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同行作文范文

与法同行作文篇1

谈到法律，总会给人以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律与道德、习惯、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这个社会才变得有序；正是由于法律的存在，我们的权利才得到应有的保障。 作为当代中学生，我们有幸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法制进程的突飞猛进，300多部法律相继出台，“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多么令人振奋！然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如何与法同行？有人可能会说：你多虑了，我们还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法律就约束不到我们。我说：不！法律离我们很近。那些轻视法律作用的人，我想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法律，就是实现正义、体现公平、正确规范人的行为的社会准则。 当今这个经济社会，人们在不断地淡化道德意识，甚至有人讨论起一些传统美德是否过时的问题。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呼吁法律来维护我们的社会秩序。纽约，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却是犯罪率最高的恶源。有统计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场抢劫上演。而在我国学生群体中也存在着一些触犯刑法的不良现象。如：强要同学钱财，参与抢劫，更有甚者结帮犯罪。据报道：今年4月30日，海南省万宁市17岁学生温某，因持塑料枪打劫被判有期徒刑5年。近年来，青少年结帮犯罪现象也呈上升势头，加入黑帮犯罪的一般是18岁以下的在校学生。来自公安机关的一则统计数字表明，80年代后期到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趋势。在上海，14－16岁的少年犯已占未成年人犯罪的64．2％。尤其让人心惊的是，刚刚进入法定处罚年龄的14岁孩子竟占了其中的15．l％。犯罪，无疑永远威胁着我们安定的生活。但是，我们应当坚信的是，法律永远维护正义。诚然，就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体制而言，的确存在一些疏漏，也有一些人为了金钱，为了一个“利”字，背离职业道德，背离良心，钻法律的空子。但我仍要说，我们的法律正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我们应当毫不动摇的坚信法律的正义性，并学会捍卫它！

而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常常讲要遵纪守法，可见遵纪是基础。我们千万不要忽视遵纪的作用，“以小见大”的道理人人都懂。如果你认为“现在违反一下学校纪律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我以后不违法就行”，那就请你赶快打消这种念头吧！“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现在小小的放松很可能在将来会酿成一次大的失足，何苦要等到法律制裁的时候才悔恨呢？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从一名合格的中学生做起，将来当我们走出校园，融入社会这个大集体后，才能真正成为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总之，法律在我们的一生中是维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同时又是规范自己行为的社会准则。因为权利在规则中行使，义务在规则中履行，自由在规则中拥有。同学们，从今天起，从这一刻，让我们一起踏上与法同行的道路吧！

与法同行作文篇2

根据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每个行政机关都有其特定的行政职权，这是行政机关取得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时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这种由法律、法规规定的由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和相应的义务、责任，又称为法定职责。作为法定职责，既不能放弃，也不能违反，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通常将不履行法定职责称作行政不作为，随着人们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行政不作为的涉诉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行政不作为与否定性作为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必须从其含义、性质、司法审查方式、案件处理方式上进行仔细甄别，才能掌握处理这两类案件的正确方法。 一、含义不同 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机关负有某种作为的法定义务且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消极地有所不为的行政违法状态，例如对申请不予答复、拒绝、拖延履行法律、法规规定其应当履行的某项职责（义务）。而否定性作为是指在相对人申请的行政行为中，行政机关作出了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否定性行政决定的行为，例如不予受理规定、不予受理行政复义申请决定、不予颁发许可证。简单地说，行政不作为是“不为”，否定性作为是“作为”，这是它们的中心含义。 二、性质不同 在行政法学中，划分作为与不作为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个标准应该体现在程序上，只要行政机关作出了一系列程序行为，只要行政机关作出了一系列程序行为，即表现出积极的作为行为状态，无论该行为在实体内容上的反应是为或不为，都应该是行政作为；反之，就是行政不作为。例如在颁发证照的案件中，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申请作出了明确的不予颁发的决定，并说明理由，这不是典型的程序上作为而实体上不作为的情形，应视作否定性作为。如果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申请超过法定期限而不作出决定，则属于程序上的不为，应作为行政不作为案件处理。从行为外在的表现形式来区分作为与不作为是较为科学和合理的，它与行政主体所担负的行政职责相对应。在应申请行政行为案件中，与行政权相对应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责是相对人的申请进行审查，符合法定条件，予以核准登记 、发证、注册、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作出不予准许的决定，并说明不准的理由。不难看出，行政机关接受申请后应履行的法定职责是及时进行审查，而非直接予以登记、发证、注册母亲节作出程序意义上的规范的答复，就是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至于不予准许的决定是否正确、理由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则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范畴，行政相对人可以不服不予准许的决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而不应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可见，从性质上来说，行政不作为属于不作为范畴，而否定性作为则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三、司法审查方式不同 行政不作为与否定性作为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对这两类案件 的审理方式有很大区别。在司法实践中，两者的冲突常存在于以下三类案件中。第一类：应申请行政行为，具体包括颁发许可证、执照、资格证、登记、批准、注册等；第二类：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第三类：具有准司法性质的行政行为案件，例如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案件。这三类案件的共性在于都必须以相对人的申请为前提，因此，行政机关可能存在不予答复、拖延履行或作出否定性决定的情况。对于不作为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应围绕被诉行政机关职责的履行进行，主要审查被诉行政机关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是否是有地域上的管辖权，是否具备履行义务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由行政相对人对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审查否定性作为的行政案件应主要针对否定性决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由被诉行政机关举证说明作出否定性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法律、法规及执法的程序。 四、审理后的处理方式不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对于被诉行政机关构成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应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对于被诉行政机关作出的否定性决定存在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情形的，应判决撤销该否定性决定，并可以判决被诉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另外，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被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的判决。也就是说，对于构成违法的否定性作为应适用撤销或撤销并重 作的判决，而对于构成不作为违法的情形应适用限期履行或确认违法的判决。值得一提的是，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否定性行为，应区别情况，准确判断。首先，应注意区别法律、法规规定中的任意性程序与内部程序。任意性程序是指行政机关可以选择的程序，不能将行政机关对这些程序的选择认定为违反法定唾弃。如法律、法规规定某种通知既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当行政机关选择了口头形式时，也是合法的。内部程序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某项决定前内部的一些工作程序，如开会讨论、向领导请求汇报等等，不能认为是程序的添加，从而撤销具体行政行为。但如果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要经上级批准方可实施的行为，如未经批准则可以认定为程序缺漏，构成程序违法。其次，勿将行政机关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一些失误、差错当成违反法定程序，如行政决定上写错了名称、称谓、日期等，或言词上的一般表述不顺等。 正确区分行政不作为与否定性作为，对审判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具体的案件审查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行政相对人针对某一事项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行政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其申请事项不符合法定条件，继而作出不予准许的否定性行政决定，相对人不服此决定，遂以行政机关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行政机关履行其法定职责。事实上，被诉行政机关已经履行了程序上要求的法定职责，即对相对人的申请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明示的否定性决定。相对人在此存在着一个误解，即只要是他们申请的事项，行政机关也有职责，行政机关就有义务为其办理，否则就是不履行法定职责。这里需要重申的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它要求行政权力主体，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取得行使行政权力并对行使权力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依法行政原则的基本内涵是：职权法定、权责统一、依程序行政、违法行政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其中依程序行政是依法行政原则的重要内涵，由于行政管理领域具有广泛性、复杂性、易变性等特点，因而很难想像所有领域、层次和范围的程序都由法律明确规定，法律只能择其精要规定行使行政权的步骤、顺序、方式、形式、期限等一般原则，更为详细具体的程序要求，则由行政机关自己依法律规定。当然，这里涉及行政许可的概念，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针对目前层层机构都在设行政许可的过多过滥的状况，环节多、手续繁、时限长的“马拉松审批”，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应当遵循公开、公开、公正的原则，应当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 《行政许可法》规定许可设定权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地方人大，部委规章没有设定权，地方政府规章也只有部分设定权。行政许可机关要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申请材料的全部内容，申请人就不用一而再，再而三地跑腿了；作为行政许可机关，应主动公告并举行听证，或告知要求听证的权利并应申请组织听证。该法的另一大特点是体现了“说话算数”的依赖保护原则一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或权益损害的，行政机关应依法给予赔偿，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从此不再具有随意性。所以，这部行政许可法对于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依程序行政不仅指依照行政程序法行使权力，而且还包括依不同层次和领域的部门程序规则行事。所以说，如果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申请无需审查便迳行作出令相对人满意的处理，本身就严重违反了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申请受理后先要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即审查原告是否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申请事项是否属于法定申请范围、申请人是否具有申请主体资格等，如果满足形式要件的要求，则予以受理，进行实体审查，如果不满足，则在一定期限内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说明理由。鉴于行政诉讼不同是于民事诉讼的原则、特点、在具体案件审理中，当事人学点将不作为与否定性作为混淆，法庭可以告知当事人两者的区别，虽然它们都具有否定相对人要求的意思，但不作为是程序不为，否定性作为是实体不作为。并探求当事人的意愿，当事人起诉后要求变更诉讼请求的，法官应予准许；如果原告坚持原诉讼请求的并不存在，起诉无事实依据，应裁定驳回起诉。 &n bsp;

与法同行作文篇3

关键词：法院文化；法律文化；法院法律文化

关于法律文化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定论。就目前而言，法律文化不应该做特别狭义的定义，而应当有一个相对广义的或者说是多元的定义。 法院作为专业性审判机关，承担着实现司法终局性的职责。在法律文化定义莫衷一是的背景下，建设什么样的法院法律文化才能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实现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1 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现状

法院承担审判职能，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我国法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存在许多认识上的误区，直接或间接地弱化司法的终局性，消解法院在定纷止争和实现社会公平中的作用。重树法院威信，满足群众对司法的需求应从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入手，着重分析当下法院法律文化建设中的认识误区。

（一）形式主义，把法律文化建设简单化为单纯的制度外化。将法院法院法律文化作为一项"不得不"的任务或者速成的政绩来做，如同重庆打黑时期的警察沙龙一般，印标语、做横幅、穿正装，这些固然能够迅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是这些表象是不能肩负起法律文化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所应具有的作用，而且架空了法律文化的内涵，使得法律文化流于形式，并失去文化所应具有的稳定性。

（二）角色错位，混淆司法与执法的边界。为了追求结案率或配合当地"平安年"之类的行政目标，法院片面强调调解、强制调解或者人为地提高法院立案的门槛，置法院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纠纷、维护社会正义于脑后，将自身角色定位为追求行政目标的工具，使得需要通过法院解决的问题积压，法院和法律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受损，法律信仰的逐渐失去社会根基。

