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政治哲学范文
时间：2023-12-08 06:12:57
柏拉图政治哲学篇1
美国哲学家怀特海曾从整体视角指出:“欧洲哲学传统的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帕帕斯在《柏拉图和<理想国>》一书中指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重点探讨的是城邦的正义,这是其构建理想国家的路径,他提出的灵魂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是两个举足轻重的题目,它们对人的正义的生存都非同小可。”施特劳斯在《城邦和人》一书中强调,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在《理想国》中运用反讽的方式,对民主进行探寻与辩护,这成为现代管理者构建正义之国的分析元素。麦金太尔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一书中也强调,优秀的政治管理者应该注重关于正义论证的“合理性探究”。尽管麦金太尔也认为,柏拉图把意见的正义和知识的正义对立起来,把作为卓越的正义与作为效用的正义分离开来,使得正义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但是,柏拉图关于政治管理的讨论方式还是为现代正义观念的重塑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中国学者对柏拉图的研究最早主要集中在教育哲学或道德哲学领域,而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研究柏拉图政治管理思想的文献则稍显薄弱。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如,廖申白教授从整体视角指出,理解柏拉图正义概念的演变,“对于理解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行为标准是重要的……有助于促进东西方文明间的相互尊重与沟通”。张羽佳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及其对近代西方民主理论的影响》一文中指出:“近代民主理论在深入分析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同时对其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谁应当统治’进行解构,并最终将此问题转换为‘应如何对统治者进行管理’这一现代民主问题。”唐慧玲在《洞穴内外:从哲学王到政治家》一文中也指出,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在一种阶级分析的框架下,或从政治实用主义的立场理解柏拉图是有问题的;尽管柏拉图坚持了哲学的至上性和超越一切感性认知的政治理念,但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用以判断现实国家的标准。
柏拉图构建正义之国的政治理想值得人们敬重,但是,他为此所预设的政治管理模式的合理性却有待商榷。正如刘华萍所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分别从城邦的正义和灵魂的正义两个方面阐述正义本身。而对于为什么当且仅当从这两个方面人手才能说清楚正义问题,柏拉图并没有给出恰当的解释”。通过阐释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之类比存在的剩余问题,刘华萍指出柏拉图在二者间做出了不恰当的跨越。而本篇文章则以正义为基点,从个体善与城邦正义逻辑演变的视角,指出个体善不一定能产生城邦正义,柏拉图以个体善推导公共善的方式构建理想的政治管理模式存在着某种悖论。
一、个体菩:理想政治管理之基础
柏拉图的政治管理思想在《理想国》、《国家篇》、《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他主要是从个体善以及由此推演的城邦正义来描绘其构建理想国家的路径。为了重塑个体善的观念,在《理想国》的第一卷,柏拉图批评了关于正义的几种普遍流行意见。譬如,克法洛斯和玻勒马霍斯将正义视为“‘有话实说,有债照还’、‘把善给予朋友,把恶给予敌人’”。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格劳孔则说,“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所谓最好,就是干了坏事而不受罚;所谓最坏,就是受了罪而没法报复”。按照柏拉图的理解,这些普遍流行的正义观念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根本没有涉及个体德性的完善及城邦正义的实现。因此,柏拉图认为,这些普遍流行的正义观念违背了正义德性的两个重要特性,即正义是一种与他人完善相关的德性,并且正义是与总体性相关的德性。如果把正义理解为以恶报恶、有债照还或者好坏的折中,这就把正义与恶联系在一起了。如果“给一个坏人以他应得的恶,会使这个坏人变得更坏,这也同正义是德性、是一种善的性质相背离”。
为了促进个体善进而达至城邦正义的实现,柏拉图在借苏格拉底之口对当时流行的诸种正义观念进行否定之后,便提出自己的善观念。柏拉图从灵魂的诸组成部分出发,论述了正义之善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基于德性源自灵魂各部分和谐作用的观念预设,柏拉图预先对人的灵魂做出了分析。在他看来,“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性部分;人们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的,可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亦即种种满足和快乐的伙伴”,而无理性部分的激情又在一定程度上听从理性的指导。因此,人的灵魂包括三个部分,即理智、激情和欲望。有理智的人是爱智慧的,对其而言,理智起着领导作用;激情服从理智的指导,成为它的助手;欲望则需要受到理智的管制与约束。欲望和激情服从理智的指导,这三个部分和谐一致,便是个体灵魂的正义和健康。
按照每个人灵魂素质的优劣表现,对他们的“德性”要求也不相同,擅长思考的人以追求“智慧”为德,富有激情的人以崇尚“勇敢”为德,而欲望强烈的人则需要以“节制”为德。因此,相应于灵魂的理智、激情、欲望三部分,便具有智慧、勇敢、节制三种基本德性。每个人依据自身灵魂的特质保持其相应的德性,即灵魂的三个部分各自发挥其德性优势,进而使灵魂整体和谐一致,这时的灵魂就拥有了的“正义”的德性,也就实现了个体善。
为了从个体善推演城邦正义,在《理想国》的第四卷,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明确地阐释了个体善与城邦正义的相似性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就个体自身而言,柏拉图对正义作了三点相互关联的描述,即正义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每个人在国家内做他自己分内的事;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显然,在这里,正义并不是超越于其他三种德性之上的至善,而是个体全面发展与实现的整体德性,个体善就表现为灵魂诸组成部分与诸德性相一致的有序状态。如果说柏拉图所谓的个体善是指个体灵魂诸组成部分的和谐有序,那么,理想的城邦正是相应于灵魂的不同分类及其对应的德性形式的应用而生,它要求不同阶层的个体对自我能力有所认识,对自我为共同体所做贡献的方式有所遵纪。柏拉图对正义之德“除了来自个人而外城邦是无从得到这些品质的”的强调,再次突现了他从个体善推导城邦正义的演绎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强调至善理念,坚持个体对至善的追寻,哪怕这种观念在现实政体中遭遇诘难。然而,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却对个体善的理解有所改变,因为他意识到一位优秀的政治家面对不同的情境需要具备勇敢和谨慎双重性格。进而,至善与善,好与次好这种具有相对性价值的观念受到了柏拉图的认可。在《法律篇》中,柏拉图的善观念转变表现得更为鲜明,尽管在他看来,“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条命令能使每个人处于最佳状态,也不能精确地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在任何时刻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怎样做是正确的”,但是,法律又为个体善走向城邦正义提供一种必要的保障。柏拉图借医生与船长的例子说明,如果对具备技艺者不做丝毫限制,他们即使具备超凡的技能,实现对现实生活需求的推进,也可能由于利欲熏心为实现个体利益而伤害他人,而后者对城邦的破坏性会大于法律的强制性对个体追求至善的束缚。所以,按照柏拉图的理解,法律不是理想的至善,却是必要的次好。柏拉图这种善观念的转变其实是为个体善的实现设置了一道外在屏障。
当然,柏拉图政治管理思想得以预设的前提是通过正义连接个体善与公共善,这除了《理想国》对个体灵魂之善的预设之外,还有另一重要元素是从个体善对城邦正义的推演。
二、城邦正义:理想政治管理之目标
连通个体善与城邦正义的基础在于人的灵魂结构与国家等级结构的同构性,柏拉图建立的这种“人邦同构”的政治管理模式,其逻辑前提是按照个体灵魂素质的不同进行全体公民的社会职责分工。这种以个体善为出发点,以城邦正义为归宿的演绎方式。凸显了从个体善推导公共善的政治管理之设想。
在《理想国》的第四卷,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明了城邦的特性和品质源自于每个公民的性格和品质,城邦正义的实现必须由个体善的实现来解释。如果“某一个特征在个人身上找不到,那么它也不应该出现在城邦之中。一切关于城邦的陈述都应该以关于个体的陈述为标准来衡量”。因而,可以说,柏拉图对于城邦政治管理之方式的构建,是以个体灵魂的“四元德”为基础,从“灵魂三分学说”发展而来的。按照神创造人的材料即每个人的灵魂素质的不同,以及人的灵魂的不同德性,在建立城邦的时候,就相应地将社会共同体划分为三个阶层,即生产者、护卫者和统治者。由于每个人的天性不同,“‘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邦’”。这个城邦需要规定一个总的原则即正义的原则,这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只要“商人、辅助者和卫士在国家中都做他自己的事,各发挥其特定的功能,那么这就是正义,就能使整个城邦正义”,从而促进公共善的实现。如果某个天生的生产者因具有财富等因素,企图充当统治者,或者一个人同时执行他人的职务,就会给城邦带来危害,进而会产生不正义的城邦。由此,可以看到柏拉图始终考虑的是城邦的正义,不是某一个等级的或某个人的利益。
为建构理想的政治管理模式以实现城邦正义,柏拉图依据个人灵魂差异进行了社会分工,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金银铜铁论”,即城邦的所有成员被视为创世之初的神用泥土所造,但是在铸造的时候,上天在他们身上掺入了不同的物质,掺入黄金的成为统治者,掺入白银的成为护卫者,掺入铜铁的成为生产者。由于“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这样,不同阶层的人就因质料差异而得到不同的社会分工。热爱智慧的人(哲人)被视为领导(统治)阶层,管理城邦;崇尚勇敢的人(武士)形成军士(护卫)阶层,防卫国家的外侵与内乱;追求物欲的人(生产者)被分属从事农、工、商业活动(生产)阶层,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这类人需要以“节制”约束其欲望。国家有了这三种人,就有了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有智者能够运用人的理智力量构想并妥善管理国家;勇敢者能够保有对城邦的忠诚热爱;节制者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这三种人被安排在各自应属的、且能够胜任的岗位上,当“城邦里的这三种自然的人各做各的事时,城邦被认为是正义的”。当且仅当城邦各阶层成员按照社会分工各安其分,各尽其责时,城邦正义之公共善才能获得实现。
柏拉图政治哲学篇2
关键词： 柏拉图 理念论 哲学王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是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从苏格拉底，在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和苏格拉底之死后，国家衰弱，社会秩序混乱，民主走向盲目，整个希腊由盛转衰的现实让柏拉图开始追寻心中的理想的国家。
一、哲学体系的基石――理念论
理念论是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的本体。其中理念表示的是事物的本原，决定着事物为事物的本质，它“不动不变”，可以被用来“定义”，不仅是存在于头脑中的道德范畴，更是柏拉图认定的可以独立存在的实体。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是我们感官能感知的世界，它时刻处于生灭变动之中，就是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的变化，这些变化让世界变得虚幻而不固定。但是在这相对不稳定现象的背后存在一个现象世界――以它为目标的永恒的、真实的、稳定的世界，即理念的世界。表面上，理念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虚幻的世界）是对立的，但是柏拉图解释道：“一方面，我们说有多个的东西存在，并且说这些东西是美的，是善的，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又说有一个美本身，善本身，等等，相对于每一组这些多个的东西，我们都假定一个单一的理念，假定它是一个统一体而称它为真正的实在。”这里的“善本身”、“美本身”是指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理念，而“多个的东西”就是指众多个体。因此，每个事物都有理念并理念的世界。至于现实世界，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的所有事物都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以此出发，他进一步提出现实的可感事物运动变化都是把理念当作目标的，而每一个事物的理念都是相应事物追求的目的，而所有一切事物都追求的一个最高的目的，即最高的理念，就是“善”。在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中，柏拉图始终贯彻“善”的理念，整个《理想国》中柏拉图对城邦的最高追求就是至善城邦，是其终极的理想蓝图。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思想，都与柏拉图的理念论在主旨上是一致的。但是柏拉图的理念论所倡导的关注人的价值，强调理性的认识。
二、国家正义――“各做各的事”
在《理想国》中，国家正义的探讨开始于国家（城邦）的起源，在第二卷中，柏拉图通过和格劳孔的争论指出，人活着就会有需求，但个体由于天赋能力有限而不可能通过自我满足需求，这就需要与他人的分工合作。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人进行产品交换，长此以往的后果就是人口的聚居，最终形成城邦。在城邦起源论中，柏拉图轻描淡写描述了农民、商人、手工艺者等分工合作而聚居的情况，而为了实现全体公民的普遍幸福，柏拉图将这种普通的分工和帮助的情况运用到对国家管理的不同等级之间的分工合作上，将自由民划分为生产者、守卫者和统治者三个等级，强调这三个等级分工合作对国家的重要作用――国家正义要求三个等级“各做各的事”。
