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1

[关键词] 资助方式 资助力度 资助管理

一、引言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是国家文化力量的重要标志和体现,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深化和拓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质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创新,而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科研资助体系建设则是其重要保障。

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体系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经历了“”前的曲折发展阶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转型,研究机构增多,科研教育队伍壮大,国内外学术交流频繁。在这发展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科研资助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1.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机构众多,资助力度逐步加大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资助来自于各种渠道,其研究资助机构包括国家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国际基金及合作组织等。从目前来看,尽管强调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促进资助来源多元化,但由于整个资助体系尚不完善,短期内财政拨款仍是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主要渠道和基本来源。

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近年来,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社会科学事业的投入。以中国社科院获得的资助为例,据统计,2000-2006年中国社科院共立项各类重大项目651项,资助总额为13359.93万元,平均每项项目资助20.52万元,为“九五”期间院级项目平均资助额(3.24万元)的6.3倍。2000-2006年,全院共立项A类重大项目282项,资助总额为10874.03万元,平均每项项目资助38.56万元,约为“九五”期间院级项目平均资助额(3.24万元)的12倍。

2.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方式多元化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的方式多种多样,目前主要采用了机构式资助和项目式资助两种方式。

(1)机构式资助

机构式资助的目的在于保证科研机构的日常运行和科研基础条件建设。在我国,机构式资助对象是学术研究机构,主要包括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

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包括各级社会科学院和一些专门性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直属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下设30多个直属研究所(中心),承担着大量科研任务。地方各级社会科学院是各级地方性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另外,高等院校,扮演着学术科研的重要角色,特别是研究型高等院校在基础研究以及部分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领域具备很强的比较优势。有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研发经费近50%投入到了大学系统中。2002年日本达到48.45%,美国为37.21%,2001年英国为46.79%,德国为44.24%。

近几年来我国对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资助也不断增加,如国家教育部、各省市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教育厅等也纷纷在高校设立了重点研究基地,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创新。

(2)项目式资助

项目式资助是指在特定的计划框架内,研究执行者向研究资助机构(如研究委员会)申请而获得的竞争性项目经费。从行政隶属的角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分为纵向项目和横向项目。纵向项目主要包括国家项目、教育部及其他部委项目、省市项目、高校、研究机构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横向项目大多数为高校与企业合作、或者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等。从项目类别的角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般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自筹经费项目(或学科共建项目)和专项类项目等类型。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设立重大项目(一般通过招标方式立项)、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等类型,2007年,共立项1431项,其中重大攻关项目39项,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65项,后期资助项目54项,一般项目1073项。科研立项经费创历年新高。

(3)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的管理制度基本形成

哲学社会科学资助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同类型的资助管理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既统一又有区别的各个层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管理制度。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科技部《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科技经费管理的思路和原则。根据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意见,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主要分为五类,包括国家科技计划(基金等)、科研机构运行经费、基本科研业务费、公益性行业科研经费和科研条件建设经费,明确各类经费功能定位,实行分类管理。

另外,在此基础上,不同的科研立项机构根据其自身特点出台了不同的经费管理办法,例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从项目经费开支范围,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审批和执行,项目经费管理与监督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经费管理做出了规定。教育部经过修订印发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对项目类别与项目申报、项目评审与立项、项目过程管理、项目经费与使用、项目验收与成果转化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还有各地方职能部门也规定了适应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管理制度和方法,例如,《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和其他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对资助经费来源、资助对象、经费管理和使用有详细的规定。

三、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

具有我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体系已基本形成,但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要求相比,尚有很多需要完善的方面。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总量不足,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

如前所述,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逐步加大,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总量所占比重小。以教育部直属高校为例,从投入情况看,2003年教育部直属高校人文社科人员共51469人,人文社会科研经费共825.25百万,而自然科技人员共134605人,是社科人员的2.62倍,自然科研经费为13082.4百万(不含科研人员工资),是人文社会科研经费的15.9倍。从产出看,2003年教育部直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数为21362项,而自然科学研究项目数为50682项,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数的2.37倍,教育部直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获部级奖项94项,获省部级奖1253项,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获部级奖0项,获省部级奖741项(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2003),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对基础研究资助不足。基础研究的资金应主要由政府提供。政府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主要是直接供给、鼓励其他主体从事研究以及创新适合于基础研究的制度环境。然而,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研发总支出的比例长期以来在5%左右徘徊,而投入到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更少。2000年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项目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这两个领域,投入项目资金和政府资金分别占全国的87%和88%,投向这两个领域项目的人员占全国的65%。

同时,由于财政科技投入中,项目式资助发展迅速,机构式资助如条件建设经费比重偏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采用项目式资助形式,发挥团队作用。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其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更多地需要学者个人潜心积累,自由探索。现行项目制度在推进此方面研究的努力,并不非常有效。

2.资助方式缺乏协调性,呈现出多头资助、分散管理格局

我国虽已形成多样化的哲学社会科学资助方式,但存在有一些机构重复设置、交叉布局、自我封闭,这种多头、分散管理的状况,导致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投入难以进行总体调控,项目设置的低水平重复,降低了资金投入的效率。

从总体上看,科研经费的增长和多元化投入格局有利于科研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多渠道投入体制和相互之间缺乏协调,项目立项存在重复。从某种意义上,适当重复是难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如支持不同的专家研究同一项目能够促进竞争,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但若一些热点问题的项目设置过滥,或同一申请人或申请团队通过不同途径申报相同或类似的项目,在不同部门立项获得科研资金,就造成财政的重复投入,同一论文或专著标注为多个部门资助的现象比较普遍。

3.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过程不完善

各级各类部门在对哲学社会科学资助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来许多的问题。

(1)各级各类纵向项目,在立项时评选机制过于单一

绝大多数都采取同行专家评议的制度,这种方式有其自身优势,但也有其先天的不足。例如,采取同行评议的方式,难以绝对避免拉关系、套人情的问题,难以避免“马太效应”;同行评议专家库,每年参加项目评审的,往往是少数同一批专家,表面上客观公正,事实上是瓜分了有限的资源。单一的同行评议,也难以做到鼓励项目申报的同时限制数量申报,导致近年来项目申报数大幅度增长。

(2)项目立项部门热衷追求项目研究短平快

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为短小型研究项目,分散了资源配置,难有大的产出。例如,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额度仅为1.5万元左右,研究期限为2年左右,成果一般为系列论文或专著;省级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项目,一般经费为2千至5千元,研究期限为2年左右,成果要求为论文或著作。这种短平快的小项目与自然科学项目或高新技术项目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上百万的投入相比,差距甚远。这样的项目主要是满足了职称评定的需要,就项目本身来说,有很多如果不另觅渠道获取经费是难以顺利实施的。

(3)成果转化率低

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类的项目评审立项时,过于注重申请材料的论证是否严密,而疏于考虑最终成果的实际应用。立项后,立项部门往往要求项目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而对项目实施过程却疏于监督。在项目结题时,一般通过论文是否标注成果资助部门、著作是否出版、研究报告是否通过专家会议评审、通讯评审或是否有相关部门的采纳证明等方法来评价研究是否达到预期目的,而并不注重项目成果的质量、发行数量和实际的应用情况,这种体制就造成了成果流于形式,未从根本上转化为实际生产力,造成了智力和财力的浪费。

四、完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体系的建议

完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体系必须以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为目标。在当前,完善这一体系,主要包括:

1.以政策倾斜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资助体系,形成多元化、多渠道的资助途径

以政策为导向,实现资助渠道的多元化。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高校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项目、经费、成果、获奖这些方面,已经稳居全国总量的85%以上,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名副其实的主力军。各级政府部门以政策倾斜的方式,鼓励高校、研究机构等成为政府部门的智囊和参谋。同时,在应用研究和对策类研究领域,政府在自身予以资助的基础上,还要鼓励社会资本设立研究基金、咨询机构等实体,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资助,形成多元化、大规模、高效率的资助渠道,改善哲学社会科学的资助结构。一方面,能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需求;另一方面,能更好地帮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科研经费筹措渠道,加大成果的产出。

2.强化政府哲学社会科学资助的统筹协调机制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资助的统筹规划工作。合理配置财政科研经费,明确各类经费的功能定位,实行分类管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避免因重复研究、重复购置科研设备等现象而存在着资源浪费的现象。

加强资助机构间的协调与合作,构筑信息互通平台。建立全国统一的科研项目数据库和统一的覆盖全国的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在符合国家保密规定的条件下,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从申报、评审、立项、执行到验收等信息必须全部纳入数据库,避免或减少重复申报、重复立项等现象;同时,建立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可以方便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了解全国科研项目的信息,并供各计划决策部门对项目申报、立项情况进行查询、跟踪,以克服因条块分割带来的军与民、中央与地方、部门等相互之间的信息闭塞。通过项目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严堵多头申请、交叉和重复立项,这有利于改革和完善宏观管理,建立一个有效协调、高效运转的科研资源配置模式。

3.推动项目资助部门的改革,将项目评选与成果评价相分离

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项目的各级资助渠道,普遍存在着立项、结题、评奖、成果转化由同一部门完成的现象。项目资助部门既承担着资金的使用,又承担着成果的评价,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和权力的自我监督。将项目的收集和遴选工作,与成果的评价和转化工作相分离,分由不同的部门来完成,由后者公布前者的资金使用效率,由前者使用后者的项目成果和负责人信用的评价结果,有助于更合理地选择合适的承担人,实现公权力的透明化,做到公平和公正。同时,由专门的部门对成果进行推广,也有助于实现成果转化。

参考文献:

[1]金泓.建立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特点的项目资助制度――关于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制度的思考[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

[2]康小明,薛澜.发达国家科研资助体系及其借鉴[J].中国高等教育.2008.5.

[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体系日臻完善.

[4]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

[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6]陆根书,刘蕾.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之研究效率及趋势[J].开放教育研究,2006.12.

[7]程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现状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6.