（三）审判中过分强化"民意"。网络和新闻媒体深刻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同时对法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某些案件经过舆论的关注，使得法院如履薄冰，一边是司法的独立与公正，一边是所谓的"民意"，为迎合社会，不得不将社会效果作为与法律、事实并列考量的因素，忽视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身就已包含了良好且理性的社会效果的事实，所以"社会效果"不可避免地沦为诘难法院的重要阵地，任何人都可以借助此阵地对其围攻，影响、甚至绑架法院审判。

（四）法院壁垒化。由于种种原因，诉诸法院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者得到不公正的解决，致使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甚至发生冲突，如湖南永州零陵的枪击法官事件。法院和法官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设置种种保卫措施，一层层的安检、审查，似乎是要将人民拒于千里之外，使得通过法院解决问题更显的遥不可及，法院被束之高阁，仅供瞻仰。

2 追问上述现象背后的原因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上述问题的解决必然要回归到法律文化本身，需要对法律文化做全面、深刻的理解。

（一）混淆概念，将法院文化等同于法院法律文化。法院文化是一个外延很广泛的概念，包括审判活动、法院办公场所和法庭设施，甚至法院工作人员的计划生育也可以装入"法院文化"的篮子。法院法律文化是以法院作为平台，不仅"生产"先进的、符合民主、法治要求的法律文化，而且通过审判、普法等司法活动向社会"输出"法治理念，维护法律尊严，树立司法权威。法院文化的提出是作为政策的回应，法院的主体性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法院法律文化立足于法院本身，以法律文化建设为归宿，进一步强化法院的司法职能、明确法院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角色。

（二）法院审判职能弱化。法院的职能是审判，法院作用于社会的主要媒介也是审判，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应该围绕着审判展开，将法律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通过审判作用于社会。"角色错位"根源于对法院职能认识错误，社会稳定是法院以法为据、通过审判达至的结果，审判是对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对问题的回避。反观"和稀泥"式的调解与人为提高立案门槛的行为，采取的是回避问题的态度，在回避中，法院的职能和其他机关的职能趋同，法院的角色越来越模糊。

（三）审判过程中过多引入法律与事实之外的因素。法律至上的法律文化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不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致力于法律至上的法律文化建设，借以培养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重视法律权威。 在一次次的法律与舆论的较量中，舆论始终处于优势，并不是因为法院的审判本身经不起大众和时间的检验，而是舆论在有意无意地引导者大众，并且是在引导现代法治理念本就不够成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众。经过舆论的发酵，使法院在邓玉娇案、许霆案、药家鑫案中处于尴尬的境地，汹涌的"民意"成为了社会衡量法院裁判公正与否的标尺，而法院也越来越重视所谓的社会效果而渐渐地主动迎合"民意"，背离法律与法治精神。

（四）法院壁垒化的产生与法院形式主义、角色错位和主动被围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前述三者使得社会对司法资源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对承担提供司法服务职能的法院与法官的责难不可避免，法院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甚至自我强化这种不被认可 ，"壁垒化的法院和法官"在社会的失望和法院自身主动的追求中形成。排斥律师参与案件或限制律师参与案件的范围，使得律师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控、辩对抗，法庭居中审理的诉讼结构受到破坏。

3 对法院法律文化的再认识

（一）法院法律文化的超然性与实践性。法院法律文化需要突出法律性与制度性，法律是人们在对和平与安全的追求中产生的，时代的变化并没有影响法律作为追求理想应然的手段，许多罗马法中的制度依然在发挥作用。法律中的许多制度是时代的产物，但是法律本身是超越时代的，与法律相伴生的法律文化本身也是超越时代的。法院法律文化应是追求永恒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法院文化不应该只看到眼前而不顾及长远，没有永恒价值的指引，很难做到协调一致。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要求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应注重效率意识的培养，严格遵守时效规定。法院在追求超然价值的过程中应当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纠纷，向社会输出正义，法院存在的社会根基才能稳固，法院存在的意义才能显现。法院法律文化应是超然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法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没有超然性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实践为基础的超然性是缥缈的。

（二）法院法律文化的主体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法院法律文化主体范围具有相对封闭性，即限于从事司法活动的相关人员，而不是所有与法院活动相关的人员。封闭性是法律职业专业化的结果，而不是法律职业专业性的原因，法院法律文化的超然性与实践性要求践行法律文化的主体必须受过专业系统的法学知识教育，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专业的法律眼光。法院司法人员从内部构建法院法律文化，律师则是通过案件对法院法律文化进行认知，从外部影响法院法律文化，律师权利的扩张或者受到应有的保护对法院法律文化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法院法律文化不能例外而由法院一家垄断，排斥法律职业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

（三）法院法律文化维护法律权威。"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记录"是卢梭提出的关于法律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此，法律权威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基础上。 法律权威来源于人民意志，是从法律产生的角度而言，法律在运行中的权威是来自法律的稳定，稳定才能够为人们的行为和交往提供指引，法律才能被认同。法律权威以法律认同为逻辑推演的起点，而法律认同又以法律具有权威为必要条件。

法律与舆论的关系中，本质的问题是案件判决中是应该迎合社会大众还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作出裁判，这本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和公众不成熟的法治意识的觉醒使这个"问题"成为问题。法院法律文化应该是一种严格依法办事的文化，对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进行正确的引导。法院法律文化与公众法律意识在法院的法律文化的引导中趋同，更符合法治的精神和价值追求，这个过程也是社会认同法院和法律的权威的过程。

（四）法院法律文化的人民性。法院法律文化的人民性与法院法律文化维护法律权威分别是从公众的法律认同感与法律的实践权威的角度来说明法院法律文化的特性的。法院法律文化脱离人民，那是人民的法律认同感缺乏发生的基础；法院法律文化屈从舆论，法律的实践权威将被舆论的恣意所取代。所以法院法律文化的人民性和法院法律文化排斥盲目的舆论和"民意"是不存在矛盾的，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法院法律文化应该是亲民的文化，体现在从接待诉求、立案、到执行完毕的每个环节，而这些环节的启动上法院是处于被动地位的，若当事人不能简易地请求法院启动这些程序，那么法院的"壁垒化"将越来越严重，公众不会对仅存于庙堂之上，偶尔作用于民众生活的法律有认同感，这样的法律也不会产生实践的权威。

4 建设法院法律文化的层次性

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仅涉及到价值层面和实践层面，还包括外在行为与内在意识。将这项工程内的每个细节单列出来进行讨论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法院法律文化的内涵也是发展着的，所以笔者将采取层次划分的方法，对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一，物质层次。对法院法律文化的物质载体保持理性，任何文化都离不开物质载体，法院的法律文化也不例外。社会纠纷的增多和公众法治意识的觉醒使得诉诸法院的问题越来越多，作为法院法律文化物质载体的法庭、法袍、法院办公场所等扮演着名片的角色、上级考核时答卷的角色、甚至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状况的角色，审判角色的空间被无形中压缩。

不论时代怎么发展，法院审判职能是不变的，法庭、法袍、法院大楼等的建设最终也应是为了满足裁判的需要，不能本末倒置，法院的考核应以专业工作主要标准。对法院法律文化物质载体保持理性的态度，认识到文化载体的意义最终是要由文化本身赋予。

第二，体制机制层次。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引入"外部"制约，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是法院的责任，但是并不是法院任意的决定的。法院的法律文化最终会通过法院对纠纷的审理和裁判体现出来并作用于社会，当事人是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成果的见证者，而律师则是法院法律文化建设过程的参与者。

虽然，各国对法律职业具体范围的界定或者规定不尽相同，但对于法律职业中最基本、最主要的职业，即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职业的界定和规定是大体相同的。 法院法律文化需体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信仰和价值追求，律师通过参与案件对法院法律文化建设进行制约和监督，从有别于法院的角度对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发声，从视角上满足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信仰与追求的一部分。对律师的排斥无形中消解着法律职业共同体，而法律职业共同体又是法治国家存在和发展所必要的。需改变律师是法院权威的损害者的观念，将律师视为法院与法律权威的共同缔造者，律师与法院的对抗文化和机制应该成为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行为层次。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构想，文化对生活与其中的个体行为起到潜在的和实际的引导作用。 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最终是将法治精神转化为法院的行为，并对全社会的法治观念提供指引。法院法律文化的内容不仅包含物质载体和体制机制，还包括法律运用技术及法律运用技术背后的法律观念和思想。法律观念和思想是法律发展过程中经验的浓缩，存在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世界，通过法律原则和法律条文背后的价值表现出来。

价值观念的生命力在于能否在现实中的实现，行为的合理与否需要价值观念提供判断标准。价值作用于生活需要通过行为的中介作用，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归宿是将合理的价值追求转换为现实的行为，从思想观念上接受法治理念、认同法治理念，并通过行为实现价值追求，最终对法治社会建设有所帮助。法院的行为需体现正义追求、程序价值、时效制度等法治理念，具体实现这些理念的是与法院审判工作相关的人员，所以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最终要落实到法院相关人员的行为上，须做到切实转变理念，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法律权威，通过自己的行为培养法治信仰。

5 结语

法律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作为法律文化建设组成部分的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必然也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程。法院法律文化不仅要体现法律文化的共性，更要立足法院自身，形成法院法律文化的特色。

法院法律文化建设首先需要对法院法律文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祛除当下法院法律文化建设中的错误，同时明确法院法律文化的特性。其次，需要明确层次，文化的物质载体建设是必要的，但是物质载体并不是文化本身；体制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方向正确性；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只能塑造合理的文化，却不能塑造完美的社会，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成果应该转化为法院的行为，通过法院的行为向社会"输出"法治精神，引导公众的行为选择。

当然，任何文化的建设都是一项综合的工程，离不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支持，法院法律文化建设也不例外，需要充足的资金、人力和智力支持、更需要建设者打破成规的勇气和不怕失败的决心。

参考文献：

[1]朱文林、田亦尧.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J].人民司法应用，2012.7.

[2]席书旗.法律权威与公众认同问题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5（2）.

[3]高鸿钧.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J].中国法学，2007（4）.

[4]郝耀武，梁华.论法律文化及其构建[J].学术交流，2004（8）.

