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8 12:05:40
负面清单也称“否定列表”“不符措施”，这是外商投资的禁入领域、禁入范围，是某国家或地区不允许外商投资或者限制外商投资在本地总投资中所占比例的一个行业列表，即对禁止投资的部门、行业等给出一个总的列表，不在列表上的部门或者行业是对外开放的[ 1 ]。就现有资料来看，负面清单制度起源于1834年的普鲁士地区，当时，在德意志关税同盟签订的关税协议中，不仅给出了能够让双方互惠共赢的减免关税等积极政策，而且给出了不开放、不取消的几种例外情况，这被视为是负面清单的萌芽[ 2 ]。到了20世纪中期，各国为走出战后的经济萧条，尽快恢复本国经济，开始相继使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来最大限度地扩大贸易量，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本国市场。特别地，在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共有7个附件，除了附件6是以自由化承诺的形式给出正面清单外，其余几个附件均以负面清单的形式设置了保留项，被认为是负面清单首次正式出现。后来，在美国和新加坡签署自贸协定后，这种管理模式开始被亚洲多国效仿。就其历次调整和完善来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适用范围也开始从贸易领域逐渐扩展到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这种模式上的渗透也为许多国家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了诱人的制度红利。
相比负面清单制度在国外几百年的历史演进，由于种种原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吸引鼓励外资、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一个基本理念是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保护国内经济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有限制和选择地引入外资;但随着国门逐渐开放、改革进程逐步深入，这种正面清单式的外资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外资发展的要求。这种管理模式的改变肇始于2013年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负面清单的初次发表意味着中国的外资准入管理模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从原来的“正面清单+准入后国民待遇”形式变为“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 3 ]。
二、“一带一路”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内在联系
长期以来，商务部的工作重心之一便是促进贸易、鼓励外资，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带动投资与贸易的增长。十八大期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上，报告继续表示中国不仅不会关闭逐渐开放的大门，还会越开越大，而且要改变以往依靠投资政策吸引外资的做法，转而依靠制度环境吸引外资。2017年数据显示，在过去3年中，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欧亚12国与我国的贸易总额1 220亿美元，同比增长40%，远高于我国总体的外贸增速。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关系密切，主要表现为：
（一）降低壁垒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国际探索，彰显了我国致力构建国家地区间合作共赢关系的信心和勇气。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我国秉承不干涉他国内政事务、不谋求经济带发展主导权、不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及不搞结盟与对抗的原则，倡议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平等协作、合作发展[ 4 ]。相应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基于最大化国民待遇，解决投资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世界各国法律基础不同，法律条文及其解读存在差异，外资在最初进入到一国进行投资时，熟悉掌握该国全部市场管理模式以及针对外资的各种监管限制措施较为困难，上述信息不对称会给外资的投资选择带来潜在风险;而“负面清单制度+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在默认国内外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享有同等程度权利基础上，对于特殊的监管限制措施以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公示可以让外商迅速掌握行业信息，做出投资判断。可见，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保证“一带一路”倡议和平发展的制度基础。
（二）红利共享
“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共赢互利、合作交流的重要桥梁。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可促进欧亚非各国的经济交流合作，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望改变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版图。“一带一路”倡议特色明显：一是强调开放，突出互利互惠和合作共赢，促进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从而能够开展层次更深、范围更大、水平更高的区域合作;二是强调共赢，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载体，实现各国各类要素的互利共赢。相应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管理制度，完全能够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之中，从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行推广。最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层面的红利共享，不仅可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的各个国家提高市场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实现科学现代化的市场管理，还可以通过相关管理制度的不断融合和创新打破沿线各国的制度差异，使沿线各国在金融、贸易、文化等领域自由联通。
（三）文化交流
“一带一路”倡议有丰富的文化交流合作内涵。早在古代，人们通过海、陆传递交流的不仅有器物用品，还有精神文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将古代丝绸之路内涵的文化、经济、民族友好交流合作传统传承下来，而且结合新的时代背景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为欧亚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提供了一个自由平台[ 5 ]。其实，相较金融、商品贸易往来等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合作，民俗、文化层面的交流合作拥有更多的稳定性、延续性，更容易获得理解与信任。相应地，我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地列出了在文化产业等人文领域受监管和限制的条目。例如：电影院建设必须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资公司拍卖文物、文物商店和国有文物博物館等。总体来看，2013年至今，负面清单一直在缩减，说明外资受限程度越来越小，自由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受丝绸之路深远历史背景的影响，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传播、文化合作、文化贸易越来越频繁，观念上的隔膜与芥蒂正在逐渐减少。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演进趋势
（一）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自2013年我国首个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开始，至今共经历了四次改版，形成了今天的版本，详见表1。
不难发现，我国所用的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及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市场准入管理等制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上进行的，截至目前共涉及十五个门类、四十个条目、九十五项特别管理措施[ 6 ]。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所涉及的管理项目主要包括：（1）禁止投资，指外商投资不准涉及该行业，有关部门、机构也不允许批阅、办理该类投资的相关手续等。（2）限制投资，分两种情形：一是有关部门、机构对特定外商投资的申请依法做出是否予以进入的个性化决定，因物制宜、因地制宜;二是有关部门、机构对于外商投资进入行业的相关条件以及进入方式作出特别规定。此外，我国针对外商投资还制定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规定了包括外资在内的各市场主体负面清单，内外资一视同仁，市场准入时均要遵守这一规定。
