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

旧制度与大革命篇1

托克维尔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等史料，凭着对原始材料扎扎实实地深入研究，得出了至今令人惊叹的结论，而且其论述深刻到触目惊心，甚至会让你怀疑这书：这些情景如此切近，真是150多年前的法国人在论述2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吗？若说是我天朝上邦之人所写，可谁敢有这样的洞见？掩卷长太息！谓予不信，请允许我在此寻章摘句（借用1980年代的一句流行语：理解万岁！），虽然我早已过了崇拜格言警句的年纪，认识到再精辟的格言警句都有其上下文或特定的语境条件，不能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否则可能后果很严重。

如彼世道人心

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为了让人们不再注意权力的腐败和个人的境遇，政府总是鼓励人们以追求财富为中心，金钱成为新的信仰。专制和拜金主义的社会使人们走向孤独。个人在受到不平等对待时只能默默忍受，不会有人理会他的遭遇，更不会有人因为正义和他站在一起。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他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专制制度下，所谓公权力（国家、政府）越来越强大，表面看这种权力什么都hold住，而其实不然。托克维尔也给出了对治上述世道人心的纠错之方——自由，一如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自由的推崇。他说：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看看别人，反观自身，我们应当高呼万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文中，中国公民可享有的自由，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宪法规定的都要多；中共十报告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赫然写着“自由”二字。

而在落实自由中，大众要注意了——托克维尔指出：

“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

“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这种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确确，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惟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予他们的那些福利。这些人要保持自由还缺少什么呢？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爱好。不要叫我去分析这种崇高的志趣，必须亲身体味。它自动进入上帝准备好接受这种爱好的伟大心灵中，它填满这些心灵，使它们燃烧发光。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了。”

这不由让人想起了裴多斐的诗句：“自由价更高。”

彼邦的大革命

与一般课本中革命是因为民不聊生、的叙述不同，托克维尔在史实中发现：“（法国）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路易十六一生都在搞改革（他为了维稳，甚至对断头台进行了技术改革以提高其效率，可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统治的时期是经济增长最迅速的时代，“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工商业在发展，农民负担在减轻，“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人人都在发财的路上狂奔，法国政府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但人民却把仇恨情绪集中在专制的中央政权和国王身上。任何哪个阶级都无法和另一个阶级和解。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个“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再细看一下导致大革命的彼时彼刻的情势：

一是前面说过的，广大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话语权都被代表了，人们相互孤立，社会陷入极端自私状态，最后成为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成为“暴民”。“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二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大革命前在经济上处境有好转，“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荒芜状态。将他们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也就把他们推向了闹革命的可能。

三是作为社会稳定期的中间阶层难以生存。大革命前，贵族乡绅（中产阶级）作为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迫使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够制约中央集权的力量也随之消失。“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我想，从这个时刻起，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想起清末梁启超的感慨：“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甚至，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也是专制政府教的。托克维尔说：“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是革命者陷入“民主专制”：“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贵族公务员；只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人民”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权利，而单个的具体的人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大革命最后是拿破仑的个人专制独裁，个体的人民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同一本书 不同看法

鲁迅先生曾指出，对同一部《金瓶梅》，“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对同一部《旧制度与大革命》，亦有不同的看法，此举两种——

其一，前接报道中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如此报道的表述，联系其上下文，其意思应当不是反省已经发生的影响中国的某场大革命，似乎是用心良苦地警告大家注意避免法国大革命的盲动：然因此报道截取片面观点，让读者自然地理解为，这似是主张：还是维持观状的稳定好，不要折腾出乱子来啊。

其二，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不吸取，《旧制度与大革命》启发我们，面对改革攻坚，一定要有更大的智慧、理性、决定和勇气去沿着正路、朝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地渐渐推进改革，建立符合人类公道、普世价值、真正遵守宪法的社会，否则，万一再革命事起，玉石俱焚，就有负国家、人民和历史所托。——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少，其中一部分的意思是，同志们要稍加抑制贪暴，不能杀鸡取卵、涸泽而渔，要“可持续发展”，以稳坐江山长保富贵；其中另一部分是草民或良心未泯的几个非草民的真诚希望，但草民人微言轻，不在其位而不掌握相应的资源，虽心焦如火，又能怎么办？

旧制度与大革命篇2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 中国改革 社会各阶级

《旧制度与大革命》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著名政治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先生的经典之作。他并没有对法国大革命进行细致具体的阐述，而是运用问题式、比较研究法等方法，从法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及其之间的矛盾、政治权力的运行过程、法国社会的民族性、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状况等角度出发着重深入分析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原因。虽然我国当前国情与当时法国所处的社会状况和国情不同，但法国大革命仍有值得正处于改革转型期的中国借鉴的地方。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第一，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能促进社会的稳定。正如托克维尔所分析的，法国大革命不是在旧制度摧残最深的地方和阶段发生，而是在这种封建制度有所缓解、人民大众的负担有所减轻的状况下发生的，这个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人们的习惯思维是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稳定，可是这个思维在托克维尔先生笔下的法国大革命中却格格不入。他的分析足以证明坏的东西倘若只改善一小部分，那么剩下的那部分就变得无比可恨、无法容忍，正所谓“对于坏的政府来说，它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政府在进行改革时，执政者没有全局意识，忽视了使革命一触即发的一系列因素，他们在对改革的设想中一定包括革命的良好效果和整个国家繁荣昌盛，尤其是他们的执政力量不断增强的局面，但是他们没有预想到人民大众对改革的期待是怎样的一种局面，从而引发了大革命的爆发。从这一点出发，虽然托克维尔先生出身贵族，但他用理性的思维和立场分析了法国大革命，这本著作无疑是一个特权等级者对法国大革命爆发原因的冷静思考。

第二，法国社会阶级的利益分化和斗争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法国社会阶级复杂，包括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等阶级，其中第三等级包括广大农民、资产阶级、个体小工商户等，各阶级分别代表和着力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进行利益斗争。教士作为当时法国社会的上层等级，享受着特权，不承担任何赋税，但精神上已经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引起了公愤；贵族是皇族的同盟者，也享受着极大的特权，同样不承担财政负担，不可避免遭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反抗；而农民虽然拥有一小部分的土地，但终究承受不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他们要求教士和贵族分担赋税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最终无疾而终，毫无疑问，大革命爆发是必然的。

法国大革命的特点。法国当时的执政者企图运用连根拔起的方式进行改革，试图把他们认为旧的东西完全剔除，与旧时代完全割裂开来，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殊不知，他们的“努力”并未达到相应的预期效果。

第一，急剧激烈性。法国政府的一系列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做法，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为了反抗教士和贵族不公平的特权待遇，为了争取平等和应得的利益，他们共同奋战，整个大革命暴风骤雨，异常迅猛，足以表达第三等级的悲惨遭遇与强烈愤慨。

第二，青春正义性。这是一个富有“青春、正义、勇敢”的时代，法国大革命符合历史潮流，它也必然是世界不可阻挡的趋势，它代表的是青春、正义、勇敢，他们为了平等与自由而战，争取一个全新的社会，人人平等而自由。经过不懈的努力与奋战，最终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制，这在当时的法国社会，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代表了群众的心声，在这里，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赢得了平等和自由。

第三，重复持续性。虽然法国执政者的改革祛除了一些旧的风尚习俗，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感情，但是，在不久的一个时期里，那些被废除的一些旧的东西，又在新的政权和社会里重新出现，这种状况是当时的执政者万万没有预料到的事情，这也充分表明了这个所谓的新的政权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同样广大民众的美梦也落空了。

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法国大革命虽然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但仍然有很大的不可否认的功绩，它同样对于当前中国的改革具有强烈的借鉴价值。

第一，法国大革命了封建制度，但却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经过人民的浴血奋战，残害劳苦农民群众的占据统治地位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终于得到了废除，这个变化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也为欧洲体系的变革打开了局面。人民在一定程度得到了平等，财政状况有所缓解，但是却建立了中央集权制，慢慢的，执政者开始逐渐致力于权力的集中与加强，也渐渐忽视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和心声，这意味着又把农民推到了另外一个火坑里。

