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诗歌研究范文

隋代诗歌研究篇1

摘要：隋唐以来，由于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文学的历史地位一直没有收到重视，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北齐根本就没有文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齐文学逐步走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学术界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方面对北齐文学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同时，北齐文学的研究依然存在着许多空白，需要后来者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北齐；文学；综述

北齐是一个战乱中的短命王朝，但是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但是就北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朝是没有文学的，南北朝的文学也就是南朝文学。有些人给予了北朝文学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时期以后，随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北齐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其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术界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下面我就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综述，以期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之用。

北齐文学兴盛原因综述

吉定在《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中指出，北齐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骈文、辞赋、民歌等方面，而北齐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文林馆的创办；北齐文风的“南化”；南北文士的交流。他认为北齐文学在模仿南朝文学的同时，保持北方文学的贞刚之气、开阔境界是北齐文学的一大特点，在哀婉之情的抒发中,包蕴了一份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 ,折射出南北分裂 、融合时期动乱现实给士人心态造成的精神失落和特殊人生的深悲沉恨 ,这一点部分地继承了汉魏风骨 ,是北齐文学的又一特点。

陈娟、徐中原在《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中也指出，东魏、北齐的散文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一方面是受到北魏的影响，另一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和文士自身审美意识的增强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东魏北齐不管是在作家、作品数量还是在作品题材、艺术性方面都比前代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并且开始出现了散文的文学流派，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统治者重视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多篇单篇研究论文。如宋燕鹏在论文《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中就考证了文林馆设立的时间、执掌与成员人数、成就与撤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572年），颜之推、李德林、张景仁执掌文林馆，经过考证得出文林馆实际有68人，并且整理和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集子，随着北齐政权的灭亡而消失。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也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时间应当在武平三年（572年），待诏文林馆的人大都富有才华，待诏文林馆的大都是北方的汉族士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预示着北方文学新的创作高峰的到来。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经过研究史料认为北齐文林馆的真正建立时间应当在武平四年（573年），建立之后主要由颜之推、李德林负责，文林馆的主要职责是编纂书籍，编辑了大批类书，文林馆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歌。文林馆的建立在南北方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以后朝代相应官职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石美莹在论文《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中着重论述了文林馆设立的意义，她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朝文学开始追赶南朝文学，对南北文风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培育了一大批新锐作家。

北齐主要文学成就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北齐文学一直为学术界所忽略，直到近些年，收集到一些散佚的作品，例如严可均辑佚的《全北齐文》，逯立钦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基本上反映了现存的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随着这些辑佚作品的出现，学术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北齐文学的发展，逐步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5年，张皓在论文《北朝诗风刍议》中肯定了北朝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北朝诗歌的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北朝诗歌应当分为三种：汉魏遗响，燕赵悲歌；民族交融，乐府新声；南北初融，寒木春华。

曹道衡先生在论文《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中肯定了北齐的诗歌创作，虽然现存数量不多，但是却代表了北朝文学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与北魏、北周相比，诗歌创作在数量上明显要多，就创作技巧而言，相比北魏时期也是比较成熟的。由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北齐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南朝的特色，数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总体来说，北齐诗歌是代表着上升的趋势。当然，北齐也是在借鉴南朝诗歌的经验，体现了南北文风的大融合。

刘怀荣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中看到了歌诗在三代中的繁荣发展，王室、贵族和文人们阶层对歌诗艺术的喜爱，极大地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喜爱歌诗艺术的文人大多都是歌诗的创作者。胡汉音乐交融，南北歌诗融合，使得歌诗艺术的创作和消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胡大雷的论文《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论述了南北朝诗人在外交场景中的诗歌创作。因为外交使者的形象、口辩、风度、才学都与国家的形象、威严紧密相连，所以才学俱佳的诗人就成为了外交场景中的常客。文学作品也承担起了外交往来的重任，双方有往来必有赋诗，这也成为一种定例，包括使者的以诗相会，对自己使节生涯的吟诵等等，这也表明，南北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北齐诗歌与同时期的陈朝相比，有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没有对北齐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还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开掘。

北齐具体作家研究

由于大量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的作家也有不见于史料者，现在学术界所见的大都是《北史》，《北齐书》等所记载的，也逐步开展了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就。

孔毅在《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一文中指出，在东魏北齐活跃着一个文士集团，在两朝政治、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隋唐人对这个文士集团有高度评价，但是近些年又受到忽视。他们编修了大批书籍，如《魏书》、《修文殿御览》、《文林馆诗赋》等，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文士大都才华卓著，富于辩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外交领域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李少雍的论文《史传文学家魏收》对魏收的文学和史学创作进行了总结。他通过研究的出，魏收的诗作目前现存16首，大多是模拟南朝诗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诗歌体现了北朝浑厚的诗风。魏收推崇并模拟南朝梁，并以散文创作见长，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了魏收13篇散文。魏收最著名的是他编写的《魏书》，尽管颇受争议，但仍然代表了魏收创作的高度。

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一文集中论述了邢邵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他的散文现存28篇，风格不同，以文采见称，其思想内容涉及佛学、文学思想等等。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被南朝人成为“北间第一才士”。

钟素梅在论文《颜之推入北后的文化反思》中阐述了颜之推在出使北朝后的思想变化。她指出颜之推出身南朝高门，曾受南朝皇帝大恩，所以入北之后对故国怀有依恋之情，加之北方文化的变化和政局的动荡，使得他不得不小心从事，在北方儒家讲耕读的质朴刚直的文化氛围中，颜之推重新审视自己所依恋的南方文化时，发现了腐化堕落的一面，又反过来批判南方文化。

王允亮《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一文，指出了颜之推在南北文学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涉及到南北方文学风貌的不同以及他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些深邃见解。颜之推的文学创作受到家世影响，有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入北之后对于推动南北文学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颜之推还将南北方的典籍、文风、士风等进行对比研究，促使他对文学创作提出了许多切实的见解。他比较重视文学功利性的一面，认为文章应该“不失体裁，辞意可观”，同时还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具体作家，所以研究一个朝代的文学就必须要研究这个朝代的作家。北齐的作家载于典籍的并不多，对于北齐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有许多作家没有人进行研究，还期待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做出更多研究，以完善研究资料。

北齐文学影响研究

北齐文学创作虽然不如南朝各代丰富，但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对后代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杜晓勤在论文《北齐文学传统与唐初诗歌革新之关系》中指出，活跃在北齐，活跃在周隋易代之际的卢思道、薛道衡等人，对唐初的革新派诗人的诗风和思想内容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南北朝向唐朝诗歌艺术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的文学创作已经表现出地域特色和艺术个性，这些对初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子昂、王绩、初唐四杰、魏征等人在改革初唐绮靡诗风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收到了卢思道等人的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北齐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具体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以及北齐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做了具体阐述，并且进一步朝着深入方向发展，让我们对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对于北齐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北齐整体文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许多作家的研究还呈现出空白的状态，北齐文学的辑佚工作做得还不够，对于具体作家的研究只限于影响较大的几位，对北齐文学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北齐文学的研究当中，使得北齐文学的研究取得更为深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吉定.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2】陈娟、徐中原.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3】宋燕鹏.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兰台世界，2006,24.

【4】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5】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长沙大学学报，2006,6.

【6】石美莹.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宿州学院学报，2010,12.【7】张皓.北朝诗风刍议.江汉论坛，1985,8.

【8】曹道衡.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92,3.

【9】刘怀荣.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齐鲁学刊，2004,1.

【10】胡大雷.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文学评论,2008,5.

【11】孔毅.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1.

【12】李少雍.史传文学家魏收.古典文学知识，1999,3.

【13】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五邑大学学报，2008,4.

【14】王允亮.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中州学刊，2010,3.

【15】杜晓勤.北齐文学传统与唐初诗歌革新之关系.文学评论，2008,5.

