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5 23:49:57
【关 键 词】监犯移垦 外役监
监犯移垦，顾名思义就是迁移监犯，从事开垦。在坚持执行自由刑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人犯劳动力，开垦荒地进行农业生产，教授犯人一技之长，对监犯适用依据表现逐渐改变待遇的累进制度，使犯人逐渐适应从监狱生活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的转换。国民政府开展监犯移垦有两大直接目的，一为疏通监狱，二为增加生产。四川平武外役监作为国民政府监犯移垦唯一一次尝试成立于1941年，在此之后，国民政府还规划在安徽宣城、贵州平坝两地推广监犯移垦，建设外役监，但后两者均未能成行。本文拟以四川平武外役监为例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监犯移垦进行述评。
一、平武外役监之实然
（一）草创之所以选定四川平武为设置外役监之地，是因为四川平武地处四川西北，毗邻甘陕，已属我国腹地远离东部正面战场。该地山险水急，“榛莽遍野，灌木遮天，欲登山顶无径可通”，[1]自然环境恶劣，正适合磨砺监犯意志品格；“自民元以后，累遭浩劫，十室九空，以致地广人稀，坐令荒废”。[2]此地因战乱人祸，人烟稀少，监犯移垦至此可保持同社会的隔绝，不至于搅扰社会安宁。引用时人的一句话：“此旷野无异与世隔绝且山水清奇，令人颐神适志，如福地仙都，使人革面洗心，移犯垦种，极合行刑要求”。[3]基于以上原因，此地是极为适宜移垦的。
此时期的监犯移垦事属创举，无案例可循，而制定的法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规制移垦具体事宜的各个层面，所以在平武外役监创立之初有三义“（一）行动军事化（二）生活纪律化（三）工作生产化”。[4]其内部员工看守均着“草履短褐”，移垦人犯也穿统一制服而尤显整齐严肃，每日清晨鸣钟典狱长与员工督率人犯立即起床，十分钟整衣洗面后全到旗台集合举行升旗典礼，礼毕训话，用完早餐即派出作业，一般一天作业时间为十二小时，傍晚收之后再聚旗台降旗以示一天劳作完成。通常情况下日日不断绝，须逢年过节才能休息。为了让移垦人犯不忘教化，提高其工作积极性，犯人在升降旗之后都须高呼口号：“（一）要切实改过迁善（二）要习勤习俭习劳（三）要努力开辟荒地（四）要增加垦区生产（五）要努力垦区建设（六）要扶助农民经济（七）要帮助前方抗战（八）要改良垦区卫生（九）要振奋垦区教育（十）要发展垦区交通（十一）要实行农民合作（十二）要完成自给自足”。[5]从三义中的“工作生产化”到口号“要帮助前方抗战”无不体现了此时期的时代特色，后方加紧生产支持前线是抗日战争赋予监犯移垦的历史使命，这在我国狱政史上是少见的。
（二）实然之垦区建设 监犯移垦以农业为主，渐次发展林业、畜牧业，而所有的这些产业都是以土地作为基础，平武外役监垦区土地一部分源自开垦的荒地，而另一部分则需购买当地农民、乡绅的土地。“边地民性强悍，富豪全仗土地剥削佃农......前年（1942年）收买五十亩，仅费九万余元，今值百万②以上；关门子垦区上齐山顶下齐河心约长二十五里，左至钻子沟右至关门子岩仑宽约七八里，均已完成收买，只余二三户待款拨发足价，此段荒地共费三十余万元，现值数百万矣；他如......堡子沟、杉树湾、核桃园面积颇大，将来拟作期满人犯不愿回籍计口授田之用；由齐头岩、白果园以至红水沟、六角顶荒地横亘六七十里，陆续收买共价四十余万元，期间大树不可数计，天然出产如茶、如漆，养蜂、采药经营较易，纸厂、铁厂遗址尚存，将来人犯如果移足额定二千名之数，皆属有地可耕有工可作；以上总共购地费款八十余万元面积约计六百方里。辟地利，兴宝藏，实为今后急不可缓之图也”。[6]可见为了扩大土地面积夯实移垦基础，无论是收买还是开荒，垦区都费尽周折方略有所成。在这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有为犯人出狱之后不愿回籍而计口授田准备的土地，这是对此时期监犯工作将在监狱教化生产与出狱后生活相联系之策略的贯彻；在该过程中还有移垦作业内涵的不断丰富，业务类型的渐次拓展，开始发展茶、漆、养蜂、造纸、锻铁等多项产业；到1944年垦区所有土地已能满足二千犯人的耕作需求，因此迁移更多犯人参与移垦实为当务之急。
人犯押解到垦区之后，并不急于投入耕作，而是先进行训练，传授必要的农业技艺，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开垦所采方式是平武农作惯用也是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刀耕火种，“斩树、诛茅，平铺地面，播耘。期前天气晴明，防火燃烧，取其土焦，灰厚、地肥、苗秀便可丰收”。[7]移垦前几年的出产是成逐年递增的趋势，“初期③，开垦山地约四百亩，秋收玉米一百九十七市石、黄豆三石三斗，是年春夏先后解到人犯六十八名，收获玉米足敷工作人犯之口粮。三十二年，增辟土地收获玉米二百五十市石、黄豆杂粮二十市石。三十三年夏秋多雨，玉米歉收约计二百市石之谱、黄豆约三十市石，老人窝新开水田收获稻谷五十一市石，总计仍较前二年有增无减”。[8]农场副业也有所发展，历年养猪四十头左右，人犯适用猪肉已经不需要外购；耕牛在1944年是也有十二头，但土地宽广还须添置；羊群从1942年购买的十余只到1944年时已经繁殖到七十二头。
垦区土地面积在增加，业务类型也在拓展，收益也逐年递增，但在这些蒸蒸日上的景象背后仍有难题亟待解决。首先是人手不够，移垦犯人总数相较于开垦的土地以及期望达到的规模相去甚远，从初期春夏押解到的六十八名人犯到“开垦耕耘已经三年，工作人犯多则百余名少则六七十人”，[9]三年时间，人犯总数几无变化；其次落后的科技知识水平难以应对垦区病虫害，农作物方面“初期播耘，老鸦啄食耘耔，生长出苗伤害嫩芽，及至收成野猪、聋猪、刺猪以及老熊黑夜耗食尤重”，[10]其应对措施也只能是派人犯轮流守候、驱赶，而无其他更科学有效的方法；禽畜类“每年瘟疫传染损耗极重”，[11]在那个人都缺医少药的时期，兽医则更是难寻，束手无策甚是无奈。
（三）实然之人犯处遇平武外役监监犯住所分为两种：本监和农舍。两种不同的住所代表了不同的待遇，本监类似于普通监狱，农舍则是同本监相分离的住所，主要分布在各垦区，在农舍居住的犯人相较于本监的拥有更多的权利。监犯初到，教诲程度不一，均须暂时羁押于本监，施以教化、培训，择其品性端正、纯良之人，渐批分遣到各处农舍居住，而那些已经分遣至农舍的监犯若不遵约束，则会再次被羁押于本监。因参与移垦的监犯在资格审核之时就剔除了穷凶极恶之徒，能到平武之监犯几乎都有弃恶从善之心，故本监之作用在过渡，简单的说就是让监犯经历从之前监狱到本监到农舍再回归平民生活这样一个权利逐渐恢复的过程，所以在平武外役监本监的建设占总建筑量的少部分，农舍的修建才是主要。筹备之时主要是将破损的民房进行修葺作为本监使用，而农舍的添置过程就要繁复的多。“筹备期内（民国三十年），修葺破损民房作为外役监④。培养垦区石龙寺旧庙房作为农舍，并新建水子农舍计房十余间，伽帽山农舍计房五间......三十一年新建景家店老人窝农舍两处，并培修任家坪土窑子农舍两所”。[12]在几年后的一份外役监调查报告中对本监和农舍建设如是描述：“外役监之建筑房宇工程，闻自筹备成立以至今日已有六年，未或稍间，建筑各处农舍及新式监房凡二百余间，可住四五百人”。[13]
外役监人犯衣食住均由监狱提供，衣服样式统一，“人犯一名年给单衣裤两套、棉衣裤一套、被盖一床、制帽、符号、裹腿各一”;[14]食从平武当地饮食习惯，以玉米为主粮，油盐蔬菜也有供给；住分本监和农舍，前已述。“人犯精神奕奕，身体康健，使参观之人一望而知其衣食足，较任何新监狱待遇优厚”。[15]该语固有粉饰之嫌，然将其衣裤、棉被、食品的供给与此时期其他监狱相较，确实更为优厚。根据《徒刑人犯移垦实施办法》和《移垦人犯累进办法》的规定，移垦人犯可以从其所得劳动成果中获取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五十的提成，称为赏与金。赏与金的具体分配分经常和临时两种，“经常赏与金按月发给，临时赏与金每次工作完毕即行发给，赏与数目以人犯级数高低及工作能力强弱为标准，来此较久者，咸有蓄积汇济家用”，[16]可见赏与金还是比较丰厚的。
人犯的教诲、教育是监狱第一要务。欲求感化罪犯，消除其主观恶性，使其弃恶从善为行刑之本旨,若只是执行刑期，此本旨恐难达成，尚需施以教诲、教育。“日濡月染渍以道义熏以礼法，变其性质，启其智慧，使之幡然改悟愿为良民。”[17]可见对监犯的教育、教诲方式还是采用礼法熏陶，伦常说教。“每日晨昏升降旗轮流演讲而外，每周并授以识字课程及公民训练，尤重个别考察及垦区工作查询，随时随事近譬远证，多方劝诱，爱如慈母，厉如严父，抑其欲望而警其知足，悔而悟者进级记分，使知自励，鼓其上进，心理建设收效宏大。”[18]透过国民政府当局在教化监犯所标榜的人性化，可以看到在行刑理念和监狱建设西化的同时，在对犯人精神思想层面的改造还是援用我国传统之礼法，“慈母”、“严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官制中地方官吏自命“父母官”，这之中有其吹嘘勤政爱民的因素，也透着我国“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伦理。平武外役监设立的时期是中国传统思想受到西方文明持续冲击的年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在这之前就已经发生，但是能够有机会有智识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往往是社会的上层人物，沦落狱中成为囚犯则多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在平民阶层的现实生活中礼法渗透到方方面面，教育这样的人群适用传统礼法并无不可，上述文段中“心理建设收效宏大”之描述足证其成果。
外役监称人犯为垦民，“外役监对于解来移垦之人犯，以其业已执行相当时期，欲利用其自尊名誉心理，使其易于改过迁善名正言顺，称人犯为垦民”。[19]这一称呼的改变蕴含着对犯人人格的尊重，更深层次的是它昭示了这个社会包容地对待曾经伤害过社会本身的人和行为，社会以宽容的姿态接纳这些曾经的“罪人”再次融入社会，这些作用于犯人则体现为深刻反思己过，自重其人格操守，弃恶从善。
二、外役监建设之评价
（一）监犯移垦系列法规④是对国民政府监狱立法体系的完善。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国民政府就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监狱法律体系。其法律法规主要承袭北洋政府时期的监狱法令以及大量引进西方各国律法。抗战爆发以后，民国狱政受战局影响，监狱大规模被毁坏、监犯无处安身疏散困难、经费紧缺等诸多问题是既有法律法规解决不了的。基于此，国民政府在监狱疏通和监狱改良方面逐渐探索适合抗战这一特殊时期的途径，主要包括监犯调服军役、监犯疏散、监犯假释、监犯移垦等。毋庸置疑，上述法律法规推进了战时监狱工作的开展，也是对监狱法律体系的完善。
（二）监犯移垦中对犯人的人文关怀值得肯定。监犯移垦无论是立法还是平武外役监的实践都可以感受到人文气息，有如将监犯劳役与出狱后的生计相联系而不是停留在对监犯惩罚本身，为人犯规划更为长远；在垦区称人犯为“垦民”，部分移垦监犯可携家属共往，还可看书、读报、听音乐、参加体育活动，显示了对犯人自然权利的尊重。而这些立法、实践发生在兵荒马乱、山河破碎的抗日战争时期，则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三）监犯移垦有所成，间接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战时司法纪要》成书于1947年，其中对平武外役监的描述当为信史，谢冠生在书中对四川平武外役监的成效如是描述：“四川平武外役监历年惨淡经营，成绩昭著。已经垦熟耕地一千四百余亩，工人每日平均一百五十人，实际从事农作者一百人。所有产品数量如农作科之玉米、稻谷、洋芋、瓜菜；畜牧科之猪、羊；采木科之杉料、木料等项均有可观”。[20]监犯移垦“既可疏通监狱又可增加生产”，[26]这是监犯移垦的两大目的，从谢冠生的评价意味着这两大目的达成。如果将“每日平均一百五十人”同当时全国监犯总量相较，再将外役监的出产同抗日战争的耗费相比，那么以平武外役监为范例的监犯移垦对抗战全局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这样的对比是荒谬的，亦无必要。类似于监犯移垦的革新相对于整个抗战历史来说是渺小的，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历史本身，同时也是推进历史的原动力。
注释：
①国民政府规划了四川平武、安徽宣城、贵州平坝三处设置外役监，但仅四川平武外役监成行。
②此处“价值百万元”之因：一为土地的自然增值；二为此时期，民国三十三年正值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故能有如此迅猛增值之势态。
③初期应当是1942年，因为平武移垦是1941年10月开始，春种秋收，只能在第二年也就是1942年才能收获农作物。
④此处外役监指文中所述本监。所引原始资料《四川外役监报告》中外役监有两种含义，一种宏观的将平武移垦区域统称为外役监，而另外一种则是具体指代过渡性的本监。当外役监与农舍相提并论时取后一种含义。
⑤国民政府时期监犯移垦经历了先立法后实践的过程，从1936年到1940年期间先后颁行了《徒刑人犯移垦暂行条例》、《徒刑人犯移垦实施办法》、《移垦人犯累进办法》、《移垦人犯缩减刑期办法》，对监犯移垦进行规制、指导。
参考文献：
[1]《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 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7页。
[2]《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 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9页。
[3]《人犯移垦纪实》，《大公报》，1947年3月15日版， 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13页。
[4]《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7页。
[5]《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7页。
[6]《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7页。
[7]《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8页。
[8]《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 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8页。
[9]《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8页。
[10]《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8页。
[11]《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8页。
[12]《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7-8页。
[13]《人犯移垦纪实》，《大公报》，1947年3月15日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10页。
[14]《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8页。
[15]《人犯移垦纪实》，《大公报》，1947年3月15日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12页。