“我们在建立我们这个国家的时候，曾经定下一条总的原则。这条原则就是：必须每个人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赋的职务”。《理想国》的这句话突出了“各做各的事”的中心：天赋。柏拉图将自由民分为三个等价是基于其天赋的不同。统治者天生就是智慧的，智慧的拥有使他们善于管理国家，因为其的智慧，统治者是三类人中最少的；守卫者是军人，军人是勇敢的，他们具有“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能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什么样的事情才应当害怕――的信念”的精神上的能力，军人的存在在于保护正义城邦不受外族侵袭；生产者主要指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他们是节制的，即“天赋优秀的部分和天赋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性”。三个等级因天赋不同必须各司其职，不干预他人的事，也不要试图替代他人的事，如果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国家就具备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美德，这样的国家就是正义的，这就是被证明了的国家正义的定义。
当理念论与柏拉图的政治期盼相结合时，就产生了“最理想城邦”的模型，他将城邦中的自由民划分为三个等级，进而展开强调他们的各司其职。柏拉图首先设定了至善的城邦的特点：智慧、勇敢、节制，用这三个因素分别适用三个等级，用智慧洞见真理，用勇敢守护智慧，用节制遏制欲望。各司其职就推动城邦成为至善，即理念的最高等级。
三、国家正义――“哲学王”的统治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自己的政体理论，这一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哲学王”思想的理论选择。他介绍了当时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四种政体：贵族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经过最终讨论，柏拉图认为，僭主政体因缺乏“理性”的合理约束而无法成为“至善”城邦，寡头政体因“欲望”过度而抑制“智慧”，民主政体因“无度”的平等和自由造成城邦失序，而对现状没有改变的贵族政体则成为最后的希望，只要有精心培育的理想的“哲学王”作为统治者，贵族政体就有可能实现理想国的蓝图。
柏拉图的“哲学王”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理论的基础上的，他主张把城邦的政治统治权完全交给少数哲学家，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现实的城邦改造和理想的城邦实现才有了希望。“不那样，我们拟订的这套就永远不会实现，永远无法实现，永远见不到天日，只能停留在口头”。柏拉图认为哲学本身就是智慧的，哲学带来理性，哲学家们拥有的理性品格会弥补政体所带来的不足，使城邦走向“至善”。虽然这赋予了哲学家统治的合法性，但并不能保证其顺利执行。柏拉图指出，哲学家的产生就极其困难，成为统治者将更加困难，必须经历从体育到音乐，从算术到几何、天文学，再到辩证法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就像刚从洞穴中走出的囚犯一样，需要逐渐适应阳光的照射，并不断反思重构自己，但是一旦其成为统治者，哲学家就将建立一个真正正义的国家。
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城邦只有在“哲学王”的统治之下才能接近真实理念的世界，现实世界的“哲学王”就相当于理念论世界中的理念的地位与作用，“哲学王”是在理念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的。理念世界是存在于真实世界之外的永恒的、本源的存在，是公民应该认识和把握的，哲学家是所有公民中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把握理念世界的人，只有哲学家才能借鉴理念世界改造现实世界。而且“善”作为理念世界的最高理念，是“哲学王”本身就具备的，他会将至善、理性加注于现世的政治管理中，构建正义的“理想国”。
四、结语
《理想国》是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经历了现有城邦社会的失序和制度的腐朽后，柏拉图以理念论为根基，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安定有序、长治久安的城邦国家，这样的国家是正义的。至于如何实现这种国家正义，他提出“各做各的事”和“哲学王”统治两个建议，他对理念论中最高的理念“善”的追求决定城邦中阶层的各司其职和理性的哲学家能够统治现实以尽可能接近理念世界的正义性，所以柏拉图的国家正义思想是在理念论的指导下产生的。柏拉图一方面试图超越感性世界的限制，另一方面尽力返回现实世界，将其纳入理性规则，在不断的补充和争斗的过程中，形成了其政治哲学的特殊性，奠定了其在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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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政治哲学篇3
关键词：柏拉图；法治；《理想国》；《法律篇》；正义观
作为古希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一生的著述颇丰，他一共留下了23篇对话和3件书札，其中关于政治法律的对话，依次有这样三篇：《理想国》（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这三篇对话反映了柏拉图法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说,《理想国》是柏拉图探讨哲学和道德哲学的重大智慧结晶,《政治家篇》和《法律篇》才真正在《理想国》的基础上构建城邦的政治法律制，而晚期的《法律篇》更是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法律思想。
柏拉图青年时代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度过的,他目睹了当时希腊社会的混乱给城邦公民带来的悲惨遭遇，也目睹了希腊由盛转衰的过程。这促使他萌发了强烈的构建一个理想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为希腊城邦的社会秩序进行不断的思考和探讨，都在为民主法治构建理论基础，并最终期望将这种理论变成制度，付诸实践。传统的观点认为，柏拉图的政治法律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理想国》中的“哲学王”人治到《法律篇》中法治的转变。但本文认为，柏拉图政治法律思想的发展并不是一种由人治到法治思想的转变而是法治思想的一个发展过程。柏拉图的法治思想建立在他的哲学和道德哲学基础之上,是一种理性的法治思想。下文将以《理想国》和《法律篇》为对象对这个观点做一论证。
一、柏拉图“正义”思想的发展
正义的价值可以说是西方法治的基石，同样，柏拉图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正义观基础之上的。正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正义是具体多变的，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博登海默把它描述为：“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间呈现不同形状并且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同样，柏拉图对于正义的阐述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柏拉图早期的正义观体现在《理想国》中，此时他对正义的论述与晚期在《法律篇》中对待正义的观点有相当大的不同，早期的正义观是精确、可具体计量的，有确切的定义，甚至是可以反证的，是一种实体正义的思想；而晚期则是一种程序正义的思想。
（一） 《理想国》中柏拉图的正义思想
《理想国》的副标题为论正义，可以从一个角度上说，《理想国》通篇都是对正义的探讨，《理想国》就是一部“正义论”。 从什么不是正义到论述什么是正义，从正义本身是什么到论述正义的结果及正义将带来的利益，从城邦正义到个人正义，柏拉图对正义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在《理想国》的开篇，苏格拉底在与克法洛斯的对话中引出对正义是什么的探讨，苏格拉底和克法洛斯都同意仅仅有话就说，有债照还不能算是正义，而“玻勒马霍斯插话说：这就是正义的定义，如果我们相信西蒙尼德的说法的话。” 柏拉图接着摆了几种欠债就还不是正义的情况，此外，柏拉图还驳斥了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正义就是适如其分的报答；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不正义比正义有益这几种正义观。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是自视为立法者的身份的，因而也可以说他是在说明给社会生活制定的法律规则是需要体现正义的，并且这一正义是有实体的判断标准的。他否认了那些通常的正义的定义，并阐述了自己的正义观。他将正义看作是组成城邦的各个部分（即统治者、护卫者、农民及工匠）“按照其本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强调每个人在城邦都只能承担一项工作而不得相互僭越，只有这样，城邦才能稳定。他从国家整体目标的视角出发，提出正义不仅是个人的德性，而且是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德性不但是对个人的要求，更是对国家的要求。由此开始了他对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追求。
柏拉图首先以一个例子引入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探讨。他说“假定我们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入发现别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可就交了好运了，我们就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 这个例子跟正义的关系是“有个人的正义，也有城邦的正义” 。因此他认为大东西里边的正义可能更容易理解，主张用由大见小的方法，先探讨城邦的正义，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
他从一个城邦的成长讲起，来考察正义和非正义的成长。。柏拉图认为城邦起源于社会分工。由于每个人各自的性格天赋不同，适合做不同的行业，于是产生了分工和交换。随着分工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商业和对外贸易，还有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城邦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同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这就需要城邦保卫者。城邦保卫者包括统治者和辅助者。城邦的护卫者必定是经过良好教育培训，并被证明是最优秀的。这样城邦社会被划分为三个阶层：统治者、军事护卫者、生产者。柏拉图引用腓尼基神话，提出了人有金、银、铜、铁之分的观点。由于先天的差异，公民存在着金、银、铜、铁之区分，一个人在城邦中应居于什么样的等级，只取决于他身上的金、银、铜、铁的比例，也就是他的天性和努力。人们追求各种美德如智慧、勇气、节制，一个正义的城邦也应该具有这些美德。在一个理想的国家里，智慧、勇敢和节制要有序、合理的加以安排。柏拉图认为，正义的国家就是智慧、勇敢、节制三者和谐有序的结合，而正义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周守本分、各尽其责，一个正义的城邦——理想国，就是一个各人按照天性，做自己应做的本分工作的共同体。
接着，柏拉图对照城邦正义论述了个人正义。他认为，人可分为灵魂和肉体两部分，而人的灵魂有三种品质。即理性、激情和欲望，而这三种品质又与三种德性——智慧、勇敢和节制相对应。个体的正义就是灵魂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和谐，就是人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保持在各自的限度之内，从而求得各不同部分的和谐统一。在这三种品质中，理性居于领导地位。
柏拉图的正义观中始终贯穿着对法律的论述，柏拉图似乎也自命为就是一位立法者。他在《理想国》中明确指出不正义的法律不是好法律,并且认为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是相辅相成的,个人如果违法,城邦正义便不存在。在他看来,人性中三部分和谐便是正义、美德,也即是合法的;当不正当欲望占主导地位,打破三者和谐时,便是不正义,一个人便会违法。 此外，他还在《理想国》中阐明了法律是否得到维护对国家的秩序和幸福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律对保持勇敢这种美德的重要作用，他还把把法律和法律的精神看作是治国者、辅助者治国的依据。由此可以看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是重视法律的价值的，只不过他重视的是人们心中的法律，珍视的是正义与理性所认可的法律，珍视的是正义和理性的实体标准所体现的那些价值，至于有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则是并不重要的。虽然此时柏拉图对法律的重视缺少了法治的核心程序正义，但不能由此否认他此时法律思想的法治性，笔者认为，柏拉图此时对正义的阐述和对法律的态度正是其法治思想的萌芽和探索阶段。
（二）《法律篇》中柏拉图的正义思想
据西方研究柏拉图的专家考证，《法律篇》是柏拉图晚年的作品。它成书于柏拉图三赴西西里岛上的叙古拉城邦之后。柏拉图为实现自己在《理想国》中的“哲学王”的政治理想，试图在叙古拉实现自己哲学治国的理想，但无情的现实深深的打击了他。尝试的失败使得柏拉图更加现实的考虑治理国家之道，由此，法治观念成熟起来。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步法学著作，它处处显示出法律的至上性。在此，先关注一下它对正义的阐述。
正义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首先被认为是立法者的美德，因为这种美德要达到的目标是追求整个国家的美好与幸福。他指出，每个立法者，除了最高的美德之外，不能考虑其他的见解。而这种最高的美德，就是“决定时刻的忠诚”，人们也称其为“彻底的正义”。 关于正义的具体内容，柏拉图指出：“最好的政策是用他自己的新法律来统治帝国，这些法律给予所有的人以某种程度的平等。” 他认为法的平等就是法的正义，从另一个方面说，正义就是“善”， 柏拉图认为，“立法者制定每项法律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善”，而“最大的善既不是对外战争也不是内战，而是人们之间的和平与善意”。 人性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受善的控制，由此达到最好的生活状态。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在对当时流行正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正义理论。柏拉图《法律篇》中从法律理念的层面上继续了这种讨论，并明确提出了区分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他认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正义是强者的权利”这样一种观点是错误的，政府权力不应给予最强者或最富有的人，而应给予服从法律者。法律没有权威的国家易于毁灭，而法律高于统治者的国家则能得到神的祝福。简言之，法治和平等是正义的；不依法办事，为强者立法是不正义的。柏拉图通过对正义的阐述，宣传了他法律至上的思想，由此体现了他的法治思想。