第二，法国大革命为大众赢得了相应的平等，却丢掉了自由。平等是下层阶级的呼声和追求，是他们浴血奋斗的目标和归宿，强调追求绝对的平等更加充分显现出了当时法国社会下层阶级的悲惨状况，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与革命，下层等级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尊重和平等，但是却忽视和丢掉了自由。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也证明了法国大革命的残缺性，也说明了广大民众的局限性和落后性，由此而来的平均主义、社会动荡、狂热也与经济的一定发展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这也显示出了上层建筑不符合经济基础的危害性，因此，最终，广大农民大众还会再次奋起。

《旧制度与大革命》下的中国改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小康社会的目标，表面上一片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但是不可否认，《旧制度与大革命》告诉我们，好的事物一定伴随着遭遇坏的事物的危险侵袭。我国的贫富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城乡二元化程度仍在加深、地区发展仍不平衡、国民分配仍不公平等问题接踵而来。这也证实了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促进社会的同步发展，也不一定促进社会的稳定，因此，中国的改革就要求高层领导人充分借鉴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增强全局意识，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勇敢前行，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的改革要采用渐进式，稳定推进，而非迅猛急剧式。法国大革命前期的法国政府幻想采用迅猛急剧的连根拔起式祛除他们认为旧的东西，却忽视了人民大众的接受能力和意愿，的确，废除了封建制度，除去了旧的习俗风尚，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又建立起的中央集权制度，仍然不得民心。此外，法国革命初期废除的一些法律和习惯，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感情，在若干年下又重复出现。

因此，中国应充分吸取法国大革命的教训，采取渐进式，在充分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稳步前进。稳定是执政者进行改革的主要目的，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更无改革的顺利进行，这就需要改革者要稳，切忌功利主义、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和浮躁焦虑，因此领导者要具备足够的勇敢和智慧。

中国的改革要处理好各阶层或团体的利益，而非利益分化。法国社会等级由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组成，其中第三等级包括农民、资产阶级等。法国政府改革之所以失败，之所以引起大革命的爆发，是因为执政者分化了阶级利益，忽视了第三等级的利益，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贵族可以称为皇族的同盟者，所以当权者不可能让他们承担沉重的赋税，同时他们又拥有极大的特权，难免会引起人民的公愤；教士作为上层阶级，也享受着极大的特权，同样不负担任何赋税，但他们的精神已经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得不到任何的民心和公共力量，因此，也遭到人民的痛恨；人民大众虽然拥有些许土地，但却承担远远超出他们能力的赋税负担，他们要求教士和贵族承担赋税的呼声越来越大，虽然法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恢复了三级会议的召开，但实际上却是放权不放利，人民大众的呼声最终也没有达到所期待的效果，最终，人民大众忍无可忍，于是就爆发了大革命。

中国应立足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全局，合理处理中国各阶层或各团体的利益及其之间的关系，避免利益分化和利益斗争。因此，中国在进行改革时，应做好充分的民意调查，摸清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切实倾听各阶层的心声，争取事半功倍，达到成本利益的最大化。此外，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也要统筹全局，从整体出发，而非改革一小块，否则剩下的那部分就会成为人民共同攻击的对象，坏的东西和好的东西相比而言，永远都是那么的刺眼、可恨，因此，我国应统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在这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万古不变的哲理，中国要稳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使政治适合经济的发展变化，同时也要用政治去反作用于经济，促进经济的稳步前进。

中国的改革要始终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非剥夺人民利益。不可否认，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法国政府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关系，“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执政之基，何来执政？法国的农民属于第三等级，不享受实质性政治权利，却担负着无比沉重的财政负担，养着骄奢淫逸、享受特权的教士和贵族，这样的局面，社会怎能稳定？群众怎能安居乐业？大革命怎能不爆发？

在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所有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宗旨，根本目的是坚持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何况，农民占据我国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之基，几乎可以认为农民是党的执政之基、执政根源，要想维护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执政力量，就必须稳住民心，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切实有效地实现，使改革的红利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改革，才能更有效地推进改革的稳步前进和务实开展，从而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改革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而非局部化。法国大革命以其急剧性、激烈性，企图连根拔起那些不好的方面，也企图变革一些不好的领域，就妄想达到繁荣稳定的安乐局面。他们忽视了全局性和整体性，不仅忽视了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也忽视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和与国情的相适应性，法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像是脱节了一样，很不协调，在这种状况下，法国不发生大革命，谁能首先进行革命？革命的条件再没那么成熟了。

中国的改革要始终坚持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更要统筹全局，以一种大局眼光和意识去进行改革。我国的改革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共同发展，全面协调发展。此外，中国还应尤其重视贫富差距和国民分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促进国民分配的公平进行。同时也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农副产品，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和小康社会，也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中国的改革要坚决杜绝腐败，而非官员特权化。法国社会中处于中上等级的教士和贵族享受着无限制的特权，却不承担任何的赋税负担，这无疑对第三等级而言是巨大的憎恶与仇恨，他们由此而引发的愤怒也在所难免。

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要想让改革顺利务实高效地进行下去，首要问题就是处理好腐败问题，这是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建立健全反腐机制，尤其是符合时代潮流的、高效便捷的网络反腐新形式。

第一，增强公民网络监督意识和素质，促进网络反腐机制的良性运作。网络监督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提高公民的监督素质，是实现网络监督良好效果的关键。深化公民理性教育，激发公民适度的政治参与热情，网络监督的务实开展、民主政治的实现和维持，需要公民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必须开展各种形式的公民理性教育，如座谈会、讨论会、实践活动等等，从而提高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使公民积极地参与到网络监督中去。同时还应该进行网络应用基本知识的普及，使公民可以进行简单而顺利的计算机操作，解决民众网上操作的技术问题，为实现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奠定基础；提高公民素质，拓展网络监督途径，维护公民网络监督秩序。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利益多样化趋势，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而利益对人们行为的驱动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这就更需要提高公民素质，拓展网络监督途径，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共同构建并维护良好的公民网络监督机制。

第二，优化网络反腐机制结构，维护公民切身利益。要保持网路中相关信息资源的开放并及时更新，使得公民不受性别、年龄、种族等任何条件的限制，免费浏览信息，充分全面了解政府的政策动向，并及时向政府官员提出建议意见和批评，从而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调动公民的网络监督积极性，实现公民与政府的持续良性互动；建立公共信息核查机制，确保网络信息资源的全面和真实，使公民利用真实的信息来参与政府工作，实现有效的监督，从而真正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实现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维护公民作为监督者的利益，打造公民与政府良性持续互动平台。

第三，建立健全反腐相关法律法规。目前，虽然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关于反腐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但还不够完善，很多地方仍然处于真空状态和管理缺位。因此，要想保证反腐工作的顺利开展就必须完善和明确相应的法律制度，使反腐工作处于法规之下，使监督主体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政治参与的权利，被监督者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行使权力，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推动反腐工作和政治生活的良性运行，进而促进我国的改革进程。

结语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着重探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也具体分析了当时法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确实对我国避免革命、顺利进行改革具有极强的借鉴性。我国在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下，必须实行渐进式稳步前进的方式，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而推进我国改革顺利进行，使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我国领导人对此书的推荐，显示出了他们的前瞻性和智慧性，有理由相信，在前人经验教训的指导下，我国改革者定会具备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促进我国改革的稳步高效、务实全面的开展，使改革的红利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

（作者单位：中州大学）

旧制度与大革命篇3

关键词：相似性 社会转型 比较考察

中图分类号：K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一、引言

托克维尔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向为政治社会学家眼中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托克维尔通过本书将大革命前期法国的社会状况真实地呈现在了人们面前。法国大革命初期，自由与平等被奉为圭臬，然而大革命却以拿破仑的专制实现而灾难性的终结，令人唏嘘。托克维尔在书中对于革命的爆发原因与结果给出了其独到的判断与解释，他认为正是革命者在革命哲学中的价值扭曲，在追求自由与平等中忽视实实在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以至变革处理失当，加之伴随经济快速增长社会不稳定因素滋生等要素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对比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已经确立，正处于进一步优化、定型、完善的历史时期。伴随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社会不断转型且现实社会问题滋长。两相比较，从托克维尔的智慧中，人们不难找到一些对现实中国发展必要的有益借鉴，如进一步强化构建社会分配与保障制度，以及积极稳妥的推进体制改革等。

