
在盐铁专卖方式上，主要存在着民制官购官销和官产官销两类观点。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认为是民制官购官销，只是流通过程中的垄断。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和《工商制度志》也持此观点。曾仰丰则认为，西汉的盐铁专卖是将产、运、销完全国营，即“完全专卖”，田昌五、漆侠、罗文、罗庆康、刘良群等也持此观点⑦。吴奎罡也认为，盐铁专卖是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全面垄断⑧。在官府控制生产的方式上，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认为是官自给费。前引罗文文及罗庆康、罗威《汉代盐制研究》(《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1期)认为是官府提供工具，盐户自备生活费用，双方构成合约关系，性质仍然是官营。苏诚鉴认为，榷盐是产销分离，民产官销⑨。陈直和日本学者藤井宏、影山刚则探讨了西汉专卖制的发展形态及其演变过程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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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见[日]加藤繁：《关于榷的意义》，载《中国经济史考证》卷一(华世出版社1981年版)。郝树声：《略论秦汉时期盐铁钱专营与中央集权的巩固》，载《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高凯：《略论汉代官营盐铁业的利与弊》，载《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②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下引曾仰丰观点皆出该书，不另注出。
③分见廖品龙：《中国盐业专卖溯源》，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蒋大鸣：《中国盐业起源与早期盐政管理》，载《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谢茂林：《先秦时期盐业管理思想初探》，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薛宗正：《盐专卖制度是法家抑商思想政策化的产物》，载《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2期。罗文：《齐汉盐业专卖争议之我见》，载《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马新：《论汉武帝以前盐政的演变》，载《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④罗庆康：《两汉专卖政策的发展与演变》，载《暨南学报》1990年第2期。罗庆康、罗威：《汉代盐制研究(续)》，载《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⑤廖品龙：《试论张若在成都置盐铁市官与李冰穿广都盐井》，载《井盐史通讯》1977年第2期。
⑥逄振镐：《试论汉代盐铁政策的演变》，载《江汉论坛》1987年第2期。
⑦分见田昌五、漆侠：《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7年联合出版。上引罗文：《齐汉盐业专卖争议之我见》。罗庆康：《汉代盐制的几个问题》，载《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上引《两汉专卖政策的发展与演变》。刘良群：《从盐铁官营看西汉的专卖制度及其流弊》，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⑧吴奎罡：《评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措施及其历史作用》，载《经济科学》1983年第l期。
⑨苏诚鉴：《“官与牢盆”与汉武帝的榷盐政策》，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⑩分见[日]藤井宏：《汉代制盐业的问题点——围绕“牢盆”的解释》，载《铃木教授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日本大安，1964年；《汉代盐铁专卖实态——围绕《史记·平准书》记载诸问题》，载《史学》1978年第79卷第2、3期。[日]影山刚：《前汉朝的盐专卖制》，载《史学》1966年第75卷第11、12期。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转贴于
关于汉武帝盐铁专卖的目的，张兆凯《关于汉武帝盐官营政策的两个问题》(《益阳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认为，主要是打击诸侯王和豪强大地主的利益，但盐铁商人的利益并未受损，而是一跃成为国家官吏。刘凌、傅筑夫、高敏则强调了抑商的目的①。前引吴慧文认为，桑弘羊的政策是抑制商人，但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官营商业，其政策是重商和抑商的矛盾统一。刘良群、罗庆康都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是抑商和削弱地方势力的目的兼而有之②。卢新远认为，不能说汉武帝实行的是抑商政策，其打击的是富商大贾，并不是打击工商业，相反是维护正常的工商业③。汪锡鹏的观点又有所不同，认为桑弘羊的政策是为了增加财政收人和加强中央集权，不宜用重商或抑商的标准去评价④。薛振恺、张炳斌、朱绍侯、逄振镐等都强调了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⑤。
汉武帝盐铁专卖政策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是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观点的分歧也很大。总体上说，有基本肯定、基本否定和一分为二等三种意见。《工商制度志》认为，盐铁专卖为汉武帝的征伐提供了经费来源，抑制了豪强的发展，延缓了农民破产的过程，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吴奎罡、陈以鉴、解学东、李森、马大英、郝树声、张守军等都肯定了汉武帝盐铁专卖在增加财政收入、打击豪强商人和地方势力、巩固大一统的新兴政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⑥。前引郝树声文认为，汉武帝盐铁专卖在加强国防巩固和边疆的开发、避免豪强网罗流民等方面也起到一定作用。另一批学者则对汉武帝盐铁专卖持否定态度。于传波《汉代盐铁官营的再评价》(《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认为，盐铁官营摧毁了汉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其优点与弊端相比是次要的。前引汪锡鹏文认为，盐铁专卖是竭泽而渔的政策，指出其质劣价贵、效率低下，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前引刘良群文还指出，西汉后期工商萧条、国势衰落也与盐铁官营有关。王连升也指出，盐铁官营导致了工商业的萎缩⑦。陈乃华《盐铁专卖与西汉中后期社会危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盐铁专卖堵塞了商人资本及农村过剩劳力向工商业流通的渠道，加速了农民破产并沦为流民或奴婢的过程和土地的集中，是导致西汉中后期社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汉武帝的盐铁专卖政策。前引薛振恺文认为，汉武帝盐铁专卖既为西汉带来了汉匈战争的胜利，巩固了国家统一，又为西汉的衰落埋下了隐患。前引吴慧文认为，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但同时也具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张传玺、罗庆康、高凯、李殿元、逄振镐、庞天佑等既肯定了盐铁专卖在充实财政、支持统一战争、奠定国家疆域、集中人力物力推动盐铁业的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指出了其效率低下、质量低劣、加重贫民负担、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等弊端⑧。
曾仰丰、罗庆康、王健等对汉代盐官作了考证。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认为，汉代有盐官32处。曾仰丰在《汉书·地理志》所载35处盐官之外，又补充了陇西郡、陕西西县及渔阳郡3处。罗庆康《汉代盐制的几个问题》在《汉书·地理志》和曾仰丰的陇西郡、陕西西县及渔阳郡外，又考证出朔方郡的朔方县、越嵩郡的青岭县、巴郡临江县、朔方郡的广牧县4处。高敏《秦汉时期的官私手工业》(《南都学坛》1991年第2期)认为数量还多于此。王健《东汉盐铁业诸问题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在罗庆康和曾仰丰考证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犍为郡的南广县和广陵郡2处。罗庆康《汉代专卖制度研究》(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及罗庆康、罗威《汉代盐制研究》在盐官数量上转向了与王健一致的看法。在这两项论著中，罗庆康还探讨了食盐的价格及汉代的制盐方法等问题。薛瑞泽《汉唐间河东地区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3期)也探讨了从汉代至唐代间河东地区盐业经营政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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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凌：《西汉初期工商业政策与汉武帝的经济改革》，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版。高敏：《试论汉代抑商政策的实质》，载《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②前引刘良群：《从盐铁官营看西汉的专卖制度及其流弊》；罗庆康：《汉代盐制的几个问题》。
③卢新远：《汉武帝时期的财经措施与工商业的发展》，载《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④汪锡鹏：《重评汉武帝“盐铁专卖”》，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⑤薛振恺：《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张炳斌：《汉武帝新经济政策评述》，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前引逄振镐：《试论汉代盐铁政策的演变》。
⑥前引吴奎罡：《评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措施及其历史作用》；郝树声：《略论秦汉时期盐铁钱专营与中央集权的巩固》。分见陈以鉴：《汉武帝时期的战争与财经政策》，载《盐城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解学东：《论析桑弘羊的“重商”理财思想》，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李森：《桑弘羊理财思想的几点启示》，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张守军：《桑弘羊的以商致富思想》，载《商业研究》1994年第12期。
⑦王连升：《关于汉武帝评价的两个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⑧分见张传玺：《论秦汉时期三种盐业政策的递变》，载《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前引罗庆康、罗威：《汉代盐制研究》；罗庆康：《两汉专卖政策的发展与演变》；高凯：《略论汉代官营盐铁业的利与弊》；逄振镐：《试论汉代盐铁政策的演变》。李殿元：《论西汉的“盐铁官营”》，载《浙江学刊》1993年第6期。庞天佑：《略论汉武帝行盐铁专卖的原因与利弊》，载《常德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
(三)东汉魏晋南北朝盐业史研究
刘志远、吴天颖、燕羽、杨宽、白广美等学者研究了东汉“盐井画像砖”，并讨论了煮盐燃料等问题。燕羽认为，汉代画像砖证明汉代盐井已有一定程度的机械设备。吴天颖推测，盐井当属于“大口浅井”。杨宽、白广美、刘志远等都认为，画像砖图中熬盐的炉灶是使用木柴作燃料的，两汉时期巴蜀地区井盐生产虽有迅速发展，但仍处于大口井、燃烧薪柴的较低生产水平上①。
