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人买履的故事范文

郑人买履的故事篇1

1、至今，不相信自己，只按教条办事，像郑人买履的人还大有人在。

2、你可真是郑人买履的典型啊。

3、真的不得不说，很多顾客买衣服都是郑人买履。

4、《郑人买履》则借一个宁可相信自己脚的尺码而不相信自己的脚的人，讥讽墨守成规、迷信教条而不尊重客观事实的人。

5、在生活我们应该随机应变，千万不能犯郑人买履的错误。

6、因为俺是文化人，学过郑人买履的故事。

7、后来人们根据这个笑话引申出“郑人买履”这句成语，()讽喻那些只相信教条，不顾客观实际的人。

8、现在的人，都像是郑人买履，永远记得的是那把度尺，而不是拿脚去试。

9、你可千万不要学郑人买履。

10、我们做事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千万不能像郑人买履一样。

11、就像“郑人买履”那样“尽信书”，真不如无书了。

12、我们做任何事情时都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否则就会闹郑人买履的笑话。

13、现在的企业招聘就和《郑人买履》一样啊！

14、处事要灵活机变，不能像郑人买履一样死守刻板的教条。

15、郑人买履的后果是现实被固定为一些往日的经验。

郑人买履的故事篇2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单纯看这个故事，这个郑人确实愚蠢而荒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嘲笑郑人，却没有反思自己注重实际不注重提炼、注重经验不注重数字、注重灵活不注重规范的行为习惯。

试想如果郑人买的不是一双鞋，而是一艘船，有关的数字不是一个而是几百甚至成千上万个数字，假如忘了带“度”的话，他还能通过现场试验来决定购买与否吗?又或者他要买的不是一个人的鞋而是几万人的鞋而把“度”给遗忘了，那几万人现场试验的成本又要多高?

有人可能会辩解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买一双鞋的时候可以灵活一点，数量多了再规范。但实际上一个人深层次的行为习惯形成之后，往往很难改变。在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中，员工个体认为通过“试”一下就可以低成本灵活解决的问题，放到企业整体的层面上，就可能变成成本庞大到难以统计的问题。

沃尔玛作为全球连锁零售的老大，一直把“天天低价”作为自己的品牌口号，其背后发挥支撑作用的是遍布全球的高效供应链，但跟沃尔玛打交道的供应商对沃尔玛的普遍印象却是死板、教条，颇有“宁信度，无自信”的风范。前两年媒体报道过一个沃尔玛的事件，说一个供应商给沃尔玛供货，仅仅晚到了一分钟，明明“变通”一点直接入库就OK了，沃尔玛偏偏要求这个供应商必须重新另外安排时间，重新走流程。按我们嘲笑“郑人买履”的思维，觉得沃尔玛未免小题大做，店大欺客，甚至一些管理专家对沃尔玛的做法也颇有微词。

但实际上想想就可以清楚，沃尔玛节约了这个具体事件上的成本，随之而来的整体成本的增加将难以想象。灵活本身就具有自我膨胀的特征，迟到一分钟可以，那么两分钟、五分钟是否可以?这个口子一开，可以想象，慢慢就会形成迟到半小时的事情都会被“灵活”放行，建立在流程上的供应链效率就会越来越低。我们很多企业之所以规章制度会形同虚设，其实就是被“灵活思维”慢慢腐蚀掉的，最后成为大家都不当回事的纸上条文。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上ERP等信息系统，但大部分企业实施的效果又都不理想，甚至在上线的过程中就会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原因就在于员工站在个体或者小团体的角度，会认为按ERP的“度”来做事，不但没有提高效率，反而降低了效率。本来两个人、两个部门之间一句话的事情，用了ERP就需要一套复杂的转换程序之后才能执行，这些员工习惯于按原来直接、简单的方式延续做下去。结果ERP带来的整体效率的提升还没有体现出来，就在个体的变通中给消磨完了。

一些企业家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在推行一种制度的时候往往采取“矫枉过正”的方式，如华为引入IPD体系的时候，要求即使有不合理的地方，也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先僵化、再固化，然后才可以考虑优化。海尔的“OEC”管理模式，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僵化”的管理制度，但针对中国人的“灵活”下药，却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郑人买履的故事篇3

    原广州市龙津西路恩洲大巷145号705房是被上诉人所有的房产。2002年12月9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了《独家代理委托书》。委托书约定：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出售广州市龙津西路恩洲大巷145号705房，委托期限为2002年12月9日至2003年1月9日，双方在合同中第二条约定被上诉人保证不与上诉人所介绍的买家私下交易，如一旦发生此情况，被上诉人同意向上诉人交付买卖成交额的2％。2003年1月7日、8日，上诉人与郑子光签订了《看房委托及证明》，由上诉人介绍郑子光购买广州市龙津西路恩洲大巷145号705房，并与郑子光到该屋看房，但被上诉人并未与郑子光达成讼争房屋的买卖交易。2003年1月20日，被上诉人与郑子光、游丽娟签订了《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被上诉人以380000元将房屋出售给郑子光、游丽娟，双方办理了房屋交易手续，现该屋已经交付给郑子光、游丽娟使用。

