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杨弘墓志》考异

近得隋代河间王杨弘墓志拓本。墓志为近10年所出，未见记载。由拓本可知，墓志为正方形，边长为49厘米。右上角稍残，第1行第3字“柱”字右旁损，第4、5、6行的第1字“九”“刺”“后”上半部损，墓志的左半部及下半部有多处泐(lè)痕。志文31行，行31字。全称“隋上柱国太子太保雍州牧河间恭王墓志铭”。

杨弘是隋代开国皇帝杨坚的族内兄弟，是隋初显赫一时的人物。检《隋书・河间王弘列传》与志文对照，发现二者所记有许多差异。墓志为当时人所写的文字，虽可能有溢美之辞，但关于志主职官、生卒年月、地名等当不会有大错。一般来说，这种第一手资料应该比后人的记叙要准确许多，对文献记载有补缺纠谬的意义。

志文第2行记载：“王讳弘，字义深，弘农华阴人也。”《隋书》本传则为“河间王弘字辟恶，高祖从祖弟也。”除本传外，《隋书》上其他篇章如《高祖纪》《炀帝纪》等均称杨弘字为“辟恶”，而未见“义深”一说。按照中国人取名取字的习惯，名与字是要有一定关联的，杨弘，字“义深”，较“辟恶”意义应更关联、更可靠一些。墓志第4行记载：“父孙，尚书令、定州刺史、河间怀公。”本传云：“父元孙。”《隋书》还有数处称杨弘之父为“元孙”。再者，墓志上称弘父为“河间怀公”，而《隋书》上则为“寻赠其父为柱国，尚书令，河间郡公”。一为“怀公”，一为“郡公”，称谓稍有不同。“怀公”之“怀”当是谥号，与此墓志第1行称“河间恭王”一样，“恭”字也应为后封的谥号尊称。墓志第9行称“授大都督仪同大将军”。本传记载：“及上受禅，拜大将军。”“大将军”与“仪同大将军”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仪同大将军”在隋代为散官。墓志第11行：“开皇元年初，封永康公，授右卫大将军。寻改封河间王，邑五千户。进授右卫大将军，顷之加上柱国……”(《隋书・帝纪第一》中有：“开皇元年……五月戊子……(封)永康郡公杨弘为河间王。”(《隋书》本传上也有：“其年立弘为河间王，拜右卫大将军。岁余，进授柱国。”“柱国”在战国时是楚、赵等国设置的最高军事官职。位高者称为“上柱国”，次一级称为“令尹”，后来只作为军功名。隋代时的“柱国”已成为武职散官的名称，是一种表彰军功的名称与待遇。墓志17行：“开皇三年，授使持节，总管宁、敷、幽三州诸军事，宁州刺史。”《隋书・帝纪第一》：“三年六月……己丑，以河间王弘为宁州总管。”本传曰：“出拜宁州总管进位上柱国。”墓志上除了有“总管宁州”一职外，还有“宁州刺史”一职。隋制，总管主掌州内军事事务，刺史主掌州内行政事务，墓志18行记载杨弘开皇三年“寻转秦州总管”。20行：“未几，改授蒲州刺史，俄而徙镇江都。”本传：“未几，拜蒲州刺史……每晋王广入朝，弘辄领扬州总管。及晋王归藩，弘复还蒲州。”由此可知，杨弘虽为蒲州(今山西南部)的刺史，但时时还要兼管南方扬州、镇江一带的事务。墓志21行：“大业元年授豫州牧。”23行：“大业元年授太子太保……大业二年授雍州牧。”《隋书・帝纪第三》：“大业元年……改豫州为溱州，洛州为豫州。”检《隋书》上此年所记大事，未见有给杨弘授豫州牧的记叙，倒是大业元年(605年)正月有“以豫章王柬为豫州牧”的记录。杨弘为豫州牧，或是正值洛州改称豫州时其所任的职称。而大业元年闰七月授“河间王弘为太子太保”却有明确的记录。至于墓志上“大业二年授雍州牧”一事，《隋书・帝纪》和本传上均未言及。检商务印书馆1931年所出《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雍州”条，其中有“河间王据长安，州安定，今甘肃固原县，又移新平，今陕西彬县治。”等语。可知当年杨弘居长安而兼领了长安所在地雍州的州牧是很有可能的事。墓志25行：“大业三年三月廿三日遘疾薨殒。”《隋书・帝纪三》：大业三年“三月……乙卯，河间王弘薨。”检陈垣所著《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出隋大业三年三月廿三日为“壬申”，而不是《隋书・帝纪三》上所说的“乙卯”。隋大业三年三月的“乙卯”日应是“十六”日。杨弘去世的时间《隋书》与《杨弘墓志》上所记有着较大的差异，加上前面所说杨弘的字为“义深”与《隋书》也是不同，此二点应是校考《杨弘墓志》所得出的最有价值之处。

数年前，西安城中曾见一唐代墓志，由于此地唐代墓志出土较多，民间发现者曾送至多家博物馆都未得到重视。故此墓志后来由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不久即考出此墓志主人为唐代日本留学长安的学生井真成，这是一件罕见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日双方都为之激动，并频频开展了关于此墓志的研究与交流活动。而当时未能收藏此墓志的博物馆这时却只能大呼后悔了。我们常说，收藏家，特别是喜欢古籍碑帖的收藏家，一定要注意对藏品文化、历史内涵的研究与考查，不可仅从市场价格来判定藏品价值的高低。如果我们能认真研究，发现藏品隐含的文化、历史、艺术价值，这件藏品就一定会展露其不凡的收藏价值。

责编　潇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