（二）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演进
从最初版本到2018年新的版本，每版本内容都在逐渐进化。进化是指受限总条目在逐渐减少，包含的限制项和禁止项都有不同程度减少，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详见表2。
表2给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针对外资准备管理措施进行修改变动的具体情况。不难发现，第一，与原有的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相比，“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年度调整幅度逐渐增大，2018版负面清单更是将管理措施条目减少了53%，调整幅度达到最大;第二，从行业层面来看，变动最显著的是采矿业、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基础产业，金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产业都经历受限条目先增加后减少的情况，这与“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间经济、文化和体制上的调节及磨合作用有关。具体地，负面清单演进呈现以下三方面特征：
1.开放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也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原动力。从负面清单所含条目数量看，三、四、五版中的特殊管理措施条目分别缩减了12%、22%和53%，涉及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科技研究和技术开发等诸多行业[ 7 ]。进一步从开放的行业来看，相关政府部门采取了极大的容忍态度，对诸如采矿、金融、文化、娱乐等重要行业的限制、禁止措施明显减少，这也体现了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更加开放化的态度包容更多外商投资的决心。
2.透明化。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中条项的准确程度直接决定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运行效果，清晰明确的外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表述能让投资者一目了然，提高负面清单使用效率，而隐晦、模糊的表述方式容易造成对清单内容的误解与困惑。例如在2015版发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中，有几个行业反而增加了需要禁止限制的项目。如金融业由2014版的四条禁止限制项目增加到了十五条禁止限制项，在电力、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也有类似情况。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对上述行业设立更高的门槛，而是对旧版规定作出更为具体合理的解释，以最大强度全面解释清单条目，从而提供清单的可操作性和透明度。
3.国际化。我国设立自贸区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接轨国际市场，更好地适应国际贸易氛围以及国际投资规则。例如2015版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清单条目的设立基础虽然依旧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但是将以往关于类的表述统一改为国际通用的表述模式，在適应国际市场新规则方面更进了一步，这也说明我国外资准入制度向国际水平接轨的决心。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与发达国家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比
（一）美国的负面清单实践
美国一直以超级大国自居，究其根本，其外资准入制度是吸引外商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被投资的国家而言，美国能为外商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投资环境，即较少的管制与阻碍、较低的壁垒、交易投资的保护等;另一方面，作为投资国家，美国肯定也期望得到被投资国的优惠待遇，即较少的管制及较高的保护。美国是负面清单制度的领路者、实践者以及开拓者，其开辟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国际上备受追捧，这种管理模式也成为国际主流的管理模式，被很多国家效仿和采用。到目前为止，美国同世界上20个国家签订了自贸区协定，与48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是世界上签订BIT和FTA最多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虽然国情不同，美国经验依旧对我国制定中国特色的外资准入制度、中国特色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总体来看，美国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呈现以下特征：
1.以BIT范本为对外投资谈判基础。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具有特殊的两面性，可同时作为投资保护协定和投资开放协定;而双边在此也只是一个限定词，既可以是双边，也可以是多边。该协定的范本在美国同其他国家的跨国投资谈判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以该范本作为依据对外商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2.弹性的管理制度。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约束力的时效性为依据，可以将美国关于不符措施的附件归类为两大组：第一组给出美国在当下时期对外商的禁止限制条例;第二组措施是在第一组的基础上，考虑到未来的因素，即由于未来可能发生无限种可能，对可以采取措施的领域保留部分权利。显然，这样的管理模式不仅给予被投资国最大的解释权，也维护了被投资国的自主权。
3.负面清单的系统性和层次性。附件一明确列出现阶段依据行业分类不符措施的具体条目，附件给出未来的管理只能放松、不会增加管制的保证，并列举了所有与正面清单有分歧的限制;附件二给出了更为严谨的条款，尽可能未雨绸缪，考虑到未来的因素，即由于未来可能发生无限种可能，对可以采取措施的领域东道国允许美国保留部分权利，这极大程度上保护了缔约方的自主权;附件三将金融服务单独列出，在形式上同附件一一样列出该行业的不符事项，却充分显示了美国对金融服务业的看重和对金融服务业市场自由的重视。
4.负面清单构成要件的“刚柔并济”。第一类负面清单的表达方式呈现刚性特点：就具体行业或部门，除特别方面进行例外规定以外，对于涉及的义务、政府层级以及效力规定明确;相比第一类清单，第二类在表述上较为柔性，保留了对没有出现的行业或已有行业进一步限制的权利，法律性和强制性明显平和很多，这也给东道国在外资管理上更多的自主权。
5.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高透明度。关于负面清单透明度不仅体现在各种行业不符措施的列举详细程度上，对于负面清单透明、可操作性的具体要求在很多美国同他国签订的自贸区协定、双边贸易协定的文件正文中也有详细列举和陈述，这些举措都能体现美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于高透明度、可操作性的高度要求。
（二）韩国的负面清单实践
从韩国在2003年初次与智利签订自贸区协定以来，至今自贸区协定已签署18个，双边贸易协定更是有90个之多。理所当然，协定中需要制定特别管理措施并且给予保护的大部分都是在国际上竞争力小、比较优势小、比较敏感的行业，当然对于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也需要特别保护管理。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同时存在，但是还是以负面清单为主。相比美国，韩国的负面清单特点如下：
1.相关的不符措施在附件与正文中均有列举。以韩美FTA为例，不符措施条目不仅出现在三个附件当中，在正文当中的电子服务、投资、电子商务、跨境服务和金融服务五个章节也有出现。
2.与美国负面清单格式基本相同。韩国与美国的贸易往来形成较早，在两国的贸易谈判过程中，美国应该占据主动地位，从而导致韩国的负面清单参照美国的格式，同样由三个附件组成且在内容布局上也与美国负面清单基本一致。
3.服务贸易占比较大。按照行业进行统计，如果不考虑特殊管理的金融服务业，对附件一和附件二中需要特殊管理的部门进行统计，发现韩国是91个，而美国只有18个，具体需要特殊管理行业统计分布情况见图1、图2。
从图1和图2中可以发现，与韩国相比，美国的不符措施相对少一些，对应的对外商投资的管制也就少一些，对外开放程度也就高一些;但韩美的不符措施行业比重所占较大的都是服务业，这也充分体现了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特殊地位。因此在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该行业的敏感性与重要性，对其进行重点关注与保护。
4.涉及领域行业广泛，措辞灵活准确。在韩国与美国的自贸区协定中，韩国负面清单尽可能涉及更多的行业，包括更多的内容，尽最大努力保护本国产业;按照涉及行业统计，对服务业的保护非常重视，对服务业的管制措施占总数的五分之四还要多，农业等初级产业、制造业等分别占据第二第三位，但措施项目要远远少于服务业，还有一些外部性明显的社会事业，领域宽泛。为尽可能地保护本国产业，与美国不同的是韩国的负面清单为了涵盖更多不符措施广泛选择了笼统、模糊的表达方式。