[16]《人犯移垦纪实》，《大公报》，1947年3月15日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12页。
[17]《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9页。
[18]《四川外役监报告》，1944年12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9页。
[19]《人犯移垦纪实》，《大公报》，1947年3月15日版，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12页。
[20]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之十七《监犯移垦》，司法行政部编印，1948年1月，第1页。
海拉尔垦区的经验证明，没有文化的垦区，一定不是现代化的新垦区。几年来，在迈向强企富民的征途上，海拉尔垦区始终把企业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不仅成为中国农垦企业的典型代表，更是传承中国农垦文化的典范。
以“三个率先”为目标愿景，构筑特色企业文化体系
2007年，海拉尔垦区在总结农垦企业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文化积淀、民族风格、时代特点和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围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打造中国最大的有机农产品基地”的目标，经过广泛调研和充分论证，提出“在全国农垦系统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全区农村牧区率先进入小康社会、在全国率先建成一流大型农垦集团”的“三个率先”企业愿景和“艰苦奋斗，不断开拓的创业精神；自强不息，自我超越的创新精神；与时俱进，追求卓越的创一流精神”的“三创”企业精神，以及包括了企业宗旨、经营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在内的理念识别体系，共同构成了具有海拉尔农垦特色的企业文化的完整体系。
为全面构建企业文化的框架，将2007-2009年确定为企业文化建设年，将2010-2012年确定为企业文化提升年，重点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和落地工作，全方位规范企业文化建设，重点推广了视觉识别系统，全垦区所有单位全部制作了门厅和大会议室标识背景板，统一印制了带有企业标识的信纸、信封、便笺、文件袋、手提袋，制作了纸杯、司旗、桌旗、胸徽、桌牌，40余块大型企业形象宣传牌和80多条墙体标语，提升了垦区对外形象。
弘扬农垦精神，延伸企业文化内涵
为传承和弘扬老一代农垦人在垦区50多年发展历程中积淀的艰苦创业精神和历史文化，垦区投资近千万元，建设了海拉尔农垦发展史展馆、三河牛科技文化馆、三河马科技博物馆、海农垦现代农业科技苑，成功构建了三河牛畜牧品牌、三河马文化品牌、现代农业展览、海拉尔农垦企业文化、边陲精神文化、企业标准化建设展示和新垦区新城镇展示窗口，形成了企业文化体系、品牌扩张体系和科学管理体系。
一个个展馆以丰富的影像资料、详尽的文字说明，将海拉尔农垦的成长历程和发展亮点生动地展现出来，深远厚重的文化内涵和现代先进的品牌理念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成为传承和弘扬农垦精神、激励新一代农垦人牢记历史，热爱农垦，建设农垦的再教育基地。
实施文化再造和创新，增强凝聚力向心力
为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围绕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不断赋予企业文化“爱国创业、艰苦奋斗、求实奉献、超越自我、追求卓越”新的内涵。赋予“爱国”以爱岗敬业，产业报国，持续发展，增强集团核心竞争力的新内涵；赋予“创业”以锐意进取，创业永恒，始终不渝追求一流的新内涵；赋予“艰苦奋斗”以加强成本和全面预算管理，建设节约型企业的新内涵；赋予“求实”以讲求科学，实事求是，提高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新内涵；赋予“奉献”以员工奉献企业，企业回报社会、客户、员工、投资者的新内涵；赋予“超越自我、追求卓越”以打造一流集团，为国尽责、为民造福、精诚团结、技术过硬的优秀员工队伍，创造一个核心竞争力强、人企合一的卓越企业，坚持以人为本与员工以企为家相统一，锤炼一支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愿景、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沟通平台的团队。
在海拉尔农垦，亚洲最大的马铃薯雪花全粉生产企业麦福劳公司，将企业文化核心理念的精神内涵延伸到生产经营的细枝末节，用先进的文化思想构筑企业的灵魂，使产品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一直名列前茅。在哈达图农牧场，“细节决定成败”、“创新无止境、攀高无极限”等企业文化标语随处可见，还在自办电视节目中开辟了“企业文化长廊”专栏，每周3次播放企业文化讲座，通过多媒体、专家讲授等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没有品质就没有企业的明天”，“同心才能走得更远，同德才能走得更近”，合适佳食品公司用幽默的漫画和生动的语言将硬性的管理制度以柔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宣传贯彻，使制度从墙上走进员工心里，形成自觉、自发的爱岗行为。通过企业文化的渗透，海拉尔垦区员工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团队及参与意识增强，企业奋斗方向与发展目标明确，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明显增强。
重民意惠民生，企业文化润物有声
从2006年开始，集团公司连续6年每年选择在2~3个农场召开垦区两个文明建设现场会，通过以会促创，对承办会议单位进行重点打造，并在全垦区范围内大力推广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彰显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通过一系列宣传措施和主题活动，使企业文化入心入脑，员工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利用培训中心和以不同形式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培训，强化企业文化建设意识，提升各级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为将集团的决策、理念及时传达到基层和员工群众当中，创办了《海拉尔农垦》旬刊，免费赠阅到户，成为垦区上下沟通交流、聚合人心的新平台。
加强企业文化制度层面的建设，促使企业习惯的养成和员工行为的规范。集团公司健全和完善规章制度，编印了《集团公司制度汇编》，各单位也制定了符合本单位特点的规章制度，以指导经营活动，提升科学管理水平，使员工的言行举止和工作习惯向企业期望的方向发展。
在培育企业文化的过程中，突出“热爱垦区、朴实敬业、执著进取”的理念，广泛宣传集团公司的战略目标、经营理念、管理理念、人才理念等，培育具有海拉尔农垦特色的精神文化，并内化于心，切实把集团精神与价值观转化为全体员工的自我行动，成为激励员工奋发向上，争创一流业绩的精神支柱，实现集团与员工共同发展。
在企业文化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与员工以企为家相统一，突出员工的主体地位，尊重员工的首创精神，发挥每个员工的聪明才智。合适佳公司注重技术创新，深层次激发员工的创新活力，从长远意义上关心员工发展。此外，还把文体活动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抓手，开展音乐鉴赏、专业培训、读书、书法、摄影、演讲、体育比赛及广场文化月、文艺汇演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使员工群众在参与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程度的精神文化享受和心理满足。通过广泛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着力惠及民生，有关就业、医疗、社保、教育、住房等百姓最关切的民生新举措频频出台，为群众解难事办好事。近6年，集团公司累计投入惠民资金1.68亿元，481517人次员工群众受益，做到发展生产有扶助、特殊困难有救助、医治大病有补助、子女上学有资助。通过实施一系列重民意惠民生工程，实现了企业关心员工，员工心系企业，文化深入人心，真正达到了“固本”、“强身”、“铸魂”和“塑形”的目的，先进的企业文化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文化思维“内植”于农业，牵引农业现代化大提升
从2003年海拉尔农垦打破计划经济的藩篱，冲破传统观念的禁锢，大踏步走向市场，进行产业化、集团化、股份化改革起，便开始了引进外资、调整结构、体制创新、产业化经营的一系列探索。
在极具挑战性的航程中，垦区从打破旧的产权制度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包产到户到实现统一耕种，从结构单一到产业化经营，再到建设有机农产品基地，在巨大的经济变革中求新求变从未止步。从“做强、做精”，到“突出一个中心、打牢两个基础”，再到“全力推进品牌大发展”，担当起了推动中国农垦上水平发展的历史重任。
2006年―2010年，海垦区不断刷新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记录，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0亿元，比“十五”增长了1.5倍；粮豆油增产62.6亿斤，比“十五”增长73%；2010年末牲畜存栏50万头，2010年牛奶产量突破31万吨，是2005年的1.69倍；“十一五”完成工业生产总值38.6亿元，比“十五”增长174.3%；“十一五”实现利润11.337亿元，是“十五”时期的25倍。2010年盈利3亿元，职均收入30916元，人均收入15442元，远远高于全国农垦系统的平均水平。
曾经渺无人烟的“北大荒”，如今已建起了我国统一耕种土地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有农场群，初步形成了以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和产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成为全国农垦战线独树一帜的垦区和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每到金秋时节，万顷良田麦浪婆娑，油菜飘香，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员工的脸庞。纵横无垠的公路上穿梭着运送粮食的汽车，阡陌交错的农田里忙碌着大型现代农业机械……海拉尔垦区用全新的文化思维捍卫着农业的根本，实现了连续8年增产的目标。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海垦区将先进的文化思维“内植”于农业，大幅提升了现代农业的产业化水平。
创名牌树形象，知名度美誉度全面提高
2011年夏，海拉尔垦区成功承办了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和全国牧区工作会议，主题为“希望的田野，现代之文明”精神文明成果、有机绿色产品、现代大型农机演示和三河牛现代农畜的窗口展示，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刘云山和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高度评价。刘云山当即指示中央电视台对海拉尔农垦现代农业建设的突出成就进行宣传报道。当年7月8日央视新闻节目播出了《海拉尔农垦：机械化引领现代农业快速发展》的报道；9月19日，央视新闻频道以《内蒙古：科技助力粮食稳产增产》为题，全面报道了海垦区科技兴粮稳产增产的实况；9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题刊发了海垦区秋收作业的图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大大提升了海拉尔农垦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经过不懈努力，海垦区企业文化建设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2010年，海拉尔农垦荣获“中国最具创意策划农业文化品牌奖”、“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十大企业文化创新单位”，这是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最高荣誉，也是全国农垦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海拉尔垦区企业文化建设已经走在全国农垦的前列。这一个个荣誉也深深镌刻在海拉尔农垦的发展史册上。
1956年初,鹰厦铁路的施工建设已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时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王震向和党中央立下军令状:保证施工条件极其艰苦的鹰厦铁路于今年底全线铺轨通车｡
铁道兵上上下下,从司令员到普通士兵都进入了决战“鹰厦”的关键时刻｡
然而,就在这时,党中央､国务院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战略决策:成立农垦部｡
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就成立农垦部的事说:说了,为了搞好军垦､农垦工作,以及管好现有的国营农场,要单独成立一个部,从农业部分出来｡而谈到农垦部的成立和任务时,这样强调:“农垦”翻译成外语就是“开垦荒地”｡建设国营农场,管理国营企业,发展生产,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创立并发展新中国的农垦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边防､捍卫和建设祖国而作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是治国安邦的一项英明决策｡
讲这一席话时,王震也在场｡的指示,对王震有不小的震动｡
在酝酿成立农垦部时,早已把目光盯住了王震｡
在眼里,王震是个极有创造性的猛将,敢说敢干敢冲｡无论在多大的困难面前,王震总会开拓性地想办法克服,并能创造出奇迹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王震率领三五九旅,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中央”,开赴南泥湾,拉开了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帷幕｡就是在这块野兽出没､荆棘横生的荒地上,王震开垦出了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地｡看过后,大笔一挥,为王震题词:“王震有创造性!”