与法同行作文篇4

［关键词］电子公文　纸质公文　行政行为生效要件

在今年1月召开的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上，朱基总理提出将电子政务确定为2002年信息化工作的重点。至此，我国将从政府上网向电子政务迈进，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将通过网络实现无纸化办公，政府机关之间、政府机关与企业之间通过网络交换信息、下达文件将更加频繁，作为电子政务活动的必然产物———电子公文，将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立法尚未对电子公文的效力作出明确规定，电子公文是否具有行政法上的合法有效性？从行政行为的角度看，电子公文与纸质公文在成立要件与效力要上有什么不同？笔者拟对此问题作一粗浅的研究，以就教于同仁。

（一）行政行为与公文

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中，代表国家行使行政职权所作出的单方的，能直接或间接引起法律效果的公务行为①。行政机关的公文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②。并非行政机关的所有公文都是一种行政行为，只有能直接或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公文才是行政行为。并非所有的行政行为都是用公文来表示的，公文仅是行政行为的一种意思表示③。

依据行政行为的适用范围可以分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指行政机关制订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具体行政行为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对象，就特定的事项作出的处理决定。④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机关的公文构成了全部的抽象行政行为和部分具体行政行为（表现为各类处理决定书），这也是本文论述的公文范围。

（二）电子公文与纸质公文生效要件比较

行政法学认为，一项行政行为要在现实中产生效力应当具备成立要件和效力要件。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其着眼点在于判明行政行为是否已经成立或客观存在，它是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前提；行政行为的效力要件是一个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其着眼点在于判明已成立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或法律的精神，是法律对行政行为最低要求的描述。⑤

行政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包括：（1）存在行政主体，即拥有行政职权或有一定行政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2）存在行政相对人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3）存在有关具体事实的法律规制即行政目的；（4）存在基于法律的优越的意思表示或精神作用。行政行为的效力要件包括：（1）行政主体无瑕疵⑥，即行政主体拥有作出行政行为的权限；（2）相对人无瑕疵，即相对人必须具有接受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的合适资格；（3）目的和内容无瑕疵，即关于具体事实的法律规制必须是可能的、可以确定的、合法的及适当的；（4）程序和形式无瑕疵，即关于意思表示或精神作用，必须做到意思形成过程无瑕疵，意思决定无瑕疵，意思表示形式无瑕疵。⑦

依据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和效力要件，笔者以为，一份公文要产生行政法上的合法有效性，必须具备以下要件（简称生效要件）：

公文作者的身份是行政主体且无瑕疵；

公文受文者的身份是行政相对人且无瑕疵；

公文有明确的行政目的且正当、合法，行文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公文的程序合法；

公文的信息内容真实；

公文的形式合法。

本质上，电子公文与纸质公文一样，都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原始记录，但因电子公文自身的技术特点，使其在上述某些要件上呈现出一些差异性。笔者认为，如不正视这些差异，仍然因袭传统的法律法规，将会使电子公文陷入合法有效性的困境。

1.电子公文与纸质公文作者身份的确认方式不同

电子公文作者的表示方式与纸质公文不同，这将影响对作为公文作者的行政主体的确认。如果行政主体不明确，则该行政行为自始至终无效，行政相对人可在任何时候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宣布其无效⑧。

纸质公文标识公文作者有两种形式：一是作为文头或版头，由发文机关的全称或规范化简称加“文件”二字构成，标识于公文首页上端；二是作为署名，在落款处标识发文机关名称或签上机关领导人职务及姓名。为证实公文作者的合法性、权威性，须用印章或签署，凡以机关名义制发的公文除会议纪要外均需加盖印章，凡以领导人名义制发的公文均须签署⑨。印章与签署有两个功能，一是确定签署者身份，二是签署者确认对文件内容已认可。因此，纸质公文的作者很容易确认，行政主体明确，从而可以进一步审查其合法性。

在电子环境中，尽管可以设计出与纸质公文格式相同的电子公文模板，有发文机关标识、落款等，却无法为电子公文盖上传统的印章和亲笔签署。如果缺乏对电子文件操作权限的控制，公文作者的标识很容易被改动且不留痕迹，或者作者本人抵赖而无法证明；即使是由电子系统自动记录文件发送者的信息，这个发送者可能是文件的作者，也可能是任何建立、转换或传输数据的人、设备或程序.可见，电子公文作者的真实身份难以确认，这将构成其生效的障碍。

目前，在我国一些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已开始采用电子印章。如北京市园林局的远程办公网络，专门有一个机要人员负责对电子公文进行最终审核，然后输入密码，系统确认其权限后自动调出后台存储的电子印模，在相应位置盖上“印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提高办案效率，网上对判决书盖章，只需要输入审判员或书记员的法徽号，并在指纹采集器上“摁下手印”，电脑自动在数据库中查找相关指纹信息，一旦确认这枚指纹确有权限，即从法院本部终端服务器里调出印模，在判决书上盖上“印章”，同时附上盖章时间。有些机关实现了领导的电子签署，领导在审核完电子公文后，输入密码，系统确认权限后，在发文稿纸的相应位置自动添加后台存储的领导亲笔签名的图像。可见，通过电子签章可以实现与传统的用印、签署类似的功能。据悉，我国《电子签章条例》已提上议事日程.随着我国电子签章法的出台，电子签章的效力将得到认可，对电子公文作者身份的确认问题将迎刃而解。

2.电子公文与纸质公文的形成程序不同

电子公文应当既遵循与该行政行为性质相适应的行政程序，又遵循公文的一般处理程序，才符合程序合法的要求。

从公文的一般处理程序看，《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了发文办理包括草拟、审核、签发、复核、缮印、用印、登记、分发等程序，并对公文的拟制、审核、签发、复核环节作了严格规范。遵照该《办法》，政府机关都制定了本单位的公文管理制度，以确保纸质公文严格按程序流转。机关制发电子公文是否应该遵循与纸质公文相同的处理程序呢？答案是否定的。由于电子公文的易变性和网络空间的信息共享性，电子公文管理系统的设计应考虑电子公文的整个生命周期，对传统的公文及其归档管理进行“业务流程重构”，将某些业务环节提前，某些业务环节合并，以有效地减少重复作业和滞后作业，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效率，并保证电子公文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受到严格的控制。然而，目前许多政府机关的办公自动化系统中，电子公文的管理流程基本上是模拟纸质公文的处理程序来设计，并没有考虑到电子公文自身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已颁布的《办法》并不完全适用于电子公文，同时又没有出台“国家行政机关电子公文处理办法”。我国即将颁布的国家标准《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虽然对电子文件的管理作了一定的规范，但主要是从档案管理的要求出发，对电子文件进行全程控制，较少考虑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的要求，并且其约束力不如行政法律、法规。笔者以为，电子公文管理规范上的缺失，是电子公文程序合法的障碍之一。

从影响行政行为生效的几个关键环节看，用印与签署是传统纸质公文的生效标识，前文已述，电子公文用电子签章的方式代替了传统的签署与印章，电子签章的效力有待立法；作为抽象行政行为，公布是生效必不可少的一环，立法法中规定在国务院或政府公报、在全国或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如果通过政府网站、电子公告牌或电子刊物电子命令，是否属合法的公布方式？作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法上规定行政决定书的送达方式有：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 ，通过计算机邮件系统传递电子公文是否属于合法的送达方式？目前，我国行政法中对这些关键环节的电子化方式尚无规定，这些均构成了电子公文程序合法的障碍。因此，笔者以为，要消除电子公文在程序合法上的障碍，应本着行政效率与公正的原则，根据电子公文自身的特点，制订统一的电子公文处理办法，并扩大行政法规中“签署”、“公布”、“送达”等概念的司法解释，使这些环节的电子化方式具有合法性。

3.电子公文与纸质公文的真实性状况及其认证方法不同

电子公文信息内容的真实性是为了确保行政主体表现于外部的意思决定与其内在的意志的一致性。电子公文的真实性比纸质公文更易受威胁，更难维护与认证。

从信息内容与载体的关系看，纸质公文的信息内容固化于纸张载体上，载体的原始性决定了信息内容的真实性，通过对字体、字迹、纸张性质、印刷方式、印章、印文等物理特性的鉴定，可以判断该份公文是否变造、伪造，在法学上已发展了一套专门的物证技术来鉴定纸质公文的真实性。电子公文的信息内容与载体的关系不如纸质文件紧密，仅仅保证载体（磁盘、光盘等）的完好无损并不能确保信息内容的真实，鉴定纸质公文真实性的一套方法对电子公文来说几乎不起作用。

从公文的传递过程看，纸质公文的传递渠道有普通邮寄、机要通信、机要交通、文件交换等，除第一种用于传递无保密要求的公开性、普发性公文以外，其他三种的安全性很高；电子公文通过虚拟的网络空间传递，具有信息共享性和易变性，如果没有良好的操作权限控制和系统安全措施，极易被修改、删除而不留痕迹。并且，电子公文具有系统依赖性，如果公文作者与受文者的计算机软、硬件平台不能互相兼容，电子公文的信息内容会读不出来或丢失部分信息，影响电子公文的真实性。

正因为此，人们对电子公文的信息内容是否反映行政主体的真实意图发生疑惑，这将构成电子公文合法有效性的障碍。尽管维护和认证电子公文的真实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只要有技术、管理和法律三者为保障，电子公文的真实性是可以得到维护与认证的。技术上，对电子公文真实性、完整性的认证技术有数字签名技术、身份识别技术与消息认证技术、信息完整性校验技术等。管理上，必须对电子公文从形成、处理到利用的全过程进行控制，建立对电子公文的操作者进行可靠的身份识别、权限控制，由系统自动捕获对电子公文真实性、完整性具有重要价值的元数据，诸如关于文件内容、结构、背景、版本、文件生成环境、存在状态、使用权限等方面的具体数据 .这一切都离不开电子公文管理规范和标准（如元数据标准）的制定。法律上，涉及计算机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检测和销售许可证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计算机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等。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二百八十六条和二百八十七条对破坏计算机及其数据的犯罪行为作了规定。这些都对电子公文的真实性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笔者以为，当务之急是完善电子公文管理制度和相关标准、积极研制既先进又经济适用的电子认证技术，使电子公文的真实性能得到普遍地认可。

4.电子公文与纸质公文的形式不同

公文的形式合法，有两层含义：一，指意思表示的形式；二，指公文的格式合法。

从意思表示的形式看，纸质公文以文字、图表等人可识别的记录符号直接记录于纸张上以表示作者的意思，属于书面形式；电子公文以二进制编码记录于磁盘、光盘等磁性载体上再转换成人可识别的记录符号显示在屏幕上以表达作者的意思，属于数据电文形式。对于非要式行政行为（指不需要一定的形式和程序，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成立的行政行为，笔者注），这两种形式都可以采用；对于要式行政行为（指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或遵守法定的程序才能成立的行政行为，笔者注），在行政法中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能否用电子公文替代纸质公文呢？我国《合同法》第十一条“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将数据电文形式纳入了书面形式的范畴中。笔者以为，除非非常特殊的行政行为仍沿用传统的书面形式概念，对大多数行政行为都可以参照合同法的做法，将电子公文纳入书面形式中，以使电子公文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获得更广阔的空间。

