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农业发展范文
时间：2023-11-24 20:23:56
近年农业发展篇1
关键词：晚清；农务学堂；近代农业教育
作者简介：徐颖（1974-），女，中原工学院广播影视学院基础部讲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3）04-0094-03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历来都受到重视，且农业素来发达；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传统农业急剧衰落，引起清朝统治者的忧虑和关注；甲午海战的失败，进一步促使清廷颁布了一系列兴农规章制度，兴办农务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
一、创设农务学堂，发展农业教育是晚清历史条件下的必然
经过两次惨痛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已经渗入到中国内地，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步解体，广大农民生活日渐贫困，流离失所。面对这种情况，不少有识之士呼吁采取新措施发展中国农业，振兴农业经济。如晚清维新派陈炽在他的《续国富策》提出：“劝令考求培壅收获新法，购买机器，裨用力少而见工多”[1]。很明显，就是要通过向外国购买机器，采用近代先进的农业机械代替手工劳作，提高农业生产率。当时许多报刊也刊载了许多介绍西方国家使用大型农业机器发展农业的文章，介绍西方农学知识。不仅如此， 许多有识之士还看到了中国农业日趋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学者不农，农者不学”，中国只有传统经验的农业知识，没有科学实验，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因此提出讲求农学，发展农业知识，开展农业教育。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军队全军覆没，振动朝野上下，单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不能挽救中国，要想中国富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在重视工商业对于国家利益固有价值的前提下，清王朝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痛感改革和振兴农业的必要，重新认识到农业经济的社会价值，强调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富强之道。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一文中指出：立国之本不在兵和商，而在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所固然”[2]；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 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3]。他们还提出翻译外国农书，尤其是和中国土地风俗相近的日本农务书籍。在这些士大夫的呼吁下，清朝统治者也认识到要想在新形势下扭转农业的衰败，必须采用新的政策措施，修农政，兴农学，推行近代农业教育。
二、农务学堂是农业教育发展的有效载体，顺应了晚清振兴农业的形势需求
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推动下，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农业的政策，如设立官办机构农工商局和民间社团农会。鼓励编印外国先进农书、引进介绍西方近代农学，此外，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发展农业等等措施，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办学堂，培养懂知识、懂技术的人才，发展农业教育。1895年，王文韶上奏，赞同盛宣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建议，认为中国要想达到国富民强，必须向外国学习，广开学堂，“不特陆军海军将取材与学堂，即外部出使诸员及制造开矿等工亦皆取材于学堂”[4]；其后张之洞也提出：“查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教育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奏请开设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3]。到了时期，清政府在多方奏请下，多次谕令各省创办新式农务学堂，我国的新式农业教育在这一时期终于得以实现。最早兴办农务学堂的是杭州知府林迪臣，1898年3月，林迪臣在杭州创办蚕学馆；1898年春，张之洞在湖北设立农务学堂，开设农林牧三科；1901年，江苏开办江南蚕桑学堂；山西省在农工总局附设农林学堂，后改为山西高等农林学堂；1902年，直隶省在保定开办农务大学堂；1903年，湖南督抚成立农务工艺学堂；1905年，新任湖南巡抚端方将其分为工艺学堂和农务学堂，命名为湖南省中等农业学堂[5]；1906年，清朝学部奏请在京师设立高等农业学堂和工商学堂各1所，“以为全国模范”。经过清政府有关政策的促动和民间教育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农务学堂的发展在清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各种新式农业学堂在各省普遍设立，尤其是湖北、山东、江苏、四川、河南、直隶等省成效最为显著。如湖北到1910年，所设立农务学堂有48所，其中有农业教员讲习所1所，中等农业学堂5所，初等农业学堂41所，蚕业学堂1所[6]，到1911年四川的农务学堂有47所之多[7]。根据清学部总务司编《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统计，截止1909年，全国共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中等农业学堂31所，初等农业学堂111所，随后两年全国各地兴办农务学堂为数更多，在清末达到了高潮。这些农务学堂的设立，开辟了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先河，顺应了晚清振兴农业的形势需求，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三、农务学堂设置分级合理，课程安排灵活，教学内容丰富，体现了当时农业教育的创新和实用
在创办农务学堂、发展近代农业教育上，清政府1903年开始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批政策和规章。如《奏定实业学堂通则》规定，农业学堂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级，分别招收不同年龄和学历的学生；《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及《奏定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则具体规定了高等、中等和初等农业学堂的开设办法及课程设置。如规定中等农务学堂和高等农务学堂分为预科和本科，其中本科又分成农业、林业、蚕业、兽医等等不同专业，各专业也制定了相当全面的的课程设置，以高等农业学堂的农学专业为例，所设课程包括农学、园艺学、植物病理学、昆虫学及养蚕学、畜产学、兽医学大意、水产学大意、土壤学、肥料学、测量学等21门课程[8]。除此之外，清政府还规定实业补习普通课堂可附设小学堂或中等学堂及各种实业学堂，学制三年，分为农、商、水产等4科，其中农业科开设农具、害虫、养蚕、园艺、家畜等14门课程。