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2

一、有关的几个概念

1.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实质是要研究会计方法论的基础，即会计领域认识论的基础。一般来说，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会计方法论，是从哲学角度对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进行审视。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会计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是最抽象的层次，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计学的哲学方法论是从会计理论的价值观、真理观的角度所考察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会计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对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如何认识会计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决定会计学者对会计理论的功能价值取向和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动机的认识不同。

2.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基本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归纳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论和采用演绎法形成的指导性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则是一套关于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揭示出会计现象层面的规律，从而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

二、当代哲学观点的评述

三、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

在实证会计的研究过程中，要求有客观的经验调查，排斥非理性的、功利性的价值判断，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确定假设和假定，选取大量样本检验假设的统计意义。而证伪主义正是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即为价值中立。还需说明的是，实证会计不能证明假设的成立，而只能证明原假设不成立。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无法证明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证明假设不成立。因而，这种理论强调的是对理论进行批判，并试图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而不试图证明它们是正确的。”这正是素朴的证伪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实证会计理论又认为完美的理论是不存在的，瓦茨和齐默尔曼指出，“实际上，现存理论的系统性预测误差或异常现象经常导致崭新理论的发展与被采纳。”而这又是精致证伪主义的特征。所以说，实证会计理论的主要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思想，同时体现出实用主义的某些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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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2.基本研究方法。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从大的方面说可以分为演绎法和归纳法两种，其中以演绎法为主，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属于传统研究方法。演绎法是从一般的概念和原理推导出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在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中，以会计假设、目标等基本概念为出发点进行演绎推理，推导出能指导会计实务的原则、准则及相应的会计方法程序。演绎法的推导程序为：前提命题推导结论验证具体问题。演绎法推导的基本步骤可概括为：确定财务会计的目标或基本假设，或者指出一些要求财务报告或会计信息应符合的道德标准，再或说明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阐述目标、基本假设、道德标准或社会责任等对财务会计的指导作用；根据既定目标或基本假设等，推导出相关的基本原则和概念；以基本原则或概念来指导必要的会计准则；进一步规定具体的会计处理程序。归纳法则是通过对大量会计现象进行观察，然后加以分类，从中概括出有关概念的内在联系，再把它们组织或表述为会计理论。归纳法的基本步骤包括：观察与记录全部的观察结果；分析与分类记录结果；从观察到的关系中推导出会计的一般概念或原则；验证推导出的结论。即：观察分类概括验证。实证会计理论研究采用的是实证法，亦即确认假设，以事实、实际的情报、由观察数据所产生的相关关系等为对象，经过实验而求得相对或近似正确性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的一般步骤包括：设计并进行观察和实验；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实验和观察结果作系统整理和计量分析；概括和归纳计量分析结果；以逻辑和数学分析方法演绎出研究结论；理论注释和建立模型；检验研究的命题或理论，得出接受、推翻或修改的结论。

四、比较分析与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之前，规范会计理论在西方会计理论界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后来，随着会计研究中实证性倾向的出现，这一格局被打破。由于实证会计理论获得了正统经济学所提供的实证性思想观念支持，经过发展，现今已跃居主流地位，而传统的规范会计理论则影响渐弱。

1.哲学基础比较。从两者的哲学基础的角度看，两大会计理论均有其存在意义。我们知道，任何哲学思潮从兴起到体现于具体科学中，存在时间滞后效应。目前，实证会计理论欣欣向荣，但其方法论本身已在科学哲学领域面临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自于历史主义哲学观。实证会计理论的基本方法论的主要内容是证伪主义，这种哲学观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亦称“价值中立”）。但60至70年代兴起的历史主义哲学观则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见解，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库恩（T.Kuhn）强调指出，理论系统或“范式”包括有规范或评价的成分，理论系统不仅仅包括经验内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把正确科学实践的评价标准合并在内。因而我们可以说，事实与价值难以分离，即便是自然科学，亦无法摆脱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建立在真正客观的事实和感性经验基础上（这一点已为西方很多科学哲学家所承认，只是就其影响程度尚存有不同看法）。既然自然科学都是如此，遑论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考虑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更要关注作为现象基础的社会因素和人类心理因素，从而必然要受到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不同道德伦理观念以及个人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和制约。就此而言，应该说，规范理论的规范性才是现实的，而实证理论的实证性反而是不完全的和近似的。当然，我们无意据此否认实证理论应有的地位，逻辑主义哲学观和历史主义哲学观各有其适用性，后者并不能排斥前者的合理存在，况且科学哲学界目前也倡导方法论的多元化；不管实证理论的实证性是否是完全的，但其思路至少是可取的，也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理论的客观性。不仅如此，而且在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欧肯看来，实证分析亦是得出规范经济理论的必由之路。欧肯认为，社会科学有两方面任务，一为不带偏见地研究现实；二为提出政策主张以实际地解决经济问题。经济学作为“经邦济世”之学，应以第二个任务为目的，此则意味着，经济学在最终服务于政策制定时，不可避免的要有价值判断介入。但与此同时，欧肯又指出，经济学家要完成第二个任务，又须首先摆脱经济政策上的愿望，致力于完成第一个任务。换言之，只有建立在实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规范性经济政策才更具科学合理性。再看会计理论，科学哲学所受的震荡，最终必将体现到会计理论研究当中。据此推论，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均有其价值，不可厚此薄彼。

2.发展趋势分析。从会计研究的发展趋势看，两大会计理论之间的关系正发生微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趋势。经过多年来全面深入的理论论争，西方会计学术界对于两大理论的一些模糊认识基本得以廓清，看法也日趋客观全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会计学者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两大会计理论。他们认为，就规范会计理论而言，它缺乏严格的事实检验，此为其弊；然其力图找出较佳的会计规则和较优会计程序和方法的思路是可取的，有利于优化和发展会计实务，并满足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对会计信息质量所提出的要求。尤其是近年来，会计概念框架的建立，为分析评估和指导会计准则提供了一个“规范性”基础，有利于抵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这无疑使规范会计理论的实践性和有用性大为提高。就实证会计理论而言，它奠立于观察和实验而得的大量事实、数据基础上，业经严格的经验验证，而且由于研究过程中数量模式的引进，使其在定量化和精确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与当代经济科学发展的大方向趋同，颇有可取之处；而且，它对西方会计理论的发展也影响颇大，开辟了研究新思路，调整了会计研究方向，拓宽了会计研究领域，在资本市场研究和行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大大丰富了会计理论的内容。但实证会计理论亦有其弊，认为“存在的便是合理的”，无疑会堵塞会计发展道路，使会计实务重返自由放任状态。

五、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两大会计理论各有其优缺点，偏废任何一种均非上策。理想的选择应该是消解两者之间的对峙状态，承认彼此的存在价值，并促成两者实现一定程度的结论。那么，这种结合应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它或可理解为是认知过程中各有侧重的两个阶段先后承继、相辅相成，从而促成事实性、描述性论述向规范性、伦理性见解的过渡。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首先应尽可能地排除价值判断，侧重于通过实证性或近似实证性研究，力求客观地揭示会计现象及其外部联系；而后，在此基础上，以指导会计准则的制订为已任，侧重于树立合宜的价值判断标准，通过理性思维构建规范会计理论。这些规范会计理论在形成之后，又须在应用中不断接受经验检验，以获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此过程中，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得以综合运用，既确保了会计理论构建的逻辑相关性和紧密性，又为会计理论的真理性和精确性提供了检验依据，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在上述相互结合的理想模式中，两大会计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宜有所偏废。

1.黄少安。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南京社会科学，1994（3）

2.A.C.利特尔顿著。林志军，黄世忠译。会计理论结构。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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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杭生。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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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3

内容提要：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无论是在国外或国内都颇多歧义，争论一直存在。但基本上可概分为"法哲学独立论"与"法哲学即法理学论"这两大系列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作者赞同前论，认为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以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它既是应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是介于哲学与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因此，同一般性（或专门）法的理论有所不同，自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认为"法哲学即法理学论"是由于19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法哲学的对象发生了泛化、不同程度地把法哲学混同于一般性法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法哲学与法理学趋同与合流的结果；它造成了对法哲学对象和内容的简单化、庸俗化，使其内涵和外延含混不清，对象和范围极不明确，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收纳度，内容十分庞杂甚至是包罗万象的。因此有必要对法哲学进行正名，廓清其概念、对象和性质，把泛化了的法哲学正本清源、还原归位。为此，作者引用了大量资料，从法学和哲学及其相结合上进行了论证，对一些置疑的观点进行了答辩，并阐述了法哲学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就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西方法哲学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这一实际存在的趋势进行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说明。

法哲学，即法律哲学（Philosophy of Law or Legal Philosophy），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一种综合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因而也还带有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在人类法律文化史上，它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古老而恒久的传统--在西方国家，人们研究法哲学的兴趣一直未曾衰减，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法律哲学在英语世界里经历了一次可观的勃兴"[1]；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它又是一门需要大力发掘、倡导和建树的新兴学科，甚至有人称它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很多问题和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在法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恐怕再没有一门比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更容易产生歧异和争论，同时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浓烈兴趣的学科了。而要顺利地开展法哲学的研究；首先就必须廓清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为此，本文特在介绍有关观点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论述和答辩，以求能澄清这一复杂问题。若笔者的见解有所差误，则权当作为引出百家争鸣的引玉之砖。

一、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歧异性

（－）西方法学界对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研的两种解说

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哲学这一概念历来多所歧义，因而对它的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和解释也殊有不同，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分辨就不难发现，西方法学家基本上是沿着两个方向来解释和研究法哲学的。

第一，认为它是研究法律的最一般的理论问题，即研究法律的普遍性，而与研究法律的特殊性的其他诸法学部门有所不同，并因此主张它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如意大利法学家德尔·韦基奥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或准确地说，是实践哲学的一部分。对法律的普遍意义的研究构成法律哲学的对象，然而也应注意，对法律也可以就其特殊性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法律科学或狭义的法学对象。"[2]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称："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统地从事研究法律和法学的一般原理（意义和目的，起源和效力）。"[3]德国法学家拉德勃鲁赫也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所以，首先必不可少的是阐明法律哲学的总的哲学设想"，"法律哲学"的特征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价值，"法律科学"的特征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事实。[4]

第二，认为法哲学也即是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是法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也叫法理学；或者可把法哲学作为法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法理学也就包含了法哲学，因此不存在独立的法哲学，这是约翰．奥斯丁以来许多西方法学家所持的观点。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中，这种观点更带有普遍性。我们仅引最具有代表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所称："法律哲学就是系统阐述法律的概念和理论，以帮助理解法律的性质，法律权力的根源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英语国家里，Jurisprudence（法理学）一词常被用作法律哲学的同义词，并且总是用以概括法学领域的分支学科的。"[5]

