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作文范文

苏武作文篇1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正想出兵打匈奴，匈奴派使者来求和了，还把汉朝的使者都放回来。汉武帝为了答复匈奴的善意表示，派中郎将苏武拿着旌节，带着副手张胜和随员常惠，出使匈奴

单于把苏武关在地窖里，不给他吃的喝的，想用长期折磨的办法，逼他屈服.这时候正是入冬天气，外面下着鹅毛大雪。苏武忍饥挨饿，渴了，就捧了一把雪止渴；饿了，扯了一些皮带、羊皮片啃着充饥。过了几天，居然没有饿死。单于见折磨他没用，把他送到北海边去放羊，跟他的部下常惠分隔开来，不许他们通消息，还对苏武说：“等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你回去。”公羊怎么会生小羊呢，这不过是说要长期监禁他罢了。

一直到了公元前85年，匈奴的单于死了，匈奴发生内乱，分成了三个国家。新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又打发使者来求和。那时候，汉武帝已死去，他的儿子汉昭帝即位。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要单于放回苏武，匈奴谎说苏武已经死了。使者信以为真，就没有再提。

第二次，汉使者又到匈奴去，苏武的随从常惠还在匈奴。他买通匈奴人，私下和汉使者见面，把苏武在北海牧羊的情况告诉了使者。使者见了单于，严厉责备他说：“匈奴既然存心同汉朝和好，不应该欺骗汉朝。我们皇上在御花园射下一只大雁，雁脚上拴着一条绸子，上面写着苏武还活着，你怎么说他死了呢？”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他还以为真的是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连大雁也替他送消息呢。他向使者道歉说：“苏武确实是活着，我们把他放回去就是了。”

苏武作文篇2

回家的路上，苏岚遇见开车经过的健身馆的老板。送苏岚到住处的楼下，苏岚坚持不用麻烦他送上去。苏岚独立的性格，工作是一丝不苟的态度，还有她独有的气质，一直被所欣赏，并在不断的寻找机会接近她。

晚上，隔壁的吵闹声令苏岚无法入睡，于是打电话给宋文武。其实她通常也都是这个时间跟宋文武通电话，因为宋文武正身在英国，为了不影响宋文武的作息，苏岚总是选择那边的白天打电话。

电话里他们经常聊起以前的趣事。苏岚和宋文武是同学，在离开家乡的另一个城市念同一所大学不同的专业。大一寒假返校的火车上，他们才知道，原来两人也曾是同一所小学、同一所中学的校友。尽管以前好像从未过面，但他俩仍然觉得与其他同学相比，似乎更有缘分。他们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认识并熟悉的，关系一直没有超出朋友，但又在朋友之上——铁哥们。

大学毕业后女友方琳琳要出国，宋文武义无反顾的陪她去了英国。按大家的想法，基本上，他们的婚姻和以后居住的地点算是已经定位了。

宋文武走后，苏岚忽然觉得整个城市都变得空荡荡的。她不希望自己留在以前的记忆里，于是两年后去了临市——现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在这家健身馆作瑜伽教练。现在，瑜伽平和超脱的意境，让苏岚觉得，一个人的生活也很惬意。

宋文武和方琳琳出国后，宋文武继续读研，方琳琳进了一个私人舞蹈团，多数时间是在欧洲各国的小城市里作巡回演出，实际上，两人经常不在一个城市，甚至不在一个国家。宋文武在出国后很不适应。每次和苏岚通完电话，他的状态即会好一些。他打算学业修完就回国，但还没有跟方琳琳商量。

苏岚告诉宋文武自己换了住地，宋问苏住在哪里，苏开玩笑说住在男朋友家里，并且不久就要结婚了。宋说很快就要毕业了，要回国去看苏，并向苏岚要了住址。

放下电话，忽如其来的失落感这才让宋文武体会到苏岚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冲动使他决定立刻回国，他迫不及待的想马上见到苏岚。

到了苏岚生活的城市，宋文武想到，苏岚已经找到爱侣，怕自己的鲁莽毁了两人多年的友谊，但内心又的确不愿失去苏岚，他犹豫了。正好看到租房广告，便决定先住下来。

宋文武是研究天文的，晚上，他在阳台上架起望远镜，无意间发现这样正好能看见苏岚家的客厅。终于看到了苏岚，他倍感亲切，但同时也看到了苏岚的未婚夫。

其实宋文武看到的这个男人并不是苏岚的未婚夫，他只是和苏岚一起合租的这套房子，他叫姚颂，他也不是本地人，来这里是为了他的那个家在此地的女朋友黄小文。黄小文的父亲没有见过姚颂，就因为姚颂的职业，不同意他们俩的事，并且反应很强烈，两人只好偷偷来往。可谁知，黄小文的父亲有所察觉，每天接送她上班。

宋文武怕出门碰到苏岚，每天基本上在家猫着，看着苏岚上班出门，他才会出去买点东西，再赶紧回来。既然已经看到了苏岚和未婚夫生活在一起，就不该去打搅她的生活，打算这样近距离的生活在她身边一段时间就离开。

现在苏岚并不知道宋文武的太阳是和自己一块儿升起的，出于关心仍然在深夜打给宋文武，因此，宋文武几次在睡梦中被电话吵醒，又不得不编造一些自己此时在国外身边的天气、趣事等等，顶着睡意晕头转向的跟苏岚聊天，有时说的话也就显得可笑，苏岚还以为宋文武是沿袭了国外的幽默。等到苏岚聊困了说再见，宋文武的困劲儿又下去了，挂了电话只好单相思。

姚颂是画油画的，想搞一组静态的人像创作，他请苏岚做自己的模特，画她练瑜伽时的姿态。两人约好苏岚晚上没课的时候，就一起画画，为了时间紧凑，于是晚饭就在一起吃。宋文武在窗外的角度，正好能看到二人一起吃饭，苏岚练功，姚颂画画，一幅小两口过日子其乐融融的景象，这使他更深信不疑——苏岚已经找到了真爱，自己也该离开了。

黄小文的父亲监视了她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她和什么人来往，便撤销了一级警报。姚颂带黄小文回自己的住所团圆，俩人进门看苏岚不在，好几天没见面，便迫不及待的亲热。

这些被对面的宋文武看见，以为是姚颂趁苏岚不在家，他想告诉苏岚，又怕苏岚伤心，不告诉又担心苏岚蒙在鼓里被骗，心里很矛盾，只好在电话里含蓄的旁敲侧击，让苏岚不要他轻易相信别人。苏岚听着这些觉得其奇怪又有趣，就顺着宋文武的话开玩笑，宋见苏不以为然，着急又没办法说。

黄小文又一次来姚颂住处，两人刚想有一个亲密动作，苏岚正好开门，两人怕难为情赶紧打住。这个动作又被宋文武认为是他们怕被苏岚发现。看着对面三个人相处融洽，这就让宋文武更加担心苏岚，认为姚颂太会做戏，苏岚不是他的对手。黄走后，宋立即打电话，提醒苏岚不要太单纯善良，以免被人欺骗。苏岚却有所指的说真希望有人骗骗她，宋文武只顾着急说自己的，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

苏岚的生日到了，宋文武为他订做了一个生日蛋糕，但没敢写双方的名字。不一会儿，他看到苏岚收到了蛋糕。苏岚想来想去以为是送的，觉得反正身在异地，有人惦记总比没有好，便一个人坐下来享受这份惊喜。宋文武看着吃的开心的苏岚也很高兴。姚颂回来了，一边进屋一边打电话，知道蛋糕已经送到了，二人这才知道他们是同一天生日，如此的缘分，当然要一起过生日了。

