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公文繁荣原因初探

摘要： 北宋是公文的一个极其繁荣的时代，本文尝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北宋公文繁荣的原因，包括基础的政治制度层面、重大改革的科举制度、公文主体北宋文人特有的士大夫精神、独有的党争与文学的互动和文学流派的改革等。

关键词： 北宋 古代公文 繁荣 原因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北宋是一个历史的转型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政治家不断涌现的时代，也是政坛万象更新的时代。而从文学史角度来看，北宋文坛更是群星璀璨。这一切造就了一个公文极其繁荣的时代。

北宋出现了坡、王安石、欧阳修等一大批文学功底深厚的政治家，也出现了一大批政论文（亦即公文）佳作，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这些使北宋与先秦一起成为历史上两个公文最繁盛的时期。

一般来说，古代公文是指古代谈论政事的奏、议、书信等，在北宋来看，还包括大臣之间讨论政事的文章。北宋之所以是公文的一个繁盛期，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包括其独特的政治制度的影响、独特的广开言路政策和士大夫精神、科举制度的影响、党争现象与公文创作的互动和文学流派传承变化上的影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和党争。

一、政治制度

北宋公文之所以繁荣，政治制度的变化是基础。

北宋建立之前，是两百余年的封建割据时期。从唐王朝灭亡之后，五代十国纷争不断，朝代更迭很快，长期战乱，军阀混战，地方藩镇势力与中央对抗，因而宋太祖以武臣的身份夺得后周政权，建宋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来巩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首先是收回兵权，整顿军队，并把三帅的统兵权与枢密院的调兵权分开，加强对禁军的控制。其次是对行政机构及其权限进行调整，实行政事堂（中书院）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的“二府制”，以及新设机构与省、部、寺、监等旧机构并存的行政体系。在地方政权的设置上，分州县两级，由知州和通判共掌。最后是制钱谷，把地方的财政大权收归中央。这三项改革成功地结束了五方方镇割据的分裂局面，使百姓消除了常年战乱之苦，也使武将权力旁落，文官受到重用。宋太祖宣称：“五方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有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宋史记事本末》卷二《收兵权》）《宋史・文苑传》也说：“太祖革命，首用文臣，而夺武将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文臣替代武将主持大政，甚至大量文职军权，遂成常制。宋太祖乃“以士大夫治天下”，实施文官政治，这些都从根本上重文抑武，使尚文成为当时的价值取向，大量文人做官，使文人文风盛极一时。当然，庞大的官僚机构，众多文人出身的官员也成为北宋公文繁荣的基础。

另外，这三项改革也直接导致北宋以后的积贫积弱，国家防务空虚，官僚机构庞大，造成财政困难，败于外番之手，变乱频生也必然导致奏议等公文文章的增多。

因此，宋太祖在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和“以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之策，是造成北宋公文繁荣的根本原因。

二、科举制度

北宋公文之所以繁荣，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科举制的变化。正是这一制度造就了一大批善于公文写作、讲究策论的人才队伍。科举制可以讲是人才基础。

北宋的科举制罢“公荐”之制，确立殿试制度，并推广“别头试”、“锁院”和糊名誊录等一系列的改革，但是，最大的改革还是在于考试内容的变更和取士门槛的降低。

宋代的科举考试科目贡科常举的主要有进士、诸科、武举、童子举等，其中，进士科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主体。进士科的主要内容有诗、赋、论、策、贴经、墨义等。其中贴经主要考《论语》，属于填空式考法；墨义是默写全文，包括经书原文和注疏。以上两项主要考查个人记诵经书的情况，考官并不把它们作为考较标准。诗赋是唐代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它主要测试文辞，非聪明博学难成佳作。策论则是一种政论性很强的综合性考试，考题从经史或时务中出，多提问一些与治理国家有关的内容，考生必须对所提问的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并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结合现实，旁征博引，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考试方式既能考出举人的文辞是否通畅，也可以从中发现文人对经济、历史及时事的认识水平，即“试之论，以观其所以是非于古之人；试之策，以观其所以措置于今之世”。（《苏轼文集》卷49《谢梅龙图书》）

