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历史意义范文

九一八历史意义篇1

中华民族会伟大复兴，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关于纪念九一八演讲稿2021最新5篇，欢迎大家来阅读。

纪念九一八演讲稿1同学们、老师们：

早上好!

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__那个特殊的日子吧!9月18日!今年是九一八事变__周年的纪念日!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企图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重要步骤，是日本妄图独占我国东北，称雄亚洲的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行动。

自1931年9月18日至1932年2月5日，短短数月之内，国民党因为梦想着国联的力量，遵守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信条，执行着“绝对不可抵抗”的命令而最终将数千里大好江山拱手与人，国人无不为之激愤，然而，在这些败退溃逃的阴影下，我们仍看到了希望，东北数千同胞仍不屈不挠，东北的众多热血男儿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用自己的血肉、血汗、血泪，谱写了一曲能促使国人惊醒的慷慨雄浑的悲歌!

网上一张张触目惊心的历史图片，记载了耻辱和令人痛心的过去，但也警示着我们这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九一八”事变虽已过去多年，但侵华日军的罪恶却不能因时间的流逝而被抹去。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人做过一项社会调查，调查显示有大约80%的中小学生不知道“九一八”是怎么回事儿，一小部分知道《松花江上》这首歌，但对“九一八”事变的具体情况都不了解，这个结果说明了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吧!

“九一八”是国耻日，是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应该铭记的。作为中国人，应该知道，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记住历史大家才会牢记落后就要挨打，这国与国之间不变的真理，记住段历史，大家就不会用青春赌明天，挥霍美好的青春年华了!今年纪念9·18的口号是“缅怀先辈，勿忘国耻，强我中华”让我们铭记这12个字，以史为鉴，培养艰苦朴素，顽强拼搏的精神、永不言弃意志!当我们在庄严的国旗下宣誓的时候，当我们冒着严寒跑步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的校训的时候，请告诉自己，争做21世纪中华民族的栋梁!用我们的行动让中国这头已经苏醒的雄狮再创辉煌!

纪念九一八演讲稿2亲爱的同学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他猖狂的梦想，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出兵攻占我国的东三省，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致使东三省这个有着丰富矿产资源、物产资源，面积有日本三个那么大的美丽而富饶地方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3000万同胞沦为了亡国奴。

翻开历史的这一页，当年蒋介石的那句“绝对不许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营房则听其侵入”的话重重的击打着我们中华儿女的心，这是怎样的民族耻辱啊!29万中国军队，1万日本军队，本应该是取得绝对的胜利，可是只有三天，三天哪，日军竟不费一枪一弹便一举占领了东三省，3000万同胞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成为了亡国奴。这是怎样的悲哀、怎样的耻辱啊!

__年后的今天，阳光依然灿烂，微风依旧轻拂着我们的脸庞，可是这莫大的民族耻辱，莫大的冤屈如何去平复，这血海深仇如何去偿还?古人说：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导致未来新的灾难，作为一名学生，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不忘国耻，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就在我们第二节课开始，也就是10点整，我们全市将再次拉响当年的警笛，这警笛声将长达15分钟，它不仅是让我们对在90年前遭受蹂躏的中国同胞进行哀悼，也是警示我们牢记历史，不忘国耻，它同时还是告戒我们有空中袭击，请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虽然在今天的和平年代我们已经很少或者几乎听不到这种防空警笛，但做为龙的传人，我们要记住这警笛，要知道它的深刻含义和生活意义。

同学们，历史老人孤零零地守望着岁月的变迁，当年的硝烟弥漫将化作为今天的静默无言，他的臂膀依然坚强地背负着飞驶的火车，他的眼眸一直饱含着未干的血泪……

又到“九一八”，再谈血泪史。我们今天纪念“九一八”不仅仅是为了让每个龙的传人不忘国耻，也不仅仅是为了每个龙的传人不忘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我们纪念918事件更是为了坚定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同学们，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总有一种精神催我们奋进。历史老人依旧在前行，我们依旧需要努力，因为我们不能忘记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1931年9月18日，我们将牢记这一天，让我们在警笛拉响前再次振臂高呼：牢记历史，不忘国耻，振我中华!

纪念九一八演讲稿3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一个沉重的日子。在90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自导自演了柳条湖事件，集中重兵进攻中国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用铁蹄踏破了中国东北的大门，东三省就此沦陷。从此，每年的九一八的上午9时18分，沈阳都会响起长达3分钟的凄历的防空警报声;沈阳广播电台、电视台中断正常节目，插播"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画面和警报声音;在沈阳市区规定区域的9条路、18条街上，行驶的机动车辆一律停驶鸣笛。与此同时，在"九一八"纪念馆前残历碑广场的警世钟也会被撞响，把我们再一次带回那段痛苦的岁月，也再一次翻动中华民族历史上那段沉重的记忆。

我们纪念九一八，绝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当年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但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把日本人民与日本法西斯相区隔，慷慨地免去了日本的战争赔偿，中国人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大度，化解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因为战争产生的仇恨，让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是，由于美国为了一己之私利，千方百计阻挠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埋下了祸根。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美化侵略行为，否认军国主义对东亚各国人民犯下的滔天重罪。日本部分政府高官和议员把当年的侵略元凶、甲级战犯当年神灵参拜供奉。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不仅让日本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也引起了当年日本侵略战争受害国的警惕。前不久，日本政府公然宣布把中国的钓鱼岛国有化，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个明显的信号，也是对中国人民赤裸裸的战争挑衅。

九一八的历史再一次昭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无约不损、无战不败，善良的中华民族被奴役、被压迫，中国人民饱受侵略和欺凌，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落后。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走向复活并公然向我们发出战争挑衅，说明我们国家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我们肩上仍然承担着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历史责任。我们的爱国主义不能只停留在游行示威上，不能只停留在喊几句抗日口号，抵制日货上，我们还要学好本领，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崛起则昭示出各族人民在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捐弃前嫌、坚定团结的重要性。前进的道路上，有中华儿女的坚定团结，有民族精神的自觉弘扬，必定形成推动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说过：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作为青少年，只要我们牢记九一八的历史教训，肩负起时代的重托，学好保卫国家、建设国家的本领，团结奋斗、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谢谢大家!

纪念九一八演讲稿4大家好!

每年的九月十八日的晚上，城市的上空都会响起警笛声，目的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九月十八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深刻铭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我们永远忘不了：1931年9月18日，正当中国发生大面积水灾之时，日本关东军按预谋将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一段铁路炸毁，并诬陷是中_队所为，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当天夜里，日军占据北大营中_队驻地，进而占领沈阳。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大肆侵略中国，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科技落后、人民愚昧、国力不强，使日本侵略者有了可乘之机。如果我们国家科技发达、实力强大，日本就不敢贸然侵犯中国。

今天，我们的国家正不断的发展壮大、繁荣富强，正向世界强国迈进。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它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建设和保卫，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让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都提高起来。到那时，我们中间会出现众多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建筑师、工程师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在拉响九一八警笛的时候，我们会自豪地说：我们不再落后，中国正屹立于世界的强国之林。

纪念九一八演讲稿5大家好!