二、社会分配与保障制度优化与相应体制变革

（一）进一步优化社会分配与保障制度

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民主构想与其迥然不同的暴力结果中可以发现，人民生活的极端贫苦尤其是社会分配与保障问题之缺位容易产生动荡与不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整体经济取得了高速且稳定的发展。尽管目前整体GDP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但经济总量数目可观背后潜伏着的是人均GDP水平的相对较低；且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愈加明显，分配的不公以及收入的差距容易造成社会阶层冲突。尤其是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接受的文化和价值观呈现出较多元的局面，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会加剧社会矛盾，并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首先，我国的后续发展须进一步解决好收入与分配不公的矛盾，让社会各阶级阶层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其次，在我国强国家弱社会、大政府小社会的基本模式下，国家应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构建，加大对福利保障事业的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生活与生存，乃至发展的权利。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揭示，农民是法国最庞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法国的旧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竭力维护和谋取自己的特权，而置农民利益于不顾。反观当下，农民是中国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群体。农民人数一直居于国家人口群体构成的大部，而且农民在国家历史发展历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以，政府须进一步解决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下，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拉开问题、农村农民的边缘化问题、农民工进城务工问题、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以及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等，从而努力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此外，在2013年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讲道：“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①因此，政府在政策选择上需进一步为民众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生存与发展的各方条件。

（二）积极稳妥推进相应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相应体制改革取得了初步成绩，但还需深化。在以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发展模式下，还应全面深化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借鉴过往经验的成功之处，对于如今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应分步分层完善。同时，对于目前社会中存在的贪腐等问题，应积极开展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道路的大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革除过去行政体制中所存在的流弊，赋予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柏克写道：“法国革命家们在横扫罪孽深重的旧秩序时，却没想到旧秩序也是对人性阴暗面的制约，秩序的坍塌只会导致人欲的肆虐无忌，造成道德的丧失和无法无天的行为。”②社会的发展变革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传统的变迁，只有在足够了解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充分认清我国的社会现实，才能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体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文化的力量不容小觑，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酝酿了许多蕴含了现代价值的思想精髓。在对文化传统用一分为二的眼光看待之下，切不可抛弃文化传统之厚重，在吸收了西方众多的文化以及价值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加强我国的文化甚而制度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创造力。

三、结语

路易十六时期的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经济快速增长反而会加剧民众的敏感度，带来社会的相对动荡与不安。如前所述，改革开放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差别增大等问题。同时也存在着盲目追求GDP增长的同时，社会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现象。当开放日益深入和扩大，多元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与头脑，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拜金主义、仇富心理等均可导致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的鸿沟。当一味的追求经济的增长而罔顾了社会的其他生态，多种矛盾问题便接踵而至。其实，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面对这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只有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社会收入分配与保障制度，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真正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实现。政府应明确自己的定位，真正地赋予规划并行动，妥善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落实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社会全面的发展进步。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进一步深化对硬核的改革。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的过程中难免出现磕磕碰碰。制度上存在的些许不足，有些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等问题，已经明显地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制度的完善不是将原有的推到重来，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循序渐进，摸索中稳步前进的体制机制之变革与创新。所以，正如说的那样：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在研读、借鉴《法国大革命》书中的经验教训时，势必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 [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7

[4] [英]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注解：

① 见2013年04月2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旧制度与大革命篇4

关键词： 中国 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 反封建复辟斗争 异同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进行最为彻底的法国，反封建复辟斗争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中至关重要的内容，是确保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关键。从中法两国反复辟斗争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是以一个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大变革，这一过程绝不仅仅是通过几次的战争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变革的长期历史过程。因此，每一次反封建革命都不可能彻底，封建主义的残余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不同程度地保留下来。甚至在新社会建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封建主义的残余不仅不会很快消失，反而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两国在反复辟斗争上存在一些异同。

一、中法两国在反复辟斗争中的相同和相似之处

（一）从反复辟斗争的性质来看。列宁说：“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摒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革命完成了这一个任务，也就是完成它所应做的一切。”①中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复辟斗争都是对被革命打倒后又复活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的反复辟斗争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前一阶段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斗争的目的都是完成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彻底摧毁封建制度。

（二）从反复辟斗争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来看。旧的社会制度的消亡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消亡前必然要对新制度发动种种攻势顽固地维护旧制度。正如列宁所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后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忧。”②这就决定了反复辟斗争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极其曲折复杂的艰辛历程。中法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历了两次王朝的复辟，以及多次封建势力的反扑。在资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中都充满着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共和派与保皇派，前进与倒退的激烈斗争，使得这一斗争过程异常的艰巨和曲折。

（三）从反复辟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来看。中法两国的反复辟斗争，不仅直接了两国复辟的封建君主，沉重打击了封建旧势力，而且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将封建王朝观念彻底丢进历史的垃圾桶中。中法两国的反复辟斗争表现出的赤诚的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不管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如何，每一次反复辟斗争都是对封建反动势力的一次打击，都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都将本国和本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向前推进一步。

二、中法两国反复辟斗争中的差异

（一）从反复辟斗争的起因看。中国封建王朝能复辟的主要是因为革命的不彻底性。资产阶级革命更倾向封建帝制，而非封建制度本身。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但实质上，封建剥削制度仍旧根深蒂固，封建制度的根基还远没有被破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人民没有被唤醒，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小农经济在全国占优势。许多地方政权仍掌握在改头换面的封建官僚手中，新旧反动势力也加紧篡夺革命果实，以各种形式控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北京临时政府代替南京临时政府，旧势力代替在斗争中兴起的新势力，就成为毫不足怪的事情”。③

法国封建复辟更多的是因为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和彻底。他们更注重的是封建制度在社会中的去留情况，而非他们的被统治形式。按托克维尔说法：“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的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④资产阶级与广大人民一开始就将斗争矛头指向一切旧的制度，疾风暴雨般的革命打碎了旧的制度，但新的制度不能很快就建立起来，而一个社会是不能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于是人们便开始向已被打倒的旧制度求救，这就使得旧制度有复活的可能。

（二）从反复辟斗争与国外势力联系来看。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将中国看作他们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因此不愿看到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出现。他们更多地采取暗中支持封建反动势力，在中国扶植人的办法来镇压中国人民革命。但这种支持也具有不稳定性，是随着自身利益的需要而转变的。如日本对袁世凯就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支持“袁”称帝，另一方面又与反袁势力保持联系。此外，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软弱型和妥协性，对帝国主义抱有很大幻想，甚至寄希望于帝国主义的帮助，因此中国的反复辟斗争主要是针对本国封建复辟势力进行的，对外国列强的斗争相对较少。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打破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壁垒，引起了各国封建统治者的惶恐。他们认为直接用武力来干涉革命才能拯救自己。因此，他们的干涉在法国封建专制的两次复辟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裸的干涉不但没有吓倒法国人民，反而激起法国人民的民族热情，将单纯的反封建复辟斗争变为既反复辟又保家卫国的民族战争，正是这种两重性使得法国人民反复辟斗争变得前所未有的艰巨和激烈。

再次，从反复辟斗争的主力来看。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进行的，但是在随后的反复辟斗争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资产阶级及新军阀，他们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加之缺乏广大中下层人民参加，使得反复辟斗争具有军阀间争权夺利的因素。这样反复辟斗争在其反封建的深刻性、彻底性上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法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与人民结成了同盟。正是由于广大中下层人民的广泛参加，法国的反复辟斗争才不仅仅局限于对上层封建君主专制的反对，而是一场自下而上对整个封建旧制度进行斗争社会革命。也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建立了联盟，才保证了革命一直沿着上升路线发展。

最后，从反复辟斗争的客观结果来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反复辟斗争在反封建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远远不够的，虽然经过两次反复辟斗争，中国虽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得到了传播，但社会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封建剥削制度在农村依旧牢固，大地主的代表封建军阀控制全国的绝大多数地方，中国人民仍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改变。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真正胜利必须有一场更迅猛彻底的全社会范围的革命。

法国在经历两次反复辟斗争后，摧毁了法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建立起了大资产阶级君主国。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更加适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但是法国人民很快就发现，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并没有使人们摆脱贫困的状况，广大中下层人民尤其是工人受到资本家更残酷的压榨。因此，不屈的法国人民又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仅仅关注政治、经济层面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反封建，不仅封建旧制度会复辟，而且各种旧思想意识也会复辟。这一点不仅对于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对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有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封建旧制度并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但封建残余在思想意识领域仍然没有被彻底肃清，从而制约着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这表明，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对封建落后残余思想的清除仍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列宁.评经济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154.