宋初，受唐代重视诗赋风气的影响，进士考试主要取决于诗赋。真宗咸平年间，省试增考策论，而考试顺序为：先诗赋，后策论，且实行“逐场去留法”，即诗赋成绩过关，方可试策论。“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在有识之人的呼吁下，要求皇帝“参考策论，以定优劣”。庆历三年，知谏院欧阳修上《论更改贡举事件札子》，提出分三场考试，首场试策，次场试论，终场试诗赋。次年，宋廷颁布了由欧阳修执笔确定的《详定贡举条例》，考试分三场，第一场，试策三道；第二场，试论一首；第三场，考诗赋各一首。

这种先策论后诗赋的考试方法是科举考试考评内容的重大改革。策论摆在首要位置，这是宋儒由声律之学向义理之学转变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宋代学风的转变。“先策论，则辨理者得尽其说也；简程式，则闳博者颇见其才”。（《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30《贡院定夺科场不同诗赋状》）由此，重策论轻诗赋成为时代的共识。欧阳修说：“国家自兴建学校以来（指庆历新学），天下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其辞艺可称，履行修饬者，不可胜数。”（《欧阳修全集》奏议集）苏轼也说：“国家自天圣中，诏天下以经术，古文为事，自是，博学之君子，莫不群进于有司。”（《苏轼文集》卷七《修废官举逸民》）

通经术、能议论成为一代士风，也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有苏轼、苏辙等古文大家。宋政府培养了大批通经致用的文学家兼政治家，由科举而官，成为当时人们的价值趋向。能议论、擅写公文成为文人追求的目标。

宋朝在政策上不同于其他朝代的一条就是广开才路。隋唐科举取士，曾经选拔了一批庶族寒门子弟，打破了六朝门阀用人制度，但是，当时科举之路不广，取士人数不多，从唐初唐末，文人学者仕途并未完全解决，“怀才不遇”始终是唐代诗文创作的一个主题。而宋代不然，宋代开科取士，比隋唐有大发展，其取人之多，超过唐人几倍，而且宋朝制禄之厚也非唐时可比。据统计，北宋开科六十九次，共取进士一万九千一百四十七人，诸科一万五千零十六人，两科合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三人（《论北宋科举制度的特点及历史作用》何忠礼）。北宋还有恩科之制，“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允许他们参加殿试，别作一甲奏名。庆历年间石介撰《庆历圣德颂序》有云：“上视汉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期间非无神圣之主、盛名之时，未有如此选人之精、得人之多、进人之速、用人之当？实为希阔殊尤，旷绝盛事。”因此，宋人文人极少“怀才不遇”之作。仕途比前代广阔，产生了大量文人从政的现象。仕途无忧，自然关注时事，勤于论争，优秀的公文也就层出不穷。

三、广开言路与士大夫精神

唐初统治者惩于隋世之亡，曾经广开言路。宋代继承了唐代这一传统，而且宋初言路比唐时更广，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曾立有“诫碑”其别讲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且告戒后代“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稗类抄》卷一）。作为封建帝王，居然立此不杀之诫，这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尚属仅见。

统治者大开言路，文人学者好发议论也就蔚然成风，论政、论兵、讲学、鸣道，成了一代文章的主要内容。作品中议论之多，超过战国以来的任何朝代。

议论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言事论政，这是从宋初开始的，到了庆历、熙宁朝政改革期间，论政之文大有发展，几乎人人言事论政，议论文章压倒一切。

另外，宋代士人身份与唐代不同，唐代或以诗名，或以文名，很少兼擅经学史学的作者，宋代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为一身的复合性人才，政治家、文学家、经术家三位一体，是宋代“士大夫之学”的有机构成。宋代士人以“经世之学”作用于参政姿态，也就会“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

宋代“士大夫之学”还表现在士人好读书和“走万里路”上。读书，读史书，读经学之书成为文人的风尚。勤学好读成为一代风尚，研究与辩论也就使言事论政的文牍更多。“走万里路”的精神使宋代文人更实际，更注重比较与论争。