宋文武看到姚颂和苏岚一起吃自己送的蛋糕，心里很不舒服。这时候有人敲门送蛋糕，原来，他错把地址写成了自己的。宋文武跟自己生气，打起沙袋，楼下的葛大爷又上来提醒他动静太大，宋文武表示歉意，赶紧谎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邀请老人进来一起吃蛋糕。葛大爷说最近在帮宋文武寻思什么运动没动静，听说瑜伽就有这个特点，宋文武说自己以前练过，但觉得太静止没意思。二人边吃边聊，葛大爷说自己一直爱钓鱼，现在气管不好不能出远门，听起来瑜伽和钓鱼都是修身养性，有异曲同工之妙，让宋文武教他。宋文武赶忙在脑子里搜索苏岚练瑜伽的动作，硬着头皮教了葛大爷几个似像非像的动作，葛大爷高兴的要回家练练。

黄小文跟父亲说去苏岚住处学瑜伽，黄父不放心找到这里来。姚苏的客厅里，黄小文和苏岚一边练习瑜伽，一边做姚颂的模特。姚颂慌忙收起画具，黄小文谎称苏岚在家里带学生，姚颂也是来学习瑜伽的。黄父半信半疑，疑惑男人也练瑜伽。正巧，来找苏岚，苏岚赶紧说这也是自己的学员，朱看苏岚今天对自己特别热情，高兴的顺着苏的话做，还现身说法劝黄父一起加入。黄父被朱的话感染，也饶有兴趣的跟大家一起练习，苏岚为配合黄父，专门找了几个简单易学的动作。

宋文武看着对面屋里的五个人，尤其是三个男人的样子很滑稽。自己照葫芦画瓢摆了一个动作，觉得很别扭，忽然想起自己随意教给葛大爷的动作，急忙跑下楼。葛大爷正坐在地上别不过来脚，宋文武说这几个动作不适合老年人，让大爷去他家，教他一些新的。于是，宋文武便在阳台和客厅之间跑来跑去，一会儿跑到阳台一趟，趴在望远镜前学学苏岚的动作，然后赶紧返回客厅马上教给葛大爷，这几个动作倒是像那么回事。宋文武想找个适合的背景音乐，好不容易找到一张《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他并不知道练习瑜伽时，教练应该怎样讲启发性语言，只能跟着音乐叙述电影剧情。葛大爷盘腿坐在地上，听着抒情的音乐，动人的爱情故事，宋文武也越讲越动情，两个人闭着眼睛，各自沉醉在自己的故事中，电影里的主人公都变成了自己。

黄父退休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事情打发时间，这次他被瑜伽的平和境界所吸引，居然积极要求每天陪小文到苏岚处，其他人也只好继续配合。这下，小文和姚颂虽然天天能见面，却不敢表现的太熟识，还得装着客气。黄父见姚颂一表人才又尊敬长辈，对他印象不错。小文也逐渐从爸爸那里知道了爸爸不接受姚颂的职业，是因为妈妈就是被一个画油画的带走的。

宋文武有时悄悄跟在苏岚后面送她上班，一天，在回家的路上，看见姚颂搂着黄小文走在前面，气不打一处来，等姚把黄送上了车，宋文武跟着姚到了僻静处，使出拳击的工夫，揍了姚一顿。有人看见报警，宋赶紧跑掉了，姚颂却不知道为什么被打。

老板由那晚在苏岚家练瑜伽想到，男性瑜伽也大有开发的市场，且为了更有机会常去找苏岚，决定在苏岚居住的小区另开一家健身馆，大力发展男性瑜伽会员，于是提出和小区合作开馆。

姚颂扮成寿星老帮着物业一家挨一家的送服装，并由寿星老送上健康吉言。从宋文武家里出来，姚颂报了警，说那个殴打自己的人找到了。

经过警察的讯问，宋姚误会解除。宋文武得知姚颂和苏兰并无感关系大为欢喜，当即要去找苏岚表白，但姚颂告诉他，自己虽然跟苏岚没有关系，但苏岚却有男朋友，就是。宋文武刚刚热乎的心又被浇了一盆凉水。

姚颂从苏岚那里了解到，她并没有跟拍拖，不过她心底确实有一个人，可是对方并不知道这份感情的存在，姚颂判断这个人一定是宋文武。正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宋时，方琳琳却突然来了电话，说这几天就要回国，宋文武一时不知该如何决定。

健身馆开业了，黄父仍然来做苏岚的学生，他和姚颂已经很熟了，并且非常喜欢这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黄小文和姚颂对此也非常高兴，没想到歪打正着的让爸爸入了套。

葛大爷想看看专业的瑜伽联系环境，也来凑热闹。苏岚见葛大爷的姿态很是像模像样，问葛大爷是否练过，葛大爷告诉她，自己是刚跟高人学了几招，并且高人就住在小区里。苏岚对这个高人产生了兴趣，练习结束，她让葛大爷带自己去拜访这个瑜伽大师。

虽然宋文武每天都能看到苏岚，但是苏岚的突然出现还是让他手

苏武作文篇3

鄂州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山水秀丽，风景优美，是“三国旅游线”和“长江旅游带”上的重要城市，是“鄂东红绿经典旅游廊道”和“鄂东人文旅游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1]而西山风景区作为鄂州城市生态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以三国历史文化为内涵，并与佛教文化、名人文化相融合，同时以自然山水为依托，发展观光游览、休闲娱乐的湖北省级风景名胜区。[2]

西山风景区人文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文化底蕴极为丰厚。以吴王故都为特色的历史文化景观，以陶侃、苏轼为代表的名人文化景观，以古灵泉寺为标志的佛教文化景观，以西山园林为主体的自然生态景观，在这里巧妙融和，交相辉映。三国吴王孙权、晋代高僧慧远、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和历代名士陶侃、庾亮、李白、元结、苏轼、黄庭坚、彭玉麟、张之洞等等，在西山留下了他们治国理政、参禅说法、习武修文、避暑隐居、游赏宴饮的诸多遗迹和逸闻轶事，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不朽篇章和传世墨宝。其中，北宋文学家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苏门文人，更是与西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多次游历西山，吟咏西山，为我们发展西山文化旅游，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深入挖掘，充分利用。

一.苏门文人在武昌的文艺活动

苏轼、苏辙，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苏门文人一道，在游历武昌（今鄂州）的过程中，受武昌西山深厚的文化蕴涵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所激发，创作出艺术成就高超的诗文、书法作品，为提高武昌(今鄂州)的知名度，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值得我们给予高度重视和深入发掘的。

（一）苏轼多次畅游武昌西山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东坡区)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也是当时以关心人民疾苦而著称的政治家。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轼从“乌台诗案”中解脱出来，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于二月一日到达与武昌(今鄂州)一江之隔的黄州，至元丰七年(1084)四月离开黄州赴汝州止，在黄州度过了四年零两个月的贬谪生活。在此期间，苏轼因武昌山水秀丽，特别是被武昌人民的淳朴好客所吸引，多次渡江南来，在樊口饮潘生酒，食武昌鱼，登西山观松寻梅，探访先贤遗迹，在西山古刹品泉尝饼，在吴王岘营建九曲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优美诗文与动人传说，也与武昌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苏轼游武昌西山以诗纪游

