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范文
时间：2023-10-25 11:30:30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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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下册历史的知识1“贞观之治”
一、唐朝的建立与“贞观之治”
1.建立：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
李渊就是唐高祖。随后消灭各支起义军和割据势力，平定了全国。
2.即位：626年，李世民(唐太宗)即位，年号“贞观”。
3.统治(1)纳谏：唐太宗吸取隋朝速亡的历史教训，勤于政事，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大臣魏征敢于直言，前后进谏200多次。
(2)用人：广纳贤才，知人善任。著名宰相房玄龄、杜如晦。
(3)政治：①进一步完善三省六部制，明确中央机构的职权及决策程序;②制定法律，减省刑罚;③增加科举考试科目，鼓励士人报考，进士科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科目;④严格考查各级官吏的政绩。
(4)经济上，减轻人民的劳役负担，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5)军事上，先后击败东、西突厥，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
4.结果：唐太宗统治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力增强，文教昌盛，史称“贞观之治”
5、评价唐太宗：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封建帝王。
6、封建社会的主要盛世及其共同点：
(1)主要盛世：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以及清朝前期的康乾盛世。
(2)共同原因：A、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是盛世局面出现的前提和基础。B、政治清明和政策稳定是盛世局面的保证。(如：制度的创新、开明的民族政策、开放的外交政策等。)C、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D、统治者的勤政爱民、励精图治。
(3)共同表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思想活跃，外交开放，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5、现实意义：(1)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保证社会经济发展。
(2)合理调整统治政策，促进经济快发展。(3)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4)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并重，确立民本思想，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创建和谐社会。
三、女皇武则天
1.称帝：与唐高宗共掌朝政，后相继废掉两个已经做了皇帝的儿子，自己取而代之，改国号为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2.统治措施：打击敌对的官僚贵族;
大力发展科举制，创立殿试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继续推行贞观以来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重视发展生产。
3.影响：在位期间，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发展，人口持续增长，边疆得到巩固和开拓，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人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四、开元盛世
1.背景：唐玄宗多才多艺，治理国家也很有能力。
即位后，稳定政局，励精图治。
2.措施(1)重用贤能，出现贤相姚崇和宋璟。
(2)整顿吏治，裁减冗员。
(3)发展经济，改革税制。(4)注重文教，编修经籍。
3.表现：唐玄宗统治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库充盈，民众生活安定，唐朝的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进入鼎盛时期，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
七年级下册历史的知识2辽、西夏与北宋的并立
一、契丹族与党项族
1.契丹族
(1)生活区域：游牧在我国北方的民族。
(2)建国：10世纪初，耶律阿保机(辽太祖)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契丹国(有时称契丹，有时称辽)，都城在上京临潢府。
(3)统治：阿保机建国后，发展生产，创制文字，国力不断增强。
2.党项族
(1)生活区域：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后集中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
(2)建国：11世纪前期，元昊称大夏皇帝，定都兴庆府，史称西夏。
(3)统治：元昊仿效唐宋制度，订立官制、军制和法律，鼓励垦荒，发展农牧经济，创制西夏文字。
二、辽、北宋、西夏的和战
1、北宋与辽──澶渊之盟
(1)背景：宋真宗时，澶州之战，寇准力劝宋真宗亲征，宋军击退辽军。
(2)内容：辽宋议和，辽朝退兵，宋给辽岁币。
(3)评价：①“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均势的体现，它对宋辽两国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②对于北宋来说，“澶渊之盟”是一个屈辱的和约，岁币成为北宋人民沉重的负担。
③对辽来说，“澶渊之盟”不仅使辽兵安然脱险，还得到了岁币。
④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来看，“澶渊之盟”的订立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结束了宋辽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使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双方展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生产发展，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
2、西夏与北宋的关系
(1)战争：元昊称帝后，多次进攻北宋，北宋节节败退，但西夏损失亦很大。
(2)议和：北宋与西夏订立和约，元昊向宋称臣，宋给西夏岁币。宋夏边境贸易兴旺。
3.如何正确认识北宋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1)宋辽、宋夏之间有战有和，和战交错，但“和”始终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2)辽宋、宋夏之间的战争只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兄弟之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但无侵略与反侵略之说。它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交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易混辨析
“澶渊之盟”与宋夏和约的异同点有哪些?
异：宋与辽结为兄弟之国。夏向宋称臣。
同：宋辽、宋夏议和都结束了双方大规模的战争状态;客观上有利于双方和平相处;宋王朝都要交纳岁币。
七年级下册历史的知识3隋朝的统一与灭亡
一、隋朝的建立
1、隋的建立：581年，杨坚(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
2、隋的统一：
时间：589年，隋朝灭陈，统一南北。
原因：①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人民渴望统一。②北方民族大融合，江南经济的发展。③隋朝励精图治，国力强盛;陈朝统治腐败，力量衰弱。
意义：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实现了统一，为隋唐时期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3、隋朝经济的繁荣──“开皇之治”
(1)表现：人口激增，垦田扩大、粮仓丰实。
(2)原因：①国家统一，社会安定;②隋文帝励精图治，发展生产;③统治者提倡节俭。
(3)隋文帝在位时期，国家统一、安定，人民负担较轻，经济繁荣发展，史称隋文帝的统治为“开皇之治”。
二、开通大运河
1、目的：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朝对全国的统治。
2、开通原因：①隋文帝的统治为开通大运河奠定经济基础。
②隋朝国家统一。③有前代开凿的几段古运河为基础。
3、时间、人物：隋炀帝从605年起，开通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
4、中心、起始点：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
5、长度及地位：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
6、四个组成部分(自北向南)：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