历史老人孤零零地守望着岁月的变迁，当年的硝烟弥漫化作了今天的静默无言，他的臂膀依然坚强地背负着飞驶的火车，他的眼眸一直饱含着未干的血泪……

9月18日，这是一个令中华儿女痛彻心扉的日子。日本关东军炮轰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进攻，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大好河山风云失色，沦于敌手。从此，3000万东北同胞在此后的14年中过着饱受_的亡国奴生活。然而，对一个民族最严重的摧残不是摧残他的_，而是摧残他的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惟一的根与魂。

今天，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我们能否清醒地坚守自己的文化家园?

三尺讲台是我们平凡而狭小的岗位，三尺讲台却是我们文化战场最广阔最坚定的阵地。我，就是这个阵地上又一位新的战士!毕业典礼上的那一幕，至今还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里。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我举起握紧的左拳庄严宣誓：“为教育事业奋斗终身!”言到此时，泪水夺眶而出。是对母校的眷恋，是对恩师的感激，是对同窗的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强烈的神圣感和使命感!“奋斗终身”就意味着一辈子吗?是的，就是一辈子!我很幸运，这一辈子的起点是在这里，在育才这片热土上!这里有我钦佩的前辈、师长，这里有优良的光荣传统，这里有一种朴实而伟大的精神，叫做奉献!这一个月的工作让初为人师的我尝到了苦头。身边的同事都把疲倦藏在微笑的背后，我还有什么理由说累呢?这一个月的工作让初上讲台的我尝到的甜头。夜深人静，一盏台灯，一个闹钟，一支钢笔……可是，孩子的一次漂亮作业，家长的一个感激电话就会让我精神百倍，困意全无。这就是一个新教师最真实，最朴素，最舒心的快乐!

耐得住寂寞的人生才是充实的人生!没有哪一个岗位能像教育这样聚集了全社会的关注与期待;没有哪一个工作能像教育这样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未来;更没有哪一项事业能像教育事业这样清醒地坚守着文化家园。

又到“九一八”，再谈血泪史。纪念“九一八”是为了不忘国耻，是为了不忘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是为了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

九一八历史意义篇2

关键词：图片；史料；音像；活动；板书；再现历史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提出：“注重初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了解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知识水平，结合具体、生动的史实，从多方面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学生主动地进行历史学习，积极参与历史教学活动。”初中学生对知识充满好奇和渴望，又不愿被动学习，同时又存在看问题欠周到等不足。究竟怎样教学才能让历史课堂变得鲜活起来呢？下面就以《难忘九一八》为例，浅谈课堂“再现历史“的方法。

一、图片再现历史

历史往往都与图片结下不解之缘。如果教师传授历史知识时，注重挖掘历史图片的内涵，课堂的教学效果可能更胜一筹。《难忘九一八》中涉及四幅图片：日军占领沈阳图、东北抗日队伍抗击日军图、《西北文化日报》中登载的张学良、杨虎城图、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图。日军占领沈阳图清晰地反映出日军武力侵略、组织有序、野蛮残暴，这难道不是理解九一八事变很好的突破口吗？东北抗日队伍抗击日军图形象地说明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于日军的野蛮侵略，拿起武器开始抗日。如果再向学生抛出一个问题：东北抗日队伍由哪些成员、哪些部队组成的呢？学生很快就能理解“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开始了”这句话的含义；《西北文化日报》中登载的张学良、杨虎城图不正是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紧密相连吗？自由阅读卡中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图不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当时饱受侵略战乱，国力积贫积弱吗？如果教师仅仅局限于课本中的图片，那还远远不够。

二、史料再现历史

历史除了有图片，更多的是史料。解读史料是学生正确认识历史、评价历史的途径。《难忘九一八》中涉及的史料不能束之高阁。花谷少佐是柳条湖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战后的回忆录：“十八日夜……开始袭击北大营。”这对于学生了解历史真相、批判今天日本右翼反动势力的言论，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有极大的帮助作用；《松花江上》的歌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才能欢聚在一堂？”学生只要通读一遍很快就能体会出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给张学良的密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从中不难发现所代表的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的态度和东北沦陷的原因；《西北文化日报》的文字报道明确告诉我们西安事变的目的、

发动者、发动方式、主张等。除课本的史料外，教师也可以适当增加部分内容。比如，在讲解不抵抗政策时，可以补充这些史料：“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攘外必先安内。”一旦学生理解了这些史料所蕴含的内容，也就理解了不抵抗的

原因。

三、音像再现历史

如果《松花江上》的歌词配上音乐、独唱，再播放当时的文献纪录片，那样更易打动学生的心灵，更能体会东北人民的悲惨；讲述九一八事变时，除了必要的分析外，不妨用3分钟左右的视频带领学生一起回顾80多年前那段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可能更

形象、更直观；《西安事变》的视频只要一展现出来，真实的历史人物就赫然浮现在学生眼前，对于时局的认识和和平解决的重大意义也会迎刃而解。现代化教学技术的出现，尤其是音像资料的广泛使用，对于课堂再现历史帮助极大。

四、活动再现历史

当今的历史课堂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方式。究竟如何体现呢？开展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难忘九一八》在讲到九一八事变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讨论：“日本侵略军侵略中国东北，为何先制造柳条湖事件？”在讲述西安事变时，可分组辩论：“在十年内战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西安事变捉住了，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杀他还是放他，为什么？”学生在活动中展示自我，达成共识。他们的回答未必是准确全面的，这时教师的引导补充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种活动就是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历史的过程。

五、板书再现历史

当图片、史料、音像、活动随着新课的结束而逐渐消失的时候，黑板的板书是学生唯一长期留存的“历史”。教师的板书是对课本内容的及时总结，是对前后知识联系的有效梳理，是课后复习的提纲。

综上所述，课堂中“再现历史”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作为历史教师，课堂中“再现历史”方法不能依靠“单打独斗”，需要实行“组合拳”。根据课标、教材、重难点、学情等选择最佳的方法，这样的历史课堂才是有生命力的绿色课堂。

参考文献：

刘振吉.历史教育：呼唤生命情感[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6.

九一八历史意义篇3

9月18日，是一个令中华儿女痛彻心扉的日子。76年前，日本关东军炮轰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进攻，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九一八事变心得体会，希望大家喜欢!