元丰三年(1080)四月，苏轼来到黄州不久，即同杜沂等人前往武昌寒溪西山寺，游览吴王岘、九曲亭、菩萨泉、芦洲、樊口诸胜。杜道源之子杜孟坚时为黄州法曹，亦至武昌陪游。游后，苏轼作了《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诗纪游。同年六月，苏辙送兄长家眷来到黄州后，苏轼与其同游武昌西山寒溪、九曲亭。其后，苏轼作《记樊山》、《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诗以纪其行。元丰五年(1082)六月，苏轼好友张舜民谪郴州时绕道前来看望苏轼。苏轼、张舜民同武昌县令李观佐、武昌主簿吴亮等人往游武昌樊山。元丰六年(1083)三月寒食日，苏轼与农人兼药师郭兴宗游于武昌寒溪，吴亮提壶置酒，郑喜作挽歌，苏轼改白居易《寒食野望吟》助兴，一起度过寒食节。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离黄州去汝州。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中，苏轼乘船过江夜行吴王岘上，听到对岸黄州的鼓角响起，内心汹涌澎湃，写下《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诗抒发感慨。[3]在谪居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轼诗文中直接写西山的有《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武昌西山诗》和《樊山记》等；间接写西山的有《南堂望西山》(《南堂》五首其一)、《定惠院夜月出望樊口》、《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和《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4]

2.苏轼《武昌西山》诗引发唱和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九月，离开黄州已有三年的苏轼回到朝廷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十一月二十九日，因考试馆职，苏轼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曾任武昌县令的翰林学士承旨邓伯温(字圣求)会宿玉堂。两人谈及昔日西山之游，激起苏轼对武昌的怀念，于是作长诗一首，并请邓圣求同赋。邓圣求欣然应允，随即步韵和诗一首。消息传出，当时的在朝文士争相赓和。为了答谢诸位文士的酬唱，苏轼又作《西山诗和者三十馀人再用前韵为谢》。据诗序说，苏轼《武昌西山》唱和诗共有三十馀首，极一时之盛，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可惜其诗多已不传，现存仅有苏辙、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刘攽、孔武仲等人所作的6首和诗。

3.苏轼情系武昌西山菩萨泉

谪居黄州两个月后的元丰三年(1080)四月十二日，苏轼的老朋友杜沂前来黄州看望他。杜沂之子杜传（字孟坚）当时任黄州法曹，杜沂是从儿子那里得知苏轼谪居黄州消息的，便携带着从西山得到的酴醿花、菩萨泉这两件佳物前来定惠院。苏轼应杜沂之请作《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寄怀。元丰三年(1080)十月，老朋友李常从舒州(今安徽安庆)来黄州看望苏轼。欢聚数日后，苏轼便陪李常过江游览西山，并应李常之嘱，作《菩萨泉铭》以记其事。元丰四年(1081)四月，苏轼的二侄女婿王适(子立)自筠州前往徐州参加秋季的举人考试，顺道前来黄州看望伯岳父。苏轼于欣喜中陪王适过江游览西山。走到菩萨泉边时，囊中羞涩的苏轼突发奇想，酌菩萨泉一杯，口占《武昌酌菩萨泉送王子立》绝句一首赠之。

4.苏轼与西山东坡饼的来历

苏轼第一次游览西山时，便休息于西山寺中。寺僧对当时名闻天下的苏学士十分敬重，为款待这位峨嵋名士，便以菩萨泉水烹茶，又以本寺特制的香油麦面炸饼招待。这种饼不经发酵而自然酥松，不添香料而自然清芬，分外香甜酥脆，口味极佳。苏轼便问及此饼的制作技法。寺僧告诉他，此饼是汲了四眼泉之水调制而成，所以好吃。一饱口福之后，苏轼饶有兴趣地跟寺僧约定：“尔后复来，仍以此饼饷吾为幸！”自此，寺僧与邑人便以“东坡饼”名之。由于苏轼也常去黄州的承天寺、定惠院，东坡饼亦成为这一带和尚道士的斋品。东坡饼又名空心饼、千层饼，讲究圆、黄、酥、脆，呈凸状小山包形，层层扁条盘绕着小山顶。置于瓷碟中，撒一层白砂糖就如同一座金黄色小山包上撒满白霜。食之油而不腻，焦脆爽口，透出一股淡淡的幽香，至今仍保留了苏轼时代的特色。

（二）苏门文人在武昌的活动

自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谪居黄州开始，苏辙、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苏门文人就与黄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们来到黄州以后，与黄州一江之隔的武昌(今鄂州)，即以其秀丽的自然山水、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名胜古迹，吸引着苏门文人扁舟渡江，来武昌西山登临游赏；而武昌则凭借苏门文人们所写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优秀诗文，声名鹊起，成为千百年来的旅游名城。

1.苏辙作武昌九曲亭记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苏轼之弟。北宋文学家、诗人。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初，苏辙由应天(今河南商丘)判官谪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赴任途中须经过江州，便绕道送苏轼家眷前来黄州。时值六月初，在苏轼的陪同之下，苏辙平生第一次游览了武昌西山。游览之后，苏辙作《黄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诗寄怀。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与朋友、僧人一起在三国东吴遗迹九曲亭旧址上，重建此亭。落成之后，苏辙应邀写了著名的《武昌九曲亭记》。[5]该文记述了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由来，阐发了苏辙“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的游乐山水中自有磊落胸怀和洒脱风度，也寄托着苏辙自己的人生态度。

2.黄庭坚书松风阁诗帖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其诗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又擅行书、草书，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宋哲宗崇宁元年(1102)，黄庭坚结束了在黔州、戎州“万死投荒，一身吊影”的放逐生活之后，赴太平州任，但做官九日即罢，只得暂时流寓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次年再次远贬宜州，九月途经武昌(今鄂州)时，黄庭坚游览了武昌西山，写下了《武昌松风阁》诗。其手迹《松风阁诗帖》是他的行书代表作。[6]该帖墨迹纸本，纵32.8厘米，横219.2厘米，全文计29行，153字。真迹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帖字迹匀称，笔势圆劲流丽，结构布局端庄秀美，风神洒荡，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意韵十足，不减遒逸《兰亭》，直逼颜氏《祭侄》，堪称我国古代行书帖中的极品。

3.张耒三谪黄州常游武昌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人。北宋著名诗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三月谪监黄州酒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这三次被贬，谪居黄州长达七八年之久。在此期间，张耒多次过江来到武昌，游览秀丽山水，凭吊名胜古迹，写下了十多首诗文。其中，《次韵苏公武昌西山》诗，当作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苏轼《武昌西山》诗唱和期间；《吴故城赋》《游武昌》《西山寒溪》《吴王郊台》《题寒溪长老方丈》《齐安今秋酒殊恶对岸武昌酒可饮故人潘主簿时惠双榼》等诗文当作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三月至元符二年(1099)秋第一次谪居黄州期间；《宿樊溪》《离樊口宿巴河游马祈寺》《道士矶》等诗当作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六月第二次谪居黄州罢官离黄途中；《雨霁望樊山》《新堂望樊山》《樊山》等诗当作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至崇宁五年(1106)十一月第三次谪居黄州期间。[7]

4.黄庭坚、晁补之、张耒撰书李深之墓志铭

1991年12月，在鄂州西山北麓的“653”油库工程施工中，发现被盗掘过的宋代武昌(今鄂州)尉李援的父亲李深之和母亲龚夫人合葬墓。该墓出土志石三方：其—为志盖，系黄庭坚篆书“有宋李深之墓”6字，其二为《有宋李公深之墓志铭》，由谯郡(今安微毫县)张耒撰，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晁补之书，其三为《宋龚夫人墓志铭》，谯郡张耒撰并书，豫章(今南昌)黄庭坚篆盖。[8]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苏门三学士，应武昌尉李援的聘请，聚集于武昌樊山之麓，为其死去的父亲李深之及母龚夫人撰书墓志铭。其中，张耒撰写墓志铭文，晁补之书写志文，黄庭坚篆写志盖，三学士合作而成。此即四个健在的进士共同为死去的进士树碑立传之举，实为世所罕见，堪称墓志史上的“三绝”。