②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4：47.

③吴玉章.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

④［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1.

参考文献：

［1］崔连仲等主编.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97.

［2］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中国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3］胡绳武，金冲及主编.从辛亥革命到.湖南人出版社，1983.

旧制度与大革命篇5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本研究19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机器的演变和发展的书，在中国冷寂多年少人知晓，却突然于2012年底在中国大热并火爆至今，当然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当下中国的经济社会矛盾重重。肤浅改革已经用功过度，疗效尽失，而刮骨式的深层改革受阻碍而无法进行，深层改革共识破裂的风险仍很高，错失最佳深层改革机遇的可能性同样存在，这让暴力革命的担心又多了起来。

缘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而形成权力运行无边界，以“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民间利益、干预民间经济微观活动，不仅造成广泛寻租的腐败猖獗和不正当贫富差距拉大，而且严重扼杀了经济创造动力和法制社会构造。

利益集团谋求私利，产生对应不良社会示范递延，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必然反应，民众开始寻求自私自保的利益聚合，并逐渐失去对改革的耐心等待，不同观点理锋被谩骂污蔑所替代，群体间仇恨情绪引发侵犯欲望上升。

与之对应的是，抗拒不公待遇的此起彼伏在各地爆发，官方为此大伤脑筋和采取了代价高昂的“维稳”，但这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要长治久安，必须对症下药疏导而不是强堵。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种独特信号，高层深刻地意识到社会分裂和官民对抗的潜在危机，既是对执政党的警示，也是对社会的告诫，同样不乏治理借鉴深意。

稳定执政党地位和避免出现“政息人亡”，就必须不断地自我革命，解决法制监督官员和执政为民的推动问题，这不仅需要继续坚定推进经济市场化，还必须配套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避免中国式暴力大革命的唯一途径。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法国雅各宾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在中国的“”中已有过充分表现，制度良性转换往往被恶性引导所战胜。

像中国这样经历长期专制主义的国家，存在诸多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中国大革命不是法国大革命，中国专制旧制度虽然形式上已经消亡，但封建观念实际上仍然对中国荼毒甚广。

法国大革命中“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革命最前列”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鲜见的，基本社会政治力量制衡专权和改良自清，长期受到抑制并缺乏通道，和皇帝更迭反成历史常态。中国封建领主制度结束后的思想多元化，一再被强大的专制皇权封杀，而法国却经历了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中国没有贵族精神的繁衍环境，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摧残，追求独立自由人格、坚守程序正义和真理至上者已成社会稀缺。即便是改革开放30多年，早期的思想启蒙和解放已经被中后期的功利主义所替代。

在托克维尔写出《旧制度与大革命》后，法国同样诞生过巴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其经验时曾反复申论，最重要的是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斯大林却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尽管曾尖锐指出：“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事实上，后来者又或多或少地重复了斯大林的错误。以“人民政权”和“人民公意”名义，不讲法制程序剥夺个体人权以及消灭个体自由，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和遗留危害是巨大的。

如何不重蹈历史覆辙，保住中国改革开放来之不易的良性成果？抑制权力垄断侵蚀执政党的肌体健康，才能具备能力和威信引领法制建设。

托克维尔强调 “公民社会”的极端重要，同样适用当下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前提之一，就是防范权力垄断导致社会专制。单纯相信执政党可以驾驭深层改革实现既定目标只能是一极，但依靠自律来脱出“无限权力必然犯严重错误”的窠臼，本身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放开管制让民间思想和民间监督力量发展壮大，通过启蒙明辨是非和尊崇真理，形成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党和政府互动互约，这是保障国家良性运行所必须的另一极。

钟书峰先生藉由法文原典重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版本，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参考。之前他已翻译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社会契约论》，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作，译笔颇受学界好评。

旧制度与大革命篇6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法制；旧法

中图分类号：D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5—0080—04

新民主主义时期，特别是一、二次国共合作阶段的人民民主法制比较清晰地体现着对于旧法的援用和借鉴，但从1949年以后，随着新法对旧法的决绝，这种援用和借鉴戛然中断。如何看待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这段历史，不仅是一个法制史学问题，对于当代法制的完善也不无裨益。

一、人民民主法制对于旧法的援用

这里所说的“旧法”，是个政治概念，概指我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法。作为人民民主法制产生发展不同阶段援用对象的旧法既指北京政府时期的《暂行新刑律》等，更多指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六法全书。人民民主法制对于旧法的援用经历了援用基本法典到确立援用原则、法典和单行法并重援用的发展过程。

（一）人民民主法制对旧法援用的起步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鉴于国共合作的特殊背景，为了统一方针政策，减少阻力，因而由我党实际领导下进行的有关法制建设即开始了对于旧法的援用工作。如1927年3月制定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简称：“湖北条例”，下同）等刑事法规，不仅在形式上采用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名义，更主要的是内容上在坚决废除压迫人民的旧法律的原则下，又从中援用对革命斗争有益的内容。“湖北条例”第7条规定：“暂行新刑律总则与本条例不抵触者，得适用之。”在此之前稍早制定的《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也有类似的规定。作为这一时期的两个代表性刑事法规，它们在当时及后来都赢得了颇高的评价，但无论如何又都难以说得上全面周严，如“湖北条例”仅仅10个条文。不过，这两个条例关于援用“暂行新刑律”总则的规定无疑极大地丰富了革命刑法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时立法粗陋的局面，也为后来抗战时期援用旧法工作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累了有益经验。

（二）人民民主法制对旧法援用的拓展和深化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展开以及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的要求，各边区政府在独立自主地进行大规模法制建设的同时，对于旧法的援用也达到了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高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确立援用旧法的基本原则。和之前阶段相比，抗战时期对旧法援用工作出现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明确规定有关援用的基本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在坚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利于民主政治，有利于国共两党合作，有利于抗日根据地的边区环境”的原则前提下，可以援用国民政府的法律。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各边区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旧法援用工作。有的边区政府还以该原则为指导，出台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如1943年9月1日《苏中第二行政区诉讼暂行条例》第3条规定：“司法案件之处理以抗战救国纲领为最高准绳，国民政府所颁布之法令除与因适应战时环境及地方实际情形由专署以上抗日政府颁有单行法相抵触者外，一律适用。”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旧法援用范围相当广泛，基本涉及了国民政府六法全书的各个领域。

2 援用旧法的基本法典。关于旧法基本法典的援用既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也包括民法、民事诉讼法。就刑法而言，既包括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即史称“新刑法”）的总则部分，也关乎到其分则内容。如1942年10月公布施行的《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第1条：“本条例依据中华民国刑法及中华民国惩治贪污条例之立法精神，并参合（照）边区实际情况制定之。”第10条：“刑法总则、刑事诉讼法之规定与本条例不相抵触者，适用之。”

3 援用旧法的单行特别法。除援用旧法的基本法典外，各边区政府还援用了国民政府制定的一些单行特别法，主要是有利于抗战大业的刑事（特别）单行法。如《（修正）惩治汉奸条例》、《惩治盗匪暂行办法》、《禁烟治罪暂行条例》等。这里，仍以晋察冀边区的有关规定为例予以说明。如1938年2月9日公布、1939年11月1日修正公布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修正处理汉奸财产办法》第1条规定：“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为肃清汉奸，加强抗日力量，对于没收汉奸财产，除依修正惩治汉奸条例第8条至第13条规定办理外，悉依本办法之规定。”

二、人民民主法制对于旧法的决绝

总的来看，人民民主法制对于旧法的决绝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制度决绝——废除六法全书

1949年元旦，面临败局已定的提出了包括“法统不至中断”在内“五项条件”的求和文告。1月14日，在此前的1月4日发表《评战犯求和》，对其予以严辞批驳的基础上，主席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包括“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在内的八项和谈条件，作为对蒋氏的正式回应。1月15日、1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没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接管平津司法机关的建议》又相继发出。至此，废除六法全书及之后人民司法的法律适用问题都已明晰化。至于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废除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简称：“中央指示”，下同）则基本上是之前决策指示的一个系统化和总结升华。