由此可见，法哲学历来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狭义，即指的对法的最一般理论问题的哲理性思考，或者说，是人们观察法、思考法所持有的一些最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即一定社会人们的法学世界观的理论表述。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本来意义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哲学概念。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二是广义，即凡是涉及到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都可以归属于法哲学，也即是现在西方所称的法理学的内容。所以，这种广义的法哲学不仅指人们的法学世界观，它可以囊括各法学流派或重要法学家学说中的基本内容，这是其对象和内容已经过泛化了的法哲学。从以上两种不同理解似乎呈现出这样的分野：英美法系的法学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哲学即法理学，美国综合法学（或统一法理学）的代表人仅博登海默的一本名著就叫做《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大陆法系的法学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哲学不同于法理学。受实证主义特别是分析法学派影响较深的法学家倾向于法哲学即法理学；受哲理法学派影响较重的则倾向于法哲学不同于法理学。持前述第一种理解的主张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持前述第二种理解的则主张法哲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当然这种分野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例如英国《哲学百科全书》就主张"法哲学是关于法律的普遍本质的思考"。它所关心的不是法律的知识（knowledge）。而是法律的思想（thought）。[6]《牛津法律指南》也认为：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观点，或通过把哲学适用于法律问题，来研究法律的……法哲学必然同社会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互相联系和部分重合"。[7]美国著名法哲学家波拉克也认为："法哲学就是从哲学角度研究法在指导人们正确生活方面的作用。"[8]"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也还有持法哲学即法理学观点的。这种学说观点上的彼此交叉、渗透是经常发生的。至于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学会会刊《法律和哲学》指出：法哲学意味着对法律进行的具有法律知识内容的哲学思考，或者说是根据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法律分析。[9]显然是支持了第一种主张。

（二）前苏联法学界对法哲学的理解

前苏联法学界大体上也倾向于上述第二种理解，而且认为法哲学的外延涵盖了法学原理、法社会学等。《苏联大百科全书》称："法哲学即法律哲学，是资产阶级法学的一个分科，它的任务是研究国家和法律的一般规律。在资产阶级法学界，只有某些代表人物使用这个名称，大多数法学家更喜欢用另外一些名称，如：法学原理、法社会学、法律百科等。"并举例说，俄国法学家谢尔森涅维奇，就把自己的著作《法律一般原理》看着是法哲学的理论部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俄国大学教学提纲中，则把关于国家和法的一般科学称作"法律百科"，而把关于政治和法学观点的历史称作"法哲学史"。由此可得出如下印象：

第二，因此，前苏联法学界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就认为，法的一般原理，或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是可以和法哲学相替代的。也就是说，如果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法哲学，那么它就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法的一般原理，或关于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之中，因此没有必要另外单独存在一门法哲学学科。所以十月革命以后，直到50年代就理论法学而言，前苏联（以及后来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只存在"国家和法的理论"，60年代以后，前苏联的理论法学在与国家学说分化开后便逐渐转向了以"法的一般理论"的方式存在--它是一个包容量和涵盖面极广的理论领域，包括了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实证论（或专门法学理论）三方面的内容和特征，在理论结构上是三者的统一体。[12]这种情况也一直影响着建国以来我国的理论法学，开始是完全模仿甚至照搬前苏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80年代以后在理论法学领域独领风骚的也只是"法学基础理论"（虽然也有人提出了要用法哲学、法社会学、比较法学等来丰富理论法学，但都远未达到法学基础理论的显赫地位），但我们的"法学基础理论"并没有前苏联的"法的一般理论"所具有的作为法哲学、法社会学和专门法理论之统一的特点，而主要还是专门法的理论，或者可称为法学原理，它显然是与法哲学有很大差别的。

第三，前苏联法学界在早期实际上是认为，法哲学的外延大于法学原理或法律一般原理；后来他们又主张法的一般原理的外延大于法哲学即包括了法哲学。前者是指资产阶级的法哲学，法律一般原理不过是它的理论部分；后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法的一般理论，法哲学即存在于或包含于这种法的一般理论之中。

（三）我国法学界对法哲学的态度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所以建国以后直到80年代以前，我国法学界对法哲学也是持贬意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东西，并且认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批判、否定过了的。只是到了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法哲学这个法学研究的禁区才被打破了，倡导应当开展法哲学研究的文章陆续发表，介绍现代西方法哲学以及宣传、介绍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著作、译作、读物也相继问世，而且在对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研究和讨论中，不少学者都明确主张把法哲学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和领域。然而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理解也始终存在着分歧，大体上也相应地存在着国外法学界的那两种不同的理解。因此对需不需要把法哲学从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始终存在着争论。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学界一些学者力求从哲学和法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联系上来探讨和论证法哲学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图通过对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来寻找和巩固哲学和法学这两大知识学科及其实践领域之间的联结点和结合部，从而使哲学和法学都得到双向的深化和发展。因而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均持辩证统一说，即认为法哲学既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又是法学的一个分科，可以亦此亦彼，具有跨学科即综合学科、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性质；因而从不同的理论层次及研究方法的特点和着眼点之不同来看，法哲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而从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而言，又同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以及一些部门法的基本理论有所交叉和重迭（决不等同，而有方法、角度、视野和理论层次归属的不同）。所以我国法学界不少法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法哲学不同于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狭义），因而主张并正致力于建立一门独立的法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二、法哲学固有其特定的对象和性质

（－）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界定

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作出如下的理解和界说。

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以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是介于哲学和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种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

法哲学所研究的应该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哲学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它是对法的一般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对法学理论的再抽象、再概括，是对法律实践的哲学分析和总结。简言之，是关于一定社会人们的法学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除具有以上特点外，尤其是要以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 证法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以揭示每一特定历史阶段人类法律文化之最深刻本质和最普遍的发展规律为己任，从而组成自己的内容和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看来，法学领域中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是法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

法哲学同法学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即法哲学是研究法律特殊性中包含的一般性哲学问题，而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在内的各门法学则是在法哲学一般原理的指导下研究特殊性的法律规律，所以法学基础理论要运用法哲学的成果，而法哲学又必须以法学和政法实践作为其事实和材料的源泉和基础。

而法哲学相对于普通哲学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又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即它不是一般地研究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而是具体地研究根源于经济基础的法律现象、思想和理论的辩证发展规律，揭示法本身以及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从其中提炼和总结出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范畴、原理、原则和规律，以指导政法实践和法学研究。

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门类的区分应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的理论，法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性就在于：它既是法学特殊性之上的一般，又是普通哲学一般性之下的特殊，是这种一般和特殊的辩证统一，因而成为哲学和法学的联接点和结合部。它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象美学、自然辩证法以及当前哲学改革中竞相出现的各种应用哲学，在当代科学发展一体化趋势中不断涌现的一系列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至于法哲学的性质和归宿，既可把它作为应用哲学的一个部门，又可把它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现今许多综合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在学科归属性问题上都具有这种"亦此亦彼"的特点，这正是法哲学对象特殊矛盾性所决定的，也是对于那种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的一种挑战。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固然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相对于法哲学是特殊，相对于其他具体的部门法学又是一般，但这种"一般"乃是从各部门法学抽取出来的"一般"，它无论再抽象、再概括，也未达到法哲学的"一般"高度。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学基础理论同法哲学之间既有同中之异，又有异中之同。异中之同是指它们都以法的某种普遍性为研究对象，同中之异是指这种普遍性又有程度的差别以及角度的不同。即前者是从法学的角度研究这种普遍性，后者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这种普遍性，这乃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层次，不能互相取代，因而是两门相对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这就象一般文艺理论同美学、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同自然辩证法是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的学科一样。

第二，固然普通哲学和法哲学所研究的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普通哲学所研究的是人们在所有社会活动和实践中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法哲学所研究的是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在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活动中所持有的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二者也不能互相取代和混同，因而也属于相对独立的两门哲学学科。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阐明的那样："就法律哲学和一般哲学具有某种必然联系或一致性而论，'法律哲学'这一用语可能引起误解"；"只有将这里所称的'哲学'从它的最非专业性的和最广义的意义来解释，法律哲学这一名称才不是用词不当"[13]

所以法哲学既离不开法学，但又超越了法学，高于法学；法哲学既是哲学，但又不是普通哲学，而是关于法的哲学。

由此可见，把握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联系、区别及转化），是正确理解法哲学对象问题的关键，也是全面认识法哲学同哲学及法学的关系的关键．

（二）法哲学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法哲学是一门既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又具有广阔的关联域的学科，它不仅同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法学（特别是法学基础理论）紧密相联，因而要有一定的哲学素养和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才可能掌握外，而且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都相关联，还同历史科学（特别是哲学史和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有紧密联系。因此，必须具备更广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掌握。

（l）法哲学同哲学史、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的关系。法哲学是一门纵横结合的综合学科，要从纵向上探寻人类法哲学思想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向，就离不开哲学史、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的知识。由于历史上每一个有影响的法学家、法学流派和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哲学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上产生、形成的，而且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往往也有其法学方面的建树，所以哲学和法学的亲缘关系本身就有其历史传统。而人类的法哲学思想也是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一直未曾中断。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例如中国古代儒、墨、道、法等各家都有其法哲学思想；西方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智者学派、亚里斯多德到晚期希腊和罗马的斯多葛派、伊壁鸠鲁、西塞罗，再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近代从格老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到孟德斯鸠、卢梭，更不用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了。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弗里德里克所指出："任何法哲学都是一定哲学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它提供了各种建立在一般法基础上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要么直接来源于现有的哲学观点，要么或许倾向于这种哲学观点。哲学家的思考是第一种类型，法学家则是第二种类型，这就是法哲学史的特点。"[14]

近现代许多哲学流派就标志着一种法哲学流派，如实证主义和分析实证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马利旦（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派）和罗尔斯《新自然法学派）等法哲学家本身就是哲学家。而深入系统地研究这种亲缘关系，揭示每一法学流派和学说的深刻的哲学基础，正是法哲学研究本身的重要任务，也是提高法学研究理论水平的一种战略性要求。所以法律思想史和哲学史联系非常紧密，而由于法律思想史是指示了人类法律文化的精神方面的发展源流，法制史是揭示法律文化的制度方面的发展源流，这两方面都是法哲学所应研究的。