从农务学堂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农务学堂的教学主要是讲述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体现了近代教育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如湖北农务学堂初创设初期，农科招收学员30 名，主要讲授化学、农机、植物与土壤等课程；第二年增招蚕科学生30名，开设了算学、电学、种植等近代农业技术课程。1903 年湖北农务学堂购地迁建，仿照日本农业学堂形式建设新校区，不仅有教学楼，还建有化学试验室、养蚕室、育种房及其它教学建筑，扩大教学规模。同时增添近代化教学设施，在化学实验室里可以进行无机、有机和定量分析等各种实践实习，养蚕室设备全部仿照日本最新标准，可以调节室内温度等等。农务学堂学生在教员指导下，陆续完成《蚕桑实修成绩》及《养蚕收蚕表》等实验结果，为近代农桑试验及蚕丝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当时的许多农务学堂都附设农业试验场，涵盖农、林、桑园、水产等各学科，并且学堂有人工剥麻机、轧花机等大型农产加工机具，学生可根据教员授课，学习外国新法，试种五谷、棉麻、杂粮、果木、花卉、蔬菜等，观察其生长并作出试验记录。这些课程的教学奠定了农务学堂试验的科学基础，体现了新式农业教育的创新与实用。
四、农务学堂之于近代农业教育意义与作用
晚清农务学堂的建立和发展，吸收了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教学方法和教育制度，培养了大批农学人才，为中国新式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农务学堂的毕业生大多参与到农场实验工作，促进了近代农业技术知识的推广和传播， 讲求农学蔚然成风，为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农务学堂为各地培养了许多懂得农业科学和技术的人才。1909年，清学部总务司的《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统计：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的在校生149人，奉天农业学堂有314人，河南中等农业学堂有512人，四川的一所中等农业学堂人数也达到了157人，全国各类农业学堂的在校生人数多达6028人，其中以中等农业学堂学生人数最多，约占二分之一以上。 1909、1911 两年的农务学堂办学达到了高潮，扩大了数量和规模。截止1912 年，全国共有各类农业学校 263 所，在校人数达 15379 人[9]。各级农业学堂皆以“教授农业上所必需之知识、应有之技能，用中国之成法，参东西洋之新理，使学者实能从事农业为宗旨”[10]。由此可见，农务学堂注重传授给学生近代农业科技理论，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中国传统“无学之农”转向近代“有学之农”做了初步的人力资源准备。农务学堂人才的不断培养，改变了封建士大夫“看重”农业而又轻视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的传统心理，有利于近代中国农业教育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其次，农务学堂推广和传播农业新科技，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吸引更多的人自觉地参与近代农业教育。晚清农务学堂和农事试验场在教书同时还进行农产品的改良试验，研究土壤，着力引进西方新型农具和培育良种，出版农书和报刊，设立农产品陈列所等。如直隶高等农务学堂1905年创办的《北直农话报》就起到了振兴农业、开通民智的目的，农话报有22门类，每期包含10门，涵盖社说、肥料、土壤、蚕学、森林、作物、畜产、农艺化学、气象、园艺、农产制造、 病虫、格致、算学、调查、来稿等内容，且“凡报内各门均演成白话，俾阅者易晓”[10]。当时的地方农务学堂往往也与各类农业科学试验机构结合，开办各种农务知识培训班，甚至派教员下乡演讲、到田间地头辅导新式播种耕作技术；农务学堂中的林学专业对于树木的播种、移植、防病等进行了专门研究，专门引进了外国的白杨、梧桐、树等种子和树苗，进行繁育和栽植，并积极向农民推行。直隶顺天府农学堂成立后，还规定每年冬季开一次农业讲习会，凡远近农民，不拘年龄资格，都可以来堂听讲，也可咨询农事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山西农务学堂教员在校试验场栽种榆树苗，让农民领种，不取分文。四川省的农务学堂试验场将外国种籽分类说明，发给农民试种等做法不仅使农民从中学到很多前所未有的农业科技知识；而且将科学试验、教学活动与田间生产有机地融为一体，不仅提高农务学堂学生的实践能力，还增加了农事活动中的科学因素和科技含量，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和农民具体生产实际的结合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农民在征服自然、农事生产过程中的盲目、被动状态，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农业技术知识的推广和传播，也使更多的人了解到科学种田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自觉地参与农务学习和农业教育。
第三，农务学堂的发展促使农业知识和新品种的不断传播，推动中国近代农业从传统的经验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变，讲求农学蔚然成风。如1900 年，张之洞聘请罗振玉出任湖北农务学堂监督，1901年罗振玉在武昌创办《农学报》，积极提倡和宣传近代农学，1910 年，湖北农务总会创办的《湖北农会报》“以研究农学，改良农业，补助农政”为宗旨，该刊除了设有图画、谕旨、章奏、主张、论丛、文牍、译丛、讲演、纪事、报告、农话、问答等栏目，还有中外农业历史、农业新书、 世界农业、农学问题等专刊。凡此种种，都对近代农学发展及农业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种讲求农学发展的形势推动下，1898年清廷在农工商总局中专门设立农业行政事业机构，任命由端方主持。1907年末又颁行农会简明章程，规定各省设立农务总会，在府厅州县设立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等可以设立分所。一切桑蚕、纺织、森林、畜牧、渔业各项事情，农会均可酌量地方情形，随时条陈农工商部，次第兴办。凡此种种对推动中国近代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农业的改良都有积极意义。
总之，晚清新式农务学堂的创办是近代农业教育的肇始，它是培养崭新农业人才的载体，为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促进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变。
参考文献：
[1]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集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78.
[2]张謇.张謇全集 第2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3.
[3]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 54奏议五十四[M].北京：中国书店，1990：11-13.
[4]朱寿鹏.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3656.
[5]肖克之.西方近代农学对清末社会的影响[J].农业考古. 2007（04）：83-91.
[6]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M].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137.
[7]朱英.辛亥革命前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3.
[8]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59.
[9]王笛.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J].中国农史，1987（1）：68―84.
