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1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推进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和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对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分认同。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福山等人宣扬“历史终结论”,卡尔·波普尔等人宣扬“历史贫困论”,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失望。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没有根据和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它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是反不掉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同时也正在被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牵着鼻子走。纵令像詹姆逊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鼓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全球化运动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导着历史发展的新航向,把世界各国打造成“电子村落”,利用和平手段,制造出“全球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丽幻象。这是一种可称为“全球化”新品牌的历史决定论。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又在顺从和崇奉“全球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应当对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念进行鉴别和分析,同时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那些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可能会消解主流的或主导的历史观念,甚至会流于平面化、无深度和浅层次,但对克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有启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产生怀疑一切和随意解构和颠覆历史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消解了那些应当消解、改写了那些应当改写和重塑了那些应当重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架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是高喊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如强调正史时,适当地重视野史;表现大历史和对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时,不应忽视小历史和对小历史的微小叙事;坚持历史的决定因素时,要考虑到历史的中介因素;凸显历史的必然性时,应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描写历史的中心领域、主导性、同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正面因素时,要努力发掘和表现历史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把这些显示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视为合理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加以整合创新,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质上可以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西方现当代的历史理论往往表现出从不同的视域和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历史的精神意向。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对人的压抑,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西方的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带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特征,表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驾驭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祈求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和憩息。他们编织出诸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乃至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的美丽花环,以供或自恋之精神需要。

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强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作为非占有者的人们的压迫和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或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当历史压抑人时,人应当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方面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当历史有益于人,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必须反对一切倒退的企图,抛弃一切用幻想和思辨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剂,不要迷信一切非实践的批判活动的功能。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思想的、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所有这些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一切形式的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参考文献]

[1]格林布拉特,古恩主编.重新划界[M].纽约:美国现代语言协会,1992.410.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96.

[3]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AnAnalysisofNewHistoricismTrendofThoughtinLiteratureandArt

Abstract:TheappearanceofNewHistoricismtrendofthoughtinsocietyandculturemarksanimpor-tantturninwesternacademicideas.ThebasicconceptinNewHistoricismis“inter-textuality”.Ines-sence,NewHistoricismisahistoricismthatdealswithhistoryimaginativelyandsubversively.Provid-edwiththefeaturesofpost-modernism,NewHistoricismputsemphasisontheinterventionofsubjectandtherewritingofhistory.NewHistoricismisagainstthetraditionalhistoricismandformalism.Itbreaksthroughthevergeofliterature,andcreatesanopeningspaceofresearch.TheconnectionofNewHistoricismandculturalstudiesexpressesastrongpoliticalinterestandideology,andthedualityofdeconstructingthehistoricalmaterialismontheonehandandsupplyingadeficiencyforthehistori-calmaterialismontheotherhand.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2

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丁谦就在浙江图书馆出版了关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传的考证文字。1949年以前关于民族史的论文约有60余篇，其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实的概述和文献的考订。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1928）、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卷13，1933年）、韩儒林《边陲石刻跋文译丛》（《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文革前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资料的介绍，关于民族团结、和亲问题的论述。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个时期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专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卢勋、萧之兴、祝启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大汉族主义情绪。文革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璆、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昇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烺《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昇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文革”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珮《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与历史研究最为密切的学科是考古学和古文献学。敦煌吐鲁番学既属于考古学，又属于文献学，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分离的状况应该改变。过去少数治敦煌吐鲁番的学者不太熟悉唐代基本文献资料，而许多治隋唐五代史的学者不太熟悉敦煌吐鲁番文书，随着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日益书籍化，相信其文献价值会更便于治唐史者利用，而许多敦煌吐鲁番学家也将从文献校录的基础工作中脱身，从而有利于隋唐五代史研究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合流。

隋唐五代毕竟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横断面，期待有更多的唐史专家兼通宋史。唐代后期的许多变化是在宋代才显露出来的，宋代史籍中的一些关于唐史的资料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史学观念的更新也会带来新领域的开拓，诸如隋唐五代民众的宗教意识与宗教信仰、社会思潮等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还有家庭史、疾病史、舆论史、森林植被史等有待拓展。有些已经有研究成果的领域，如社会史、人口史、经济史、文化史，还需要摆脱就事论事、一味堆砌史料的叙述与写作方式，寻求新的叙事框架、范式与结构。为此，要加强与海外学术同行的交流，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选题意识，也许是能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一部面目不同于50、60年代出版的同类著作的新的隋唐五代断代史的出现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一旦我们能够从中国古代史的通史角度来审视隋唐五代的历史发展，一旦我们的史学观念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一旦各个专门史研究有了比较大的突破，那么新的隋唐五代史综合性著作的问世便会水到渠成。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3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33.5

一、搞好历史课程设计，以探究问题为目的

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和特点就是尊重历史、尊重真实，汲取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优秀文化和优秀成果。在中学的历史教学课程设计中，必须要在坚持基础性的同时，紧密的结合时代特征和时代进程，联系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更要关注学生生活，关注学生全面发展，这也是新课改中关于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在把握这一理念的基础上，一是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要在对基础知识把握的前提下，体现和突出多维度、多视角、多层次以及多类型，以进一步的引导和启迪学生全方位的去思考历史，进而开阔了视野，为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提供多方面的依据。二是课程的设计过程中应当减少教师单纯讲解历史知识的比重，增加互动和讨论等环节的比重。三是课程设计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能力，以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宏观历史体系。没有问题是谈不上学习和研究的，有人曾说：正是问题才把只不过是小碎石的东西变成了历史的证据。然而，以往的历史教学往往是固定式的，对于学生来说，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探究性问题，或只有肤浅的问题，要不然就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如被动接受、死记硬背、机械重复）。历史教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使学生发现问题，探讨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所有的教学方法都应该是为了探究问题而设计的，都要给学生机会去了解事情的基本情况，使学生去深入探讨。

二、使用问题教学，培养自学能力

1.使用问题教学法，引入自学之门。上课后，先提出一至两个能概括本课主要内容的问题，然后让学生自主学习课文，通过思考，将本课内容进行简单概括，再由教师补充讲解。

2.善于设疑，促使自学深入。自学指导贵在设疑，学生创造精神，创造性格和创造习惯养成的核心是"疑"。疑应设在何处？一般说来，设在讲课的开头、讲课的重难点、讲课的街接处、讲课的结尾以及教材中易使人乏味的地方，这样来锻炼和促进学生的自学能力。

3.学会运用联系比较法，扩大自学的效果。联系比较可以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包括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比较，同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横向联系比较，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比较，中国历史和世界史之间的联系比较，历史学科和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比较，历史演变和现实生活、时事之间的联系比较等各个方面。把历史上有关联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点，促使学生思维，形成准确、清晰、完整的历史概念。

三、注意教学策略，改革教学方法

作为历史教师，在改革教学方法时，应充分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角色定位上要以学生为主，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2、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不局限于教材，应具有开放性。3、应把注意力从知识传授转移到能力培养上来，从注意知识传授转移到能力培养上来，从注意学习结果转移到学习过程上来。4、教学不仅要使学生从已知到新知，改变或提高其认识能力，而且要注意发展其非认识因素，如情感、意志等，"心理学研究表明，积极的情感会促使学生去学习、去探索。"5、要善于将教书与活动相结合。知识与活动是能力及非知识因素形成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要想让学生全面发展，必须让其多练习、多活动、多实践、多探索。6、利用好现代化教学手段。幻灯、投影、录音、录像、影片、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可帮助教师形象地重现历史原貌，让学生重温历史，为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学生们容易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7、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开展课堂讨论，组织辩论会，举行历史故事会，举办历史讲座，进行历史方面的社会调查，参观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察历史遗址和遗迹，采访历史见证人，编演历史剧，撰写历史小论文，写家庭简史、社区简史和历史人物小传，编辑历史题材的板报，举办小型历史专题展览等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相关的历史知识，使学生觉得学习历史是轻松愉快的；让学生在活动中运用相关的历史知识，使他们觉得学习历史是有用的，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会逐渐增加。

四、注重基础贴近时代，完善教学评价方式

遵循时代性、基础性的原则，中学课程内容必须精选素质教育必需的基础知识：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对现实仍具有一定影响或借鉴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全方位互动联系，与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及学生生活联系的内容。教师必须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制定恰当的教学目标，切忌过分拔高课程难度和拓展课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高中学生所处的环境不断变化，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方式以及认知能力等也都发生了较大改变。在新课改背景下，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除了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之外，还需进一步完善高中历史教学的评价体系。一是评价内容综合化。高中历史新课程要求，重视学生知识以外的综合素质，如学生在道德品质、学习的愿望和能力、交流与合作、个性与情感以及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多方面的发展。二是评价方式多样化。高中历史教学要重视采用具有开发性、灵活多样的评价方法，将量化评价方法与质性评价方法相结合起来，如学习档案、历史习作、历史制作、历史调查以及考试等，关注过程性评价。三是评价主体多元化，从单向转为多向，建立学生、教师、家长、管理者、社区和专家等共同参与、交互作用的评价制度。