从公文的格式看，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各类规范性文书，行政法规定必须有规范的体式，即文体与格式。《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三章规定了公文格式的要求，并指出公文中各部分的标识规则，参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执行。该标准涵盖了国家行政机关公文通用的纸张要求、印制要求、公文中各要素排列和标识规则，显然它们是针对纸质公文制订的。纸质公文的格式固着于载体上，一经形成就固定不变了，因此又可成为鉴别公文真伪的标志之一。电子公文的格式可分为物理格式和智能格式，物理格式指信息在载体上的存储位置，主要取决于载体及其状况，智能格式指公文信息内容的表示形式，主要取决于系统应用软件，两者在计算机中的处理是相对独立的，且只有在电子公文形成的时候，附着于特定的载体上才是稳定的，电子公文的格式显然不能成为鉴别其真伪的依据。目前我国各政府部门使用的OA系统异彩缤纷，数据格式千差万别，同时，OA系统中的公文模板基本上都是参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这就造成尽管打印出来的纸质公文格式相同，然而因数据格式的差异，使不同机关之间的电子公文不能交换与共享。因此，仅仅考虑电子公文的智能格式模板符合法定的体式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更多地关注电子公文的数据格式是否符合国家（乃至国际）通用标准。我国准备建立一个能够描述政府部门内部、政府部门之间和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数据交换和业务处理流程的规范标准，即电子政务规范语言（cngXML）.将来，电子公文的数据格式是否符合这一标准，是其能否实现交换与共享的关键，也应成为对其格式合法性审查的重点。

综上所述，因电子公文的真实作者难以确认，且电子签章的法律地位在我国尚未确立，构成其在行政行为成立要件上的障碍；因电子公文的形成程序、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和形式等方面与纸质公文有很大差异，且我国尚未出台电子公文管理的统一规范、电子公文的真实性认证技术有待发展、电子化的公布和送达方式有待规范等，构成其在行政行为效力要件上的障碍。

据笔者了解，有些行政机关的OA系统中产生的电子公文虽然已具有了现实执行力和约束力，如中联部、北京市园林局，但主要是在本系统内生效，而且在领导签发等关键环节仍做不到“无纸办公”。电子公文的网上传输仍处于起步阶段，上述的观点十分不成熟，笔者之所以有勇气将这篇论文呈现给诸位，是希望借此为电子文件的研究与管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作为文件、档案管理工作者，了解法律法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对电子文件管理具有重要影响的立法，可以提高对电子文件科学管理的自觉性，为电子文件在法律上占据应有的位置提供有利条件，同时积极探索电子文件有效管理的方法和电子文件立法上的不足，以促进管理和立法的不断完善。

注释：

①张世信，周帆主编《行政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②《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2001年1月1日）第二条。

③意思表示，指行为人将能够发生法律效果的内在意志，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于外部的行为。意思表示有口头、书面、默示等多种。引自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词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④同②⑤付士成《论具体行政行为的成立》，载于《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

⑥无瑕疵即健全。出处同②。

⑦张正钊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⑧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⑨王健主编《文书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刘家真编著《电子文件管理导论》。

冯惠玲主编《电子文件管理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见注释③。

与法同行作文篇5

    ［关键词］电子公文　纸质公文　行政行为生效要件

    在今年1月召开的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上，朱基总理提出将电子政务确定为2002年信息化工作的重点。至此，我国将从政府上网向电子政务迈进，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将通过网络实现无纸化办公，政府机关之间、政府机关与企业之间通过网络交换信息、下达文件将更加频繁，作为电子政务活动的必然产物———电子公文，将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立法尚未对电子公文的效力作出明确规定，电子公文是否具有行政法上的合法有效性？从行政行为的角度看，电子公文与纸质公文在成立要件与效力要上有什么不同？笔者拟对此问题作一粗浅的研究，以就教于同仁。

    （一）行政行为与公文

    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中，代表国家行使行政职权所作出的单方的，能直接或间接引起法律效果的公务行为①。行政机关的公文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②。并非行政机关的所有公文都是一种行政行为，只有能直接或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公文才是行政行为。并非所有的行政行为都是用公文来表示的，公文仅是行政行为的一种意思表示③。

    依据行政行为的适用范围可以分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指行政机关制订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具体行政行为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对象，就特定的事项作出的处理决定。④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机关的公文构成了全部的抽象行政行为和部分具体行政行为（表现为各类处理决定书），这也是本文论述的公文范围。

    （二）电子公文与纸质公文生效要件比较

    行政法学认为，一项行政行为要在现实中产生效力应当具备成立要件和效力要件。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其着眼点在于判明行政行为是否已经成立或客观存在，它是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前提；行政行为的效力要件是一个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其着眼点在于判明已成立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或法律的精神，是法律对行政行为最低要求的描述。⑤

    行政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包括：（1）存在行政主体，即拥有行政职权或有一定行政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2）存在行政相对人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3）存在有关具体事实的法律规制即行政目的；（4）存在基于法律的优越的意思表示或精神作用。行政行为的效力要件包括：（1）行政主体无瑕疵⑥，即行政主体拥有作出行政行为的权限；（2）相对人无瑕疵，即相对人必须具有接受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的合适资格；（3）目的和内容无瑕疵，即关于具体事实的法律规制必须是可能的、可以确定的、合法的及适当的；（4）程序和形式无瑕疵，即关于意思表示或精神作用，必须做到意思形成过程无瑕疵，意思决定无瑕疵，意思表示形式无瑕疵。⑦

    依据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和效力要件，笔者以为，一份公文要产生行政法上的合法有效性，必须具备以下要件（简称生效要件）：

    公文作者的身份是行政主体且无瑕疵；

    公文受文者的身份是行政相对人且无瑕疵；

    公文有明确的行政目的且正当、合法，行文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公文的程序合法；

    公文的信息内容真实；

    公文的形式合法。

    本质上，电子公文与纸质公文一样，都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原始记录，但因电子公文自身的技术特点，使其在上述某些要件上呈现出一些差异性。笔者认为，如不正视这些差异，仍然因袭传统的法律法规，将会使电子公文陷入合法有效性的困境。

    1.电子公文与纸质公文作者身份的确认方式不同

    电子公文作者的表示方式与纸质公文不同，这将影响对作为公文作者的行政主体的确认。如果行政主体不明确，则该行政行为自始至终无效，行政相对人可在任何时候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宣布其无效⑧。

    纸质公文标识公文作者有两种形式：一是作为文头或版头，由发文机关的全称或规范化简称加“文件”二字构成，标识于公文首页上端；二是作为署名，在落款处标识发文机关名称或签上机关领导人职务及姓名。为证实公文作者的合法性、权威性，须用印章或签署，凡以机关名义制发的公文除会议纪要外均需加盖印章，凡以领导人名义制发的公文均须签署⑨。印章与签署有两个功能，一是确定签署者身份，二是签署者确认对文件内容已认可。因此，纸质公文的作者很容易确认，行政主体明确，从而可以进一步审查其合法性。

    在电子环境中，尽管可以设计出与纸质公文格式相同的电子公文模板，有发文机关标识、落款等，却无法为电子公文盖上传统的印章和亲笔签署。如果缺乏对电子文件操作权限的控制，公文作者的标识很容易被改动且不留痕迹，或者作者本人抵赖而无法证明；即使是由电子系统自动记录文件发送者的信息，这个发送者可能是文件的作者，也可能是任何建立、转换或传输数据的人、设备或程序.可见，电子公文作者的真实身份难以确认，这将构成其生效的障碍。

    目前，在我国一些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已开始采用电子印章。如北京市园林局的远程办公网络，专门有一个机要人员负责对电子公文进行最终审核，然后输入密码，系统确认其权限后自动调出后台存储的电子印模，在相应位置盖上“印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提高办案效率，网上对判决书盖章，只需要输入审判员或书记员的法徽号，并在指纹采集器上“摁下手印”，电脑自动在数据库中查找相关指纹信息，一旦确认这枚指纹确有权限，即从法院本部终端服务器里调出印模，在判决书上盖上“印章”，同时附上盖章时间。有些机关实现了领导的电子签署，领导在审核完电子公文后，输入密码，系统确认权限后，在发文稿纸的相应位置自动添加后台存储的领导亲笔签名的图像。可见，通过电子签章可以实现与传统的用印、签署类似的功能。据悉，我国《电子签章条例》已提上议事日程.随着我国电子签章法的出台，电子签章的效力将得到认可，对电子公文作者身份的确认问题将迎刃而解。

 2.电子公文与纸质公文的形成程序不同

    电子公文应当既遵循与该行政行为性质相适应的行政程序，又遵循公文的一般处理程序，才符合程序合法的要求。

    从公文的一般处理程序看，《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了发文办理包括草拟、审核、签发、复核、缮印、用印、登记、分发等程序，并对公文的拟制、审核、签发、复核环节作了严格规范。遵照该《办法》，政府机关都制定了本单位的公文管理制度，以确保纸质公文严格按程序流转。机关制发电子公文是否应该遵循与纸质公文相同的处理程序呢？答案是否定的。由于电子公文的易变性和网络空间的信息共享性，电子公文管理系统的设计应考虑电子公文的整个生命周期，对传统的公文及其归档管理进行“业务流程重构”，将某些业务环节提前，某些业务环节合并，以有效地减少重复作业和滞后作业，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效率，并保证电子公文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受到严格的控制。然而，目前许多政府机关的办公自动化系统中，电子公文的管理流程基本上是模拟纸质公文的处理程序来设计，并没有考虑到电子公文自身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已颁布的《办法》并不完全适用于电子公文，同时又没有出台“国家行政机关电子公文处理办法”。我国即将颁布的国家标准《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虽然对电子文件的管理作了一定的规范，但主要是从档案管理的要求出发，对电子文件进行全程控制，较少考虑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的要求，并且其约束力不如行政法律、法规。笔者以为，电子公文管理规范上的缺失，是电子公文程序合法的障碍之一。