二、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独家代理委托书》中双方约定的委托期限为2002年12月9日至2003年1月9日，而第2条的约定是该委托书中的内容，由于双方对第2条的适用时间没有特别约定，故该约定的效力只能与委托书的期限相对应。现被告将房屋出售给郑子光的时间是2003年1月20日，该时间已超过了委托书约定的委托期限，不应再受委托书的约束，原告要求被告按委托书第2条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遂于2003年4月1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广州市满堂红置业有限公司要求被告邓蕙支付违约金92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8元，由原告负担。

判后，上诉人广州市满堂红置业有限公司不服上诉认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不能成立。一审认定委托书第二条没有适用时间的特别约定，应与合同的期限相对应。该推定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是明显不当的。在本案中上诉人为促成被上诉人成功出售物业做了许多工作，为被上诉人提供中介服务。包括发布广告、向他人推介物业。当郑子光有购买意向后，上诉人多次带郑观看该物业，意在促成该买卖。上诉人已经尽职履行中介义务，虽在合同期内不能促成成交，但为双方提供了认识、了解的机会，并为买卖的成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故上诉人在合同中列明第二条作为约束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有意规避委托期限，在期限届满后半个月内与上诉人介绍的郑子光私下成交，严重违反了双方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二、上诉人只有对合同中第二条不做期限限定，方能有效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房地产中介市场中，普遍存在客户与业主私下成交的现象，严重损害中介业从业人员的合法利益，不利于房地产中介业的健康发展。如果上诉人介绍买卖双方见面后，双方可以不受约束自行成交，在委托期限届满后才肆意成交以规避中介费，中介行业就不能得到报酬，所费时间、精力、损失也无法补偿。因此第二条的约定是必要的，旨在不论是否在委托期限之内，只要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介绍的卖方认识后私下交易，即承担违约责任。该约定没有期限是合法合理的。一审法院推定第二条的适用时间为委托期限是不当的，据此，要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予以改判，确认被上诉人与郑子光签订的合同无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答辩同意原审判决。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独家代理委托书》是合法有效的，该委托书是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出售其所有的房屋，上诉人也已经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其义务，介绍其他包括郑子光在内的购房人看楼。虽然上诉人最终没能在委托期限内促成被上诉人与郑子光的交易，但其为被上诉人出售房屋履行了其中介的义务，而被上诉人在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期限届满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却与上诉人介绍的客户郑子光达成了房屋买卖交易，被上诉人该行为实际是规避合同约定的条款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委托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不得与上诉人所介绍的购房人私下进行交易，如被上诉人违反该规定，则需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买卖成交额的2％作为赔偿，故上诉人现在要求被上诉人按照其成交价款的2％，即9200元支付违约金是符合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在委托期限届满后短期内与上诉人所介绍的看房人郑子光达成协议，其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审认定，合同中第二条的适用时间与委托书的期限相对应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至于上诉人要求确认被上诉人与郑子光的合同无效的问题，由于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出该诉讼请求，且被上诉人在二审中又不同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故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03）荔民三初字第32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邓蕙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诉人广州市满堂红置业有限公司支付920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广州市满堂红置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78元，均由被上诉人邓蕙负担。

三、评析

    本案是一件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判案依据的典型案件。法官在判决中一般十分注重对具体法律规则的引用，较少直接适用法律原则。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律规定比较抽象，难以直接适用；另一方面也是法律适用原则的要求使然，即法官裁判应优先适用具体规定，只有在无具体规定时才能适用原则性条文。很多案件无具体法律规则可以直接适用，这时法官必须运用法律原则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并作出裁判。诚实信用原则在现行法律上的依据可见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各国民法中基本上都有明文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在性质上属于一般条款，其实质在于现立法者难以预见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类型，即使预见到也难以全部作出具体规范，这时法院可以依据本原则进行裁量，处理那些法律上没有具体规定的案件，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本案委托期限为2002年12月9日至2003年1月9日，其第二条约定被上诉人保证不与上诉人介绍的买家私下交易。从整个合同来看，委托期限内上诉人的主要义务是为被上诉人介绍买家，并尽力促使买家与被上诉人之间交易的成功。如果委托期限是指买家必须在此期间内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交易，这显然与当事人的意思是不符的，假设上诉人在委托的最后一天（1月9日）为被上诉人成功介绍了买家，1月10日买家与被上诉人交易成功，但被上诉人却不用支付中介费，这是不合常理的。所以本案在如何界定委托期限方面必须从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诚实信用原则来考量，被上诉人在委托期限届满后半个月内就与上诉人介绍的买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显然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被上诉人交易的成功是因为上诉人的中介劳动，应该按约定支付中介费。

委托书第二条没有明确期限，是与委托期限一致，还是应有所差别，取决于合同法所体现的精神和规定的基本原则。从合同的文字来看，第二条确实没有期限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其期限与委托期限一致似乎未尝不可，但从合同订立的目的来看，第二条的期限应是在委托期限结束后的合理期限。"合理期限"到底多长，这就取决于法官根据合同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来判决。二审的判决体现了法官从诚实信用、公平角度进行判决的特点，结果符合合同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所以是正确的。当然，本案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最好能明确第二条的期限，如果被上诉人永远不能与上诉人介绍的买家签订交易合同，这显然也不合理。