（2）法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及思维科学的关系

政治学、伦理学--从更广义的角度讲，法哲学应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黑格尔法哲学体系就是如此。因为法与国家、政治密不可分，它们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而哲学和伦理学也关系密切。后者就是从前者分化出来的，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的法哲学思想就寓于他们的政治学说和道德学说之中。

经济学、社会学--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意志化形态，它的存在、发展和发生作用，都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深深植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尤其是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乃是以从法律问题的研究转向经济关系的研究为契机的。因此，不了解经济学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而且法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各种社会因素都互相影响和作用，犯罪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社会控制也都是法律问题。所以法学和社会学婚恋产生了法社会学，而从广义上讲也可把法社会学（基础理论）视为法哲学的分支学科。

心理学、逻辑学-一立法、执法、司法、护法、守法以及违法犯罪都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并贯穿着逻辑思维过程。因此法制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法律逻辑学中很多内容都是法哲学所不可排开的。

（3）不仅如此，法哲学还同自然科学技术，包括当代新兴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方法论如所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理论）等联系紧密。因为（a）法哲学要系统研究法学方法论及其更新，就要研究和引入这些新兴科学方法论；（b）法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法治系统工程更离不开这些新兴科学技术。

三、对法哲学对象置疑的答辩

首先，不能以西方法哲学对象有不确定性来否认法哲学学科本身的确定性。

如前所述，西方法学界有许多学者主张法哲学即法理学，因此不存在独立的法哲学。这是由于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法哲学的对象发生了泛化。乃至造成了法哲学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即出现了把法哲学简单地等同于法理学（法律的基本理论），又把法理学的名称不予严格审定而随意使用的倾向。从而导致了对法哲学对象和内容的简单化、庸俗化，使其内涵和外延含混不清、对象和范围极不明确，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收细度，内容十分庞杂甚至是包罗万象的。正如英国法学家哈里斯不无幽默地指出的那样；"法理学是一袋杂七杂八的东西。关于法律的各种各样的一般思辨都可以投入这个袋中。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要实现什么？我们应正视法律吗？对法律如何加以改进？可以不要法律吗？谁创制法律？我们从哪里去找法律？法律与道德、正义、政治、社会实践或赤裸裸的武力，有什么关系？我们应遵守法律吗？法律到底为谁服务？等等。这些就是一般法理学所包括的问题，人们可以不管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却并不消失。"[15]显然，如果这样来理解法哲学的话，那么似乎对任何一个法学问题只要稍作了一点理性思考或总括性阐述都可以叫做法哲学（而不管是否上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这样，法哲学同一般法学理论当然就无所明显区别，实质上就会带来取消和否定法哲学的后果。所以要顺利地开展法哲学研究，就不得不花很大气力来为法哲学正名，来廓清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

为此，就有必要分析一下西方法哲学发生泛化的原因--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思想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实际的原因。

首先从历史上看。由于哲学曾作为"科学之科学"而代替一切科学。在古代，哲学和其他科学混为一体；在近代前期，法学和其他科学也都是哲学的一个分科。所以近代西方学术思想本身就是在自身的哲学襁褓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以至牛顿的力学名著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其中确不乏自然哲学之宏论），学者们乐于在称谓其学术成果或获取专业学位时冠以"哲学"之美名、因此把法学的基本理论也称作法哲学就似乎是很自然的了。随着被称为英国法理学之父的约翰·奥斯丁把他的一本代表作命名为《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讲义》（1863年），这就首开了把法哲学等义（或同义）于法理学的先河。但作为分析法学派鼻祖的奥斯丁所主张的法理学主要指分析实在法而不管法律本身的好坏与否，因此他所谓的"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即加以限定的法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应比未作限定的法哲学狭窄得多。然而，这一重要限定和区分却被后继学者所忽视而简单地延用下来，笼统地主张法哲学即法理学。后来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1881年也提出用法理学来代替法哲学的称谓，并认为二者基本相同。这样，法哲学对象的泛化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固然，奥斯丁和穗积陈重提出"法理学"这一名称以概括法的基本理论确是法学史上的一个贡献，但由此把法理学等同于或取代法哲学却不能苟同。

其次，这同法哲学研究主体的情况变化也有关。从古代到19世纪以前，由于法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从事法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那时，"有些法律哲学家首先是哲学家，为了完成他们的哲学体系才是法学家，另一些法律哲学家首先是政治学家，由于他们感到有必要以法律形式来表达其政治思想才是法学家"。[16]从19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国家立法和司法的广泛发展，法学遂逐步从哲学、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事于法哲学研究的也就逐渐由主要是哲学家、政治学家转变为主要是法学家。"19世纪以前，法律理论基本上是哲学（宗教、伦理学或政治学家的副产品。大法律思想家主要是哲学家、僧侣、政治学家。从哲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法律哲学向法学家的法律哲学的根本转变，还是距今不远的事实。这一转变伴随着一个法律研究、技术和专业训练巨大发展的时期。"随着法哲学研究的主体转变为主要是法学家，由于专业的原因使他们当然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哲学。这固然是一种进步，即不仅研究法律的外在方面，更主要是研究其内在方面，即向纵深研究法律的专门理论、技术、知识和经验，从而就产生了用"法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来概括关于这些内容的理性思考的客观需要。此时由哲学家研究法律哲学的势头日趋衰落，以往那种试图洞察和超然于法学专业问题的法哲学大家和法哲学论著再不易显现，原有的法哲学概念已丧失其神圣光环，似乎需要把法哲学转变为一种"世俗"的学问。就很自然地出现了用法理学来取代法哲学、法哲学与法理学趋同与合流的状况。但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把法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再从现实社会的原因来看。本世纪初以来，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发展到了强化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纠纷都更趋复杂化。于是随着法律社会化和法律改良运动的兴起，各派法学都竞相欲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并为自己的存在和合理性寻找理论根据，因而出现西方法学流派和西方哲学流派交媾的"蜜月"时期--关系越来越密切、愈来愈靠拢，乃至出现同步发展和呈现一体化趋势。往往有什么样的哲学流派，就有什么样的法学流派，所以在各派法学学说中哲学观点和法学理论更易于交织在一起，这就加速和加剧了法哲学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之趋势，乃至有多少法学流派也就有多少法理学或法哲学，而这种泛化了的法哲学几乎可以把该派法学家的种种观点和见解收纳于其内。因而出现了西方法学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众说纷纭、论战迭起、新说频出的空前繁荣的局面。但它们往往既各有其局部真理甚至片面的深刻和精辟，却又都难以完全自圆其说而有其背谬之处，而倡导建立统一法理学的要求则反映了西方法理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又欲趋向统一化和综合化，以舍取众说之短长的愿望。

应当怎样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西方法理学与法哲学趋同与合流的趋向呢？我们觉得；这应该从实际出发，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它固然是西方法学和法学研究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并非绝对地反对用法理学来代替或表述法哲学，一些西方法理学论著中确包含了不少相当深刻且精当的法哲学思考或论述。但我们认为，如果要用法理学来表述法哲学，就必须对法理学的概念和对象加以严格的界定，而不能使它成为不确定、庞杂和包罗万象的，更不能将我国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简单换上一个"法理学"的名称似乎就成了法理学。如果按约定俗成，并使法学界能达成共识，那么作为与法哲学同义或等义的法理学的对象和内容，就应该限定于关于法律的哲理性思考和研究，即只能把够得上是法哲学理论层次的东西才纳入法理学；而一般性的法的基本理论，可以叫做法学原理或仍沿用法学基础理论之称谓，以便与法哲学或法理学区分开来而不致混同。然而另一方面，鉴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事实上已带来了使法哲学的对象和内容简单化、庸俗化的不利后果，而且实际上在西方法学界和我国法学界，法理学同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也很难以分开，从而使法理学既取代了法哲学，又混同于一般性的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因此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带来的后果毕竟利少弊多，这种情况恐怕也违背了奥斯丁和穗积陈重的初衷。所以我们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用法理学来取代法哲学；不仅如此，还应把法哲学从一般性法的理论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并对法哲学进行正名，廓清其概念、对象和性质，把泛化了的法哲学正本清源、还原归位。使之真正成为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成为对于法这一重要社会现象和规范体系进行哲理性思考、探讨和研究的学问。而真正科学的法哲学既不应是哲学家脱离法学和法律实践的纯思辨的结果，也不是法学家或法律工作者在纯专业范围内的一般理性思考或总括性思维的产物。它应是哲学和法学、哲学家与法学家紧密结合和合作，通过长期、潜心、艰苦的研究而达到的一种理论升华和科学思维的成果，是哲学和法学有机结合而开放出来的绚丽花朵。虽然不能一下子就达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必然会存在中间阶段及其中间成果，但我们应坚持向这一目标作不懈的努力，以建树真正称得上是法哲学的法哲学。至于在这种情况下法理学的称谓若还要保留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对它进行狭义及广义之区分。狭义即专指法学基础理论或可叫做法学原理；广义则是指还可以包括法哲学以及法伦理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理论法学甚至某些基础性应用法学学科在内的一个学科群[18]。以显示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区别和联系。

第二，不能因为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方式认为应否定一切法哲学

因为马克思从未否定过一切法哲学（青年马克思还曾为建立法哲学体系而苦苦思索过，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学术思想正是在他那个时代以及其先辈的法哲学氛围中熏陶过来的）；相反，正是马克思开创了科学的法哲学的优良传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而这是以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开始的。但是这种批判，从质上说，马克思所批判的是黑格尔法哲学中唯心主义的杂质和保守的政治内容；从量上说，马克思主要是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国家学说及其基础--私有财产制。然而，马克思对法哲学这门学科并没有简单否定，反而持相当的肯定态度；正如他对黑格尔哲学并未简单否定，在批判的同时又高度肯定了它的理论贡献一样。所以他指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而它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并认为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升为科学的表现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19]

正因为有这种科学态度，马克思才能以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法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得出崭新的科学的法哲学观和法律观，实现了人类法哲学观的根本变革，并因此成为创立历史唯物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契机--他把法学理论从国家和法本身这一玄奥的庙堂中引导出来，使之植根于市民社会之经济、物质利益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从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中揭示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为科学的法哲学奠定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并因此也才有了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创立了唯物史观。