之后，华北人民政府和其他地方人民政府，也都先后发出关于废除六法全书的通令。如1949年4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训令指出：“兹决定废除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各级人民政府的司法审判不得再援引其条文。……反动的法律和人民的法律没有什么‘蝉联交代’可言，而是要彻底地全部废除的法律。……旧的必须彻底粉碎，新的才能顺利长成。”到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17条仍然规定：“废除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这样，从废除伪宪法、伪法统到明确地表述为废除六法全书，自清末法制变革以来我国法制近代化几十年艰辛积累的建设成果，当然包括刑法在内被不加区分地全面彻底决绝。

（二）思想决绝——司法改革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在“三反”运动中暴露出各级人民法院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现象。当时，“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共约28000人，其中有旧司法人员约6000名，他们大部分充任审判工作。”这些旧司法人员除一部分经过教育和工作锻炼确有所进步外，多数是很少进步的，甚至有不少还是反动党、团、特务分子。他们中的很多人贪赃枉法，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严重。有些老干部在思想上也被旧司法人员、旧法观点所俘虏与腐蚀，甚至堕落蜕化。

为了在旧法制被废除以后进一步彻底清除旧法观念的影响，从1952年6月到1953年2月，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了为期9个月的司法改革运动。此次运动以思想改造和组织整顿相结合为基本方针，突出思想改造。通过这次运动，纯洁了组织，划清了新旧法律之间的原则界限，确立了人民司法工作群众路线的观点和作风。但与此同时，运动中也表现出明显的“左”的倾向。一些对待旧法的正确观点也被一概斥之为“旧法观点”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使我们在制度决绝之后，在对待旧法的思想认识上也走到了极端。

三、人民民主法制对于旧法决绝之辩证审视

人民民主法制对旧法的决绝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同时，这种决绝也带有极端浓烈的“左”的色彩，并给新中国法制观念的树立和法制建设留下了长期难以愈合的伤痛和消极影响。

（一）人民民主法制对旧法决绝的历史必然性

人民民主法制对旧法决绝的历史必然性，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法律观为人民民主法制对旧法的决绝提供了基本根据。在国家观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都认为国家是暴力机器，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也曾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就法律观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国家和法律具有密切的联系，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法律的性质，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因为，统治者除了必须以国家机构的形式组织自己的统治力量外，还必须将它们的意志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制定为法律，从而进一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就是说，国家与法在维护统治阶级方面具有工具上的一致性。“中央指示”也强调：“法律和国家一样，只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在打碎和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有必要一并废除同样作为统治工具的一切旧法律旧制度。

2 我党对于旧法的一贯立场与的顽固独裁决定了旧法的历史命运。自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始，就～直是在旧法体系之外独立进行的，并与旧法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反对和废除反动法律始终是党的基本主张。虽然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继续援用旧法并较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更为发展和深化，但正如“中央指示”指出的那样，这只是一种“一时的策略上的行动”，不能据此认为人民民主政权“基本上承认的反动法律”。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工农运动时期，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司法问题决议案》即指出：“现时法律偏于保护特殊阶级。……民刑法律须全部改订，凡不利于农民的条文须一律废除。”1937年，我党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主张“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到了1940年，同志提出：“对于一切顽固派的防共、限共、的法律、命令……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至此，党一直坚持对于旧法的部分废除。抗战胜利后，为了顺应民意和平建国，各党派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中仍明确规定：“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予以修改或废止之。”但随后内战的爆发，《中华民国宪法》的通过，使两党斗争全面尖锐化，彻底废除整个旧法体系的伏笔由此埋下。这样，1949年以后，我党全面废止旧法系列文件指示的发出就顺理成章了。

3 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先期成就为旧法彻底废除后的法律适用准备了现成的基本条件。“每个国家在革命进程中或革命胜利之后，是否一定要全部废除旧法呢？在不同的国家或在一个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可存在各种不同的处理方案。”即便是同样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其革命过程中或胜利之初也并不必然全面废除旧法。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初期就在革命法律意识指导下对旧法直接沿用，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在革命法律意识指导下对旧法有选择的沿用。当然，这些做法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不能当做成功的范例。这些国家在革命胜利之时，全无立法和司法方面的经验，更无法律干部的准备，为了防止无法可依而“天下大乱”，在一定时期内适用某些旧法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形势则不同，其最大的特点和优点是已有二十多年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经验，无论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其他方面的法制建设和司法干部的准备上，都有了一定的基础。这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全面废除包括刑法在内的整个旧法体系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人民民主法制对旧法决绝的“左”的表现

虽然人民民主法制对旧法的决绝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左”的倾向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集中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公开蔑视旧法制。“中央指示”在宣布废除六法全书并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同时，强调“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这里，批判和废除整个旧法体系以及对司法干部进行教育和改造都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以中央指示的形式公开蔑视包括国民政府旧法制在内的全世界剥削阶级的法，则是不恰当的，其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2 只讲批判不讲继承。“中央指示”发出后到司法改革运动期间，我们党在对待旧法的问题上一直持只讲批判不讲继承的态度。1950年7月27日，王明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的报告中在谈到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确立的立法工作原则时就指出：“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以‘共同纲领’为依据；以马列主义和思想为思想领导；以苏联法律为学习对象，并以反动政府及其他资产阶级法律为批判对象。”到了司法改革运动期间，一味批判旧法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当时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狼牙论”。即“从旧法律中是不可能吸取任何东西来为人民司法工作服务的”。“旧法之不可能适用于新的、革命的阶级，就如狼牙不能按在人嘴里一样。对于旧法，我们要全部地废除它，一点也不能含糊。”

3 批判旧法观点扩大化。司法改革运动期间，在批判“法律超阶级、超政治”论、“新中国无法”论、“法律技术”论等反动旧法观点的同时，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将那些在对待旧法问题上本属正确的观点也一并斥之为旧法观点。如贾潜提出在否定旧法反动性的基础上，对那些合乎科学、对人民民主有用的东西，应该批判地吸收。犹如一幢旧房屋，拆除以后，那些砖瓦清洗消毒后还可以利用。这种主张随即被戴上“砖瓦论”的帽子遭到批判，反右的时候还被打成了。类似的还有被斥之为“镰刀斧头论”、“零件可用论”等，不一而足。

（三）人民民主法制对旧法决绝的消极影响

人民民主法制对旧法决绝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 蔑视旧法制的心理波及影响到新的法制建设。“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给我们的遗产，是群众对于一切国家事务的极端仇视和不信任心理。克服这种心理，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列宁的这番话对于传统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既是传统国人对包括法制在内的国家事务所呈心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中央指示”公开篾视旧法制的最好阐释。虽然董必武同志在1956年党的的发言《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就强调指出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轻视法制的巨大历史惯性、长期的“左”的倾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综合影响，使我们在树立法的权威、建设“法治国家”的漫漫征途中仍需付出艰苦的努力。

2 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艰辛历程增添了难度。从20世纪初的清末法制变革开始，我国法制踏上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艰辛历程。一方面，传统的法律文化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实现法制向现代转变的各种条件并不完全具备；另一方面，半殖民地的现实又使得历代政权不得不远取法德近鉴日本推动法制变革，这就使得我国法制的现代化艰辛异常。尽管这一历史进程一直伴随着浓烈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在处理外来法与传统固有伦理法文化资源的关系等方面仍然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建设成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没有处理好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继承性的关系，不是在彻底废除旧法的前提下积极吸纳其中的合理有益成分，继续推动这一进程，而是以根据地时期的法制建设为基础，以苏联模式为借鉴，另起炉灶。实践证明，包括刑法在内的新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历程也并不轻松，我们经历过30年没有刑事基本法典的历史，而民法典至今更是处于缺失的状态。

旧制度与大革命篇7

[关键词] 红色旅游；京九铁路；可持续开发

[中图分类号] f59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11-0068-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色旅游与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批准号：06bks035)

[作者简介] 卢丽刚，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红色旅游与革命传统教育；

黄三生，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红色旅游与革命传统教育。(江西 南昌 330013)

京九铁路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穿越省市区最多的一条铁路大动脉，总长度(包括津霸、武麻两条联络线)为2536公里，经过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以及香港等7省2市1特别行政区。京九铁路沿线拥有大量的红色旅游资源，具备发展红色旅游的基础性条件。考察、研究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不仅对于推动京九铁路沿线革命老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WWw.133229.CoM