二.发掘苏门文人文化资源的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带薪假期的增加，催生了一个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使旅游日益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而作为新兴消费热点行业之一的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悠久深厚的人文资源，特别是历史文化资源。文化旅游特别是以文物为依托的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的主要支点和吸引游客的一个亮点，文化元素已经成为旅游发展的新的“助推器”。

早在2001年初，鄂州市委、市政府即确立了“旅游活市”战略，明确了“打吴王故都牌，建山水园林城，兴生态旅游市”的旅游发展思路，以滨湖滨江优质环境景观塑造和生态文化旅游为特色[9]，重点实施了沿江三国吴都风光带一、二、三期工程，完成了西山风景区“门户”寒溪广场的建设。然而，近几年来的鄂州城市建设，虽然在传承吴都文化、突出山水特色、创造人文景观、修缮历史建筑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还有许多文化优势未能发挥出来，对以陶侃、元结、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历代名人文化资源的发掘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优势如能充分发挥出来，对于创造鄂州城市特色无疑具有重大作用。

1.牢固树立全域旅游的战略思想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10]推进全域旅游是我国新阶段旅游发展战略的再定位，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战略理念、思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旅游发展的要求，创新思维，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结合鄂州地域实际，加快从景点旅游模式向全域旅游模式转变，更加有效地推进鄂州旅游业的发展，促进鄂州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2.加强苏门文人遗迹的维护和复建

千百年来，鄂州人民通过修葺保存苏黄遗迹，新建祠堂、亭阁等形式，对苏轼、黄庭坚等历代名人表达了崇高的景仰和深切的怀念。为加强西山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必要对苏轼及苏门文人遗留给我们的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进行大力发掘和充分利用。一是要对现存的九曲亭、菩萨泉、洗墨池、松风阁等与苏黄有关的名胜古迹加强维修保护和开发利用；二是要尽可能地复建或新建三贤亭（陶侃、元结、苏轼）、苏黄祠、寻梅亭、怀苏亭等纪念设施，复建或新建有关碑刻，如西山唱和诗石刻、苏轼武昌题名石刻等[11]。要以丰富多样的硬件设施建设来增强苏轼及苏门文人在西山的历史存在感，扩大苏轼、黄庭坚等名人文化的社会影响，提高西山风景区文化旅游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3.加大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和营销

充分利用西山的文化旅游资源，加大文化旅游商品开发，提升西山旅游文化品位，让西山旅游商品更具纪念价值。除了以鄂楚文化、三国文化、古铜镜文化、净土宗佛教文化等为内容研发生产各类文物复制品、仿古工艺品外，重点要加强对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历代名人文化的“文创”产品研发，加强对“东坡饼”、“东坡肉”、“东坡肘子”等系列特色食品的口味、外观和制作工艺的研发和包装，以适用当代人的饮食口味要求。通过这些具有东坡特色和名人效应的旅游商品的研发和销售，形成具有鄂州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系列，使之成为西山风景区形象的一种有效载体。

4.加强对苏轼、黄庭坚的研究和宣传

苏轼、黄庭坚等苏门文人虽然不是鄂州籍人，在鄂州的活动时间也并不长，但由于他们在文学艺术史上的巨大成就和历史影响，使他们在鄂州的活动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我们今天要促进西山风景区文化旅游的发展，推进鄂州的全域旅游事业，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高地。因此，有必要重视鄂州历代名人文化的影响作用，拿出专项经费，组织专门队伍，设置专项课题，对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历代名人与鄂州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编印通俗读物，印制资料画册，加强西山名人文化的对外宣传，从而扩大西山文化旅游的社会影响。

5.加强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和推广

在充分研究和宣传的基础上，可以结合西山名人文化资源丰厚的特点，突出名人文化的特色，塑造“千年吴王古都”和“文人骚客游地”的整体形象，定期组织举行苏轼等名人文化节。节庆内容可以包括苏轼、黄庭坚等西山历代名人及其作品研讨会、苏轼等历代名人诗词歌会等，以凸显文化底蕴，传承历史文化，打造旅游亮点。[2]

总之，在发展西山风景区文化旅游事业的实践中，鄂州应当坚持“三国文化、佛教文化、名人文化”并重的指导原则。而在开发西山名人文化资源的时候，要加强以陶侃、元结、苏轼、黄庭坚等为代表的历代名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中苏轼、黄庭坚等苏门文人在武昌（今鄂州）所留下的活动遗迹和文艺作品，应当作为开发的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在推进西山文化旅游乃至鄂州全域旅游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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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钟桐山．武昌县志[M]．鄂州：鄂州市档案史志局，2004．

基金项目：鄂州职业大学校级人文社科项目（2016YBA47）。

苏武作文篇4

关键词：苏区；少年先锋队；性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面对敌人的屠刀，不甘受屠戮，于“八七”会议上制定了武装反抗反动统治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策划和发动武装起义过程中，共青团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而隶属于团的群众组织少年先锋队（以下简称“少先队”）更是在武装暴动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除参加武装暴动外，少先队在保卫苏区、推进苏维埃建设和反围剿斗争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学界关于苏区时期少先队的研究总体上比较薄弱，如李玉琦主编的《中国共青团史稿》对苏维埃区域的少先队活动做了较全面的叙述，但对苏区时期少先队的性质演变缺乏梳理。本文就少先队的性质演变脉络作一梳理，以求有助于推进少先队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一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在革命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举行武装暴动，以此来带动全国其他省份的暴动，创建革命的新局面。为配合中共实施的武装暴动的方针，1927年11月，召开扩大会议，指出共青团在农村的工作，应全力发动青年，参加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因此，决定在农村组织少年先锋队，作为共青团领导青年农民参加武装暴动，发动农民斗争的力量。并规定少先队员是由14-23岁之间的青年参加。[1]541

从最初组织少先队的目的而言，共青团将少先队的性质定位于青年农民参加的武装组织，作为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的有生力量。少先队建立后的主要活动是军事训练，经过训练后，少先队员应“勇敢的参加各地暴动斗争工作，与农军建立密切关系，并应当其加入农军”。[1]547武装暴动胜利后，暴动武装改编为红军，担负保卫苏区政权和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在红军建立起来后，少先队员需要“经常补充红军，尤其在红军扩大的时候，注意多使少年先锋队的队员加入军队。”[2]94

在向各地发出组织少先队的指示后，各地团组织纷纷行动起来组建，不过各地少先队的发展局面非常不平衡。除了在红色区域内发展的比较迅速外，在其他地区的建设工作非常缓慢，甚至不少地方无法组建。例如，在广大的东北地区，1928年初团满洲临时省委报告：“除了牡丹口有一两个同志外完全没有团的组织，而团外青年农民的组织，当然也没有。”[2]110半年之后，各地少先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依然没有多少改观。1928年7月，指出：“团在农村中的实际基础仍极薄弱，农民同志与少年先锋队之发展往往偏于少数农民暴动胜利区域（广东之琼崖、海陆丰、湖南之醴陵、衡阳等），有极大多数省份对于下层农民群众组织工作仍未切实进行。”[2]184