5.行业选择特点突出。首先对部分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稳定的行业进行明确的严格禁止;其次选择国内相对弱势行业尽最大可能的保护;最后对于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予以一定程度的保护。
（三）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发达国家的异同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多数国家，出于种种原因考虑，纷纷积极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比美、韩等发达国家，我国负面清单与其的共同点如下：
1.初衷都是为了深化本国的对外开放程度。
2.本质都是为了保护国内支柱产业、国家机密和相关信息安全。
3.不符措施即受限条目主要以本国国内法律法规等条文为基础。
相应地，我国负面清单与其的不同点如下：
1.推行或接受负面清单的话语权存在差异。在FTA和BIT谈判中，大国往往占据主动和优势，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出于种种原因，相应的限制措施较多，往往需要做出更多的妥协。
2.负面清单管理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链发展成熟，对开放度和自由度的诉求更高，对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国家安全较为重视，不会将所有需要保护的行业都列入负面清单，会更多地通过技术条件、登记制度和反垄断等贸易壁垒对其进行间接限制;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思路在于通过负面清单设计使本国经济免受外资冲击，重点是将更多的行业和领域列入负面清单，不仅将敏感行业放入清单，而且会对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实施保护。
3.负面清单的法律依据和实施细则有差异。发达国家外资发展较早，外资管理法律体系相对完善，散见于国际公约以及国内的法律体系之中;相比之下，我国负面清单制定的基础是“三资法”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等，没有完备健全、系统、操作性强的法律体系作为后盾。
五、政策建议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各国在交通、贸易、互联网、投资、人文、产能和金融等多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成就斐然，但问题同样突出。围绕外资管理这一顶层设计，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我国外资管理模式提供如下建议：
（一）由中央設立国家层面的统筹调控机构，整理和统一负面清单
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载体，也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单一部门或地方机构无力推动上述战略的联动，只有在中央层面设立专门的机构统一调度各地自贸区、统筹规划，才能在国家层面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对接上述战略;同时，可以避免因清单过多、内容反复、矛盾而导致的混乱，有利于外资对我国负面清单的理解。
（二）强化负面清单的法理基础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体现出一种“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念，也就是在负面清单中如果没有明确的条例加以管制或禁止，就不能够对外商的投资使用市场准入限制等障碍，这也恰恰产生了一些法律触及不到的灰色地带。美、韩负面清单透明度较高，对清单列表中不符管制条例的阐述都包含对本国国内法律的引用，以明确出现纷争时所用到的法律法规条例[ 8 ]。我国目前负面清单的实践与美、韩相比存在差距，建议在把握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统风俗习惯、地理文化和民族经济等共同点基础上，制定适用的法律体系，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我国的开放交流提供法律保障。
（三）强化负面清单的内在柔性
以美、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负面清单设计的一个明显特点在于分类对待，从而对现在没有采取措施、而将来可能采取措施的行业或新兴产业尽最大程度地保留自主管理权，值得我国借鉴。面对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提高负面清单的柔性对于降低“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中的风险意义重大。
（四）强化负面清单的外在韧性
一、日本银行间支付清算体系建设
（一）日本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发展概况及系统组织框架。为配合日元国际化战略目标，日本长期以来致力于完善其国内银行间支付清算体系建设。2011年11月，日本完成了“下一代实时全额结算系统工程”（RTGS-XG），进一步提升日元大额支付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下一代实时全额结算系统工程”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将“节约流动性（Liquidity-saving）”特征引进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BOJ—NETFTS）；第二阶段是将先前由私人部门运营的全银数据通信系统（ZenginSystem）的大额支付业务，以及外汇日元清算系统支付业务转移至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按照实时全额结算模式办理。第一阶段于2008年10月14日完成，第二阶段于2011年11月14日完成。目前，日本建成了“一体三翼”的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由4个主要系统构成：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BOJ—NETFTS）、外汇日元清算系统（FXYCS）、全银数据通信系统（ZenginSystem）、汇票和支票清算系统（BCCS）。其中，作为支付系统的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是日元的大额支付系统，在日本支付清算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而后三者作为清算系统均需通过前者完成最终的资金支付清算。
（二）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始建于1988年，并于2001年1月1日起废止了定时清算模式（DNS），转为单一的实时全额结算模式（RTGS）。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由日本中央银行所有和负责运营，是当前世界四大支付系统之一。目前，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提供四种转账业务：一是由银行间货币市场交易、银行间证券交易和客户转账产生的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转账业务；二是同一金融机构不同账户之间的资金转账业务（在日本境内，金融机构的总部、分支机构均可在日本中央银行开户）；三是由私人部门运营的清算系统发起的资金扎差头寸转账业务；四是金融机构与日本中央银行之间的资金转账业务，如公开市场操作等。除了直接向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发起的支付指令外，外汇日元清算系统所有的支付指令，以及全银数据通信系统（ZenginSystem）的大额支付指令（目前标准为单笔1亿日元及以上）均须发给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处理。
（三）外汇日元清算系统。1、外汇日元清算系统发展历程。始建于1980年的外汇日元清算系统主要用于清算跨境日元支付业务。在2008年10月之前，外汇日元清算系统具有实时全额结算和定时清算等两种业务模式。自“下一代实时全额结算系统工程”的第一阶段任务于2008年10月14日完成后，外汇日元清算系统废止了定时清算模式，并且将实时全额结算模式业务移至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处理。截至2010年末，共有207家金融机构，包括58家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和持续联结清算（CLS）银行加入了该系统。其中，有28家金融机构为直接参与者，这28家金融机构同时也是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的直接参与者，其余的178家金融机构为间接参与者。持续联结清算银行则以特殊身份接入外汇日元清算系统。2、外汇日元清算系统的管理模式。日本银行家协会（JBA）拥有并负责运营外汇日元清算系统，但将该系统的信息技术系统委托给日本中央银行运行和维护。日本首相和财政部长授权日本中央银行对外汇日元清算系统进行管理。日本银行家协会制订了系统参与者加入或退出外汇日元清算系统的规则，以及换算支付指令的程序和步骤。与外汇日元清算系统相关的各类规则的修订须经日本中央银行批准。3、外汇日元清算系统业务类型。外汇日元清算系统处理的主要业务有：外汇交易产生的日元支付业务、日元计价债券交易业务、欧洲市场上的日元交易业务、以及进出口贸易产生的跨境日元支付业务、为持续联结清算银行与持续联结清算会员银行之间的日元收付办理结算业务等。4、外汇日元清算系统操作规则。外汇日元清算系统通过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实现实时全额结算。外汇日元清算系统的直接参与者通过日本银行金融网络系统在直接参与者办公场所安装的终端进入外汇日元清算系统。直接参与者的电脑主机可与日本银行金融网络系统的电脑主机直接接通。在9：00-14：00之间，支付指令以节省流动性的方式由外汇日元清算系统发送给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而14：00-17：00之间不能发送节省流动性的支付指令。此外，系统参与者可在14：00-17：00之间提前申请于19：00之前向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发送支付指令。5、外汇日元清算系统的业务处理流程。外汇日元清算系统的业务处理流程为：（1）境外付款方指示其境外银行向日本境内收款方支付日元；（2）境外银行通过SWIFT向日本境内行（转汇行）调拨头寸；（3）日本境内行（转汇行）通过外汇日元清算系统向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发起支付指令来调拨头寸；（4）日本中央银行收到支付指令后，借记日本境内行（转汇行）账户，贷记日本境内最终收款行账户；（5）日本境内最终收款行贷记收款人账户。