柏拉图认为人的美德是至上的，因此与人的美德相符合的法律也应该是至上的。法律的至上性意味着法律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性。法律的地位是任何权威所不可比拟的。此外，柏拉图还重视法律的稳定性，提出了法律修改的三个原则。法律至上性下的柏拉图非常重视程序正义。他对程序正义的主张体现在立法方面、司法方面、行政决策和选举程序方面。这些都充分凸显了他的法治思想。
柏拉图的正义思想，从《理想国》中的重视实体正义到《法律篇》中的重视程序正义，正是柏拉图法治思想发展的历程，体现了他的法治思想从萌芽探索到逐步发展的过程。
二、从“哲学王”之治到法治及其政体观念的发展
从《理想国》到《法律篇》，柏拉图的思想经历了从理性的立法者“哲学王”之治到明确强调法律至上的法治的发展过程。其政体观念也有最初的批判各种政体发展到最终的混合政体观念。所有这些，都可以验证柏拉图“法治”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从“哲学王”之治到法治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所设想的乌托邦中，把城邦的完善、公民的幸福生活寄托在统治者个人身上，主张国家是通过“哲学王”进行统治的。而在《法律篇》中，法律则具有至高无上性，统治者和臣民都必须服从法律。由此，便有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从《理想国》到《法律篇》，柏拉图的思想经历了由“哲学王”的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但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法律篇》是《理想国》的延续，是柏拉图法治思想的发展和成型阶段。《理想国》中“哲学王的政治意义并不可能在于哲学王从话语变为现实 ……哲学和权力结合的政治针对性在于它是智慧之人变革城邦立法的最佳形势，而哲学王对城邦的统治其实就是法治”。
由谁来立法,怎样立法,怎样实施,在柏拉图看来唯有通过教育、通过遴选由少数爱智慧的哲人来完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追求的哲学王是一个追求真理的立法者,是从城邦公民中经过筛选和长期教育培养出来的立法者。《理想国》中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展开是沿着哲学、哲学家、哲学王一步步推进的，洞喻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线索。在这个著名的比喻中太阳、洞穴、囚徒等都被赋予了深刻的寓意，柏拉图也以一种迫切而隐晦的形式宣告了哲学统领一切的开始。他认为，哲学是对自在自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意识，是对国家的普遍目的及对这种普遍目的的有效性的意识。 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至高的“善”。 当然这种完美的善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一系列精心的准备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因而柏拉图对现实中哲学家的培养和成长做出了进一步规划，即每一位哲学家都必须经历从体育到音乐，从算术到几何、天文学，再到辩证法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的成长过程是艰辛的，这正体现了他对哲学至上性、神圣性的论断；另一方面也预示了哲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某种隔阂。在这个基础上，柏拉图提出了“哲学王”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哲学王要进行理性立法，必须具有真知，通过自身努力来追求至高的“善”。同时，他又在《理想国》中明确说明，如果哲学王对于美的事情、正义的事情、善的事情无法进行最真实的把握，那也只能由守卫城邦的法律和习惯者来实现这一目的了。
由上述可知，在此时柏拉图的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法律在治理城邦方面的作用。只不过这时的法律依托于理性，是从理性角度为城邦的法律寻找依据的，坚持至上的理念。到《法律篇》时，这种抽象的理念开始转化到具体的法律制度，逐渐勾画了一个有机的法治体系。柏拉图的《法律篇》在简单地论述了法律制度的目标，城邦和立法的产生之后，便开始认认真真地为我们描述一个“第二好的国家”——新理想国在这个新理想国里，法律被提升到了重要位置，法律成为治理城邦的依据。他在突出强调法律的作用的同时，也时时刻刻地提醒着关于"美德""智识""哲学"等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完全抛弃《理想国》中哲学王的地位。他在《法律篇》中依然强调要使一个国家尽快并有效的建立起最能让人民幸福的政治制度，统治者除拥有年轻、记忆力强、学得快、勇敢等品质外，还必须具有与生俱来的崇高品格。因此，从《理想国》到《法律篇》是柏拉图法治思想的发展过程，而非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
柏拉图这种法治思想的发展历程，也可以从他的理念说中找到论证。理念说渊源于古希腊思想中对本源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至赫拉克利特提出的logos理念，有"命运"、"必然性"、"尺度"等规定，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以普遍规律和共同法则为基本含义的理性范畴。 柏拉图思想体系中的理念说认为世界分为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虽能被感知，但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而不能被认识，是不真实的世界；而理念世界虽不能被感知，但却永恒不变，是可认识的真实世界。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的就是一个理念的世界，由于现实的挫败，到《法律篇》时，柏拉图开始关注与理念世界相对的现实世界，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但根据理念说，现实事物本质上是不完善的，只是对它的理念的不完美的模仿，它的完善也只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理念世界，它只能无限地追求和趋近于理念世界。因此，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强调用树立法律权威，用法律的统治来弥补现实世界的不完满，同时也不能忽视“善”的重要性，以尽可能的使现实世界趋近于理念世界。
由此可见，从天上之城到地上城邦的构建，从《理想国》中的关注理念世界到《法律篇》中的走向现实世界，也是柏拉图理念思想的发展过程。反映到柏拉图的政治制度设计中，这只不过是其思想关注点的变化而已，是对政治制度设计的一种探索，一种逐步走向现实的探索。而非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二）柏拉图政体观念的发展
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四种政治制度，分别是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柏拉图对这四种政体分别给以了批判。第一个是斯巴达政体，这是一个军人掌权的国家，他们争强好胜，贪慕虚荣。第二种是寡头政体，从荣誉政治中产生，在社会采取财产私有制后出现，是一种根据财产标准确定资格的制度。政治权力掌握在富人手里穷人是没有什么权力的。在这种制度下，人人崇拜财富，贪欲之心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在这样的国家里，统治者的奢靡使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党争、内战很容易爆发。第三是民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下，他们打着人人平等的口号，不加区别的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而不管他们是不是事实上的平等者。这种极端化的自由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最终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第四是僭主政体，这个应该说是从民主政体发展而来，民主制下极端的放任和自由使人民不屑于任何的约束，不管是个人还是法律，最终走向了极端的奴役。那些起初扮演穷人保护者的人民领袖利用民众的力量获得政权后便开始鱼肉人民，当人民发现他们培养和拥护的人的真实面目时，“他已经足够强大，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了”。 这就是僭主政治。
柏拉图详细的评述了四种政体，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并没有接着给我们一个可以替换这四种政体的理想政体。到他的《法律篇》，在他的新理想国里，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两种国家政体即君主制和民主制，其他政体形式均由此演绎而来。“一切其他政制实际上都是这两种母制的变种”。 因此，如果要选择自由与法律的密切结合，在一个国家中就要有具备这两种因素的政体。
所以，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在法治的大框架下，设计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混合政体，即君主制和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政制”。 这是一种在节制、平等、自由以及智慧等法治伦理基础上建构而成的政治模式。 他认为只有在在这种“ 混合政治”中，自由、和平以及智慧等政治精神才能真正的生根、成长并获得很好的发展。在这种政治观的指导下,柏拉图认为在《理想国》中他曾经批判的四种政体都不是一种体制,而只不过是一些体制的主导性成分, 只有这种“ 混合政治”才是现实的最优体制,才是各种善理念的现实的体制根基。对于君主制和民主制，柏拉图曾说“一个是极端的服从,一个是极端的不服从,那么其结果在两个社会都不能令人满意。” 可以看出，柏拉图在此揭示了极端君主制的极权法则与极端民主制的自由原则,这两类权力原则由于违反权力的制约原则而在现实中无法取得理想的结果。柏拉图主张以法治为核心内涵的混合政体, 在法律统治下的“混合政治”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政治模式，才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之所以说柏拉图的混合政体观念是建立在法治的大框架下，是因为混合政体中的君主原则，是在强调统治者必须以法律为准则进行统治，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实质上展现的是柏拉图政治思想中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同时，混合政体保留民主制的原则，是在法律统治下进行的，是希望公民能在法律的统治中实现自己的各种权利。
泰勒曾在其《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一书中说：“《法律篇》比柏拉图的任何其作品，更直接涉及写成它的时代的政治生活，而且是预定满足一种紧迫感的需要的。”
结语：
至此，柏拉图的法治思想在《法律篇》中基本展现出来。在《法律篇》中，柏拉图从正义的内核是法治与平等出发，对法治作了论述。他认为，一个国家或者城邦，必须要用法律来治理，法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极大的权威：“法律所施加的力量是极大的，每个人始终应该与它合作。” 在法治理论方面，柏拉图开始强调，这种极大权威的法律是必须为整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制定的，“不是为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制定的法律是伪法律。” 而且，这种法律也必须是受到民众欢迎和拥护的。柏拉图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法治的具体内涵，，即政府官员的依法办事和民众的遵守法律。即守法包括立法者守法和老百姓守法。城邦的稳定性要求公民尊重和遵守法律，柏拉图号召公民遵守法律,但他所号召的遵守是对人有益的自愿遵守。法律应该得到遵守,因为它是有益的,而不仅仅因为它是法律。
为了使城邦的法治能够更好地实现，柏拉图还提出了分权的思想。他认为如果权力分配不当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立法者立法时应该注意权力的分配。柏拉图主张把单一的王权一分为二，把权力限制在更合理的比例上。虽然这种分权思想还比较原始和简单，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已经认识到必须限制王权，否则法律将无法获得执行。柏拉图甚至指出，波斯人的政治腐败现象的理由是，他们过度地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并且致力于引进极权政治，以致他们破坏了这个国家中的一切友谊和共同精神。这与现代法学的权力过度集中必然导致腐败的法治理论几乎完全吻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法律篇》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法学著作了。虽然其中的很多理论还不够完备，但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正如罗素所说： “一切的开端总归是粗糙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便忽视它们的创造性。柏拉图所说的话哪怕是加以一切必要的改正之后,其中仍然有某些东西是要保存下来的。” 亚里士多德就是在其师柏拉图的基础上创建了系统的法治理论。
综上所述，从《理想国》到《法律篇》，柏拉图首先从法治的基石“正义”开始论述探索，从《理想国》中强调实体正义，经过发展，到《法律篇》时，现实的挫败使他转向强调程序正义，从而展现了他的法律至上思想，强调依法而治，并在法治的大框架下构建了混合政体这一全新的政制制度。这个过程，是柏拉图法治思想从初步探索到最终成型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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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政治哲学篇4
关键词： 柏拉图 诗人 诗 哲学 政治
在《理想国》卷二、卷三中，出于培育城邦护卫者美德的目的，柏拉图带领格劳孔对城邦中流行的诗歌进行了严格的全面审查，并制定了两条基本法律：第一，诗人应只将神看成好事的原因而非一切事之因；第二，在诗歌中神应当始终保持本相而不能像魔术师一样通过变形在言行上欺骗大众。在卷十中，提出统治者只能许可歌颂神明和赞美英雄的颂诗进入城邦，甜蜜的抒情诗与史诗等不符合理想国构建的诗歌则都应被放逐。在柏拉图与格劳孔的对话展开中，我们可以看到产生其观点的逻辑，这些原因产生的机理是什么？在国内外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陈中梅立足于柏拉图诗论原文之上的研究，朱光潜着眼于贵族出身的柏拉图的政治立场而进行的理论分析，还有鲍桑葵在《美学史》中注意到的理论产生的现实渊源。
一、“诗与哲学之争”
陈中梅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诗人的驱逐实质上是由于哲学受到传统诗歌对其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和实践它的“政治性”的阻挠，从而展开的诗与哲学在主导民族文化、规导公民认知倾向和道德意识领域的发言权与仲裁权的斗争。
1.诗与认识论
