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范文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1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概述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惩罚性赔偿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法律规定，通过法院判处的由侵害人向被侵害人支付超过实际损失的金额的一种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至少应包括如下几层含义：其一，它是民事主体在承担补偿性赔偿的前提下承担的责任；其二，它是由法院判处，也就是某个具体案件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必由人民法院以判决的形式作出，当事人不能预先约定；其三，判处的惩罚性赔偿金是由民事主体向另一平等民事主体支付，而非交给国家；其四，依民事特别法的规定。

惩罚性赔偿是和补偿性赔偿相对应的一种民事赔偿制度，具有民事赔偿的一般特征，但它和补偿性赔偿制度相比，还具有如下独有特征：

第一，惩罚性。补偿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在于弥补受侵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不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失，而在于惩罚和制裁加害人严重过错行为。

第二，附加性。也就是说惩罚性赔偿是一种附加的民事责任形式，只有当补偿性赔偿金不足以惩罚侵害入的恶意侵权行为，或者不足以表明法律对这种行为的充分否定，并以此来阻止其再次发生时，才能加以适用。

第三，法定性。惩罚性赔偿金是民事责任的例外和补充，必须有立法的规定和判例性质的裁决，否则应视为不允许适用惩罚性赔偿金，以免可能导致法官滥用权力进行不正当的惩罚，侵害被告的合法权益，进而对整个民事责任的基础和内部的和谐造成冲击。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个理论上存在许多分歧的制度。反对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应予废除，其主要理由有：第一，惩罚性赔偿制度混淆了公私法的划分①，第二，惩罚性赔偿制度确立的赔偿金因数额过高，且法律对之未作限制性规定，容易产生新的不公平现象。第三，由于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在建构上的缺陷，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可能导致过分预防或预防不足的。

对上述分歧，笔者有如下看法：

第一，关于是否混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的问题或是否为一种混合制度的问题。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种民事法律制度，而并非一种混合制度，也并不违反公私法的划分，它具有的惩罚和威慑功能不违背私法精神。民法是私法，不仅具有补偿的功能，也具有惩罚和威慑的功能，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就包括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等具有惩罚因素的责任形式，固此，惩罚和威慑功能是民法所固有的，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威慑功能仅是对其的进一步拓展和体现，它仍是一种民事法律制度。

第二，关于原告获得高额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问题。笔者认为，原告获得的惩罚性赔偿是合理的，首先，如果不采用惩罚性赔偿，原告有可能得不到完全的赔偿；其次，诉讼是维护侵权制度的有效威慑的必要措施，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激励受害人积极，通过诉讼保护自己的权利。

（二）中外惩罚性赔偿制度比较

意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发端于英国，后被美国视为普通法而继受②，英美联邦国家也纷纷效仿。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英国最先有记载的判例是在1763年。经过不断，近年来，英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惩罚性赔偿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主张扩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应广泛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③。在美国，一般认为最早确认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在1784年，到19世纪中期，惩罚性赔偿逐渐成为美国侵权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为法院所普遍采纳。六、七十年代惩罚性赔偿大量适用于产品责任，且赔偿的数额不断提高，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掀起了一场对惩罚性赔偿的批评运动，惩罚性赔偿在产品责任中的适用又逐渐下降。

在德国、日本、瑞士等有代表性的大陆法系国家，虽未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并未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具有惩罚性赔偿的判决一律不予承认与执行，而是倾向于采取个案审查、区别对待，有条件地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惩罚性赔偿判决。

我国法律中一直未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直到1993年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才正式建立了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借鉴了英美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增加一倍的赔偿并不是补偿性的赔偿，而是惩罚性的赔偿④。

我国地区的传统民法属于大陆法系，没有惩罚性赔偿制度。近十年来，惩罚性赔偿制度开始在台湾引起注意，并在一些民事特别法中得到了采纳。

（三）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价值和功能

价值在上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的主客体关系，即客体的存在、作用和发展变化同主体需要、发展的关系⑤。法律价值是法对满足人们的主观需要的一种客观的反映。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根本的价值目标是维持社会实质正义，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价值也就是实质正义，它具体包括自由、平等、效率、秩序等价值。

自由只有在法律的前提下才能存在，随心所欲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法律的自由价值正是体现为一方面增加自由，另一方面限制自由，惩罚性赔偿保护受害人的自由，对加害人进行惩罚从而限制或剥夺其自由，正体现了法律的这种自由价值。

平等是人与人的对等对待的社会关系，是法的重要价值和目标，现代民法的平等价值更加强调实质平等，在损害赔偿之中，就应对同质补偿的赔偿原则进行修正，实现法律的实质平等。惩罚性赔偿制度正体现了法的这一基本价值，当加害人依强大的实力实施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时，法律适时对之进行惩罚，使其承担更重的责任，从而恰当地剥夺加害人一定的平等权利，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使受害人权利得到平等的保护，并回复到原有的平等状态。

效率是惩罚性赔偿所追求的一种价值，惩罚性赔偿也体现了效率的价值取向。效率鼓励收益大于损失的风险行为，同时，效率又要对风险行为进行威慑，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鼓励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现社会福利的提高。现代社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质就在于促进共同福利的提高。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秩序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法律是维持秩序的重要手段，各种赔偿制度就是满足秩序的要求，通过惩罚性赔偿的威慑作用得以发挥，使一个人对他人的侵害不发生，如果发生了这种侵害行为，加害人将受到制裁，从而使不正常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

自由、平等、效率和秩序，四者共同体现出惩罚性赔偿的实质正义价值，实质正义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价值。

法的功能是指法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本身所固有的性能或功用⑥。它是基于法的属性、内部诸要素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某些潜在的能力。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在一般损害赔偿制度之外的一种例外的赔偿制度，它有自己特有的功能。

惩罚性赔偿对加害人具有惩罚或制裁功能。它主要是通过对故意或恶意的不法行为实施惩罚，对不法行为人强加更重的负担来制裁的。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民事违法行为不仅可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且可使加害人承担更大的经济压力，达到制裁的效果，并可以阻止不法行为再次发生，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预防功能是传统理论对惩罚性赔偿的合理的解释。惩罚性赔偿的预防功能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预防某案件中的特定加害人继续或重复他的不法行为，称为特殊预防；其二，预防其他的、潜在的加害人发生这类不法行为，称为一般预防。

惩罚性赔偿具有鼓励交易功能，能鼓励市场交易，原因在于它使潜在的侵权人认识到交易比侵权合算，激励潜在侵权人进行交易。

二、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

（一）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

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其构成要件与传统的补偿性赔偿既有一致的地方，如因果关系、损害事实等，也有一定的差异，即它要求有违法行为，主观故意。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主观故意，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文重点讨论违法行为和主观故意两个要件。

违法行为是指加害人违法实施的侵害他人权利或损害他人利益的作为或不作为，作为和不作为均可成为违法行为。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就是典型的违法行为。我国学者梁慧星认为，欺诈行为是指为使被欺诈者陷入错误判断，或加深其错误、保持其错误，而虚构、变更、隐匿事实之行为。沉默于法律、习惯或契约有告之义务的场合，应构成欺诈行为⑦。因此，欺诈行为既包括经营者积极编造虚假情况或歪曲事实，故意告之消费者虚假情况，也包括有意隐匿真实情况，有义务告知消费者而不告知。

所谓故意是指加害人希望或者放任其行为给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伤害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行为人预见到行为的后果，二是希望或者放任结果的发生，希望是指行为人通过一定的行为努力追求行为后果；放任是指行为人虽然不希望其行为后果的发生，但并不采取避免损害发生的措施，以至于造成了损害的后果。故意这种主观过错常通过民事欺诈行为、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等给社会造成危害性比较大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

（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在侵权领域只要符合前述构成要件，就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合同领域，原则上也可以适用，但要作出一定的限制。限于以下范围适用：第一，故意违约，如新《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之规定。第二，因重大过失而违约。第三，在某些特殊合同关系中，不论过错与否，一律适用惩罚性赔偿，美国一些法院，己将惩罚性赔偿适用于“当事人之间具有特殊关系”的违约案件，如银行和储户，雇主和雇工、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理由是合同一方拥有较强的交易势力，另一方无法与之抗衡。第四，在有些情况下，即当违约方有机会容易逃脱责任时，也可适用惩罚性赔偿。

（三）惩罚性赔偿的考量因素

惩罚性赔偿金确定的原则是适度威慑。笔者认为依适度预防这一原则，确定惩罚性赔偿的金额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被告的财产状况。被告的财产状况是法院判处惩罚性赔偿并确定金额时首先应考虑的因素。因为惩罚性赔偿金的诉讼目的不只是对原告进行补偿，更倾向于惩罚被告，裁决者应根据其能力确定赔偿金额。

实际损失。笔者认为确定惩罚性赔偿时一般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依一定比例并考虑其它因素进行综合确定。实际损失一般依民法的一般规定确定，它包括所受损失、所失利益及非财产损失。

除此之外，还有如下几个因素应予考虑：第一，被告行为的过错程度；第二，被告的行为是否极易逃避惩罚；第三，潜在的伤害，上认为潜在的伤害越大，惩罚性赔偿金越高，因为有的行为当时没有引起伤害，但却是极度危险的行为，如果主要基于有实际损害才能施加惩罚就不足以制止此类行为。

三、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

（一）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吸收了英美法惩罚性赔偿的理论，属于惩罚性赔偿而非补偿性赔偿，意在通过对方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以维护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不受侵犯。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一般应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适用惩罚性赔偿金的关系的主体是经营者和消费者。消费者是请求权的权利主体，经营者是惩罚性赔偿金的义务主体，其它人不能成为惩罚性赔偿的主体。这里要注意的是，将消费者理解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的人的观点是过于狭窄的，消费者的含义本身是相当广泛的，它不仅包括为自己生活需要购买商品的人，也包括为收藏、保存、送人等需要而购买商品的人，还包括替家人、朋友购买物品以及他人购买生活用品的人。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