7、连接五条河流(自北向南)：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
8、开通的作用：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9、评价：⑴积极：①经济上：大大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
②政治上：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加强了对南方的控制)⑵消极：但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徭役负担，加速了隋朝的灭亡。(隋亡的根本原因是隋朝的暴政，大运河的开凿并不能使隋朝因此而亡国)总的看来，大运河的开凿，是隋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
三、开创科举取士制度
1.过程：①隋文帝即位后，废除了前朝的选官制度，注重考查人才的学识，初步建立起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
②隋炀帝时，进士科的创立，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确立。
2.意义：科举制的创立，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大变革，加强了皇帝在选官和用人上的权力，扩大了官吏选拔的范围，使有才学的人能够由此参政，同时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科举制成为历朝选拔官吏的主要制度，一直维持了1300多年。
四、隋朝的灭亡
1.背景：隋炀帝好大喜功，不恤民力，又纵情享乐，奢侈无度。
在位期间，营建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屡次发动战争，致使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
2.概况：山东地区首先爆发农民起义，随即蔓延至全国，隋朝统治面临瓦解。
3.灭亡：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
(与秦朝灭亡原因相同都是暴政亡国)
七年级下册历史的知识4元朝的统治
一、元朝的疆域
1.地位：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全国性的统一王朝。
2.疆域：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广大地区，台湾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的统治范围之内。
元朝的版图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
二、行省制度
1.背景：元朝建立后，忽必烈确立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创立行省制度
2.措施
(1)在中央，由中书省掌管全国的行政事务，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设枢密院负责全国的军事事务;设御史台负责监察事务。
(2)在地方：设行中书省。把山东、山西和河北称作“腹里”，直属于中书省;除吐蕃、畏兀儿地区外，设置了岭北、辽阳等10个行省，行省下设路、府、州、县。
3.影响：行省制度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明清以后继续沿用。
是我国省制的开端。
三、元朝对边疆地区的管辖
1.原则：为了对辽阔疆域进行有效的治理，根据各地区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
2.措施
(1)对台湾管理。设置澎湖巡检司，负责管辖澎湖和琉球，这是历史上中央王朝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机构。
(2)对西藏的管辖。在中央设宣政院，在西藏调查户口，设置驿站和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3.意义：西藏正式成为中央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释疑解难
简述元朝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
(1)元朝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割据和分裂局面，实现了全国大江南北的统一。
(2)元朝行省制度的设立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对后世行政区划影响很大。
(3)元朝的统一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
(4)元朝设立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这是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标志。
(5)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主管全国的佛教事宜和西藏的军政要务。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已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七年级下册历史的知识5宋代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的发展
1.原因：从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宋朝：①南方战乱较少;
②南迁的中原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劳动力;③南方自然条件优越;④统治者的措施;⑤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
2.区域拓展：自宋代开始，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向湘江以西拓展，同时，江西、福建和两广地区也得到很大开发。
3.表现：人口增加，垦田面积扩大，耕作技术提高，农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1)水稻：①品种：由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北宋时推广到东南地区。南方农民还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大大提高了水稻的产量。②区域：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南方的水稻在北方也得到推广。③结果：水稻产量跃居粮食作物首位，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成为丰饶的粮仓，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2)经济作物：①茶树：南方各地普遍种植茶树。②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区已向北推进到江淮和川蜀一带。
二、手工业的兴盛
1.纺织业：(1)南方的丝织业胜过北方，四川、江浙地区的丝织生产发达。
(2)南宋后期，棉纺织业兴起，海南岛，已有比较先进的棉纺织工具，棉纺织品种类较多。
2.制瓷业：河北定窑、河南汝窑、浙江哥窑等地的瓷器，给人别致的美感。
北宋兴起的景德镇，后来发展成著名的瓷都，南宋时，江南地区已成为我国制瓷业的中心。
3.造船业：广州、泉州、明州的造船业有很高的水平，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北宋东京郊外，建有世界上最早的船坞。南宋制造的海船，配备了指南针。
三、商业贸易的繁荣
1.商业
(1)城市：黄河、长江及运河沿岸兴起了很多商业城市，最大的城市是开封和杭州，人口多达百万，出现了早市和夜市。
(2)乡镇：形成了新的商业区，叫作草市;城乡之间的市镇也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区。
(3)纸币：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南宋时，纸币发展成与铜钱并行的货币。
2.外贸
(1)港口：广州、泉州是闻名世界的大商港。
(2)范围：中国商船的踪迹，近至朝鲜、日本，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
(3)管理：朝廷鼓励海外贸易，在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加以管理。
四、经济重心南移
1.时间：从唐朝中期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时完成。
2.表现：中央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思考：1.宋朝海外贸易为何发达?
(1)宋朝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达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宋朝有发达的造船业，配备了先进的指南针，能够进行远洋航行。
(3)宋朝对海外贸易实行鼓励政策，在主要港口设置市舶司加以管理，从而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4)两宋时期，北方民族政权并立，陆上丝绸之路受到阻碍，政府转而大力发展海上贸易。
2.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我国经济重心以秦岭——淮河为界，其南移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1)东汉后期，江南地区经济开始得到发展。
(2)南朝时，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江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基础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2