第三，不能以恩格斯对哲学对象的界定来作为否定法哲学的理由。

恩格斯上述这些论述，曾经被一些同志作为否定应建立和发展部门哲学的重要论据；因此也是开展法哲学研究中应予以澄清的问题。否则，也可能被用来否定法哲学。

勿容否认，恩格斯的这些话的基本思想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以及哲学及各门具体科学的正确关系，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结束了作为"科学之科学"--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并企图包括和取代一切科学--的旧哲学。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把哲学归结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即"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22]从而引起了哲学对象的深刻变革。摆正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具体科学以哲学为指导。

然而，很明显，恩格斯所否认的只是旧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即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而对科学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不仅予以高度肯定，而且亲自致力于研究--他所怀着巨大热情、挚着研究和写作的《自然辩证法》及其手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的经典著作。因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时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23]而且对于旧的自然哲学的合理之处，他也予以充分肯定。例如他赞扬过"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高度赞扬康德的自然哲学在"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24]指出"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25]并且正是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天才思维，得出了"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26]的著名论断，这至今仍是生物学上关于生命及其本质的科学定义。另外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的其他许多论断，也是至今仍闪射着真理的光艳而为人所叹服．

从恩格斯对科学的自然哲学的推崇就可以足见他对科学的法哲学的态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恩格斯的重要贡献，恩格斯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都曾经天才地论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思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就不再赘述了。

总之，从恩格斯实际的理论活动来看，他并没有否定包括自然哲学和法哲学在内的部门哲学。那么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中只剩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才能仍旧独立存在呢？--这看来是一个具有时代特点和历史痕迹的个别论断，因此必须作具体分析。

四、法哲学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哲学与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

还是恩格斯说得好："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9]综观古今，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遵循着一个从合到分、从分到合，又在新的综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化的规律。在古代，科学和哲学都处于一个混饨的统一体中。中世纪，科学和哲学都是神学的婢女。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和哲学开始分离开来，各门具体科学以及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又进一步分化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各部门又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到了当代，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深度和广度都极大地扩展，从而使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既不断地趋于整体化和综合性，又不断地走向专门化和高度分化。人类认识史也表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要不断深入地认识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和特征，这就促使科学门类不断分化和走向专门化；二是要愈益广博地反映世界整体及其相互联系，这就促使科学门类相互渗透、过渡，从而不断地趋向整体化和综合。这两种趋势使各门科学和哲学一方面加深了相互渗透、交叉和吸收，另一方面又使其学科门类愈分愈细，学科体系越来越复杂和庞大。这两种趋势既对立又统一，从而导致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所以我国改革大潮中出现的各种部门哲学和应用哲学，及中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涌现的一系列新兴学科，都是历史的必然，决不以任何人的好恶而消失。法哲学之所以步入我国学坛并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正是我国哲学和法学发展顺应当代学术演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既是哲学体系分化和法学体系分化的结果，又是哲学和法学相互渗透和交叉的产物。

（二）法哲学与理论法学的改革

所谓"理论法学"，是指以围绕阐述法的基本理论为中心任务的一个学科群。法学的落后首先在于理论法学的落后。而我国理论法学的落后既表现在广度不够（即单一性，主要是"法学基础理论"），又表现在其深度不够（我国的法学基础理论未免内容老化、体系陈旧、方法落后）。因此，我国的理论法学必须改革，才能带动整个法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改革也就分两个方面或层次；第一，重建除法学基础理论之外的一些新兴理论法学学科，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哲学，同时还有法社会学、比较法学（总论）等（所谓"新兴"，是相对于我国法学理论之现状而言，在国外，这些已不再是新兴学科）。这是从横广方面来改革理论法学。第二，对传统的法学基础理论从内容、体系和方法上进行更新，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理论结合实践的特点，更符合时代的要求，走在不断发展的应用法学的前面而真正起到对各部门法学的指导作用。这是从纵深方面来改革理论法学。而其横广方面的是其纵深方面改革的展开，其纵深方面是其横方面的浓缩。因此，不论深和广两个方面的改革，至关重要的都是要建立并开展好法哲学的研究。

在我国的理论法学学科群中，固然，法学基础理论起着中心学科和联结点的作用，然而我国现在的"法学基础理论"，是从原先模仿苏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而演变来的-一把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归于"政治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力求专门研究法的基本理论。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其体系和方法上仍然没有摆脱"国家和法的理论"之影响和基本框架，只是在内容的量上增多了一些法的基本知识，而在质上并没有多大的改进，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痕迹，而没能充分反映和概括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就。近些年来，我国法学家为深化、丰富和更新法学基础理论内容和体系虽作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由于牵涉的问题既深且广，难度太大。方法也不完全对路，而致成效并不理想，尚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所以，我国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仍然新度不够，深度不够，专门化不够，因而指导现实的功能也不够。

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既可以给理论法学拓展其新领域，又可以为加深、更新法学基础理论提供可资利用的理论成果--从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给它提供具体的哲学指导和奠定直接的哲学基础，同时还便于法学基础理论精简掉那些泛泛的一般性的哲学论述，而集中研究法本身的原理、原则和规律，也才能对部门法学和法律实践予以有力的指导和科学的概括、总结。这就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推进理论法学。所以，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既是哲学深化和发展的必然，又是理论法学改革的客观要求。

（三）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我们不仅应开展一般的法哲学研究，更主要的是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来创造性地开展法哲学研究。这就不能停留于对西方法哲学的评介，也不能满足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哲学思想的研习上，更不能满足于对哲学原理的简单套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单纯的证明工具，也不是实例的总和，而是完整的、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应着眼于创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理论，即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深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使之进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制的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法学工作者以及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的法哲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之从迄今为止的一般性宣传、倡导、评介、研习等工作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和关键性突破。这是我国法哲学研究中最复杂、最艰巨和最困难的议题，但一定要为此而不懈努力。

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还关系到能否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法学的指导作用的问题，关系到能否把法学研究及政法实践真正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大量事实表明，我们远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政法实践及法学研究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法工作中。如何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仍然是一个普遍的迫切问题。前些年大量的冤假错案也可以从忽视这个问题上找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因。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并不是可以自发地发生的，除了主观上取决于人们的世界观和自觉努力的程度外，客观上就由于还缺少一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法学有机地、紧密地联结起来的重要学科作为桥梁和纽带。正是由于缺少了它，搞政法实际工作的同志总感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吃力，理论和实际之间往往隔着很长一段距离，摆脱不了工作上的经验主义、事务主义。在法学教育中，教师和学生也都感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法学知识沟通起来很困难，这就既影响了对哲学原理的深刻理解，又妨碍着对法学知识的深入掌握。缺少它，还使我们在法学研究中站得不高，看得不远，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遇到问题只能就事论事，就法学谈法学，不能坚持法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而且使法学工作者缺乏理论思维的素养，没有哲学上的高瞻远瞩。建国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幼稚"、"落后"的状况，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

所以开展法哲学研究，特别是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及现实意义。当前，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促进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发展，而且还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正如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都必然要改变其形式一样，随着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及建设事业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不断地深化、严整化和体系化．例如，为了发展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就很有必要从法哲学的高度来概括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改革以及民主、法制和文明建设的成就和教训，研究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等。由于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法机构、设施及其思想观点，深刻地揭示它们的辩证发展规律，对于进一步揭示整个上层建筑的辩证发展规律无疑地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上层建筑中的各种物质性的设施同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辩证发展规律，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这种关系在法学领域中又体现得最为明显和集中，如果通过法哲学的研究能予以揭明，就不仅会深化和丰富关于上层建筑的理论，还会为我们的机构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并可能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展现出新的领域。

在此，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这一概念作出正确的理解和界定。所谓"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既不能仅归结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哲学思想，当然也不能以各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哲学来替代；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并应为世界各国劳动群众、进步人类及其思想家们所掌握和实践且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的法哲学理论体系，而我们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正是为了丰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理论宝库。因为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必须要体现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生动的法制建设实践中，它的生命力也正在于随着这种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深化、发展和完善。并且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经验和成就，也必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理论及法律实践产生重要的形响；同时亦将影响世界各国的法哲学研究，丰富人类的法哲学思想宝库。

注释：

[1]M．P戈尔丁《法律哲学》前言，三联书店，1987年版。

[4]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10页。

[5]《不列颠百科全书》（1977年第15版）第10卷第714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5页。

[6]转引自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第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转引自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弟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转引自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导论"第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

[12]参见n·c雅维茨《法的一般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及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西南政法学院1984年印。

[13]该书77年第15版第10卷第14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6页。

[14]同注8。

[16]W·弗里特曼：《法律理论》，英国伦敦Stevens公司1967年版第3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8页。

[17]同上书第4页，转引自沈宗灵书第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8页、第459和第46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24]《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页和第45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4

[关键词]萧焜焘；技术哲学；自然哲学

在哲学界，萧焜焘先生(1922-1999)以研究黑格尔哲学、自然辩证法著称，人们很少提到他的技术哲学思想。事实上，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技术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萧焜焘技术哲学的研究进路十分独特，其技术哲学的思想内容也极其深邃而广阔，学界应关注之。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著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著。“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著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一个客观的必经阶段。“技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生命是宇宙自然辩证发展的跃进，生命的基质——自调节、自复制实体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生命现象高度发展，产生了人类及人类精神，产生了主体及主体意识。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主体性”，不是简单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派生物，而具有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高度发挥便产生了“技术”。由此，萧焜焘指出，技术是生命的精灵，是生命的自适应、自调节的生理机能的“社会形态”。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生产劳动的结晶，是生产劳动的能动性、目的性内在本质的“物化形态”。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行为从本能到自觉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与灵魂。生产劳动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定的计划性，必要的专业性，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服从计划、配合专业的相应的工具手段。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启迪，产生了改进劳动方式、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所以，生产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不可废弃的基础。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主观目的性转化为客观现实性的中介。技术既有其客观的生理基础，又有其社会实践的根据。这说明技术绝不是单纯主观性现象，也不是单纯客观性现象。主观目的性是技术产生的主体性根据，但主观目的实现可能性不等于客观现实性。技术正是使人之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中介环节。由此，(1)技术具有中介性。技术是主观目的性中否定其主观抽象性的因素，即主观中的客观性，抽象中的具体性，潜在中的现实性。(2)技术具有二重性。技术是自然规律性与社会规律性结合的产物；技术是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结合的产物；技术是主观与客观结合的产物。(3)技术具有过程性。技术过程就是主观目的性向客观现实性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主观目的性在自我保持中超越其主观抽象性，否定其自身而客观化的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是人类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一种现实力量。一方面，技术从属于人，是人的合理的意志的外化与物化。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就绝不会有技术。人通过技术改造世界，以符合自己的生存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劳动创造人，技术改造人。技术是构成与推动人变化发展的根据和力量。