第二，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关于欺诈行为，人们看法不一。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1996年3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第三，惩罚性赔偿以消费者有实际损失为要件。这里的问题是如何认定消费者的实际损失。笔者认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要支付一定代价，如果支付一定价金所得到的商品或者服务是不真实的或者质量有瑕疵时，他本身就受到了损害，包括物质损失、精神损害以及其他无形的精神损害，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金。

第四，必须由受欺诈的消费者提出双倍赔偿的要求。因为民事责任的承担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如果消费者没有提出该要求，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追究经营者双倍赔偿的责任。

（二）我国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现行损害赔偿以补偿损失为原则，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外，其它法律尚未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于特别法，是否应把这一制度引伸到其他损害赔偿领域，使之成为损害赔偿的一般制度？笔者认为，在我国损害赔偿领域有必要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第一、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可有效制裁违法行为，减少恶权行为的发生。目前我国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律还不完善，很多侵权事件最终虽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但赔偿数额明显低于原告诉求，对被告来说，制裁力度不足，难以阻止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加害人的行为又未达到犯罪的程度，不能通过其它方式对加害人给予严厉的惩罚以示预防，即使用一些行政手段如罚款等，也并未使侵权行为人受到应有的处罚。因此，笔者认为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必要的。

第二，我国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主观上采取轻率、漠视态度侵害他人者给予惩罚性赔偿，有利于对加害人的惩罚，对受害人给子抚慰，从而实现公平正义。如在产品质量领域，产品责任是严格责任，过错虽然不是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但却可以在决定责任人的处罚时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机械地照价赔偿既不足以惩戒责任人，也不足以抚慰受害人。对财力雄厚的生产者、销售者而言，根本起不到威慑与预防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对那些无视消费者安全、无视社会利益的厂家判处惩罚性赔偿金有利于惩恶扬善，恢复社会公正。

第三，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的需要。我国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开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先河，但该法调整的对象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为生活消费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中产生的消费关系，这种消费关系是狭义的，不是广义上的消费关系，即不包括为生产性消费需求而购买。在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形式下，这种规定已无法符合保护广大消费者基本权益，实现社会整体和谐的需要，应当进一步调整。

第四，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我国法制与外国有关法制接轨。我国法属于大陆法，传统赔偿制度采用同质补偿方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尤其我国己经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同英美法系国家的交往不断密切，大量外国商品进入我国，在产品质量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纠纷不断发生，特别是国际消费者行为的剧增，如果不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我国的消费者、受害人常常处于不利的被动地位。

（三）我国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想

惩罚性赔偿制度目前我国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所体现，《民法通则》中并无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一般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作为一项法律责任在我国民事立法中尚不具有普遍性。但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

笔者认为，我国在今后制定民法典时，应将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加以明确规定。在制定民事特别法律时，可以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经验，在特别法中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作出明确的规定。目前，在民事特别法中可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外，产品质量、反不正当竞争、人身权及部分合同等领域也可以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应扩大至房地产、医疗事故、共用服务事业等领域。

总之，我国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的重大突破，应该坚持并积极推广，尤其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中更应当坚决地加以适用，以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冒伪劣商品作斗争，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打假行动，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诸多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需要。

注释

①马维麟：《损害赔偿法之原理》，《法学丛刊》第161期46页

②陈富聪：《美国惩罚性赂偿金的发展趋势》，《合大法学论从》第27卷第1期，第233页

③陈富聪：《美国惩罚性赂偿金的发展趋势》，《合大法学论从》第27卷第1期，第241页

④李昌麟、许明月：《消费者保护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

⑤卢云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⑥卢云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⑦梁慧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

主要

1.陈聪富：《美国惩罚性赔偿金的发展趋势》，《台大法学论丛》，第27卷第1期

2.马维麟：《损害赔偿法之原理》，《法学丛刊》第161期

3.李昌麟、许明月：《消费者保护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卢云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2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侵权责任；适用范围；赔偿数额

惩罚性赔偿，顾名思义，是指支付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所受的损害，是与补偿性损害赔偿相对的一种赔偿方式。该制度最早在美国1784 年的Genay V. Norris案中得到确认， 其在遏制产品侵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后来被英美法系国家继受，并逐渐发展成为英美法系国家侵权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3年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首次对惩罚性赔偿制度予以规定。随着我国法律的不断完善，惩罚性赔偿在我国个别法律及司法解释中予以规定。如1999年《合同法》第113条、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和第9条、2009年通过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2010年《侵权责任法》第47条对恶意产品侵权规定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 尽管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已经确立了惩罚性赔偿责任，但在学界对此仍存在诸多质疑或争论，如侵权责任法中是否适宜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惩罚性赔偿的倍数等。本文从立法现状入手，对其进行探讨，并提出完善对策建议，以期促进惩罚性赔偿在侵权责任中的完善及适用。

一、侵权责任中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

有学者从惩罚性赔偿功能的角度出发，认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要功能在于惩罚、制裁，与大陆法系侵权责任的功能格格不入。在大陆法系国家，无论是在侵权责任中还是在违约责任中，都主要采用单纯补偿性的民事责任制度。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填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损失，赔偿数额的多少与受害人所受损害有关，即“损害多少，赔偿多少”。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事立法更多的借鉴大陆法系民法，特别是德国民法，严格遵循损害赔偿的补偿性原则。 因此，惩罚性赔偿在我国是不可理解的、不可取的。

也有学者从公私法划分的角度出发，认为尽管英美法系国家采用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是其对于惩罚性赔偿是否属于私法上的责任尚未确定。该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是兼有公私法属性且以公法为主的责任形式，采取了“私法外壳的公法责任”。 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认为，惩罚和预防违法并非私法的任务而是公法的任务。以私法形式出现的惩罚性赔偿，实质上是一种私人罚款，是让私法承担不属于私法的任务，是公私不分或刑民不分的残余。

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惩罚性赔偿具有其合理性。惩罚性赔偿责任是通过让加害人承担超过其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以惩罚和制裁其违法行为。不可否认，因大陆法系的传统，在民事赔偿中主要实行补偿原则，对于惩罚性赔偿则主要限于理论上的探讨，至今未被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接受。 但是，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具有多重功能，除了其补偿损失、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之外，还具有相应地惩罚制裁违法行为的功能。《侵权责任法》第1条将其立法目的表述为“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与此相应，即将惩罚功能作为其功能价值之一，并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纵然法律的惩罚功能主要体现于刑法当中，而侵权责任法侧重于损害的填补与预防，侵权责任法中的惩罚因其依附于私法之中，没有刑法中的惩罚那么具有威慑力，其功能价值体现的较弱。但不容忽视的是，惩罚性赔偿除具有威慑功能之外，还具有鼓励执行法律的功能。 相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威慑等直接功能，鼓励法律执行属于其间接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我国相关配套法律规定欠缺、不完善的缺陷，通过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予以增加，从而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诚然，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性之外，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副作用，例如促使受害人过分追求超出其实际所受损害范围之外的不当利益，导致实践当中存在很多职业打假人。受害人因其所受损害而使其财产得到增值，这种副作用容易助长人们的贪利思想等不正之风。但是，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正功能仍然大于该反功能，这种副作用仅是因为惩罚性赔偿制度不够完善的漏洞，而不能因此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是法律所赋予的，并非因此而构成不当得利。

对于惩罚性赔偿的公私法的质疑，笔者认为目前公法与私法之间具有相通性，二者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划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法律社会化运动的开始出现，在现代法制中，公法与私法相互交错，公私法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出现了“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的倾向。侵权责任法中规定惩罚性赔偿，通过民事诉讼请求惩罚性赔偿，由加害人直接支付给受害人的裁决结果也符合私法的特征，因此无论是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载体，还是诉讼程序的启动及裁决结果来看，惩罚性赔偿均应被界定为私法上的责任，而不是公法上的责任。通过规定惩罚性赔偿，有利于鼓励受害人维权，有利于增进社会管理的效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成本，也是社会本位思想逐渐代替个人本位思想的一大标识。因此，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侵权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如前所述，我国惩罚性赔偿目前主要适用于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责任和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从广义上讲，前三者均属于侵权责任的范围，仅第四种属于违约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

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可以适用于侵权人存在主观恶性的一切案件。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是对加害人的一种惩罚”， 这种惩罚不能随意滥用。但我国《侵权责任法》在第47条的产品责任中将惩罚性赔偿予以规定，其适用范围又相对过窄。

英国普通法早期并没有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予以明确的限制，可以在各类侵权案件中广泛适用，主要由法官自由裁定。1964年在对Rookes v. Barnar案件的处理中，德弗林爵士称惩罚性赔偿混淆了刑法和民法的关系，但因受先例的约束不能废除该制度，故采用限制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方法取代了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废除；1997年英国法律委员会《关于加重的、惩罚性的和剥夺性的损害赔偿金改革报告》中主张任何侵权法上的不法行为都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只要适用法律目的相符合。

