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31 17:49:36
一、本意见所规范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后就业行为，是指公务员根据本人意愿提出辞去公职，经批准依法解除公务员身份，到国有企事业以外的单位就业或自主创业。
二、各级机关中原系领导班子成员的公务员以及其他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其他公务员辞去公职后2年内，不得接受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原任职务”或“原工作业务”，一般应包括辞去公职前3年内担任过的职务或从事过的工作业务。
三、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是否违反上述规定，由其原单位认定。省级以上具有行政审批、行业监管、执法监督等职能的机关，应当结合实际，逐步建立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限制清单。
四、公务员申请辞去公职时应当如实报告从业去向，签署承诺书，对遵守从业限制规定、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以及在从业限制期限内主动报告从业变动情况等作出承诺。
五、公务员所在单位或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在批准其辞去公职前要与本人谈话，了解其从业意向，提醒严格遵守从业限制规定，告知违规从业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对不符合从业限制规定的，要劝其调整从业意向；经劝说仍不调整的，不予批准其辞去公职申请。对经批准同意辞去公职的，在从业限制期限内，原单位每年至少与其联系一次，了解和核查从业情况，发现有违反规定的情形，应当及时向公务员主管部门报告。
六、公务员辞去公职后有违规从业行为的，由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原单位责令其限期解除与接收单位的聘任关系或终止违规经营性活动；逾期不改正的，公务员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其违规从业所得数额进行调查核定，由县级以上工商、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没收，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规从业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违规从业人员为中共党员的，依照有关党规党纪给予相应处分。对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将辞去公职人员违规从业行为纳入个人信用记录。接收单位为企业的，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将其受行政处罚情况录入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七、建立健全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备案和监督检查制度。经批准同意辞去公职的公务员，由原单位报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公务员主管部门通过专项检查、接受举报、了解舆情报道等方式，对各单位落实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规定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对未按照规定审批，或未履行提醒告知、备案、了解核实等职责，导致辞去公职人员违规从业的，对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对相关负责人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八、要准确把握和执行政策，正确对待公务员依法辞去公职行为，支持人才的合理流动，充分尊重和保障辞去公职人员合法就业和创业的权益。
九、对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公务员交流到国有企事业单位未满从业限制期限，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规范，参照本意见执行。
一、我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概况
在历史长河中，我国的文官制度中有很多关于官员伦理规范的内容。如孔夫子在《论语为政》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唐太宗《贞观政要君道》也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此外，还有己不正，焉能正人等古训。但古代官员伦理与现代公务员伦理毕竟不能同日而语。
目前我国的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的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公务员伦理法律法规，对公务员伦理的要求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中。比如《宪法》、《国家公务员法》、《监察法》、《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等。上述规定既不具体，又未形成完整的规制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的体系，现实操作上存在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公务员伦理培训机制、监督机制、追责机制不够完善，无法有效规制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如公务员伦理失范的规制体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常常是运动式培训、运动式监督与追责，需声大、雨点小躲过了初一，安心过十五的状况比较多，这些都不利于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2013年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指出:五年来，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787件2186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173人(含厅局级950人、省部级以上30人)。严肃查处执法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立案侦查行政执法人员36900人、司法工作人员12894人。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7054件50796人，其中重特大案件17745件。可见，目前我国公务员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很大，若从源头抓起则公务员伦理失范缺乏系统规制难辞其咎。也正因为如此，才更有必要加强对公务员伦理失范问题的规制，不仅仅看到公务员伦理失范现象木身，更应该看到这现象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以及导致公务员伦理失范、腐败蜕化的症结所在。
二、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的概况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知得失或者优缺点。国外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家当属美国，其他国家的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也大都参照美国的经验同时结合本国国情而制定的。如日本在完善国家公务员法制建设方面吸取了大量西方国家的有价值的经验，在60多年前最具代表性的日本《国家公务员法》是在美国人的指导下颁布的，相隔不到一年又颁布了《地方公务员法》。其后来于1999年4月制定的《国家公务员伦理法》也显然受到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的影响。鉴于美国在公务员伦理法治化过程中所建立的配套性机制有值得我国研究的地方，现以其为例，对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概括作一简要分析。公共行政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以19世纪后期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为标志的，行政伦理学在此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开始了从孕育到发展的漫漫历程。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美国公务员伦理规范的立法进程也于20世纪50年代开启了。
美国国会于1958年7月通过了《美国政府部门伦理准则》，该准则规定政府雇员和国会成员必须遵守这项决议中规定的伦理行为标准。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第11222号行政命令，即联邦总统道德令。但是这一时期公务员伦理机制构建的重要性并未引起美国各界的足够重视，因此上述准则及命令也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转折点出现在1972年，这一年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的发生，成为一个强力催化剂推动了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的加速构建。该事件暴露了美国政府公务员伦理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后，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卡特总统于1978年签署了《政府行为伦理法案》。其中规定了在人事管理办公室内设立政府伦理办公室，同时建立了委任独立检察官的机制。该法案在1979年得到两次修订，1982年、1983年和1988年相继进行了数次修订。1989年，布什总统签署了《政府伦理改革法案》:1990年，修订并颁布了《政府官员与雇员伦理行为准则》;1993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公共部门雇员伦理行为准则》。该准则由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制定，且内容更加详细、操作性也更强。经过上述规范公务员伦理的规范的制定与实施，美国逐步构建起了世界上相对完善的公务员伦理法律体制。
三、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的特点
通过对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概况的纵览不难发现，其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有值得称道之处。如相关立法较为完善，同时相应的配套机制也比较健全。当然，美国在公务员伦理管理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一些部门仍存在着监督缺位的问题，个别公务员的政治腐败等问题也并未杜绝等。但总体来说，现阶段美国公务员的制度建设仍处于世界先进行列，其伦理法制建设的特点也值得研究。
(一)行政伦理理论深厚
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之所以相对完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行政伦理理论基础深厚。从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到行政伦理学的孕育与发展，行政伦理的理论在持续深化和发展着。理论的发展为构建公务员伦理法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美国行政伦理理论也不是止步不前的，其与公务员伦理实践情况相结合，进而不断修正公务员伦理构建理论的某些内容以实现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二)内容详细、操作性强
