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观念论文范文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皮尔逊历史研究编史学哲人科学家

Abstract:KarlPearson,Englishphilosopher-scientist,isahistorianinrealityaswellasinname.Thispaperdiscussescomprehensivelyandthoroughlyhisresearchpracticesandinterestingopinionsonhistoryofscience,historyofremoteantiquity&civilization,historyofwitchcraft,historyofMiddleAges,historyofreligion,historyofarts,historyofsex,historyofmorals,historyofGermanyhumanism,historyofideas.Hisviewsofhistoriographyisalsoexpounds.Allofthepaperhasenlighteningvaluesforus.

KeyWords:KarlPearson,researchesonhistory,historiography,philosopher-scientist

卡尔•皮尔逊（KarlPearson，1857-1936）是英国著名的哲人科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作为科学家，他在应用数学、统计学、生物统计学、遗传学、优生学中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是现代统计学的奠基人。作为哲学家，他在科学哲学和伦理学中颇有建树，其名著《科学的规范》（GrammarofScience，1892）早已包含了逻辑实证论的主要思想要素。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皮尔逊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他钻研过科学史、远古史和文明史、巫术史、中世纪史、宗教史、艺术史、性史、道德史、德国人文主义史、思想史等等。

皮尔逊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专家布雷德肖（H.Bradshaw）等人的鼓励下，从1880年代起就致力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后来又从事科学史研究。直到桑榆之年退休，他还忙于与头盖骨测量有关的英国史探索。在漫长的历史研究过程中，他也形成了他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编史学观念。

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皮尔逊于1884年应剑桥大学出版社之邀，编辑已故的托德亨特(TodhunterI.)的弹性史手稿。《弹性理论和材料强度的历史》(AHistoryoftheTheoryofElastisityandoftheStrengthofMaterials)[2]第一卷（共924页）于1886年出版，它覆盖了从伽利略(G.Galileo)到圣弗纳特（BarrédeSaint-Veant）即从1639年到1850年的工作，其中后半部的正文是由皮尔逊执笔撰写的。皮尔逊还作了如下事情：统一了术语和记号，校正了誊写错误和其他明显的错误，插入相互参照条目，偶尔引入评论和脚注，编制了附录和索引。为了保证它作为一个发展史和已经完成的东西的指南这一双重目标，皮尔逊倾注了大量心血，竭力使之完美无缺。他明白，为了不仅仅使科学史的学生感兴趣，统一而不是沿用各个作者的术语和记号，就是绝对必要的，但这却是一项十分冒险和繁重的任务，工作量极大。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这样做的不利之处，因为专题论文具有历史的、而非科学的趣味，它的语言往往是它的历史价值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所幸的是，皮尔逊在编辑中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使科学学生和历史学生都能方便地使用它，并从中受益。

第二卷分上、下两编（分别为762页和546页），1893年出版。由于托德亨特略去了所处理的课题的物理分支或技术分支的专题论文，加之该卷大部分超过了托德亨特的研究时期，因此皮尔逊必须查找和研究与该课题有关的1850年以降的主要理论的作者和1860年以降的所有其他作者，这涉及到数百个作者的数百篇原始论文，他还要仔细分析其中复杂的数学推理和承前启后的关系。除了托德亨特留下的极少数片断外，第二卷几乎全是皮尔逊一手完成的。在此之前，他还单独出版了一部科学史著作《巴雷•德•圣弗纳特的弹性研究》（TheElasticalResearchsofBarrédeSaint-Venat）[3]，后来这些内容成为托德亨特著作第二卷上编的一部分。

在英国人类学家和优生学家高尔顿（F.Galton）1911年去世后，高尔顿的亲属请求皮尔逊为高尔顿写传记。皮尔逊乐意地接受了。他当时是这么想的：

有人认为，较短暂的、不怎么复杂的工作会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我不认为是这样，问题有两个方面使我乐于接受它。……我写我的叙述，是因为我爱我的朋友，是因为我有充分的知识理解他的目的和他的一生对未来的意义。在过去20年内，我不得不腾出许多时间在我的专门领域之外劳作，正是这一事实诱使我从一开始就说，如果我在写传记中花费了我的遗产，那么我要把它写得令我满意，而不管传统的标准、出版商的需要或公众阅读的品味。我将描绘出使我愉悦的尺度和着色的人物图像，在每一阶段都不管传播、销路或收益。传记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能够得到欢乐，倘若人们在写它时严格地作为自己的爱好而与外界无关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会了解——熟悉得像任何人能够了解另一个人那样——并非一个人自己的人格；这是在传记上花费多年的乐趣，在那里有丰富的材料，触及到传主的心理表露、性格甚至身体外观。[4]

《弗朗西斯•高尔顿的生平、学问和工作》（TheLife,LettersandLaboursofFrancisGalton）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于1914年和1924年出版，第三卷（两编）1930年出版。这是人物传记中的宏篇巨制：1300多个四开本印刷页中有约170幅整版插图。其中第一卷描述传主的童年和家世，第二卷包括传主关于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的研究，并简要涉及统计学方面的工作。第三卷上编的三章是：“相关和统计学对遗传问题的应用”、“人的鉴别和描述”、“作为纲领的优生学和高尔顿一生的最后十年”，涉及传主在遗传学、优生学、指纹学、人体测量学领域的成就。在第三卷下编有高尔顿一系列有趣味的家书和信函，以及书目文献。其中上卷篇幅很大的第三章插入了早期优生学实验室奠基人高尔顿和皮尔逊交往的丰富信息。

一位评论家就皮尔逊的科学史研究发表的下述评论，也许道出了他的整个科学史研究成果的缩影：

卡尔•皮尔逊给他的听众以广泛扫视的叙述，他作为一位科学史家完全走在他的时代的前头。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这个领域几乎没有几个作家对他们学科的普遍文化背景和宗教背景给以这样认真的注意。他责备托德亨特集中在“内部”史而忽略了诸如牛顿自然神学的影响，这种批评读起来像是对现代编史学争论的贡献。只是在最近20年，大多数历史学家才开始围绕卡尔•皮尔逊的进路旋转，而反对托德亨特的进路，在数学学科史中，这种改变比在大多数学科中要慢。[5]

皮尔逊认为，远古史不是个体人的历史，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个别民族的历史，它是典型的社会的人之群体在确定的物理环境和特征性的生理本能影响下成长的描述。食物、性、地理位置都是科学的历史学家必须处理的事实。这些影响只是在充分文明的社会才这样强烈地起作用，但是它们的作用是难以追溯的，往往被个体人和单个群体的暂时行为弄得晦暗不明。当我们处理平均结果、漫长时期和广大范围时，这种朦胧性才会消失。[6]在皮尔逊看来，一个社会的远古史片段常常能够通过我们对还在文明的落后阶段现存的另一个社会的认识而联系起来。最远古的社会显示出来的社会成长阶段中的相似序列，起因于它们的一般物理环境的类似性和人的特征性的生理本能的同一性，这些本能处处集中在食欲的满足和的满足上。尽管乍看起来，所有制和婚姻似乎形形，但是较为仔细的研究发现，它们还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广而言之，每一个特定的所有制模式都伴随着特定的婚姻形式。这两种社会建制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它们的变化几乎是同时的。所有制、继承权、公共权利本质上与家庭结构结合在一起，从而与性纽带结合在一起。因此，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远古史必须建立在对所有权和婚姻的早期形式的成长和关联作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只有借助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够表明，进化的两大因素即为食物的斗争和性本能，将足以概述社会发展的阶段。当我们借助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公式描述远古史的序列时，于是将较少犹豫地深入钻研我们的近代文明，并在相同的欲望中发现它的根源。

（[6]，429-430页）

谈到文明史,皮尔逊认为，文明史主要是在某种程度上修正和限制那些原始追求的显著特征的新活动之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但是，要追溯文明史，我们首先要认识人的较原始的动物性本能的力量携带他通过的阶段，即必须研究他在野蛮状态的历史，此时粗野的欲望支配他的无意识的发展，他建立起习惯，缔造了风俗，这些在今日之语言、礼仪和建制中还被微弱地遮掩着。个人为群体利益对原始欲望的控制无论发生在何处、如何发生，都是第一个稳定的社会和道德起源的胚芽。[7]他揭示出，早期文明的大多数工作都归功于女人（[7]，6页），文明的诞生必须在女人怀孕、生子、育儿期间试图自我保护中去寻找。在时期和母系时代，哺乳期是极为漫长的（两三年甚至更长），服从生理规律的原始女人避免与男人交往，因为她对他较少价值，这样她不得不为自己提供生计。这个时期的女人由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她设法寻找山洞、穴居或森林中最黑暗的地带隐蔽起来，或以树枝和枝条掩护，以防止男人和野兽的侵袭。她不能像以前那样方便地狩猎或采集，就必须储藏数天或数周的食物。如果在冬天生子，她的任务则更为艰难，逼得她不得不发明创造，发展她的技巧和实证知识。穴居或山洞成为房子的基础，穴居周围首次出现了农业的尝试。她教给孩子寻找和保存食物的方法，传授她的最初信仰，从而使习惯和宗教成形。女人在漫长的世纪成为主要的文明化力量，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难怪在最早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中，除了受人尊敬的女神外一无所有：没有农业，没有智慧，没有传统，没有家庭，没有不道德的概念。[8]

皮尔逊还研究了巫术（witchraft）和女巫（witch）的历史。他认为这发生在父权制征服并取代母权制的时代：此时教士之母变成某种不纯洁的、与魔鬼有牵连的人，她们的经验知识变成恶魔似的咒语，她们的烧煮烹调变成毒物调制，一句话，她们的存在对男人来说变成罪恶的源泉。于是，作为母亲和祭司的女人变成作为女巫的女人。在中世纪的女巫审判中，成千成万的女人被判处火刑烧死，这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十分真实的争夺的最后痕迹。当人们读到这些可怜的女人在拷问下的招供时，一种奇异的光亮照射到这一切痛苦的意义上。它是女人反抗完全屈从的最后斗争。在这些招供中，显示出母系时代全部传统的经验知识，还有古老的上帝、女神和原始的思维方式，而且重现了时代和母系时代的性关系的真正形式。（[8]，395页）他通过考证指出，巫术与巫师基本上与女人联系在一起，而在早期基督教和前基督教时代，归咎于女巫的耻辱较少。只是在14世纪伊始，巫术才最终与联系在一起。这两个混在一起的污名或者成为所有强力教会行使压制的工具，或者变成私人手中致命的双刃报复武器，偶尔也服务于冷血政治的权术目的。女巫名字本身原指有知识的妇女、自作聪明的人，与其说意谓坏品质，不如说意谓好品质。事实上，我们发现女巫本身被命名为“美好的女主人”、“有趣伙伴中的讨人喜欢的人”。因此，我们把女巫看作是旧女术士的退化形式，她熟悉草药和医疗知识，小心翼翼地保护她所侍奉的女神的权力，在咒术和咒语中保持着像早期文明所拥有的那样的智慧。（[7]，11-13页）

在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皮尔逊的态度是严谨的，考据是扎实的。他以钻研耶稣受难剧为突破口，一举粉碎了中世纪是“黑暗世纪”和“历史沙漠”等流行的学术神话[9]。他说：

人们往往假定，中世纪是黑暗的世纪，罗马天主教只是迷信，阻碍了进步的人文运动；中世纪的精神对已启蒙的19世纪没有理智价值。可是，中世纪精神也许甚至比被认为是近代文化基本因素的古希腊文化具有更高的合法权利。哥特教堂与希腊的巴台农神庙更是我们西方本性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它本身是更大的艺术理想；就理智深度而言，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完全可以与柏拉图（Plato）相提并论，在希腊文学中没有什么东西在亲切感和美上超过中世纪的虔诚的书籍，或在严格性和鼓舞人心方面超过教会的拉丁赞美诗。那些没有理解和没有正确估价这些事物的人是可怜的，甚至就像那些从未和苏格拉底一起在雅典大街上散步的人一样，没有听到关于道德说教的寓言。

皮尔逊还通过对中世纪的社会生活、行会制度和工匠阶层的研究，表明它们即使在今日也有借鉴的实用价值。他反问道：对于我们的大机器时代，难道不存在能够从中世纪的宗教社会主义学到的宝贵东西吗？对于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研究劳动不被变成市场的商品、工匠不被变成工具，难道不可能具有启发性吗？他揭示出，个人专断在那个时代受到强烈的宗教意识的抑制，对活跃的教士体制的敬畏阻止了的人完全统治弱者和较无知者。至于中世纪的宗教，尽管它本身有严重缺陷，但是它似乎包含着在今日文明中所缺少的社会的、经济的和审美的因素。狭隘的新教徒把中世纪视为黑暗时代，这也许像早期的基督徒看待希腊文化的兴旺日子一样，以相同的精神看待中世纪。可是，希腊文化打断了基督教，并迫使人们承认它是人类思想的相互平等的因素。长期以来被作为宗教看待的中世纪文化将被认为是近代文化的基本特征的构成要素，这一天为期不会遥远，它只是等待有抱负的、有知识的诠释者。

不过，皮尔逊在这里也告诫中世纪的研究者，正像聪明人今日不模仿希腊人的外表生活一样，力图把中世纪的形式重新引入近代生活是幼稚的，恢复那时的宗教教会、耶稣受难剧、大宗教节日，也许并不是有益的。中世纪的研究者和学生不是去重新实行，而是去辩护，是向今人证明昔人在千年间的辛劳（市民的、宗教的、学术的、文学的、艺术的）不是徒劳无功的，同时使中世纪精神渗透到我们的理智习惯中，使中世纪文化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因子和有创造力的概念的一部分。新教徒在不曾打开15世纪虔诚书的情况下赞美宗教改革和辱骂中世纪的天主教，自由思想者在没有阅读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诗文，甚至连第二手研究资料也没有看到的情况下就一笔抹杀它们，这怎么能达到“哲学的阿尔卑斯山高度”呢，他们又何以寻找抛弃了千年经验的有价值的立足点呢。因此，针对现在为过去辩护，把作为建制和教条而排斥在外的东西转变为今日文化富有成效的因素，正是中世纪研究者的责任（[7]，248-253页）。

皮尔逊对宗教史、艺术史、性史和道德史颇有研究，得出了一些新颖的结论，这些结论与当时和眼下流行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在其论著中所描绘的大异其趣。他对早期的研究表明，高度发达的宗教思想感情的源泉在于陌生的野蛮状态的习惯和迷信，是从人的牺牲、同类相食和自然赎罪祭献牺牲，通过越来越社会化的宗教感情阶段到达圣餐和赎罪的教义。即使不与东方宗教相比较，也很容易从基督教本身的历史内获知，所有都相对于该信仰繁盛的社会条件和艺术条件，从来也不存在绝对的。他从研究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剧中，了解到当时受到大量人支持的宗教观点，以及这些宗教概念如何影响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他得出的有教益的结论是，宗教的进化依赖于众多人的倾向；他们的抱负、需要和教育决定了它的进程，该进程只在十分轻微的程度上受到僧侣和特权阶层的指导和阻碍。另一个结论是：

如果宗教使伟大的艺术诞生并成为社会的和公民的热情的中心，那么它必然是节日的、民间集会的、礼仪形式的、戏剧的宗教，倘若可能必定是歌舞的宗教。宗教节日把社区的所有阶层一起带到共同的仇敌上，它在一个时期以同样的欢乐把高层与低层联合起来；相互了解和追求平等的情感从而在实质上加强了，这对任何社会群体的持久是如此必不可少。中世纪的宗教戏剧是中世纪的宗教社会主义和公民社会主义的结果，随着神学个人主义和经济个人主义的成长，它必然式微了。当耶稣受难剧被用来作为神学争论的工具时，当修道士出现在舞台以便被拖到地狱时，这些戏剧就变为不和的源泉，而未变成真正的民间节日的诱因。此时正是善和恶被一起扫除，人们不再有真正的宗教节日的时刻。（[7]，246-247，401-402页）

在艺术史研究中，皮尔逊涉及到中世纪的死神舞蹈和死神绘画（并从中发现了当时民间混沌的死亡机遇之概念的起源）以及16世纪英国的教会剧，但着力最多的还是德国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剧。引人注目的是，他深入探讨了耶稣受难剧的统一性和精神。他论述说，形成作为一个概念整体的宇宙及其历史的心理图象，是人从理智最早的开端时起的目标，人在许多世代用许多方式发现自然现象中的统一性和历史的统一性。由于包容在像正直和罪恶这样的基本的社会行为和行为中的强烈的宗教约束力，群居本能早就得到强调，这也反映在中世纪的人间剧中。像耶稣受难剧这样的人间剧的统一在于人们反对罪恶的斗争，在于人的堕落和赎罪，在于对邪恶的惩罚和对正义的奖赏，它与今日的情节剧一样具有相同的主旨，它不是现实主义的——社会的人的凯旋和的人最终遭到报应，但是它突出道德生活的好处，加强良心的影响，从而增加了人的群居的本能。宗教剧的历史同时表明，中世纪基督教的发展阶段及其与人的变化着的关系，中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兴起，大体上在复活节剧和耶稣受难剧中反映出来。对中世纪的人来说，这样的戏剧显示出世界历史的统一，所有生活、善和恶、崇高和荒谬的统一。整个历史从而被视为从基督诞生一直向前建立起来的统一体，于是历史为世界的存在找到了辩护。

皮尔逊发现，15世纪的耶稣受难剧将宗教和幽默并置起来，这必定会使现代读者受到震动。他们也许认为，那些使庄严和滑稽密切接触的人，那些与其信仰的角色开玩笑的人，必定没有深刻的宗教感情。这种看法不仅是对中世纪精神的误解，而且也是关于人的本性的浅薄观点。要知道，在实际生活中，滑稽与崇高是密切相关的，中世纪的朴素精神实现了这一点，正像莎士比亚(W.Shakespeare)同样认识到它一样。耶稣基督本来不是多神的、节日的、富有幽默感的，但是它在渗入条顿人之中时，在变成中世纪西方民族的民间宗教时，掺进条顿人的异教以及诸多民间幽默和民间情感。

皮尔逊论及艺术的社会价值时，特别强调耶稣受难剧对工匠教育的影响。他表示，如果一个人一旦认识到他不仅仅是为面包和黄油而工作，而是社会机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该社会机器没有他会停滞不动时，那么他不仅在自尊方面，而且在他自己劳动的尊严方面会受到最好的教育。当火灾被扑灭，城池被捍卫，教堂被修复或被建成之时，要是举行露天表演或演出耶稣受难剧，那么手艺人行会和工匠兄弟会总是走在前面。这些手工业工人不仅能在自娱中，而且能在普遍给社区以快乐中度过节日。皮尔逊继续说：

耶稣受难剧对于某些现代品味来说也许是十分粗糙的戏剧，但是在那些日子，富人和穷人、有文化的人和没有文化的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妇女和儿童，都聚集在市场上，享受手艺人在他们面前进行的大人间剧表演。行会成员认识到他们是社会体系所需要的分子，手工业者意识到他们的地位并为之骄傲。

他进而反问道：在今天有任何劳动组织在结果上使所有工人同样富有、对社区同样有用吗？我们的手艺人何时在为整个城镇提供欢乐时度过他们的闲暇呢？宗教的或社会的民间节日在何处把所有种类和条件的人带到一起去追求共同的欢乐呢？显然，这一切在现代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了。他进而指明，经济的和理智的个人主义大大有助于欧洲的智力进步和物质富裕，但是它严重地扩大了社会各个等级之间的鸿沟。他们不再具有同样的欢乐，几乎没有共同的宗教，对同一艺术有不同的理解，无法读相同的书，而中世纪的工匠的思想和教育与其他社会群体并无广泛的差异。（[7]，256-259,269-271,400-403页）

在《自由思想的伦理学》（TheEthicofFreethoughtandOtherAddressesandEssays）和《死亡的机遇》（ChancesofDeathandOtherStudiesinEvolution）中的数篇专论中，皮尔逊对性史作了细致而精湛的研究。在伴随着对德国民俗、神话和英雄史诗作分析的论文〈在远古和中世纪德国性关系概略〉（[7]，379-410页）中，他描绘了早期德国人的性形式发展的四个阶段，并探讨了这些相继阶段出现的各种原因。

（一）时期。在这个阶段，人类还没有远离兽性，没有关系的概念，绝对是。人吃生食，是森林的动物，具有野性的和偶然的特征。后来出现了前已述及的逐渐由女人创造出来的文明。