因为“在古希腊，诗与哲学都是教育的工具，也都积极地、全方位地参与了民族和社区文化的建构”[1]。并且在这场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哲学并不占优势，因为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诗人是他们从孩提时代就爱慕和尊敬的“偶像”。柏拉图选择从基点处“反击”诗歌，通过否定诗歌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积极属性和正面价值，架空诗的内涵，从而釜底抽薪挖掉诗歌得以竞争的土壤。
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经历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的雅典城邦陷入一定程度上的失控和混乱，希腊文明的繁荣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现象，雅典人所具有的崇尚理性的传统实则忽视理性内涵，比如雅典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命运的主人，却不理解什么样的人生是值得过的，重视民主却缺少对民主知识的正确理解，所以柏拉图想要在雅典公民之中建立起理性研究的深厚知识背景，而为了建立这个背景，传统笼统地谈论知识的方式亟待改变。
2.诗与本体论
柏拉图反击诗人和诗歌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通过本体论论证诗的虚假性。柏拉图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有一种单一和稳定的存在，即“理念”。他认为只有事物的理式是唯一可靠的实体或质体，可以感知的物质世界只是“有”与“无”，或“是”和“不是”的混合。并且真知只存在于理念世界之中，对可见世界而言只有意见。在柏拉图看来，世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具有意见，他们因为缺乏辨识真伪的能力而看不清事物的真相，只能在虚假的表象误导下生活。事物的“虚假”和人们的无知共同掩盖了真理的光芒，哲人的使命就在于启发人们认识到现实世界的虚伪并传授探求真理的路径。只是作为模仿术的诗歌本身就是失真的，并不具有展示实质的作用。
3.诗与神学
在荷马和赫希荷德生活的时代，神的世界还是一种充满仇恨、吵闹嘈杂的格斗局面，但柏拉图生活的时期，正在进入一个由自然神学向伦理神学过渡的阶段。《斐德罗篇》里面的众神之首宙斯已经作为“强有力的统领”而雄踞天庭，定导一切；被统领的众神也是各司其事，相处和睦，气氛亲善而没有妒忌。在被引入伦理判断的神学中，神的活动应当作为指导人们生活的“样板”，因而神只能是善好之事的原因，所以诗人对众神形象不经伦理学原则检验的塑造和歪曲是不被允许的。
4.诗与心魂学
柏拉图认为，心魂是自主引发运动的原力，是绝对完整自足的存在，人的心灵结构的完善不仅符合个人的自身利益，更直接影响城邦秩序的稳定。就像《理想国》中所体现的正义的人与正义的城邦可以相互推理的逻辑，个人正义的实现是理想国能够建立的前提，健康的心灵结构是个人正义的基础，所以城邦的统治者必须重视对个人心魂的治理。因为心魂不仅重要，而且可能产生失调和无知两种错误，正如泰阿泰德将胆小、放纵和不公正看做是心魂的疾病，把形形的无知看做是心魂的内在变形。
5.诗与道德及政治
以文化讨论文学，以伦理评述诗歌的方式是古希腊人的共识，这种根深蒂固的城邦利益的视角与其生活的环境紧密关联。自公元前六世纪，尤其是在经历了梭伦变法之后，城邦在公民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柏拉图所说的“城邦是我的父母”与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的名言均概括性地反映出当时公民阶层对人与城邦关系的共识。正是由于Politics作为“第一艺术”对其他艺术居高临下的优势，使得从城邦利益出发去审视诗歌变得理所应当。
二、“万物同质”的假定
“万物同质”是一种缺少二元论色彩的观念，即视万物同为彻底的自然现象。以神为例，希腊人认为神就住在某个山上或某座神庙中，以神为创作原形的艺术品不是一种对无形力量的纯粹象征，而是一种对神的肖像描摹。既然万物同质，“自然不能不假定，艺术和美的本质不在于它们同普遍感官知觉对象背后的一种看不见的实在具有象征关系，而仅仅在于它们同普遍感官知觉对象具有模仿关系”[2]。
既然人们如果仅因为形式的缘故而喜欢或讨厌某一事物的形象的话，那么，理所当然的，人们对这一形象所模仿的现实中的实际事物同样会感到喜欢或讨厌，由此便产生了与美与艺术相关的道德主义原则。因为艺术上的再现同人的关系与普通事物同人的关系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对现实中不道德内容的模仿再现只能增加不道德事例的普遍性，并通过暗示增强其诱惑力，所以，“从道德上来说，艺术的再现在内容方面，必须按照和实际生活中一样的道德标准来评判”[3]。
三、从贵族立场看政治动机
朱光潜认为，过去的资产阶级学者大都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认为柏拉图驱逐诗人的这场“斗争”是站在哲学的立场上与诗争夺统治权的“诗与哲学之争”，忽略了柏拉图政治维度上的基本动机――在雅典民主势力上升的时代重建新的政教制度和思想基础以维护贵族统治，柏拉图的一般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都是从这一基本政治立场出发的。
柏拉图在构建理想国时，多次强调真理和知识对于实现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的重要意义，认为哲学王应当能够首先超越可见世界的局限看到善的理念，再返回城邦之中依照理念治国；而在个人的心灵结构中，只有激情辅佐理智实现对欲望的控制，才是健康善好的。
柏拉图与文艺相关的理论思想，同样离不开这一基本立场的指导。柏拉图鄙视理式世界以下的感性世界，鄙视哲学家关照以外的实践活动及与实践活动相关的技艺；就文艺的社会功用而言，他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是否服务于政治是衡量文艺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如果一件文艺作品的影响从政治标准来看是坏的，那么无论其艺术性有多高，都必须被清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控诉诗人们的两大罪状：诗作为模仿术不能表现真理和诗伤风败俗（于公不利于最正义的国家理想国的建立，于私有碍于个人灵魂中各部分的协调发展）同时也是针对他的政敌而言的，第一条罪状是控诉代表民主势力的诡辩学者把诗当做寓言的论调，而第二条罪状则是攻击民主政权统治下的戏剧和一般的文娱活动。在朱光潜看来，对“诗人和其他模仿的艺术家”的轻视不单单是出于对其政敌行为的批判，这种轻视艺术技巧的态度有其作为奴隶主的阶级根源。
四、双重身份的逻辑
在上文中，朱光潜认为，这场“诗与哲学之争”的实质在于其政治内涵，是一场“哲学与政治之争”，我赞同此点，但不是同样基于柏拉图维护贵族统治的政治动机分析，而是相反，柏拉图以政治标准审查诗歌内容，不准许违背理想国法律的诗人进入城邦，根本在于提醒哲人：作为现实城邦的公民，在追求真理的同时应当具备相应的政治意识，否则，存在于政治与哲学之间根源处的张力，只会迫使哲人重复苏格拉底的命运结局。
在柏拉图的心目中有两种诗和诗人，理想国中真正要驱逐的并非是第六等人“诗人或其他模仿的艺术家”[4]，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接受政治的规导而被理想国所吸纳的，但第一等人“爱智慧者，爱美者，或是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5]。由于见的真理最多，而无法与建基于言语上的谎言的政治妥协，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才真正构成对哲学王统治的威胁。因为哲人的使命是求知，是走出洞穴看到阳光下的真实，但政治统治的基础就是要让洞穴中被桎梏的奴隶相信墙面上的影子才是真实的。理想国的统治者虽是哲学家，但称王的哲人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纯思辨性质的哲人，他必须具有政治意识，必须学会运用言语上的谎言，所以驱逐诗人是在提醒哲人，要服膺于哲学王的统治――一种离不开谎言的政治，不仅是保护自己，更为了能够建立起最理想的正义国家。
（一） 诗人与哲人的相似之处
1.被神灵凭附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提到四种被神灵凭附的迷狂：语言的，教仪的，诗歌的，爱情的，每种都有各自主宰的天神。由诗神所凭附而来的是第三种迷狂。“它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流露于各种诗歌，颂赞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垂为后世的教训”[6]。诗人只有被诗神凭附才可能走进诗歌的门内，这是单凭作诗技巧无法达到的境界，当诗人在神志清醒时所作的诗遇到迷狂状态时吐露的辞章就顷刻黯淡无光了。
在《伊安篇》中，柏拉图专门谈到了诗人的本领是一种灵感而非技艺，并用磁喻来比拟诗人灵感的获得与诗歌感染力的传递方式：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诗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柏拉图认为诗人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就感受到酒神的狂欢。
哲人陷入的是第四种迷狂。因为哲学家不满足于俯视世人所认为真实的可见世界，而是运用理智，从感官知觉获得的经验出发，凭借辩证思维的反省，把它们统摄成整一的道理。柏拉图认为哲人对真理的追求是一种回忆，回忆脱离了肉体，随灵魂向上升高，俯视我们身体生活的世界，举头得见灵魂在永恒本体境界之中所观览到的一切。
2.无用的评价
柏拉图在谈论诗人时提到过，从荷马以来的所有诗人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他事物的模仿者，他们既不拥有使用者对事物的知识，又没有制造者的正确意见，而是相反一无所知。这种诗人无用的观点非常像阿德曼托斯对苏格拉底转述的公民对哲人用处的质疑：他们看到热爱哲学的那些人，不是仅仅为了完成自己的教育而学一点哲学，并且在还年轻时就放下它，而是把学习它的时间拖得太长，以致其中大多数变成了怪人（我们且不说他们变成了坏蛋），而那些被认为是其中最优秀的人物也还是被你们称赞的这种学习变成了对城邦无用的人[7]。柏拉图认为，荷马对其在诗歌中所谈论的最重大最美好的事情一无所知，他曾质疑：“如果荷马真能帮助自己的同时代人得到美德，人们还能让他（或赫西俄德）颠沛流离，卖唱为生吗？”[8]这让人很容易地联想到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城邦中所遭遇的相同甚至更糟糕的境遇。
在苏格拉底面对阿内图斯以不敬雅典的神和腐化青年思想为由对自己的控诉时，他虽然做过以下辩白回应公民对自己不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质疑：“我来来往往所做的无非是劝告各位，劝告青年人和老年人，不要只关心自己的身体和财产，轻视自己的灵魂。”[9]“你们可以想想，我多年来不理个人的私利，不顾一己的私利，经常为你们的利益奔波，一个一个地帮助你们，像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敦促你们关心美德。”[10]但最终仍旧没有改变陪审团中的大多数人对哲学家是“唠叨鬼、看星迷或大废物”的印象，经过从自愿报名的雅典民众中随机挑选出501人组成的陪审团的两轮投票，苏格拉底被多数票判处死刑。
（二）属神的哲学与属人的政治
哲学相比政治一点十分显著的不同在于，哲学对美的关照是一种对永恒理式的凝视，是一种个人面对最高理念的纯哲思的生活，而政治则需要公民充分参与到城邦的集体活动之中，讨论的内容都是现实世界的事物，这正是哲学家所视为虚假幻象而不值得追求的。
哲人之所以不经常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不仅在于来自最高理式的吸引，还有政治与哲学的另一深层矛盾。在谈到培育哲学王的最关键的步骤――辩证法教育时，柏拉图十分明确地谈到了哲学对于政治的威胁。“辩证法”一词源于古希腊，是一种谈话的艺术，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被指通过辩论的方式找到双方的不足，在各自矛盾的暴露与解决中建立起对真理的认识，这是一种哲学家认识真理的重要方法。但柏拉图却提醒格劳孔应当注意到在搞辩证法上所引起的恶果――搞辩证法的人违反法律。我们从他的比喻中可以得知，人们在认清真理之前需要通过辩证法的运用清除自己旧有的由城邦塑造的观念，而这是城邦统治所需维系的意识形态内容，而另一种可能更糟糕，如果被扫除了旧观念的思想空白不能被真理填补，那么会导致头脑被既不是真理又非城邦道德法律的其他内容占据，从而既不利于个人的人生幸福，又严重破坏了城邦统治秩序。
除此，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其他部分也多次涉及政治与哲学之间的根本张力：哲学为追求真理所要审视的正是政治得以维系的根基，哲人在求知过程中最需要具备的怀疑精神动摇着政治在世俗社会里的权威地位。为了完成理想国的构建，柏拉图采取了哲学向政治妥协的解决方案。在谴责诗人将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时，柏拉图提到，即使诗人们描述的诸神之间明争暗斗的事情是真的，也不应该随便讲给天真单纯的年轻人听，这些不利于护卫者美德养成的故事最好闭口不谈，如果非讲不可，就只能许可极少数人听，“并且秘密宣誓，先行献牲，然后听讲，而且献的牲还不是一只猪，而是一种难以弄到的庞然大物。为的是使能听到过故事的人尽可能的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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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政治哲学篇5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海淀 100088
[摘要]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有三篇是主要谈论政治哲学的，而且很明显这三篇有着不同的气质和倾向，对法律的不同态度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理想国》中，法律只是一种无能的意见，因为对于了解真正知识并且掌握绝对权力的哲学王来说，法律只会束缚哲学王的手脚。因此，法律免不了被排除在理想国之外的命运。但在《政治家》和《法律篇》中，法律却被视作是一条将其晚期国家理论串连起来的金质纽带，并且重回了政治舞台的中央，而这对柏拉图来说，实际上为了恢复法律在希腊政治理想中所占据的地位。
[
关键词 ]柏拉图；法律；《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
一、引言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西方文化传统当之无愧的奠墓人之一，其重要性，从怀特海曾说过的一句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名言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他认为，“关于全部西方哲学传统的普遍特征，可以最稳妥地概括为：全部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1。因此，要理解和读懂西方政治思想，柏拉图是个绝对绕不过去的槛。但是柏拉图著作中所阐述的一系列理论，尤其是其有关于政治学的理论，对于熟习了自由主义观念的现代人来讲，往往会感觉到陌生与费解，因为柏拉图政治理论的出发点，与现代人谈论政治话题、陈述政治理论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还是因为柏拉图理论自身所存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柏拉图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度和所提出的一些命题，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的情况。因此，要比较深刻地理解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就必须认真处理其政治哲学理论中的不一致之处。而本文主要从法律这一个角度来展开论述。