对王震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再创奇迹,谱写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崭新篇章｡
1956年5月11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财经部门组织机构的议案,提出增设农垦部并规定它的四项重要任务:“增设农垦部,管理垦荒移民､国营农场､军垦农场和华南垦殖等工作｡”5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此议案｡同一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签署了任免令,正式任命王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部长｡
王震出生在湖南浏阳县马跪桥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生活经历和对农业的朴素感情,使他对农垦事业情有独钟,他曾动情地多次说:“我这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早年为了农民的翻身解放才扛起枪,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农垦部成立的时候,王震心里装的是振兴中国经济之本的农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担任农垦部长4个月的王震,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国营农场的目前情况和发展远景》的报告｡在报告中,王震回顾了我国军垦､农垦事业艰苦创业的历史,特别强调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党中央高瞻远瞩,曾动员了30多个师参加生产建设,其中进入新疆的人民在同当地人民军队及起义部队会合以后,立即展开了劳动生产运动;在华南有几个师的转业部队,组织了垦殖局,种植橡胶和热带经济作物｡在谈到国营农场的发展远景和开垦的重点时,王震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国营机械化农场开垦耕地750万亩,今年就可以完成,连军垦农场今年将共达到1500万亩｡到1957年共可达到2500万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将开垦3500万亩,这个计划完成后,我国国营农场的耕地将共达6000万亩｡
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就任农垦部长不久的王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蓝图已经勾画出来了,王震浑身上下有股使不完的劲,时年48岁的他,就像在抗日战争期间使日寇闻风丧胆的指挥员一样,不真枪真炮动起来,手里就发痒｡在党的上,王震大手一挥,向､党中央和与会代表们规划了农垦部努力工作的方向:
“为了完成上述开荒任务,我们计划以新疆､黑龙江和华南为重点,并且根据这些地区的特点,发展大农牧业经济,经营不同的特产,生产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
王震的讲话吹响了农垦大军进军荒山野岭的号角｡
组建垦荒队伍,进军北大荒
轰轰烈烈的农垦战打响了｡摆在王震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垦荒队伍的来源,要垦荒,必须要有一批身体好､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高素质的垦荒大军｡
1956年下半年,王震委托农垦部副部长张林池赴苏联访问学习苏联国营农场使用兵力问题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在访苏期间,张林池访问了苏联国营农场部部长别涅吉科夫,请他介绍苏联开荒建立国营农场的经验,农垦部的苏联顾问专家写出了《关于铁道兵复员军人在黑龙江开垦荒地》的书面意见,就农场的规模､试验站的建立､开荒农业技术上的几个问题提供了经验｡
195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动员十万干部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1个多月之后,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指出:“军垦既可解决军队复员就业问题,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有些地区还可以增强国防和巩固社会治安｡因此,在有大量可垦荒地､当地缺乏劳动力,又有复员部队可调的条件下,应实行军垦……”
这一直是王震精心策划和努力争取的｡他积极与总政治部商谈,争取这些转业复员官兵能到农垦战线｡很快,总政治部就这批转业复员官兵的具体去向发出通知:“经与农垦部商议,农垦部所属农场今年可以接收6万名军队转业的连､排干部,2万名班以下工农骨干､青年知识分子学员,到国营农场参加生产建设｡……由于东北地区国营农场所需人员数量很大,因此,凡去国营农场的排､连干部,应尽量动员到东北地区的国营农场,到黑龙江密山农垦局所属农场｡”
从3月至5月,短短3个月时间里,成千上万名转业､复员官兵,从祖国各地,从各军种､各兵种､各部队､各院校,统统北上,向北大荒挺进｡到了5月底,进入北大荒的转业､复员官兵连同家属､非军籍的工薪制职员,“十万”大军云集北大荒｡
激动､兴奋令王震忘记了疲劳和暂时的困难,他坐镇北京,与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打交道,接收8万多名转业官兵;又通过铁道部调拨车辆,昼夜兼程,运送转业官兵北上｡事情安顿好之后,王震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密山,坐镇三江平原东部的大门口,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农垦大军｡这些日子,王震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囫囵觉｡
1958年4月12日,王震亲自在密山车站组织万人大会,欢迎从全军各部队到来的转业官兵｡这天,虽然北国的寒风有些刺骨,但车站上热浪滚滚,会场上竖立着王震书写的诗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英雄奔赴北大荒,好汉建设黑龙江｡”
王震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即兴发言,在向源源而来的农垦大军表示欢迎和慰问的同时,王震大手一挥,声音洪亮地说:“说到困难,目前就有一个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来到密山的转业军人很多,汽车运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不坐汽车,走路,走上三天四天就到了自己的农场,早走早到,早到早生产｡我看这个建议很好,有革命干劲,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震天的声音同时喊出来,回荡在密山车站｡王震兴奋地用眼睛扫视着台下的转业官兵,站起身,又是大手一挥说:“同意,明天早晨就出发!”
就这样,散会之后,云集密山县城的成千上万的转业官兵就迈开双脚,徒步向荒原进军了!
中国垦荒史上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成千上万的转业官兵从祖国各地汇集到边城,又几乎在同一时间兵分百路,徒步进军,向北大荒腹地开进｡
著名诗人郭沫若耳闻王震将军指挥农垦大军开赴垦区的盛况,心潮激荡,写出了《向地球开战》的诗篇,并当场为王震朗诵｡《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诗篇后,全国反响强烈,去北大荒的某部转业军官徐先国读了郭沫若的诗,深受感动,写下了《永不放下枪》的诗篇,诗中这样写道:“感谢郭沫若称赞,我们去向地球开战;举起科学大旗,冲过艰难战胜自然;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重上战场;不是当年整装上舰艇,不是当年横戈渡长江;儿女离队要北上,响应号令远征北大荒……”
王震读了这首诗,夜不能寐,欣然提笔,给作者写了题为《千万人的心声》的信:“读了你的诗《永不放下枪》,我深深感动了｡你唱出了我的心声｡我相信,我们成千上万的同志们都会同你唱……你这首诗我认为是北大荒战士们的声音,我已经让总政治部慰问团的同志把它谱成歌曲……希望你和你周围的同志们,如同你的诗中所描写的那样英雄､豪迈!”
一道“奇特”的命令
垦荒大军开进位于宝清县雁窝岛荒原创建农场群的事迹,充分体现了王震率领下的垦荒将士们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的奉献精神｡
雁窝岛原名燕儿窝,南北长而东西宽,呈枫叶状,它的东､西､北三面均被无固定河床的挠力河和宝清河所包围,南面则是被称为“大酱缸”的数十里飘伐甸子｡每年春季解冻后,被三面河水､一面沼泽围困,变成孤岛,与外界隔绝,垦殖十分困难｡
1957年初春,八五三农场党委派出先遣队,顶风冒雪闯进了雁窝岛｡4月24日夜,托运物是6台拖拉机,不巧全部陷进了“大酱缸”,情况十分紧急｡眼看机器和物资渐渐陷入泥潭,6台拖拉机只露出10多厘米高的排气管和驾驶室,包车组长任增学挺身而出,3次潜入冰碴泥水,扒开泥浆,才将钢丝绳与深陷泥底的机车挂上了挂牌,等他从“大酱缸”里探出身来,浑身泥浆､满脸乌青地晕倒在同志们的怀里｡事后经过抢救才脱险｡1958年8月6日,在雁窝岛担任队长的转业战士罗海荣,用河道运送油料,一人推着两只油桶在队伍后面,不幸被树根绊到河里英勇牺牲,年仅26岁｡此时他留在四川老家的妻子正怀着身孕,生下的遗腹子长到17岁,又专程来到雁窝岛,继承父亲的垦荒事业……
王震得知开发雁窝岛的事迹后,立即指示新成立的农垦局文工团派人到雁窝岛去体验生活｡当话剧《雁窝岛》彩排时,王震亲临审查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这出戏在1960年农垦部在湛江召开的全国国营农场会议上演出后,深受好评;王震再次亲自部署,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将此剧拍成电影《北大荒人》｡
1956年12月下旬,铁道兵农垦局召开党代表会议,王震到会,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在会上,王震凝视着他的老部下和“铁兵”们,激动地用洪亮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快过年了,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密虎窝饶千里沃野变良田,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横批是:艰苦创业｡”
农垦英雄的汗水､鲜血没有白流｡在王震率领下,像雁窝岛这样开垦起来十分困难的荒原终于都开发出来了｡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
1964年盛夏,正是北大荒麦香千里的时节｡､董必武一行来到北大荒视察｡当看到昔日荒原已矗立起机械化农场群,所到之处机车隆,“麦浪滚”,林带如织,公路成网,他们对“王胡子”率师开发黑龙江垦区给予了高度评价｡董必武即兴赋诗一首:“红心(星)农场黑土层,麦黄豆绿黍苗青｡今年望保丰收确,高屋巍峨已建瓴｡斩棘披荆忆老兵,大荒已变大粮屯｡虽然经验有得失,得失如何要细论｡”诗的落款,董必武写道:“敬呈王震同志指正｡”
有一次,王震到青年农垦职工生活区去了解情况,同他们促膝而谈｡当他了解到,许多青年职工,尤其是垦区的复转军人,找对象困难,结不了婚,心里很不是滋味｡
到了冬季,王震了一道“奇特”的命令:每人带两个月的粮票和布票,放两个月假,回内地老家找老婆｡找不到的算没完成任务,不准回来!
有些老兵反映:“我们这把年纪,不好找年轻姑娘｡村里的大姑娘,多是地富子女,我们不敢娶!”王震听到后,十分认真地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地富子女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嘛!即使有问题,你也可教育她嘛!地富子女你都不想去改造,还能改造世界?!”