近年农业发展篇2
都市农业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产物，当今区域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单独是产业与产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上升到综合实力的竞争。我国城郊休闲农业正是顺应这种趋势而产生的，它在促进城郊经济发展、增加城郊农民收入、满足城市居民休闲需求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城郊休闲农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近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未突显。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逐渐由劳动型转向休闲型，对观光旅游的需求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公园绿地休闲活动空间与设备不足，人们对休闲游憩的需求增加，加上道路交通的改善，公共运输及私人车辆的普遍化，都为近郊农村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目前实际上，近郊农村的发展正处在不被认可的瓶颈期。以安徽省的岭脚村为例，此处游客多是为了黄山景区的游览，但它处在黄山市旅游区的边缘地带，发展不受重视，虽然村内有多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风景优美宜人，有着发展近郊农业、旅游业的先天优势，但目前处于尚未开发的状态，当地村民对其发展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近郊农村的发展尚缺乏科学有效的政府管理组织和管理方法。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休闲娱乐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政府就必须承担相关的责任。因此，提供形式多样、内容健康的休闲机会是很重要的。目前，我国大多数近郊农村产业都是在自发状态下发起来，普遍存在认识不清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科学合理规划、政府宏观调控与指导不力、不全面考虑可进入性和可持续发展;盲目开发、活动内容单调，游客逗留时间短，消费不足;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城市居民容易产生反感心理。黄山市的整体规划中以发展旅游业为主，很多近郊农村在建设生态旅游、休闲项目，各地的农家乐也纷纷建起。但是在组织中缺乏整齐划一的指导方针，建设方向参差不齐，建设步伐也前后不一，各地独成一派，功能重复、景观特色缺乏，更有很多人文类景观被忽视的现象。
(三)近郊农村产品的品牌化意识不强。在全球化背景下，品牌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产品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品牌的竞争。消费者对某种产品的认可、依赖，也往往表现为对该品牌的认可和依赖。而在当前近郊农产业的发展中，“自由化”无疑是最大的特点，产业方向、理念、管理组织，乃至实施都是自由化的，毫无“品牌”可言，散乱状态下的中国近郊农村亟需整体化的先进“品牌理念”。无疑，“黄山”已成为黄山市的一张名片，而且已形成了充分的名牌效力。但是对于岭脚村而言，八百岁的红豆杉、古色古香的千年古道等多处标志性景观仍未作为品牌被重视起来。就算是在村民的有意识认识下，千年古道已作为标志开始宣传，但是投入力度尚显不足，仅限在岭脚村周边。
(四)近郊农村的休闲文化理念发掘不够。农业是一种文化，农村饮食、穿着打扮、节庆、婚嫁、房舍建筑、民歌民谣、古传工艺等乡土文化的差异对都市居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据有关资料调查表明，在发达国家休闲农业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稳定性较强的主要休闲方式之一，其最稳定的客源主体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经济条件也比较好的人，也有远离农村生活缺少生活体验的在校学生。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看，这些市场都是应该开发的市场，其中以学生和老年市场为主。但是就目前中国市场来说，休闲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却仍旧存在了解不深入、开发不彻底的状况。榆村乡的休闲农业有榆村等成功的范例，但也有岭脚村等想发展却投入资金不足、技术不到位、规划不完整的问题。本村村民在自身的资源方面就存在认识不清、发掘不足的现象，尤其对“休闲”的理念模糊不清。
二、近郊农村产业发展的建议
(一)正确选择产业模式。对于城郊农村来说，选择恰当的产业模式就等同于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而现代化对于农村人则是致富的前奏，是对党的“共同富裕”的号召的响应。在城市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反而更向往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状态，所以各种农家乐、体验式农业应运而生。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农村产业进行了“深加工”。榆村以近郊旅游、休闲农业为主打，发展起了休闲、体验的整体规划园，建筑风格以徽派建筑为主，建成了大量人文、自然景观。在农业方面正在种植大型的果园以供游客体验采摘乐趣，岭脚村的发展却显得有些粗糙，开发步骤过于缓慢。
(二)挖掘人文财富，重塑自然资源。近郊农村有着不同于城市的独特魅力，有着各种各样的开发资源。农林牧副渔的集合式一体化是现代化农村建设的一种，这种倡导可以最大限度地集合各方面的产业优势，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源。近几年城郊兴起的农家乐、农家体验馆就是这种方式的延伸。它不仅仅把“五位一体”的农业发展起来，更是对它的再开发。诸多村庄祠堂、古遗迹、古建筑、名人故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了村庄资源开发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浑然天成、钟灵毓秀的自然景观，这些非景区的秀美景观是近郊农村发展的雄厚资本。尤其是在今天，端午、清明等短假期的到来为短距离旅游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岭脚村的徽派建筑、移民新村、牌坊祠堂，为本就极富“徽”色的村落建筑增添了浓重的人文色彩;红豆杉、竹海松涛等植株使得这个掩映在山水之间的村落有很大的保护观赏价值;千年古道、民间客栈等等都为发展休闲农业、近郊旅游业添了很大的助力。岭脚村地处黄山市近郊，对老年群体、学生群体有很大的吸引力。若能深层挖掘现有人文、自然景观的内在价值，无疑对岭脚村的发展来说是最有力的。
(三)建立特色品牌，完善管理制度。近郊农村的建设是在城市发展成熟后进行的特色化建设，相应的特色品牌建设也成为关键的一部分。品牌作为产业中独具魅力的所在会得到远高于投入的回报，而品牌效应也会促进产品的更快发展。如今的农村品牌建设还是一片空白，亟需新的力量输入。对于近郊农业来说，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关系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合理性，统一性的、建设整齐性的规划会使农村的发展更具潜力，而政府的大力配合也会使近郊农村的建设更具竞争力。一方面，建立一套以“千年古道”为中心的游览规划，把千年古道的品牌标志发展成岭脚村的特色，可以紧随黄山市的宣传步伐，紧抓品牌特色，把岭脚村的产业特色推广出去。错开黄山的主产业———旅游，以发展休闲体验农业、近郊旅游为主，面向城市消费市场同时开展生态旅游项目。另一方面，回归自然、体验文化、休闲度假是现代主潮流，因此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和具有观光、娱乐、休闲度假性质的旅游项目是近郊农村的重点。近郊农村的发展应秉承创新产业的理念，选择合适的产业模式，以生态农业、休闲旅游业、体验农业为先导，加强管理，以求经济文化双丰收。
近年农业发展篇3
一年来，洪洞县农机中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深化农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农机化服务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推动全县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
一、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报告的灵魂和主线。学习贯彻党的精神，重中之重是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集中学习。每周二、五召集机关和乡镇中心站全体人员参加集中学习，发放专题学习笔记本，要求做到学习有记录、有心得。一年来,重点学习了党的报告及辅导读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讲》、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新时代“三农”工作思想、乡村振兴战略等重要论述。