美国规范公务员伦理的相应规定内容详细、操作性强。以1978年出台的《政府行为伦理法案》为例。该法案共7章，约3万5千字左右，详细规定了公务员伦理规范的基准及不同情形下公务员应如何规范其行为。法案明确规定，公务员一旦从联邦政府之外的任何来源处得到了超过200美元的红利、租金、利息等，就必须依法进行申报:若收受了累积价值超过250美元的礼品，或者从事价值超过1000美元的贸易或业务投资，也必须依法进行申报。美国关于公务员伦理规范的立法数量众多，且内容详细。这些法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将公务员可能会产生的伦理失范行为基本上都纳入了法律法规系统中来加以规定。同时，也正因为内容详细，使得实践中公务员伦理规范的操作性显著增强，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务员自由裁量权受到合理限制，以规范其行为。
(三)机构专业、独立度高
专门机构的设置为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构建提供了机构保障。1979年在人事管理局下设置了伦理办公室以负责公务员伦理规范事宜。到1989年机构改革时，伦理办公室从人事管理局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机构。另外，在美国官方还设有伦理委员会等专门机构。而在民间也有诸如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芝加哥改进政府工作协会、卡门考草根游说组织等民间机构帮助推动公务员伦理规范制度建设工作的开展。另外，1978年根据《监察长法案》在政府部门下设置了监察长办公室，该专门性办公室将行政法纪监督与审计监督合二为一，为监督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并将其违法行为予以依法追责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对我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的一些建议
通过对美国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的概括及特点的总结及分析可知，其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积累。其相关立法也是在不断地修改完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在我国建设公务员伦理法制，既不能急于求成，亦不能亦步亦趋。应该坚持立足国情，以全局思维思考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问题，立法先行，并配备相应的管理、监督、制约等机制。主要建议如下:
(一)制定《公务员伦理法》
若要系统地规范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一部统一完整的立法是必不可少的。制定一部公务员伦理法是可行之策。纵观世界法治发达国家基本都拥有完善的立法作为公务员伦理规范的保障。我国也不应落后于此，一部专门性的《公务员伦理法》的制定不仅仅意味着我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与世界接轨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能够为系统地规范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同时，该专门性法律的制定应该立足于我国实际，力求内容详细具体、标准明确、操作性强，以防止过于宽泛笼统所导致的在实践中难以应用的现象发生。
(二)成立公务员伦理委员会
仅仅制定一部《公务员伦理法》却没有专门机构来保障该法的有效实施是很难实现规范公务员伦理的目的的。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在我国需成立公务员伦理委员会或者办公室。同时，要确保公务员伦理管理机构的专业化和独立性。其中，专业化旨在保障管理机构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有效地规范公务员伦理行为。公务员伦理管理机构内应设有专职的工作人员负责公务员伦理管理具体工作的落实。而独立性则更加强调公务员伦理管理机构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干涉，特别是防止党政机关的干涉。
(三)健全配套机制
公务员伦理失范现象的大量发生既与体制机制不健全有关，也与公务员自身不具备合格的伦理素养有关。在制定《公务员伦理法》及成立专门管理机构的基础上，要依法规范公务员的伦理行为需健全配套机制。一方面要提高公务员的伦理素养，加强伦理培训工作。通过公务员伦理委员会制定具体的培训方案，按时有序地开展诸如伦理讲座、专题研讨、编写并发放行政伦理手册等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与追责机制的联动效应。在我国目前的监管体制下，主要是由纪检、监察、审计、组织等部门以及人大及社会舆论等对公务员伦理是否符合规范进行监督与追责。这样的监管机制在实践中确实能够发挥一定的正面效果，但是却仍旧存在着空监现象。无权监督、无法监督、无力监督、不愿监督等现象仍旧大量存在。要实现各种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完善监管机制。如在公务员伦理委员会等专门性机构下设专门性的监管机构以统筹负责监督工作。一旦发现有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需及时启动追责机制，对其行为依法进行惩治，唯有此，才能保障公务员伦理规范机制的构建收到实效。
五、结语
现行的公务员法与以往的公务员法规相比，法律效力比较高；与公务员相关的一些内容更为完备化；现在公务员的范围比以往的更为广泛。这三个方面从法律效力、内容和适用范围等来反映现行公务员法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都不同程度地有利于廉政建设
我国公务员法在廉政建设中作用的真正发挥，还要靠其切实的实施。从前一阶段开始，我国已对公务员法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也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期望在正式实施以后，它的廉政功效能充分显示，为推进我国的廉政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自20**年1月1日起，我国的公务员法正式开始实施。这不仅标志着我国的公务员立法已经基本成熟，而且还更有利于国家的廉政建设。
我国的公务员法在许多方面都有利于促进廉政建设。第一，有关指导思想和原则的规定有利于形成廉政公务员队伍的政治思想基础。公务员法强调，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为原则任用公务员。这些都可以成为廉政的政治思想基础，都有利于在宏观上构建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队伍，保证他们公正廉洁，抑制腐败。
第二，有关公务员义务的规定有利于规范公务员的廉政行为。公务员法规定，我国的公务员要履行九大义务，其中包括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接受人民监督、恪守职业道德、清正廉洁、模范遵守社会公德、保守国家和工作秘密等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既是公务员的义务，也是对他们的廉政要求，直接有利于促使他们廉洁从政。
第三，有关录用公务员办法的规定有利于选拔具有较高素质的人员进入公务员队伍，打下廉政的素质基础。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要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方法选任主任科员以下的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这一规定的实施，可以从严格的录用程序上保证公务员队伍的总体素质，使其成为一支高素质的廉政队伍。
第四，有关公务员考核的规定有利于加强对公务员的廉政管理。公务员法要求按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全面考核公务员，而且还要把定期考核的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以及公务员奖励、培训、辞退的依据。这五个方面不同程度地都与廉政有关，十分有助于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促使他们廉洁自律，远离腐败。
第五，有关奖惩的规定有利于激励公务员廉洁从政。公务员法规定了十一项给予奖励的情形和十六项给予惩戒的行为。其中有的直接与反腐倡廉相关。比如，给予奖励情形中的遵守纪律、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等和给予惩戒行为中的贪污、行贿、受贿和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等，都是如此。这些规定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激励公务员廉洁奉公。
第六，有关交流与回避的规定有利于形成公务员廉政的环境。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可以在公务员队伍内部交流，也可以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交流。他们在执行公务时遇有与本人有利害关系或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都要回避。这有利于形成一个廉政的外部条件，使他们避开易于腐败的环境。以上这些方面从不同视角规范了公务员的廉政行为，有助于推进廉政建设。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公务员法还是一部廉政建设法。
以前，我国也有关于公务员方面的法规，其中也有一些有关廉政的规定。比如，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但是，现行的公务员法与以往的公务员法规相比，具有以下一些主要特点。首先，现行公务员法的法律效力比较高。它是我国的一部法律，由人大常委会通过，而以往的公务员法规则是行政法规或规章。其次，现行公务员法的内容更为完善。它共有107条，比以前内容最多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还多了21条，并增加了以前所没有的“职位聘任”和“法律责任”等一些章节，使与公务员相关的一些内容更为完备化了。最后，现在公务员的范围比以往的更为广泛。现行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则规定，公务员仅指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其适用范围大大小于现行公务员法。
这三个方面从法律效力、内容和适用范围等来反映现行公务员法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都不同程度地有利于廉政建设。它可以更有效地规范公务员的职务行为，更全面地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要求，也可把更多的公务人员纳入公务员的廉政要求范围。因此，这个公务员法将会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廉政建设。
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公务员法相比较，我国的公务员法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也十分有利于公务员的廉政建设，其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首先，不贯彻政治中立原则。西方国家的公务员不得参加党派等政治活动，在职务行为中也不可带有党派倾向，必须保持中立。我国的公务员法则要求公务员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和方针，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样，我国的公务员队伍就可为贯彻和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提供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廉政，作出了一系列廉政的规定，坚决打击腐败行为。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也就包括了贯彻廉政的路线和方针，这利于公务员队伍的廉政建设。
其次，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西方国家实行多党制和轮流执政制，不可能由一个政党一直来管一个国家的公务员队伍。我国就不同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我国的公务员法公开明示，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这一原则有利于党保持对公务员的选用、管理和监督的相对稳定，督促他们克己奉公、廉政勤政。
