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作用和意义范文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1

一、规则是社会有序的保障，是法治的治理基础和重要依据

法治乃规则之治，规则是法治的基础，“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规则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若不在社会生活中运用规则思维就谈不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因此学习和研究规则意识确立规则意识、运用规则思维是理解、培育和运用法治思维的重要内容，是对法治思维研究的具体化，也是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重要思维保障。当前，在实践中无论是手握政权的公权力者亦或是平民百姓都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规则意识，公权力者的强拆以及中国式过马路都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至今仍然缺少准确运用规则进行思维的习惯和能力。

本文的规则思维主要指的是法律规则，法律主要是由法律规则所组成，正是规则的存在才使法律发挥着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等作用，法律规则是厉行法治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作为法治思维的内涵之一，规则思维对于规范社会生活，保障公民权益而言规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规则给公民的权利定规矩，使得公民的权利可预测，可规范；规则为公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厘清了权力的边界，约束权力的实施，促使其守规矩，不任性。

法治首先是法律的统治，即规则之治。法治无论是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亦或是作为行为规范，其内在含义即是法律规则的实施。博登海默认为：“如果包含在法律规则部分中的‘应然’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并不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任何一部法律，其有效实施的终端都在于法律的适用。准确把握当前法律适用统一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通过理念更新和机制创新，不断推进法律适用统一，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从实践层面来讲，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如果不受规则的约束，为所欲为，那么统治社会的就不是法律而是专制。因而，规范性制度的存在以及对该规范性制度的严格遵守，乃是在社会中推行法治所必须依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如果社会公众不能严格的遵守社会规则，那么权力就会毫无顾忌的专断任性，公众的合法权益就会受到侵害，社会就无法和谐有序的运行，这势必会损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一言以蔽之，没有规则就没有法治，规则是现代法治的载体和基础。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在国家社会生活中进一步确立规则之治的过程。

二、规则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

当下我国法治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规则之失”，未来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推进“规则之治”。“法治思维的精髓在于规则意识，社会要发展，社会要和谐都必须要讲规则，无论社会治理当中运用何种思维方式，其前提都在于制定良好的规则并得到大家的普遍遵守。”可以说，规则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作为法治思维的规则思维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规则思维是合法性思维。

规则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核心，是一种合乎法治要求的思维方式。就法治而言，合法性是判断人们行为、社会关系正确有效与否的最重要的依据和标准，“法律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合法性的分析，即围绕合法与非法来思考和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主张、利益和关系。”因此，规则思维必然要考虑合法性问题。规则思维意味着人们遇到各种问题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行为或社会关系是否合法合规，将法律规则作为评价人们行为、社会关系合法正当与否的首要标准。即规则思维首先就是合法性判断的思维。

第二、规则思维是遵守规则、尊重规则、依据规则并运用规则的思维。

规则思维是以规则为基础和依据的思维，恪守非人格化权威。规则思维的起点是寻找有效的规则，规则思维的过程要依据、运用和尊重规则，规则思维的结果要合乎规则要求。规则思维要求在认识、分析、评判、推理和形成结论的思维全过程都要讲规则。在法治实践中，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常怀规则意识，遇事找法律规范、解决问题靠法律规范。规则思维要求法律人乃至普通公民要善于寻找事件与规则、事物与规则、行为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辨识其是否相适应，进而穿行于事实与规则之间，在个案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各环节都要尊重和运用既定的法律规则。始终将宪法法律规则作为所有主体行为的首要规范和依据，依照规则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合乎规则的可为，违背规则的禁为，真正做到公权力机关行为于法有据，有权不任性，公民法人信法守规矩。当然，规则思维绝不是简单死抠法律条文的僵化思维，规则思维支持通过对法律规则的适当解释、论证、推理等方式来完善法律规则，并作为思维依据。

第三、规则思维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平等思维。

规则思维一方面意味着每个人在既定规则面前的平等。而平等即意味着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规则思维要求在分析处理问题时，要有平等尊重、遵守规则的意识，任何人不能享有超越法律规则之外的特权。另一方面，规则思维是一种平等对待他人的思维。平等待人思维规则的确立有助于实现形式平等，因此，规则思维意味着在规则基础上尊重他人、理性平等对人，是基于规则的平等主体思维。规则思维意味着不因规则以外的因素，作出不相关考虑和衡量，更不得进行歧视或其他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第四、规则思维主要是一种形式理性思维。

从逻辑基础看，规则思维是一种形式逻辑思维，从合理性的类型看，规则思维主要是形式理性思维。作为法治思维的规则思维是基于规则、运用规则的思维，为了实现规则治理的统一性、确定性、可预测性和普遍性，规则思维应当是形式理性的思维。所谓形式理性是相对于实质理性而言的，追求的是形式正义。法律的形式理性思维强调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评价、判断，在法律之内而不是法律之外去寻求和实现正义规则思维是形式理性思维，这意味着思维主体思维的依据是法律规则，除了极端例外的情况外，主体应忠实于法律规则，不能以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来代替法律规则。特别在司法过程中，裁判者必须把他应该判决的、个别的具体个案与实在法之中的规则联系起来。裁判者应当从案件到规则，又从规则到案件，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和权衡。他应当实现法的决定，而不是用自己的决定取代法的决定。规则思维的形式理性，还表现在其反对以个案的特殊性来否定、排斥普遍性的规则；反对后果向替代规则取向，即反对以结果的妥当性、合理性为由来排斥规则或规则的适用结果。“出于法治国和法的安定性的理由，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特别是不得考量仅仅在具体个案中出现的后果。”因为，立法者从具体、丰富、多元的社会生活中抽象出一般规则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发挥其作为普遍的思维工具的作用。通过立法制定规则，在各种价值偏好、利益冲突间凝聚最大共识，避免重复不必要、易分歧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在规则适用层面上通过事实判断和形式逻辑推理致力于实现规则的统一适用。如果规则思维放弃形式主义的立场，而采用实质主义的面向，那么实质正义标准的因人而异将导致规则适用无法统一、规则权威性、可预见性、安定性等的丧失，法将不法，甚至规则的制定也就没有意义，法治的规则之治由此也就失去了根基。

当然，我们说规则思维是形式理性的思维，并不是说规则思维就没有价值目标，完全不考虑实质正义。只是为了维护规则的权威和安定，而反对通过突破规则的方式实现实质正义。规则思维认为一般情况下规则本身就是立法过程中凝聚的共识，是正义公平的体现，实践中无需再多做不必要的价值判断和考量，“通过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的连接，立法者部分地表达出了他们如何组织社会的设想。可见，任何法律规范都包含了立法者的‘利益评价’，也就是‘价值判断’。所以，法律适用就意味着在具体的案件中实现法定的价值判断。”实现规则，在多数情况下也就是实现了正义。

尊重规则的思维不是只要规则的思维，规则思维绝不意味着过分拘泥于规则而成为一种僵化的思维， 规则思维也不绝对排斥基于事实和价值的评判。“ 尽管为了在社会中确保法治的实施，一个由概念和规则构成的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创制这些规则和概念的目的乃是为了应对和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且我们还必须谨慎行事， 以免亳无必要地、毫无意义地强迫生活受一个过于刻板的法律制度的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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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2

一、法律的定义

“本书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法律的定义，而是提供一个国内法律制度独特结构的更佳分析和一个作为现象的法律、强制和道德之间的类似与区别的更佳理解，以此促进法律的发展”（Hart，1961：17）。[2]这是《法律的概念》中提纲挈领的一段叙述词语。

法理学，首要的是研究法律的性质。研究法律的性质时常被视为寻找和界说法律的定义。不奇怪，在中国的法律知识状态中，如果一个文本被称为《法律的概念》而其中不存在一个法律的定义，那么，其何以可称为《……的概念》？何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区别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手段工具？遑论法律理论的发展？中国的法律话语一般会有这样一个暗示：各种分析性质的法理学研究的起点应指向法律定义的界说。《阿奎那著作选》说：作为一个定义，法律“不外乎是对于种种有关公共幸福的事项的合理安排，由任何负有管理社会之责的人予以公布”（阿奎那，1982年：页106）。[3]边沁的《法律通论》说：“可以将法律界定为一国主权者设想或采用的一系列意志宣告，其涉及某个人或某些人在一定情形下服从的行为。”（Bentham，1970：1）[4]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些论说通常被视为一种法律概念的明确阐述。虽然其可能不被同意，但其形式作为法律定义的一种方式则是无可质疑的。法律的定义，被看作法律论说被清晰理解的必要前提。

于是，我们的叙事方式和《法律的概念》的叙事方式之间的一个语境差异，在于“定义的看法”不同。

中国语境中法律定义的设想是建立一个法律的种差概念，即首先寻找一个族系或类（如行为规则、规范等），然后再寻找族系或类成员（如法律规则、道德规则、宗教规则）之间的差异，最后用名词（即族系或类）之前不断增设形容词（差异）的叙事方式建构法律界说的模式。有文本便以为，“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孙国华等，1994年：页79-80）[5]“法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由在一定地域内的公共权力机关以强制力保证其施行，以求确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和发展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倪正茂， 1996年：页22）。[6]

但是《法律的概念》认为：这种方式的“成功时常依赖尚未满足的条件，这些条件之中的首要条件是应当存在一个更大的事物族系或类，其特征为我们所了解，其定义在界定他者时已被设定。显然，如果对事物族系或类只有含糊或混乱的观念，一个告诉我们某种事物属于该族系成员的定义便无法帮助我们。就法律而言，正是这一要求决定了这种定义形式没有用处，因为，在此不存在人们熟悉且容易理解的法律是其成员的一般范畴。在法律定义中，前述定义方式使用的最为明显的一般范畴是行为规则这一一般事物族系。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本身像法律的概念本身一样令人困惑”（Hart，1961：17）。[7]《法律的概念》提醒人们注意，如果对于一个法律的类概念（如行为规则）没有清楚的认识，当然无法清楚地了解法律的定义。依照前述的定义模式，对于一个概念的把握是无法清晰的，因为，无法最终把握可以不断延续下去的类概念。这就如同认识大象一样，如果想知其是什么，便需知道作为其类概念的“动物”的明确含义，而要理解“动物”是什么，便需知道其类概念“生物”的明确含义，而要理解“生物”是什么，就需进一步理解“物质”、“存在”……

不仅如此，《法律的概念》还提出了另一个反对一般法律定义模式的理由：这种简单定义方式依赖一种默认的假设，即所有被定义为某物的事例，具有定义表示的共同特征，“但是甚至在较为一般的场合也可以发现边缘情形的存在。这表明一般术语所指称的若干事例具有共同特征的假设或许是个教条。术语的通常用法甚至专门用法时常是十分‘开放的’，因为这些用法并未将术语的外延限制在那些只有某些正常的并存的特征呈现出来的事例……对国际法和某些形式的原始法来说，情况就是如此。”（Hart，1961：17）[8]这里的意思是说，术语的用法具有模糊边缘的区域，在这一区域中既不能肯定也不能排斥定义对某些对象的有效性。

根据这种“定义的看法”，《法律的概念》放逐了法律的定义。这是告诉读者，推进法律理解的首要契机便是从“法律定义”的困扰与争论中摆脱出来。

在《法律的概念》之后的分析法理学的语境中，法律的定义成为众多法理学文本中的“缺席”。英国学者拉兹（Joseph Raz）的《法律制度的概念》（）[9]和《法律的权威》（）[10]，麦考密克（Neil MacCormick）的《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11]和《制度法论》（）[12]，美国学者戈尔丁（Martin Golding）的《法律》（）[13]……作为分析法理学的重要文本，不再界说传统意义的法律定义。当然，这不是说在《法律的概念》之后才出现了法律定义的全方位放逐，而是说，在其中阐述的反对定义方式的理由里，分析品格的法律话语自认为可以获得胜过“定义方式”的“他者”叙事手段，从而以另外的角度议论法律的性质。

面对颠覆“法律定义”的话语，中国语境的论者可以提出一个反驳：如果这种定义方式不能获得清晰的认识，那么其他叙事手段同样不能成功，因为，任何叙事方式都是由陈述而且都是由语词构成的，而任何陈述或语词都将面临被其他语词解释的问题。换言之，如果对陈述或语词没有清晰的认识，对叙事方式本身便不会有清晰的认识。而对陈述和语词的澄清认识，总存在着“不断追踪”因而无法清晰的问题。比如，针对“被继承人死亡继承开始”这一陈述，如果要想获得清晰的认识，就需理解“继承”这一语词的含义。而要理解“继承”的含义就要理解“获得”、“接受”、“转移”等语词的含义……这一过程是个“不断追踪”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语境论者还可提出一个反驳：如果一个定义不能涵盖边缘区域的外延对象，则其他叙事手段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后者在说明一些对象的同时也将不能肯定地说明其他一些具有类似性质但又具有某些差异性质的对象。就此而论，不能认为可能存在的其他叙事手段要比“法律定义”来得有效或成功。进而言之，如果其他叙事手段可以存在，“法律的定义”也有存在的理由。

上述反驳是言之有理的。而且，它又意味着在《法律的概念》提出的批评包含着自我颠覆：获得清晰认识的目的只能导向不能获得清晰的认识。这是说，《法律的概念》的初衷是通过反省“法律的定义”方式以获得认识法律性质的清晰叙事手段，但是，任何叙事手段本身都包含“需要清晰认识”的语词，如此，在认识中只能包含并不清晰的认识。

然而，不论《法律的概念》的批评本身如何，“法律的定义”方式存在着问题终究是肯定的。上述反驳越是言之有理，越表明“法律的定义”方式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不清晰”的困难。阅读《法律的概念》，这或许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结论。

二、法律与强制

在《法律的概念》中，放逐“法律的定义”意味着法律分析的目的在于理解法律与强制、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14]而这种理解在另一方面便是梳理法律的核心要素。

就法律与强制的关系来说，法律具有外在的强制性或曰在本体论上以强制力作为后盾，是法理学话语长期以来不忍割舍的一个元叙事。在相对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这些“他者”时，该元叙事尤其为法理学话语确信为法律的独特要素。在中国的语境中，法理学文本一般也将其接受为法律分析的出发点之一。“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尽管不同性质的法，保障其实施的国家强制力的性质、目的和范围不同。任何法想要成其为法和继续是法，国家必须对违法行为实施制裁”（）。 [15]“法律规范是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规范。这是法律规范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技术规范的重大特点……一种规范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如果违反了这种规范可以不受国家法律的制裁，那么这种规范就不是法律规范”（）。[16]

可以看到，法律强制力的观念，作为一种法学意识形态而取得法律话语的“霸权”，是与19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的分析法学的法理学文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 世纪英国学者奥斯丁（John Austin）的《确定法理学范围》说：“法律是一种责成个人或群体的命令……法律和其他命令被认为是优势者宣布的，并约束或责成劣势者”；[17]作为一种命令的法律包含三个意思，“其一是某人设想他人应该行为或不为的愿望或意欲，其二是如果后者拒绝将会出现来自前者实施的恶果，其三是意志用语言或其他标记来表达或宣布”。[18]二十世纪初英国学者霍兰德（Thomas E. Holland）的《法理学的要素》说：“法律是政治主权者强制实施的有关外在行为的一般规则。”[19]这些文本加强了法律强制观念在法理学语境中的泛化。

法律强制观念与法律制定说、法律意志说、法律制裁说有着密切联系。第一，法律是由人制定的，正因为由人制定，法律才作为社会现象出现于人类秩序之中；第二，由于法律是由人制定的，它必然体现了制定者或说立法者的意愿，而这种意愿当然来自其意志；第三，制定者的意愿要想顺利实现，没有必要的最后制裁手段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确定法理学范围》强调：“命令、义务和制裁是分开而又相互联系的术语，每个都具有与其他两个术语相同的含义……三个都直接并间接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每个都是同一复杂含义的名称。”[20]

本世纪中叶，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分析的边缘话语文本，《法律的概念》向这一法学意识形态提出了全面挑战。在《法律的概念》看来，法律强制观念的一个十分致命的弱点在于混淆了两种行为模式：有义务做某事和被迫做某事。如果一名持枪歹徒威胁某人交出钱财，后者出于别无选择将钱财交出，那么，可以认为后者是被迫交出的，但不能认为其有义务交出钱财。这表明，某人在特定情况下是否有义务做某事与其在特定情况下因受威胁而做类似的事情是无关的。于是，制裁或强制与义务之间的关系，不能通过立法者使用威胁或实际的强制力来解释。威吓只是使行为者处于被强迫而不是有义务的地位。[21]

从法律的内容来说，《法律的概念》告诉读者，一方面，有关立法者立法形式和内容的法律不仅包括一些义务职责性的规定，而且包括一些权力性的规定，立法者在制定法律之后有权解释法律的含义，有权将解释权交给其他法律机构，有权宣布某些习俗规范或道德规范具有法律效力，这些权力性规定不能理解为强制性的义务规定，[22]有关司法机构职权的规则也是如此；[23]另一方面，某些权利性规则如继承权规则、自愿赠与规则、婚姻自由规则，等等，同样具有授权性质因而不能理解为具有强制性，“规定合同订立、遗嘱订立和结婚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则并不要求人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行为，这样的法律并未设定义务或责任”。 [24]授权规则规定的行为，如果不去实施，显然不存在强制实施的问题。[25]

此外，《法律的概念》相信，即使就某些义务职责性的规则而言，法律强制观念也是令人怀疑的。立法机构在立法时通常要遵守规定立法程序的法律规则，这些规则会规定如何提交法律议案、如何讨论并通过法律议案、如何修改或废除原有的法律规则，以及在何种情况下通过法律议案具有法律效力。这些规则与立法者的义务或职责有关，有时正是立法者自己制定颁布的。“许多立法现在对立法设定了法律的义务，因此，立法完全可以具有这样的自我约束力”。[26]甚至刑法“也是共同适用于那些制定它们的人，而不仅仅适用于其他人”。[27]就这些规则来说，如果认为法律是强制性的命令，那么，就可以认为立法者是在命令、限制和威胁自己了，如此未免显得有些荒谬。

在《法律的概念》之后的法理学语境中，更多的文本对“法律强制观念”采取了边缘化的姿态。美国学者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的《法理学》说：如果因为政府强制力的运用越来越少而宣称法律在社会中已经不复存在，那么，这显然是对法律的作用的一种误解；但如果必须将主要依赖强制力作为实施法律的手段，那么只表明法律制度失灵而不是肯定其效力与实效。“既然不能根据一个社会制度的病态表现来给其下定义，那么，就不应将强制的使用视为法律的本质”。[28]奥籍学者温伯格（Ota Weinberger）的《制度法论》以为：以威吓为基础的强制不是法律的本质要素；将制裁视为法律唯一的刺激力是对法律的极大误解，法律的主要作用是指引和协调，其主要手段不是强制而是促进。[29]英国学者劳埃德（Dennis Lloyd）的《法律的观念》也以为：对“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否定意识，并非要剔除法律程序中有时存在的强制制裁，而是将重点从强制的服从转向自发的同意。[30]

实际上，在新的法理学语境中，“法律强制”话语最终游离于边缘及被放逐的位置。

针对《法律的概念》的第一个批评，后来的赞同分析法学的文本提出了一个反驳：有义务做某事和被迫做某事的确是有所区别的，但区别在于前者是普遍化的，后者是个别化的，而不在于前者与制裁威吓没有联系。要求纳税人交税，是以如抗税偷税则罚款或判刑作为威吓的，说纳税人因威吓而被迫交税并无不妥，有些人正是因为惧怕制裁而纳税的。换言之，虽然不能说被迫做某事便是有义务做某事，如被迫去抢劫、被迫去伤人，但可以说有义务做某事正是被迫做某事。因此，可以认为制裁或强制与义务之间的关系，能够通过立法者使用威胁或实际的强制力来解释。

这里可能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否所有义务都连结着制裁？其次，在实际法律活动中，某人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是否都是处于被迫？先说第一个问题。有的义务的确连结着制裁，有的义务可能不连结着制裁。比如，实施民事制裁对实施制裁的法院来说是义务（也是权力），但是这种义务背后不可能存在着制裁威吓；征税机关有征税的义务而且对偷税漏税的人有罚款的义务，然而其义务背后也不存在制裁威吓的问题。再说后一个问题。有人履行法律义务的确是出于自愿的。有人自愿纳税就像有人被迫纳税，有人自愿执行法院判决就像有人被迫执行，这些都不奇怪。法律强制观念在此弊病可能是未区别消极义务的表现和积极义务的表现。消极义务是指在规范上以及在现实中与制裁有关系的义务，如被迫纳税的义务。积极义务则是指无论在规范上还是在现实中与制裁无关的义务，如前述的法院实施制裁的义务和某些人自愿纳税的义务。实际上，将法律与义务及制裁视为等同的，便是将所有法律规则看作是义务规则，而且是消极义务的规则。就此而言，《法律的概念》的批评不无理由。

就《法律的概念》的第二个批评来说，《确定法理学范围》和边沁的《法律通论》都说过，没有仅产生权力或权利的法律，但有仅产生义务的法律。仅仅包含义务的法律与权利或权力无关，可称为“绝对的”义务。而每项真正授予权力或权利的法律都明确地或不言而喻地强加了一项相应的义务。[31]依此说法，法院拥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便意味着他人具有不得妨碍其审批的义务；某人享有继承权，便意味着他人具有不得妨碍其继承权的义务；某人享有自愿赠与的权利，便意味着他人具有不得侵犯或妨碍其权利的义务。于是，授权规则与强制之间具有了间接的必然联系，从而仍然可以将其视为强制规则。

不过，这种解说存在着一个隐蔽的逻辑麻烦。按照其上述间接义务推理的方式，某人的权力或权利规定意味着他人的一般性义务规定，这样，人们同样可以运用相反的推论认为，一般性的义务规定意味着他人的一般性权力或权利规定。比如，规定必须遵守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则的义务，便可以视为间接地不言而喻地规定立法机关具有最高权威的立法权；规定不得损害他人的名誉，便可以视为间接地不言而喻地规定他人享有名誉权；规定不得盗窃他人财物，可以看作间接地规定他人享有不可侵犯的财产所有权。如此，可以推出所有义务性规则都是间接的权力或权利性规则，因而并不具有强制性的奇怪结论。显然，在此不能认为《确定法理学范围》和《法律通论》的推论是正确的，而相反推论是错误的。[32]由此可说，《法律的概念》的批评同样是有理由的。

就《法律的概念》的第三个批评来说，分析法学的文本曾提出过，应当区别立法者在社会中的不同资格或角色。当立法者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会成员时，他完全可以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当他作为一名立法者时，有时会有自我约束，有时则不会。就后一种情况而言，立法者虽然有时要遵守比如有关立法程序的规则，但在最终权力上可以决定这类规则的存留，只要立法者有这样的意愿和意志。当认为法律是立法者自上而下的强制要求时，主要是就立法者的这种最终权力来说的。

这种回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认为法律是强制性的规则，那么，在立法者自我约束的情况下问题依然存在：立法者是否在限制、威吓自己？立法者有时的确有权决定规则的存留，但其有时又的确在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在大多数法律制度中……主权者是受法律约束的”。[33]“奥斯丁的设想是主权者因为制定了法律故在法律之上，然而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事实表明在某些社会中法律不仅适用于臣民而且适用于主权者”。[34]当立法者遵守某些规则时，可以认为《法律的概念》的批评至少有部分的理由。

“法律强制”的话语的确存在论证的困难，其“霸权”终究要让位给新的法律话语。这是阅读《法律的概念》可以得出的另一个结论。

三、规则的内在方面（internal aspect of rules）

为什么作为一种法律性质的分析，法律强制观念存在着论证的困难？《法律的概念》说，因为这一观念忽视了一个社会存在：规则的内在方面或说行为者的积极态度。

在社会行为中，可以看到一些具有一定性的行为模式：每天早上跑步、周六郊游或看电影、每天准时上班、进教堂脱帽、每天为他人做奴隶般的工作……这些行为之间有何区别，如何分类？有人可能认为，其中可以分为两种基本行为模式：习惯行为和规则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包含着一种“他者要求”，前者并不包含。当没有他人要求时，每天早上跑步、周六郊游或看电影可视为习惯行为模式。每天准时上班通常来说是一种规则行为模式，因为，对行为者存在着某种“他者要求”（如国家要求、雇主要求等），进教堂脱帽也是因为存在着某种他者要求。而且，由于这类要求是外在于行为者的，即它是非行为者向行为者提出的，提出者本身便不一定具有这样的行为模式。