    从影响行政行为生效的几个关键环节看，用印与签署是传统纸质公文的生效标识，前文已述，电子公文用电子签章的方式代替了传统的签署与印章，电子签章的效力有待立法；作为抽象行政行为，公布是生效必不可少的一环，立法法中规定在国务院或政府公报、在全国或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如果通过政府网站、电子公告牌或电子刊物电子命令，是否属合法的公布方式？作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法上规定行政决定书的送达方式有：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   ，通过计算机邮件系统传递电子公文是否属于合法的送达方式？目前，我国行政法中对这些关键环节的电子化方式尚无规定，这些均构成了电子公文程序合法的障碍。因此，笔者以为，要消除电子公文在程序合法上的障碍，应本着行政效率与公正的原则，根据电子公文自身的特点，制订统一的电子公文处理办法，并扩大行政法规中“签署”、“公布”、“送达”等概念的司法解释，使这些环节的电子化方式具有合法性。

  

  3.电子公文与纸质公文的真实性状况及其认证方法不同     电子公文信息内容的真实性是为了确保行政主体表现于外部的意思决定与其内在的意志的一致性。电子公文的真实性比纸质公文更易受威胁，更难维护与认证。

    从信息内容与载体的关系看，纸质公文的信息内容固化于纸张载体上，载体的原始性决定了信息内容的真实性，通过对字体、字迹、纸张性质、印刷方式、印章、印文等物理特性的鉴定，可以判断该份公文是否变造、伪造，在法学上已发展了一套专门的物证技术来鉴定纸质公文的真实性。电子公文的信息内容与载体的关系不如纸质文件紧密，仅仅保证载体（磁盘、光盘等）的完好无损并不能确保信息内容的真实，鉴定纸质公文真实性的一套方法对电子公文来说几乎不起作用。

    从公文的传递过程看，纸质公文的传递渠道有普通邮寄、机要通信、机要交通、文件交换等，除第一种用于传递无保密要求的公开性、普发性公文以外，其他三种的安全性很高；电子公文通过虚拟的网络空间传递，具有信息共享性和易变性，如果没有良好的操作权限控制和系统安全措施，极易被修改、删除而不留痕迹。并且，电子公文具有系统依赖性，如果公文作者与受文者的计算机软、硬件平台不能互相兼容，电子公文的信息内容会读不出来或丢失部分信息，影响电子公文的真实性。

    正因为此，人们对电子公文的信息内容是否反映行政主体的真实意图发生疑惑，这将构成电子公文合法有效性的障碍。尽管维护和认证电子公文的真实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只要有技术、管理和法律三者为保障，电子公文的真实性是可以得到维护与认证的。技术上，对电子公文真实性、完整性的认证技术有数字签名技术、身份识别技术与消息认证技术、信息完整性校验技术等。管理上，必须对电子公文从形成、处理到利用的全过程进行控制，建立对电子公文的操作者进行可靠的身份识别、权限控制，由系统自动捕获对电子公文真实性、完整性具有重要价值的元数据，诸如关于文件内容、结构、背景、版本、文件生成环境、存在状态、使用权限等方面的具体数据   .这一切都离不开电子公文管理规范和标准（如元数据标准）的制定。法律上，涉及计算机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检测和销售许可证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计算机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等。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二百八十六条和二百八十七条对破坏计算机及其数据的犯罪行为作了规定。这些都对电子公文的真实性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笔者以为，当务之急是完善电子公文管理制度和相关标准、积极研制既先进又经济适用的电子认证技术，使电子公文的真实性能得到普遍地认可。

    4.电子公文与纸质公文的形式不同

    公文的形式合法，有两层含义：一，指意思表示的形式；二，指公文的格式合法。

    从意思表示的形式看，纸质公文以文字、图表等人可识别的记录符号直接记录于纸张上以表示作者的意思，属于书面形式；电子公文以二进制编码记录于磁盘、光盘等磁性载体上再转换成人可识别的记录符号显示在屏幕上以表达作者的意思，属于数据电文形式。对于非要式行政行为（指不需要一定的形式和程序，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成立的行政行为，笔者注），这两种形式都可以采用；对于要式行政行为（指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或遵守法定的程序才能成立的行政行为，笔者注），在行政法中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能否用电子公文替代纸质公文呢？我国《合同法》第十一条“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将数据电文形式纳入了书面形式的范畴中。笔者以为，除非非常特殊的行政行为仍沿用传统的书面形式概念，对大多数行政行为都可以参照合同法的做法，将电子公文纳入书面形式中，以使电子公文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获得更广阔的空间。

    从公文的格式看，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各类规范性文书，行政法规定必须有规范的体式，即文体与格式。《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三章规定了公文格式的要求，并指出公文中各部分的标识规则，参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执行。该标准涵盖了国家行政机关公文通用的纸张要求、印制要求、公文中各要素排列和标识规则，显然它们是针对纸质公文制订的。纸质公文的格式固着于载体上，一经形成就固定不变了，因此又可成为鉴别公文真伪的标志之一。电子公文的格式可分为物理格式和智能格式，物理格式指信息在载体上的存储位置，主要取决于载体及其状况，智能格式指公文信息内容的表示形式，主要取决于系统应用软件，两者在计算机中的处理是相对独立的，且只有在电子公文形成的时候，附着于特定的载体上才是稳定的，电子公文的格式显然不能成为鉴别其真伪的依据。目前我国各政府部门使用的oa系统异彩缤纷，数据格式千差万别，同时，oa系统中的公文模板基本上都是参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这就造成尽管打印出来的纸质公文格式相同，然而因数据格式的差异，使不同机关之间的电子公文不能交换与共享。因此，仅仅考虑电子公文的智能格式模板符合法定的体式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更多地关注电子公文的数据格式是否符合国家（乃至国际）通用标准。我国准备建立一个能够描述政府部门内部、政府部门之间和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数据交换和业务处理流程的规范标准，即电子政务规范语言（cngxml）.将来，电子公文的数据格式是否符合这一标准，是其能否实现交换与共享的关键，也应成为对其格式合法性审查的重点。

    综上所述，因电子公文的真实作者难以确认，且电子签章的法律地位在我国尚未确立，构成其在行政行为成立要件上的障碍；因电子公文的形成程序、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和形式等方面与纸质公文有很大差异，且我国尚未出台电子公文管理的统一规范、电子公文的真实性认证技术有待发展、电子化的公布和送达方式有待规范等，构成其在行政行为效力要件上的障碍。

    据笔者了解，有些行政机关的oa系统中产生的电子公文虽然已具有了现实执行力和约束力，如中联部、北京市园林局，但主要是在本系统内生效，而且在领导签发等关键环节仍做不到“无纸办公”。电子公文的网上传输仍处于起步阶段，上述的观点十分不成熟，笔者之所以有勇气将这篇论文呈现给诸位，是希望借此为电子文件的研究与管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作为文件、档案管理工作者，了解法律法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对电子文件管理具有重要影响的立法，可以提高对电子文件科学管理的自觉性，为电子文件在法律上占据应有的位置提供有利条件，同时积极探索电子文件有效管理的方法和电子文件立法上的不足，以促进管理和立法的不断完善。

    注释：

    ①张世信，周帆主编《行政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②《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2001年1月1日）第二条。

    ③意思表示，指行为人将能够发生法律效果的内在意志，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于外部的行为。意思表示有口头、书面、默示等多种。引自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词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④同②⑤付士成《论具体行政行为的成立》，载于《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

    ⑥无瑕疵即健全。出处同②。

    ⑦张正钊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⑧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⑨王健主编《文书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刘家真编著《电子文件管理导论》。

    冯惠玲主编《电子文件管理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见注释③。

与法同行作文篇6

自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9月5日生效施行的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使人事案件的处理进入司法程序至今已过去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中，人事争议案件诉讼司法实践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了仲裁前置、法院管辖、受理、仲裁委的不受理、仲裁决定与仲裁裁决、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人事政策文件与劳动法律法规的适用等诸多问题，其中表现最为普遍是审理人事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此期间，由于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的起草者们并未估计到上述问题大量出现以及基层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映，更不可能在该司法解释中对上述问题规定，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率先出台了《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受理和管辖问题的通知》。对法律适用问题这一重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法函[2004]3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等也相继出台地方法院司法文件。但从北京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规定中，仅仅是解决管辖、受理等程序方面的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但对上述大部问题仍未能涉及且各地规定不尽一致，它将导致审判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而最高人民法院法函[2004]30号司法文件虽对“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对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作了进一步规定，但其不但没有很好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反而引出更多的新问题（注：参见《浅析最高人民法院法函[2004]30号文存在的有关问题》一文）。因此，人事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急待规范。

最近获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6月18日出台了苏高法审委[2004]114号《关于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文对当前人事争议诉讼案件出现的诸多问题均作出了地方性司法实践具体规定，它是目前最好的、最全面的一个关于人事争议案件法律适用的地方法院司法文件（注：由于该文为法院审判委员会文件，一般不向社会公布，网上贴出最早的为：2004年8月20日徐州人才人事网-xzrsrc.gov.cn/index.asp），下面着重对该司法文件的具体规定作一个粗浅解读。

[ 条文解读 ]

一、管辖与受理： 「苏高法审委[2004]114号 条文

1、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对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不服，自收到仲裁裁决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未经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由事业单位所在地或者聘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3、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案由为“人事争议”。

4、人民法院受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应当以争议的双方为诉讼当事人。

「条文解读

1、法院受理范围为：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争议。该规定以聘用合同为准，没有附加事业单位人员的身份条件，应理解为只要是同事业单位签订了聘用合同的人，至于什么身份已不重要，这样将事业单位现存各类人员归为一类，享有同样的权利义务的做法，非常好，对全体人员都公平，一视同仁，当然事业单位的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除外。

规定未经人事争议仲裁前置程序的人民法院不受理。这里的“仲裁裁决”应包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与《决定书》、《通知书》，即广义的仲裁裁决概念。

2、地域管辖：一般情形下，事业单位所在地与聘用合同履行地同一，但亦有特殊情形，如事业单位的外地或本地其他行政区域的工作办事机构，此时由诉讼当事人选择。

3、诉讼当事人：即由聘用合同而产生的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二、法律适用： 「苏高法审委[2004]114号 条文

8、人事争议案件的处理，应当依照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办理；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以参照与法律、法规不相抵触的部门规章、国家有关人事政策、地方政府规章及人事管理规范性文件处理；前述规定、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均未明确，纠纷的性质与劳动争议又比较相似的，也可以参照处理劳动争议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9、事业单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并已公示的规章制度，与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不相抵触的，可以作为处理人事争议案件的参考。