五、学科相互渗透，促进学习一体性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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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学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问，无论《禹贡》还是《奧德赛》，都反映了人类先民的地理意识。地理学又是复杂的：从横向上看，这一学科存在着文化区域的差异①；从纵向上看，该学科从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人文地理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③，依笔者的专业和目前的学识很难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拟选取某一方面来具体认识它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在选择过程中，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大师阿·德芒戎的思想上。这么做的考虑，是出于德芒戎对20世纪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影响。这从法国年鉴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创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可窥见一般。布罗代尔在开列需要感激的名单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德芒戎，我们从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周围山区的描写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笔下的“利穆赞地区的山地”④的影子。鉴于地理学对于环境史学的贡献以及环境史学同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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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赫特纳(1859—1941)在论述西方地理学史时指出：“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国还被翻译为“人生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尽管译法各异，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学”法语词为Gé0graphie humaine，德语词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5--248页。

的学术传承关系①，我们认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开列的地理学家名单中加上阿尔贝．德芒戎，应该是恰当的。②

一、定义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当前西方学界基本区分的地理学两大类别之一，另一类是自然地理学。《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版则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学包括了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和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医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因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解释人类的分布及其特点，这属于人口地理学的范畴。但是不对以下问题予以重视，就不能理解人类的分布：人类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谋生，属经济地理学范畴；人类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劳动工具等，属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范畴；人们在城市和大都会的聚居，属城市地理学范畴；人们的政治机构，属政治地理学范畴；人们的健康和威胁他们的疾病，属医药地理学范畴；当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进而成，属历史地理学范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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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对人文地理学的如此繁杂而又密切联系的分支领域，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呢?对于人文地理学问题，阿．德芒戎于20世纪初所做的论述，被视为是“指明了正确的道路”①。从德芒戎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虽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类习俗的差异，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对那些被我们现在归人人文地理学名下的事实，即地球表面上人类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未经整理、未加解释的，也就是没有科学性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科学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殖民活动所导致的我们对地球知识的增长：主要由科学家或具有科学好奇心的探险家进行的航行。”②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定义，德芒戎强调不能泛泛地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因为“它包括不了整个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这些关系中有许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学者所能研究的，它们属于别的研究部门。”③于是，他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④。他之所以用“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概念取代“人类”和“自然环境”概念，是因为他认为，首先，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我们不再把人类作为个体来考虑。通过对个体的研究，人类学和医学可以取得科学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学就不能。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是作为集体和集团的人：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环境这个词组比自然环境的含义更广；它不仅包括可以表现出来的自然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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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阿尔贝·德芒戎”，载[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0页。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4页。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5页。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7页。

于形成地理环境，即整个环境的人类自身的影响。”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定义以及他所运用的定义逻辑对于我们如何界定环境史学富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学自诞生至今，对于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界尚存歧义②。近30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环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体地研究和诠释环境史，因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是见仁见智③。在美国，虽经多次讨论，学者们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史，但是对于“人类”、“环境”等具体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和丰富的过程，对此，大家的理解还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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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6--7页。

② 譬如沃斯特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包茂宏在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时认为又诞生了众多的次分支学科，见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③ 迈克尔·威廉斯在“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纳什(Roderick Nash)、比尔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参见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还进一步介绍了贝利、克罗农和麦茜特等人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麦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罗农、克罗斯比以及她本人关于环境史的解释，见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纪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强调环境史学日益摆脱了初期的道德诉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标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在时间长河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在沃斯特心目中，这个自然仅指非人类世界。这一世界在原初意义上并不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会环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舞台)和人工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无处不在，成了“第二自然”，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表现)①。应该说，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环境——非人类世界。沃斯特的有关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关于环境史的理论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乔尔·塔尔等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城市或人工环境，并提出人工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断②。当然，沃斯特本人的这方面的思想也在发展变化③。

笔者认为。上述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影响着非人类世界的人类，以及人类到底怎样并在哪里影响着自然环境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人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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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页。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人类概念的认识，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点上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考察人类历史开始点的总体假说。马克思提出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的假说后，具体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②。环境史学中的“人类”，也只能是结合着现实的社会环境，并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其内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人的群体或集团，可以简称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会人”；其外延是由人类的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类实践活动构成的环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种设施组成的人工环境，以及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组成的社会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中的人类子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土壤一岩石圈和生物圈所构成的自然子系统，即环境史学中所运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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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② 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至此，我们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义逻辑来对环境史学进行界定。环境史学包括不了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各自内部或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其中有许多方面肯定不是环境史学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属于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范畴。环境史学则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

这样来辨析，就可以明了环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问题了。作为环境史学中“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的另一方——“人类社会”囊括了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着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在创造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环境逐渐地改变了模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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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环境又被称为原生环境或第一环境；被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原生环境，如被绿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气和水体、被破坏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环境、次生环境和“人工-自然环境”等称谓。

转贴于 二、研究对象问题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兴趣于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各自对这一“关系”的具体把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环境史学与人文地理学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如此。

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为例。德芒戎从他的人文地理学定义出发，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一抽象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由此构想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了其范围和界限。他认为，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四大组，即：1)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2)人类社会对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断演进，即文明类型的演化；3)随着自然条件及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而变化的人类分布；4)人类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强调，这些就是人文地理学专有的内容；人文地理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这一广阔的领域。不过，从他之后的学科发展来看，不仅人文地理学本身研究的问题随时展在进一步拓宽，而且他界定的内容也并非只为人文地理学所专有。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学同样致力于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与研究。

在抽象意义上，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②。而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家对于相互关联的“人类”与“环境”涵义的认识是逐渐明晰和不断丰富的。从目前欧美环境史学家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种种规定来看，我们认为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的三层次分析模式比较典型：

第一，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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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因为它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这儿我们关注的是工具和劳动、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设计的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产品的各种方式。一个被组织起来在大海捕鱼的村社与一个在高山牧场养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别角色和季节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决策的权力，无论是环境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一个社会内几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对权力结构的探寻是该分析层次的组成部分。

第三，独特的人类经历的象征一一纯粹的精神或思想层面，其中，感知、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结构成为个人或组织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停地描绘他们周围的世界，界定资源是什么，判断哪些行为会导致环境的退化，应该被禁止，并且对他们生活的目的做出选择。①

这三个层面即三组问题，是沃斯特构建的环境史研究纲要，他自己认为“这个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笔者大体上赞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构，因为其他学者提出的分类大都是这一基本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比较和认识环境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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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

就沃斯特的环境史纲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对象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可归结为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生活、生产、居住和迁徙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为环境史学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个层面与之联系最为紧密，而这一层面正是目前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已出版的关于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著述大都属于这一层次①。由此我们可以领会二者间的关联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然而，环境史学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又有着显见的不同。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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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一一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止于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利用方式与地域的变化等。这些问题所折射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认识，即局限于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中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种“可能论”(possibilism)的论点，这种论点是他的老师、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可能论”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可能论”虽然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人地关系观，但它与决定论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两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可能论与决定论的这一共同之点被称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①。这类论点的提出和持续，与直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当时发展中的科学方法还是以探索简单的、单线的因果关系为标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类推，而尚未认识到形成当今科学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②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地理学家在探求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原因时，做出的大都是与线性科学相一致的简单的、直向的解释——要么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要么侧重人对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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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第2页。

③ 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继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后，又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等。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40--42页。

环境史学恰恰要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止步的地方起步。它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利用开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探讨人类如何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以此来再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史研究使得历史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历史观层面，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一方面，环境史学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史学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要素，而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环境史非常明确地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思考。这正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论述人与疾病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证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不断地发生的是相互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分野是不明确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这显然是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双向认识，因而有别于上述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当然，环境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双向认识也是随其研究的发展而逐步明晰的。欧美环境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狭隘的污染或灾难史到全面宽广的环境史的转变，其研究日趋成熟，标志就是认识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②。这反映了环境史家从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转变到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史的全面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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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国环境史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与工业污染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彼得·布林布尔库姆、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等人先后发表了诸多专题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关的研究从污染史拓展到环境史，其中戴尔·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与社会》是这方面的佳作。波特认为：“泰晤士河与伦敦的关系并非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简单对照。一千多年来这条河与这座大都市共同将自然的作用与人类创造的事业调和起来。人因为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们的建筑物和周围的乡村发展了城市。人们通过堤岸、码头以及他们对清洁水的需求和废弃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为一项公共工程，展示了技术在以文化价值观、社会组织和制度为一方，以自然环境为另一方之间的调节作用……当然，技术作为一种分界面，其本身受环境条件和使用技术的社会的态度与习惯的制约。它充满了变数。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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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尔库姆的有关著述是空气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约克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伦敦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纪苏格兰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将现代气候研究与历史档案研究融合起来的佳作；而《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空气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书影响了许多后继的环境史家。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的著作则是关于英国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参见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建构’，并且它还要因应意外的气候、高潮、流沙和这一地区可资利用的原料的质量而作变更。”①波特的研究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既展示了人类如何塑造了自然环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互动观，它凸显了环境史学的目标，即“认识人类如何受自然影响，又如何影响自然，以及影响的结果。”②

环境史学的这种双向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的态势。20世纪中后期，不仅地理学本身在努力克服过去只重视研究“地”对“人”或“人”对“地”单向作用和影响的局限性，开始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诞生了数门以“人类一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如环境科学、人类生态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等，它们一致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③。环境史学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汲取了大量的养料，其中生态学尤为重要。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集中体现在环境对生物的生态作用、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以及生物对环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环境史学受到了生态学的巨：大影响，较某些前辈学者而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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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一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第6--32页。

④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首先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详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第1--2页。

史学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视为一条‘双行线’(two-way street)”。①这一分析非常适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与环境史学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所作的对比。