九一八事变心得体会一

9月1日，我想谁都忘记不了85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日那天晚上，日本人的铁蹄踏上了中国的大地，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我想这段历史也用不着回顾了，因为每年警报响起的时候，这段惨痛的历史都历历在目。我想它对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次教训，也深深值得我们反思。忘记历史就等背叛，这句话说的很对，也时常提醒着自己。忘记历史就会使我们不珍惜老一辈给我们创造的幸福生活，也就会安现状，不思进取。所以说我们不能忘记以前的一切，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我想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它会让你把自己看得很清楚，也会使你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不断徘徊，迷失方向。所以就要求你以史为鉴，好好看清过去，展望美好的的未。

前几天我看了《东京审判》，也颇有几分感想。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人侵略战争的开端，而东京审判却是它们侵略战争的终结。那些战争狂人终得到了公正的审判，让世界评定他们的罪刑，我想这再公正不过了，但狡猾的小日本到最后还死不承认他们的罪刑，使原本很正常的审判持续了整整一年。最终他们得到了应得的报应。我真不知道这些战争狂人怎么就这么喜欢战争，难道他们看到人们安居乐业就受不了吗?非得拼个你死我活才罢休吗?在最后审判东条英机时，这个杀人魔王觉得他所有的行为没有一点错误。当审判人员问他，如果你再有机会发动一场类似的战争，你还会去做吗?他毫不犹豫的说;会!当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难道人的生命就那么不珍贵吗?难道战争真的能让一个民族会更加幸福吗?东条英机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杀他一百次都不解恨。而最另人头痛的是，后的日本政府却把他的骨灰转入了靖国神圣，还屡次参拜，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难道他们还存在着侵略中国的野心吗?不管怎样，现在的中国已今非昔比，不比小日本差哪去。所以我希望承载着强国重任的我们，要更加努力，为祖国，也为自己。

九一八事变心得体会二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北郊上空弯月高悬，疏星点点。突然，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日本侵略军有预谋地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却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驻守沈阳的东北军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第二天清晨，日军占领了沈阳城。随后，日军又陆续侵占了东北省。东北军十几万人撤入关内。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

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军的侵略。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gcd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开始了。

嫩江大桥之战是一九八事变以来，中国东北守军与日本第一次激烈的战斗。在马占山将军率领下，中国守里“抱与城偕亡”的决心，与日伪军血战，多次击退强敌，但付出重大牺牲。不久，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陷落。

东北沦陷以后，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日寇的铁蹄下，东北三千万同胞过着耻辱的忘国奴生活。

以上是我对九一八事变的了解，如果不是蒋介石，我们中国也不会死亡很大;如果不是蒋介石出兵功打gcd，我国东北的同胞不会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如果不是蒋介石害怕自己被杀，就不会把东北军十几万人撤入关内。如今的生活我们做为中学生应该努力学习，长大好报效祖国，成为一位有用的人才，这才能对得起以前的烈士牺牲换来的和平!

以上是我对九一八事变的感想。

九一八事变心得体会三

透过历史的尘封，我再次凝望您，我亲爱的祖国母亲。无人会忘记1931年9月18日，那一天您流泪了，您流血了。于是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的心声汇集出同一句话，“九一八九一八，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在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军法西斯的扩张，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导致我们的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此等中华国耻伤碎了祖国母亲的心，但他更激起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国之情，那时那刻东北人在流血，整个中华儿女在流血，东北人是我们的同胞，中国人在，东北在，千千万万个有志之士喊出了统一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山河”.

九一八过去了近85年，它带给了中国人民永恒的主题“民族团结”。20世纪30年代我们的国家还处于贫穷阶段，民心涣散，外国军国主义实力便会侵犯我们，九一八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国家要富强，我们民族要团结——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再谈血泪史，纪念他是为了勿忘国耻，是为了不要忘记落后就挨打的历史教训，是为了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国家现在富强了，建国60年来，我们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震惊了全世界，但我们依然要记得——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时至今日日本政府竟然羞愧于承认他们所犯下的罪行，试图篡改历史教科书，此种行径可恶之极。历史的灾难无不以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只有我们一起来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叩问冷漠者的良知、敲醒愚昧者的心灵。绝不允许无耻者别有用心地扭曲历史，绝不允许屈辱的旧梦再现，绝不允许重蹈践踏人权、亵渎文明和破坏正义的覆辙。

我不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但我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请记住日本人对我们做的一切，振兴我们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不再受任何的欺凌!

历史兴衰交替，唯有历史带给我们的教训历久弥新，只有不断在教训经验中前进，我们才能不断进取，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历史已经过去，21世纪的我们要时刻铭记那段屈辱史，以史为镜。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九一八事变心得体会四

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东北军的士兵们被一声爆炸声惊醒，日本关东军轰炸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并诬告为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轰炸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占领了沈阳城，半年之后，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不能忘记的国耻。面对着侵略者的枪炮，我们的先烈们，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这一战，就是14年。每当到这个时候，曾经沦陷的沈阳城内汽笛长鸣，警钟长响。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华民族付出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代价，用3500万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个大国的尊严，铺就了民族复兴之路。那是一场惨烈的、悲壮的战争，中国人，人不分老少，地不分南北，第一次进行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无数先烈以血肉之躯，抵抗凶暴异常的敌人。中华民族在这最危急的时刻，沉淀在民族文化深处的力量爆发出来了，这种力量就是对安宁、和平和正义的追求。

今天，我们纪念这段历史，就是为了不要忘记那些曾经为民族牺牲的先烈。那些抛弃家庭、走上战场的先烈，愿意用生命来换取民族的生存，这是我们不得不以崇敬的心情来纪念的。

今天，我们纪念这段历史，也是为了不要忘记那些发动战争的恶魔，他们企图用暴政来统治世界，妄想用别的民族的鲜血满足自己的欲望。

今天，我们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要让我们不要做胸无大志、庸庸碌碌混日子的学生。我们深深地明白：真正的爱国行动不是单纯的耻辱记忆，也不是简单的纪念仪式，更不是偏激的仇恨，而是居安思危，把我们浓浓的爱国热情融入到建设国家、发展经济、强盛民族的实际行动中去;因为只有经济不断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国家的安全与和平才能得以保障，才能够避免“九一八”那样的历史重演，才能延续我们的民族血统。

九一八事变心得体会五

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一件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当然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及时的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就在九一八事变中就有许多的英雄故事和人物。

首先第一个英雄人物就是佟麟阁，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卢沟桥事变爆发过程中，曾经率领战士一起坚守卢沟桥，最终以身殉国。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军开始赫然炮轰卢沟桥，当时的佟麟阁担任的是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面对这样的情况，佟麟阁就以军部名义向全军官兵发出命令说：“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之后就与二十九军官兵以劣势装备顽强抗击日军。在他们的抵抗下，日军伤亡惨重，而佟麟阁的.退部不慎中枪，部下再三劝说，他依然还是参与奋战。之后头部再次受伤，最终壮烈殉国。

另外一个英雄人物就是赵一曼同志。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砸后已满被派到东北地区领带革命战斗。日军为了从她这里获得情报，对其连夜进行审问。面对凶残的日本人，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者伤痛，怒斥侵略军的各种罪行，日军见状，使用更严酷的刑罚进行折磨，最终还是壮烈的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之下。

九一八事变纪念馆

首先，该纪念馆是位于沈阳市大东区望花南街的46号，地处沈阳东北部，柳条湖立交桥西北，西靠长大铁路。它最初开始建于1997年9月，历经两年的时间，在1999年9月18日这一天正式落成开馆。

关于这座纪念馆，它的总占地面积有3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有12600平方米。其中在馆内，共设有7个展厅，供游客观赏的展览照片就有800余幅，实物件300多件。其中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相关文献资料、档案有100多件。此外，馆内的大小型场景有19组;雕塑4尊;油画、国画等20余幅，电脑触摸屏14台、大屏幕电视录像机2台。

据说在在“九·一八”历史纪念馆的附近，就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炸弹碑，它是在1938年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炫耀他们在“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而建立的。另外，“九一八”事变博物馆和这块炸弹碑，以其独特的艺术造型和深邃的思想内涵，表达了国人勿忘国耻和振兴中华的爱国主题。

九一八事变死了多少人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可以说是中国面临灾难的开始，从这次的事变开始，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也瞬间让中国人明白了国家正在走下坡路，正在遭受日本的侵略。那么在这场事变中又死了多少人呢?