最后，不作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分类。根据西方国家公务员法的规定，把公务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由选举产生，从事政治性工作，有一定任期。事务官则由聘任来决定，从事业务性工作，没有像选举那样的任期。我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制，不需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截然分类，也不会出现像西方国家那样政务官的大起大落情况。同时，对他们也可以有相同的廉政要求与标准。这也有利于廉政建设。可见，从中国现有的国情出发，我国公务员法的一些特色都对廉政建设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公务员 公务员范围 法官法 公务员法
我国公务员的范围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1993年10月颁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3条将公务员定义为“在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同年11月，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方案》，规定公务员的范围包括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其他行使国家行政职能、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正式施行，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务员的概念与范围。其中，第2条指出：“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2006年4月9日，国务院印发《公务员法实施方案》，规定新的公务员范围包括七大类：第一，中国共产党机关的工作人员；第二，人大机关的工作人员；第三，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第四，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第五，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第六，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第七，派机关的工作人员。
从《暂行条例》到《公务员法》，可知我国关于公务员的规定有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以“公务员”的概念取代“国家公务员”的概念，将其范围扩大到行政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政协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其次，排除了国家机关中的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最后，将司法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法》的统一管理，但不排除现行专门性法律的适用。[1]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调整过程中，公务员范围的扩大是否会适合当前我国发展实情，法官是否也应该被纳入公务员范畴进行规制等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一、将法官纳入公务员范围之利弊探讨
（一）利大于弊
目前，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政治及国情角度分析的。如应松年教授认为把法官纳入公务员的范围是可取的。法官也是国家公职人员，在人事管理方面和其他机关工作人员有着共同的特点和要求，可以用一部基本法对其进行规范。杨临宏教授认为扩大公务员范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利于维护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符合我国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特点，有利于加强党对机关干部队伍的统一领导；也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此外，关保英教授指出我国公务员范围的界定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扩大范围有利于保持各类机关干部的整体一致性，有利于党政机关干部之间的交流，有利于统一管理和通过法律防止腐败，有利于从制度上建立统一的对公务员绩效评估体系和监督体系等。
（二）弊大于利
笔者认为，把法官纳入公务员的范围的做法值得商榷。首先，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司法独立。行政工作强调首长负责制，各级首长可以通过功绩制评价工作人员的能力，并决定其任免和升降。而司法工作强调独立审判，不仅是司法机关之间的独立，而且强调法官的独立地位，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而《公务员法》将法官纳入公务员行列并且和公务员实行同样的管理制度，既不适合法官的管理，亦不利于法官地位的独立。其次，职能要求不同。行政机关行使国家管理权能，负责法律、法规的执行，强调的是效率；而司法机关行使司法职能，着重监督行政部门是否违宪、违法，强调的是公平、公正和正义。对于法官，我国已有《法官法》专门进行规制，法官没有上司，审案只服从于法律，而公务员则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级别从属关系。
二、从《暂行条例》、《法官法》到《公务员法》：调整源于制定背景及目的之差异
（一）《暂行条例》层面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事管理沿袭民主革命时期建立的干部制度并借鉴苏联经验，广泛使用“干部”概念，即涵盖党、政、军、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公有制企业、教、科、文、卫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各项改革的展开，原有干部人事制度不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矛盾凸显。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国家干部’这个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分类。”“进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革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并明确指出：“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国家公务员是指在政府中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十四大再次提出要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要求“科学准确地界定公务员范围，取代不规范的干部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颁行。
（二）《法官法》层面
1995年《法官法》正式颁行，以法律的形式对法官队伍进行统一管理，而不再由《暂行条例》规制。
这样的一种分离有其特定原因及目的，值得我们探究。第一，提高法官素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国策之确立，使得提高法官素质的问题更为凸显。这要求必须建立严格的录用制度、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合理的淘汰机制。为保证这些制度得以切实的贯彻与执行，就必须通过立法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第二，加强对法官的管理。为了保证国家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加强对法官的管理，并且要制度化、法律化。第三，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我国的审判权属于人民法院，其他任何机关不得行使。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四，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责。法官是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具体行使者，为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开展审判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是法官正确、及时履行职责的前提，也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第五，保障司法公正。在法治国家，司法活动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程序，也是社会公正的最终保障。
（三）《公务员法》层面
随着我国公务员队伍的壮大与发展，2006年《公务员法》的出台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与现实需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来两大方面。
1.社会发展带来的现实需求。首先，我国经济发展要求政治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是依法治国，而制定《公务员法》就是落实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吏”，提高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化水平的根本所在。其次，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直接要求。通过中国公务员法立法，继续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推进政府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组织保证。政府职能转变最终依赖于公务员制度的创新，依赖于公务员队伍的人才资源开发。再次，是吸纳、确认公务员管理实践经验的需要。实施公务员制度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公务员管理的实践当中积累了诸多有效的管理经验，形成了一部分制度创新的成果。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些创新成果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吸纳、确认。
2.确定现行公务员范围的依据。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机关、各派机关、政协机关同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都是我国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各自依法发挥着特定的作用。第二，我国干部人事管理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推行以分类管理为重要内容的人事制度改革，对过去大一统的“国家干部”队伍进行合理分解，将党政机关干部与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区分开来，分别建立各具特点的人事制度。第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的借鉴。尽管各国因国情不同，公务员范围大小不一，但各国对公务员范围的确定有三条共同标准：一是职能标准，公务员是从事国家公务活动的人员；二是编制标准，公务员严格执行国家编制限额：二是经费标准，公务员的工资、福利、保险都由国家财政支付。我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界定标准与国际上的做法是基本一致的。
三、国外关于公务员范围规定之比较与反思
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政治体制的不同，各国对公务员范围的划定也有所不同。根据各国公务员范围的大小，主要可以将公务员的范围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一）英国