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同相联系，环境史学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中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与变化规律的学科，其目的是要“阐明各国、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规律，着重说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文活动，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预测其发展的趋势。例如，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有的国家工业高度发达，有的国家工业依然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②这显然是对地表各种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作客观的描述与探讨。德芒戎对法国农村聚落的类型、法国北部与美洲的联系、北海的渔业和渔港、尼日尔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问题的研究即是如此。与之相比较，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中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新领域，除了要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比较和反思人类对自然的历史认识和态度，尤其要检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待自然的种种方式。环境史学要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比较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明中人们关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价值观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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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润田主编：《现代人文地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来认识人们对待他们周围环境的不同态度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由于历史上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探寻人类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途径，必然是环境史学的主要任务。由此，环境史学持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它反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观，提倡网开三面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试图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史的反思和评析，来寻求人类与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环境史纲的第三个层面突出地反映了这一诉求，《尘暴》一书则是他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典范。沃斯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发生的尘暴，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谦恭荡涤殆尽，并以人类对自然的极端狂妄与自负取而代之。它与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约束的环境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国家不要迷信和盲从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国的覆辙②。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背景之下，他的这一“盛世危言”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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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页。

② 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页。

与沃斯特的作品一样，欧美环境史学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饱含着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机械自然观、科学与理性崇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等内容的分析与思考。如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该书从性别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关于自然概念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麦茜特将以往科学史中许多被忽视的问题突出出来，尤其是通过对科学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发现在产生近代科学革命的16、17世纪之际，“一个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这里，自然被重新建构成一个死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类怎样将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机的自然观如何转变为机械的、死寂的自然观的历史过程，从而加深了对人类“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根源的认识。像这样的对现代文明及其对自然之态度的评判，正是环境史学有别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之处。

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环境史学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基础在于二者都在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区别的原因则在于它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从这种联系与区别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界定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与侧重点，以把握不同时代学科发展变化的脉络。今天，环境史学已表现出更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合理地解释有关问题的能力，但环境史不能自诩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应被视为“至今所有的编年史的逻辑发展的一个顶峰”。②因为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像任何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变化的、不断发展的，并需要多样化的解释。人类行为如此复杂，以至不能靠简单的因果分析来解释。同样，对人类与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应采取简单的、一对一联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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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麦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2页。 三、方法原则问题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德芒戎是这样规定的：

第一原则 不要认为人文地理学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一种来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搅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第二原则 人文地理学家应当依靠地域的基础进行研究。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使人文地理学不同于社会学的，正是这种对地域联系的考虑……第三原则 为了全面地说明问题，人文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只考虑事物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

德芒戎规定的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对环境史研究同样具有启发。尽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是单向的，但他关于“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的提法依然值得我们注意，而他将人类看成是影响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由此而否定环境决定论，这种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环境史学家所重视。由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万年之久，其中的因与果事实上乃是相互纠缠和渗透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纲要的第一个层面“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对人类有机体的理解。

人类是生态圈中颇为独特的物种，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①。因此，人类既具有自然禀赋，又具有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类的捕食、生殖、与其他生物争夺生存资源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等基本生物功能，属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体力和许多器官的功能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人甚至比许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适应环境。但人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能力，并组成了一种社会和不断完善这个社会，这是人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的这种属性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为了得到足够的资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等)来维持生存，可以发明各种手段和方式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这使得人类成为了惟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并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的生物②，因此，人类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全面的干预和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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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49--54页。

② [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第20页。

即使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作所为仍不得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因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节律和功能，人类的作为必须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要归结到一点，即地球能否承担和接受人类的发展速度，或人地关系是否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地球上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会将废弃物归还自然。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即在于相互之间进行的这种物质、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换。由于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人类的技术水平、组织规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经历了人类从诞生之初的完全依赖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坏与藐视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保护与亲近自然等阶段。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并在对立统一中前进和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如何遏制人自身种种的超越了各类生态系统能力的需求，以缓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压力的问题。由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谐及其消极后果的认识与研究。

由于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之上，并往往会超越领土、领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体污染、沙尘暴、酸雨等，这样，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应当依靠的地域基础，也是环境史研究应当依靠的基础。

德芒戎特别强调人文地理学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关系，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说到：“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现象的全貌，最好从特殊的、局部的现象开始去观察这个区域内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确某种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类的结合而产生的有活力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回到我们的物质存在的直接基础上。人们常常要在对组成一个区域面貌的各个特征进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类和环境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关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认识方法也可以为环境史学所遵循。环境史研究同样要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上来，这即是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原貌的认识。因为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今天我们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气候条件远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环境的原貌，我们才能找到衡量其变化的基准或坐标，弄清其变化的幅度。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记载的出发点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当然，自然基础或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是相对的，其时间断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有别的，这由文明出现的早晚而决定。即使在同一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区的初始状态，有的早就被破坏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见到。③这样，在具体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据具体情况而选取不同的地域单位。明确地说，环境史学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国别研究单位外，还要加强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这是一种方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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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1页。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自然基础包括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③ 此处得益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景爱先生的指教，谨致谢意。

至于如何确定所研究区域的范围，则要视研究的问题而定。区域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小见大，化整为零，而是为了获得对一个区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了解和认识。这就要求对某一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将涉及到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尤其要注意联系社会文化环境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们往往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体现相互作用的。这样，突破学科界限，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体的研究过程，是环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们看到，环境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环境史学家尤其需要运用生态学、生物学、林学和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来理解自然界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反过来，作为地理学家的德芒戎则强调入文地理学必须“求助于历史”。他说道：“人类在时间中发展，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历史的证明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同样是必要的。”①这一思想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历史研究在一切学科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如何处理历史学与其他需要借鉴的学科的关系。环境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的泯灭，因为其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来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并理解其现；伏。环境史学家也不必成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要做的只是跨越学科边界，熟知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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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3页。

理解历史上的环境问题。①不仅如此，由于环境变迁具有长时段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一变迁本身及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并不是计算机模型或实验室的实验可以完全地模拟或实验出来的，因而就愈发需要深入有关的历史变迁之中去梳理、归纳和认识，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此外，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乃至其他研究自然与人类关系之学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当自然科学或别的什么学科的婢女。环境史研究者不要东施效颦，而要清楚自己与自然科学家的不同。这样，环境史学应是以历史学为基础和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环境史学家要做的是在固守历史学阵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拓宽知识结构，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并提高处理各类资料的能力。

今天，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至少是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人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成为社会分化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②因此，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我们认识和研究自然环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人类社会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样干预和影响了自然环境，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而贡献史学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国际史学界已表现出对环境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应摈弃中国世界史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宏观中文话语处理的一贯做法，弘扬并改造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灾害史研究的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展精细深入的理论建设和问题研究。我们既要研究他国以及世界性的问题，更需要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实现学术创新，以对国际环境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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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K．J．w．Oosthoek，“Envimlan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nd．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5

[关键词]环境史；荒野；史学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必须重视的基本问题。当今世界，全球生态危机使人类面临极大的威胁，使人们聚焦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也广泛地关注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学亦不例外，但其回应略显迟缓，直到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研究才真正兴起。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也给史学工作者历史观念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思考。

一、环境史的兴起

早在19世纪，美国思想家梭罗就曾说：人类不仅彼此之间进行战争，他们也对自然界进行战争。在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人类傲慢地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一切自然物都只是供人类发展经济之用的资源或潜在资源，于是人为了满足一己贪欲而肆无忌惮地改造世界。可是，自然界在人类诞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现代全球性的环境破坏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勃兴密切相关，这种全球现代化的进程势必可能造成地球生态系统的彻底崩溃，因此，历史学家在歌颂现代工业文明的丰功伟绩之时，也应该深刻思考同时代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历史，思考人类历史上的环境和环境问题，从而发挥历史学科的借鉴价值。

20世纪人类历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代价是对全人类和整个世界的破坏。为了唤起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一些有识之士奋起疾呼，推动了现代环保运动。现代三次环境保护运动促成了环境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环境伦理学（也称生态伦理学）的兴起，被誉为是伦理学上“哥白尼式的革命”。20世纪初期到中期是环境伦理学的创立阶段。法国学者A.施韦泽和美国生态学家A.利奥波德分别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的学科概念，从伦理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P・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对西方环境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R・纳什的经典著作是《荒野与美国人的心灵》（1967）、《美国的环境：资源保护主义史读本》（1976）、《大自然的权利》（1996）。国际著名环境伦理学家H.罗尔斯顿于1975年发表《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吗？》，随后又出版一系列专著：《科学与宗教：一个批评性的反思》（1983）、《哲学走向荒野》（1986）、《环境伦理学》（1988）、《保护自然价值》（1994）等。这些学理探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的实践逐步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由此将环境伦理学作为环境史学研究的基本依据。

环境主义的中心观点是“道德应该包括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观念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力，甚至可与17、18世纪民主革命时代的人权和正义理想相媲美。早在1867年，约翰・缪尔就提出要尊重“所有其他创造物的权利”。1915年，A.施韦兹提出要“敬畏生命”。美国哲学家保罗・泰勒发展了施韦兹的生物中心论思想，坚持自我良知的平等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存在物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H.罗尔斯顿提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应该遵循自然，把生态规律转化为道德义务，提出“哲学走向荒野”的著名命题。这些思潮风起云涌，激起了人们的争论和接受，也为一些历史学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课题，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试图抛却人类中心主义历史观，尝试生态中心主义历史观。