老兵们听到王震这么一说,心里踏实多了,都兴致勃勃地踏上返回故乡的列车｡
开春时,许多老兵返回北大荒时,身后都跟随着一个羞羞答答的新媳妇｡一两年后,北大荒增添了不少军垦战士的第二代｡暮年的王震将军,每每回忆起此事,都高兴地咧开嘴说:“我一生下过的命令有无数道,但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一下｡”就因为这“奇特”的命令,偏僻荒凉的边疆垦区有了不褪色的新绿｡
高兴地说:“王震在新疆植棉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953年还在新疆工作时,王震决定,由二十二兵团在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大量种植棉花,使之成为产棉基地｡为了落实好这一任务,并规定二十五师和二十六师要实现2万亩棉花丰产,实现亩产籽棉400斤｡这是一个大胆的目标｡因为在种植史上没有这么高纬度的植棉纪录｡
王震决定聘请苏联专家来帮助,这个建议得到兵团其他领导的一致赞同｡王震很快把这一想法向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作了专题汇报,军委有关领导在批示中说:“这是个好办法,借助外援发展自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不久,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被请到了新疆｡
为了完成好这个艰巨的任务,王震､陶峙岳和被请的苏联专家迪托夫､新疆农科院副院长涂治教授在石河子签订了一份分工负责的合同｡合同规定:王震负责保证从苏联进口棉种､化肥和政治思想工作;陶峙岳和参谋长陶晋初负责具体的生产工作;迪托夫负责技术指导;第二十二兵团的刘振世､罗汝正两位师长负责保证每项工作的贯彻落实｡大家都认真地在合同上签字,以示郑重｡
“要干就干好｡”王震开始做政治思想工作｡
“我今天来,一方面来看看大家,看看大家的身体好不好,肩膀硬不硬,”王震的话还没有说完,下面已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这笑声是传染的,顿时笑声伴着哗哗的掌声,把古老的玛纳斯河都震醒了｡站在寒风中,王震不断地挥动手臂,继续说着:“陶司令近段时间看望你们多些,我现在要补上,次数要争取平齐或超过他;另一方面,我们大面积种棉的任务下来了,我今天要和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话不多,只有两句,第一句话,我向大家说说当兵是来干什么｡有的人会说,当兵就是来打仗的!这话只对了一半｡打仗是一部分,生产也是一部分,共产党的军队是又会打仗又搞生产的部队,这也是中国人民区别于其他一切部队的一个独特之处｡第二句话,植棉的任务能不能完成｡我说能完成,一定能完成｡不过,这话我说不算,要大伙儿说,大伙儿说才算数｡我们下达的任务是经过反复的科学论证的｡各垦区有去年的植棉经验,我们今年又有苏联的专家和农科院的专家作指导,中央很支持我们,准备从机械和物资上给我们以大力的支持,我们一定会完成好,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王震的讲话,极富鼓动性和战斗性,给全体官兵极大的鼓舞｡
几天之后,王震和陶峙岳又亲自找苏联专家迪托夫,向他提出了一些技术工作上要注意的事项｡
迪托夫却对中国的两位将军说:“咱们都在协作合同上签字了｡我签了字,我就要对我的技术工作负一切责任;你们签了字,就要对你们的工作负责｡”王震和陶峙岳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由于王震身体力行,深入扎实地在全垦区开展科学植棉的工作,到1953年底,仅玛纳斯垦区各农场就种植2万多亩棉花,亩产超过了400斤,获得了空前的高产,创造了当时全国棉花产量的最高纪录｡这个喜讯,立即传遍了全疆,传遍了全国,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新疆党政军组成了慰问团,到玛纳斯垦区来慰问｡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第一书记王恩茂,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都到垦区来慰问｡
10月的一天,在石河子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王恩茂在会上高度评价说:“新疆军区生产部队,在农业战线上取得的成绩,为新疆各族人民发展生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北京,高兴地对人说:“王震在新疆植棉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问王震:“你认为国营农场怎么样,有搞头么?”
1961年2月,王震住院做胃切除手术,出院后经中央批准前往南方休养,4月上旬途经武昌,住在湖北省委东湖招待所,正值前来湖北视察,也住在东湖｡4月7日下午,约见王震,就农垦有关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
见到王震,首先问询了他的病情｡随后问道:“你认为国营农场怎么样,有搞头么?”王震说:“还是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不仅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先有合作化,而且在农业的技术改造中都需要国营农业企业｡”
又问:“在未来的十几年内可供开荒的地有多少?”
王震说:“经过踏勘,有8亿亩可开垦种农作物,其中4亿亩比较好,是头等地｡”
说,他刚从广州回来,从广州出发时是白天,坐在火车上看,插秧还是太密｡他直接派下去的同志专门找了几个人谈,一般都赞成合理密植｡王震说,瞎指挥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出于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接着对王震说,你和农业部要用几个月时间,找些农业科学技术专家来研究一些技术问题｡你到湛江去是否找几个人专门研究技术问题?王震说,有这个打算｡说,你还是以休养为主,同时认识一批农业科学人员,从中找一些人座谈｡科学技术问题也要调查研究,可以编一本教科书嘛｡王震说,主席说过科学是老老实实的,调不得一点皮｡现在我们生产部门多了,要学业务知识,而我们现在政治学习多了,有些平均主义｡我在这方面不怕落后｡说,这不叫落后｡比如打仗,打两个好仗,一个不好的仗,这就算不错的将军了｡打仗要军事技术,生产怎么能不学技术呢?从来我们都主张学技术,政治挂帅,就是要掌握技术｡军队没有技术,还不打败仗?你们做些试验,找老农和科学技术干部参加｡如一亩地种水稻收500斤,同样的土地种高粱也收500斤,把用工､用水､用肥做一些比较｡
王震说,我的家乡地名就叫主粱段,我和张平化同志谈过,搞两个农场做试验,种高粱｡
说,搞试验可以,既然是试验,失败了也不要紧,何况这是不会失败的｡
王震说,我在家乡公社搞过试验,后来吹了｡
说,现在好搞了,生产队有一定的自｡
还向王震问到在内蒙古､新疆､黑龙江搞商品粮的情况｡说,不要那么着急,再研究一下能搞多少商品粮,要有数据｡只要能搞到商品粮,农垦部可以搞些直属的国营农场｡现在有哪几个?北大荒两个局､新疆､内蒙古,就这几个吧!
饶有兴趣地询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关心建设兵团的工业建设,还说到“新疆倒是有石油”｡王震汇报了建设兵团大搞工业､种植棉花的成绩,还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增加人,不增加设备,再开1000万亩地也可以｡之后又谈到内蒙古开荒等问题｡要他同谈一下｡
于4月6日飞抵武汉｡王震根据的意见,又同就内蒙古开荒､建立商品粮基地诸问题进行了谈话｡
随后,王震来到湛江垦区,广泛宣传搞生产要学习科学技术｡他对当地农垦干部谈到这次在武昌的谈话:主席说,中国的生产关系解决了,但生产力还没有解决｡广东垦区要继续放手发展生产,把土地充分利用起来｡
为我国橡胶事业呕心沥血
1961年5月1日,王震在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和那里的专家､教授､工作人员一起欢庆国际劳动节,鼓励专家､学者各就其专长作出贡献｡他还要求研究所的成果一定要署上研究人员的名字,写上名字就是表示有人负责｡研究成果的署名,这是个责任制问题｡如有人提亩产3万斤,是根据什么提出来的?真是信口开河!
回到北京以后,王震加强了和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专家的联系,将牡丹江垦区作为这些学校毕业生的实习基地｡王震还多次约请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蔡旭､李竞雄等到垦区考察和讲学｡
当了农垦部长以后,王震便把发展我国橡胶事业列入重要日程,呕心沥血,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1959年初,中央决定加快开发海南,发展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2月14日,王震赶到广州参加了广东省委召开的关于加速开发海南和湛江地区的座谈会｡根据有关指示精神,王震在会上提出对整个工作部署和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王震又就发展天然橡胶问题和化学工业部商谈｡农垦部､化学工业部党组于1959年2月23日联合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大力发展天然橡胶的报告》｡
1959年12月下旬,在广州指示王震:如果发生战争,美帝国主义必然在海上封锁我们,使国外橡胶不能进口,那就会发生很大困难｡因此,要大大加快橡胶发展的速度,同时还要发展粮食作物,以利于部队在海南岛固守｡王震和广东省委多次研究如何贯彻这一指示｡
这样,广东发展橡胶被列为“橡胶专案”｡1959年冬季,海南､湛江等地掀起了又一次开荒种植橡胶的高潮｡
王震在海南岛沿环岛公路走遍了各个农场,多次召开会议,组织座谈,走访职工家庭,宣传中央和广东省委关于加快发展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的重大意义,总结开荒种植橡胶的先进经验,还在金江农场种下了橡胶试验田｡由于雷州半岛湛江地区风害､寒害比海南岛严重,王震特别强调一定要先种好防护林带,使小气候得到改善,再种植橡胶树｡他还特别强调湛江地区要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种植热带水果和糖料､香料作物,支持兴建糖厂｡王震多次去湛江市郊的湖光农场,鼓励职工们把这里建设成为风景优美的旅游区｡
在王震的亲自关怀和领导下,从西北到东北,从冰封大地到热带丛林,都建起了许多新兴的城镇｡在广阔无垠的田野上,荡漾着金色的麦浪和大豆香,连绵不断的丘陵上,胶林蔚然成片｡
日本考察,王震引进了手扶拖拉机和塑料薄膜
1957年秋天,王震担任农垦部长不久,､､及郭沫若､廖承志､王稼祥等决定派出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以作为对日本农业技术交流团访华的回访｡他们请来王震开会共同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日本战后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有许多值得借鉴,应该派出各方面负责人及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赴日本考察｡会议最后商定由王震任代表团团长｡当场有同志问王震:“中日没有建交,情况十分复杂,去日本怕不怕?”替他回答说:他这个人固然｡当时日本还有一股公然与中日友好唱反调,为中日两国间的正常交往设置种种障碍,环境还很险恶｡可王震毕竟是王震,战争年代面对侵略者的凶残他浑身是胆,这次有人邀请,为振兴中国农业取经而去,虽免不了受到干扰,又有何惧?
这个农业代表团阵容强大,成员包括农业､林业､牧业､农机等方面共30名专家､学者｡当时的农业部副部长魏震武､林业部副部长刘成栋(又名刘达)任代表团副团长｡十分关心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启程前,他于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交代了两项任务:一是向日本宣传中国党和政府的政策,广交朋友,促进中日建交;二是调查了解日本农业的先进技术,并就如何吸取日本农业先进经验等工作授权王震酌情决定｡
访日期间,中国农业代表团的访问活动经常是远离城市,在乡间小路上行进｡这时已是深秋,正是农业的收获季节｡公路两旁是已收割完毕的农田,一堆堆稻捆晒在田间,还有晒在竹架上的萝卜等刚收获的作物……这正是了解日本农情的大好时机｡
王震注意观察沿途农情,非常细心｡有一天正在乡间行进,王震似乎发现了什么｡他示意停下车来,大步走进一块刚收割过正在翻整的稻田｡谁都没有在意那里有一台小巧的､忙碌着的农机｡唯有王震眼尖,他发现了这台不起眼的农机｡这是一台由两个小号的胶皮车轮驮起的小发动机,发动机上装着有汽车方向盘作用的长把扶手,扶手下是驾驶员的座位｡机器的主人告诉王震,这是手扶拖拉机｡王震仔细观察,反复问询,看中了它的小巧,认为它正好适用于中国南方的水田地带｡他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带回国内,并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中国开发､推广､普及手扶拖拉机提出建议｡手扶拖拉机很快在中国应用了,一时间成为中国农民致富的帮手｡因它经济实惠,一机多用,不仅在我国南方迅速推广,北方农村也广泛使用｡
在北海道,优质耐寒､味美香糯的大米引起了王震的兴趣,他想到几十万农垦大军正以血汗开垦着的北大荒的黑土地､中国东北肥沃的三江平原,那里的土地有条件引进北海道的优良品种｡他将这种优良品种引进回国后,就由我国农业工作者培育出著名的“农垦57号”､“农垦58号”等水稻新品种｡
日本多雨,访问期间常见农民身披轻便的塑料雨衣在田间劳作｡王震买了一批这样的雨衣带回国内,希望给中国农民的田间劳作带来方便｡后来,一位日本的农业专家向王震推荐了农用塑料薄膜｡在日本,为打破季节的局限,果农､菜农广泛利用薄膜培育蔬菜､水果,以便在淡季时能够拥有市场｡日本的粮农更是充分注意到塑料薄膜的经济实惠,他们在专家的指导下,将塑料薄膜用于育苗育秧,以有效地提高产量｡王震也将塑料薄膜买回来,并迅速地在我国大江南北加以推广,成为重要的农用物资｡王震在日本农村这些并非偶然的发现,竟改写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手扶拖拉机和塑料薄膜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成为王震为中日农业技术交流树立的无形丰碑｡
王震率领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历时两个月,肩负着中国共产党中央“考察日本农业,发展中国农业”的使命｡回到北京以后,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都分别找王震谈话,了解日本农业发展情况｡
一见王震,劈头便问:“怎么样,有惊无险吧?”