美国普通法中的惩罚性赔偿也主要适用于侵权案件，相较于英国法，更为发达和复杂，适用得更加广泛，其适用不受类型限制。不同的州对惩罚性赔偿的态度和适用范围各不相同，但是大多数州均承认该制度的适用，且适用范围较广，如人身伤害案件、环境污染案件、侮辱和诽谤案件等。在美国侵权法中，无论是私人还是政府官员实施的侵权行为，无论是对商业关系还是对婚姻家庭关系的侵害，无论是对财产的伤害还是对人身的侵害，基本上都被囊括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之中，只要不法行为达到足够恶劣的标准，即可以请求。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惩罚性赔偿主要适用于产品责任和食品安全责任当中，而在其他侵权案件类型中，缺乏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依据，即使加害人具有主观恶意，对其行为具有非难的必要，但受害人却不能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难以有效防止类似不法行为的发生，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法行为的发生。在该行为尚未构成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补偿性赔偿对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予以填补，但并不足以惩戒此类恶性不法行为。比如对于殴打、伤害他人等日常生活中的侵权行为，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现有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即补偿性赔偿并不能较好的对此种违法行为起到较好进行遏制，甚至表现得比较软弱。 现代民法更注重贯彻以人为本、人格尊严等人身自由价值，人格权应当优越于财产权， 在此对人格权的保护高度重视的背景下，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必要在殴打、伤害他人的侵权案件中予以适用。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1634条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生命、身体、人身自由、健康或者具有感情意义的财产的，法院得在赔偿损害之外判决加害人支付不超过赔偿金额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如前所述，在日益加强对人格权的保护的法制背景下，同样理当将主观上具有重大过失并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恶性医疗事故纳入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质言之，惩罚性赔偿主要关注的是行为人的恶性程度及遏制该行为的必要性，而不在于行为人侵犯的是何种权利。因此，无论行为人的行为侵害的是人身权还是财产权，只要该行为足够恶劣，就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三、侵权责任中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

《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在该规定中，但何为“相应”？是由法官自由裁量还是待司法解释作出规定？对其尚无明确的说明。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导致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法官通过形式自由裁量权对此予以裁定，除造成惩罚性赔偿数额的不确定性外，还容易导致惩罚性赔偿的滥用，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尽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但该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第47条并不能有效衔接。换言之，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并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规定，二者适用的构成要件并不相同，前者要求“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后者并无类似构成要件的要求，仅需“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然而，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主要是惩罚、预防违法行为以及鼓励执行法律，特别是在其惩罚功能与其不被恶意滥用之间进行平衡，避免前述贪利思想等不正之风的滋长及蔓延。赔偿数额的多少及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关系到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因此，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学界对此也存在不同认识，有的主张不超过三倍， 有的主张为三倍， 有的主张为一至三倍， 有的主张不超过一倍。 无论是《侵权责任法》之前的学者观点还是《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均采用的是固定的倍数。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必须具有弹性，而非固定的，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同的案件中确保惩罚与过错相适应，保障惩罚性赔偿制度适度的威慑力。

诚然，以具有弹性的方式确定惩罚性赔偿金存在着赔偿数额不确定的缺陷。要通过适度的量化以达到恰当的惩罚，这就不可避免地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寄托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因此，需要通过规定数额确定的参考因素并作出合理明确的限制，避免出现法官的恣意专横以及赔偿数额过高的问题。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3

关键词: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遏制;财产披露

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生产正朝集中化和专业化迈进,产品的受用人群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在这一进程中,不少生产者为了谋取高额利润,不惜设计和生产有缺陷或者有危害的产品,置产品使用者的利益于不顾。比如丰田“召回门”,丰田公司明知自己生产的汽车油门踏板存在缺陷,仍然继续生产和销售,给消费者带来了损害。随着经济的发展,类似丰田案的大规模侵权的案件日益增多,使当前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高风险的时代。大规模侵权所涉及的人数众多,利益重大,如何通过法律减少这类侵权行为的发生,这一课题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

我国目前关于大规模侵权的法律规范并不健全,对于大规模侵权的研究不够深入,法律对于大规模侵权行为无法起到预防的功效。源于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威慑的功能,此时能否将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大规模侵权的案件之中,以及在我国应当如何适用才能达到减少大规模侵权行为发生之效果,本文将针对此题进行探讨。

大规模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原因

(一)大规模侵权发生的原因

我国学者朱岩(2009)教授归纳了大规模侵权发生的三大原因:生产、销售与消费领域的大规模重复性;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以及科学的不确定性;企业的逐利性。前两大原因是社会客观发展的必然,无法避免和限制。仅最后一个原因出自主观因素,可以得到限制。法律需要通过立法迫使企业在追逐高额利润的同时,考虑到社会公众的利益。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大规模侵权中发挥的作用

所谓惩罚性赔偿(punitivedamages),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908条将其定义为:在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之外,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且亦为阻止该行为人及他人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予之赔偿;惩罚性赔偿得因被告之邪恶动机或鲁莽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之极端无理行为而给予。惩罚性赔偿制度最主要的两大功能为威慑与惩罚(See,1979;W.Prosser,1971)。基于这两个功能,将惩罚性赔偿适用于大规模侵权当中,会产生两大作用。

1.遏制作用。惩罚性赔偿exemplarydamages,也称示范性赔偿的原因,该制度具有的威慑功能,侧重于预防,是指侵权人由于受到额外的惩罚,致使其认识到作出该侵权行为的成本将高于该行为的收益,从而不再作出该侵权行为。再者,也能够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即让周围潜在的侵权人也认识到作出该种行为的“不经济”,从而选择不作为。由于大规模侵权发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企业的逐利性,将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大规模侵权,能够使得生产者在考虑生产成本的同时,也考虑到由惩罚性赔偿制度产生的额外成本。因此,这就督促了侵权人在大规模侵权发生之前,就能够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从而起到遏制大规模侵权发生的作用。

2.充分赔偿作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所具有的惩罚功能,侧重于对受害者的赔偿,旨在维护由于侵害行为所造成的受害者的尊严和自益方面的损失(See,ThomasB.Colby,2008)。传统的赔偿方式属于补偿性赔偿。实际上,不幸遭受侵犯的受害人,在遭受物质损失的同时,必定会伴随着精神上的痛苦。尤其是其尊严和自益的损失,既无法举证也无法计算,在计算赔偿金额时不会被计算在内。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功能就在于弥补传统赔偿制度的不足。由于大规模侵权所涉及的受害人众多,而且具有公共性,损害的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受害人的损失在一般的填平式补偿制度下很难得到赔偿。将惩罚性赔偿引入大规模侵权,利用其自身惩罚的功能,就能够产生对受害人充分赔偿的作用。

综上所述,法律在处理大规模侵权时的根本的作用应当在于预防。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威慑功能则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因此,惩罚性赔偿制度是能够适用于大规模侵权的,而且能够发挥遏制大规模侵权的发生以及充分赔偿受害者的作用。

惩罚性赔偿在大规模侵权中的具体适用

(一)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条件

1.我国目前的相关立法。目前我国共有4部法律法规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4月28日)第8条、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7条。其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与《产品责任法》可以适用于大规模侵权。这三部法律对于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的规定,主要包括侵权人主观上的明知和造成了客观的损害结果。基本上符合了主客观相统一的精神。但是对于具体何为明知,损害结果要达到多大程度,则没有具体规定。过于抽象的规定,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施。

2.我国大规模侵权中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的应然分析。首先主观上需要存在故意。侵害人在故意的情况下进行侵害行为才需要承担惩罚性赔偿,其中故意可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直接故意是指侵害人明知其侵害行为将会对受害人造成损害而行使该行为。其主观上的恶性最为强烈,可谴责性最高,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最严重。如果侵害人主观上存在直接故意而为侵害行为,在未导致犯罪的情况下,只让他对其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对于受害人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这是因为受害人并没有接受损害的义务。也就是说遭受这样的损害是受害人预期以外额外承受的。

间接故意是指在侵害人主观上能够预见其侵害行为会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而放任其发生。虽然其主观恶性不及直接故意,但是鉴于其造成的损害结果有时会相当巨大,而将其归为主观要件之一。该种主观上的故意所产生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最常出现在产品责任的案件之中。那是因为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具有营利性,故生产者是不可能对消费者进行直接故意的侵害。但生产者往往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会忽略消费者的利益而放任其生产有缺陷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从而给社会安全造成巨大的事故隐患。

其次,客观上产生损害事实或者损害的危险。在大规模侵权中,惩罚性赔偿制度所要救济的,并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的损害本身,而且还需要通过惩治该侵害行为,以遏制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这就要求法律所惩治的侵害行为,应当是对整个社会造成极恶劣的影响。比如三鹿奶粉案,对消费者造成了严重损害,损害范围广,对社会的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

综上所述,我国在大规模侵权案件中进行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条件,应该以主观与客观相结合为原则,主观方面除了要考虑直接故意的情况外,间接故意也应当进行考虑。在客观方面,侵权行为造成的危害,应当对整个社会造成极为恶劣影响,才得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二)大规模侵权中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及确定

1.计算惩罚性赔偿金额的尺度把握。目前法官在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时往往会出现两难处境。即如果赔偿金过少,很可能由于侵权行为的成本仍低于收益,从而导致侵权人可能再犯,即“假阴性错误”(false-negativeerrors)。相反,如果赔偿金额过高,则可能遏制行为人的创新能力,从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即“假阳性错误”(false-positiveerrors)(See、DanMarkel,2009)。这种情况在产品责任中最为明显。如果赔偿金额过高,企业将由于过于谨慎而放慢对新产品新服务的开发和使用。因此,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其关键就在于规避“假阴性错误”和“假阳性错误”。

2.我国关于大规模侵权中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目前,我国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是以与补偿性赔偿数额的比例关系为确定依据的。如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均以消费价款的倍数为计算依据。这种计算方式很容易出现“假阴性错误”和“假阳性错误”。因为当一个产品的价值很低的时候,如铅笔,那么惩罚性赔偿额度就会很低,对于侵害人而言微不足道,无法起到威慑的作用;相反,当一个产品的价值很高的时候,如房屋,那么惩罚性赔偿的额度就会很高,对于侵害人而言威慑过度。这样并不有利于对受害人与侵权人利益的保护。