一、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资源特征分析

红色旅游资源是指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留下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资源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资源数量的丰富性。从沿线红色旅游资源形成的时间跨度看，从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到建国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红色旅游资源。例如，北京有李大钊烈士陵园、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大红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卢沟桥、宛平城、顺义区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平西抗日烈士陵园、天安门广场、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衡水有安平县台城村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等。聊城有范筑先纪念馆、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等。荷泽有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曹县红三村抗日联防遗址、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处、大洋湖战役遗址、鲁西南战争遗址等。商丘有永城抗大四分校旧址、李馆地道战旧址、彭雪枫将军纪念馆、鲁雨亭烈士纪念馆、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淮海战役总前委后勤机关旧址、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议旧址、中原野战军前方指挥部旧址、淮海战役陈官庄地区歼敌纪念馆暨烈士陵园、豫皖苏边区党委、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楼纪念馆等。亳州有新兴镇新四军四师司令部旧址、彭雪枫革命纪念馆、六一战斗纪念馆、亳州市烈士陵园碑林、辉山革命烈士陵园等。阜阳有“四九”烈士馆、“四九”烈士陵园、太和烈士纪念馆、“四九”起义指挥部旧址、临泉魏野畴烈士陵园、临泉韦寨刘邓大军会师处等。黄冈有红安县黄麻起义、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红安七里坪革命旧址、董必武李先念陈潭秋故居、董必武李先念陈潭秋闻一多纪念馆、红安黄梅麻城团风蕲春英山烈士陵园、罗田县胜利烈士陵园、湘鄂赣革命烈士陵园等。九江有八一起义策源地纪念馆、叶挺24师指挥部旧址、秋收起义红色旅游景区(在建)等。南昌有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方志敏烈士墓、贺龙指挥部旧址、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朱德旧居、叶挺指挥部旧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新四军军部旧址、八一广场、革命烈士纪念堂、小平小道等。吉安有井冈山红色旅游景区等。赣州有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口；叶坪、沙洲坝、云石山三大革命旧址群；柏地战斗战场遗址；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赣粤边三年游击战纪念馆、新四军抗日集结出发地(池江改编)、兴国县将军纪念馆、将军园等。龙川的大革命时期革命旧址、紫金县苏区革命遗址群、阮啸仙烈士故居、烈士陵园、血田纪念碑、南拔燎兵工厂旧址、九连红色老区、中共后东特委机关与连纵司令部、和平淞沪抗日和平籍烈士纪念碑、塔岭烈士墓园等。惠州有叶挺纪念馆、叶挺故居、邓演达故居、东江纵队纪念馆、粤赣湘边纵队纪念公园、高潭老区革命纪念堂等。深圳有东江纵队纪念馆、葵涌沙鱼涌北撤纪念亭、白石龙营救文化界人士旧址等。

(二)资源分布的差异性。为表述的方便，这里以长江为界，把长江以南的京九铁路段称为京九铁路南段，长江以北的京九铁路段称为京九铁路北段。差异性指的是京九铁路北段与南段红色旅游资源形成的时期不同。京九铁路北段红色旅游资源形成于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较少，绝大多数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留下的革命旧址、遗址及遗迹；而京九铁路南段绝大部分红色旅游资源形成于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旧址、遗址及遗迹仅有少数部分。党的创建、大革命、土地革命主要在长江以南地区，如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将近有一半建立在长江以南地区，所以京九铁路南段1935年以前形成的红色旅游资源相对较多。抗日战争主要根据地集中在长江以北地区，解放战争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也主要发生在长江以北地区，因此，京九铁路北段1935年以后形成的红色旅游资源相对较多。这种差异性使得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也可以避免游客形成“以点代线”的认识误区，即旅游了一个景区(点)就知道京九铁路沿线的其他景区(点)；这种差异性也蕴涵着京九铁路北、南沿线地区加强区域合作的必要性。

(三)资源层次的高品位性。在《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要求重点打造的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中，京九铁路沿线就有12个；在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中，京九铁路贯穿其中的有“湘赣闽红色旅游区”、“鲁苏皖红色旅游区”、“大别山红色旅游区”、“京津冀红色旅游区”。在国家旅游局等13个部门公布的30条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中，京九铁路沿线有完整的一条：南昌—吉安—井冈山，而在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线精品线中赣州市占了四个地区。在《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中列举重点打造的六条红色精品旅游线路中，京九铁路沿线有“江西红色文化旅游金牌线路”：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还有“赣鄂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武汉(武麻线)—黄冈—九江(庐山)—共青城—南昌—井冈山。在《山东红色旅游发展纲要》初步规划建设的四个区域中，把以菏泽为中心的冀鲁豫边区放在重点打造区域的首位。京九铁路沿线还有众多的部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资源开发的可行性。从具备的其他资源看，京九铁路沿线除了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还有许多十分迷人的绿色旅游资源，如衡水湖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庐山、三百山、新丰江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异常珍贵古色旅游资源八达岭长城、故宫、白鹿洞书院、文天祥纪念馆，还有聊城、商丘、亳州、九江、南昌、赣州等6座部级历史文化名城，这为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红色旅游要实现大的发展，必须整合区域内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将红色与绿色、古色旅游资源有机组合起来，才能开发更具有竞争力的旅游线路。从交通条件看，京九铁路本身是一条交通大动脉。第六次提速的实施，京九铁路的客运能力进一步增强，能够保证充足的客源。从区位上看，京九铁路把10个省、市、特别行政区贯通起来，这种区位接近性有利于红色旅游开发的客源组织和线路组织。

二、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策略

(一)加强宣传力度，扩大影响范围。针对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的现状，要想把红色旅游市场做强、做大，把红色旅游市场推向全国，引向世界，必须加强宣传力度，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搞好宣传推广，以扩大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的知名度，扩大其影响力。

1.推进网上促销。制作特色鲜明、内容丰富、主题突出、富有吸引力的红色旅游网页，建议建设“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网”网站，链接到新浪网、搜狐网、新华网等主要网站以及港澳、广东、上海、北京等主要客源地的信息网上，把宣传促销的触角延伸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2.加强与媒体的合作。为带动京九铁路沿线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相关部委和沿线各省市有责任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派遣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在沿线各地采风，进行宣传；宣传部门要通过编写、摄制与沿线各地相关的电视剧、创作文学作品来进行宣传；沿线各地赴主要客源地市场联合举行“京九沿线红色之旅”推介会。抓住全国有影响的重大节会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澳门回归10周年、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南昌2011年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举办、召开的机遇，加大红色旅游的宣传力度，创造旅游亮点。

(二)创新思想观念，加快产业发展。当前，我国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的并存，京九铁路沿线各地区能否抓住良好的发展机遇，实现超常规发展，关键在于人们能否创新思想观念。观念支配行动，只有观念创新，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

1.推进红色旅游产业市场化步伐。把红色旅游当作一项产业来经营，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推进资本的多元化投入。充分发挥香港、深圳作为资本中心的优势，采取面向国内外招标或投融资的办法，引进实力雄厚、旅游开发经验丰富的集团公司，组建旅游开发公司和旅游服务公司，按照政府做规划、做形象，企业做产品、做市场的思路，在严格执行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依法保护的基础上，推进旅游景区的市场化深度开发，解决旅游建设投入不足、经营机制不活、经济效益不明显等问题，逐步打破政府经营旅游的传统机制。为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注入运转灵活、服务周到的市场活力。

2.加快培育旅游产业链。围绕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通过沿线各地政府规划、鼓励、支持、引导，市场运作、经营、配置、调节，推进与红色旅游相配套产业的发展。在依托招商引资新建城市星级宾馆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和鼓励景区周边群众参与发展卫生舒适、独具特色的家庭招待所和餐饮业，开发“农家乐”旅游、乡村旅游项目，提升旅游接待能力，丰富旅游的内容，增强红色旅游的地域特色。

(三)培养优秀人才，提高服务素质。当前，旅游业竞争日趋激烈，人才已成为旅游业可否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提高认识，把引进和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改善旅游业资源配置状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工程来抓。

1.各地区相关职能部门和旅游企业可与当地高校或北京、香港等地的一些重点院校合作办学，以培养后备人才。

2.抓紧在职人员专业培训，包括通过脱产、业余、自考、面授、函授等方式，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3.制订相应的机制，邀请旅游业界的知名专家、教授到旅游企业做讲座，或聘请知名专家、教授做顾问，或进行远程教育培训。