但是，这种回答忽略了行为者本身的态度问题。可以发现，有时某些行为者同样会向另外的行为者提出这种“要求”，因为他认为这种“要求”是正确的、正当的，其他行为者违背要求便应受到谴责。当某个政府职员迟到不准时上班，某些职员便会认为这是不对的而且应当受到批评，同时会认为，对其给予惩罚具有正当的理由。当有人进教堂不脱帽，有些朝圣者便会认为这是渎神的，应予谴责。在规则行为模式中，这种持批评观点的行为者一定是存在的。因此，应当看到，习惯行为模式与规则行为模式的真正区别更在于某些行为者具有积极的主观态度；在规则行为模式中并不只有因他人要求而被迫的行为。在两种行为模式之外还有被迫行为模式，这一模式才仅仅具有外在的“他人要求”，而无行为者本身的积极态度。

根据这一思路，《法律的概念》以为，将规则行为模式的特点理解为存在着一种外在的他人要求，与行为者的自愿态度无关，等于承认了规则行为都是被迫的，等于将规则行为模式完全等同于被迫行为模式（如每天为他人做奴隶般的工作）。这是“强制观念”产生论证困难的关键。

于是，为了理解法律的核心要素，首先必须理解行为者的积极态度或曰规则的内在方面。

在规则行为模式中，正面心态行为者的积极态度是“规则的内在方面”，行为的规律性是“规则的外在方面”。没有“积极”性质的内在方面，行为模式便会成为诸如习惯等类的行为模式，或者成为仅有强暴要求逼迫的被迫行为模式。“如果一个社会规则是存在的，那么至少某些人必须将涉及的行为视为群体整体遵循的一般准则。一个社会规则，除了和社会习惯一样具有外在方面之外，还有一个‘内在方面’”。[35]《法律的概念》以为：广泛的“规范性”语言，如“我（你）不应这样行为”，“我（你）必须这样做”，“这是正确的”，“那是错误的”，被积极心态的行为者用于批评、要求和承认的表述之中。[36]“任何规则的存在，包含着规则行为和对作为准则的规则行为的独特态度之间的相互结合”。[37]

一言以蔽之，“规则的内在方面”意思是指规则行为模式中出现的行为者将行为模式视为自己行为及批评他人的理由和确证的主观方面。《法律的概念》暗示，法律行为模式是一种规则行为模式，当其存在时，必然具有“规则的内在方面”，而行为模式中的内在方面，则决定了法律规则的初始存在。[38]

“规则的内在方面”是《法律的概念》的叙事基点。引入这一概念，便可较为成功地区别“有义务做某事”和“被迫做某事”，说明放弃权利的自愿性，说清制定法律规则的主体及法律适用者如何自觉遵守和适用法律规则。根据这一概念，如果某人认为有义务纳税，是因为他意识到纳税是正确的，否则便是错误的，其主观状态与“被迫的感觉”没有联系。立法者遵守法律规则以及法官自觉适用法律规则，是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主观意识。而某人根据授权规则放弃追索债务的权利，这既是自愿的也是有理由的。由此可见，法律的规则行为模式的存在不在于制裁或威吓，而在于行为者的积极态度，它与被迫行为模式的存在是不同的。

“内在方面”这一叙事基点，与英国学者温施（Peter Winch）的《社会的观念》[39]的社会学文本有着重要联系。该文本以为，有意义的行为事实上是一种规则约束的行为，因此，必须理解规则对于行为者的意义以及行为者对规则的态度。[40]“‘理解’（即对规则的理解──笔者注）……是把握人们所说所做的要点和意义。这一观念远离统计和因果律的世界。它更为接近主观表达的领域，更为接近联系主观表达领域各个部分的内在关系”。[41]实际上，《法律的概念》中“内在方面”的观念大致来自这一文本。但是，“内在方面”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则是在《法律的概念》之后才在分析法理学的语境中逐步中心化的。在后来的分析实证品格的法理学文本中，如拉兹的《法律的权威》和麦考密克的《H·L·A·哈特》[42]，“内在方面”的观念虽然被赋予了不同的理解和评说，但毕竟成为法律分析的基本起点。[43]

根据“规则的内在方面”的学说，现实中至少应存在某些人的积极反省态度，否则规则的行为模式是不存在的，从而规则也是不存在的。反之，某些人的正面心态决定了规则的存在，而规则的存在便意味着义务的存在。当存在纳税的义务时，是因为某些纳税人觉得纳税是正当的应该的，他们会对偷税漏税的行为表现批评反应的态度。他们自己纳税是因为自己就有积极的内在态度。由此纳税的规则及义务便存在了。

可是，美国学者班迪特（odore Benditt）的《作为规则和原则的法律》以为，这个学说似乎并未精确地说明：为何没有积极反省态度的行为者仍然具有义务？有些人虽然纳税但并不具有积极的反省态度，他们可能认为，不纳税便会遭到惩罚，所以迫不得已去纳税。为何这些人具有纳税的义务？仅仅是因为有些纳税人认为应该如此的缘故？[44]有时，有人反对纳税是因为认为纳税是错误的、不公正的，其心理并不在于偷税漏税以损公肥己。他的确是认为，国家征税没有正当的道德根据。这类人被迫纳税的确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被迫”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仍能认为积极态度的内在方面是其纳税的义务的根据？对于更有争议的问题，这一理论会遇到更为严峻的疑问。比如，对于“安乐死”、“堕胎”等行为，是否反对者的积极态度足以成为赞同者不得如此行为的义务根据？如果可以，那么理由何在？

可以看到，从“规则的内在方面”学说似乎只能推出一个结论：某些人认为“正确”足以成为他人的义务根据，即使这些人是社会中的少数。顺此思路，如果对立观点不可调和，那么最终结果似乎只能是掌握权力者来决定谁是“正确”的，从而决定义务是什么。《法律的概念》的确说过：“对于法律制度的存在来说有两个最低限度的必要充分条件。第一，那些根据法律制度的最终效力标准是有效力的行为规则必须被普遍地服从；第二，其中说明法律效力标准的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必须有效地被官员接受为共同的公开的官方行为标准”。[45]但是，“存在强制力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至少某些人必须在制度中自愿合作并且接受这个制度的规则”，[46]“在特殊情况下……也许只有官员才接受并使用这个制度的法律效力标准……然而没有理由认为它不可能存在或者否认其中法律制度的资格”。 [47]

如果是这样，义务的根据表面上看是由于行为者的积极态度，而实际上有时则是由于官员权力的最终决定。如果是权力的最终决定，阅读《法律的概念》与阅读分析法学的文本似乎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前者有时同样最终不能回避“强制制裁”的问题。这一分析本身从相反方向表明：就那些被迫的义务而言，分析法学的文本并非毫无道理。

另一方面，“规则的内在方面”学说不能说明另一类义务的来源。根据这一学说，在社会中，如果某人提出一项义务的主张比如“应当这样行为”，那么，这便意味着这个人既是预先说明了有关这项义务的他人内在积极态度的存在，从而说明了有关这项义务的规则的存在，又是积极接受了这一规则。换言之，如果有人认为有义务不说谎，那么这说明此人已表明了“不说谎”的规则的存在，而且也积极接受了不说谎的规则。但是，对于宣称“进教堂脱帽”的朝圣者，这也许是恰当的，可对于说“有义务不说谎”的人来说，也许不恰当。因为，当某人说“人们有义务不说谎”时，在社会上可能并不存在这样的规则。此人所表述的“积极观点”也许仅仅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意见表示。素食论者的例子可以更为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素食论者一般会认为，人们没有权利杀死动物以求食。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杀死动物都是不道德的。然而社会上显然不存在“不杀死动物”的规则，而且，素食论者也会承认，在社会中极少有人会接受这样一种有关义务的看法。[48]

此外，在法律语境中，如果认为一名法官必须适用一项法律规则的义务来源于一项较高法律规则的义务规定，那么，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名法官有义务遵守较高的法律规则？如果说因为这是宪法的规定，那么完全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法官有义务服从宪法的规定？显然，这样追问下去，将不得不作出义务在根本上来源于社会规则以外的东西的结论。这也表明，某些义务甚至某些法律义务的存在，与规则的行为模式或规则没有关系。“规则的内在方面”的理论不能解释这类义务的存在。

但是无论怎样，在法理学的语境中，“规则的内在方面”的确可以具有矫正“法律强制”观念的重要作用。它提示：对法律要素的分析不能忽视社会中怀有积极合作态度的主体的存在，否则对法律的理解只能是偏狭的。[49]

四、次要规则（secondary rules）

在传统的法理学话语中，作为元叙事的“法律强制”概念的主要目的在于区别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宗教规则等。《法律的概念》运用“规则的内在方面”，消解了这个元叙事，然而其本身无法彻底放逐这一元叙事。因为，许多规则如道德规则、礼仪规则、宗教规则等，其存在都有规则的“内在方面”，这意味着“内在方面” 本身尚未使法律区别于道德或宗教，而分析性质的法理学又不能放弃这一区别的基本把握。于是，《法律的概念》引入了次要规则的论说。

在规则中，可以大致发现两类不同性质的规则。“一类规则可以视为基本规则或主要规则（primary rules），根据这类规则，人们必须为或不为某些行为而不论愿意与否。另一类规则在某种意义上从属于或辅助前一类规则，因为它们规定人们可以凭借做某些事情或说某些言论的方式采用新的主要规则，废除或修改旧的主要规则，或者以各种方式决定主要规则的范围或控制它的作用。前一类规则设定义务；后一类规则授予公共权力或个人权利。前者涉及人们的行为的活动或变化；后者具有不仅引起人们行为活动或变化，而且引起创立或改变责任或义务的作用”。[50]后一类规则叫做次要规则。“的独特性质在于它是不同类型规则的结合，这即使不是法律的独特性质，也是其一般性质”。[51]

运用次要规则的论说，《法律的概念》彻底放逐了“法律强制”的元叙事。法律与道德、宗教等规范的基本区别便在于法律包含了极为重要的次要规则。《法律的概念》的意思是：没有“外在的强制制裁”，同样可以而且将更为有力地说明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的区别。

次要规则包括承认规则（rule of recognition）、改变规则（rules of change）和审判规则（rules of adjudication）。承认规则是指用来明确主要义务规则的、范围及效力的规则。改变规则是指控制主要义务规则的变化，并用来确定主要义务规则的取舍的规则。审判规则是指确定谁最终有权认定主要义务规则是否被违反的规则。“主要规则涉及个人必须做或不得做的行为，而次要规则涉及主要规则本身。次要规则说明主要规则可以最后被查明、采用、消除、改变的方式和违反主要规则的事实被查明的方式”。[52]

当没有次要规则时，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义务规则至少会存在三个不足：第一，人们容易对其内容是什么或其精确范围是什么产生疑问，比如，“要信守承诺”包括哪些内容？是否包括“全部履行”、“依时履行”、“在对方违约时依然履行”等内容？部分履行、因特殊情况推迟履行或在对方违约时依然履行等，是否属于信守承诺？第二，其变化发展及取舍完全是习惯性的，人们在主观上无法控制（如果想控制的话），比如，如果想让人们接受安乐死，只能等待人们慢慢改变习惯；第三，用其解决纠纷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稳定的权威，当人们因协议发生纠纷时，谁来解释说明“要信守承诺”的含义，谁来判定争议者的权利和义务？

显然，这三个不足正好使主要义务规则表现为道德规范一类的规则。反之，恰恰是次要规则的“在场”，另一种不同于道德规范的规范即法律凸现出来了。

在次要规则中，承认规则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回答法律是什么，可以确定某种渊源（如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则或判例）是否为法律的渊源，并对一个法律制度何时存在提供了一个标准。《法律的概念》提醒人们小心，不能将承认规则（以及改变规则和审批规则）的存在方式等同于常识一般理解的法律规则。后者是权威机构制定的或以司法部门的判决方式而出现的，而承认规则既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它可以以各种表达方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实践中。例如，“凡是英国议会颁布的就是法律”，“一个规则是一个法律制度的规则，当且仅当这个规则由立法机关颁布，或者来自立法机关颁布的规则”等表述，不一定是权威机关制定的或以司法部门的判决方式而出现的，但它们的确是承认规则的一种表现形式。就规则的存在而言，其他规则（包括主要义务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作为法律规则而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具有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便是因为承认规则自身所确立的标准。而承认规则作为法律规则而存在，则仅是因为人们所具有的积极态度。因此，“承认规则仅仅是作为法院、官员和个人在依据某种标准确定法律时而从事的复杂但又正常一致的实践而存在的”。[53]

在《法律的概念》中，次要规则像主要义务规则一样，与“规则的内在方面”具有密切的联系。“基本的义务和责任概念要求依据最基本的内在观点（internal point of view）的表现。次要规则体系的增加，使内在观点的语言和行为的范围大大扩展和多样化。这一扩展又使一组全新概念出现了，它们包括立法司法、效力的概念和一般来说法律上的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的概念，分析它们也需要依据内在的观点”。[54]

《法律的概念》在这里的思路是：在“规则的内在方面”或说行为者的内在观点中，不仅可以观察主要义务规则的存在，而且可以观察次要规则的存在，从而最终把握法律的核心要素。

次要规则的论说试图解决分析法学文本无法解决的两个。其一，后者无法解释立法者正常交替（即非暴力、非政变或非革命）时某种法律规则的存在。在正常交替的情况下，肯定存在使交替合法的法律规则，而这种规则显然不是分析法学文本所能说明的。[55]根据次要规则的观念，通过实践中内在观点体现的次要规则中改变规则的存在，立法者的交替以及先前的法律才可延续有效。例如，当某个制定规则的主体去世后，正是因为改变规则的存在，其制定的规则才继续有效，而且新的立法者才具有合法性。而改变规则本身就是法律规则。

其二，分析法学的文本无法解释为何某类人可以成为立法者。这些文本的一个假定是：因为一些人掌握了规模化的强制手段，故其可以成为立法者。但是，某些强暴者也掌握了规模化的强制手段，为何人们不将“立法者”一词用在其身上？可以看出，强暴者和立法者是不同的。根据次要规则的观念，社会中由于存在着承认规则，承认规则说明了何者可以成为法律规则的制定者，人们才将某些人称为立法者。

在《法律的概念》之后，分析性质的法文本在确定法律的存在时，大体上不再追循分析法学的制定说。次要规则尤其是其中的承认规则，已经成为法律存在分析的基本叙事手段。[56]

不过，《法律的概念》在描述承认规则这一次要规则的时候时常提到“官员”这一词语，这使承认规则本身的叙述出现了推论上的蹩脚或尴尬。《法律的概念》以为，就法律的存在而言，官员接受承认规则的作用要比一般公民来得更为重要。[57]即使承认规则的接受仅仅限于官方世界，法律制度也是存在的。[58]而在官员的性质问题上，《法律的概念》又以为官员的确定最终依赖承认规则以外的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而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又依赖承认规则。这一双向叙说实际上暗含着这样的看法：法律存在的不能离开“官员实践”的分析与把握，而对于“官员实践”的深入研究，在的深层方面必然导出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进而导出承认规则。换言之，在确定法律是什么的时候，要观察承认规则，观察承认规则便要观察官员的实践；在确定官员实践的时候，则要观察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而观察这两种规则便要观察承认规则。显然，这是一种不妙的循环论证。

另一方面，分析法理学之外的法理学文本如规范法理学文本 [59]，却对次要规则特别是承认规则的论说不以为然。《法律的概念》放逐了“法律的定义”和“强制制裁”的观念，然而遵循了分析法学文本的一个基本设想：找寻一个基本的标准或尺度（master rule），以确定社会中法律的存在，确定某一规则是否为法律规则。分析法学文本将“主权者的命令”视为这个标准，《法律的概念》将承认规则视为这个标准。作为规范法理学的重要文本，美国学者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认真地看待权利》则认为，这个基本设想是错误的。

在《认真地看待权利》中，人们可以阅读到这样一种观念：法律不仅仅是由规则构成的，它还包含了作为法律规则背景根据的法理（doctrine）、准则（standard）、原则（principle）和政策（policy），正如某些规则是法律的一部分一样，这些背景根据也是法律的一部分；[60]而后一类法律是无法用承认规则来确认的。[61]

《认真地看待权利》的第一个意思是：在法律实践中，有时可以发现法律适用者思考并运用法律规则的背景根据。[62]这些背景根据必须被视为法律的一部分，否则将推出法律规则不是法律一部分的奇妙结论。因为，第一，法律适用者在法律适用中改变、撇开具体法律规则时有发生；第二，他们在法律适用中有时运用背景根据，有时不运用，这与运用具体法律规则的情形并无实质性的区别；第三，如果认为，法律适用者可运用也可不运用背景根据这种情形表明这些根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而不是法律，则同样可以认为具体法律规则不具有约束力，因而不是法律。

但是，人们从不因为法律适用者有时改变、撇开具体法律规则，从而认为具体规则对其不具有约束力因而不是法律。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原则等背景根据不是法律。 “除非我们承认至少某些原则（即背景根据──笔者注）对法官是有约束力的，要求他们作出具体判决，否则便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规则可以说成对他们是有约束力的”。[63]

《认真地看待权利》的第二个意思是：如果背景根据等是法律的一部分，那么承认规则这类标准将会部分失效，因为，它们不能像确定某些具体规则是法律那样，确定背景根据是法律。背景根据的获得有时依赖法律适用者的推论或讨论。在某些情况下，背景根据不是以立法或判例的方式确立的，而是见诸制定法或判例的前言中，可以从制定法、判例或宪法中推论出来，有时则可以直接来自道德理论。

可以看出，《认真地看待权利》的批评对《法律的概念》的规则模式极具挑战性。

当然，尽管次要规则的论说有这样的困难，然而它的确表明，如果要区别法律与道德等其他社会现象，那么，“强制制裁”肯定不是无法割舍的唯一选择。

五、规则的确定性和模糊性

作为次要规则的承认规则，其意义是区别法律规则与非法律规则，在区别的同时，解决主要义务规则内容及范围上的模糊性问题。但是，有何理由认为承认规则本身并不存在这种模糊性？承认规则也是由语言构成的，语言的模糊性使承认规则有时同样具有内容及范围上的模糊性。比如，针对“凡是英国议会所颁布的就是法律” 这项承认规则，人们可以问：“议会所颁布”的含义是什么？是否所有颁布的方式，包括皇室琐谈、时事议论等，都属于其含义？对这项承认规则，人们也无法否认其范围上的模糊性：前一议会颁布的内容是否对后一议会具有约束力？依此思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承认规则有时存在着内容及范围上的模糊性，那么，用其确认其他规则的法律性质便回产生无法克服的困难，法律的核心要素从而也会失去稳固的认识基础。

鉴于此，《法律的概念》引入了规则的确定性与模糊性的概念。

构成规则的日常语言既有“意思中心”（core of meaning），也有“开放结构”（open texture）。“意思中心”是指语言的外延涵盖具有明确的中心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人们不会就某物是否为一词所指之物产生争论。例如，“小汽车”、 “电车”、“大卡车”属于“车辆”一词所属之物，这是十分容易确定的。人们不会争论这些车是否属于“车辆”。“开放结构”是指语言的外延涵盖具有不肯定的边缘区域。例如，“自行车”和“带轮滑板”是否属于“车辆”一词所属之物，就是难以确定的。人们对其是否属于“车辆”容易产生争论。当存在“开放结构” 时，人们会争论语言的意思、内容或范围。[64]

因为语言具有“意思中心”和“开放结构”，所以，语言构成的规则既有确定性也有模糊性。[65]在“意思中心”的区域内，人们不会争论《遗嘱法》规定的 “遗嘱必须由两个无利害关系人见证方为有效”、“遗嘱必须经遗嘱人签署才能生效”的含义是什么。当两个互不相识的精神状态正常的成年男子见证了遗嘱，人们会认为这种情况当然符合上述规定；当遗嘱人在遗嘱文件上正式签署自己的真实姓名时，人们同样会认为当然符合上述规定。但在“开放结构”的区域内，人们会争论《遗嘱法》规定的含义。如果一对夫妻见证了遗嘱，是否符合上述规定？这对夫妻虽与遗嘱内容没有利害关系，但能否因此视为“法律上的两个人”？如果遗嘱人用笔名签署，或别人用其手签署，或遗嘱人仅用名字的开头字母签署，是否符合“签署”的规定？在这些情况中，遗嘱法两条规定的含义究竟是什么？[66]

《法律的概念》以为，通过官员的“内在观点”展现的实践和语言的“意思中心”，才可以发现具有确定性的承认规则的存在，从而发现法律是什么。在“开放结构”的地方，法律是什么便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意思中心”的概念，是以人们在某些情况下对语言所表达的某些意思不存在争议这一事实为基础的。《法律的概念》以此作为根据之一，试图抵御法理学语境中的规则怀疑论 [67]的边缘发难。规则怀疑论的语言学依据是：所有语言表达的含义都是允许争议的。如果这一依据可以成立，那么规则的存在与意义的确是成问题的。但是，仔细观察人们对日常语言的含义理解，似乎可以发现情况并非像规则怀疑论想象的那样糟糕。语言本身的含义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在确定的语境中会有相同的理解。含义有时的确是没有争议的。否则，人们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便是不可能的。由此，《法律的概念》强调：“法律规则可以具有一个无可争议的意思中心，在某些情况下，或许难以想象发生关于一个规则的意思的争议。”[68]

《法律的概念》的语言学叙事暗含这样一个设想：当存在“意思中心”时，不会发生有关法律具体内容或法律整体概念的争论，这些争论仅与“开放结构”有关。假设某规则规定禁止在公园内停放或通行车辆。在该规则的意思中心，如汽车、卡车、小轿车等，都属禁止之列。但在开放结构的地方，自行车、四轮手推车是否属于禁止之列便不清楚了。人们可以就该规则是否可适用于自行车、四轮手推车进行争论。

然而，有时在这一规则的意思中心，人们同样会出现争论，他们会争论某些汽车是否属于禁止之列。假设在公园内有一病人需要急救，救护车是否可以进入公园？在公园内出现了火情，消防车是否可以进入公园？人们不会争论救护车、消防车是否为车辆，但会争论根据规则它们是否属于禁止之列。有人会认为，应该允许救护车和消防车进入公园救人灭火，因为这是特殊情况；有人会认为，不应允许，因为规则规定禁止车辆进入，救人灭火是应该的，但可以采用人工或其他的方式，并不一定要违反规则让这些车辆进入，严格遵守规则是颇为重要的。

因此，某些法律争论（包括对承认规则的争论）与语言问题没有关系。

如果语言的“意思中心”不能确保规则的确定性，那么，《法律的概念》希望在此基础上确定承认规则，用承认规则确定法律的存在，并以此作为法律的核心要素，便会遇到相当程度的障碍。

六、狭义的和广义的法律观念

“承认规则”以及其他“次要规则”的功能是区别法律与道德等非法律现象，但并未说明法律与道德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在西理学的特殊语境中，两者关系是经久不衰的论辩话题。一方面，实证品格的法理学文本以为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坚持没有道德判断的“在场”同样可以认定法律的存在；另一方面，价值品格的法理学文本 [69]则固守相反的姿态。《法律的概念》尊重分析法理学的实证精神，提出了狭义的和广义的法律观念之分，并在推崇后者的同时疏离前者，以主张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从而在法律核心要素的梳理中剔除价值判断的干预。

狭义的法律观念的基本含义是指使用道德观念判断法律的存在或者其效力，广义的法律观念则反之。《法律的概念》相信，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有理由认为广义的法律观念胜过狭义的。