王震回答:“报告主席,日本有人处处给我们设置障碍,但日本各界人士,包括普通老百姓却冒着危险接待我们,对我们十分友好｡”
听了王震所讲的日本人民强烈要求与中国人民和平友好的一桩桩､一件件事例后,又问道:“这次访日,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不少农户家挂的‘和为贵’条幅｡”王震说｡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建设用地置换，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依法取得的零星分散等不宜利用的建设用地，通过调整合并为适宜利用的建设用地或者与规划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以下简称农用地）进行调整的行为。
第三条建设用地置换应当遵循自愿、合法、有偿的原则，切实维护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建设用地置换涉及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应当经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经土地使用权人同意。
第四条置换后的建设用地用途应当与原建设用地用途相同，并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
第五条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置换的，置换后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得超过置换前的建设用地面积，原建设用地由申请置换方负责复垦；其中，与耕地置换的，复垦后的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不得低于被置换的耕地的数量和质量。
申请置换方没有条件复垦的，在办理建设用地置换审批手续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缴纳土地复垦费，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复垦；也可以委托具备复垦条件的单位复垦。委托复垦的，应当签订委托复垦合同。
第六条农村村民宅基地与农用地置换的，置换后的新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法定宅基地面积，旧宅基地由申请置换方负责复垦。
第七条建设用地置换时，双方当事人应当协商一致，签订建设用地置换协议；协商不成的，申请置换方可以申请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协调，协调仍达不成一致意见的，不得置换。
建设用地置换协议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置换土地的权属、位置、面积；
（三）置换土地的原用途和置换后的用途；
（四）土地差价、地上附着物的补偿价；
（五）拆迁安置途径与方式；
（六）同意权属变更的意见；
（七）履行期限和方式；
（八）违约责任；
（九）解决争议的方法。
第八条建设用地与建设用地置换的，由申请置换方向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下列材料：
（一）建设用地置换申请表；
（二）建设用地置换协议；
（三）土地利用现状图、勘测定界报告书和勘测定界图；
（四）取得建设用地的合法文件或者土地权利证书。
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置换的，申请置换方除按前款规定提交有关材料外，还应当提供国有或者农民集体所有农用地的土地权利证书和原建设用地的土地复垦方案；委托复垦的，还应当提供委托复垦合同。
建设用地置换涉及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申请置换方应当提供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以及土地使用权人同意的证明材料。
第九条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日内，对拟置换的土地进行实地踏勘，并对其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地上附着物权属、种类、数量等现状进行核实。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编制土地置换方案，按照下列规定逐级报批：
（一）国有建设用地之间、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之间的置换，由市、县人民政府审批；
（二）建设用地与农用地之间的置换，由有农用地转用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
（三）国有土地与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之间的置换，由省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条农用地转用批准后，因城市规划调整等原因未实施供地，现状仍为农用地的土地，确需与其他农用地置换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征收土地方案和土地置换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按照前款规定实施建设用地置换的，原农用地转用批准的补充耕地方案继续有效。
第十一条行政机关收到报批材料后，负责审核的机关应当在20日内审核完毕并转报负责审批的机关；负责审批的机关，应当在收到材料后2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20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日。
第十二条建设用地置换双方应当自建设用地置换批准文件送达之日起1年内，按照建设用地置换协议置换完毕，并在置换完毕之日起30日内，持土地权利证书及相关材料到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土地登记手续，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分别领取置换后的土地权利证书。
第十三条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置换，经批准后，不再另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置换的农用地不占用农用地转用年度计划指标，不再缴纳耕地开垦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水利建设基金和耕地占用税；原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后，耕地面积超过置换后建设用地面积的，超出部分的耕地面积全部折抵为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第十四条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置换，原建设用地应当在置换批准之日起2年内复垦为耕地，并经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验收确认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地类变更登记。
第十五条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建设用地置换管理台账，记载建设用地置换前和置换后的位置、面积、地类、实施情况等内容，对置换土地进行专项统计，并及时对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土地利用数据库进行变更，纳入当年变更流量。
第十六条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置换，原建设用地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复垦或者按规定应当复垦为耕地而未达到耕地标准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处理，并扣减该市、县下一年度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情节严重的，冻结其农用地转用审批。
第十七条建设用地置换批准后，满1年未置换完毕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置换完毕；逾期仍未置换完毕的，批准文件自动失效。
第十八条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实施建设用地置换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无权批准建设用地置换、超越权限批准建设用地置换或者对不符合置换条件的建设用地批准置换的，批准文件无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非法批准置换建设用地，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开发、有序推进”的原则，以基本农田保护及推动新农村建设为着力点，以提高土地开发整理规模与效益为目标，大力实施土地开发复垦整理项目，加强沟道土地整治，不断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保障建设用地需求，为我县经济建设良性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目标任务
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开发整理规划，通过综合整治农村田、水、路、林、村，复垦挖损、塌陷、压占、污染的土地和因洪灾、滑坡崩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开发利用荒草地、裸土地等宜农土地，完成沟道土地整治项目3000亩及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两个批次，第一批项目动工面积1500亩，净增耕地1200亩，第二批项目动工面积2500亩，净增耕地1700亩。
三、方法步骤
（一）土地开发复垦项目
各镇政府、社区管委会对辖区内可开发整理的旧村庄、荒草地进行摸底，并于2012年4月10日前送县国土资源局，由县国土资源局纳入项目库，统筹安排。
第一批次土地开发复垦项目，目前已完成前期踏勘工作。2012年3月20日前，完成规划设计和项目立项工作；4月10日前完成招标工作；5月31日前完成施工任务，待第二批项目完工后统一报请省、市国土资源部门进行验收。
第二批次土地开发复垦项目，2012年4月20日前完成前期踏勘、规划设计和项目立项工作；4月30日前完成招标工作；5月31日前完成施工任务；7月31日前报请省、市国土资源部门进行验收。
（二）沟道土地整治项目
沟道土地整治项目，年内计划完成整治任务3000亩。4月5日前完成沟道土地整治项目选址工作，4月20日前编制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4月30日前完成初步设计和项目预算，并上报省国土资源厅，5月10日前动工实施，7月31日前全面完成沟道土地整治任务。
四、工作职责
（一）各镇人民政府、社区管委会：负责对辖区内可开发整理的旧村庄、荒草地、进行摸底上报，协助国土局踏勘项目，负责项目区移民搬迁等工作。
（二）县财政局、审计局：负责项目资金的监管和预决算审核，参与项目验收工作。
（三）县农业局：负责项目开发地块的质量监督检查及新增耕地土壤检测工作，参与项目验收工作。
（四）县水利局：负责水保工程建设的技术指导、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工作，参与项目验收工作。
（五）县林业局：负责项目区涉及使用林地报批和纠纷协调等工作，参与项目验收工作。
（六）县国土资源局：负责项目的立项申报、实施。负责全县所有建设项目的耕地占补平衡；会同财政、审计、农业、水利等部门对项目进行初步验收，并申请省、市验收确认。
五、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县土地复垦整理工作领导小组”。县政府主管领导任组长，县政府办、县国土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县政府督查室、县财政、审计、农业、林业、水利部门和各镇、社区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国土资源局，县国土资源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兼）办公室主任，县国土资源局主管领导任办公室副主任，全面负责土地开发复垦项目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督查工作。各有关部门和各镇、社区要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分工，明确工作责任和时限，进一步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及时解决土地开发整理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土地开发整理工作顺利有序进行。
2、加大协作力度。各有关部门和镇政府、社区管委会，要切实履行职责，按照各自分工，全力做好各项工作。要加强协调，互通信息，齐心协力推进工作顺利开展。特别是各镇政府、社区管委会、县国土局要深入摸底，科学规划，争取项目，加快复垦，力争把该复垦的土地年内复垦到位。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曾组织“开拓团”进军北大荒。计划移民百万户、500万人定居在这里，以掠夺中国的宝贵资源。无奈气候极端恶劣，加之中共领导东北扰日联军不断向“开拓团”发动武装袭击，致使日本侵略者的图谋化为泡影。
东北解放后，转业官兵分批进军北大荒，运用屯垦戍边方式垦荒建场，古老荒原出现了人间奇迹。
最早的拓荒者
1947年，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和减轻人民负担，也为了迎接全国解放，中共中央及时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冯仲云首先响应，指派省政府主任秘书李在人带领17名工作人员，前往北大荒宁安地区垦荒建场，种植粮食，支援东北作战。冯仲云让李在人等到宁安后寻找“开拓团”旧址，搜集日本人遗弃的破旧拖拉机和农机具，尽快开荒生产。
李在人等接受任务后马上起程，赶往宁安。他们在荒野找到=三辆破旧的拖拉机，并开始学习修复拖拉机。随后，松江省国营第一农场成立，又称松江省宁安机械农场。简称宁安农场。李在人担任场长。
同一时期。松江省政府在北大荒又创建了通北、赵光、花园、查哈阳等农场。这些农场人数少，规模小，没有固定经费和物资来源，只有拓荒者的一腔热血和对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
首批拓荒队伍大都由抗日联军、八路军的干部、战士组成，他们过去种过地，打过仗，具有勤劳朴索、吃苦耐劳、大胆勇敢的特点。白天踏查荒地，彼里防范狼群侵袭。住的是自己搭建的不避风雪的马架子，睡的是木杆拼凑的铺板，吃的是玉米(米查)子和窝窝头。
荒野上虽然积雪未消，寒风刺骨，但大家依然满腔热情、争分夺秒地垦荒建场。浑身溅满泥浆，手脚划破流血，条件相当艰苦，但垦荒队员依然奋斗不息，在荒野上挂起了农场的牌子。创造了当年开荒，肖年播种，当年丰收的奇迹。
1948年底，东北解放战争基本结束。一大批负伤致残的官兵(当时称荣誉军人)需要妥善安置。在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关怀下，东北各省相继成立以省主席为首的荣军工作委员会，办起了一批荣军农场。其中，黑龙江的荣军农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
这些在枪林弹雨中负伤致残的荣誉军人，以顽强的斗志、惊人的毅力，克服病残困难，在荒凉的黑土地上，创建了许多荣军农场。
为了表彰荣誉军人的贡献，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50年在沈阳召开了荣军代表大会和荣军工农业产品展览会，中央军委和、送了贺幛、贺词和祝词。
荣誉军人创建农场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也为北大荒后来的开发建设，闯出了路子，培养了干部，积累了经验。这些拓荒者后来大都成了大规模开发、建设北大荒的骨干力量。
1954年共和国成立五周年，苏联政府向我国赠送了可供30万亩耕地使用的机械设备。国务院决定在黑龙江北大荒建立国营友谊农场。这是中国第一个用比较先进的农业机械装备起来并实行科学管理的国营农场。
友谊农场的建设，得到中央和全国各地有关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国务院任命王操犁为场长，选配魏震五、张省三、陈剑飞等一批高级干部为建场委员会成员：中央组织部从各省挑选21名地、县级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农业部选调12名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担任生产队技术员，并从外省农场、农业机械学校等单位选调430名农机工人。黑龙江邮电局组织职工，冒着风雪严寒在北大荒原野上，架设了37公里电话线，解决场内外通信联络问题；省交通厅调动筑路大军，紧急修建通往场区的公路；建筑公司承担了农场的房屋建设。
苏联政府派出一批包括土地规划、经营管理、农艺、农机等方面的专家到农场当顾问，提供建设农场、管理农场的技术和经验。
一时间，北大荒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人场面：荒野上，车流滚滚，拖拉机轰鸣；垦荒大军紧张战斗，昼夜突击。只用一个多月，就开荒30.5万亩，有一部分土地当年播种，当年收获，当年经营获利。
铁道兵进军虎林处女地
王震是新中国农垦事业史上的传奇人物。他曾幽默地自称：“我这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
1954年，时任铁道兵司令员的王震，从北京专程来到北大荒汤原县。那里有一个铁道兵基地，从朝鲜战场回国参加修建森林铁路的铁道兵集中在那里等待转业复员。一向关心部下的王震特地赶来看望他们。在铁道兵副师长余友清陪同下，王震乘车驰骋在广袤荒原上，抬头远眺，只见千里荒野，空旷辽阔，土地肥沃，牧草丰美。
王震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大呼：“北大荒呀，真是名不虚传。茫茫大荒，一望无际。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真是搞农业机械化的好地方!”