4.严格执行旅游从业人员上岗资格证书制度，如导游必须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并获得资格证书，按资格等级确定薪金待遇，促使从业人员提升自身素质。

5.广泛吸纳社会各界有志于从事红色旅游服务的人士加入服务队伍。

(四)加强区域合作，共创“京九”品牌。实行区域旅游合作、推进旅游业的发展正逐渐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的战略态势。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要有竞争力，要有鲜明的主题形象，就必须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交流，形成一个整体。

1.区域内合作。京九铁路沿线地区资源互补性特别明显，完全可以运用这种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竞合模式，携手打造“京九”红色旅游品牌，实现区域红色旅游资源共享、信息共用、市场共建、利益共谋，推进区域合作。2004年，江西省旅游局联合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河北、陕西等6省市共同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并联合签署了《郑州宣言》，将上海—南昌—井冈山—瑞金—长汀—高州—延安—西柏坡—北京连接起来，成为一条“红色旅游”概念线路，开创了跨省“红色旅游”全国一盘棋的发展局面。

2.区域间合作。京九铁路沿线地区毗邻京广、京沪、浙赣等铁路沿线地区，这些地区也有非常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要坚持以地方利益为基础，以政府协作为补充，以市场交易为基本合作方式，加强与这些地区主要客源地及周边著名景点之间的合作和沟通，采取灵活多变的空间组合战略，完善板块之间的整合与配套，通过联合打造跨区域旅游线路，创建区域无障碍旅游区，实现旅游市场的扩展和旅游空间的延伸，共创“红色旅游”品牌。

(五)注重和谐发展，提高综合效益。京九铁路沿线红色、绿色、古色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应做到红色旅游与绿色、古色旅游乃至农家旅游、乡村旅游的和谐发展，形成组合优势、互补优势和整体优势。对红色旅游景点，要强调其对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爱国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功能，要逐步降低门票价格甚至免费开放，以吸引更多游客，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对绿色或古色景点，可强调市场竞争，突出其经济效益的一面，允许旅游企业采取各种灵活手段满足旅客的不同需求，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此外，还要将“红色旅游”与观光、农业、民俗旅游、香港回归游、北京奥运游以及文明生态村建设、革命老区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巧妙组合红色、绿色、古色相结合和瞻仰访习、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商务会展相结合的多种复合型旅游产品，扩大旅游产业规模，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以更好地推进沿线革命老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建设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刘建平，韩燕平.红色文化遗产相关概念辨析[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4).

[2]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中国革命老区[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3]王健，等.“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3).

[4]余凤龙，陆林.红色旅游开发的问题诊断及对策——兼论井冈山红色旅游开发的启示[j].旅游学刊，2005，(4).

旧制度与大革命篇8

[关键词]司法改革运动;法制建设;历史回顾;思考

从1952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以反对旧司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革运动。作为建国初期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它上承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的成果与经验,下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制建设整个历程的关节点。因此,关于此次司法改革运动的回顾与思考,对于加深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发展历程及其发展取向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

一、关于司法改革的必要性

相对于建国初期的其他大规模社会改革运动而言,司法领域的改革在1952年至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进行之前,确实是社会改革运动中的薄弱环节。从1950年开始,在、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各地司法机关积极参与,在打击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人民民主、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司法机关本身也在运动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鉴于此,在当时的政务院政法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央五个政法机关即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组织了四个视察组,于1952年5月中旬,分别前往华东、中南、东北、西北及华北山西、平原等地,着重视察各地人民法院的情况,同时又召集各大行政区的司法、行政工作负责人开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搜集到许多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发现各地司法机关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方面的严重不纯

在建国初期,由于以六法全书为中心的旧法观点的影响未得到有力清除,加上新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备,不少问题的处理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在当时的司法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思想比较混乱的问题。不但不少留用的旧司法人员旧法观点相当严重,而且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也对旧法的本质认识不清,如有些学过旧法、用过旧法的干部,认为“法律是超阶级的,必须离开政治”,才能表现“大公无私”;有的认为新法是由旧法脱胎而来,故可“批判使用”等等。在法院的领导方面,由于受旧法观点的影响,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不但长期使用旧司法人员,而且在干部的使用上以“旧法基础”为衡量标准。有些地方在考虑司法干部时,偏重于找旧司法人员,工作上也依靠这些人。据当时中南区的视察报告,甚至有把旧司法人员当成骨干的。这就使旧法观点与旧作风得以蔓延。在具体的审判工作方面,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于旧法观点的存在,有的法院把不法资本家盗骗国家资财的案件当作民事纠纷来处理;部分审判人员在处理婚姻案件时偏重于维护旧的婚姻制度,“做了封建势力的辩护士”等等。

(二)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严重不纯

这主要表现为人民法院从司法机关接收下来的旧司法工作人员中混进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在建国以后,除了解放区的部分法院以外,全国大多数法院是在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并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派出少数干部接管原有旧法院的基础上建立的,对旧的司法人员采取了“包下来”政策,基本上未进行认真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改造,有些解放较晚的地区甚至是原封不动的旧法院,因此许多法院的审判人员中旧司法人员占有很大比重。据当时统计,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共约2万8千人,其中有旧司法人员约6千人,约占总人数的22%,他们大部分充任审判工作。特别是不少大、中城市及省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中,旧司法人员更占多数,如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法院104名审判员中有旧司法人员80名;天津市人民法院220名审判员中有旧司法人员97名;沈阳市8个区人民法院共26个审判员中有旧司法人员23名;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审判员16人中有旧司法人员13名。这就造成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严重不纯。如当时浙江、福建、苏南三个省人民法院和上海市人民法院旧司法人员1259人中,反动党团、特务骨干分子占到66.1%。少数留用的旧审判人员中,尚有个别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太原市人民法院旧司法人员中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甚至占到了旧司法人员的83%。

(三)作风方面的严重不纯

由于以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严重不纯,直接造成了司法干部队伍作风方面的严重不纯。其一,旧司法人员中有贪赃枉法行为的很多。许多未经改造的旧司法人员把持着法院的审判权,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据当时上海、南京、杭州三个市人民法院和苏南全区的统计,在法院系统的贪污分子中有59.52%是旧司法人员,而在全体旧司法人员中50.09%有贪污行为。华北区张家口市一个旧司法人员勾结法警在一年中贪污受贿达52起。其二,在审判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由于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存在,许多司法人员沿袭着孤立办案、手续繁琐、刁难群众等衙门作风。在审判工作中借口“管辖”和“程序”等为难群众,或者不调查研究,单纯“坐堂问案”、“主观臆断”。对群众耍态度、打官腔、任意训斥或进行恐吓的行为也比较常见。有的地方则存在着严重的特权思想和违法乱纪的恶劣作风,例如随意拘押当事人、打骂群众、包庇罪犯等等。这一切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当时的群众甚至称当地的法院为“伪法院”,有的则说是“共产党法院,掌握”。

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于以上问题的存在,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使司法机关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进行司法改革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二、贯彻思想改造90组织整顿相结合的方针

1952年6月上旬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司法机关,在“三反”运动中应同时进行司法改革。福建省是全国最早进行司法改革的省份,它在1952年5月初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司法改革工作。1952年5月,福建省、市人民法院召开福州市临时人民司法代表会议,提出了处理“三反”运动中贪污枉法的司法人员、彻底整顿省市人民法院、加强巡回审判和陪审

制度、整顿和改革区乡调解委员会等改革措施。福建省的经验为此后全国司法改革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借鉴。1952年6月中旬,华东地区召开大区政法工作会议,在全国率先着手进行司法改革。6月中下旬,中央政法委员会及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经过调查和召开关于司法工作的会议,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司法机关存在严重问题的实际情况,同时报告了福建省进行司法改革的经验。7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重视福建省的经验,对法院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不纯的情况,有步骤地彻底加以改造。7月9日,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各级法院,凡未经彻底改造者,均须彻底地加以改造和整顿,各级党组织应立即制订计划,指派工作组进行典型试验,分期分批改造和整顿所有的法院,同时调训新的司法工作人员。7月16日,中央司法部又设立了中央司法改革办公室,负责推动与指导全国的司法改革运动。各大行政区及各省也相应设立了司法改革办公室,指导当地的司法改革工作。7月后,东北、西北、华北、中南和西南各大行政区也先后行动起来,此后,司法改革运动在全国普遍展开。