根据相关资料的了解，在1931年的9月18日当晚十点多左右，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铁道“守备队”在沈阳北大营南面大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中的一段路轨炸毁，事后还栽赃嫁祸说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还以此为借口，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开始向中国东北军所在驻地北大营发起了进攻。

直到在次日凌晨4点多的时候，日军独立守备队中的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历经一个多小时，东北军第七旅被打退到了沈阳东山嘴子，由日军占领了北大营。通过记载说，在此次事变过程中，东北军共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但是也有资料说明，当时在事变发生的当夜，由于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北大营大约有8000名的守军被仅仅只有300人左右的日军击溃。所以说至于在这件事变中具体有多少人牺牲，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但是从这些说法中，可以看见这一事件的发展程度，以及日军的凶残程度。

也是从这件事情之后，中国人民率先以武装斗争来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武装侵略，从而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心得体会

九一八历史意义篇4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文革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文革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文革后对文革的反拨，首先是对文革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11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文革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文革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文革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文革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革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注释:

3 《审美之维》the aesthetic dimension1978年由波士顿灯塔出版社出版，堪称其美学思想的最后定论（马尔库塞1979年逝世）。《审美之维》中文有三个译本，本文使用的是李小兵先生的译本。李小兵先生的译本收入他本人编译的马尔库塞美学文集《审美之维》（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8月一版，页203－257）。上引文见三联版《审美之维》文集，页203。由于本文所引马尔库塞皆出自该文集该论文，为节省篇幅，下引文将不再一一注明页码。

4 以为导致罪恶的禁忌一旦去除，人性便会保证美好到来，是八十年代很多论述和氛围共同拥有的假设。这一假设及与这一假设相通的心情，使得后文革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文学艺术上产生了不少感人至深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距深刻要求均有相当距离。

5从历史和现实经验上看，虽然人道主义等大多情况下无助于人们去面对、分析和解决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由于其对暴力和不公正等在心理上的不安感，却往往是纠正在这些方面出了明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的直接、间接的心理动力来源。

6八十年代这一知识界基本氛围的形成，在我看来，既和当时大家仍然对政治压制，国家全面掌控资源，及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创伤的记忆犹新这一特定历史状况有关；也和知识界缺乏对西方主流现代性开展诸多方面的了解和研究这一当时特定的知识状况有关；还和知识界一些人认为对西方的单纯憧憬气氛，方便于建立本土批判这一策略性的心态意识有关。

7把如此众多、内部差别又极大的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心理学思潮都一揽子归入“现代主义”名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即使在西方，除背离诸流派指称互有差异的十九世纪传统，试图找到一种回应其认为不同于过去的、但诸流派指称又各不相同的新境遇、新经验外，似乎很难概括出它们终究有多少共通的品质，因为它们中间一些流派就是对另一潮流的反思与批判而起。另外一些流派间虽然没有直接的嬗替关系，但细绎之，却可看到它们的观念与方向上其实是非常不同乃至对立的。即使在被归入同一潮流的各个作家间，差异也经常是很大的。显然，没有深入到现代主义内部进行的细致研究做基础，对西方现代主义想要有全面、准确的把握和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此一过程同时也是厘清、纠正八十年代对现代主义笼统、浅尝甚至谬误之理解的过程。

但除此以外，学界还有另外一种应该做的工作，即通过比较八十年代中国是如何异于他民族学界来划定现代主义的范围，如何界定和概述现代主义的共通性质特点及其每一潮流的性质特点，并观察其在若何历史位置和方向上为现代主义辩护并运用现代主义资源，其运用逻辑和策略若何，等等。因为，这样一种工作不仅对准确理解和把握八十年代不可或缺，而且对理解九十年代和今天的我们都会有着极大的帮助。这么说，不仅因为我们今天很多方面和八十年代间都有着传承和流衍关系，更重要的是，设置自觉且方法得当的历史研究，常常会帮助我们发现，即使在许多看起来已经做了充分理论清算的地方，我们仍然以某种方式承续着历史，而且这些承续中往往包含着最该被清除的部分。无疑，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会给我们提供关于我们自己与我们所处之现时代的洞见，而这是理论方式所无法提供的。

8 启蒙思潮和诸现代主义思潮间的复杂关系，无疑是一个富于历史认知和理论认知双重价值的学术课题，我希望将来专门来讨论此一课题。

9 说“组合”，而不说“整合”，是因为当时文学界对这些理论和批评潮流的把握还未达到充分消化的程度。

但说“组合”并不意味着评价偏低，恰恰许多有意思的创造正和把握的不充分、甚至误读密切有关。

10后者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学院学术影响深远。比如，在改变了九十年代学院感觉的学术规范讨论中，由于这一讨论暗含把知识和思想相对立的前提，和对何谓知识的狭隘理解，于是出现了自觉不自觉地把实证历史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建构为典型的知识这样一种结果。而文学学术界相当多人为回应这样一种对文学学科不利的评价方式时，便把原本立足于内部研究、外部研究划分的文本“细读”能力和方法，确立为和历史、人类学等其它学科相区别，标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学科专业特色所在的标志物。当然，如此特色的“细读”被推尊到这样一种位置，必将对整个文学学科都产生后果有待分析的影响。

11而且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样一种特定的创造力观念，使得被此一创造力观念束缚的作家们甚至不能后退一步，成为对已有的文体和语言风格进行更精美的锻造工作的自愿工作者。这样，它也就甚且不能为读者提供成功的审美愉悦出来。

12分析一下“人文精神”讨论中，和主要由顺承八十年代精神文学批评家构成的持“人文精神”一方对垒的，在九十年代甚为活跃的文学批评家的攻防策略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一方面他们因强调反压抑、消解专制，强调在观念上自我的首要位置，从而得以抢占了八十年代主流逻辑的立脚点；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把反压抑、追求自我绝对化，也即把八十年代中后期主流逻辑极端化，通过反精英压抑、反大论述压抑等，再把直接承续八十年代精神的人置于道义上可虞的地位。而这一攻防策略的有效性，也一方面集中向我们呈示了当时人文精神批评观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清楚表露了这些人自我道义辩护逻辑的历史虚假性。

13文化研究还有一问题是其经典课题都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形成的，很多中国独有的问题还没有有效地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更谈不上重构中国文化研究者的问题意识、问题感觉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经过“文化研究中国自主化”过程。