「条文解读

1、该条文对审理人事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方面作出了符合我国人事制度现状的规定。其适用顺序：1、适用法律法规；2、参照与法不抵触的部门规章、人事政策、政府规章、人事管理规范性文件处理；3、参照处理劳动争议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2、与法律不抵触的“事业单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并已公示的规章制度”作为参考。

3、存在的问题是：（1）、与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与法函[2004]30号司法文件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的规定直接抵触。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存在不明确、不具体、不宜审判操作的问题，但相对而言是“上位法”，而苏高法审委[2004]114号是“下位法”，这里出现了司法解释代替了立法，而地方法院的文件又与司法解释相抵触的重大法律制度问题。（2）、《立法法》生效施行后，新颁布部门规章已不属于行政法规范围，那么人事政策、政府规章、人事管理规范性文件的参照是否合法；（3）、基层法院是否具有认定部门规章、人事政策、政府规章、人事管理规范性文件是否与法律法规抵触的权利与能力；（4）、人民法院审理各类案件只能适用法律法规，对于其他的规范如何参照、如何参考，参照与参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三、举证： 「苏高法审委[2004]114号 条文

10、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订立聘用合同，应当作为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

11、因事业单位作出的辞退、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工作人员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人事争议，事业单位负举证责任。

「条文解读

1、第10条规定《聘用合同》是双方必须举证的证据材料。

2、第11条规定了事业单位的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分配中事业单位负有的举证倒置的责任方面。

四、审理： 「苏高法审委[2004]114号 条文

12、事业单位对其工作人员作出的辞退等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

对于追索劳动报酬、培训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的人事争议案件，给付数额不当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变更。

15、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的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由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庭进行审理。

「条文解读

1、第12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作出实体裁决的方面与具体操作。

2、第15条是人民法院职权范围与当事人没有直接关系，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案件均由人民法院民庭审理，这里只是作再次明确。对于法院没有执行该规定的，如当法院将人事争议案件交由行政庭或其他审判庭审理的情形时，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或向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请求。如果向受诉法院提出异议而未获准的，当事人可以作为上诉理由。

五、执行： 「苏高法审委[2004]114号 条文

5、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程序办理。

6、事业单位人事争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一年，自人事仲裁裁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7、当事人不服人事争议仲裁向人民法院起诉后又申请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准予撤诉的，原仲裁裁决自人民法院裁定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因超过起诉期间而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原仲裁裁决自起诉期间届满之次日起恢复法律效力。

「条文解读

1、第5条、第6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执行的程序法适用以及申请执行的期间，其申请执行的期限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致。

2、第7条有两层意思：（1）、对于起诉案件的仲裁裁决生效时间；（2）、对当事人对生效后的仲裁裁决执行申请日以及的执行期限计算依据。

六、术语解释： 「苏高法审委[2004]114号 条文

14、事业单位是指经过各级编制部门批准使用事业编制并进行了事业法人登记的单位。

「条文解读

对于人事争议诉讼案件当事人之一的事业单位做了具体限制性规定。只有符合第14条规定的事业单位其诉讼主体才适格，只有事业单位主体适格方成立人事争议案件。

目前南京已出现了单位不是事业单位，而人事争议已做出仲裁裁决，人民法院也受理第一、第二审的案例，这类情形的案件如何处理没有涉及。

七、其他规定： 「苏高法审委[2004]114号 条文

13、人民法院制作的事业单位人事争议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中，不应当含有撤销或者维持仲裁决定的內容。

「条文解读

这条规定很意思，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当事人对仲裁委员会做出的仲裁决定不服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这点也印证了本文《一、管辖与受理：「条文解读第1条第2款》的意见，即仲裁裁决为广义，包括《裁决书》与《决定书》等。“人事争议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中，不应当含有撤销或者维持仲裁决定的內容”的规定实质表明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纠纷应径行判决，而对于《仲裁裁决书》、《仲裁决定书》、《仲裁通知书》的决定不论正确与否不作认定。目前人民法院对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已实行了这样的做法。这样做有：1、我国目前的人事争议仲裁与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不具有完整的法律意义，它不符合《仲裁法》，因此人民法院不应对其做出认定与裁决，而仅能依法对争议纠纷做出认定与判决；2、由“一裁两审”向“或裁或诉”过渡；的有利之处。

「评析

综上对苏高法审委[2004]114号司法文件条文的解读以清楚看到，该司法文件对于人事争议案件诉讼的规定是全面的，具体的，当然也就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虽然在法律适用方面仍不能有效解决目前我国人事制度政策文件一统天下的现状，并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有较多抵触的方面，但它仍不失为目前最好的一个关于人事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的地方法院司法文件。

与法同行作文篇7

一、工商部门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文化同文明联系在一起，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这是从广义上讲的。狭义上的文化泛指人们在改造自然界、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法律文化正是社会总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门，是总体文化的特殊文化，它反映的则是法律生活中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理想人格、行为趋向、情感趋向，是法律制度的精神源头。本文所讲“文化”主要指狭义的文化概念。

新时期工商部门的文化建设本质就是依法而治的法律文化建设。建立一种新型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和“依法行政”要求的工商法治型的法律文化，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治文化是贯穿于工商行政管理各项职能的重要精神要素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依法行政是一个综合运行的系统工程，它要求工商部门的行政立法、执法、守法与监督等各方面的运转都须以法律为标准，依法而治的文化则须贯穿始终。从立法看，工商部门没有法律意识和深厚的法律文化底蕴，就不可能制定出适合社会客观需要的行政规章或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从执法看，执法者无法律意识，就无法将法律很好地贯彻实施下去；从监督角度看，缺少法律意识，行政机关就会，造成执法不公；从守法看，无法律意识，人们肯定不会以守法为荣，自觉地遵法、守法，更不可能对工商执法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

(二)法治文化是工商部门依法行政、实现行政法治目标的文化基础和理性依据

实行行政法治，不仅需要特定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同时还必须具备特定的文化基础，即现性的法治文化。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依法行政的行政制度体系，但是，在当代中国的法律文化中，还有许多与传统习惯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相伴随的落后观念。受这些落后观念的支配和影响，生活中工商执法的作用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挥。如在工商执法过程中“一查二罚三吊销”、“查必扣、扣必罚、罚必重”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很多工商执法对象对执法行为的态度、情感仍很冷漠，不懂得权利义务为何物以及如何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等。究其原因，除了体制和制度本身存在的某些弊端外，主要是因为，作为法律运行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落后的、陈腐的法制观念、价值标准和思维行为方式。

(三)法治文化是工商部门人员实施行政活动的行为依据

法律文化是人们在法治社会中的行为根据之一。法律文化往往成为行政机关人员实施行政活动最潜在的深层次的原始状态的依据，与“正义”感、“是非”感等道德观相联系，与道德文化相互补充、相互渗透。行政法律文化使每个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思想深处，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什么事是应该做的，什么事是不应该做的；什么话是应该说的，什么话是不应该说的；什么事是应该提倡、支持的，什么事是应该回避、反对的，从而保证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觉悟得以同步提高，有效地促进工作的顺利开展，保证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到位，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四)法治文化是促进工商行政法律社会化的重要主观先导

法律社会化，即要求人在法律方面的社会化，是使法律规则、原则和概念渗透到人的主观深层，从而成为人们自觉的主观行为模式，通过社会化的法律运行，以实现法律的最大价值。工商行政管理活动的宗旨是执法和教育相结合，这一过程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功能，它可以促使人们知晓自己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促进人们对法律的普遍理解、认同和尊重，并唤起人们对法律的信心、需要和合理期望，以达到法律社会化的目的。因此，法律文化建设可以从主观深层解决人们对法律的情感、态度、需要和期待，促进人们积极主动地去学习法律、运用法律并通过法律来确认、保护和实现自己的法定权利，也可以促使人们自觉地履行法定义务。

(五)法治文化也有助于促进工商部门其他文化的建设

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包含的内容较多，工商政治文化、工商管理文化、工商道德文化、工商形象文化等都涉及到法律文化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法律文化的支配和影响。先进的工商法律文化可以从人的主观层面科学地引导其他文化现象对法律现象的价值评判，更多地注入现代工商法律文化的精神，促进其他工商文化建设的发展与繁荣。

二、工商行政法治文化的主要内容

新时期的政府法治文化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治理型与服务型的法治文化

首先，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代表着社会公共利益。政府要处理好管理、治理与服务之间的关系，没有治理也就没有服务，管理就是服务，要把管理纳入服务之中，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能。

同时，市场经济要求转换政府职能，强调政府能力的有限性，要求政府“管好宏观，放开微观”，不断增强其公共精神和服务意识，创造有利于微观市场主体的有序外部环境。作为新时期我国先进的工商行政法治文化必须体现服务市场经济这一根本任务，提倡诚信服务，促进“服务型工商”的建设，做到在“服务层面”上让群众、企业和政府“三满意”；同时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广大工商行政管理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二)参与型与平等型的法治文化

所谓参与型法治文化，不仅包括行政主体内部一般行政人员对领导决策活动的影响，即团体内部的参与，也包括行政活动的相对人，即大众对行政活动的影响与配合。推动参与型的法治文化不仅促进了行政管理的民主化，而且也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公民文化，有利于

“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契约经济，它以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等和相互信任为基础，契约经济背景下的法治文化必须建立在行政主体之间以及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处于法律平等地位的基础上，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各种新的经济主体不断涌现，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已经从监管集贸市场向服务社会主义大市场转变，工商执法人员必须树立平等的法律意识，全力打造“满意工商”，破除传统工商行政文化中存在的等级观念，树立崭新的平等法律意识。

(三)权利本位型与效能型的法治文化

权利本位型的法治文化主张人权，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权利是公民实现其意志利益和价值追求的有效途径和可靠手段。对权利的要求、行使和维护，就会促进公民积极参政、议政，促进公民依法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更应重塑这一理念，强化权利本位型的法治文化，成为公民生命、自由、财产权的守护神。

法治要求公正的同时，也强调效率，否则给有限的社会资源造成浪费最终也带来非公正。新型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文化建设应该是遵从行政法治原则下积极的、有效率的、讲效能的法治文化建设。

(四)透明型与开放型的法治文化

依法行政要求政务公开，工商行政管理活动只有在透明公开的情况下，才有利于人民和法制的监督。社会的转型及公民文化的日趋成熟对法治文化开放性的增长起着导向作用，并为之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工商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环节都暴露在阳光下，才能防止“暗箱操作”造成的不公正，透明开放的工商法治文化是服务经济、政治多方面的共同需要。