关于王莽时期的盐政，曾仰丰认为，王莽盐政除官制之外还有民制，是征税与专卖的混合制。齐涛《汉唐盐政》认为，王莽榷盐实行的是完全的官运官销，但生产领域是官制与民制并存。前引罗文文认为，王莽盐政的生产不存在民制，成盐的运销归官府。学者们对东汉专卖史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总体上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东汉未实行专卖制；二是认为仅汉章帝时期一度恢复专卖制；三是东汉初和汉章帝时期两度实行过专卖制。前引张传玺文认为，东汉一代主要是实行盐铁私营，马志冰的观点与此略同②，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观点也与此大体相同。前引齐涛文则认为，光武帝以征税制取代专卖制，此后主要实行征税制，与西汉初不同的是东汉盐税成为专税，对盐的销售置使者监卖。前引逄振镐文也认为，东汉只有章帝元和元年一度实行盐铁专卖。罗庆康、罗文、郝树声认为，东汉和帝以前盐铁实行官营，汉章帝时期全面实行了盐铁专卖，自和帝始一直推行民营征税制，盐官归属郡县仅负责盐税征收。王健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只是认为和帝以后盐铁官既主持官营，又负责征税③。此外，刘隽《东汉的盐政制度》(《天津益世报史学》1935年第4期)、[日]吉田虎雄《两汉之专卖制》(《真知学报》1943年第2期)等也探讨了东汉的盐铁专卖问题。李小波《盐铁经济与汉末巴郡分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则探讨了盐铁经济与汉末巴郡分化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盐铁制变化频繁，各地差异亦大。[日]吉田虎雄《西汉魏晋南北朝的专卖制度》(《东亚经济研究》1938年第22期)探讨了这一时期专卖制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基本是实行征税制，如[日]加藤繁《关于榷的意义》认为，三国以后直到唐中期几乎未行盐铁专卖。曾仰丰认为，盐制自汉和帝永元元年迄献帝建安三年均行征税制，东晋南朝沿而未改，北朝除东魏高齐于沧、瀛、幽、青四州行专卖制外，大都主行征税制。但大部分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专卖制反复实行。齐涛认为，曹操实行的监卖盐制继承了东汉的征税制。王向田也认为曹操监卖制是东汉末年盐业征税制的延续，并探讨监卖制出现的时间。前引罗庆康文也探讨了监卖制始行的时间及原因④。前引马志冰文则认为，监卖盐制为曹魏首创，魏、蜀、吴政权重新恢复了盐铁官营政策，并探讨了三个政权的盐铁管理机构。前引齐涛文也认为曹魏、蜀汉、东吴都实行了盐业官营。前引王向田文还强调了盐业作为魏国恢复经济的重要手段。在政治、经济上起到的重要作用。陈庆连《魏晋时期盐铁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版)与王向田观点略同。前引马志冰文认为，西晋继续推行盐铁官营政策，东晋沿袭西晋政策，但又有改创；南朝盐业大都采用征税制，而北魏、东魏、北齐盐业主要实行征税制，西魏则设盐池都将管理盐池生产。前引齐涛文也认为，两晋实行盐专卖，但无法禁绝豪强大族经营盐业，实际上是官私并举；宋齐梁陈时期实行盐业放任的政策，最初征收一般商税，陈文帝时开征盐业专项税，但豪强大族把持盐业的情况始终未变；十六国时，各方一般都实行专营，北魏盐政出现过官营与放任的多次交替；东魏北齐时实行分区管理政策，而西魏北周则设盐池都将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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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见燕羽：《中国古代关于深井钻掘机械的发明》；吴天颖：《中国井盐开发史二三事》；白广美：《关于汉画像砖“井火煮盐图”的商榷》；杨宽：《古代四川的井盐生产》(以上4文同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白广美：《中国古代井盐生产技术史的初步探讨》，载《清华大学学报》1962年第6期。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②马志冰：《魏晋南北朝盐铁管理制度述论》，载《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③分见罗庆康：《东汉盐铁制度蠡测》，载《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前引《两汉专卖政策的发展与演变》；《汉代盐制的几个问题》。前引罗庆康、罗威：《汉代盐制研究》，《汉代盐制研究(续)》；罗文：《齐、汉盐业专卖争议之我见》；郝树声：《略论秦汉时期盐铁钱专营与中央集权的巩固》；王健：《东汉盐铁业诸问题考辨》及《东汉盐铁制度探析》，载《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④分见齐涛：《魏晋南北朝盐政述论》，载《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王向田：《盐业在曹魏恢复北方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上引马志冰：《魏晋南北朝盐铁管理制度论述》；罗庆康：《东汉盐铁制度蠡测》。
汉初的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文景之治”；豪强势力；土地兼并
汉初“文景之治”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它注重借鉴秦亡教训，面对民生凋敝、社会残破的实际问题，以黄老思想为治国理念，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的政策，结束了西汉立国初年的贫弱状况，实现了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为历代统治者尊崇。然而，也正是在“文景之治”的辉煌下，汉初豪强势力凭借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实现了自身在经济领域的扩张，由此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
一、豪强势力与西汉政府的暧昧关系
从西汉建立到武帝即位初年的这段时间统治者迫切需要实现两个目标：在经济上扩充国家物质财富积累；在政治上加强皇权集中。这时，豪强作为不断发展的社会阶层，在社会各个领域均显现出巨大的实力，他们存在虽然符合了这两个目标的发展要求，但同时也容易造成相应的问题，为西汉王朝埋下了隐患。
我们知道，文、景二帝在位执政的三十九年间一面致力于恢复发展，另一面不断积累国家财富，加强皇权。那么，在这样的特殊历史背景、特殊社会条件下表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对豪强势力的暧昧态度。
（一）汉文帝即位初年，内有铲除诸吕的功臣宿将，外有手握重兵的跋扈诸侯，他们自然无法取得刘恒的信任
同时北方匈奴虎视眈眈，南方赵佗自立为帝，因此文帝迫切需要一股能在凋敝经济上促进国家恢复、在政治上给予自身支持的强大阶层，由此豪强势力脱颖而出。正如汉文帝在写给南越王赵佗的信所说“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1]这里不仅是文帝时期外交策略的转变，更委婉的道出自身政治上的弱势地位。于是，汉文帝选择依靠豪强势力，在全国施行“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政策[2]；同时对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遨游，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3]也并不过分制约。
（二）汉景帝即位后，与豪强的关系更加微妙，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方面的就是贵粟政策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4]从直观上看，这一政策施行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缓解谷贱伤农带来的“舍本逐末”问题；另一方面是用于增加国防经费，以巩固边防。然而，我们发现这一政策可以持续运作下去主要在于豪强富商急需摆脱经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以实现自身实力增强这一客观事实。那么，相应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由于对政治地位的渴望，豪强富商在短时间内的确被国家分割了更多的利益，但长远看来贵粟政策更有利于豪强富商兼并土地、加重剥削（如对租种自己土地的农民征收50%的地租税）；更关键的是，豪强、富商、官僚在西汉中后期实现了合流，更加重了土地的兼并。
“文景之治”下对豪强势力始终坚守一条底线：只要他们不与中央对抗，就任由其发展。即使出现像郅都诛杀济南氏豪强的事例，也是因为他们 “豪猾，两千石莫能治理”。[5]这种重“农”胜过重“民”的政策实质，容易产生利益天平向豪强势力的倾斜，而中国小农经济的脆弱特征，也使得豪强最终走向无休止的土地兼并。
二、“文景之治”下利民政策向豪强势力的倾斜
“文景之治”下最为历代称道的是“三十税一”的休养生息政策。历经秦末农民起义与楚汉战争而建立的西汉王朝民生凋敝，以至于“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6]。于是，汉初统治者惩亡秦之失，从汉高祖刘邦“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7]开始与民休息，到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8]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再到景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9]使这样的田租租率成为定制。可以肯定的是3.33％的田税对于恢复汉初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发现这一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存在的隐患以及由此导致的土地兼并问题。
汉初的著名政治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对汉初农民生活有这样的描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10]的确，我们存在疑问，为什么田税这么低而农民连起码的温饱还达不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田租较低，农民手头又拥有部分土地，同时大量的士兵复原归乡从事农业生产，使得粮食产量迅速增加，而相应的粮食价格下降，再加上大商人故意压低收购价格，甚至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
我们来算一笔账，中国传统五口之家（三成人，两未成年），理想状态下耕百亩田，每年收获150石粮食（每石20钱），减去上交国家的5石田税，再减去每年家庭消耗的95石粮食，共收入50*20=1000钱，而整个家庭需要缴纳120*3+23*2=406钱的人头税、600钱的更赋、还有家庭一年所用的杂费支出（包括生老病死、自然灾害）。可见，普通农民根本不足以负担起这样庞大的支出，虽然丰收却不能温饱，由于整体赋税的沉重性导致一些有地农民不得不依靠出售土地获取钱财以保证生存，而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就是豪强富商，他们既实现了土地的兼并，同时控制了粮食的价格。
此外，由于汉初政府征收田税，依照的是土地面积，即大体估算每亩土地的粮食产量；而不是按照土地肥力状况，以划分相应的等级来确定税额。这样一来，田税虽少，而不同地域、不同状况下的农民实际纳税能力却没有顾及；“三十税一”政策虽好，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是不顾忌实际情况的征收，所以出现“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11]也就不足为怪了。由此可以见，尽管西汉中叶实现了“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2]的社会总财富积累，伴随而来的却是牺牲农民的利益和实现豪强势力的增长。
三、豪强势力兴起的历史必然
“文景之治”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承载的不单单是国家财富积累的重要使命，更重要的是它延续了春秋战国至秦汉生产力发展的总趋势。
铁器牛耕的出现引发的不仅是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更是带动了春秋战国时期经济链条每个环节的连锁反应：从农业进步到手工业扩大再到商业的发展。如《孟于・滕文公上篇》中反应的“以粟易械器”和“以械器易粟”现象已司空见惯，如《孟子・公孙丑下篇》中描写商贾“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阿）市利。”已惟妙惟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商人通过不断积累，成为豪强，符合了这一时代的发展趋势，而以文、景二帝为代表的“文景之治”，则既是摆脱民生凋敝的需要，更成为豪强复苏的舞台。
然而，为什么“文景之治”下对豪强富商总体上又要保持打压态势呢？如“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13]、“（有市籍子孙）不得仕官为吏”[14]、 “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15]，我们知道，作为汉初征收税赋的三种形态：实物、劳役、货币，它们是构成国家财富积累的基本实体，需要相应的编户予以固定，以形成稳定的“三角结构”；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反而被豪强富商迅速“转嫁”，这不仅表现在对农民征收租税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如：国家征农民“三十税一”的田税，而地主征“什五”的田税）；更表现在豪强富商运用“实物”和“货币”的差额产生财富（如在“三十税一”田税下的谷贱伤农问题），这些足以抵消他们在劳役和人头税上相对过重的“负担”，最终使他们游离于西汉政府期望的“三角结构”，实现了实力的增强，正如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16]