在部队宿营地，王震察看菜地，发现地里蔬菜绿油油的，长势十分喜人。他弯腰从地上抓起一把黑土，捏在手中，更加兴奋：“这土真肥啊!一使劲就能攥出油来。比起新疆戈壁滩的沙地和早年南泥湾的黄士坷垃，要强上百倍!”
突然间，王震萌发了将准备解甲归田的铁道兵安置在这里屯垦戍边的念头。
王震马上拉着余友清，钻进铁道兵在北大荒搭建的帐篷，同官兵围在一起聊天谈心。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王震开门见山问：“你们都是庄稼汉出身，复员了留在这里种地，搞机械化农场，好不好?”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好，有的说离家太远。
王震说：“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眼下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到处需要粮食。你们想想。是回老家扛着锄头种巴掌大的地。还是在北大荒搞大型机械化农业，哪个好?”
接着，王震讲述了自己过去在南泥湾带领三五九旅屯垦开荒，搞大生产运动以及进军新疆屯垦戍边的情况。铁道兵官兵们听了深受鼓舞。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是王震的风格。第二天，王震立刻给铁道兵官兵开动员会作报告，特别提到、为粮食的事万分操心，铁道兵部队如果能在北大荒办农场，生产更多的粮食，也是为和分忧啊!
王震的报告把广大官兵屯垦戍边的热情一下子鼓动起来，大家-一致拥护在北大荒屯垦戍边。
随后，王震赶往哈尔滨会见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谈谈自己的设想。
欧阳钦不仅支持，而且热情介绍北大荒历史演变情况，甚至风趣地对王震说：“你去的汤原还不是真正的大荒原。真正的大荒原在三江流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形成的冲积平原。那里荒草齐天，渺无人烟。老乡形容那里是‘五十里地做邻居，三十里地南北炕’。光密山县那一带的荒地，就够你开发的了。它相当好几百个南泥湾哩!”
听欧阳钦这么一说，王震屯垦戍边的劲头更大，决心更强，信心更足了。
接着，王震又走访黑龙江省农场局，详细了解全省农场的基本情况。并到当时比较先进的九三荣军农场参观考察，为铁道兵进军北大荒建场做准备。
王震一生带兵打仗、驰骋疆场，但无论是带兵打仗还是带兵开荒，他从不鲁莽。尤其对开发北大荒这样的重大决策，他更是慎之又慎，反复调查研究，努力做到心中有数。
1954年8月，王震回到北京后，立刻向铁道兵党委如实汇报，并向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由铁道兵组织退伍官兵在北大荒屯垦戍边、垦荒建场，为国家提供短缺的粮食。
国防部长和中共中央批准了王震的建议，王震迅即赶回汤原县，着手布置开发北大荒、屯垦戍边。
王震要求余友清：“现在，你先带一支精干的先遣队，到密山、虎林一带实地勘察地形，今年冬天部队就进去，明年好开荒生产。记住，你是打头阵的，得搞个好样子，后来的要按你们的脚窝子走下去，要大发展，要‘母鸡下蛋’!”
余友清马上带领先遣队出发，在完达山和挠力河一带进行实地勘察。发现那里有上千万亩荒地可以开垦。
王震听到汇报，十分高兴：“好啊，有那么大的荒原，我们有用武之地了!”当即决定先在虎林建立军垦基地，命令余友清负责全面指挥。
10月14日，余友清带领人马进军密山荒原。
此时，尽管王震已经南下福建，组织指挥铁道兵修建鹰厦铁路，任务紧张繁忙，但他仍念念不忘北大荒的军垦事业，经常在指挥车上给余友清发电报和军函，不断作具体指示。
按照王震的指示。余友清带领部队在当年日本“开拓团”的废墟里，挖出100多万块砖，还在另一荒谷里找到日军遗留的3000多立方米红松，接着又寻找到日军修建的地下仓库……
于是，大家在荒野高岗上盖起了小楼。1955年元旦，按照部队番号，他们在场部门口挂起中国人民八五。部队农场的牌子。余友清为首任场长。
铁道兵第一个军垦农场就这样在北大荒诞生了。
春节过后，部队3月开始烧荒，4月开荒造田。他们当年开荒14万亩，播种4万亩，收获粮豆3383吨。
铁道兵第一军垦农场首战告捷，王震深受鼓舞，决心按中央决定，组织九个师的铁道兵转业官兵，分批分期进军北大荒，再建一批军垦农场，并按部队番号取名为八五一农场、八五二农场、八五三农场，直至八五一一农场，形成一个农场群。国务院批准在那里建立铁道兵农垦局。
从创建八五农场开始，王震用两三年时间，就在辽阔的北大荒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垦荒热潮。国营农场很快由15个发展到96个，耕地面积由41万亩发展到457万亩，拖拉机由1.1万马力发展到6.2万马力，年产粮食由2400万斤增加到4.54亿斤。
王震的方针是：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这是北大荒开发史上最为宏伟壮丽的画卷。它显示了王震的魄力和胆识，也显示了铁道兵的顽强斗志和毅力。
“英雄奔赴北大荒，好汉建设黑龙江”
进入和平建设新时期后，部队大量裁减。1958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动员十万干部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指出：“军垦既可解决军队复员就业问题，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有些地区还可以增强国防和巩固社会治安。因此，在有大量可垦荒地、当地缺乏劳动力。又有复员部队可调的条件下，应实行军垦。”
当时已经担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立即同总政治部联系，确定农垦部所属农场可以接收6万名转业军人，包括7个建制预备役师、4个部队医院以及撤销建制集体转业的部队学校，连同家属、非军籍薪金制职工，号称十万大军。中央军委同意了王震的意见。
从3月到5月，成千上万的转业复员官兵响应号召，从各军区、各兵种、各部队、各院校，纷纷离队北上；从祖国四面八方，乘坐专用列车，向北大荒集中会合；参加北大荒大规模的开发。
4月12日，开荒战役的总指挥王震，特地从北京赶到北疆边陲密山坐镇指挥。
密山火车站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广场中央临时搭起主席台，上面悬挂着“欢迎参加开垦北大荒的同志们”的巨幅标语。主席台两侧竖立着王震书写的诗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英雄奔赴北大荒，好汉建设黑龙江。”高音喇叭里，不断播放着激昂嘹亮的乐曲。
那天，王震特意穿上军装，佩戴上将军衔，精神抖擞地登台讲话。他代表总部和农垦部，欢迎广大转业复员官兵参加开垦北大荒大会战，屯垦戍边。
数万人马在同一时间拥到密山。有关部门始料未及，准备不足，困难很多。王震实事求是，在广场上大声说：“目前有一个困难，就是来到密山的转业军人很多，汽车运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不坐汽车，走路，走上三四天就到了自己的农场。早走早到，早到早生产。我看这个建议很好，有革命干劲，大家同意不同意?”王震话音刚落，广场上一片欢腾，官兵们齐喊：“同意!”接着，王震下达命令：“同意，明天早晨就出发!”
第二天早晨，汇集密山的十万转业复员官兵，在同一时间，徒步进军，浩浩荡荡，走向荒原腹地，蔚为壮观!这一雄伟壮举，经新闻单位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巨大震动。著名诗人郭沫若热情写出《向地球开战》的诗篇。
十万大军中，有七个预备役师。按照王震的部署，预一师、预七师开发萝北荒原，带队的是红军出身的黄家景师长。他带领部队在松花江畔安营扎寨，筹建中央直属的合江农垦局，管理合江地区的军垦农场。王震担任局长，黄家景为局长。
预四师在副师长华兴带领下挺进七星河、挠力河三角地带，创建军垦农场。为尊重指战员的感情，用部队番号命名为五九七农场。
预六师的转业复员官兵，在副师长肖天平、马传银、钱光带领下，挺进穆棱河荒原，创建铁道兵八五八农场。预三师、预五师在师领导带领下，进军乌苏里江荒原，创建八五一农场。
从朝鲜战场回同的志愿军十五军1200名转业复员官兵中，有指挥连攻占391高地的团参谋长吴品庆、连的指导员郝信友，他们集体进军铁道兵汤原营地，加入汤原农场。
在此之前来到北大荒垦区的，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是我国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其中有将军、司局长、高级科技人员，还有文化艺术界著名作家、诗人、画家、演员，如丁玲、艾青、丁聪、聂绀弩、黄苗子、尹瘦石等。他们是作为“集团”、“分子”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
在那个非常时期，王震对他们深表同情。他找到中央有关领导，主动要求把中央机关的“分子”交给自己安排到北大荒垦区
有人吓了一跳，好心地说：“这么多‘’你怎么能消化得了?吃下去要闹肚子的!”王震风趣地说：“十万大军我都吞下去了，还怕这些‘’吗?我不但不怕，而且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们改造成有用的人才。”
中央批准了王震的要求，从1958年3月起。中央党政军机关各部门1000多名被错划为“”的干部，陆
续来到北大荒垦区。根据王震的指示，他们大都被安置在交通方便、生活条件较好的八五、八五三、汤原农场。王震指示农场只让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要在各方面给予照顾。
后来，王震到北大荒考察，还特地到丁玲夫妇、艾青夫妇居住的农场看望慰问。他告诉农场领导：丁玲、艾青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一定要照顾好，发挥其特长，让他们创作。在云山农场，王震让场长把正在水库劳动的画家丁聪找来谈话，不让他挑担挖土，并把丁聪调离工地，让他选调人员、组织班子搞画报编辑。
统计表明，从1957年到1966年，在王震率领下，经过转业复员官兵和垦区职工共同奋斗，北大荒的农场经济取得了大发展，耕地面积由1956年的457万亩增加到1370万亩。在纵横千里的黑土地上。建起了一大批国营农场，形成了庞大的农场群。这些农场大部分是以生产粮食和大豆为主的机械化农场。成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荒凉的北大荒，变成了富饶的北大仓。
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彩色宽银幕影片《北大荒人》，真实记录了北大荒人在那个年代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无私奉献精神，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当然，北大荒农垦经济的初步崛起以及那时形成的成就和基础，是比较脆弱和不稳固的。因为当年毕竟是“”时期，一度突出“冲天干劲”。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造成农场内部各种比例失调，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幸好，后来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引下，各农场很快适应时代步伐进行调整。北大荒农场经济开始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
北大荒在曲折中发展
1966年，正当北大荒垦区经过调整，逐步出现蓬勃发展局面的时候，“”爆发了，它给北大荒刚刚崛起的农场群带来深重灾难。
垦区和农场的领导被作为“走资派”打倒，生产指挥系统和生产秩序被打乱，长期摸索形成的管理制度被批判为“修正主义”，领导开发建设北大荒垦区的王震成了“黑后台”。
北大荒垦区改成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归领导，配备现役军人担任领导。许多军人不懂农场经营管理，常常用带兵打仗的办法管理农场，导致许多生产决策失误。一系列问题相继出现，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
1970年，在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兵团否定农垦事业优良传统的现象，严肃地指出“南泥湾精神不能丢，丢了要恢复起来”。1973年，又批评兵团存在机构庞大、非生产人员太多的问题。事后，兵团虽然纠正和改变了一些错误做法，生产管理有了一定好转，但是“”期间“左”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以致整个垦区生产混乱，产量下降，经营亏损等问题日益严重。
后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销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成立黑龙江农垦总局，组建懂生产、会经营的领导班子，统一管理全省农场经济。
这一期间，由于全国兴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黑龙江垦区先后接收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55万知识青年。
大批城市知青的到来，不仅给农场增加了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给农场输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知识、文化、先进思想和各类人才，增加了垦区的朝气、活力和动力。
55万城市知青来到北大荒垦区，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吃饭、住房是首要问题，其次是医疗、文化生活、回家探亲等问题。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恋爱婚姻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一系列问题，大大超过垦区的承受能力。
尽管国家花费了大量资金、人力、物力，千方百计想办法把知识青年稳定在农村和农场，然而却毫无效果，形成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村(农场)不满意，国家不满意。”有一次国务院讨论知青问题时，李先念幽默地形容这种做法是“公公背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国农村、农场先后兴起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城浪潮，而且势不可挡。北大荒垦区也不例外，整个垦区连以上知青干部走了5000多人，技术业务骨干走了8000多人。农场机车无人开，账目无人算，学校无人教，病人无人管，所有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相对云南、新疆垦区而言，黑龙江垦区知青的返城浪潮还算比较平缓，没有闹游行、罢工、进京上访。垦区领导对待知青返城现象表示理解。尽管中央还没有明确政策，他们还是冒着风险，尽量放宽政策，让知青顺利返城读书和就业。同时，立足垦区，自力更生，努力培养农场“永久牌”的各类人才，促使北大荒垦区的经济、社会继续发展。
北大荒在改革中前进
粉碎“”后，北大荒垦区开始拨乱反正。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原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扬赶赴北大荒。担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兼农垦总局局长、党委书记，组建总局领导班子和机构，清除“左”的思想危害，冤假错案。原先创建北大荒垦区的领导大都参加了新的领导班子，垦区恢复了指挥系统和生产秩序，全面深入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医治造成的严重创伤。农垦事业又呈现出崭新面貌。
1979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国家农垦总局的基础上，恢复农垦部，加强对农垦事业的领导，特别是加强对黑龙江、新疆等大垦区的领导。
1979年9月。中共中央对国营农场提出明确要求：“努力办好国营农场，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食、经济作物和其他农副产品。”
1985年以前。国家对农场实行财务包干，限期扭亏为盈，利润不上缴，用于扩大再生产，搞好多种经营，兴办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推销自己产品的商业，尽快建成农工商联合企业，在农业现代化中起示范带头作用。国务院又要求黑龙江垦区成为国家重要的食品生产基地，实行经济责任制和农工商综合经营，努力增加商品产量，提高商品质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根据有关部门的论证，批准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引进一整套农业机械及大型喷灌设备，在黑龙江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进行农业机械化试点。五分场二队用这套先进的农业机械和技术，创造了20个农业工人耕种18540亩土地，人均生产粮豆10.67万公斤的初步成粜，引起强烈反响。
一时间，到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高度重视，邓小平、李先念、、王震等也相继考察了该试点。
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垦区提出，农场不要只搞粮食，要变成工农联合企业，搞农产品加工、农业技术改造，农场可以搞种子基地、种子工厂，搞肥料工厂，农业最终是要工业化的。
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的试点，让人们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信心和决心。
随后，国家决定将五分场二队提升为分场试点，试点范围由1.8万亩扩大到13万亩，并且列为农垦部重大科研课题。
从1980年到1984年，经历了五个完整生产周期试验，证明试点成功，五年粮豆单产年均229.7公斤，比前五年又提高30％，比全场高出40.1％，工农业总产值每年以5％以上的速度增长，累计盈利1048.1万元。
据此。黑龙江农垦总局决心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国家提供的相关配套资金，进一步引进先进的农业机械。在北大荒洪河农场、鸭绿河农场、二道河农场，装备了60多个农业项目开发点。儿年实践下来，效果显著，试点规模已占垦区耕地面积10％以上，为北大荒垦区1989年达到生产商品粮100亿斤奠定了基础。
长期以来，王震一直情系北大荒。1985年7月26日，他带着赴北京演出的北大荒燕窝岛儿童艺术团的小演员们，从北京乘飞机一起飞往北大荒垦区。
王震在下榻处听到垦区汇报改革开放以来，北大荒农场的农牧业生产、经营和科技化水平都超过历史最高纪录，激动地提笔为垦区题词：“向北大荒的开拓者和建设者致敬!”