先看实践方面。柏拉图的对话录《克力同》里描述了苏格拉底誓死不越狱的经历。由于传授对诸神不敬的学问，苏格拉底被控腐化雅典青年之罪并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其学生克力同借探望之机极力劝导其越狱，并说明了各种越狱的理由。克力同以为，雅典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正因为不公正故没有遵守法律的义务。但是，苏格拉底却问：越狱是否正当？有无一种服从法律的义务？他以为，对于被判有罪的人来说，即使确信对其指控是不公正的，其也不能认为逃避法律的制裁一定正当。 [70]记载，苏格拉底经过慎重选择后饮毒而死。按照极端的价值品格的法理学文本，苏格拉底当然有理由不服从雅典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不公正从而不具有法律的资格与效力。苏格拉底有理由而且应当越狱而走。按照实证品格的法理学文本，苏格拉底没有理由违抗雅典的法律，人们即使认为法律是不公正的，也有服从法律的义务，因为不公正的法律也有法律的资格与效力，如果可以违反法律，社会秩序便会受到威胁。而且，愿意在一特定社会中居住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愿意遵守该社会的法律，如果不遵守便是“道义上的”自相矛盾。[71]可以看出，两种观点各有道理，故苏格拉底在此面临的是一种道德选择的困境。[72]

有些道德选择的困境要比苏格拉底面临的困境更为严峻。比如，战后德国法院遇到的告密者案件，便使法院面临着极为艰难的道德选择：要么抛弃罪行法定这一法治原则，要么抛弃公平正义这一基本道德。[73]在告密者案件中，告密者为了自私目的而向纳粹德国机构告发了违反纳粹法律的某些人士，并使这些人士遭受了纳粹法律的摧残。从法律上看，告密者行为是合法的。从道德上看，其行为是可憎的。西德法院在审判告密者时，如果因其行为符合当时法律规定从而宣布其无罪，那么便违背了基本正义的要求，如果因其行为违反正义从而认定其有罪，那么便是溯及既往地适用法律，从而破坏了罪刑法定这一法治原则。显然，基本正义和罪刑法定的法治原则对于人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罪刑法定本身也是来自道德上的公平公正的要求。[74]有何理由选择其一而抛弃另一个？

可以看到，后一选择困境要比前一选择困境更为严峻的地方在于：后者是官员的困境，前者是个人的困境。对于社会来说，官员选择的结果是个人无法比拟的。因此，《法律的概念》说：“一个承认法律的效力与其道德性质无关的法律观念，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不同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否定邪恶规则的法律效力的狭义法律观念则使我们对之视而不见。”[75]选择困境“引起的道德难题与正义难题是十分不同的，我们需要对之加以分别考虑，而断然拒绝承认恶法是有效的法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难题的”。[76]

再看理论方面。将法律当作一种社会现象，这是实证法律话语的基本出发点。实证观念以为，像研究自然现象一样，法理学同样可以客观地中立地研究法律现象。如果想要做到这点，研究者必须不受价值观念的影响。假如根据价值判断将不公正的邪恶的法律排除在法律现象范围之外，势必与人们长期形成的科学思维方式大相径庭，而且，会使法律科学的研究出现畸形的结果。当我们将人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会将各种各样的人列入“人”的范畴。如果认为“邪恶的”人、“缺乏人性的”人、“没有理性的”人不应列入“人”的范畴，这种观念显然将被视为莫名其妙的观念而遭拒绝。事实上，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人们似乎从未将“负面的显现”视为否定某事物范畴归属的必要依据。

对《法律的概念》提出的实践方面的理由，可以认为其具有必要的反省意识。但对后一个即理论方面的理由，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在实践中，实践主体时常具有欲望、利益、需要和责任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实践主体不仅具有前在的“主观知识”，而且始终处于特定文化语境之中。如果是这样，他能否“客观地”、 “中立地”观察他人与社会？不难看出，由于主体具有欲望、利益、需要和责任感，具有前在的“主观知识”并处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他才会将某些“缺乏人性的” 人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柔和在一起。对于法律现象，情况可能更是如此。法律对主体有权利的授予和义务的约束，在这种条件下，主体有时似乎不大可能“客观地”、“中立地”看待法律问题。在此问题关键是：一个所谓“客观中立”的法律观念能否为实践主体所接受？如果实践主体不能也不愿接受，那么，“客观中立”的法律观念的意义何在？[77]其实，当《法律的概念》指出道德选择困境的存在时，其已暗含了实践主体可能并不接受“客观中立”的法律观念的思路。就此而论，广义的法律观念不一定具有《法律的概念》想象的那种意义。

另一方面，美国学者富勒（Lon L. Fuller）的《法律要求自身》以为，理解“目的”同样是法律核心要素分析的一个必要条件。认识某物，不仅要思考它的渊源、形式和结构（即客观的存在），而且要思考它的目的。比如认识桌子，不仅要了解它是如何做成的，它的结构和形式是什么，而且要了解它可以用来干什么。否则，便不能更好地理解桌子，知道桌子实际上是什么。同样，人们不仅要认识法律的渊源、形式和结构，而且要知道法律的目的，否则只能对法律产生一个片面的认识。因此，不能将法律的目的的内容弃之不顾。而理解法律的目的，理解者怎能离开自己的“目的理解”？实际上，在理解目的的过程中，理解者总是将自己的目的融入对象的目的之中。如此，在分析法律核心要素的时候不能回避法律应当是什么，无法抛弃“应然”的道德标准而“客观中立地”认识法律。[78]

此外，在《法律的概念》中，“规则的内在方面”、“次要规则”和“意思中心”是梳理法律的核心要素的关键词。而其中最为基本的是“规则的内在方面”，没有这一关键词，则无法谈论“次要规则”和“意思中心”，因为前者决定了规则的存在，后两者则是规则存在后才能叙说的言词对象。

如前所述，“规则的内在方面”表现为社会行为者对行为模式的一种积极态度。如果在法律语境中，行为者对法律行为模式具有积极态度，那么，这表明行为者对这一行为模式具有赞同姿态，认为其是“正确的”、“合理的”、“应当的”。在此令人惊异的是，倘若对此深入“理解”一下，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次要规则关键词使法律区别于道德，但“内在方面”关键词却始终使法律连结着道德。因为，根据《法律的概念》的推论，有“内在方面”才有规则行为模式，才有规则的存在，而主要义务规则和次要规则的存在都依赖各自“内在方面”的“在场”。这是说，“内在方面”表明主要义务规则和次要规则在某些行为者的主观中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这样，道德的可接受就与法律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正是主张法律与道德具有必然联系的叙事之一。

这个分析表明，《法律的概念》实际上反而又预支了这样的推论：在判断法律的存在与否时，某些主体（如苏格拉底和西德法院）的价值判断可能与“内在观点”的主体（如积极接受雅典法律的雅典官员和纳粹德国的官员）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因此，在《法律的概念》中，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的存在或效力与某些人的道德（或价值判断）具有必然的联系，与某些人的道德则没有。

《法律的概念》弱化了一个旧语境，使后来的阅读者对旧有的法理学话语有了思考反省；它也开启了一个新语境，使后来的阅读者对新的法理学话语有了期待展望。这是一个世纪中叶的本文实际具有而且应该具有的独特品质。

注释：

[1]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中文本：张文显、郑成良、杜景义、宋金娜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2]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 17.

[3]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页106.

[4] Of Laws in General， ed. H. L. A. Hart，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70， p. 1.

[5] 《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79-80.

[6] 倪正茂：《法经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页766.另见《法理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2.

[7] The Concept of Law， p. 15.

[8] The Concept of Law， p. 15.

[9] The Concept of a Legal Syst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10] The Authority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11]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12]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aw， Dordrecht（Holland）：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13] Philosophy of Law， N. J.： Prentice-Hall， 1975.

[14] 同注2.《法律的概念》说，对法律性质的分析“存在着三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法律是如何区别于以威吓为后盾的命令并与之相联系的？法律义务是如何区别于道德义务并与之相联系的？规则是什么并且在什么意义上法律是规则？”（The Concept of Law， p. 13.）

[15] 《法理学》，高等出版社1994年版，页34.

[16] 《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50.

[17]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ed. Wilfrid E. Rumb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9.

[18] 同前，p. 24.

[19] The 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 13th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p. 42.

[20]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p. 24.

[21] The Concept of Law， p. 80.

[22] The Concept of Law， p. 26.

[23] The Concept of Law， p. 29.

[24] The Concept of Law， pp. 27， 48.

[25] The Concept of Law， p. 28.

[26] The Concept of Law， p. 42.

[27] The Concept of Law， pp. 48， 77.

[28] Jurisprud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74.

[29]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aw， Dordrecht（Holland）：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47， n. 9.（该书共同作者是英国学者Neil MacCormick──笔者注）

[30] The Idea o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 37.

[31] Of Laws in General， p. 58； The Province of Law Determined， p. 34.

[32] 《法律的概念》说：“要理解授予授予个人权利的规则，就必须从行使它们的那些人的观点去看待它们。”（The Concept of Law， p. 40.）

[33] T. Benditt， Law as Rule and Principl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6.

[34] J. P. Gibbs， “Definitions of Law and Empirical Questions， ” Law and Society （1968）， p. 440.

[35] The Concept of Law， p. 55.

[36] The Concept of Law， p. 55

[37] The Concept of Law， p. 83.

[38] 《法律的概念》有时提到：“……法律制度的存在是一个时常表现两个现象的社会存在，如果希望对之有一个现实的观点，就必须对这两个现象都有所关注。它包含自愿接受规则的态度和行为，也包含仅仅服从或默认的比较简单的态度和行为。”（The Concept of Law， p. 197.）但是，　其主要论说强调了积极的内在观点对法律存在的必要的条件地位。

[39]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58. 另见The Concept of Law， p. 242.

[40]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pp. 52， 133.

[41]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p. 115.

[42] H. L. A. Har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43] The Authority of Law， pp. 154， 156； H. L. A. Hart， pp. 34-43.

[44] Law as rule and Principle， pp. 82， 83.

[45] The Concept of Law， p. 113.

[46] The Concept of Law， p. 198.

[47] The Concept of Law， p. 114.

[48] 参见R.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London： Duckworty， 1978， p. 52.

[49] 《法律的概念》说：“坚持习惯地服从以威吓为后盾的命令是法律制度的基础的学说，其优点正是在于迫使我们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思考我们称之为一个法律制度的存在的复杂现象的相对消极方面，其缺点在于模糊或歪曲了主要（尽管不是全部）在法律制度的官员或专家制定、确定和适用法律的运作中见到的其他相对积极方面。如果打算明白这个复杂社会现象实际上是怎样的，就必须记住这两个方面。”（The Concept of Law， p. 60.）

[50] The Concept of Law， p. 78-79.

[51] The Concept of Law， p. 48.

[52] The Concept of Law， p. 92.

[53] The Concept of Law， p. 107.

[54] The Concept of Law， p. 96. “内在观点”就是行为者对行为模式的积极态度，即“规则的内在方面”。

[55] 分析法学的文本有时提到过“认可”这个概念。比如《确定法理学范围》第VI章说：新的主权者可以明示认可或默许认可旧的主权者制定的法律。但是，“认可”概念仍是不能说明使新的主权者正常取得权力能够合法的法律的存在。

[56] 比如The Authority of Law， pp. 90-98；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p. 233； J. Raz， “Legal Principle and Limits of Law， ” 81 Yale Law Journal （1972）； P. Soper， “Legal Theory and the Obligation of a Judge： Hart/Dworkin Dispute，” 75 Michigan Law Review （1977）； R. Sartorius， “Social Policy and Judicial Legislation，” 8 Am Phil Q （1971）。

[57] The Concept of Law， p. 59.

[58] The Concept of Law， p. 114.

[59] 主要指价值倾向的自然法理论的作品。

[60]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hap. 2.

[61] 同前。

[62] 如里格斯诉帕尔玛案（Riggs v. Palmer， 115 N. Y. 506； 22 N. E. 188 （1889））。参见前注。

[63]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p. 10.

[64] The Concept of Law， p. 123.

[65] The Concept of Law， p. 124.

[66] The Concept of Law， p. 12.

[67] 在《法律的概念》之前，规则怀疑论主要是指美国现实主义法律理论。现实主义理论以为“规则”的概念是个虚构，因为，在现实中，法律适用者的推论是复杂的，其判决具有最终性，而且法律争论之中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结论。美国学者卢埃林（Karl Llewellyn）说，法律制度中的规则在实际的法律适用中所具有的意义，远没有人们设想的那样重要。（见“The Consititution as an Institution， ” 34 Columbia Law Review （1934））美国学者弗兰克说：所谓的规则“仅仅是法官就具体案件作出法律判决的许多渊源中的一些渊源”，而不是人们认为的法律规则。（Law and Modern Mind， Garden City： Doubleday Co.， 1963， p. 127.）

[68] The Concept of Law， p. 12.

[69] 主要指自然法（natural law）理论的作品，如中世纪阿奎那以及十七、十八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作品。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上半叶，在分析法学、历史法学和社会法学的发难下，自然法理论被挤向了边缘。但本世纪中叶，自然法话语再度复兴。

[70] 柏拉图：《克力同》，严裙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104.

[71] 苏格拉底本身也是这样认为的。见《克力同》。

[72] 见The Concept of Law， p. 206.

[73] 见The Concept of Law， pp. 204， 206.

[74] 没有预先告之便惩罚是不公平的。这来自伦理的公平正义的预设。

[75] The Concept of Law， p. 207.

[76] The Concept of Law， p. 206.

[77] 这个问题正是德沃金对哈特以及其他自称科学、客观、中立的法律理论发难的起点。见Law‘s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3-14.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3

关键词：信义义务董事行为信托文化

一、信义义务源自于衡平法中信托理念

现代信托制度是英国法律最具特色的部分，“信托”一词，在英国早期的衡平法上具有广泛的含义，它被用于泛指所有的衡平关系。人们目前所说的信托制度一般都是指14世纪以后由英国衡平法院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制度。对信托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制度是“用益”制度，它被认为是现代信托制度的雏形。“用益”的原文是USE，就是使用、利用的意思，它是英国13世纪后出现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即土地所有者将土地转移给另一个人所有，而土地上的收益却归属第三人，这就是用益制度的雏形。在用益制度下，转让人将土地转让给他人设立用益权，在取得财产后，总有一些受让人不履行承诺，而受到损害的人无法得到普通法院的救助，因为普通法认为，土地已经归受让人所有，因此，受害人只得寻求衡平法院的救助。衡平法院并不否认受让人是土地的法定所有者，而是强调受让人有义务为受益人的利益持有土地。在这之后，双重所有权的观念开始出现，即受托人拥有受托财产的法定所有权，受益人享有财产的衡平法所有权一受益权；或者说，受托人是普通法上的所有人，而受益人是衡平法上的所有人。信托本质上就是一种衡平法设计，信托被视为一种衡平法上的义务，而非权力，通过信托受托人为其他人的权益而控制一定的财产，信托是一种信任关系，即持有财产的一方负有为他人利益而管理处分财产的衡平法上的义务，信任是信托关系的基础。

信义关系(FiduciaryRelationship)是指在一方承诺为他方的最佳利益而行为这样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中，行为人就处于一种受信人(fiduciary)的地位，他为之服务的一方就是这一法律关系中的受益人(beneficiary)。从本质上看，受信关系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一种不对等的法律关系，即受信人处于一种相对优势的地位，而受益人处于弱势地位；一方拥有以自己行为改变他人法律地位的能力，而另一方则必须承受这种被改变的法律后果。法律为了保护受益人的利益，防止受信人滥用权力以保护双方的信任关系，就要求受信人对受益人承担信义义务(Fiduciaryduty)。信义义务产生于当事人之间存在信义关系，受信人负有特定的信义义务是信义关系的核心。一般认为，信义义务不是基于法律的技术规则，而是基于道德上的最高准则。受信人不能利用自己的受信地位为自己谋取私利，不能使自己处于受信人职责与个人利益冲突的位置，被认为是受信人义务的实质。

从历史上看，信义关系是英国衡平法院在裁决关于“信任”(confidence)事务中，为了确保受信人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信托关系中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是最典型的信义义务关系，到后来，信托法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信义关系则被用来指代所有具有信托关系性质、为了他人的利益履行职责因而要求更高的行为标准的那些法律关系。如委托人与人关系、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合伙人之间的关系等。

二、信义义务对于公司董事行为的约束

1、作为受托人的公司董事与高管人员。在英美公司法理论中，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体现为关系说和信托关系说，这两种学说的差异只是由于关系和信托关系所隐含的内在概念的不同。董事是公司的人这一观点侧重于强调公司管理者行为对于第三人效力的问题；而以信托中的受托人说明公司管理者的地位，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受益人在公司财产上的衡平权益。从功能性角度讲，董事与公司之间关系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信义关系，因此，英美公司法上，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无论采取何种学说，都承认董事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在英美公司法中，公司的高级职员一般包括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在法律上他们并没有特定的地位和确定的职权。他们仅仅是作为公司的人执行董事会所确立的经营方针，根据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权执行公司业务，在公司法上他们没有独立的权利。公司的高级职员与公司的关系对内受董事会的控制属于委托授权，对外属于关系，他们是公司的人并且对公司同样负有信义义务。一般来讲，公司董事通常被认为是公司的受托人，而不是一般的人，但是，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同样适用于研究董事的行为；公司经营者或高级管理人员在法律上属于公司的人，而非受托人，但是，信义义务的约束同样适用于公司的高级职员。上述分析并非是说受托人是人或人是受托人，只是说两者有某些共同点，即都处于被信任者的地位，这种地位将某些受信义务加于他们身上。

2、董事的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信义义务既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义务，也可以是不作为义务或禁止性义务。积极的作为义务要求受信人在处理受托事务中必须以促进受益人的最佳利益为宗旨，受信人必须履行适当的谨慎或注意义务(dutyofprudenceorcare)；禁止性义务要求受信人在处理受托事物中必须避免利益冲突，尽到忠实义务(dutyofloyath)。忠实义务是受信人对受益人所负担的最根本性的义务，是道德义务的法律化。

董事的注意义务是指，董事有义务对公司履行其作为董事的职责，其行为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行为方式必须使他合理地相信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并尽普通谨慎之人在类似的地位和情况下所应有的合理注意。在英美公司法上，一旦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在决定何种情况下董事须承担个人赔偿责任的问题上，一般采取“经营判断准则”。该准则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诉讼上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机制。就董事所作的经营决策提讼时，董事的行为被假定为是以善意和适当注意的方式作出的，原告必须证明，董事的行为属于重大过失或并非诚意地为了公司利益；二是作为一项实体法规则，其含义是董事在其授权范围内采取行动时，他是本着善意并已尽适当的注意，即使这种行为给公司造成了损害董事也不承担个人责任，股东们也不得主张这一行为无效。如果说注意义务是对董事称职与否所树立的行为准则的话，那么，经营判断准则是决定董事对其经营决策上的失误是否承担责任的准则。董事的忠实义务是指，董事不得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避免个人利益与其受信职责发生冲突是对于董事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在英美公司法上，董事的忠实义务不仅包括内容广泛的禁止性义务，还包括在董事与公司之间直接、间接的利益冲突交易中利害关系董事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非利害关系董事和非利害关系股东批准这类交易时必循遵循的程序性规则，另外还有董事不得篡夺公司机会的规则等。

从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上看，两者的主要区别可归纳如下：(1)忠实义务的核心在于董事不得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公司利益，是道德义务的法律化；而注意义务的核心是董事作为公司的经营者、管理者对公司负有积极的作为义务，必须以诚实信用的方式，以普通人应有的注意从事公司经营决策和业务监管，不得怠于履行职责，是其称职与否的标准。(2)忠实义务原则上适用统一的标准；而注意义务在经营董事与非经营董事之间依照其具体负责的业务范围和工作性质适用不同的标准。(3)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责任原则上不予免除；而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法律责任可以经股东会批准予以减轻或免除，甚至可以通过董事责任保险机制转移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4)根据英美判例法经验，涉及违反忠实义务的诉讼中，董事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涉及违反注意义务的诉讼中，董事因受经营判断准则的保护而承担较轻的举证责任。(5)从英美公司法的发展趋势看，对忠实义务的规制由过去的绝对禁止转向程序化规制；对注意义务的规制逐步由经营判断准则向注意义务的实体内容予以规制。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忠实义务的独立性。

三、我国相关立法对于董事信义义务的规定

英美判例法确立了忠实义务主要具有以下两项内容：一为主观性义务；二为客观性义务。前者可以抽象地概括为真诚地以公司最佳利益为出发点行事和不受制约地行使酌情权；后者则一般表述为避免利益冲突和不得利用其在公司的地位谋利，具体包括自我交易规避义务、竞业禁止义务、公司机会利用禁止义务等。美国《示范公司法》对忠实义务作为详尽的列举和规定。我国《公司法》在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公司法的基础上，对于公司董事的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如下规定。

1、董事的注意义务。董事有遵守公司法和其他制定法规定的注意义务。我国2005年《公司法》第150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董事负有遵守公司章程规定的注意义务。新《公司法》第11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于公司董事具有约束力。第三，董事负有勤勉义务。所谓勤勉义务是指董事在担当公司董事职务之后，应该认真履行董事的职责，要对于公司事务加以注意，要尽可能多的将时间和精力花在公司事务的管理方面。新《公司法》第113条规定，董事会会议应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形式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董事会。如果董事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出席董事会会议，董事是否应当对在他没有出席的董事会会议上所作出的错误决定承担法律责任，公司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2、董事的忠实义务。我国新《公司法》中对于董事忠实义务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董事作为公司的人，在对外代表公司进行活动时，不得收受第三人的贿赂、某种利益或允诺的其他好处。新《公司法》第148条第二款的规定：董事“不得收受贿赂和侵占公司财产”。公司享有由股东和债权人投资形成的法人财产权，董事负有维护公司财产完整性的义务。第二，董事不得同公司开展非法竞争。新《公司法》中亦称之谓竞业禁止义务，即不得为自己或第三人从事属于公司营业范围内的事业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活动。新《公司法》第149条第4项将上述行为界定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第三，董事不得与公司从事自我交易。董事作为公司的人，不得同公司缔结合同，转让或受让公司财产，由公司对董事提供贷款或就第三人对董事的贷款提供担保，这就是所谓的自我交易禁止义务。我国新《公司法》第149条规定，董事不得有下列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第四，董事不得泄露公司秘密，否则，应对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2005年《公司法》在第149条第7项将其修正为：“擅自披露公司秘密”。但是没有就董事违反此种义务的法律后果加以规定。第五，董事不得利用公司的财产、信息和商事机会。董事作为公司的受托人，不得基于个人目的而使用公司财产、信息和商事机会，否则，造成公司损害的应对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我国1993年《公司法》虽然禁止董事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但是，它没有规定董事不得利用公司信息和机会的义务，2005年《公司法》第149条对此作了补充规定。:

四、启示与结论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Maitland)说：“如果有人要问英国人在法学领域取得的最伟大、最独特的成就是什么，那就是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信托理念，这不是因为信托体现了基本的道德原则，而是因为它的灵活性，它是一种具有极大弹性和普遍性的制度。”信托理念所体现的基本道德原则就是信义义务的文化基础，也只有将信托责任视为一种道德原则、一种文化价值观，而非仅仅是法律条文它才具有灵活性和普遍性。英美信义义务原理最初仅适用于信托领域，进而又被广泛运用于公司、等其它领域，它所依赖的并非仅仅是相关法律条款的规定，更主要的是法律条文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在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国家，信托理念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还是作为一种财产关系制度都被整个社会广泛接受，从而积淀了深厚的信托文化、催生了成熟的受托责任体系，其公司治理的制度架构及治理机制就是建立在上述信托文化的基础上的，而公司治理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信托文化的支撑。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4

“未来的10年，中国将实现更加开放。开放不是一个华丽的口号，既应该体现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也应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政策安排和实质内容。”①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部分发达成员国一方面积极推动出口，争取扩大本国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采取各种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市场以及国内产业。中国遭遇的贸易保护措施日益增多，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国。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新的特点，贸易摩擦不仅体现为中国出口产品限制措施，也越发地表现为国家安全、发展战略、政策体制和法律制度等宏观层面的碰撞与冲突。甚至出现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内的诉讼及其有国际法律效力的判决影响和改变中国的经济政策、发展战略、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势头。如果说“入世”头10年我国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稳定透明的国际法律保障，享受了“入世红利”，那么今后10年，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利用WTO多边贸易规则不时给我国带来政策、法律等体制层面的困扰和挑战。我国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如何来面对这些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我们只有认清这些问题的实质和发展趋势，掌握并善用WTO规则，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增加中国话语权的分量和影响力以便影响争端解决机制对WTO规则的解释和适用，从制定和适用全球规则的角度积极主张我国的利益诉求，才能保护我国合法权益，引导、推动形成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和于我有利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