首先，在《理想国》中，法律乃是一个略而不论的问题，柏拉图根本就不打算要在其构建的理想王国中为法律留出一个位置。然而这样一种对法律的处理方法，与希腊政治理想中的公民自治观念和法律下的自由观念，是显然相悖的。这不免让后世的柏拉图的研究者感到诧异与惊奇：为什么一个在希腊城邦的典范雅典土生土长的而且对政治事务极富洞察力和对政治理论极富穿透力的伟大思想家，居然会对希腊人十分珍视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如此地视而不见呢？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柏拉图的《政治家》和《法律篇》时，我们又更加疑惑了，因为在这两部著作中柏拉图把法律提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并认为法律乃是一根将其国家理论串联起来的金质纽带，而这明显与其在《理想国》中对法律的蔑视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们曾经对作为无能意见的法律满怀不屑的柏拉图到后来竟会把法律提到一个如此至高无上的位置？对以上疑问的回答，就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
二、《理想国》与作为无能意见的法律
在柏拉图三篇主要讨论政治哲学问题的对话录中，《理想国》是最能够表达柏拉图对政治的一般认识的著作，也是最能够与其哲学理论一脉相承的著作，可以说《理想国》就是柏拉图的“哲学理论在政治领域的运用”2。就《理想国》一书的意图而言，乃是要构建一个完美的理想国家的“样板”，或者换一种说法，乃是要以一种极端化的并且十分简洁的逻辑推理方式来揭示作为国家这样的一个实体所应该具有的本质原则和标准。3而且，柏拉图认为，通过这些“样板”及其所体现的“标准”，就可以“判断我们的幸福或不幸，以及我们的幸福或不幸的程度”。4因此，柏拉图所希望揭示的是关于城邦的一般性的科学，而非对某个特定城邦的具体认识。
在柏拉图以这种极端化的逻辑推理方式构建起来的理想国家模型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柏拉图对法律的问题采取了略而不论的态度。从《理想国》中柏拉图所设计的苏格拉底与智者们的一些对话，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对法律的蔑视态度。比如，柏拉图认为，国家没有必要制定繁琐冗杂的法律，“因为，仅仅订成条款写在纸上，这种法律是得不到遵守的，也是不会持久的”5。柏拉图还强调，“真正的立法家不应当把力气花在法律和宪法方面做这一类的事情，不论是在政治秩序不好的国家还是在政治秩序良好的国家；因为在政治秩序良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是无济于事的，而在秩序良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有的不难设计出来，有的则可以从前人的法律条例中很方便地引申出来。”6所以，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之口，对那种试图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来杜绝各种社会弊端的做法表示极力的反对，认为主张这种做法的人“总希望找到一个办法来杜绝商业上的以及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其他方面的弊端”，然而“他们不明白，他们这样做其实等于在砍九头蛇的脑袋”。7在柏拉图看来，法律属于“约定”8的范畴，源出于习惯和惯例，是从一个个先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的产物，而习惯、惯例、经验等一切属于约定范畴的东西，却都只不过是一些残缺不全的、甚至是虚幻和错误的无能意见而已。因此，在柏拉图看来，法律也不过只是一些无用的意见，法律的目的“仅仅在于提供一种最不拙劣的能够的与一般情势相适应的规则而已”，所以，法律显然不能帮助国家的统治者达到国家的理想状态。9
然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法律所采取的蔑视态度并视其为无能意见而将其从理想国中清除出去的做法，却构成了对城邦政治理想和信念的一种完全否定，而且也是对城邦自由公民身份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完全否定，因为城邦的政治理想与这样一种信念密切相关，即真正的自由与尊严只有在人们都服从法律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关于城邦的政治理想，萨拜因有过非常精彩描述。他认为，“城邦是一个共同体，而在这个共同体中，它的成员过着一种和谐的共同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尽可能多的公民被允许积极参与公共活动，而不会因为地位或财富的差别而受到歧视；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公民的才能都能够找到一种自然的、自发的和愉快的展示平台。”10对于公民来说，自由则意味着他能够自由地理解、自由地辩论和自由地贡献。但是要保证自由公民政治理想的实现，就必须排除和拒绝专断意志的存在，因为一旦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的专断意志处于统治地位，其他人就可能被迫放弃自己的意志，而这样一种情况下，将毫无自由与尊严可言。因此，要保障公民的自由与尊严，就必须保证公民个人意志不会受到他人专断意志的支配，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依靠公正无私的法律，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只可能是法律之下的自由。
既然在城邦的政治理想中法律乃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关键的因素，那么，人们绝对难以想象，像柏拉图这样一个在古希腊城邦的典范雅典土生土长的而且对政治事务极富洞察力和对政治理论极富穿透力的伟大思想家，居然会对法律这一在城邦政治理想中极其重要的因素没有任何察觉；人们也绝对难以相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法律所采取的蔑视态度并视其为无能意见而将其从理想国中清除出去的做法，是因为柏拉图未认识到城邦政治理想中法律的重要性而造成的。事实上，柏拉图在其另一部晚期著作《法律篇》中，一改以前对法律的蔑视态度，并且让法律回归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因此，本文认为柏拉图对法律的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必定有其他可能的理由。而且这个可能的理由，与其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和逻辑推论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正如萨拜因所言，“柏拉图对法律问题采取略而不论的做法，乃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如果柏拉图的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他的论证过程就是无可辩驳的。”11因此，下文主要从柏拉图理想国家理论的基本信念出发，来理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法律所采取的基本态度。
在柏拉图一生中，他对政治本身一直怀抱有始终不渝的信念，这一信念就是他从其恩师苏格拉底那里习得的“美德即知识”的命题。“美德即知识”这一命题，构成了柏拉图整个政治理论的起点，也是支撑其理想国家理论的最根本的基础。12这一基本信念，意味着这样一种内涵，即“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客观上都可能存在着一种善的生活或一种美好的生活；这样一种善的生活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并且可以通过有条理的认知过程得到定义，因而也可以运用智性的方法加以探究”，或者说，“存在着一种应该予以了解的客观的善，而且这种善实际上也是能够经由理性的或者合乎逻辑的研究——而不是经由直觉、臆断或者运气——而为人们所知道的”，而且这样一种客观的善或者善的生活，乃是人们所应当实现和追求的。13
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就应该去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和追求他们应当实现和追求的善的生活，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首先知道什么是善的生活。但是，这种善本身或者善的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和了解的，因为这样一种客观的善，必须要经由一种的理性的研究方式才能为人所知，然而这理性的研究方式，一般只有真正的具有高超智慧的人才能把握，而一般的大众是无法掌握这种方法的，因为大众本身就是个大诡辩家，他们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违背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把整个社会风气搞得乌烟瘴气，而且大众非常缺乏一种自我审查和自我约束的能力，不懂得真正的知识与表象和各种无能的意见之间的区别。但是对于掌握了真正智慧的人来说，也就是懂得真正的正确哲学的哲学王，则不一样，因为哲学王“在接受从分的知识训练之后，能够在根本上养成一种对善生活的深刻认识，因而随时准备对真善与伪善以及达至真善的适当手段与不适当手段”。14
因此，在柏拉图看来，治理国家应该是一门依靠精准知识的艺术，而只有真正的哲学王才能掌握这样的艺术。顺着这一逻辑下去，就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那就是，知道善的人应当在国家中拥有决定性的权力，因为只有这样的哲学王才能按照关于善的真正知识去正当地使用权力。从中可以看出，柏拉图对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深信不疑，他认为“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15但是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王用于来治理国家的关于善的真实知识，与那种在现实城邦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但却没有经过理性审视的属于约定范畴的法律，是绝对不同的。在柏拉图看来，法律只是一种最不拙劣的能够与一般情势相适应的规则而已，它不能涵盖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条命令能使每个人出于最佳状态，也不能精确地规定社会每一成员在任何时刻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怎样做是正确的”16，也就是说，法律仅仅在于保证一种能够为社会中大多数人所接受和适应的一般化的最不坏的生活与秩序，它对于实现一种绝对的善的生活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法律源出于习惯和惯例，而且是从一个个无法追溯其源头的先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经常的产物，它与那种经由理性方式洞见自然或本性而产生的智慧与真知是绝对不同的。
因此，在柏拉图所构建的理想国中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哲学王，是绝对不可能依据法律来去实施统治和治理国家的，因为这样的法律是不能帮助人们达至善的生活的。倘若允许法律在已经出现哲学王的国家中存在的话，那么法律规则只会起到束缚哲学王手脚的作用，让哲学王按照僵化的法律去治理国家，就好比要强迫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从医学教科书的处方中去抄袭药方。对于已经掌握了一种经由理性方式洞见自然或本性而产生的智慧与真知的哲学王来说，是不可能因为法律的主张而放弃己见的，法律对这样的哲学王而言，不过是一个蹩脚的工具而已。
三、《政治家》、《法律篇》与作为金质纽带的法律
如上文所述，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法律当作无能的意见而排除在其理想国家理论之外，而且这完全是其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所导致的逻辑后果，因为如果统治者只是依凭他们卓越的真知而掌握权力的话，那么含混的法律规则的存在只会束缚哲学王的手脚。然而，在其另外两部比较晚期的讨论政治问题的作品即《政治家》和《法律篇》中，柏拉图却一改其对法律的蔑视态度，不仅重新审视了法律的重要性，而且还概述了一个法律至上的法治国家——这意味着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臣民都必须同样遵守法律。在《政治家》中，柏拉图认为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应当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没有法律，人类“就和最野蛮的动物没有任何区别”了，“任何公民都不能冒险去做任何违反法律的事，如果他敢这样做，那么他会被处死或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即便是明智者，也必须无一例外地遵守法律，尽管法律的正义和智慧不及他的正义和智慧，他还是必须服从和遵守法律，禁止任何个人或团队有任何违反法律和法规的行为，法律对所有的人具有普遍适用性。17在《法律篇》中，柏拉图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法律的这一全新态度和看法，而且他还把法律看作是一根非常重要的金质纽带。柏拉图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诸神制作的木偶”，我们身体的内在状态“就像牵引木偶的绳子，被它们拉着活动”，但“它们之间是相互对立的，把我们拉向不同的方面”，然而事实上我们“必须服从某一种拉力，但同时也要抗拒其他所有绳子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必须服从国家公法的纽带，亦即金质和神圣的纽带，这根纽带是柔韧的和始终不变的，因为它是黄金制成的，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与法合作，只要它的制定是高尚的”。18
从这些引文可以看出，柏拉图晚期的国家理论乃是用那根金质的法律纽带串连起来的，也就是说，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概述的国家乃是一种法律至上的统治。在此处，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曾在《理想国》中对法律那么不屑一顾的柏拉图会在其晚期著作中要重新审视法律，而且还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呢？为什么柏拉图的政治理论形态从早期到晚期会发生那么剧烈的改变：从哲学王的统治到法律至上的统治？
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柏拉图已经隐约地做出了一些回答。尽管《政治家》和《法律篇》的目的是要描述一个法律至上的国家，但是柏拉图仍然认为这样的法律至上的统治只是一个次优的国家，而真正最好的统治乃是他在《理想国》中所描述的“真正的哲学家”的统治，而且一旦这样的“理想的统治者在世上出现，那么我们仍旧应当拥戴他的统治，而他也会把时间用于治理这个真正的共同体”，在那里我们会“有最严格的公正和最完善的幸福”。19然而，倘若这样真正的哲学王的统治要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得以实现，那就必须有一个必要的条件：掌握真正知识与智慧的哲学家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而对于这一点，柏拉图却表示了怀疑，甚至就否定了在政治现实中这样的哲学家出现的可能。他认为，“与蜂群产生蜂王那样的自然过程不同，国王并不会以这种自然的方式在城邦中产生——他的身体和心灵都格外卓越，马上就能掌握各种事物。因此，人们只好聚集起来，制定成文的法律，尽快追踪那正在逝去的真正的政制。”20