（二）母系时代（母权制）。这个时期生食被奶和脂补充或代替，穴居发展为家和房子，母亲是其首脑，是所有传统知识和所有关系的源泉。她的孩子是不同父亲的孩子，十分可能是未知父亲的孩子。子女与父和母不相关，一个只是“哺乳者”（milk-giver），另一个只是“生产者”（begetter）。母亲一词意指“使胎儿蠕动”的根源，父亲的概念只是在后期才被说成是“保护者”和“管理者”。女人在原始家庭中处于突出地位。男人在家之外，他是狩猎者，他的全部知识是在穴居时期接受的“母亲智力”。女人处在较高的文化水平，她是定居者，对土地有兴趣。的象征不再是沼泽而是田野。在民间传说中概念变成耕种，生育女神是农业女神。这个时期的性关系形式对男人而言有关系；与他们自己家庭的女人、姊妹有性关系；他们与其他家族的女人结合，并使自己转入该家族；他们从其他家族俘获女人，并把她们纳入自己的家族。其中后三种性关系形式属于较后的阶段，第四种则发展为抢夺和购买的通常婚姻形式。由于适于的女人较少（哺乳期长），导致作为牧民的男人抢夺作为农人的女人，导致女人地位的降低（俘虏和奴隶）。在农人中，性关系的持久性和在部族保卫事务中男人作为组织者和战斗者的必要性，成为父系时代的开端，基督教（基督为男性）的传播也有助于父权制的形成[10]。但是，女人并不屈从于母权制的丧失，诸多神话、诗、传说都描绘了男女争夺。

（三）父系时代（父权制）。它的基本特征是：族长管理，俘获或购买式的娶妻，以父亲一方推断血统，只有儿子拥有继承权。基督教使父系时代普遍化了，完成了使女人从属于男人的转化。但是，基督教也为女人保持童贞和提高智力留有地位，女修道院院长就具有广泛的社会和智力影响。这个时期有一个英雄时期或骑士时期作为过渡时期，其间女人至少在上流社会重新获得地位。不过，她对男人的权力不是以母亲的权力为基础，而是以妩媚为基础。只要她保持她的容貌，或男人的迷恋没有充分满足，男人就是他的奴隶。她虽然在法律和教会面前依然附属于他，但她却以比较精神性的形式付出，通过感官统治他。这种男女双方不受约束的性放肆时期，在德国父系时代是一个奇异的结果！此时，

少女和已婚妇女同样是骑士一方效忠的对象，漂亮女士给予赛马会胜利者的偏爱是具有最为实质性的一类偏爱。贞洁是假装正经。男人和女人继续密交是不生育，唯一的丢脸是被激怒的丈夫发现和被断肢，唯一的犯罪是用暴力。爱人（amie）在所有骑士社会都被接受。自由之爱——只在一两种情况下受到形式礼仪的限制——是时代的道德。不仅如此，即使到战地，爱人和公认的也追随骑士。者由第二个女人队伍伴随着，在圣地，性的无节制达到如此程度，以致于第二次的失败被古代作家仅仅归咎于放纵。

这种显贵社会的标志性特征被自治市的自由民仿效，在较少的程度上也被自耕农仿效，以致该时期在性事上却以性自由而扬名，而在社会的其他方面却几乎没有这样并行的自由。由于在父系时代，父亲有权出卖女儿给他乐意的人，或提供给比武的胜利者，因此女人自由安排她的人身和作性选择，的确是朝向修正父权制特有的严酷的性关系迈出了一大步。这是自由思想的时代和自由恋爱的时代，正是人的感觉代替了粗鲁的感官。性本能受选择的指导和艺术地诉诸激情的理想化加在一起，我们就有了在精神化的许多世纪中发展到今天的所谓的爱（love）的基础。

（四）娼妓时代。在德国原始部落中不存在的娼妓，在骑士时代变成公认的角色。火绳枪的发明使骑士在战场上变得毫无用处，日渐贫穷又使他们难以在显贵的聚会中纵情享乐，骑士文化随之衰落，而有学问的神学家或教士在议事桌上更有价值。伴随着骑士制度的消失和自治市自由民的兴起，性关系也进入了新时期。女人在选择丈夫时有了自由权，但是一旦结婚，她在法律上和社会上便处于从属地位。另一方面，骑士时代的自由的性关系以娼妓的形式继续存在，娼妓开始在中世纪的城市社会生活中起巨大而独特的作用。娼妓交替地被尊重和被蔑视，她们常为市镇议事会的宴会和接待皇帝增光，但又往往被迫穿戴不同的礼服，或被剥夺所有的法律权利。娼妓首先不是被作为女人看待，而是作为城镇财产的必然的但却令人烦恼的一部分看待。只是在少许场合，娼妓才得到教会一点人道的照顾。在15世纪末性病传播之前好久，对由执行绞刑者或市镇小官吏负责的市镇妓院议事会的支持变得很普遍。该时代道德感的典型例子是，市政会为了杰出的外乡人在妓院游览，便动用公款装修妓院，以此拉拢选票。宗教改革后的性关系形式，是以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和有组织的娼妓制度为标志的。

〈肮脏的灰男孩〉（[7]，51-91页）也是一篇早期德国性史研究。在内部通婚时期，孕育关系是社会的和的群之间的纽带。群的连续性是由女人维持的，财产由女人掌握，崇拜生育女神，亲族高级主管在需要的情况下由选举产生。在过渡时期，亲族高级主管篡夺群中的主要权力。财产还是通过妇女，但部落首领占有妇女。群的性习惯变成异族通婚，但财产不是由父亲传给儿子。男子到妻子的群中结婚，获得首领的途径是杀死原首领，或与他的王后结婚，或和平地与他的女儿结婚。母亲女神仍具有重大影响，但对其崇拜正在被削弱，女巫士和女巫逐渐有了坏名声。在纯粹的家长时期，最终确立了男性系统的继承权，母亲女神变成纯粹传说的、附着在泉水或树上的东西，女巫和节日得到十分邪恶的名声。这是英雄传奇和英雄故事代替童话的时代，女人在公社管理中仅有不大的意义。

亲族群婚〉（[7]，92-245页）主要从语言学诠释（philogicalinterpretation）的视角，以条顿民族原始语言（尤其是早期语言使用阶段中的亲属关系词和词）为化石，探索和阐明母系和父系时代的性史和文明。例如，Vater（父亲）是统治者、给食者或防护者；Mutters（母亲）是权衡和管理的词，词根来自ma；Tochter（女儿）最终是从词根d’ug导向乳，意指挤奶人；Bruder（兄弟）是Schwester（姊妹）的所有者和防护者，而姊妹是依赖的，按其本性和血统而言是属于兄弟的。有趣的是Wittwe（寡妇）一词，是从梵文vid’ava推出的，是指没有d’ava的女人，而d’ava在后期梵文中似乎是就男人而言的，与意味牺牲的词有关；于是，寡妇是没有为她牺牲的人之人——为家人牺牲被认为是丈夫的责任。火的发明在原始人中必定引起神秘和惊奇，火的产生和生命的出生在名称上便联系在一起。点燃（kindle）还保留着这一双重意义，其词根是梵文的gan或gen，条顿的kin或kan，它也许更频繁地意指生育（bringforth）而非产生（procreate），虽然很难断言一个意义比另一个更原始。

在立足于性关系和亲属关系特殊词汇的诠释，考察了原始雅利安人家庭图景和原始条顿群体图景之后，皮尔逊得出结论说，性本能作为原始生活的两个原动力之一，不仅在创造关系名词，而且在创造人的情爱和欲求名词时也是主要工具，命名法的起源恰恰在于作为进化变化的原动力的性本能之中。正是在召唤和觅食叫喊中，产生了健全的可区分的质地，隐藏着原始词根的意义。如此之多的词根原来都具有性的含义，通过类比和联想而被用于广泛的家务、农业或社会事务中。性冲动和性激情的词语是人的行为和情感的低级和高级阶段的基础，并最终精炼和纯化为最社会化的美德和复杂的情爱。从性习惯的几个阶段的语言化石中可以查明，各个阶段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在一个阶段所用的名词依然出现在下一个阶段中，不过往往被修正了，或许完全改变了意义。皮尔逊还明确地指出：

和平、欢娱、信赖、信仰、宽厚、自由、慷慨、道德的和伦理的，是人的情感和属性，我们能够把这一切追溯到亲族男人和女人群体的性关系的源头。……从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产生爱，产生亲近和友谊，产生友好的、欢乐的、恰当的和美好的概念。源于他们共同性生活的公社生活，导致性词汇容纳了附加的耕作、建筑、构造的意义，并最终导致艺术的意义。克兰（clan）会餐和克兰交谈是公民建制和议会家庭的第一个胚芽。跟随克兰会餐合唱的求偶歌——发展为性召唤——一方面导致合唱、赞美诗、喜剧和悲剧，另一方面导致大多数还存在的婚姻习惯和习俗。音乐、艺术、社会美德和公民权利，都被看作是起源于亲族的那种最终的性自由，这是与今日文明人的每一个道德情感针锋相对的。即使和宗教仪式的许多特征，也能够追溯到亲族群体对于生育女神的崇拜。

皮尔逊从性史研究中看到：第一，按照达尔文理论，生物进化主要是通过性选择和争夺食物而发生的。同样，性本能的满足在人的自然史和早期文明中占支配地位，它是解开原始人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的钥匙。第二，在研究像所有制和婚姻这样的熟悉的建制的起源时，书写的历史只不过是我们探寻的起源之后很久的人的发展阶段的产物。用一句悖论式的话来讲，历史在历史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因此只有在史前的各种化石（语言、神话、传说、史诗等）中才能找到其蛛丝马迹。第三，未来的文明史研究领域中的达尔文将会认识到，他的课题落入两大部门——性史和财富史，落入性关系的变化和所有权的变化。性关系的形式相互接替而没有持久的类型，性关系的历史成长在每一个阶段都与该阶段其他社会的和法律的建制的发展密切一致。（[8]，414-415页）第四，可以确信，由于我们种族的整个发展依赖于性关系，未来的理性历史学家将在几乎不可想象的程度上诉诸性学科学和性的形式的历史。性的形式的历史正在变成一个公认的研究分支；对于性学科学以及最终接受该门科学的定律是历史成长的基本原理的因素而言，它都是必要的开端。（[8]，380页）

关于道德史，皮尔逊认为，生存斗争使人群居起来，然后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感，道德正是起源于此。道德只不过是部族习俗的发达形式，是面对我们同胞以某种方式行动的习惯，部族的真正安全最早依赖于此，为了增强社会的或道德的行动的约束力，可以发明基本原则，诉诸超感觉的东西；不过，道德的自然史开始于亲族群，扩展到部落、民族、同源种族，并最终扩展到劣等种族和低级生命类型，但是永远以递减的强度如此扩展。[11]他还表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形式中，对社会行为某些路线的推动从一代传到另一代，或者通过老人和青年人直接接触，或者可能通过某种遗传原则。社会的稳定性依赖于这些推动，它们是在种族生存斗争中进化的。从外部观点来看，它们形成社会那个阶段的社会习惯和流行道德。没有它们，社会就会衰败。（[8]，104页）在皮尔逊看来，在人类进化史中并无道德行为的持久的核心。道德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是适应当时的社会条件的，并不存在僵硬不变的道德准则。道德观念在历史上是连续变化的，但是世俗变化是逐渐的和缓慢的，也许在个人的一生中几乎感觉不到。（[7]，94页）他指出，人的无私的、纯粹的、高尚的价值，他的爱、友谊和宽厚等德行，均起源于低劣的和讨厌的动物激情，只有那些梦想道德是从神性的智能中充分发展出来的人，才害怕获悉和承认这一点。对后代的批判精神来说，一个时代的思想家的“绝对的”道德和精致的宗教学说，无非是同一时期民间道德和民间宗教的理想化而已。（[7]，245,247页）因此，为了明确理解今日的道德的位置，我们就必须研究它在过去的起源，研究群居本能如何影响个人粗野的欲望，从而建立起原始社会建制中最根本的性的组织（[6]，93页）。例如，只有在作了广泛的比较史研究以及最复杂的生物学研究之后，才能对极其难以回答的性道德问题有所了解（[7]，108页）。

皮尔逊对德国的人文主义也颇有研究。他认为，德国的人文主义就是当时摇撼旧奴役（旧神学哲学、旧教学方法、旧传奇历史、旧巫术自然科学）的神圣德国精神，其信徒即是所谓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由于精通古典语言也被称为诗人。他们的对立面是僧侣或经院哲学教师、“无名人”或“诡辩和野蛮的传播者”。他依据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的关系，论述了整个德国人文主义运动的三个相继的思想派别及其代表人物。其一是所谓的旧人文主义者，其中阿格里科拉（R.Agricola）、兰根(R.vonLangen)、黑吉乌斯(A.Hegius)被称为德国人文主义之父。这些人致力于复兴古典学术（不仅在古典语言方面，而且在知识的所有分支）和建立新教育体制，但却依然热情地支持教会，从不容许他们的文化超越天主教教条的限度。他们决非要抛弃经院哲学的奴役（故又称为经院哲学人文主义者），他们力图用旧瓶装新酒，从而使得新学术从属于旧神学。其二是理性人文主义者，其领导人是罗伊西林(J.Reuchlin)和伊拉斯谟(D.Erasmus)。他们强烈地反对旧经院哲学，抗议教会在外面，但却采纳了基督教及其纲领的理性主义观点。他们或者不支持路德（M.Luther），或者干脆抛弃他，因为他们意识到路德的宗教改革会导致所有的真正文化的破坏。这些人在整个16世纪的改革者中是为思想自由而斗争的最有意义的人。他们大多数还是天主教教会成员，他们或对或错地坚持认为有可能改革它的建制和修正它的教义，以便能够包容人的思想的自然发展。其三是青年人文主义者。这是一个有巨大才华但却较少学问的青年人团体，他们准备反抗一切事物。他们中的许多人的不驯服的天才憎恨任何强制形式，他们对自由的爱经常堕落为放纵。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火热的激情而自戕，另一些人随时代变迁或变成理性人文主义者，或变成路德的支持者。统辖青年人文主义者的精神的是胡滕（U.vonHutten）。所有这些人文主义者的热情迅速传播到整个德国，到处涌现出新的活动中心，各个阶层和各个行业的人都开始思考，要求每一件事的为什么。（[8]，161-184页）

在宗教改革史方面，皮尔逊认为，进行宗教改革的40年作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抗议时代，长期以来被视为紧张的智力活动时期。每一个人都发出抗议，宣称他自己的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不过，这些抗议中的多数具有盲目的和愚笨的特征，但对已确立的形式的反叛还是真实的。在生活的每一阶段，都存在个人反对旧宗教社会关系及其陈腐的建制——它们确实大大限制了学术自由、研究自由和思想自由，这形成了通向个人主义新精神力求达到的目标。（[8]，161页）他指出，新教作家倾向于把宗教改革的首要的和最伟大的功效视为摆脱教条暴政的理智自由，这并未切中要害。那种功效也许是宗教改革后来的作用，但它不是宗教改革的目的。宗教改革的最重要的影响——不论是好是坏——是一种精心制作的生活哲学的破坏。（[7]，252页）在他看来，德国的宗教改革普遍是道德灾难。其教训是，所有的真实进步只能通过逐渐的教育过程达到；如果诉诸大众的激情，那么学术、文化和真正的道德将会遭到轻蔑，而狭隘性、不宽容和无知将会凯旋得胜。（[8]，244-245页）

皮尔逊还就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发表了如下评论：真实的路德是一位没有文化、没有理智洞察力的人，他永远也不能成为“他的时代的更巨大的和更自由的思想源头”。路德虽然具有语言天才和雄辩的语言能力，但并不像有人所说的是“德国文学的奠基者”。这种说法与其说出于任何仔细的比较，还不如说出于对先前的和当代的著作的无知，况且有争议的神学是否算作纯文学还得另当别论。我们把谴责路德是流氓、主义者或异教徒的任务留给天主教神学家，我们仅仅问：路德给世人以某种大大纯化了的东西吗？事实上，路德并未教导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在1500年比在百年之后更为可能，我们现在的思想是旧人文主义者埃克（J.Eck）教导的结果。新教徒放逐自由思考的画家，他们的不宽容和狭隘更甚于他们的天主教兄弟。我们把我们的自由不是归因于他们的学说，而是归因于他们的软弱无力。宽容正是在抵制新教徒或至少是在对路德的反对中，成为我们近代信念的主导因素。路德阻碍了近代文化的成长，文学、艺术、学术和道德在路德教会的影响下都衰败了。我们不承认他是英雄，也不认为他是伟大的道德导师。（[8]，193-245页）

皮尔逊评说了路德的性观念。他写道：路德告诉我们，并非从来没有罪恶，但是它是需要的罪恶，婚姻使之合法化。正是在这里，宗教改革的婚姻学说的最坏特征进入了——所有在婚姻之外的是犯罪。路德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断言奸夫应该用乱石击死。婚姻应该为性本能的合法满足而建立，这是体制的基础。路德提出用早婚和普遍结婚来堵住他的时代的放荡：原本的目标是的满足。显而易见，这种学说把提到不可抗拒的自然力的地步，必然在实践中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进而指出：

天主教会认为，结婚是圣事——它把精神的意义赋予物理事实。宗教改革者说：“婚姻像任何其他买卖合同一样，是公开的肉体的事情。”这种新的性关系概念不仅与天主教的立场相对立，而且依我之见，也明显低于骑士制度的信念。它把婚姻仅仅简化为即纯粹的肉体结合，这种观念对于现代有文化的男人和女人来说是不相容的。它助长了抑制性关系的理想化，同时通过把女人看作是孩子的生育者而贬低女人。宗教改革通过消除修道院生活而完成了女人的从属，它的妇女观实际上可用它的主要英雄的下述言论来概括：“正如上帝所说，女人将从属于男人，他将是主人；也就是说，女人将不是按照她的自由意志生活的，……”

不难设想，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三个世纪，德国的妇女的历史是空白。女人只能专注于家务或当娼妓，对她来说几乎唯一的可能性是服从或被社会逐出。（[8]，pp.407-409）

皮尔逊对思想史上的一些人物，例如德国神秘主义者、迈蒙尼德(M.Mainmonides)、斯宾诺莎（B.deSpinoza）也有独到的研究，并从中借鉴了一些思想营养。他是第一个把爱克哈特(MeisterEckehart)介绍给英国公众的，并强调这位神秘主义者可能对康德施加的影响以及与斯宾诺莎的特殊心灵关系。他认为，爱克哈特是一位泛神论的观念论者，通过把实在放在超感觉的东西中，通过把超感觉的实在等同于上帝，从而避免了泛神论的物质论的许多矛盾。他是这样描绘爱克哈特的认识论观点的：主动的理性从外部客观地接受印象，并把它们置于被动的理性面前。这些印象或知觉在被动的理性呈现出来时，是在空间和时间中条理化的，具有“此处和现在”。人对客体的知识在通常的意义上是唯一地借助这些印象得到的，他只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知觉事物。神的知识与人的知识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尽管主动的理性必须把它的知觉在时间和空间中分开，但神与这些知觉框架无关地理解所有事物。神的精神不像人的精神那样从一个客体到另一个客体，人的精神只能使自己集中于一个客体而排除所有其他的。神的精神在一瞬间和一个点把握所有事物。用康德(KantI.)的术语来说，尽管人的理性只能达到感性世界，但神却忙于物自体——这种较高的知识当然是人的理性绝对不可理解的。他还涉及到爱克哈特的自我克制（renunciation）理论，即感性生存的自我克制是再生的绝对必要的序曲,必须把记忆、知性、意志、感觉扔在一边，灵魂必须使自己摆脱此地和现在，摆脱物质和杂多。（[8]，143-166页）

皮尔逊还把希伯莱的最高智慧斯宾诺莎及其前辈迈蒙尼德做了比较研究（[8]，125-142页）。关于上帝概念，迈蒙尼德首先从神性中消除了所有人的属性和影响。上帝既不是肉体，也不是骨架，亦不是任何种类的有限，他没有一个偶然的肉体的质。上帝是one（一），但这种unity（整体、统一体）不是个体的unity或物质肉体的unity，而是这样的one：在宇宙中没有像他的unity那样的其他unity。斯宾诺莎也同样地剥去了上帝的人格化的特征，并提出上帝的理智是一切，他的思想是事物的存在，是实在的就是在神的思想中存在的。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认为，人的精神能获得某些不完善的关于上帝的知识，并有可能使这样的知识的获得变为生活中的最高的善。如果他们不终止人格化的上帝的概念，而宁可变成承认贯穿在所有现象中的理智的原因或定律，那么这个问题就有某种自相矛盾的危险，因为可以证明在物质接续底下，理智的序列或心理的必然性对他们来说就是了解变成人的生活目的的东西。人与上帝的这种理智关系形成了迈蒙尼德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的十分重要的特征，也是渗透在希伯莱思想中的一种神秘的金色意向。皮尔逊进而在分析迈蒙尼德的上帝作为理智的原因或定律的观念时说：