有鉴于此，本文将就目前在WTO贸易争端案件中亟待解决的如何正确认识、解释和适用中国单方面承担的“超常规义务”的问题提出法律分析和政策建议。②

一、中国单方面承担的“超常规义务”与WTO基本原则相抵触

10年前，在诸多困难和严峻挑战面前，中国毅然选择了接受WTO多边贸易规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工业、农业、服务业和知识产权等领域，作出了广泛和深入的承诺。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长达15年的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为使本国企业的产品、服务和投资打入中国市场，并限制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以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外贸垄断、法治落后等为理由，在谈判中漫天要价，致使中国的入世门槛不断提高。最终，我国在《入世议定书》和《入世工作组文件》中承担的法律义务远远高于WTO创始成员国和其他新加入成员。中国在《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文件》中单方面承担的、超出WTO多边协议规定的义务，在国际法上被称为WTO-plus obligations，即“超常规义务”。

WTO的最大特点是制定了一套国际公认的、对成员国有法律效力的多边贸易规则，它规范着占世界贸易总额90%以上的贸易活动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WTO协议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多边协议(multilateral agreements)，是适用于WTO全体成员并规范它们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基础性、普适性规则。对于多边协议，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时必须全盘接受。二是复边协议(plurilateral agreements)，是部分成员参加的“小多边”协议。复边贸易协议与多边贸易协议不同，由成员自行决定是否接受。三是双边协议(bilateral agreements)，通常由《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组成，合称为“入世文件”，是WTO及其已有成员和新加入成员之间签订的特别协议，着重规定新加入成员入世的条件、超常规义务以及市场准入、关税减让、过渡期安排等方面的具体承诺。就中国而言，中国入世文件全面承担了多边协议中的义务，并且在《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文件》中承担了大量多边贸易规则之外的“超常规义务”。尽管在1995年WTO成立后其他新加入成员都或多或少地承担了一些“超常规义务”，但只有中国的入世文件中包含的“超常规义务”条款最多，范围最广，歧视性最强，对国内经济体制、产业发展直至社会公共政策、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也最深。这些“超常规义务”既有程序性规定，也有实体义务;既有有期限的义务，也有无限期的义务。

鉴于中国在《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文件》中承担的“超常规义务”范围十分广泛，以下仅就对国内经济体制、产业发展直至社会公共政策和国家安全有持续且重大影响的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1.国民待遇：国民待遇是WTO法律的一项基本制度，适用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在GATT、TRIMs和TRIPs文件中根据涉及的具体问题而有所不同。在中国入世文件中也散布着涉及国民待遇的条款。这些条款除了确认通用的WTO义务外，也规定了超出WTO多边协议要求的国民待遇义务，主要是要求中国向外国个人及企业就其在中国的投资和商业活动提供国民待遇。例如，《入世议定书》第3条规定中国应给予外国个人和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营销和销售产品的国民待遇。这一义务远超GATT第3条的范围，因为GATT第3条仅规定给予进口产品在国内税以及影响进口产品在国内销售、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方面的所有法律、规章和要求等方面以国民待遇。它还超出了TRIMs的范围，因为TRIMs涉及的仅限于与GATT第3条不一致的措施。它也明显超出了GATS国民待遇的范围，因为在GATS下给予外国服务商的国民待遇仅以各成员服务贸易减让表中所列的特定服务部门为限。③

2.外国个人和企业进出口贸易权：我国承诺在加入WTO之后3年内给予所有在中国的企业进出口贸易权，并且对于所有外国个人和企业，包括未在中国投资或注册的外国个人和企业，在贸易权方面应给予其不低于给予中国企业的待遇。此外，对于外国个人、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许可证和配额方面，应给予不低于给予其他个人和企业的待遇。中国有关给予外国个人和企业进出口贸易权的国民待遇义务超出了现有GATT、TRIMs和CATS规则的要求。④

3.货物和服务由市场定价：为了融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建立起符合规则要求的经济贸易体制，我国在加入WTO时作了深化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承诺。具体来讲，除有限的特定产品和服务以外，我国承诺每一部门交易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力量决定。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并须通知WTO，否则不得对附件4所列货物或服务以外的货物或服务实行价格控制。⑤ 同时，中国承诺将尽最大努力减少和取消这些控制，并在正式刊物上公布实行国家定价的货物和服务的清单及其变更情况。

4.政府承诺不干预国有企业或国家投资企业的商业决定：为了打消有关成员对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顾虑，我国确认国有企业已基本依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生产经营活动。国有企业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经营性领域的资源基本由市场配置。国有银行已经商业化，财政不再给企业注入资本金。中国正在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且，中国政府“将保证所有国有和国家投资企业仅依据商业考虑进行购买和销售，如价格、质量、可销售性和可获性，并确认其他WTO成员的企业将拥有在非歧视的条款和条件基础上，与这些企业在销售和购买方面进行竞争的充分机会。此外，中国政府将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有企业或国家投资企业的商业决定，包括关于购买或销售的任何货物的数量、金额或原产国，但以与《WTO规定》相一致的方式进行的除外”⑥。这一承诺在WTO协议中是前所未有的。它将GATT关于国营贸易企业施加特定约束的内容扩展至中国所有的国有或国家投资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而不仅仅限于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另外，它还确认其他WTO成员的企业在和国有企业或国有投资企业进行市场竞争时不受歧视。这一规定实际上是赋予外国企业和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这一待遇在某些情形下可能导致外国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法律和政策上的待遇高于私营企业。

5.给予外国投资广泛而持续的市场准入：入世文件对外国在华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作了详细规定。文件一方面明确规定中国将遵守WTO协议中有关跨国投资的通用规则，另一方面《议定书》第7条第3款对中国规定了广泛的和持续的“超常规义务”。我国保证国家和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对外国投资的任何其他批准方式不以下列内容为条件：此类产品是否存在与之竞争的国内供应者;或任何类型的实绩要求，例如当地含量、补偿、技术转让、出口实绩或在中国进行研究与开发等。⑦ 该条款约束了我国对外国投资市场准入的条件进行审批和调控的权力范围。根据这一承诺，中国不得以任何形式的实绩要求作为批准外国投资的条件，也不得以保护国内产业为目的而限制外国投资。这样一种放松对外国投资市场准入管制的普遍性和无限期的单边义务远远超出了TRIMs和GATS所要求的范围，在WTO法律体系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WTO多边协议里的TRIMs和GATS协议仅对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有直接影响的外国投资进行了有限的规范。例如，TRIMs要求成员不得采取对进口产品有歧视性效果的投资措施或对进出口产生限制的投资措施，如对投资设置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以及出口限制。除了WTO多边规则的有限约束之外，WTO成员可以为追求符合本国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自主采取投资政策和措施。而我国承担的有关外国投资的普遍性义务，加之上文所述的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的承诺，则对我国审查、批准外国投资，引导和调控外资流向，保护国内产业，制定投资政策和法规的范围和方式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并开始对我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保护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等战略性和全局性问题提出了挑战。除了上述“超常规义务”外，入世文件还对我国与对外经贸有关的法制透明度、司法审查制度、公正合理执法以及中央和地方法制统一等问题作了超出WTO多边规则的具体规定。

众所周知，WTO法律体系的基石是非歧视贸易。它是各成员间平等进行贸易的重要保证，其基本精神贯穿于整个世贸组织确立的法律框架。非歧视包括两个方面：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互补的，共同构成WTO多边贸易规则的基本准则。而从法律性质来看，“超常规义务”是和非歧视原则相抵触的，其本质是一种针对新加入成员国的歧视待遇。从上述的内容来看，我国承担的“超常规义务”有以下特点。

a.义务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经济体制、投资政策、外贸制度以及立法和司法制度等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

b.义务繁重且完全不对等，即作为“入场费”(admission fee)，我国单方面承担了WTO多边规则之外的义务，而其他成员并不因此提供任何对价。事实上，入世文件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国外遭到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措施调查时还规定了“克减权利”(WTO-minus rights)，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法律地位的不平等。

c.义务无限期，只要中国在现行规则下承担WTO成员的义务，就要无限期地承担入世文件里规定的超常规义务。

d.入世文件的某些措辞用语与WTO多边协议相比较为笼统、含糊，可以有多种解释，在贸易争端中给其他成员方和WTO争端解决机制误读、误判留下较大的余地。

e.负面影响逐步显现，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有法律约束力的“判决”(如涉及进口文化产品审查体制的“出版物案”)开始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环境保护、传统文化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等战略性、全局性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和持久压力，将来我国可能面临更直接、更严峻的挑战。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国“超常规义务”的解释方法过于机械、片面，不适当地扩大了我国应承担的义务

中国入世头10年的情况也表明，美国和欧盟等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成员似乎意识到，通过WTO的诉讼或诉讼威胁能引起中国政府最高决策层的关注和重视，从而更有可能通过包括谈判、磋商和诉讼在内的方式迅速解决纠纷，达到其意图索要的经济利益和政策让步。可以预计，中国今后可能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西方主要经济体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内的诉讼对象。当然，中国也会更积极地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与其他成员的贸易争端，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众所周知，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是在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已经成为WTO不可缺少的部分和主要支柱之一。自1995年成立以来，争端解决机制为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运转提供了重要保障，对国际贸易争端的顺利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从制度设计到具体规则和程序再到实际运行的效果和作用都还存在不足之处。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实践中有逐步司法化的趋势和特征。他们的裁决报告也经常被随后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所引用和遵循，俨然成为“判例法”。

按照WTO协定的法律规定，无论是专家组还是上诉机构的报告都只就本案涉及具体问题时对本案当事方有约束力，不构成随后案件的专家组和/或上诉机构必须遵循的先例。⑧ 但是，从国际法上的实践来看，从国际法院的判决到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都具有事实上的先例效果。如同国际法院对一些案件的判决在国际法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引作用一样，WTO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也在事实上发挥着先例的效果。它们对WTO规则的适用所作出的解释已成为随后案件争端当事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援引的论据。几乎所有DSB采纳的争端解决报告都援引并遵循了以前报告中的相关法律解释或法律推理，如同其当然具有约束力;只是在有限的几个例外中，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有意背离了先前争端解决报告的裁决。这一仿照英美法系“遵循先例”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广泛的质疑，似乎已经成为被广大WTO成员所接受的习惯。正因为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世贸组织争端案件的应诉工作，研究WTO的规则和案例。

就本报告所涉及的问题而言，WTO多边规则和中国入世文件中存在着很多含糊、空白和冲突之处，有很大的解释和辩解空间。这给争端解决机制灵活、有效地解决双方争议提供了一定的回旋余地，但同时也给其正确、公正地解释规则带来挑战。《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3条第2款规定：“各成员认识到该体制适用于保护各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义务。”该条意味着争端解决机制应该按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⑨ 解释WTO的相关规则。一般认为，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规定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等条文中。例如，上诉机构在“美国-汽油案”中指出，《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通用解释规则“已经获得了习惯或一般国际法的地位。因此，它构成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的一部分;上诉机构在试图明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WTO协定)项下的通用协定以及其他适用协定时应按照DSU第3条第2款的指引适用之。”⑩ 上诉机构还指出，对WTO通用协定不应离开国际公法而进行“临床隔离”式的解读(not to be read in clinical isolation from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另外，DSU第3条第5款还规定：“对于根据适用协定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正式提出的事项的所有解决办法，包括仲裁裁决，均与这些协定相一致，且不得使任何成员根据这些协定获得的利益丧失或减损，也不得妨碍这些适用协定任何目的的实现。”这条规定要求DSB的裁决不能使WTO成员依适用协定获得的利益受到丧失或减损，并且应实现而不是妨碍WTO协定的任何目的之实现。就中国而言，我国作为WTO的一员应享有的权利不应因某种原因(如入世议定书的语义不明)而受到减损。并且，界定中国承担的单方面义务应有利于而不是妨碍WTO多边规则体系目的和宗旨的实现(非歧视原则、公平贸易原则、一揽子协定等)。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规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为接受的解释国际条约的习惯规则，在国际公法学上有丰富、深入和缜密的著述和研究。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关也有大量判例可资借鉴。然而，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依据第31条的习惯规则解释WTO相关协定时并未因此而远离争议。恰恰相反，其解释方法不时引发争议，甚至经常成为争端当事方和学界口诛笔伐的焦点。上诉机构在“美国-虾”案中对争端解决机制通常采取的解释方法总结如下。

一个条约的解释者必须首先关注并侧重需要解释的特定条文的用语。必须通过解读构成特定条文的词语，并结合其上下文，找到缔约方缔结特定条文的目的及宗旨。当条文用语的意思模糊不清或不能确定，或需要对用语本身的解读进行确认，辨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也会有所助益。(11)

由此可见，DSB主张在解释有关争议条文时通常要按条文用语的字面意思、上下文、目的和宗旨以及善意，逐次加以分析、辨明。然而，众多WTO法学者指出，DSB在贸易争端案例中运用《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的解释规则分析、解读涉案条文时，倾向于严格的字面解释方法(a strict textualist approach)，过于注重条文的字面意义，没有将第31条规定的各因素放在WTO协定中加以综合考虑和权衡，经常忽略条文本身以及条约整体的目的宗旨，并导致机械地、片面地解读文义。(12)

在审理有关中国的贸易争端案件时，DSB通常使用严格的字面解释方法解释中国《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其结果对我国尤为不利。其原因在于，一是入世文件的某些措辞用语与WTO多边协议相比较为笼统、含糊，可以有多种解释。二是《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很多条款给中国设定了更严格的单方面义务。而《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的序言或正文对这些有违WTO非歧视基本原则和“一揽子协议”精神(即维护WTO多边规则统一性的共识)的条文之目的及宗旨没有任何说明，给条约解释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入世议定书》第4条里“third countries and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ies”，从字面具有的通常意义来看并不十分明确，因缺乏定义而指向不明。它是指除中国和其他WTO成员之外的第三国呢，还是把其他WTO成员也纳入本条所指的第三国的范围呢?单从缔约方的关系上来看中国《入世议定书》是中国政府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签订的双边协定。(13) 因而，其他WTO成员应算作议定书的第三国。但从条文的意思分析，它应该是指中国已经和其他非WTO成员间缔结的特别贸易安排。如果是后者，则该条给我国与其他非WTO成员的第三国之间的经贸协定带来国际法上的不确定性和潜在 的国际责任的问题。在入世文件中还存在其他类似条文。如《工作组报告》的第18段中使用的“the same treatment”(相同待遇)是不是就是等同于标准用语“national treatment”(国民待遇)呢?在WTO法律体系中the same treatment的用语显得不专业、不规范，从其字面的通常意义来讲，可以有两种以上的解释。

因此，当DSB使用严格的字面解释方法解释中国《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的条款，而忽视中国承担的超常规义务的歧视性以及和整个WTO法律体系基本原则的内在矛盾，其结果往往是机械地、片面地按照英文字典里的意思解读中国承担的超常规义务，不适当地扩张了中国承担的单方面义务，进而导致我国在WTO贸易争端案件中频频败诉。

三、敦促DSB重新审视其解释方法，限制解释“超常规义务”

从《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理论和实践来看，目前DSB解释和适用“超常规义务”时通常采取的严格的字面解释方法，其得出的结论往往不符合WTO协定的目的和宗旨，不利于维护WTO多边规则的统一性。运用该方法得出的结论不仅不符合非歧视原则，而且加剧了中国在WTO协定下权利和义务的不平衡性，造成对中国的歧视越来越严重。更引人关注的是，DSB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中国-音像制品及出版物案”中确立了这样的解释方法：如果中国入世文件中的某个词语是一般性的通用词语，并且其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则应按争议发生时的含义解释之。在“中国-音像制品及出版物案”中，中国主张其GATS减让表中的“录音制品分销服务”(sound recordings distribution services)的“录音制品”在2001年签署入世文件时是指录制有声音的磁带、光盘等有形介质，而“分销”也是指对有形录音产品的分销，不应包括当时还没有普遍商用的、通过互联网等电子系统分销的、不附着在有形介质上的录音电子文档。上诉机构驳回了中国的主张，理由是如果按中国签署GATS减让表时的含义解释有争议的用语，就意味着“相似或相同用语的承诺因为条约被批准的日期或新成员加入的日期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内容和范围”，进而损害WTO规则的“可预见性、安全性和明晰性”。(14)上诉机构的这一推理似乎在国际公法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今后DSB专家组或上诉机构遵循这一方法，在解释中国“超常规义务”条款中的用语时采用解决争端时该用语所具有的含义，则可能给我国带来更沉重的法律义务，从而加剧我国在WTO规则下权利和义务的不平衡性和不平等性，造成对中国的歧视越来越严重。如前所述，我国承担的大量“超常规义务”在WTO法律体系中是单方面的和前所未有的，从本质上讲是违反WTO法律非歧视原则和《乌拉圭回合协议》规则统一性的。对上诉机构这种貌似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地对待和界定中国入世承诺的做法，我们有必要在DSB贸易争端中，在各种WTO场合以及在国际法学上表明立场，据理力争，敦促DSB考虑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法解释中国的“超常规义务”。否则，我国将来会面临更多意想不到的贸易争议，被索要更多入世时没有承诺过的利益。

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条约解释有章可循，但并非是按部就班、一成不变的机械过程。有国际法学家指出：“条约解释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15) 条约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受到条约条文之外的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面对各种批评和质疑，DSB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也逐步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在运用《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解释规则时针对不同情况也采取有效解释原则(ut res magis valeat quam pereat)和限制解释(restrictive interpretation)的方法。

1.有效解释原则：《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解释的一般原则的必然结果之一是解释必须赋予条约的所有用语以含义和效力。解释者不能随便采用导致条约的整个条款或段落累赘、无用的解释。DSB在多个报告中强调有效解释原则，认为有效性原则是条约解释者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准则”。(16) 在“韩国-奶制品案”中，上诉机构提出：根据有效性的解释原则，一个条约解释者的义务是“将一个条约的所有条款一同解读，以便赋予它们相互和谐的意义”。该原则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一个条约应按一个整体来解读，特别是其各个部分应按一个整体来解读。WTO协定第2条第2款明确表明乌拉圭回合谈判者的意图是，WTO协定以及包括在其附件1、2和3中的多边贸易协定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17)

上诉机构的这一立场为我们主张将中国入世文件中的“超常规义务”放在以非歧视原则和规则统一性为基础的WTO多边规则体系中解读提供了法理上的支点。这里的关键词是整体解读，即要使条约的各个部分在意义上协调一致，在内容上不相互抵触，在目的和宗旨上相辅相成。

2.限制解释：限制解释是国际法上广为认可的一种解释国际条约的辅助方法。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拉丁文格言in dubio mitius，意思是当法律条文含义不明确时，应从轻解释有义务一方所应承担的义务。《奥本海国际法》指出：“基于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在解释条约时应适用in dubio mitius原则。如果某一术语的意义含糊不清，采用的解释应使义务承担方承担较轻的义务，或者较少地干涉一方的属地和属人主权，或者使缔约各方较少地受到一般性限制。”(18) 由此可见，限制解释的出发点主要是基于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由于条约是主权国家间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当条约用语的含义不明确时，这自然要求对国家主权的约束作狭义的限制解释，以免条约解释超出了主权国家缔约时实际的意思表示。1925年常设国际法院(PCIJ)在The Treaty of Lausanne案中就指出：“如果一个条约的用语不明确，在几种可接受的解释之中，应采用对缔约各方施加最少义务的解释。”(19) 在该案之后，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ICJ)在多起案件的判决中采用了这一解释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限制解释的价值取向并非从其一开始就是基于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在国际法发展初期，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瓦泰尔等国际法学家运用限制解释，把它当作一种促进国际法各种基本价值间和谐一致的方法，以实现国际法的目的。(20) 故此，限制解释可以作为保证特定的条约缔约方权利和义务的适当平衡的辅助性方法。同时，作为一种包含价值取向的解释原则，它旨在维护(多边)条约系统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就本文而言，尽管“限制解释”没有作为一种解释方法在《条约法公约》里出现，《公约》的第31条在对超常规的模糊条款进行解释时的具体应用中为“限制解释”提供了用武之地。该条款要求对条约的解释要促进条约的目的的实现。WTO的目的是促进贸易的相同待遇和非歧视。对超常规义务的模糊条款进行扩张性的解释会进一步夸大这些义务中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相反，对超常规义务的模糊条款进行限制解释能限制或者缩小这些义务中已经存在的不平等。

在DSB判例法里，上诉机构在“欧盟-荷尔蒙案”中也采取了限制解释的方法，指出：“我们不能轻易地断定主权国家意图为它们自己设置更繁重的义务，而非较轻的义务……”(21) 上诉机构进一步提出，如果要断定主权国家意图对自己施加更重的负担，并对条约作扩张解释，则条约的用语必须十分具体和明确。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DSB在解释涉及中国“超常规义务”的条款时应摒弃其一律采用的、将“超常规义务”与WTO多边规则割裂开来的严格字面解释方法，并且考虑采用限制解释。诚然，当入世文件中的超常规义务条文明确而具体的时候，我们在诉讼中主张限制解释的回旋余地可能很有限。但是，当入世文件的条文含糊不清时，在遵循《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的一般性解释规则的前提下，对中国承担的“超常规义务”的限制解释可以在此种情形中促进条约目的和宗旨的实现。其理由在于，一是一般国际法要求基于对中国主权的尊重，应从轻解释中国所应承担的单方面义务。二是只适用于中国的超常规义务条款和WTO多边规则的目的和宗旨不一致。《入世议定书》并没有对这些条款的目的和宗旨作任何说明，这给条约的正确解释带来困难。另外，入世文件的许多规定还和非歧视原则相抵触。这些规定只给一方设置繁重的义务，而非为协议双方提供权利和义务的交换。

举例来说，中国《入世议定书》第3条“非歧视”规定中国应给予外国个人、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涉及货物的生产、销售的条件以及供应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和可用性等所有方面的国民待遇。这一适用范围极其广泛的规定涵盖了货物和服务贸易，远远超出了现行WTO多边规则的要求。其原因有二：其一，现行WTO多边规则只涉及GATS里明确规定的、直接影响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的外国投资。其二，这是一项单方面给予外国投资者和外资企业的优惠，中国个人和企业在其他WTO成员国并不享受对等优惠。对于这样一项范围广泛、义务不对等的条款，使用限制解释才是合适和妥当的。当然，运用限制解释应符合《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解释规则。在涉及中国超常规义务的贸易争端中，如果某一用语含义不明确，其解释应优先采用其对承担义务的中国施加较轻义务的含义，或较少干涉中国经济主权的含义，或对中国较少一般性限制的含义。如果某一用语可以有数个解释，而中国采取的有争议的贸易措施与其中之一种解释相符合，那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应该判定中国的贸易措施符合WTO规则。这里，限制解释之所以在国际法上更为公平合理是因为“超常规义务”的歧视性和单向性，与WTO规则的目的和宗旨以及非歧视原则和统一性原则相抵触，导致WTO体系的系统失衡(systemic disequilibrium)。如果对此类义务还是按DSB的常规解释方法解释，特别是按上诉机构在“中国-出版物案”中所采取的“用语的当下意义”(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the words)的方法，其结果往往进一步加重中国承担的单方面义务，加剧对中国的歧视，进而导致WTO规则体系内更严重的系统失衡。

四、结论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5

[关键词]新格赖斯会话含意　语用推理　含意理论

[中图分类号]H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3－0060－02

引　言

含意(imlicature)是语用学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话语非自然的涉及到交际和交际意图的语用隐含意义。Grice后来以此为基础在Logicand conversation(“逻辑与会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imlicature)理论(Grice，1967)。Grice对人们在交际中如何了解对方话语中的隐含意义提出了设想：如果根据他提出的“合作原则”中的各项准则进行语用推理，人们就可以推出说话人在话语中与“所说内容”相对的超越字面的“隐含意义”。这个理论最终成为当今语用学的基础。

根据Grice的分类，含意首先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常规含意(conyentional imlieature)和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licature)。常规含意由话语定词语的意义所决定。与常规含意不同的是，会话含意的推导涉及语境因素的参与。他提出的合作原则有四大准则(maxims)：L量的准则(Quantity maxim)。所说的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所说的话不应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2.质的准则(Quality maxim)。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3.关系准则(Relationmaxim)。说话要贴切。4.方式准则(Manner maxim)。避免晦涩与歧义，简练，井井有条。