另外，其他学科的发展也为环境史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环境考古学的形成大大方便了环境史学家探讨史前史和没有文字资料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出现，对科学的环境史的形成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生态人类学的出现把文化引入了人与环境关系史的研究；新社会史为环境史中以“草根”方法（Grassroots approach）研究地区史和生物区域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20世纪历史学科本身有很大发展。历史学吸收了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出现了新的分支，如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妇女史，口述史和心态史等。但这些新领域仍然是“人”的历史，而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并不能够完全用这些“人的历史”来囊括进去。以往历史学中很少涉及自然的历史，所以沃斯特呼吁，“历史学家已为无数名人立传，但是很少书写一个地方的传记。任何一个地方都包含人，但它的内涵并不仅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它是人和非人类社会的混合体。”[1]

二、环境史研究现状

什么是环境史？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定义。R.纳什认为环境史是“人类与其居住环境的历史联系，是包括过去与现在的连续统一体”，它“不是人类历史事件的总和，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环境史研究需要诸多学科的合作”。L.比尔斯基认为，环境史研究过去人类与自然界究竟是如何进行双向而非单向的联系，其内容具有多样性。T.泰特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其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技术创新；第三是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资料的思考。只有把这些主题有序连接起来，才能全面均衡地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仍挣扎于出生中，因为在自然研究中几乎没有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没有自然。历史研究确实需要生态学观点，因此环境史就是历史与自然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如果这样的环境史诞生，人类将拥有两类历史，一是自己国家的历史；二是人类共有的地球之史。尔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的历史，应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自然在历史上是如何组织和发挥作用的？二是社会经济领域是如何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即生产工具、劳动、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等与环境的关系。三是人类是如何通过感知、神话、法律、伦理以及其他意义上的结构形态与自然界对话的。K.贝利认为，环境史不仅讨论人类本身的问题；还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研究范围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人类对自然评价、态度之变化以及意义之探讨；二是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之影响及人类环境价值观对经济之影响；三是森林与水资源保护即资源保护运动和环境运动的历史；四是专业团体的作用――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贡献及其与环境思想和环境运动的关系。W.克罗农认为，环境史是个大雨伞，下设三个研究范围：一是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的特别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二是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C.麦茜特认为，环境史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审视历史的地球之眼，探讨在时间长河中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多种方式。[2]

西方的环境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在本世纪60年代首先于美国出现，其标志是S.海斯的《保护与效率主义》（1959年）和R.纳什的《荒野和美国思想》（1967年）的出版。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纷纷开始了环境史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密切关注环境问题和环境史的研究，对国外的环境史研究进展情况做出一系列的介绍和评述。侯文蕙教授是我国环境史的拓荒者，不但翻译了多本有关环境问题的经典著作，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研究外国环境史的专著《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关于环境史研究现状及相关内容还有一些研究性文章可供参阅，笔者不作详述。[3]

在环境史学中，人依然是主体，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则构成人类环境。人类环境“是指环绕于我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是指人类赖以生存、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外界条件”。人类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组成。所谓自然环境，“是指由地球表层的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所组成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庞大、独特、复杂的物质体系”。所谓社会环境，“从人类生态学角度讲，主要是指聚落环境，它以人群聚集和活动作为环境的主要特征和标志。这种环境是以人工因素占优势的，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环境以及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产物和基地”。根据自然受人类影响的程度，人类环境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即荒野、农村和城市。荒野受人类影响相对最小，最接近自然状态；城市受人类影响最大，离自然状态最远；而农村则居于二者之间。不论荒野、农村和城市，都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4]

研究环境史首先要有历史学的基本训练，还必须有环境学科和生态学科的知识，还涉及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所以环境史研究需要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但实际研究中势必存在不同学科不同观念较难融合的问题。

三、环境史研究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消解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他们认为历史的客观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历史研究者也受到极大的挑战，比如在历史学的定义，史料的选择及批判，历史的解释，历史叙述等等方面都加以批判，试图颠覆既有的历史理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史学家们也相应地作出了自省和调整，比如在历史观念上不断更新，历史学科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成果，考察历史的角度也不断扩大，从政治史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个人、日常生活、小事等等这样的小历史、微观史和日常史。由于过度的强调“人本”，历史学家长期忽视了“人”以外的世界――荒野，如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如高山、河流、湖泊、海洋、冰山以及在此生存的一切生灵。所以说，环境史的兴起是历史学家关注全球、关注自然、关注人类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史学的研究视野应更为宽广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事物如果不进入人类的视野，那么就是“无”。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虽然当时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十分突出，但他们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其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它们一方面讲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另一方面也讲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恩格斯说：“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括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标榜片面的‘斗争’”。由此可见，建立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系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重要任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史学的研究视野不应仅仅局限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而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人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并不凌驾于其他生物和无生物之上，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真正地写出“整体的历史”（Total History）。人类的历史只有在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H・罗尔斯顿曾在1975年呼吁：“如果我们现在把‘人’这一概念普遍化，我们就会发现它的范围是如何慢慢地扩大了……包括外人、陌生人、婴儿、儿童、黑人、犹太人、奴隶、女人、印第安人、犯人、老人、精神病人和畸形人，我们现在甚至已开始考虑胎儿的地位问题。生态伦理学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再一次把‘人’这一概念普遍化，从而承认生态系统的每一个生物构成者的内在价值。”[5]同样，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中，在从以往的政治史、经济史等传统史学中走出来，进入新史学范围，细致探究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心态史等等，从而让我们看到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是如何慢慢扩大了，那么，环境史学研究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再一次把“历史”这一概念普遍化，从而承认环境系统中每一个生物构成者的历史。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中，历史学家从未将思考自然或者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视为己任，人始终是历史书写的中心。因而，沃斯特发出呼吁：“历史学的范围和想象都需要再一次的根本性的扩展。”[1]

2、史学应当关注荒野

罗尔斯顿自称是“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指出“哲学走向荒野”，那么，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史学也应当关注荒野。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人类历史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前现代是循环史观；在现代是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70年代后正在形成一种生态学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史观，其基本思想都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部由英国知名的全球环境政治史专家克莱夫・庞廷所著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野，即从“绿色”角度审视整个世界历史，以一种历史语境来论述自然环境在人类自身发展与各文明兴衰过程中的一系列核心问题。2005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环境史研究一跃成为国际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尚属于介绍和引进国外研究成果阶段，尽管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底蕴深厚，但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在观念上还是有差别的，而且方法上仍然主要采用历史叙述法，自然科学知识的应用相对缺少。我国有几所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正积极与自然地理学同仁密切合作，以发展我国特色的环境史研究。

人类中心主义历史观根深蒂固，而新兴的环境史学的发展及其带出的新观点给人们以新的启示。环境史是否可以看成是史学的一种新范式，一种新的通史观念？环境史叙事把人类历史放入一个整体的生态体系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进而重评人类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以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为主线的传统模式，还可以充分发挥历史的警世和借鉴作用，给以正确思考现实问题的智慧和启示。

参考文献：

[1]〔美〕D・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J].世界历史，2004（3）.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6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数度出现对文学史观处置的钟摆现象，本文提出不能轻易否认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价值意义，但要重视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在强调史观对文学史研究的指南作用时，还应重视文学史研究自身的学科特性，重视对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探讨与发现，重视寻找和借鉴与文学史研究学科特点相适应的独特方式和思路。文章还对科学实证与历史还原、典型现象分析及长时段研究的思路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观；史识；思路

作者朱晓进，1956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210097）。

中国文学史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以及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品格的建立，是20世纪初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有文学理论研究，如《文心雕龙》、《艺概》、《诗品》之类；有文学批评，如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但唯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从1904年印行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算起，中国文学史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这百年文学史研究的历史，从学科研究的角度看，到底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呢？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文学史观的问题。对于文学史观的关注，这的确体现了当前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上的理论自觉。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曾有过对文学史观的数度强调，而几乎在强调过后也曾产生过对史观问题的疑虑。文学史观作为方法论对文学史研究具有"指南"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渗透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的，是由具体的文学史研究的结果所隐含着或显现着的，如果仅仅将某种史观当作"构造体系"的公式和贴到各种文学现象上去的标签，就容易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时落入"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套路，而有违"论从史出"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通行原则。文学史观之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是重要的，没有文学史观的统摄，分散的文学现象往往难以凝聚成史。关键是要正确认识文学史观之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处理好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

一

中国人最早为文学作"史"，主要接受了进化论的史观，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最初的研究尤其在五四时期占重要地位。胡适《白话文学史》的方法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①「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67页。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编写的由上古叙述到现代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924年泰在图书局初版），其中心史观也是进化论的，他在1929年更是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进化史》（开明书局），在书名上就标明"进化"二字。稍后，郑振铎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插图本）、《文学大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古卷》等文学史著作。他在介绍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时，基本上是重复胡适的观点，认为只要掌握了"归纳的考察"与"进化的观念"，便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②「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2页。

"进化的文学史观念"在20世纪20年代比较盛行。③「关于20年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进化的文学史观"，可参见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进化的观念"一节。由于进化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运动和变迁、发展和进步、联系和规律，应该说就最初的文学史研究而言，进化的文学史观对文学史研究建立自己的学科品格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对进化的文学史观念的过分强调，使文学史研究的目的论色彩过重，文学史研究似乎仅仅为了用来印证事物进化的普遍规律，而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目的和意义却多少被忽略了。而且，进化的文学史观念本身在方法论上导致的线性思维和决定论思想方法，也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这引起了研究界的不同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学界对之的反拨。