另外，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政策存在这样的特征：人口数量直接属于西汉政府控制的约为户九十七万，口四百五十万；属于诸侯王国管辖的约为户一百八十万，口八百五十万，二者比例为5.29：10。[17]这就意味着相对更多的豪强富商不受中央控制，而地方诸侯王更关注谋求自身领地的财富，对于豪强势力发展持默许态度，如吴王刘濞以丹阳之铜聚万人之众，铸钱富国，最终“吴邓钱布天下”[18]，他们并未对豪强势力发展有所干涉。于是，伴随国家财富的积累，豪强富商的财富也不断积累，而土地走向兼并也就成为必然。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文景之治”在西汉建立初年对于国家财富的积累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众多利民政策的实施反而成为豪强势力发展的温床。由此，不仅相关的“利民”政策无法延续，而且随着豪强势力的逐渐壮大，对西汉王朝中后期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终西汉一代，中央与豪强势力始终保持一种博弈和暧昧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中华书局，1982：445.
[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中华书局，1982：3261.
[3]班固.《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上.中华书局，1975：1132.
[4]班固.《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上.中华书局，1975：1133.
[5]班固.《汉书・酷吏传》卷九十.中华书局，1975：3647.
[6][7]班固.《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上.中华书局，1975：1127.
[8]班固.《汉书・文帝纪》卷四.中华书局，1975：118.
[9]班固.《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上.中华书局，1975：1135.
[10]班固.《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上.中华书局，1975：1132.
[11]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上.中华书局，1992：191.
[12]班固.《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上.中华书局，1975：1135.
[13]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卷三十.中华书局，1982：1418.
[14]班固.《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上.中华书局，1975：1153.
[15]班固.《汉书・惠帝纪》卷二.中华书局，1975：91.
[16]班固.《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上.中华书局，1975：1133.
汉初的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南越；西汉；兴亡；强弱
一
秦末汉初的南越国（前203~前111年），又叫南越或南粤，在越南被称为赵朝或前赵朝。都城番禺（今广州）。疆域包括今天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的北部。它是由秦末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建立的，自赵佗共传五世九十三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被西汉灭亡。公元前196年和公元前179年，南越虽曾两次臣属于西汉，成为西汉的藩属国。但赵佗表面称臣，背后称帝，南越国实质上是与西汉并立的封建政权。
二
秦汉之交，南越为何能够兴起并延续近百年呢？除与内部因素有关外，还与西汉前期的国情紧密相关。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赵佗抓住了历史机遇，具有雄才大略。秦二世时，陈胜、吴广领导了大泽乡起义，人民纷纷响应，中原大乱。此时,秦朝南海郡尉任嚣病且死，召其属下赵佗说：“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1]即让赵佗南海郡尉。任嚣死后，赵佗闭三关（横浦关、阳山关、湟谿关，这是从北方通向岭南的重要关口），诛秦吏，安排自己的亲信党与。秦亡后，他又击并桂林、象郡，管辖整个岭南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除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之外，在近七十年的统治中，赵佗还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措施，如“和辑百越”，重用越人，尊重越人的风俗习惯，提倡汉越两族通婚，正确地处理了汉越之间的民族关系。面对西汉的安抚羁糜政策和经济扼杀政策，时而俯首，时而进攻，机动灵活地处理了同西汉的外交关系。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
第二，南越具备立国的条件。从南越的国情来看，它不同于汉朝所分封的其它诸侯国。首先，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北依五岭，南靠大海，政权远离中原，相对封闭而安全。其次,地形险峻，环境恶劣，易守难攻。史载，南越“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2]“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泻霍乱之病相随属也。”[3]“限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4]“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蠧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5]再次，在秦末的混战中，赵佗没有出兵中原，与豪杰虎争天下。而是采取“绝道”、“闭关”和“自守”的策略，致力于发展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治理，南越政权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第三，汉初，社会经济凋敝，财源不足，无力消灭南越。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再加上战争的破坏和杀戮，社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人口锐减，人民普遍厌战，农民大量流亡，不得耕作。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鈞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另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种残破的经济形势，对于新建立的西汉王朝是一大严重威胁。因此，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稳定统治秩序，成为巩固政权的首要任务，消灭南越，既非当务之急，也为财力所限。
第四，西汉前期，王国问题威胁着中央政权的安全，削弱了西汉的综合国力和对外进攻的力量。楚汉战争时，为打败项羽，刘邦曾分封韩信、彭越等人为王，这些异姓王手握重兵，地域广大，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汉初，刘邦逐步铲除了这些异姓王。同时，又分封了一批刘姓子弟为王，高祖时，诸王年幼，权力由王国的相、太傅执掌，其弊病尚未显露。刘邦去世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势力日益膨胀，拥有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大权，他们“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6]“出入拟于天子”，“不听天子诏”，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藩”，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7]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率领七国叛汉。这次叛乱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它足以暴露出王国问题的严重性。王国问题是关系到西汉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它延续时间长，威胁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影响了团结和稳定，分散了最高统治者大量的精力，使其根本无法集中力量消灭南越。
第五，为抗击匈奴，西汉把主要兵力调往北方，很难再抽调重兵进攻南越。楚汉相争时，匈奴冒顿单于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等部，南灭楼烦、白羊，重占河套地区，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匈奴族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拥有骑兵30余万，虎视眈眈，随时南侵刚刚诞生的西汉王朝，严重威胁着西汉的安全。公元前200年，刘邦被匈奴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南），七天七夜才勉强脱险。面对强悍的匈奴，虚弱的西汉被迫实行屈辱的和亲政策，但嫁女求和，收效甚微。文景时，匈奴仍不断南下，烧杀抢掠，几次甚至打到长安附近，长安城警报频传。在汉武帝以前的七八十年间，匈奴始终是西汉的最大敌人和致命威胁。这一严重局面，迫使西汉几乎把所有的国防军事力量调往北部边境，根本无力南顾。
第六，汉初的政治指导思想是黄老学说，在其影响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一学说的特点是：极力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作为”越少，越能缓和社会矛盾；越“有为”，民就越“难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初采取“顺民之情、与之休息”[8]的政策，以适应恢复生产、稳定秩序的需要。汉初的窦太后和萧何、曹参等丞相，大都“治黄老之术”。当时百姓歌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9]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虽然为恢复社会生产、巩固统治秩序创造了条件，但它却限制了统治者的思想和作为，束缚了他们开疆拓土、消灭南越、统一南方的雄心和行动。
三
秦末战争，中原大乱，为南越立国创造了机遇。西汉前期，虚弱贫困，内忧外患，无力灭南越，对南越实行带有政治妥协性质的安抚羁糜政策，为南越的生存和发展再一次创造了机遇。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时，西汉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和社会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南越却日渐衰微。消灭南越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
第一，汉朝的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汉武帝时，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人口增加，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有一段精彩描写，“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这与汉初的经济形势相比，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进攻南越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王国问题基本解决，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元朔二年（前127年），中大夫主父偃说上曰：“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10]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由嫡长子継承，其他诸子都在王国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11]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12]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后又制定“左官律”和“附益法”，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虽存，但只“衣食租税”，不问封国政事，封土而不治民，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同时，汉武帝还打击地方豪强，限制相权，颁行新的选官制度，加强军队和对全国经济的控制。总之，削弱了分裂割据力量，增强了军事力量，增加了财政收入，提高了综合国力，为进攻南越准备了条件。