而且，即使是有“明智者”存在，21法律也是必要的，因为明智者不可能每一个时间都给予个别的指示，因此他“必须要一些比较普通的指示”，以适合所有普通人的一般利益。而且他们不可能总守在无数愚人的身边，告诉每个人应该怎样做。所有的法律对于真正的哲学王来说都是蹩脚的工具，但在现实政治治理中，法律却是必不可少的替代物。22当柏拉图在《政治家》和《法律篇》中从政治现实角度来考虑政治问题时，他就不得不需要面对和处理许多在《理想国》中被简单化或者没得到认真考虑的复杂问题，而要使这些问题得到一个恰当的处理，法律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上文所讲的，法律乃是经验积累的产物：它经由一个判例摸索前进，并使它的规则适合于处理各种新出现的案例。虽然从科学和技艺的角度来说，法律与那种经由理性的科学方式而得出的智慧十分不同，而且会被人们当成可笑的东西而加以排斥，但是它并非绝对的无用，相反在其中隐含着理性所不及的智慧。这种智慧对于达到和实现绝对完善的政治秩序也许是无能为力的，但它却能够保证一种能够为社会中大多数人所能接受和适应的一般化的最不坏的生活与秩序，而这一点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却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柏拉图晚期的政治理论中，法律重回了政治的舞台，并且确立了法律至高无上的这一个根本原则。在《法律篇》中，法律取代了理性，走上了政治的最高位。
四、结语
在柏拉图主要讨论政治哲学的三篇对话录中，明显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的气质：《理想国》是要以一种无所顾忌的思辨方式来建构一个绝对的理想国家，而《政治家》《法律篇》则是要一种更加直接而现实的方式来直面各种政治现实。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是要描述一个完善的理想国家，但是这个理想国家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是几乎没有实现的希望的，而且这一点柏拉图自己也承认。然而这并不影响《理想国》成为伟大的经典，《理想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不能实现，因为人类历史是不断传承的，而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会在这一理想的驱动和诱惑下不断向这一理想逼近。《理想国》的目的并不是要描述既存的国家，而是要发现这些既存国家所有的根本性的实质和原则。但是柏拉图却采取一种完全理性化的科学方式来完成这一任务。而这样一种方式，导致了柏拉图认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乃是有知识的人与没有知识的愚者之间的关系，而统治者正是凭借其“真知灼见”而赢得其绝对的政治权力的。相应地，法律就必然会被排除在国家之外，因为由经验和习惯逐渐发展起来的法律绝对不是统治者所掌握的那种知识。然而把法律从国家之中排除出去，却与希腊的政治理想是相违背的，因为只有公正无私的法律才能保证公民的自由与尊严。
而当柏拉图在《政治家》和《法律篇》中谈论各种现实的政治问题时，他又不得不把法律请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央，因为在真正的哲学家不可得的情况下，只有法律才能应对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并且保障一个虽然不会是最好却也不会是最坏的秩序。但是当他把法律召回到政治舞台时，却不能对其做出有力的正当性证明，因为在他的哲学理论，是绝对不可能为法律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的。所以，对柏拉图而言，他对法律的全新态度只是一种信念而已。23只有到了其学生亚里士多德那里，才较为合适地论证了法律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作者简介
罗轶轩（1989.02--），男，汉族，江西南昌人，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政治思想。
注释
1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2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3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所包含的主题十分丰富，但其中所阐释的政治理论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颇为简洁的逻辑结构”。《理想国》中的政治理论可以“被归纳为几个命题，而所有这些命题不仅有一个单一的观点所支配，而且也可以用一种抽象的推理方式被严谨地推论出来”。参见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3页。
4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3页。
5同上，第140页。
6同上，第143页。
7总主编徐大同、主编王乐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
8涉及约定这一概念，就有必要对古希腊哲学中关于自然与约定对勘的问题进行一下说明。当古希腊哲人的研究方向由物理世界转向人类世界时，古希腊人逐渐发现了人之习俗的多样性和易变性，而这些多样和易变的习俗被认为是属于“约定”的范畴。而且希腊哲人们认为，在这些多样化的约定背后存在着一个最根本的决定一切的东西，那就是“自然”。但对于“自然”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智者派与苏格拉底显然有不同的看法，而柏拉图明显是赞成并且发展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自然乃是人类和世界中所固有的一种正义和正当的法则，而且是可以经由理性的或符合逻辑的研究而为人们所知道的。参见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卢华萍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7-130页。
9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第99-100页。
10同上，第43页。
11同上，第99页。
12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第64-65页。
13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第68-74页。
14同上，第70页。
15柏拉图：《第七封信》，载《柏拉图全卷（第四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0页。
16柏拉图：《政治家篇》，载《柏拉图全卷（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5-146页。
17总主编徐大同、主编王乐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6-217页。.
18柏拉图：《法律篇》，载《柏拉图全卷（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0-391页。
19柏拉图：《政治家篇》，第157页。
20同上，第157页。
21这里的“明智者”，与柏拉图所推崇的理想状态下的掌握真知的完善的哲学王是不一样的。这个“明智者”，是指在现实中能后出现的并且受着人性种种限制的聪明人。
22总主编徐大同、主编王乐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柏拉图政治哲学篇6
[论文摘要]柏拉图的《理想国》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正义”这条主线。围绕着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柏拉图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芙好、和谐的社会画卷。在柏拉图看来，固家正义就各个等级各守其序。各司其职，正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秩序和和谐。为了达到社会的统一和谐．实现国家的正义，柏拉图为他所构想的“理想国”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刖：一个是哲学家执政。另一个是整体主义原则。这两个原则构成了柏拉图和谐社会的鲜明特征。
柏拉图(公元前423—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他出生在雅典城邦的一个名门贵族家庭。柏拉图所生活的时代正值雅典在伯罗奔尼撤战争中遭遇失败．民主制出现危机，整个希腊城邦制度走向衰落之际。《理想国》是柏拉圈对当时社会现状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写就的一部著名代表作。‘理想圉》一书原名“politeia”(政体)?原无“理想之意．但书中确实为世人描述了一个不同于现实城邦的正义、和谐的美好社会．它与现实城邦的纷争．风气败坏，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理想国》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团结，正义．和谐的社会。
一、正义的本质：和谐
《理想国》的宗旨是要建立一个整体幸福，社会和谐的完善国家。这个完善的国家就是正义城邦．正义是理想国家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因此，《理想国》一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正义”这条主线。柏拉图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理想都是围绕着正义来展开论述的。
为了探讨真正的正义是什么?柏拉图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城邦。柏拉图认为城邦起源于社会分工．分工是城邦产生的原因和动力。柏拉图首先认识到了人的生活具有物质性，人要生存就必须解决衣食住等问题。在柏拉图看来个人是无法单靠自己达到自足的，这就需要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建立起最初的城邦。居住在同一城邦的人们按自己的性格进行分工．干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技艺．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产品，互相提供服务．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柏拉图认识到社会分工有两大好处。一是“一个人分一点东西给别人．或者从别人那里得来一点东西．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有进有出对他们自己有好处。二是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更多的东西养活更多的人+“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生产得有多有好”而柏拉图显然是根据每个人天赋才能的不同来进行社会分工的．柏拉图认为人的天赋才能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只从事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才能做得最好，城邦才能有序健康地发展。在天赋差异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柏拉图叉把城邦的组成人员分成三个阶层。
首先是生产者阶层他们是城邦中的最低等级。由农民。牧人．各类工匠以及商人等构成。他们的先天禀赋比较低．擅长生产方面的技艺。他们执行着整个国家的经济职能，为整个社会提供生活资料。从根本上维系着国家和社会的运转。
其次是护卫者阶层。随着城邦的不断扩充．人的欲望和需求不断增长，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出现了城邦问的战争，根据社会分工的原则，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军人集团便运应而生组成了城邦的第二等级。他们的先天禀赋比较高．擅长作战技艺。其职责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并充当统治者的辅助者。
最后是统治者阶层柏拉图认为城邦的治理是一门繁杂的艺术，需要具有超凡脱俗的素质和能力的人来担任．这就是拥有高超智慧和真正的知识的少数哲学家。他们由军人等级中挑选出来精心教育和训练而成．其职责是执掌国家权力．管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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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严格的社会分工后，国家便正式形成了。社会分工和等级制度构成了柏拉图理想国的社会结构。也是城邦的基本制度。没有分工就不会形成社会秩序，就不会形成有序化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工是城邦有序运行的制度保障．城邦的三个阶层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实现了各尽其才，各得其所。但仅有社会分工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三个等级之间的“和谐”，这便是“正义”。“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个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
可见．在柏拉图看来。只要城邦的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尽其责，分工互助，国家就实现了正义。正义“就是履行自己的义务”．就是“做你自己的事情。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情”。正义强调的是社会生活的等级秩序以及严格的社会分工。一个社会的“正义”。一个国家的“正义”，就在于等级统属关系的确立．就在于社会成员的恪尽职守。一个理想的国家．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俨然有序的等级制基础之上的。当社会各等级的成员都能够做到等级分明，职责清晰。分工有序。这个社会就能够处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每个人能够严格遵守并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一个国家的正义便有了坚实的保证。可见．柏拉图的正义在本质上追求的就是一种社会的和谐即各等级问的和谐相处，分工合作．互不干扰僭越。一个国家实现了正义，它就会朝着普的方向发展，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幸福因此．正义本质上就是和谐。相反．如果不同等级的人互相替代．违背社会分工和等级秩序，就会造成国家的极端不正义．破坏社会和谐．甚至导致国家的毁灭。所以为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和谐。柏拉图一再强调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必要性。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商人或是一个手工艺人企图混进军人阶级并爬上统治者的宝座．如果社会各等级的成员互相取代或是互相越轨．其结果一定是天下大乱。“如果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生意人．但是由于有财富。或者能够控制选举，或者身强力壮，或者有其他这类的有利条件而又受到蛊惑怂恿，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或者这几种人相互交换工具和地位．或者一个人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我看你也会觉得这种交换和干涉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吧。……现有的这三种人相互代替对于国家是有最大害处的。因此可以正确地把这称为最坏的事情。