郑人买履的故事篇4

一、案情

    广州埔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埔丽公司）是位于广州市中山五路193至215号百汇大厦（即百汇广场）的开发商。

1995年11月29日，埔丽公司（甲方）与赵国栋、郑鹭萍（乙方）签订了《房地产预售契约》和《补充合约》，其中订明：甲方将中山五路起义路交汇处的百汇广场15楼14号室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68.45平方米）出售给乙方，成交价为港币1137217元，乙方由1998年6月30日前分7次付清给甲方；甲方应于1998年6月30日将上述房地产建成并正式交付给乙方使用；如遇下列特殊原因可凭该楼房所在地有关部门的证明文件，据实予以延期：1、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2、施工中遇到异常困难及重大技术问题不能解决；3、法律、法规及政府规章的变动造成之廷误；4、水、电及其他公用设施未能及时配套完成；6、其他非甲方所能控制的事件。如非上述情况而延期交付该楼房，甲方将按延期交付楼房日起，至实际交付该楼房日上，每日按该楼房价款千分之一付滞纳金以补偿乙方损失，但滞纳金最高以楼价款5％为限。另在附录二中订明甲、乙双方同意乙方按以下方式向甲方缴款：第一期楼款港币113722元，含定金港币20000元已于签署本契约或之前付清；第二期至第六期楼款每期分别为113722元，并须于1998年1月23日或之前分期付清；尾期余款港币454885元须于甲方发出上述房地产交付使用通知书之日起十四天内付清或办理银行按揭手续。契约还订明：乙方不能按期向甲方付清购房款，或甲方不能按期向乙方交付房产，每逾期一日，由违约一方向对方给付相当于上述房地产总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责任金。另据契约所附标准平面图载明：该1514室内靠东墙有一方柱。上述协议签订后，赵国栋、郑鹭萍至今共支付购房款港币682332元给埔丽公司，尚欠尾期楼款未付。

另查明，百汇大厦于1998年12月竣工，1998年12月28日通过验收，并由广州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核发《建筑工程质量认定书》。广东省公安厅消防局也于1999年1月12日经验收同意：地上部分（除6、6A、7、22层外）可以投入使用。埔丽公司于1998年12月19日向赵国栋、郑鹭萍发出交楼通知书，要求其前来办理收楼手续。1999年2月2日，赵、郑在收楼过程中发现上述预购房屋中间有一根大方柱，与契约所附平面图不同，遂拒绝办理收楼手续。

为证明延期交楼的特殊事由，埔丽公司提供了隧道局广州地铁公园前站项目经理部于1998年9月10日出具的报告，称：隧道局广州地铁公园前站地铁基础施工采用逆作法施工，致使本应于1995年5月交出靠近百汇广场南边的地下连续墙结构，到1996年1月底才完成该工程，影响了百汇广场的施工；另百汇广场地段南向挡土桩施工过程中，于1995年9月20日挡土桩挖到约11米深处时发现有流砂层，施工至1995年10月1日时，刮台风及下暴雨，邻单位房屋出现开裂，上述问题经处理，至1996年4月才重新开始恢复施工，使挡土桩施工期限延迟8个月。1996年4月16日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第二项目部致隧道局三处的函件，称：由我公司施工的百汇广场防沁墙及降水井工程在贵处的协作下已施工完毕，1996年4月12日起西边和南边的围护桩工程可恢复正常施工。

2001年2月23日，埔丽公司以赵国栋、郑鹭萍没有履行合同约定付清购房余款义务构成违约为由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赵国栋、郑鹭萍支付尾期楼款及预期违约金等。基于埔丽公司本诉，赵国栋、郑鹭萍以货不对板为由向原审提出反诉，要求解除上述预售契约，埔丽公司退回已付购房款和利息，并支付逾期交楼违约金等。