（四）全银数据通信系统。全银数据通信系统是用于日本国内零售贷记业务的银行间清算系统。该系统始建于1973年，由东京银行家协会（TBA）负责运营。但自2010年10月起，日本银行支付清算网络（Zengin-Net）取代东京银行家协会负责运营全银数据通信系统。自2011年11月“下一代实时全额结算系统工程”完成后，全银数据通信系统的大额支付指令（目前标准为单笔1亿日元及以上），均须发给日本银行金融网络资金转账系统按实时全额结算模式处理。单笔小于1亿日元的仍按定时清算模式处理，全银数据通信系统扎差出系统参与者的净头寸后，通过系统参与者在日本中央银行开设的账户进行资金结算。（五）汇票和支票清算系统。汇票和支票清算系统主要为同一地区的金融机构提供汇票和支票的交换清算服务。截至2011年1月末，日本境内共有243家汇票和支票清算所，其中，东京清算所（TCH）拥有最大的汇票和支票清算系统，处理日本境内70%的相关业务。虽然每个清算所都拥有独立的清算系统，并制定各自的清算规则，但出于金融机构对提供流动性管理效率的考虑，各家清算所之间基本是和谐共处。清算所规则的变更凡涉及到其在日本中央银行开立的账户使用的，须经日本中央银行的批准。
二、日本中央银行对离岸日元支付系统的监管
（一）日本中央银行对离岸日元支付系统实施监管的背景。日本中央银行对支付业务的监管主要针对其境内支付清算系统。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在日本境外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由境外主体开发、运行和维护的日元支付系统，即离岸日元支付系统。当离岸日元支付系统对离岸市场或跨境交易中以日元计价的交易进行结算时，离岸日元支付系统的结算进程通常会借助日本境内的支付系统划转日元头寸，或通过日本境内金融机构持有的“过渡账户”（AcrossAccounts）划转日元头寸。根据离岸日元支付系统的业务规模和特质，离岸日元支付系统会对日本境内支付清算体系的安全性和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日本中央银行将离岸日元支付系统纳入监管范围。2010年，日本中央银行政策委员会通过并实施“支付清算系统监管政策”和“离岸日元支付系统监管政策”。这两项政策的出台有效落实了2002年日本为进一步明确与细化日本中央银行监管目标和政策的相关文件精神。目前，日本中央银行通过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合作对持续联结清算(CLS)和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开展合作监管。
（二）对离岸日元支付系统监管的国际合作。由支付结算系统委员会（CPSS）出版的国际合作监管准则为跨境支付结算系统的国际合作监管提供了运作框架。国际合作监管准则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在互有需求和利益相关的中央银行间开展合作。例如，货币发行国的中央银行与离岸货币支付系统所在国的中央银行开展相关合作监管。包括日本中央银行在内的相关各国中央银行开展国际合作监管已在实践中运用。以对持续联结清算（CLS）的合作监管为例,持续联结清算是为国际主要货币的外汇交易结算提供跨境支付的机制。可提供日元、美元和欧元等七种货币结算服务的持续联结清算（CLS）银行位于美国纽约，受到以美联储为主导的相关国家中央银行的合作监管。日本中央银行根据有关的合作监管准则与其他相关国家的中央银行对离岸日元支付系统开展合作监管。同时，日本中央银行还推动参与合作监管的相关国家的中央银行执行有关的合作监管准则。例如，日本中央银行与某国的中央银行建立合作监管关系，当该国的中央银行发现本国境内已经存在或正准备上线离岸日元支付系统时，应立即将有关情况告知日本中央银行，并共享相关信息。若有必要，双边中央银行还可通过签订相关监管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
（三）对离岸日元支付系统实施风险分类监管。为提高监管效率和效果，日本将境外离岸日元支付系统划分为具备重要影响力和不具备重要影响力两类。离岸日元支付系统影响力大小通过其对日本国内支付清算体系的重要性来判定，具体有两个标准：一是离岸日元支付系统处理的业务笔数和资金规模；二是离岸日元支付系统与日本境内支付系统的依存度大小。对于具备重要影响力的离岸日元支付系统，日本中央银行会试图与该系统所在国的中央银行，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中央银行建立相关合作监管关系。并依据相关准则，参照“国际认同标准（InternationallyRecognizedStandards）”，对该离岸日元支付系统的支付风险进行评估。风险评估后，若日本中央银行认为该离岸日元支付系统有必要加强设计、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或实施其他整改，日本中央银行将会与相关国家的中央银行发起对该离岸日元支付系统的调整工作。根据国际合作监管准则，日本中央银行为确保日本国内支付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也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自行退出合作监管程序。对于不备具重要影响力的离岸日元支付系统，日本中央银行首先确认该系统所在国以及相关国家的中央银行是否对该系统实施了适当的监管；在认为有必要的基础上，日本中央银行将对该离岸日元支付系统的业务规模及其他特征开展评估。随后，日本中央银行将向相关国家的中央银行询要该离岸日元支付系统的设计、运营、风险控制等相关方面的信息，以此判断和监测该离岸日元支付系统的发展潜力和趋势。若有必要，日本中央银行还将会根据收集到的信息与相关国家的中央银行交换相关意见和观点。
三、日本银行间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对完善我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启示
目前，人民币“走出去”正处于重要历史发展阶段，跨境人民币政策框架日趋完备、人民币的全球支付地位逐步提高、海外离岸人民币市场数量与规模与日俱增，这对人民币支付清算服务质量和相关监管需求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一）制定离岸人民币支付系统监管政策发展规划。截至2014年4月末，我国相继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分别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共4家。此外，在泰国等国家设立人民币清算行的工作也在筹备中。目前，这些清算行均为我国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的分支行，主要是以双边中央银行或与货币管理当局之间的合作来推动筹建工作。通过离岸人民币清算行，当地金融机构可以为客户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这将有利于人民币在境外沉淀，在当地形成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有效带动人民币境外循环。但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各离岸市场将有可能出现由市场主体自发、而非官方合作指定主体提供的离岸人民币支付清算服务。这是一国货币“走出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附属产品。由于境外市场主体自发提供的离岸人民币清算服务超出了我国中央银行现行的监管范围，会对我国境内支付系统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事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在掌握相关国际合作监管规则的基础上，制定离岸人民币支付系统监管政策发展规划。通过做好人才储备、信息储备、政策储备和方案储备，为日后根据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形势需要、灵活决策参与国际合作对相关离岸人民币支付系统实施监管奠定基础。