隋代诗歌研究篇2

关键词：晚唐 李商隐 温庭筠 诗变 词体

唐诗历四时三变，跨度大。对于晚唐“温李”诗歌向词体发展演变的状况，1943年缪钺先生《论李义山诗》一文从总体上明确提出了李商隐诗与词体的关系――“意脉相通”[1]；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才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并有一定的研究，主要涉及李商隐诗与唐宋词、温庭筠诗与唐宋词、李商隐诗与温庭筠词、温庭筠诗与温庭筠词等四大关系。本文按年代顺序就已有相关文献进行简要地综述，或许能为该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20世纪80年代，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较少，主要有万云骏《晚唐诗风和词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及发展》、吴肃森《谈李商隐爱情诗与温庭筠恋情词艺术风格的亲缘关系》、杨海明《“心曲”的外物化和优美化――论温庭筠词》、刘学锴《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王希斌《绘阴柔之色，写阳刚之美――论温庭筠乐府诗歌的艺术特色》等论文和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论著《唐五代北宋词研究》。

万云骏文从语言题材、艺术手法、感情倾向等方面论述了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风对词体风格形成的影响，吴肃森文也从这些方面论述了温庭筠恋情词的婉约风格是李商隐的绮词艳语从正面推动的结果。杨海明文论述了温庭筠把晚唐诗中香艳纤弱的风气纳入到新兴的词体中而创造出比诗较狭却又较细、较深的词境。刘学锴文从比较中说明了“温李”诗歌的词化特征，论述了义山诗对唐宋婉约词的影响。王希斌文认为温庭筠的乐府诗在韵律、句式和格调上引进了词的创作机制。村上哲见在“温飞卿词论”一章中认为温庭筠的诗与词在描绘感情世界的手法上、“在那根柢里的诗思方面”[2]是相近似的，有很多共同性。

20世纪90年代，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依然较少，主要有霍然《隋唐五代诗歌史论》、林庚《中国文学简史》、杨世明《唐诗史》、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等论著和赵山林《晚唐诗境与词境》、迟宝东《词“别是一家”：古典诗词美学特质异趋论――以温庭筠的词与绮艳诗为中心》、文艳蓉《试论李商隐爱情诗的历史地位》等论文。

霍然在“梦断魂消的晚唐词”一节中认为温庭筠等人把诗歌创作的着眼点从男子的外在世界转移到女子的内心世界，自此“描绘各色女子的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成为曲子词的创作心理定势”[3]。林庚在“词的成长”一节中论述了“温李”的恋情诗，为词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杨世明在“为婉约词开道的绮艳诗人――李商隐、温庭筠”一节中认为李商隐的艳诗“为词的转写恋情发出嚆矢”[4]，温庭筠的“乐府诗善于描写，精丽纤细，对于他写作曲子词，是有帮助的”[5]。刘扬忠在“孕育词体文学的文化土壤”一节中认为李商隐诗在题旨、意境、语言、风格、表现手法及感情倾向等方面都接近了词的艺术规范，“接近了长短句词的内在特质和主体风骨格调”[6]；温庭筠等人把晚唐诗风带进新兴词体之中，铸成了花间词风，促成了词体的独立和繁盛，“温庭筠的典范性创作，使古典诗歌形式完成了从齐言诗向长短句词的演变”[7]。赵山林文以李商隐的诗歌为例，从深情与苦调、艳体与曲笔、细意与静境等方面论述了词体的形成受到晚唐诗的深刻影响。迟宝东文论述了温庭筠诗词在撷取物象及表现手法上有统一的风格。文艳蓉文论述了李商隐的爱情诗在情感基调和艺术表现方式上与词有相通之处，认为他是由诗向词过渡的转递人。

21世纪前十年，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有倪进、赵立新、罗立刚、李承辉《中国诗学史・隋唐五代卷》，董希平《唐五代北宋前期词之研究――以诗词互动为中心》等论著和许总《论晚唐诗歌唯美倾向的心理内涵与文化渊源――以许、杜、李、温四家诗为中心》，李中华、韩樱《晚唐温李诗风评议》，李然《温庭筠的诗词比较――兼论晚唐文人的诗体与词体观念》，张煜《温庭筠歌诗研究》，陈如静、王冬艳《幽艳晚香沁词林――论晚唐诗歌对唐宋词的影响》，慈波《温庭筠绮艳诗刍议》，蔡燕《徘徊于诗境与词境之间的义山情诗与白石情词》，高慎涛《论温庭筠词》，蒋晓城《流变与审美视域中的唐宋艳情词》，徐秀燕《温庭筠女性题材诗歌研究》，林春香《温庭筠恋情诗词比较》，张巍《温庭筠的诗法与词法》，刘霁《温庭筠诗歌艺术研究》，余祖坤《中晚唐诗变与词体独立》，张英《论李商隐诗歌与唐宋婉约词的关系》，高骅《诗学背景下词体特征的确立――中晚唐五代诗歌和同时期文人词关系研究》，叶帮义、余恕诚《“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中晚唐诗歌的一种重要走向》，李定广《由诗词关系审视唐五代词的演变轨迹》，李静、唐颖菲《论李商隐和朱淑真两位爱情诗人之以词为诗》，王伟《唐五代诗体背景下词体的形成与发展》，黄立芹《温庭筠品行及其诗词若干问题考述》，余恕诚《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余倩《从温庭筠诗看晚唐诗的词体特征》，过元琛《从李商隐的无题爱情诗到温庭筠的爱情词》，张丽丽《晚唐艳情诗的兴盛与诗学观的转变》等论文。

倪进、赵立新等在“缘情侧艳与诗词一源”一节中论述了温庭筠的词风是其诗风的自然延伸。董希平在“晚唐五代诗歌的演进与词体的确立”一章中论述了李商隐缠绵悱恻的诗情与晚唐五代词中男女情爱的色彩是相一致的，已经具有了温庭筠开创的花间风味；“温李”写情之作在意象、表述方式上是相似的。许总的文章指出温庭筠情爱题材的诗歌创作侧重于感官的描绘，这一特点在温词中得到极端化发展。李中华、韩樱的文章从情感意境、语言技巧、配乐歌唱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风对词风的影响。李然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的诗与词在意境与意象运用上的异同以及他如何以乐府入词。张煜在文章中认为温庭筠的歌诗中出现了词在题材上相对集中的现象。陈如静、王冬艳文从表情深挚婉曲、景物细小静止、意境与凄艳美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歌对词的影响。慈波的文章论述了温庭筠的绮艳诗是诗词过渡阶段的产物。蔡燕的文章论述了李商隐情诗具有从诗境向词境位移的过渡色彩，境界走向狭窄深隐。高慎涛文论述了“温李”诗歌的词化。蒋晓城文论述了“温李”艳情诗在表现方式、意境、风格、体式上与艳情词十分相近。徐秀燕文从女性形象和绮怨风格等方面论述了温庭筠女性题材诗歌与其词的亲缘关系。林春香文从女性形象、意象、主体风格等方面揭示了温庭筠对诗词两种文体的把握和运用以及其恋情诗在婉约词产生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张巍在文章中比较了温诗温词的异同之处，论述了温庭筠以诗法入词。刘霁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由诗入词的诗歌艺术特殊性.余祖坤文论述了“温李”诗歌在意象、意境等方面已极近于词；温庭筠等人将诗歌的移情、烘托、象征等艺术手法运用于词的创作中，促成了词体美质的形成.张英的文章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无题意义等方面论述了李商隐诗与婉约词的关系。高骅文论述了“温李”的古体诗、近体诗与词的关系。叶帮义、余恕诚文从题材、境界、意象、情调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歌渐入诗余的现象。李定广文论述了温庭筠艳情诗词的一体化。李静、唐颖菲文论述了李商隐的爱情诗表现出以词为诗的特点。王伟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借鉴诗情景相交之法而形成委婉含蓄的词风。黄立芹文论述了李商隐诗中的词化现象，论述了温庭筠绮艳诗的创作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对其词的影响，探讨了温诗温词在女性形象、意象运用、意境表现等方面的内在关联。余恕诚文从表现“迷魂”、“心曲”，心象融铸物象，意象错综跳跃，接受楚辞影响等方面论述了“温李”绮艳诗风与花间词风的关系。余倩的文章从总体风格、题材、绮怨形象、意境等方面论述了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诗的词体特征。过元琛文通过李商隐无题爱情诗与温庭筠爱情词在笔法、意象、意境等方面的比较来看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发展。张丽丽文论述了“温李”艳情诗在题材风格、艺术手法、营造意境、语言声律等方面对词的影响。