经现场勘验，该方柱位于房屋中间，长为2.69米，宽为1.17米，距离东墙1.53米，对房屋使用功能有较大影响。

二、审判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初审认为，赵国栋、郑鹭萍与埔丽公司签订的《房地产预售契约》和《补充合约》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切实履行。埔丽公司未征得赵国栋、郑鹭萍的同意擅自变更房屋结构，严重影响房屋使用功能，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但赵国栋、郑鹭萍在1999年2月2日发现上述预售房屋中间有一根方柱后，迟至2001年2月23日才以货不对板为由提出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地产预售契约》和《补充合约》，超过了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又没有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故对赵国栋、郑鹭萍要求解除合同并由埔丽公司退还已付房款及利息之请求，不予支持。百汇广场已通过质量验收及消防验收合格，具备交楼条件，但埔丽公司于1998年12月19日发出收楼通知书时，消防尚未验收，故交楼应以广东省公安厅消防局作出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之日（即1999年1月12日）为交付日。现埔丽公司要求赵国栋、郑鹭萍支付尾期楼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合法有理，子以支持。赵国栋、郑鹭萍应迅速将尾期楼款交付给埔丽公司，并办理收楼手续。由于双方约定埔丽公司逾期交楼按每日千分之一计付违约金，但违约金最高以楼价款之5％为限，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赵国栋、郑鹭萍亦应按契约的约定向埔丽公司给付不超过总价款5％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关于逾期交楼问题，根据工程项目所在地有关部门的相关函件，1995年5月至1996年4月12日百汇广场施工期间，遇到地铁施工及流砂层等问题影响，以上情况属双方合同约定的施工中遇到异常困难及重大技术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其他非埔丽公司所能控制的事件，属于可免责的特殊原因，故埔丽公司为解决上述问题而延误的时间可予以免责。从公平合理原则出发，埔丽公司在签约前已发生的免责事由是其已知和应知的，此前免责事由出现的时间段不应免责，签约后发生的免责事由因其不能预见解决所要花费的时间，故此后免责事由未能消除的时间可予以免责，即从1995年11月30日至1996年4月12日期间埔丽公司相应可予以免责，其应交楼日期也相应顺延至1998年4月。从1998年4月16日起至1999年1月12日止，埔丽公司理应承担逾期交楼的违约责任；但鉴于赵国栋、郑鹭萍于2001年2月23日提出反诉请求要求埔丽公司支付逾期交楼违约金时已超过法律保护的保护时效，期间又没有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故对此不予接纳。遂作出判决：一、赵国栋、郑鹭萍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尾期楼款港币454885元给埔丽公司。二、赵国栋、郑鹭萍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十日内，一次性将从1999年1月27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按已付房款港币682332元以每日千分之一计算，但给付总额不应超过总楼价款的5％）给埔丽公司。三、驳回赵国栋、郑鹭萍与埔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654元，由原告承担6411元，两被告共同承担8243元；反诉费14492元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判后，赵国栋、郑鹭萍不服，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01）越法初字第150号判决；2、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地产预售契约》及补充合同；3、判令埔丽公司返还其已付购房款港币682332元及自其各期付款之日起至埔丽公司实际还款之日止的港币利息，埔丽公司并依约向其支付违约金港币56860.85元；4、判令埔丽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其上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是：其认为被上诉人不具备依合同约定的条件将上述房屋合法交付给上诉人使用的状态持续至今。上诉人于1999年2月2日前往收楼时发现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收楼条件而拒绝收楼、拒绝支付尾期款的行为是行使履行抗辩权的合法行为，而且解除合同的行为不存在时效问题，原审关于时效的认定是错误的。由于被上诉人无法按合同约定交付房屋，因此合同继续履行已不可能和不必要，而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在于被上诉人的过错，被上诉人应承担全部责任。被上诉人答辩同意原审判决。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赵国栋、郑鹭萍与埔丽公司就百汇广场15楼14号室房地产买卖自愿签订的《房地产预售契约》和《补充合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应属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埔丽公司未征得赵国栋、郑鹭萍同意擅自更改房屋结构，与双方契约所载平面图不符，且严重影响房屋使用功能，使赵国栋、郑鹭萍购房的预期目的无法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赵国栋、郑鹭萍要求解除与埔丽公司签订的上述预售契约，并要求埔丽公司返还已付购房款及该款银行利息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赵国栋、郑鹭萍在埔丽公司通知收楼时，发现上述预售房屋中间有一根方柱，货不对板后，拒绝办理收楼手续，该行为是事实上对其合法权利的一种自我救济，不构成违约。在埔丽公司明确无法按契约约定交楼时，在本案反诉要求解除与埔丽公司约定的上述预售契约是在私力救济无法达到保护的目的时，请求法院依公力救济，保护其合法权利的一种手段，原审以赵国栋、郑鹭萍于1999年2月2日发现上述预售房屋中间有一根方柱后，迟至2001年2月23日以货不对板为由提出要求解除合同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及认定赵国栋、郑鹭萍至今未支付购房余款已构成违约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鉴于赵国栋、郑鹭萍于2001年2月23日才要求埔丽公司支付逾期交楼违约金，该请求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01）越法房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01）越法房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及诉讼费负担；三、上诉人赵国栋、郑鹭萍与被上诉人广州埔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于1995年11月29日签订的《房地产预售契约》和《补充合约》予以解除；四、被上诉人广州埔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诉人赵国栋、郑鹭萍已付的购房款共计港币682332元返还给上诉人，并计付该款的银行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实际付款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给上诉人赵国栋、郑鹭萍。本案一审受理费18910元，由被上诉人负担，反诉费14494元，由上诉人负担2685元，被上诉人负担11809元；二审受理费29146元，由上诉人负担895元，被上诉人负担28251元。

三、评析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后履行抗辩权、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与诉讼时效的问题。

后履行抗辩权制度与合同解除权制度，是现行合同法为了更好的维护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交易成本，保障交易秩序与交易安全所做的制度安排。后履行抗辩权，是指依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负有后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在负有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届满未履行义务或履行义务有重大瑕疵的情况下，可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拒绝履行自己的相应的义务。《合同法》在第67条对此做了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在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双务合同约定：乙方尾期余款港币454885元须于甲方发出上述房地产交付使用通知书之日起十四天内付清或办理银行按揭手续。也就是说，双方合同义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即相对于赵国栋、郑鹭萍应付尾期楼款，埔丽公司交楼在先，由于埔丽公司交付的房屋货不对板，属于瑕疵履行，因此赵国栋、郑鹭萍在1999年2月2日埔丽公司通知收楼时有权拒绝收楼、拒绝支付尾期款，其行为属行使后履行抗辩权，并非违约行为。因此原审法院认为赵国栋、郑鹭萍应对其逾期付款承担违约责任的认定是错误的。