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多，不同法域法律文化的碰撞日益增加，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WTO协议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直接以政府为约束对象的，如何建设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法治文化日益提上日程。本质上说，WTO规则体现的正是一种法治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不仅停留在对世贸规则的一般性解释上，更应从此出发，探究一种有别于过去的全新法治文化理念――追求一种跨国界的，协调“地球村”的人们从事商业活动以达到和谐相处的法治文化。这就要求工商部门的法治文化不仅要吸收国内不同地区、不同部门法优秀的法治文化，还要努力与国际法治文化接轨，要建设成为一种开放型的法治文化。

三、建设工商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径

(一)法治文化与工商行政立法

法治文化建设体现在工商立法中的突出一点就是要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在现代法治思想上，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被公认为法律至上主义的两项核心原则，也是指导行政立法的根本原则。其中，法律优先原则是指一切行政立法都应当受上位法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制定任何与现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立法；法律保留原则指在多层次立法的国家中，有些对公民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的立法权只属于法律，法律以外的其他规范一律不得行使。对于王商行政管理机关而言，工商部门制定相应规范性文件时，遵循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尤为重要。作为一种法律理念，法律至上观还需要更多地宣传与推广，在工商行政文化的创建与革新的过程中，应把法律至上观念的灌输和引导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其效力应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特别是公民参与的实践教育对法律至上观念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法治文化与工商执法

执法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心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从执法文化层面讲要进一步更新执法理念，强化依法行政观念，强化行政执法程序，明确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和幅度，具体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要尊重人权，重视对工商行政执法中相对人权利的保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责，更有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义务，因此必须促进尊重人权的工商法治文化的形成。在工商行政处罚活动中，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知情权、陈述申辩权、听证权、寻求救济权，因此行政机关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过程中告知当事人权利，这样既可以让当事人陈述申辩案件的具体情况，充分维护自身的权益，又便于行政机关全面了解案情，综合判断案件的真实情况。

其次，倡导程序正义的观念。行政程序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它是限制随意行政的前提，是保护相对人权利的关键，是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机制。依法行政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依程序行政。工商部门应重视以下法律程序文化的建设工作：(1)强化程序意识。对工商机关而言，缺乏程序观念就做不到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对工商执法对象而言，则可能丧失救济权利而浑然不觉。(2)理解程序价值的多重涵义。工商执法部门对程序的价值必须有全面的理解，工商部门的程序观应该是：建立“高效工商”的程序，限制公权力的程序，公开、参与的程序，弥补实体法不足的程序等。

再次，要把握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度”。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法规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规定幅度内的自主选择处罚权，这就使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方式上有选择的余地。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既能震慑违法行为，又能教育引导违法者。工商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要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要适当。这就要求执法人员不仅要精通法律，而且要具有法律意识和法治文化，要理解法律内在的精神。

(三)法治文化与守法

一方面，要重视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这其实就是讲法律文化的作用。塑造权利本位、法律至上的法治文化要从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做起，接受工商法治文化熏陶的公民对工商执法配合度和认可度高，也减少了行政成本，提高了效率。因此培育公民的工商法治文化也是工商执法部门当仁不让的职责。

另一方面，还要强化工商部门公务员的法律意识。作为行使工商行政职权的公务员依法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保证工商执法部门履行职能的关键。工商执法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执法水平。邓小平在1980年分析政法队伍时说：“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的干部队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队伍。”因此必须要系统地加强对工商部门的公务员法律、法学思想的培训，激励全体执法人员自我提升执法素质，并全面提升他们的法治文化水平。

(四)法治文化与工商行政监督

与法同行作文篇8

在对书法文献复杂的意义内容进行考察梳理后，可以发现这些内容对书法价值产生积极影响，一般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言书法之历史长度以提示其价值

历代书法文献中有许多叙述书法悠久历史起源，及其漫长而有序传承与发展的内容。它唤起人们的历史意识，使人体认到其历史的价值。“悠久的年代是崇高的”，与书法所拥有的历史大时段相比，个体短暂的生命显得极为渺小。而个体从事的书法活动融入书法历史的大背景、大时段，在其潜在的意义上可视作对个体有限生命的补偿。

2、言书法之难度以强调其价值

此类如“池水尽墨”，言书法技艺习得之备尝艰辛；再如“五乖五合”，言诞生成功的作品所依赖的诸种机缘共存与协调配合之可遇不可求。这些都凸显看似平常的书法所具有的极高难度。在难能可贵的价值认知倾向作用下，人们体认到书法的难度价值。

3、言书法之丰富以彰显其价值

历代书论中有大量言及书法丰富性的内容。可分为两类，第一，技巧和形式语言的丰富，如笔法和线条的绞转、力度、节奏、映带、疏密、方圆等。第二，书法作为抽象艺术形式的表现力之丰富，如悲、喜、忧、狂等多种情感表达；潇散，古朴，清雅、爽利等多样作品风格；再如坠石枯藤、阵云千里、众星河汉等丰富的美学意象；还有气、韵、神、意以及“书如其人”等复杂的鉴赏体验。它们展现出书法极为广阔而令人艳羡的艺术世界，激发起积极的审美情感，促成人们对该事物的价值生成。而书法丰富的技巧内涵和审美形态也促使形成多层次的价值维度。

4、言书法之高度以提升其价值

这部分有三方面内容。其一，言创作主体的高度。如“闻江声”、“观剑舞”而书艺大进，所呈现的书家超乎寻常的、形而上的顿悟；又如“世间无物非草书”，所展示的书家不可思议的心理体验。其二，言作品的高度。如“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之言优秀作品自然天成的境界；再如“人书俱老”之言作品与人生的高度合一。其三，言鉴赏的高度。如“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之“入乎幽隐”，“冥心玄照”，直击作品终极核心的高层次鉴赏力。这些文字言述了书法的高端境界，唤起接受者心中高山仰止的崇高感和向往之心。书法因其高质量的精神属性而使其价值获得提升。另一方面，能达高境界者必稀少，物以稀为贵的价值法则在此也发挥积极作用。

5、言书法之优越性以表明其价值

此类如“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言书法比之文学更简洁有效，更能直击心灵。此处“一字”之价贵于“数言”，“见其心”的价值高于“成其意”。这种言说通过比较的方式，让接受者对书法产生优越感的认知体验，以此助其价值的确认。

6、言书法之备受珍视以直接凸现其价值

“投江换帖”、“破产购书”以至“舍命保帖”——通过叙述某些人物在价值冲突情境中的抉择取舍，鲜明地呈示书法世界中财产、生命与书法的价值权重关系的案例。事件本身以其舍生取义般的悲壮感，成为最直接而强烈的价值确立方式。由于事件当事人多为书法名家，他们行为中体现的对书法的态度和价值观，对接受者具备积极的影响力。

人们不禁会问，历史上为什么会存在这些文献？书法意义生成的动因是什么？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源于什么机制使得历代书法艺术的当事人对书法的意义进行不断发掘和阐释，以致终于形成一个关于文字图像的，复杂而深入的意义体系呢？我们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分析。

1.应对社会对书法价值质疑的攻防之需

观世界各民族的文字艺术，绝大多数都是发展到字体美化和装饰阶段而止，未有像中国书法般发展至高度审美与精神价值的艺术境地。这其中的原因，除各民族文字本身的形态特质、特定族群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以外，文字书写活动本身实用的功能，以及大部分族群对其精神体验的有限，都使得文字书写成为艺术活动的观念和实践，极易遭到普遍的质疑，其精神价值的存在更易受到攻击。尽管中国书法有幸走上了比美术字更高的精神表现之路，对其价值质疑的声音却并非一片寂静。汉代的《非草书》就使用大量的篇幅对草书活动提出种种非难，针对当时社会中某些人对这类书法活动的痴迷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抨击。文章的作者赵壹，持守实用主义价值标准，对书法世界中深具艺术表现力的字体和书法行为进行了鲜明的消极价值评判，字里行间表达出对此事物的轻视。《非草书》因此成为流传至今少有的论述书法负价值的文献。出于各种历史的情境和个体不同立场和心态，人们对书法的价值进行自发或自觉地追问与怀疑，显然不太可能仅仅偶尔为之，曾经这样做的赵壹当非历史上的唯一一人；而这篇《非草书》作为书法价值批判的文字在历史上也应不是空前绝后。它代表了中国书法价值观念史中一支隐隐的质疑暗流。尽管它们很少能进入正统而强大的书法价值观光亮的前台，但它们却不时地泛起怀疑的沉沙，给人带来困惑与搅扰。为赵壹尖刻而犀利的批判锋芒所指的，是当时一批醉心于草书活动而毫无功利所求、乐此不疲的人。他们对草书的热情和沉迷几近痴狂，以致于“……夕惕不息，仄不暇食。时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1]2从大多数人的世俗眼光看来，这些草书者的行为确实有些不可理解。赵壹对此的非难和指责拥有相当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非草书》中被其猛烈批判火力攻击的草书者，实际代表了中国书法社会中大批的书法艺术实践者。他们的实践不绝于书史，后代的书家沉浸于书法或“卧画被穿”，或“退笔成冢”，或“日书十纸”，成为中国文化史中独特的景观。面对潜在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为了让书法行为在社会观念上得到充分的合理性确认，草书者们必须做出积极地回应。他们须在对书法的体验、观照和思考中寻求并扩展该事物的积极意义，为自身行为的合理性寻求保护；为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承认并接纳关于该事物的艺术价值观，构筑起一道强大的价值防御壁垒。即使在书法艺术价值高度自觉的唐代，即便是“颠张醉素”的狂草精神成为当时书法艺术高峰时代的标志，另一位同样名垂书史的草书大家孙过庭，当他用传自魏晋的纯正草法书写著名的书法理论著作《书谱》时，依然感觉到书法价值质疑者的身影正若隐若现地游荡于其左右。他写到，“然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扬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1]125堪为传统文艺部类之尊的诗与赋，它们的价值都曾被轻视为“小道”，更何况仅为记事，人人可为的毫厘翰墨呢？在这种语境下，整部《书谱》所展现的书法丰富的形式技巧和深层的精神内涵，都可视为对书法意义与价值进行辩护和追加的理论文本。