Grice的合作原则提出以后，在语用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但由于它本身的不足也得到了不少批评，不少学者对他提出了修正和补充。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就是Horn和Levinson等学者提出的修正意见和各自的推导机制。我们现在把Grice的各项准则及含意的理论体系称之为“古典格赖会话含意理论”(Classie Gricean theory ofconversational imlicature)，而把对于Grice会话含意理论所做出的种种修正的理论统称为新格莱斯会话含意理论。

Levinson的观点是视所需语境而定，会话含意又可分为一般会话含意(generalized imlicature)和特殊会话含意(articularized iml icature)。一般会话含意是某些语言表达的使用方式所引发的含意，表面上看很像上面所讲的常规含意，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推导一般会话含意，还要考虑语境及其他因素，即在遵守合作原则中的某项准则时带有的含意。特殊会话含意产生于具体的场合，其推导离不开对当时语境的把握。一般说来，为了表达这种含意，交际者往往会违背、利用或不遵守会话合作原则，即有意违反合作原则中的某项准则，在特定的语境中推导出来的含意。Levinson认为对会话含意的理解和推导还可以依据三条原则，即数量原则、信息原则和方式原则。其中数量原则和信息原则分别来自Grice的数量准则的第一次则和第二次则。这三原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有着十分广阔的研究前景。

新语用推理机制概说徐盛桓认为，与古典理论有不同特点的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可以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去进一步指导语用推理，当然新的语用推理机制也就应运而生了。他在《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语用推理》中给出了他所研究的语用推理机制。在此引述其内容，包含两个部分：过程和规则。由于篇幅有限，对于规则的说明和应用举隅，本文就不加以详说了，大家可以参查徐盛桓，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语用推理，《外语学刊》，199l第6期。

徐盛桓为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古典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分别构建了其相应的语用推理机制。将其二者相比较，这两种理论指导下的语用推理，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与用“合作原则”来推理不同的是，在这我们所涉及的新语用推理机制，必须得注意对于原则的遵守和违反情况，对于是规约含意还是非规约含意也没有必要再去区分。徐盛桓的新格赖斯语用推理机制，不是只注意对言外之意的理解，而且能够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意义。

简述意向含意。意向含意(intentional imlicature)是一种新型的含意，与同语义含意相比，它的提出过程贯穿了整个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的发展进程，这在徐盛桓研究会话含意的论文中曾经提到过。这里我们将徐盛桓对意向含意所做的讨论，就本体论的角度进行论述。Grice和Levinson都对会话含意做过分类。徐盛桓论述：Grice和Levinson所提出的一般含意，实质上就是人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常规含意，也就是非会话含意(还可以叫做规约含意)；与此同时特殊含意即会话含意，其实就是人们通常意义上讲的非常规含意(也可叫做非规约含意)。

此外，徐盛桓还在其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系列研究里相继涉及到其他含意，其中包括：潜在含意(otentialimlicature)，基础含意(background imlicature)，前台含意(foreground imlieature)。这三个含意的层次不同，功能不一样，他们在会话推导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潜在含意，基础含意及前台含意三者相加，即可阐述出会话含意的产生以及会话含意推导机制相应的基本概念。

本篇文章的讨论即以此会话含意推导机制作为理论前提。语义含意和意向含意在会话含意理论中的地位非常的重要，他们是会话含意理论中的概念，隶属于本体论。并且语义含意和意向含意的性质各不相同。徐盛桓所做工作的重大意义，就是对语义含意和意向含意加以区分。语意含意是由语句中词语的语义内容衍生出来的含意，含意意指的是对客观事物的解释说明和推理判断；意向含意是由语句的表达方式折射出来的，含意所传达的正是主观的交际意图和倾向的一类，而这类交际的意图和倾向，表现成为一种心理反应，这种反应是希望受话人对话语产生一种说话人所期待的回应。

格赖斯和列文森所做的研究都是为了揭示话语的复杂意义，他们都曾说过，“不可分离性”对于会话含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Levinson在说明“不可分离性”时，特意指出由方式准则推导出来的含意是没有这个特性的。徐盛桓理论中的意向含意是指依赖于会话表达形式的推导含意，也就是Levinson所说的方式准测以“方式”为基础去进行推导，所以它不包括方式准则的推导。当他们认识到他们运用的语言形式是种只存在于他们之间特有的独有形态时，会话人的认同心理就会被激起。意向含意实际上就是事物的结构形态对人类造成的心理影响，在语言运用中的表现。从这个层面上说，特定的结构形态与特定的心理反应相对应，它也具有特定的“原型”意味，所以我们把促成特定的心理反应的结构形态称为“原型形态”，那么组织话语进行造句也会形成特定的“原型形态”。要是说原型形态是语意含意的来源，语义含意就和意向含意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含意了。徐盛桓的论文中举过例，苏联早期的心理学家维戈茨基曾说：要区分由材料引起的感受和由形式引起的感受。意向含意属于后者，而语义含意属于前者。徐盛桓将会话含意区分为语义含意和意向含意，他为会话含意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

结　语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6

一、权利论与平等权利论。“权利论”是德沃金法哲学的核心。德沃金在其代表作《认真地对待权利》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他要阐述的既是一种自由主义法律学说,即关于个人权利的传统思想,然而他所要批判的也是一种自由主义学说。这种自由主义学说在西方法学领域长期流行并占统治地位。它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法律实证主义学说,即关于法律实际上是什么的理论。二是功利主义法学,即关于法律应该是什么以及法律机构应如何行为的理论。以上两部分都源于英国边泌的哲学。这两种学说在对待个人权利问题上不同于德沃金的理论。实证主义法学认为,在任何立法形式之前不可能有法律权利存在。根据德沃金的权利论,“当集体目标不足以成为否认个人希望做事情的理由时,或当集体目标也不足以成为支持对个人所加的损失或伤害的理由时,个人就有权利。”德沃金所阐述的个人权利,不仅指法律上规定的权利,而且指道德上的权利。在德沃金看来政治权利也包括道德权利。

在所有个人权利中,德沃金认为,公民享有得到政府平等关怀和尊重的权利最为重要。他指出,政府必须以关怀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其所治理的人民,政府不仅要关怀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给予关怀和尊重。这就是说,政府绝不能以某些公民值得倍加关怀而有资格获得更多的商品或机会,也绝不能因某些团体中某个公民的美好生活概念比其他人高贵或优越而限制他人的自由。

德沃金强调受平等自由观制约的公民均享有得到平等关怀和尊重的权利。这一高度抽象的权利中,至少包含两种不同的权利:其一,是平等对待的权利,即平等地分配商品或机会;其二,是作为平等者对待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平等地分配商品或机会,而是在如何分配商品或机会的政治决定中,有权得到政府的平等关怀和尊重。平等关怀和尊重既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也是原则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依据。德沃金认为,原则不同于政策。原则是分配性的,是说明各种权利的命题,是尊重和保障个人和集团权利的政治决定。政策是综合性的,是说明各种目标的命题,是促进和保护社会某种集体目标的政治决定。法律应包括原则和规则,原则之所以具有法律约束力是由于原则反映了正义、公平的要求。法官在处理疑难案件所依据的原则实质上是以平等关怀和尊重权利为基础的道德权利。

德沃金的权利论对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离开一定的经济条件谈论权利就失去了权利赖以存在的基础。

二、法律的完整性理论。德沃金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君主,而不是先知和预言家。”他认为,法律是一个解释性概念,法官通过司法实践来确定什么是法律。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普通法系国家,法官在适用法律时都必须对法律作出解释,这在普通法系国家表现尤为明显,而且,在普通法系国家中成文法只有经过法官的解释才能成为实际的、真实有效的法律。他还认为,一般法学理论只是对司法实践的一般解释。法律理论分歧实际上就是法律解释的分歧,在美国法学界,有三种关于法律解释的理论:第一,惯例主义理论。即主张法官发现并强制执行的特殊的法律惯例是法律最佳的解释。法官的职责只是适用法律,而不是改变法律。第二,法律实用主义。即主张法官可不顾原则的一致性而行事。他们对过去的先例一概表示怀疑,甚至否定,强调根据实际情况判案,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灵活性。第三,德沃金本人对法律完整性的解释。即主张法理学和审判活动的结合,认为法律的内容是对已经开始解释的同一法律实践作出更为精确和具体的解释。他认为,法律的完整性是一种政治理想,是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每个官员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在承认完整性为一种政治美德的社会里,完整性有助于提高法律的效力。如果人们承认不仅受过去政治决定所确定的规则约束,而且还受这些政治决定所隐含的其他准则约束,那么一批公认有效的准则就随之出现。德沃金将法律的完整性分为两部分:第一,立法上的完整性原则。即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原则上应保证法律的一致性。立法机构应该尽力维护每个公民的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以便使公共准则能够准确地表达正义和公平的一般性观念。第二,审判上的完整性原则。即法官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应自觉维护法律的一致性。因此,在可能的范围内,要求法官把现有的公共标准体系视为表达和尊重一批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原则,为达到此目的,法官必须解释这些标准,以发现这些标准之间隐含的准则。法律的完整性是公平、正义和正当法律程序之外的一种美德。

德沃金关注的重点是审判上的完整性原则,在鼓励法官探索与基本原则相符的过程中,扩大了法官的视野,丰富了法官的想象力。审判上的完整性原则在启示法官证明权利和义务的理由时,尽可能假定以“权利和义务都由一个人格化的社会创设”为依据,对公平与正义作出前后一致的表达。根据德沃金法律完整性的原则,法律命题正确的前提是,该命题应蕴含或遵循正义、公平和法律正当程序的原则,并根据以上原则对社会的法律实践提供富有建设性的解释。法律完整性要求法官,假设法律是由一批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关于正义、公平和正当法律程度的原则组成,这就要求法官在处理新案件时,适用这些原则,以同样的标准,使公民处于公平和正义的地位。法律完整性还要求法官,对巨大政治结构中的任何部分用社会判决所作出的解释加以验证,以证明整个系统的前后一致性。但实际上,很少有法官能对整个社会的法律作出一种全面的解释,现实中的法官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解释法律。总之,法律的完整性原则要求法官尽力在有关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原则中,发现对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法律学说最合理并富有建设性的解释,以此来处理疑难案件。

三、原则具有法律效力。德沃金通过对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批判,阐述了有关法律原则理论。德沃金指出,法律实证主义理论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一个社会的法律是由这个社会直接或间接使用的一批特殊规则构成。第二,他们还用于区分有效规则、无效规则及其他社会规则。这些有效规则是法律的全部。如果某一案件没有可适用的法律规则或相应的法律规则模糊不清时,那么法官应 行使自由裁量权来作出判决,这就意味着,在超出法律范围之外,法官可以某一标准为指导来创制新的法律规则。第三,如果某人具有法律义务,那么,他应服从一个有效的法律规则,并按该规则要求,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有效的法律规则,则没有法律义务。以上是实证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哈特学说是当代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德沃金则以哈特学说为目标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

哈特认为法律是规则体系,由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组合而成。德沃金对哈特理论的批判就集中在法律是否仅包括规则这一点上。德沃金认为,在疑难案件中律师对法律权利和义务的争论,往往还使用诸如原则、政策等规则以外的标准。因此,他认为,法律不仅包括规则,而且包括原则和政策等。

德沃金分析了原则、政策和规则的不同。原则是公平和正义的要求。政策是达到一定目标的准则,通常是一些有关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改进措施。原则和政策虽然有所差别,但在多数情况下,为论述方便,在德沃金的论述中“原则”泛指政策和原则。在德沃金看来,“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不同是一种逻辑上的区分,两者都指在特定情况下就法律义务所作出的决定,但他们所提供的指引,在性质上则有所不同。”他对原则和规则的区分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适用规则时,要么有效,要么无效。例如,“遗嘱非经三个证人签署无效”这一规则,如果只有二人签署,该遗嘱即应视为无效。而法律原则适用时,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例如,法律尊重“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中得利”这一规则,并不是说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得到。事实上,人们时常会因其错误而合法地得利,这时,还须考虑其他政策和原则因素。例如,人们长期违法地穿越邻居的土地,从而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取得合法地自由通过该土地的权利。

第二,法律原则是人们处理问题时,在一定情况下必须考虑的,它本身不一定解决问题。例如,“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中得利”这一原则提出了处理问题时一般应遵循的方针,但不是一个具体的决定。

第三,当几个原则发生冲突时,人们权衡每个原则的相对份量,以解决这类冲突,其中一原则在作出决定中可能起主要作用,而其他原则只起次要作用。但几个规则发生冲突时,只有其中一个规则是有效的,其他的规则均无效或应加以修正。这些规则的本身无法确认其有效性,其有效性的确认标准只能在这些规则范围之外。一个法律制度可能通过其他规则来解决这一冲突问题。

德沃金进一步指出,原则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具有法律效力,不是通过“承认规则”确认的,也不是立法创造的,而是从宪法、法规和判例中推导出来的。有时原则甚至直接来自道德或政治理论。社会的承认使原则具有效力,而不是符合承认规则的标准。因此,德沃金得出结论,法律由原则和规则组成,从而否定了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仅由一批特殊的规则构成”的观点。

德沃金接着分析了自由裁量权的三种形态,第一种弱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是指,由于某种原因.官员不能机械地适用标准而必须作出判断。第二种弱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是指,官员对某一决定享有最终决定权,任何其他官员不得审查和。第三种强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是指,官员对于问题的决定不受有关权威标准的约束。德沃金指出,法律实证主义的自由裁量权是指第三种强意义上的。法律实证主义认为,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时,法官才可运用自由裁量权,并且法官根本不受法律权威所设定标准的约束,也就是说,法官不受法律原则的约束。在德沃金看来,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德沃金否定了法律实证主义关于只有规则才可以设定义务的观点,主张原则也可以设定义务。如果承认原则是法律,并且否认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那么,一项义务既可由规则设定,也可由原则设定。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7

二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相互妥协的产物，在行为优先的基础上考虑结果的因素，即在以行为人之行为为出发点的同时不忘保护法律所维护的法益。

（一）对法律秩序双重性的保护

法律秩序具有双重性，其中，“法益保护”是目的，而规范“特定性为”是手段。进行违法性评价的时候，如果只以行为无价值为依据，就没有考虑到利益冲突的问题，忽视了法律保护法益的根本目的；如果单纯地以结果无价值为依据，就会因为没有考虑到刑法规范为行为设定的标准而使法律秩序变成了纯粹的利益性冲突。在二元论的框架体系下应当把二者结合起来看，从行为出发，着眼于法律秩序的规范性，在对行为的刑法规范性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衡量，进而对规范性的法律秩序下的损害结果进行二次评价，二者必须结合起来不能偏废。

（二）功利主义视角下二元论对规范的维护

功利主义是分析问题的重要工具和理论基础。伦理学讨论行为的善恶标准以及行为正当与否的判断标准，其中具有影响力的学说是行为功利主义（行为功利主义、行为功用主义）与规则功利主义（准则功利主义）。“行为功利主义依据行动自身所产生的好或坏的效果来判断行动的正确或错误；规则功利主义则根据在相同的具体境遇里每个人的行动所应遵守准则的好或坏的效果来判定行动的正确或错误。”规则功利主义认为“既定行为的对错取决于它是否遵守了有效的道德规则；依照规则功利主义，如果（大致上说）对这些规则的普遍遵守会促进功利主义者实现其最高目标，也就是给所有相关者带来最大的积聚性后果，那么这些规则就可以是有效的。”根据行为功利主义的观点，问题不在于什么规则具有最大的功利，而在于什么行为具有最大的功利；与此相反，根据规则功利主义的观点，“问题不在于什么行为具有最大功利，而在于哪一种准则具有最大的功利。”将功利主义引入刑法学的违法性领域，行为功利主义即可以代表结果无价值论，规则功利主义即代表了二元论。不难推知，行为功利主义所代表的结果无价值过分的看中了结果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在伦理学还是刑法学中，结果都并不能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产生结果的过程往往更值得深究，张明楷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及“‘行为功利主义则主张一种更为灵活的态度，为了更好的后果，可以放弃对日常准则的遵守。’他认为刑法上的规则是为了保护法益而制定的，规则就要服从法益保护的目的，这种规则只是一般性规则，总有例外，所以在例外的场合，必须优先保护法益，而不是优先维护规则本身。”相对而言，规则功利主义及其代表的行为无价值论也有一定的缺陷。笔者认为，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其对规则即行为规范的态度可理解为一定程度上的对规则本身及其制定过程的不信任“，例外”对于任何规范而言都是存在的，规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笔者认为在“例外”的情况下也不能排除对规则的适用，无论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还是从刑法学理论出发，对于既定规则、规范的遵守都是具有强制性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功利主义视角下看待结果无价值与二元论更能充分地暴露出结果无价值的缺陷和不足，二元论从规则本身出发则更能充分体现其对规范的提倡和维护，也充分地肯定了规范的价值和意义。

二、二元论与中国刑法的衔接

如前所述，我国当前刑法学界推崇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对于结果无价值和二元论的探讨也并不激烈，但是笔者认为，无论通说采用何种方式来判断违法性，二元论中蕴含的法治理念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一）二元论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中国当前正处于法治不断完善的进程中，依法治国被尊崇为治国之策，但是此处的法依然是昂格斯所谓的官僚法，而不是法治意义上的法律秩序，因此中国法治道路还困难重重。在刑法领域中，法治理念是必须坚持的理念，在此之下对规范的遵守尤其显得至关重要。对刑法所调整的公共秩序的维护必须重视规则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也正是中国当前所缺乏的。法治有两方面的向度：一是国家向度。由国家制定规范且规范被信赖，通过规范发出命令，以此来实现法治，法治就是规则之治。在这个意义上的刑法是行为规范；二是市民向度。法治意味着用规范限制公权力，凡是法律没有特别限制的，公民都可以实施，并不受违法评价，对市民行为的评价，必须以明确规定的法律条文为准。两种向度分别代表了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理论精神，因此在中国，不能简单地选择行为无价值或是结果无价值，必须兼采两种立场的长处，因此二元论最适合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

（二）二元论符合刑法学的思维基础和发展方向

法治有两方面的向度：一是国家向度。由国家制定规范且规范被信赖，通过规范发出命令，以此来实现法治，法治就是规则之治。在这个意义上的刑法是行为规范；二是市民向度。法治意味着用规范限制公权力，凡是法律没有特别限制的，公民都可以实施，并不受违法评价，对市民行为的评价，必须以明确规定的法律条文为准。两种向度分别代表了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理论精神，因此在中国，不能简单地选择行为无价值或是结果无价值，必须兼采两种立场的长处，因此二元论最适合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

（三）二元论能够弥补理论的缺陷

法益侵害说是法学理论中的重要学说，我国法治的根本目的亦是对法益的保护。在法益侵害说的基础上倡导对规范的遵循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二元论主张在行为的基础上对法益加以评价，与此处规范对法益侵害说的弥补有异曲同工之妙。法益的价值、规范的价值、规范的遵循、法益的保护等等这些概念、观念的提出和倡导都可以在二元论的框架下发挥更好的作用。因此，二元论对于弥补理论的缺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二元论对中国刑法有着重要的意义。从二元论所蕴含的法学理念中不难分析出，无论是刑法所应当维护的法律秩序，还是功利主义视角下其所发挥的作用，二元论都能很好地解释理论问题并深化法治理念；从二元论与中国刑法的衔接来看，无论是解决中国刑法的实际需要，还是细化中国刑法的理论问题，二元论都能对中国刑法有所助益。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的刑法理论背景下提倡二元论的理论学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无论我国通说是四要件还是三要件，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规则的作用和意义篇8

说明：资料整理于2021年6月27日。

31.

当代中国的科学立法原则主要有哪些要求？[2013年7月试题]

答：科学立法原则，要求立法工作尽最大限度地尊重和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尊重和反映立法发展的规律性，要求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求实。

具体而言，这一原则要求：

(1)立法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具体而言就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国的立法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到现实国情和实际，以此作为根本依据，而不能脱离、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2)立法工作必须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出发。要反对脱离客观实际，主观主义地为完备法制而进行立法，甚至照搬照抄外国法律的倾向；也要反对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和成熟的情况下，不积极主动、抓紧时机去完备法制的倾向。

(3)立法工作必须主观符合客观，加强调查研究。立法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而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与可能是客观存在，要想使二者统一起来，立法者就必须使自己的主观符合客观，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广泛了解社会发展的需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才能使立法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需要的法律法规。

当代中国的社会监督有哪些？[2019年1月试题]

答：(1)中国共产党的监督。

首先,党通过各级党组织和纪检部门,实行政治方面的监督,其次,党通过向国家机关推荐、选派干部,实行组织方面的监督。第三,党通过各级党组织和纪检部门,实行党纪监督。

(2)人民政协的监督。

(3)各民主党派的监督。

(4)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的监督。

(5)媒体的舆论监督。

(6)人民群众、公民个人的直接监督。

当代中国法的基本形式渊源及其主要特点是什么？[2014年7月试题]

答：当代中国法的基本渊源包括：(1)宪法；(2)法律；(3)行政法规；(4)地方性法规、规章；(5)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6)军事法规和规章；(7)特别行政区的形式法源和国际条约。

我国法的形式渊源的主要特点是：(1)基本的渊源是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定法；(2)法的制定机关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多样性；(3)存在着“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特别形式渊源。

当代中国法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有哪些？[2014年1月试题]

答：我国社会主义法对市场经济的规范、促进和保障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法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和稳定发展。主要表现在：法律保障商品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有序、安全、公平和高效；以法律保护市场中的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法律保护和推动市场的开放性。

(2)法律保护市场主体的自由独立地位及合法权益。表现为：以法律确认和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以法律规范市场主体的各种市场行为；以法律保障市场主体的多样化利益。

(3)法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如促进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为经济手段充分发挥作用提供法律保障，使相关宏观调控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解决在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宏观经济领域及相关社会领域中的问题；促进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等。

(4)法律有助于抑制市场经济对基本社会价值和利益的侵害。对社会共同目标、基本价值等关注不够甚至有所损害，正是市场的自身缺陷之一。法律除了在经济领域中促进市场缺陷的克服，还在社会价值领域中阻止市场经济的不良影响。法律是捍卫社会基本价值的强有力盾牌。

当代中国法有哪几类基本渊源？[2019年1月试题]

答：(1)宪法。(2)然律。(3)行破法规。(4)地方性法规。(5)规章。(6)自洽条例和单行条例。(7)军事法规和规章。(8)特别行政区的形式法源。(9)国际条约。

当代中国社会监督的主要形式是什么？[补充]

答：①中国共产党的监督；②人民政协的监督；③各民主党派的监督；④社会团体的监督；⑤新闻舆论的监督；⑥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从哪些方面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补充]

答：①法确认和保护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为发展其权利和自由服务。②法维护、促进民主集中制原则，保障国家权力和正确行使。③法是实行对敌专政的工具。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保障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措施。④法促进了基层的民主建设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⑤法在协调政治稳定和改革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

当代中国实行“一国两制”情况下出现的“一国两法”，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类似情况有何不同？[补充]

答：实行“一国两制”出现的一个国家存在两种法律制度与解放前中国存在两种不同社会阶级本质的法律制度，都是一个国家内存在着两种本质不同的法律制度，但他们在产生、法律地位、相互关系等方面都有重大不同。①解放前一个中国存在两种本质不同的法律制度的局面，是革命根据地革命政权与国民党旧政权对立、斗争的产物，是以两个敌对政权的存在为前提的。而实行“一国两制”下一国内存在着两种本质不同的法律制度，是为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是通过协商以法律方式解放祖国统一的创举。②解放前革命根据地的法律制度只在解放区生效，且不为当时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政府所允许，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法律制度仍居主体地位。而实行“一国两制”后，作为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和平统一祖国，解放港、澳、台回归祖国问题，设立特别行政区，允许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长期不变，这些原则已获得宪法、法律的确认和保护。③解放前一个中国中出现两种本质不同的法律制度，反映两种制度的一种敌对关系，其结局必然是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而“一国两制”条件下出现的本质不同的法律制度，由于国际国内具体条件的变化，已不再是相互排斥的对抗性的关系，而转化为可以长期并存，互利互惠、互相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关系。总之，当代中国法主体的社会主义本质，不改变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法的本质；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法的本质，也不会改变中国法的主体部分的社会主义本质。