合同的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当事人的单方行为或者双方合意终止合同效力或者溯及地消灭合同效力的行为。合同解除分为单方解除和双方解除两种。单方解除是根据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解除合同；双方解除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解除。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约定解除即当事人基于双方协议约定而解除合同；法定解除即当事人一方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而解除合同。法定的单方解除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合同法第94条就规定了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该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的情况就属于第四种，一方根本违约致使对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埔丽公司在未征得赵国栋、郑鹭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更改房屋结构，与双方契约所载平面图不符，且严重影响房屋使用功能，使赵国栋、郑鹭萍在订立合同时所期待的利益无法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因而赵国栋、郑鹭萍有权依法行使其单方解除权。

合同解除系解除权行使的结果，为形成权及其行使的问题，按照我国法及其理论关于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分工，合同解除权不属于诉讼时效管辖的领域，而属于除斥期间。 除斥期间，又称预定期间，是指某种权利的法定存续期间。它和诉讼时效是不同的：首先，诉讼时效是由权利不行使的事实状态和法定期间的经过两个要件构成，而除斥期间只要一个要件即法定期间的经过。其次，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中止和延长的可能，而除斥期间为法定的不变期间；再次，诉讼时效届满导致的是胜诉权的消灭，而除斥期间的届满则导致权利本身的消灭。最后，除斥期间的起算点是该权利的取得，而诉讼时效期间则始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因此可知，赵国栋、郑鹭萍是依法单方解除合同，应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因而原审法院认为两人提出解除合同时已经超过了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的。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虽不适用诉讼时效，但其行使有一定的期限，对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合同法第95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未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具体到本案中，赵国栋、郑鹭萍于1999年2月2日发现所购房屋中间有一根方柱后，在2001年2月23日以货不对板为由提出要求解除合同，是否已经超过了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了呢？我们认为，对于此类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审理该案时法律还没有具体的规定，当事人之间也没有约定，埔丽公司也未向赵国栋、郑鹭萍催告其行使解除权，且赵、郑两人在发现货不对板之后拒绝办理收楼手续，已经积极行使了其私力救济，因而不存在解除权因行使期间届满而消灭的情况。因此，二审法院对上诉人因货不对板而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是正确的。此案是2001年审结的。应予以注意的是，2003年6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作出了规定，该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 由此可见，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应在解除权发生之日后尽快行使其权利，才能更好的保障其权益。

郑人买履的故事篇5

郑人买履

从前有个郑国人想买一双鞋，就先在家里拿根绳子量好脚的尺寸，然后上街买鞋。他选好一双鞋想比比大小，发现量尺寸的绳子忘在家里，就赶忙回家去拿。等他拿回绳子，集市已经散了。有人提醒他怎么不用自己的脚试鞋呢，居然只相信绳子。

这个成语用来讽刺只信教条，不顾实际的人。

掩耳盗

从前有一个人，看见人家门口有一口大钟，就想把它偷去。可这钟太重，没法背走，他就取来一个铁锤，想敲碎后一块块偷走。可是还有一个问题，用铁锤砸钟会发出很大的声音，肯定会被人抓到。他转念一想：如果把自己的耳朵蒙起来，不就什么都听不到了？

这个典故比喻自己欺骗自己。

邯郸学步

据说，赵国首都邯郸的人走路姿态很好看，非常优雅、轻快。

燕国有一个少年听到这个传说，非常羡慕邯郸人，就走了很远的路去赵国，想学习邯郸人走路的方法。刚开始，他整天站在街头，仔细研究每个人走路的姿态，再慢慢模仿他们，后来，他决定要忘掉以前走路的方法。不过，再怎么努力他还是学不会，最后他只好放弃。可是，因为他把以前走路的方法忘得一干二净，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走路，只好一路爬着回去。

这个典故比喻模仿人不到家，反把原来自己会的东西忘了。

刻舟求剑

战国时期，一个楚国人坐船渡长江，船行至江心时他不小心将身上佩带的宝剑掉到水中，但没能及时抓住，于是就在掉剑的船舷处刻了一个记号。船靠岸后就在做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他的宝剑，结果一无所获。

这个成语比喻不懂事物已发展变化而仍静止地看问题。

买椟还珠

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卖珠宝的商人。有一次他到齐国去兜售珠宝，为了生意好，特地用名贵的木料造了许多小盒子，把盒子雕刻装饰得非常精致美观，然后把珠宝装在盒子里面。

有一个郑国人，看见装宝珠的盒子非常喜欢，问明价钱后，买下了一个盒子，而把里面的珠宝拿出来，退还给珠宝商。

郑人买履的故事篇6

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味深长的道理，给人启发。是含有讽喻或明显教训意义的故事，它的结构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可以是动物，也可以是无生物。多用借喻手法，使富有教训意义的主题或深刻的道理在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寓言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盛行，是民间口头创作，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已相当盛行。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有许多当时流行的优秀寓言如：《亡鈇》《攘鸡》《宋人揠苗》《矛盾》《郑人买履》《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画蛇添足》等。汉魏以后，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也常常运用寓言讽刺现实。唐代柳宗元就利用寓言形式进行散文创作，他在《三戒》中以麋、驴、鼠3种动物的故事，讽刺那些恃宠而骄、盲目自大、得意忘形之徒，达到寓意深刻的效果。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郑人买履的故事篇7