披露侵权人财产状况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如果要发挥惩罚性赔偿在大规模侵权中的威慑作用,就必须让赔偿额度引起侵权人的足够重视,也就是说赔偿额度必须占侵权人财产的一定比重。假如在没有披露侵权人财产的情况下对侵权人进行处罚,“假阴性错误”和“假阳性错误”都难以避免。我国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应当要求侵权人公开其财产状况,以获得制定赔偿金额的重要依据。此外,将惩罚性赔偿金分为三部分的做法也值得借鉴,即除了原告的损害赔偿金外,被告的所得以及基于其可谴责性而给予的惩罚;对原告适度并且固定的奖励金;原告的律师费用(See、DanMarkel,2009)。目前,我国惩罚性赔偿金全部归个人所有,这样可能会造成鼓励过度的后果。比如“王海现象”的出现,消费者为了追求惩罚性赔偿金,知假买假。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在大规模侵权的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上,可以在披露侵权人财产状况的前提下,将惩罚性赔偿金额分为三部分进行确定。

其中,惩罚性赔偿金的第一部分是对侵权人的“非难性”的惩罚。

首先,在某些情况下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往往会比被侵权人的损失数额要大,也就是说在赔偿完被侵权人后,侵权人可能仍有剩余。这对于遏制侵权人作出侵权行为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因此如果存在这样的违法所得就应当给予剥夺。其次是可谴责性的惩罚。有学者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侵权人可谴责性的量化标准。在这个标准中标出一系列的参考因素,法官通过这些参数对侵权人的可谴责性打分,然后将分数转化为相应的惩罚性赔偿金。由于这部分赔偿金是出于公共利益,对侵权人产生遏制的效果,所以这部分金额应该收归国有,再由国家通过投资社会基础设施的方式回馈社会。

第二部分则是出于鼓励被侵权人积极进行诉讼,补偿被侵权人在侵权过程中受到的尊严或者商誉上的损害以及在维权过程中时间和精力上的损失。

第三部分是昂贵的律师费用。由于被他人侵犯而为此支付大笔的律师费用,这对于被侵权人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这笔费用应该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加入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当中。这样一来,既能够维持被侵权人进行维权的积极性,又能避免“假阳性错误”和“假阴性错误”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0(4)

2.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比较法研究,2003(5)

3.朱岩.从大规模侵权看侵权责任法的体系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3)

4.SylviaM.Demarest,DavidE.Jones.ExemplaryDamagesAsAnInstrumentOfSocialPolicy:IsTortReformInThePublicInterest?18St.Mary''''sL.J.797,803(1987)

5.ThomasB.Colby.ClearingtheSmokefromPhilipMorrisv.Williams:ThePast,Present,andFutureofPunitiveDamages,YaleL.J.,2008(118)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4

摘 要 惩罚性赔偿自英美法系产生以来，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展。但就我国的立法现状来看，惩罚性赔偿还未形成成熟的制度。本文先从惩罚性赔偿的概念入手，分析了惩罚性赔偿形成制度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对惩罚性赔偿形成制度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做出分析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惩罚性赔偿概述

惩罚性赔偿这一概念起源于英美法。在中国传统的法律里面，只有惩罚和赔偿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一般惩罚是对身体（中国古代）或者自由的限制、拘束，赔偿则是在可调节的民事纠纷当中常采用的解决方式。将赔偿的数额扩大至不光填补了损失，还使受罚者加以惩戒的惩罚性赔偿则是最早出现在英美法系中。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阻止、补偿、威慑的功能，正是由于这些其他法律机制所难以实现的功能，惩罚在争议中不仅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发展，更是在世界普遍范围内扩张①。

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起源来看，其目的是为了惩罚被告的不法侵害行为以及阻止被告及其他人在将来实施类似的行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功能得以扩展，涵盖了另外一些其他功能：如促进受害人指责不法行为，更好地维护公正和秩序，补偿受害人的诉讼费用等②。《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惩罚性赔偿的定义是：价值重大的损害赔偿或附加赔偿性损害赔偿金的损害赔偿，它时常用于法院或陪审团对被告人恶意的、加重的或野蛮的侵权行为之否定判断。

补偿性赔偿制度的侧重点在于补偿，但是由于诉讼成本、因果关系和损害范围等证据的缺乏，或者是法律政策等原因，受害人的损失往往得不到完全赔偿。从根本说，惩罚性赔偿是为了弥补补偿性赔偿的不足而产生的，它的侧重点在于惩罚威慑，相比补偿性的价值目的在于使受害人利益恢复原状，出发点在于受害人的损失；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价值目的在于通过对违法行为的惩处以禁止通过违法行为获利，出发点在于违法人的所得。

我国在1994 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该法第49 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是我国目前的立法中唯一一个规定惩罚性赔偿的法律③。

二、经济法领域惩罚性赔偿的制度构建

（一）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补偿性赔偿是民事法律中一项基本方法。民事法律主体之间最重要的特质便是平等。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因民事法律因素所建立起来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对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害在理论上已经成熟论证应当采用补偿性的赔偿。赔偿是对损失的填补。如果赔偿超出了损失范围，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对赔偿人权利的损害。

但是经济法从其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开始，其主体之间的关系就应当有别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参与主体。经济法是在法律关系表面平等，但因客观原因（技术、信息、经济实力等方面）法律权利能力实质上失衡的两者之间，加入进来的不同于国家干预又不同于市场调节的一股力量。因此，如果用保护平等主体之间双方权利的方式来保护法律地位力量相差悬殊的主体，则会造成不公平的结果。

惩罚性赔偿在我国已经有一些运用，不过制度性的建立并没有太大的发展。鉴于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我国经济法的体系完善，中国市场经济的规范有着重要的作用，针对此项制度的考虑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制度构建所遵从的原则

每一项法律制度都应当有自己所遵从的原则，这些原则服从于该部门法的精神，又对该项具体制度起指导性的作用。例如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既要遵从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如平等原则、自愿原则、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等，又有自己一套行事规则。惩罚性赔偿制度也不例外，不仅要遵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社会本位、实质公平、经济效率、可持续发展原则等，又应当在遵从这些原则的同时，建立一套自己的形式规则。

1．应有欺诈或不正当竞争之嫌

以消法第49条为例，该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其中明确规定经营者实施的应当是欺诈行为。在主观方面，造成损害的一方应当有欺诈的主观心理。若不具备此心理，就没有恶意的故意，也就没有对其实施惩戒的理由。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做了列举式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一种兜底式的法律制度，从下线对危害市场正常运作机制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从主观上来说都是具有恶意的。因此，具有不正当竞争恶意的行为也应当吸纳惩罚性赔偿制度来对其整个法律的实施加以保障。

因为构成惩罚性赔偿责任成立的核心条件是加害人之不法行为的高度可苛责性，所以当一个人的行为需要经由法律子以惩罚，必定是因为它违背了一个社会所认同的最基本的价值，严重伤害了法律所保护的社会秩序。判定惩罚性赔偿责任是否成立，首先需要检验的是加害行为的恶性。而此种恶性恰是通过加害人之外观行为与内部心理状态加以反映的。其中，尤以主观心理状态为要，原因有二：一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法律只能要求行为人承担其意志之内的行为责任，而不能苛责其承担意志之外的行为责任。二为惩罚性赔偿的一大目的在于阻遏同样之不法行为在将来重复发生，而能够通过法律进行阻遏的唯有故意及重大过失等可苛责程度较高的主观心理状态，而如一般过失、无过失等可苛责程度较低或者根本无可苛责的主观心理状态，则不必以惩罚性赔偿阻遏之，否则，将有侵害公民行为自由之虞。于是，加害人之行为的高度可苛责性，乃是惩罚性赔偿责任得以成立的至为关键的条件。

2．惩罚力度稍高于违法经济收益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追求利益的心理做了深刻的描述：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 %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100 %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为了300 %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④。厂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追求利润时必然考虑到其成本以及可能的边际成本。当其通过违法行为追求利益时，在有可能被处罚的情况下，其收益仍然高于产品成本和违法所受处罚的成本之和时，厂商必然会铤而走险。道德约束对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厂商来说力量相对渺小，对厂商的违法利益进行打击才是扼住其喉咙的关键。

我国的法律制度及法律环境提供了厂商的违法激励。我国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大多为补偿性赔偿，只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 条提出了双倍惩罚性赔偿。这样导致了损害赔偿额的低下在追究责任可能性方面，由于体制原因，社会团体组织力量因为或者过于薄弱，或者不具备独立性，而不能起到约束厂商的作用。外，政府与企业关系暧昧，法院无法中立，这导致执法司法失效，消费者因维权成本增加而不具有维权激励⑤。

另外一个方面，法律对厂商违法行为的制裁并不能达到百分之百，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惩罚性赔偿只能是概率事件。因此，厂商因违法行为所受到的偶然惩罚力度如果不足够，仍然会造成其在追求利益时抱有侥幸心理。

3．多种处罚方式重合并都低于惩罚性赔偿数额时，惩罚性赔偿优先

厂商的违法行为有可能产生法条竞合的结果，对一个行为有多个处罚方式相适应。由于法律有一事不二罚的理论要求，在对其一个行为可以作出的多种处罚中，无论是性质不同还是作出处罚的部门不相同，都不应当在一个行为上附加多重的处罚。因此，在选择处罚方式时，就会涉及到取舍的问题。

前已用经济学的方法论述了对违法行为采取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在多种处罚方式重合，应当选择处罚数目最高的一种，以达到惩戒的作用。如果多种处罚方式重合，且都低于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时，则惩罚性赔偿优先。

（三）制度构建所需涵盖的领域

在经济法领域中，惩罚性赔偿所应涵盖的部分应当涉及到经济法部门中的各个领域。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侵权，不正当竞争。其中侵权的部门包括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部门。

（四）制度构建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对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规定

我国《消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可以借鉴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设置一个赔偿的最高限额，而不是赔偿的具体数额。这个最高限额需要结合全国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以及影响消费者索赔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加以确定。法官在最高赔偿限额内，通过考察经营者的主观故意程度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这样，既体现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对经营者不同程度欺诈行为的惩罚与威慑，又能针对不同的案件情况实现该制度激励消费者维权的功能。