第二，作为社会精神运动起点的技术现象。

由上所述，萧焜焘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视角，深入揭示了技术的生理基础，技术的社会实践根据，技术的性质，以及技术的价值。毋庸置疑，这种视角及其研究成果能较好地揭示技术的“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但比较而言，萧煜焘认为，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它更多地应该属于社会人文现象。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技术，它与社会生产经济系统、政法伦理系统、文化意识系统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萧焜焘的关于“技术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我们只能叙述要点如下：

在萧焜焘看来，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的结合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核心与地理环境、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性的物质”，它作为社会精神现象、意识形态的客观出发点。

技术作为生产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它从属于生产，进而指导生产，最终变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的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技术作为政法伦理系统的内在因素。政法与伦理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政法是硬性的压制手段，伦理为软性的舆论手段。技术与政法伦理内在相关，政法伦理可以越过经济障碍，促进技术；也可以不顾经济利益，遏制技术。

技术作为文化意识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物化为工具、产品，它类似于所谓“硬件”；技术作为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凝聚，它类似于“软件”。软件型的技术属于文化意识系统。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反映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进步水平。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体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实质。

第三，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思想。

萧焜焘重视对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的研究，他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发展自身的辩证法。

技术过程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圆圈形运动”。第一个圆圈是：“主体一手段一客体”的技术的客观演化过程。主体运用自己的体力与脑力，发动和控制物质手段，使其服从于主体的需要。在主体指挥下的物质手段，作用于客体，使客体获得改造，从而符合了主体的要求，达到主客体的统一。第二个圆圈是：“目的一手段一结果”的技术的主观演化过程。目的是主观愿望，结果是目的的实现。这个从目的到目的的实现的运动，既是手段又是中介。两个圆圈从主客两方面描述了技术的辩证运动的逻辑。

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5

一、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研究概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中，邓小平理论提出的时间最早。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端于邓小平理论。正是出于这种原因，理论界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从总体上来讲，理论界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思想精髓的研究。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思想的精髓，理论界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即认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此，最有说服力的根据是，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性讲话，这个讲话对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做了反复强调，不仅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而且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此外，理论界的资深学者，如龚育之、庞元正等，就对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哲学思想中的精髓地位作了强调。有的著作甚至直接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作为书名。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便出版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的著作。而题中所言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就是邓小平理论。

其二，关于邓小平理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理论成果，二者相统一的基础便是社会主义实践。而实践性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特点，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总体性特征。详而言之，邓小平理论的真理观主要表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主要表征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换句话说，邓小平理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主要体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内在统一。

其三，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思想主体的研究。有的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哲学思想的主体作了探析，并提出，“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的历史使命是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解决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他的哲学思想的主体，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

其四，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基本特点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具体表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客体统一观，突出探索和创造的实践认识观，系统协调优化的现实发展观，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观，爰民富民的群众观等等。

其五，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不同层次结构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具有厚重的哲学基础，并具体体现在以下三层结构中，即实事求是论、共性和个性结合论以及生产力决定论。其中，实事求是论是最深层次的基础，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论前提问题；共性与个性结合论则是实事求是这一深层次哲学基础的进一步具体化，解决邓小平理论体系建构的方法论问题；生产力决定论是实事求是论在历史观方面的体现，为邓小平理论提供最直接的哲学依据。也有学者从逻辑体系入手，对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不同层次进行了分析，并认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过程主要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方面的具体应用；邓小平理论的逻辑终点则是生产力标准。

其六，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维研究。有些学者对邓小平理论所蕴含的丰富深刻的哲学思维进行了探析，并提出了如下三方面的看法，即认为邓小平理论体现了分清层次，认识本质；坚持立场，借鉴成果；看清目的，选择手段等哲学思维。也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集中体现了实践高于理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哲学思维，并对这种哲学思维的源头、起点和新模式进行了阐述。

其七，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思想的其它方面研究。有些学者对从不同学科入手，对邓小平的发展哲学、经济哲学等进行了富有新意的剖析。例如，有学者对邓小平的发展哲学予以了探讨，并且提出，邓小平发展哲学科学而系统地解答了当代社会的发展本质、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目标、发展价值、发展代价等重要问题。又如，有学者提出，邓小平的经济哲学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时也扬弃了中国传统伦理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二、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状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换句话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继承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思想，又对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起了必不可少的奠基性作用。同时，由于其提出的时间也相对较早，因此，理论界关于其哲学基础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具体而言，理论界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起点研究。有学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起点进行了探析，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源于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倶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路线。_也有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出发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思想上层建筑中文化的本质和功能的原理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等等。

其二，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研究。有学者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体现的价值观是我们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效用上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集中体现在其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其价值观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是其价值观的实践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其价值观的认识论基础。

其三，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理观研究。有些学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理观进行了阐述，并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理论品质的真理观，是以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为理论任务的真理观。

其四，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实质研究。有学者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质，其实也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详而言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当代共产党人对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其内容又都是唯物史观需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它也体现了社会的系统发展和全面进步。此外，它也敏锐地把握住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最为重大的问题。

其五，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人学意蕴研究。有学者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一切代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既然如此，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的利益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说到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的是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关注。

其六，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思维方式研究。有的学者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视角，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传统思维方式向当代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其表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破除了原则现行的传统思维方式，确立了尊重现实生活的哲学思维方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将以往被动承受的思维方式转变为积极主动的思维方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完成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转变。

其七，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哲学基础的其它方面研究。不少学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行了其它方面的挖掘。例如，有的学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的哲学意义进行了阐释，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认识、评价、改造客观世界与认识、评价、改造自身的统_。又如，有的学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探析，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其所蕴含的主要的思想方法。[

三、关于科学发展观哲学基础的研究现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其时效性却最为突出。因此，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方面的理论成果的数量也十分可观。从总体上而论，理论界关于科学发展观哲学基础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关于科学发展观哲学之“本”的研究。有学者对科学发展观的哲学之本进行了辨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科学发展观的哲学之“本”，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含义，即以物为本是其本体论之本，以实践为本是其认识论和历史观之本，以人为本是其价值论之本。同时，以物为本是其前提，以实践为本是其途径，以人为本是其目的。对于以人为本，有的学者也阐明了自己的认识，即以人的本质为本，根据人的本质来规范和引导发展并实现发展；以人的本质力量为本，借此推动发展和实现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将其作为价值目标和终极追求，从而实现发展。

其二，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维方式研究。有些学者对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了探寻，认为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即实现了由“谈人色变”到人本思维的转向，由“以物为本的发展方式”到“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跃迁，由“民”到“人”的提升，由无视“普遍的人”、“共同人性”到肯定“普遍的人”、“共同人性”，由“两级对立”思维到“共生共进”思维的转换，由“统一性思维”到“多样差异与多样协调思维”的发展。

其三，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方法研究。有的学者对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注重整体性的思想方法，必须消除片段性的思想方法。有的学者强调，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地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用以指导领导工作实践。还有的学者提出，科学发展观有其深刻的思想方法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坚持全面性思维和矛盾分析方法的统一，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各类矛盾或关系。

其四，关于科学发展观辩证思考方面的研究。有的学者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辩证思考，认为科学发展观从总体上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统一，即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发展与协调的统一等等。

其五，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人学思想研究。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对于其中“人”的确切含义，有学者进行了辨析，即人与人民不能等同，人是所有的人，体现为人人，而人民只是人的主体，人民主要由劳动者构成，在不同的时代其范围不同。我党在过去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从不抽象地提为人人服务。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涉及所有人的事情曰益增多，如环境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等等。于是，把人民扩大为人人，采用以人为本的提法，但同时仍坚持以人民为本的核心理念，因为人与人民的区别尚未消失。

其六，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古典哲学意蕴研究。有的学者从中国古典哲学入手审视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发展观主张人与自然的平衡，将人的发展和资源、环境以及生态相联系，寻求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内在统一，体现了我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

其七，关于科学发展观哲学基础其它方面的研究。有的学者还从其它方面对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例如，有学者对其政治哲学予以了分析，并认为，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则是政治合法性的真正基石。_又如，有的学者从社会哲学的视角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论析，并提出，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哲学，因为它对当前中国的社会生活实际完整地回答了一种可能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哲学理论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同时，可以从社会哲学的高度去谋划和引领中国今后的社会实践发展。

四、以整体性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基础进行探析的相关研究情况

十七大以来，理论界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一些学者将其哲学基础也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界。于是，理论界推出了一些以整体性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进行探析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唯物论基础。有学者认为，解放思想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另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原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包含其理论体系在内的，在此意义上，可以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唯物论基础。

其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基础。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点和人民利益标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人民群众观点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就是人民为本。人民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的高度集中体现，人民利益标准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价值标准。也有学者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由此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基础。

其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论基础。有学者认为，从哲学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其实践基础上提升出来的。由此，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论基础。对此，别的学者进行了重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观点。这是因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出的认识论基础。

其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辩证法基础。有学者提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同一的”。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哲学思维。“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和谐的思想价值观念，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这里讲的既是和谐的文化精神，讲的也是和谐的哲学思维，以及和谐的辩证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基础。也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坚持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基础上彰显了颇为鲜明的中国特色，充分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相互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观。

其五，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有学者认为，统筹兼顾是我国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升。在改革开放中，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计划、措施，都必须立足于统筹安排，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使其发挥最有效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完全可以将统筹兼顾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另有学者提出，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外交等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创新理论，从而为我们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南。

其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唯物史观基础。有学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和历史创造作用，在当前，切实改善民生，做到依靠人民谋发展与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的统一，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体现。就此而论，改善民生便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唯物史观基础。也有学者指出，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也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史观基础。