一、关于救灾思想的研究
张涛、项永琴、檀晶的专著《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就中国的传统救灾思想进行了广泛考察和系统梳理，全面分析和总结了中国传统的防灾救灾的思想主张及其深刻影响。研究救灾思想主要有：（1）武玉环认为，金朝的防灾救灾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重农思想；广积粮储、崇尚节俭的备荒思想；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谐的自然观；唯心主义的天命观等方面。金代的防灾救灾思想，既有其积极的唯物主义成分，也有消极的唯心主义成分，体现出封建时代的特点。（2）李华瑞指出，儒家荒政思想在北宋中期得到重视和实践，王安石变法是我国统治阶级第一次利用国家政权推进荒政的尝试。高中华主要探讨了清代名臣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形成背景与其边疆救灾活动及特点。除此之外，张福运《宋代荒政思想初探》（《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3期），金霞《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灾异事务的管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2期），张文《宋朝的自然灾害与荒政等级管理思想刍议》（《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1期），王娟《“民本”与救荒——林则徐的救荒思想与实践》（《古今农业》2005年第3期）均就防灾救灾思想问题进行了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王文涛的《（周礼）荒政思想试论》（《齐鲁学刊》2005年第3期），祁磊《（周礼）所见灾荒思想》（《湖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4年第4期），甄尽忠《（周礼）备荒救灾思想浅论》（《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就《周礼》所体现的荒政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二、历代政府救灾对策总述
历代政府为维护统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保证经济正常运作，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制定了一系列救灾对策。学者围绕着历代政府的救灾对策展开了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性的救灾对策研究，即历代政府对当代自然灾害所采取的总体性对策；二是区域性救灾对策的研究，即历代政府对某一特定地区的救灾对策的研究。
（一）关于整体性救灾对策研究
学者围绕断代救灾史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成果丰富。著作方面有：周致元编著的《明代荒政文献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通过对明代11部荒政文献的研究，总结出明代的备荒制度和救荒制度建设的一些情况，对于当今的救灾工作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石涛的专著《北宋时期自然灾害与政府管理体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考察了北宋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思路、措施及工作流程。论文方面，武玉环提出金代实行了政府、个人、民间救济相结合的多种救灾方式。李辉指出，北朝时期国家政府在灾后采取的政治性救灾措施主要有皇帝自责、纳谏、整顿吏治、安抚灾民等。夏明方对“荒政书”内涵和外延作出新的界定，并对救荒制度也作出了论述。石涛运用计量的方法，从北宋政府灾害管理投入的角度入手，对相关史料进行量化分析经济学，得出了北宋政府灾害管理投入的总量。赵克生认为，明展了前期劝分赈灾的措施，由汉代以来的“入粟补官”演变为“义民旌表”。毛阳光认为，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官吏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灾害救济中去，蠲免和赈贷等救灾措施都能够得到较好地贯彻。郭文佳认为，宋代灾害的救助程序主要包括诉灾、检放和抄札三部分。张建民指出，清代在“郑重斯文”理念指导下，对灾荒时期的生员实行单独的、具有封闭性质的赈济制度。
（二）关于区域性救灾对策的研究
相比于国家整体性救灾对策研究，区域性救灾对策的研究更加细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在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又将地区固定化。吴媛媛、何建木以灾后救助所形成的征信录为主要资料，结合文集、徽州文书和地方志等有关史料，对晚清的一次水灾的赈济过程、款项与物资的来源与比例进行了分析。张祥稳指出，乾隆朝的灾害救济原则为“宁宽勿刻”、“宁滥无遗”，在乾隆十一年江苏邳州、宿迁和桃源三州县的水灾赈济中，灾民们从中央赈济政策和“成例”的落实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及时救济。王元林、孟昭锋认为，明清琼州府官员查勘灾情，抚恤慰问，救灾救荒，甚或祈求飓风神来减少和免除灾害；而平时修沟挖渠，修建水利等防灾，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飓风对琼州造成的损害。陈广恩从赈灾管理部门与物资、赈济兵燹之灾、陕西特大旱灾及元朝政府的抗旱救灾以及元朝赈济西北灾害的优惠政策等方面，对元朝赈济西北灾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国家的常平仓和社仓也兼有救灾的部分职能，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由于穆崟臣《近百年来社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已就近十年来的社仓研究进行了总结，在此只对常平仓的研究作一总结。孔祥军《两宋常平仓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以传世文献、新出土的文献为基础，对两宋常平仓的基本面貌予以复原，认为常平仓在平抑粮价、赈灾救荒等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此外，相关研究还有倪玉平的《论清代的常平仓》（《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郭文佳的《常平仓与宋代灾荒救助》（《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王文东的《宋朝青苗法与唐宋常平仓制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3
关键词：伊川县；古树名木；现状；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S757.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建设生态文明和谐社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体现。古树名木是林木资源中的瑰宝，是自然界的璀璨明珠。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古树名木被称为“活文物”、“活化石”，蕴藏着丰富的政治、历史、人文资源，是一座城市、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标志；从经济角度看，古树名木是我国森林和旅游的重要资源，对发展旅游经济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价值；从植物生态角度看，古树名木为珍贵树木、珍稀和濒危植物，在维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古树名木遭受破坏现象严重，数量急剧减少，因此对伊川县古树名木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建档，实施必要的保护和复壮措施，合理开发利用，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伊川县林业局的同志们付出大量艰辛劳动，对全县的古树名木资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掌握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初步摸清了伊川县古树名木资源的家底和现状，建立了系统的档案和地理分布数据资料库，并对全县古树名木生存和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一树一策，提出并制定了保护措施。
2 古树名木的概念和分类
古树名木，据我国有关部门规定，一般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大树即为古树；而那些树种稀有、名贵或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则可称为名木。古树分为一、二、三级：一级古树树龄在500年以上；二级古树树龄在300～499年；三级古树树龄在100～299年。
名木指外国朋友赠送的礼品树、友谊树，有纪念意义和具有科研价值的树木，不限规格一律保护。其中各国家元首亲自种植的定为一级保护，其他定为二级保护。
3 伊川县古树名木概况
伊川县地处中原豫西浅山丘陵区的伊洛盆地，古为京畿之地，居天中之利，历史悠久，文化沉淀深厚。这里气候温和，降雨适中，适宜多种植物生长，当地的植物种类丰富，古树名木众多。这里有参天苍翠的柏树、雍容恋旧的槐树、树荫如盖的皂荚、坚韧耐瘠的柿树、淡雅俊朗的枣树、平凡随性的栾树，还有高直庞大的黄连木、坚韧不屈的橿子栎、缠绵紧密的紫藤、华贵大方的牡丹……历尽沧桑但仍枝叶繁茂、久沐风雨却生机勃勃的古树，体现着不屈不挠、历久弥坚的精神品格。