公务员被称为civil servant，其中并无“官”的含义，主要指“文职人员”、“文职服务员”。文官是指政治的或司法的职务以外以文职资格录用的、报酬全部直接由议会所通过的款项支付的英王公仆。[2]这是小范围的，其将公务员限定在行政系统内部，并且仅指中央政府中非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事务官，而不包括由选举产生或政治任命的内阁成员及各部政务次官、政治秘书等政务官。目前一般包括国家行政部门中常务次官以下的所有公职人员，是指行政部门中除去政务官以外的，常务次官以下的，包括清洁工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具体来说包括国防部及其机关警卫部队、狱警、狱官以及皇家兵工厂、皇家造船厂、海军码头、邮政系统等单位的职工。[3]
（二）美国
公务员有时称为civil servant，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叫做governmental employee，其含义为“政府雇员”。这是中等范围的，其将公务员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行政系统内的所有公职人员，包括政务官与事务官，但适用国家公务员法的只是事务官，而将政务官排除在外。联邦公务员的范围指在美国联邦行政机关中执行公务的人员。具体来说，行政部门的文职官员统称为“公务员”，包括部长、副部长、助理部长、独立机构的长官等政治任命官员和行政部门的其他文职人员。这是广义上的含义，而从狭义上来讲，公务员指职业文官，包括职类人员和非职类人员中的部分例外人员，但不包括行政部门中有民选产生的人员、政治任命的人员、临时职位人员、行政机关自行委派的人员和驻外机构雇佣的外国公民等。[4]
（三）法国
公务员称为functionaire，原意是“职能人员”，又为公务员，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各自所属的公共事业机构编制内正式任职的工作人员。《公务员一般地位法》确立了法国目前公务员的范围，该法规定“本法适用于国家、大区、省、市镇及其公务法人的各行政组织中的公职人员”。法国公务员分为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和医护公务员。在管理制度上也有一定的差别，但总体说来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不适用于公务员法的公务员，如议会的工作人员、军事人员等；二是适用于公务员法的公务员，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机关中从事行政事务管理的公职人员、外交人员、教师等。[5]这是大范围的，其将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全部列入公务员的范围。
依上述可知，我国因自身特有的政治制度，公务员并没有所谓的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且不局限于行政系统的人员，故异于美英两国，但与法国的大范围类型有相似之处，均将法官纳入公务员范围。当然，也存在一定差别，如我国的公务员没有囊括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等。
笔者认为，法官纳入公务员范围尽管存在一定弊端，但不能因此排除法官是公务员的可行性。因按我国现行标准，法官完全符合公务员之认定。所以，可以借鉴法国的做法，即法官可以是公务员但不一定完全受《公务员法》调整。《公务员法》第3条规定：“法律对公务员中的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监督以及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务员仅仅是一个称谓上的概念，而不是指公务员法所适用的公务员。如原人事部副部长侯建良所说：“公务员的范围与公务员法的适用范围不尽一致。”对此，有学者提出《公务员法》的基本框架为：除总则与附则外，规定了公务员管理的四大机制。即分类机制，包括类别划分、职务与级别设置；更新机制，包括录用、职务任免、培训、交流、辞职辞退、退休、职位聘任；激励保障机制，包括考核、奖励、职务升降、工资福利保险；监督机制，包括公务员条件、义务与权利、惩戒、回避、申诉控告、法律责任。[6]按此框架，即总则和附则以外的内容均属于管理的事项，则依《公务员法》第3条规定，法官基本可以由《法官法》规制即可。只有在《法官法》未规定的部分情况下，法官才受《公务员法》约束。如果重合的款项有不属于“管理”的内容，那二者即存在冲突，此时如何参照法律解决成为一难题。所以，亟需对“管理”这一项进行具体说明，但这并能成为否认法官属于公务员队伍的原因。
四、结语
《公务员法》扩大公务员的范围旨在利于统一管理，初衷是好的。尽管期仍存在诸多弊端，如容易公务员泛化，强化官本位观念，不利公务员队伍之建设等。但是，它仍然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并会在逐步完善中产生更加深远的意义。笔者认为，结合当下实际，为避免制度的扭曲，我们应从法治建设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对我国公务员作细致的分类，对法官等不同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员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使《法官法》、《检察官法》与《公务员法》有效衔接起来。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检验并做出详细的可操作规定，以利于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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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名扬.英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34.
[3]关保英主编.公务员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
[4]仝志编.国家公务员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6-17.
[5]关保英主编.公务员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9.
[6]应松年主编.公务员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8.
经市委、市政府领导同意，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举办这次旨在进一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了解全国、全省实施公务员法的总体部署，结合实际就实施中可能出现问题进行研讨，明确下步工作初步安排的专题培训班，经过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就要结束了。下面，我对这次培训作一简要小结，并就下步工作讲些具体意见。
一、培训的基本特点
这次培训班，是公务员法颁布以后，在全市各级认真组织学习的基础上，首次举办的集中培训，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领导重视。全国、全省实施公务员法专题研讨班结束，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及时将情况和工作建议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后，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对我市实施公务员法特别是做好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经过充分准备、精心设计，举办较大规模的培训，并围绕实施前的各项准备，采取包括专题调研、摸清底数、巩固“三项清理”成果等一系列实际步骤，这充分体现了市里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
（二）虚实结合。培训期间，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廖伦志同志在研讨班开班时作了动员讲话；市人事局副局长田渊同志就公务员法的立法思想和重要意义进行辅导；市人事局助理调研员、公务员管理科科长刘朝文同志对公务员法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详尽讲解。这次培训，既学习了法制理论和公务员法本身，也从基础性规定和实体性规定两个层面，在理论上获得了新的收获，在操作上明确了新的措施。
（三）研讨充分。参加研讨的同志分组结合实际就公务员法实施范围和人员登记问题、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政策完善进行了讨论。这次研讨是在今年9月下旬全市人事系统开展公务员队伍和编制管理专题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的，无论是情况掌握、还是问题分析，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有效克服了就事论事、宽泛空谈等问题。通过研讨，大家对公务员法及其实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与把握。
二、学习的主要收获
这次培训，坚持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集中学习与分组讨论相结合、学习新知识与解决具体问题相结合，收到了明显效果。大家普遍反映：深受启发，收获很大。
（一）对公务员法基本内容的学习上升到了新的层次。通过授课辅导和学习讨论，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公务员法18章、107条内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公务员制度和公务员管理的基础性规定。主要包括公务员制度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公务员的范围、条件、义务与权利、职务与级别，公务员主管部门以及违反公务员法的法律责任等。二是关于公务员管理各个环节的基本管理制度的规定。主要包括录用、考核、职务任免、职务升降、奖励、处分、培训、交流回避、工资福利保险、退休、申诉控告、职位聘任等等。这些内容既有实体性规定，也有程序性规定，还有很多制度预留空间。
（二）对公务员法具体规定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水平。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公务员法体现了要建立的四个机制：新陈代谢机制、竞争择优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完善了公务员制度的功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制度具有六种功能：选拔配置功能、更新功能、监控功能、保障功能、开发功能、激励功能。
（三）对公务员法继承创新的理解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大家普遍反映，公务员法以公务员暂行条例为基础，既保持了公务员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和特点。一是创新了公务员分类制度，在分类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公务员的职务、职级，为公务员职务管理的其它环节奠定了新的基础。二是通过创设聘任制与任期制，创新了公务员队伍的更新制度，优化公务员队伍的新陈代谢功能。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职位可以实行聘任制。对领导成员职务实行任期制，这是公务员法立法中对公务员更新机制最大的变革。三是从法律地位上，确认将竞争上岗与公开选拔作为晋升方式之一，通过优化工资制度安排，创新了公务员激励制度。另外，还扩大了公务员的范围。
三、近期的初步安排
为贯彻实施好公务员法，今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公务员法实施大会。省委、省政府已于前不久对我省公务员法的实施作出了初步安排，并将于12月中旬召开全省公务员法实施大会，对全省公务员法实施工作作出全面安排部署。贯彻实施好公务员法，必须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和省、市的有关精神，全面把握实施公务员法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全面把握公务员队伍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努力方向。根据省上的初步安排意见，结合我市实际，当前及近一段时间，我们要按照中央、省、市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积极做好四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搞好统筹协调