明确对这种文学史观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周作人。他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而这"两种不同的潮流"，周作人是概括为"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④「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岳麓书社（据1934年人文书店重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校订），1989年，第17-18页。这种归纳是否准确可以讨论，把"二元"简化成"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这难以解释包括"白话文学"在内的文学史现象。其实，完全可以设立多条"二元"线索，例如再设立一些诸如"雅与俗"、"文言与白话"、"文人"与"民间"等的二元线索，也许能够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等多方面的演变中展示文学发展的历史。但周作人这种观点的提出在当时是意在对进化的文学史观的反思和反拨。周作人认为，"五四"以后的学者以"进化论"治文学史，其长处是终于结束了此前对文学的"孤立的、隔离的研究"，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学史的研究".但同时周作人又指出，以"进化论"研究文学史，其缺点也太明显，这就是易于"空想"出"文学上的一直的方向"，即认为文学是沿一条直线向着某一目标不断进化发展的。周作人还直接点了胡适的名，他说："胡适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话文学史》中，他以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障碍物太多，直到现在才得走入正轨，而从今以后一定要这样走下去。"周作人明确表示自己"不大赞同"这种"意见"，而坚持认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⑤「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18页。这种重视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运动的观点，起码可以对"进化的文学史观"起一种纠偏作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既然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目的地"，就不能不否定或忽略非白话文学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这完全是带着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倾向的，如此描述出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其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而周作人强调文学发展史中"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情况就很不一样，它没有预设的文学发展目标，各种对立、对峙的文学现象便都能进入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这就在接近文学历史的真实性方面前进了一步。

30年代像周作人这样对进化论文学史观明确进行质疑的虽不多，但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直接使用进化论史观的已不多见。与20年代较多的文学通史相比，30年代文学史写作，更加趋向于精细化，更注意文学发展的具体性和复杂状态，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也更多了一些断代史、文体史。①「例如断代文学史著作有：游国恩的《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杨荫深的《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年）、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年）、王礼锡的《南北社会的形态与文学的演变》（神州国光，1931年）、苏雪林的《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吕思勉的《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柯敦伯的《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宋云彬的《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的《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等；文体史著作有：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王易的《词曲史》（神州国光，1932年）、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29年）、陈中凡的《中国韵文通论》（中华书局，1929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陆侃如的《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1年）、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1934年）等。这多少可以表明，人们似乎不再对一条线贯穿到底的文学史写法过于自信，开始关注每一时段文学发展和不同文体体裁文学发展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二

对文学史观的再次强调是在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到70年代，基本上是集体编写文学史的时代。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对文学史观特别强调，即要求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为支撑，强调以人民性或现实主义为线索。早在30年代，唯物史观就曾一度对文学史的编写产生过影响，罗根泽当年在总结"编文学史的三个时期"时，认为"五四"前为退化史观，"五四"后是进化史观占主导地位，而30年代则是辩证的唯物史观在起影响作用。②「罗根泽：《郑宾于著〈中国文学流变史〉》，《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3-54页。但30年代以辩证唯物史观来写文学史，留下的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并不多见，这是因为当时对辩证唯物史观的理解还很肤浅，往往只是从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出发，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系统而深入的把握，所以成功之作不多。50年代在文学史研究中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例如，由于唯物史观强调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激发了人们对文学发展规律探究的兴趣，这也使当时的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都特别注重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进程，文学史的"历史"特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强化；由于强调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文学现象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的背景受到了充分的关注，这帮助人们从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去认识文学现象的原始起因和最终决定因素，使许多文学现象的存在之由、变迁之故得到了更加合理的解释；由于注重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作家，可以让人们从阶级和社会学这个特殊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生活如何通过作家这个特殊中介折射在文学作品中的；由于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使文学与社会主体以及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得到了特别的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更加凸显出来，这也使得文学史研究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揭示和阐释给以了特别关注。这些都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新的面貌。

但在具体文学史的研究中，由于许多研究者没有从方法论的整体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只从片面理解的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现成观点去机械地对应所有的文学现象，因而也导致了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的失误。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强调"人民创造历史"，而从表面看，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往往并非直接由"劳动人民"创作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对文学创作与"人民创造历史"之间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在当时文学史的写作中努力找寻文学创作与"人民"的相关性，可以看成是试图作出这种解释的一种努力。在文学发展史中发掘"人民性"成了文学史写作的重要任务。这样，在内容上，那些多少表现了民生疾苦、为下层人民鸣不平、揭露或讽刺了统治者丑行以及批判了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在艺术上，那些由民间创作的，或者多少吸收借鉴了民间艺术养分、多少采用了民间艺术形式或多少与民间文学艺术有点渊源关系的文学作品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但在此同时，许多虽与上述情况不符但仍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文学创作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何使所有的有价值的文学都能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在当时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课题。此外，当时在解释历史上大多数思想意识属于统治阶级而在艺术上又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作家作品时，认为那是因为作家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部分地抵消了他们的世界观的反动性等。于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用和意义被提升到了不太恰当的位置，本来是属于文学诸种创作方法之一的"现实主义"成了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忽视了文学创作方法的多样性。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来划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创作类别曾成为文学史写作的通行做法。例如，有人将中国文学发展史仅仅归结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历史。①「茅盾：《夜读偶记》第二部分"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夜读偶记》，百花出版社，1958年。这种归结不仅不够全面，而且仅仅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评判的标准，对许多作家作品就难以作出更公正、准确的评价。这样就有许多非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在这一评判标准之下被摈弃在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视野之外或受到了否定。而有时要肯定某个作家时，就奉送一顶"现实主义"的帽子，甚至不管这个作家实际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例如，为了推重李白，在肯定其具有的"积极浪漫主义"（在当时，积极浪漫主义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茅盾就指出："积极的浪漫主义，可以说是和现实主义异曲而同工".②）「茅盾：《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页。的同时，仍要努力去发掘和昭示其"现实主义"的精神和特质。③「孙殊青：《论李白的现实主义精神》，《李白诗论及其他》，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上述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史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本来应该达到的更高的学术成就。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④「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5页。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是"指南"，它不能代替对具体文学历史现象的分析，更不是"构造体系"的公式。恩格斯曾经严肃批评过，在一些人那里"'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⑤「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这种情况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研究中是比较普遍的。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阶段历史的特殊性，其研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新中国刚成立便提出了把"新文学（现代文学）"从古代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科的要求，这一方面是顺应当时"厚今薄古"的时代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更明确的革命功利主义的目的：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描述，论证新的革命政权及其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合法性，并为新政权制定的新文艺政策提供历史的根据。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最先建立起"中国新文学史"的完整体系，他力图顺应当时的政治要求，试图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写这部文学史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新文学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在这个前提下，该书首先对革命的进步的文学给予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根据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的论述，对资产阶级作家也给予了一定的评价。这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作家，基本上还是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进行的。但这部书出版后却曾被一些人认定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做学问。①「《〈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载《文艺报》1952年第20号。这是因为，建国后中国政治形势变化很快，对"新文学"之"新"的含义不断有更高的阐释要求，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为了为社会主义文学提供历史根据，对五四文学要作出新的估价，即要强调"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文学运动，就是在工人阶级思想指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过来的".②「参见钱理群《一代学者的历史困境》，《读书》1994年第7期。因此，其后所出现的新文学史就成了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中萌芽、成长和发展的历史".于是那些身份左倾，思想艺术并不太高的作家的作品被描述成文学史的主流，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被忽略了（明显的就有沈从文、徐志摩、路翎、张爱玲等，还有与现实主义相异的现代派诗人、小说家等）。这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作家，已经超出了较合理的范围。

这些做法，应该说是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新时期到来以后，文学史研究与所有的学术领域一样，面临的是学科重建的问题，而这种重建首先是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入手的。在文学史评价标准的调适中，许多作家作品、文学现象重新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例如，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曾一度被忽略的诸如宋诗、明清诗文（过去囿于直线式思维，将文学的发展简单地视为是后起的文学文体对此前的文学文体的取代，文学史叙述的链条往往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等；而宋诗"味同嚼蜡"、明清诗文"陷入僵化"等便成了顺理成章的结论③）「学界长期以来就有诗歌到唐代已经做尽的观点。关于明清诗文，建国后的许多文学史著作都认为其已走向衰落，如游国恩等认为：明代"散文、诗词？？处在一种衰退的状态".清代诗文"由于大多数作家基本上没有跳出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圈子，所以很少取得更新的成就".（《中国文学史》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52、306页）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却不能成为文学史研究予以忽略的理由。等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曾一度被贬低的许多作家作品得到了重新评价（如陶渊明、王维、李商隐等这类过去难以用现实主义框定而受到否定的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当时提出了两个口号：一是历史主义的，即针对过去反历史主义的做法，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有一个是"现代化"的，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这两个字重新定义。认为"现代"二字"并不仅仅是一个时期划分上的简单概念，而具有确定的丰富得多的含义"，"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实际上包括了从文学语言、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到作品思想内容、审美情趣诸方面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全面深刻的变革和创新"."'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向现代化迈进的与世界文学相沟通的民族文学".④「严家炎：《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研究的热点最初基本上以及新感觉派文学、象征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二是重新评价过去对许多作家的不实定论，如对丁玲《在医院中》和胡风文艺思想等进行重新评价。