1929年至1930年，内部派系纷争日渐加剧，最终导致了中原大战的爆发。中共抓住内部混战的有利时机，相继在全国建立了十几块面积较大的苏区。随着各地苏维埃政权的陆续建立和苏区建设如火如荼的进行，少先队活动的重点区域有所转移，除继续在统治区内发展外，其工作重心和活动区域更多放在苏区。因此，随着苏区这一中共割据政权的建立，少先队的性质与工作与前相比，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1930年2月，中共中央和根据苏区的情况，对少先队的性质与任务重新做了规定，苏区内的少先队“应当是一种带武装性质的青年组织，同时又含有民众普遍武装训练的作用”。[3]179这一规定与共青团最初确定的少先队性质相比，都是把少先队作为青年人的武装组织；不同的是，从出于动员广大民众保卫红色政权的考虑，将少先队作为训练民众的模范和表率，负有训练民众的责任。少先队的性质从最初单纯的武装力量一变为武装力量和训练民众兼而有之。

随着苏区的发展与壮大，各项建设日益繁重，为使少先队更好地服务于苏区建设，其性质与功能需要进一步转换拓展。1930年6月，少共国际指示，中国苏区的少先队作为“一个工农的广大武装群众组织”，应在青年团领导下，“积极参加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建设，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3]577由这一指示知晓，少先队一方面作为青年群众的武装组织，进行日常的军事训练，负有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义务，另一方面需要积极投入到苏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中去。这就意味着少先队的性质由单纯的军事性质逐渐向和平建设转移。

少先队性质与角色的转换因1930年下半年立三路线在中共内部的实施而被打断，致使少先队的名誉和形象受到比较大的损害，发展一度停滞不前。1930年6月至8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了全党。李立三认为，目前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来临，中共必须制定全国总暴动的计划，为统一指挥暴动，他将共产党、共青团和总工会合并，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要求红军攻打大城市，各级党组织积极暴动。李立三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共青团的独立系统和领导青年运动的功能取消了，团的工作与党的工作完全重合，这种做法使得共青团丢掉了领导青年工作的特色与优势，给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危害。

立三路线对团的工作最大的危害是使团失去了青年的信仰。1931年10月，团赣东北省委指出，立三路线时期，由于苏区“盲目的扩大红军，大部分的青年团员都强派来当红军，使团在青年群众中失却信仰”。[4]446在鄂豫皖苏区更是要求十八岁以上的少先队男队员全体加入红军，“结果将少先队变成女少先队了”。[4]681

这种强迫青年参加红军的做法致使许多青年不敢加入少先队，使少先队规模和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1931年10月，团赣东北省委指出，由于“立三路线把少队集中到红军中去的影响，所以有些青年群众不肯加入少年先锋队，因为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就是加入了红军

的。”[4]468

二

1930年9月，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的错误，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恢复了团的独立系统，少先队组织为苏区建设服务的性质进一步得到确认。1931年1月，团苏区中央局通过决议，明确少先队“进行文化的工作，进行争取青年农民的要求的经济争斗，帮助苏维埃政权来实现一切法令”；批评了那种只“认为少年先锋队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武装组织，只吸收劳动青年中的最勇敢的分子加入，而成为一种狭隘的武装组织，或青年红军”的认识。[4]131931年4月，团苏区中央局又制定了当前苏区少先队的工作大纲，强调指出，“少先队是青年工农及一般的劳动青年的群众的武装自卫组织，是团的辅助组织，是争取青年特殊利益的斗争组织——领导青年群众的单独斗争，及参加一般的斗争，同时是文化教育的组织，是武装训练的组织，是红军的预备队”；[4]162团苏区中央局指出少先队的性质是青年群众的武装自卫组织，也就是说，作为武装组织的少先队主要担负保护苏区后方，维护苏区社会秩序的任务，和作为正规武装部队的红军不一样，不负有与军作战的义务。之所以将少先队界定为自卫组织，是考虑到立三路线时期，少先队大批队员被强迫当红军，上前线作战，致使许多青年人不敢加入红军，影响了少先队的发展和声誉，为了重新吸引年轻人加入少先队，扩大少先队的规模，更好地为苏区建设服务。

团苏区中央局关于少先队性质和工作重心的重新界定与转移得到了其他苏区的认可、支持和响应。1931年6月，平江县苏维埃少先队总部指出，少先队作为一半军事性组织，应加强做好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各项工作，“少年先锋队是广大劳动青年群众的半军事性组织，所以应该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帮助苏维埃工作，巩固苏维埃政权”。[5]6541931年10月，赣东北团省委也指出，少先队的“性质是半军事性的，同时又是文化的组织”。[4]467

平江县少先队总部与团赣东北省委有关少先队武装性质的界定，相比团苏区中央局规定的武装自卫组织的说法而言，更明确的将其定位半军事性的，少先队不是青年红军，不是正规武装部队，一般不担负与敌人正规军作战的任务，它主要是一个“帮助土地革命，维持地方秩序保卫农民，领导一切青年群众参加一切革命斗争的组织”。[4]456尽管少先队带有武装力量的色彩，但在苏区，更主要的任务是帮助苏区政权进行各项建设。

在少先队的性质未转变之前，由于过去普遍将少先队视为武装组织，肩负参加红军和补充红军的任务，少先队对苏区各项建设的帮助较少，因此少先队与苏维埃政府的关系并不密切，甚至还有些对立。1931年10月，团赣东北省委指出：“过去少年先锋队帮助苏维埃工作是很少的，特别是分配土地更没有争取青年分好田，反对富农分好田的斗争。同时苏维埃政府（特别是下级苏维埃政府）少年先锋队是不管的，对于少队工作一点也没有，苏维埃各种会上，少队工作从来没有讨论过”。[4]478

有关少先队与苏维埃政府对立的现象，平江县也一度存在：“查各区、乡苏维埃政府对于少年先锋队，不认为他是苏维埃政权下的群众组织，有的把他统统变为赤卫军；每次动员群众，一切费用苏维埃毫不负责，甚至一点都不顾及。认少队不在苏维埃的心目中，苏维埃与少队的关系成为对立的形式。”[5]640-641

在少先队的性质逐渐偏移朝向积极投身苏区建设事业的过程中，1931年1月，团苏区中央局就少先队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作了规定，一方面要求少先队完全受苏维埃的政治领导，为创立、巩固、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少年先锋队的一切活动应与苏维埃政府的纲领相适合；另一方面也指出苏区政权应“经常地给少年先锋队以政治、工作上与财力上的帮助”。[4]181931年4月，团苏区中央局再次指出，少先队“在政治上应受苏维埃的领导，而苏维埃应经常的给少先队以政治上的指导（如派人出席少先队会议等），以及物质上的帮助。”[4]166

在团苏区中央局就少先队与苏维埃政府关系做出规定后，二者关系的处理有章可循，走上了比较正常的轨道。在反封建迷信、反腐败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少先队积极帮助苏区政权展开了一系列工作。

1931年10月，团赣东北省委指出，当前少先队应该把反迷信、反封建作为中心任务之一积极进行。[4]470在反封建迷信活动中，少先队和儿童团表现十分积极，手段激进，“不顾农民群众宗教的传统心理，而去毁庙宇、掘祖墓、打菩萨”，如江西修水与万载苏区的“儿童及青年打菩萨、烧菩萨、禁止做道场，请巫医看病非常激烈”。[4]650经过多半年的努力，苏区群众拜菩萨、吃斋敬神等封建迷信现象消失了，少先队反封建、反迷信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除了积极从事反封建迷信工作外，少先队还充当了苏区反腐败的急先锋。虽然苏区政权是红色政权，但由于处在偏僻落后的农村，受小农经济和落后文化教育的影响，苏区也出现了腐败现象。腐败是和共产党这一先进组织水火不容的，因此在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支持下，以青年团员和少先队员为骨干，组织了名为“轻骑队”的反腐败组织，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以肃清苏维埃政府中的官僚腐败现象。