九一八历史意义篇5

九月十八日十时，天空中响起了凄厉的防空警报，足足响了20分钟，这天是我们的国耻日。现在，我们就翻开这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

1931年9月18日清晨，日本关东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大举进犯沈阳，短短四个月内，长春，锦州，哈尔滨等各大城市，在蒋介石的一声不许抵抗中相继沦陷。美丽的东北三省和三千万勤劳的人民就这样轻松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甘愿做日寇的奴隶。东北沦陷后不久，各地区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等无数抗日民族英雄。东北人民在14年的水深火热后，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把日本人赶回了老家。

但是现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竟数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国内少数右翼分子，千方百计美化日本侵华这一铁的历史事实，这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警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不能忘记这段耻辱的历史。不能忘记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的一道疤痕。这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应铭记在心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

1931年9月18日，是中国最耻辱的一天。当天，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动武装进攻，接着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武装侵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了重温历史，我们今天观看的九一八事件事迹，让我感触很深。

本片介绍了九一八纪念馆收集的资料图片。一幅幅图片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有一幅图片展示的是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残害中国人民。还有一幅是日军屠杀中国人民，并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示众。看着这些图片，我的心在流血，在颤抖。通过解说，我还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很早就有侵吞中国的野心，他们制造许多伪证，说中国侵犯了日本人的利益，并向中国挑衅，无能的清政府竟签定了丧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日本帝国主义还不罢休，出兵侵占中国的领土，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进攻北大营。国民党军队7000余人听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惨遭失败，只用了20天左右时间，华北沦陷，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长白山上焚烧的尸骨、713部队遗留下来的实验室，都是不可抹去的历史罪证。他们毁我家园、辱我民族，掠夺去的是大批奇珍异宝留下的却是死尸遍地、血迹斑斑。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不屈的中国人民共产党联合抗日，虽然共产党的武器没有日本先进，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也被抓住很多，不过共产党员曾说过一句话竹签是用竹子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杨靖宇、赵一曼等等的抗日英雄，就是凭着这种意志、气魄，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历史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重温历史，我们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们用鲜血铸造出来的，如果不好好学习，又怎能对得起先烈们呢!九一八事件也让我知道了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建设出强大的、富绕的国家才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这部影片更赋予我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

2.九一八事变观后感

听着窗外响亮的鸣笛声，我不禁想起87年前中国的今天……

87年前的今天黑暗笼罩着神洲大地，日本铁骑有恃无恐地侵占我们的国土，残忍地杀害我们的同胞，疯狂地略夺我们的国宝与资源。我们的祖国支离破碎，我们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当中。

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几天几夜也说不完，道不尽，痛恨侵略者的同时，我更加为那些在祖国危难时刻，不尽心尽力保卫祖国，保护百姓，而甘做日本帮凶、走狗的汗奸与卖国贼们而痛心。他们奴颜媚骨、贪生怕死、卖国求荣;他们的手沾满了国人的鲜血，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抢略工具。

我忘不了国民党主席汪精卫，为一己之私，弃国家尊严与主权不顾，一手创建了伪国民政府彻底沦为厚颜无耻的大卖国贼;我忘不了东方魔女的川岛芳子忘记了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以日本人自居，杀害了无数抗日仁人志士，谋化了一个又一个惊天阴谋;我更是忘不了那些小如尘埃的汉奸，他们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如猪如狗，在国人面前如狮如虎，在抗日英雄面前如豺如狼。他们卑劣的行为让无数抗日志士的血染红了中国大地。

杨靖宇，在冰天雪地的深山老林里坚持与日本侵略者奋战，最后弹尽粮绝。孤身一人的他没有放弃战斗，却被汉奸出卖，死在日本人手里。当日本人无情地剖开杨靖宇的胃，竟发现里面的食物仅是草根、树皮与棉絮。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心痛了!

狼牙山五壮士，在三面都是悬崖绝壁的恶劣环境下痛击日军，死前他们把枪全部折断摔破不给日寇留下一点东西，最后他们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义无反顾地跳下了悬崖。这又是多么震憾心弦、荡气回肠啊!铮铮铁骨千年铸，不屈品质万年颂。像这样的爱国志士数不胜数，如王二小、赵一曼、赵尚志等等。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发图强、保家卫国。

1931年9月18日，是所有中国人难以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是中国人的国耻日，更是中国人掘起的日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勿忘国耻，铭记历史，才不会让历史重演，才会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更加富强!

3.九一八事变观后感

今天下午第一节课，我们正在上课，突然想起了一阵警报声。警报声忽高忽低，这时，我们突然想起了今天是九月十八日。

“勿忘国耻”，一声声警报声里，我们为战争中死去的老百姓、战士们默哀;同时也燃起了对日本鬼子的愤恨;激起我们发奋图强的心愿。

“勿忘国耻”，我们中国曾被那么小的国家欺负着，没有反抗之力。这时，完全封闭的中国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现在的中国，强大起来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一块布那样弱不禁风了。这让我想起美国限制中国轮胎进口，而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准备限制美国汽车和肉鸡进口。美国别无选择，因为要么就是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自己又是金融危机，又是流感，挑起战争自己一定会输。要么就只有第二种办法——走上谈判桌。从这件事里，我看到了祖国的强大——我们再也不会任人宰割了。祖国建国六十周年了，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我为我的祖国而自豪!

祖国啊，你建立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祖国啊，你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飞速成长着;祖国啊，我爱你!

在一声声警报的回响声中，“勿忘国耻”四个字牢牢记在了我的心中;“发奋图强”让我有了学习的动力，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九一八历史意义篇6

从常德上溯石堤，船到两江口，号子震天，三十六岩在水里，三十六岩两边上，七十二岩进石堤，七十二步转了拐，一百单八进了街。

另一说则是：下码头，乌篷船，七十二道龙转拐，三十六步才上街。卷洞门，文昌宫，九溪十八洞农民起义遗址永存，英雄史诗光照千秋。三个码头，当年商贾挤挤挤；天灯堡上，万盏红灯明明明。

这里景点密集，主要有九溪十八洞起义遗址、卷洞门、景阳炮台、一碗水等。

九溪十八洞起义遗址

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个历史时期，土家族、苗族先民长期被历代统治者称作蛮夷，予以鄙视，甚至大动刀兵，逼迫土家族、苗族先民西迁、南移，苗族所受的灾难尤其深重。土家族、苗族先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共同艰辛地开发了石堤。他们的辛勤劳动至今在石堤这片古老的热土上留存着历史痕迹。他们的艰辛生活与开拓精神，于此可以想见。

元初至元二十年（1283），以石堤为中心的酉水流域，以土家族（彭、白、李、马、蔡、田、杨、向、冉、谭十姓）为首、苗族和其他民族参加的九溪十八洞家民起义爆发。

九溪十八洞起义，旨在配合合川钓鱼城、南川龙崖城、彭水绍庆府等地的抗元斗争。这次起义声势浩大，涉及今渝鄂湘黔边区九溪十八洞范围（宋时均属酉阳直录州），而参加者主要是土家族、苗族先发，古时他们被蔑称为“蛮民”，故史称此次起义为“九溪十八洞蛮民起义”。