在物质的现象的接续的背后，是在逻辑上一个紧随另一个的观念的接续。这种思维逻辑是精神能够与现象协调起来的唯一形式，因为它本身是思维的实体，如此从属于思维逻辑。具有它自己的内在必然性的逻辑之“纯粹思想”，从而是所有现象的原因、理智的原因。把这种“纯粹思想”与神性等价的体系，可以被恰当地命名为泛神论或泛神论的观念论。

尤为有趣的是，斯宾诺莎和迈蒙尼德更为重要的重合在于下述原理：对上帝的认识是在同等程度上与对上帝的爱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宾诺莎所谓的“对神的理智的爱”，也是迈蒙尼德所谓的理解上帝的作品就是“打开通向理智人爱上帝之门”。

皮尔逊还注意到，斯宾诺莎把所有的恶归因于混乱的观念，归因于无知。迈蒙尼德说恶的观念产生于不坚定的灵魂，而灵魂在这里是一个人的“品质”和思想属性。二人的重要重合又出现了：恶与作为其原因的无知密切相关。在自我克制理论方面，迈蒙尼德把感官的欢娱作为意图放弃了，但却作为手段接纳下来，因为该手段能使身体健康，使精神充满活力。不再是主人的感性可以以仆人的身份做必要的工作。斯宾诺莎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自我克制的哲学家。（[8]，69,84页）皮尔逊进而揭示出，尽管斯宾诺莎哲学的形式和语言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笛卡儿(R.Descartes)哲学的混合，但它们表达的观念在其起源上往往是希伯莱的。斯宾诺莎虽然被他的同一教派的人驱逐，但是这并不能使他丧失在他的人民心理中的生而就有的权利——这些深刻的道德的和通神学的真理在思想史上把希伯莱人提高到仅次于希腊人的位置。（[8]，142页）

在长期而精湛的历史研究过程中，皮尔逊也形成了别具只眼的编史学观念。他对通俗历史教科书只告诉我们战争和国王大为不满，因为其中几乎没有真正的人民生活——他们如何工作、如何吃住。可是，

历史的真正使命必须告诉我们人民大众的辛劳和生活，必须告诉我们人民大众的欢乐和痛苦，这是能够在社会问题中对我们有帮助的唯一的历史。（[8]，334页）

他以种族史研究为例，把历史学分为两种类型：形式的历史和理性的历史。形式的史学家必须由语言、由传统(风俗和英雄传奇)、由“考古学发现”，并最终由遗迹和文献，来构造对给定种族来说是特别的成长形式。只有当这个十分必要的形式的历史以其广阔的纲要被建立起来时，理性的历史学家才能进入该领域，并指出产生每一个特定阶段的物理的和生物的原因。形式的和理性的区别遍及人类知识的所有分支。他看到形式的历史近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据说已经有了它的开普勒(J.Kepler)和哥白尼(Copernicus)，但是必须使之理性化，必须出现牛顿(A.Newton)和达尔文(C.RDarwin.)，以详尽阐明与已知的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完全和谐的历史成长的公理。（[8]，138页）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皮尔逊对历史学家的传统假定——人的发展不能用广泛达到的公式简洁地概述，人的历史都是事实而不是因素——提出批评，他坚信自然史、有机自然的进化处于人的认识的基础。他明确表示：

在事实落入能够用科学公式简明概述的序列之前，历史从来也不能变成科学，历史学永远只不过是用或多或少合意的语言复述的事实的目录。……只有当历史学在自然史这个含义上被诠释时，它才能从叙事的领域通过，而变成科学。但是，另一方面，在用简明公式概述的事实之描述的意义上，所有科学都是历史学。在转变为书卷气的历史学家之前，需要在科学的思维模式上花费长时间的训练，但是只有在读者大众正在变得越来越浸透科学精神时，他的转变才必定会或迟或早地到来。（[6]，425-426页）

难怪皮尔逊强调，历史哲学只是自达尔文以来才有可能，“未来的达尔文”的历史理性化将在于借助物理规律和性规律针对变化的人类建制的作用描述人类的成长（[8]，414页）.

皮尔逊对历史学的功能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历史像科学一样，也是通向知识的唯一途径和通向正确行为的唯一正确的向导（[8]，x页）。我们的文明是过去的产物，它的传统和习惯是过去的成长。没有对过去同情的研究，我们就不能认识我们自己文明的丰富性，也不能评价它的潜在能力。因此，关于近代思想和流行文献的知识，永远不能充分补偿或代替对过去的同情的研究，不管这种知识多么完备。（[7]，248页）另外，要正确地权衡我们时代在文明史中的重要性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只能从一个立足点即从过去考察它，因为我们在立场和情感方面太贴近我们的时代了，以致无法恰如其分地、不带个人偏见地评价无疑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意义。（[6]。3页）历史科学不仅描述过去的发展进程，而且也能够预言将来的发展进程（[6]，430页）。历史的教训可以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历史的经验可以使我们明察现在和展望未来，这也许是历史的最大智慧之所在。皮尔逊在历史研究中深悟到这一点：

每一种生活形式、每一个人类建制和思维模式，永远经受着变化，这不是因为无数意外事件而变化，而是在很大的和广泛的程度上就大小和方向而言是可以预见的和能够测量的。没有绝对的道德准则，没有绝对的哲学，也没有绝对的宗教；社会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特殊的道德，它的特殊的宗教和它自己的性关系形式。它的道德和它的宗教被后代人打上不道德和迷信的印记。、兄弟姊妹婚姻、杀婴、女人服从、劳动农奴制本身都曾是道德的，再变成不道德的。无财产、群体财产、部落财产、首领财产和个人财产在土地和劳动二者中都有它们的时代。说一种绝对地好而另一种绝对地坏的人，实际上是愚蠢的。只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即在特定时代人类社会变化的方向和速率。它可能难以断定，但是它依然是真实的和可以测量的。（[8]，412页）

皮尔逊把历史方法视为研究社会问题和采取社会行动的唯一正确的方法（[8]，345页）。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使自己依靠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理性判断，其理想是从过去的历史进展中找到的方向和目标，是我们研读过去、适当权衡目前在确定的方向上发展的人类的倾向和力量的结果。我们是历史的学生并非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正因为我们研究了历史。（[8]，413页）妇女问题也是如此。没有历史研究、人类学研究和性关系的统计结果，就不可能奠定真正的性科学的基础，从而不能保险地决定妇女解放是否正在引导我们，无法给出妇女问题的真正答案。连篇累牍的关于“妇女权利”的谈论之所以如此肤浅和不可信，原因盖出于缺乏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8]，355页）难怪皮尔逊强调，要成功地发动社会改革，就必然需要历史精神([7],4页)。

皮尔逊在历史研究中也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他深知，历史事实无法用任何形式的即时感觉印象去证实，即不能作为直接的感觉印象进入我们的意识，而只能通过一长串推理环节达到，这是它与科学事实的大相径庭之处（[6]，62页）。不过，他认为，在历史学，尤其在“前历史的历史学”中，最好能够应用科学方法；在历史方法领域，科学还不得不做拓荒者的工作（[6]，426-427页）。皮尔逊本人在历史方法领域中的科学拓荒也有不少收获。首先，他表示，准确的初始条件对于答案的发现必不可少，就像在动力学问题中那样。例如在史前史研究中，他就立足于人具有动物本能这一初始条件。其次，他指出历史学家必须追溯人类社会成长的基本因素，把握社会进化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生产工具、财产所有制、婚姻形式和家庭组织诸因素及其关联。否则，即使我们在史籍中不再用君王的名字作为一个时期的标题，且不再用大段篇幅描绘他们的情妇，我们还是没有理解为什么一种因素在这个时代或那个时代变得处于支配地位。（[6]，2页）这实际上要求用分析和综合法进行理性历史的研究，从而发现概述历史的公式或定律，达到对历史的理性理解和诠释。再次，他表明，类比法在历史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功效。例如，儿童在出生后的发展以类似的方式描绘出原始人从野蛮状态到文明成长的许多特征，儿童在微观世界中从母亲那儿学到的一切类似于人类在宏观世界中从早期女人文明中获得的东西。雅利安人早期史的一些特征在其他民族的早期史中也表现出来，在现存的一些未开化的原始部落中也能窥见到，甚至在今日不很发达的雅利安种族中还有一些未消失的遗迹。（[7]，97,242页）最后，他特别强调“化石”法的神奇作用：希望重构任何文明种族的史前社会关系的历史学家像博物学家一样，必须从化石建构过去。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些化石存在于语言中，在原始习惯中，在民间传说中，在Weisthümer中，在农民的节日中，在儿童的具有简单韵律的诗句和舞蹈中，在其他比较发达的民族的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在原始法律和圣徒传奇、英雄传奇中，而书写的历史属于较晚的发展时期。在转向化石研究时，其困难并不在于缺少化石，而宁可说在于化石过剩，尤其是难以准确地决定单个化石所属的社会习惯的特定地层。由于材料众多难以分类，因而需要花费艰苦的劳动。（[7]，94-95页）皮尔逊的编史学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下面一段言论中，我们不妨以它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所谓研究过去，我并不意指阅读流行的历史著作，而是取一个民族生活中的100年或最好50年，彻底地研究该时期。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这样的研究，尽管这可能需要闲暇时间，不是几周，而是数年。它意味着理解，不仅理解那个民族在那些年代的政治，不仅理解它的思想家写些什么，不仅理解受教育的阶层如何思想和生活，而且要理解人民大众如何斗争，什么激发他们的感情，什么激励他们去行动。在这后一方面，从民歌和大幅单面印刷品中比从整个一系列对外战役中，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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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2篇

人类的意识，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但意识进步到理性思维的程度，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思维”，是指具有深刻性、系统性的逻辑思考。原始人在生产斗争中，会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却不能以系统性逻辑思考的方式认识其本质，原始神话是当时思维和认识的最高成果，其中包涵神天迷信、自然崇拜以及征服自然力的愿望，而这种思维寄托于虚幻的想象，不属于理性思维的性质。

当人类社会携带原始宗教意识与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阶级分化时期，一方面自然力的人格化即神的信仰被统治者强化，可能使思想更趋向于麻木；另一方面社会变革、社会分工与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进步，都可能使理性思维迅猛发展。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的消长，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明”时代到来之际的文化发展状况。

古希腊的奴隶制由于具有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缘关系纽带对人们个性的束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商业比较发达，神权的统治比较松驰，政治上形成奴隶主民主制等等社会条件，产生一批人身与思想皆比较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和哲学。而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袭用氏族制度的躯壳以建立统治政权，血缘氏族纽带经过改造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种族关系与宗法关系纽带，适应水利的需要而实行土地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王权专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即反映了这种状况。于是，与王权专制对应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关系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牢固的神权、族权观念，各个层次人们思想的理性自由受到扼制，文化的发展走上与古希腊不同的途径。

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没有对事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任或兼任占卜、祭祀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据传夏朝经历了约五百年，商朝的历史也达五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时期，孔子即发出夏、商“文献不足”的浩叹，〔[2]〕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充满盲目和蒙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缺口。

周族原为臣属于殷商的小邦，逐步强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的统治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振荡。殷商末年，商朝的个别政治人物已经预感危机，向商纣王提出警告，而纣王则认为他受大命于上天，不以为意。〔[3]〕可见在商代，除极少数人之外，统治者对“天命”皆抱有极其僵化的迷信。周灭殷商之后，周仍然面临着殷民的反抗，这一切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观念，〔[4]〕意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即从历史思考而重新认识天命。这种思考得到反复的强调与深化，例如《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所说的“殷鉴”，是指殷朝应以夏为鉴。这自然会导出周以夏、殷为鉴的认识，《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行政的借鉴与警惕。这种思索深化到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民众的作用以及施政措施和政治原则等问题，形成了在天命论外壳内具有理性精神的历史观与政治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天命转移的观念。周初统治者在《康诰》中，通过总结历史明确地提出“惟命不于常”，〔[5]〕这与《诗经·大雅·文王》中“天命靡常”一样，都是说“天命”是可以改变和转移的，周初的许多诗歌、文诰皆在叙述历史时表达了这一思想。那么“天命”发生转移的条件是什么？《尚书》中《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等篇记载周公多次详细总结夏、商、周政权变革的历史，认为统治者如果对天帝失敬、行为放纵、贪图安逸、弃德任刑、残害无辜，都会被上天遗弃并降下惩罚，转移天命。上天密切地关注着人世，特别是监督人间统治者的举动。《多方》记载周公的话说：“天惟时求民主”，即上天时刻寻求着好的君主，这样，天命的转移是随时可能的，使周初统治者充满上帝可怕而不可依赖、保守天命很不容易等忧患意识。这种天命转移、上天时刻监督下界的观念，是殷商统治者所没有的，在思想上顺理成章地可引出两个重要的认识：其一是上天成了制约王权的力量，君主不能为所欲为；其二是承认改朝换代的合理性，甚至从历史变动的现实出发来说明天命的归宿。这种历史观点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均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敬德”以修人事的观念。周初统治者的“天命转移”观念，形式上似乎强化了天命的权威，但却在描述天命转移原因时却注入了理性思维的因素，实际上探讨了天命与人事间的关系。人在“天命”面前不是无所事事，不是无能为力，统治者可以通过其符合“天意”的作为以“祈天永命”，巩固政权。这种“祈天永命”的作为包括较多的内容，诸如敬天敬祖、勤政恤民、谦逊俭朴、行教化、慎刑罚等等均在其内，大多属于修治人事的范围，这些内容被抽象地概括为“德”的概念，〔[6]〕因而提出“敬德”的政治原则。“敬”，就是以恭谨态度对待和执行，“敬德”的主张在《尚书·召诰》中再三申说，认为夏、殷的灭亡都是“不敬厥德”造成的。在周初历史文献中，《康诰》、《梓材》、《多士》、《多方》等篇均强调“明德”，“明德”与“敬德”的含义基本一致，〔[7]〕其他周初文献也普遍使用“德”的概念阐述政治、教化和个人修养的问题。“德”这个范畴的提出，来自对历史、对天人关系的理性思考，是对人事行为的积极认识，是表达中国上古哲理性政治观念的主要标志之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8]〕“敬德”观念在思想上原本是要调和天命与人事，使之合一的，但天命掌握在神明的上帝手中，人只能在修治人事上下功夫，“敬德”实际是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事务，因此周初统治者甚至说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9]〕的话来。

第三，“保民”的观念。从殷末到周初的社会振荡，令统治者亲眼看到下层民众的力量。改朝换代的战争，需要许多下层民众为之冲锋陷阵，在这种情况下，人心向背就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周初统治者认真思考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产生了重视民众的思想。《酒诰》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意思是说：人不要把水当作镜子，应该把下民作镜子，我怎能不据此（殷商灭亡的史实）为重要鉴戒呢？以民为鉴，包含着重民和重视人心向背的认识，这必将导致对待民众政策上的调整，于是，周初统治者明确提出“保民”政治观念。《康诰》中讲“用康保民”，是说要使民众安康；讲“裕民”，〔[10]〕是说要教化民众；讲“作新民”，是说要改造殷商遗民；《无逸》篇还讲到要体察民间疾苦，施惠于民，关爱鳏寡孤独等等。这一切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防止民怨，使之顺从。为此目的，谨慎而严明地使用刑罚当然极其重要，但鉴于殷纣王滥用酷刑之弊，因而更强调“慎罚”。民怨是可以反映人心向背的，周初统治者对此予以格外重视，认为“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都必须认真对待，听到民怨，应更加“敬德”，使不顺从的小民变得顺从。《康诰》中大声疾呼：“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意思是：要谨慎呀！可畏的上天是否诚心辅助你，可以从民情中表现出来。这又具有将天意与民情拉向合一的意味，成为后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思想的先声。〔[11]〕

第四，明确的以历史为鉴戒的思想。周初对政权兴亡问题的理性思考，没有停留于笼统的认识，而是深化到一些细节，注意到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例如《康诰》中即已提出立身行政要“敷求于殷先哲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即向殷商以及更古的英明君王学习。《酒诰》则在关于戒酒这一具体问题上，叙述了商朝国王从成汤至帝乙时的君臣都勤于政务，不但不敢纵情饮酒，而且也没有纵饮的闲暇。商纣王君臣都大肆饮酒，政治败坏，终于亡国。周文王则早就教导说只有祭祀时才可用酒，我们遵守文王之教，所以代殷受命。在《无逸》篇，更细致地列举商代勤政君主绵长的执政年限，和贪图享乐君主短命的年限予以对比，要求以此引为鉴戒。在《召诰》、《多士》、《多方》等篇都谈论了夏、商改朝换代的历史，《君奭》、《立政》篇更较为详细地总结了夏商周（文王、武王）三代用人行政制度的发展与经验教训，从而提出治国“立政”的原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周初统治者已经做到从多种角度总结历史，通贯地考察夏、商到周文王、武王的历史发展，从中概括出一些政治经验和教训。因此，周初统治者的历史认识，是最早的理性思维，其“敬德”、保民观念以及对天人关系的新见解，皆是从历史思考中得出的。至今诸多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述强调西周产生怀疑天命的观念，却不知其来自“殷鉴”，即来自历史的思考，所以难免得出本末倒悬、因果错位的结论。

中国上古最早的理性思维，产生于以“殷鉴”为标志的历史认识领域，首先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认识政治、认识天人关系，从而启沃心智，继而丰富逻辑思考能力，打开哲理的眼界。这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造成历史认识与政治文化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积淀为凡事从以往历史中寻求根据、经验与教训的思想模式。“殷鉴”的思考，还导致历史文献的保存与整编，今所存之上古典籍文献，都是西周及其后保存和整编的。所有这些，都是史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国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历代官方的史学活动之绵延不废，古代史学多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宗旨……这些西方所不具备的特点，皆可追溯至理性思维的源头，追溯到“殷鉴”给中国社会文化植入的思想根基。

二、官方记史体制以及相应的史学观念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左传》中有《夏书》、《夏训》的记载，〔[12]〕然而那是否真实、是否真是夏代的历史记载，很难据信。《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商代已有正式记述的历史典籍，但典、册的内容不一定就是历史记载。甲骨文中有“史”、“尹”、“作册”等官名的记录，后人将之称为史官，而其职责乃是起草和掌管官方文书而已，亦不足以证明记史制度的产生。殷商并未留下可靠的史籍文献，从今存甲骨卜辞来看，仅在记载贞卜活动及其结果的同时，无意间记载了当时的史事，由于未能摆脱凡事必卜、极端迷信的精神蒙昧，尚不可能具有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

一般而言，一个政权若非承袭民族传统或者接受外部文化影响，只能在认识到历史的借鉴作用之后，才会形成自觉的记史制度。殷商时代可能会保存少部分重要的官方文书，但不会有系统的历史记述。西周初年具备了“殷鉴”的历史认识，那是从亲身经历与口耳相传的史事直接汲取借鉴，尚无阅读历史载籍的例证。因此，周初提出的“殷鉴”是一种历史意识，由历史意识到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在我们看来不过一步之隔，但古人实现这一步的跨越，亦非易事。从现存的文献看来，周初由于具备了“殷鉴”的历史意识，不仅自觉地保存更多的官方文书，而且整编了殷商时代的历史文献。〔[13]〕从注意保存档案、文书到特意记述历史载籍，则又历年长久，白寿彝先生指出：《墨子·明鬼》篇引证了《周春秋》记载的周宣王时期史事，又参照其他先秦典籍，因而判断“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14]〕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官方记史制度的形成亦当在这个时期。保存与整编档案文献，只是初始和朦胧的史学意识，特意和自觉地记述历史，进而形成记史的制度，史学意识便得到了明确与巩固。