中央明确规定，实施公务员法的组织协调工作由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共同承担。中组部、人事部商定：组织、人事部门关于公务员管理工作的原有分工基本不变；各级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领导班子成员和重要领导干部进行管理不变；需要向立法机关汇报工作或者接受人大质询，属于政府职能，以政府为主更有利，涉及执行公务员法和公务员管理的对外交流等工作，由人事部门出面，组织部门积极配合。
为切实加强对公务员法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经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人事部专门成立了全国实施公务员法协调小组，协调小组在中央组织部部务会、人事部党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具体负责实施公务员法的统筹协调、制定方案、督促检查等工作。目前省上已经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办公室，市、县（区）也将比照成立相应的领导协调机构。
（二）强化学习宣传，组织专题培训
学好公务员法，是贯彻实施的前提和保证。要把学习公务员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作出安排。要在全体公务员中进行公务员的普及和轮训，结合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公务员的实际制定学习计划。力求通过学习，使领导干部懂得公务员法，组织、人事干部精通公务员法，广大干部知晓公务员法，人民群众了解公务员法，将公务法的学习提升到新的层次，对公务员法的认识上升到新的水平，理解公务员法的内容达到新的高度。各县（区）公务员主管部门也要根据中央和省、市的统一安排，抓紧制定培训工作规划，搞好组织协调，加强对公务员法的培训，确保培训工作取得实效。
（三）制定实施方案，推进各项工作
中央和省实施公务员法的方案已经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同意，将于近期下发。各地、各部门要根据实施方案的要求，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试点先行、逐步完善的工作思路，加强调查研究，摸清基本情况，注重思想引导，夯实工作基础，确保实施工作顺利进行。总的考虑是首先在纳入公务员法实施范围的机关实施，然后再明确哪些单位参照管理，继而在参照管理单位实施。20*年，重点是做好公务员登记、职务与级别确定和工资套改等入轨运行工作。大体实施步骤如下：
1.明确公务员法的实施范围。公务员法对列入实施范围的机关作了明确规定，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各派机关等“七大机关”。
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公务员法没有将其机关工作人员列入公务员法管理范围，主要是考虑到有利于发挥其独特作用，方便其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都要参照公务员进行管理，有关问题待中央明确后再行布置。
1993年国家公务员制度推行后，行使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是否纳入公务员管理，国家没有出台统一的审批和管理办法，导致各地在审批时掌握的标准不一致。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审批的部门不统一。二是审批机关的权限不统一。三是审批的标准条件不统一。四是依照管理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不统一。中央要求，各地要根据中央审批办法规定，对公务员法实施以前列入参照、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进行重新确认或审批，符合条件的批准列入参照管理范围，不符合条件的要进行调整。列入参照管理范围的机关，要认真执行公务员法的管理原则和要求，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不能搞“两头占”。
2.严格进行公务员登记。公务员法实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明确谁是公务员，所以要在列入公务员范围内的“七大机关”进行人员登记工作。这项工作关系到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提高公务员素质，关系到广大公务员的切身利益，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中央要求，做好这项工作，一是要依法办事，坚持标准。要严格按照规定，确定实施公务员法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公务员登记必须符合公务员的法定条件。要在规定的范围内，按照登记的标准、条件和程序，核准登记对象，履行登记程序，避免走过场。今后新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员，都要按规定实行登记。二是要区别情况，分步推进。公务员登记工作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要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推进。三是要自上而下，积极稳妥。登记工作要自上而下进行，以保持机关工作的连续性和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按照中央的计划，20*年上半年，完成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的公务员登记工作，市级以下机关原则上在20*年年底前完成。编制管理部门要会同公务员主管部门，抓紧研究解决公务员法实施中涉及到的编制问题，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各类编制的适用范围。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要建立公务员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科学、统一、规范的管理。
3.确定公务员的职务和级别。确定职务与级别是实施公务员法的重要环节。合理设置和确定公务员职务与级别，是对公务员进行科学管理的基础，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正在制定《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管理规定》和《综合管理类非领导职务设置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今后要按照这些规定，在编制和职数限额内，合理设置职位，确定公务员的职务与级别。对超出的职数，要采取措施，逐步消化，达到规定的领导和非领导职务职数。
要完善职位分类设置。公务员法根据公务员职位的特点，设置了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对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的职位类别，中央的要求是先行试点，积极探索，总结经验，尽快出台具体管理办法。在专门规定出台之前，现有人员统一按照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进行管理。各专门规定出台后，要认真做好人员的职位转类工作，按照规定重新确定职务和对应的级别。
4.完善非领导职务设置与管理。非领导职务是一个单独的职务序列，主要体现不担任领导职务公务员的工作职责和能力要求，为公务员提供更宽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晋升阶梯。从目前的情况看，要着重解决好三个突出问题：一是政府机关非领导职务设置的比例不合理，职数太少，不能满足人员正常晋升及转任的需要，造成突破限额的情况较多。特别是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因年龄等因素转任为同级非领导职务后，容易突破限制的问题。二是同级机构由于编制数规模悬殊，按领导职数的同一比例确定非领导职数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引起不少矛盾的问题。三是乡镇不设正、副主任科员，使乡镇机关缺乏激励手段，影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与法律衔接的问题。如将卸任的乡镇长明确为科员职务，则容易违反非因法定事由不得降职的规定，现在不少乡镇都是采用享受正副科级待遇的方式处理。
5.认真进行工资套改。在公务员登记和确定职务与级别的基础上进行工资套改，是实施公务员法的一项重要工作。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和中央原则同意的工资改革方案，这次工资改革的着力点，是改革制度、严肃纪律、规范秩序和建立新机制，逐步形成一套科学规范的公务员工资分配制度，而不是简单地增加工资。改革和规范工资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改革公务员职级工资制，简化基本工资结构，适当增加级别，合理设置工资标准，适当拉开工资差距，实行级别与待遇适当挂钩，对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县（区）、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实行工资政策倾斜，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建立功能明确、关系合理、正常增长的基本工资制度，发挥工资的激励功能和导向作用，稳定公务员队伍。
6.做好其他单项制度的实施工作。自20*年1月1日起，列入公务员法实施范围的机关，按照公务员法及配套法规的规定，全面实施录用、考核、职务任免、职务升降、奖励、惩戒、培训、交流与回避、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等各项管理制度。中央和省上将在做好实施方案部署工作的同时，抓紧研究实施上述管理制度，市里也将出台规范性文件。当前，重点是要特别注意抓紧做好录用和考核两个单项制度的实施工作，确保工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四）认真搞好清理，建立制度体系
公务员管理的一些具体环节和要求，要通过制定配套法规与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来加以规范。中央要求，做好公务员法配套法规的制定工作，要遵循法制统一的原则，统筹规划，把握时机，成熟一个，出台一个，力争用三到五年的时间，逐步建立完备的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体系。
根据中央的安排，公务员法配套法规体系建设大体分三个层面推进：一是对于多数立法基础比较好的配套法规文件，如录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考核、交流回避等，要尽快研究出台；二是对问题比较复杂或应超前考虑的制度设计，需要深入研究论证或者经过试点积累经验后出台的配套法规文件，如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办法，公务员聘任制度等，要在公务员法实施后二至三年内完成；三是对公务员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认真研究，探索总结，及时制定出台一些新的政策规定。
组织人事工作的很多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与公务员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为维护法制统一和公务员法的权威，要对照公务员法，对干部人事管理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凡与公务员法的规定和提法不一致的，该修改的修改，该完善的完善，该废止的废止。中央和省、市均已着手开展此项工作，各地、各部门也要同步认真搞好清理，力争在20*年1月1日公务员法实施前完成。
论文摘要: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是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反腐倡廉、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现实需要;是世界各国行政伦理管理发展的普遍趋势。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进行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必须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建立监督行政伦理规范执行的专门机构;完善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制度。