轻骑队工作的对象，主要是监督检查苏维埃经济机关与其他机关内的浪费以及不关心人民疾苦的渎职行为。1932年上半年，中央苏区颁布了征收土地税条例，为了确保土地税的征收，避免发生腐败，1932年6月，团苏区中央局指示，要求各地普遍组织轻骑队，“以群众的监督与检查，消灭贪污舞弊，帮助苏维埃的税收”。[6]109

针对苏区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状况，共青团和少先队积极协助苏区政权兴办文化教育事业。1930年11月，团中央发出指示：“团要特别注意经过苏维埃政府兴办共产主义的教育事业，做广大的阶级宣传及科学知识的宣传，打破迷信及旧礼教之一切束缚，发展广大的游艺、体育等事业”。[7]4161931年6月，鄂豫皖苏区团中央分局的一份报告指出，对于苏区内的文化教育工作，团需要“派一个得力同志去加紧工作”。[9]3221933年10月，共青团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签订了协助条约，由遣优秀团员和少先队员到各级教育部门去工作，帮助教育部门进行扫盲工作，动员适龄儿童进入学校。[10]344

结论

苏区时期少先队的性质和定位始终不太明确，不断在变化，从最初纯粹的军事组织到后来的军事性逐渐淡化，变成半军事性和自卫组织，从初期苏区的创建者到后来苏区的保卫者和建设者。尽管少先队在发动武装暴动、创建苏区和保卫苏区以及在苏区建设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少先队性质的不明晰使其处于共产党、共青团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夹缝之中，使得其地位处于一定的尴尬状态，其所扮演的角色也变得模糊起来。

少先队性质模糊的原因，既有先天设计的缺陷，也有后天环境的因素。共青团最初将少先队视为暴动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苏区政权成立后，保卫和扩大苏区的任务主要由正规武装力量红军担任，而少先队作为隶属于共青团的青年群众组织并不被认可为正规的武装组织。因而苏区成立后，少先队实际面临着一个从军事性向和平建设组织转型的问题。由于苏区政权属于割据政权，需要应对政府的军事围剿，苏区的和平建设不时被战争所打断。在这种战时和准战时环境下，并不完全具备和平建设的外部条件，因而少先队始终带有军事性，在武装力量与和平建设的两端游移，无法彻底完成从军事性到建设性的蜕变。尽管一段时期内强调少先队积极投身苏区建设，但作为红军预备队的性质始终未变。

少先队始终具有军事性还与苏区时期左倾路线占主要地位有关，无论是立三路线还是王明路线都错误估计形势和敌人力量，一味要求红军冒险向敌人进攻，使得红军损失很大，为了补充红军力量，受过军事训练的少先队员就成为了红军上佳的后备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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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湖北省老区教育研究会.湖北老区教育历史资料选辑[M].武汉：无出版项，1996.

苏武作文篇5

一、独阏氏子弟在

教材注：“只有阏氏和单于的子弟在家。”这个注释是一个典型的歧义句，因组合关系两可而有两种理解：“在家的有单于子弟，还有阏氏”；“在家的是阏氏与单于两人的子弟”。从下文“单于子弟发兵与战”可知“单于外出打猎”，在家的是单于的子弟。教材的注释让学生搞不清“阏氏子弟”，阏氏子弟在家，怎么单于子弟发兵与战？因下文“单于子弟”中的单于和子弟为偏正关系，所以教材注释应突出阏氏和子弟为并列关系。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以下简称《中》）注释：“阏氏子弟：阏氏及单于的子弟。”这样解释目的应是为了避免歧义。因此我以为教科书应注为：“只有阏氏以及（单于的）子弟在家。”

二、凿地为坎，置煜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

教材注：[蹈]踩。研读课文时疑问重重，实感匪夷所思：救治伤重的苏武竟然需踩其背？查阅资料，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对此早有异议：“背不可蹈，况在刺伤时耶！”杨氏指出：“蹈当读为掐。韦注云：‘掐，叩也。’掐背者，轻叩其背使出血，不令血淤滞体中为害也。”《中》即采用此说注“蹈”为“通掐”。与上文“覆武其上”承接，煜火微熏苏武的胸部、轻扣其背从而使其体内淤血流出。徐复先生《后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考证《苏武传》“蹈”字应是“焰”之形误。则“蹈其背以出血”意为用火微熏苏武的背部从而使其体内淤血流出来，这种说法恐不妥当。苏武自刺，当刺胸腹部，卫律抱持时苏武应面朝上。况“覆”为翻转之意，人躺下时面朝上为常态，则“覆武其上”应是“使苏武背朝上卧在坑上”，则火无法“焰”其背；即使苏武面朝上，用火熏苏武的背部，则体内淤血如何流出？综上，教材应注为：“蹈，通掐，轻扣。”

三、武益愈

教材注：“渐渐痊愈。益，加。”教材先释“益愈”为“渐渐痊愈”，后又单注“益”为“加”，前后释义明显不一，若将“益愈”理解成“更加痊愈”，则明显不通。王力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和《词源》释“益”作为副词均有两个义项“更加”和“逐渐”，另外《苏武传》中“单于益骄”中“益骄”的解释是“更加倨傲”，说明两个义项不能通用。《汉语大字典》、新版学生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益”条“逐渐”义均举《苏武传》中此句为例。可见此处“益”字当为时间副词，应注为“逐渐”。

四、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

教材注与教师用书译作：“挖掘野鼠、收藏草实来吃。”且不论苏武是否食用野鼠，以挖洞来捉野鼠，也非易事。幼时见人挖掘鼠洞，收集野鼠储藏之粮谷。此处似可这样理解：挖掘野鼠穴内藏的草实来吃。《中》注：“苏武掘取野鼠所收藏的草实以食。一说掘野鼠下当加顿号。”朱先生显然赞成前者，教材可采用朱先生的注。

五、诚甘乐之

教材注：“的确甘心乐意。”《中》注：“的确甘心乐意于这样。”前者意译，学生不易弄清“甘乐”“之”的意义和用法。而后者翻译精确，其中“之”作代词，代指前文所说的“蒙斧钺汤镬”；“甘、乐”为意动用法，“以之为甘，以之为乐。”教材应注出意动用法并依《中》翻译，注出后字字落实，利于学生学习。

六、空以身膏草野

教材注译：“白白地用身体肥了野草。膏：使动用法，使野草滋润肥美，也就是作肥料之意。”《中》注：“作动词用，徒然用身体来润泽草野，使之肥沃，意为死于草野而成为肥料。”仔细比较，教材明确将“膏”注为使动用法更恰当，因《中》也注有“使之肥沃”，但教材将“草野”译作“野草”明显不当。《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膏”义为肥沃，则只能是使土地肥沃。《辞源》中“草”字释义有：“草野：未开垦过的草地。”学生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解释“草”有“草野”一词，意为草原、原野。综上所述，此句可译为“白白地用自己的身体使草地肥沃”，将“草野”译作“草原、草地”极为明白通畅。

苏武作文篇6

2、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要求背叛汉朝，臣服单于。

3、单于知道无论软的，还是硬的，劝说苏武投降都没有希望，但越发敬重苏武的气节，不忍心杀苏武，又不想让他返回自己的国家，于是决定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临行前，单于召见苏武说:“既然你不投降，那我就让你去放羊，什么时候公羊生了羊羔，我就让你回到中原去。”

4、与他的同伴分开后，苏武被流放到了人迹罕至的贝加尔湖边。在这里，单凭个人的能力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唯一与苏武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使节棒和一小群羊。苏武每天拿着这根使节棒放羊，心想总有一天能够拿着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使节棒上面的装饰都掉光了，苏武的头发和胡须也都变白了。