二、个人正义：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
柏拉图得出国家正义之后，依照由大见小原则，考察了个人正义。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个人的放大，个人是城邦的缩小。二者是同构的。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划分为三个部分。用于思考和推理的理性(理智)；“理智的天然辅助者”——激情；使人感觉爱．饥饿等物质骚动的欲望。城邦的正义是三个阶层互不干扰。各做各的事。以此相应。个人的正义就是自身内的三种品质在自身内在各起各的作用，做它本分的事情。当人的灵魂内部的三部分彼此友好和谐．各部分不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个人就实现了正义。可见，柏拉图的个人正义本质上就是一种个人灵魂的和谐。在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理性无疑在价值上是最高层次，而欲望则为最低层次因此．一个人正义的有德行的人应该让理性处于主导地位．起领导作用，统帅激情．控制欲望．激情与欲望服从理性的统治不反叛。这就实现了人的灵魂的最和谐，最佳状态。反之。如果灵魂的三种品质之间争斗不和相互代替。则是不正义的。“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企图在内部取得领导地位……不正义。不节制．怯懦，无知．总之．一切的邪恶就是三者的混淆与迷失。与灵魂三部分相对应的是城邦中的三个阶层哲学家，军人．生产者分别是理性．激情和欲望的代表。正义的人必须让理性统治激情．由激情抑制欲望。城邦最理想的秩序和最和谐的状态就是由哲学家领导军人统治生产者。军人和生产者要服从哲学家的统治．为统治者服务，而不能反抗哲学家的统治。获取领导地位。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安定和谐．长治久安。
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是不可分割的，只有这两者相互匹配。相互～致时才会有整个社会的正义和谐。城邦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城邦的正义归根结底是通过个人正义体现出来。正是城邦中单个人的正义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城邦正义。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只要统治者能够按照最高的理性去行事。能够做到励精图治去管理好国家．他就是在推行社会的“正义”；只要武士能够勇敢忠诚．竭尽全力捍卫国家的威严和秩序．他就是在实施社会的“正义”；只要劳动者能够辛勤劳作．为统治者和卫士服务．他就是在遵守社会的“正义。只要城邦中的三种人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各司其职而不越轨．城邦就有了正义．社会国家便有了秩序，便能够达到长治久安。但是如何才能使各个阶层以及每个人做到各尽其能，安份守纪呢?这就涉及到个人正义。如果说城邦的正义是社会和谐在形式方面的要求．那么个人正义则是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因为，个人正义是从内容上规定个人从灵魂深处去主宰自己。节制自己，使自己去做正义的事。它强调的是个人的内在精神状态，即个人灵魂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有序．它意味着个人能够自觉地使自己的本性与职责相一致。个人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的事情。这就是说，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认为，要实现个人正义即灵魂的和谐，就要求个人将自身内的三种品质加以协调，使它们秩序井然变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每个人都应该建立一个与自己职业角色和社会地位相称的内心秩序。使自己外在的行为符合自身内的和谐状态．这样人的灵魂才会得到安宁，才是正义的，其行为才是正义的行为。因此，只有个人实现正义保持昊魂的和谐，才能尽其所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所以，个人正义是社会稳定和谐的保证和内在要求。柏拉图实际上是把个人正义上升到一种个人伦理道德，从伦理上内在地规范着人们的外在行为。从而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安宁。
三、和谐社会的特征
为了达到社会的统一和谐，实现国家的正义，柏拉图为他所构想的理想国”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哲学家执政，另一个是整体主义原则。
(一)哲学家执政
哲学家执政是柏拉图理想国家的核心内容，在柏拉图设计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哲学家被置于最顶端，是整个社会的统治者。掌握着城邦的全部政治权力。这是柏拉图理想国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哲学家治国为柏拉图独创。在柏拉图看来，“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利，或者城邦中拥有权力的人，由于某种奇迹，变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中的罪恶将永远不会停止。因此．要实现城邦的稳定和谐．首要的前提便是让真正的哲学家成为统治者。
最理想的统治者之所以应该是哲学家，哲学家之所以应该当国王，是因为哲学家的天性是追求真理，因而他是智慧的化身。只有他们才能认识理念，掌握真正的知识。关于理念的知识只能被高超的智慧所把握。希腊人心目中的智慧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一般的知识能力．而是惟有神才配享受的至高无上的境界。哲学家是爱智慧的人．所以他是最接近神的境界的人。能够分享神的智慧．知晓宇宙自然的奥秘．当然也就能够认识理念知晓治理国家的知识．因为自然是大宇宙。城邦是中宇宙，人是小宇宙．世间万物都是同质同构的。只有知晓治理国家的知识的人才有资格统治国家。所以哲学家是国家最理想的统治者。另一方面，柏拉图认为造成社会分裂和混乱是因为统治者的无知无能。以及人的品性的败坏，尤其后者是政治败坏的根源。哲学家既然掌握了真正的知识。德行必然是最完美的人，因此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矫正国人恶劣的品性担当起挽救城邦的使命。
显然。在柏拉图看来，拯救城邦于水火．建立安宁和谐的美好社会的唯一出路在于让具有高超智慧，通晓治国技能．拥有完美德行的哲学家掌握绝对的权力．由他们来治理国家。“让现在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人类是永无宁日”。
柏拉图主张哲学家执政，崇尚精英治国，其实质是一种“人治”。对于有哲学智慧的王来说，社会各行各业的合理分工协作形成正义秩序和谐社会，法律只是实现正义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但柏拉图在后期认识到了法律的重要作用，在《法律篇》中批评了人治的弊端。强调了法律的最高权威。“当法律缺乏最高权威，受制于其他权威．城邦就要遭殃。但如法律在统治者之上。统治者成为法律的仆人．城邦就会安全，并享受诸神赐予城邦的一切好东西。当然．柏拉图由人治到法治，其目的没有变．仍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正义。
(二)崇尚整体主义
柏拉图政治哲学篇7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 哲学与政治之争
美国学者尼柯尔斯（Mary P.Nichols）曾在她一部专门讨论柏拉图《理想国》的著作中提到，在考察哲学与政治的冲突问题上有三部古希腊政治思想著作不容忽视：阿里斯托芬的《云》、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后文简称亚氏）的《政治学》卷二。在《云》中，阿里斯托芬批评苏格拉底的哲学有导致政治走向抽象化的危险，这种批评被尼柯尔斯视为是通向理解《理想国》的重要通道，因为在她看来，《理想国》中的许多对话都可以看作是柏拉图针对阿里斯托芬的指控而为苏格拉底进行的辩护。
但显然，亚氏并不认为柏拉图的这种辩护有多少道理，在《政治学》中他指责苏格拉底所构想的“言辞中的城邦”过分追逐稳定性和统一性，无视公民的禀赋差异对于城邦政治生活的价值，这种按照哲学来简化政治的方式，最终将导致城邦的消亡。亚氏认为，面对着《理想国》中所凸显出来的哲学与城邦的紧张冲突，哲学应该认真去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思考在他的《政治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此他以一种柏拉图所未曾有的方式将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
由于《政治学》卷二是亚里士多德对《理想国》批判最为集中之处，本文拟通过对该部分的考察，并结合卷一的思想，来一窥古希腊政治生活中的哲学与政治之争。文章第一、二部分总结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评，第三部分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做出评析。
在《政治学》卷二的一开始部分，亚氏指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构想的那种趋向整体划一的城邦，最后肯定不会成其为城邦，反而会导致城邦的消亡。他的理由是：
首先，“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而且，“组织在它里面的许多人又该是不同的品类，完全类似的人们是组织不成一个城邦的。”他认为城邦不是同质性的，而是由多样性构成，政治共同体是一个异质性的整体。在《政治学》卷一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女人和奴隶，主人和奴隶、男人和女人天然有别。“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在家庭生活中人们彼此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城邦又是由家庭发展而成，那么生活于城邦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禀赋和才能之间的差异。对亚里士多德而言，由于人们禀赋和才能的差异性而带来的竞争，带给城邦政治生活的并非像苏格拉底所言只是不安定和危险，而是会使得城邦更富朝气和更具卓越。而如果柏拉图非要使城邦整齐一致，以维护城邦的稳定，那么他就是在把一种人为的一致强加给城邦，而无视城邦公民的自身禀赋和潜能，强迫人们趋向于同一。这种做法在亚氏看来，显然是违法城邦的自然本性的。
其次，倘若城邦以“单一”为趋向的话，那么，显然家庭要胜于城邦，而个人又要胜于家庭。但亚氏认为，虽然从发生程序上城邦后于个人和家庭，但是，城邦“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即是说，城邦是个人和家庭自然演化的趋向而不是相反。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从人的自我保存角度，还是从人具有理性和言语能力的角度看，“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固然，城邦因为人的理性和言语能力而趋向善的生活，但是城邦的优良生活绝不是无差别的同一。在亚氏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身体最为明显，随着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彰显和发展，人逐渐成熟起来，其性格差异也越发明显。对于人类彼此间存在的多样性，我们应该要予以确认并尊重，因为这是政治生活的本性所在，它可以制约阿里斯托芬在《云》中所批评的苏格拉底对抽象性追求的倾向。但显然，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的政治建构无意去认真考虑人自身禀赋、性情之间的差异，认为这些都可以在哲学家所构想的政治建制之中得到克服，这种思想在他关于财产共有、妻儿共育的政治建制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但在亚氏看来，柏拉图所提出的财产共有、妻儿共育的政治主张，固然是以促进城邦的统一为目标，但这并非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他说，“苏格拉底给一个完整的城邦的划一性所拟定的标志是全体的人们，在同时，［对同一事物］说这是‘我的’或‘不是我的’；纵然政治团体以统一为至善，苏格拉底这样的公式也不适于用作城邦整体的统一标志。”
就财产公有而言，一方面，亚氏指出，人的罪恶与财产的公有或者私有制度无关，而与人的本性有关。他说：“实际上，所有这些罪恶都是源于人类的罪恶本性。即使实行公产制度也无法为之补救。”甚至财产公有可能导致的纠纷比财产私有更多。另一方面，他批评苏格拉底未充分思考世间发生的事情，所提出的政制并非基于史实，而仅是从正在形成的事情中推理出来的抽象的善。因为，如果财产公有制度是优秀创见的话，那应早就被先贤发现。另外，他还指出，财产公有制度是否也适用于城邦最底阶层（如占整个公民团体中大多数的农民）？如果适用，那么无从区分军人阶层与城邦最低阶层之间的区别。这样一来，也就无从解释为什么他们就应该甘愿受治于人呢？如果不适用，城邦将一分为二，变成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阶层，城邦将陷入紧张的对峙状态，这种状况下城邦何来幸福而言呢？
就妻儿共育而言，他指出，这种组织方式并不能促进政治共同体的融洽，反而会使得“友爱”的精神受到伤害，最终伤害城邦。一方面，这种主张忽视了人们对于公共事物往往最少关心，人们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所有。如果实行妻儿共育的话，由于每个公民将有一千个儿子，而这些儿子并不是个别公民自己的，它就会导致每个公民看似都是任何儿子的父亲，但是，结果却是任何父亲都不管任何儿子。另一方面，因为，像诸如伤害、杀人、吵架和诽谤等罪行，如果发生在非亲属人之间，那么人们看的比较轻，故往往容易发生；但如果是发生在父母和近亲之间的话，那么就成为伤天害理的罪恶而往往不容易发生；而按照苏格拉底的这种共产制度安排的话，人们之间互不知道亲属关系，那么这些罪恶往往就容易发生。如此以来，这必然会伤害人们彼此间的“友爱”精神，对于亚氏而言，友爱是城邦的主要美德，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如果没有友爱，城邦也就不复存在了。
综上可见，在亚氏看来，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整个政治建制都是不妥当的，他以为城邦的统一可以通过哲学家的整体划一的方式实现，这仅是哲学家对政治生活的一种抽象化理解，其实质乃是对城邦本质的取消。