2．受偿主体的扩大

首先是对消费者身份定义的争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知假买假算不算消费者。知假买假者的法律属性仍应定位为消费者，可以要求获得《消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首先，对于知假买假者法律属性判断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不是事实判断，即判断知假买假者应不应该是消费者，而不是判断其是不是消费者⑥。因此无需考察其行为动机，而应该考察是否对其进行法律保护的社会后果。其次，从技术层面上而言，对知假买假者的“知假”主观状态如何进行界定，社会经验和外部表现并不能完全反映其主观意识，故而不对消费者进行主观上进行认定是比较好的选择。再次，从立法的本意出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所以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另一方面是为了打击和遏制制假、售假的行为。将知假买假者定位为消费者正是对上述立法意图的最好诠释⑦。最后，利用众多“职业打假人”代替政府部门对市场进行临督，不仅在效率方面占有较大的优势，在节约政府开支，宣传、鼓励消费者主动维权的功用更为显著。因此，我们应将知假买假者纳入到消法第四十九条消费者范围之中，使他们也可以向售假者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这样可以有效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制假售假行为。

三、惩罚性赔偿对经济法发展的意义

惩罚性赔偿目的在于对违法行为的惩戒，违法行为将受到比补偿损失更严重的惩罚。因此，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将会对规范市场行为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另外，《消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经营者欺诈消费者的情况，即经营者故意告之消费者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消费者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消法》成立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考虑到消费者与经营者实际掌握的资源、条件等不对等情况，这种先天性的倾斜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同样有利于保护弱势地位群体的利益。总之，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持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公平正义和公序良俗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研究.比较法研究.2003(5).

②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0(4)．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829.

④梁彗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与适用.人民法院报.2001.

⑤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政治与法律.2002.

⑥余艺.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成立及其数量额量定――以惩罚性赔偿之功能实现为视角.法学杂志.2008.1:143.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5

论文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　法缺陷　完善策略

一、惩罚性赔偿的含义

“惩罚性赔偿”从英语“punitivedamages”翻译而来，《牛津法律大辞典》将其解释为“系一个术语，有时用来指判定的损害赔偿金，它不仅是对原告人的补偿，而且是对故意加害人的惩罚。”i由于，在英美法系中，损害赔偿的类型有好几种，因此，笔者认为，与仅仅重视补偿功能的“compensatorydamages”相比，“punitivedamages”不单单具有补偿受害者所受损失之功能，更重要的是其具有惩罚加害者，防止其和其他人再次违法的价值。由此，笔者认为，我国法律界对于“惩罚性赔偿”概念的理解与英美法系的理解基本是一致的，即为了弥补受害者所受损失，惩罚不法侵害者，并防止其他人再犯此类不法行为，而由法院判处侵害者给与受害者的超过其本身所受损失的一定数额的金钱。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特点

1．主观恶意性。主观恶意性是应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前提，是对行为人进行归责的基础，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给相对人造成损害或者侵权的情况下，才能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2．惩罚性。根据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定义不难发现，其基本目的不是在于补偿受害者的损失，而在于对不法行为者进行超过弥补受害者损失的惩罚，以期达到防止不法行为者再犯之目的及一定程度上降低其他同类人进行该不法行为的作用。

3．增补性。从总体上看，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处于介于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二者的中间灰色地带，一方面具有二者各自的某些特点，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民事责任制度中，还是在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制度中，惩罚性赔偿制度都具有弥补性的作用和特点。

4．实现方式的私法性。虽然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惩罚性”在一地程度上具有公法的性质，但是在实现的程序和方式上，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明显的私法性。一方面，在诉讼程序上，惩罚性赔偿制度依赖民事诉讼法的程序进行；另一方面，在惩罚性赔偿的所得利益上，该惩罚性利益归属于受害者，而非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中的利益归属于国家。

三、现行法律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条文

1．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2．2003年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的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发所欠劳动者工资，并可责令其按所欠工资的1至5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

3．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4．2010年7月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四、目前我国立法中对于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缺陷

纵观我国当前的民商事实体法立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措施，可以发现，其在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笔者认为其立法的不完善以及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突出地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环顾西方国家法律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的适用范围，不难发现，其在制度设计上已经相对完善和成熟，其在适用的范围上也较为宽广，拿美国来说，各个州的法律基本都承认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其适用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侵权领域，甚至在某些特殊的合同领域也能适用这一制度。通过对我国当前的立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观察，可以看出，该制度仅仅分布在零星的几个单行法中，而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本应适用的最主要的“阵地”——侵权责任领域，其存在的境况让人有些无奈，目前，我国的惩罚性赔偿主要适用于侵权责任领域中的“产品侵权责任”中，其相对于我国《侵权责任》中数量众多的侵权种类来说，应该说是没有做到“物尽其用”。首先，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个能够补偿受害者所受损失，同时让加害者得到惩罚，起到以期防止其再犯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能够在刑事、行政和民事三种处罚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的好的制度，仅仅用在侵权责任中的“产品侵权责任”中，不免“大材小用”，其适用标准和范围远远不足以说明其适用价值。

（二）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不合理

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是惩罚性赔偿制度中较为困难的问题，计算模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对不法行为人的惩罚性程度，进而关系到立法质量和立法目的。因此，各国在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上有着不同的模式，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有固定的数额模式。一般而言规定以受害者的损失的一定倍数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如2003年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三条和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均采用的是这一方式。一种是规定范围的模式。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仅规定一定的范围限制，在此范围内法官或者陪审员可以自由裁量。还有一种是在立法中没有任何的数额要求，其数额的确定权力完全交由法官或者陪审员，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就是这样的模式。虽然在三种模式的选择上各有好坏，但是，笔者认为在中国，第三种模式显然不可取，采取这样的模式一方面不利于法官在办案中的具体操作，另一方面使得对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时会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甚至会导致相同的案件在不同的法官手中出现天壤之别的处理结果。因此，《侵权责任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金额的计算方式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仅仅规定一定数额的第一种模式（如上文所说的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虽然操作简单，保证效率，但是其操作不免过于死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完全剥夺，不能针对具体的案情作出具体的合乎实际的处罚结果。

五、关于完善我国立法中惩罚性赔偿措施的建议

（一）关于惩罚赔偿金的适用范围

我国与西方国家比，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和设计虽然不够完善和成熟，但是这并不是其适用范围狭窄的理由。特别是对于惩罚性赔偿制度本应该“安营扎寨”的《侵权责任法》，笔者认为不应该将其仅仅局限于“产品责任”领域，对于人身侵权，环境污染等领域应当逐步地使该制度在其侵权领域内的适用，一方面这是完善立法，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制度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

（二）关于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

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确实属于一个技术性问题，综合考察英美法系的计算方式，比较比较前文所说的三种赔偿金的计算方式，笔者认为各有偏颇，都有利弊，而相比较而言，第二种模式不但很好地处理了固定数额的模式带来的法官不能按照具体案情作出自由裁量的弊端，而且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案件因适用第三种模式，使人为因素导致案件不能得到公正的审理，因此，对于我国的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笔者认为可以按照第二种计算模式来操作，即既不设定统一的，一尘不变的标准，也不是完全放开，任由法官决定，而是设定一个赔偿金的界限幅度，在此幅度内，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界限的最高幅度，可以参照当前我国刑法和行政法中对于此种违法行为的惩罚数额，笔者认为一般最高定为三倍为宜，在该最高幅度的控制下，法官可以根据具体的案情作出具体判决，一般来说，法官在作出自由裁量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一下具体因素：一是违法者的主观恶意程度。对于主观恶意程度高的的违法者可以加对重其处罚；对于主观恶意程度较低的违法者可以减轻对其处罚。二是受害者的损失和违法者的获利情况。惩罚性赔偿作为赔偿方式的一种，首先当然还是应当考虑受害者的具体利益损失情况，只有以受害者的利益作为第一出发点，才能体现法的保障人权精神和公平正义的精神。当然，惩罚性赔偿与一般的补偿性赔偿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必须兼有对加害者的惩罚功能，试想如果单考虑受害者本身的损失大小，并以此决定赔偿金，而仍留给加害者获得不当得利的空间的话，那么，惩罚性赔偿对于加害者的惩罚功能和遏制功能将会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必须综合考虑受害者的利益受损情况和违法者的获利情况，由此决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三是该案件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对于那些给社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就应该加重对加害者的惩罚力度；对于那些给社会未造成严重影响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对于加害者的惩罚。四是受害者和加害者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自由裁量而言，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如何做到裁判结果的公平和公正，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又能降低加害者今后再犯的可能性，因此，将受害者和加害者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考虑的一方面因素，笔者认为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6

论文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　法缺陷　完善策略

一、惩罚性赔偿的含义

“惩罚性赔偿”从英语“punitivedamages”翻译而来，《牛津法律大辞典》将其解释为“系一个术语，有时用来指判定的损害赔偿金，它不仅是对原告人的补偿，而且是对故意加害人的惩罚。”i由于，在英美法系中，损害赔偿的类型有好几种，因此，笔者认为，与仅仅重视补偿功能的“compensatorydamages”相比，“punitivedamages”不单单具有补偿受害者所受损失之功能，更重要的是其具有惩罚加害者，防止其和其他人再次违法的价值。由此，笔者认为，我国法律界对于“惩罚性赔偿”概念的理解与英美法系的理解基本是一致的，即为了弥补受害者所受损失，惩罚不法侵害者，并防止其他人再犯此类不法行为，而由法院判处侵害者给与受害者的超过其本身所受损失的一定数额的金钱。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特点

1．主观恶意性。主观恶意性是应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前提，是对行为人进行归责的基础，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给相对人造成损害或者侵权的情况下，才能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wWW.133229.coM

2．惩罚性。根据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定义不难发现，其基本目的不是在于补偿受害者的损失，而在于对不法行为者进行超过弥补受害者损失的惩罚，以期达到防止不法行为者再犯之目的及一定程度上降低其他同类人进行该不法行为的作用。