总的说来，在新时期开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从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模式和方法上看，人们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搁置文学史观的问题，出现了一种摆脱"苏联模式"而开始转向"英美模式"的倾向。所谓"英美模式"的特点是，"着重学术考证和作品欣赏，近年来也对思想和社会背景给以更大注意"."'浪漫主义'也作为一种文学运动给予总体叙述，'现代主义'也是常见之词，但'现实主义'很少用于小说以外的体裁，就在小说中也主要指十九世纪中叶狄更斯诸人所作。重点作家叙述较详，也着重思想内容，但结合艺术和语言特点来谈，写法虽人各不同，受推重的则是一种有深度、有文采的一类。？？这个模式有学术性，可读性，但系统性不强。"①「王佐良：《一种尝试的开始——谈外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化》，《读书》1992年第3期。之所以英美模式在新时期受到重视，只因为在建国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有一种轻视考证（尤其是在对胡适《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之后，彻底否定了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的做法，而新时期提出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学术考证恰恰又是必不可少的；再有，就是建国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一直有重视内容而忽略艺术的倾向，作为反拨，有特别强调艺术欣赏重要性的必要。这些，就使得人们对重视学术考证、文学欣赏和艺术分析的"英美模式"有着某种趋同心理（一度出现的"鉴赏辞典"大量涌现的现象多少能说明问题，虽然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有学术研究的通俗化倾向——与文学的通俗化倾向相一致，但英美文学史模式的影响也是很显然的原因）。

重视文本细读和文本分析是重要的，这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但"英美模式"的不注重体系，实际上也容易忽略文学历史的演进规律，如果止于考证、止于作品欣赏，止于单个作品的分析，缺少以文学史观对文学现象的统摄，文学史研究的"史"的品格便会丧失。针对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大家过分注重单个作家作品，而缺少体系性，在1985年前后，文学史研究界提出了"注重宏观研究"的口号，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直到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都同时在关注这一问题。这种关注，应该说是对当时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倾向的纠偏。但不久，问题又来了。本来，宏观研究就必须是在对微观已熟练掌握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众多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宏观"一下可以把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但这个口号一旦被懒惰者接过来就成了问题，尤其一些学术功底不深而又不愿在学术上下细致工夫的年轻学人，在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常以"宏观研究"为旗帜，热衷于拉大架子，以空疏的内容代替扎实的研究，这导致了当时的学术上的浮躁气。为了纠偏，于是学界又有人提出"名著重读"、"名著精读"的口号。这无非是强调：一是要注重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这是基础；二是要体现新时代新的学术水准，也必须对名著精读、细读、重读，以期从一个个细部找寻突破前人的契机。但作为文学史研究，显然又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对文学文本的精读、细读、重读上，于是，这就有了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文学史观的问题。

三

近年来对于文学史观的关注，多少体现了当前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上某种理论的自觉。

在文学史观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对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但对文学史观的关注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述中国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其所展示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百年的历史中对文学史观处置的钟摆现象，已经多少能说明问题。

事实上每次对文学史观的强调，都曾给文学史研究带来过新的推进，因此这不是文学史研究中需不需要文学史观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好文学史观之与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文学史研究对文学史观的处置中，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

从中国文学史研究百年历史看，如何处理和把握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人们有时会陷入两难境地。不提文学史观，文学研究难以成"史"；但过分强调某种文学史观而又处理不好史观与文学史具体研究的关系时，又容易导致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的描述对某种史观的现成结论的依赖，容易造成对文学历史具体的真实状况的背离，或者造成文学史写作的模式化。在前述的两个重要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时期，可看出在文学史观处置上所走入的误区。强调史观，主要是为了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统一性，但在寻求这种统一性的同时也应该对文学史研究的学科独特性给以足够的重视。五四时期对进化史观的过分强调，其目的其实已不在文学史本身，文学史研究往往被用来证明事物进化这一铁律。一切作家作品都被纳入了"进化"的轨道中，都无不在证明"进化"的客观规律。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等）的独特价值，它们区别于其他一般事物发展的独特贡献往往被忽略了。这种对进化论史观的过分强调，就使其跨出了方法论的范围而具有了目的论的色彩。似乎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相互联系的方式和发展趋向，就是奔着一个明确目标而来的，而这个目标也就是要证明的进化的观念。更有甚者，"进化"的观念甚至成为了文学史评价的标准。例如，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就是以是否符合"进化"铁律来评价中西戏剧的优劣的。他认为"西洋的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他把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诸如"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看成是不符合"进化观念"的"遗形物"，提出要将之"扫除干净".他将一些"剧评家"所持的不同意见归结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将人们对这些"遗形物"的看重，指责为"这真是缺乏文学进化观念的大害".①「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思想小品》，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用进化论观念来研究中国戏剧史，不仅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谬误，而且也无助于对戏剧的理解，无助于对中国戏剧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当然也无助于中国戏剧的革新。五、六十年代文学史研究中强调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处理唯物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关系时，也出现了"史观"跨越了方法论（即恩格斯所谓的"指南"）的范围而成了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上去的研究情况。在一些研究中机械和庸俗地运用唯物史观几乎成了文学史写作"构造体系"的公式，文学史研究几乎也成了证明这一史观某些概念的一种工作，而忽略了对具体文学历史现象的具体分析，以及文学史自身研究观点结论的得出。

这样，文学史研究独立的学科价值也就被忽略了。如果所有的文学史研究都只是为了证明某一种"史观"的现成结论，而这种"史观"的现成结论又是在政治史、哲学史或思想史中亦已被反复证明过的，那么在政治史、哲学史或思想史之外还要文学史研究干什么？文学史研究与一般的政治史、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表面的研究对象的不同，即文学史不仅仅是以文学为对象，更重要、关键的在于文学史研究与政治史、哲学史或思想史等所关注的问题是不同的。文学史关注的，它所要发现、提出和回答的应是"文学"的问题。在文学史研究中，在涉及文学这一研究对象时，其实并不排除与文学相关的非文学因素，即不能抛开包括政治、经济等在内的社会环境。但非文学的因素并不是文学史研究的旨归，而只是为了更好地有助于理解文学。文学史的研究，不管采用什么方法，都要有正确的"史观"，都要落实到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学现象的解释、对文学问题的真正解答上。

文学史研究要重视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但绝不能止于对个别现象的孤立研究。文学史既要与一般的政治史、哲学史或思想史区分开来，使之具有"文学"史的意味，同时又要与孤立的"作家传记以及个别作品的鉴赏加以比较和区分"，使其成为文学"史"的研究。①「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92页。如果说前述的将"史观"仅仅当作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的研究上去的做法，会导致对文学自身"问题"的忽视和对文学史价值的忽略，使文学史研究不成其为"文学"史；那么，前面论及的就作品论作品、就作家论作家式的对文学现象的孤立的研究，则会使文学史研究不成其为文学"史".毫无疑问，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既要注意到文学现象的独特性，又不能让历史过程仅仅变成连续发生的但却又互不关联的现象的堆积。文学史研究中不同时段、不同的具体文学现象之间逻辑联系的缺失，确实会使文学史之为"史"的品格得不到体现，因此，"史观"的统摄是必不可少的，研究者可以在"史观"的引领下去发现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

从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的历史源头看，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术品格之建立与当时对文学史观的强调有关，"史观"在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性和体系性形成中起过重要作用，但这个作用首先是在方法论层面上的。自从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引入文学研究，结束了以往就文学现象研究文学现象的孤立状态，注重了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进化的文学史观的意义关键在于引发了研究者的历史联系的思路和眼光，文学史之为"史"的品格的建立，就在于这种历史联系的思路和眼光的确立，但这种方法论层面上的意义不能笼统地与文学史之为"史"的品格划等号。这涉及到的更关键的问题是进行文学史研究的目的！如果说进行文学史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按照某种史观将历朝历代的文学和纷繁复杂的众多文学现象编织成一张人为逻辑化的网络，即恩格斯所谓的"构造体系的方法"，而是为了再现文学历史的真实状况、发现文学历史的内在理路、总结文学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究文学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找寻可供后人借鉴的启示；那么，在充分强调史观"指南"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给予"史识"和"思路"问题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是否能以独特的思路和史识（包括历史的眼光）对文学历史、文学现象有独特的发现，即通过文学史研究得出对文学历史现象独特而有意义的见解。

重视史观的"指南"作用，强调研究中对文学史自身"史识"和"思路"的关注，也许能使我们从对"史观"问题的艰难处置中解脱出来。文学史观，说到底是研究者所持的历史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如历史观是指人们关于历史是什么的理论图式，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去阐释文学现象至关重要。对于既有史观的轻易否定和对任何一种史观的轻易拿来，都是不足取的，科学的历史观才是正确选择。同时，我们在使用科学的历史观去阐释文学现象时，又不能忽略文学历史自身的独特性，要避免让文学史现象仅仅成为阐释某种史观个别概念和结论的材料，要坚持"论从史出"的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因此，在重视史观的前提下，有必要强调文学史研究自身的"史识"和"思路".而所谓"史识"，指的是史出之"论"，是通过对文学现象之研究得出的。强化"史识"，就是要提倡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设法从文学自身的历史条件中找出相应的关于文学的"问题"，得出对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见解和结论。强调文学史研究的独特"思路"，是为了避免以某种史观来作为文学史研究"构造体系"的公式，以使文学史研究方式的独特性受到应有的重视。文学史研究必须是以现象为主，所有的观点应该是在对特定历史范围内的具体的文学现象的研究中产生出来的，文学现象之间联系的发现，文学史之为"史"的内在理路的找寻也应该是在对文学现象自身的具体研究中获得的，强调文学史研究的"思路"，就是要提倡以与文学史研究学科特点相适应的独特方式，去找寻和发现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内在的理路。