行政伦理就是行政领域的伦理，是指调整行政主体在国家事务的治理和管理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的，并能以善恶进行评价的行为规范，以及行政制度、体制、规则、程序等行政构件所体现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倾向(本文主要指国家公务员个体的行政伦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政府的道德状况、行政人员的道德水准、行政构件的伦理德性等对社会建设和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为此，必须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行败、行政伦理失范等现象还大量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力度缺乏所致。因此，在我国正处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研究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一)这是进一步推进行政伦理建设的必然选择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助于弥补当前行政伦理建设存在的缺陷。当前行政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缺乏强制性制度约束力量的保障。行政伦理法制化不仅便于公务员知道行政伦理建设的具体内容，而且还加强了对公务员的外在强制性约束，可以促使他们遵守行政伦理规范。其次，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助于克服我国传统行政伦理的不良影响。我国传统行政伦理极端强调伦理道德本身的教化作用，实行以.‘情”为中心的伦理管理，把“情”摆在一首位.然后才是“理”、 “法”，并且将官员个人道德修养看作是一切行为的基础。但是单纯的依赖个人修养，是不能达到重塑良好人格这一目的的。因为个人伦理道德责任毕竟只是一种软约束，它不能有效地遏制某些个人做出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用这种硬约束即外在的强制力量，将推动和保障伦理道德要求在行政活动中的实现。最后，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助于树立新的行政伦理原则与规范。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进行行政伦理建设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可以有效地抑制公务员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冲动，净化社会的伦理道德环境，弥补已经弱化了的社会舆论的力量。这就有利于新的行政伦理原则和规范深人人心，促使公务员尽快形成遵守行政伦理的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
(二)这是反腐倡廉、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现实需要
在我国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对行政权力的监控机制并不健全，同时又因社会分配调节机制的乏力而导致公务员收人水平相对较低，这两种状况并存，极易引发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近年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行政行为受到市场“逐利原则”和“交易原则”的不良影响，部分行政主体热衷于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行政权力这时便异化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行政伦理在少数行政主体身上失去应有的调控作用。因此，从本质上讲，行政伦理失范应属于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
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无论何种行政伦理失范，其实质在于行政权力主体违背权力的公共性，实现非公共利益。要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彻底遏制行败，必须加强行政主体的素质教育，引导行政主体自觉遵守行政伦理原则和规范。由于行政主体的性质、地位及作用具有特殊性，人们对其的期望和要求都很高。行政主体在行使国家权力的同时，理应承担更多、更高的义务，其中包括行政伦理责任。如果单纯依靠行政主体的自律是难以达到对行政权力控制这一目的的，因此，必须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伦理责任。所以，要想反腐倡廉、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必须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
(三)这是世界各国行政伦理管理的普遍趋势
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并建立相应的伦理道德组织，进行制度管理，已成为世界各国行政伦理管理工作的普遍趋势。这些国家把行政主体必须遵循的一些伦理道德纳人有关法律、法规。如印度在1964年就制定了关于中央政府公务员行政伦理准则的专门法律《中央文官行为准则》;美国鉴于“水门事件”暴露出政府道德方面的严重问题，国会于1978年通过了《政府道德法案》，1993年又颁布了《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1981年韩国通过了《公职人员伦理法》，其后又根据形势进行了多次修订;加拿大于1994年颁布了《加拿大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法》;墨西哥又紧随其后制定了《公务员职责法》。法国、英国等许多发达国家都颁布了类似的道德法典。
新加坡、巴基斯坦等许多亚洲国家也都有了明确的行政伦理法规。这些以法规形式确定的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大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忠于国家、忠于宪法、忠于职守;二是廉洁奉公，不能;三是履行职责，服从命令;四是严守国家秘密;五是树立公务员良好社会形象;六是对于违反行政伦理道德者严厉惩处。其规定具体、明确、易十操作.并设有专门的事权统一的行政伦理监督机关。如美国设置了政府道德办公室和道德官员，其职能是对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操守予以有效监督;法国设有“宪法委员会”、“行政法院”;英国、加拿大等国设有“行政裁判所”;韩国设定了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新加坡设有“贪污调查局”等等。无论行政伦理管理的具体方式在各个国家会有多大的不同，确定无疑的是:行政伦理法制化已经成为行政伦理管理的普遍趋势。行政伦理的提升和重建必须通过法制化来实现。
二、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公务员的行为规范。例如，《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组成人员守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人申报的规定》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步入新的阶段。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些规定没有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效力等级太低，影响其权威性和强制性。例如，我国还没有制定“国家公务员法”，更没有“行政伦理法”或“公务人员伦理法”以及实施的具体法令;二是这些规定不详细，不具体，并过于分散，可操作性差，不便执行。例如《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国家公务员应履行的八项义务虽作了明文规定，但未将其明确为行政伦理规范，而且其内容过于原则，缺乏细化和惩治措施，因而难于具体操作;三是将公务员的纪律、义务与伦理规范混合在一起。既不全面，也不明确，极易引起行政主体对行政伦理规范的忽略;四是没有相应的组织制度保障。我国没有实施行政伦理法的相应机构，如伦理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办公室等。
三、进行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思路和途径
借鉴国外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情况，我国进行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思路和途径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行政伦理立法
除了宪法、行政法和刑法典中的有关行政伦理规范的规定以外，还应加紧制定专门的行政道德法典。以及法律实施细则。行政伦理立法的内容应涵盖全面、应涉及公务活动的各个方面。主要应包括:(l)从事公务活动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其总体要求应有:公共利益至上，忠于国家和社会，忠于法律，公正地执行公务，洛尽职守，不谋私利。具体而言这些规定应包括一些详细的措施，以防止这些道德行为规范流于形式。如严禁在公务活动中送、收礼品，不得利用公职谋取私利，限制公职以外的活动，禁止不正当使用政府未公开的信息和国家财产，个人申报财产等等;(2)确定管理廉政事务的机构及其职责权限;(3)对公务员进行从政道德教育和监督的措施;(4)对违反从政道德行为的处罚尺度及程度，加强对有关惩处的规定。惩处规定的内容主要包括种类、权限、程序，以及受理举报和防止打击报复等;(5)对离职人员在一定期限内的某些活动作出限制性规定。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行政伦理立法应具有可操作性，即从一般原则性规定走向定量规定。如关于礼品申报制度，《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规定，每次礼品不得超过市场价20美元，一年内从同一位送礼者处接受的礼品总价值不得超过50美元。而我国《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却缺乏这种定量性的条款，仅指出“价值不大的以外，均须登记”，失之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所以在行政伦理立法中，应尽量量化原来一般原则性规定，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二)建立监督行政伦理规范执行的专门机构
对于违反行政伦理规范的公务员予以严肃惩处，是使公务员遵守行政伦理规范的重要保证，因此，必须加强行政伦理规范的执法监督。应设立专门的行政伦理机关，并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其职责和权限，负责对公务员从政道德行为进行监督并对违反从政道德行为进行惩处。借鉴国外经验，可以在我国设立行政伦理委员会。行政伦理委员会宗旨是:加强公务员行政道德建设，提高公务员的行政道德修养，保障行政行为合法，促进廉政建设，提高行政效能。委员会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是国家法定机关建置，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委员会由一定的机关组织和人员组成。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1)检查国家公务员在执行法律、法规和公务员行政道德过程中的问题;(2)受理对国家公务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务员行政道德行为的控告、检举;(3)调查处理国家公务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务员行政道德行为;(4)受理国家公务员或其主管行政机关对委员会作出的建议、处理决定不服的申诉等。委员会在履行职责的同时拥有以下权限:(1)接受举报权;(2)调查权、搜查权、逮捕权、限制处理财产权;(3)采取预防措施权;(切建议权、处理权;戈劝公诉权;(6)制定机关政策法规权;(7)独立预算权等。委员会应按照一定程序开展工作。委员会应受到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应向全国人大提供年度报告，这样全国人大既可以知晓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又能加强对委员会的监督。同时委员会还受公众、舆论等方面的监督。一旦发现委员会成员有、循私舞弊、、泄露秘密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将对其进行严惩。