（二）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目前，我国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与我国境内跨行人民币支付业务共用同一个大额支付系统处理。比较而言，虽然日本的跨境日元支付业务与其境内跨行日元支付业务也是共用同一个大额支付系统，但跨境日元支付业务均由外汇日元清算系统向大额支付系统发起。这相当于跨境日元支付指令进入大额支付系统前，经由外汇日元清算系统对跨境日元支付指令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和信息归集管理，并区分于日本境内跨行日元支付业务，既提高了日本大额支付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又提高了日本中央银行对其大额支付系统结算信息的分类监管效率。但由于跨境日元支付业务最终还是通过同一个大额支付系统进行结算，仍存在跨境日元支付风险传导至日本境内支付业务的可能。我国正在开发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专门用于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业务，并与现行大额支付系统相独立，从而可有效隔离境内与境外的人民币支付风险。因此，为满足快速发展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对更安全、高效、便捷的支付系统的需求，应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在过去的2014年，众多4K分辨率的超高清电视让人耳目一新。日本、韩国、美国、法国等国家，也都在加紧建设4K电视直播平台，并在一些世界性的集会上进行了实验性的传输，这些都标志着电视业即将迈入超高清时代。
超高清电视的发展，涉及到了整个广电产业链的更新，内容涵盖信源压缩编码、传输信道编码、超高清数字电视的接收和解码、显示等领域。
UHD超高清电视具备两个优点
第一、UHD超高清技术能够最好地还原画面的真实。观众在使用超高清技术观看电视时，展现出4倍于全高清的画面信息量，画质更加清晰细腻，细节表现更加充分，消费者可以得到更逼真的观感，会产生与肉眼直接观看类似的效果。
第二、UHD超高清技术打破了超大屏幕与超高清一直以来无法兼得的限制。超高清大尺寸，能够真正地满足消费者对电视画质日趋日上的需求。
1.视频编码
超高清电视相对于现有的高清电视，图像的宽和高均扩大为原先的2倍，如果再考虑到帧率的提升，总数据量为原先的4倍以上，因此对视频的压缩编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超高清视频编码关键技术方面，当前业界研究重点主要聚焦了HEVC编码关键技术。
当前广泛使用的MPEG-2和H.264/AVC压缩编码标准不能很好的满足信源压缩的要求。国际标准组织从2010年开始制定了面向超高清视频编码的高效视频编码（HighEfficiencyvideo coding，HEVC）标准，并于201 3年完成标准，在ITU标准中命名为H.265。
与H.264相比，在保持计算复杂度基本一致，主观图像质量相当的前提下，H.265将码率下降50%。在稍微增加复杂度的前提下，还可以将码率下降到25%；跟MPEG-2相比，同样的内容，H.265可以减少70-80%的带宽消耗。
2.音频处理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杜比全景声、Aur0 3D或22.2声道等沉浸式音频系统将可能作为与超高清显示系统配套的音响配置，将在今后的超高清电视产业链中得到广泛普及。不过，目前超高清电视演示环境中多采用了5.1/7.1声道音频系统，想要大范围普及完整的沉浸式音频系统还有一定距离。
3.信号传输
与目前1920x1080逐行扫描的高清电视标准相比，UHDTV1和UHDTV2的每帧信息传输量分别提高到4倍和16倍。采用120Hz帧频的UHDTV2，其每帧信息传输量接近每秒40亿像素。
传输数据量的成倍增长对超高清电视传输带来了巨大压力，目前，日本、韩国已经分别在卫星传输、地面数字广播以及有线电视传输等领域开展了相关技术研究和传输试验。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日本松下公司宣布在C ES2015大展上推出业内首款支持4K的蓝光播放器，加入对4K分辨率的支持。不过松下表示这款UHD的蓝光机目前还只是原型，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推向市场。
超高清电视设备发展迅速
4K电视产业链涉及到专业器材、显示终端、拍摄制播、片源播放、编码标准等多方面。纵观超高清电视设备市场发展现状，SONY、松下、夏普、三星、TCL、创维、海信等终端设备厂商在经历3D电视这一利润增长点之后纷纷将重点投向了4K这一终端领域，并成功推动了4K终端设备市场的迅速发展。不过，在超高清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终端显示设备市场奇怪地走在了软件发展的前面，导致出现片源不足，消费体验差等问题。
面对终端市场的“来势汹汹”，超高清电视节目拍摄设备市场发展也较为迅速，Sony、佳能以及RED公司也纷纷推出了不同价位面对不同用户以及不同拍摄需求的拍摄设备。与此同时，为应对4K极大的码率对后期制作系统的处理能力、生产流程中的网络带宽和存储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技术和成本压力，Quantel、AJA、BMD、Avid、Autodesk、Adobe、苹果、索尼以及草谷都有相应的后期制作产品与软硬件支持对4K原生格式的记录、校色与编辑工作，国内主流广电系统制造商大洋、索贝、新奥特也推出了各自支持4K制作的非编系统。
在编解码设备方面，硬件编解码设备的研发要稍微落后与软件编解码设备，但相关厂商也正在加紧硬件编解码设备的研发，同时目前市面上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软件编解码产品可供选择。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超高清电视终端市场发展一马当先，遥遥领先与节目拍摄、制作、后期处理等环节，因此当前制约超高清电视进一步普及的关键因素在于超高清电祝节目拍摄、制作以及后期处理设备的完善以及相关接口标准的统一，一旦超高清电视节目准备充分，超高清电视整个产业链将得到迅速发展。
4K承载网2015年基本就绪
由于4K节目的分辨率、色深和帧率都有了较大提升，因此一路4K节目所需带宽需求按照传统的H.264压缩需要50M b/s左右的带宽，采用H.265压缩算法需要30Mb/s带宽。这对承载网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Cable运营商可用频谱集中在100M-700M，64Q AM调制，80个频点左右。如果做4K，就意味着每个4K要占用一个频点，频谱限制很大。国外也有运营商采用卫星做4K传送，但目前每个卫星转发器租金超过100万美金，做4K成本高。相比较之下中国运营商的网络准备度较好。从2013年起国家启动宽带中国战略以来，国内三大运营商积极进行光改提速，目前全国光接入用户数也已经超过6000万；2014年的宽带中国专项行动在加大光纤覆盖的同时，重视利用新型铜缆技术解决老旧小区宽带改造问题，目标到2015年部分发达城市实现100M宽带入户，完全具备了规模开展4K业务的条件。
除带宽外，网络的时延和抖动也会造成视频的卡顿、花屏等问题。国内运营商的IP城域网经过多年的扁平化优化，网络的各项指标已经得到优化，很好的解决了以上问题，完全可以满足4K承载的性能要求。
综合来看，国内4K超高清视频业务已具备商业的基础条件。如何能在业务普及之前抢占先机，四川电信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成功案例，相信以后能看的更多的运营商开始启动4K业务运营，普通用户尽快看的4K超高清节目，也指日可待了。
张开双臂拥抱超高清
目前4K内容的技术门槛主要集中在后期制作，包括了采集、转码、剪辑、监看等流程，都要求用支持4K的硬件来实现，制作成本较高清有所提升。不过看好4K未来巨大的市场空间，为抢占先机，各内容制作方从2013年即开始在4K内容上发力：有线电视运营商歌华已在国内实现了第一个4K节目的上线，引入了与搜狐视频同步的16集周播大剧“匆匆那年”4K版；央视也非常重视节目的4K化，中央电视台技术管理中心负责人表示，一定要把4K融入整个中央电视台的高清化、网络化的节目生产的体系当中。2015年CCTV将建设4K演播室、4K转播车；扩充4K后期制作系统；达到每天1小时4K节目生产能力。
目前，超高清产业链雏形已逐渐形成，在政策规范制定层面，国际标准已初步制定，国内标准仍在加紧制定中；在市场方面，4K超高清电视在整个产业链中趋势明显，尽管4K电视还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带宽限制、片源制作、存储、编码、传输，配套硬件的升级等，但模拟平台的成功演示表明技术实现无大障碍，未来的市场布局将取决于4K超高清电视是否真正具有成熟与完整的产业链。
〔关键词〕清史食货志；茶马清史稿；食货志；茶法；姚永朴
〔中图分类号〕K2493；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131-11
茶法，是我国古代政府管理茶叶产、运、销等环节的政策条令，起源于唐，历代因袭相设。各朝茶法因历史环境不同而各具特点，例如明朝茶法与马政紧密相连，重点为“以茶易马”。清代茶法①，上承前朝旧制，下临通商新形势，在中国茶法史中，具有独特价值。清末民国以来，对茶法的研究逐渐增多②，但在一百年的研究史中，相较于清代茶法的重要历史角色，对其内涵的开掘远远不足。
为推动相关研究，反思研究史颇为必要。我们认为，清代茶法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对基本史料的认识不足，《清史稿・食货志・茶法》即是典型例证。《清史稿・食货志・茶法》是众多研究者都征引的基本史料之一，在此基础上，已有研究初步勾勒出清代茶法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许多研究者亦关注到《清史稿・食货志・茶法》作为史料的不足之处，拓展了清代茶法研究的史料范围。如清代《会典》《实录》，奏折、题本、各地地方志等。
但该书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它是民国初年赵尔巽主持的清史馆各纂修官对清代茶法的总结，其中尤以姚永朴之贡献为最。清末民初独特的时代背景、纂辑者的动机心境，都直接影响了其对清代茶法历史的叙述，此后近百年对清代茶法的认识颇受其影响。因之，《清史稿・食货志・茶法》具有特别的思想内涵与意义，而对此目前尚无专门研究。
研究者没有充分认识到《清史稿・食货志・茶法》的论述意义，部分原因在于没有注意到其文本源流。在清史馆之前，清代国史馆已纂修本朝国史逾百年，完成数稿《食货志・茶马》。这是乾隆年间直至清末，清国史馆于不同时期对本朝茶法的总结，体现了当时清廷最高统治者对茶法的认知。清国史馆《食货志・茶马》系列文本，也是清史馆纂修《食货志・茶法》时依据的重要底本之一，但清国史馆与清史馆对清代茶法的记载存在相当差异，目前清代茶法各类研究中，均没有利用清国史馆《食货志・茶马》，清史馆《食货志・茶法》的意涵亦未被深入认识。
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清国史馆《食货志・茶马》系列档案，讨论分析清史馆《食货志・茶法》的意涵。本文认为，从《食货志・茶马》到《食货志・茶法》，对茶法的定位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清史馆《食货志・茶法》对清代茶法的改写受到了纂修者所处时代的舆论等因素的影响。这一纂述重心的变化需要引起学界重视。