5、在贝加尔湖，苏武牧羊达十九年之久。十几年来，当初下命令囚禁他的匈奴单于已去逝了，就是在苏武的国家，老皇帝也死了，老皇帝的儿子继任皇位。这时候，新单于执行与汉朝和好的政策，汉朝皇帝立即派使臣把苏武接回自己的国家。

苏武作文篇7

1　一处标点

《苏武传》中有这样一段：

“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

教科书在此段第三个分句后用的标点是分号，第四个分句后用的是逗号，这就让人有些费解了。因为，这个分号将此段前三个分句与“后随浞野侯没胡中”截然分开，使“后随浞野侯没胡中”旬与其后两个分句同处一个层次，相对于前三句而变成另一层意思的分句。这样，整个句子由分号隔开，变成了一层关系的复旬。但是，通过分析整个句子的内容，“后随浞野侯没胡中”句的主语仍然是“缑王”，紧跟在“与昆邪王俱降汉”句后，是对“缑王”这个主语的补充。前四个分旬是对“缑王”的介绍，并作为一个整体，与后两个分句构成这个句子的主要意思，即“缑王与卫律所将降者谋劫单于母归汉”。所以，教科书把“后随浞野侯没胡中”句与“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放在一起，在“没胡中”后用逗号是没有道理的。况且教科书中注释对“后随浞野侯没胡中”旬的翻译是“后来又随浞野侯陷没在匈奴”，这样的翻译使人明显地感到此句语意是紧承上句“与昆邪王俱降汉”，都是陈述主语“缑王”的，所以我认为“俱降汉”后用分号、“胡中”后用逗号改变了整个句子的语意结构，是有问题的。

为此，我查阅了收录有《苏武传》的资料，印证了我的看法。

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文学教研室古代文学组选注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书中，对这段话是这样加注标点的：

“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

此处，虽然“俱降汉”后仍然使用的是分号，但在“没胡中”句后使用了句号，这样在句意上是把前四个分句理解为对“缑王”的介绍这样相对完整的意思，而“及卫律”句作为一个承前省的主语省略句，与前面的四个分句完整地表达了“缑王及卫律所将降者相互密谋劫持单于母亲归汉”的意思。

在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汉书・李广苏建传》中，是这样标点的：

“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

这句话是将前四个分句作为一个表达完整意思的句子， “没胡中”后用了句号，与最后两分句分开，这样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晰。

在由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里《苏武传》对这段话是这样标点的：

“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

此处，将“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作为一个判断句，所以“也”后是句号，“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表达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仍然陈述“缑王”这一对象，所以“没胡中”后用的是句号，同时也是为了和晟后两句在意思上区别开来。

综合比较以上三个版本的句子，都没有在“后随浞野侯没胡中”句后用逗号，而是都用了句号，这样就都保证了前四个分旬在意思上的连续性和相对完整性。虽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俱降汉”后用了分号，但它在“没胡中”后用句号，这和教科书中此处的标点使用还是不一样的。

另一佐证是，在同样是人教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中，《苏武传》的参考译文在翻译“后随捉野侯没胡中”旬时，译文在该处后用的是分号，此句前后都用的是逗号，这也正说明了教科书中的“没胡中”后用逗号是不恰当的。

综合比较几个版本对这个句子加注的标点，本人更倾向于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对《苏武传》加注的标点。另外，本人尝试着给它一种新的标点：

“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 　本人将三、四两个分句理解为对“缑王”这一对象的补充解释，作为插入部分前后用两个破折号隔开，使整旬表达“缑王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完整的意思，不知当否，求教于大方之家。

2　三处注释

(1)“方欲发使送武等”

教科书对此句是这样注释的：“汉正要打发派送苏武等人以及以前扣留的匈奴使者等的时候。发、使、送都是动词。”此句中“发、使、送”这三个动词连续使用，这在文言文里是比较少见的。而注释把这三个词的解释为“打发派送”，也即“发”为“打发”，“使送”为“派送”。这两个解释意思其实相近。在古汉语中有时为了强调某个意思，连续使用两个意思接近的词，但很少有连用三个的情况，而且这三个词在排列上又缺少必然的先后顺序。所以，按照教科书上的注释，把这三个词都理解为动词，就有了重复赘余的感觉。实际上，根据这个句子的结构，把“发使送武”理解为一个动宾结构的联合短语反而给人一种文从字顺的感觉，可以将其译为“正要派遣使者送别苏武等人”。只是这样一译，这个句子的主语如果仍然是“汉朝”的话，那这个句子的意思就不太好理解了。因为如果这样译，“汉朝正要派遣使者送别苏武等人以及以前扣留的匈奴使者等的时候”，就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此句上文汉朝就是“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为何此处又要派遣使者送别苏武等人呢?由此我断定，此句的主语不应该理解为“汉朝”，而实际上应该是“匈奴单于”。这个句子应该译为： “匈奴单于正要派遣使者送别苏武等人。”所以，我推断，教科书上把此句的主语理解为“汉”，也是一种误解。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苏武传》第一段为我们交待了苏武出使匈奴的背景原因，即“且鞔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而在这以前，汉与匈奴都各自扣留互派的使者“以相当”，而此时“武帝嘉其义”，这才有了苏武持节送匈奴使者回匈奴一事。课文第一段最后几句已经明确指明，苏武等人“既至匈奴”，即汉使团已经到达匈奴，见过单于，只是“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苏武等人既然已经来到匈奴，见过单于，完成使命，即使此前有过多次汉使者被扣留的事情发生，但由于此时苏武是在“单于初立，恐汉袭之”的背景之下出使匈奴的，所以单于就没有必要更没理由再扣留苏武等人了。因此课文第二段开头一句“方欲发使

送武等”紧承上文，主语是“匈奴单于”，此句译为“匈奴单于正要派遣使者送别苏武等人”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有人会对“方欲发使送武等”后面的“会武等至匈奴”句有疑问，认为如果把第二段首句中“方欲发使送武等”的主语理解为“匈奴单于”，那“会武等至匈奴”句就显得太突兀，因为第一段已经有武等“既至匈奴”了。这并不难理解，“会武至匈奴”句是插入句，为我们介绍了副使张胜与虞常密谋杀死卫律而失败最终导致汉使团被扣留的这一情况。

综上可见， “方欲发使送武等”译为“匈奴单于正要打算派遣使者送别苏武等人”要更好。

(2) “武益愈”

教科书解释为：“【益愈】，渐渐痊愈。益，加。”编者是将“益”解释为“渐渐”，“愈”解释为“痊愈”。可是在对“益”单独解释时，又将“益”解释为“加”，即“更加”意。这样就让人产生疑问了，“益”既为“加”，那“益愈”怎么又译成了“渐渐痊愈”呢?