官方记史制度在春秋时期迅速发展，周王朝与诸侯国皆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史事，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官，形成各国官方记录的史册，这些史册多以“春秋”为名，也有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别名。一些史学上的基本原则，也陆续提了出来。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史官名目很多，《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西周即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其职能中包涵着记录历史。〔[15]〕《汉书·艺文志》说古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清人黄以周《礼书通故》经考订认为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大史。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史官名称与王室类似，如鲁、齐、晋、郑、卫皆有大史，鲁又有外史、齐有南史、晋与楚有左史等等，〔[16]〕齐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圣德也”〔[17]〕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初有史以纪事”，〔[18]〕可见各诸侯国记载史事已普遍制度化。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9]〕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从曹刿语意上看，这已经实行许久了。《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官董狐于史册书“赵盾弑其君”，同书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史官不顾接连被杀，坚持记录“崔杼弑其君”的事迹，成为古代史官不惧强权、奋笔直书的典范。据称后来孔子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里提出史家的“良史”标准及“书法不隐”的原则，在古代史学的发展中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期，关于历史和史学作用的观念大为丰富。周灵王时，太子晋畅谈往古胜败兴衰，提出“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20]〕这明确表达了应当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寻求兴亡成败教训的观念，不仅是讲历史的鉴戒作用，而且突出了史学记载的作用。鲁庄公时，夏父展因事进谏称：“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21]〕这里的“顺”、“逆”是指符合、不符合礼制，史官纪事，是“顺”、“逆”皆如实记载，夏父展以历史记载流传后世来进谏，已试图利用历史记载对君主的行为予以制约。晋悼公时叔向“习于春秋”，被认为可以作到“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22]〕表达了当时对史学作用的认识。楚昭王时，其史官倚相被视为国宝，因为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23]〕这已经是史官直接利用历史记载诱导与辅助君主的事例。不仅如此，据倚相的叙述，早在200多年前的卫国卫武公时，已经“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24]〕。史册、史官和记史制度向君主提供鉴戒、行为制约和思想诱导，从而参与了深层的政治机制，其影响之一，就是使史学发展的动因深深地扎根于古代中国的社会肌体之内。

楚庄王时申叔时论教育太子方法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5]〕

“春秋”（编年记事之史）、“世”（世系之书）、“令”（先王之官法、时令）、“语”（以往治国之善语）、“故志”（记前世成败而总结出议论、格言之书）、“训典”（五帝之书），均为史籍。〔[26]〕这段言论，包含以史实施教育、教化，汲取鉴戒，从史学中学习政治经验、提高行政能力和学习治国政策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很明显，这些史学观念都是首先在官方记史制度、官方政治与史学相结合的机制上形成的。

总之，在西周“殷鉴”思想的基础上，春秋时期建立“君举必书”和讲究一定书法的记史制度；提出“良史”的概念，这涉及史家标准的评议，产生了史家的榜样性人物；形成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和从史学中学习治国之策的史学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运行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表述得还相当简约，有如格言成语，而唯其简约，更便于传播、更提供了后世展开、发挥与丰富化的空间。

三、孔子与《春秋》相联结的的史学意义

流传于世的《春秋》是否经过孔子的修订？这是学术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笔者是倾向于孔子修订《春秋》之说的。《孟子》的言论、《史记》的记载以及古代几乎所有经、史、子、集著述中的说法，多认定孔子作《春秋》。但是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之中，却无片言只字提到修《春秋》之事，因此近代以来，否定孔子曾经修订《春秋》的学者亦不在少数。

孔子是先秦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至少作出以下三项破天荒的创举：第一，孔子是进行大规模私家讲学的活动的第一人，三十岁左右即开始收徒讲学，传说他的学生有三千人，学业甚好者也有七十余人，后来带领学生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这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将之引向民间。第二，首次创立了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派，即不依附某个特定政治势力，以思想、学问的传承为纽带的学术集体。第三，最早地将政治、社会及人际关系等社会问题蒸发为非参政人士探讨的学术问题，并且建立起系统的思想体系。从孔子生平事业看来，修订《春秋》与整理《尚书》等文献以备教学、治学之用，其可能性是很大的。

孔子是否修订过《春秋》，考清这个史实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这里还存在另一层面的史实，即在整个中国古代，孔子修《春秋》乃是久被认定的，这个无可争议的史实对于史学史研究来说，重要性并不亚于孔子是否真的修过《春秋》。孔子与《春秋》联结一起所造成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孔子为春秋后期人，而对《春秋》大力推崇并且将之与孔子联系起来，则在战国时期。《左传·君子曰》评论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27]〕这里提出的“惩恶而劝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既是论史学的功用，也道出了修史的宗旨，比春秋时期的史学观念又前进了一步。孟子旗帜鲜明地将《春秋》说成是孔子的有为之作：“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他把孔子修《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平定天下等伟大功业相提并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天下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8]〕这样，《春秋》所能起到的政治作用就不可估量，成为拨乱反正以安定天下秩序的法宝。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将修订《春秋》视为“知我”、“罪我”的最重要的事业，是以一般平民身分而行“天子之事”。尊崇《春秋》，也就同时提高了史学的地位。

春秋时期人们强调史学的鉴戒作用、辅政作用、教育作用等等，而是否真的以史为鉴，占主动地位的乃是君主、统治者，而不是史学和史家，前引夏父展以历史记载会传于后世来向鲁君进谏，就没有被接受。至此，《左传》提出《春秋》有“惩恶而劝善”的宗旨，特别是孟子鼓吹孔子鉴于“世衰道微”而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孔子为榜样，倡导出撰史者积极用世的主体意识，即史家以撰史方式主动干预世事。无论有权势的在位者是否愿意接受，史家都将使其历史记载流行当时、传扬后世，从而鼓舞善行，令恶人知惧。正是在这种信念之下，建立了历代优秀史家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史学经世致用的精神成为传统史学的准则。史学的终极宗旨，已不是关注具体当权者的接受与采纳，而是关注在整个社会和未来的效果。

如上所述，不管孔子是否真的修订过《春秋》，古人基本上公认《春秋》为孔子所作，乃是另一层次的史实。随着孔子的不断圣化及《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其崇高的地位在古代主流思想意识中，已经不容怀疑和否认，这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铺垫了日趋繁荣的坦途，其影响之大者有以下几点：

（一）《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在汉代公羊学派的鼓吹中，尊崇到吓人的程度，此后经学的《春秋》学长盛不衰。但《春秋》毕竟是记事的史书，推重《春秋》之论其实即推重史学，《春秋》地位的高涨带动史学地位的提高。《春秋》经学不能完全脱离史学，经与史之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9]〕《春秋》经学的论断，有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纳入史学理论的范围；《春秋》（还有《尚书》）亦经亦史的现实，还为后世“六经皆史”的理论探讨准备了条件。总之，是孔子《春秋》促成史学的重要地位，带动了史学理论的探讨。

（二）认定孔子修《春秋》，是在根本原则上认可私家修订国史，这是对私家史学最大程度的承认。历史上虽然有如隋朝等朝代曾短暂地禁止私修国史，但这仅限于当代史，而且根本难以真正施行。孔子这位至圣先师的修史行为，令历代君主找不到禁止私家史学的法理。于是私家撰史不断，史家无不推重孔子《春秋》，悬为楷模，历代以“春秋”为史著书名者即不可胜计。《春秋》在政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筑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联系的发展轨道，而这史学的双轨，是古代中国史学持续繁荣的最重要的条件。

（三）据说孔子修《春秋》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30]〕对历史人物予以华袞斧钺之褒贬，“拨乱世反诸正”。圣人的榜样使后世史家具备这样的信念：不仅撰史，而且论史，不仅论史，而且联系时事。在绝大多数朝代，官方也只能承认或默认史家有撰史、论史的权力，这应当说是得自孔子与《春秋》精神的无形庇护。

《春秋》之义对于中国古代的史学，也有消极的影响，它规定了史学思想的主流方向，纳入封建伦理的规范而难以突破。然而若考究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兴旺的原因，不能不强调孔子与《春秋》联结于一起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四、史学观念上的新拓展

战国时期孟子等儒家学者对《春秋》的推重，将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的观念深化为史家和史学干预时事的主体意识，从理论和精神上将史学置于高屋建瓴的主动地位。除了这种在《春秋》问题上深化了的史学思想之外，史学观念还取得了多方位的拓展，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学者、士人的撰著意识空前强化，产生了大量的典籍。有私家一人之书，有一学派积累共纂之书，有杂取各派汇编之书等等，琳琅满目。其中，史书的撰著亦格外盛行，《竹书纪年》一书可说明战国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延续不废，我国第一部内容充实，记言、记事兼备的史籍《左氏春秋》（即《左传》）的产生，表明历史著述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据学术界研究，今《尚书》内有写于战国时期的文献，晋代从战国古墓出土《周书》，今存篇目中亦有可认定为战国写成者，可见战国期间必然重新整编过《尚书》、《周书》。战国后期，楚国铎椒所撰《铎氏微》40篇，选编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事迹，〔[31]〕书名用“微”字，说明关于《春秋》“微而显，婉而辨”、“惩恶而劝善”的史学原则已广泛传播；赵国虞卿撰《虞氏春秋》8篇，分类记述春秋至战国中期史事，内容、宗旨为“刺讥国家得失”，〔[32]〕表明史学主动干预时政的精神亦得以发扬。其他如《国语》为分国记述政治言论，《世本》为分门类记述史事，《战国策》专载游说、进谏之词，说明撰述史籍已经采用较多种类的体裁，史学眼光有所放宽，撰史方法有所增加。总之多种类史籍的出现，折射出史学观念的多样化拓展。

其次，孟子在评述《春秋》中概括了史学在内容、形式和观点上的内在结构，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3]〕这为后世撰述与评论史书提供了一个方法的总则，即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运用生动的文笔，尤其要具备深刻的历史见解，三者相结合才是完整的史学著述。

其三，形成了对史事考信征实的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即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34]〕这段话是说认识历史必须取证于“文”（历史记载）和“献”（贤才），不能凭空捏造。而战国时的孟子觉得历史记载也不完全可靠，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35]〕这里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有误，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原则是正确的。法家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他认为对历史记载、历史传说应当予以“参验”，“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36]〕若摈去其中的历史不可知论观念，这种不经“参验”就不能认定真实，未验证其真实就不能引作根据的思想，便很有史料学上的理论价值。

其四，以史学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的观念。孔子曾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7]〕非但孔子，上文叙述到的晋叔向、楚倚相，也是由习史而著称于时。至战国成书的《周易·大畜·象传》，即提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命题，言简意赅，深刻精辟。这里的“德”，包括见识、能力、品行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多识前言往行”就意味着学习历史。

其五，会通古今的史学观念。将历史引为鉴戒，一定会导致列举历史事例、评议时事和预测后果的思考。《左传》、《国语》记载有各国君臣间引据历史申说主张的大量情节，战国诸子著述如《墨子》、《孟子》、《荀子》、《管子》等等也无不引古论今，《韩非子·五蠹》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得出历史进化观点，邹衍则宏观地用“五德终始”描述历史的演变程序，凡此皆对历史事物作出会通古今的思考。而在史学理论和原则上，先秦时期也提出会通古今的主张，《礼记·经解》借孔子之语称“疏通知远，《书》教也”，《周易·系辞下》提出“彰往而察来”的命题。这种格言、成语式的精辟语句，极便于传诵，为史学的会通古今观念提供莫大的发挥可空间，启迪了后世史家。战国后期，荀子有比较明确的会通古今的观念，他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拱而议。”〔[38]〕“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从而得出“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的结论。〔[39]〕这里的会通古今，是以强调知今为重点的。《吕氏春秋·长见》篇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念，认为“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以知古，知古则可以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将会通古、今、后世的认识，称为“长见”，即长远的见识。《察今》篇又言：“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可惜后代在发扬先秦史学会通古今观念过程中，仅关注“彰往而察来”的认识方向，未能光大“察今则可以知古”的历史认识论。但尽管如此，“以今知古”的思想仍在先秦史学观念中闪烁着奇光异彩。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史学观念，体现出中国古代史学蓬勃发展的渊源。由“殷鉴”的思索进展到官方巩固的记史制度，继而产生一系列基本原则性质的史学观念，随之又有孔子《春秋》为私家史学辟开蹊径，促使史学观念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步步的跨越，为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准备了势不可遏的社会条件。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史学，唯其源头深邃丰饶，才成其日后的烟波浩瀚、奔流不废。

注释：

〔[1]〕《诗经·小雅·北山》

〔[2]〕参见《论语·八佾》

〔[3]〕参见《尚书·西伯戡黎》。

〔[4]〕见《诗经·大雅·文王》。按《文王》一诗，据《吕氏春秋》为周公旦所作。

〔[5]〕《康诰》载于今文《尚书》，其作者有二说，一为周武王，又一为周公。

〔[6]〕《尚书》中记载商代史事的《盘庚》、《高宗肜日》已有“德”的概念，但学术界多认为这两篇或经过西周初年整编，或就是周代的作品。

〔[7]〕“明”字多义，有“彰明、光大”与“勉力为之”等含义。

〔[8]〕《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蔡仲之命》。

〔[9]〕见《尚书·君奭》，为周公之言，大意是：上天不可信赖，我们只有继承文王的传统。

〔[10]〕《康诰》中讲“乃由裕民”、“乃裕民”，“裕”是启迪诱导的意思。

〔[11]〕《孟子·万章上》、《左传》昭公元年引《尚书·太誓》。

〔[12]〕见《左传》庄公八年、襄公四年。

〔[13]〕据王国维《古史新证》、张西堂《尚书引论》，《尚书》中《汤誓》、《盘庚》为西周初年整编；《尚书》、《周书》中关于西周的文献情况复杂，学界意见不一，但各篇皆当有其所本，又据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研究，《牧誓》、《世俘》等多篇可定为周初之作。要之西周开始特别注意保存历史文献，应可确认。

〔[1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15]〕《周礼》其书晚出，所载史官之称非必西周时完全具备，似可作春秋时期的参考。

〔[16]〕以上史官名称零星见于《左传》、《国语》。

〔[17]〕《左传》僖公七年。

〔[18]〕《史记》卷五《秦本纪》。

〔[19]〕《国语》卷四《鲁语上》。

〔[20]〕《国语》卷三《周语下》。

〔[21]〕《国语》卷四《鲁语上》。

〔[22]〕《国语》卷十三《晋语七》。

〔[23]〕《国语》卷十八《楚语下》。

〔[24]〕《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25]〕《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26]〕括号内的解释据《国语》韦昭注并稍加润色。

〔[27]〕《左传》成公十四年、昭公三十一年。

〔[28]〕《孟子·滕文公下》。

〔[29]〕与《春秋》起到相同作用的还有《尚书》，但不如《春秋》为突出，此不备论。

〔[30]〕见《史记》卷一三0《太史公自序》。

〔[31]〕《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32]〕《史记》卷七六《虞卿列传》。

〔[33]〕《孟子·离娄下》。

〔[34]〕《论语·八佾》。

〔[35]〕《孟子·尽心下》。

〔[36]〕《韩非子·显学》。

〔[37]〕《论语·述而》。

〔[38]〕《荀子·不苟》。.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史学研究；论文写作

对于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虽然经过了四年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但其实只是掌握了一些基本史料，要真正进行真正意义的史学研究，还需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史学理论，并进行论文写作的实践。以下就谈一谈这两个问题。

一、史学研究入门

历史学科是所有学科中产生最早、体系最完整的一级学科之一。中国是世界上史学著述最为发达的国度，积累了很多宝贵的著史经验，近代以来，吸收了西方很多史学理论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史学思想与流派，为历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选择入门读物

具体到个人的学习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每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采用适合自己的方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吕思勉的《历史研究法》等是史学研究入门读物，对于初入门的研究生非常实用。但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一定要勤于思考，若一味机械照搬别人模式，也可能会事倍功半。所以，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实践中善于思考、总结。

（二）充分合理的利用史料

对任何研究者来说，熟读史料都是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在史料选择方面也是有讲究的，原始资料为本，最原始、最早的资料往往最真实可靠，最接近历史真相。同时需要对史料的真伪进行甑辩，找出其中最典型材料。而且在引用正面材料的同时也要引用反面材料。除了文献史料，我们也要重视一些传统不被重视的史料：如碑文、铭刻传记、古墓室、考古发掘器物等。很多大家都是利用了这些材料与文献史料相互参证，最后做出不菲成绩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引用材料时要多用文献互证方法、孤立不证、多例互证，尽量引用非同源材料互证。史料不等于史学，如果只是一味的为史料而史料，不能对史料进行整理加工，得出观点结论，那么这样的研究不能算真正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无论熟悉史料还是理论学习，都要遵循循序渐进原则，有计划、有目的进行学习研究。对基本史料要首先细读一遍，以便有很好的开端和基本的了解。然后就要带着问题反复读，突出重点，或经济、或政治、或文化，分门别类。做到目的明确、精力集中，材料的收集才能详细全面。与此同时要勤作笔记、札记，把自己的灵感、发现及时记下，以后写作时候就会事半功倍。

（三）掌握基本的史学理论

掌握一些基本的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论对今天的史学研究仍有重要价值，西方的年鉴学派、后现代史学流派都应进行了解。另外，涉猎一些基本的社会学、经济学理论对史学研究也有很大帮助。在对自己研究相关方面有了总体了解之后，研究课题的确立就迫在眉睫了。选题要适合自己的实际，选择自己最有兴趣、同时又有一定价值的，且能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的题目。题目确后，就要着手把相关专题的文章、史料、前人和近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提高自己研究起点。因此，就要求我们随时注意学术研究动态，提高自己自觉性和敏锐的捕捉信息能力。并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置身于整个历史范畴中：横向的置身于世界范围、纵向置身于整个历史过程中，统筹兼顾博与专的关系。在可能情况下尽可能掌握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以助于历史的研究。

（四）重视史学的人文性

史学的主观作用，即史学的价值性、人文性。史学是一种以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人文学，历史学家应当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将过去的人作为具有生命和情感的人看待，避免将史学变成纯粹的技术性研究。为了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过去的人及其生活，历史学家必须注重历史的“过去性”，不宜按照现在的要求或用现在的标准来苛求古人，而要以最大的智慧和心力来突破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努力将前人的言行置于具体“情境”来理解。同时，历史学家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身份，既不能成为历史中任何一方，也不必充当现在的代言人，而要保持客观的立场和独立的判断，慎重审查自己用以观照史实的各种资源，以减少形形的偏私对史学求真旨趣的妨害。尤其是全球化的当下，历史学研究者要对自己的民族情感保持警惕，抑制民族和文化的偏见对治史的不利影响，并注重从国际的或全球的视野来探讨国别史问题。

二、历史学论文写作方法

论文写作是史学工作者必备的专业素养，其基本要求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有创新性，无论是选题还是论证都有新颖性，不重复前人的研究，不蹈袭前人的观点。第二、理论与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弄清楚历史史实的意义，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历史规律，这样才会保证理论与史实内在逻辑的统一。第三、对史料的分析阐释能力，这就要求在史料给定范围内研究，不能凭空论述或者随意臆造。具体来讲，明清史论文的写作方法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确定选题的几个原则

首先，选题是选主题，不是选标题论文选题一般是论文写成后再确定标题。其次，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选有研究价值的题目。我们需要在研究之时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即研究的对象是否具有价值。现在的历史研究有一个不好的趋势，有些是毫无现实意义的研究。正如有的批评者说的那样：废了九牛二虎之力、花费数载光阴，只是为了论证某个后宫佳人是丹凤眼还是三角眼，这样的研究有何价值？ 第三，注意题目的创新性。选择题目要力求“题不惊人死不休”。选提前先要对前人研究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不重复前人走过的道路。通常历史学选题有三个要素：时代、地域、主题，例如研究明史要尽量避免一些前人研究较多的明初、晚明等时间段以及重大政治事件，多选择经济、文化主题。第四，着眼于当下，选题应具有开放性，应该成为一个更大的研究起点。很多同学硕士毕业后将续深造，一个开放性的选题可以在博士阶段继续深入研究。第五，要学会写小问题（小题目）要学会由小处着眼，从细微处下手，切入点要即可能的小。第六，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要注明作者，切不可据为己有。第七，选题要量力而行。不能盲目求突破，应正视自己的基础与条件，量力而为。

（二）大胆假设

确定了选题之后，便可以着手论文大纲的制定。这个过程力要求有史学研究的敏锐嗅觉，尽可能大胆的进行假设。例如，当研究者有了“生态环境史”的问题意识，才知道在正史之外，向农书、地学书、方志、笔记去索取素材；当有了“身体史”、“医疗社会史”的问题意识，才会问津医书、方志、家谱、文集、笔记等类书籍。因此冯尔康提出“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是开启社会史史料宝藏的钥匙”，就是肯定充分肯定大胆假设的重要性。提出“大胆假设”口号的胡适，用西方史学理论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了重新考察，“截断众流，径从老子、孔子说起”，于是有了石破天惊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三）小心求证