此次调查，共调查古树名木2490株，其中散生古树825株，古树名木群树木1665株。
3.1 散生古树名木
此次调查，伊川县散生古树有825株，825株现存古树分属19科，22属，23种，以皂荚、国槐、侧柏、柿树、黄连木、栾树居多，占98%，按古树级别分类：国家一级古树88株，二级古树228株，三级古树509株。生长势旺盛249株；一般376株；较差140株；濒死60株。[1]
3.2 古树名木群树木
3.2.1 范园及范园古柏群
范仲淹陵园简称“范园”，属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今伊川县彭婆镇许营村北约半公里处，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墓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立身格言，传承古今，远播海内外。
墓地现仅存2.33hm2左右，包括前域0.87hm2，后域1.47hm2，古柏998株，平均树高8.1m，胸围66cm。
3.2.2 程园及程园古柏群
程园是北宋著名哲学家、河洛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及其父程珦之陵园，位于伊川县城西1km的白虎山下，属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墓园东西长205m，南北宽138.7m，面积约3.33hm2。现存古柏537株，其中树龄500年以上56株，300～500年110株，100～300年371株。平均树龄250年，胸围250cm，树高8.5m，冠幅5.5m。园内最大一株古柏，传说树龄900年，位于程园东南角，树高7.8m，胸围350cm，冠幅7.4m。
3.2.3 伊川书院宋柏、伊川书院及理学传说
伊川书院始建于北宋，原名伊皋书院，是北宋中原三大书院之一，是当时著名教育学家、理学主要奠基人程颐及其兄程颢创办并著书讲学的地方。因《诗经》“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而闻名，留下了许多动人故事，其中流传千载的“程门立雪”典故即发生于此。 伊川书院古柏生长于伊川县鸣皋镇伊川书院内，是一颗刺柏。此柏三人合抱，胸围达440cm，树干挺拔，树势雄伟，枝条遒劲，高耸入云。主枝梢头干枯退枝，东部枝条象蛟龙腾空，西部枝梢如凤鸟鸣叫，当地称为“龙凤呈祥”，传为美谈。古树历经近千年风雨，阅尽岁月沧桑，见证了世事变迁，是宝贵的活文物。
3.2.4 邵园及邵园古树名木群
邵园即宋代著名哲学家、易学家、史学家、诗人，“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陵园，属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平等乡西村西，邵园内原有数百年的柏树47株。现有树木是远古树伐后重栽，共130棵侧柏，平均树高6.5m，胸围20cm，冠幅2.1m。
3.2.5 永庆寺及寺内古树群
永庆寺位于伊川县平等乡马回村。至今已有900余年历史。古寺在洛南曾小有名气。 现只剩5株柏树和一株丝棉木。
古树名木群树木因有管护单位，1665株生长势均比较旺盛。
园林与景观
4 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措施
（1）加强宣传，提高认识。通过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使广大群众了解古树名木的珍贵价值，明白保护好古树名木是关系保护环境、保护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建设“生态伊川、绿色家园”的一项重要内容。
（2）建档立卡，分级管理。按照古树名木普查建档技术规定，对每一棵古树名木位置、树高、树龄、冠幅、立地条件、生长势、特征情况等进行登记造册，拍照保存，数据电脑化处理，依据科研价值、历史价值、生长情况、纪念意义和点缀作用进行分级，实行不同级别的管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图文并茂的档案资料。并编纂出版了《伊川古树名木》一书，对每棵古树名木的资料都详细记录，设立围栏或划定禁入范围，设立保护和宣传标志，做到挂牌保护。
（3）落实措施，加强管护。根据古树生长实际情况，及时地提出合理的保护措施。落实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责任制，明确责任人和工作职责，落实奖惩措施，使管护工作落到了实处。
（4）加强检查，严格考核。伊川县林业主管部门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的方式，加强对各责任保护单位的监督管理，通过考核，增强了各责任保护单位的责任心和事业心。
（5）严格执法。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砍伐、采伐、破坏古树名木的违法违规行为。
（6）加大资金投入。用于管护单位或个人对古树名木进行复壮、设置保护栅栏、病虫害防治等保护措施。
5 结语
保护好古树名木，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无论是对于保护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还是对于接续县域历史、留住伊川之根，都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因此珍惜和保护古树名木，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人性的反思，对文化的发展，对生态的博爱，更是对和谐的演绎。
参考文献：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4
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变法中最能体现其“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思想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专门规定农田水利的全国性行政法规，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积贫积弱 改革图变
北宋是历史上有名的经济繁荣但却积贫积弱的王朝。北宋初年，槭迪止家统一，巩固中央集权，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对内，实行“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土地政策，导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因为豪强地主具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使得大部分的税赋落到平民身上，农民和地主之间阶级矛盾加深；对外，北宋面对北辽、西夏的边境威胁采取了消极妥协的态度，每年以大量的“岁币”敬奉求暂时的安稳，这种消极的军事政策加深了“积弱”的局面，致使北宋饱受严重的外敌忧患。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北宋统治者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滋生出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出现了“冗费、冗兵、冗员”的现象。如宋英宗末年禁军、厢军约116.2万人，而宋初全国禁军和厢军加起来不过22万人；官僚人数也是直线上升，宋仁宗（1023―1063）时2万人，嘉v八年（1063年），据司马光奏称，已“十倍于国初之时”，可到宋英宗（1064―1067）末年，又增加到2.4万人；从冗费来看，“治平二年（1065年），内部收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余，支出一亿两千三十四万余，非常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余，年赤字达到一千五百七十二万余”。“三冗”现象耗费巨大，是宋朝财政危机、国库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王安石向宋神宗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意图通过变法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走上富民、富国、强兵之路。农田水利法正是王安石新法中有关发展生产的重要经济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大刀阔斧 效益凸显
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宋神宗正式颁布实行《农田利害条约》（又称《农田水利约束》），这是一部大兴农田水利建设的行政法规，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农田水利专法，对各地兴修农田水利的组织审批方式，经费筹措，责任和权利分担，建议人与执行官吏的奖赏等，都有具体规定。《农田利害条约》全文共分8条，1200余字，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的思想。“三冗”现象导致了北宋财政入不敷出。王安石认为如果只增加赋税而不发展经济，是“阖门而与其子市”的方法，会激发更尖锐的社会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就要利用好自然资源、增加社会财富。受时代的限制，当时人们认为，农业生产是开发自然资源的最主要形式。因此，开垦农田、兴修水利就成了王安石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也是农田水利法立法的思想所在。
（2）制定百姓、官员的奖惩制度。为了调动百姓和官员的积极性并确保农田水利工程顺利完成，农田水利法制定了奖罚分明的制度。农田水利法中规定，对于凡能提出有关土地耕种方法和兴建、恢复和扩建农田水利工程的人经核实后授奖，官府给予奖励或录用；各县官吏兴修水利见成效者，按功劳大小升赏，临时委派人员亦比照奖励；对于故意阻挠工程修建、不按规定开修的，官吏要督促并罚款，罚款充当工程费用。