酉阳宣慰司所辖地中有九溪十八洞同。“九溪”即清溪（今酉阳清泉、后兴、后坪、龚滩、治岩等地）、佑溪（今酉阳之酉酬、李溪、南腰界、南龙、天山等地）、庙溪（今酉阳庙溪、浪坪、南溪、双泉等地）、土溪（今秀山县地）、哨溪（今秀山县地）、叠溪（今湖南省花垣县地）、后溪（今酉阳后溪、新溪等，北河沿岸地区）、溶溪（今秀山县地及酉阳苦竹乡地）、樵溪（今贵州省松桃县地）。“十八洞”即：酉酬洞（酉阳县酉酬区地）、息宁洞（今酉水、五福、老寨、沙滩、可大等地）、宋农洞（今秀山宋农）、晚森洞（今秀山县地）、鲁碧潭洞（又名鲁被洞，今湖南保靖县地）、打妖家洞（又名打绕寨，今酉阳沙田、新溪，秀山石堤、大溪等地）、巴息洞（又名八雪洞，今酉阳兴隆、土坪、泡木、车田、柏溪等地）、寅王洞（今酉阳渤海、石营、亮垭、白竹、龙东、龙潭、木桶等地）、溶坪洞（今秀山溶溪、玉屏等地）、上际洞（今酉阳大涵、黑水等地）、治西洞（今酉阳丁市、天馆、董河、宜居等地）、感坪洞（又名感坪洞，今酉阳李溪、蚂蝗、小河、铺子、小岗等地）、九江洞（今贵州省松桃县九江乡）、云罗洞（今贵州省松桃县地）、地隆阡洞（今秀山县地）、南溶洞（今秀山县地）、地寅洞（又名地灵洞，今酉阳县钟多区）。

宋末，无军南下，灭亡了南宋以后，迅速征服了江东，复遣大军远征西南“诸夷”。

为了抵抗元军南侵，石堤土家族十家土著大姓“联合起来，书立合同盟誓”，同立洞府，留客为官。同时，修内外罗城、隘门口，重修卷洞门9座，“设伏险要，以大弩竹尖”抗击元军。

同时，在打妖寨（今打捞寨）和上下宋农“修花街、选衙署”，石堤取名之石支洲，打捞寨取名湾支洲、上下宋农取名直支洲，“三支洲，六长官，十二旗长坐镇把水”，以石堤为起义指挥中心。义军拥杨正约将军为王，统率义军抗元。

起义爆发，土家族、苗族“蛮民”应者万人，迅速占领了川黔湘鄂四省边区大片大地，震惊元庭。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21年（1284），忽必烈命令四川行省参政奇尔济苏、宣慰李呼哩济率川军和湖南湖北土司兵联合镇压了这次起义。义军坚持两年后失败。于是，元军大肆屠杀土家族、苗族人民，焚烧石洲衙门，捣毁十字花街，拆掉石堤城墙，结果仅下码头一处城门部分城垣未拆。此城门得以幸存的原因在于十分坚固险要，拆之对下码头管理不利。

事后，土家族人民把这次起义的史实编入祭祖的《梯玛神歌，从此，神歌里就有“石花九洞门”，“石支洲、湾支洲、直支洲”的唱词，在每年的土家族祭祖日（即四月八）都要诵唱一遍，以表示纪念，使之一代代往下流传。

后来，秀山人把石堤称为重庆直辖市的“钓鱼城之二”。钓鱼城是抗元名城，声誉在石堤之上。

石堤文昌宫，解放后已经县政府拨款重修（初步恢复）。

石堤文昌宫和青石卷洞门遗址，是土家族、苗族人民反抗元军南侵的历史见证。该遗址即九溪十八洞起义遗址，于1984年被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卷洞门

石堤下码头青石卷洞门，是当年九溪十八洞起义农民修建石堤古城九门之一。石堤古城城高约5米，厚约5。5米，宽2。7米。该洞门上有门楼文昌宫，因三建三毁于兵灾、火灾，现在仅存的卷洞门，始建于宋元之间。

石堤下码头卷洞城门历经七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表层石头已经风化，但貌完好，是仅存下来的石堤古城遗址，是土家族苗族人民斗争的历史见证，1984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即“九溪十八洞土家族苗族农民起义遗址”），并修复门楼文昌宫。

景阳炮台

九一八历史意义篇7

九月十八日十时，天空中响起了凄厉的防空警报，足足响了20分钟，这天是我们的国耻日。现在，我们就翻开这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1931年9月18日清晨，日本关东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大举进犯沈阳，短短四个月内，长春，锦州，哈尔滨等各大城市，在的一声“不许抵抗”中相继沦陷。美丽的东北三省和三千万勤劳的人民就这样轻松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甘愿做日寇的奴隶。东北沦陷后不久，各地区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等无数抗日民族英雄。东北人民在14年的水深火热后，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把日本人赶回了老家。

但是现在，日本领导竟数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国内少数右翼分子，千方百计美化日本侵华这一铁的历史事实，这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警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不能忘记这段耻辱的历史。不能忘记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的一道疤痕。这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应铭记在心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1931年9月18日，是中国最耻辱的一天。当天，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动武装进攻，接着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武装侵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了重温历史，我们今天观看的“九一八事件事迹”，让我感触很深。

本片介绍了“九一八”纪念馆收集的资料图片。一幅幅图片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有一幅图片展示的是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残害中国人民。还有一幅是日军屠杀中国人民，并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示众。看着这些图片，我的心在流血，在颤抖。通过解说，我还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很早就有侵吞中国的野心，他们制造许多伪证，说中国侵犯了日本人的利益，并向中国挑衅，无能的清政府竟签定了丧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日本帝国主义还不罢休，出兵侵占中国的领土，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进攻北大营。共产党军队7000余人听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惨遭失败，只用了20天左右时间，华北沦陷，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长白山上焚烧的尸骨、713部队遗留下来的实验室，都是不可抹去的历史罪证。他们毁我家园、辱我民族，掠夺去的是大批奇珍异宝留下的却是死尸遍地、血迹斑斑。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不屈的中国人民联合抗日，虽然共产党的武器没有日本先进，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也被抓住很多，不过共产党员曾说过一句话“竹签是用竹子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杨靖宇、赵一曼等等的抗日英雄，就是凭着这种意志、气魄，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历史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九一八历史意义篇8

在美国最大的“台独”组织“台湾独立联盟”正式公开返回台湾、公开变身进入“民主进步党”是一九八八年。民进党将台湾独立纲领正式、公开纳入党纲，是一九九一年。但是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斗争，则早在70年代中晚期就开始了。

“台独”运动假借台湾文学论诸问题、族群问题、台湾史论中的各种问题、“命运共同体”问题，民族定义问题和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千方百计，要得出这些结论：台湾与中国大陆长期隔离的现实下，台湾已经发展出一个在民族认同、文学特质、自我意识上和中国完全不同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宣称远在台湾达成政治独立之前，在文学、文化上早已独立。