四

应该承认，在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中，唯物史观起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因为它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的政治性、历史性、实践性、规律性以及实事求是与比较研究，都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以鲁迅为例，在五四时期尤其在此之前的早期，他主要信仰的还是进化论，但后来在认真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变得更为辩证和深入。当然，唯物史观也需要发展，但其基本理论与方法仍不过时，仍然有其勃勃的生机。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当坚持作为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唯物史观的指导。除此之外，我认为，起码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文学史研究思路值得关注：一是以胡适的文学史研究为标志的科学实证、历史还原的思路；二是以鲁迅文学史研究为标志的典型现象分析的思路；三是以周作人文学史研究为标志的长时段研究的思路。

文学史研究要尊重历史，要真实地再现历史，首先要掌握基本的历史事实。这就要在史料上下工夫，这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在这方面，胡适的科学实证的思路值得注意。

胡适研究文学史，注重"考辨源流"，他认为，这样才能逐层昭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胡适用这种方法来考辨文学变迁史，尤其是研究中国小说史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中国的小说，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每部小说的生成过程都非常独特。胡适的研究所注重的不是某一部小说的某个孤立文本，而是借同一故事的不同流变来考察该部小说的产生过程。

这里体现的就是考辨源流的历史眼光，而支撑起这种研究的基础是版本考据。"假设"可以大胆，但必须"小心求证".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胡适这样表述："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①「胡适：《〈红楼梦〉考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8页。这种"科学实证"的思路，虽然绝不是文学史研究唯一可行的思路，也不能解决文学史研究的全部问题，但却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思路，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这里强调"实证"问题很有现实意义。现时许多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往往远离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实在是一种损失。现有的一些文学史研究，常被研究者极强烈的主观意图及理论选择笼罩，而这种主观意图及理论选择常侵入文学历史的叙述表达，于是这种叙述不再是历史而是超历史的，叙述语言裹挟了现在时与过去时的互相混淆，使人分不清文学现象的历史本相。不重事实考据，就必然消解文学的"历史"意味。提倡实证，有利于克服文学史研究界出现的一些不讲学术规范、不辨真伪，不辨源流，强作解人的学术浮躁之气。

文学史研究首先要弄清基本的历史事实，要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的文学现象入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并非每一个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都具有文学史意义，文学史研究事实上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文学现象，这就要对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进行选择。要选择就必然要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但"这些价值本身只能产生于对这一发展过程的观照之中"."历史的过程得由价值来判断，而价值本身却又是从历史中取得的".②「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第296页。显然，文学史研究对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的涉及，其实是一个二度介入的过程。第一次是不带先入为主的观念原则、尽可能大量、广泛的去涉及基本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的原始材料，这里，科学实证的思路起重要作用。从史料的研究中，得出对文学历史的理解与见解后，以其最终要表达的某种史出之论，建构相应的框架，然后是对有关基本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的原始材料的二度介入，是有选择的介入。这里可以借鉴的是典型现象分析的思路。

鲁迅的文学史研究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现象分析的思路。鲁迅治文学史特别注重从现象分析，而不是从先入为主的目的性入手，这就能在相当程度上对文学历史作出客观描述。但文学现象从表面看是杂乱无章的，而且在写作一部文学史时，事实上不可能将一切文学现象都包罗进去。

研究者必须对文学现象进行选择，并在杂乱无章的文学现象之间找到某种联系。鲁迅曾说过，他研究"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①「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01页。要对文学现象进行选择，要从杂乱的文学现象中清理出历史发展线索，要建立起一系列有因果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依据的当然是文学家的史识，而这种史识又是在对文学现象的研究中得出的，而不是外加上去的。这样，经过选择的文学现象虽然仍是现象形态的东西，但已不是原来那种无意义地杂乱堆积在一起的现象，而是蕴涵了文学史家的史识，体现了文学史家对文学现象的整体性理解和认识，能说明许多重要的文学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现象。

它保留了一切文学现象所具有的原生形态，又具有对一系列现象的概括性。这种典型现象的选择和对之进行的研究，由于包含了研究者对文学现象的文学史价值和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及联系方式的认识，这就使单个的分散的文学现象之组合具有了文学史意义，文学现象组合所呈现出的就不再是"无意义的变化的流"，而是相互关联和有意义发展变化着的文学史的图景。

鲁迅写文学史强调的就是史识，鲁迅在评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时指出："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②「鲁迅：《320815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2页。鲁迅评价是否得当且不论，重要的是他关注"资料长编"与"文学史"的差异就在于"史识".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在涉及的大量小说现象中归纳提炼出"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若干小说类型，再通过每一类型有代表性的典型性作品在元明清三代的产生及演变，从而第一次为这五六百年的中国小说发展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面影。这就是一种经过典型化处理的，融入了规律性思考的"典型现象"研究。鲁迅在治文学史时，所抓取的"这些典型现象自然是从大量文学现象的分析、比较中提炼出来的，是研究的结果；同时又是描述的起点，即在整个文学史描述过程中，都必须紧紧抓住这些典型现象、基本元素，对其进行多层次的开掘，揭示出其内含着的以及与之相关的时代文化背景、作家心态、文学特征等等。这就能做到'抓住一点而总揽全局'，集博大与精微于一身".③「钱理群：《返观与重构》，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28页。其实，辩证地理解，鲁迅治文学史的思路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并不矛盾，相反还有某些内在关联。

文学史研究对于"史"的注重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在对文学现象或典型文学现象的分析和阐释中，绝不能止于就现象论现象，就作品论作品，还要关注现象间的历史关联，探讨文学现象的"存在之由和变迁之故".这就要有将文学现象摆到文学历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的自觉意识，文学史研究之"史"的品格也正体现于此。这里，长时段研究的思路值得借鉴。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体现的就是一种长时段研究的思路。周作人试图通过中国文学长时段的发展过程找寻新文学的源和流，以说明新文学运动并非"破天荒"的孤立现象，而是中国长期的文学史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他认为中国文学由"言志派"和"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构成了一个周期性发展的曲线。周作人把对新文学源流的考察，置于这一周期性发展曲线的大背景下，由此将新文学运动的"来源"定在明末。这是因为明末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然而更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废名并不读竟陵派的书籍，他们的相似完全是无意中的巧合。"①「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27页。也就是说二者的相似并不在于它们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关系。那么把这二者连在一起的依据是什么呢？周作人认为，它们处在中国文学史周期性变化的同一位置上。从明末到民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规律性周期，通过这种周期能显示新文学运动内在的历史根源。周作人在找寻新文学源流时，并未更多关注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这是因为他认为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加起来也还只构成一个周期性变化的后半截，如果仅关注晚清文学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就不能将一个相对完整的周期性变化显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学内部变革的动力也就无法揭示。

周作人所找寻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内部动力（言志与载道）是否准确，可以讨论，但他在这里提供了一种长时段研究的思路。长时段研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跨度长短问题，而是如何使具体的文学现象，在历史性的发展周期中获得更具史学意义的解释问题。合理地找寻历史的动因是长时段研究的根本目的。

科学实证与历史还原的思路、典型现象分析的思路以及长时段研究的思路恰好从三个不同方面对文学史研究进行了某种规范，其中它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包含了唯物史观的思想因素及其理路，多少也可以回答文学史研究如何尊重历史、如何再现历史、如何对文学历史现象进行提炼整合、文学史研究如何注重历史的联系使其不失为"史"等基本问题。

总之，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中，史观尤其是唯物史观对文学史学术视野、方向、品格与思路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不能轻易否认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价值。

但要重视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之关系处理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应是当前重新强调文学史观时首先要加以解决的。在强调史观对文学史研究的指南作用时，还应重视文学史研究自身的学科特性，重视对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见解和结论的探索，重视找寻和借鉴与文学史研究学科特点相适应的一些独特的方式和思路，把"史观"、"史识"、"史路"辩证有机地统一起来。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7

康德认为，在哲学上要着手认识世界的本质，必须首先对认识的性质和能力进行探讨，否则，就像飞鸟试图超越自己的影子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分析的历史哲学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其出发点也可以说与康德的思想基本相通。在历史学中，不首先考察历史认识的性质和能力，就不可能认识历史本身的性质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如科林伍德所强调的：“历史哲学(这里特指分析的历史哲学――引者)就是对历史思维的研究……历史思维是人们思考客观世界时所采取的许多态度中的一种态度……历史哲学应当是对这种态度、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是为发现历史思维在整个人类经验中的位置、它与其他经验形式的关系、它的起源及其有效性所作的一种尝试。”于是，对历史学家进行历史思维和历史解说的本质予以揭示，对历史认识的理论予以总结，将历史哲学的立足点由追求客观意义上的历史本体转移到探索主观意义上的历史认识上来，一方面是历史思想及史学理论长期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推动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梅杜舍夫斯卡娅教授的这部文集本身，就成为了俄罗斯史学史及历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梅杜舍夫斯卡娅(1922－2007)，从1950年开始在莫斯科国立历史与档案研究所从事教学工作，1952年取得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76年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1979年晋升为史料学与历史学辅助学科教研组教授。1991年莫斯科国立历史与档案研究所被改组为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之后，她继续担任该校历史与档案研究所教授，直至去世。她还是俄罗斯科学院古文献学委员会的成员。