（3）制定水利工程的审核、监督制度。在调动人民积极性的同时，农田水利法也规定了严格的审核制度。它规定：各县应上报境内荒田顷亩，所在地点和开垦办法；各县要上报应修浚的河流，应兴修或扩建的灌溉工程，并做出预算和施工安排；河流涉及几个州县的，各县都要提出意见，报送主管官吏；各县应修的堤防，应开挖的排水沟要提出计划、预算和施工方法，报请上级复查，然后执行；各州县的报告，主管官吏要和各路提刑或运转官吏协商，复查核实后，委派县或州施工；关系几个州的大工程，要经中央批准；工程太多的县，县官不胜任的要调动工作，事务太繁重的可增设辅助官吏；熙宁三年（1070年）八月，根据吕惠卿的建议，宋朝实行了差官察访制。由此建立了从意见采纳到工程施工的一套较为完整的审核监督机制，确保工程完工质量。
（4）规定人力、资金来源机制。为保证人力和资金的充沛，农田水利法在实施中还规定了相应的来源机制。人力来源主要有居民按照户等出工、军队出工和募饥民兴水利。其中，募饥民兴水利的办法既给灾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又保证了各地水利工程的兴建。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提供和私人提供。农田水利法规定，财力不足的，官府贷以青苗钱，即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私人垦田及兴修水利，经费过多时，可向政府贷款，州县也可劝谕富家借贷；对捐款兴修水利工程的个人，官府还会给予奖励。
《农田利害条约》在施行过程中又不断完善。熙宁三年（1070年），宋神宗又颁布了《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共11项，并以碑记形式完整地保存至今，是目前存世的最为完整的一项宋代农田水利专法。熙宁四年（1071年）又补充规定，对兴修农田水利有功的官员，按灌溉的顷亩千顷以上、五百顷以上和百顷以上三等分别给予奖励。
王安石曾在《上仁宗皇帝演事书》中提出了“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农田利害条约》。新法推行后，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旱地得到了灌溉，渠堰得到了修复，江河得到了治理，农业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在农田水利法颁布的7年间，全国兴修水利工程达10700多处，灌溉农田达“三十六万三千余顷”，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现了“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的水利建设高潮局面。熙宁七年（1074年），因守旧派反对，王安石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v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世称王文公。
失败落幕 影响深远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 “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首先，王安石提出农田水利法，在于他深刻认识到农田水利于国于民的重要性，以及兴修农田水利才能长远地发展经济、国富民裕。其次，兴修农田水利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长远事业，农田水利法主张吸引社会资金，可以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使得整个社会福利更大化。最后，在水利改革中，完整的制度体系有利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在创新的同时，还应该建立对已有体制的有效评价机制，并不断完善、及时更正才能弥补制度缺陷和避免制度变形。虽然农田水利法制定了奖惩制度和审核制度并形成了制度体系，但其出现弊病也在于对制度缺陷没有进行完善，对出现的问题没有及时更正。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5
一、项目建设地点、范围和内容
*县20*年度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计划治理面积2.15万亩，其中：节水示范基地1.65万亩，优质果品生产基地0.5万亩；计划总投资762万元，其中：市以上财政投资550.76万元，县财政配套67.44万元，单位及群众自筹资金143.8万元。
1、项目建设地点、范围
本年度项目区主要涉及赵庄、孙楼、大沙河、师寨、宋楼、范楼等六镇的部分行政村。赵庄项目片位于赵庄北部的夏王庄村，治理面积0.5万亩（包含县农业局实施的示范园0.1万亩）；孙楼项目片位于孙楼西部的张庄、沙元2个行政村，治理面积0.45万亩（包含县实施的苗圃场）；大沙河项目片位于大沙河果园的五分场，治理面积0.2万亩；师寨项目片位于师寨镇北部的李庄村，治理面积0.3万亩；范楼项目片位于范楼镇北部朱湾附近的瑞*公司生产示范基地，治理面积0.2万亩。以上五镇的治理任务均为节水示范基地。宋楼项目片位于宋楼镇西部的史大楼、宋楼2个行政村，治理任务为优质果品生产示范基地0.5万亩。
2、项目建设内容
⑴水利措施：计划总投资435.84万元，主要用于新建排灌站5座、大沟桥20座、中沟桥20座、小沟桥49座、过路涵13座、节制闸11座、渡槽6座、跌水224处，新打机电井10眼，衬砌防渗渠1177米，铺设地下输水暗管4400米，推广小管出流及半固定式喷灌面积2342亩，架设农电线路5080米，购置移动喷灌机29台等。
⑵农业措施：计划总投资216.76万元，主要用于修筑田间机耕砂石路10.98公里，改良土壤1.24万亩，新品种引进推广750亩，购置联合收割机和田园管理机12台，以及生物制剂和果品套袋技术的推广。
⑶林业措施：计划总投资73.17万元，主要用于营造农田防护林1000亩，建苗圃150亩。
⑷科技推广：计划总投资23.58万元，主要用于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新品引进示范和农民技术培训等。
二、项目实施的方法
按照国家及省、市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工程实施管理的要求，我县今年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工程的实施仍实行招标采购和单位自营两种办法。
1、招标采购：主要是对土建工程、节水工程的招投标，以及有关物资设备的招标采购。
⑴土建工程的询价招标。该项工作主要由县组织进行。大、中沟以上建筑物、防渗渠、地下暗管，以及田间机耕砂石路主要由具有三级以上资质施工企业实施；小沟级及田间配套建筑物、机电井、农电线路等由镇级实施。
⑵节水工程的招标采购。该项目主要由市开发局组织招标采购，主要包括小管出流、半固定式喷灌、移动喷灌机等。
⑶物资的招标采购。该工作由市级组织实施，主要包括水泵、柴油机、农业机械等。如果市局不能进行，由县自行采购。
2、单位自营工程。项目工程主要由各项目镇和有关单位自主经营实施，主要包括土壤改良、新品种引进、苗圃建设等项目。
三、项目实施步骤及时间安排
1、八月份，根据市局年度计划批复精神及概（预）算审批情况，计划用1周时间对各个乡镇单项工程逐一定位并核算投资，为下步工程的实施打下基础。同时，根据核查情况对乡镇下达年度计划批复。
2、九月初做好县级土建工程询价招标文件的编制工作，并发售标书；9月25日左右进行开标、评标，选定施工单位。同时向市局上报节水灌溉项目实施方案，督促指导乡镇做好自营工程的实施工作。
3、10—11月，项目工程进入实施阶段，包括市、县级询价招标工程和乡镇自营工程。11月底县级询价土建工程全部完工。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6
[关键词]宋朝；西北；经济开发
宋朝统治时期，中国的政治始终陷于民族分裂的阴影。就西北地区而言，宋王朝所统治的只是一小块，大部分地区都在西夏、吐蕃、西州回鹘、于阗、喀喇汗王朝等民族政权的统治下。宋朝政府为了维持边界安全，抵御来自党项、吐蕃等族的入掠，进而开疆拓地，扩大统治地盘，因而十分重视这里的经济开发。
西北的经济开发自两汉以来就高潮迭起，但其与内地开发的背景相悖：西北边境越是纷扰，战事频繁，中原政府就越重视这里的经济开发；而当战火平息，边境安静下来以后，政府组织的开发亦随之停歇，决不会有新的举措，甚至连已经兴建的水利设施，开熟的土地也往往弃荒而不惜。宋时西北的战争连绵不断，因而宋朝政府组织的经济开发活动也十分活跃。如把这一时期宋朝对西北经济开发的关注点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粮”和“马”。下面分述宋人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和举措。
一、围绕军粮供应而组织的私有制农业开发
北宋在西北的大规模边防活动是从仁宗时开始的。当时宋朝有125万多禁军，为防御西夏的人掠，常年驻扎在宋、夏边界的禁军就有20—30多万。除此之外，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如何解决这些军队的口粮，是困扰宋朝政治家、军事家的一大难题。宋朝政府曾经通过“入中”、挽输等办法，从内地调运来大量粮食和马料，但满足不了需要。最后，克服这一困难的思路便回到就地解决的历史老路上来了。围绕军需供应，宋朝对西北的官营和私营农业开发都抓得很紧，私营农业包括地主农业、小自耕农农业和弓箭手农业几种形式，宋朝政府的政策是：