明清史史料浩如烟海，史学研究应建立在对史料辨析与考证基础上。例如：环境研究。明清时期的干旱记录多于前代（北方），有人认为气候变化。但是今天看来不是很合理，因为研究发现：人口稠密的地方干旱记录多、文人多的地方干旱记录多、经济发达的地方干旱记录多。由此可以推断随机记录因素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也可以推论出：也许明清时期气候确实变化了，但是只有这些记录显然是不足为证的，因为没有考证和辨析，所以我们需要也必须剔除其中的随机因素。对史料本身的辨析，要尽量利用善本进行研究，尽可能丰富的占有资料，切忌孤证。对史料记录方法的考证，要认清作者的史学思想，及时订正史料中的错误之处。

（四）对史料的意义考察

史料考证除了需要求实之外，有时还需要考意，即以新视角考察史料，这样往往能得到创新性的解释。这方面陈寅恪树立了典范，他不仅注意史实的真伪，更注意史料背后蕴藏着的意义（meaning）。比如他的《读〈莺莺传〉》主要不在考出这是元稹的“自叙之作”，而在考出当时社会的婚姻门第等观念及道德观念；又如他考《琵琶行》中“移船相近邀相见”一事，意在论证唐时礼法观念与宋不同。1932年他在清华开设晋至唐文化史课程，其中讲到研究文化史的“旧派”时，认为其材料只采廿二史儒林、文苑等传和各类书，“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他著名的史学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好像是政治史、制度史，实际上其中讲民族，讲婚姻，讲社会变动，是典型的被社会史改造了的政治史，因而被誉为“唐代（或中古）社会史研究的典范，堪称经典杰作”。

总之，笔者所谈只是一家之言，明清史研究和论文写作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掌握适合自己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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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4篇

本届年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9月18日至21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工作以及在会议开幕式上举行的颁奖活动。这次论文评选活动由文化部教育科技司、中国音乐史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江苏省常熟市文化局全额资助并承办。学会上届副会长兼秘书长戴嘉枋先生在开幕式上代表论文评选委员会，向大会介绍了本届论文评选的过程，并对论文新的评选方式和操作过程，向会员做了详细说明。本届论文评选共收到参评论文91篇，其中，本科组19篇，硕士组55篇，博士组17篇。经评委会秘书处审核，有4篇文章不符合参评条件，因此实际参评论文为87篇。本届论文评选设初评和终评，初评评委原则上以本会理事吸收部分学术界知名专家组成。终评评委11人，主要以本会常务理事会成员吸收部分学术界知名专家组成。为保持本届论文评选活动更加合理与公正，评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更为严密的评选计分标准、工作细则及避嫌制度，如初评和终评二级评委会各自独立工作，评委不得兼任，评委的分数是唯一的评定标准；论文评选全程采取盲审制度，评委会秘书处在整理参赛论文时，一律删去作者姓名和导师姓名等相关信息；为了真正地贯彻导师回避制度，评委会秘书处在把参评论文交给每位评委之前，已经将该评委学生的论文删除，从而在源头上把好关；终评计分时，还要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文化部教育科技司陈迎宪处长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举办这类论文评选活动的重要意义。她指出，本届论文评选，无论从程序方面还是评委组成方面都充分体现了主办单位的权威性与公正性。经过评审，最终获奖论文有36篇。最后，由学会副秘书长王清雷宣布了本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的获奖名单，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戴嘉枋先生和修海林教授还分别对本届论文评选的近现代和古代部分进行了点评。

戴嘉枋先生的点评分为三个部分：参评论文总体情况、参评论文的优点、参评论文的缺点。他认为，从总的来看，参评论文的水平在逐年提高，表现在选题比往届有较大开拓，有的选题不仅新颖，论得也深入细致；史料的开掘上达到了小而精，工作做得扎实细致，有的史料本身就纠正了很多错误认识，尤其是当代音乐研究领域，越来越重视民族音乐学的田野方法，从而把文献的概念做了拓展；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得以拓展，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紧密结合。参评论文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有的选题比较粗浅，也没有发掘出新的材料；应注意选题的大小问题，尽量选择一些对音乐史进程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小题目，做透做精；有的文章内容与音乐联系不够，甚至没有关系；在一些文章中，对音乐本体的分析尚不够到位。

修海林教授对古代音乐史的参评论文进行了点评。他指出，在方法论层面，一些文章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用于音乐史学领域，如逆向考察、历时与共时等。一些作者对二重证据法有意识去掌握和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如再加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就成了三重证据法，彰显了一些论文作者对方法论的重视。总的来看，论文水平在逐年提高，但是尚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文章史料发掘较为深入，但是缺乏理论总结；有的文章对中文摘要和结论重视不够，没有把自己研究成果的创新性体现出来；有的文章题目与内容不是很吻合，不能完全涵盖所述内容；有的文章则选题过大，做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还有的文章，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积淀不够，课题研究的历史定位尚需要进一步斟酌等。

本届年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研讨，主要围绕中国音乐史的学科建设、中国音乐史教学及研究、世界视野的中国音乐史三个议题展开。

在音乐考古学方面，有关编钟研究的文章依然较多，尤其是今年适逢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青铜音乐的辉煌――写在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之际》(王子初)一文对曾侯乙编钟的考古发掘、编钟的造型与工艺成就、双音钟的科学原理、编钟的乐律铭文、编钟的研究成果以及乐钟的发展简史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同时，王子初先生还主编、出品了《曾侯乙编钟》，力图全面、立体、生动直观地介绍这一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音乐科技成就。《曾侯乙编钟的“套数…‘编列”及其件数隐意》(田可文、李虎)提出应该统一曾侯乙编钟“编列”问题，并对曾侯乙编钟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及其所反映的礼乐关系进行新的阐释。认为曾侯乙编钟的64件，其背后似乎隐含着“八佾”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东周的“礼崩乐坏”的历史局面。对于甬钟的起源，学界有三种观点：编铙起源说、大铙起源说、折衷起源说(或日编铙改良起源说)。《再谈甬钟的起源》(王清雷)一文提出了第四种观点，即中原西周甬钟的形成应该主要是以南方大铙为基础，又吸收殷商编铙的某些因素而成，可名之为大铙改良起源说；《春秋中期甬钟的转制》(王友华)指出，春秋中期，随着周王室的日益衰微，甬钟的用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甬钟编列突破了8件成编之常制；甬钟的音列也不再恪守“羽、宫、角、徵”四声规范，这些变化是我们探讨“礼崩乐坏”的重要依据。另外有两篇关于音乐图像学的文章，《汉画乐舞艺术研究起步阶段的回顾与展望――兼回李玫女士》(李荣有)对步入汉画乐舞艺术研究起步阶段以来的工作，进行一次系统总结回顾，指出这种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存在诸多疑难问题；《北朝佛教遗址中的乐舞壁画研究》(乔晴)一文在佛教文化传播的大背景下，通过北朝佛教遗址中遗存的乐舞壁画来考察西域音乐东传的历史进程。

本届年会，乐律学方面的文章较多，且富创见性与突破性。康熙十四律原载于《御制律吕正义》，杨荫浏、黄翔鹏等先生基本上是给以否定的，认为它是没有规律而“紊乱无序”的。台湾学者陈万鼐先生则认同刘锦藻在《清朝续文献通考》提出的“清制平均十四律”的观点，并对后来者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郑荣达先生有不同看法，他在《康熙三分损益十四律解――兼与陈万鼐先生商榷》一文中指出，一些学者认为康熙主张的是七声全音音阶是解读上的失误。而康熙十四平均律的观点，主要源自于七声全音说思路的进一步推绎，而不是根据《律吕正义》提供的十四律数进行的具体律学分析。从对《御制律吕正义》原文的全面解读以及弦度诸数据来看，康熙主张的十四律，是有序而规范的“三分损益十四律”；工尺谱是目前民间尚在使用的一种古代记谱法。《中国古代工尺谱的变迁》(郑荣达)一文对工尺谱的产生、发展、记叙方式、移调记谱等诸多方面均有深入浅出的详细论述，且附有一些图 表，对一些想学习了解工尺谱的学者大有裨益；三分损益律的计算方式究竟是“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天水放马滩秦简《律书》中的有关内容发表后，这一课题有了新的突破。《先秦三分损益律生律方法的再认识――谈“先益后损…‘先损后益”两种生律方法的并存》(修海林)一文指出，《管子・地员》由于明确提供了生律次序和计算所得律数，故是确凿的“先益后损”生律计算方式。《吕氏春秋・音律》由于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生律次序和计算所得律数，造成了两种解释结果的可能。因此，仅仅从传世文献本身看，并不能对“先益后损”和“先损后益”、做一个明确的取舍。而放马滩秦简《律书》中记录的“公约数”表明，先秦十二律三分损益计算方法，应该具有“先益后损”、“先损后益”两种计算方式。这一突破再次彰显了音乐考古学在当今史学研究中重要的学术价值；《文选・宋玉对楚王问》有“引商刻羽杂以流徵”之说，近代学者对此多有研究。1996年郑祖襄发表了《关于“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史料问题》一文，引据汉刘向《新序》，指出此文原始文献是“引商刻角”，使学术界认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研究已经“确解”。现《“引商刻羽、清角流徵”研究》(丁承运)一文提出新见。该文通过对“引商刻角”与“引商刻羽”两个不同的传本的分别考索、比较，找出二者之间都有引商与流徵的共有音程，这两个特有的小音程决定了二者之间有着相同的音阶结构，即都是一个角调式的音阶框架。而刻角、刻羽，刚好形成一个完整的角调五声音阶。因而“引商刻角”材料的出现并未能根本动摇从“引商刻羽”引出的研究结果，相反却能使二者互补而相得益彰。同时，该文还提出了一种史料与古代音乐实践相结合的新的研究途径。指出，这种角调音阶早已见诸晋《荀勖笛律》笛上三调的音乐实践；而古琴“楚商调”则恰是引商刻角刻羽应用的具体范例；而今天的湖北天门民歌《车水情歌》也表明，这种古代曲高和寡的高级调式音阶形式还活在楚地的民间音乐实践中；《关于中国古代应用律学理论研究的思考》(郭树群)一文，对目前音乐音响学、律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宏观上构建了中国乐律学史上应用律学理论系统的框架，包括：中国古代应用乐律学系统的渊源，笛律音律系统，笙律音律系统，钟律音律系统，琴律音律系统，笛律、笙律、钟律、琴律的融通，三分损益律、纯律、十二平均律观念在音乐实践中的基础地位和融通七大部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很高的指导与现实意义；元代燕南芝庵在《唱论》中提出“宫调声情”理论，后世多有阐释。《明清以来“宫调声情”理论的阐发与实践》(吴志武)一文认为，明清时期的宫调声情只是一种大体的归类，它与音乐密切相关，并一直运用于实践中。这时期的“声情”实际上是由文体要素与乐体要素综合而成；唱赚是宋代一种重要的说唱艺术，《事林广记》所载《愿成双》谱，是现存所知年代最早的一套宋代唱赚谱，也是目前所知唯一留存的唱赚谱，吴钊、郑祖襄等先生曾对其译解。《宋代唱赚(愿成双)谱一个谱字的解释》(杨善武)一文通过对西安鼓乐等资料的考证提出新见，厘定《愿成双》谱一个谱字“刂”为“上”字。其他乐律学方面的文章还有《平调考》(成军)等。

音乐文献学方面的文章有6篇，有的具有开创意义。刘蓝先生在《关于(二十五史音乐志)辑著的汇报》一文中介绍了他的成果《二十五史音乐志》，该著作将分散的音乐志书集中编辑在一起，附注释、解读和点评，2009年出版，是一部音乐文献方面的工具书；宋代是中国古琴艺术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琴学著述丰富而驳杂，给琴学研究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宋代古琴音乐研究暨宋代古琴文献史料汇编》(章华英)一文对零乱的宋代古琴文献史料进行系统搜集、整理、辑佚、校注，包括两宋时期琴人、琴曲、琴谱等诸多内容，对两宋时期古琴艺术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音乐文献学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是清代乾隆年间北京地区世态民情的一部“小百科全书”，其中涉及很多音乐的内容，《珍贵的清代音乐史料――李声振的之(乐记>非(礼记>之(乐记)》(聂麟枭)一文认为《汉书・艺文志》之《乐记》与《礼记》之《乐记》分属两种不同类别，前者属乐类文献，后者属礼类文献，是两种不同的书。今传《乐记》的作者为战国初期的公孙尼子，是《荀子・乐论》引用了《乐记》的文字而不是刘德杂抄了《荀子・乐论》的文字，今传《乐记》并没有所谓十二篇佚文。

有关音乐断代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章：《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之探微》(丁同俊)一文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官署机构的沿革做了初步的考察。音乐自然观，简单地说，就是建立在自然观基础上的音乐观念，《先秦音乐自然观的若干问题探索》(刘宇统)一文对音乐自然观的起源、分期以及现实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元代的乐器丰富多彩，为中国的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北京宫廷音乐之元代宫廷乐器简述》(崔竞源)一文对元代诸多乐器的发展史、形制以及组合等进行了梳理。唐诗作为唐文化中的重要文学形式，历来是史学家、文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谁家玉笛暗飞声――从唐代诗歌对笛子的描述鸟瞰唐代笛子艺术的发展》(王瑜)一文就对唐诗中(略涉及宋代)涉及有关笛的史料进行研究，包括笛的材料、名称、笛曲、笛的传播范围、内容以及演奏水平等几个方面，对唐代的笛子艺术做出了初步探索。《古乐复兴之余波――汉宋之争与清代音乐史学思想之嬗变》(黄敏学)一文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清代经学汉宋之争背景下的音乐史学思想之时代特征与嬗变之迹进行深入研究。《清代西传时调小曲初探》(李冉)一文主要通过清代欧人关于中国音乐的著述，从多种角度分析、研究清代小曲在欧洲传播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明清欧人的中国音乐观。

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部分，有关音乐家的研究占了绝大多数。汪毓和先生在大会发言，畅谈《对编印出版作曲家“全集”的认识和工作体会》，内容包括：过去有关工作概括和开展此项工作的意义，作曲家“全集”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的，对“全集”的“全”如何理解和掌握，开展这项工程的几个基本环节，如何正确灵活理解和掌握“全集”的“齐、清、定”等等。汪先生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认 同，对诸多学者的史学研究工作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在开拓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伟大事业中，陈洪先生无疑是一位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个案研究――以陈洪为例》(李岩)一文对陈洪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为近现代音乐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文章高度评价陈洪先生为“一个在颠簸的时代始终没有迷失方位的音乐大家”；《深刻的思想启示――在王光祈音乐观下的后学反思》(陈其射)一文试图通过王光祈的进化、唯物、比较音乐观念，在弘扬其学术精神的同时，促进后学返观自照，深刻思考，在前进中不断反思，受益解惑，求实问是，免走弯路，以此促进我国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健康和快速发展；中国京剧艺术诞生以来，涌现出了众多的艺术家，但是有关的研究专著却为数不多，特别是对于当代京剧音乐家们的研究著作，还未有见。《中国当代京剧音乐家研究》(李晓天)一文对当代(1949～2008年)京剧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京剧音乐家们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为中国当代京剧音乐史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对于从事京剧艺术实践者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具有填补空白之意义；提起杨荫浏先生，都知道他是中国当代著名音乐史学家、民族音乐学家，而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宗教音乐家”却鲜为人知。刘廷芳、杨荫浏先生曾经主编的《圣歌与圣乐》，是民国时期《真理与生命》(月刊)中的音乐专栏，属讨论教会圣歌与音乐的刊物。其中，杨荫浏先生独立及与他人合作撰写、翻译的共有16篇文章。《重识杨荫浏的基督教音乐实践观――对中杨荫浏16篇文论的择评》(林苗)一文对这些文论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解读，透过对《圣歌与圣乐》中杨荫浏16篇文论的择评重识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的基督教音乐实践观，并对那个年代里诞生的第一本“表现中国全体基督徒教会赞美与最高尚的热诚之诗本”――《普天颂赞》中杨荫浏翻译、修订的赞美诗有一定程度的把握。贯穿杨荫浏先生人生历程始终的基督教音乐事业，毫无疑问地在中国基督教音乐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俞逊发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二代演奏家的领头人，是集南北风格为一身、水平最高的演奏家之一，更是将中国笛子在世界传播和传承的积极倡导者。《俞逊发笛子音乐艺术研究》(张平、纪维剑)一文通过对俞逊发有关史料的深入发掘，对俞逊发在演奏、创作、发明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考察与研究。香港回归之后，有关香港音乐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一些相关课题立项且进展迅速。《移居香港的大陆作曲家研究――“二十世纪港澳台音乐创作研究”课题进展情况汇报》(高洪波)一文介绍了该课题的选题定位、重大意义以及前期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截止2008年5月底，图书馆收集到的香港音乐文献超过52，000项，其中包括音乐作品、歌词或戏曲剧本等手稿、影音资料、照片、音乐演出的场刊、单张、海报以及剪报资料等。这些藏品经过一般修复处理及编目后，收藏于中央图书馆的艺术资源中心的“香港音乐特藏”内，在此提供读者在馆内参阅或作研究用途，为香港音乐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资料保障。有关近现代音乐家的研究文章还有《吕骥战争时期的传统音乐理论实践活动》(魏艳)、《赵松庭笛子艺术研究》(寇永春)等。

关于近现代音乐组织和教育机构的研究文章，本届年会有两篇，均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春蜂乐会”诞生于杭州，是一个在近现代音乐史上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进步组织，但是在诸多近现代专著中均只有只言片语。《“春蜂乐会”考》(杨和平)一文对该组织进行了详细考证。这个以宣扬新文化、新思想、致力于抒情歌曲、儿童歌曲和儿童歌舞剧创作的进步组织，为当时低迷不振、青黄不接的音乐创作，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有力地抵制了低俗、萎靡歌曲的影响；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最早的女子高等教育院校之一，由萧友梅创办。《由全新解读女高师音乐系》(祁斌斌)一文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女高师的校级报刊这一首次发现的珍贵史料入手，使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与丰满。这套《周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民国期刊阅览室，出版于1922～1924年间。其中汇集了音乐系的诸多史料，为首次发现，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女子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概貌，具有着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该文通过对这些新史料的考证指出，萧友梅的《别校辞》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的第一首大型Cantina；中国近代史上早期的第一部歌剧剧本应该由伦灵飞创作(在1924年5月前)，凸显了文献史料建设的重要意义。

李淑琴(《从近年发表在国内音乐杂志上的文章看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陈勇(《谈“燕京学报”上的中国音乐史学论文》)分别对期刊上发表的近现代学术论文进行梳理、总结，希冀进一步推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科的建设。前者对2004年至2008年上半年这四年半中，发表在国内17家音乐杂志上的几乎所有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领域的学术论文进行了剖析，指出近几年的近现代、当代音乐的研究，在旧的领域有很多突破，挖掘出一些新的史料，尤以人物研究为甚。同时，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如“”音乐研究、基督教传教士与学校音乐教育研究等。并指出一些不足与问题，提倡借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提倡科学、严谨、实证精神，提倡学术资源共享。呼吁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采用新观念、新视野、新方法，使学科的整体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后者梳理分析了《燕京学报》(1927～1950)上的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论文共28篇，认为如果以学科方向而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没有古代史那样成熟，在学科学术观念、研究方法和文献积累等诸方面，都尚在摸索踌躇过程之中。冯文慈先生的“古今衔接”论作为一种学科研究观念，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代音乐文献的分类整理，可以作为一种工作过程或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中国近代音乐史学资料建设内容之一。其他近代、现当代史部分的研究文章还有：《民族管弦乐在香港的传承与流变》(彭丽)、《角色转化／双向同构――试析地方艺术科研机构与属地高校艺术院系共建关系》(裴小松)、《古琴文化群体差异及其变迁――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上海古琴发展为例》(胡斌)、《20世纪早期哈尔滨音乐活动的俄文资料考究》(胡雪丽)等等。