 

关键词：权利瑕疵担保制度　物权行为理论　立法模式

    一、权利瑕疵担保制度的基本理论

    买卖合同有效成立后，出卖人除依合同负有交付标的物和使买受人获得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外，还负有两项瑕疵担保责任，即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和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本文就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展开论述。

    瑕疵为大陆法系特有的概念，通俗地讲，指缺点、缺陷。权利瑕疵，指买卖之物的所有权或作为买卖标的物的其他权利的不完整或权利受限制。出卖人应担保作为买卖标的物及权利无瑕疵，这是出卖人的主要义务之一，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权利瑕疵担保起源于罗马法上的追夺担保制度。罗马法上的追夺担保是指第三人基于所有权、用益权或抵押权，从买受人手中追夺买卖标的物时，出卖人即应负买受人不受追夺的担保责任。但是，罗马法并没有强加于出卖人使买受人取得完全权利的义务，只是令出卖人赔偿损失。近代各国在继受罗马法时，发展了这一制度。《意大利民法典》强加于出卖人防御义务，《德国民法典》表现为使买受人取得权利的义务，而《法国民法典》则规定出卖人有防止追夺的义务。

    责任间题是效力间题，即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存在权利瑕疵时，买受人可采取的救济措施。关于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效力，各国规定不尽相同。大陆法系国家大都依债务不履行的规定处理。如德国、法国、日本民法均规定损害赔偿，解除契约，除去瑕疵，拒付价款，已给付价款的可请求返还价款。在英国，当买受人取得的标的物被第三人追夺或买卖的标的物侵犯他人的商标权或专利权时，属于出卖人违反法定默示条款，买受人可请求出卖人赔偿损害。在美国，出卖人违反担保义务，区分其行为是构成实质违约还是构成轻微违约来处理。构成实质违约的，买受人可解除契约并请求损害赔偿;构成轻微违约的，买受人不可解除契约，仅可请求损害赔偿。

    对于权利瑕疵，出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是什么?郑玉波先生在(民法债论各编》(上册)一书中指出，有五种理论:

    1.默示的担保契约说。此种担保责任的发生，是由于当事人间默示的担保契约之结果，然瑕疵担保责任实出于法律规定，属于法定责任，并非由于当事人意思表示(默示)，故此说不足取。

    2.权利供与义务之不履行说。此说认为买卖契约，出卖人有移转权利之义务，亦即负有使买受人取得其权利之义务，故瑕疵担保责任即以此种义务之不履行为基础。此乃德国学者之通说，然所谓瑕疵须于买卖成立之初，即已存在，属于自始不能之问题，并非嗣后不能，实无债务不履行可言，加以此项责任，并非基于财产权移转义务而来，否则无偿契约如赠与，亦有移转财产权义务之间题，何以不发生瑕疵担保责任?故此说仍须斟酌。

    3.瑕疵告知义务之不履行说。认为出卖人就标的之瑕疵有告知义务，如不履行此项义务，即应负瑕疵担保责任，此乃少数学说。其不妥之处有二:一是民法买卖并未规定出卖人有告知义务，解释上自难以认之。二是告知义务既是一种义务，则因此义务不履行而负责任，自应以义务人有故意过失为要件，但瑕疵担保责任则为一种无过失责任。由此可知，此说不妥。

    4.维持有偿契约之交易安全说。认为瑕疵担保责任虽规定于买卖之中，但其他有偿契约也有适用，因此瑕疵担保贵任之根据，当向有偿契约之特性上求之。换句话说，法律为维持有偿契约之等价的均衡，籍以特别保护交易安全起见，于是设立瑕疵担保制度，此为日本学者之通说，较为可采。

    5.保护买受人期待之特殊责任说。也不足取，因瑕疵担保之间题，不仅买卖契约有，其他有偿契约也有。

    笔者认为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是基于债权发生的物权变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责任，是为维护交易安全设立的一种民事制度，权利瑕疵担保制度与物权行为理论密切联系。

    二、物权行为理论模式下的权利瑕疵担保制度

    在物权行为理论模式下，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债权行为)和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比，前者不适用于优先顺序原则，负担行为的效力不以行为人有无处分权为有效要件;而处分行为有优先顺序的适用问题，且以行为人具有处分权作为核心效力要件。

    权利瑕疵担保制度，与立法是否采用物权行为理论模式具有密切的联系。

    权利瑕疵担保是出卖人担保就买卖之标的物或权利，第三人不得主张任何权利。第三人可能向买受人主张权利的情形，一般有五种:

    1.权利全部属于第三人(出卖他人之物);2.权利部分属于第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出卖共有物);3.权利受第三人限制(出卖租赁物、出卖抵押物);4.以债权或其他权利作为买卖标的，权利在买卖合同订立时不存在;5.有价证券因公示催告而无效。这五种权利瑕疵的产生，其前四种是因出卖人无权处分行为引起的。

    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有事实上的无权处分和法律上的无权处分行为，这里指法律上的无权处分行为，即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是与处分行为相对应的概念。这里会让人产生疑问，无权处分行为的法律后果是什么?无权处分与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有何关系?