(一)扶植地主所有制农业。在今天西北这块土地上，宋时各族总人口不超过910万，其中宋统区至少有540万，①超过了汉唐时期的人口。宋朝政府利用这一相对优势，在它统治的陕西五路一?延、环庆、泾原、秦凤及熙河路，极力扶植和保护以地主所有制为主的私有制农业，其核心措施是安置和保护人口。“民为邦本，食乃民天”，封建朝廷的劝农诏令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可见它是将足食、保民作为治边、治国和进一步开发农业的根本来抓。宋朝贵族官僚地主、商贾高利贷地主和豪强地主的田地，除了祖业，还大量兼并小农田地，强夺和包占国有地以扩大私田占有量。在两税制度下，土地不论在谁手中都要交税，都不会影响政府的收入，所以宋自开国以来就“不抑兼并”，即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等于纵容官僚地主扩张耕地。私家地主所有制是宋代土地制度的主体。它要求国家政权的保护，但在经济利益上又与国家相矛盾。私人地主既想更多地摆脱对国家的赋役负担，又想与国家政权争夺农民的剩余劳动和地租，而国家政权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和社会整体利益，也需要直接掌握一部分田地，从而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公与私、部分与整体的矛盾斗争。同时，作为封建赋役主要承担者的小自耕农，也要求国家政权的保护。这样，国家对私人地主的经济政策，就是一方面不抑兼并，放开土地买卖，确保其合法的经济权益，另一方面又通过检括逃田、户绝田及远年荒地，没收犯罪官僚地主的田地，收献、收买甚至强夺等手段，回收其一部分土地和经济利益，抑制他们非法兼并小农包括边境少数民族的耕地，保持国家、私人地主和小农经济三者之间的平衡，这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地主私有制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二)保护小农农业。宋朝的小农指占地数亩、数十亩不上百亩的乡村四五等户，它是封建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小农经济状况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风标，因此倍受封建政治家、思想家们的关注。宋代西北小农经济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官户、形势户和商人地主的兼并；各级官府、官吏的刻剥及连年不断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它影响到国家的税收和军需供应，因而封建政府和政治家们都主张保护小农经济。他们提出的主张和措施：一是抑制非法掠夺，防止农民失业、社会动乱、政府税收无着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发生。大中祥符九年(1016)四月，知永兴军寇准上奏陕西的情况说：“所部豪民多贷钱贫民，重取其息，岁偿不逮，即平人田产”，②呼吁政府予以制止。当时类此章奏很多。然而事实是，尽管封建政治家中的有识之士一再要求保护小农经济，但在“不抑兼并”的政策大背景下，政府中的当权者本身即“兼并之家也”，因而有识之士的呼吁归呼吁，各类地主的兼并仍兼并，宋朝社会带普遍性、根本性的土地兼并问题故态依然，未能得到缓解，这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
二是组织垦荒。象西北这样地广民稀的地区，只要有人力，就不愁无地可耕。问题是垦荒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在兵荒马乱、战争不息的政治形势下，垦荒实是一件不易的事。建隆四年(963)八月，宋太祖对全国下垦荒令云：“民能树艺、开垦者不加征，令佐能劝来者受赏。”③乾德四年(966)闰八月又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令佐能招?湾吞樱?翱卧灾玻?昙跻谎≌呒右唤住！雹芩翁?谥恋涝??995)六月颁《募民耕旷土?》云：“近年以来，天灾相继，民多转徙，田卒?@莱，虽招诱之甚勤，而逋逃之未?停?松耆翱沃?睿??绢?椭?鳎?χ畹乐莞??喙苣诳跬粒?⑿砻袂氲瑁?阄?酪担?杂朊馊?曜馑埃??晖馐渌笆???Sχ菹毓倮簦?翱尉用窨烟锒嗌伲?⑹橛谟≈剑?再轨荷汀！雹荽死嘣t旨颁发了不少，有时还贷给牛具、籽种、口粮等。虽效果有限，但也并非一纸空文，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国包括西北的荒田开垦，使不少无地的浮客、客户得到田地，转化为自耕农。真宗、仁宗时宋朝在西北组织4万多弓箭手，给田兴种，就是组织边界各族大规模垦荒，且耕且守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三是设立农师，传授农业技术。太平兴国七年(982)?十二月，宋朝政府下令诸州县设立农师，传授技艺。“凡谷、麦、麻、豆，桑、枣果实，蔬菜之类，但堪济人，可以转教。”⑥并配合里正、村耆，组织开垦旷土，兴修水利。真宗时还引进“西天荜豆”等优良品种。这都反映了宋朝政府保护小农的思想倾向和做法。
四是减轻赋役和实行赈贷。乾德二年(964)二月，宋太祖令诸州长吏“视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勿俟报。”⑦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正月韶：“自今民诉水旱，勿择田之多少，悉与检视”。⑧宋仁宗(1023—1063在位)曾多次出内藏银绢赈济河北、陕西等地饥民，这些措施确实救活了不少的饥民。此外，宋朝的相当一部分力役主要由厢兵负担，“罕调丁男”。⑨厢兵虽也来自农民，但这一役法比无休止地直接向民众摊派较有利于民间生产。
(三)建立弓箭手田。弓箭手田是宋朝政府在陕西、河东、河北沿边地区组织各族壮丁耕垦荒闲田地，加强边防的一种构想和实践。早在后周广顺(951—953)初，周太祖郭威就在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县)建立过弓箭手组织。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发平凉潘原县(今平凉市东)民治城隍，立为保毅弓箭手，分戍镇寨。弓箭手给田的制度始于宋真宗时，景德二年(1005)九月，知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县)曹玮上疏提出：“边民应募为弓箭手者，请给以闲田，蠲其徭赋，有警，可参正兵为前锋，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朝廷批准了这一建议，诏令：“人给地一顷，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设堡戍，列部伍，补指挥使以下，校、长有功劳者，亦补军都指挥使，置巡检以统之。”⑩其后，?延、环庆、泾原等路都设置了弓箭手田。如庆历二年(1042)十月，泾原安抚使王尧臣请准在本路增置弓箭手田。⑾治平(1064—1067)初，知秦州李参讨平蕃酋叛乱，得良田500顷，以募弓箭手。⑿宋神宗时(1068—1085年在位)知渭州蔡挺用没官田8000顷，募弓箭手3000人，马500匹。又在镇戎军开地24顷，募弓箭手千人守之。⒀熙宁七年(1074)，带御器械王中正在熙河路以土田募弓箭手。⒁同年，王韶建议在河州置蕃汉弓箭手，朝廷从之。⒂宋哲宗元?八年(1093)，殿前副都指挥使刘昌祚在渭州括陇山闲田万顷，募弓箭手5000人，受到朝廷嘉奖。⒃宋徽宗时(1101—1125年在位)王恩知渭州，括隐地23 000顷，分弓箭手耕屯。⒄北宋末的靖康元年(1126)，泾原路沿边城寨、郭外居民尽系弓箭手之家，别无税地人户。⒅估计北宋治平(1064—1067)末到熙宁二年(1069)，陕西沿边各路有弓箭手46300余人，按人给身份地2顷，马口田0．5—1顷计，陕西诸路弓箭手田当有11万—13万顷，其中还不包括弓箭手隐占的田地。金朝统治秦陇地区后，弓箭手田制继续保留和推行。
西北弓箭手不仅在经济开发、变荒原为膏腴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由于他们生在边地，“便习弓马，勇于战斗，谙熟山川，通知出入道路”，⒆防边优于从内地调来的“正兵”。他们入耕出战，技艺精强，一万多人“可当正兵五七万”。⒇元?八年(1093)十一月，时任地方官的
苏轼对弓箭手在西北防务中的作用有一段评论，他说：“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21]庆历年间宋夏议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范仲淹等人的整顿防务，重用弓箭手，对于遏制夏兵人掠，促成宋、夏和议的签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于此可见宋朝及后来金朝统治者建立弓箭手田的意义了。
二、积官贮、省挽输的国有制农业开发
宋朝政府扶植私有制农业是出于军需考虑。它所开设的屯田、营田和官庄等国有制农业同样是为了积官贮、省挽输这个军事目标。
屯田是汉以后封建政府解决边防军需的主要措施之一。宋朝从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到南宋绍兴时(1131—1162)，先后在宁夏套南、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县)、原(治今甘肃镇原县)、渭(治今甘肃平凉市)、延(治今陕西延安市)、?(治今陕西富县)、秦(治今甘肃天水市)、熙(治今甘肃临洮县)、河(治今甘肃临夏市)、兰(治今甘肃兰州市)、岷(治今甘肃岷县)、梁(治今陕西南?县)、洋(治今陕西洋县)、凤(治今陕西凤县)、成(治今甘肃成县)等州设置了屯田。其特点是：
(一)分布区域广，效益差别大。前代屯田都在边州远郡，两宋由于民族政权多，边界变动大，战争频繁，土地抛荒严重，流民浮客极多，而政府筹措军需又相当困难，故屯田分布相当广泛，几成为解决军需的主要思路和途径。秦陇一带有宋朝与西夏等政权的边界线，因而也是重点屯田区。如前所述，这里虽然屯田的分布相当广泛，但从经济效益上看，除少数比较清廉勤政官员主持的屯田收益较好外，多数是时开时废，收效并不理想。这里有管理不善的问题，有官员贪占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殆是屯田制度经营方式落后，难以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二)充分利用各类官私田地。前代官耕闲田很少考虑原业主的利益。宋代土地私有制观念深入人心，政府组织屯田时，将一部分法律上属于私有的逃田、户绝田、抛荒地也包括进去，使其不致闲置，同时规定：“有逃户归业者，收毕给之。过三年者不受理。”[22]宋朝政府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既允许地方官检括逃户弃业，设置屯田，又严令逃户归业后，要按规定归还被占的田地，在处理土地所有权问题上相当谨慎；由此也见当时屯田在土地利用上务求充分，不限官私的特点。
(三)经营方式落后，管理体制混乱。屯田本来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生产形式。在世族地主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唐朝以前，不论私家佃农还是国家佃农都是在极强的人身控制下生产和生活，屯田与其他生产形式相比较，人身不自由的程度相差不多。唐中期至宋代以来，庶族地主所有制代替了世族地主所有制的支配地位，私田普遍采取文书契约租佃制经营，主佃地位对等，佃户在交纳地租的前提下有一定的生产自，整个生产关系领域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仍按军事化形式组织的屯田生产，其落后性就显而易见了。