此外，宋政府采用台谏制度，“台官”、“谏官”事权相混，合成一势，成为人主之耳目，并享有“风闻言事”、无须查实的特权，台谏势力和制度空前加强。在维护君主集权的过程中，台谏官因其独特的身份和权利较其他官僚更勤于言身，勇于言身，典型体现了宋人好议论的作风。

这些宋文人的特质和特殊政策，使宋代文人好议论，勤于论政、撰文。语切时蔽，不为空谈，从而造成了公文繁荣的局面。

四、北宋党争与文学创作尤其是公文创作的互动

北宋党争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文人士大夫以具体的文学创作参与党争，更体现在创作主体与党争的相互关系上。其中熙丰党争是代表。

在党派意识下的政见之争，是熙丰新旧党争的性质所在。这种性质使文人士大夫激发了“志在当世”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行为。欧阳修在庆历五年所作的《镇阳读书》中写道：“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士大夫好恶纷然。”就是因政见不同而引起的论争。而综观熙丰文人士大夫参与论争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二：一是以文论事，二是托诗反讽。从而使诗文的创作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有时甚至成了参与政争的重要手段与方式。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是王安石给司马光的复信，文章就司马光所提出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和招怒五个问题，逐一加以扼要驳斥，最后以洗练的语言揭示自己与司马光“所操之术多异”的根本区别所在，这就是借文论争的一例。因而，从文体上来看，熙丰新旧两党在论争时事政治中，运用最多的莫过于奏议之属，因为奏议本身具有应用功能，议论时事，陈述己见，为其长处，而运用书信、序、论诸体也不胜枚举，即使论史，不少也具有政争功能。在元佑党争时期，元佑党人的捐身报国、舍我其谁的参与意识也是通过散文创作主要是奏议的形式表现，数量很多。以《苏轼文集》统计，奏议有一百七十五篇，《栾城集》中直接议论时事的书状共一百五十一篇。因此，北宋党争与文学创作尤其是公文创作的互动是很重要的。

五、北宋古文运动对公文的影响和一批公文大家的涌现

北宋古文运动对公文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汪藻在《苏魏公集序》中曾说过：“宋兴百余年，文章之变屡也，杨文公倡于前，欧阳文忠继之于后，至元丰、元佑间，斯文几于古而无遗恨也。盖吾宋极盛之时也。于是丞相魏国苏公出焉。”在宋初，还是承袭唐代的声律之体，骈文、时文居多。刘曛在《答友人论时文书》中说：“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于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智之才，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于此。”欧阳修也在《记旧本韩文后》中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曾有道韩文者。”以柳开为首的几个作者，开始力诋时文而倡古文。《宋史・尹洙传》说：“自唐宋五代，文体俾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一以“偶俪工巧为上”，一以“断散拙鄙为高”，这是宋初文章的两个趋势。庆历新政前后，随着朝政改革，文章变化不小，作者辈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范文度模兰亭序》云：“自唐末兵戎之乱，儒学文章，扫地以尽。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古文运动的中心作者是欧阳修。欧阳修在政治思想上是和范仲淹一致的，他在学术见解上也是开拓领先的，他于经、史、哲都有创见，文章更为当时之冠，对于一代文章的发展变化影响至大。《宋史・文苑传序》说：“国初，杨亿、刘筠尤袭唐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复古而力不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古也。”这也特别强调了欧阳修对于一代文章的影响。欧阳修在庆历朝政改革前后，言事论政，是是非非，曾为一代表率。宋代文风一变，始于欧阳修，一方面是他写出了“众所莫及”的文章，可谓模范，另一方面是他选拔、成就了大批人才。

六、结论

由上可见，北宋公文出现文人辈出、优秀公文层出不穷的局面，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北宋朝政的独特的内因和历史流承的原因。宋朝独特的政治制度的影响，重文抑武的治国政策、独特的广开言路政策和独有的“士大夫精神”、科举制度变化造成的人才基础和文风的变化、党争现象与公文创作的互动和文学流派传承变化上的影响以及文人政治家的示范作用，都直接导致了北宋公文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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