(三)完善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制度
对公务员进行行政伦理教育、培训是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我国公务员教育、培训制度已比较规范化，如《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十章和国家人事部的《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对我国公务员培训的原则、机构、分类等作了专门规定，但也存在方法单一、缺乏长期计划性等缺陷，还应努力完善。第一，应以立法的形式来保证公务员教育、培训工作进行。当前应研究制定与《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相配套的国家公务员行政伦理培训指导方案。与此同时，各地区各部门也应结合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制定相应的公务员行政伦理培训实施细则。第二，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等原则对公务员进行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应加强对公务员的素质教育，提高公务员对行政伦理准则和规范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培养行政主体正确的权力意识、服务意识、守法观念等，以使之内化为公务员行为的价值导向;教育、培训的对象应具有全员性，从新录用人员到高级公务人员都要接受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方式应具有灵活多样性，采取脱产和在职相结合、定期和临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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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伟.行政伦理概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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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工程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以来中央关于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的新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务员职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相关规定，现就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工程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公务员职业道德是公务员职业活动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公务员政治信仰、工作宗旨、职业理念和道德品质的具体体现，对引导和规范其正确履职尽责具有重要作用。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好干部标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职业道德的培育贯穿公务员队伍建设全过程，把知与行、自律与他律、示范与引领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提升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水平。
(二)基本原则。
——坚持职业道德建设与集中性和经常性学习教育相结合。按照中央关于集中性和经常性学习教育的要求，根据不同阶段、不同行业的实际，针对突出问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活动。当前，要着力解决少数公务员信念动摇、精神懈怠、作风漂浮、不作为乱作为、服务意识不强等突出问题。
——坚持教育引导、行为规范、实践养成相统一。把教育引导作为塑造公务员道德习惯和提升公务员职业道德素养中的重要环节，发挥行为规范对公务员的约束作用，推动公务员职业道德实践养成，使公务员职业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贯穿到日常工作和言行中，成为广大公务员的自觉自愿行动。
——坚持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相衔接。在整体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同时，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层级、不同行业公务员的特点，加强分类指导，进一步提高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针对性、有效性。
——坚持推进工作与完善制度相配套。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把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与完善公务员制度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长效机制。
(三)主要目标。通过持续努力，建立健全导向鲜明、约束有力、简便管用的公务员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完善教育培养、从严管理、监督有力、奖惩分明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体制机制，使广大公务员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精神状态更加饱满，履职行为更加规范，工作作风更加务实，进一步树立公务员的良好形象，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真正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二、主要内容
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要突出政治性、示范性、约束性、可操作性，以“坚定信念、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依法办事、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
“坚定信念”要求公务员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不动摇;把牢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性修养，做到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
“忠于国家”要求公务员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维护党和政府形象、权威，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同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言行作斗争。
“服务人民”要求公务员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做人民公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恪尽职守”要求公务员服务大局、奋发有为、甘于奉献，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坚持原则、敢于担当、认真负责，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精通业务知识，勤勉敬业、求真务实，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
“依法办事”要求公务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努力提高法治素养，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履职，做到权由法定、权依法使，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坚持依法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程序和方式执行公务。
“公正廉洁”要求公务员坚持秉公用权、公私分明，办事出于公心，努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严于律己、廉洁从政，坚守道德法纪防线;为人正派、诚实守信，尚俭戒奢、勤俭节约。
三、保障措施
(一)健全行为规范。根据公务员的职业性质和职责任务，建立健全适合自身特点的职业道德规范。明确公务员职业准入的道德标准，健全报考诚信约束机制，严把公务员入口关。凡是在考录、调任等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发现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法乱纪、不遵守社会公德行为的，或者弄虚作假等不诚信记录的，不得进入公务员队伍。建立公务员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公务员守则，从严规范公务员履职行为。探索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把公务员档案填写登记情况、个人事项报告查核情况、廉政记录情况、遵守规定和承诺践诺情况等，列入诚信记录范围。将诚信记录情况作为干部考核、使用、奖惩的重要依据。编制公务员诚信手册。健全公务员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二)强化教育培训。深入开展公务员理想信念教育、宗旨教育、法制教育、党规党纪和廉政教育，引导各级公务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突出公务员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和公务员责任、义务、纪律的经常性培训。实施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计划，将职业道德教育纳入干部教育规划和年度计划，作为公务员初任、任职、在职培训的必修内容，纳入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举办的培训班次，每人每年接受职业道德培训或者参与职业道德主题实践活动的时间总计不少于8学时。开展典型案例剖析、警示教育展览参观等活动，利用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贪污受贿、失职渎职、、吸毒、参与或者支持迷信等反面典型，开展警示教育。拓宽培训渠道，重视和发挥重要节庆日、纪念日蕴藏的丰富教育资源，注重利用革命历史、党风廉政、中华传统美德等现场教学基地，积极开设网络课堂。
(三)推动实践养成。设立公务员职业道德主题实践日，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持续深入开展。加强公务员忠诚建设，落实宪法宣誓制度，开展新录用、新任职公务员宣誓活动。深入推进争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活动，积极开展公务员“职业道德标兵”“为民服务示范岗”创建活动，大力营造国家有模范、行业有标兵、单位有榜样、身边有先进的良好氛围。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精神，倡导广大公务员结合本职工作特点，积极开展“为民志愿服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活动。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文化养成，通过举办主题征文、演讲比赛、大讨论、诵读文化经典等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党的优良传统。重视发挥机关中党支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基层组织作用，推动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经常化。