由此观之，唐诗流变中关于晚唐“温李”诗歌向词体发展演变的研究还比较零散，不够丰富，尚未出现专著。陈伯海先生曾在《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一文中对唐诗研究趋向提出建言：“唐诗流变及其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关系中的一些薄弱环节还要进行深入的探察和剖解，务使历史的总体风貌能得到较为全面而准确的展现，这也是科学总结工作的必要前提。在这方面，我觉得目前兴起的综合性课题研究很值得提倡，无论是对诗人群体、流派、诗歌体式、类别、历史时段、地区风貌以及诗歌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乃至各种文体间的交互影响，均尚有深入发掘的余地，只有把这方方面面的环节把握住了，一代诗史的精细脉络才能清晰无误地显露出来。”[8]因而笔者认为，对本文所综述的这一课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

注释：

[1]缪钺：《论李义山诗》，思想与时代，1943年，第25期。

[2][日]村上哲见著，杨铁婴译：《唐五代北宋词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3]霍然：《隋唐五代诗歌史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4][5]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647页，第661页。

[6][7]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第56页。

[8]陈伯海：《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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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肃森.谈李商隐爱情诗与温庭筠恋情词艺术风格的亲缘关系[J].贵州社会科学，1982，（5）.

[4]杨海明.“心曲”的外物化和优美化――论温庭筠词[J].文学评论，1986，（4）.

[5][日]村上哲见著，杨铁婴译.唐五代北宋词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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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13]迟宝东.词“别是一家”：古典诗词美学特质异趋论――以温庭筠的词与绮艳诗为中心[J].天津社会科学，1999，（5）.

[14]文艳蓉.试论李商隐爱情诗的历史地位[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2）.

[15]许总.论晚唐诗歌唯美倾向的心理内涵与文化渊源――以许、杜、李、温四家诗为中心[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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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诗歌研究篇3

关键词：扬州 旅游解说词 历史中的扬州

扬州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素来人文荟萃、风物繁华，吸引着众多中外游人。对大多数游客来说，来扬州前，旅游解说词是他们了解扬州的主要渠道；等他们到来，除了亲眼看到扬州的美丽之外，那些旅游解说词中的扬州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是所有的旅游解说词都是事实上真实的扬州么？

古人说游扬州要三分看景，三分读史，三分吟诗，另一分欣赏扬州的佳丽。想象着也是有道理的，扬州城历经多少繁华、多少沦落、多少故事、多少噩梦？所以我们在看那细雨、斜柳、青绿、飞燕扑面而来，在享受那怡然自得、诗情画意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到历史中去了解一下真实的扬州。

一、关于杨柳

扬州的市树是杨柳。扬州素有“绿杨城郭”的美称。扬州人与柳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缘，每到清明节，家家户户插柳枝，以示春天植树季节来临。所以扬州才有了“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的美景。

不少旅游解说词中都有隋炀帝给柳赐姓之说。隋炀帝于大业元年下令开通济渠和邗沟，命人在渠沟旁修筑御道，在堤上遍植柳树，这是史籍确有记载的。但隋炀帝赐“杨”姓于柳之说在《隋书・炀帝纪》和《北史・隋本纪》等史籍中并无记载，其真实性有待考证。

“杨柳”最早出现在《诗经》的《小雅・采薇》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南朝人费昶在《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中曰：“水逐桃花去，春随杨柳归。杨柳何时归，袅袅复依依。”这里所提到的杨柳明显是指柳树，现代植物学意义上的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依依”、“袅袅”之态。《本草》载：“杨枝硬而扬起，故谓之杨；柳枝弱而垂流，故谓之柳。”古代由于没有专业的植物分类研究机构，文人墨客们常将杨与柳混为一谈，所以诗句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西汉毛亨的《毛诗诂训传》亦曰：“杨柳，蒲柳也。”清代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亦说：“《诗》言‘杨柳依依’、‘有菀者柳’、‘东门之杨’，皆一物耳。”《尔雅》柽、旄、杨通谓之柳，蒲柳又谓之杨，是皆通名矣。”所以，“杨柳”这个情思缠绵的常见意象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并不是隋炀帝的独创，而描写它的名篇佳句更是数不胜数、俯拾即是，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唐・白居易《忆江南》）“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幕帘无重数”（北宋・欧阳修《蝶恋花》）等等。

从《史记・天官书》知，扬州被称为“杨州”最早可推至秦汉。诗人白居易《隋堤柳》载：“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大业年中场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荫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态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卜。”诗中的“江都”即扬州，隋堤上的柳到了白居易的年代，已因岁久年深而衰朽。这明确无误告诉我们：隋代的扬州就已种植大量杨柳，同时也可推断隋以前扬州肯定已经种植杨柳了。

可见，隋炀帝的种树、赐姓之说，有点儿戏。但是，柳树姓杨，沾了隋炀帝的光，观照于今的现实，仍旧有点知兴替的意义。杨柳之称是否起源于此，还是得由历史考据学家继续去进行判断。然而，这割不断的历史延伸却让人唏嘘不已。

但不管怎样，都割不断扬州种柳的热情。于是至唐代出现了“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杜牧）的盛景，宋代则是“扬州柳垂官路”（姜夔），欧阳修的平山堂“手种堂前垂柳”留千古佳话，而引得坡“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清代王士祯更以“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道出扬州景观的独到和古都的魅力之处。于是才有了柳色满城的扬州。于是虹桥西岸大堤上垂丝拂波、飘逸婀娜的柳树，似乎像一个个饱览沧桑的老人，在倾诉着那流水般逝去的人间万象……

二、扬州琼花

琼花是扬州的市花。据明代《隋炀帝艳史》等小说所述，隋炀帝造龙舟、开运河，是为了到扬州看琼花。于是在许多关于扬州的旅游解说词中，人们也热衷于添上这一艳丽的色彩。但这一说法正史绝无记载。宋人曹玲有诗为证：“阿雯群芳到金屋，不在区区一枝玉，芜城本是帝王家，稗史流传实非录。”阿雯是隋炀帝的乳名，芜城即扬州，可见隋炀帝并非为“一枝玉”即琼花来扬州。北宋时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载：“扬州后土庙琼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扬州府志》：“扬州后土祠有琼花一株，世传为唐人所植”。《甘泉县志》亦有类似记载。明代郎瑛的《琼花辨》：“考‘扬志’，谓琼花或云唐植。”

“琼花”最早见于《诗经・齐风》，《辞海》释为“似玉的美石”，而非花木。后魏张注《汉书・司马相如传》云：“琼树生昆仑西流沙滨，大三百围，高百仞，华蕊也。食之长生。”这显然是神话中的仙树。直到唐高宗时期江都人来济在《广陵琼花志》中赞美琼花：“标格异风卉，蕴结由天根，昆山采琼液，久与炼精魂。或时吐芳华，烨然如玉温，后土为培植，香风自长存。”这是最早可证实在唐朝扬州后土庙种植过琼花的。太宗至道三年王禹作《后土庙琼花诗》云：“扬州后土庙有花一株，洁白可爱，其树大而花繁，不知实何木也，俗谓之琼花。赋诗以状其态：谁移琪树下仙乡，二月轻冰八月霜。若使寿阳公主在，自当羞见落梅妆。春冰薄薄压枝河，分与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涧底，老松擎雪白婆娑。”这是关于琼花最可信的记载，它清楚说明了琼花的形状和其得名的由来。庆历五年、八年，韩琦、欧阳修先后来守扬州，都惊艳于琼花盛开的仙客芳姿。韩琦诗称：“维扬一枝花，四海无同类。”欧阳修赋诗：“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各种记载表明，琼花兴于唐代，自然和隋炀帝牵连不上。