第三，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汉武帝时，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掀起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共打了十几仗，其中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有三次。第三次发生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领10万骑兵，分东西两路进军，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此役，大败匈奴，使匈奴力量大大削弱，再也无力大举南下，“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13]。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的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彻底解除了匈奴对西汉八九十年的致命威胁，从此，西汉可以调动全国的军事力量，倾国南下，再无后顾之忧，放心大胆地去攻打南越了。
第四，西汉的政治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文景时，王国威胁中央，豪强兼并农民，匈奴不断侵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已不能适应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了。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向有为、由道家向儒家转变的趋势。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4]其核心是主张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年，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15]的贤良。建元六年（前135年），田蚡为相，一律罢黜不治儒家五经的博士，延揽儒生数百人，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汉武帝彻底抛弃了汉初的“无为”思想，不断“有为”，内削王侯，外击匈奴，出使西域，平定西南夷，伺机消灭阳奉阴违的南越。这一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虽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它解放了思想，使统治者利用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开始奋发有为。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为消灭南越、统一南方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五，南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导致政局动荡不安。赵佗死后，継位者平庸无能，根本无力对抗强盛的汉朝，对西汉的依附性越来越强。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令南越王赵兴和太后入朝，太后是邯郸人，入越前曾与汉使私通，所以，年轻的太后和年幼的赵兴愿意“内属”。但代表越人贵族势力的丞相吕嘉极力反对“内属”，史载：“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弗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16]在太后和汉使的胁迫下，吕嘉起兵叛汉，杀赵兴、太后和汉使，立赵建德为王。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乘机发兵，派路博德、杨仆分路进击，次年，破番禺，灭南越，将南越分设为九郡。从此，岭南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进一步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越两族的融合。
总之，南越的兴亡，是与西汉的强弱紧密相连的。成败兴衰各有因，分离聚合岂无凭。历史的奥秘就在于此。
注释：
[1][16]《史记·南越列传》
[2][3][4][5]《资治通鉴》卷第十七
[6]《汉书·诸侯王表》
[7]《史记·吴王濞列传》
[8]《汉书·艺文志》
[9]《汉书·萧何曹参传》
[10]《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1][15]《汉书·武帝纪》
[12]《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13]《汉书·匈奴传》
[14]《汉书·董仲舒传》
参考文献：
①《史记》，司马迁，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
②《汉书》，班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③《资治通鉴》，司马光，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年
④《中国史纲要》，翦伯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⑤《中国通史》，范文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⑥《中国古代史》，朱绍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汉初的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汉学 汉学机构 远东研究所
当代俄罗斯汉学以俄国汉学和前苏联汉学为根基，有着雄厚的底蕴。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学术机构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818年创建的亚洲博物馆、1819年设立的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部到二十世纪上半期成立的东方学研究所和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 ，无论是隶属于科学院系统还是高校系统，他们都在继承和发扬俄国汉学传统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创建背景及历史沿革。从比丘林时代开始，俄国汉学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的总体研究一直占据优势，而苏联汉学将自身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紧密相连，为汉学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但苏联汉学的确立和发展之路充满了艰辛，三十年代的残酷镇压给汉学乃至整个科学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很多汉学家遇难，诸多研究工作也被迫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苏睦邻友好关系的确立，两国在各个领域展开多层次的交流，为苏联汉学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使其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两国分歧日显突出，两国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苏联汉学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忽视中国革命及中国在建国初期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导致全面培养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方面的科研工作被缩减，只是单纯的培养翻译人员，还关闭了一些科研机构；另一方面，原有的汉学机构由于多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古代，对当代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已不能适应苏联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需要。为了加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研究，苏联科学院调集各方面力量，于1966年9月组建远东研究所，由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学博士斯拉德科夫斯基担任所长。下设社会经济研究室、国际政治问题及中苏关系研究室、历史研究室和哲学研究室。
远东所自建立伊始就已被纳入政治体制的操控下，和其他汉学机构相比，其学术活动更具有时代特色。该所在中苏关系解冻之前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主要是围绕苏共的政治路线和对华政策展开一系列的研究活动，着重研究俄中、苏中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思想；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对外政策；研究中国同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关系及中国现代史等，并出版了大量著作、丛书和论文集。
作为一个学术机构，远东所的创建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这也决定了其学术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缺少自由挥洒的空间，势必要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影响。远东所组建初期，其研究活动注重现实，突破了传统汉学的束缚，对于苏联汉学的发展确实有一定的促进。但对于中苏关系来说，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相反，使苏联的汉学研究脱离了学术发展的正常轨道，沦落为政治的附属品，无视中国自身的特点，单方面地走上对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盲目批评的道路。作为一门科学，汉学包括了很多方面，不能把其仅仅局限在对革命史、国家的内外政策等政治领域的研究，这种狭隘的研究并不利于汉学学科本身的发展。而在现实政策的干预下，远东所的学术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这也使一些资深的学者深感忧虑，远东所所长、著名学者季塔连科也曾经提到：“要为苏联汉学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并恢复其在苏联科学的地位是困难的，不可能立刻战胜原有的思想模式和极端的政治状况，不可能马上恢复已干枯的学术源头 。”当时的大环境确实使汉学研究遇到了一定困难，但研究所内仍有一批研究人员在孜孜不倦的详尽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并将其介绍给苏联大众。另外，七十年代，在远东所开设的对当代日本的研究和八十年代开设的对韩国的研究都有利于突破研究所内汉学研究的封闭性，有助于推动科研探索迈向一个新阶段。
机构设置及发展现状。远东所从建立至今已有四十年的历史。目前，它已成为俄罗斯研究中国问题、培养汉学专家的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也是欧洲汉学家联合会的成员。该所现直属于俄罗斯科学院，其主要任务是对中国、日本、朝鲜和韩国展开系统的研究，包括研究俄罗斯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以及上述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等重要问题。
目前，在远东所内供职的有二百多名东方学家，所长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学者季塔连科。研究所下设八个科研中心，分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俄关系预测及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及区域安全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当代史及政治研究中心；东亚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和科技信息与文献中心。其中，上海合作组织及区域安全问题研究中心的前身为：俄罗斯同亚太各国关系及预测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1997年12月，主要任务是：研究俄罗斯在远东的安全保障问题，以及亚太地区的区域安全问题。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确立和发展，加大对该组织的研究力度愈显出其现实意义，因此，该中心于2005年4月启用现名。另外，同中国紧密相关的还有：中俄关系预测及研究中心和中国当代史及政治研究中心。