在《历史认识理论》这部文集中，编辑者主要选取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作者生前在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人文学科认知体系中的史料学问题以及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的所思所想，体现了作者将历史学着重作为认知科学去研究的重要理念，而这种理念在俄学术界已被公认为具有范式的特点，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在俄罗斯的一面旗帜。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有不少学者认为当代人文学科认知体系存在着两方面缺陷：一是缺乏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理论，二是缺乏能够界定各领域知识的概念。因此，针对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俄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历史认识客体本身的特点――人类内心世界的波动性及不易被认知、个人及团体的外部行为无法体现人类的本质属性、实验及直接观察所能开展的范围极其有限――决定了纯粹意义上的历史认识不可能实现，即在任何情况下，历史认识成为严肃的科学是不可能的。然而，梅氏的研究成果则通过界定人文学科各知识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揭示出认知科学本身的逻辑方式，对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以新的哲学观点给予另外一种回答。梅氏认为，历史学期望获得理想的成果，就必须遵循科学的认知方式；而只要存在真实的、能够被重新诠释的客体――历史进程，并以能够客观反映客体状况的数据、素材等史料为支撑，那么客体便具备了为主体所认识的必要条件，最终以经典史料学为方法论基础即可实现准确可靠的历史认识。在这种状况下，历史学作为发现人类现象系统属性的知识体系，便能够被认为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了。同时，作为关于人类思维的科学，认知历史这种思维，除了通过历史学家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展现自己之外，还通过人类有目的行为的信息产物展现自己。可见，梅氏对历史认识论的见解是20世纪在俄国得到充分发展的经典史料学方法论与新兴信息理论的综合。它反映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跨学科研究中所取得的实践经验，指明了俄罗斯学术进步的方向。

自然科学在19世纪的发展，既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又极大地转换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知识体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进步，与自然科学家们注重事实、严格实证的态度密不可分，这一点同时也对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历史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历史学研究中，遵循与自然科学同样的方法，即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实现对历史真实状况的描述，从而将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学界几乎成为一种共识，这便是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受其鼓舞，历史学家们开始怀着饱满的信心和充分的热忱，积极投身于搜集、鉴定历史档案和批评、考证历史资料的工作中，“结果是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起来，根据对证据的精确的和批判的考订而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不过，尽管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提升了历史认识的水平，但它将历史学简单等同于自然科学，把历史研究仅仅降低到史料的搜集和考证这一高度，实际上是将具有复杂内在逻辑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认识过于简单化了，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丧失方向感的理论危机。

进入20世纪，实证主义的思潮在学者们的反思中开始退却。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以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为代表，其主要集中在对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方面的批判上。在区分人类知识体系上，文德尔班提出“一种纯粹方法论上的、以严格的逻辑概念为依据的经验科学分类法”。在文德尔班看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目标、方法和结果都是不同的：“自然研究与历史的分别，首先开始于利用事实来构成知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李凯尔特继承和发展了文德尔班的思想，在学科间关系上更重视形式原则。他强调：“自然科学致力于用它的概念去把握为数众多的、甚至可能是无限多的各种各样的对象，而历史学则力求使它的叙述符合于它所研究的某个与所有其他对象不同的对象。”概括地讲，弗莱堡学派的主张反映了当时的学者一方面试图从实证主义那种机械阐述社会现象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另一方面对个人内心世界和自主性的研究开始予以关注。然而，由于过分强调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历史思维被个体性所封闭，进而走向不可知主义，历史科学仍旧不能真正被建立起来。

到20世纪末，对上述观点进行修正，已成为学术界十分迫切的需要。修正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对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所遵循的认识论原理存在何种程度统一性这类问题的探索上。在《历史认识理论》中，梅杜舍夫斯卡娅教授就以“认知一信息”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独创的历史认识理论，作为对以往历史哲学观点的修正。梅氏认为，在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那里已经脱节了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必须以确定的方式使其共同性得以复原；而无论历史学还是自然科学，离开了基本质料――人类在从事有意识活动中所取得的发现――便无法对其所记录的有关自然与文化等各类现象的必要信息予以解析。因此梅氏强调，“在探索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各自认识论原理的共同性过程中，两类学科领域研究方向的交叉点显示为：历史史料”。在这里，“历史史料”应被理解为研究人类思维和拟定还原该思维方法的基础。可见，梅氏对新康德主义的修正，并非是对实证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对史料学和档案学中具体分类原则和结构功能方法进行的重构。

梅氏所主张的以经典史料学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理论，除了上述使历史学及其他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在认知理论共同性基础上的综合得以实现之外，还使得界定不同文化在认知形式的统一性、重建其相互关系中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学术发展都成为可能。同时，针对史料学的研究对象，梅氏还强调：“史料学不应该仅仅囿于纯粹的史料，还应该着眼于这样一种关系系统：人一作品一人。这种三位一体展现了人类文明的普遍现象：一方面，个人可以借助本身的接触与他人建立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联系又可以借助个体所创作的能够反映其自身个性的作品来建立，这种联系则毫无疑问是间接的。”因此，个体之间可以通过作品建立起相互了解的联系，而具体到历史学，则这种联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两端的时间间隔。在《历史认识理论》中，编辑者对体现了上述深刻思想的梅氏生前最后的研究成果，的确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应该说，认知历史的理论与方法，作为跨越历史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范畴，看上去的确“高深莫测”，然而，在当代专业历史学研究与教学的实践中，继梅氏之后的俄学者们，对进一步探讨人类认知历史的能力以及历史认识的形式和本质等方面问题，仍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这样的事实，证明了历史认识论在学术上的重要性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在俄发展的广阔前景。另外，俄罗斯科学院以及其他科研机构对《历史认识理论》所做出的评论，一方面使梅氏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另一方面还使得狭义历史学之外诸如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教育学、信息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等学科领域所有那些对解决真正的认识论问题备感重要的专家们受到了很大启发。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8

新历史主义从肇始之日起，就致力于为文学批评提供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视角，使读者有机会去了解作者的政治意图。所以，新历史主义一度被认为是专门为文学作品的政治性解读服务。此前，一些新历史主义的反对者们认为:“文学批评家应该跨越历史范畴，否则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们会对于文学批评领域造成新的威胁。”他们这样说的原因主要是对于他们而言，文学批评领域和其他领域是截然分开的。但是凯瑟琳格兰杰认为，一种好的文学批评方法应该始终对各个领域持开放态度。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文学批评家必须打破传统批评方法的局限，将政治、权利和一些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因素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

二、后结构主义、福柯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理论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一方面，先前历史主义对历史语境的重视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中得到了承继;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对历史意义的消解又被新历史主义借用来突破既有的历史叙述。这样一来，新历史主义不可避免地秉承了后结构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历史总是被叙述出来的，因此对“过去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把握或者最直接的感受已经不可能了。没有一个统一的、前后一致的、和谐连贯的、大写的单数“历史”(History)或者“文化”。所谓的历史其实是“断断续续充满矛盾”的历史叙述，这个“历史”是小写的，是以复数形式(histories)出现的。不可能对历史进行任何“置身于其外”的“客观”分析，对过去的重建只能基于现存的文本，而这些文本是“我们依据我们自己的特殊的历史关怀来予以构建的”。一切历史文本都应当得到重视，其中包括“非文学”的历史文献:一切文本或者文献都体现出文本的特性，它们相互都是互文关系，对文学研究都有帮助。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文化观同时也受到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伊格尔顿以及福柯等人的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中，福柯的哲学思想对新历史主义影响最为深刻。福柯指出:“文化”归根结底是具有“文本”特征的，而语言表达同样也是话语实践或认知的产物，其无法预知的断裂(rup-tures)也就成为了一个历史阶段思维的主导方式。由话语产生的“权力微观物理学”编织成一张关系网，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统网入众多互不相关的局部冲突之中，使个人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惩戒机制中的惩罚者和被惩罚者。所谓“真理”其实是权利关系的产物，具有意识形态性。此外，福柯认为对于历史的学习至关重要: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忘却历史，历史所谓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只是一种幻想，而实际存在的历史往往只不过是互不相关的话语碎片。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福柯对于文学研究的重新界定和他的文化观成为了新历史主义重要批评共识之一。在关注福柯对于新历史主义的重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尽管福柯对权力运行模式、自我监管和对文化、历史、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的阐述为新历史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新历史主义绝对不是福柯理论的延伸，也绝不是对于福柯理论的精细化演示。

三、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在以往的文学批评中，历史并不具有太多语篇功能，在文学批评家眼中，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实验变量，在人所拥有的知识范围内，文本与历史事件是互不联系的、客观的且不受历史影响。新历史主义接受了传统的将文学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的基本前提，但它又跳出了由于将历史当作文学的背景和文学所要反映的对象而把文学看成历史的“附带现象”的迷局。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与文学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塑造、同时涌现的动态关系。历史和文学都不是思维活动的结果，而是不断变化的思维和认识活动本身，都是“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以及“传统和反传统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无法被单一既定的意义理论给出;相反，文本与世界、文本的物质性与它所产生的意义、艺术与历史之间的交互作用，正是每一次批评实践的调查对象。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讨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因为一旦谈及“关系”，就等于默认了文学与历史的即定性和静态性，而这与新历史主义所倡导的文学及其历史“背景”之间的非稳定的动态的关联相悖。历史只有作为文本才能被接触，文本又是某些非话语实践力量的结果。历史既内在于文本又外在于文本。文学不是对“前文本的”世界和“历史”的“反映”。文学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文学批评不应该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单一化”和“固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