当代中国司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2012年7月试题]

答：我国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大致有：

(1)司法为民原则。司法为民原则要求在司法机关的一切活动中都要尽最大努力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权利，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呼声，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等。简单地说，司法为民要求司法工作要亲民、便民、利民、护民、爱民。

(2)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多年来正确适用法律规范的一项基本经验。这一原则在我国多部法典中均有明确规定。以事实为根据，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适用法律规范处理具体案件时，必须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为依据，把对案件的处理建立在符合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以任何主观想象、主观分析和判断作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指在法的适用时，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

(3)法律适用一律平等原则。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在法的适用中的具体运用，也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必然引申。

(4)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我国宪法确定的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意味着：其一，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司法权。其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其三，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准确地适用法律。

当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特点是什么？(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有哪些新变化？)

[补充]

答：①加强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②与福利国家的政策相联系，采取一系列福利措施，出现了社会立法的新领域，在司法实践中从注意“形式公正”转变为注意“结果公正”，从以法律规则为中心转变为目的和政策为依据。③加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④国家干预的增加，社会立法的出现，打破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公法和私法的界限。⑤授权立法、行政立法的作用日益增大，社会立法的中心地位受到削弱，各种单行法、特别法的数量越来越多。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⑦随着保险事业的发展，为了提高司法审判效率，解决“法律爆炸”的问题，在刑法和侵权行为法中体现法治精神的过错责任原则在某些领域逐步让位于严格责任原则。⑧在法律理论上，更加重视法外因素对法、法律过程的影响。

恩格斯如何论述法的起源和发展问题的？[2020年1月试题]

答：(1)在法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上，恩格斯有一段名言：“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不就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一公共权力，即国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法律进一步发展为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

(2)恩格斯这段话概括了法的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过程：社会交往的重复一习惯——习惯法一制定法(立法)。

(3)从世界各国的法律发展历史来看，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不同国家的发展进程快慢不同，或者虽然处于同一时期，但是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法的本质的不同层次是什么？[补充]

答：法的第一级本质，就是法是被奉为法律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法的第二级本质，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确认人们某项行为是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意志，不是随意的；法的第三级本质，是人们的行为自由和责任，人们的直接社会权利和义务是人的社会属性，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特别是经济关系的需要。

法的变更的法律原因是什么？[补充]

答：法的变更的法律原因是由于社会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法律制度内部诸因素(如法律规则、法律实践、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意识等)的内在和谐一致被打破，法律规则、法律实践及法律意识之间产生矛盾。

法的工具性价值主要有哪些方面？[2014年1月试题]

答：法的工具性价值是从法这一客体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来理解法的价值的。从这方面看，法有以下一些价值：

(1)确认性价值，即确认其他价值的价值。

(2)分配性价值，即有分配其他价值(如财富、权利等)的价值。

(3)衡量性价值。法律往往对其所中介的价值，依其价值的大小多寡作不同的规定，从而法律就成了人们衡量不同价值的标准，具有衡量性的价值。

(4)保护性价值，即法具有保护其所确认和分配的价值的价值。

(5)认识性价值。法律规范可以成为人们认识它所规定的事实、关系的性质和意义的手段，法具有提高人们认识，对人们进行一定价值观的引导的意识形态性、宣传性的价值。

法的基本特征(外部特征)有哪些？[补充]

答：①是一种行为规则(规范)；②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③是通过规定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权利与义务来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的；④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规范。

法的价值的分类如何？[补充]

答：①法所中介的价值。②法的工具性价值。包括：法的确认性价值；法的分配性价值；法的衡量性价值；法的保护性价值；法的认识性价值。③法的本身的价值。包括：法有协调对立双方使之共处，达到统一的价值；法有使社会稳定的价值；法的使国家强制合理化、经常化、系统化、公开化的价值。

法的历史类型更替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补充]

答：①法的历史类型变更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建立在生产关系之上的包括法律制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旧的类型的法或迟或早地必然被新的更高类型的法所代替。②法的历史类型的变更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即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推翻代表落后生产力的阶级。

法的历史类型和法系是什么区别？[补充]

答：法的历史类型是指按照法的阶级本质和它赖以产生的生产关系加以划分的类别。凡是属于建立在同一经济基础之上反映同一阶级意志的法律制度就属于同一法的历史类型。

法系则是按照法律制度的历史传统、法的形式上、结构上的特征、法律实践的特点、法律意识以及法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等因素对法律进行的划分。属于同一法系的可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法，也可以是不同社会形态的法。

法的实施与法的实现有什么区别？[补充]

答：法的实施就法律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被具体运用和贯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的权利义务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了。法的实施是法的实现的过程和手段,没有法的实施法律就实现不了。要实现法律,就必须强化法的实施。

法的实现的基本形式是什么？[补充]

答：①按照法作用于社会关系的程度，可以分为通过具体法律关系的实现和不通过具体法律关系的实现。通过具体的法律关系的实现是指必须在一定的主体之间建立具体的联系，法律规范才能实现。其特点是：第一，主体各方应是具体的工或组织；第二，一方实现权利赖于另一方承担义务；第三，需要由权利人对义务兵人的主动行为。不通过具体法律关系的实现的法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之间不必建立具体的联系，法律规范就可以实现的形式。②以法的实现是否需要国家干预为标准分为法的遵守和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自觉按照法律规范的标从事各种事务和行为的活动。③以法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方式为标准，又可将法的遵守分为权利的享用、积极义务的履行和禁令的遵守。

法的适用的特征。[2008年1月试题]

法的适用的特征。[2009年7月试题]

法的适用的特征是什么？[补充]

答：(1)法的适用的主体是国家专门机关和国家授权的社会组织。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进行适用法律的活动。国家专门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国家授权的社会组织，诸如中国人民银行被授予中央银行的权力。

(2)法的适用是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行使国家权力的专门活动。国家机关的活动具有多样性，并不都是法的适用活动。国家机关不在其职权范围内的活动或者虽在其职权范围内但不是运用国家权力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法律关系主体的活动，都不属于法的适用活动。

(3)法的适用是严格依照程序进行的活动。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事，减少随意性和偶然性，使法的适用的每个环节都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才能保证法的适用的正确和公正。

(4)法的适用必须有表明法的适用结果的法律文件。法的适用以法律规范为根据，使法律的一般规定具体化，从而产生个别性的决定，即适用法律的文件。如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等。

(5)法的适用结果可以产生、变更或消灭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或对一定主体实行法律制裁。

法的适用的种类有哪些？[补充]

答：法的适用的具体种类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基本分类：①以法的适用与执行法的职能的联系为标准，分为执行调整职能的法的适用和执行保护职能的法的适用。执行调整职能的法的适用，是国家专门机关或国家授权的社会组织，在没有出现违法的情况下，把法律规范的处理部分适用于具体的人或事，从而把一定的社会关系纳入法所规定的目的、秩序和范围当中。执行保护职能的法的适用，是国家专门机关或国家授权的社会组织，在出现违法犯罪的情况下，适用法律规范的制裁部分，执行法的保护职能，恢复被伤害的权利或对违法犯罪行为实行追究，给以制裁的活动。②以法的适用的主体为标准，可分为权力机关适用法的活动(如授予荣誉称号，决定特赦等)；司法机关适用法的活动(如对民事、刑事、行政案的审判)；行政机关对法的适用(如行政处罚)；国家授权的社会组织适用法的活动(如仲裁机构对有关纠纷作出裁决)。

法的适用阶段有哪些？[补充]

答：调查、分析事实情况阶段；选择确定要适用的法律规范；分析法律规范的含义，针对被适用的事实作正确的解释；作出法律决定，产生适用法的文件；将适用法的文件送达有关人员和机关；执行阶段；检查和监督适用法的文件的执行情况。

法的体系同法学体系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补充]

答：法学体系是指法学研究的范围和分科，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法的体系与法学体系的联系表现为，法的体系是法学体系形成、建立的前提和基础。一国(或一地区)的现行法体系是该国(或该地区)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且制约着法学体系的形成和大部分法学分科的内容和范围。但二者具有明显的区别。首先，法的体系属于社会规范体系的范畴，法学体系属于社会思想意识范畴；其次，法的体系的范围仅限于一国全部的现行法，而法学体系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法的体系的内容，而且还涉及不属于法的体系的其他学科，如法理学、法律史学等等；最后，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法的体系，但可以有多种法学体系并存。

法的体系与立法体系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补充]

答：立法体系或称为制定法体系，是指一国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所构成的整体。法的体系与立法体系的联系为，二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法的体系是内容，立法体系是法的体系的载体和外在表现形式。立法体系一般须以法的体系为基础，并反映法的体系。二者的区别表现为，法的体系的组成因素是法律部门和法律规范，而立法体系的组成因素是法律文件和法律条文。考虑到应用的便利和立法技术的要求，每一法律部门并不只表现为一个法律文件。有时，一个法律文件中包括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有时，则多个法律文件的法律规范才能构成一个法律部门。

法的外部特征。[2008年1月试题]

答：(1)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2)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3)法律是通过规定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权利和义务来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4)法律是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规范。

法的外在特征是什么？[2016年1月试题]

答：法的外在特征有：(1)法是一种社会规范。即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2)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无论是制定或认可的法律规范，都是国家创制的法规。(3)法是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规范。(4)法是有专门的机构和程序来落实的规范。(5)法是以设定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来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

法具有继承性的根据何在？[补充]

答：①新旧法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间存在着客观联系。社会关系、生产力等因素的连续性决定了调整方面的连续性，这是法的继承性的基本依据。

②法有自身演变的特殊规律性、独立性。法律文件的成就被新的法律制度所吸收，并得以继续发展。③法律调整的特点、地位和作用与该社会的整个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紧密联系。

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补充]

答：法理学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法理学与其他法学的关系；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它是基础理论或者说是一门导论性或绪言性的学科，是学习和研究法学的入门的学科，没有这一学科的知识,就难以学习和研究好其他部门法学。

法律关系的特征。[2008年1月试题]

法律关系的特征是什么？[补充]

答：(1)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首先，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它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建立的社会关系；最后，它是国家意志和法律关系参加者意志的统一。

(2)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社会关系。法律规范是产生法律关系的前提之一，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相应的法律关系。

(3)法律关系是主体之间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任何法律规范直接、间接都是关于社会关系参加者权益与义务的规范。

(4)法律关系是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社会关系。

法律关系的主要分类有哪些？[2020年7月试题]

答：(1)一般法律关系与具体法律关系

一般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规定的最抽象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具体法律关系是具体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2)绝对权法律关系与相对权法律关系

绝对权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为特定主体，另一方为不特定的主体，即权利人是具体的，义务人则是除了权利人之外的所有的人，最典型的是财产所有权关系。相对权法律关系的主体均为特定主体，即无论权利人还是义务人，都是具体的，最典型的是债权关系。

(3)调整性法律关系与保护性法律关系

调整性法律关系是不需要适用法律制裁就能够正常实现的法律关系，它建立在主体合法行为的基础上。保护性法律关系是在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不能正常实现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法律制裁，恢复被侵害的法律秩序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因而它是在违法行为的基础上产生的。

(4)平权型法律关系与隶属型法律关系

在平权型法律关系中，其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最典型是民事法律关系。在隶属型法律关系中，其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隶属关系，一方必须服从另一方的合法命令。

(5)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诉讼法律关系等

这些是按照法律关系所依据的法律规范的性质而作的分类。不同部门法的法律规范，其性质存在很大不同，依据它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也具有不同的性质。

法律关系客体的种类有哪些？[2015年1月试题]

答：(1)国家、社会、组织或个人的基本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财富。它们通常是一般性法律关系或保护性法律关系的客体，如基本的人权。(2)物质财富，指的是可以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财产权的对象的物品和其他一切物质财富。(3)智力成果，指人们的智力活动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它是知识产权所指向的对象。(4)人身利益，指与人身不可分割的利益，如名誉、肖像、隐私、尊严、姓名等。(5)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和行为的结果，后者如服务行业的服务等。

法律规范的分类如何？[补充]

答：①法律规范按其职能和专门化，可以分为调整性规范、保护性规范以及专门化规范。调整性规范是通过赋予社会关系参加者以权利并让他们承担义务来调整社会关系的。保护性规范是规定法律责任，以及制裁措施的。专门化规范不是产生法律关系的独立的法律根据。在现实中，专门化规范是同调整性规范和保护性规范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它具有补充的性质。专门化规范主要包括：A.一般性规范(一般确认性规范)的任务是在法律上确认一些最主要的事实，如确认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等等。B.定义性规范(概念性规范)，它的任务是在法律上明确一定的概念。C.原则性规范(宣言性规范)，它的任务是规定法律的目的、任务、原则。D.业务性规范，它的任务是明确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法律规范的生效、失效等等。E.冲突性规范，它的任务是规定某些法律关系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②按照法律调整的方式，调整性规范可分为授权性规范、禁止性规范、积极义务性规范。授权性规范，是指规定人们有权自己做出某种行为，或要求他人做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的法律规范。禁止性规范，是指禁止人们做出一定行为，即承担一定消极不作为义务的法律规范。积极义务性规范，是指规定人们必须做出一定行为，即承担一定积极作为义务的法律规范。③根据同个别调整的联系，即法律允许执法机关、执法人员进行个别调整的程度，法律规范可分为绝对确定性规范和相对确定性规范。绝对确定性规范，是指不允许执法机关、执法人员进行个别性调整的规范；相对确定性规范，是指允许执法机关、执法人员进行个别调整的规范。这种规范又可依允许执法机关、执法人员自由裁量的程度，分为情况性的规范、必择其一的规范和任选的规范。情况性的规范，是指允许执法机关、执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况，直接进行个别性调整的规范。必择其一的规范，是指规定执法机关、执法人员必须适用规范中列举的若干方案中的一种。任选其一的规范，是指在规范中除了规定可供采用的基本方案以外，也规定了任选的方案。④按照是否允许依法自主调整进行的分类。自主调整是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自行为一定意思表示，以实现自己的权利。允许当事人进行自主调整的是任意性规范，与其相对应的是强行性规范。任意性规范，这种规范允许双方当事人有自己的意思表示，就一定问题达成协议。强行性规范，这种规范不允许当事人自行协议解决问题，只能执行法律规定的方案，否则其协议无效。

法律规范的特征有哪些？[补充]

答：①国家意志性。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行为规则，具有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一体遵守属性。②规范性。法律规范规定了社会关系参加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法律规范时所应受到的制裁措施。③同一性。法律规范使用同一标准指导和评价人们的行为。④逻辑性。法律规范是具有完整逻辑结构的行为规则。

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补充]

答：①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非法律规范或者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或者是非国家的组织制定的；②非法律的规范是由习惯、传统、道德影响和一般的社会影响的力量(如团体内部的纪律)保证，而法律规范除了上述这些保证外，还受国家强制力的保证。

法律监督的构成如何？[补充]

答：法律监督包括主体、客体、内容三个要素：①法律监督的主体，包括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其中国家机关的监督是依照一定的法定权限和程序、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具有法律强制力，在一国法律监督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②法律监督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各种法律活动，包括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活动，也包括社会组织和公民执法、守法的活动。③法律监督的内容。各种法律监督对象实施的法律活动是否合法，都是法律监督的内容，都包括在法律监督的范围之内。

法律解释的分类如何？[补充]

答：①按照解释的主体和法律的不同，可分为正式解释和非正式解释。正式解释又可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非正式解释可分为任意解释和伦理解释。②按照解释的效力范围的不同，可分为规范性解释和个别性解释。③按照解释的尺度不同，可分为字面解释、限制解释和扩充解释。④按照解释的方法的不同，可分为语法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释和逻辑解释。

法律权利的概念以及特点是什么？[2014年7月试题]

法律权利的概念以及特点是什么？[2016年1月试题]

法律权利的特点。[2009年7月试题]

法律权利的特点主要有哪些？[2012年7月试题]

法律权利的特点主要有哪些？[2015年7月试题]

法律权利的特点主要有哪些？[2017年6月试题]

法律权利有哪些特点？[2012年1月试题]

答：法律上的权利是指法律所允许的权利人为了满足一定利益所采取的、有义务人的义务所保证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

法律权利具有下列特点；

(1)它以法律的相应规定为前提，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结果，它是得到国家的确认和保障的作为或不作为。

(2)它以权利人所代表的需要和利益为目的。法律确认和保障权利，实际上就是确认和保障这一权利所代表的需要和利益。

(3)权利和义务是相互依存的，权利的享用有赖于义务的履行。

(4)它授予权利人一定范围内的行为自由。

法律事实的种类。[2008年7月试题]

答：(1)法律事件。指法律不把一定后果的产生与当事人的意志相联系的客观事实或现象。事件可以分为自然事件和人为事件。

(2)行为。指以当事人意志未转移，能够引起法律后果的行为。行为依其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

法律调整的方式有哪些？[补充]

答：基本的法律调整方式有：积极义务的调整方式，允许的调整方式和禁止的调整方式。积极义务的调整方式是法律要求人们承担作出积极行为的义务的调整方法；允许的调整方式是法律赋予人们行为或不行为的权利的调整方法；禁止的调整方法是要求人们承担不为一定行为的义务的调整方法。无论上述哪一种法律调整方式，都是规定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权利义务的。在集中的方法占主导的法律部门(如行政法、财政法等部门)，“义务”和“禁止”的方式为主；在非集中的方法占主导的法律部门(如民法、劳动法等)，“允许”的调整方式为主。因此，以上三种法律调整方式，各有所用，不可缺一。“积极义务”的方式用在人求人们准确作出一定积极行为的场合：“允许”的方式使人们有根据生活的需要和利益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这种调整方式最能使法律调整符合社会生活客观需要；“禁止”的方式则是保证人们这种自由的必要条件。

法律调整过程可分为哪几个阶段？[补充]

答：①第一阶段，法律、法规开始生效阶段。其特点在于确立了法律调整的规范性根据，把一定的社会关系纳入了法律调整的领域。②第二阶段，产生法律关系阶段。当出现一定法律事实，根据法律的规定，使一定主体之间产生、变更或消灭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使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的关系的阶段。③第三阶段，法律上权利和义务获得实现，转化为主体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行为的阶段。其特点是包含在法律规范中的要求，转化为具体社会关系参加者之间的具体行为尺度，又转化为社会关系参加者的实际行为，法在生活中获得了实现，法律调整到此结束。④第四阶段，法的适用阶段。这一阶段在法律、法规被自觉遵守的情况下不需要，在法律、法规不被遵守时才需要。其特点是有管辖权的机关，产生法律效力的个别性文件。

法律意识的分类如何？[补充]

答：根据法律意识的社会政治属性，可以划分为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法律意识和不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法律意识；根据人们对法律现象认识的阶段来划分，法律意识可以分为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根据法律意识的主体不同，可以划分为个人法律意识、群众法律意识和社会法律意识。

法律责任的特点是什么？

答：①法律责任与违法有不可分的联系。没有违法就没有法律责任。②法律责任是由法律规定的。③法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必须由国家专门机关通过法定程序来进行。④法律责任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实现的保证。

法与道德的区别是什么？[2010年1月试题]

法与道德的区别是什么？[2012年1月试题]

答：(1)法与道德形成的条件和表现形式不同。

法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表现为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体系，这些规范以确定主体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

道德则在原始社会中就存在了，一般是不成文的，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的划分，并以义务性规范为主。

(2)法与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不完全相同。

法律调整的是人们的意志行为，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现。

道德则注重人们行为的内心动机，主要靠社会舆论、内在信念和传统习惯的力量来维持。

(3)法与道德的前途不同。

法将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而道德还将继续存在。

法与利益的一般关系是什么？[补充]

答：①利益决定着法及其发展。第一，利益的分化，导致法的产生。第二，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决定着法的存在和本质。第三，利益的发展决定着法的发展。②法对利益的形成、实现和发展有能动的反作用。第一、法本身不能创造利益，但在一定客观条件下，可以促进一定利益的形成和发展。第二、法也可能阻碍一定利益的形成和发展。第三、法是协调和实现利益的有效手段。

法与自由、秩序、正义的关系各如何？[补充]

答：①法总是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的自由，并限制和排挤被统治阶级自由的手段。法是能把阶级社会一定历史下人们的自由与纪律有机地结合起来，反对任意和专横，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单纯的偶然性和任意性的有效手段。②法所确认、保护和发展的秩序，是维护统治阶级行为自由和纪律的秩序。③法所体现的正义，总是阶级社会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正义，是统治阶级认为的“正义”。

法所确认、体现和保护的自由、秩序、正义和效益，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往往是并存的；在具体情况下，它们之间会出现矛盾，运用法律治理国家，必须注意协调这些矛盾。

法制、法治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补充]

答：法制是以法为核心的某国、某地区法律上层建筑的整个系统，包括现行法以及与现行法相适应的法律意识、法律实践。法治是运用法律这样的实体工具，来管理社会和治理国家的原则。

法律制度是与国家并存的现象，有国家就有法，就有一定的法律制度。但有国家、有法律制度却不一定实行的是法治。法治是与民主政治紧密联系的现象，民是主政治的组成因素。也就是说，有国家就有法制，但有法制还不一定有法治。

法治基本含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2018年7月试题]

答：(1)法治即奉行“法律的统治”的治国方略

法治要求确认法律在实现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中的权威性和至上性，把法律作为社会调整的基本方式。法治首先指的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一种优于“人治”的治国方略。在现代社会，“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已成为多数国家和学者的共识。

(2)法治指依“良法”而进行的治理

依法治国的方略需要落实为社会的具体制度安排，要在制度安排中体现特定的社会价值理念。这就进一步对法的价值属性、法理念的特质等提出要求：依法治国即依“良法”治国，法治即“良法之治”。“良法”有形式方面的规定性，也有内容方面的规定性，这是更根本的，即要求法律适合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生活的需要。

(3)法治也指在依法治理基础上形成的和谐秩序

依法治国，要求从秉持良法、从严格守法而形成一种以法律为主导的社会秩序，即要求从“法治国家”进而达到“法治社会”、和谐社会。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领域严格限制权力的原则，也是社会领域保障社会治理有效性和社会生括自主性的原则。依法治国要达到的和谐秩序的状态是这样的：法律被严格地遵守和积极地利用，各种权力受到合理、有效的约束，社会成员享有充分的自由与尊严，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发展，法律奎上信念深入人心。

封建制法有哪些特征？[补充]

答：严格保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所有权；维护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确保封建等级特权；严刑峻法，残酷镇压农民的反抗；宗教的戒律和教会法(在西欧)起过很大的作用。

行政执法的特点有哪些？[2015年7月试题]

答：行政执法主要有以下特点：

(1)行政执法活动具有广泛性。行政执法活动广泛地涉及国家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

(2)行政执法活动具有单方意志性。行政主体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行政管理活动的上下级之间都是管理和从属的关系。

(3)行政执法活动具有主动性。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公职人员按照法律的授权可采取积极主动的职务行为，以履行其职责。

(4)行政执法活动具有灵活、高效、快速的特点。

行政执法中法的适用的特征有哪些？[2011年7月试题]

答：(1)行政执法中法的适用具有广泛性。在现代社会中，行政机关以国家的名义对社会实行全方位的组织和管理，其管理的范围日趋庞杂，涉及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科技、公用事业、治安保卫、社会福利等各项事业。几乎关系到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公民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2)行政执法中法的适用具有主动性。在法的适用过程中，行政机关不同于司法机关，它不是以第三者的身份担任“中立”的裁判员，也不实行“不告不理”。当一定法律事实出现后，行政机关必须主动适用法律，否则就是渎职。

(3)行政执法中法的适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就是在法律对有关事项仅规定原则，而没有规定具体幅度和范围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在符合立法目的和原则的前提下，有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采取适当措施履行其行政职能的权力。

划分法的部门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补充]

答：目前，我国法学界一般认为，划分法的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其次是法律调整的方法。法律关系是划分法的部门的主要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由于社会关系极其复杂，多种多样，在考虑划分法的部门的标准时，还必须考虑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