在这样一个反民族逆流下，台独派以雄厚资源拥有好几家日报、一家全岛性的电视台，几家周刊新闻杂志。“台独势力”并且以乡土教育之名，减少对中国历史、地理甚至语文课程，加强母语（实为汉语闽南系及客家系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的教学。政府以各种“基金”和预算，支持各种“乡土文史调研工作”和“社区重建”，其中就颇有人用来强化社区意识和地方意识。当然，一九九八年由教育当局强行修改国民中学历史及社会科教科书，是明目张胆地经由台湾正规教科书，宣传和中国相针对的、台湾的“国家”史观和“公民”意识，引人侧目。

也必须指出：一九八八年李登辉登台以后，不惜以国家政策推行纵容和包庇“台独”的各种措施。二000年民进党政权登上台后，“台独”系文化人、文学家、教授和新闻言论人纷纷上台，占据学术和文化机关的要津。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台独”攻势益形严峻。

“文学台独”及其发展形势

如果在大众传播、教育阵地、社区组织等领域中的“台独”运动称为“文化台独”，那么在台湾文学论坛中长期以来的“台独”论，就是“文学台独”了。

历史地看来，“文学台独”论和“文化台独”论的发展，形影相随。但“文化台独”最早在台湾出现的面貌，却以台湾文学论的形式提出。早在一九七七年，“文学台独”论的“宗师”人物叶石涛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虽然在戒严时期还有一些伪装，但却第一次提出了台湾文学的“台湾立场”和“台湾意识”，第一次提出了台湾在日据下“现代化”历程中产生了“台湾意识”的主张（当然，这种提法都源于“左”派台独“理认家”史明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台湾四百年史》）。

一九八一年，评论家詹宏志发表〈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指出若将台湾放在全中国的视野考察，台湾文学如果没有深厚的作品，只能沦为聊备一格的“相对于中国中心的‘边疆文学’”。詹宏志的文章立刻招来“台独派”蜂涌而至的反论。今日成为“文学台独”重要理论家的彭瑞金、高天生和李乔等人，纷纷为文强调台湾文学自有“独特的历史性格”，抨击詹宏志以中国为中心去观察台湾文学。这是台湾文学思潮中第一次强调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和“去中国性”的论说。

一九八二年，叶石涛在杂志《文学界》中表示，台湾作家要反映“台湾这块土地”的“真实形象”，“不要执著于过去的亡灵，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台湾的“土地与人民”，并指现“那些站在空洞神话架构上来号令叱的文学”是“毒素”，是“公害”。叶石涛说的是台湾作家要有“台湾意识”和“台湾立场”，放弃“空洞”、“神话”般的中华民族主义“亡灵”……而秉持中华民族立声的文学作品是“毒素”、是“公害”。

一九八三年，陈芳明在“台独”化后的《台湾文艺》上发表文章，热烈赞赏叶石涛在《文学界》上的上述文章中肯定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和“自主性”，并预言“台湾民族文学”的“孕育”和“诞生”。同年，叶石涛发表〈再论台湾文学的提升与净化〉；林梵发表〈从迷惘到自主〉，都强调台湾文学的“自主性”，强调台湾久已与大陆分隔殊途，而台湾文学自日据以来一贯自己发展，从而产生了独自的“本土性”与“自主性。

一九八五年，叶石涛为自己的书《台湾文学史纲》写序，强调自日据以来台湾文学在与中国大陆完全隔绝条件下，吸收了欧美和日本文学的“精华”，形成“鲜明的自主性格”，发展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叶石涛还说，台湾文学家应以“台湾为中心”写作，要“站在台湾的立场”…

一九八七年以后，“文学台湾论”有了新的发展。随着解严后“台独”较为宽松的环境的形成，逐渐把“文学台独”运动与“政治台独”纠结起来。一九八七年，在德国一场“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研讨会”后，在台湾引发了“台湾作家定位”的论争，在抗议国际场合中台湾作家（文学）被“定位”为中国作家（文学）之余，提出台湾作家定位应与台湾前途定位并同思考，主张台湾文学只反映“台湾经济生活共同体”，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是一种“虚构”与“虚伪”。有人疾呼，台湾文学早就先台湾政治取得了“独立”，台湾文学应与政治及社会的“台湾人解放运动”相结合。提出这些主张的人有李敏勇、向阳、羊子乔、刘天风和林宗源等。

到了一九八八年，“文学台独”又进一步提出“台湾新民族文学”的主张。林央敏和宋泽莱分别写文章提出了“台湾（新）民族文学”，以和中国文学“划清界限”，建立台湾优良的“新民族文化”，并最终为“台湾独立建国”服务。

到了90年代，叶石涛和陈芳明等人迭次发表文章，其思想内容不外乎一再强调台湾文学的“独立自主性”，不隶属于中国文学。一九九九年开始，陈芳明发表了野心勃勃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企图全面依照“台独”史观和“文学台独”全面炮制合于“台独”尺码的“台湾新文学史”。

台湾文学论领域中的统独之争

如前所述，“文学台独”的发展，其实是“文化台独论”、“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份。但“台独”阵营有自己的广阔的言论阵地（如早期党外周刊、月刊如《前进》、《深耕》、《台湾时代》、《八十年代》，报纸副刊如《台湾新闻》副刊、《自由时报》副刊，文学杂志加《文学界》、《台湾文艺》和《文学台湾》等等），而相形之下，反对和批判“文学台独”的阵营只有《夏潮论坛》和后来的《文季》（不久停刊）及当前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势力悬殊，但是台湾文学问题上的统独斗争一直不曾间断。

一九七七年，针对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陈映真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盲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讨论。一九七九年，旅日台独派学者张良泽发表〈苦闷的台湾文学 蕴含“三脚仔”心声的系谱＞于日本，主张日据台湾塑造出既非日本人又非中国人的“三脚仔”台湾人。而台湾文学就是“三脚仔”的“心声”。一九八一年，陈映真写〈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加以批判。一九八四年，陈芳明发表〈现阶段台湾本土化问题〉后，吴德山（杜继平）则写〈走出“台独意识的阴影：宋东阳（陈芳明）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加以驳论。针对张良泽分别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三年发表的＜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和〈西川满书志〉，陈映真在一九八四年发表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批评西川满有台独意识和“热爱台湾”的谬论。统独双方对日据下台湾“皇民文学”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也表现在张良泽在一九九八年〈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力言在日据战时下的台湾，写“皇民文学”既普遍又不得已，后人不宜妄加评论，而应加以理解。两个月后，陈映真写〈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的批评〉加以驳斥。又不久，彭歌写《醒悟吧！—回陈映真〈精神的荒废〉》。三个月后，陈映真写〈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答彭歌先生〉，加以反论。

一九八八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冬季号）发表了陈映真、曾健民和刘孝春、陈建忠等人的文章，编了“台湾皇民文学和理论批判”和“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的专辑（一九九九·人间丛刊）秋季号），刊出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刘孝春〈试论“皇民文学”〉及陈映真前述〈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的批评〉，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也特别针对同情台独的台湾文学专业的日本学者垂水千惠、中岛利郎的谬论，加以批驳。