本届年会，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方面的文章较少，需要引起关注。《研究生“配餐式”教学的利和弊》(郑祖襄)一文对研究生的教育方式提出反思。认为“配餐式”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灌输式教学，它以掌握基础为目的，有强制性的特点。这种教育方式有利有弊。其有利之处是保证研究生在知识结构达到这个层次的知识广度和深度。而弊端则更为明显，一是使学生缺乏主动性；二是使学 生缺乏个性。这就导致研究生缺乏创新精神，在论文写作方面没有新意。建议把“配餐式”教学调整为“引导式”教学，对于提高研究生的主动性与独创性，是至关重要的；李方元在《传统与现代：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教与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音乐是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上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随着叶伯和《中国音乐史》(上册)的发表，新一代的音乐史写作由此诞生，这给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带来了全新气象。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出现了另一些问题，尤其是与传统学术的疏离，音乐史研究的历史基础有所削弱。因此，今天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一方面应继续借鉴现代学术的成就，另一方面还要加强与传统学术的联系，这样才能使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宽广和坚实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要关注学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与研究，教师要加强对传统学术的学习，使学校的教学与研究成为发展该学科的重要的支持；在古代音乐史的教学中，古代音乐文献因其文言文的形式给很多学生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王洪军在《古乐史教学中的“注”“译”“记”――以与先秦琴之演奏相关的三段文献为例》一文中介绍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即采用一“注”、二“译”、三“记”的步骤。所谓“注”指注释，注解，对文中重要的字词用今天惯用的白话进行解释；所谓“译”指翻译，在注释的基础上，运用白话将原文贯通表达；所谓“记”指札记，是在理解原文基础上产生的启发与心得。这种教学方式，对学界同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时空观念的统一：有关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的几点思考》(康瑞军)一文认为，学界现有的中国音乐史教学和研究，主要是由音乐史实的历时呈现来展开历史内容的叙述，而对历时截面中的共时音乐文化发展差异关注不足，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均未得到普遍而充分的发扬利用。强化音乐史教学与研究之时空观念的统一，不只对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的具体手法有所促进，对中国音乐史学术视域的拓宽也会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其他有关音乐史教学的文章还有《有关师范院校中(中国音乐史教学>的意见》(国华)、《地方院校音乐学专业的中国音乐史本科教学几点谈――以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为例》(潘林紫)、《关于地方高等师范院校(中国音乐史>教学的思考》(高志利)等。

本届年会，还有几篇专题史的研究文章，使中国音乐史的研究领域有较大拓展。郑锦扬在《中外音乐关系史研究的若干进展与特点――当代音乐专门史笔记》一文中指出，近二十年来，中外音乐关系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在中外音乐关系史的综合性与国别音乐关系史研究、中外音乐关系史的断代性研究与分段性研究、中外音乐关系史的专题性研究等方面各有进展，并且出版了一批著作；从而使中外音乐关系史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中逐渐兴盛的一种专门史。就总体而言，学术研究的选题最好广泛涉及“大、中、小”各类题目。大、中题目的研究也是学科建设所需要的；《台湾祭孔音乐巡礼》(赵广晖)一文介绍了台湾的祭孔音乐，内容涉及台湾祭孔音乐沿革及台湾在四百年来对祭孔礼乐之实施概况。尤其是在本年(2008)之初，两岸在停滞将近六十年后春季祭孔礼乐同时恢复与实施，其变革与创新值得一提；《一个新学科的崛起――中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发展史研究》(冯兰芳、孟维平)一文概括地介绍了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同时还就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学科的定位、目的、研究对象及主要课题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提起流行音乐，一般认为就是所谓在19世纪上半叶，随着欧洲近代工业文明和工业化城市的兴起而发展起来大众流行音乐形式，也就是“popular music”。徐元勇在《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一文中认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文中把“流行音乐”一词作为汉语固有名词并予以界定，从历史的视角加以学术的界定和梳理。“流行”一词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使用的例子。自古至今我国一直存在当今所谓流行音乐这种性质的音乐形式和种类。中国流行音乐史隶属中国音乐史，属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范畴。因此，其研究的史观、史料、史实等，都可以参照中国音乐史学学科发展的标准。该课题在我国音乐学术界而言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近两年，学术批评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这对于学术界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如何掌握批评的原则与尺度，应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回忆我的一次学术批评》(刘勇)一文以作者曾经的一次学术批评为鉴，进行了深刻地自我批评和反思，阐述了应该如何正确地进行学术批评，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文中写到：当年，国内一位学者写了一篇有关朱载忠炀豆苈傻牟┦柯畚摹T诖肆煊蛏钣性煲璧淖髡吆芸旆⑾至苏馕谎д叩囊恍┦杪，于是便写了一篇充满讥讽味道的文章。面对作者的批评，这位学者没有拍案而起著文反击作者有什么企图，而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主动找到作者表示感谢，诚恳地进行学术交流，后来竟然成了好朋友。作者在深刻检讨自己的同时指出，我们面对别人的批评，有时不愿意首先检查一下别人指出的问题是否存在，别人的批评是否在理，而是首先考虑别人的口气是否和蔼，话语是否入耳。更有甚者，一看到批评，就首先认定批评者有什么企图，有什么不良用意等。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批评者用心是好的，毕竟通过批评别人来出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当我们面对批评时，还是要把心态调整好，首先看看批评的内容是什么，先把学术问题搞清楚，或作反批评，或者以某种形式承认错误，或者感谢批评者。在此，笔者首先对该文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这种敢于在年会上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以己为鉴的行动令我钦佩。至于如何进行学术批评，我想从这位以己为鉴的文章中应该会受到很多启发。

中国音乐史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有的学者对当前的音乐史学理论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新的认识。洛秦在《新历史主义与区域音乐社会研究――论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上海音乐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指出，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历史学的研究也逐渐开始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在强调对史料收集、考据的同时，更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时性研究。这些方法是传统史学所不具备的，从而实现了史学和人类学的转向，即史学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史学化。对于音乐学领域，尤其是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音乐人类学和音乐史学也应转向，即音乐人类学历史化，音乐史学人类学化，实现学科思想的重构和方法的整合，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内容聚焦和区域选择，对于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学科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创新是各行各业永恒的主题。《谈音乐史学的创新》(王誉声)一文从多方面谈了音乐史学研究如何创新的问题。史学的创新，第一在于史学工作者要有创新精神；第二是新材料的发掘；第三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等等。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5篇

进步显著　尚待完善――对部分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终评论文的讲评

戴嘉枋

第五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结束了。

本届论文的评选，经初评委评阅，进入终评的论文共计约65篇。其中以中国近现代当代史为研究内容的，在本科组的17篇中有8篇，硕士研究生组31篇中有17篇，博士研究生组的17篇中有6篇，共计31篇，约占整个论文数的48％。

从这31篇中国近现代当代史论文的研究内容来看，对音乐家及其思想、作品进行研究的有13篇；就音乐社团、教学单位和期刊进行研究的有7篇；有关某一类器乐、某个区域和时段或某个领域的专题做研究的有11篇。

作为终评委之一，受终评委员会的委托，由我对所审阅的进入终评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学生论文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审阅这些论文的整个过程中，我与其讲是在评阅，倒不如说是在学习。众多同学见解不凡的研究成果，较之以往，进步显著，切实令我获益匪浅。

对本届进入终评的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论文的长处，我粗疏地归纳成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在选题上有新的开拓。它综合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从人物研究上来看，涉及的既有吕骥、王光祈、刘天华、黎锦晖、刘雪庵这样已广为人知的音乐家，也有像《此匪石非彼匪石》、《程懋筠研究》、《中国近代合唱事业的先驱――音乐家李抱忱百年诞辰纪念》、《屈文中声乐作品研究》、《音乐教育家顾西林生平与教学研究》等以往音乐史上较少提及甚至没有提及的音乐家，论文《吴梅与近代中国的戏曲改良试论》和《齐如山的京剧改良观》更是将戏曲界的历史人物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二是史料有新的开掘。如果说如《期刊初探――镌刻在期刊上的爱国主义情怀》、《从今虞琴社的创立和早期活动透视中国近代古琴文化的转型》、《北京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从“百代小红楼”考察民国时期上海的唱片业发展和影响》、《“”期间的专业音乐教育――“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及其前后的音乐教育研究》等论文，以其史料上的钩沉索隐，填补了以往近现代当代史研究的某些空白；那么像《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一颗晨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研究》、《国立音乐院“山歌社”及其音乐活动述论》，则以翔实丰厚的史料，大大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对这些音乐团体的认识。三是学术视野从时、空两个方面都有新的拓展。从一些专题性论文所系时间维度看，中国当代音乐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有近三分之一的论文是论及当代的。其中既有像《“当代音乐史”学科建设与学术思潮论争述评》和《20世纪80年代“华夏之声”系列音乐会的历史思考》等专门论述当代某一专题内容的，即便诸如《20世纪二胡音乐创作的历史分期及其艺术特征》这样的器乐史，也将研究对象延伸到了当代。就空间维度而言，一些论文开始与其他领域相结合，形成了边缘学科类型的新颖研究成果，如《中国动画电影音乐艺术特征发展研究(1989年以前大陆部分)》完全可以视为音乐史学与动画电影史的嫁接，而《从“百代小红楼”考察民国时期上海的唱片业发展和影响》，以及像《接纳、推动、分化――论台湾校园歌曲对大陆通俗歌曲(1980年后)发展的影响》、《时代曲流行的历史及其成因研究――以(天涯歌女)、(何日君再来>、(夜来香)为例》、《论当代中国摇滚乐反叛性的缺失》等以流行音乐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则带有音乐史学与音乐传播学、音乐社会学交融的性质。空间维度．拓宽的另一层意义，是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区域音乐历史研究越来越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如分别对20世纪50年代台湾音乐和对60、70年代香港音乐有着突出贡献的音乐家李抱忱、屈文中的研究，以及像《乐声催战鼓――1937年一1945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音乐研究》，都由于其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而引人注目。

其次，纵观这些论文凸显的另一个特点，是绝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在史料工作上颇为扎实深入，部分成果还“论从史出”，以史料所得出的新的结论，不同程度地纠正了我们以往的误识讹见。如《此匪石非彼匪石》经过缜密的史料搜集和辨识，虽然尚不能确认20世纪初发表振聋发聩之《中国音乐改良说》的作者“匪石”究竟是何人，但至少否定了他并非目前人们所公认的那个“匪石”；又如从《乐声催战鼓――1937年～1945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音乐研究》中，可以发现秧歌剧这一产生于抗日根据地的奇葩，并非诞生于1942年的延安，而早在1938年就在晋察冀边区问世了；再如，尽管已有不少研究对刘雪庵写作《何日君再来》的过程进行了历史辨正，但通过《(战歌>期刊初探――镌刻在期刊上的爱国主义情怀》，对这本由刘雪庵主编的抗战初期期刊各期内容分丝入缕的剖析，将当年刘雪庵炽热的爱国情怀鲜明地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使得大家对这位音乐家有了崭新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料的收集上，许多同学除了严格沿用音乐史学注重文本、曲谱、音像等文献资料搜集、辨正、整理等规范的步骤和程序外，还借鉴了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方法，通过走访所研究对象的当事人，以其“口述历史”为资料，不但与文献资料起到了互证的作用，而且“口述历史”史料的引用，大大增强了研究成果史料的鲜活性和生动性。这个特点在博士论文《中国动画电影音乐艺术特征发展研究(1989年以前大陆部分)》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作者走访了对中国动画电影音乐做出杰出贡献的“知性聚焦人物”吴应炬及其夫人罗允丰，以及金复载和众多动画电影音乐作曲家、指挥家等相关人物，他们的“口述历史”无疑极大地夯实了研究者的史料基础，加上鞭辟入里的分析，使之论述无不“掷地有声”。

这些论文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在观念上有所更新。其中尤为可喜的是，大多数同学都有意无意地认识到了：音乐活动归根结底是“人”的文化现象，历史是“人”已有的存在方式。对音乐历史的研究，也就是对“人”过去音乐文化存在方式的研究，诚如郭乃安先生曾呼吁的“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这不仅体现在像论文《学堂乐歌里的女子世界》中，将学堂乐歌时期反映妇女群体时代诉求的题材内容做了虽略显粗浅、但毕竟起步了的归纳和分析；更为值得注意的，还是博士论文《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对于这位五四时期创立重要学术团体 “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赴德留学、1936年客死波恩的我国音乐学奠基人，人们似乎已颇为熟知。然而他在德国16年的经历，除了他发回国内的多种论述外，其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多语焉不详。此论文围绕着王光祈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采用“关联视角”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中、德文献广泛深入地考析查证，一方面对他留学的动因，通过时间的推论，否定以往通常认为的因“工读互助团”失败而留德的说法，有力地提出了他“旅德是多种因素共同实施了影响力所致，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与一位红颜知己之间的约定”的新解；另一方面，对于王光祈由经济学转学音乐的原因，通过对于他当时生活环境、思想状况及大量文献资料的考证，进一步佐证了音乐是王光祈实现其“少年中国”梦想的一个手段，即他希望借助于儒家“礼乐”思想，加上西方科学的治乐手段，最终达到建立一个复兴的中华民族的愿望。由于论文还对王光祈在柏林大学与波恩大学的学籍、师承，与比较音乐学柏林学派的关系，博士论文写作等情况，以及他先后在法兰克福、柏林、波恩的生活工作及其相关同事的状况，他与德国汉学界的关系等众多从未进入过我们视野的历史文献做出了详细的考析，并对王光祈全部的西文著述通过梳理、考证、翻译和解读，就使得王光祈作为“人”的个体，将其整个旅德生涯的始末又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观念更新的又一标志，是大多数的论文避免了以往选题往往“大而空”的痼症，注重“以小见大”，即通过类似解剖一个五脏俱全的麻雀来阐释鸟的结构的方法进行研究。如《从今虞琴社的创立和早期活动透视中国近代古琴文化的转型》，即抓住近代颇有代表性的今虞琴社的早期活动，折射出中国近现代琴家由文人琴家、民间的半专业琴家直至职业琴家的身份过渡历程。而《20世纪80年代“华夏之声”系列音乐会的历史思考》，则以此反映随新时期改革开放进程对社会音乐生活带来的种种影响；带有评论性质的《论当代中国摇滚乐反叛性的缺失》，从摇滚乐与生俱来的“反叛性”着眼，通过文本分析，颇有深度地透析了中国摇滚乐的历时嬗变及其原因。这样“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治学方法，实际上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史学理念的体现，对于同学们来说，又比较易于掌握，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方法。

当然，综观这些参评论文，我们在为他们取得长足进步深感欣慰的同时，也不能不提出某些我认为尚待改善的问题。一是不少选题依然“旧而浅”或“小而微”。这表现在一些以吕骥、刘天华、黎锦晖、刘雪庵等音乐家及流行音乐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除了极个别论文)，无论是资料还是研究视角，绝大多数未超越已出版的相关专著，故而显得陈旧而肤浅。而某些音乐家的研究，由于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对于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进程影响甚微，其史学价值自然也不可能太高。

再就是从有些文章可以看出，一些同学在本学科的基础知识方面还有所欠缺。这既有音乐史学元理论方面的问题，如一篇论文题为《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支撑作用》，显然作者并不清楚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这两门不同学科在研究对象及其基本方法上的差异，从而受近期某种民族音乐学似乎能涵盖甚至替代整个音乐学其他学科错误观念的影响就擅发议论，其结论自然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同时还暴露出来的另一个基础知识问题，是一些同学在作曲技术理论上功底薄弱。尽管参评论文中，有类似《中国近代和声技法的调域类型及历史走向》这样专述某一类作曲技术理论历史演进并颇见功力和见地的好文章，但还是有一些论文，在涉及某些作品的音乐本体分析时不免露怯。如一篇专论某位音乐家作品“民族性”的论文，主要论据无非是他运用了五声音阶及在和声上采用了分解和弦的方法。这样的分析显然是极不到位的。

三是少数论文虽是作为音乐史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却与音乐并不相干。如前面提及的关于戏曲界吴梅和齐如山的论文，就他们在戏曲领域的贡献论述颇多，但对音乐上的改革创新没有丝毫的论述，这明显不能列入音乐史的研究范畴。

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这次参评论文，无论是谈其进步，还是述其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视作近期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状况的缩影；作为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的学生论文，它也折射出高校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教学的现状。鉴此，我结合自己的体会，不揣冒昧地提出两点建议：

首先是在中国近现代及当代音乐史的教学中，希望能大力强化本学科相关基础知识的教育。如果说，构建音乐史的主要构件是音乐家及其作品，那么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发展，大体可以归结为音乐家们以中国传统音乐为素材、借鉴西方作曲技法进行创作的历史。因此作为其研究者，就不能不在包括民歌、民间歌舞、说唱、戏曲、民族器乐等方面的中国传统音乐知识，以及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作曲技术理论方面，有较为扎实、系统的掌握。谙熟地掌握了这两把钥匙，我们不仅能比较轻松地打开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的大门，而且在对所有音乐作品进行具体本体分析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均能收到举重若轻的效果。

其次，要有意识地时时培养我们的“历史观照意识”，即在研究中固然要“小处着手”，但更要“大处着眼”。在此我借用一下我的一位博士生与我交流时的形象比喻：倘若我们将手中研究的某一音乐家及他们的作品比作是鱼缸中的“鱼”，我们的目光却断不能仅限于此，还要关注到当时包括音乐观念、思潮等与之密切关联的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之“水”，以及制约着“水”的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形态的“缸”。只有将“缸”和“水”有了比较透彻、清晰的整体把握，我们对“鱼”的分析和认识才会比较科学、准确。由此，希望我们对于音乐史学是什么、研究对象及主要方法的元理论，以及中国近现代当代史的学习必要性，在观念和实践上都应予重视。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对论文评选的结果大家应有的心态：论文评选的获奖者固然可贺，但所获奖项不理想和未获奖的同学也无需气馁，大可淡定一点。评委以投票表决所体现的意见，包括我这里粗陋的讲评，无一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关的同学和教师大可作为一个参照。结果并不重要，关键是过程：同学及其导师们是否为论文的完成认真尽力了。只要将此豁然视作为人生和学术进程中的新起点，那么无论获奖与否，均能转化为继续前进的动力，我想大家今后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编者说明：此文为作者在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颁奖大会上所做讲评基础上的修订整理稿。

十年一回首――漫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现状

郑祖襄

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最近在苏州举办，借此机会回首十年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不无裨益。大概每个行内人都会有所感触：十年来学术的进步令人欣喜，但也有不 尽如人意的地方。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回首是一种品评，一种欣赏，也是一种激励。

粗略梳理，大约可以归理出这样几个问题：

1．学科领域进一步拓展，各个研究分支相对独立

无论是从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内容来看，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是在不断拓展，有的研究分支相对愈加独立。其中较为明显的有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制度研究、音乐史学史等。出现不少有质量的论文，也出现了不少专著；同时也涌现了不少专门研究的专家教授。而且，有的研究相当深入。像音乐考古学对青铜乐器的研究，从双音甬钟深入到钮钟、编铙、D钟，成果相当多。又如音乐文献学的研究，从某一种文献逐渐扩大到对一部史书乐志的研究。一些学位论文也选择了这样的课题。不能不说，音乐文献研究的科学态度对音乐史学科学性的提升有着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

整个古代音乐史领域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显示出学科的进步，也显示古代音乐史学科领域越来越庞大。每个人、每个群体的研究都相对显示出它的渺小。毫无疑问，各个分支之间、各个方向之间、学者之间相互交流显得越来越重要。

2．学术队伍新老更替，学术研究此消彼长

十年，在学术史上是短暂的；但对于学术传承来说，已经足以构成新老学术之间的“代沟”。知识结构的不同、学术观念的差异、治学态度的不一样等，都是造成这种代沟的种种原因。老教授、老学者渐渐退出学术领域，年轻人对老一辈辛勤挖掘的领域未必都能接上。诸如乐律学、乐谱学、乐器学、曲调形态研究等，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是讨论相当热烈的领域，在年轻一代的研究中则渐趋冷淡。学术代沟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发展来分析，也在情理之中。这是社会学术风气变化使然。

但是，年轻一代也有他们的长处和特点。十年来音乐学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数量有了大幅度的上升。中国古代音乐史、甚至是整个音乐学，后备力量的增添令人欣慰。他们在选择与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相符的课题时，一方面在努力不断地填补前辈尚未挖掘尽的空白，或者是去开掘新的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甚至有的学术成果令人刮目相看；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青年人在某些基础方面的薄弱。研究的方向和重心与前辈们有所不同，整体上便显现出此消彼长的现象。