翻开牯汉语常用字字典》，对“益”的解释：作为副词，“益”有两个义项，一个是“更，更加”，另一个是“渐渐地”(以《苏武传》中此旬为例)。再翻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占代汉语词典》对“益”作为副词的解释也是两点，一是“更加”，二是“渐渐”。这证明“益”作为副词的两个义项“加、更加”和“渐渐”是不同的，不能混淆。就在《苏武传》里还有“益”的一个注释，即课文第一段第8个注释，对“单于益骄”中“益骄”的解释是“更加倨傲”，这说明，教科书的编者承认“益”的义项“加、更加”和“渐渐”是有区别的，却偏偏将“益愈”的“益”解释为“加”，实为一种误解。

(3)“独阏氏子弟在”

教科书解释是“只有阏氏和单于的子弟在家”，这个注释本身就是一个有歧义的句子，原因在于“和”的使用，导致我们既可以理解为“在家的有单于子弟，还有阏氏”，也可以理解为“在家的是阏氏与单于两人的子弟”。从下文可知在家的只有单于的子弟，虽然如此，但我认为编者这样注释此句还是有欠考虑，不应让这样有歧义的句子出现在教科书中。对此句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这样处理的： “阏氏子弟：阏氏及单于的子弟”，这样解释就避免了歧义，我以为，教科书可以借鉴。

苏武作文篇8

本文涉及的主要词是“蹈”，原文出自《汉书·李广苏建传》（上）。请看原文：

“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谋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

此文系《苏武传》中的一段，写苏武出使匈奴后，因其副使张胜参与了一起欲劫持单于之母归汉的“谋反”事件，事败后苏武等人被扣，苏武处变不惊、欲自杀身死以报效汉王朝廷。事件描写得简练紧凑，且扣人心弦，苏武的表现更让人感到荡气回肠、感慨万分。之中涉及到苏武自杀后，卫律进行施救之情景，“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之句，对于“蹈”之解，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据笔者查阅就出现了四种截然不同的诠解：

一是依原字“蹈”释作“践”，《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蹈，践也。”“蹈、践”按古注看是同义词，两者都是脚向下着地，相当于“踩”。然“蹈”是用力向下跺，方向与力度与踏相近。《礼记·乐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按：此乃顿足起舞）《史记·司马相如传》：“乘骑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躤。”（此是说以脚（蹄）下踩之践踏义。）

二是杨树达先生释作“搯”（“轻击”之义）。郭锡良主编之《古代汉语》（下册，第525页）教材也持此观点，对上段句释为“在地上挖坑，放置在没有火苗的火堆，把苏武面朝下放在坑穴上，轻轻敲打他的背，使淤血流出来。蹈：通“搯”，叩，轻轻敲打。”《说文》：“搯，击刺也。”《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通俗文》捾出曰掏，掏即搯字，本训捾。按：捾，搯也。……击刺与抽同，于六书为假借。”搯又训为“叩”也。（按：击，《说文》：“攴也。”《段注》：“攴，小击。”）指上下左右横向之叩击，轻击是指适度之叩击，与重击相反。“叩”常指用手敲击，也可以器物（杖、石、木等）敲击，也指轻击。但根据笔者考查，在史上辞书并无“蹈”可通“搯”之记录。但是两字有共同之声符“舀”，《说文》云：“抒臼也。”抒舀，又作“揄、挹”，释作舂（扌寿米之谓）。“舂”与“扌寿”与“搯”之动作相同，彼此印证了“舀、搯、蹈”应是同源字，其共同特点是都具有共同反复践踏、击打之动作特征，故此相互借代应是符合语言文字使用规律的。

三是释作“掐”字，此乃郭在贻先生之建言，其在《汉书札记》一文中云：“……依鄙见，蹈似当为掐（掐讹为搯，再借作蹈）。”《大庄严经论》卷三音义引服虔《通俗文》：“爪案曰掐”，又《汉学堂丛书·佚书考·张辑蓓埤苍补遗》：“掐，抓也，谓爪伤也。”“掐其背以出血”，意为“用手指掐捏其背使淤血畅通，殆即俗所谓刮痧也”（郭在贻，2002：45～46）。而且他还征引了徐复先生的读《汉书札记》一文，作为自己主张见解之佐证，郭在贻先生并未明说，但笔者经探究后推断，恐是徐复先生释“搯”为“焰”，“焰”与“掐”的声符同为“臽”所致。

第四，就当属徐复先生的主张了，先生在文中说：“……《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二章有这样一段记载，‘铁木真遇泰亦赤兀十二骑，铁木真独与战，敌骑十二矢并发，伤其口喉，痛甚，昏坠马。不儿古勒（人名）燃火热石，投雪于石上，引铁木真口，以蒸气熏之，及凝血出，呼吸遂通。’这就很好地说明蒙古族也有同样的急救法，事情也正好类似。笔者因此比照两处文字，根据其风俗习尚，考知《汉书》的‘蹈背’，决不如杨先生‘蹈当读为搯’，而应当是‘焰背’形近的误文。据《说文·炎部》：‘燄，火行微燄燄也’，字与‘焰’通用，引申的意思就是熏了。此文正好是“以火微熏其背以出凝血”的意思。”（郭在贻，2002：46～47）

以上四解，除“蹈”用原义外，其余三解，都是比较熟识的专家级学者，当然有的是笔者有缘结识的，有的则是通过拜读其著作结识的。树达先辈之著作《词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及其训诂释义等已成为笔者案头之重要参阅著作，大有常读常新之感，徐复先生则是笔者上世纪70年代岁末于南京训诂学研讨班（由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主办）的恩师。先生的学问、文章自是笔者之楷模，研讨班结业后又一起筹办训诂学会，学会成立之后先生任副会长、顾问，笔者曾任正副秘书长之职，于工作、学术会议期间耳熏目染，受益良多。在贻则比笔者仅小一岁，却是训诂学界之“骄子”与后起之秀，只是疾病缠身，英年早逝（仅50岁就撒手人寰）但却著作夥众，因此从感情上讲很难割舍谁，但继而一想还是以学术真理为重，不徇私心为好。笔者想两位先辈及一位同辈的在天之灵也会同意吾之做法的。

杨说：地上挖坑，置无火苗的火堆，苏武面朝下伏在火堆上+轻击其背。

郭说：地上挖坑，置无火苗的火堆，苏武面朝下伏在火堆上+手掐、按其背部。

徐说：舍弃了两说的共同部分，只是强调用微火熏其背部。

比其三说加上蹈背（即用脚踩）四说，笔者想用末位淘汰法来进行筛选。由于苏武系用刀刺杀前胸，积血于中，在当时无医药及救护人员的情况下，卫律情急之下采用上述手法是无可争议的。既是伤口在前，而置积火在后，恐怕于事无补，再说，前胸伤口处已经置火熏烤，在后重复又意欲何为？徐先生恐忽略了这一点，因此其说存在明显漏洞，不应依从。

其次是伤口不是箭伤，而是刀伤，刀刃较剑等其他兵刃为阔，伤口显然较长、宽且深，而流血多且时间稍久，定是呈血块（凝固状），仅用烟熏火烤是不能凝血化瘀的，因为用手掐之动作恐难以奏效。这就是说大面积的出血与凝固用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况《说文》无“掐”字，“掐”当是汉后出现的。《段注》云：“《文选·长笛赋》：搯膺擗摽。李善引《国语》及韦《注》而云苦冾反，殊误。苦冾反当是掐字，从臽声，爪刺也。下引《魏书·程昱传》：‘魏书程昱传曰：昱于魏武前忿争，声气忿高，边人掐之乃止。’是则从臽之掐，于搯膺毫不相涉也……”（段玉裁，1988：596）。所以，笔者认为“掐”字之释恐于伤情及使用手法均不合适。

另外，由于苏武受重伤，而卫律又是人高马大，体重不轻，由其于苏武背上蹈踏是不可施救之法，那么剩下的只有“搯”了，用手叩击其背助伤者活血，且能据其血瘀状况的进展，转换手法，于情于理又是可能的，因此笔者同意杨先生之解释。

对词义之训诂一定要照顾整个语句之前后叙述，切不可先入为主。当然符合实际也是非常重要，不能想当然。另外，分析词的通假，特别是确定用字的错讹更应谨慎，像“蹈”与“掐”，形符和声符全不相同，为说释而全改字形是不可取的，理应杜绝，除非有确凿之据，否则不宜采用此法。以上浅见能否站得住脚，还望行家学者斧正之。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郭锡良.古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郭在贻.郭在贻文集·训诂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