（二）通过干部教育在线、法宣在线、智慧党建等平台进行自学。引导干部职工利用业余时间持之以恒开展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活动，不断增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全体干部职工通过干部教育在线、法宣在线、智慧党建等平台，不断加强自学，重点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根据相关要求，完成必修科目学习，达到规定学时，并通过考试。
（三）创新学习方式，丰富学习内容。邀请市、县专家来农机中心进行授课辅导，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头讲党课制度，系统讲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今年以来，党总支书记贾宏海围绕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题为《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新时代合格党员》、《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开启新征程》的党课辅导。其他班子成员作了《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学习践行新党章——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践行者》、《遵从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等党课辅导。同时，我们建立了农机中心工作群、党员群、三支队伍群，实时推送党政要闻、法律法规、业务知识，丰富学习内容。
二、用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党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就是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党的精神，重中之重就是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思想上的源头活水，自觉把这一理论成果作为“定盘星”“压舱石”“导航仪”，做到学思践悟、融会贯通、落地落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一）认真贯彻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在夏收工作中，坚持绿色生态导向，加快“机器换人”步伐，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还田、打捆离田、精量播种、免耕播种等机械化作业技术，扩大绿色生产面积。特别是大力推行“机收—秸秆处理—机播”复式作业，防范焚烧秸秆现象发生，实现小麦秸秆还田、离田全覆盖，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三秋”工作中，大力组织开展玉米机收秸秆还田作业，出动玉米联合收割机500余台，机收还田面积达35万亩以上。推广应用玉米茎穗兼收技术，为实现秸秆离田、综合利用探索新的途径。
2018年8月28日，全市农机新技术（装备）现场培训会在我县召开。此次培训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一次学习新技术、了解新装备的机会。演示现场，秸秆捡拾打捆机、玉米青贮收获机等节能环保类机具发挥主力示范作用，始终贯穿绿色发展主线。
（二）认真贯彻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做好农机安全生产，对于促进农机化安全发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洪洞县农机中心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通过加强源头管理、年度技术检验、安全生产宣传月、安全隐患大排查和专项整治、抓主要生产季节、关键环节安全等工作，确保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017年10月13日，全省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现场会我县成功举办，全面检验和展示了我县农机安全生产成效。
2018年6月，洪洞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紧扣“生命至上，安全发展”活动主题，通过“进村、进合作社、进户、到农机作业一线”，全力开展安全生产月农机行活动。
2018年9月28日，为了宣传农机安全法律法规政策，进一步落实省市关于“放管服”改革的要求，我县成功举办了临汾市农机安全监理业务知识竞赛。通过这次竞赛，农机监理人员进一步提升业务本领，强化工作规范，争做行业标兵，为农机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三)认真学习“三农”工作思想，扎实做好各项农机化工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农机技术、装备支撑。
严格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载体，在提高农机化发展水平、优化装备结构、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洪洞县农机中心围绕提升产业、强农惠农的总体目标，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不断完善工作方案、优化操作方式、严肃工作纪律，确保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高效精准实施。全县农机化水平稳步提升，实现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标。近三年来，共落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120万元，带动农民投入7800万元，扶持2600余户购置各类农业机械3700余台件。
精准实施农机化项目。一是认真开展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助。2017年完成作业面积6.4万亩，惠及12个乡（镇）73个村7000余户。2018年作业任务4万亩。目前，已完成3.75万亩。根据全县实际，严格制定了项目实施方案和验收办法，参加作业机械全部安装深松网络监控设备，实现了农机深松整地作业网络监控全覆盖。二是实施机械化免少耕播种作业补助试点项目。补助资金160万元，实施面积8万亩，在全县十个乡镇实施。目前，已完成7.2万亩。三是突出抓好新型职业农民（农机操作手）培训。按照“科教兴农、人才强农、新型职业农民固农”总体要求，通过精心组织，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形式，确保培训到位、学时保证、资金使用合理。2017年、2018年共完成培训任务160人次。
深学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键在躬身实践、务实重干。洪洞县农机中心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把学思践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深刻学习领会党的战略部署结合起来，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不断推动全县农机化事业迈上新台阶。
近年农业发展篇4
关键词:沈阳近郊农业休闲旅游发展研究
温家宝总理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尽快使广大农村面貌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完成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就是增加农民收入。农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村居民)增收主要渠道一是依托本地资源,充分利用该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多角度发展农业;二是以市场为导向形成有特色、有规模、有档次、有效益的特色农业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快节奏生活造成的心理压力、都市中心城建筑森林的苍白,城市居民对郊区农业休闲旅游需求日渐增强。这种新型的旅游方式有助于农村形成特色农业产业,能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国家旅游局确定2006 年全国旅游的主题为“中国乡村游”,就体现了国家对发展农村休闲旅游的重视。沈阳市农业休闲旅游业已经有一定基础,但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以适应当前的形势。
一、郊区农业休闲旅游概述郊区农业休闲旅游是在城市郊区范围内以农业文明、农村文化、农家环境等资源规划成为特色地域景观而开展的区域性旅游活动。
发展农业休闲旅游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有具备发展农业休闲旅游的资源基础。农业旅游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旅游观光农业,必须建立在具有可供旅游观光开发的农业资源基础上,从而把农业资源转化成旅游观光资源,扩大农业资源的功能。第二,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旅客参与农事活动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第三,要以生态旅游为导向,使旅游者亲身感受和参与现代农业技术与生态农业等大自然情趣,把现代农业及自然资源景观与旅游资源融为一体,最终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结合。第四,农业休闲旅游是农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延伸,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我国农业休闲旅游起步晚,但发展较快。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国内一些都市区域的旅游市场开始导入乡村旅游模式,并很快形成超速发展的态势,目前全国至少有十万家。沈阳的郊区休闲旅游在新城子区、苏家屯区等地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如新城子区马刚乡中寺村的水果种植示范园,曾家沟村的三利国家A A 级生态农业示范园,苏家屯区白清寨乡的农家民俗体验游,马耳山生态旅游区的挖野菜、采摘樱桃、品农家饭旅游活动等等。