    依据物权法理论，无权处分会引起行为效力待定的后果。无权处分他人的财产事后得到他人追认的，无权处分转化成有权处分，不发生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如无权处分他人财产与第三人认立买卖合同的，无权处分人未经权利人追认，其买卖合同的债权行为有效，处分行为无效不影响债权行为的效力，因此，无权处分出卖人仍应履行其应负的义务，包括权利无瑕疵的担保义务，未履行，应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德国民法典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取此法模式。

      三、非物权行为理论模式下的权利瑕疵制度

郑人买履的故事篇8

树史观正本清源

冬天早晨，窗外风声很紧，史家胡同12号院的郑晓龙正在喂锦鲤、喝普洱，冬阳从庭院顶窗射进来，显得从容不迫。

记者直言不讳，话题直奔广电限令下的古装剧生存问题，特别是对宫斗戏严厉限制的情况下，《后宫甄传》因何被业内和观众热捧？郑晓龙导演往鱼池里扔了一把鱼食，正色道，“从我做剧本一直到开拍的那一天，我反复说我拍的是古装剧，而不是鼓吹剧，我给大家看的不是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假东西，而是用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对封建制度进行批判，正本清源，树立正确历史观。我希望把我的片子从那些不知所谓的穿越宫斗里摘出来，有一个正确的舆论导向。”

虽然郑晓龙并未指名道姓，但其言下的穿越和宫斗，是指那些无视宫廷礼仪法度，男女老幼不分上下尊卑，皇帝阿哥个个至亲至性，宫廷像个快乐大本营，等等带有误导性质的古装宫廷剧。

某天涯网友在观看《后宫甄传》后发帖说，当网络小言情刚刚起步去分影视这块蛋糕时，它果断地被各种皮包公司山寨班底洗钱组织给迅速包围了，然后成就了一个又一个雷戏神剧。一切喜好以宏大背景体现爱情的小言情拥趸们，都无法忍受皇宫跟坟场似的荒凉，当我路过了一个又一个脑残片，这个时候，《后宫甄传》让人眼前一亮，我没看过原作，但不妨碍我对此剧的好感和理解……

的确，《后宫甄传》热播期间，很多观众不仅被剧情吸引，同时也为主创对历史细节的严谨态度而叫好。如皇帝用膳，桌上的一道菜动过三次以上，之后的几个月就不能再上桌；宫中嫔妃按照清朝的封号等级排位，嫔以上才有资格获得皇上赏赐而成为一宫之主，否则只能成为寄住的小主。剧中根据不同等级，妃嫔及其身边的宫女都有不同式样的服饰；后宫“先敬罗衣后敬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生存规则将封建社会森严冷酷的等级制度展露无遗。

虽然目前《后宫甄传》外界一片叫好，但郑晓龙坦言，在广电双限令的氛围里，它能在北京台热播，实际也是对古装剧制作标准的一个测试，以及看它是否有利于正确历史观的树立。如果观众反响好，那意味着此后以弘扬主流价值观，本着对历史负责态度的古装剧仍有较好的创作空间。

《后宫甄传》如何有别于一般的古装宫斗戏呢？

在郑晓龙看来，拍古装宫斗戏，首先要搞清楚封建社会的婚姻、政治和等级制度。皇帝为什么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是由他的政治使命决定的，而男女感情在这种要求下便变得次要了。

特别是清朝的选秀女制度，要求皇帝未来的女人必须是满族，并从官员梯队里产生。这也使得，后宫女人们的斗争成为其家族之间的权力角逐，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还是一人倒运九族株连，这都给了深宫里的女人们更大的压力，争宠上位因此显得更为激烈。看清了这些，才能确立批判的角度和深度。

封建宫廷的黑暗压抑，让每个身处其中的人如履薄冰，过着人人自危心灵扭曲的生活，因此要反映真实的宫廷生活，就是要揭示人性在这种压抑环境下的矛盾、扭曲和激变。

郑晓龙说，“艺术的批判体现在对社会的干预性上，这会推动社会的改革和变化，就像文艺复兴撬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我们的文艺作品也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封建制度的残酷性早就盖棺定论了，现在怎么能复辟呢？尤其中国是一个价值观极易动摇，皇权思想扎根很深，同时社会各方面都处在转型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如果文艺作品背道而驰，那是很危险的，我们有责任正本清源。”

一刀剪去四千万

有些导演在剪辑室里很矛盾。他们在剪片子时，也常常在想，既然剪掉才合适，当初又何必拍它呢？这也是曾经付出的心血，导演也好，副导演也好，摄影、灯光、演员也好，大家统统都是辛苦的。但是，观众不买这个账，作品呈现给观众的部分，是不多余、有节奏、够成熟的作品。