并且，事实上今“琼花”与闻名于世的古“琼花”并非同一物种，古“琼花”早已不复存在，今“琼花”作为市花反映的不过是扬州人的一种怀旧心情。

由于文人们的赞咏，琼花很快就名动朝野，但琼花的劫难也来临了。曾敏行《独醒杂志》、周密《齐东野语》载，琼花曾两度被移至宫中，但都逐渐憔悴；发还故土，又茂盛如初。宋人杜游《琼花记》载：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率兵渡过淮河到扬州杀伐掳掠，琼花也被连根拔去，“小者剪而弃之”。后土祠道士唐太宁对琼花残根浇灌培护，数年才又逐渐长成。正是在这迁移流离和生死劫难中，琼花显示了它非凡的生命力。《洪武郡志》：德佑元年，元军南下，次年占领扬州，南宋亡国，琼花枯死，以后绝迹。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道士金丙瑞将和琼花相似的聚八仙补植在琼花生长的地方代替琼花。可以看出，扬州琼花源于唐，繁于宋，而绝于元。

郑兴裔的《琼花集》对琼花和聚八仙进行了比较：“琼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黄；聚八仙小而瓣薄，其色微青，不同者一也。琼花叶柔而莹泽；聚八仙叶粗而有芒，不同者二也。琼花蕊与叶平，不结子而香；聚八仙叶低于花而不香，不同者三也。”1979年版《辞海》无琼花词条，《花经》上将琼花就解释为木绣球（即聚八仙）。所以现在我们看的琼花其实是聚八仙。

如今扬州平山堂东侧有聚八仙一株，甚荣茂，绿枝扶疏，民间仍呼为琼花。但真正琼花生长之地的后土祠琼花台，只余黄土一堆，琼花芳踪早杳不可寻。

三、关于扬州的诗歌

说到扬州，一些诗句便纷至沓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且不论扬州的风景究竟如何，光是那些名家的诗句，已令我们对那片古老的繁华之地心驰神往，于是这些诗句渐渐变成了扬州的名片。但这些在旅游词中广泛运用的诗词真的都是在歌颂扬州的美丽么？

如徐凝的《忆扬州》以致“二分明月”后来成为扬州的代称。后人不究原意，争相传诵，影响广泛，许多没有到过扬州的人就是从这首古诗中了解扬州的美丽。可惜数百年来人们对这首诗的理解都有些偏差。对这首诗最流行的解释是，扬州的少女们娇美的脸上怎能藏住眼泪，她们可爱的眉梢上也挂不住一点忧愁。天下明月的光华有三分吧，无赖的扬州啊，你竟然占去了两分。殊不知，这里的“萧娘”、“桃叶”其实指的是，“赖”则是“占有”之义，所以《忆扬州》实际是忆人，忆他在扬州遇到的那些“萧娘”、“桃叶”，但后两句却为扬州人接受，赋以新的意义。

再如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给扬州古城增添了朦胧而又永远抹不掉的诗意。殊不知，它的下一句是“赢得青楼薄幸名”。这诗其实是杜牧追悔十年扬州生活的抒情之作。因政治上失意，扬州十年载酒行乐，放浪形骸，回想恍如梦幻，一事无成，到头来只在秦楼楚馆里挣得一个薄情郎的名声。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则是诗人赠别他在幕僚失意生活中结识的一位扬州的歌妓。

所以可见，许多诗词并非是歌颂扬州的，但我们都拿之来宣传扬州。当然借鉴历史是应该的，可是我们也应当了解其中的原意。

虽然旅游解说词中有些故事与历史有所出入，但我们依旧能从中得到很大的享受，从而让我们更加热爱扬州这美丽的小城。当然在迷恋中，我们也应当去了解真实的历史。

时隔千年，扬州依旧是那个容易让人迷失在时光中的小城。历史的陈迹、依旧的风物、曲折的巷陌，总让你有一种走不出的心情。当我们合上历史的画卷时，竟然发现自己又重回了那久别了的扬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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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诗歌研究篇4

隋唐时的舞蹈分为三种：健舞、软舞、剑舞。舞姿矫健刚劲。大多来自西域各族和中亚波斯等地。如唐初的《秦王破阵舞》，是为歌颂唐太宗李世民而作，李世民亲制《破阵舞图》，命吕才依图教乐工120人披甲执戟而舞。舞队摆出各种阵势，“发扬蹈厉，声韵慷慨”。舞蹈不仅具有浓厚的战阵气息，还有一种威慑力，令观者凛然震竦。软舞，舞姿优美柔婉。唐代著名宫廷乐舞《霓裳羽衣舞》高出众舞之上，描写唐玄宗向往神仙而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白居易称赞此舞的精美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唐长安舞乐的代表节目当数《秦王破阵乐》和《霓裳羽衣舞》。它们折射出了盛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文化艺术的光辉灿烂。《秦王破阵乐》属健舞，是由魏征、褚亮和李百药等名人协手写成的。它以威武刚劲的舞姿和恢弘磅礴的阵容再现了唐太宗的文韬武略。直到今天，日本还保存着古代传抄的《秦王破阵乐》琵琶曲谱，并保存有舞姿的图画。唐玄宗即位后，曾对《破阵乐舞》加以改编，改用几百名宫女化妆演出。

与健舞盛传相比，唐代的软舞品种虽多，但流传后世的知名度就逊色多了。但在唐诗中却可以见到对“绿腰”“凉州”等软舞的说辞：“绿腰婉转曲终头”、“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中唐诗人张祜的《悖拿儿舞》还记述了皇宫中一位艺人，闻乐即兴跳凉州舞的情景。关于此舞的来源，众说纷纭，但都带有神秘意味或神话色彩。可靠的说法当然是正史的记载。据《新唐书. 礼乐志》载：河西节度使杨敬述献《霓裳羽衣舞》十二篇。其他的乐曲结束时，一般都有节奏变强烈或急速，惟有《霓裳羽衣舞》结束时更加缓慢。而《资治通鉴.唐纪》里除上述相同的说法外，还有“俚俗相传，以为帝游月宫，见素蛾数百舞广庭，帝纪其曲，归制《霓裳羽衣舞》”的说辞。由这两段记述可以推知，《霓裳羽衣曲》应是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后又经精通音乐的唐玄宗亲自修改加工而成。在中唐诗人王建所写的《霓裳词十首》里，详细记述了《霓裳羽衣曲》乐舞编成后宫廷中的教习和演出场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则详尽的记述了这个乐舞的服饰、音乐和其他相关的资料，成为现代研究《霓裳羽衣舞》的惟一较详实的史料。最早以舞霓裳著名者应是杨贵妃及其侍女张云容。一次，她们伴驾到绣岭宫，张云容表演霓裳舞，跳得妙不可言，出色极了。杨贵妃当场写诗由衷地赞美她的舞姿：“罗袖动香香不已，红渠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唐代长安是东方乐舞的源发地。隋统一中国后，就定了9部乐；盛唐继承了隋的9部乐，并加入唐太宗李世民灭高昌时掳回的乐队，便成了10部乐：高昌、康国、疏勒、安国、龟兹、高丽、天竺、西凉、清商、燕乐。陈乐属唐人自创，清商乐是汉魏南朝的旧乐外，其余的从名称就能推知来自外邦。唐朝在继承和发展秦汉乐舞的基础上，吸收了西域乐舞，使之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唐乐舞。

唐代，朝廷举行盛大宴会，为皇帝祝寿，招待外国使臣，都要演奏十部乐。它集音乐、歌舞和舞蹈于一体的综合演出。诗人李贺《拂舞歌辞》头两句“蛾舞声绝天，空去闲徘徊”就与舞蹈相关，这两句诗可知唱歌的是载歌载舞的歌女，音调很高，歌声响彻云霄，使行云被吸引而驻足徘徊。

据考证知，唐长安流行的乐舞形式多样，流行较广的多达70多种。诗人白居易提及皇宫之中的乐舞说“千歌万舞不可数》，足见其乐舞数量之多。唐代乐舞大多为皇室演出，规模很大。当时流行于长安城的还有一种类似于现代某些曲艺节目的说唱，受百姓喜爱。唐的杂技节目异彩纷呈，有舞剑、走索、球技。