二、沈阳市近郊发展农业休闲旅游的优势分析
发展旅游需要的客观条件主要有四个,即:有人、有闲、有钱和便利。具备这四个条件,旅游就会有重大的发展。沈阳市在近郊发展农业休闲旅游以上四个方面都已经具备:
一是“有人”。沈阳现有人口数量为720 万,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将有度假休闲的需求。城市规模越大,前往郊区旅游城市人口基数越大,郊区旅游越容易发育。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城乡景观的空间差异就越大,城郊对城市居民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城市居民旅游出行率就越高。
二是“有闲”。目前,我国每年有114 天的法定假日,加上带薪休假,沈阳市的工作人口每年将有三分之一的假日休息,有充足的时间旅游。
三是“有钱”。2005 年,沈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年增长13.2% ,为10098 元,达到小康水平,已经做到“有钱”。
四是“便利”。近郊位于城市与农村的结合地段,临近城市,是距都市人最近的“自然界”,也是短途旅游的最佳去处。近郊的交通一般纳入了城市交通的大网络,公路四通八达。截止2005 年,沈阳已建成农村公路6198.4 公里,近郊区各村都已经有了较为宽敞的道路,很多地区甚至已经通了公交车。形成了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
发展农业休闲旅游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居民的意愿。因为休闲旅游的主体是城市居民,他们对农业休闲旅游的意愿取向直接关系到该产业的生存。本人曾经就该问题随机调查周围人群,90%以上的中青年(45 岁以下)都有“乡村游”的愿望。虽然该调查不具有普遍性,但至少说明想要“乡村游”的城市居民数量庞大,发展农业休闲旅游潜力巨大。
三、沈阳市发展农业休闲旅游的积极作用
农业休闲旅游投入少、收益高。农业旅游项目可以就地取材,建设费用相对较低,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有游客就有利润。在经营的过程中,农户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并未停止,还可以按游客的需求种植作物。因此,近郊发展休闲旅游与农业生产- 58 -农业经济2007/ 【农业发展】7不但不矛盾,而且二者的和谐发展还可以带来以下益处:一是增加农民收入。旅游者观光的同时带来了购买力,农民也获得了旅游者的消费收入和购买农产品的收入,使其效益远优于传统农业。以新城子区马刚乡中寺村为例:该村从20 世纪80 年代起开办农家院发展农村休闲旅游,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农村休闲旅游已成为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大产业。该村村委会统计数据显示,从2003 年到2005 年间,全村该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90 万元、120 万元和200 万元。二是增加农民就业机会。休闲旅游将农业向第三产业扩展,扩大了农业的经营范围与服务领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马刚乡中寺村160 户人家中,已有82家经营农家山庄,从业人员200 多人,约占中寺村人口总数的35% ,并提供劳动就业岗位500 多个,增加了农民就业机会。三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人们的精神日趋紧张,“都市综合症”随之而来。人们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使自己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享受。农业休闲旅游集农业劳动、农产品生产及休闲、度假于一体,给人们增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内容,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四、沈阳市农业休闲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沈阳市四个郊区开展农业休闲旅游的村镇越来越多并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但与北京、四川等农业休闲旅游开展早、经营好的地区相比,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旅游项目缺乏特色,呈现同质化。沈阳近郊农业休闲旅游推出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住农家院、吃农家饭、看农家生活”,虽然异于城市生活,但如果“天天都一样,次次都相同”,项目总体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必定会下降。项目的同质性使旅游点间可以轻易替代,也不利于培养游客对该旅游点的忠诚度。
二是景点分散且知名度不够。沈阳近郊农业休闲旅游整体上是一种小而散的自由发展状态。农业旅游资源广泛分布在各村镇,他们各自为战,缺少合作,且旅游资源的等级不高,知名的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较少,这也成为发展的“瓶颈”。
三是农业与旅游业结合不完全。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把农业中具有旅游资源部分的功能进行整合发掘和利用,使它充分满足人们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个性化需求。许多地方缺乏对旅游的理解,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开发,旅游活动单一,也缺乏必要的服务。例如鱼塘仅提供了钓鱼场所,不提供鱼杆、鱼饵等垂钓工具就可能使大多数游客放弃钓鱼,从而减少旅游收入。
四是忽视旅游产品售后服务问题。旅游也是产品,也应该有产品的使用信息反馈和产品的售后服务。绝大部分开展了休闲旅游的村镇只提供迎来送往的基本服务,没有旅游产品售后服务体系,从而导致游客流失。
五是开发建设不规范。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和正确的指导等原因,有些村镇开发过程中缺乏规划,硬件设施较差,各类用地参差不齐。一些乡村道路、停车场、公共厕所、住宿地及其他必要的公共设施过于简陋,整体布局杂乱无章,与旅游业脱节,无法形成整体的风格,破坏了游客对农村旅游点的好映象。
六是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各村镇基本上把发展休闲旅游等同为经营饭店和旅社,旅游经营者素质不高,缺乏必要的管理知识;服务人员以当地村民为主,多数未受过正规培训;经营者对服务人员的雇佣方面也不够规范,没有就业协议,服务人员的利益缺乏保障。
五、加快发展近郊休闲旅游业的对策建议
针对沈阳市近郊休闲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提出以下解决思路:
一是保持特色。鲜明的特色,独特的旅游区形象是旅游资源的生命力。在建设过程中要注意旅游景点之间的差别性,体现人无我有的异质特点。经过开发的旅游资源,应使它有所创新和发展,但要避免开发后原有的特色遭到破坏。
二是提高市场知名度。知名度的高低意味着游客对该旅游点了解的多少,就意味着客流量的多少,更意味着旅游点收入的高低。提高旅游点的知名度应做好对自身的广告宣传、与旅行社紧密的合作以及在节庆假日加大宣传力度等工作。
三是加强与周边景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旅游点之间的恶性竞争,会严重阻碍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要注意与附近景点构成互补,丰富产品结构,扩充产品数量,增加游客的可选择性。要把一个地区的旅游景点纳入整个地区的旅游网,真正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旅游项目的开发要结合季节的转化,针对不同季节的特点和农业的特点推出相应项目,比如春季郊外踏青,夏季观景避暑,秋季采摘果实,冬季冰雪项目等。
五是加强自身建设,搞好内部管理。在发展旅游的硬件方面,必须搞好交通、水电、饮食、住宿等基础设施建设,要有完善的旅店、餐厅以及休闲娱乐场所。在管理上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加强对服务人员技术培训;二要加强对游客宣传教育,增强游客维护生态环境意识;三要与受聘人员签订就业协议,确保受聘人员合法利益得到保障;四要积极建立完备的旅游产品售后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魏小安.中国休闲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0
[2]卞显红.城市旅游空间分析及其发展透视.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5