人往往习惯于认为价值与辛苦成正比，这在剪辑上却是最要不得的。

郑晓龙在剪辑《后宫甄传》时就是大刀阔斧的。片子成品90集，他一举剪至76集，而当时这部剧已完成预购，单集费用高达280万，可以说，这一刀剪去四千多万。

其实，郑晓龙做快刀狠手并不是第一次。当年《编辑部的故事》15集剧本出来，他一下子删得只剩王朔写的5集，原因是王朔是真幽默，其他人的东西是强胳肢人。《金婚》初拍时共68集，播出时被他剪至50集，原因是演员的情绪戏要更加细致。拍《北京人在纽约》时，制作单位资金紧张，他不惜贷款，带着整个创作班底，全程赴美国取景拍摄，为了完整真实再现当时中国人在纽约的生活状态。

现在对《后宫甄传》大动剪刀，也依然是他的细节强迫症作出示。除了保证剧情节奏不拖沓，最重要的是减少片子的常识错误和细节遗憾。

《后宫甄传》的取景绝大多数在横店明清宫苑完成，这就很难保证片子大场景应有的真正的皇家气魄。尽管做后期时，技术人员把横店的山水抹掉，拍摄时也尽量避免把芭蕉之类的南方植物摄入镜头，但郑晓龙仍觉得十分遗憾。

去横店之前，他有一段时间天天待在故宫里，观察皇帝和妃子住的地方，殿与殿之间的距离有多远，走过去需要多长时间？去哪个妃子的殿要经过哪里？等等，力争在细节上符合历史最基本的逻辑。

等去了横店之后，他发现房子大殿虽然比故宫矮很多，但拍摄也算凑合，最不像样的是御花园，北京故宫御花园的苍松古柏是无法复制的，而南方植被出来的视觉感受与北方完全两种味道。所以，诸如此类的遗憾，只能用剪辑来弥补。

此外，他请了专门的礼仪专家，拿出一个月时间让演员们学习清宫礼仪，起坐行止，甚至帮演员拿捏吐字说话时的轻重缓急。

郑晓龙认为，当年美国人拍《末代皇帝》尚且阴暗晦涩，谨守中国皇宫礼仪和等级制度，而我们自己的创作者却把皇宫拍得阳光灿烂，里面的人天天谈情说爱，封建帝王个个至情至性，弄得少男少女对那个时代充满向往，这实在是一种误导。

“我就是想要一个真正古装戏的感觉出来。现在看很多古装戏说着现代语言，做着现代人的事，一言一行没有半点规矩限制，这在过去都是要株连九族的重罪，怎么可以如此胡来呢？”

“落地”是为了接地气

记者在采访制作人协会秘书长王鹏举时，他说，我国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广电总局的限令也并非对古装题材的一刀切，而是限制粗制滥造，过度开发，特别是部分古装剧的恶意撰改历史，已经对青少年造成不良的影响，有责任和态度的影视人应该站出来做出更优秀的古装作品。

从《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到《金婚》，郑晓龙导演的戏一向以接地气著称，而《后宫甄传》是他的第一部古装戏。并且，他因此赶了一趟网络走红小说改编风。

早前，郑晓龙的太太在网上看到这部小说，跟他做了推荐。那几年正是广电总局限制古装剧的时期，小说作者也只完成前三部创作，他看后觉得不错，抢先买下了版权。当时，北京艺术中心的同事们有不同意见，大家认为古装剧有风险。但郑晓龙认为，好的文艺作品不应该受限制，而是如何操作，如何树立正确价值导向的问题。

买了前三本的版权后，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而网友也极力要求作者后续。

在作者完成后四部创作后，已经过去三年，清宫和穿越题材开始盛行。也有人担心这个题材已经做滥，问他买还是不买？

“当然要买！”郑晓龙说，他怕别人买来瞎拍，那他会十分遗憾。

接下来，他们开始着手改编。郑晓龙认为原著的人物架构和语言都很好，但是架空在一个虚构的时代里，人物关系也偏重于情感路线，跟他想要的真实厚重，以及时代批判精神都有一定差距，这就面临着如何落地的问题。

“落地是为了接地气，安排在一个朝代，是为了让故事真实。”他说。

经过与编剧们的讨论，他们把故事安排到清朝雍正年间，并定了三个基调：一是清朝距现代较近，观众有熟知感，容易代入；二是雍正的故事经过不少文艺作品的反复催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形象的个体，人物性格复杂，毁誉参半，能更好地体现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下，身处深宫中人们的悲剧宿命；三是完成一个好看的片子，为书迷们留点念想。剧中保留了玄清与甄环的情感戏，使之成为整部剧最不真实，但也最为至情至性的一抹亮色，让观众在悲凉的氛围里仍然心存对真爱的希望。

因此，在冷酷的宫廷倾轧，在幽怨的情感纠葛，在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以及精益求精的细节把握上，郑晓龙的《后宫甄传》所流淌出的基调，让不少观众觉得他应该去导一把《红楼梦》，甚至强调说，郑晓龙的古装剧才是最具正剧范儿的古装剧。

对此，郑晓龙笑说，“我不知道什么叫正剧范儿，我也从未打过正剧的旗号，这就是一部文艺作品。一言以蔽之，我希望它能成为大浪淘沙后被时间记下来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