中俄关系预测及研究中心的主任为：远东所副所长―波尔加科夫。该中心以系统研究中俄关系的历史和现状、预测及评价其发展前景为主要任务。近年来，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处于世界政治及经济体系中的中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当代的对外政策体系；中国和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及地区（美国、日本、）的相互关系；中国在中亚和东亚的政策；及其在中国的政策和中俄关系中的地位；当代中俄关系和“中国因素”在俄罗斯复兴中的作用；中俄经济关系；中苏关系（1949-1991）：当代的评价及历史教训；苏维埃俄国和中国（1917-1949）；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中俄关系史。2004年，该中心在俄罗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经济援助和俄罗斯外交部历史文献司的大力配合下，继续进行“十七到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全面、深入的探讨四百年的中俄关系史。
结束语
远东研究所的创建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他所开展的汉学研究活动和传统的欧洲汉学相比也有很大区别，他关注现实、侧重对中国做总体介绍、涉及面广、远远超出了古典文化的范畴。纵观远东所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他为俄罗斯汉学培养了众多汉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该所出版、编辑的专著、工具书也成为俄罗斯汉学，乃至世界汉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苏关系正常化后，远东所在加深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俄人民建起了一座睦邻友好之桥。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季塔连科：《苏联汉学及改革》，《远东问题》，1989.2。
[3]尼基福罗夫：《汉学的艰难道路》，《远东问题》，1989.3。
[4]季塔连科：《远东研究所建立25周年》，《远东问题》，1991.1。
马琳：天津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汉初的经济政策篇6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汉代/北部边郡/西南边郡/经济开发
【 正 文】
汉代北部边郡与西南边郡，在时间上，是继踵而设；在治理上，北部突出战略防御，西南重在政治治理，由此导致汉王朝对其经济开发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运作方式，这些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居民族属不同，在国家边防战略的地位不同以及民族治理的政策不同。
一
北部边郡的设置，经过战国时期“边胡之国”——秦、赵、燕之初创，到秦统一后，“筑长城，因地制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千里”，[1]将原有秦、赵、燕之长城连贯为一，初步完善了北部边郡体系。计有：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12个郡。这些边郡的设置，使上述地带第一次置于统一国家政权管辖之下。至汉武帝时期，在北部大规模开边拓土“取河南地”、夺河西走廊、逐匈奴于幕北，“幕南无王庭”，[2]对北部边郡分拆组合，新增了朔方、西河、安定、天水、金城、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定襄等10郡，加上原有12郡，共计22郡，布于长城沿线，史称“北边22郡”。它们分别隶属于凉州、并州、幽州监察区。东汉以后，“州”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三州”（幽、并、凉三州）成为北部边郡之总称。
西南边郡属益州。它是以秦以来的“巴蜀四郡”（汉中、巴郡、广汉、蜀郡）为基地逐步经营完善的，其大规模拓展是在汉武帝时期。武帝分别派唐蒙、司马相如等人对西南夷进行经营，先后建立了犍为、牂柯、越隽、沈黎（前111—前97），文山（前111—前67），武都、益州等七郡。东汉以后，又别出“治民比郡”之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广汉属国，同时增设永昌郡，最终形成12个郡国，完善了西南边郡（国）体系。
北部的自然地理环境较为复杂。从大的方面而言，除黄土高原西部以外，主要的地理特征是干旱荒漠。居民以畜牧业为主，部落种群规模较大，主要有：匈奴、西羌、乌桓、鲜卑等诸多部族。
由于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以侵伐”[3]，北部羌胡成为汉王朝最主要的边患。正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云：“四夷之暴，其执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乌桓、鲜卑，笔者案）迭盛……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西边、北边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4]构成两汉时期的主要防线。
西南边郡，地处高原，崇山峻岭，河谷纵横，居民族属众多。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自大；其西靡莫之数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魃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揲榆，名为隽、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笮以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北，君长以什数，冉尨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尨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从司马迁这段论述中我们可知：西南夷种族群落较多，规模较小。其经济形式有农耕者，有半农半牧者，有游牧者。然其为患，却远不及北部游牧民族。《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云：“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为劣焉”。
由于北部边郡与西南边郡在汉王朝边防战略的地位不同，导致汉王朝对其治理与开发政策产生差异。
二
北部边郡，面临羌胡等游牧民族，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交互作用的主要地带，对于防御武备有着特别重大之关系。“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5]治军甚于治民。因而，北部边郡太守拥有一支相当实力的常备军。卫宏《汉旧仪》称：“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燧，追虏”。不仅如此，汉王朝为了加强边郡的防守，先后在边郡地区增设了农都尉、属国都尉、将屯将军等机构分别率屯田兵、属国兵、将屯兵协同边郡太守，加强边郡地区的防御。使边郡地区通常保持30万左右的常备军。[6]
为了维持在边防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汉王朝在后勤供给体制上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汉武帝时期不计成本地对边郡进行大规模的突发式经济开发就是集中体现：
（一）加强边郡城防和道路建设 汉武帝在新拓展的边郡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工程建设。《史记·平准书》载元鼎六年“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后汉书·西羌传》：“初（汉武帝时）开河西，列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据陈梦家先生考证：“汉武帝由于防御匈奴与西羌，开发西域，在河套以西，用了短短12年时间，兴建了规模巨大的三、四千里障塞亭燧”；[7]同时还修筑了固阳道，沟通天山南北与中原的联系；修“回中道”，北出萧关。初步完善了北部长城沿线及其以外的交通体系。
（二）大规模徙民实边 徙民实边，在汉武帝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汉书·武帝纪》等资料记载，从元朔二年（前127年）至元鼎六年（前111年）17年间，先后六次大规模迁徙居民充实边防，最盛时一次竟达“七十余万口”。大规模徙民实边，充实了边郡人口。《汉书·地理志》云：“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之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三）开创军事屯田 屯田之设，始于武帝。《史记·匈奴传》载：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远循，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书·食货志》称：“初置张掖、酒泉，而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自此以后，军事屯田成为汉代定制，得到推广。如北部的朔方、五原、北地郡有军屯；河西走廊之令居、番和、居延、敦煌、酒泉、武威有军屯；河湟、陇西等地也有军屯。所谓“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8]
（四）大力发展马政建设 为适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汉代大力组建骑兵，加强马政建设。早在文帝时，采用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至景帝时，开始在北部畜牧业区开设牧马苑“益造苑马以广用。”[9]据《汉仪补注》云：“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武帝即位以后，“为伐胡，盛养马”。在景帝马政基础上，又“令民得畜边县，官假母马，三岁而归，及息什一。”[10]马匹数量大增。《玉海》卷148引魏王郎云：“雄卫霍张皇之师，羁兵塞上，厩马有四十万匹。”汉武帝时期，大力发展骑兵与马政建设互为促进，二者均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其时养马、用马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汉武帝时为巩固北部边防而进行的规模巨大的突发式经济开发，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就边防而论，城防工事与交通的开凿，完善了边郡防御体系。所谓“建障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稍安”；[11]大规模徙民实边，充实了边防人口，增强了边郡的防御能力；屯田之设，取到了“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12]的功效；马政建设，也为汉武帝组建大规模的骑兵，对边防军兵种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就经济发展而论，其短期效益也十分明显：首先，徙民实边，军事屯垦，增加了北方边郡地区的人口，使农耕经济不断北移，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北方游牧区；政府鼓励性的组织管理形式也为边郡地区的经济形式的转换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汉书·地理志》就称凉州地区：“谷价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金城湟中，谷斛八钱”。[13]同时，屯田本身也取到了“益积谷，省大费”[14]的功效。
其次，马政建设，亦使长城沿线出现过畜牧业繁盛之局面。《盐铁论·西域篇》载：“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于野”；《汉书·地理志》也云：河西地区“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复次，边郡城防体系的建立和交通之开凿，加强了中原与边郡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通关市，饶给之，往来长城下”；[15]“商胡贩客，日款塞下”、“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6]“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17]盛行于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充分体现了其对内对外的经济、文化价值。