随后，王震来到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视察农业现代化生产。只见，蓝天下，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上，一台自动式大型喷灌机张开巨臂移动。给茁壮的大豆喷水浇灌；空中，一架农用飞机低空飞行，喷洒农药治虫；远处，金色的麦浪滚滚，大马力的巨型联合收割机，正来回驰骋收割麦穗。他目睹了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场面后，情不自禁地赞叹：“果然是现代化试点，大农业、大机械、大气派!”
午间休息时，王震又提笔为北大荒垦区题词：“为给国家提供100亿斤商品粮和肉、奶、糖等多种商品而奋斗!”
关键词：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7-0152-02
随着农垦企业的管理观念不断的提高，对财务管理的控制力度不断的加强，对企业的筹资、投资以及决策进行综合的管理，因此企业资金得以顺利的循环周转。农垦企业为了适应市场，制定了一系列的财务管理办法，奠定了农垦企业的发展基础。但由于农垦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所以农垦企业不能放松对财务管理的控制力度。
一、现阶段我国农垦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农垦企业对财务管理不够重视，管理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的农垦企业还未深刻地了解财务管理存在的必要性，导致企业忽略资金的管理，随意使用资金，在资金的管理上没有配备专门人员对账目管理、账目核算工作专门负责。农垦企业的财务人员没有完全达到专业水平，在进行资金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规范核算项目资金。很多的会计人员只具备会计核算能力，却并不具备预算能力，导致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做好财务预算，缺乏经营标准，严重影响到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二）部分农垦企业没有科学的财务管理体系
农垦企业财务预算是企业实行有效管理的前提，合理的预算管理是实现财务管理的基础，也是企业日常经营的准绳。目前，我国农垦企业的预算编制方式缺乏科学性，在编制项目核算中过于形式化，导致财务人员在编制过程中没有结合实际情况，只一味的按照过往的经验进行预算，容易造成预算不切合实际，农业项目预算不合理的问题发生。农垦企业在企业业务人员实施工作的过程中没有统一的规范，导致企业的项目经费管理方法、项目支出内容和标准，在财务人员进行编制的过程中缺乏明确的规范，不利于业务人员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财务管理不到位
部分农垦企业大力申报项目，却忽略自身企业的发展建设。一方面是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没有实施有效的监督控制以及应有的验收程序，工作程序形式化，工作人员对工作也是敷衍了事。另一方面，不少企业没有配备专职审计人员，无专职人员负责资金管理，造成资金混乱、短缺等问题出现。例如农垦企业的项目资金无人负责管理，个别款项没有按时到位，导致项目无法持续进行，企业的经营运行出现问题。
（四）农垦企业缺少专业的财务人员进行合理的财务管理
就目前我国农垦企业对财务管理工作认知度看来，农垦企业对财务管理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表层，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偏低，只要求具备会计核算工作的能力就足够了。不少财务人员对常用的会计制度不熟练，会计科目也没有完全按照农垦企业的会计制度设置。同时，很多会计人员没有及时更新自身的会计专业知识，无法顺应新的会计制度的要求。
二、加强农垦企业财务管理的策略
（一）加大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视，整合内部资源
农垦企业的管理人员需要加强对财务管理的重视，深化财务管理意识。通过企业财务管理调整企业内部资源规划，以此来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意识，实现农垦企业的每个部门共同发展的目标，此外，为充分发挥我国土地资源优势，还可以利用财务管理对整个农垦企业进行全面的资源分配。农垦企业应当将整个企业的资产进行合理整合与分配，最大程度的发挥财务管理的优势，发挥财务管理最大的职能，做到对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视。农垦企业负责人应当意识到，加强企业管理人员的财务管理意识和提高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能力是志在必行的，财务管理可以有效的提高农垦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工作的效率。另外，农垦企业要保证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具备足够的专业水准来指导企业的日常经营，并且，要求企业职员配合财务人员的工作，按照财务管理的指导，整合农垦企业的资源。
（二）建立财务管理制度，重视企业的预算管理
企业财务管理主要是为企业的经济发展做好铺垫工作，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作为目标，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农垦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农垦企业应当切实做好企业自身的发展建设，结合实际情况，对财务管理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同时，还应对财务内容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财务监督，并且对企业内出现的财务管理问题依据会计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惩处。另一方面应公开财务信息，在财务的监督控制工作中采用现代化的网络资源，更好地开展财务管理工作。此外，农垦企业还要注意企业财务预算工作，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财务预算制度，将企业预算内容细分，掌握企业日常经营情况，保证财务预算能够将企业日常经营的各个细节反馈出来；积极地收集相关的市场资料，为专业人员的预算工作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以便做出科学可靠的预算方案，让企业日常经营可以根据企业的财务预算来进行。
（二）加强财务人员的教育工作，提高专业水平
企业财务人员在农垦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应当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及要求达到专业技能水准。企业在选拔财务人员的过程中，不能忽略财务人员道德品质的审核，还应在企业内部建立一个相互制约、监督、控制的工作环境。同时，完善财务人员工作考核制度，加强对财务人员工作效率的监督力度，加大造假的惩处力度。农垦企业要注重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定期对财务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更新财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加强财务人员的核算和监督能力，同时，对财务人员的会计职称需要严格的审核；完善企业内部考评制度，对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能力、综合水平进行考核，对表现优异的财务人员进行升职加薪奖励，表现不足的财务人员，加强教育，情节严重者，严肃处理。农垦企业内部也应该逐步实现企业财务电算化，减轻会计人员的工作内容，降低企业财务人力成本。
三、结束语
农垦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贯穿于企业整个经济活动中，渗透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细节里，为了做好企业经营决策工作和规范企业日常活动，农垦企业应当重视财务管理工作，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强化财务管理意识。我国十分重视农垦企业的发展，为农垦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要求农垦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针对性地进行改革，以此获取更好的发展。农垦企业负责人应当掌控好机遇，在强化企业控管力度的同时，带动企业不断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罗书华.略论园林施工企业加强财务管理的措施[J].改革与开放，2011(10).
[2] 骆新新.企业财务风险的分析与防范[J].中国集体经济，2011(20).
[3] 段景田，邵奎.关于抓好农垦企业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几点建议[J].中国农垦，2011(5).