[3]郑耀星、储德平.区域旅游规划、开发与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
[4]何景明.中外乡村旅游研究:对比、反思与展望.农村经济,2005
(1):13-17[5]黄郁成、黄光文.论农村旅游开发的资源凭借.旅游学刊,2003
(2):76-79作者单位:沈阳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110161- 59
近年农业发展篇5
统筹三次产业，
增强农村经济竞争力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农村经济构成日趋多元化，传统农业对农村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为此，要进一步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切实提高农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近年来，我市特色农业快速发展，全市累计建成各类特色农业基地80多万亩，其中省级以上无公害基地20余万亩、有机食品基地4万余亩，被列为部级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累计发展农业企业193家，其中亿元以上企业5家，并投资4.7亿元，建成2平方公里农产品加工园区，区内年农产品加工产值达7.7亿元，占全市的38.5％，被评为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在农业产业化的推动下，全市农产品转化率和附加值分别提高到85％和35％以上，全市农民从茶叶、香榧、花木、长毛兔等四大产业获得的年收益就达13亿多元。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经营农业。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大力发展个私工业。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个私工业在我市遍地开花，并逐步形成了丝织、领带、花编、五金等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农村块状产业。据不完全统计，近年全市新发展来料加工企业500多家，经纪人400多人，带动加工户1万多户，从业人员4万多人，年来料加工产值近30亿元，加工劳务费收入4亿多元。要继续按照“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的思路，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家庭来料加工业，进一步挖掘民间资本潜力，培育工业经济后劲，并着力推动全民创业，促进农民转产转业，加快农民增收致富。在此基础上，要鼓励一批有一定积累和创业追求的来料加工户逐步走上创新创业创强之路，成为农村个私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有序发展农庄经济。以休闲农庄为主的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已累计投资1.2亿元，发展各类农家乐休闲旅游村(点)49个，经营户107户，年接待游客76.5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2670万元。甘霖镇施家岙村、东坡山庄、剡溪渔业园还创建成为省级农家乐特色村(点)。下一步，要按照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注重特色的原则，引导各地依托自然生态、田园景观、人文风情等特色资源，积极有序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使之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和促进农民增收的新渠道。
统筹城乡发展，
增强农村经济支撑力
嵊州“七山一水两分田”，90％是农村，70％是山区，农村经济基础较弱。为此，要进一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切实增强农村经济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
拓宽农民转移空间。按照城市化、工业化互动发展的思路，加强市区和中心镇建设，切实增强城镇的集聚、带动和辐射效应。拓展农民进城镇就业、创业的空间。目前，全市有15万左右本市农民在城镇就业，有lO万左右外来务工人员在嵊州工作生活，工资性收入已占到农民总收入的50％以上。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逐步使有条件的进城农民实现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化。并积极引导有一定积累和有一技之长的进城农民在城里或返乡创业。带动更多的农民就业增收。
打造农村发展平台。近年来，我市积极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着力推进以经济开发区为龙头、乡镇工业功能区为骨干、个私工业集聚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平台建设。至去年底，全市已累计投入3亿多元，建成个私工业集聚区184个，入区个私企业达2630户，累计实现销售8.4亿元，税收3700多万元。在个私工业集聚区的带动下，全市每年新发展个私企业1000户以上。要继续坚持以发展家庭个私经济为主题，以巩固、提升、扩张个私经济集聚区为主线，真正使集聚区成为工业经济的孵化器、农民素质提升的重要载体和百姓致富的重要途径。
改善农村发展条件。近年来，通过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农民的主体作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发展环境明显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特色资源的开发利用，农村优势资源正逐步转化为经济潜力。原先我市山区毛竹价格每公斤只有0.2元左右，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目前已达到每公斤0.6－0.8元左右。如通源乡茶培村共有毛竹林800亩，每年可采伐毛竹30万公斤，毛竹价格提高后每年能增收10多万元。但总体而言，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仍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统筹内外发展增强
农村经济外拓力
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源制约和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为此，要按照内优外拓的思路，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不断开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基地外建。以茶叶、花木等主导产业为突破口，积极推进基地外拓、资源外引，规模和效益进一步提高。至去年年底，全市累计农业外拓基地71.5万亩，尤其是茶叶产业，已相继建立市外茶叶基地30余万亩，其中部级农业龙头企业浙江华发茶厂，已先后在湖北、福建及本省各地联结茶园13.1万亩，成了国内最大的“茶包头”。要进一步做大做精做强产业产业，巩固我市全国最大出口珠茶加工集散中心的地位，加快建设全国领先的无公害茶生产中心和名优茶生产中心，从而实现从茶叶大市向茶叶强市、绿色茶都的跨越。
市场外拓。加强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建设，培育农产品贩销队伍，促进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全市现已组建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118个，带动农户12万户，每年为农民直接销售农产品达3000多万元；有3800多名农民从事花木、茶叶、果品等专业贩销，年贩销额达6.9亿元。要进一步鼓励农业企业外进超市、外设窗口、外销产品，积极创造条件申办自营出口权，把更多的特色农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不断拓展我市农业发展的市场空间。
产业外输。目前，我市传统小笼包产业已遍布全国，从事小笼包经营的农户达3万多户，每年收入超过5亿元，小笼包专业村剡湖街道禹溪村有40％的农户外出制作小笼包，全村小笼包年收入300多万元、人均达1.5万元。此外，全市有100多个民营剧团活跃在农村舞台，从业人员
3600余人，演出收入5000多万元；有6500多农民外出当“田包头”。在外承包土地16.2万亩，年产值超过1.6亿元。为此，要进一步打响嵊州小笼包子、嵊州越剧等一批特色品牌，扶持发展一批特色专业村，鼓励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到城市开店经商。到外地经营特色产业，促进传统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统筹人的发展，
增强农村经济原动力
发展农村经济关键靠人。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农民的教育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创业本领，不断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积蓄后劲。