一、清国史馆《茶马》档纂述重心
清代国史馆自乾隆朝起立定《食货志・茶马》一门，此后历代相沿现存清国史馆《食货志・茶马》藏于博物院图书文献馆，共计14册，包含了国史馆纂修不同阶段所成稿本。从国史馆修史定例，大体可分为乾隆朝、咸丰朝、清末三个时期所成稿本，形态既包括事迹长编、初纂本，亦有交国史馆总裁审阅的定本、进上善本等。，而民国清史馆则改以《食货志・茶法》为名。从《茶马》到《茶法》，反映出编纂者的认知差异，体现出相较于国史馆国史馆代表了当时清廷中央对本朝历史的认识，其高级职官概由清代中央核心高级官员直接充任，“总裁向系大学士兼充，副总裁尚书、侍郎兼充”，“向来满汉总裁各一员，满汉副总裁各一二员不等。如遇缺出，特旨简派大学士、尚书充总裁，尚书、侍郎充副总裁”。而国史馆所纂每一稿经纂修、审定、誊清后，由总裁进呈御览，进呈“向分春秋四季，每季分四单”。“春季功课，必须于上年冬季预备，秋季功课，必须夏间预备。”（国史馆档，全宗代码11，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据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清史馆纂修者对清代茶法的重新定位。为理解清史馆《食货志・茶法》，首先需要解读国史馆《茶马》档体现出的纂述重心。
综合清国史馆历次《食货志・茶马》档案，对茶法的定位及叙写重点有二。
（一）茶马之政
乾隆年间清代国史馆纂修详情，如成稿时间、参与人员等，备载于“国史馆档案”。“国史馆档案”今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目前不开放。因此，《食货志・茶马》每一册档案具体成稿时间笔者不作定论，有待日后档案开放再行补订。根据稿本形态，结合学界已有相关研究，可判断《原纂本清史食货志》成书于乾隆朝前期。“早在乾隆元年， 清高宗即谕令国史馆在纂修国史本纪的同时， 亦要兼顾国史馆志、表的纂修。按照国史馆原定计划，‘五朝国史’史志部分拟分《天文》《地理》《时宪》《河渠》《职官》《选举》《礼》《乐》《兵》《刑》《艺文》《食货》《仪卫》《舆服》等十四门， 称为‘十四志’，与修人员六人，预计于乾隆十二年十一月纂修完竣。然而因人事安排不当，与修人员流动转换频繁……国史馆并未在预定时限内完成志书的纂修， 不得不请求展限至乾隆十三年六月……乾隆十三年七月国史馆才勉强完成了十四志的初稿进呈，‘每季恭进一、二十卷，约计明岁六月内恭进全完’，剩余的缮写正本、校对初稿舛误的工作，只能在陆续进呈清高宗御览的过程中完成。”（崔军伟：《乾隆朝“五朝国史”纂修考》，《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等等。国史馆所修《原纂本清史食货志・茶马》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文献编号：故殿003249，系清国史馆第一次修纂茶法所成善本。《原纂本清史食货志・茶马》主要内容可概述为茶法由来、产茶之地、行销之法、额设官、茶课额，及顺治初至雍正七年历年茶政。，起自清初，下迄雍正朝，全文仅2501字，而在其中反复言及茶马之政。清代茶马之政，粗略而言是在茶马司管理下，收取并贮存茶商交纳的茶叶，以茶叶向边疆民族易换马匹的制度。清初茶马之政承自明代，后随着战事渐平、清廷与蒙古关系稳定、清代有条件自行设立马场获取马匹等原因，茶马之政逐渐废止。历年茶政内共条陈20年份事，绝大多数年份的记载皆属茶马之政，清晰展现出清初定鼎时，茶马之政为茶法第一要务的历史图景。如茶马相关人事吏治内容，“（顺治）四年，差满汉巡茶御史笔帖式各一员。九月，罢茶马御史廖攀龙，西宁道蒋三捷官，坐私给蒙古人官茶”。“康熙二年，以办理茶马各官例无劝惩，始定责成之法，以茶九万篦，分作十分考核，按所欠降罚有差，积至四分以上者革职，溢额者每分量予纪录，亦积至四分以上加级”。〔1〕可见清初对办理茶马各官的要求极为严格，不仅要恪守律令条规，对其考核责成亦与任内所得官茶直接相关。廖攀龙、蒋三捷因私给蒙古人官茶，违反茶马禁令，惜墨如金的国史特列其大名与罪状，既可见当朝对其惩处态度极为严厉，亦可见是时清国史《食货志・茶马》对茶马之政的高度重视。又如对茶马交易比例等细则的规定，如“（顺治）十年，定每茶千b，概准附茶一百四十b，有夹带者罪之。又延宁二处商茶引，每百b量入官茶三十b，折银一钱三分，交库汇报……各番交易茶马，量赍烟酒，以示抚绥”。“陕西西宁五司行茶，原系易换马驼牛羊，并买粟b，其收贮茶篦，年久难免爬谩W匀十二年议准变价，后四年，又以兰城无马可市，将甘州司积贮茶篦，在五镇俸A之内，银七茶三，照数搭放。寻又定西宁等处茶篦，停止易马，将新茶陈茶，变价折银充饷”。〔2〕在易马兴盛时，对茶马的规定细致到商运官茶携带附茶的比例及对番族的抚绥政策，而当以茶易马逐渐衰落时，又依据各茶马司所处具体环境不同做出调整，官茶变价缘由、折算比例、搭放兵饷方式无不备载，虽因马匹不再惟赖茶马所得等原因，以茶易马的交易数量呈衰退之势，但国史馆所记载的对茶马之政及官茶的管理却并未放松。又如对私茶的严格查核，“雍正三年，议定河东茶政，令湖广督抚，严饬产茶各州县，凡茶商照引运茶，先行申报本省，咨明豫抚，转饬经过地方查验，令陕州验引，移送出关，守取回文备案，如该州有勒索商人者题参。商人有离引行茶，及夹带余茶，并将旧引影射者罪”。〔3〕这里所论系商运官茶，即茶马司收贮之茶，此项条令横跨不同省份，主管官员由督抚一级清代地方最高官员承担，制度严密，不仅涉及运茶前、中、后不同时期对茶商申报、携引、回文的规定，及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同时还特别指出这些过程中地方官的职能及禁令，规定周详，当朝对茶马之重视，可见一斑。
《原纂本清史食货志・茶马》对茶马的高度重视，尤其体现于这份仅2500余字文本中仅有的几句评述、议论性文字清代国史修史有严格规定，纂修官方文书史料记载方成国史，通常不会由纂修者自著文字。后文还将对此继续讨论。：“茶发江南，引行川陕。秦洮河雅诸州其要也，茶与盐矗而所关尤巨，固番人心，且以强国势，上绸缪边计，益加厘剔”。〔4〕此处发于江南而行引于川陕之茶即为茶马司所用官茶，“础币馕等同，可见乾隆朝国史《食货志・茶马》视茶政与盐政不分轩轾，甚至认为茶政因涉及边境安定（所谓固番人心）、国力强盛（茶马为清初战马重要来源），因而关系尤其重大。这里还直接出现了对当朝皇帝的描述，作为最高统治者，顺治帝对茶马之政不仅是关注，而且到了“厘剔”的程度，体现出茶政关乎军国大计的重要性；“当是时，茶政肃清，市马滋息，数年之间，边计裕如矣”。〔5〕此条记顺治十四年事，也是顺治朝最后一条记载，可视为乾隆朝纂修国史时对顺治一朝茶法的总体评价。与新朝定鼎除旧布新“茶政肃清”相并列的是“市马滋息”，顺治一朝茶法的重心在以茶易马，国史纂修对顺治朝茶法的总体评价亦围绕茶马之政，“边计裕如”四字点明了茶法大治的意义：茶法治则茶马兴，茶马兴则战马足，战马足则边疆定而民生安。康熙六十一年记事云：“盖圣祖皇帝念茶马一事，供民食，裕国用，恤商本，筹边饷，酌盈剂虚，因时通变类如此”。〔6〕这是对康熙一朝茶法的总体评价，毫无疑问，茶马仍然是康熙朝茶法的重心，但与顺治朝相比，不仅通过易换大量马匹充实战备物资稳定边境，茶马还涉及民政商利诸多方面。随着境内局势稳定，保证官茶供应、获取大量马匹的需求不再急迫，康熙朝的茶马之政随着形势的调整表现出更大弹性，即所谓“酌盈剂虚，因时通变”。这并不意味着茶马及茶法在这一阶段重要性下降，如何因其多方面的意义及时作出合理调整，成为了更关键的任务，这也是康熙一朝茶法的成就。《原纂本清史食货志・茶马》作为清国史馆第一次纂修成品，在其对茶法的定位中，“茶马”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所论茶法，以茶马之政为最关键内容，而茶马之政因其涉及边疆安定、战备资源、国计民生等多方面意义，具有国之大计的战略高度，颇得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二）茶引制度晚清以前，清代茶法的运转概以茶引制度为核心。粗略而言，茶引是许多地区、尤其是长途转运贩售茶叶必须配备的合法运销凭证。所谓茶引制度不仅仅指一纸引票，还包括围绕茶引形成的发引―运茶（验引）―缴引等一系列茶法规则，及因不同地区、不同茶叶销售种类而做出的调整。清代茶引制度较为复杂，有待另撰文论述。
咸丰朝所修《增辑本清史食货志・茶马》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文献编号：故殿003406。所叙内容依次为茶法由来、产茶之地、行销之法、司茶之官、岁征之课、顺治初至嘉庆二十二年历年茶政，全文分四卷。录清初迄嘉庆朝的茶法，在继承乾隆朝《食货志・茶马》的基础上，除了茶马之政，还突出体现出对茶引制度的详尽记载。《原纂本清史食货志・茶马》与《增辑本清史食货志・茶马》之间亦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虽有所涉及，但并非文章中心，且虽二者存在差异，但主旨具有较高的统一性，后文有所论及。关于茶法档内国史馆稿本之间的比较，待专文论述。茶引制度是晚清之前茶法运转的核心，《增辑本清史食货志・茶马》在与《原纂本清史食货志・茶马》重合时段，增补了诸条对茶引的相关记载，乾隆、嘉庆朝茶法记事更突出了茶引制度的方方面面。如“（康熙）五年，定茶引不完者，虽得茶不准议叙”〔7〕，与上文《原纂本清史食货志・茶马》所载“康熙二年，以办理茶马各官例无劝惩，始定责成之法，以茶九万篦，分作十分考核，按所欠降罚有差”〔8〕相比，同样是记康熙年间对司茶官吏治考核事。《增辑本食货志・茶马》补充了对司茶官完成茶引定额的要求，不仅要获得足额官茶，更要保证每年茶引的正常流转，纵使完征官茶，但茶引未完，则本可获得褒奖的官吏连议叙的资格亦被剥夺。茶引制度的严格与重要性，由此可见。领销茶引的主体是茶商，“（雍正）五年，以浙省产茶独多，营销最远，辗转兴贩，商无定人，令专设茶商二名，每年豫备纸价银四百六十二两，赍藩司咨批，赴部领引，到浙后仍由司挂验转给，置茶投税，应解内务府茶果盈余等银六千两，饬令逐年报解”。〔9〕产茶大省浙江“商无定人”，故特指定专商，每年统一缴纳纸价银，领取茶引。虽然浙江“产茶独多”，但从此处记载来看，设立专商主要为便利茶引制度管理。统一缴纳纸价银、批引、领引属专商的主要职责，同时便于内务府获得茶果盈余银，至于提高茶~销量、茶课岁入，则并不在此载专商的职责范围内，可见亦不属于设立专商的目的。乾隆二十九年，“令商贩引茶营销江苏地方者，各属于茶市毕后，查明商引，验封收截，送司缴部，赴外省营销者，听各关截验，残引免追。又议准安徽各州县于茶春时，印给茶牙循环号簿，将茶商名籍引数，经由关津，住卖处所，逐一注明。于本境要隘地方，委员盘验，经过商贩，另具清册，俟茶市毕，将册补一并送司备查”。〔10〕对于需要收缴并送回户部查验的茶引，其销引茶商及引数，包括路线、销售地点等信息，都需一一造册呈报。虽有清一代基本是商卖茶叶，不同于此前宋元等时代有官收官卖之制，但借助茶引制度，对茶商的管理颇为严密。又如，“是时川省产茶日多，用茶渐广，议于旧额外，增行边腹土引一万一百五道。至（康熙）二十九年，复增行茶引二千四百二十三道。自此迄康熙之季，天全土司增六千八百三十道，雅州增四千五十九道，邛州增三百道，荥经县增三千五百四道，名山县增三千三百十道，新繁、大邑、灌县增一千九百道。营销日盛，课额益充矣”。〔11〕一地每岁茶引均有定数，此处详载康熙年间四川各地增引，足见茶引数额严明不容混淆。与此相类，乾隆八年“以四川建始县改隶湖北施南府。旧行额茶十八引。一并随带，寻又令建始县茶引，由本县截角给商，在本地行销。商缴残引，申司送部”。〔12〕若从茶课收入而论，湖北通省茶课不过二百余两《增辑本清史食货志・茶马》：“湖北二百四十八引，咸宁、嘉鱼等七州县，坐销二百三十道。建始县商销十八道，共征税课两项银二百三十六两有奇”。，18引所获更是毫末，但国史备载其引目变化并明列其茶引行销细则。以上几例中，司茶官考成、专商职责、造册报部信息、随带茶引等，虽都与茶课相关，然诸种制度、细则的要害并不在茶课额，茶课岁入并不是咸丰朝国史馆纂修茶法时详载茶引制度的主要目的。