隋代诗歌研究篇5

[关键词]诗经；乐；四始

一、诗与乐的关系

《隋书经籍志》云：“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故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惑。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日谏为谤，故诵讥恶，以讽刺之。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戒。”凡古诗必歌，用歌唱的形式将自己所想表达出来，即为乐趣所在，所以《孔子诗论》中才有“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一说。《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所以古代才有四处采集诗歌的官员，是帝王了解各国风俗、认清自身的得失的一种途径。

从诗的产生原因中可以看出诗的产生与乐相随。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交际频繁，期间的外交家常常引用诗歌用来加强外交辞令，更加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这是因为诗歌言语的生动含蓄，使之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从而导致了诗脱离乐的存在形式，进而诗歌逐渐独立的被人们所使用。

乐在先秦时期也是六经之一，但是由于乐的传承主要是靠乐官传授，是不需要通过书写下来教授的，正是由于乐的传承的特殊形式，记载诗谱的乐经在西汉时期不见踪迹，只保留了乐理以及乐理思想于其他文献之中。

因此可以说，乐经的消失有两个原因，一为乐自身传授的形式，二为诗经可以脱离乐而存在。

二、从“诗”到“诗经”与今本《诗经》

经纬，先经线后纬线，经是根本，所以从“诗”到“诗经”的转变，说明诗经的成为了一个经典，也成为了古人必修的课程。

《诗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是周代社会的生活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夏、殷已上，诗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续，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至秦，独以为讽诵，不灭。”直到西汉初期，儒学渐渐兴起，传授《诗经》的各种学派也相继而起。“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终于后汉，三家并立。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三家诗都采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所写，属今文经学派，金文学派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居于主导的地位，立于学官，但是三家诗并没有共同遵守传授的书籍，到东汉时还在写章句。与三家诗对立的就是古文经学派，毛诗学派，用篆文书写，这种古文经在民间广泛传布。《经典释文》说：“《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

上述所说“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与《经典释文》等书籍中记载有出入。《经典释文》说：“《毛诗》者，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王大毛公，毛公为《诗训诂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清《四库提要》云：“《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然但称毛公不著其名。《后汉书？儒林传》始云赵人毛苌传诗，隋志载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传。然据郑玄《诗谱》、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则作传者乃毛亨，非毛苌也。”

三“四始”

毛诗大序中四始的顺序与论诗中的顺序是不同的。《毛诗大序》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竹书第五简云：“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氏（是）也。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孔子曰：“《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申而绎，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对者也，衰矣，小矣。《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欲焉，大敛财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划分四始以德的大小为依据，颂、雅、风依次从平德、盛德、小德到无德。平者，正也，而平正之德正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堪称德的最高境界。而《诗经》所言则从颂开始，说明，在教授诗经过程中，孔子注重循序渐进的方法，这也给我们今天的教授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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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隋代诗歌研究篇6

摘 要:本文以文体意识为角度,对文学发展史的思路进行了探索研究。先是阐述了文体意识的定义与我国古代文体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文体意识研究要与具体的历史背景结合,并分析了唐宋时期文体的存在的状况和五大主要文体;然后通过唐宋时期文体意识的辨析,提出了古代文体研究应注意的问题;最后重点阐述了文体研究的多面性和文体研究的作用。

文体是指独立成篇的文本体制,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某种历史内容长期积淀的产物。中国文学在唐宋时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且其文体形式也极为丰富。而以往对于唐宋时期文化的研究,则呈现出了一种重内容轻文体的倾向。本文就从文体的角度出发,对唐宋文学中的文体意识,进行探讨。

一、文体意识的定义与研究现状

(一)文体意识的定义

所谓文体意识,按照陶东风先生的解释,即“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朦胧的心理把握”。一般而言,文体意识比较强的人们最热衷于确证规范、辨析源流。

(二)文体发展史与文体意识的研究现状

谈文体意识研究离不开文体发展史的研究,两者不是孤立的,是相互包含与渗透的关系。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文体的发展为基本内核,考察古代文体形态演变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考察古代文学创作、文学观念变革的历史。每当一种新的文体产生,我们的文学史就向前推进一步;每当一种文体成熟,我们的文学史就会增添许多优秀的作品。正是在各种文体的不断产生和成熟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史不断地发展并高潮迭起。

1、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研究现状

我国对古代文学史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是20世纪才开始的。西方学术对我国初始的文学史研究影响巨大,从当时的古代文体形态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来看,古代文体研究未能从实际出发,对中国古代原来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体形态相当忽视。这是因为,以现代学术研究的眼光看,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呈现出是“非文学”的文体形态,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成一体的。故此,为避免以西方的文体形态分类学的框框来套用,削足以适履,我们研究古代文体史,一定要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实际情况出发。

2、文体形态意识的研究现状

唐宋文学的研究以及整个文学史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文学史著作甚丰。突出作家的地位,细致介绍作品的内容,具有清晰的历史的线索等是这个时期研究的特点,也是其存在的理由。但由于这个时期的文学史编写甚至教学过程都是根据时间的序列来安排,以作家或作品为主线,辅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解,呈线性模式编写或讲授。且在文学观念上,则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和研究水平,有重内容轻文体的倾向。在这种文学史里,文体的演进轨迹难以勾勒,文体的发生和发展被作家和作品的线索湮没。文体的演进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自然也无法得到清理。

事实上文体形态是文本存在的基本要素,也是作品的语言存在体。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文体形态看成只是无足轻重的形式,因而忽视了文体形态的研究。其实文体形态并不是纯粹的形式,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文本诸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特殊关系,从而构成了某一体裁的独特的审美规范。而且文体形态具有深广的语言学和文化学内涵。作为一种语言存在体,文体形态是具有一定规则和灵活性的语言系统的语言规则,是依照某种集体的特定的美学趣味建立起来的。人类在长期文学实践过程中创造了文学的体裁及其体式规范,它从萌芽、产生到成熟往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文体形成的历史长河中,个别作家的努力对于某些文体可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或者有综合集成之功,但是从根本上讲,文体形态的形成及演变是长期的集体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结果。

众多学者开始重视文体形态研究是近20年来的事。近年来对某一文体形态史研究的著作,如诗史、词史、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批评史等,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只是对文体形态发展与某一时期文学史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不够,缺乏可信的理论基础。因此,探讨文学史中文体形态的演变规律,了解文人的创作心态,评价各种文体所实现的文学成就,还是一项新的任务。

二、唐宋历史文化时期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

前面我们说我国的文体意识研究要摆脱西方文学分类束缚。研究文学形态要考虑具体的历史背景,研究唐宋文学形态就要熟悉唐宋时期政治、社会背景。唐宋时期不是仅指唐朝和宋朝两个朝代,在文学形态研究中它是指以唐宋时期为最主要历史时期的文学时空。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全面繁荣的阶段,产生了多种文体形态,其中诗和词发展到鼎盛阶段。该阶段包括有隋、唐、五代和宋辽金四个时期。隋朝结束了长期分裂动乱的局面。它巩固统一的措施被唐朝承袭,是唐代封建盛世的前驱。隋代文学是由汉魏六朝文学到唐代文学过渡的桥梁。李愕、王通反对六朝骄丽淫靡的风气,启发了唐代的诗文革新。隋诗中边塞题材之作,开唐代边塞诗先声。唐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唐代文学兴盛的主要社会原因有:

1、没有文学禁锢,思想比较活跃,使各种倾向的作品得以存在和发展,文学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

2、科举制度和均田制度的实行,使得庶族地主力量迅速发展。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掌握了文学发展的主流,打破了宫廷和贵族对文学的垄断。他们比较了解民生疾苦,具有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又能够吸取民间文学的营养,使创作开了新生面。

3、国家的统一使文风融合,统治阶级对儒、释、道三教并重并能包容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各种姊妹艺术的繁荣,都促进了各种流派、风格的建立,促进了变文、词等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

4、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频仍,只有西蜀和南唐偏安一隅。诗词适应了统治阶级酣歌醉舞的需要,得到了发展。宋朝时期加强了中央集权,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主要社会原因如下:

(1)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扩大,通俗文学继唐代之后进一步发展。天下无事,承平日久也助长了粉饰太平的形式主义文风。