然而尽管如此，屯田的积极意义仍然是存在的。正如嘉定十六年(1223)十一月太常少卿魏了翁所言：“并边之地久荒不耕则谷贵，贵则民散，散则兵弱；必地辟耕广，则谷贱，贱则人聚，聚则兵强，此理必然。”[23]，在兵火遍地的战争环境下，无论宋、夏边界的两不耕之地还是内地各路的抛荒田，离开武装护耕的屯田形式是很难耕垦的，兴办屯田不仅利用了大量的荒地，增加了社会总产量，对于解决军需、减轻内地农民的负担、减少国家的挽运开支等都是有益的。难怪当时政治家对它那样热心了。
营田是在边界民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宋朝政府为“助边计”而设置的。宋朝在西北的营田，宋仁宗对夏战争期间，宋神宗熙河开边以后和南宋绍兴时期曾经出现过三次高潮，[24]并在解决边防军需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如绍兴十二年(1142)，川陕宣抚副使郑刚中在阶、成二州营田，直抵秦州界，开田3000余顷，岁收18万斛。是宋代营田规模较大、成果显著的一例。营田与屯田分开及其在西北大量地设置，反映了宋朝政治家、思想家解决军需问题的多种思路和思想活力。
宋朝政府还有一类直接经营的田地即官庄。它是相对于私有制土地及私家庄田而言的。与后世皇亲贵族私有的“官庄”不同，宋朝的官庄由常平司所管的折纳、抵当、户绝田，转运司所管的官田，提刑司所管的没收“贼徒”田舍及营田、官牧地等系官田设置。从经营形式看，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官庄则土地分散，耕作“亦往往杂用兵民也”，[25]“不复更限兵民，但及给用即取之”。可见这几类土地的经营形式是“实同名异”，或“名虽殊而制相人也”。[26]官庄不同于屯、营田的特点，或它与前者的最大区别，是屯、营田不论以兵、以民都是将许多兵(民)集中到官地上集体耕作，而官庄虽然也有用兵士耕种的，但多数采取向民间出租的形式，实行个体化分散耕作。前述吴?在陕南一带的屯田，开始时效果不佳，在漕臣郭大中建议下。改为出租经营，“使民自耕”，乃岁人多于屯田，就是改落后的屯田为租佃制经营的一个例子。
两宋政府直接掌握和经营的田地不多，官庄更少。就西北而言，主要是熙河开边后在“新复地”设置了一些官庄。如熙宁十年(1077)二月，按熙河路相度官庄霍翔的建议，宋朝政府将熙州城下营田110顷70亩改为官庄。元丰二年(1079)二月，按总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的要求，岷州床川、荔川、闾川寨，通远军熟羊寨营田依官庄例，募卒200人(计划发展到1000人)，以给16官庄、四营田工役。工食费用全由地方自筹，与此同时，设立了尚书工部统一主持下的官庄管理系统。联系南宋绍兴间吴?在陕南设立的官庄改兵耕为出租，可以看到官庄经营与其它官田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摸索最佳经营形式，改集体耕作为分散出租的历史过程。两宋政权设置官田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在国用不济，民力已困的情况下，通过官田经营来补给军粮，同时将战乱中抛荒的土地检括起来，安置流民，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至于经营形式，那是完全可以变通或兼而用之的。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官田最少而经营形式最多的一个朝代。当时西北的官田经营除这里提到的屯营田、官庄、弓箭手田外，还有职田、学田、监苑农地等，因为数量较少，影响不大，这里不再论列了。如前所述，宋朝政府不捐细流，孜孜经营各类国有土地的动力，正是来自边界军粮的需要。
三、以茶马贸易为核心的商业开发
军事动力型开发是历代也是宋朝西北农业开发的主要特点。同样宋朝西北的商业经济开发也完全是出于边防军需的考虑。宋时不论内地还是西北，商品经济都比前此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由于庶族地主的特点、多民族政权的需求和多种经济形式的互补性决定的。从西北的情况来看，在繁盛的商品贸易中，宋朝政府始终把战马的获取放在经济开发和商品贸易的突出位置，“国之大事在兵，兵在马”，对于饱受战争忧患的宋朝政府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宋朝解决战马的思路，一是养，二是买。国家设监养马，是先秦两汉以来中原政府的传统政策，宋朝继承这一传统，也在开封府、京东西、河南北、河东、陕西等地开设了马牧监。设立于宋初的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县)沙苑二监，每监养马4 600匹，其牧地庆历五年(1045)时有11460余顷。[27]熙河开边后，宋朝政府又于元丰二年(1079)在岷州及通远军“置牧养十监”。[28]但由于党项、吐蕃、回鹘等地方民族政权的争夺，西北传统牧业资源中，宋朝所占的份额很少，满足不了它养战马的需求。于是在令各地保甲养马，成立“马社“，倡导民间互助养马和向百姓给地，实行“寓马于农”的“户马法”，以作适当弥补外，宋朝政府还?A很大财力向周边各民族尤其是向吐蕃、回鹘、党项等民族买马。“安史之乱”后，唐朝早就向回纥买过马，那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报答回纥助唐平叛的恩情。发展到后期，竟变成了回纥向唐朝强迫性的马输出，搞得唐朝君臣疲于应付，叫苦不迭。宋朝与周边各族的马贸易与此完全不同。它是宋朝政府主动要求和组织的，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用意：一方面是为了获取战马，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卖马人刺探蕃情，为边境防务做安排。用宋真宗的话来说，即“买马之法，不独繁牧国马，亦欲招来蕃部，以伺敌情“。[29]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宋朝每年以大量茶、绢、银、铜钱、盐钞等，向西北各族买马。其中由沿边长官差人到吐蕃、回鹘、党项等族中去招商，使其将大批良马赶到秦州、西和州等马市，由宋朝市马官开具公函，送京师估马司给钱收买的叫“券马”；由宋朝在秦、渭、泾、延、环、庆、仪(治今甘肃华亭县)、原(治今甘肃镇原县)、阶(治今甘肃武都县)、文(治今甘肃文县)、西和(治今甘肃西和县)州和德顺军(治今甘肃静宁县)等临边州军设市，派提举买马官主持买的叫“省马”。熙宁以后，又在熙河路通远军(治京甘肃陇西县)、永宁寨(在今甘肃甘谷县)等地设置市马场。正常情况下，各马市每年的买马额从数百匹到一二万匹不等，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宋初每年在西北的买马额不过5000余匹。宋仁宗天圣中(1023—1032)增至34900匹。[30]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秦州买马每年仍以20000匹为额。[31]乾道八年(1172)，宕昌监“年额买马几近万匹。”[32]每马价格一般都在五六十贯以上。
宋朝在西北的买马是一项交易额、牵动面都很大的经济活动，然而促动这一经济过程的内在机制却是政治考虑和战备需求，而不是发展经济和经济法则。马市对与马相关商品的民间贸易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就是说，官方的马市愈兴旺，民间茶、盐、绢、马等商品交换受到的妨碍就愈多，对于民众和茶、绢生产者带来的损害也愈大。蜀茶是宋朝政府用于西北茶马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宋神宗熙宁间始置提举司，岁课30万缗。元丰时增至100万缗。及至南宋绍兴时，“茶司岁收二百万。”[33]这些钱都是从茶农和茶商身上夺来的。川、秦茶场的园户既收二?，又输土产。隆安县园户除二税、土产兼收外，还收“茶课估钱”，建炎元年立为额，直到宋宁宗庆元时(1195—1200)“始除之”。[34]其他苛捐杂税不一而足。马市对于一般民众造成的负担也极重。国家买马要马市所在地的民众提供各种劳务，马纲所过，沿途要供人粮马草。史书记载，秦、川等地每年以万计数的马赶到京师，“公司经费十倍”，“纲兵所经，甚于寇贼”。[35]这是消极的一面。
从积极的方面讲，宋朝通过马贸易要想达到的改良马种，增加战马，刺探敌情，提高边界防务能力等政治军事目标，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边界防务的加强，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内地先进生产方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中原政府与边境民族大规模的马贸易和其他商品交换，对于推动边区牧业发展，改善少数民族生活条件，促进民族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南宋孝宗时(1163—1189年在位)，大理人将西北产的马贩到广西，转售给宋政府，又从南宋带走当地的土特产和《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药、佛经等书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从经济开发的角度看，宋朝以马贸易为核心的商业活动尽管和农业开发一样都是以军事防务为目标和动力的，但这一思路和措施的经济意义仍能给人以启发。
四、宋代西北军事动力型开发的历史必然性和局限性
历史上，西北是一个自然条件差，经济开发不易的地区。加上历代中原政权的统治者多是重征敛，轻开发，他们只要加重对内地人民的赋税征收，增加南方的漕运，就可以解决一般性军国费用，没有必要费更大的心思和力气去开发难度更大的西北经济，尤其在政治中心东移以后更是如此。然而自唐中叶以后，西北的民族斗争越来越严重，边境驻军和军需也越来越大。千里挽运，费用数倍，而兵士犹有菜色。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军事型开发，就地解决一部分军需便成了历代统治者的必然性选择。