(四)加强考核监督。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的考核评价，开展公务员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任职考察等工作时，都要注重了解职业道德表现情况。个人述职要述德，民主测评要测德，考察谈话要问德，综合分析研判要分析评价公务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和表现情况。要将公务员遵守职业道德情况列入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重要内容，深入查找不足，切实加强整改。深入开展机关作风和行风评议监督工作，建立从同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代表中选聘公务员职业道德社会监督员制度，建立健全窗口单位和服务部门服务对象评价机制，探索建立投诉举报处理和问责制度。加强社会监督，推进党务、政务公开，畅通群众反映意见建议的渠道，密切关注网情舆情，主动回应群众关切。
(五)完善奖惩机制。强化公务员考德结果的运用，将职业道德考核情况作为公务员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依据。对恪守职业道德、履职尽责、表现优秀的公务员，给予适当奖励。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纪党规，研究修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对存在违反职业道德、工作作风懈怠、工作态度恶劣、有严重失信行为等情况的公务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
四、组织领导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工程的重要意义，切实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精心谋划、周密部署、加强督查，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位。
(一)建立工作机制。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公务员主管部门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成立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定期沟通情况，强化督促检查，形成密切配合、各司其职的工作格局。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好组织指导、协调推进的职责。各单位要制定实施方案，落实工作责任制，明确任务分工，完善工作措施，狠抓落实，久久为功，务求取得实效。
(二)坚持分类推进。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坚持总体要求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行业特点，运用不同载体，采取多种形式，提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具体措施和要求，切实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带头践行公务员职业道德，把坚定理想信念、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廉洁自律、敢担当、作风正作为重点;基层公务员要把树立宗旨意识、群众观念，办事公道作为重点;窗口单位和服务部门公务员要把强化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态度，打造服务品牌作为重点;执法一线公务员要把增强法治观念，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作为重点，全面推进公务员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
本文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关于受贿罪主体范围的有关规定，接着对我国受贿罪主体的范围作了多角度分析，重点阐述了“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认为国家机关就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机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人民政协的各级机关。至于在那些原先为行政机关而现在为总公司的组织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而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四种，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再次，对“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家属”能否成为受贿罪主体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一般情况下，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不属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也不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家属不能独立构成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成为受贿罪的共犯。
关键词：受贿 受贿罪 主体
一、引言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产物。它发源于统治阶级内部，又对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古今中外，掌握政权的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维护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罚和抑制。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贪污贿赂犯罪仍显不断蔓延扩展的趋势，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对贪污贿赂犯罪有关问题进行研究非常必要。为此，本人拟就受贿犯罪主体的有关问题，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犯罪问题日益突出，而通常被作为经济犯罪之一种的受贿犯罪也由于诸多因素的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不仅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履行公务活动的廉洁性，对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造成严重的损害，而且也成为社会的一个毒瘤，在各方面都影响着经济发展、政治清明，乃至影响到社会稳定。有鉴于此， 1988年1月2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第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同1979年刑法第185条以及《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的有关规定比较，它将受贿罪的主体由1979年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1997年修订的现行刑法典将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草的反贪污贿赂法合并编为刑法典的一章。现行刑法典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其他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论处。”与前引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相比较，主要的变化是受贿罪的主体又重新恢复到1979年刑法第185条规定的主体范围，即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而对于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行为则单独规定了罪状以及法定刑，即第163条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二、国外关于受贿罪主体范围的规定
考察外国的立法例，关于受贿罪的主体大体有以下几种规定方式：（1）一般主体。例如，前捷克斯洛伐克刑法规定，无论是否公务员，只要对于具有社会意义 的事件作出决定或因执行这种决定，而收受贿赂或同意收受贿赂的，均构成受贿罪；但如果是公职人员受贿，应当加重一定的刑罚处罚。（2）公职人员。阿尔巴尼亚、蒙古、保加利亚、朝鲜等国家的刑法都规定了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只能由公职人员构成，但公职人员的具体范围各国的规定并不相同。（3）特别公务员。有的国家刑法典除了规定了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务员之外，还设专款规定了特别公务员（如法官、仲裁人等）的受贿罪。如保加利亚刑法规定了审判员、陪审员、检察员、侦查员的受贿罪；德国刑法典也规定了法官和仲裁人的受贿罪。（4）准公务员。有的国家刑法把将要成为公务员的人规定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如日本刑法规定了将要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关于自己将要担任的职务的事情，接受请托而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构成受贿罪；韩国刑法规定，将担任公务员或仲裁人之人，接受请托而收受，要求或约定与该职务有关之贿赂，成立受贿罪。（5）曾为公务员。有的国家刑法把已经离任的公务员规定为受贿罪的主体。如日本刑法规定，曾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在职时接受请托，离职后收受贿赂的，构成受贿罪。
三、我国“国家机关”的范围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85条的规定，受贿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现行刑法典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根据第93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由此出发，国家机关范围的界定就是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一个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刑法学者对国家机关界定的不同观点：其一，认为“国家机关”就是指从事国家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以国家预算拨款作为独立活动经费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具体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军队系统的各级机构。其二，认为国家机关除了上述范围以外，还应当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以及政协的各级机关。其三，主张国家机关应当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军队的各级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机关以及一些名为总公司但实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构 （如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电力总公司等）。该观点认为那些名为总公司但实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构，并不适用企业的经营机制，而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从事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因而其本质上仍是国家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