(2)统治集团内部新旧党争以及抗战派和妥协派的矛盾斗争反映在文学中,形成重议论说理的时代特征。

(3)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贯穿两宋始终。反映人民疾苦和表现爱国思想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内容。

(4)理学思想统治体系的建立,使两宋诗文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学问、重说教的“头巾气”和“学究气”。

三、唐宋文学中的文体意识辨析

(一)唐宋文体意识研究综述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是唐宋文学。说到唐宋文学,人们会自然想到“唐诗”、“宋词”,这是两种文体所构成的两个最能代表该时期文学成就的文体形态意识现象。其实这只是唐宋文学形态的部分类型。唐宋文体主要有五大形态,分别为:诗、词、文、小说、批评。但不是只有这五种形态,也有很多文体形态在唐宋时期初见端倪,有的在以后时期逐渐兴盛起来。有的是在前代的历史时期已经出现,但并没有在唐宋时期兴盛起来。

一种文体的发展兴盛并不具有明显的时间性。所以,从文体的发展角度来讨论文学的发展,必须超越时间的界限,要明白一种文体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完全与一个朝代的生灭同步。这样,在中国文学史或唐宋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涉及各种文体演变时,必须突破朝代的限制,或上接前代文学以见发端,如对律诗的形成、唐传奇的产生和批评的形式的探讨;或下延后代文学以见发展,如对词的演变的探讨就涉及到曲的形成。

(二)唐宋文体意识研究细说

依据前面所述研究的思路与要点,结合近年从强化文体意识的角度对唐宋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笔者进行了一些思考。

从文体演变的角度看,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宋诗是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对唐诗和宋诗所展示的艺术境界以及表现出来的各种复杂思想、情感的探讨,可能对领悟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有所裨益。唐诗繁荣,除去社会条件有利于文学发展外,还取决于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楚辞》浪漫主义传统,汉魏诗人学习民歌讽刺时政、反映民间疾苦的经验,以及六朝以来山水田园的描写和声律技巧的运用,都为唐代诗人批判地继承,使唐诗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完成了新体诗是唐诗最大的特色。对诗歌部分的研究应直接从新体诗的源流开始,讨论的时间也应从六朝开始。声律论的发现是新体诗的完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它是后来的律诗得以问世的前提。最重要的诗人是杜甫,他把律诗的写作推向了古典诗歌的顶峰。因此,对声律论和杜甫的讨论就应该相对集中。杜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虽然不是律诗的开创者,但他在律诗写作上的追求上,既有完善的一面,又有突破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杜甫成为一位真正的集大成者。笔者从文体角度切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基于诗歌在诗人的心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容可以怎样把握的思考。从诗歌创作的情绪性质看,我试着将诗人分为“入世”和“出世”两大类,介于这两种之间的情绪是“伤感”。这三种是中国诗人或文人在下笔写作时的最重要的情绪。我希望以这样的认识来对唐诗和宋诗所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进行把握。在唐音宋调中,充分汲取近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文学史现象做出比较细致的解说。当然这样的理解显然是“取其一端”也无法面面俱到地对唐宋诗歌作全方位的论述。

唐宋文学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词学。两宋时代,虽然少了唐朝的强盛和自信,淡了少年的梦幻色彩,在政治上军事上懦弱退缩,但经济继续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视文人和文化的时代。两宋二百年间绝少看到文人动辄丢掉性命的记载。因文化政策的宽松以及科举的大规模扩招和文人待遇的优厚营造的承平文化,簇拥着两宋时代的文学颇如满身稚气的书生,充满活力,率尔前行:散文高和唐人大调、诗歌另辟理性余响,而词作更是气象万千,摇曳多姿,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在词学的研究中,应着重从诗词异同的角度对宋词的特点进行分析,重点是在对“异”的分析,立足于对词这一文体的个性的掌握。从词的特点、风格、结构、修辞与意境以及词人的心态等方面进行分析,在充分汲取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对词的特色有所把握。

在古代文体形态中诗是吟的,词是唱的,而文章则是写的,小说就是说的(口头文学)。从不同文体的写作状态和传播形态来研究形态文学史,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唐代传奇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小说在成熟的标志。对于小说的文体特征得研究,则应从叙事文学的角度和传播的角度来加以考虑。鲁迅关于“小说的自觉”的观点成为经典性评论。

中国唐宋八大家的成就是古典散文建立的标志。对古典散文的研究应对韩、柳、欧、苏文章的特点进行分析,这是重点所。值得注意的是,骈文在语文中的意义,骈词丽语其实是汉语的一个优势,关键是“度”的掌握,过犹不及,这是中国文章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启示。现代文与古文整体上的区别是骈体文彻底退出文章领域。而骈偶语在文章中的存在,则是十分自然和合理的现象,因为这是汉语的优势。

在唐宋文学里,有一个很少引人注意的文学形态是批评。批评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著作中起源很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有所体现。但中国文学批评形式的多样性,是在宋代形成的,代表性成果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中国文人从此有了一种最佳的批评形式。但诗话这种随意性的评论文字,对中国诗学理论的体系的建立,似乎没有太多的帮助。中国文人从中得到的乐趣,却是十分的丰富。中国文学批评的自成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独特形式有直接的关系。

青词在唐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但这种形态还没有引起太多人去研究,它源于上古时代人们祭祀的祷文。在唐宋时期可以见诸于好多文献,如《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全宋文》、《文渊阁四库全书》阅读这些作品,可知青词在唐宋时期已经是一种有专门用途和独立形态的文章体裁。故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吴曾棋《文体当言》等明、清人的文体学著作或文章总集都有青词一类。

四、结 语

本文以文体为纲绳,在文体意识统摄之下进行阐释古代文学,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例如对某种语言体式传承关系的研究,对母文体之下子文体的组成形式和演变规律的研究,对某种艺术技巧形成、发展的过程研究等等。认识文学发展的历史,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研究文学“写什么”的范围之内,而应该上升到去研究文学“怎样写”的层次之上。在做文体意识研究的过程中应注意从文体特征人手,在论述中做到文体史演变与文学史描述的有机融合,分析各种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史发展中呈现的合力,并探求文体兴衰的规律性问题,从而对文学史进行新的探微。万古中华文脉深,管窥蠡测未得神;随处留心多翻检,艺海拾珠粒粒珍。限于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学识的局限,尚未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程度。本文意在抛砖引玉,还望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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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 陆机.文赋等.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隋代诗歌研究篇7

关键词：历史教学；诗词章句；教学内容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04-195-01

“诗言史，史含诗”，文史结合历来是中国学术的传统。有些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且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历史，有的诗词甚至概括了历史现象的本质，总结了历史规律。因此，现今保存下来的许多作品对学习和研究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类作品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在历史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笔者试就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如何利用诗歌魅力提高历史教学效率。?

一、利用诗歌课巧妙导入新课

在我们的历史教学中，应做到每节课有一个精彩的开头即新课的“导入” 。一个精彩的导入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可以产生强大的吸引力，牢牢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为教学活动顺利地开展和教学目标的圆满完成做好了铺垫。历史课的导入方式多种多样，其中诗歌导入不失为较好的一种方式。

笔者在平常的历史课堂教学中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南宋的统治”可由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引入。宋统治者偏安于江南名城杭州，醉生梦死，贪图享乐，不思收复土地，陷害打击主战派，必将重蹈汴京之覆辙。另一类引用学生课内没有学过的诗句如“安史之乱”可引用杜牧《过华清宫绝句》和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春霄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期”、“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由诗句谈起安史之乱的原因，再转入课之分析，这样也比较自然、生动。

二、利用诗歌魅力加强德育教育

历史教学除了要传授历史知识以外，还得渗透思想教育，而爱国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历史课常常要讲到一些名垂千古的英雄人物，同时也会提到一些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对英雄人物的颂扬，对反面人物的鞭挞，是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主要内容。此时，如果引用一些含义深刻、生动感人的诗文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戚继光的“封候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体现了这位金戈铁马的将军在抵御外侮战争中所表露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的思想品质；岳飞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言明了自己彻底消灭强敌的决心；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了文天祥决心坚守民族气节，为反对蒙古贵族的民族压迫而献身的精神；叶挺《囚歌》“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列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反映了叶挺渴望自由，但决不屈服黑暗势力的革命精神，表现了一个革命军人的崇高气节……。这些诗词的引入，使对学生进行的理想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就完成了。