3．增补性。从总体上看，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处于介于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二者的中间灰色地带，一方面具有二者各自的某些特点，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民事责任制度中，还是在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制度中，惩罚性赔偿制度都具有弥补性的作用和特点。

4．实现方式的私法性。虽然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惩罚性”在一地程度上具有公法的性质，但是在实现的程序和方式上，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明显的私法性。一方面，在诉讼程序上，惩罚性赔偿制度依赖民事诉讼法的程序进行；另一方面，在惩罚性赔偿的所得利益上，该惩罚性利益归属于受害者，而非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中的利益归属于国家。

三、现行法律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条文

1．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2．2003年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的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发所欠劳动者工资，并可责令其按所欠工资的1至5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

3．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4．2010年7月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四、目前我国立法中对于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缺陷

纵观我国当前的民商事实体法立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措施，可以发现，其在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笔者认为其立法的不完善以及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突出地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环顾西方国家法律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的适用范围，不难发现，其在制度设计上已经相对完善和成熟，其在适用的范围上也较为宽广，拿美国来说，各个州的法律基本都承认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其适用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侵权领域，甚至在某些特殊的合同领域也能适用这一制度。通过对我国当前的立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观察，可以看出，该制度仅仅分布在零星的几个单行法中，而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本应适用的最主要的“阵地”——侵权责任领域，其存在的境况让人有些无奈，目前，我国的惩罚性赔偿主要适用于侵权责任领域中的“产品侵权责任”中，其相对于我国《侵权责任》中数量众多的侵权种类来说，应该说是没有做到“物尽其用”。首先，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个能够补偿受害者所受损失，同时让加害者得到惩罚，起到以期防止其再犯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能够在刑事、行政和民事三种处罚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的好的制度，仅仅用在侵权责任中的“产品侵权责任”中，不免“大材小用”，其适用标准和范围远远不足以说明其适用价值。

（二）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不合理

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是惩罚性赔偿制度中较为困难的问题，计算模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对不法行为人的惩罚性程度，进而关系到立法质量和立法目的。因此，各国在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上有着不同的模式，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有固定的数额模式。一般而言规定以受害者的损失的一定倍数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如2003年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三条和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均采用的是这一方式。一种是规定范围的模式。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仅规定一定的范围限制，在此范围内法官或者陪审员可以自由裁量。还有一种是在立法中没有任何的数额要求，其数额的确定权力完全交由法官或者陪审员，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就是这样的模式。虽然在三种模式的选择上各有好坏，但是，笔者认为在中国，第三种模式显然不可取，采取这样的模式一方面不利于法官在办案中的具体操作，另一方面使得对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时会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甚至会导致相同的案件在不同的法官手中出现天壤之别的处理结果。因此，《侵权责任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金额的计算方式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仅仅规定一定数额的第一种模式（如上文所说的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虽然操作简单，保证效率，但是其操作不免过于死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完全剥夺，不能针对具体的案情作出具体的合乎实际的处罚结果。

五、关于完善我国立法中惩罚性赔偿措施的建议

（一）关于惩罚赔偿金的适用范围

我国与西方国家比，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和设计虽然不够完善和成熟，但是这并不是其适用范围狭窄的理由。特别是对于惩罚性赔偿制度本应该“安营扎寨”的《侵权责任法》，笔者认为不应该将其仅仅局限于“产品责任”领域，对于人身侵权，环境污染等领域应当逐步地使该制度在其侵权领域内的适用，一方面这是完善立法，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制度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

（二）关于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

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确实属于一个技术性问题，综合考察英美法系的计算方式，比较比较前文所说的三种赔偿金的计算方式，笔者认为各有偏颇，都有利弊，而相比较而言，第二种模式不但很好地处理了固定数额的模式带来的法官不能按照具体案情作出自由裁量的弊端，而且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案件因适用第三种模式，使人为因素导致案件不能得到公正的审理，因此，对于我国的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笔者认为可以按照第二种计算模式来操作，即既不设定统一的，一尘不变的标准，也不是完全放开，任由法官决定，而是设定一个赔偿金的界限幅度，在此幅度内，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界限的最高幅度，可以参照当前我国刑法和行政法中对于此种违法行为的惩罚数额，笔者认为一般最高定为三倍为宜，在该最高幅度的控制下，法官可以根据具体的案情作出具体判决，一般来说，法官在作出自由裁量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一下具体因素：一是违法者的主观恶意程度。对于主观恶意程度高的的违法者可以加对重其处罚；对于主观恶意程度较低的违法者可以减轻对其处罚。二是受害者的损失和违法者的获利情况。惩罚性赔偿作为赔偿方式的一种，首先当然还是应当考虑受害者的具体利益损失情况，只有以受害者的利益作为第一出发点，才能体现法的保障人权精神和公平正义的精神。当然，惩罚性赔偿与一般的补偿性赔偿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必须兼有对加害者的惩罚功能，试想如果单考虑受害者本身的损失大小，并以此决定赔偿金，而仍留给加害者获得不当得利的空间的话，那么，惩罚性赔偿对于加害者的惩罚功能和遏制功能将会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必须综合考虑受害者的利益受损情况和违法者的获利情况，由此决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三是该案件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对于那些给社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就应该加重对加害者的惩罚力度；对于那些给社会未造成严重影响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对于加害者的惩罚。四是受害者和加害者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自由裁量而言，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如何做到裁判结果的公平和公正，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又能降低加害者今后再犯的可能性，因此，将受害者和加害者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考虑的一方面因素，笔者认为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7

内容提要: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法院作出赔偿数额的判决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一种赔偿制度，它体现了对受害人的抚慰功能、报应功能、遏制功能和对市场交易的鼓励功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责任构成要件、责任的内容、责任的适用范围等方面具有其特殊性；针对现行立法的缺憾，应当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以消费者购买食品的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借鉴美国法浮动限额制度解决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对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以及尽快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等方面，完善《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自2009年6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第10章专门规定了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法律责任”，其中第9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 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 倍的 赔 偿金。”这一规定确立的食品安全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保障我国消费者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该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则不够严谨，且过于简单，在具体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通过分析《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全面了解该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为切实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提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133229.COm

一、《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现代法治体制要求在维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食品安全法》在规定行政责任和民事赔偿的同时，引入了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又称报复性赔偿制度，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制度，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1]。传统产品的补偿责任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主要在于平衡和填补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失衡的利益关系，而后者主要目的是预防和遏制类似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受害人补偿和抚慰的功能。加害方的违法行为有可能会给受害方造成财产上的损失或者人身上的伤害，甚至会给受害方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对这些损害加以救济。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发挥的补偿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惩罚性赔偿制度对受害方精神上受到的损害补救更充分。加害方对受害方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是没有办法用金钱予以明确计算和确定的，因此，需要采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来弥补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缺陷，使受害者得到心理上的安慰，从而有利于化解纠纷和矛盾。二是追求损害完全赔偿原则的结果。一方面，在食品安全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者基于受到的人身伤害，可以要求违法者对其提供赔偿，但我国法律确立的人身伤害损害赔偿标准比较低，进行赔偿时人身伤害遭受的损失也难以得到证明，对受害者并不能提供实际上的完全赔偿。基于此，采取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更能充分地补偿受害者遭受的损害。另一方面，受害者为提起诉讼所要支付的各项开支繁多造成维权成本过高，例如差旅费、律师费等，过高的维权成本制约消费者积极维权，而这些开支可通过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得以补偿。

2．《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加害人报应的功能。近年来，如 “敌敌畏火腿事件”“苏丹红事件”，更有震惊全国和世界的“三鹿奶粉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是促使我国立法机关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加害人的惩罚功能包括两方面：一是基于同态复仇的原则，让加害人承担因侵权行为而需承担的后果。在侵权案件中，一般情况下加害方的行为都会给受害方造成物质上的损害。因此，由法院判决加害方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符合“因果报应”的基本观念，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的立法价值。二是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不法行为人适用更重的经济负担来制裁其不法行为。对违法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针对两点：其一是针对违法者行为上的不法性，其二是针对违法者道德上的应受谴责性。在食品安全领域，法律规定只针对实际损失进行赔偿，不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过低，是造成食品安全事件之所以频频发生的原因之一。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不法行为人苛以更重的经济负担，从而使其违法成本提高。不法行为人如果进行了不法行为，那么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更重的责任，以达到惩罚的目的。

3．《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不法行为人遏制的功能。由于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惩罚”的特性，决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又具有遏制的功能。法律是最严厉的制裁方式，对食品安全领域中的违法生产者及经营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加以规制，对其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从而有利于遏制不法分子继续从事违法经营行为。遏制功能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威慑功能。通过对违法分子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一方面会对正常经营的生产者及经营者起到教育、鼓励的作用，有利于增强他们知法、懂法、守法的思想和意识。另外，惩罚性赔偿制度也会对不法行为人产生威吓、遏制的作用，有利于预防和阻止他们继续实施非法经营行为。二是激励功能。由于加害人所作出的加害行为的责任加重、经济成本提高，而且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这种成本具有不确定性，就会使加害人因惧怕承担巨额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而不再实施违法行为。此外，惩罚性赔偿制度给受害人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收益（这种收益可能引起受害人追求超出损害赔偿范围之外的不当利益）。因此，客观上会激励受害人主张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引发受害人提起诉讼的诉求和积极性。