3．文化的研究形成热潮，艺术的研究趋向冷落

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文化研究”在十年中显得较为热烈，涉及到的文化方面很广，有的研究也相当深入，有的成果是开创性的。它反映出音乐史的文化价值在不断被认识、被挖掘。这既与民族音乐学的文化观和方法被吸收进来有关，也与研究者本身的知识结构、兴趣有关。弥补古代音乐史上尚未认识的文化价值，值得做，成绩也是可喜的。但另一方面的欠缺也渐渐显露出来，这就是对音乐史“艺术的研究”认识稍嫌不足，其中也包含着研究者对“艺术的研究”缺少必要的基础知识。中国古代音乐史属于“艺术的研究”的主要是乐律学、乐器学、乐谱学和曲调形态学等方面，它们构成音乐的本身，它们终究是音乐史的核心，对这个核心的认识的多与少、浅和深，会影响到与它相关的诸多方面文化的认识。音乐史之所以有文化方面的特殊性，是因为有内在音乐艺术的特殊性。“文化的研究”和“艺术的研究”是音乐史内外不可分离的两部分，它们是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的。“艺术的研究”相对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音乐史教学中存在的缺失。

4．学术综述仍需提高，科学精神更待发扬

学术综述，是科研的起点。通过学术综述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才能走到学术前沿。综述工作有它艰辛的地方，但同样有它收获的地方。通过综述既能了解掌握各种基本史料，也可以学到前人的方法。学术研究能薪火相传，不断进步，综述是传承的纽带。综述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质量。尤其是音乐史文化方面的研究，已经进入历史学、哲学、宗教、民族学等诸人文学科里，能否了解这些相交叉的学科里的相关成果与信息，关系到音乐文化研究的价值。

中国传统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挖掘史料、分析史料，到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与人格精神，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由此建立起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不能漠然视之。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班克罗夫特；《美国史》；史学综述

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1800-1891）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编写美国通史的历史学家，同时美国浪漫主义史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美国史学之父”，其代表作是《美国史》十卷本。班克罗夫特不仅在美国史坛享有奠基者的地位，而且在西方史学中也备受关注。根据笔者对文献资料的搜索和整理，对班克罗夫特的研究以国外和国内两部分作展开。

一、国外研究现状

总体上看，美国学者对他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三方面，班克罗夫特的个人传记、对其著作和论文内容的概述或研究以及他的宗教、政治及史学思想的研究。

首先，对班克罗夫特（下文亦被笔者简称为班氏）的个人研究，此类主要指班氏的个人传记，书信公文，政治生活及对他本人的评价等。

拉塞尔·奈1是对班克罗夫特研究较全面的美国学者。他著作《乔治·班克罗夫特》是一本人物传记，撰述了班氏的成长、从政生活，宗教理论和历史观的形成，历史理念以及总体评价。加纳利也出版了一本同名著作《乔治班克罗夫特》，该书对班氏的一生及其作品作了简介，论述了班氏的叙事方法和写作目的。另外还有一篇同名论文，综合了学界名流对班氏的评价，并对班氏专著的价值及其能否具有永恒影响力发出了感慨。而亨利·布鲁曼索在《乔治.班克罗夫特在柏林：1867-1874》，叙述了班氏从政德国外交大使时期的事务。

有关书信方面，沃尔夫编写了一套两卷本的著作《乔治.班克罗夫特的生活和书信》，涉及了班氏日常生活遗传的主要书信材料，并混合了相关的传记评论。由于较大部分书信内容是第一次公开的，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巴赛特·约翰斯宾塞发表了一篇论文《乔治班克罗夫特与斯帕克斯的通信，1823-1832》，这篇论文是对豪尔作品部分的补充，是对班氏早期生活和写作的一个清晰的写照。还有诸类的书信材料，如在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书信。这些书信材料能够清晰地反映出班氏当时的生活和思想。

其次，是关于班氏的著作以及演讲稿的书评性研究。班氏十卷本著作在美国国内轰动了半个世界，不过争议性很大。这些书评以褒扬为主，也有批评意见。迈克尔·克劳斯的一篇论文《乔治班克罗夫特1834-1934》这篇论文主要概括了班氏十卷本概要，并就某些问题阐述自身看法，但内容过于简洁。还有学者就某一卷内容作者发表见解。在《北美评论》上曾出现一篇相关的长篇书评，赞扬了班氏作为美利坚的早期民族史家的魄力。诸类书评从数量上比较丰富，不过相对零散，内容有详有略。

再者，有关班氏的学术性专题研究。相对前两者这部分资料更具史学研究价值，涵盖了班氏的政治宗教思想、史学理念、治史方式等。《班克罗夫特：婆罗门叛变》以班氏在马赛诸塞州和纽约的材料为基础，论述了班氏的宗教、哲学和政治信仰等思想。而《乔治班克罗夫特的宗教》分析了班氏的神学理论并阐述其史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起源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拉斯本在《班克罗夫特对于人与历史》一文中，用一种推测的方法，对班氏思想中体现的人类学方法，科学，历史和文化观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探讨它们的源头和起因。另外在道斯和尼克尔斯合作的《重新评价班克罗夫特》一文中，合理分析了班氏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优缺点，是一篇不错的学术性文章。

《历史作为浪漫主义艺术》一书，以班克罗夫特、普雷斯科特、莫特利和帕克曼这四位美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写作主题、技能、思想理念及态度看法等，并探寻他们的历史假设和文学追求之间的联系。另一篇相对有价值的文章是《班克罗夫特美国史的主题与方法》，着力指出班氏著作逐渐被淡忘的最主要原因是“根据他深信的主观臆断来推测历史的意义并服务于著作的主题和方法。”近几年有学者发表了一篇《乔治.班克罗夫特的内战观：奴隶制以及历史的进程》，该文主要阐述了班氏对待奴隶制的态度及内战期间采取的行动。

二、国内研究状况：

对于班克罗夫特的专门性研究，在国内能够查找到的论文不多，主要的文章有以下四篇。

首先，最早出现的一篇专门性研究著作，当属《评乔治班克罗夫特的历史观及其代表作》。该文主要介绍班克罗夫特生平，论及康德整体史观，世界主义历史观和进步观念对班氏史观形成的影响，并指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民主主义色彩是《美国史》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同时还论述班氏的叙事方法以及班克罗夫特治学的一些缺陷。

其次，杨生茂的《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2，他以美国史学发展的阶段厘定其观点，由此引出班氏作为第一阶段杰出史家其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渊源，其宗教观和治史目的。

近期，王建红发表了一篇名为《班克罗夫特命题在19世纪后的境遇及其转型》的论文。该文从一个特殊视角来论证，所谓班克罗夫特命题即为班克罗夫特认为殖民地时期与后来的美国历史具有密三、切联系，强调历史的整体性。

最后，高岳发表一篇《从乔治.班克罗夫特看美利坚特性》3，该文认为，班氏在其著作中，阐明美国人崇尚自由精神的源头于其民族特性和清教的宗教特性。指出班氏为年轻共和国呐喊的治史目的，认为迎合了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的愿望和要求，由此广被当时社会接纳。

总的来看，国外对班克罗夫特的研究相对多，不过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对班氏及其著作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对于其著作多是浮于表面的概括，而对他的史学思想，及治史方法缺乏系统的研究。而国内对于班克罗夫特的史学研究还很少，在史学史书中有提及，不过多属于介绍性品评，鲜有深入分析。而现有的几篇学术性专题研究，缺乏从比较系统且较具深度的研究性学术专著或论文。这是我国史学界对于西方史学的译介和研究工作的不足和缺少之处，也是史学界同仁努力的方向。（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Nye.Russel　B，George　Bancroft.New　York，1964.George　Bancroft：Brahmin　Rebel，New　York：Knopf，1944.“The　Religion　of　George　Bancroft　”，Journal　of　Religion　XIX（July.，1939），216-34.

［2］杨生茂：《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02期。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7篇

近阅台湾最新一期《清华历史教学》杂志,上面介绍了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专家采用“学术论文研读”的形式培训中学历史教师的做法,读后颇感耳目一新。我以为这种形式值得我们历史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时参考。本文即以台湾同行的经验,并结合个人对学术论文研读与历史教师继续教育问题的考察,提供一隅之见。

一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举办中学历史教师暑期进修班已有多年。为使工作卓有成效,该所专家不断总结经验,锐意改进教学形式。l999年暑假,尝试开展《资治通鉴》阅读与研讨活动。主讲教授张元先生在数月前就针对将要研读的内容,设计了若干重要问题交给历史教师,要求他们一边阅读,一边思考问题,并予以解答。经历较长时间的准备,到暑假开学之时,他们“无不摩拳擦掌,胸有成竹”,“课堂上呈现出一股活泼的气氛和高亢的学习情绪”。经过相互切磋探讨,他们除感到获益匪浅外,仍觉得意犹未尽,均认为这种教学形式值得继续采用和推广①。

有了这次成功经验,2年夏天,张元教授又接着主持了“中国古代史学术论文”研读。他从海内外着名史家的文章中,选出23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供历史教师学习和研讨。其中有《夏商时代的国家形态》(杜正胜)、《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杨宽)、《论春秋时代之道德精神》(钱穆)《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周一良)、《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陈寅恪)、《元代的儒户》(萧启庆)等等。要求历史教师先仔细阅读这些论文,并写成摘要。每次讨论3-4篇,共分7次。

讨论的经过是这样的:张元教授先要求历史教师每人拿出一张纸,记下要回答的问题。等他们思考片刻后,便以收上来的字条中的观点作为课堂讨论的开始。课堂讨论的气氛既紧张又活泼。张教授针对学员研读论文产生的一些疑惑,层层逼问,启发点拨。譬如他问学员:陈垣写《关渔山的生平》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与《元西域人华化考》相比较,你喜欢哪一篇?为什么?因为此前历史教师反映这篇文章难懂,也不知道关渔山为何许人。经过一番点拨解答,大家恍然大悟。除了探讨学术论文的谋篇布局、论证方法外,张元教授还对文章作者作一些深层介绍和评述,不时插些相关的士林掌故,使研读活动变得趣味盎然。历史教师普遍感到有收获,觉得这种形式对他们的能力提高有很大帮助。

二

作为继续教育的一种教学形式,学术论文研读之所以受到历史教师的欢迎,我以为这是由历史教师的继续教育和学术论文研读的特点所决定的。

历史教师的继续教育属于学历后的教育。它以深化历史专业水平,提高历史教师的教学和研究能力为主要目的②。历史教师的继续教育既要满足历史教学当前的需要,比如知识补缺、更新等;但更要着眼长远从根本上提高历史教师的素质。后者应该是历史教师继续教育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说,历史教师的继续教育应该具有层次性。而学术论文研读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继续教育形式,它带有浓厚的学术性、研究性,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历史教师的素质。主要理由如下:>

(一)有助于丰富历史教师的专业学识。

勿庸讳言,历史教学长期并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少人似乎已经形成这样的认识误区:历史教学无专业性可言,什么人都可以教历史。何以如此?不可否认,其中有考试“指挥棒”的导向,人们对历史学科的传统偏见等诸多复杂的外部原因。但是,相当多的历史教师平时的教学满足于阅读几本“教参”或者大学通史教材,历史专业学识停留在所谓“半专业”或“准专业”的水平,应该是个不容忽视的内在因素。

21世纪需要大批专家型、学者型的教师,这对历史教师在专业学识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历史教师固然要加强教育理论学习。因为历史教学改革的方方面面,如课程、教材、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甚至一堂具体历史课的优化设计,都离不开教育理论的支撑。但是,诚如西方学者所言:“不管教师在哪种情景中工作,他总是通过学科内容进行交流的。”③历史教学的内容是“历史”,历史教师当然只有使自己的历史专业功底由浅显逐步趋向广博和高深,才能较好地“授业”和“解惑”,发挥历史教师的指导作用。

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等史学着作日渐增多,史学与社会学、自然科学及其他学科交叉的新研究正方兴未艾。历史研究既注重从多角度作细致的微观分析考察,也提倡用“大历史”的观念,即宏观地由前后(时)、中西(空)的往复观照,审视历史④。历史研究的这些新变化必然对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我国近年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加大了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的篇幅,写进许多生动、丰

富、新鲜的内容,使历史教科书真正体现史家所津津乐道的“全方位”和“立体”的历史。高中历史教科书突出高层次的和理性的历史知识,例如典章制度史、科技史、思想史等。同时还编写了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以加强历史教科书的信度,培养学生的理解、思考和分析能力⑤。 面对历史教科书的这些新变化,历史教师惟有不断充实自己的学识,方能使历史教学质量得到保证。学术论文研读可以使历史教师获得大量“教参”中所缺或者语焉不详的学术背景;可以多角度地了解许多历史问题的侧面;还可以体会史家是如何使用史料、诠释史料以及进行论证和说明的,从而使历史教师自身思维能力得到实实在在的有效训练。可以说,学术论文研读对历史教师专业学识的增进是非常有益的。

(二)有助于提高历史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战场”。历史教师驾驭课堂的教学能力是影响历史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大凡有进取心的历史教师都比较关注课堂教学问题。但是,仅仅从历史教育理论书籍中搜寻一些教学原则又是很不够的。这方面,学术论文研读对历史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的提高能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史学论文写作和历史课堂教学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它们都有一个问题作背景。史家写论文是对某些历史现象、历史解释表示不解或怀疑;教历史是为了廓清学生对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又如,它们都凭借史料说明问题。写史学论文离不开史料,所谓“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⑥。教历史也往往通过介绍史料使学生获得历史的真实感,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从某种角度上说,历史课堂教学就如同一篇史学论文,可以解析为一个个有组织的教学重点,再通过一步步的论证(资料讨论、问题推理)来逐步建构一个清晰的历史图像。也就是说,历史教师可以借学术论文研读来学习如何用论证的方法架构一堂生动的历史课,提高课堂教学能力。

(三)有助于提高历史教师的研究能力。

如前所述历史教师应该努力使自己的专业学识趋向广博精深,增强专业性。而教师的专业性之一便体现在较强的研究能力方面。近年来,“教师是研究者”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播者,还应该是研究者。只有当教师的教学与研究交融在一起,教学才有了更富理性的内涵。教师是在研究中提高和发展的⑦。

从历史学科来说,研读史家的学术论文,对提高历史教师的研究能力不失为一个极重要的途径。我赞同台湾学者的观点,即研读史家的学术论文,一则能了解何为学术论文;二则也能进一步审视学术论文是如何写成的,包括论文的主旨是什么,使用的史料有哪些,论证的方法如何,等等。就是说,通过研读学术论文,使历史教师逐步掌握史家是如何提出问题,运用不同史料来解决问题,最后进行历史解释的。

除此之外,我以为研读史家论文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在自学、研讨的过程中,使历史教师领略史家严谨的治学态度,从而受到正规的学术训练。新世纪历史教师的继续教育,以培养一大批“研究者”、“学科带头人”为价值取向,这就需要历史教师从一踏入学术殿堂,就接受严格的学术规范训练。所谓学术规范,就是在长期学术研究中形成的一整套规则。它大到梳理学术界已有成果,谋篇布局、论证方式,小到引文注释、文献索引等等。它是衡量学术水准的一把标尺,也是增进知识的有效保证⑧。遵循学术规范,杜绝拼凑、抄袭等违背学术规范的现象也是历史教师必须正视的严肃问题。从《清华历史教学》杂志介绍看,张元教授挑选的史学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是2世纪我国着名的史学家,其中不少属于“大师”级的人物,如陈寅恪、陈垣、钱穆、周一良、杨宽、向达等。这些史学家治学严谨,研究历史必先掌握充分的史料,而且对史料审慎考订,一名一事务得其实,方作结论。研读他们的优秀学术论文,对历史教师研究能力的提高,包括学术规范的养成,必定是十分有益的。

三

学术论文研读,过去在教师培训中用得很少,所以目前还是个新的课题。历史教师的继续教育采用这种形式究竟如何操作?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这里提几点粗浅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必须精选文学名家之作。

众所周知,近现代史学论文可谓“浩如烟海”,全部拿来供历史教师研讨,不但时间不允许,而且其中也不乏平庸之作。因而只宜从公认的史学名家的文章中挑选少量名篇出来。2世纪我国史学界产生不少杰出的历史学家,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傅斯年、钱穆、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等等。从他们传世的大量学术论文中精选几篇代表作,大概并不困难。同时,为了拓宽学术视野,我们还需做好几个“兼顾”:一是兼顾不同流派的史学文章。例如中国史学论文,既选马克思主义史家写的,也选实证主义史家写的;既选大陆史家写的,也选台港澳及海外华裔史家写的。二是兼顾不同研究方法的史学文章。既选宏观研究的,如用宏观的方法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论文等;也选微观研究的,如考证一件史事、一部古书等。三是兼顾不同篇幅的史学文章。长篇或短文,只要论点鲜明、论证严密,应一视同仁。某种程度上讲,短小精悍的史学文章更需要“开门见山”提出独到的见解,可能更见作者的功力,因而对它不该心存偏见。

(二)必须对作者及论文的学术背景作一定的评介。

史学家的文章总体上都比较严谨,但不同的史家论文又各具个性色彩。比如,有的很严肃,有的感情丰富,有的很尖锐……这当然与论文的作者背景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张元教授在组织历史教师研读学术论文时,注意提供作者的背景资料,评述其个性特征等,这样就使论文的特色更加凸显。例如,研读陈寅恪的文章,他下发《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余英时);谈到陈垣,他补上《陈垣传》(萧启庆);说及钱穆,又附带提起《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钱宾四先生与我》(严耕望)等⑨。

我以为这样的教学处理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对文章作者作深层分析、评介,不但突出史家的个性魅力和其丰硕成果,有助于历史教师深刻理解其学术观点,而且可以平添不少趣味,使教学气氛比较活跃。此外,介绍文章的学术背景,能使历史教师认识文章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有助于开扩他们的视野,启发他们在注意学术成果的同时,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三)必须营造思考的教学气氛。

传统的观点将历史学科看作是一门对“既定”史实和结论进行复述、记忆甚至背诵的学科。但是,这些“既定”史实和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对这些史实和结论如何认识?能否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这些问题则往往被忽视了⑩。也就是说,传统的历史教学不主张学习者作任何独立思考,只要记诵即可。现在看来,这显然是错误的。“历史是一门思考的学问”,这种认识现在已经为许多人所接受。

学术论文研读是一种高层次的再教育活动。在这一活动中,营造思考的教学气氛,培养历史教师独立思考的习惯尤其重要。首先,要布置历史教师预习论文,即先将论文仔细阅读几遍,做好论文要点摘录,特别是深入体察作者的“问题意识”,研究作者写作的出发点,以及是如何整理资料的、如何用资料架构出历史图像,等等。只有经过认真思考,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讨论的气氛才会热烈,否则极有可能还是主讲教授唱“独角戏”,影响师生互动的效果。其次,讨论要突出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史料；划分；论文；结合

一

什么是史料？“所谓‘史料’，就是指过去人类存在或活动的所有踪迹，是人类物质活动或者精神活动的各种实物的、文字的和抽象的遗迹，可以提供关于过去历史的信息和知识的所有的资料。”简而言之，史料是囊括所有人类留下来的痕迹，包括实体的或者非实体的材料。

初步把握史料的含义之后，就牵扯出史料的划分问题，因为史学研究的前提是要恰当应用史料，而这个前提的前提又需要合理划分史料。总的说来，学术界大致有如下几种比较常见划分方式：1、史料的来源途径：“得史之途径，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2、史料的意图：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提出了“有意的”史料与“无意的”史料两大类；3、从史料的遗存方式来分析，又可以划分为遗留性史料和记述性史料。

史料的类型是客观存在的，而研究者根据需要和自我价值取向，才会产生不同的划分方式，笔者在本文阐述的是史料与论文写作的结合问题，相对倾向的是从论文写作角度去划分史料类型。

二

首先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又可以称作第一手史料与第二手史料。直接史料最接近事件发生的年代，相对较客观与真实；而间接史料却相对于前者更加的充足。“直接史料的价值高于见间接史料的价值，但后者的量往往比间接史料丰富，研究任何历史课题，直接史料为其基础的根本，但仅靠直接史料必不充足，须广泛利用间接史料。”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要相互补充，相互考证真伪，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还原事实。

其次，旧史料与新史料。近年来考古技术的进步，许多带有考古价值的遗迹遗址先后被发掘出来，对固有的研究成果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如：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有说是孙武、有说是孙膑，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个的竹简体，证实了孙武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膑是《孙膑兵法》的作者。虽然这些新的发掘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为研究研究带来了新的血液，但并不是新史料就能够完全取代旧史料的存在，新史料也需要研究者去考证其真伪性、去衡量其价值，这个过程就需要结合旧史料；然而，旧史料真实性也需要新史料加以佐证、辨析。