三、利于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

我国古代诗歌一向就有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史诗”之作俯拾皆是。这些诗歌能够生动、鲜明地补充教材的基本史实，巩固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例如杜甫的《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向我们展示了“开元盛世”时经济高度繁荣的画面。有时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实质还可以通过诗歌表现，如讲《甲午战争》时，介绍爱国英雄丘逢甲的《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就会使学生感受到马关条约的巨大危害，效果远远好于单纯讲条约内容。

四、利用诗歌魅力 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中学历史学科的能力主要包括观察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其核心是思维能力。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也是现代教学改革的着力点。把古代诗歌引入课堂教学对提高学生思维能力是有益处的。古代诗歌能表达最深刻的思想或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浓厚的求知欲望。如著名元曲的结尾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诗中“兴”、“亡”的强烈对照和“百姓苦”、“百姓苦”的一致，表现出极大的历史反差，展现了文明史肌体上的深深伤痕。在这反差和伤痕中到底隐藏着什么呢？这是诗歌涌出发人深思的疑问。

关于“隋朝大运河”的历史，要求学生掌握隋朝开凿大运河的目的，记忆它开凿的时间、地理位置以及它的历史影响。如何评价大运河呢？唐朝诗人皮日休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诗意浅显易懂，蕴涵着辨证的思想，比较客观辨证地分析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这历史行为。一方面，由于开凿运河，致使沉重的徭役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另一方面，运河开通后，大大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巩固国家统一和促进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在教学中引用此诗，既可以辅助学生掌握知识，锻炼阅读理解史料的能力，又可以培养辨证思维的能力。

隋代诗歌研究篇8

关键词：唐代、诗文、史料、工艺美术、《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

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曾长期逡巡不前。原因自有种种，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就是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没有充分展开。诗文占了古代文献的很大比重，它就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宝藏。在系统利用诗文讨论工艺美术方面，我曾做过一些尝试。下面拟以唐代为例，说明诗文的工艺美术史料价值。十年前，我出版过一本书，名为《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全书的文字主体是正文和史料简编，史料简编共收入文献史料735则。其中，191则出自《全唐诗》，45则出自《全唐文》，大约分别占到了26%和6%。此外，我把自认不甚重要的文献史料放入注释，注释又分别引《全唐诗》15处、《全唐文》19处。由此可知，在古代工艺美术研究中，诗文极其重要。还应说明的是，《全唐文》中的不少工艺美术文献转录自编撰更早的《册府元龟》和《唐大诏令集》等典籍。对于它们，我引用的是《册府元龟》和《唐大诏令集》等，而不引《全唐文》，因此，前述的45则史料和15处注释也不包含它们。对于本文，逐一录出诗文史料并无必要。以下仅挑选若干自认价值甚高的，归类说明诗文史料的重要。

一、说明装饰演进

对于工艺美术，装饰至关重要，它涵盖的内容有构图（即图案组织），有色彩，还有包括主题和辅饰或辅纹的题材。由于是等级制度的物质体现，由于每每制为服装而最具展示性，装饰的典型是丝绸，丝绸装饰主题的演进最能体现社会审美的变迁。隋唐五代完成了中国装饰主题由鸟兽向花卉的转折，丝绸装饰的表现最典型。不过，丝绸属有机物，易腐难存，当年的丝绸主要发现在气候干燥、利于保存的新疆、青海、甘肃。西北的发现固然重要，但毕竟远离文明的中心区。中心区的丝绸采用什么装饰？除去扶风法门寺地宫、苏州灵岩寺塔中心窟的零星收获与日本奈良正仓院、法隆寺等的若干藏品外，实物没有提供更多的知识。幸亏有大量的诗文留存，它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信息。中国古代，有大批丝绸服装用于国家仪典，它们的装饰都有固定的程式。在我讨论隋唐五代丝绸装饰主题演进时，没有把它们包括在内。讨论中，共征引文献62则，其中，50则出自《全唐诗》，7则出自《全唐文》。从诗文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隋和初唐装饰主题多系走兽和飞禽，间或有狩猎图像，尽管对花卉纹样也有报道，但它们大多以辅纹的形式出现；盛唐，走兽减少，禽鸟数量大增，花卉和几何纹样大量成为主题；中晚唐和五代的情况相似，走兽纹所占比重还在降低，而禽鸟和花卉已成主流，花卉的种类不断增多，地位在逐渐上升。若以诗文对证各地不同材质的考古收获及传世品，丝绸装饰主题演进的轨迹还能看得更加清晰。如果弃用诗文，得到这个认识很难想象。尤其是诗文提供的是文明中心区的资料，工艺美术品又主要出产在这里，因此，对于讨论全中国的工艺美术，诗文的史料价值绝不亚于得自边陲的考古资料。

二、提供定名依据

对于许多古代装饰、造型、作品的命名，学界虽有成说，可惜，其中也包含着若干失误。唐代的瑞锦就是命名失误的典型一例。20世纪50年代，一位备受敬仰的大家指出，瑞锦的纹样取“瑞雪兆丰年”之意，其题材为花朵，其结体若雪花，呈放射状（图1）。于是，大批专家都将这类纹样的织锦称为“瑞锦”。其实，它的装饰不过是宝相花纹。“瑞锦”一词确实屡见于唐代文献，但梳理文献之后便会发现，瑞锦之“瑞”，指的是祥瑞，被文献点明的题材主要是盘龙、鸾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等祥禽瑞兽，也包含少量有吉祥含义的花卉。当然，这个认识主要得自《历代名画记》卷10《窦师纶》条、《唐大诏令集》卷109《禁大花绫锦等敕》、《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等。不过，唐代诗文已经足以解说“瑞锦”的装饰主题，如杜甫诗中的“花罗封蛱蝶，瑞锦送麒麟”（《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全唐诗》卷227）；温庭筠诗中的“天犀压断朱鼹鼠，瑞锦惊飞金凤凰”（《醉歌》，《全唐诗》卷576）；佚名诗中的“千花开瑞锦，香扑美人车”（《浣纱女》，《全唐诗》卷27）；李峤文中的“跪开缄题，伏视纹彩。烂若朝霞之初起，灿如春花之竞发（《为武攸暨谢赐锦表》，《全唐文》卷246）。显然，瑞锦之“瑞”，仅指题材，并不涉及纹样的结构。若干文物在当年会有不同定名。于此，设计精妙、制作考究的香囊（图2）是个佳例。因为法门寺地宫里的实物有石刻《衣物账》对证，称之为“香囊”并无疑义。不过，按字义理解，囊形近袋，如此定名又易于招致对造型理解的迷乱。因此，自中唐始，它又被称为“香球”，如元稹《香球》诗云：“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恻，犹讶火长烧”（《全唐诗》卷410）。显然，与“香囊”比较，“香球”的命名更能体现器物的造型特点，故在后世应用更多，“香囊”之名反而不彰。说到唐代诗文对于文物定名的意义，最好的例证是缭绫。1987年，法门寺地宫发掘，获得了一种“土红色砑光绫”。它在平纹地上起斜纹花，每平方厘米内，经丝74根，纬丝28根，厚仅0.05毫米，织成后，曾经碾砑加工，故丝线扁平而薄，几乎将织物的孔隙全部填死，使表面光滑如纸。称之为“砑光绫”固然不错，但它在唐代如何称呼，仍然是个问题。参加发掘整理工作的王亚蓉女士披阅文献，在唐诗里检出两首诗，诗云：“缏处直应心共紧，砑时犹恐汗先融”；“四体著人娇欲泣，自家揉损砑缭绫”（韩偓：《余作探使以缭绫手帛子寄贺，因而有诗》《半睡》，《全唐诗》卷682）。由此证实，土红色砑光绫就是在唐后期声誉不让织锦的缭绫。