此外，也有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对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进行了追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充分体现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和系统论的观点，要求用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坚持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统_，要求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观点来观察和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从而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

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6

关键词：哲学基础　规范会计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　实证主义　证伪主义

一、有关的几个概念

1.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实质是要研究会计方法论的基础，即会计领域认识论的基础。一般来说，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会计方法论，是从哲学角度对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进行审视。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会计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是最抽象的层次，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计学的哲学方法论是从会计理论的价值观、真理观的角度所考察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会计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对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如何认识会计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决定会计学者对会计理论的功能价值取向和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动机的认识不同。

2.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基本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归纳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论和采用演绎法形成的指导性理论。www.lw881.com

实证会计理论则是一套关于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揭示出会计现象层面的规律，从而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

二、当代哲学观点的评述

1.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19世纪2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打起了“科学的哲学”这个旗帜。孔德的实证哲学标榜实证精神，认为实证的知识是“现实的、有用的、确实的、相对的、正确的、建设的”。实证哲学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建设性的作为人类知识的“最高属性”的知识的哲学，实证哲学的任务在于考察各科学的规律以及它们所利用的方法，并对它们加以综合，以便揭示一般规律和方法。实证主义者象休谟等人认为全部哲学都应以经验为基础，但这种经验应是按照实证自然科学的要求获得的，才能为科学所检验，从而才具有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之后，马赫主义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形成了第二代实证主义，其重要观点是提出了以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思维原则；后来实证主义又历经逻辑原子主义的发展，达到了实证主义的高峰———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实质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无可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即构成事物的观念，用已知的实体的构造来代替未知实体的推论，是逻辑原子主义认识事物的主要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又叫逻辑经验主义，他们主张采用科学语言、数理逻辑和分析方法来建立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工具是现代逻辑，方法是剖析语言，原则是证实原则。他们要用这些原则来拒斥传统研究中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坚持只有数学和经验科学的命题才有意义，而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从实证主义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其目标即揭示世界的规律一直都没改变，其基本原则证实原则即所提出的规律需要经过经验证实的原则也一直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开始是“分析”，后来又加入逻辑规则。虽然实证主义强烈反对形而上学的演绎主义，即反对从没有实际经验内涵的先验概念出发来逻辑推理出相应的理论的做法，但是，它并不是彻底否定演绎主义，用实证主义基本思想从经验中得出理论这一过程往往要借助于演绎主义的精髓———演绎规则。实用主义发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并在美国风行几十年，其代表人物有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在实用主义哲学中，经验概念是基本概念，一切认识来源于经验，以经验为限度，以经验为准。实用主义按其鼻祖皮尔士的话来说，它主要是一种信念，一种提出假设的方法，即通过探索，摆脱怀疑状态，达到确定信念。探索过程就是由怀疑到确定信念的过程。故它与实证主义是不同的。

2.证伪主义。科学哲学观以波普的证伪主义学说为分界，这之前是实证主义，之后是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证伪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观侧重于历史考察的方法和构建理论方法的多样性的研究。证伪主义是对实证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也是对传统归纳法一定程度上进行批判而得出的科学哲学观。证伪主义认为，全称命题不能从单称命题的堆积中推出，通过归纳做出的结论总可能是错的。因而所有理论实质上仅仅只是一种假说，其中必然潜藏错误，总有一天会遭到实践的反驳或证伪。正是这种证伪，使科学的理论不断前进，证伪并不是科学理论的缺点，恰恰是科学的理论与非科学的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证伪主义否定了理论来自经验观察归纳的可能，而主张理论来自“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自由想象”，从观察到理论之间除了自由创造外，没有其它逻辑通路，这些创造往往由已有理论与新理论或新的经验之间矛盾激发。据此，波普提出的“科学知识的证伪主义模式”可以表述为：p1tteep2……，其中p1代表原来的问题，tt代表猜测假设，即试探性结论，ee代表排除错误，对tt反驳（证伪、否证），p2代表新问题，该模式被称为以猜测和假设来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这一模式反映了科学活动中理论和经验的相互作用：理论总是在经验的检验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真理总是在同谬误的交替循环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真值。拉卡托斯则把伪证主义区分为素朴的和精致的。素朴证伪主义是经验证伪，精致证伪主义则是用更进步的理论来证伪原来的理论。波普的证伪主义是素朴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则是从波普的素朴证伪主义演变而来的精致证伪主义。拉卡托斯在《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指出，“对于素朴的证伪主义来说，理论是被一个与它冲突的观察陈述所证伪的；对于精致证伪主义来说，证伪的不是‘观察陈述’，而是一个比它更进步的理论。”波普的“科学知识证伪主义模式”第一次强调了人类的创造本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的重要性，能动的猜想在科学理论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一切观察和实验都为一定思想所渗透，成为更加自觉的有目的的探索。实际上，从证伪主义的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证伪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主要原则———证实原则，虽然证伪主义一再强调假说来自自由创造，但是它却否定不了实际观察的经验或问题对自由创造的激发作用，因而留下了经验主义的痕迹。另一方面，证伪主义强调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态轨迹，而实证主义只是反映了科学理论提出的静态过程。

三、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

1.基本哲学思想。从规范会计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体现出早期的演绎主义和后来的实证主义的思想。面对20世纪30年代会计实务放任自流的混乱局面，规范会计理论企图从会计活动的规则中寻找“优良”的会计实务和概括理论概念，建立会计应当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因此会计理论研究中必然蕴涵了会计“应当是什么”的值判断问题。具体说来就是会计理论研究要立足于对现有会计环境（包括经济、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因素）、会计惯例及报表使用者偏好的分析，从中抽象出一定的目标和价值判断，提出一套科学合理的衡量会计活动的标准，据此制定会计准则和分析处理会计问题，形成整套的会计规范理论。由此可见，规范会计理论是根据会计学者的个人经验所确定的会计目标和价值判断这些先验概念为起点，利用演绎规则展开推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会计业务的日趋复杂，为解决实务问题，强化会计理论结构的内在的逻辑性，规范会计理论又吸收了实证主义的思想，在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加入逻辑规则，利用数理逻辑的工具进行分析和论证，最终目的还是要揭示出会计实践活动自身的规律，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的发展。规范会计理论中的理性思维部分是不可被证伪的，但它是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逻辑推理所证实的，因而是科学的。

在实证会计的研究过程中，要求有客观的经验调查，排斥非理性的、功利性的价值判断，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确定假设和假定，选取大量样本检验假设的统计意义。而证伪主义正是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即为价值中立。还需说明的是，实证会计不能证明假设的成立，而只能证明原假设不成立。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无法证明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证明假设不成立。因而，这种理论强调的是对理论进行批判，并试图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而不试图证明它们是正确的。”这正是素朴的证伪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实证会计理论又认为完美的理论是不存在的，瓦茨和齐默尔曼指出，“实际上，现存理论的系统性预测误差或异常现象经常导致崭新理论的发展与被采纳。”而这又是精致证伪主义的特征。所以说，实证会计理论的主要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思想，同时体现出实用主义的某些色彩。

2.基本研究方法。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从大的方面说可以分为演绎法和归纳法两种，其中以演绎法为主，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属于传统研究方法。演绎法是从一般的概念和原理推导出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在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中，以会计假设、目标等基本概念为出发点进行演绎推理，推导出能指导会计实务的原则、准则及相应的会计方法程序。演绎法的推导程序为：前提命题推导结论验证具体问题。演绎法推导的基本步骤可概括为：确定财务会计的目标或基本假设，或者指出一些要求财务报告或会计信息应符合的道德标准，再或说明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阐述目标、基本假设、道德标准或社会责任等对财务会计的指导作用；根据既定目标或基本假设等，推导出相关的基本原则和概念；以基本原则或概念来指导必要的会计准则；进一步规定具体的会计处理程序。归纳法则是通过对大量会计现象进行观察，然后加以分类，从中概括出有关概念的内在联系，再把它们组织或表述为会计理论。归纳法的基本步骤包括：观察与记录全部的观察结果；分析与分类记录结果；从观察到的关系中推导出会计的一般概念或原则；验证推导出的结论。即：观察分类概括验证。实证会计理论研究采用的是实证法，亦即确认假设，以事实、实际的情报、由观察数据所产生的相关关系等为对象，经过实验而求得相对或近似正确性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的一般步骤包括：设计并进行观察和实验；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实验和观察结果作系统整理和计量分析；概括和归纳计量分析结果；以逻辑和数学分析方法演绎出研究结论；理论注释和建立模型；检验研究的命题或理论，得出接受、推翻或修改的结论。

四、比较分析与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之前，规范会计理论在西方会计理论界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后来，随着会计研究中实证性倾向的出现，这一格局被打破。由于实证会计理论获得了正统经济学所提供的实证性思想观念支持，经过发展，现今已跃居主流地位，而传统的规范会计理论则影响渐弱。

1.哲学基础比较。从两者的哲学基础的角度看，两大会计理论均有其存在意义。我们知道，任何哲学思潮从兴起到体现于具体科学中，存在时间滞后效应。目前，实证会计理论欣欣向荣，但其方法论本身已在科学哲学领域面临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自于历史主义哲学观。实证会计理论的基本方法论的主要内容是证伪主义，这种哲学观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亦称“价值中立”）。但60至70年代兴起的历史主义哲学观则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见解，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库恩（t.kuhn）强调指出，理论系统或“范式”包括有规范或评价的成分，理论系统不仅仅包括经验内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把正确科学实践的评价标准合并在内。因而我们可以说，事实与价值难以分离，即便是自然科学，亦无法摆脱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建立在真正客观的事实和感性经验基础上（这一点已为西方很多科学哲学家所承认，只是就其影响程度尚存有不同看法）。既然自然科学都是如此，遑论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考虑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更要关注作为现象基础的社会因素和人类心理因素，从而必然要受到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不同道德伦理观念以及个人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和制约。就此而言，应该说，规范理论的规范性才是现实的，而实证理论的实证性反而是不完全的和近似的。当然，我们无意据此否认实证理论应有的地位，逻辑主义哲学观和历史主义哲学观各有其适用性，后者并不能排斥前者的合理存在，况且科学哲学界目前也倡导方法论的多元化；不管实证理论的实证性是否是完全的，但其思路至少是可取的，也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理论的客观性。不仅如此，而且在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欧肯看来，实证分析亦是得出规范经济理论的必由之路。欧肯认为，社会科学有两方面任务，一为不带偏见地研究现实；二为提出政策主张以实际地解决经济问题。经济学作为“经邦济世”之学，应以第二个任务为目的，此则意味着，经济学在最终服务于政策制定时，不可避免的要有价值判断介入。但与此同时，欧肯又指出，经济学家要完成第二个任务，又须首先摆脱经济政策上的愿望，致力于完成第一个任务。换言之，只有建立在实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规范性经济政策才更具科学合理性。再看会计理论，科学哲学所受的震荡，最终必将体现到会计理论研究当中。据此推论，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均有其价值，不可厚此薄彼。