然而，汉武时边防经济开发成果的取得，是有赖于国家巨大的财政投入为基础的。史谓“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18]如徙民实边，兴建居民点，要为其建置房宅，“一堂二内”，[19]而且“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20]屯田卒的生产工具、耕牛诸项也由国家供给。应劭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但是，西北干旱荒漠，降雨年平均不足250毫米，屯田亩产远远低于内郡，仅为0.7石左右，[21]按“田事出，赋人二十亩”[22]计算，一个屯田卒仅能生产14石粮食，而其一年所食当在24—30石左右，耕不偿食。故陈直先生认为：屯田“不是裕财，而是消费”。[23]至于城防工事及交通的建设更是如此。仅筑朔方城“费数十百钜万”。而汉武帝所筑三、四千里障塞亭燧，其费用之巨是可想而知了。故此，汉武帝大规模突发式开发北部边郡之举措并未持续多久，就因“天下费多，财用益屈”[24]而不得不下“轮台诏”与民休息，标志着边郡大规模开发告一段落。由于缺乏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北部边郡逐渐步入衰落状态。经新莽之乱以后，“边陲萧条，靡有孑遗”。[25]
东汉政权建立以后，面对“障塞破坏，亭燧绝灭”的局面，采取了收缩边防的政策。“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26]相应地，放弃了对北部边郡的经济开发。
一方面，大规模内徙边民。从建武十年（公元34年）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东汉王朝分别迁徙定襄、雁门、代郡、陇西、上谷、安阳、北地、上郡、西河、朔方等郡之民于内郡。如此大规模徙民于内郡，使北部边郡显得意外萧条；同时，民间自发的、零散的、渐进式的移民内郡，更使得边郡人口锐减。把《汉书·地理志》所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户口统计与《续汉书·郡国志》所记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户口统计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其耗减量十分惊人。平帝元始二年，西汉北部边郡有1151828户、5114887口，而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锐减至320469户、1399131口；分别仅占西汉平帝时户数的27.82％和27.35％。在农业社会，人口是衡量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人口锐减，其经济衰退之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时人王符曾云：“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才]置数百，而太守周迥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27]
另一方面，则是少数民族大量入居塞内。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起，南匈奴、乌桓、鲜卑相继入塞，交错于边郡。
少数民族入居边郡，固然有助于加强民族融合。但对东汉王朝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首先，原来牧马区大多变成了战场，政府无法在宜牧区牧养马匹，使东汉王朝逐渐放弃了北部边郡的苑马收养。如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28]其次，使屯戍区大为缩小。西汉常置的屯田机构亦日渐废去，使戍耕点越来越少，游牧区不断南移。加上东汉王朝对入居少数民族羁縻失当，致使边乱十分频繁，据粗略统计：自安帝至东汉末季，匈奴大规模犯边达20余次，羌人犯边40次，乌桓、鲜卑犯边达30余次。如此频繁边乱及边郡战争，使得北部边郡经济一落千丈，史称“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29]“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遂至虚耗”。[30]东汉衰亡，祸起于边，三国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与东汉放弃边郡开发不无关系。
三
西南边郡，由于居民种族群落较小，“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陵暴之害不能深也”。汉王朝对其统治有异于北部边郡，而以政治治理为主，采取了灵活变通的统治政策，实行郡县、土长并重的双轨制统治方式。既设郡县，任命太守、令、长执行大政方针，有又任命大小部落首领为王、侯、邑长，“以其故俗而治”。郡县守令治其土，王、侯、邑长治其民。
在经济开发上，也相应地采取了因地制宜、循行渐进的方式运作。主要表现在：
（一）实行“初郡无赋”的优惠政策。《汉书·食实货志》：“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西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以其故俗治”，其经济上的意义是承认边郡民族的特殊性，在不强行改变边郡民族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对边郡民族实行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
“无赋税”，即对边郡民族实行免征或少征赋税。它是由于边郡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方式各异且发展极不平衡所决定的。两汉在西南设治之初，一度做到了免征或少征赋税。如西汉平南越、西南夷，于其地置17初郡，郡县吏卒的给养和车马，均由旁郡供给。即使在有些地区征税，也因民族之差异，不与内郡一样按田亩交纳租税，而只象征性的交纳土贡。如东汉且永昌郡，太守郑纯与哀牢人相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之领、盐1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31]
封建统治者强调统治方式和治理措施的灵活性适应了西南边郡地区所存在的民族复杂性、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二）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和畜牧业。西南边郡民族，生产方式多样，大体分为“魋结，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文化型；“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型文化；还有“或土著，或迁徙”的半农半牧文化型。两汉政府在“以其故俗”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地进行了适度开发。如西汉末年，“以广汉文齐为（益州）太守，造起陂地，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益州如此，西南边郡其他宜耕地区也多有用于灌溉的水利工程。《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说到犍为南部今云南昭通一带“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楚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后汉书·郡国志》犍为条注引《南中志》曰：“（朱提）县有大渊池水，名千顷池”。此外，在今四川西昌、云南呈贡、大理等地，都出土了东汉时期的陂池和水田模型，陂池与水田间有沟漕相连，足证内地农田灌溉技术已传入西南边郡地区。一些地区粮食丰裕，以致“米一斗八钱”。[32]
在宜牧地区，东汉时也设立了牧马苑。安帝永初六年：“诏越隽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33]在西南地区开辟了新的牧区养马。和当地畜牧业相互促进，并举发展。因此，西南边郡畜牧业量动辄几万几十万头，[34]亦说明当时畜牧业发展之状况。
（三）注重发展当地矿产业和特色手工业。西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据查《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可以发现，该地不仅采冶金属种类多，而且生产工场分布广泛：益州郡的滇池县产铁，俞元县出铜，律高县出锡、银铅、贲古县产铜、锡、银、铅，来唯县出铜，双柏县出银，羊山出银和铅；犍为属国的朱提县产银、铜，堂琅县出银、铅、白铜，武阳县和南安县出铁；永昌郡的不韦县出铁，博南县产金和光珠（宝石）；越隽郡的邛都县产铜，台登县和会无县出铁，蜀郡临邛出铁。汉王朝通过对该地区丰富矿产资源的渐次开发，使得中原金属冶炼和铁器制造技术传入西南边郡广大地区。西汉前期，西南夷地区还不会冶铁，使用少数的铁器均来自蜀地。东汉时期，滇池、不韦、台登、会无诸县均有产铁记载。
不仅矿冶业得到很大发展，西南边郡地区其他手工业产品亦得到较快发展。《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永昌郡“知染彩文绣，有兰干细布”。《华阳国志·南中志》亦说：永昌郡“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卖与人”，＠①柯郡也出产梧桐布。[35]此外，光珠、琥珀、水精（水晶），琉璃，轲虫，蚌珠，翡翠等待色产品也通过朝贡、纳赋以及商业交流流入中原。班固说，汉武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36]《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称：“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木之玮宝，莫不呈表怪丽，雕被宫帏焉”。可知西南夷与汉朝之间贡纳、馈赠往来之盛；同时也说明汉代以来，西南边郡地区特色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四）发展交通，加强交流。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在武帝时期相继开凿了三条道路：一是南夷道，亦称夜郎道。元光五年（前130年），汉廷“发巴蜀卒治通，自楚道指＠①柯江”，[37]此道由今宜宾通北盘江。二为西夷道，又称零关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①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此道由今成都至西昌。三则是南夷道。《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载：“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溪，置 唐、不韦二县”。联通今云南永平、保山和施甸。
道路的修通，既是郡县设治的基础；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它以郡县治所为中心，以邮亭、驿站为网络，深入民族聚居地，通过“交往效应”，把西南边郡连为一体。同时，又通过经济较为发达的巴蜀，北上关中联系中原；东通汉水，连接江南之荆、扬地区；南向以南方丝绸之路为纽带勾通岭南、缅甸、印度等地。使西南边郡和全国乃至域外联系起来。由此，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交往，促进西南边郡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南御滇楚、楚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盐铁论·通有篇》载：“徙邛笮之货致之东海”。学者研究表明，汉朝“建立益州等郡后，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交通基本畅通，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传入和四川盆地铁器大量运入，云贵高原才开始使用铁器。”[38]也使云南地区具有和内地相同的文化面貌。
总之，两汉对西南地区近三个世纪的渐进式开发，使西南社会经济得到缓慢而长足的发展，到东汉末年，西南边郡的社会情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在郡县治所及其周围地区，汉族移民的影响明显增强，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姓地方势力。《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公孙述时，（＠①柯）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朱提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永昌郡有“大姓陈、赵、谢、杨氏”。这些大姓主要来自汉族移民，他们成为受官府支持的势力，是东汉以来汉族移民在南中影响进一步扩大的反映；同时说明，他们在传播中原文化取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西南边郡地区人口不断增加。为说明问题，我们同样以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户口作一比较。西汉元始二年，益州刺史部户口为972783户、4608654口，到东汉永和五年增至1525257户、7242028口，分别增长了56.79％和57.14％；而且，从同期所占全国人口比例来看，增长尤为明显。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共有人口为59594978，益州刺史部占7.73％，而到东汉永和五年全国人口49150220，益州刺史部占14.73％，翻了近一番。