这次司法改革运动是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的运动,它的目的是“要求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司法机关,使它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纯洁起来,使人民司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建立和健全起来,以便完全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作为建国初期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司法改革运动“是巩固人民民主和保障国家建设的重要措施,它不单是人民法院内部人员的调整问题,而且是一个肃清反动和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残余的问题”。因此,“贯彻思想改造和组织整顿相结合的方针”,有针对性地对全国的司法机关(重点是各级人民法院)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和组织上的整顿,以解决司法机关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及政治不纯等问题,是司法改革运动的中心内容。

司法改革的步骤各大行政区一般都是先进行典型试验,并结合运动在省市一级司法机关逐步展开,然后自上而下推向各专区、县司法机关。在具体进程方面,大体包括如下阶段:

(一)针对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问题,进行思想改造阶段

反对旧法观点与旧法作风是思想改造的中心环节,当时主要是从批判旧法观点人手,进行思想动员,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的国家观和法律观,同时批判司法工作中的“衙门作风”,要求司法干部加强为群众服务的意识,改进工作作风,树立“人民利益第一”的观点,以便使司法干部认清旧法观点与旧法作风的危害性,划清思想界限,“清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在思想改造中,实行了“内查外揭”的方法,把群众检举揭发和司法机关内部的检查批评结合起来,开展群众性的思想教育活动,如当时的华北区各地就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干部会、当事人座谈会等宣传形式,公开案件,大张旗鼓宣传发动群众检举。全区共召开各种会议3600余次,直接参加的区、村干部及群众共726人,内部和外部检查出的问题45000余件,其中群众检举的有27000件,真正收到了“内外夹攻”的效果。

(二)针对组织不纯和政治不纯问题,进行组织整顿阶段

这包括组织处理和组织调配两个方面。组织处理方面,在旧司法人员未经彻底改造和严格考验不得做审判工作、旧司法人员中的坏分子要从审判部门清除出去的大原则下,针对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对于在“镇反”、“三反”中发现“有罪恶者”,依法惩办;对于“恶习甚深不堪改造者”,则清除出审判部门,同时给以适当安置,以使之有生活出路;对于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思想和工作表现平常的“尚可改造者”,加以训练后改做法院中的技术性工作或调到其他部门工作,并继续加以改造;对于在解放后思想工作都表现较好的,则继续留用,其中留用的旧推、检人员㈣原则上一般调离原工作地点。组织调配工作一般放在组织处理完成之后进行。就是在惩办少数“坏分子”,调动一些犯有错误或不称职的旧司法人员的基础上,“把大批优秀的干部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调到人民法院中工作”,以彻底改变各级人民法院的组织成分。

(三)在思想改造和组织整顿的基础上进入建设阶段

建设阶段在当时被看成是“运动的结晶阶段,运动的成果,将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巩固起来”。在建设阶段,各地司法机关总结过去司法工作的经验,进行了制度建设,制定了许多新的制度(如陪审制、巡回审判、召开当事人座谈会、集体调解、组织调解委员会等),并按照“国家任务需要和便利劳动人民的原则”,改革法院的机构,如当时的华北区许多法院就根据案件的性质,改设反革命案件、劳资公私争议案件、婚姻案件、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等庭。在此过程中还进行了清理旧案、积案并处理新收案件的工作。为了有效完成这项工作,当时的华北各地组织了清案委员会,派出清案工作组,联合区、乡干部及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清案队伍,顺利地解决了15万多件案件。

到1953年2月,全国性的司法改革运动基本结束。1953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对司法改革运动进行了全面总结,标志着司法改革运动的正式结束。通过这次司法改革运动,基本上达到了改造思想和整顿组织的目的。首先,广大的司法干部受到了教育,进一步认识到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危害,从思想上认识到新旧法律和新旧司法的原则性区别,并开始认识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好作风的重要性。许多旧司法人员逐步转变了思想和作风,后来成为好的司法工作人员。其次,通过组织整顿,清除了少数混进司法机关的反革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和其他“不堪改造”的坏分子,调进了一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干部和在各项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积极分子,”基本上改变了司法机关的组织成分,使司法机关的干部队伍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纯洁起来。仅据华东区的不完全统计,新补充到司法机关的即有2100多人。再次,由于在司法改革运动中依靠群众的帮助清理了大批积案,改判了一些过去错判的案件,同时继承和发展了老解放区人民司法工作的传统,创立了便利人民、联系群众的审判和诉讼制度,这就密切了司法机关与群众的联系,为此后的法制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

三、几点结论:基于对历史的宏观考察

(一)司法改革运动秉承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法制建设思想

从1927年根据地革命政权开始建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制建设就已经开始了。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经验,这些成果与经验在许多方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法制建设所吸收和借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的法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破旧立新”,要在破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点,国家是阶级的产物,法律是国家表现权力的工具,法律自然也是阶级的产物,所以,“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要废除旧法律及其司法制度,建立崭新的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的法律和司法制度”。1949年2月,中共中央了《关于废除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明确指出:“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中共中央在全国解放前夕明确宣布这一政策,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法制建设确立了基本指导原则。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17条也明确规定:“废除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1952年至1953年的司法改革运动,正是继承和实践这一法制建设思想,以便“改革上层建筑中司法制度这个重要组成部分,使之适合于新的经济基础”。

(二)司法改革运动是建国初期社会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了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社会改革运动,通过这些社会改革运动,“一泄无余地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使中国的社会面貌、社会风尚起了极大变化”,给中国带来了“革故鼎新”的新气象。既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点,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旧社会的法律就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是他们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因此“必须把它废除,在旧的废墟上建新房子,而不能只是把旧房子加以修葺”。通过改革运动的整肃,使作为政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部门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以巩固人民民主,使司法部门更好地为即将到来的国家全面建设服务,应该说是司法改革运动的本质目的所在。这种无形的政治价值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无法以今天的眼光去简单评判的。司法改革运动的进行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整肃,也是对当时法学体系的一次全面改造。在批判旧法观点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法学体系开始逐步建立,法律教学、法学研究和法制宣传等都逐步开展起来,这包括成立政法院校、编写法学各部门的讲义和教材、陆续出版一些有关法学的刊物和译着等等,这对于在司法改革运动的基础上培养社会主义的司法人才、繁荣新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事业、促进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司法改革运动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关节点,对此后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之所以说司法改革运动是一个关节点,是因为以司法改革运动为标志,对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批判,并对司法机关进行了组织上的彻底整顿,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全新历程。1953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总结司法改革运动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推动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根据司法改革运动的经验,许多地区建立健全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民间调解工作。各级人民法院普遍建立了人民接待室,处理大量的简单纠纷。逐步建立了巡回审判制度,并开始建立健全铁路巡回法庭、水运沿线的专门法庭等等。到1954年初,全国共建立了3795个巡回法庭、11个铁路和水上运输法院。这些制度经过此后尤其是新时期以后的发展与完善,仍在司法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最为显着的是人民调解制度)。

在司法改革运动完成对旧司法人员的组织处理之后,进行了司法机关的组织调配工作,就是在司法改革运动摧毁旧法制的基础上,“各地即应选调一批政治上可靠并有一定工作经验和文化程度经过训练即可称职干部,将来并应选择人民陪审员中的工人农民、复员的军人、进步的知识分子加以短期训练后充任审判员,以健全各级人民法院,首先是基层法院的组织”。这种重视“政治纯洁性”、“立场坚定性”的司法工作人员组成模式,是当时“革命法制特色的新中国法制体系”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以这种方式选拔的司法干部大都缺乏专门的法律知识而且文化偏低,给司法制度的健全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这一问题直到新时期的司法改革开始之后才逐步得以解决。

四、一点思考:关于司法改革运动与新中国法制建设

司法改革运动在批判旧法观点的过程中,确实有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如在批判六法全书可以全盘沿用、全盘继承的错误观点时,偏向了全盘否定法律文化遗产的另一极端,法律的一些科学原理和概念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原则”等也遭到了批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而成为期间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等等。但是如果把司法改革运动放在新中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宏观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或许能让我们有不同于此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