划分法的部门的原则有：划分法的部门时，必须考虑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的广泛程度和相应法律规范的多寡，使各法的部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适度平衡；划分法的部门时，既要以全部现行法为基础，同时又要考虑法的发展，考虑正在或即将制定的法律；在划分法的部门时，在坚持从本国法制实际出发的基础上，要借鉴国外有益的法制经验。

简述法的体系和法的部门。[补充]

答：法的体系是指一国或一地区现行法律规范按不同的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1)法的体系是一个内在统一,互相协调的整体。建立在同一经济基础上,所体现的阶级意志相同,制定和实施的指导原则相同。

(2)法的体系是按照一定的结构和层次组织起来的系统。法律体系作为一个“体系”,它的内部构件是法律部门。

(3)法的体系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统一体。

法的部门是指对一国现行法律规范按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调整方法的不同所作的分类。

(1)一个法的体系的所有部门法是统一的,各个部门法之间是协调的。

(2)各个部门法又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之间的内容是相异的。

(3)各个法律部门的结构和内容基本上是确定的,但又是相对的和变动的。

简述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补充]

答：法律关系是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构成。①法律关系主体。是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人,法律上所称的“人”主要包括自然人和法人。②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它是将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联系在一起的中介。③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法律关系主体间在一定条件下依照法律或约定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人们之间利益的获取或付出的状态。

简述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补充]

答：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包括三个因素,即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就是法律规范中关于该规范适用的条件部分。它指明该法律规范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适用.处理,就是行为规则本身,即法律规范中指明人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部分。这部分具体规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制裁,就是法律规范中关于违反该规范时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的部分。法律规范在逻辑上遵循着“如果—则—否则”的公式。在现实中的法律规范往往只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假定,第二个因素是处理或制裁,这两个因素按“如果—则”的公式安排。这种法律规范被称做命令性规范,以区别于逻辑性规范。

简述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补充]

答：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在法的适用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也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必然引申。

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首先，在我国，法律适用于全体公民，没有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年限的限制或区别；其次，公民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平等在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不允许任何公民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允许只尽义务而享受不到权利，再次，在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依法加以保护；对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平等地依法追究。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不允许有超越法律规定的特权。

坚持这一原则，对于防止任何人谋取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仅，维护法制的尊严和统一，惩治腐败行为，使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均得到法律的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坚持这一原则，有利于抵制和肃清特权思想在法的适用中的干扰，对于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程序。[2020年7月试题]

答：(1)法律案的提出

这是立法程序的第一个阶段，即享有法定权限的国家机关或个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制定、修改、废止某项法律的建议。

关于享有立法提案权的机关与人员，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对此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2)法律案的审议

这是立法程序的第二个阶段，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已经列入议程的法律案正式进行审查、讨论等的活动。

法律案提出后要列入议程，必须经过一定程序。

(3)法律案的通过

这是立法程序的第三个阶段，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经过审议的法律案正式表示同意与否的活动。在整个立法程序中，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

(4)法律的公布

这是立法程序的第四个阶段，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将获得通过的法律用法定的形式公之于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签署主席令并予以公布法律。

简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补充]

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多年来正确适用法律的一项基本经验，是审判机关适用法律必须遵守的一个重要原则。

以事实为根据，是指必须把法的适用建立在符合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首先，审判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必须忠于案件事实真相，查明案件客观事实，以客观存在的案情事实作为处理问题的根本依据。其次，坚持以事实为根据，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以法律为准绳，是指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就要求司法机关首先要按照法律的规定确定案件的性质，划清合法与违法、一般违法与严重违法(犯罪)的界线。其次，要根据法律的规定确定案件相关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无论是维护合法权益还是处罚违法犯罪，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再次，要根据法律确定的权限和程序适用法律。在法的适用过程中，司法机关要各司其职，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办理案件。同时，司法机关要严格遵守有关程序的法律规定，不能违法办案，更不能背离法律规定另立标准，要努力实现诉讼过程的合法和公正。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两者紧密联系，必须全面贯彻执行。事实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法律是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的标准，处理案件不依据事实，就没有客观基础，不依据法律就没有客观标准。只有既以事实上为根据，又以法律为准绳，才能在法的适用中做到事实准确、证据确实、定性准确、用法适当。

科学技术对法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补充]

答：①科学技术对立法工作的影响。A.对法的内容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法的反映客观规律上，更主要的表现在大量新的立法领域的出现。B.对法律调整范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拓宽了法律的调整范围。C.对法的形式的影响，无论是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结构形式，还是信息传递形式，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D.对法律技术规范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大量的原本属于纯粹技术规范的各种标准带入到法律当中，并因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法律规范形式——法律技术规范。②法对科技成果的合理使用和推广方面起着重要的保证和促进作用。③法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有抵制和防范作用。④发具有推动和协调国际合作的作用。

利益与法的实现的关系如何？[补充]

答：①利益是法的实现的动力和归宿，是法发挥作用的基础；②法的实现是法所体现和保护的利益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剥削阶级法学的原则区别是什么？[补充]

答：①指导思想不同。剥削阶级法学的指导思想是唯心史观。所以他们都不可能对法律现象作出科学的回答。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②阶级基础不同。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利和法律要求的体现，它公开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而一切剥削阶级法学都是有意或无意地为剥削阶级、剥削制度辩护的法学，是镇压和欺骗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③在法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关系上不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是辩证统一的。而一切剥削阶级法学，都竭力掩饰和否认自己的阶级倾向性，主张所谓“客观主义”。④在一系列根本的理论观点上有原则不同。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关于法的概念和本质。剥削阶级法学家大都认为法是超阶级的，抹煞和掩盖法的阶级性是剥削阶级法学的重大特点。马克思主义法学则认为，法不是也不能是超阶级的，而是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实现其阶级专政的工具。其次，与否认法的阶级性相联系，剥削阶级学法总是否认经济对法的最终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学则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决定于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结底决定于在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经济条件。再次，剥削阶级法学家大都把法视为是永恒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法学则认为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法与国家都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前进、阶级的消灭，国家与法都将消亡。

权利具有哪些特点？包括哪些内容？[补充]

答：它以法律的规定为前提；它是以权利人的需要和利益为目的；它是和义务密切联系的；它授予权利人一定范围内的行为自由。

法律权利包括作出肯定行为的权利、请求权利和要求主管机关保护的权利。其中作出肯定的权利是一种积极行为的权利，处于权利的中心地位。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如何？[补充]

答：①在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是互相依存的。没有权利，就没有义务；没有义务，也谈不到享有权利。权利人权利的实现，有赖于义务人义务的履行，而义务人义务的顺利履行，也有赖于权利人权利的合法享用。所以，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②在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是相互联系的。权利主体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而义务主体在履行义务的同时也享有相应的权利。在现代社会中，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不应只享受权利而不履行义务，或者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③在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都有严格的法律界线。权利人在法定范围内，可以自由地作为和不作为，这是他的权利；但同时，不在法定范围外作为或不作为又是权利人的义务。同样，在法定范围内必须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是义务人的义务；对于超出法定范围的要求不予履行又是义务人的权利。

确定法律规范效力等级的一般原则有哪些？[2013年1月试题]

确定法律规范效力等级的一般原则有哪些？[2017年1月试题]

答：确定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通常应当遵循如下原则：

(1)不同机关制定的法律，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确定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首先要看它们的制定机关。如果是出自不同的国家机关，那么应当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按照各自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地位，下级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不得与上级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相冲突，如果相冲突则无效。如果法律的制定机关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那么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它们的效力等级。

(2)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遵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要根据其内容和生效时间来确定效力。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这被称为“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这被称为“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如果是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的，则由其制定机关裁决。

(3)如果一国法律渊源体系中包括非制定法，如习惯法、判例法等，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效力一般均高于非制定法，仅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有例外。

如何理解法本身的特殊价值？2020年1月试题]

答：(1)法有协调对立双方使之共处，达到和谐、统一的价值。

法律规范是一种发达的社会规范，具有高度理性化、形式化的特点，能把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行为自由、主动性、积极性和遵守一定的纪律、承担一定的责任，有机结合起来，使社会生活避免单纯的偶然性和任意性。

(2)法有使社会生活和谐、稳定，在稳定中发展，在发展中促进稳定的价值。

法是对社会生活参加者一定的需要和利益的确认，是对统治阶级所期望额社会秩序的确立和维护。法是社会生活和谐化、稳定化的因素。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所以，法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人类法律文化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结合实际，充分而深入地研究和创造性运用这种经验，完全可以使法这种社会调整器既具有稳定性，从而保证主体活动的安定、有序，又富有灵活性和活力。运用得当，法就是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3)法有使国家权力的运用合理化、经常化、系统化、公开化的价值。

法既体现一定社会、一定主体共识的“理”，也体现一定的国家权力。国家强制转化为法律强制，使之与一定的“理”相结合，就使国家权力的运用合理化了，从而法有了防治和限制现行法和依法建立、维护的法律秩序，也是国家权力经常性的表现。法具有公开性的特点，法律的制定过程、法律的公布、法律适用的公开(不宜公开的个人隐私和国家机密案件除外)，使国家权力和运用公开化，这点对社会生活主体具有重大价值，可以防止法律或执法者的偏私，有利于查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动员社会舆论监督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有利于维护法律所中介的合法利益，防止由于权力的滥用而产生腐败现象。

如何理解“一国两制”与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之间的关系？[补充]

答：“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一国两制”意味着要实现祖国统一，即以一个国家、一个中国为前提。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香港、澳门、台湾只能是中国的一部分；意味着在中国主权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局面。中国的主体部分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港、澳、台回归祖国后，根据不同情况实行高度自治，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也不变；意味着两种制度不是并列的，国家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两种制度不搞相互敌对，而要在一国的前提下长期并存，互惠互利，实现共同的繁荣和发展。“一国两制”条件下出现的一个国家两种法律制度的情况，不同于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国家两种法律制度的情况。“一国两制”与解放前中国存在的两种不同本质的法律制度也是不同的。当代中国法主体的社会主义本质，不改变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法的本质；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法的本质，也不会改变中国法的主体部分的社会主义本质。

如何理解法的社会阶级本质？[补充]

答：法的本质指法的根本性质，是法内部所包含的一系列必然性和规律法的综合。法的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规定法的阶级属性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表明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的社会阶级本质潜藏在各种法的现象背后及深处，只有认真分析和研究各种法的现象，才能真正认清法的社会阶级本质。法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采取的一种行为措施，是某种意志的体现。法既不反映超然于社会之外的神的意志，也不反映全体社会成员

的共同意志，而是反映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法的社会阶级本质有其特点：法体现由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意志，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是统治阶级个别成员利益的一种抽象；法的各种规定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法制的继承性与阶级性？[补充]

答：①创建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必须摧毁旧法统。旧的法律制度体现了旧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在旧的法律制度内，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不可能得以充分实现，对旧法体系的保存，就等于承认和肯定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合法性。②社会主义法同样也具有继承性，它也有必要继承以往的一切优秀法律文化成果。③社会主义法律要坚决摒弃旧法中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内容，而对专门法律内容则可以选择地批判继承，对旧法的社会政治内容中包含的一些民主性、进步性、科学性的合理成分，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经过长期斗争所争取的一些基本权利和自由及相应的法律措施，不能简单地抛弃，而应批判的吸收。④社会主义法的继承性与其阶级性并不矛盾。在分析法的阶级性和法的继承性的关系时，要首先认清法的阶级本质，在此基础上才能使对旧的法律制度的批判和继承取得良好效果。但不能以阶级内容的对立而否定继承的必要性，拒绝吸收旧法中的合理、进步成分。

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调整系统？[补充]

答：①当代中国社会调整系统的各种规范，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目的使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路线，为整个社会调整系统规定了活动的方向，是协调各子系统的“粘合剂”。③受具体历史条件和环境、国情的影响，当代中国的社会调整系统，有自己的特色。④当代中国社会调整系统中的各种社会规范，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形式、方式和起作用的机制，调整着社会关系。

如何认识法律原则在法的创制和实施过程中的作用？[2016年1月试题]

答：(1)法律原则在法的创制活动中的意义。在法的创制过程中，法律原则对立法工作具有指导作用，所设计的法律规范不得同法律原则相违背，否则便会失去其效力。法律原则对立法还具有组织协调作用。如通过基本原则、部门法原则，可以把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庞杂法律规范组织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使之相互关联、相互配合、达到法律制度内部的协调统一。＼

(2)法律原则在法的实施活动中的意义。首先，法律原则的功能表现在它可以为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提供基本出发点和价值导向，避免法律解释和推理的任意和无序。其次，法律原则还可以弥补法律规范的空白或漏洞。由于法律原则特别是公理性法律原则实际上就是伦理道德原则，因此，法律原则也就成为法律与社会道德的联结点。

如何认识公平和利益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如何正确认识正义和利益的关系？法应如何协调这一关系？[补充]

答：公平、正义实际上都是体现一定利益的主张，讲的是社会财富如何合理分配、利益如何满足的问题。因此公平和利益的关系，实际上讲的是不同利益的协调。

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最正义的制度。人们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公平和利益是统一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还存在，多种、多元利益之间的差异还存在，人们对利益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市场经济的建立也会使利益关系发生更多更大的变化。因此，正义和利益在同一个基础上也存在着矛盾。

社会主义法通过对人们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设想，来分配和协调各种利益。社会主义法兼顾公平与效益，实行效益优先的原则，从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兼顾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少数利益与多数利益；在兼顾的基础上，不同的利益如有矛盾，采取个人和集体利益服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少数利益服从多数利益的原则；最根本的是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法的社会本质？[补充]

答：①社会主义法是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法。社会主义法律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法，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重要使命是建立、调整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②社会主义法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社会主义法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调整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国家干预的重要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第一，社会主义法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积极能动性反作用于各种经济关系的调整器，是根据社会发展客观需要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国家意志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第二，社会主义法律要确认、保护和发展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有利的社会关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第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在社会主义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也必须调整好重要的是政治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必要的社会稳定。第四，社会主义法律的各项规定，包括关于保护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合法存在的规定，都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服务的。第五，社会主义法律也是用规定社会关系参加者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以及对违反这种规定的法律制裁的方法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③社会主义法执行着广泛的社会公共职能。社会主义法就其本质来讲，执行着比任何剥削阶级法都广泛的社会公共职能。

如何正确理解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补充]

答：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的含义包括：①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司法权；②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组织或个人的干涉；③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必然遵循法律的规定，准确地适用法律。

正确理解和执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还应正确理解和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一切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都要接受党的领导。但党的领导主要是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而不是包办代替，包揽司法机关的具体业务工作。同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法的依据。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严格依法办事，实质上就是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一致的。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关系。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司法机关是由各级权力机关产生的，各级司法机关都应依法向同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司法机关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不仅与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不矛盾，而且是司法机关排除各种干扰，严格依法办案的有力保障。权力机关发现司法机关办案有错误时，可以提出纠正意见，对此，司法机关应当尊重。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接受社会和人民群众监督的关系。法律明确规定，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里所说的“干涉”，是指干扰司法机关工作的非法活动，而不是指正常的批评和建议。司法机关在坚持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前提下，应当自觉接受来自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不断改进工作，更好履行自己的职责。

此外，在司法机关内部，还存在上下级的领导和监督关系。这主要是指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台，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为了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上级司法机关不得随意干涉下级司法机关的活动，其领导和监督的各项工作只能依照法定形式和程序进行。

如何正确认识法律的继承性和法律移植问题？[补充]

答：①由于新旧法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间存在着客观联系和法律制度的相互独立性，新的类型的法律制度在代替旧的类型的法律制度时，可以批判地吸取旧法中适合新的社会形态需要的某些因素，法律制度的继承性表现为多种形式，有的表现在法律规则方面，有的表现在法律实践方面，有的表现在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方面。法的继承性与法的阶级性不是对立的。法的阶级性指的是不同类型的法之间在其社会政治内容、经济本质上的根本区别，在这方面是不存在继承的；而法的继承性指的是不同类型的法之间的其专门法律内容、法律技术方面的历史联系，在这方面根据新的社会需要和统治阶级利益是可以继承的。因此既不可能因为法的阶级性否定法的继承性，也不因为法的继承性否定法的阶级性。②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借鉴、吸收、移植(即法律移值)是法律制度相对独立性的又一表现。当代世界法律制度，法律移植不仅发生在同一法律集团内部，而且在大的法律集团之间也发生相互吸收、借鉴的现象。

法律移植、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甚至不同社会形态的法律制度，是法律制度发展的一条捷径。因为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往往会遇到相同的社会问题，这样可以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在处理同类问题上的法律手段。

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相互关系？[补充]

答：①社会主义法和党的政策具有一致性。他们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都决定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来制定的，都是我国人民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②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法存在着紧密联系。党的政策是社会主义法的核心内容，对社会主义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法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条件化，是贯彻党的政策的重要武器。③社会主义法和党的政策有所不同：从制定上看，法律是转为为国家意志的整个阶级统治的意志，制定法律的过程实际上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统一的阶级意志并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过程；而党的政策也代表了本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但就其形式来讲它只是党的意志的表现。从实施上看，国家法律的实施有国家强制力作保证；而政党，即使是执政党的政策本身，也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党的政策对党员要靠党纪，对党外群众则要靠政策本身的正确、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和群众对它的信赖。从内容上看，法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它规定人们在一定关系中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其规范性要求明确、具体、肯定；而党的政策往往是方针性的规定和号召，即使带有规范性的内容，也比较原则、抽象，远不像法律规范那样明确、具体、肯定。从相对稳定性上看，法律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一般说，法律总是在政策长期实施后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并参考借鉴了历史上以及别国处理该问题的法律措施，而确定下来的行为规范，适用时间较长，而且它的制度、修改都要经过复杂的法定程序，从而使法律具有更高的稳定性。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与党的政策，要求既不把二者割裂、对立，也不把二者简单等同。把二者割裂、对立或者等同，都会导致以政策代替法律，或者忽视党的政策在国家各项工作中的重要指导作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与党的政策的关系，要求树立二者辩证统一、相互联系、相互补充，都是不可少的观点，树立既要靠党的方针、政策、也要靠法律，既要贯彻党的政策，也要执行法律的观点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法的阶级本质？[补充]

答：①中国社会主义法的阶级本质是上升为法律的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社会主义法律首先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意志，其次也要反映工人阶级最亲密的同盟军——农民的意志。它还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意志。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总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社会主义法律还反映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意志。②社会主义法既是工人阶级意志的表现，也是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但不是这些阶级、阶层的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常的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③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同共同意志不是自发形成的。它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国家机构实行各种民主的形式和渠道，集中起来的，反映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共同意志。④社会主义法律反映的意志不是凭空产生的，归根到底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阶级结构决定的。我国现在存在的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结构。这种结构同建国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有着不同的性质，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形式占有绝对优势，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这种经济结构相适应，剥削阶级已不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三支基本力量。此处，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只有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才是人民的敌人。正是由于这样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

社会规范的分类如何？[补充]

答：社会规范可按不同标准作下列划分：①按内容，即按调整什么样的关系，可主要分为政治规范、组织规范、文化美学规范和技术规范。政治规范是反映阶级、民族关系和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的规范。组织规范是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组成、机构和活动的内容与程序的规范/文化、美学规范是关于文化、体美、仪礼的规范。技术规范是人们使用劳动工具和其他技术手段必须遵守的规则。②社会规范按调整特点，即用什么手段进行调整，可分为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习惯、社会团体规范。

社会规范的一般特点是什么？[补充]

答：①是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规则；②是针对每个人的，它要求某类人、在某种生活状况下都要按这种规范行为；③为一定的社会集团所采纳的一般行为规则；④归根到底，社会规范是被社会经济制度制约的；⑤总是反映了人们调整关系，使之按照某个社会集团、阶级的愿望发展的企图，在阶级社会，它总是有一定的阶级倾向性；⑥作为社会意识、社会文化现象，社会规范有继承性，可为不同的社会关系内容服务。

社会调整发展的规律性是什么？[补充]

答：①每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客观上都要求有相应的、一定的社会调整，这种社会调整措施过多或不足都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②社会调整的发展大都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个别到一般，从浑一到分化的过程。③随着社会调整发发展，调整中的社会性因素，人的意志因素的比重呈增长的趋势。

社会主义法产生的一般规律是什么？[补充]

答：①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是社会主义法产生的前提；②摧毁旧法体系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必然要求；③正确认识和处理摧毁旧法体系同批判继承旧法的关系。

社会主义法律产生的继承性的根据是什么？[补充]

答：①社会主义经济是在旧的生产方式所提供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下形成的，是刚刚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从而使新旧经济关系之间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连续性。因此，反映并决定于社会主义经济要求的社会主义法与旧法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联系。②法具有相对独立性。上层建筑中的许多因素对法的发展起着一定作用。任何一种经济基础的内容和要求转化为法和法制观念，那必须经过法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思维加工和创作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前人关于法和法学的优秀成果。③旧法中包含某些具有历史进步性和科学性的思想资料；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执行一定的社会公共事务，这些内容社会主义法律都可以批判地加以继承。

社会主义法是如何调整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补充]

答：社会主义法不仅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它还直接调整和保护着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主义法对劳动者的保护。我国法律中有关劳动保护、安全生产、医疗保健、伤亡事故及工作时间的规定，就是通过保护劳动者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社会主义法对生产资料的保护。我国法律中关于技术规程、操作规程、科研规程、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规定，都是为了人们正确运用于劳动对象的生产活动，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充分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最后，社会主义法对科学技术的保护。我国法律中关于采用和推广先进科学技术，奖励和保护科学技术发明和创造等规定如专利法等，都是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从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社会主义法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关系如何？[补充]

答：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创造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国家制度。社会主义法与人民民主专政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密切的关系，其实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与社会主义法的关系。

首先，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法的前提条件和政治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的建立是产生社会主义法的前提条件。法离开一定的国家政权，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存在并发挥职能。由此可以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得以存在和发挥职能的基本条件。同时也可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法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的有组织、有系统、规范化的表现。人民民主专政是保证社会主义法制定和实施的一种力量。因此，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法的政治基础。

其次，社会主义法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和保障。社会主义法是组织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必要要件，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组织，必须依靠法律形式，没有宪法、组织法等一系列关于国家组织与活动的原则的法律规范，国家政权就无法组织起来并正常运转；社会主义法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规定了活动依据，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需要将经过调查研究、民主制定、有科学依据的政策，通过法律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取得人人必须遵守的效力，以保障其贯彻实施；社会主义法也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法不仅体现和保障人民内部的民主，而且是对敌实行专政的有力武器，只有保证人民的民主和实行对敌专政，才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创设必要的政治条件，同时也是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建设等各项措施的有力手段。

社会主义法与社会道德一致性的表现是什么？[补充]

答：社会主义法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有共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体现，都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从而它们的许多基本原则和内容也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法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区别的什么？[补充]

答：①调整范围不同。社会主义法调整的只是那些要求国家权力干预和保证的、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具有根本的或最具重要意义的社会关系。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所调整的范围则要广泛得多，它不仅调整法律所调整的大部分社会关系，而且还调整法律所不调整的许多关系，如爱情关系、友谊关系等。②制定和实施的方式不同。社会主义法是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它的实施是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则主要是由社会习俗、舆论等并依靠社会舆论来影响人们信念和习惯。③表现形式不同。社会主义法表现为准确的、成文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如法律、法律、条例、决定等。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通常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之中，即使有些道德规范有成文的形式，它们也不象法律规范那样严密、准确。④对人们的要求不同。社会主义法主要要求人们行为的协调，而不脱离开行为去单独过问人们的动机、思想；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则着重要求人们内心的善良、思想境界的高尚。二者各有所用，不可偏颇。⑤产生和发展的前途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是社会主义法产生的前提条件，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社会主义法也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被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生活规则所代替。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则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则将全面充分的发扬，成为全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准则。

社会主义法与社会主义道德的相互作用是什么？[补充]

答：①社会主义法在培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中的作用：第一，社会主义法贯穿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精神。第二，社会主义法在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特别是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情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表扬、奖励先进、树立先进行典型方面。第三，社会主义法以自己的规范作用，培养着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责任感。②社会主义道德是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重要因素：第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思想和原则，对社会主义法的创制有很大的影响。第二，人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水平的提高，不仅会做到自觉守法，而且会产生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不能容忍的正义感并与之作坚决斗争。第三，在社会主义法的适用过程中，在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和检察、审判活动中，道德风尚的指导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第四，社会主义道德还有弥补法律不足的作用。