加强农民技能培训。近年来，我市先后组织开展了各类农民培训45万人次，共有5万多名适龄农民掌握了木工、钳工、领带、针织、厨具等相关产业的生产技术，实现了转移就业。要进一步整合农村教育培训资源，深入开展新农村主题教育和农民就业转移培训，建立健全企业出单、农民点单、学校接单、政府埋单的长效机制，依托农技大师、农民信箱、职教中心、实训基地、乡镇农校等平台，切实提高农民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积极培养经济能人。近年来，我市专门建立了农村人才库，登记在册的“草木才子”已达12500多名，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要继续按照“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的思路，实施农村人才培训工程，把培养经济能人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来抓。一方面。要将这些农村优秀人才作为农村党员和村级后备干部的优先发展对象：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使其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头羊”和农村经济的示范者，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提高农村干部素质。村干部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引路人。如长乐镇上南庄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已发展丝织户40多户，大白菜、甘蔗种植大户40多户，两项合计年收入近500万元；崇仁镇木马蛟村投资120万元建成生态万兔场，全村兔毛、种兔年收入达300多万元，户均年增收2万多元。要积极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狠抓教育培训，强化工作保障，切实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整体素质，增强他们领导和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水平。带领农民群众闯出一条符合本村实际的发展新路子。
统筹各方力量，
增强农村经济推动力
发展农村经济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为此，要认真落实各项“三农”政策，整合政府资源，引导社会力量，进一步营造加快发展农村经济的强大合力。
切实加大扶持力度。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要求，近年来我市先后出台了统筹城乡30条、新农村建设30条以及山区经济13条等一系列农业农村政策，切实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如每年安排300万元专项扶持效益农业和山区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每年安排500多万元专项扶持个私工业集聚区建设，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断开辟新的支农资金渠道，形成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努力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
深入开展结对帮扶。2006年，我市结合绍兴市“双五千”以下村结对帮扶活动，启动了“百村千户扶贫攻坚计划”，全市100个贫困村累计到位帮扶资金856.3万元，完成实施扶贫项目131项，其中个私小区、农业基地等经济发展项目8l项，贫困村的“造血功能”明显增强。如贵门乡白宅墅村，借结对帮养殖业、加工业等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让山区农民发挥当地生态资源优势、实现脱贫致富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然而，从周边县市来看，各地发展农家乐风格基本雷同，普遍缺乏明显的特色优势。对新桥乡来说，要在农家乐市场竞争中避免落入俗套、争得优势地位，必须坚持差异化、个性化发展，在做好“农”字文章的基础上，突出“乐”的亮点，注重挖掘特色文化内涵，把生态特色文化注入到农家乐中，着力扶之力新建名茶集聚区，全村茶叶年产值达149.5万元。户均名茶增收超万元；里南乡蒋家湾村建成丝织个私小区，丝织户全年可增收70万元，全村农户仅此一项人均增收3500元，村级集体经济通过厂房租赁每年可增收113万元。要继续积极推进结对帮扶工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整合部门优势资源，切实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步伐。
近年农业发展篇6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虺??砍率霞移住贰⒋痈霭附嵌忍致哿饲宕?笃诠愣?乃恐?こ。ㄖ泄?缁峋?檬费芯?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参考文献：
（1）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N].人民日报，1965－08－02. （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A].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J].历史研究,1962,(3).
（5）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6）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道路[J].文史哲,1996,(6).)
（7）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J].近代史研究,1984,(1).
（8）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9）史建云.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10）戴鞍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J].复旦学报,2001,(5).
（11）彭南生.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2).
（12）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3）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4）[美]chi-ming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美]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
（15）马若孟.手工棉纺织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A].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1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陈诗启.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J].历史研究,1959,(2).
（18）徐新吾.对中国近代手工棉织业史料中一些误解的评述[J].上海经济研究,1988,(3).
（19）杨宇清.中国近代手工业的演变和反思[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4).
（20） 张思.遭遇与机遇：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以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为例[J]史学月刊，2003.(11).
（2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2）（美）赵冈.现代棉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A].载德·帕金斯.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透视[M].[美]斯坦福大学，1975.
（23）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24）陈惠雄.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J].历史研究,1990,(2).
（25）谢放.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J].近代史研究,1990,(1).
（26）刘灿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兼谈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认识[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6).
（27）陈庆德.论中国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3). 论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J].求索,1991,(6).
（28）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29）王方中.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5).
（30）夏林根.论近代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4，(11).
（31）史建云.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J].近代史研究,1996.(3).