2.发展趋势分析。从会计研究的发展趋势看，两大会计理论之间的关系正发生微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趋势。经过多年来全面深入的理论论争，西方会计学术界对于两大理论的一些模糊认识基本得以廓清，看法也日趋客观全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会计学者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两大会计理论。他们认为，就规范会计理论而言，它缺乏严格的事实检验，此为其弊；然其力图找出较佳的会计规则和较优会计程序和方法的思路是可取的，有利于优化和发展会计实务，并满足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对会计信息质量所提出的要求。尤其是近年来，会计概念框架的建立，为分析评估和指导会计准则提供了一个“规范性”基础，有利于抵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这无疑使规范会计理论的实践性和有用性大为提高。就实证会计理论而言，它奠立于观察和实验而得的大量事实、数据基础上，业经严格的经验验证，而且由于研究过程中数量模式的引进，使其在定量化和精确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与当代经济科学发展的大方向趋同，颇有可取之处；而且，它对西方会计理论的发展也影响颇大，开辟了研究新思路，调整了会计研究方向，拓宽了会计研究领域，在资本市场研究和行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大大丰富了会计理论的内容。但实证会计理论亦有其弊，认为“存在的便是合理的”，无疑会堵塞会计发展道路，使会计实务重返自由放任状态。

五、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两大会计理论各有其优缺点，偏废任何一种均非上策。理想的选择应该是消解两者之间的对峙状态，承认彼此的存在价值，并促成两者实现一定程度的结论。那么，这种结合应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它或可理解为是认知过程中各有侧重的两个阶段先后承继、相辅相成，从而促成事实性、描述性论述向规范性、伦理性见解的过渡。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首先应尽可能地排除价值判断，侧重于通过实证性或近似实证性研究，力求客观地揭示会计现象及其外部联系；而后，在此基础上，以指导会计准则的制订为已任，侧重于树立合宜的价值判断标准，通过理性思维构建规范会计理论。这些规范会计理论在形成之后，又须在应用中不断接受经验检验，以获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此过程中，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得以综合运用，既确保了会计理论构建的逻辑相关性和紧密性，又为会计理论的真理性和精确性提供了检验依据，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在上述相互结合的理想模式中，两大会计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宜有所偏废。

参考文献：

1.黄少安。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南京社会科学，1994（3）

2.a.c.利特尔顿著。林志军，黄世忠译。会计理论结构。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3.卢永华。广义会计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7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相关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与之相适应。新时期的民族院校，应充分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及时调整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实现民族高等教育的新突破。

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20*年，全国13所民族院校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有6845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2867人；各种课题立项2740项，经费3362万元；出版专著397部,58884篇；获省部级奖项87项。数据表明，我国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为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由于受地域、历史、经费等因素的制约，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期待解决；同时，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国的民族团结，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需要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创新以应对挑战。

与高水平大学相比，民族院校核心竞争力不强，在争取部级项目、奖项方面整体实力较弱。近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民族院校中标很少；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民族院校获奖甚少。民族院校重要科研项目和重要成果偏少，难以支撑顶尖的学科，制约着学科水平的提升。在近期公布的教育部第二届社会科学委员会139名成员中，民族院校仅有2名。此外，科研基础设施总量不足、科研组织化程度不高、科研力量较为分散等“硬件”缺陷，也使民族院校在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显得力不从心。全国13所民族院校中，目前只有中央民族大学被纳入211、985建设规划，也只有中央民族大学拥有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途径与方法

在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这些都迫切需要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找到创新发展的途径和方法，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更好的解答。

打造特色学科是创新的突破口。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前校长田长霖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取得突破的。”中南民族大学的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民族学，曾为国家识别与确定毛南、仫佬、土家、京等民族成份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湖南、湖北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提供了建制依据；同时也带动了学校法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特色学科的形成。在“大民族学”的格局下，中南民大颇具特色和上水平的学科群正在形成。

建构学术团队是创新的关键。近几年，民族院校相继开展了大力引进、培养人才的工作，但是单兵作战、孤军深入、一人一个山头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难以开展前沿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研究，难以产生标志性成果。面对新趋势，以学术带头人为中心，组建学术团队，协同攻关，学科互补，应该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关键选择。

学科交叉综合是创新的方法。目前国际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向是跨学科和多学科交叉研究，既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由此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当前，尤其要提倡文理学科的交叉渗透，推动跨学校、跨地区、跨系统的联合，发挥集成优势；要淡化传统的学科观念，促进学科的交叉综合，取得更多的创新型研究成果。

在传承中发展是创新的基础。早在1954年，中南民族大学就组织力量对海南22个黎族村点进行过规模较大的综合考察，结集为《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至今仍是黎学、黎族研究的宝贵资料；20世纪80年代，学校在传承中发展，深入民族地区，整理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民族史、民族学等资料，填补了有关研究领域的空白。新世纪，民族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院校要在发展中创新，选择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坚持开展民族工作调研，为国家民委、地方党委、政府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依据，就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和趋势

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院校基础研究所占比例仍然较大，应用型、对策性的研究不足。以20*年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经费投入比例看，在3362.7万元经费中，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经费不到三分之一。

随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量的现实问题不断凸显出来，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出应对策略。事实上，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只要面向当今经济社会研究问题，取得的成果是一定会有现实意义的。中南民大就曾协助制定《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清江库区管理条例》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水电管理条例》，受到湖北省人大的高度评价；针对城市民族与宗教问题日益突出的现象，学校以武汉市为重点开展考察，直接促进了《武汉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武汉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的出台。由此可见，更好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始终是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8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的基本情况

以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或“科学与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或“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CALIS学位论文中心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448篇，文献在各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对检索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重后得到有效学位论文634篇，文献分布时间为1987年到2011年（检索时间2012年3月）。其中，198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吉林大学张之沧的《科学观新论》，由舒炜光教授指导。张之沧成为我国第一位科学技术哲学博士。1989－1995年期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不足3篇。自2002年开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具体文献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在检索的文献中，按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五位的学位授权单位如图3所示。其中，吉林大学以152篇位居首位，东北大学以129篇居于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以58篇居于第三位，北京大学56篇居于第四位，山西大学与复旦大学以39篇居于第五位，文献产出量居于前五位的上述高校占了全部文献的74．6％。从文献分布与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点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机构仍然以北方为主，且博士培养单位较为集中。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

对检索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通过科学知识图谱可以直观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本主题。科学知识图谱是当前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和工具。它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3〕。科学知识图谱通过直观的动态图像信息，对学科领域的演进脉络和研究前沿进行探索和预测，从而获得较为详尽的前沿科学信息分析结果〔4〕〔5〕。本文分析使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它是近年来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研究最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软件工具之一〔6〕〔7〕。1）博士学位论文高频共现关键词分析通过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4）。从网络图谱的整体来看，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形成了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技术创新”、“技术”、“认知与心理”、“可持续发展”、“生态哲学”等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群组，尤其是以“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为核心的两个研究群组是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核心群组，构成了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传统知识基础。根据CiteSpace软件系统的运行结果，统计出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各个节点的计量指标。表2列出关键词共现频次在5次以上的全部节点信息。表中频次的大小是指关键词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共现的频次大小。突现率代表着某一时期内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陡增情况，突现率越大，意味着该词在某一时期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使用次数增多的程度越明显。其中，“技术哲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哲学”、“技术”等关键词在近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突现”，这也折射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近年来研究前沿的“技术”转向。在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现频次较大的节点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创新”、“技术”、“技术哲学”、“可持续发展”等，共现频次最多的“科学哲学”一词的共现频次达32次，共现比率达到5％，这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而“技术创新”一词的共现频次也达31余次，共现比率达4．9％，这表明技术哲学延伸出的技术创新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价值”、“意义”、“科学”等关键词也保持了较高的共现频次，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意义问题”、“价值问题”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中介中心度的指标通常反映节点关键词在网络图谱中“中介”的重要作用，一般是连接网络中不同群组的关键节点。在选定的阈值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共有两个关键节点词（中介中心度大于0．1），“科学哲学（0．16）”、“科学技术哲学（0．1）”，这也再次表明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主题结构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以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体知识结构，关键词共现网络形成聚类161个，可见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高很多。按照聚类大小和研究的相关度，整理出10项关键词聚类群组（表略）进行分析。结合TF＊IDF算法抽取的标识词〔8〕，总结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略）中予以标注。从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结果分析，当前国内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传统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传统技术哲学的研究；企业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科技史与科技思想史的研究等。其中，从关键词共现的时间角度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前沿问题。在25年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培养和教育中，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快速发展，研究的方向迅速呈现多元化，既延续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顺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本土化”特色研究趋向。例如技术的和谐性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兴技术与产业政策研究等。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发后，国内学者也迅速展开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相关政策、战略性新兴技术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问题也将成为贯穿未来几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上述是从对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的计量和信息可视化的视角进行的分析，具体的论文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和方向，以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为例，出现了工程决策的伦理规约研究〔9〕；现代基因技术的伦理学思考等〔10〕。这些都大大丰富和不断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向纵向深远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超过25年，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研究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扩宽，研究方向也迅速的多元化。研究主题从20世纪80－90年代初集中于自然辩证法以及传统自然观等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2000年基于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最新研究成果评价的基础上的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等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哲学反思，再到21世纪从讨论具体问题的研究转向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性理论研究，这一演化进程也与我国部分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究方向的描述基本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国家宏观科学技术政策相关的选题一直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方向。

对我国未来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