2.积极的社会回馈效应

书法意义的生成在对书法价值进行捍卫和巩固，对书法价值质疑之声进行有力回击，并由此而促成书法行为合理性与价值观的社会认同的同时，在社会实践中还产生了关于书法价值积极的社会回馈效应。即通过对书法意义的开掘和价值的追加与维护，书法者将从中获得若干种积极的报偿。一个接纳、认同以致推崇书法价值的社会，面对书法行为和作品将不仅持有理解的态度，在实践中它还形成并运行与该价值对象相应的社会文化规则。有了对这一特别文化价值规则的认可，便可实现与之相应的书法社会接受、传播、流通等特殊社会观念和活动形态。它表现在如下几方面。(1)、书法成为商品书法一旦成为精神产品，便可支撑书法艺术市场的存在。在经济生活中，书法作品作为精神消费品的经济价值可得实现。它满足的是中国社会文化中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特有形态。作为艺术品，其精神附加值优于普通商品的价格构成，为书法家经济收入提供了较为优越的渠道。从汉代的师宜官书壁“顾观者以酬酒值”，王羲之“为妪书扇”，到吴昌硕书画交易活动为作品定价①。尽管交易方式各异，但书法史上关于书法作品扮演钱物交换的商品角色的记载不绝于书。书法家因此可获物质报偿，对其经济收入产生积极影响。(2)、书法成为礼品书法价值的社会实现除上述银货两讫式的，形态相对简单的商品交换之外，在人情因素较重的中国社会，还有书法家在社交活动中，以书法作品充当应酬人情之特殊礼品的实现方式。基于社会群体对书法价值的认同，书家可体面地以酬赠书法作品的行为来维系、巩固与他人的友谊，或在社会交道中对与己有关系的人员进行人情往还，或物品交换。书家甚或还可以此方式，接近某些对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具有积极意义的人群。

社交实践中书家经常会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交内容、对象、人情性质、使用场合等复杂情境。而以书法充当应酬物品进行操作时，作品的文字内容、字体、风格样式、作品形式、修辞等诸多方面的要素提供了书家充分而自由的选择。书法成为灵活、有效且得体的社交媒介。白谦慎的研究《傅山的交往与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个个案研究》以翔实的史料，生动地反映出明末清初书法家傅山，以其书法灵活有效地应酬复杂的人际关系。该研究显示，虽然书家在应酬时并非都出于“感惠徇知”的愉快动机，作品也非都适用“书为心画”的理想修养，但不可否认，以遗民身份入清的傅山，由于熟练地遵循并实践中国书法社会文化的规则，通过书法应酬的社会行为，在客观上为改善其当时的生存境况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②。作为一种艺术社会现象，书法应酬以其形态的特殊、内容的丰富和不同程度的实效性，成为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类特殊景观。书家由此获得为谋求有利于自身社会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可资利用的优势资源。(3)、书法之为文化身份的标志有必要指出，历史上的书法家和书法涵义的阐释者（许多情况下，这两者实为同一人群）大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一方面，他们是知识文化传统的传承、持有和发展者；作为文化阶层的他们是形成社会精英文化的主体，拥有文化话语权。另一方面，文人对书法而言，具有天然的阶层优势。在所有社会阶层中，文人是接触汉字书写和书法——这一关于汉语言之视觉形式的艺术——活动最多、使用最频繁，因此也是对它体察最深入、体验最丰富的人群。因此，对书法这一本阶层的天然优势资源进行内涵的扩展和价值的提升，有助于确立和巩固文人在社会中的文化身份与特殊地位。这样，伴之文人生活左右的书法，以其被赋予的高雅趣味和丰富内涵，在进入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的同时，也把文人与非文化阶层区分开来，成为社会区隔的标志。正是如此，文人阶层相对本阶层以外社会成员的文化优越感才得以显示，并且它还成为该阶层成员之文化资本发生的价值源泉之一。在同属精英文化组成部分的文人画领域，书法的意义也在文人的注视和解说下得到衍生。这便是以元代赵孟頫为代表的“书画用笔同法论”。他著名的《论画》中有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2]203与他同时代的柯久思也有《论画竹石》：“写竹用篆法，树枝用草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2]204这出自文人的论画文字表明：书法功底对绘画的积极意义，书法线条的形态、质感及其用笔对描绘物象的依凭和指导作用。这是一次书法价值向邻近的绘画领域的扩展与渗透的努力。借助文人的话语权，它渐渐形成了文人画评价标准之一的书法立场。文人所擅长的书法线条之技巧、表现力和趣味，进入到对物象进行视觉再现的绘画作品的价值评判中。不知不觉中被调整的绘画价值观念，由于书法立场的渗入，艺术价值的天平开始倾斜。相对温和的“书画用笔同法论”与“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以及其它一系列同属文人价值立场的批评观念（如得意忘形、格调、气韵，逸品、古雅、修养等）一道，共同消解了民间画工所具备的具象造型和熟练技术优势。而正是这些倾斜于文人的批评观念，凸显了文人阶层的天然优势。它们在绘画领域设置了用于区隔非文人画家的藩篱，也再次确认文人独有的文化身份。随着隐藏于书法价值背后的文人立场发生作用，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在文人书画世界内部的书画价值关系序列上，价值的天平也朝着书法方向倾斜。“诗书画印”、“琴棋书画”，这些象征文人身份和闲雅趣味的修辞中，“书”与“画”的先后排序，似乎提示了二者在文人心目中的不同权重，反映出在抽象与具象，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高低取舍和价值倾向。与此同时，社会实践中书画作品在交易时价格上的差别，更让我们确信，古代社会中人们对待这两者的不同眼光。万木春关于明代鉴藏家李日华的研究向我们展示，最晚在明代的书画流通和鉴藏活动中，书画价格有着明显差异——书法的价格要高于绘画。而该研究对书画差别现象的陈述，如文人的书法本位意识。“因为书法是士人本业，所以文人家有不藏画者，但诸如《兰亭》……之类法帖，则家置一册。书法和绘画如果必去其一，就连李日华这样的画家兼鉴赏家也会选择书法而舍弃绘画……”[3]114再如文人对待书画交易时的不同心态，“明代文人讳言卖画，但对出售书法却颇无顾忌。李日华卖书有公开润格……”[3]115“书法总是与书写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一握折扇既可赏其书，也可赏其诗。大约出售书法与出售文章相近，并不特别为文人所忌，但卖画就是另一回事了。”[3]116这些似也隐藏着对文人身份意识的指向，暗示作为汉语言视觉形式的书法与文人身份的内在联系。

3.意义表达的心理需求

书法源自日常书写。如前文所述，古代社会中除少数特殊职业（如写经手）外，文人是接触使用汉语言视觉形式最多的群体。文人经由大量的日常书写与书面语言保持最为紧密、频繁而深切的联系。汉字书写时心理状态、线条形式和接受体验的极端复杂性和丰富性，为文人的精神生活提供可能的认识对象和审美对象。汉语言的视觉形式实际成为了文人最基本的视觉文化生活。对书法的观察、感受、思考必然在认识主体的内心产生大量丰富的体验和思想。而体验和思想都倾向于寻求表达。换言之，随着书法体验和认识的积累，作为书法认识主体的文人，便产生对此进行表达的内心需求。当一个在实践中书写、使用并接受汉语言视觉形式，同时体验和思考该现象的文化阶层，面临自身对该事物的意义进行表达的需求时，他们运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工具对书法进行言说便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文人拥有文化优势，这使他们对书法的思考具有丰富的知识文化背景。而书法形态的高抽象性质，也使关联思维在对书法的认识中得到普遍运用。这便形成书法意义的表达具有理论化系统化和多样化的形态。于是，每一次不同的言说便为书法的意义集合增添新的内容，进一步丰富书法的复杂涵义，也同时为书法的价值添加上不同类型的砝码。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情况。那就是随着书法艺术的高度自觉，它渐渐成为一部分文人的某种精神追求，成为其理想的个体人生观念中，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相并列的，“游于艺”的内在价值生活。换言之，在文人的修齐治平、穷达善济等人格理想与人生伦理价值以外，书法活动也成为承载并提升其生命价值意义的载体，成为其形而上精神世界丰富性的实现方式之一。当这一切融入文人的内心价值世界时，他们通过言说书法的涵义，对这一价值载体的意义进行确认、追加、提升和丰富化的愿望无疑将更加强烈、深沉而持久。这愿望不同于前文提及的来自书法价值质疑的压力，也不同于书法价值追加的社会回馈效应所产生的利益动机，而应被视作一种来自主体内在的价值激励。需要特别指出，以上所讨论的书法意义与价值问题存在于以毛笔作为普遍书写工具的中国古代社会。邱振中曾指出，在那个环境中，藉由书法与日常书写的密切联系，书法成为高度泛化的艺术。泛化使“书法领域的阐释者和接受者合二为一”[4]284,这一性质形成了书法意义阐释的特殊逻辑结构。“含义进入意义系统时对逻辑证明几乎没有任何要求”[4]286;省略证明环节，“为个人体验进入阐释系统、意义系统敞开了门户”[4]285。简言之，泛化形成了被阐释出的书法意义在接受和传播中的便利条件。它在书法意义和价值生成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做如下总结：书法价值的存在有赖于书法意义的生成。创生书法意义的主体人群是文人。意义生成的动因来自两方面：其一，外在的力量，即价值质疑的压力和意义与价值生成后社会回馈的奖赏；其二，内在的力量，即阐释者内心的价值诉求和激励。在此机制中书法的泛化性质则为意义的接受和传播提供便利条件。

以上的讨论涉及较为复杂的书法现象。经反复梳理我们注意到：有一个连结着诸现象因果联系的重要环节——日常书写。书法艺术源自日常书写。日常书写的实用功利色彩和人皆可为的特点造成人们对书法价值怀疑的倾向；日常书写同时又形成文人的艺术优势和文化身份；同样是日常书写，使文人获得丰富的书法体验和思考，从而形成意义表达的心理需求；仍然是日常书写，它所产生的书法泛化现象为书法意义的接受与传播带来便利。这一点是书法艺术所不同于其他艺术，书法文化不同于其他艺术文化的独特之处。它对书法意义和书法价值以至中国书法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如今日常书写在当代社会正发生深刻的变化。硬笔已取代毛笔，电脑文字输入有可能彻底取消传统工具的日常书写方式，这必然导致一系列与书法价值和书法意义生成相关的因素和条件的消失、断裂或性质的改变。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中文化环境的变迁，书法家的职业化，书法艺术学科的建立，艺术品市场经济的作用，以及国际文化交流与竞争的背景都使书法价值和书法意义的生成与性质发生深刻的变革。对此笔者将另行撰文详细讨论。那将是一个富有现实意义且更为吸引人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