我们知道，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并不认为自己所提出的“财产共有、妻儿共育”的政治主张，如亚氏所批评的那样是不可行的，也不会导致城邦的消亡，但它必须建立在这个前提上：“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患无穷，永无宁日。我们前面描述的那种法律体制都只能是海客谈瀛、永远只能是空中阁楼而已。”柏拉图认为，城邦只有建立在哲学家智慧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统一和完善。对他而言，城邦的政治生活，就是哲人王以至善的理念为原型去规划政治蓝图，而城邦中的其他人只需在这种政治蓝图的规划之中去服从哲人王的领导；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的视域中，政治生活就是建立在哲人王统治基础上的领导与服从，城邦与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能够在哲学家与政治权力结合的基础上得到克服。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并非没有意识到人们的禀赋、性情之间的差异性，尤其是当他试图用一个高贵的谎言去将城邦划分为三个固定阶层的时候就更明显地说明了这点。但对此，他没有像亚氏那样认真地展开过分析和研究，而往往是从一个理想乐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认为人可以像材料一样按照理想的蓝图去被塑造，人虽然所具有欲望和激情但非不可被掌控。同时，他指出除非通过哲人王的引导，否则公民不可能自我提升，他否认了公民自身的理智潜能在现实基础上自我提升的可能性。在他看来，生活于城邦中的公民除了哲学家之外，其实都是生活在意见世界的“洞穴”之中，这是一个不真实的虚幻的世界，如果没有哲人王的引领和教化，他们根本不可能从这个洞穴走出来。如果公民要获得幸福，就必须听从哲人王对他们在城邦生活中的安排和布置，而公民的潜能和不完善性也就会在对哲人王的服从之中，在哲人王对其不断地规训和教育之中，得到有效提升和改善。
但是，在亚氏看来，柏拉图的理想城邦，为了自身的安定简化了对复杂事物的处理，最终会抑制个体与变化的存在，这就使得哲学有滑向抽象思考、远离乃至抑制现实政治行为的危险倾向。在《政治学》卷一中，亚氏特别指出，人是一种政治性动物，他具有理性和言语能力，这就使得人具有自我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人所具有的这种判断能力对于亚氏而言，构成了城邦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基础，他说，城邦的产生源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但是，如果像柏拉图所构想的那样，人们必须生活在哲人王所预先安排和规划的城邦之中才能得到幸福的话，那么他们也许在得到这种幸福之前，就在长期的服从之中丧失了自身的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而沦为被任意加以塑造的质料和奴隶。正如尼科尔斯所指出的，“哲人王从不考虑个人的意见、欲望和选择，将普遍观念强加给共同体。事实上，统治者是将统治对象当作应该擦净的黑板来看待的。《王制》城邦中没有共和政体；统治者职权并不能由被统治者‘轮流’或‘部分地’执掌。不存在考虑存在例外情况的法律；所有的特殊状况都被强行纳入某一普遍类别。”在《政治学》中，针对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蕴含的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冲突，亚氏提出，哲学家应将哲学思考与现实的政治生活相结合，在承认公民彼此间的差异性基础上，给予他们自由讨论的权利，让公民都参与政治管理，相互轮流执政，共同奉献自己的政治智慧。只有这样，城邦才会在平等公民间的不断自我完善之中真正地逐步趋向至善的目标。
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评中，我们发现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旨趣和品位：就柏拉图而言，其言辞中的城邦实乃对理念世界自身的关照，而不意在现实政治生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的创制必须考虑人的自然本性和现实的效果，理想的城邦应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可行的追求，具备有效性，否则就会导致远离现实的抽象哲思与现实政治的冲突。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旨趣在政治观念上的体现，前者以理念世界为真实的存在，政治生活存在的依据不过在于其对理念世界的模仿，其真实与否的标准是对理念世界模仿的“相似性”；而后者则认为真实的存在就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从现实生活本身出发，政治创制才能获得真实性，它同时考虑到其政治创见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尼柯尔斯,王双洪译.《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义疏：一场古老的争论》.华夏出版社，2007
［2］郭斌和,张竹明译，柏拉图：《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吴寿彭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
［4］吴寿彭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
［5］廖申白译，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各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
柏拉图政治哲学篇8
论文提要：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曾这样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本文主要通过对古希腊城邦开始，然后对其产生的两位伟大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理论来介绍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一、城邦——政治哲学的摇篮
城邦，一个城市连接周围的一小片乡村区域而成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城邦是古希腊特有的政治共同体，正是它孕育了与众不同的西方政治文化，催生了别具一格的政治哲学。
希腊城邦的外部特征是狭小和独立，无论是在版图还是人口，即使与现代最小的民族国家相比，它也算是小国寡民。
而希腊城邦的内部特征是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雅典，由原始民主制脱胎而出，最初实行的是贵族奴隶制，从公元前635年到公元前508年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暴动后，最终确立了奴隶民主共和国。希波战争之后的雅典，进入了伯里克利时代，此间，奴隶制经济高度繁荣，奴隶主民主政治臻于极盛。雅典在此期间自由而宽松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希腊世界诸多的知识分子，民主和科学的发展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文学、艺术、哲学，包括政治哲学的繁荣与辉煌的成就均达到了与其人口和规模极不相称的高峰。当斯巴达摧毁了雅典希腊霸主的地位时，希腊城邦制度也从此走向衰落，但它却留给思想家们的是重建理想城邦的美妙幻想与对此的苦苦追求，因而，伴随着城邦的衰落，一个政治哲学的高峰迅速到来。WWW.133229.COM
（一）柏拉图关于城邦国家。在描述城邦国家形成过程时，柏拉图直接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正像我所觉得的那样，因为无人能够自给自足，而是需要他人的帮助，于是就产上了城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着重强调的是“国家是合作的产物”。只要城邦具有统治性，且人应是城邦人，柏拉图就不得不放弃无统治的无政府注意观念，因此，柏拉图认为，人类的兴趣不是无政府，而是政治的。
我们从柏拉图理论上的从政治与道德关系中理解城邦国家的特征时，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理想国》，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争议，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义。”
最后，我们再来对柏拉图关于政体的划分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五种政体形式：“贵族政体、财阀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
（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国家。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国家理论，我们更多地应当看到它的现实性。在他的《政治学》中，他认为城邦的性质和作用完全是为了某种善业的社会团体，而人是不能离开城邦孤立生活的。他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国家和国家下定义时，是以古代城邦的理想参数为依据的，他所说的国家，只是古希腊文化教育的结晶和希腊人结合的最高形式；国家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所以，在他的观点上也很符合他的逻辑，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在国家（一种政治的结合）中，人的这一政治本性则发展到了顶峰。所以，在其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在国家里，能够实现人的本性和人类结合本性的最高目的；第二，唯有在国家中，个人（家庭）才是完整的整体有机体的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古希腊政治生活——政治与哲学的结合
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与政治生活是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
根据传统观点，雅典人苏格拉底是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后者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由苏格拉底所创立的那种政治哲学成为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于十六七世纪产生以前，古典政治哲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一）柏拉图——城邦主义政治哲学。在柏拉图《理想国》中，有两个极其坚定的信念是与政治哲学分不开的。
第一，城邦国家至上。关于这点在第一段中已有说明，就不过多的叙述。
第二，以道释政，道德治国。“柏拉图是在人类学与伦理学论证的结合中探寻城邦的合法性”。因此，对于柏拉图来说，政治与道德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们个人与国家一体，家庭与国家不分的公共生活模式导致了思想家们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他们往往从道德的视角来思考政治问题，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则完全“是建立在他的伦理学之上的”，是关于国家和个人如何实现“至善”、“德性”和“幸福”的学说体系。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化，国家的目的在于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
（二）亚里士多德——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们常常将现代政治科学的源头追至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研究的新视角并使用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在柏拉图那里，无论是对“理想国”的构建，还是对“政治家”的规范，其伦理道德的因素始终占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个人的善和国家的善，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至善的科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政治学研究中，不仅应该探讨理想的政府形式，也应该研究治理和改进现实中任何种类国家的方略。并且，亚里士多德从学科分类上将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而自立于学科门庭之外。所以，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愧为西方政治科学的创始之作。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权力是国家的产物，是政治社会的标志，因而是政治研究的中心问题。研究理想国家的问题，就是研究政治权利合理性的问题；研究政体问题，就是研究政治权利的分配和运行方式的问题”，“一个政治制度原来是全城邦居民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探讨政治艺术，属于统治术，即权术。由此看来，包括当代西方的政治学家们对政治的界定和研究范围的确定虽各有侧重，但基本未出亚里士多德奠定的框架。
三、末期思想家的贡献——原始契约和自然理性
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希腊各个城邦已是风雨摇摆了。亚历山大继位时，希腊各城已不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马其顿统治下的一个行省。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希腊人作为对现实消极的逃避，政治思想家们无可奈何地对个人思考替代了对城邦国家的思考，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希腊的学术研究已经由政治学转向了伦理学，下面笔者将粗浅的对伊壁鸠鲁和斯多葛两学派进行简单介绍。
（一）伊壁鸠鲁——“原始契约”。对于伊壁鸠鲁的观点在对政治思想上并不是一个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是，伊壁鸠鲁的快乐观和幸福观旨在告诉人们，要从毫无益处的社会公共生活中隐退下来，专注于个人的利益和享受。
（二）斯多葛学派——“自然法”。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一样探讨人生的目的，认为人生目的是“义务”和“美德”。所谓美德就是尽量减少个人的欲望，求的内心的平静，而实现这一美德的方法就是顺应自然而生活。
从“顺应自然”的观点出发，斯多葛学派认为国家也是合乎自然的制度。正因为国家是合乎自然的，所以它不应该是局部、有限的，而应该是普及于全世界的制度。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斯多葛学派认为人已经不是城邦的动物，而是天生就应该过一种世界国家的生活。
参考资料：
［1］宝成关.《政治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版.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6］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