关键词：农垦；国有农场；改革
中图分类号：F30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5―0021―04
一、引言
中国农垦是建立在土地国有性质基础上的特殊组织形态，其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农垦在创建伊始的特殊特征，决定了其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着诸多的区域性、社会，诸如公检法、科教文卫、交通、电讯等各项社会事业以及行使其他社会管理职能等。近年来，尽管通过改革将企业的部分社会职能逐步分离出去，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农垦在这些方面的负担还很沉重。2009年，全国农垦企业资产总额5094.97亿元，负债总额3795.44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4.49％，其中国有农(牧)场债务总额1979.56亿元，占全国农垦企业总负债的52％。
农垦的改革改制，是一个错综复杂，涉及政府、企业、职工诸多方面利益关系的历史渐进过程。目前来看，我国农垦制度供需关系远未达到平衡，预期的制度变迁理论上仍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现实中，国家办农业与农业经营规律之间、企业经营与区域管理之间、管理层与监管者之间、职工与管理者之间、外来务工人员与职工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使现有的制度安排很难完全发挥潜在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研究农垦制度变迁机理、科学评价其运行绩效，因地制宜提出改革模式和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对于提高农垦资源利用效率、改善民生、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农垦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研究
(一)国有农业制度安排理论基础与新时期农垦制度缺陷
正如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国有农场、家庭农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引起如下结果：一是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同的利益取向，因而理论上存在着经营者利用手中拥有的权利侵犯所有者利益的可能性。二是在现实中，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即经营者拥有关于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和费用的真实信息，而作为所有者，由于不参与实际经营，除非付出很大成本，否则无法获得相应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经营者侵犯所有者利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三是所有者和经营者对于企业经营结果所负责任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称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加大，使得经营者有可能为个人利益而采取风险过度行为。以上三方面矛盾，仍然是未来农垦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国有农场监管部门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国有农场和监管部门之间、集团化垦区的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家庭农场与国有农场之间均存在着利益博弈，现行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正式反复博弈的结果。然而，这种博弈的结果仍然有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烙印，博弈双方远远未达到“同意一致性”，导致寻租活动不能完全杜绝，生产效率和运行绩效打了折扣。
因此，单纯从追求经济效益的角度，农垦经营机制是低效的，必须从产权或完全经营权角度进行改革。
(二)国有农场公共服务与区域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国有农场大都在偏远地区开发建成，农场既是生产的组织者，又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农场提供公共服务与城市国有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显著区别在于：(1)不完全性(国有农场公共服务的部门不健全)；(2)与农业生产高度结合；(3)唯一性(城市国有企业公共服务是对其企业内部城市公共服务覆盖能力不强的有益补充，而农场内部的公共服务从一开始就起着主导性作用)；(4)弱质性(由于没有财税收入，以农业企业盈利和国家的有限补贴来维持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规模和质量与城市相比具有弱质性)。
国有农场由于具有“企业性”，担负着盈利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在近几年以经济增长为最主要的考核指标指导下，重利润而轻服务，使国有农场公共服务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区域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能同步进行。同时，由于国有农场作为企业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没有税收、城建等政府职能，管理者对招商引资、发展非公经济缺乏足够的激励手段，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职工就业渠道与同类型区域相比较为单一。但同时，正是由于动力不足，国有农场农业用地未被大规模侵占，生态环境对比周边农村保护较好，为国有农场进一步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管理与经营模式选择趋势
经过近50年的发展，国有农场的经营模式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调整。改革开放以前，“统”的特色较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国有农场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在整体管理模式上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垂直管理垦区，变层层管理为集团化管理，逐渐摸索出一条集团化、产业化与股份化的发展路子，为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做大做强农垦经济奠定了基础；一种趋势是变垂直管理为属地管理，省管农场下放市县，农场经营日趋分散化，农垦组合优势有所削弱，但与地方联系日趋紧密。在种植业经营模式上，各个农场根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采取各种经营形式，其中，以“两田制”为代表的“统分结合”的经营模式成为农垦目前土地经营的主要形式，占到垦区总土地面积的70％以上；其他形式有：长期承包、联产计酬、模拟股份等等。各类管理与经营模式均有不同的优点与缺点，其形成有着不同的历史原因，分析与评价各自运行特点与绩效，是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影响农垦改革发展方向的几个关键因素
(一)我国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对农垦改革的影响
从对我国农垦改革政策的出台与改革路径回顾可以得出，农垦改革主要参照了国家国有经济改革，农业、农村改革，以及区域性的政策调整。农垦在企业化改革的过程中深深打上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烙印，但由于其农业性、区域性和综合性，因而保留了自身特征。当前，我国国有经济战略部署进一步明确，对农垦改革方向客观上形成重要影响。我国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总体目标是提高国有经济的素质和国有资产的质量，将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起来，投入到真正需要国有经济进入和加强的领域中去。农业本质上还属于一般竞争行业，在此领域，国有经济应与非国有经济进行平等竞争。按照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产权明晰、权责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思路，农垦现阶段积极推进生产经营市场化、企业组织集团化、社会管理属地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农垦实际的体制机
制。
(二)农业与农村改革对农垦改革的影响
一是中央明确要求“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而且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农垦而言，由于土地国有，农垦和国有农场管理机构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其经营的随意性和盲目性，难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和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部分垦区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农工土地承包规模过小，没有形成规模效益，难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部分垦区一些家庭农场承包经营规模过大，层层转包盘剥利润现象开始显现，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农垦改革的实践表明，家庭承包经营改革是国有农场经营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农户自的大小直接关系着农业生产力的高低。
二是增加农民收入成为“三农"32作的重点之一。与周边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虽然绝大部分垦区人均年收入水平一般高于当地农村标准，但与城镇居民相比还存在不小差异，农垦总体人均收入水平只有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如图1)，从农垦近几年发展的情况来看，农垦经济整体发展速度与职工增收速度不匹配，难免造成对立情绪，影响了土地经营制度创新的进程。
同时，农垦的区域发展计划是否纳入地方规划，也直接影响着农垦的改革发展进程。事实表明，垦区、农场的发展规划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同，往往会带来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随着土地价值因其稀缺性而逐渐增大，地处大、中城市近郊的农场土地，伴随增值空间的不断加大，政府收回或收购土地的愿望日趋强烈，农场国有土地可能成为地方政府侵占或蚕食的对象。农垦如果不能在现代农业建设、保证粮食与食品安全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映证其制度安排和组织形式的科学合理，国有农场的逐步退出或许是不可避免的。
(三)企社不分仍旧掣肘农垦改革
农垦企业办社会客观为改善区域公共服务做出较大贡献，这种政企合一的体制，在农场开发建设时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为促进农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农垦政企不分、社企部分的弊端日益显现，严重制约农垦经济的发展。在企社不分的前提下，很难实质性推动管理体制改革，管理成本高居不下，成为农垦发展巨大负担。截至2009年，农垦企业办社会职能机构有7575个，经费支出人数21.9万／人，经费支出总额163.86亿元(见表1)，相当于农垦企业利润总额的1.8倍。全系统仍有很多垦区没有开展精简农场机构和人员的工作。已经精简机构的农场还存在大量精简不彻底，“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普遍存在。在许多垦区二、三产业普遍不景气的状况下，管理费大都从土地承包费中列支，既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也缺少公开性和透明性，是挫伤职工生产积极性、造成垦区不稳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垦区管理人员精简分流存在巨大阻力，在今后一段时间仍然影响土地经营制度创新。
农垦的基本属性是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是深化企业改革的关键，也是影响整个农垦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的综合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将导致农垦其他改革难以推进、农垦改革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四)定位仍不明确
农垦目前的发展定位，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示范带动作用；二是在增加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保障作用；三是在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中的引领作用；四是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和维护民族团结方面的促进作用。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农垦自身定位仍不够清晰。例如，农垦提出要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努力方向，但除部分大垦区外，很多垦区“压粮扩经”，发展二、三产业的势头超过发展粮食生产的势头，个别垦区的农业已经不是主业。农垦提出现代农业的“排头兵”，但目前掌握最先进科技、带动能力最强的企业不在农垦，农垦在全国龙头企业整体带动效应中所占份额不高；农垦系统总体经营效益偏低，投资回报率、资产效益，特别是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很多垦区的主营业务收入来自土地租赁费，与现代农业的要求相去甚远。部分农场在农业种植业环节“与职工争利”的状况较为突出，集团化垦区龙头企业，在以加工业为龙头带动基地种植业发展的问题上，以行政手段干预种植业问题普遍存在，导致干群关系紧张。除个别垦区外，如新疆兵团，大部分垦区在边防安全上的作用已不明显；而在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中，由于面临很多国际政治环境因素制约和农业生产自身的特定产业特征，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说，农垦目前的定位仍不十分准确，这也直接影响了农垦改革今后的发展与走向。
(五)缺乏有针对性的法律依据
农垦具有区域性、社会性、企业性特征。长期以来，农垦在改革发展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一般以政府发文的《意见》、《办法》等为依据。而这些政府文件一般自下而上形成，“先有现象、后有对策”、“情况不断、政府忙乱”成为改革政策酝酿出台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以来，除主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推动农垦改革外，农垦改革的法律框架主要有《公司法》、《劳动法》、《土地法》、《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这些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分别是城市围墙企业和农村农民。《公司法》普遍适用于城市围墙企业；《土地法》中针对国有的用于农业的有偿租赁，已经与当前支农政策相矛盾，与《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总则相冲突；《农村土地承包法》更是没有考虑农垦；《劳动法》出台也没有考虑到农场职工的特殊身份。所有的法律依据，对农垦缺乏有效农垦针对性。根据国外发展的经验，不同的性质、不同功能和作用的国有企业或组织改革都应颁布相应法律法规，以规范改革，明确方向，促进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
纵观农垦改革历史，存在一些基本特征：(1)侧重于改进企业整体效益出发，较少从农工实际利益出发；(2)侧重于从农业部门实际利益出发，较少从区域社会经济整体的角度来评价改革绩效；(3)农业土地使用方面一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为依据，关注土地的有偿出让，没有完全参照《土地承包法》等农村土地经营法律法规。这些改革路径特征，决定了改革是局部的、片面的，解决问题也必然不是彻底的、持久的，必须进行深入研究。
农业由于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双重特征，导致家庭经营是最理想、最经济的方式。世界各国农业发展历史表明，家庭经营农业完全可以实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也完全可以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关键是配套改革措施的跟进，而家庭经营权的完整性是实现家庭经营根本途径。根据以上分析，当前农垦改革概括起来应着重从“三条主线、四个配套”人手：
第一条主线是农业土地经营权的长期、无偿、公平分配，以保证稳定的土地预期，促进长期投入，化解干群矛盾，防止在种植环节加重农工负担；第二条主线是农垦国有龙头企业改革。农垦龙头企业应按照市场规律和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般要求
进行改组。作为市场主体，龙头企业与种植业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应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而不是靠行政手段干预。第三条主线是区域公共服务改革。农场逐步剥离社会负担后，应按照区域实际情况，建立公共服务机构或社区管理委员会，引入竞争机制，代替农场行使行政性、事业性和服务性职能。
配套改革方面，第一是法律法规的配套。必须明确国有农业土地的土地属性，首先是农业土地，其次才是国有土地。农业土地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土地使用方式应围绕提高农业效益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保护农工利益。任何龙头企业不应在种植业环节上和农工争利。为此，必须出台国有农业用地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使农垦土地经营改革有法可依。第二是社保措施配套。所有职工应参照农村社保改革，纳入城乡统筹社保范畴；第三是外来农工安置。农场外来农工问题若得不到妥善安置，可能影响改革大局。农垦应充分重视外来农工安置工作，对在农场工作达到一定年限、从事一线劳动的农工，应赋予和农场职工等同的身份，办理户籍手续，享受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同工同酬。第四是组织保障。改革的牵头机构应是省、市和县级政府主管部门，在明确方向和目标的前提下，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杜绝扯皮现象，扎实推进，力求实效。
参考文献：
[1]科斯，社会成本问题[A]，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8－17.
[2]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65―77，
[3]毛德文，黄季馄双轨制度下中国农户粮食供给反应分析[J]经济研究，2001，(12)：55―65
[4]林秀梅，石森昌我国粮食生产投入要素效益比较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04)：134－137.
[5]楚永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相关性分析[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9)：18－22，
[6]陈池波，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农业投资职能[J]，农业经济问题，2003，(09)：42―44，
[7]曹海英，刘玮珈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1 0)：17-18.
[8陈盂平转轨时期政府财政支农方式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00，(02)：16 2l
[9]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92一101
[10]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42-53
[11]刘芍佳，李骥超产权论与经济绩效[J]经济研究，1998，(08)：3一12.
[12]林毅夫，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经济信息[J]，1997，(12)：9―14
[13]陈新，关于国有资本退出论的思考[J]经济评论，1999，(06)：2l一26
[14]樊纲，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J]，经济研究，2000，(01)：17―29
[15]王亚新论国有农场农地经营制度的创新[J]，农场经济管理，2003，(04j，31―32
[16]农业部农垦局，中国农垦改革发展30年[c]，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9―14
[17]贾大明，尤飞农垦土地经营制度改革探讨[A]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51―58.
[1 8]农业部农垦局中国农垦50年[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3-19.
[19]魏克佳惊天伟业50年[J]，中国农垦经济，1999，(09)：4―7，
[20]裔兆宏国有农场在新农村建设中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J]中国农垦，2006，(04)：49―50
[21]农业部农垦局2007中国农垦统计年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3―30，
[22]刘愿，俄罗斯农地改革：预算软约束与结构转型[J]中国农村经济，2007，(01)：65―73.
[23]娄芳论大型农业企业生产危机及其政策解决前景――来自俄罗斯的经验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04，(11)：73―80
[24]姜瑞虎关于国有农场行政职能的思考[J]，中国农垦经济，1996，(05)：46―47
[25]邹隆轶我国国有农业企业发展道路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博士论文，2006：67―75.
[26]阎威地方公共品供给的理论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99-116.
[27]李芝兰我国农业增长中的政府投资影响[J]，财经科学，2006，(03)：75―79.
[28]杨锡怀，企业战略管理[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20―46
[29]贾海彦公共品供给中的政府经济行为分析一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及中国的应用[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23 55.
[30]吴伟，公共物品有效提供的经济学分析[D]，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35―43.
[3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6―86
[32]丁关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初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150―151.
[33]林善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效率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27―129
[34]腾锡尧，常承国，中国农业产业化及其现代化发展道路[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39―41
[35]张德富，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03，(06)：42―45，
[36]庄红韬，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战略思考农民日报[N]，2002―02-04，3
[37]王福军国际竞争力的来源：波特的解释[J]，南京社会科学，1999，(11)：33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