4．《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市场交易的鼓励功能。食品安全与每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息息相关，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不法行为具有不道德性、违法性、反社会性，其不法行为损害了受害人甚至整个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惩罚性赔偿制度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通过确立高倍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在对加害方给予惩罚、对受害方给予安慰的同时，也可以化解民间纠纷和矛盾，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和谐。《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保护食品领域市场交易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侵犯他人财产权的非自愿交易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营造自愿交易的市场环境。二是惩罚性赔偿能鼓励市场交易，使潜在的侵权人认识到正常交易行为的收益与侵权行为的成本相比，合法经营的收益更加合算，从而使潜在侵权人放弃侵权行为，激励合法交易。如果赔偿金太低，潜在的侵权人可能会实施损害行为，从而不利于市场交易的稳定与发展。笔者认为，我国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起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和恐慌，在《食品安全法》中引入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和保护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和理解这一制度。

1．《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因此，针对食品经营者，是否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通常要考量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行为的违法性。指行为违反了规定的义务或违反了法律的要求，即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生命健康和安全权，甚至侵害了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由于食品消费者和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食品经营者处于强势地位，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将会造成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极大损失；二是主观恶意性。《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了区别对待，对生产者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即生产者只要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销售者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即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进行销售的，才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2．《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在食品安全法律关系中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人应承担的责任是：一是应当赔偿消费者的实际损失。生产者或者经营者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包括赔偿消费者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二是消费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有必要指出的是，以营利为目的专门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获得“十倍价款赔偿”的行为与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法律价值和立法精神不符合。因此，鼓励消费者监督食品安全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获得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本规定，在责任承担上有可能遇到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竞合的情况，在法律责任发生竞合时，《食品安全法》确认了保证受害人利益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

3．《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合同领域还是适用于侵权领域，抑或合同领域和侵权领域都适用，这涉及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性质的认定问题。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对食品安全民事责任作出的专门规定，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特殊侵权责任，理由有两点：一是《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是一种产品责任，产品责任适用于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产品责任领域中的一般规定，《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产品责任领域中的特殊规定。在食品安全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法律适用竞合时，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应当优先适用《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二是如果在合同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要求食品生产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则缺乏请求权基础。在食品安全领域，生产者和经营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消费者对生产者不享有合同债权。即消费者如果要求生产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没有请求权基础，不能对生产者主张违约损害赔偿。因此，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向生产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时的请求权基础应当是侵权责任。

4．《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竞合问题。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多处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首先，从概念的关联关系上看，《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的规定，似乎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归类于合同责任；其次，从立法的先后顺序上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于1993年，《合同法》制定于1999年，所以立法机关有意通过《合同法》来规定该制度的法律责任类型是合同责任。对此，一般认为，如果经营者提供有瑕疵的商品或服务使消费者遭受了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失，并因此产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时，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中惩罚性赔偿责任[3]。《食品安全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存在竞合：一是生产者、销售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未造成消费者固有利益的损害，消费者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要求对销售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二是生产者、销售者生产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仍存在欺诈行为的，如生产或销售的食品本身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存在假冒知名或名牌食品等比较典型的欺诈行为，对此，消费者是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要求对销售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4]。笔者认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食品安全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对惩罚性赔偿问题做出的相关规定，存异但又有竞合，这对从不同的层面依法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完善《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借鉴英美法系的规定，在民商事领域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依法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规范我国食品安全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从立法层面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1．《食品安全法》应当明确规定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的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由此可见，《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十倍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建立在“价款”上的，而并不是建立在消费者实际遭受的或者实际需要填补的损失上的，所以，惩罚性赔偿数额确立的基数标准并不合理。一般来说，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食品消费支付的价款都比较少，即使适用 “十倍”的赔偿，对消费者也并不能起到实际上的抚慰作用，对违法经营者也起不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由国外法律的立法制度可知，基本上是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而我国法律却是以“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同样是数倍赔偿责任，但实际赔偿数额却相差甚远。以“价款”作为计算的依据，无法达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预期目的，以“价款”作为计算的固定标准，无法实现实际的补偿和实质的公平。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英美国家或者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惩罚性赔偿的标准基数，即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

2．《食品安全法》应当明确规定以消费者购买食品的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目前，我国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以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为基数；二是最高法院公布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以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款作为基数；三是《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以食品消费者支付的价款作为基数。但是，《食品安全法》以所“支付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在学理上产生了分歧，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例如在购买昂贵的奢侈食品时，普通消费者会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食品，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纠纷，消费者如果主张适用“十倍惩罚性赔偿制度”，到底是以已经先期支付的价款作为基数，还是以食品的总价格作为基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以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作为基数，“购买价款”就是指商品的购买价格，这个标准就非常准确和合理。所以，《食品安全法》是食品安全领域中适用的特别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对消费者保护适用的一般法，只有以消费者购买食品的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数，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和整个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3．《食品安全法》应当借鉴美国的浮动限额制度，解决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体现了对违法者的惩罚。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生产者和经营者都要承担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在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的计算方面存在问题。这种固定倍数的计算方法过于僵硬，一方面难以体现法官对个案的具体处理和具体分析时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难以体现权利和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时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在美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金额采取浮动限额制度时，法院一般会根据原告实际损失赔偿金的倍数、被告的不同类型、原告所受损失的类型或原告损害赔偿请求的类型、被告侵权行为的类型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和权衡之后所确定的惩罚性赔偿数额，才能与具体案件的实际保持一致，才能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体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价值[5]。笔者认为，在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的背景下，为切实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应有的功能，充分实现实质正义，应当借鉴美国的浮动限额制度，来解决我国《食品安全法》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问题。

4．《食品安全法》应当明确规定对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生产者主观构成要件的规定有失公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适用的归责原则过于苛刻。《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对生产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即不论其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者过失的过错，只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6]。该法第96条仅就销售者规定了“明知”的主观要件，并未对生产者作同一要求，这种区别对待无疑加重了生产者的负担。综观各国立法，在食品安全责任领域主要适用过错原则，如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一般认为，行为人如果实施的行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或严重疏忽，行为人才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即存在大陆法系所称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二是对生产者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有适用提前的嫌疑。由《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内容可知，食品生产者只要是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应当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加以规制。从立法者的初衷和目的上看，生产或者销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是在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后，消费者购买或者是使用了该不安全食品，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产生了现实的威胁，才有可能对食品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如果根本就未发生消费者消费不安全食品，也根本就未造成实质损害，则不存在适格的主体主张权利。因此，为避免司法实践中理解上的分歧和冲突，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对生产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 度 的 主 观 构 成 要 件 应 为 存 在 故 意 或 重 大过失。

5．《食品安全法》应当尽快增订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以保障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食品安全标准是指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影响食品安全的各种要素以及各个环节所规定的统一技术要求。《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实施的效果，取决于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完善与否。食品安全标准存在三个认定标准：一是国家标准，二是地方标准，三是企业标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3章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得知：食品安全标准是通过国家统一制定，并且强制执行和实施的。法律同时也规定，如果未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如果未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制定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自行制定食品安全标准。除非企业制定了更高的食品安全标准外，就有可能制定出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食品安全标准，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食品安全法》应尽快增订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明确规定食品安全标准的认定条件和程序，以保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全面贯彻和实施。

总之，《食品安全法》规定侵权法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必要的[7]。我国是一个食品生产和消费的大国，在正确理解和运用食品安全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础上，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这对依法有效保护食品交易中的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112－113．

[2]张敬礼．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讲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426－429．

[3]关淑芳．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83－184．

[4]王吉林．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之解读[j]．天津法学，2010（1）：47．

[5]金福海．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35－238．

[6]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49－240．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篇8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制度；行为法经济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五十五条1第一款规定，在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增加赔偿”请求权。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并且明确使用了“惩罚性赔偿”这一提法，以立法形式结束了学术界对“我国消法中规定的多倍赔偿条款是否属于惩罚性赔偿”的争论。由于我国消法在金融领域的适用问题并未得到明确，学术界对消费者范畴的争论也从来未曾停止，导致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否能够适用于金融消费领域存在巨大争议，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目前均存在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如果严格按照消法第二条之规定，以“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为前提，金融领域中的许多常见行为，如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则无法被纳入到消法的保护范围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存在诸多法律障碍；

另一方面，如果否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金融消费领域中的适用，面对目前在实务中较为多发的金融商品和服务经营者欺诈营销的情况，法律则颇有“束手无策”之感，金融消费者在面对具备极强专业性的金融机构时显得更为弱势。国务院法制办于2016年11月16日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较于早前的征求意见稿，《条例》送审稿在第三章“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的特别规定”中，明确提出了“金融服务经营者应当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信息安全权等合法权益”2，从立法意图上看即承认了金融消费者适用《条例》的权利。《条例》送审稿同时在第十七条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的欺诈行为做了列举，其中包括“经营者在提供金融商品或者服务过程中出现的欺诈金融消费者的行为”3。从上述立法脉络可以看出，《条例》送审稿欲将金融服务经营者的行为纳入到规制范围当中，若此版《条例》最终出台，则可以推知消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同样可以适用于金融消费领域。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法学理论上的争议

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普通法系，《布莱克法律词典》将惩罚性赔偿定义为：“是指当被告的行为是轻率、恶意、欺诈时，（法庭）所判处的超过实际损害的部分。其目的在于通过处罚做坏事者或以被估计的损伤做例子对其他潜在的侵犯者产生威慑。”4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英美学者已有较多论述。一般而言，他们认为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遏制、补偿与使私人协助执法四种基本功能，其他功能还包括了节约由国家财政支出的诉讼成本、补偿心灵痛苦、维持社会安宁等。其中，遏制作用又分为特别遏制与一般遏制。特别遏制是指遏制被告再犯相同的违法行为，一般遏制是指遏制其他人犯相同或相似的违法行为5。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上述功能，是大陆法系国家进行制度移植的原因所在。但滥觞于普通法系的法律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往往会引发较大的理论争议，实践过程中也容易出现适用问题。