那么，国史馆纂修茶法对茶引制度的关注重点为何？以下记载或可提供一种思路：“（康熙）五十八年，川省各土司梗化，饬禁番人贸易，其松潘、打箭炉二处营销之边土引六万四千九十八道，均行收缴。应征税课亦俱停止。至五十九年，天威远播，番众相继归诚，仍发引如旧”。〔13〕此为四川茶引的边引、土引①一度停发又复如旧事。停发缘由并非茶多引壅等经济性因素，而是“土司梗化”，且不仅不发新引，已行之引“均行收缴”。此处无引即为私茶，严重违律，加之上有“饬禁番人贸易”谕旨，私茶更会被严格查禁。收缴已销之引，其结果即是本年这一地区无茶供土司辖地交易。西南边境番民由于其特有的饮食结构，不可一日无茶，这一借收缴茶引而行的禁茶制裁，一年后即收到良好成效，即所谓“番众相继归诚”，遂照旧发引。此例为清国史馆记载茶引常态中的“变态”，从中可见茶引不仅仅与产茶、销茶等自然、经济因素有关，通过对边区茶引的严格调控，可有效借茶叶这一命脉
①边引、土引，都是四川茶引的不同类别。“四川茶引行于内地州县者为内引，行于沿边者为边引，行于土司者为土引”。〔清〕允、傅恒、张廷玉等编《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十七・户部・杂赋》（影印本，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
②虽然作为实际交易的茶马，随着时世变化而不再兴盛，但茶法在驭边方面的作用始终为清人所认识，在此涵义下对“茶马”一词的使用延续至晚清。如：“（光绪元年乙亥公六十四岁）五月索思诺福斯齐等五人至，公以礼接见……询以外间传俄与英有约之事，俄使答，英人叵测，俄与中国从无交兵之事……又言此行意在请由内地开通茶市径运陇边，公念俄已于恰克图通商，此请径销茶引正可杜私贩，自我定厘税章约，挽回利权，收茶马驭边之效，遂许其边事定后徐议”。“书牍是年与刘岘庄书……察其来意，实奉其国主之命而来，闻甘肃近事，知我国有备，度无以挠之，则惟有通茶市取羸一策，然此策如行，则亦中国之利，亦不失茶马驭边之策”。〔清〕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七（清光绪二十三年湘阴左氏刻本）。又如：“自中马既停，中国无所资于外番，诚能视其向背以为通禁，则可以制其死命，又边引之课无多，非盐利上佐度支者比，筹国者不必言茶利，诚思所以用茶，则茶固国中之大利哉”。〔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五（清光绪十六年龙璋刻本）。
③清史馆中，于《食货志》目下设茶法，编纂者为协修姚永朴。《清史稿》刊印转数次，百余年间海内外形成了数个版本，不同版本之间，《食货志・茶法》文词略有不同。本文采用博物院馆藏清史馆档案《清史食货志・茶法》（212000045、212000046）作为讨论底本，此为民国年间清史馆姚永朴所纂原稿，较之今日通行的《清史稿》版本，能更准确地反映编纂原貌。稿本题“协修姚永朴”，用“清史馆”笺，212000045封面贴条“待酌”，盖红章“对”，应系纂修工作本，封面上注“丁”字，应系入库登记；212000046封面右上角写“已钞”，右下角“廿库亨复钞”，应系誊抄底本。两份档案文字基本相同。
④关于各茶法档文字的比照对勘，将另撰文研究。
物资以达控驭边疆番族之效。《增辑本清史食货志・茶马》删去了上文所述《原纂本清史食货志・茶马》中关于当朝茶马之政的评述文字，以此句收束全文：“二十二年，严茶斤出洋之禁。谕曰……永禁出洋贩运，有私出海口者治罪，茶叶入官。漏税事小，通夷事大，不可不实心实力、杜绝弊端也。圣谟广运，慎始防微，意至深远矣”。〔14〕茶引制度下，各地茶叶产销批验都有特定路线，此为嘉庆二十二年，针对皖商贩运武夷茶至粤地严申禁令，不得出海贩运而须于内河行走。不按规定引地路线贩茶，茶商的初衷为规避关卡赋税，然国史《食货志・茶马》辑录上谕，直言此为小事，而需上下官员都杜绝的，是“通夷”之患。严格茶引制度的要旨不在于稽查偷漏税额，而在于防患商民私通外夷。“圣谟广运，慎始防微，意至深远矣”，是国史馆纂修时对皇帝谕令的评论，因其居于全文末句，亦可视为此次国史纂修中对前朝茶法总体评价的点睛之笔。
《增辑本清史食货志・茶马》继承《原纂本清史食货志・茶马》对茶马之政的许多记载，同时大大强化对茶引制度的记载，其意涵颇为统一。清初茶法中最急迫的任务是茶马之政，奠定了清代茶法不仅是针对商业的律令，更是直接关联战备物资、边疆安定的军国大计的重要角色。此后，虽然茶马交易不再繁盛，但清国史馆《食货志・茶马》沿用“茶马”之名，亦延续了这种对茶法的定位②，其对茶引等制度的详备记载，重点不在获取茶课等财政经济意义，更多在于保障茶叶这一特殊物资的有序流通，特别是制裁作乱边地、防范“通夷”之患，以达到边疆稳固、四境安定之效。茶法被赋予的这种政治性战略性色彩，正是清国史馆纂修《食货志・茶马》所体现的对当朝茶法的一贯定位。
二、清史馆《食货志・茶法》纂述重心的转移
民国清史馆中，姚永朴修纂《食货志・茶法》③，部分沿袭了清代国史馆编纂《食货志・茶马》的篇目结构，亦有许多文句直接沿用了国史馆《食货志・茶马》原文。④在承袭前朝国史论述的基础上，对于上述茶法描述重点却发生了变化。
（一）削弱对清代茶马之政的记载
清史馆纂修清朝茶法，定名《食货志・茶法》，实属另开新篇之举，不仅从名义上不再使用“茶马”二字，更是大量删减了国史馆《食货志・茶马》对茶马之政的记载。兹以上节所列关于茶马的诸条记事为例，对比清史馆《食货志・茶法》对清茶马之政的记载如下。
（二）关注茶法的财政收入
国史馆《食货志・茶马》言及茶法，重点在制度周详及其政治性内涵，清史馆则转而体现出更多对于茶法财政收入的关注。
对于《增辑本清史食货志・茶马》所记多条茶引制度相关事项，《清史食货志・茶法》或是删减，或是简略言之，仍以上节所列语句为例对比如下。
十三年，定甘肃应征茶封。每年以二成征收本色。八成征收折色，甘商领引照茶，每百斤以五十斤为官茶。交甘省官库，以五十斤为商茶，听商人运卖。凡商买湖广茶斤，由陆路运回者，自陕州验引，潼关厅称盘。由水路者，自襄阳府验引，汉中同知称盘，俱截存引角，填给由单，赴巩昌茶厅查照，拈定司分营销。其宁夏商人之贩浙茶者，验截于潼关厅。榆林商人暨神木官差之贩楚茶者，验截于襄阳府，徽商之贩饶州茶者，验截于九江关。川商之行打箭炉边引土引者，验截于荥经县、天全州。行松潘厅之边引者，验截于汶川县。……各省行过残引，皆定于领新引时投缴十三年，定甘肃应征茶封每年以二成收本色，八成收折色，并申明水陆各路运商验引截角之法，折及安徽、浙江、四川、云南、贵州
令商贩引茶营销江苏地方者，各属于茶市毕后，查明商引删去
二十二年，严茶斤出洋之禁。谕曰……永禁出洋贩运，有私出海口者治罪，茶叶入官。漏税事小，通夷事大，不可不实心实力、杜绝弊端也。圣谟广运，慎始防微，意至深远矣二十二年谕……永禁出洋贩运，有私出者治罪，茶叶入官
从表中可见，国史馆《食货志・茶马》所记叙的茶引相关额引、增减引数、残引收缴及吏治考核等等，在清史馆《食货志・茶法》中被大量删减。突出体现国史对茶法立意要旨的两则记载，康熙末停发川省边土引，及嘉庆严茶斤出洋之禁，前者被完全删去，后者则删去点题语句，蕴含在这些记载中的茶法政治性战略性意义也被削弱。
茶引与茶课①两位一体，国史馆与清史馆茶法叙述均在开篇有总括之论，颇能体现二者对茶引课的认识差异。《原纂本清史食货志・茶马》表述为“唐张滂奏请税茶以待水旱之阙，德宗从之，沿为国赋，制与盐等矣”。〔15〕《增辑本清史食货志・茶马》表述相近，“自唐张滂奏请税茶，以佐度支之匮。德宗从其议，历代沿之，定为额课，赋与盐等矣”。〔16〕历朝茶课与盐课所得岁入都很难相提并论，此处“制与盐等矣”，“赋与盐等矣”，并不是指岁入数目，而是盐茶两项税课制度相似，重要性不分伯仲，虽岁课差距甚大，但终以一“等”字论之。清史《食货志・茶法》则谓：“综而观之，茶之与盐，办法略相似，惟盐为岁入大宗，非茶所能及，故掌国计者，第附于盐而总核之。其始但有课税……及咸丰以来，各省次第行厘……未几收数复绌，据宣统三年预算表所载盐茶税共四千六百三十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两有奇。除盐税四千五百万两有奇，其余为茶税者，特一百三十余万两而已”。〔17〕虽然认为盐与茶办法相似，但盐课收入远非茶课所能及，所谓“第附于盐”，“收数复绌”，“特一百三十余万两而已”无不体现出清史馆编纂茶法时，认为其在岁入中贡献甚少的观念。从国史馆到清史馆，茶之于盐，从一“等”字转为一“附”字。清史馆编纂清代茶法，茶引制度记载被减省，茶法的经济层面意义得到更多关注。
（三）增补出口茶叶内容，为清代茶法赋予新色彩
清史馆《食货志・茶法》浓墨重彩地正式书写清代出口茶叶，并为茶法赋予了新色彩。《食货志・茶法》开篇即将清代茶法分为两个时代：“盖嘉庆以前行茶事例，其略如此。厥后泰西诸国通商，茶务遂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汉水以运于河南、陕甘、青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也。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宁波茶输至日本，福州之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此三市场外，又有广州、天津、芝罘三所，洋商亦麇集焉。……彼泰西商务虽盛，苦非其土所宜，不能不仰给于我。我国用此浸浸乎遍及全球矣”。〔18〕截至嘉庆之前，茶法以产茶之地、司茶之官、行销之法、岁征之课分叙，继承国史馆论述较多；嘉庆以后，诸国通商，清史馆记载下的清代茶法变为以三大市场为中心，且这些市场都因其在茶叶外贸中的重要角色而获得关注。“不能不仰给于我”，“遍及全球”作为清史《食货志・茶法》的开篇文字，奠定了清史馆以出口茶叶作为纂修清代茶法重心的重要基点。