社会主义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是什么？[补充]

答：①为改革开放指明方向，明确各项改革的任务、原则、方法、步骤等，促进改革进程；②巩固改革成果，制裁破坏改革的行为；③协调各种利益主体的冲突，协调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基本原则)是什么？[补充]

答：①有法可依，是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使需要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均有相应的制定得比较合理的、符合实际的法律规定，使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有法可依，这是做到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前提。②有法必依，是普遍的守法原则。有法必依首先要求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在处理各种事务、特别是处理与公民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关系时，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办事，既要依照实体法的规定，又要依照程序法的规定，不得滥用国家权力；其次要求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③执法必严，指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执行法律时必须做到一丝不苟，依法办事，处理公务，办理案件都要有法律上的依据，并且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④违法必究，指凡是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不允许任何个体户或组织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什么？[2011年7月试题]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有哪些？[2007年1试题]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有哪些？[2008年7月试题]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有哪些？[2009年1月试题]

答：(1)有法可依。这是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社会主义国家要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是需要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均有相应的制定的比较合理的、符合实际的法律规定，使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有法可依，这是做到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前提。

(2)有法必依。这是普遍的守法原则，是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心环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有法必依首先要求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在处理各种事务、特别是处理与公民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关系时，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办事，既要依照实体法的规定，又要依照程序法的规定，不得滥用国家权力；其次要求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3)执法必严。这是指执法机关执法人员执行法律时必须做到一丝不苟，依法办事。处理公务、办理案件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事。

(4)违法必究。凡任何违法行为都要依法受到追究和法律制裁，不允许任何个人或组织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保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如何？[补充]

答：①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议法治的前提和基础。A.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法治；B.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和内容；C.社会主义法治的巩固和加强需要社会主义民主。②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A.社会主义法治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的体现和保障；B.社会主义法治是人民运用国家权力，按人民意志办事的体现和保障；C.社会主义法治是公民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体现和保障。

什么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它有什么特点？[补充]

答：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意志行为，社会关系只有表现为通过人们的意志而形成的思想关系时，才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有其特点的：①按照自然规律发生、发展的自然现象，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法律可以考虑到这些情况，把它们确认为一定的法律事实。②法律调整的是通过人的意识和意志发生的关系，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③法律调整的是具体的社会关系，不包括依社会生活客观规律发生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社会过程。④法律只调整在客观上要求法律调整的关系。⑤法律只调整统治阶级认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并且是不运用国家权力就不能保证集体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那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被国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国际环境等因素所决定。

什么是法律原则？如何认识法律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2018年1月试题]

答：法律原则是指作为法律规范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原的综合的、稳定的原理和准则。法律原则是法的精神和内容的集中概括，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体现了法的价值目标。

(1)法律原则在法的创制活动中的意义。在法的创制过程中，法律原则对立法工作具有指导作用，所设计的法律规范不得同法律原则相违背，否则便会失去其效力。法律原则对立法还具有组织协调作用。如通过基本原则、部门法原则，可以把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庞杂法律规范组织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使之相互关联、相互配合、达到法律制度内部的协调统一。

(2)法律原则在法的实施活动中的意义。首先，法律原则的功能表现在它可以为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提供基本出发点和价值导向，避免法律解释和推理的任意和无序。其次，法律原则还可以弥补法律规范的空白或漏洞。由于法律原则特别是公理性法律原则实际上就是伦理道德原则，因此，法律原则也就成为法律与社会道德的联结点。

什么是个别性调整？其优点和不足之处是什么？[补充]

答：个别性调整就是按照针对具体人、具体事所确定的行为方式，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的一次性调整。

个别性调整的优点是能够针对具体人、具体事作出具体的处理。能够充分考虑个别情况的具体特点。它的缺点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任意性，不能形成普遍、稳定的秩序。

什么是规范性调整？其优点和不足之处是什么？[补充]

答：规范性调整就是针对某一类主体、某一类情况而使用一般行为规则进行的重复性的调整。

规范性调整的优点是它为某一类社会关系提供了行为模式，使人们摆脱了偶然性和任意性，而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秩序。规范性调整的缺点是，它无法充分考虑每一个具体主体或具体情况的特点，提出符合每一个具体主体或具体情况的处理方案。

什么是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哪些种类？[补充]

答：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就是指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相互之间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主要有：①一般行政监督，是指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各级人民政府对其工作部门和工作人员所进行的监督。②监察监督，是指国家监察机关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监督。③审计监督，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对各级行政机关的财政收支，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和经济活动所进行的监督。审计监督分为财政和财务审计、经济效益审计、财经法律审计三种。

什么是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有什么作用？[补充]

答：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意识，它是以工作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和，它与社会主义法相适应，是社会主义法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思想保证。其作用表现在：①法律意识在法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认识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作用。②法律意识在法的实施过程中起到调整的作用，并使人们的行为与法律规范相协调。法律意识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将法律规范运用到解决具体问题、具体案件的活动即法的适用中，起着重要作用。法律意识在公民、社会组织遵守和执行法律规范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措施。[2008年7月试题]

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措施。[2009年1月试题]

答：(1)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严厉打击各种严重的违法犯罪。

(2)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和法治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3)依靠人民群众，健全社会防范网络。

(4)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

(5)搞好劳教、劳改、少管工作，提高教育改造的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试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专门法律原则。[2010年1月试题]

答：(1)法治原则。即依法治国，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都必须严格守法的原则。我国宪法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一原则反映了法作为以同一尺度衡量事实上不平等的人的调整器的特殊规律性。不仅指权利的平等，而且包括义务上的平等。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这一原则既体现在法的创制过程中，也体现在法的实施过程中。

试述法律义务的特点。[2010年1月试题]

答：(1)它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具有法律上的必要性。对于义务主体来说，法律规定的义务是必须履行的，而不管主体的主观愿望如何。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就会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

(2)它是满足权利人的需要和利益的法律手段。义务人依法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都是为了保证权利人利益的实现。

(3)它界定了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范围。义务人承担义务的范围不是无限的，是有严格的法定界限。对于法定范围外权利人的利益需求，义务人有权拒绝。

试述个别性调整与规范性调整的概念和优缺点。[2010年7月试题]

答：(1)个别性调整是按照针对具体人、具体事所确定的行为方式、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的一次性调整。

个别性调整的优点是能够针对具体人、具体事作出具体的处理、能够充分考虑个别情况的具体特点。个别性调整的缺点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任意性，不能形成普遍、稳定的秩序。

(2)规范性调整是针对某一类主体、某一类情况而使用一般行为规则进行的重复性的调整。

规范性调整的优点是它为某一类社会关系提供行为模式，使人们摆脱了偶然性和任意性，而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秩序。

规范性调整的缺点是它无法充分考虑每一个具体主体或具体情况的特点，提出符合每一个具体主体或具体情况的处理方法。

试述行政执法中法的适用的基本原则。[补充]

答：司法机关适用法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对行政执法中法的适用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此外，行政执法中法的适用还须遵循以下原则：①依法行政原则。其内容和含义是：A.行政权力的取得必须有法律根据；B.行政权力的运用必须遵守法律规定，适用法的行政机关对案件的处理必须符合实体法的要求，其活动过程必须按法定程序进行；C.违法行政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行政和机关应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依法行政原则的三个方面中，行政权力的取得必须具有法律根据，是依法行政的前提；行政权力的运用必须遵守法律规定，是依法行政的核心；追究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法律责任是依法行政的保障。三个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②行政合理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适用法的活动，特别是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符合立法目的，做到客观、适当、公正，符合理性。这一原则要求：A.适用法的目的应与法律规定的目的相一致；B.适用法的活动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之上。对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因素、条件的考虑，属不当考虑，是不合理的；C.适用法的结果应符合社会公正的要求，符合情理。行政机关对案件的处理，应最大限度地尊重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以最小的剥夺权利或设定最小义务的方式达到行政执法的目的。案件的处理结果，应符合事物本身的规律，符合社会道德、惯例和常理。

试述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渊源。[2010年7月试题]

答：(1)宪法。

(2)法律。

(3)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4)地方国家机关的地方性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5)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6)特别行政区的法。

(7)国际条约。

为什么说法律调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调整？[补充]

答：①法律调整是与国家和法同时产生的，它是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关系所作的带有价值判断的规范性和组织的中介；②法律调整带有有目的、有组织、有保证、有结果的性质，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为什么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是社会主义法产生的前提？[补充]

答：①社会主义法是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意志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不可能使自己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因为资产阶级政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上层建筑，它以巩固其经济基础，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而在本质上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②工人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才能使自己的意志上升为社会主义法。

违法行为的构成条件是什么？[补充]

答：①违法客体。任何违法都是被侵犯的客体，这就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②违法的客观方面。这是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与法律要求不相符的意志行为。③违法的主体。违法的主体必须是达到法定责任年龄、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者社会组织、法人、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④违法的主观方面。即违法者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以上四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构成违法。

我国法的渊源主要有哪些？[补充]

答：①宪法。是基本的法的渊源。②法律(狭义)。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统称，其法律效力仅低于宪法。③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行政法律和规范文件。效力低于宪法和法律。④地方国家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⑤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⑥特别行政区的法。⑦国际条约。

我国法律生效的情况有哪几种？[补充]

答：某些法律本身明确规定了生效的具体时间；某些法律本身明确规定了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某些法律、法规本身规定了其生效时间取决于其他法律、法规的生效实施。

我国法律适用的基本要求是什么？[2016年7月试题]

答：我国法律适用有以下几个基本要求：

(1)正确。首先，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次，要求适用法律准确。最后，要求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2)合法。首先，法律适用机关处理案件要有法律依据，而不能自立其他标准，或者依据其他非法律的标准。其次，法的适用机关在行使职权时要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划分，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互相监督，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

(3)公正、合理。这是指法律适用行为要尽量符合社会主义邻里道德要求，符合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公正要求，合情、合理、合法。

(4)及时。这是指法的适用活动在保障办案质量的前提下要注重效率，在法定期间内及时办案，及时结案，不能拖延。

我国法学体系的六大分支包括哪些？[2019年7月试题]

答：(1)理论法学

这是研究关于法的本质、发展规律等基本原理、学说、概念的学科，包括法哲学、法理学、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立法学、法律解释学、法律监督学等。

(2)法律史学

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现象的学科，包括法律制度史、法律文化史，法律思想史。(2分)

(3)国内部门法学(1分)

这是研究法的不同部门的法学学科，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婚烟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生态环境法学等。

(4)外国法学

这是专门以外国的法律制度和学说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5)国际法学

泛指一切研究调整涉及国家之间的法律制度的学科，包括国家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贸易法学、国际刑法学等。

(6)边缘法学

这是法学与其他科学结合起来研究法律现象的学科，包括法医学、物证技术学、法律心理学、司法统计学等。

我国科学立法原则的主要要求有哪些？[2015年7月试题]

答：科学立法原则要求：

(1)立法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具体而言就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国的立法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到现实国情和实际，以此作为根本依据，而不能脱离、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2)立法工作必须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出发。要反对脱离客观实际，主观主义地为完备法制而进行立法，甚至照搬照抄外国法律的倾向；也要反对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和成熟的情况下，不积极主动、抓紧时机去完备法制的倾向。

(3)立法工作必须主观符合客观，加强调查研究。立法者必须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广泛了解社会发展的需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才能使立法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需要的港律法规。

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渊源有哪些？[2007年7月试题]

答：(1)宪法；

(2)法律；

(3)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4)地方国家机关的地方性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5)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6)特别行政区的法；

(7)国际条约。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部门的划分。[2007年1月试题]

答：(1)我国社会主义法律部门分主导部门和基本法律部门；

(2)主导部门宪法；

(3)行政法，

(4)民法；

(5)经济法；

(6)婚姻法；

(7)劳动法，

(8)刑法；

(9)诉讼法。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是什么？[2014年7月试题]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是什么？[2016年7月试题]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包括哪五个方面？[2021年1月试题]

答：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而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

(2)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切法治实践活动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反映和要求。执法为民理念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广泛人民性。

(3)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通过法治实践活动追求公平正义，就是要使每个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诉求平等地得到法律表达，公平地得到法律的保障、维护和实现。

(4)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是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所服务的大局，最基本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迈向和谐社会所必须的改革、稳定和发展等。

(5)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所确定的政治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要前提和强大推动力。

我国审判机关适用法的基本要求。[2007年1月试题]

我国审判机关适用法的基本要求。[2008年7月试题]

我国审判机关适用法的基本要求是什么？[2010年1月试题]

我国审判机关适用法的基本要求是什么？[2019年7月试题]

答：(1)正确。

首先，事实要清楚、证据要确实充分；

其次，定性要正确；

第三，对案件的处理要正确。

(2)合法。

首先，必须符合实体法的规定；

其次，要严格遵守程序法的规定。

(3)及时。

首先，及时办案，及时结案，不拖延推诿；

其次，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诉讼期限；

第三，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案件，要在法定时限内，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缩短办案时间，尽快审结案件。

(4)合理、公正。

首先，审判机关在法的适用过程中，必须居于公正立场，秉公执法；

其次，法的适用的结果要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符合我国社会现状及发展的综合需要，并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正要求。

我国审判机关适用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补充]

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

我国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是什么？[2017年6月试题]

答：我国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大致有：

(1)司法为民原则。司法为民原则要求在司法机关的一切活动中都要尽最大努力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权利，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呼声，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等。简单地说，司法为民要求司法工作要亲民、便民、利民、护民、爱民。

(2)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多年来正确适用法律规范的一项基本经验。这一原则在我国多部法典中均有明确规定。以事实为根据，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适用法律规范处理具体案件时，必须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为依据，把对案件的处理建立在符合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以任何主观想象、主观分析和判断作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指在法的适用时，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

(3)法律适用一律平等原则。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在法的适用中的具体运用，也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必然引申。

(4)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我国宪法确定的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意味着：其一，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司法权。其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其三，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准确地适用法律。

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内涵主要有哪些？[2015年1月试题]

答：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内涵有如下几个方面：

(1)依法治国是人民的治国。这是说，依法治国的最终主体是人民。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拥有、管理、治理这个国家。国家的所有权、治理权和受益权从根本上看属于人民。遵循人民民主原则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要求。

(2)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治国。宪法也早己确认党是我们国家一切事业的领导力量。依法治国方略从提出到全面落实，都是在党的主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本身也会推进依法治理。党的依法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恰恰是依法治国方略中的关键环节。

(3)确立宪法法律的至上性。这是说，依法治国方略要求宪法和法律在社会调整系统中具有最高的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尊严。依法治国是依宪法治国，社会主义的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的宪政之国。这要求切实维护和保障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切实保障宪法在效力上的至高性，保障整个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内部协调性。

(4)依法治国是依“良法”治国。这要通过健全的法律程序，保障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公正立法，使得所立之法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利益要求和呼声，保障基本人权与人的尊严，使法律制度设计在价值指向上以追求公正、约束权力、保障权利、促进发展等为己任。

现代司法的基本功能什么？[2014年1月试题]

答：(1)解决纠纷，塑造权威。司法适用的直接功能是解决纠纷、调整利益冲突，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司法活动是解决纠纷的最正式、最程序化的方式。

(2)适用法律，发展规则。在出现法律缺漏或空白之时，司法起到了一种“准立法”功能。司法裁判在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与立法活动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3)维护政治秩序，强化国家权力合法性。司法适用活动有助于把社会中存在的激烈的矛盾和利益转化为具体的诉讼问题加以解决，从而缓和剧烈的社会动荡、避免大规模的**和社会的崩溃。司法是一种裁判活动，更是国家的权力活动。国家借助于树立和强化司法的正义形象，而强化自身的正当性。

学习和研究法理学的意义是什么？[补充]

答：①学习法理学有助于树立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在重大问题上划清马克思主义法学和剥削阶级法学的原则界限，坚持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正确方向，提高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法律文化、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②学习法理学可为学习部门法学乃至整个法律科学奠定必要的专业理论基础。③学习法理学有助于培养合格的法学人才和法律工作者，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一国两制”的含义。[2007年7月试题]

一国两制”的含义是什么？[补充]

答：(1)要实现祖国统一，即以一个国家，一个中国为前提。

(2)在中国主权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局面，中国主体部分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实行高度自治。

(3)两种制度不是并列的，国家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互惠互利。

义务具有哪些特点？包括那些？[补充]

答：它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它是满足权利人的需要和利益的法律手段；它界定了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范围。

法律义务包括积极行为的义务、不作为的义务和接受国家强制措施的义务。

影响法的实施的主要因素有哪些？[2013年7月试题]

影响法的实施的主要因素有哪些？[2015年1月试题]

影响法的实施的主要因素有哪些？[2016年7月试题]

影响法在社会生活中实施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补充]

答：影响法的实施和实现的主要因素有：

(1)立法的“良善”程度影响法的实施状况。良法的社会认同程度会更高，自然更容易得到社会更大程度的支持和自觉服从，这种情形下国家执法的成本会更低，国家强制力的使用会更少些，而法的实施程度会更高。

(2)国家执法力量的强弱影响法的实施状况。一个国家所能利用的执法资源越多，执法力量越强，其法律得到实施的程度就越高。如果没有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加以保证，纵有良法美制也不能自然得到实施。

(3)社会主体的道德和守法意识水平影响法的实施状况。社会的守法氛围浓厚，社会的公共道德感强，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强，法与社会道德的契合程度高，那么人们更容易自觉尊重和服从法律，法律实施的成本就低，实施效果则更好。

(4)社会习惯和传统的惯性力量影响法的法律实施状况。在法律制度建构中，确认已有社会关系的现实状况，尊重社会风俗、习惯、传统或常规的法律法规，更容易被社会主体理解、接受和遵守。这类法律的实施成本会相对较低、法的实现程度会相对较高。

(5)其他社会治理的水平影响法的实施状况。社会生活中总是有多种多样的社会治理方式，有多重参与治理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治理能力强了，正式的法律组织的压力就小了，这有助于法律组织更集中解决重大纠纷，从而也就提高了法的实施的质量。

原始社会的社会调整有何特点？[补充]

答：①原始社会行为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习惯；②原始社会的调整是出于社会条件的自发要求；③原始社会的调整形式往往混为一体。④原始社会的调整具有残酷性和强制性。

原始社会的习惯不同于法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补充]

答：①原始社会的习惯与法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不同。原始社会的习惯反映原始社会的社会关系，那种社会关系没有财产的不平等，没有阶级的划分；而法则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这是带有阶级性的社会关系。②原始社会的习惯与法所反映的意志不同。原始社会的习惯反映着氏族部落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意志；而法则反映了政治上、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③原始社会的习惯与法所形成的方式不同。原始社会的习惯是由代表氏族或部落全体成员利益的自治组织，整个氏族社会以舆论或其他形式形成的；而法则是由国家这个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组织制定或认可的。④原始社会习惯与法所保证实施的力量不同。原始社会的习惯是靠传统、习惯的力量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来保证实施的；而法的实施则必须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⑤原始社会的习惯与法所生效的范围不同。原始社会的习惯限于在有血缘关系的本氏族、本部落内生效；而法则是在国家主权所及的领域内的生效。

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专门法律原则？[补充]

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专门法律原则是反映法本身的特殊规律的基本原则。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法治原则。即依法治国，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民和公民都必须严格守法的原则。社会主义法既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而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又是国家的主人，就必然要求全国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在处理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时，应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进行，不得滥用权力，任意禁止或命令，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以权谋私。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反映了法作为以同一尺度衡量事实上不平等的人的调整器的特殊规律性。社会主义法所确认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是指权利的平等，而且也包括义务的平等。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任何人不能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只尽义务的一致性，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我国社会主义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既体现在法的创制过程中(不承认身份的特权)，也体现在法的实施过程中。

中国社会主义法产生的特点。[2008年1月试题]

中国社会主义法产生的特点是什么？[补充]

答：(1)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的雏形。

(2)中国社会主义法是在彻底废除旧法的基础上产生的。

(3)中国社会主义法是革命根据地法和解放初期新民主主义法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创制的基本原则。[2007年7月试题]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创制的基本原则有哪些？[补充]

答：①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一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创制工作的出发点和灵魂，它首先要求法的创制必须根据客观实际，必须依据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其次，法的创制必须把现实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②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是指在法的创制中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同时，又要从实际出发，在原则允许的限度和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和条件，作出灵活的规定。③稳定性、连续性与适时废、改、立相结合。稳定性是指法律一经颁布、实施，应该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任意废弃。连续性是指在新的法律未制定、颁布和实施之前，原有法律不能随便中止生效；在制订、修改、补充法律时，应该以原有的法律为基础，保持与原有法律的承续关系。④科学的创见性。是指人们可以根据客观规律以及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有预见、有计划地制定新的法律规范，形成新的行为模式，建立新的法律关系，以推动社会的发展。⑤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指法的创制是国家的专有活动，必须由享有立法权的国家专门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其他任何机关、

组织均无权创制法律；同时，国家专门机关在创制法的过程中必须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经验和意愿集中起来，上升为国家意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七个基本法律部门分别是什么？[2018年7月试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七个基本法律部门分别是什么？[2021年1月试题]

答：(1)宪法及宪法相关法部门；

(2)行政法部门；

(3)民商法部门；

(4)经济法部门；

(5)社会法部门；

(6)刑法部门；

(7)诉讼法与非诉讼程序法部门。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法律与习惯的冲突与协调？[2017年1月试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法律与习惯的冲突与协调？[2018年1月试题]

答：习惯代表了社会生活的“乡土性”、地方性方面。社会习惯的范围比较宽泛，如传统风俗习惯、民族生活习惯、乡村约定性规范、商业性惯例、交易习惯等。

(1)法与习惯的关系呈现出复杂情形：习惯对法有积极作用，也会有消极作用；同样，法律对习惯的维系有积极作用，也会有消极作用；法律可能取缔习惯，习惯也有可能对抗法律。

(2)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急剧社会转型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多按照民间习惯进行的行为，可能得不到国家法律的保护，甚至有可能被国家取缔。社会习惯往往被视为落后的、阻碍社会进步的应该被改造的东西，而法律就充当了改造习惯的重要工具。这便导致了法律与习惯的冲突。

(3)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越来越重视发挥法律的功能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法律永远要为习惯等其他的社会调整措施留有余地，也要充分尊重其他的社会调整方式。国家应该正视其积极功能，尤其是对于避免纠纷，解决纠纷的功能。这样，法律调整的最大潜力才有可能发挥出来。

(4)国家法律的强势和强制，可以克服民间习惯调整的某些弊端，比如某些习惯规范蔑视人权、助长特权、过于封闭保守等。在涉及到国家的基本责任、严重刑事犯罪、基本人权保护等问题上，法律应该保持其优先性和强硬姿态，不能轻易向民间习惯妥协，而需要以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为重。当然，在这类司法案件涉及到个案正义的情形时，仍需要考虑民俗民风习惯、宗教等因素。

自由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特点是什么？[补充]

答：①反对封建特权，宣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②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③主张契约自由；④主张法治原则。

作为我国法治国家标志之一的“法的形式合理性”标志有哪些具体要求？[2013年1月试题]

答：法治要求法律在形式上具备一些基本品格,即要求法律在形式上合理,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形式理性原则。这要求从具体规范的构造到法律体系的建构等,都要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具体而言：

(1法的一般性。这是指法律是针对社会中的一般人而非特定人而设定的行为模式,从而同样的情况应受法律上的同样对待。

(2)法的公开性。这是说,法律必须公布,使所有人有机会了解法律的内容。立法的公开性是法律公正的最基本要求之一。

(3)法的明确性。这是说,法律对所调整社会关系或行为的规定必须是清晰的,这样才能使人们能够认识到行为的界限,从而有效地指引人们的行为。

(4)法的稳定性。这是说,法律不能太过频繁变动,不能朝令夕改,这样才能稳定人们行为的预期,提高社会信任的水平。

(5)法的可循性。是说,法律只能规定和要求社会大多数人有可能做到的行为,而不能不切实际地对国民规定那些人们事实上做不到或者绝大多数人很难做到的事情。

(6)法的可诉性。这是指当法律中规定的权利被侵犯或滥用、义务被违反时,法律必须提供适当的救济程序和手段,尤其要提供专门的法律机制使得诉求人有可能通过专门的司法机构如法院来保障其合法权利或正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