近年农业发展篇7
（一）创新农业经营模式。推动农业经营制度创新；用全民守业理念，引导农民自主守业；通过培育农村新型合作组织为农民搭建自主守业发展平台，促进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一是引导农民创家业。县各种类型的农庄经济大户已发展到1915户，其中种植业1383户，养殖业482户，从事农产品流通及加工大户50户。县供销社退休职工叶金海，带领全家艰苦守业。建成160平方米新型农庄，160亩高标准果园，2000平方米养殖场和豆制品加工作坊，20亩精养鱼池和沼气池，走出了一条立体养殖循环发展的路子。
二是推动农民建产业。全县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开发公司（中心）单位+委托法人实体、龙头企业+农户+基地、产业协会+农户协调服务等5种经营模式。从事种养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5个。从事农业和农产品流通、加工的公司实体近100户。产业协会4个，规模集约经营面积近38.5万亩。水果种植大户邹德木牵头成立水果专业合作社，吸纳农户200户，入股资金300万元，经营水果面积5000余亩。
（二）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民变股民，全县流转面积近2万亩；二级流转，农户与村委会、村委会与农业企业签订流转合同，农业企业吸纳土地流转农户劳动力从事生产，农民变农工，全县流转面积近6万亩；三级流转，农户与村组、村组与乡镇、乡镇与经营大户、龙头企业签订流转合同，全县流转面积30余万亩。
（三）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指导发展。全县先后编制了水果、泡桐、楠竹、雷竹，油茶、马铃薯、优质稻及虾稻轮作、规模化牲猪，肉鸭等八个专题产业规划，并实行“一个产业、一个规划、一个县级领导挂帅、一个工作专班、一套工作措施”五个一”服务机制。二是科技培训，引导发展。依照产业发展技术要求，组织农民开展技术培训，先后开办培训班70期，培训1.2万人次，发放技术资料近3万份，并组织乡村干部六批次，外出对口观赏学习。三是多方融资，扶持发展。仅2008年一年全县整合各类支农资金近亿元。招商引资5000多万元，发放小额贷款2000多万元用于农业开发和农民创业。同时县委、县政府出台了鼓励部门与干部职工、企业与社会各界、回归守业人员与农民自主守业等文件，形成了多元投资守业格局。通过3-5年努力，全县将形成“林果竹，薯稻畜”六大产业体系，农业产业化产值将达到50亿元以上。
着力推动农民守业增收，县积极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收到显著效果。但从总体来看，农民增收仍在徘徊，农民守业仍然艰难，为进一步用足用活发展政策，着力推进农民守业，增加农民守业能力，提高农民守业效益，特提出五点意见和建议：
1用足党的惠农政策。要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调查研究，出台鼓励农民自主守业，扩大就业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拓宽农民守业和就业空间。把农业资源转变为农民创业的资
特别要增加对农民自主守业的投入扶持，本。让农民守业之火更旺，守业氛围更浓，守业环境更优，让更多的农民创家业、办企业、建产业，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竞相守业的新热潮。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让农民变农工，农民变市民。
2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的流转核心是还权于民。农民承包土地无论是内部流转，还是同社会资本融合流转，都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让农民得到扎扎实实的利益。浙江老板竺华福在肖岭大堰村投资建设“金色农庄”农民以3000亩荒山入股，预期农民每年每亩土地可得纯收入2000元左右，全村农民可受益600万元。农民还可就近打工，做到打工种田两不误。这种土地流转方式和经营机制，农民最愿意，农庄的发展环境也得到优化，走出了一条公司+农户，社会资本同农业资源有效结合，带动农民致富的土地流转经营新路子。
3健全融资筹资机制。发展农庄经济或自办经济实体，形成一定经营规模的应采取以奖代补的方法，由财政给予一定额度的资金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产业和农产品流通加工的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上给予扶持；对贫困乡村农民守业，建立帮扶基金，选准致富门路的前提下，运用帮扶基金扶持守业。新农村建设工作队要把支持农民守业、就业作为工作重点，制定规划，分批设施。优化组合政策扶农资金，重点支持农民守业。二是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农村信用社要以服务“三农”为己任，用活小额贷款政策，赋予农民以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地面资产、农民宅基地和房屋资产抵押贷款权，为农民守业提供信贷支持。积极发明条件，发展村镇中小银行。允许有条件的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或信贷专业合作社。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成立“农村贷款担保公司”县域内金融机构当年新吸收的存款，要有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民守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引导和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守业，鼓励外出务工能人回乡投资守业，鼓励社会闲散资金参与农民守业。抓好农业龙头企业建设，围绕龙头建基地，建好基地促龙头，鼓励外资和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流通、加工，带动农民守业。
4加大技能培训力度。普及农民守业与就业技能培训。让农村每个劳动力掌握一门守业和就业技能。要加强中等职业教育，使新生代农民普遍具备守业或就业能力。县职业教育中心要大幅度增加农民守业技能培训内容。县农业部门要以农民掌握一门实用技术为己任，加大培训力度。要发挥能人示范效应，开展技能传帮带，设立农村能人专项贡献奖，给予精神和物质鼓励。
5加强服务体系建设。使他成为农民守业的示范者和带头人。要进一步拓展农民守业与就业空间，科学制定《推动农民守业与就业》专题规划，要以培埴和发展特色产业为重点，打造一批守业示范村、特色产业村、专业致富村、生态旅游村。
近年农业发展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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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市公布“郊区劳动力职业教育三年行动计划”[EB/OL].http：///gzdt/2006-04/22/content_261363.htm.
[3]李丽.济南鼓励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参加培训有补贴[EB/OL].http：///rollnews/shandong/201011/t20101122_6808854.htm.
[4]于洪光.农民工培训亟待合适的“口味”——来自济南市的调查与思考[N].农民日报，2012-04-14（02）.
[5]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R].工人日报，2010-06-21（01）.
[6]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2-03-19].http：///tjfx/fxbg/t20100319_402628281.htm.
[7]买天.培养更多更高层次的农民工[N].农民日报，2010-02-23（02）.
[8]史载，程喜明.甘谷10万农民工华丽转型[N].天水日报，2012-10-28（05）.
[9]田占慧，刘继广，钟利军.发达国家农村职业教育新模式比较分析[J].成人教育，2008（1）：95-96.
Analysis on Policies of Rural Labor Training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ZHANG Ling， FAN An-pi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hangrao Teachers’ College， Shangrao Jiangxi 33400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10 years， the central and various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has actively boosted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of rural labors by making and issuing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a relative perfect policy system has been form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improvement spaces in the policy system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between policy and market， training quality and benefits and urbanization of rural labors. Aiming at these conflicts， the rural labor training policies should try to enhance scientificity and pertinence， try to develop demand-led operational mechanism，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ining contents from striving for existence to striving for development to help rural labor force become real industrial workers with professional ski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