还必须特别提到，一九九七年（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二十周年之际，统独两派各自组织了研讨会。陈映真和曾健民分别发表了〈向内战与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在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和〈民众的和民族的：乡土文学论争的精神与70年代思想精神的再确认＞，前者从战后冷战与内战意识形态的颠覆来确认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从而批评“台独”派文论亟欲篡夺乡土文学论战的果实。另曾健民的＜反乡土派的嫡传＞则直接批判陈芳明的论文〈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

一九九九年八月，陈芳明开始在《联合文学》连载他企图雄霸台湾文学史论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并刊出其绪论性的首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号称要根据日据期迄於今日的台湾“社会性质”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从而炮制了日据“殖民地社会”阶段（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再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四五—一九八八）以及“后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八八迄于今日）。二000年七月，陈映真在同杂志发表〈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依据科学性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推移的理论，彻底论破了陈芳明自己杜撰的台湾“社会性质论”。从此，双方来回交锋了三回，至二000年十二月，陈映真发表〈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及台湾新文学业史论可以休矣！＞而争论中止。

可以看到，早自一九七七年叶石涛和陈映真关于“台湾乡土文学”争论开始，一直到二000年陈芳明与陈映真关于台湾新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争论，在关于台湾新文学史论领域中诸问题的统独争论与斗争，一直都没有间断，而且交锋激烈。这显示了“台独”运动向来重视台湾文学领域中的思想、意识形态，有其理论队伍，有其言论阵地，有权力的掖护，更有思想政治斗争的长久之计，绝不可小觑。

“文学台独”论的内容

概括起来说，“文学台独论”关于台湾新文学论中的具体问题的论说，有这几个方面：

一、台湾新文学的发韧是多元的，否认台湾新文学之发生与中国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血脉关系，亟言在与中国社会隔绝条件下，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也吸收了欧西与日本文学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中国新文学的、自主的台湾新文学。

二、因此，台湾新文学在属性上，绝不是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是在与中国新文学隔绝近一个世纪的条件下，独自发展出有台湾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文学。

三、30年代台湾（第一次）乡土文学（=台湾话文）论争，说明台湾文学“自主性”和“主体性”意识的更醒，是第一次台湾文学范畴中“并吞派”、“汉族沙文主义”一派（主张将白话文推广为大众语，从事宣传和文艺创作的语言的一派）、和台湾“本土派”、“自主派“（主张先整理大众日常语、即闽南方言为宣传与创作语的一派）之争的斗争，否认白话文派与台湾话文派之争，其实是当时台湾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关于不同语文策略的争论。

四、主张关于日据下“皇民文学”作家及作品的评价，不能用“汉沙文主义”的标尺来评价，要有从“台湾立场”出发的独自的评价。主张“皇民文学”是台湾人对日据带来的“现代化”的反应，主张“皇民文学”和当时在台日籍殖民作家有“台湾意识”、“热爱台湾”。

五、认为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一场有关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也是外省人“并吞派”、“汉沙文主义”（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和“本土派”（主张台湾文学界有其独特性）之间的斗争，企图独占和歪曲史料，抹杀这次争论的团结、进步的深刻意义。

六、认为一九70年代（第二次）乡土文学论争，是台湾文学“主体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发露，否认和抹杀论战中反帝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大众文学等思想内容，企图窃掠和变造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的果实与历史。

七、当前有关台湾新文学史分期的争论，主张台湾现当代史中的“社会性质”分期是所谓“殖民地社会”、“再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罔顾台湾社会史的科学性知识。

这些“理论”的学术与科学品质固然极为粗疏，不堪一击，但是长年以来，却也自成“体系”，由“台独”派教师在讲坛上不断宣传，带硕、博士研究生，逐年增加“文学台独”倾向的论文，增加“文学台独理论”队伍中的新兵，不能不说情况是颇为严重的。

因此，有关台湾文学论领域统独斗争的形势，就“文学台独”论的批判而言，我们以为统派有这些问题与机会：

甲、问题方面

（一）资源单薄，力量悬殊。独派占有高教领域，陈政权上台后，拥有更丰富有力的资源。统派势单力薄，理论队伍、言论阵地与独派相较，悬殊较大。

（二）现政权积极在高教院校中扩张、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在当前台湾文学教员绝大多数倾向“台独”的条件下，不能不使人担忧。

（三）由于独派拥有雄厚文化和教育源，有能力推动国际性台湾文学研究活动，扩大“文学台独论”在“国际”学界中的误导和影响。

乙、机会方面

（一）“文学台独”论的学术知识品质一般而论颇为粗陋，容易彻底论破。

（二）可以团结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共同进行研究，共同进行对于“文学台独”论的科学性、系统的廓清与批判，摆事实，讲道理，以理、以科学知识服人。

（三）台湾新文学史的新的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有助于揭发“文学台独”的各种破绽。最近我们整理、出版了有关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的原始资料，对同时期台湾文化思潮的史料也做了初步整理，并与研究界分享，希望将资料公开化、透明化，使“文学台独论”接受实证性资料的检验。

结论

“台独”运动长期重视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处心积虑，有长久之计。最近，在政权的推动下，有急迫性地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强化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分殊意识，把中国文学挤压为“外国文学”，并且以台湾文学系所为“文学台独”的基地。到目前，真理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系，成功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正进一步筹设台湾文学系。中兴大学据说也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而清华大学也在积极筹设台湾文学研究所。凡此，都说明“台独”运动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中高昂的企图心。

面对“文学台独”的攻势，个人以为，在台湾文学研究工作上，应该学习杨逵精神和范泉精神。杨逵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关于建设台湾文学论争中表现了这些精神：（一）熟达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二）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三）坚持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以及其与中国新文学之一般性的辩证统一；（四）坚持省内外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团结；（五）重视文学运动的实践—文学组织与文学领域中的统一战线的展开；（六）具有对政治的敏锐的认识力，明确、坚定地反对为“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为美国和日本外来势力服务的文学。

范泉是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大陆著名编辑、文艺评论家和散文家，对于上述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论争起到敲定主旋律的作用。即（一）他主张“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的一环”；（二）作为一个大陆的文学评论家，他对台湾、台湾人民和台湾文学抱着真挚、深情的关注，并且带着这样的关注去研究台湾文学；（三）在主张将台湾新文学重建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的同时，又坚持台湾新文学发展的主体是台湾本土作家，强调只有台湾本土作家才足以建设有“台湾气派”、“代表台湾本身”、有“台湾作家个性”的台湾新文学。这是把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新文学的一般性的矛盾统一起来；（四）在思想感情上和在具体实践上，和台湾作家、知识分子维持真诚、深刻的感情联系，建立了坚强的相互信赖和团结。

杨逵和范泉都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两岸省内外文学家、评论家共同讨论重建台湾新文学时最有领导性、最突出、也最杰出的典范。今后，在面对批判“文学台独”以重建台湾新文学时，杨逵先生和范泉先生的风格与工作、思想作风，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