其三，西南边郡地区也成为蜀汉政权巨大的财富来源之地。《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率众南征，其秋患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李恢传》云：南征之后，蜀汉“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载：南中诸侯“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出产于汉嘉的金，朱提的银，在当时享有盛名。刘禅时，南中开采的银窟有数十座，“岁常纳贡”。
由于西南边郡，尤其是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到东汉末年，它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经济区之一，与中原、江南经济区三分天下而有其一，最终支撑了蜀汉政权，而成三国鼎立之势。
四
综合本文，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一）国家政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指导意义。政策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成败兴衰。
（二）社会经济按其自身发展规律运行，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可以成为经济起动的催化剂，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明显效果。但是，经济要稳定、持续的增长，还需要根据其地理、人文环境而因地制宜地渐进式发展。
（三）加强交流，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自然环境相对封闭，经济文化被分割成彼此相对独立的群体而难以融合时，交往就成为其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机制。这种交往，无论采取何种社会形式，对经济文化发展都是极其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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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的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匈奴；匈奴史；汉匈关系史；影响
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51年间第一次大内乱是匈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内讧。经历了握衍朐擅立、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对立、呼韩邪单于附汉等四个阶段。匈奴第一次大内乱与分裂所产生的最为严重的一种后果便是导致了日后匈奴史上的第二次大内乱与分裂。经历第一次大内乱与分裂之后匈奴单于威信严重下降，统治涣散，凝聚力俱无，不能再有以往那般高效集权，已不可能恢复以往那般真正统一。时至东汉初期，呼韩邪单于欲稳定匈奴单于政权的各项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呼韩邪单于归附西汉王朝后匈奴内部已形成一股强大的亲汉势力，并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
一、两汉时期匈奴两次大内乱与分裂对匈奴民族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匈奴内乱与分裂的时间合算起来近有七十年，约占匈奴族草原历史之四分之一时段。研究匈奴两次大内乱与分裂史时我们不难发现，它的产生始终与匈奴单于继承的矛盾与争斗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初始阶段的世袭制，其固有缺陷严重影响着匈奴历史的发展，大内乱与分裂发生之后又反作用于单于继承制最终使它发生变化，前期的父死子继在呼韩邪单于之后被兄终弟及所替，进而对匈奴政治制度和匈奴政局的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影响，最主要的后果是它导致了匈奴政权的灭亡。西汉时期的匈奴第一次大内乱与分裂招致匈奴社会生产生活的巨大损破，自冒顿建国以来的统一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内部凝聚力丧失，因内乱而坐留的创伤永远不能愈合，为日后的第二次内乱与正式分裂埋下了种子。东汉时期的第二次大内乱与分裂致使匈奴正式分裂并长期对攻，继之陆续衰败，南匈奴完全归附东汉王朝，政治实体灭亡，遂领先退出草原政治舞台，继而北匈奴消亡，匈奴族最终退出草原历史舞台。总之，第一次大内乱使匈奴依附于汉，第二次大内乱使匈奴政权自取灭亡。
二、两汉时期匈奴两次大内乱对汉匈关系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首先，第一次大内乱与分裂迫使呼韩邪归附汉朝，汉匈关系由此扭转，匈奴最终自败自手依附汉王朝。汉武帝的战争压迫下始终没有屈服的匈奴人，虽愈益想求和亲，却从未有过称臣动机。到发生大内乱而多次内战后匈奴严重受损，作战实力几乎丧尽。匈奴人最终无力自行解决内部矛盾而不得不入汉朝见汉宣帝，求助臣属于汉王朝，汉朝通过战争都不能达到的臣服匈奴的目的，却因其自乱而得来全不费力。匈奴自冒顿单于以来，一百五十年间（公元前209年─公元前56年）称雄塞北，为大漠南北各族之长，自誉为“天之骄子”，与汉王朝分庭抗礼的格局彻底消失，汉匈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转变以匈奴单于接受汉王朝所赐黄金质“匈奴单于玺”和“昭君出塞”两件重大事情为标志：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觐见汉宣帝，接受汉王朝颁给的黄金质“匈奴单于玺”，获得汉帝以册封臣下的形式予以匈奴首领的承认，确定匈奴政权藩属西汉王朝的政治地位；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汉朝见。朝见期间呼韩邪表示愿为汉室女婿。汉元帝遂将后宫良家女王昭君赐予他和亲。但是如今汉匈和亲与汉初汉匈和亲已不可同日而语，其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一，和亲背景不同。汉初，冒顿统一北方创建帝国，实力强盛。而汉朝方面刘邦新建统治政权不稳，因统一战争而实力削弱，根本没有能力与匈奴抗衡。在这种匈强汉弱的形式下产生了汉朝的“和亲”政策。相反，如今的汉匈和亲是在绝对的汉强匈弱并且匈奴完全臣属于西汉的基础上建立的。汉朝取得汉匈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沉重打击了匈奴。其后匈奴发生大内乱，纷争进一步削弱了匈奴的力量。此时，其性质与汉初和亲完全不同。二，和亲内容不同。汉初的汉匈和亲是汉朝委曲求全，以大量贡品财物换取暂时安宁的贡赋性的“和亲”政策。而如今的汉朝“和亲”政策是汉朝政府对藩属的“怀柔安抚”性质的管治政策。其内容业已发生本质变化。这也是王昭君一个良家女子为何能荣得千秋美名而汉初嫁与匈奴单于的诸多宗室公主却默默无闻的根本原因。
其次，匈奴大内乱与分裂直接影响了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始终随着匈奴政局的稳乱，匈奴内部矛盾的变化而变化。汉王朝非常注重了解匈奴内部矛盾与斗争情况，积极搜集这方面的情报，从而针对其内部矛盾制定政策，或趁其内乱武力征伐，或一改专力征伐而实行诱降、离间、分化政策，插手匈奴内部矛盾。至匈奴分裂之后，针对其分裂局势采取兼容并蓄或扶持亲汉一方，打击反汉一方的政策，然最终目的都是“以夷伐夷”使彼此攻斗，互相牵制。例如，西汉王朝扶持呼韩邪对抗郅支，东汉王朝扶持并置“使匈奴中郎将”专职管理南匈奴，利用南匈奴抵御北匈奴。除了改变专力征伐和外交政策外汉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也随着局势发生本质变化。如“昭君出塞”标志着这一政策的本质变化，其背景与内容跟汉初和亲已有本质区别，由谋求一时安宁的贡赋性政策转变为巩固臣服为目的怀柔安抚政策。
汉初的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重农抑商；重商；抑商；经济基础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1）04－0054-03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古代商业政策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以“重农抑商”概而论之。近年来，随着一股学术反思潮流的兴起，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商业政策为重商。笔者认为，概而论之重商或抑商都有失偏颇，对于商业政策的研究，应将其置于其所产生的时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此外，需要明确的是：我国古代的商业依其性质有官营商业和私营商业两部分。“抑商”究竟是抑制官营商业还是抑制私营商业这才是讨论的焦点。
一、 西汉前期的商业政策――先抑后重
汉初，接秦之弊，物质匮乏，国家财力困难①。为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汉高祖刘邦曾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但至惠帝、高后时，以“天下初定为由“，“弛商贾之律”②。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商贾的社会地位，并且为商贾经济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文帝之时，又“弛山泽之禁”③，山林川泽允许私人开发和经营，盐铁也可由私人自由生产和销售。此后更为引人注目的“通关去塞”，开关梁，“任民周流”④的西汉前期对发展商业所采取的种种宽松优惠政策，可视为西汉前期所采取的“重商政策”，即重视私营商业的发展。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经济部门的专业化、规模化程度得到提高。由于这个时期出台了多种鼓励工商业自由发展的政策，因此生产力得到解放，手工业及商业各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出现了多种从事专业化生产的私营工商业部门，比如，手工业部门中一些大的冶铁家、煮盐家和一些大矿冶主，以及专门从事酿造业、铜器业、车船业、纺织业等生产商的出现。农业生产领域，出现了专事田畜、从事商品生产的大户，如桥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⑤
第二，商品数量和品种都有了很大增加，货币流通量大，商品市场呈现繁荣景象。据班固《两都赋》称：“长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由此可见市场繁荣之一斑。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列举了汉初市场上流通的各种各样的商品，包括生活用品、生产资料、各地特产及奢侈品，等等。
第三，富商大贾的涌现。史料记载，当时经营冶铁煮盐者，“财累万金”之人不在少数。他们或“大鼓铸”，又“通商贾之利”，富至巨万；或役使奴仆，“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起数千万”⑥。此外，还有囤积商、贩运商和高利贷商人，例如：宣曲任氏，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趁战乱之际“独窖仓粟”，囤积粮食高价出卖，累资巨万。贩运商人洛阳师史“转觳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财富至七千万。无盐氏“其息十倍”，“富关中”⑦。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西汉前期富商大贾“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可见，西汉前期“重商”政策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社会经济繁荣。汉初的几十年，由于统治者重视农业和工商业发展，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重农政策、推行“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无为而治”的重视私营商业发展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汉初农业和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传统观念的改变。而且，经济发展中不合理之处必然引起社会经济结构不协调和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富商大贾的涌现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均平思想、重义轻利思想严重背离。由此便不难理解西汉繁荣的商品经济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晁错曰：“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小农，除去国家的赋敛开支，还要受商人的中间盘剥。“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⑧，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商业和农业这两大社会经济部门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商业的繁荣和发展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已威胁到社会的正常秩序。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必然要与国家争夺资源、与农业争夺劳动力。此外，私营工商业的过度发展极易导致富商大贾厚殖财富，并最终形成对朝廷构成威胁的“反叛”势力。富商大贾之大利，即擅山泽、聚徒附、私铸钱、囤积居奇、逃漏税等，无不冲击和动摇封建专制的基础。作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欲维持社会稳定，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护农业和农民这个根本，必然设法削减商业利益，将商业的巨大利润源头收归国有。因此，重农抑商政策的产生便在情理之中。