三、揭示器物用途

古代一如今日，一器多用的情况往往有之。如盏，可以饮酒，同样也能饮水、饮茶；又如注子，可以贮酒，同样也能贮水。器物固然常常有其主要的用途，但次要的功能也不该忽略。比如香囊，通常是随身携带的熏香器具，但唐诗还记录了它的暖手功能，白居易“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江南喜逢萧九彻》，《全唐诗》卷462）的诗句就把这个功能明确点出。应该特别留意的是，记录香囊也被用于暖手的文献仅此一例。考虑到香囊内置香火和自身的金属材质利于导热，白诗的记录应当可信。已知打造香囊的作坊目前仅知少府监中尚署，而按《唐六典》卷22的记载，中尚署进香囊在寒冷的腊日（十二月初八），这样，香囊的暖手用途就被凿实了。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只金花银结条笼（图3），华美精致，故而备受关注。在两位著名专家的导引下，研究者常说，它用来烘焙茶，或者贮存茶饼。因为出土在佛教寺院，而僧人与茶事的关系历来密切，故结条笼子的这种用法自然于理有据。不过，当年的诗文却另有说法。杜甫《往在》诗云：“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全唐诗》卷222）。令狐楚的《进金花银樱桃笼等状》说得更明白：“伏以首夏清和，含桃香熟。每闻采撷，须有提携。以其鲜红，宜此洁白”（《全唐文》卷542）。已知描述结条银笼的唐代文献仅此两则，它们异口同声，都说这种笼子是采摘、提携樱桃的容器。因此，虽然不能说结条笼子不能被用来烘焙茶或贮存茶饼，但采摘、提携樱桃起码是它当年的主要用途。这全是诗文提供的知识。如果联系到当年的好尚，采摘、提携樱桃的用途还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唐人好色”，银丝笼上编金丝花，已经华美异常，再内置红樱桃，红樱桃还难免配绿叶，这个色彩效果真可谓华美绝伦了。而“唐人好色”的文献证明也大多来自诗文。

四、主要知识来源

从文献的角度讲，对于绝大多数古代工艺美术品类，全面的知识要靠多则记载获得。不过，史料价值还有高低之分，而一些诗文则具有很高的价值，是基本的史料。杜甫久享“诗史”之誉，但对于讨论工艺美术，更有史料价值的是白居易诗。在《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的史料简编里，编入诗歌191首，其中，竟有29首为白诗。此外，还编入白文三篇。白居易诗歌里，《缭绫》《红线毯》《百炼镜》（《全唐诗》卷427）的工艺美术史料价值最高。它们都出自“不为文而作”“其辞质而径”“其事核而实”的《新乐府》，都是今日了解这三个品类的基本文献史料。如果说，缭绫和百炼镜还有较多的其他文献与实物可做补充，那么，讨论红线毯就必须大抵依靠白诗了。诗中说到了红线毯巨大的尺幅，描写了其柔软厚重，提示毯上有花纹，记录了每平方丈用丝的数量，叙述了宣州进毯的具体时间。倘若没有这首白诗，关于红线毯，今人只能猜测了。唐代的襄阳出产一种著名的漆器，名曰“库路真”。库路真，还有“库路贞”“库露真”的同音的两种异写，由此可知，它是个音译的外来语词。尽管《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里的土贡资料都记录过它，但统统语焉不详。所幸，还有皮日休的《诮虚器》诗（《全唐诗》卷608）。诗云：“襄阳做髹器，中有库露真。持以遗北虏，绐云生有神。每岁走其使，所费如云屯。吾闻古圣王，修德来远人。未闻做巧诈，用欺禽兽君。吾道尚如此，戎心安足云。如何汉宣帝，却得呼韩臣。”虽然皮诗也欠具体，但依然令关于库路真的知识大大拓展。据皮诗，库路真是种很华丽、糜费很多，而又不大耐用的漆器，被帝王用来馈赠西北少数民族领袖。这应当也为寻找实物提供了线索。1945年，阎文儒先生在甘肃武威发掘到吐谷浑王子慕容曦光墓（738年）和出降吐谷浑的金城县主墓（719年），获得了银平脱的漆碗和金平脱的马鞍。由于墓主人都与西北民族首领密切相关，金银平脱漆器也极华美，还靡费巨大，且不很耐用，这些都与皮诗的描述吻合。因此，可以判断，金银平脱漆器就是当年的库路真。工艺美术现象通常要靠多则文献获取知识，其中，诗文发挥的作用往往极大。比如刺绣佛像，其文献史料就大多来自诗文，仅只《全唐文》，就有几十篇。当然，由于它们大多仅只笼统赞美，虽展现了绣造的兴盛，但未做具体描述，因而没有进入《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的史料简编。不过，收入的5则十分重要，或者反映了绣像之风由皇家引领，或者记录了刺绣者的姓氏、姓名，而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绝大多数能工巧匠的姓名早已湮灭无闻。之所以说到绣像，是因为它在刺绣史上有重大意义。有唐一代，佛教大盛。佛教讲究供养，于是，绣像就成了善男信女的功德大事（图4）。做功德须精细，越精细才越见诚心，绣像要竭力完美地表现法相的尊严，以至西天乐土的盛况，这就催生出刺绣的新针法。中国以前的针法大抵是辫绣，但只凭短针相接，色彩一定滞涩，形象一定呆板。大约在中唐，创造出平绣法（图5）。它以细密的绒线往复交接，既可使线条光润平滑，又能令色彩浓淡相宜，更适于大面积地表现形象。平绣法的出现引来了中国刺绣的革命性进步，以后的针分翰墨之长，线夺丹青之美，令中国刺绣名扬四海。而其基础的奠定却是在唐，起因就是绣像。

五、唯一文献史料

唐代，烧造白瓷的窑场不少。但远在西南，居然也有白瓷窑，其产品的胎体、釉色、烧结程度被诗圣杜甫详细描述过。诗曰：“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全唐诗》卷226）。杜甫流寓四川多年，所言必有依据。不过，在大邑，还没有找到唐代的瓷窑遗址，而唐代文献中，谈到大邑白瓷的，也仅知这首杜诗。唐五代的长沙窑彩绘瓷（图6）虽畅销海内外，但文献绝少。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全唐诗》卷468）中的“湘瓷泛轻花”，虽被认为是在说长沙窑器，但并未明言窑址，而“湘”地的瓷窑还有多处。这样，肯定谈到长沙窑的唐代文献仅存晚唐李群玉的一首五言律诗《石渚》了。诗云：“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全唐诗》卷569）。之所以认定李诗歌咏的是长沙窑，因为考古学已经证实，长沙窑遗址沿湘江分布，自望城区的铜官镇至石渚湖，绵延十里，如今讨论长沙窑的专家也常常以石渚的发现为依据。应当说明的是，李群玉这首幽默诙谐的诗歌，调侃了因烧造瓷器带来的生态危机，包含了破坏地貌、滥伐林木、污染空气、噪声扰民，或许是中国的第一首环保诗了。而其工艺美术研究意义在于，生动描述了当年长沙窑的大规模烧造。唐代的香囊在今日声名赫赫，不过，为人熟悉的仅是银制品，但是在唐代，最著名的一只香囊却是丝绸制品。它是杨贵妃自缢时佩带的那只，被载入《旧唐书•杨贵妃传》。或许因为当代学人对金属香囊闻见太多，故杨妃香囊也被误判为金属制品。可惜，唐人的说法不同。已知关于它的最早文献是张祜的一首七绝，赋诗之时，去杨妃自缢尚不足百年。诗称：“蹙金妃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难为君王重解得，一生遗恨系心肠”（《太真香囊子》，《全唐诗》卷511）。诗中的“蹙金”，已经说清质地。蹙金是装饰丝绸的一种刺绣做法，即把捻金线盘钉在绣地上以为花纹。晚唐的蹙金绣已经出土于法门寺地宫（图7），而在当年的文献里，“蹙金”也屡见不鲜，仍无一不是在说刺绣。如杜甫的名篇《丽人行》便有句云：“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全唐诗》卷25）。有心人都会同意，不能把艺术史做成现存实物的历史。因此，对于那些已无实物对证的艺术现象，现存唯一的文献史料就显得更加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