再次，中外史料。其通过国内外两种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历史，阎步克指出：“事物的特点是在比较中呈现出来的。其所涉样本至少在两个以上，超越个性的深层法则，便开始重要起来。”比如：1840年中英战争，我们把这场战争称作“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国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而英国称为“中英战争”，并称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侨民及贸易平等。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就会出现英国人眼中的中英战争、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中英战争、非中英两国人眼中的中英战争；所以，需要我们将中外史料结合起来、弥补彼此的不足。

最后，跨学科史料。“史学中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不仅能开辟历史研究新领域，而且有助于史学新分支学科的形成，能够解决单一学科方法所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助于解释事物的本质。”史学研究离不开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需要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形成全面综合的知识体系与多元的史料搜集方法，从多个方面来佐证历史事实，建构理论支撑。

三

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史料主导论”与“观点主导论”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争议，如：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兰克学派”十分倡导唯史料论，傅斯年在此基础上，提出过“史料学即历史学”的论断；而梁启超提出：“历史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他在史料与论文的关系上，相对强调史学研究的目的和作用。所以，如果过多的强调史料本身，难免会有当时史家本身的价值取舍问题或者当时的时代局限问题，可能会忽略史料对今人的启发意义和价值；相反，只强调论据的作用也会导致：“将是否符合现实需要作为评判历史研究价值的唯一标准，历史研究就会变成为某些观念或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所以，客观严谨的论文需要我们正确厘清史料与论文的关系。

第一，从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中外史料、新旧史料、以及跨学科史料这四个方面做一个初步的划分。比如研究民国时期西方基督教在上海传播状况，我们能够搜集到的史料比较丰富，但笼统的搜集出来各类的期刊杂志、报纸、地方志、外国相关文献等等，则显得相当的冗杂，这就需要我们将史料做一个大致的划分，然后进一步与论文的所要阐述的具体观点相结合。

第二，挖掘充分的史料，夯实基础知识。史料的掌握是一个“开源节流”的过程。其中，“开源”是指不断挖掘史料，而史料的挖掘又可以归纳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在文献类挖掘；另一种是非文献类的挖掘。当然，现在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以文献类的史料为主，佐以非文献类的史料，这并不是就此忽略非文献类史料，主要是由于这类史料相对较少而且发现具有偶然性。“节流”则指对现有史料反复提炼掌握，“不断积累史料，下深功夫，一定能够获得可观成绩，而且能够站住脚，不易被人否定，也就是说较易成为定论。”

第三 ，史料与论文合理的契合并与当前社会具体问题挂钩。我们在平时研究中，以史料作为佐证的基础上，还需要了解不同类型的史料对文章的不同作用，做到有机的调和各种史料的关系；如果史料引用不恰当，则有断章取义之嫌。再次是将研究成果与实际生活密切结合，“当生活的发展需要他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的就会变成现实的。”我们借鉴过去的历史，最终也需要合理的衔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为我们的研究与社会发展提供参考。（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程得中：《浅谈史学入门及论文写作》，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33期刊。

[2]乌云毕力格：《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义》，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0页。

[4]谢照明：《再论史料的类型及其特征》，平顶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5]阎步克：《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汇通》，文史哲，2015年，第1期。

[6]蒋大椿，李红岩：《史学中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概述》，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

[8]周筱S，葛剑雄：《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9]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8页。

[10]齐继伟：《浅议“史料学”》，文教资料，2014年，第20期。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9篇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21-0062-06

随着高中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许多地区的历史考试，融入课程改革的新理念，设计了基于材料的历史论文题（或称材料论证写作题）。该题型在测量内容上，强调的是历史课程知识而不是教材知识；在考核目标上，立足历史思维能力而不是史实的简单记忆，希望以测量内容、目标与形式的变化来推动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深化。但是，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一些题目的考查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命题从实践经验到技术理论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本文希望通过探讨国外先进地区的试题命制，借鉴命题思想方法，以期焕发我国历史材料论文题的活力，使历史测量题型不断推陈出新。

美国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是大学前置课程，课程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学有余力的高中学生，他们学习AP课程，并通过AP测试，AP测试的学分可以折抵大学课程的学分。AP世界历史课程内容涵盖各大洲，主要关注五个主题：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文化的发展与影响；国家的构建、扩张和冲突；经济系统的创建、发展与影响；社会结构的发展与演变。其试卷结构如表1：

从表格和相关资料看，美国AP历史测试中论文写作占有重要地位，其写作题型之一的材料论文题更是颇具特色。论文题基本由情境和写作设问两大部分构成，试题情境可以是文字、图表在内的各种与历史有关的一手或二手资料，也可以是模拟性的视角描述，而论文设问规定了写作的方向、范围和要求，写作的角度基本由情境与考查目标而定。一般地，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考查目标覆盖记忆、理解、应用三个层次，重心则偏向于考生的历史创造性思维。请看下面一道AP测试的世界历史试题。①

例题：运用材料，分析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印度在棉纺织业工业化进程中的异同。请补充一条材料，并说明该材料对论述棉纺织业工业化这一论题的价值。

材料一：印度棉纱和棉布的产量

――来自英国殖民当局的数据

材料二：日本棉纱产量（包括手工和机器生产）

――来自日本内阁统计部门的数据

材料三：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在亮着灯的工厂里上班直到晚上。下班后，我们几乎没有力气站起来。晚上，我们工作到很晚，她们偶尔会给我们一个甘薯。然后，我们还得清洗，弄好头发等等。那时候大概都11点了。即使在冬天，也没有暖气，为了取暖，我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睡觉。第一年我们是没有工资的，第二年我的父母会拿到35日元，接下来会有50日元。

我上班不久，我的妹妹阿希也到这家工厂上班。我想她大概工作2年，就病倒在床。那时候工厂里大约有30个人生病。那些已经确诊为肺病的人立刻被遣送回家。每个人都害怕肺结核，没有人靠近这样的病人。阿希也被送回家了，很快就死了。她才13岁，她当时决心成为一个能拿100日元一年的工人，让我们的妈妈高兴。当她面色苍白地离开工厂时，我永远不能忘记她的眼睛。

――来自两个女工对她们少女时代

在日本纺织厂工作的回忆，约1900年

材料四：一个工厂女工挣的钱常常比一个农民的全年收入都高。对于这些农村家庭来说，女孩是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贫穷的农民要把60%的收成上交给地主。因此，这些穷苦的农民只能把拌着野草的米饭当做食物。他们仅有的救济就靠那些去工厂上班的女孩。

――来自一个日本僧人的叙述，约1900年

材料五：那些低廉的工人从哪里来？他们全都来自农村，来自于那些耕种自己的或者租种的土地但有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他们来到城市，来到工业区成为工厂工人。农田上的收入提供家庭所需，维持父母兄弟姐妹的生计。那些受雇于工厂的人与家庭没有多少联系，他所要做的就是挣足够的钱养活自己。那就是为什么工人的工资很低。这说明农业对我们国家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一支多么重要的力量。

――来自日本实业家鹤见俊辅，约1900年

材料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机器生产的竞争，整个国家手工织布工业迅速下降。尽管许多人仍然穿着用手纺机织出的布做成的衣服，但很多手工织布者已经丢弃了他们的手纺机。

当地纺织业把它们的存在、发展、成长归因于那些有进取精神的本国银行家和投资者，作为股东、投资者、金融家，他们向纺织业投入了大量的资本。

――来自印度经济学家拉达卡玛・慕克吉

《印度经济学基础》，1916年

材料七：女性纺织工人百分比

――来自论文“日本的工业化与妇女状况”

1973年

材料八：日本日贸棉纺织厂图片（图片略）

――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一部官方公司历史

材料九：大部分棉纺织厂工人来自于小农、村庄的农业工人和失业的手纺织工。他们居住在租来的小屋里，一个工人通常会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不到两年。工资很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明显改变。

――来自印度英国皇家劳工委员会的报告

加尔各答，1935年

材料十：印度纺织厂图片（图片略）

――来自纺织业主协会国际联盟英国官员

阿尔诺・皮尔斯的关于“印度纺织业报告”

1935年

这道试题让我们感受到AP历史材料论文题所给的材料丰富，阅读量非常大。例题中呈现了数据表格、图片、回忆录、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的材料，这些材料阅读上并无太大障碍，但要把材料中的有效信息提取出来并合理地运用到论文写作中，并非易事。此外，材料论文题考查的结论大都是开放的，考生很难从教材和提供的材料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这导致材料论文题“与普遍流行的材料解析题的设问不同，这种将材料解析与撰写小文章结合起来的设计尝试，有助于鼓励学生自选角度来分析历史，利于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①

AP历史考试的材料论文题，不仅有利于命题者抓住重点内容，考查学生的理解、应用能力，而且有利于评估题目的难度和区分度，弥补其他题型在考查功能上的不足。结合上述例题和相关资料，我们对历史材料论文题的测量功能，可以得出以下五点认识：

1.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

从测量和教育理论上看，材料论文题考查历史知识学习的深度，既是指兼顾命题评价的可操作性、史学方法及考生的思维开放与心理水平，提高考查记忆水平的效度；又是指考生建构知识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能力，考查较高层次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使题目的难度、区分度以及考生能力呈现收到良好的测评效果。从美国AP试题中，我们可以发现，材料论文题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所选取的材料丰富、来源广泛，为考生对论题进行深入分析提供了有效平台。二是所学知识和所给材料在答题中不仅是被引用、转述、复述的对象，而是用来理解并说明问题的；考生要对一些材料要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关注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作者的观点与立场，揭示材料是否存在“价值偏见”。也就是说，考生只有在客观、深刻地理解材料的基础上，方能为写作奠定基础。三是围绕所给材料确定一个合适的论题，而不是漫天撒网的泛泛而谈。写作应该紧扣所确定的主题，充分挖掘材料中的有用信息，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的分析论证，从而达到对论述主题的深度理解和认识。正如建构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当考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内在结构（如性质、规律）及该事物的外部结构（即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时，考生才能真正掌握学习材料的内涵，从而把握历史知识的实质。

2.考查历史认知的过程

传统的历史考试题型主要考查历史知识的固定结论，学生自然也死记教材的结论。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考查要求则不同，它要求考生由浅入深地理解材料（获取有效信息），提炼材料中所隐含的历史主题，运用基本的阐释、说明、反驳等史学方法作出较为完整的论证。这种考查要求再现了知识的认知过程，凸显了“过程与方法”。为了引导考生展现历史知识的认知过程，论文往往以某一线索或主题为线轴，形成材料背景，提供开放性的论题，要求考生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地论证问题，并得出自己的个性理解和思考，其考查目标集中于考生对已学知识的理解、论证与再创造。在这一认知过程中，融入了探究性学习的思维，即：从已知信息中发现问题――拟定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已有知识材料中收集查证――论述结论。该思维过程完整地再现了考生认知历史的心路，展现了“过程与方法”考核特色。

3.测量凸显人本的复杂思考

人本主义认为，学习过程“应是学生获得相应学习方法、促进其健全人格形成的过程。”②从美国AP历史题看，考生在作答时，提炼论题、组合材料、理解和运用材料中的观点进行论证，展现了考生对试题的思考过程，这种思考过程以论文形式呈现，真实地再现了考生的思维品质，自然渗入了人本精神。美国AP测试历史材料论文题，往往从人类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视角出发，选取有史学意义和教育价值的主题，挖掘人本主义的内涵，对历史知识进行重新整合，试题蕴含的人本精神主要有：关注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及历史学界争论的话题，以命题反映热点，让考生分析争论性“话题”，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各种情况，倡导多角度、多视角论述问题，审视人本精神的价值，思考当时人们是如何去应对历史难题的；命题还不断引进新鲜的史学观念，倡导考生“同情”地理解问题，关注普通大众的感受和个体体验，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排斥生活。在这一过程中，试题设计者补充并挑战传统的史学观念，修正旧有的历史观念，重新审视“发展”的定义；此外，陶冶学生道德情操，养成以热爱生命为核心的生活精神，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其命题创新追求之一。

4.测量注重学科思维能力的考量

AP历史材料论文题注重历史学科的思维测量，尤其是高层次的思维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试题提供的材料丰富，考查了考生多层次、多角度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从上述试题材料来源看，有来自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官方的统计数据，也有来自民间普通女工的真实回忆和日本僧人的所见所闻；有来自学者、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有实业家自身的见解；不仅如此，试题还要求考生额外补充一条材料，以充分论证主题。这些材料开阔了考生的视野，使考生洞察历史人物在决策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全面认识历史事件产生的复杂背景和历史事件中不同群体的真切感受。

二是从AP历史材料论文题的写作要求看，其测量目标归纳起来有三点：（1）正确理解和合理使用材料；（2）有效整合和分析材料；（3）依据材料进行合理的论证、评价和创作。这些考核目标体现了历史学科的高层次思维能力测量。AP历史材料论文题，在理解材料观点的基础上，既着力于求证思维的考查，对历史教材知识和史学观念、基本方法进行整合，然后分析、说明或驳斥一定材料下的某种历史观点；又不断突破求证思维的框架，考查考生发散型思维，在相对开放的条件下，要求考生提出自己对历史文明的个性理解。因此，材料论文题可以真实地展现考生甄别史料、理解和运用、分析和评价等高层次历史思维能力。此外，历史材料论文题要求考生领会与主题有关的文字、图表等史料，以通顺的文字、条理清晰的层次、合乎逻辑的结构，灵活运用历史知识、史学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来评价、论证问题。这种呈现方式也是测量高层次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反映了考生的学科素养和水平。

5.测量关注评分规则的调控策略

材料论文题能否测量出考生的真实学业水平，除试题本身的影响外，评分标准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合理的评分标准可以客观地考量出考生的思维能力水平，不仅如此，评分标准还直接影响到考试成绩， 进而影响评价试题的难度、区分度、效度等各项测量指标。

美国AP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是基于历史基本技能的核心要素评分，主要样式参见表2：

从AP测试历史科材料论文题试题结构和测量功能看，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主要由论题、材料讨论、材料理解、材料运用和语言组织等多方面要素构成，这些评分要素是考生需要展现的基本历史技能。评分标准中有两大类：基本分和附加分，以此来区分考生的历史技能水平。透过AP测试，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可以从论题、观点、史实、结构、文字等方面去规划，并分层次评价判分。结合表2信息，可以设计出如表3的评分构想。

从表3看，考生能够利用试题提供材料以外的知识来完成论文写作，算是其特长的发挥，应该判给附加分。上述评分量规的要素，是根据分析材料所必须考虑的历史技能来设计的。这一评分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具体的知识点来呈现试题的答案，而是以写作题需要的历史技能作为评价的要素。这显然与在评卷中经常使用的采分点给分不同。论文题的评分基本理念，应该是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因此，评卷教师可以根据特定的评分量规，弹性地评估考生的答题。

随着学生主体性教育理念的凸显，关于学生怎样学习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围绕怎样运用测量评价尽可能多地抓住学生的学习表现，已成为当前国内外教育测量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从国外历史考试测量的经验看，我国历史考试的论文题研制可结合下列三个方面进行理性思考：

1.测量目标切实可行，写作设问注重开放

论文题测量目标的具体明确、易于操作，体现了评价目标的层次性和序列化原则。新课程提倡的三维目标落实到具体的试题研制中，究竟应该如何合理地、有层次地进行分解，为测量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引，这是我国考试命题首要回答的问题。从国外经验看，测量目标的层次化可以用图表来示意，具体内容见表4。

从表4信息看，历史测量目标是依据课程目标而确定的，由课标而来的测量目标具有抽象的概念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必须进行定量性转化表述，并界定具体行为，形成历史笔试考查的可操作目标与要求。所以，清晰化的测量目标是历史考试必备的。有了明确、清晰的测量目标，考生作为被测量对象，其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试题的开发。一旦论文题以单一的、统一的价值标准去要求考生，考生就会“不合时宜”地顺应要求。所以，论文题评价主要体现在测量价值观的开放、试题内容的开放和答题过程的开放。当论文题营造出体现价值尊重的考查氛围中时，考生才会乐于参与评价的过程，受益于考试评价的结果，进而不断促进自己的进步。

2.命题路径科学合理，价值诉求渗透对话

在论文题的研制中，设问的谋划、问题的制定，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命题必须符合科学要求的基本程序和条件，建立在一定条件的材料之上，才有助于考生展现测量目标所要求的各项能力。材料论文题不仅要具备设计的具体条件，还要在考查价值上追求“理解与对话”，试题考查考生的知识与能力的同时，还要渗透对科学素养的考查，激发考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促进“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实现。

由此，命题路径与条件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命题指导思想”“历史学科能力”与“历史知识内容”的一个三维体系。这种逻辑关系中渗入了“理解与对话”。“命题指导思想”是指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对话；“学科能力”是对高校选拔人才的理解；“知识内容”是对历史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应用的反映。理解与对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考生综合表现的改进与发展。考生作为测量活动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可参与到试题解密后的评估中，对“理解”的表达与分享，是需要通过“答题”来实现的。论文题变革的过程，需要有“理解”的彰显，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测评主体、客体双方的心理要求。

3.测量理论联系实践，技术创新海纳百川

传统的历史试题认为只要行为目标规范化，情境创设得当，就可以通过设问操作来再现考生的能力。这样的命题实践往往会把考生看做是“给予”的对象，考查过程也就是一个静态且线性的过程。但是，新课程改革下的考生成长历程，是动态且非线性的，命题者应该能动地使测量过程动态化，不仅要关注考生的知识素养，随着设问的深入，还要重视对考生公民素养、学习能力、表现能力等的诊断。对于国外新的测量理念和考查方式，要不断地学习、引进，以促成当前国内测量研究的欣欣向荣景象。中国未来的历史考试测量研究，理所应当对相关研究进行“何以可能、何以必须”等问题进行论证，对国外测量的研究逻辑应进行定位和思考。结合已有的命题经验与教训，来自各方的有效反馈，改进试题研制的思路，及时寻找到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

总而言之，国外先进地区的考试测量经验说明，历史材料论文题纳入大规模考试之中，不但有必要，而且是可行的。历史材料论文题的可行性，是客观条件和人为努力双重结合的产物。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深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有意识、有步骤地创造改革的条件，历史材料论文题必定会出现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10篇

一、确立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传统的教学观，将教师视为知识的传递者。在这种观念下，教师在备课时对学生的自主性活动或是缺乏设计，或是停留在一问一答浅层次的认知活动上。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单一化，造成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历史课堂上，教师以自己为中心，一讲到底，学生充当知识的容器，处在被动地位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其结果是，学生对历史课不感兴趣，课堂教学质量得不到真正提高。

推进素质教育，深化历史课堂教学改革，需要教师改变观念。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尊重主体、发展主体，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学生在自身的“体验”中学习历史，在体验中“学会学习历史”，这是能力的培养过程和人文素质的提高过程。尊重主体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改变“师道尊严”的理念，认识主体、肯定主体，转变旧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变“新闻联播式”为“焦点访谈式”，创设师生平等、和谐、民主的学习氛围。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明确“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学生要成为教学活动的全面参与者，教师要成为学生主动学习的指导者和组织者。 [HJ0.1mm]

二、创建多元化的历史评价系统

教育教学评价有很强的导向功能，新课改带有关键性的一项任务是解决教育教学评价问题。中学历史学科要推进素质教育、落实新课改，必须改进教学评价特别是课堂教学评价系统。在传统的历史评价中，以成绩论英雄，使成绩不好的同学一直不能受到老师的肯定，时间一久，他们就会失去对历史的兴趣，成为课堂中的“局外人”，从而使历史教学任务和目标难以完成。

笔者提倡创建学生成长记录册，用多种方式评价学生的学业，把学生平时的学习成绩和课堂参与情况有机结合。历史课的学业成绩考核除了书面考试，还有实践活动，要鼓励学生进行历史演讲、历史话剧表演、历史参观考察等实践活动，鼓励学生自己搜集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对学生学习活动的成果应予以考核。

三、体现历史知识的个性化

历史知识个性化的特点在于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通过讨论、演讲、写论文等方式让学生自己去感受历史，独立地做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为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由教师给学生介绍一些史学界有争议而又有教育意义的人物、现象，展开讨论。

总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出路在于改革，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历史教学应改变教师观念，创新教学方式、方法，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体会到学有所值、学有所用，寻找新课程改革的出路，从而体现历史教学的特色性和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