可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虽然有利于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但是，富商大贾尤其是为富不仁的富商大贾的存在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动摇了封建君王的统治基础。因此，消灭富商大贾，将其利润来源转为国营，将私营工商业与农业的发展比例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就成为统治者的政策选择。农业是经济基础，商业是社会繁荣的补充，这样便可达到国富、民安的目的。为达到此目的，就要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一则国家要垄断重要资源获得商业利润以稳定市场；二则要解放大量的商业劳力，使多数商业劳动者重返于田畴从事农业生产。
二、重官商政策的实施――向“重农抑私商”政策的转化
“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⑨，深获厚利者，乃地方诸侯与郡国富商大贾。因为，“即山铸钱”，既需要占有矿山、劳动力，又需要有雄厚的资本和专门的技术，因此铸钱之利，必然为官宦、富豪家所独占⑩，而非日渐“贫贱”的农民所能企及，此即所谓“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11}。诸侯王“擅鄣海泽”、“专山泽之饶”，“即山铸钱，富埒天子”。
汉武帝执政后，对内强化中央集权大搞土木建筑，劳民伤财；对外采取积极的扩张外交和军事策略。这些政策致使封建财政出现极大危机，社会经济处于严重的萎缩状态。为解决财政危机，稳定封建集权统治的基础，汉武帝命桑弘羊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因为看到富商大贾由于对资源的垄断而获得巨大利益，因此桑弘羊便设想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如盐、铁、酒等收归国有，即国家经营，实行了历史上著名的专卖制度、均输和平准政策，开创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先河。由此，富商大贾商业上的垄断得到抑制，官营商业便开始了蓬勃发展。
（一）专卖制度
从古至今，盐为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而铁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盐，食肴之将，…铁，田农之本，…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12}。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农民劳作的日常工具是铁制农具。不仅如此，历代王朝军事战争装备，军事武器还是以铁制为主。因此，盐铁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盐铁也因此成为国家垄断的首选。又因为盐铁各自的特殊性，虽然都实行专卖制度但又有所差别。盐专卖的具体做法是在全国各地设置盐官，“募民自己费，因官器作盐煮，官与牢盆”{13}，官方招募盐民煮盐，煮成后政府定价收购。在市肆设置摊点仍由官方出售，百姓在指定摊点购买。官方垄断了盐的流通。但是，对于铁实行的专卖制度与盐有所差别。官方不仅垄断了铁的流通，还垄断了铁的生产。因此，铁便成为完全官方垄断产品。从采矿、冶炼、铸器到运输和销售完全由官府雇工或派卒徒劳动，不准私人涉足。“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14}
盐铁专卖制度的实施使封建王朝垄断了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获取了大量经济利润，稳定了财政基础，强化了古代社会封建集权的统治。
（二）均输制度
均输制度的实质是国家通过税收、征购、调集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组织商品流通的体制，是国家对地方贡赋输送方式的调整。《盐铁论・本义》：“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繁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为解决此问题，桑弘羊便在郡国设置均输官，地方应缴纳的贡赋“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便于他处卖之，输者即便，而官有利”{15}。此政策的实施正是借鉴商贾转贩的经验，低价处买高价处卖，垄断流通利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三）平准制度
平准制度是指由国家设置专门机构，直接吞吐物资以调节商品供求，平抑物价，从而防止富商大贾投机囤积、哄抬物价引起的社会经济混乱。《史记・平准书》：“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从古至今，市场中商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无不与富商大贾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市场，操纵物价，从中牟取暴利。桑弘羊推行的平准制度，一方面维护了社会经济的秩序，保证了消费者利益而且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有效调节了农业和商业两大社会经济部门的比例，促进了农业和商业的合理发展。
三、“重农抑商”政策的辨析与启示
从古至今，谈到“重农抑商”总是将农业和商业对立起来，认为统治者颁布减轻徭役政策即为重视农业，商业就受到抑制；统治者颁布限制商业发展的政策就是重视农业发展。笔者认为重农抑商是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从争夺资源这个静态角度讲，农业和商业是对立的。重农则商业得到抑制，抑商则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多资源。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落后，因此决定古代社会发展状况的两大条件就是人口和土地。农业无疑是家庭和社会存在的根本，封建王朝所实行的减轻徭役，逐渐废除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都是为了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鼓励和促进农业的发展。只有仓禀实而后知礼节，中国古代文化所倡导的重义轻利，“农”乃国家之大义，因此“农”便为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之根基。商业的发展需要人力、物力、财力，因此，必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商人的不耕而获则必与农民争夺粮食，商人这个以利益为导向的群体必然与农民争夺社会财富。
此外，从农业和商业经营者精神和伦理方面考察，二者也具有对立的属性。从事农业劳作的农民，自古以来就具有安贫朴素之性，他们寡欲、安于现状，“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夫和妻顺”。而从事商业的商人，天然地以利益为导向，以变通为其基本特征。商人总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里，虽不乏讲道义之士，但贪名求利为这一群体的总体特征。当然，农业与商业也具有相互促进的统一性。农业的发展会出现更多的剩余产品，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纵观历史，凡是政治环境稳定、农商政策宽松的社会就必然呈现繁荣景象，农业必定有很大发展从而出现更多的农业剩余，从人力和物力上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且商业的发展以更快的速度进一步促进社会繁荣。商业的繁荣，反过来又促进农业更大的发展。因为，商业是互通有无的便民之业，商业的发展有利于技术的推广和先进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并最终有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政策层面来看待农商发展关系问题。任何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饱含统治者的政治意图。农商之矛盾来源于巨大的贫富差距，为稳定小农社会的统治基础就必须解决“从商者过富，从农者过贫”这个矛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社会安定有序的基础便是――均贫思想和小农根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推行的经济政策无不围绕这个政治意图，但社会安定有序时便可从政策上倾斜商业的发展，因为古代商业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提供物质基础。但当商业尤其是私人商业发展过快并进而产生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时，统治者又不顾一切地对商业进行打击和限制。
纵观历史，我们深刻认识到农业和商业都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两大部门。农业、商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客观的分析。在古代落后的小农社会经济里，农业不仅是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基础。随着生产力进步与时展，商业已是开放的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基础，商业的发展在现代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注释：
①《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②《史记》卷30《平准书》
③《汉书》卷4《文帝纪》
④《汉书》卷4《文帝纪》；《汉书》卷49《爰盎晁错传》
⑤⑥⑦《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⑧《汉书・食货志》。
⑨《盐铁论・错币》。
⑩王雷鸣编著：《历代食货志注释》第一册，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
{11}《盐铁论・禁耕》。
{12}《汉书・食货志》
{13}{14}{15}《史记・平准书》
Re-analysis of Ancient China's Policy of "stressing agriculture and restraining commerce"policy
――A Case Study of West Han Dynasty
Kang Jingjing, Zhang Zengqiang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the policy of "stressing agriculture and restraining commerce" cannot be simply summed up to business or do not attach importance to business. For the ancient commercial policy research, put it in the times, concrete analysis of concrete problems. In addition, to be clear, according to its nature, ancient China's business is divided into government-run commercial and private business in two parts."Curb business" policy focus is inhibition of official business or inhibition of private business.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government commercial policy orientation is different. Therefore, the "stressing agriculture and restraining commerce" policy research must not be divorced from the socio-economic situation at that time, so it can arrive at a more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