军事动力型开发是以政府军事活动为转移的不完全、不持久的经济开发。当边防紧张，驻军增加，军需供不应求的时候，统治者才会将西北的经济开发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出现一时的繁荣；而当战事平息，兵员东调以后，西北的经济开发便往往告停。前代是这样，宋朝也是这样。加上生产形式落后，难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于是经常出现开发效益不佳，所收不抵所费的情况。然而换个角度看，在转输困难，运费极高的情况下，西北每生产一石粮食，就会减轻内地人民数石挽输之费，因此，我们对于历史上包括宋朝西北经济开发思路和实践的积极性，仍应给予必要的肯定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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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详见拙作《宋代西北人口蠡测》，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六，大中祥符九年四月条。
③《宋史》卷二。
④《宋会要·食货一·农田杂录》。
⑤《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59—660页。
⑥《宋会要·食货志二·农田杂录》
⑦《长编》卷五，乾德二年二月条。
⑧《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正月条。
⑨《文献通考》卷十二。
⑩《宋史》卷一九0。
⑾《宋史》卷二九二。
⑿《宋史》卷三三0。
⒀见张方子：《乐全集》卷四十。
⒁《宋史》卷一九一。
⒂《宋史》卷一九o。
⒃《宋史》卷三四九。
⒄《宋史》卷三五0。
⒅《宋会要·兵志》四之二九——三0。
⒆《宋会要·兵志》四之一五。
⒇《续通鉴》卷五一。
[21]《宋史》卷一九0。
[2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七。
[23]《宋会要·食货志》六之三三。
[24]详参拙作《宋代陇右地区的土地经营》，载《西北师大学报》，1994年2期。
[2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七。
[26]同上。
[27]《宋会要·兵志》二一之六。
[28]《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
[29]《宋会要·兵志》二二之四。
[30]《长编》卷一0四，天圣四年九月条。
[31]《宋会要·兵志》二四之三七。
[32]《宋会要·兵志》二三之九。
[33]《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34]同上。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7
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其中指出，一些地方对文物保护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施工致文物损毁消失
2012年4月至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开展了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
报告指出，目前一些地方不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关系。例如，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法人刻意规避考古调查勘探而进行工程施工，造成文物损毁消失；有些地区在发展旅游产业时对文物过度利用，甚至为建设旅游景区而损坏文物。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三十年来消失的四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
文物犯罪智能化趋势
盗窃、盗掘、走私文物和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等犯罪屡禁不止，大案要案时有发生，犯罪活动呈现职业化、集团化、暴力化、智能化趋势。
在一些偏远地区，不少文物古迹散布于广大田野、山区、戈壁，长期处于无人守护状态，成为犯罪分子觊觎的目标，文物安全压力极大。一些文物、博物馆单位的保护措施和安全管理不到位，存在安全隐患，甚至出现了一些安全事故。
建议制定博物馆条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也指出，现行《文物保护法》在一些方面已同文物工作实际不相适应，建议将其列入立法规划，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及时修改完善。同时，积极研究制定博物馆条例、北京故宫保护条例等法规。各地方要结合本地文物工作实际和特点，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在城乡建设和旅游发展中，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历史文化风貌，确保文物安全。在发展旅游产业时，要坚持文物保护优先的原则，避免对文物进行超负荷利用和不当利用。对违法行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要严格依法进行惩处。
相关链接 开封欲举债千亿重建北宋汴京
七朝古都开封现在决定来一场豪赌。赌注就是将其所拥有的宋文化遗产资源“搞大”――将开封市老城区改造成近二十平方公里的实景人文旅游胜地，重现北宋“汴京”时期盛景，同时要建设一座工业化新城。
实现这一宏伟工程的前提是，十几万市民将在未来四年内从老城区搬离，仅拆迁费用就要支付至少一千亿元。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篇8
在宋太祖建国之时，因为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前鉴不远，所以采取了重内轻外和重文抑武的治国政策。尽管这一国策导致了宋代武力积弱，不敌北方外敌，所以常受诟病，但是它也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经济与文化发展最繁荣的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代也成为中国慈善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一
宋代以文(儒家)治国，本于仁厚，所以“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代延续了过去历朝历代的“善政”措施，实行大规模的灾荒救济仓廪制度，在各州县置义仓，以备荒救灾。
例如，1057年诏令天下设置了广惠仓，赈济“州郡郭内之老幼贫病不能自存者”，成为宋代定制。这一制度从北宋中期至南宋末年数百年间，基本持续推行实施，很少间断，成为宋代独有的仓廪制度。它在灾荒时期，以官府没收户绝的田产为主，募人耕种，收取田租，用于赈济灾年中老弱贫病的特殊群体：“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儿半之，次年二月止。”并且“随市贵贱粜籴”，借贷给特殊群体。史书记载广惠仓是“累朝相承，其虑民也既周，其施于民也益厚”，效果可谓显著。
宋代重视仁政，政府兴办了大量的慈善机构，规模大，设施全，涉及各类人群，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空前的。如宋初中央政府设置的福田院，“日廪三百人”，是收养贫困老人的专门性慈善机构，后来还领抚少数弃婴。
各府州县也设置相关机构，如宋人吴渊所说的“外郡有居养、安济院”。宋徽宗曾下诏书令各地开设居养院和安济坊：“今京师虽有福田院，所养之数未广，隆寒盛暑，穷而无告及疾病者，或失其所，朕甚悯然，可令开封府依外州法居养鳏寡孤独及置安济坊。”居养院是收养老人的机构，安济坊则以“养民之贫病者”为业。安济坊内设有专职郎中，“岁终考其数”。这两种慈善机构的经费都来源于政府，并都有冬季收养、临时养、凶荒收养贫民的责任。后来机构的功能逐渐扩大，甚至涉及“死者有所葬”。
还有制药施给贫病之民(不治疗病人)的惠民药局，广设于全国各府州县。据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于州府，备申朝省。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这个机构在元明两代也得以相承。
宋代政府设有专门收养弃婴的举子仓。宋高宗曾下诏：“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举子仓的设立当时十分普遍，即使在乡村里也建有这样的慈善育婴机构。尽管名称常有变化，如慈幼庄、慈幼局、婴儿局等，都是由政府“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仍雇请贫妇乳养”。
此外，漏泽园制度也是创于宋代。漏泽园就是官置的公墓，安葬那些因饥荒、疾疫而亡者，或者是因贫穷无法安葬者，都是由官府出钱使其安葬，并“给酒馔酹祭”。园中“置屋以祭奠之所，听亲属享祭追荐”。当时还建立监司巡历制度，定期督查各地安葬死亡枯骨的情况。
二
在宋代，民间慈善活动也很兴盛。除在灾荒之年施粥、施药等临时性的慈善举措之外，更形成了相对制度化的民间慈善机构。由于儒家一直注重血缘宗亲观念(所谓“修身齐家”)，所以，以血缘关系聚集在一起的乡村社会，成为宋代民间慈善机构的活动范围，这是宋代民间慈善的一个显著特征。
无论是生活接济，还是收恤孤独，甚至助婚济丧，民间慈善活动成为当时政府慈善事业的有力补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仲淹所创立的义庄。范氏义庄的周恤对象主要是宗族成员，所谓“立义庄以赡宗族”。
慈善机构的维系，也依靠宗族的公约，由乡里的缙绅依据道德的力量加以维持。当时这种风气流行于江南，“吴中士大夫多仿而为之”。其实，即使是一些官方性质的慈善机构，也依靠这种乡村耆老缙绅的力量来巩固，所以具有一种半官方的色彩。如南宋朱熹承继隋代创立的社仓，其得名，就是因为它不是立于州县而是建于乡社，并且由乡社的耆老缙绅共同管理。朱熹在给朝廷的奏疏中甚至提出，希望诸路提举司能晓示本路各州县，任民从便。社仓的敛散之事，都由当地的耆老缙绅共同操办，州县不得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