（一）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责任类型惩罚性赔偿制度最大的争议为如何认定其属于何种法律责任类型。在我国，基本法律责任一般分为私法责任（民事责任）与公法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但按照大陆法系的民法传统，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不符合民法基本原理的，这导致欧陆大部分国家基本上拒绝公开承认真正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是由于按照传统的罗马法理论，在民事关系中，造成损害的一方必须赔偿受损一方的损失，但这种赔偿责任必须以对受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为限，但惩罚性赔偿制度则突破了这样的规则。从英美的实际判例中不乏有被告被判处超出比实际损害多得多的赔付案例。有德国学者认为，超出实际的赔偿实际上是授予了受害人“不当得利”的诉权，并认为法律将这种诉权授予私人是“危险的”，他们坚持此种涉及公共利益的共同规则应当交由公法来解决。换句话说，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与私法中“平等”的基本理念相冲突的，而对于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欺诈行为，完全可以交由行政处罚（公权力）来解决。同样，惩罚性赔偿制度也迥异于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因为惩罚性赔偿金的产生是基于民事行为发生的，这些行为并不直接违反公法，也没有国家行政机关介入的余地。于是也有学者提出惩罚性赔偿金是一种新型的，既不属于功法也不属于司法的独特责任，其具备“私法社会化”的属性。如王利明教授认为，惩罚性赔偿在私人协助执法机构执法，完善社会管理机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6。

（二）惩罚性赔偿的道德风险惩罚性赔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即商品或服务的买受人是出于获取多倍赔偿为目的而“知假买假”。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也确实出现了一批所谓的“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在我国的理论界与实务界引发了激烈争论。目前，《条例》送审稿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条例。”此条与消法相比增加了但书规定，将“以牟利为目的”的行为排除出条例保护范围，防止道德风险的立法意图较为明显。

（三）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问题由于普通法系国家没有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置上限，所以个案中经常出现“天价赔偿”情况，在美国甚至引发了是否违宪的争论7。虽然我国消法对惩罚性赔偿规定了上下限，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在个案中依然存在合理性难题。在我国，惩罚性制度的合理性难题在于法院的司法裁量权必须基于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在具体案件中，原告通常会直接援引适用消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要求被告赔偿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在此情况下，法院一般判决支持或不支持原告的诉求，在具体的赔偿数额确定上很少进行自由裁量，虽然客观上达到了整齐划一的裁判效果，但合理性却有待商榷。即使我国很难出现英美那样的天价赔偿案例，但由于消法对惩罚性的上限采用的是硬性设定的问题，并没有将被告的公司规模等因素考虑在内，也可能会出现某些实力雄厚的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时只需要赔付原告消费者500元人民币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就难以得到发挥。

二、从行为法经济学角度看惩罚性赔偿制度

行为法经济学，又称行为法律经济学，是法学与行为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它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法律规则的内容和可能的实施效果进行解释和预测，通过法律规则的结构来消除个体偏见8。如美国学者凯斯?R.桑斯坦等就以行为法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对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并以此来寻找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预期性的改革方式。虽然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与我国的制度设计及适用环境有极大不同9，但桑斯坦等学者通过实证方式及行为法经济学分析而发现的某些具有一致性的规律，可以为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设计提供一些改良的思路。桑斯坦等学者在其合著论文《对惩罚性赔偿金的评估（兼含对法律中的认知及评价的注释）》中试图寻找惩罚性赔偿的金额确定过于随意的原因以及回答“在何种程度上法律应该融合、限制陪审团的决定或者作出与陪审团的决定相反的规定”10这个问题。桑斯坦等人在论文中阐述了以下几个重要发现：

一是惩罚性赔偿案件中的惩罚程度与违反道德的程度保持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不因性别、种族、收入、年龄以及教育程度等有所差别。由于欺诈故意或者欺诈行为会致人痛苦与不幸，这种致人痛苦与不幸首先是一种不道德，这种不道德在法律体系中的“映射”（mapping）则体现为被告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并且法律还应采用更为有效的办法防止被告及其他潜在的违法者再次违法。实证结果表明个案中行为“不道德”的程度越高，被告受到惩罚的程度也会越严重

。二是现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存在一种明显的“任意”，这种任意产生的原因是当法律系统用金钱做标准来衡量违法行为的应受惩罚程度时，上述的这种一致性会发生断裂。即使陪审团对被告欺诈故意的认定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但对于应该判令被告赔付多少金钱却很难达成一致，这是由于人们在将个人偏好以及价值转化为一定数量的金钱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产生认知困难。三是被告公司的规模、陪审团先前对补偿性赔偿金的裁定和原告的诉求等因素对于赔偿的数额会产生重大影响。充分的证据显示即使被告的行为对原告造成的伤害是等量的，但富有的被告会被陪审团判处支出高得多的赔偿金。而由于赔偿金在美国被分为补偿性赔偿金与惩罚性赔偿金，补偿性赔偿金是为了弥补原告所受的损害而设，不具备惩罚性质，但补偿性赔偿金数额越高，惩罚性赔偿金也相应会越高。同理，原告要求的赔偿数额的高低，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惩罚性赔偿金的裁定。由此，桑斯坦等提出了以下这些可能的改革措施：一是只让陪审团来负责裁定被告是否具备应受惩罚的欺诈故意，或者由陪审团对补偿性赔偿金额做出裁定。对于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裁定，则交由主要由专家组成的行政实体，或者是被赋予了特定任务的准公共机构来负责裁定。二是在陪审团做出被告欺诈故意成立的情况下，交由法官来对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行使自由裁量权。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同类案件的判例作为指引来限制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任意性。

三、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金融消费领域的适用

根据上述实证发现，结合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适用情况，笔者认为在金融消费领域，这一制度的适用可能会存在以下问题：从金融消费的特殊性考虑，由于金融消费不同于一般消费，其具有非实体性、风险性及风险传播性等特点，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相比，机构的专业性更为突出，机构规模优势更为明显，个体金融消费者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更显弱势。金融机构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大多借助格式合同条款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对于金融机构在实践中出现的欺诈营销、信息披露不及时全面等违法行为，不仅对个体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也由于格式合同的使用，对购买或使用同类金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人群造成了损害，这种损害具有极强的“扩散性”。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正是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原则，违规销售次级贷款产品造成的。对惩罚性赔偿金规定上下限的做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司法裁判的任意性，但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制度合理性。例如，在某些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原则进行欺诈营销，使老年消费者将养老金投于高风险金融产品中，最后导致消费者养老金全部亏损等较具代表性的案例中，若该消费者的养老金并不丰厚，即便采用三倍赔偿的方法进行惩罚，在没有考虑公司规模的情况下，这种“惩罚”恐怕很难达到遏制再犯的目的。同样，如果在欺诈营销行为成立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的数额巨大，多个消费者对此提出集团诉讼，共同适用三倍惩罚的原则，则也有可能出现“天价赔偿”的情况，同样不利于制度价值的实现。从制度价值的实现层面考虑，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置初衷是通过增加违法成本，通过公民个人维权间接实现维护良好市场秩序的社会管理目标。然而，由于当前的立法设置是将个案惩罚性赔偿金全数判归消费者，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对违法金融机构可以进行罚款等行政处罚。惩罚性赔偿金弥补的是金融消费者所受的损失，罚款收归国库，主要起到震慑和遏制再犯的作用。个人和国家权威分别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和行政罚款得到了弥补，但受到违法行为影响的市场秩序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弥补。恢复良好的市场秩序却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作为支撑，仅靠个体消费者恐难达到立法者所希望的社会管理成效。

因此，笔者认为在金融消费领域，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设计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改良形式（如下图1所示）：图1金融消费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逻辑框架图首先应当区分补偿性赔偿金与惩罚性赔偿金。将对欺诈故意的认知与道德认知协调起来，使补偿性赔偿金与民事责任中的赔偿义务相对应，用于赔偿欺诈行为对金融消费者造成的损失，这种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也应当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寻求救济过程中付出的各种费用。这样的制度设计能保持案件对惩罚性故意的认同一致性。其次，惩罚性赔偿金额不应设置上限，也不应单纯由原告消费者的诉求来决定，而应交由具备专业知识、能够综合把握案件判决结果对同类案件及社会影响的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具体的赔偿数额应结合个案具体情况作出裁定。法官在做出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裁定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被告公司的规模、补偿性赔偿金的数量、原告的诉求、欺诈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等因素。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将个人偏好以及价值转化为一定数量的金钱的过程中的认知困难。

同时，也必需充分发挥案例的指引作用，或综合考虑在充分总结不同案件类型的情况下惩罚性赔偿量化指引，以指导不同地区的法官对类似案件作出类似判决。再次，设立由政府主管的专项公益基金，惩罚性赔偿金先统一由国家收缴，并交予公益基金统筹管理。根据实践需要，公益基金一部分可用于补偿受害消费者，一部分用于先行赔付同类案件的金融消费者并帮助其维权，以恢复受到损害的市场秩序。另外，还可授权独立的消费者保护组织或行业性消费者保护组织将资金用于普及金融知识、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等公益活动中。如作为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德国在吸收惩罚性赔偿制度时，就结合自身法律传统对该制度进行了改革。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了利益收缴制度，即被告以损及众多消费者为代价获取利润的，工商利益或独立的职业利益促进团体、消费者保护组织、工业或商业工会或手工业工会这些适格团体有权诉请法院判令行为人将该利润上缴给联邦财政。美国的集体公益罚金制度也是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改良，是指被告因对原告所代表的集体施加了过分的侵犯，而被原告提出的诉请，由被告承担的带有惩罚性地赔偿原告所代表的集体遭受全部或者部分损害的责任11。这就避免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所造成的道德风险，更广泛地保护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能较好地发挥消费者组织等公益团体的作用，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美]凯斯?R.桑斯坦主编，涂永前等译.行为法律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杨立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成功与不足及完善措施.清华法学，2010(3).

[3]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0(4).

[4]李友根.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宪法争论———过重罚金条款与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法学论坛，2013(3).

[5][德]阿斯特丽德?施塔德勒著，王洪亮等译.德国公益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