对于晚清以来华茶出口，清国史馆几乎不曾涉及，就其纂修体例而言，亦很难记载出口茶叶：向无“洋”“泰西”之谓，概以“番”“夷”笼统指代。清末国史馆纂修《皇朝食货志・茶马一・道光元年至光绪元年》《皇朝食货志・茶马补一》，与清史馆开馆、《食货志・茶法》纂修相去不足十年《皇朝食货志・茶马一・道光元年至光绪元年》首页注明“道光元年至光绪元年，六月十三日，八开，协修官王震昌纂辑，纂修官汪升远覆辑”，协修王震昌、纂修汪升远二人姓名首见于《清实录》光绪三十三年：“二甲庶吉士……汪升远、张祖荫、张濂、范之杰、王大钧、张家骏、龚元凯、徐谦、吴增甲、王震昌……均著授职编修”（《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另有《大清宣统政纪（附录）・宣统三年十二月上》“翰林院编修王震昌等奖叙有差”。由此可推测，此二稿《皇朝食货志・茶马》纂修时间不早于光绪三十三年。，却描绘出极为不同的历史图景。国史馆两份稿本对于华茶出口几乎不曾涉及，清史馆《茶法》却大书特书。例如，对光绪十年茶法，《皇朝食货志・茶马一・道光元年至光绪元年》《皇朝食货志・茶马补一》无记事，而《清史食货志・茶法》载：“光绪十年，谕户部统筹财政开源节流事宜，寻奏二十四条，于茶法略言。据总理衙门单开光绪八九等年出口茶数，多至一万九千余万斤，查道光年间英国所收茶税，约计每百斤收税银五十两，而我之出口税仅纳银二两五钱，不及十分之一。今拟设法整顿茶课，或照甘肃茶封之例，每五斤征银三钱，就园户征收增课既多，而洋人无所借口，或照宁夏延榆绥等处茶引每道征银三两九钱之例，于产茶处所设局验茶发给部办茶照，每照百斤，共征银三两九钱，经过内地关卡另纳厘税验照盖戳放行，不准重复影射”。〔19〕此为茶法中践行开源节流事宜，提出的主要办法是增收茶课。对光绪十二年茶法，《皇朝食货志・茶马一・道光元年至光绪元年》仅记载“十二年，奏准晋商在理藩院领票，诡称贩货运销蒙古地方，其实私贩湖茶，侵销新疆南北两路，到处洒卖，一票数年循环转运，漫无限制，逃厘漏税，取巧营私。以后领票注明不准贩运私茶字样，如欲办官茶，即赴甘肃领票缴课完厘与甘商一律k理，傥复运销私茶，查出将货充公”。〔20〕虽此时西北茶法已改茶引为茶票，但“一票数年循环转运”系违法行为，仍与茶引制度先后相承，而《清史食货志・茶法》在袭用这段文字之外，增补“是时泰西诸国嗜茶者众，日本、印度、意大利艳其利厚，虽天时地质逊于我国，然精心讲求种植之法，所产遂多，盖印度种茶在道光十四年至光绪三年乃大盛，锡兰、意大利其继起者也。法兰西既得越南亦令种茶，有东山建吉富华诸园，美利坚于咸丰八年购吾国茶秧万株，发给农民，其后愈购愈多，岁发茶秧至十二万株，颇足供其国之用。故我国光绪十年以前，输出之数甚巨，未几渐为所夺。”〔21〕此为对国际茶叶新形势的记载。今存国史馆《食货志・茶马》无宣统年间茶法事，而清史馆《食货志・茶法》则以如下文段收束全文：“盖我国自昔视茶为农家余事，惟于隙地营之，又采摘不时，焙制无术，其为他人所倾，势所必至。光绪三十三年，茶叶公会以状陈于度支部，而税务司亦以茶税减少为言，于是奉旨筹整理策。宣统初，农工商部遂有酌免税厘之议。汉口、福州皆自外国购入制茶机器，且由印度聘熟练教师，江西巡抚又筹款贷与茶户，自是销入欧洲及北阿非利加洲者，乃稍畅旺。夫吾国茶质本胜诸国，往往涩味中含有香气，能使舌本回甘。泰西人名曰胆念，他国所产鲜能若此，故日本虽有茶必购于我，和兰今译“荷兰”。使臣克罗伯亦言爪哇、印度、锡兰茶皆不如华茶远甚，然则奖励保护无使天然物产为彼族人力所夺，是不能不有望于今之言商务者”。〔22〕痛陈华茶衰落之势，记载包括减免税厘、引入制茶机器、聘请外籍茶师、贷款于茶户等诸多茶业新政，力求振兴，并指出即便在国际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前提下，华茶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良品质，此恰与开篇“彼泰西商务虽盛，苦非其土所宜，不能不仰给于我。我国用此浸浸乎遍及全球矣”相呼应。所谓“然则奖励保护无使天然物产为彼族人力所夺，是不能不有望于今之言商务者”，是极为恳切的呼吁。民国年间，再无“圣祖皇帝”“圣谟广运”，茶法从“供民食，裕国用，恤商本，筹边饷”和“漏税事小，通夷事大”转为商务兴茶，并具有了借发展茶业振兴民族的使命。
由上可见，清史馆纂修《食货志・茶法》是对清代茶法的重新定位。清代茶法的内容及其内涵被重新界定，茶马、茶引等国史馆纂修的重点，在《食货志・茶法》中内容被删减、意义被削弱，出口茶叶成为清史馆纂修清代茶法的重点。更重要的是，对茶马、茶引制度的淡化，对晚清以来出口华茶的形势、挑战、呼吁等诸种叙写，意味着茶法的内涵从关系军国大计的政治战略层面转向了大力发展茶业振兴民族的商业层面。
三、清史馆《食货志・茶法》纂修的历史语境
清史馆较之国史馆，编纂重心转移，对清代茶法进行了重新定位。理解纂述重心变化的缘由，正可以进一步了解清史馆《食货志・茶法》论述的意义与价值。这反映了民国初年清史馆的具体历史情境下，纂修者所感受的时势，也显示了纂修者对此情势的反应，乃至凝聚了他们的心绪。清史馆《食货志・茶法》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论述。
（一）国史馆到清史馆：纂修体例
上述清史馆《食货志・茶法》与国史馆稿本的对比，可见清史馆纂修虽继承、沿用了部分国史馆稿本，却在内容、立意上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清末国史馆稿本与清史馆稿本相比，面对同样切近的现实却记载了极为不同的内容。清史馆与国史馆纂修体例不同是重要原因。
国史纂修有严格的史料来源，编纂者不可私撰。“清代国史馆不论修国史还是其他史籍，都将搜集资料放在首位，并有明确的制度。选材范围：本纪，以实录为本，起居注等辅之；列传、表，以‘内阁所存上谕原片，并外纪、丝纶、军机处所存之月折、廷寄、议复、译汉、廷寄剿捕’等为主，各衙门咨报的材料为辅；志、表，兼取各衙门咨送的资料和上谕等档案。选材方法：首先是从官方档案书籍中查找抄录；其次是通过内阁、理藩院、兵部等衙门向中央和地方各级衙门咨取，然后编制史料长编。”“长编的排纂次序是，‘首载上谕，次外纪，次月折，次廷寄，廷寄剿捕，其丝纶则载于逐日之未。各条俱用朱印标识于上’。（《国史馆档》，全宗代码11，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卷1）现存国史馆档中，有大量的长编档档册，从中可以看出，国史馆编纂人员相当多的时间是编纂史料长编。”（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清国史馆《食货志・茶马》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清会典》与《清实录》等官方正史文本，今天可见的茶马档中尚有“茶马事迹”两册，即是纂修茶法之前，从会典、实录中采择相关史料，编为长编，此为纂修者开始工作时所依据的基本材料。清史馆开馆时广泛征书，但不再严格地仅从官修史书中汲取材料。清史馆“茶法”对光绪末年以来茶叶出口受挫、各国所产增多的时代背景叙述，在清官修史料中皆不可得。从史料来源来看，清史馆比国史馆限制更少，为新的表述的产生提供了空间。
这种不同的自由度还体现在纂修过程中。清代国史馆制度规整，体例严明参见年《国史馆及其档案》，《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秦国经、高换婷《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王记录《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等。：“向来满汉总裁各一员，满汉副总裁各一二员不等。如遇缺出，特旨简派大学士、尚书充总裁，尚书、侍郎充副总裁……应行恪遵面谕”；满、汉、蒙提调“掌章奏文移，治其吏役”；“总纂、纂修、协修各任纂辑之事”；内阁中书兼充校对“掌校勘之事”。纂辑“必细心搜讨，详加考核，以求完备。初辑者不宜拉杂，复辑者不得敷衍了事”。《国史馆档》，全宗代码11，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一份《食货志・茶马》，虽仅数千字，却需经层层审阅不断推敲，今日茶法档中尚可见当日覆辑者等人所批签注，最后上至当朝皇帝御览，方为定稿。无论是从其编纂人员的任命，还是编纂环节的严密，都决定了国史编纂规矩严整，体例庄重。相比之下，民国赵尔巽主持的清史馆，面临改朝换代，国史体例不再被严格遵守；且清史馆组织颇为松散，“史馆编纂人员均不住馆，所撰稿件，定期交馆，一般是‘两月一课’。”〔23〕“虽议有体例，而无总阅之人，总纂与协修等皆无联络统系，故人自为政，总纂与协修实平等，稿之能用与否，无人过问”。〔24〕虽后有统稿之议，但政局动荡，经费无着，馆务基本停止。处在这种情形下的《清史食货志・茶法》纂修，相较此前数次国史馆《食货志・茶马》纂修，表述空间较大，编纂自由度较高，其纂修成果，受到纂修者个体而非史馆体例的影响更大，如此一来，编纂者的背景及其所处环境，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二）姚永朴史学观念对纂修清史馆“茶法”的影响
姚永朴姚永朴的史学思想，已有研究者进行梳理，如董根明《关于姚永朴〈史学研究法〉的认识》，《史学史研究》 2006年第1期，朱杨《姚永朴史学方法再探析》，《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但结合姚氏史学著述与修纂实践的研究，尚有较大拓展空间。姚氏之外，不少桐城中人都受聘入清史馆参与纂修，本文囿于篇幅及主题所限，着力于姚永朴纂修《清史食货志・茶法》稿本，及其入馆之前史学研究核心文本，尝试勾勒姚氏编纂《清史食货志・茶法》时的思想底色。至于姚永朴编纂的其他志书，以及更广阔视野下桐城诸人对清史稿纂修的影响，还有待学界日后深入探讨。（1861-1939），安徽桐城人，字仲实，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据董根明《关于姚永朴〈史学研究法〉的认识》。1912年任教于京师法政学堂，授课内容后形成教科书《史事举要》；1913至1914年，任教北大；1914年受聘进入清史馆。据朱杨《姚永朴史学方法再探析》。
在清史馆中，姚永朴主要承担《食货志》部分的纂修工作，除了茶法，还纂成《食货志》中《盐法》等篇目，反映出与其编纂《茶法》极为一致的经世色彩。其所纂《盐法》，篇末痛斥清末以碜咚窖沃弊病：“奉天之大连、旅顺，吉林之长春，有日本盐；吉林之珲春、延吉，有朝鲜盐；黑龙江之满洲里、黑河，吉林之东宁，有俄罗斯盐；广西之镇南关，云南之蒙自，有法兰西盐……是皆因吾之业，为彼之利，治盐政者，将何以善其后耶。”姚永朴《清代盐法考略――清史稿食货志之一》，《安徽大学月刊》1933年第1卷第6期。（清史馆《盐法》档案亦存于博物院，此处暂采纳民国期刊文本）此一句收束全文，与其所纂《茶法》篇末如出一辙。
姚永朴在编纂《清史食货志》时的史学观念，在《史学研究法》一书中以更为理论化的方式呈现。此书记载姚永朴在受聘入清史馆之前一年的授课内容，是对于姚永朴参与清史编纂时史学思想极为真切的反映。其述史义时特别论及“爱国”“保民”：“由合群之心推之，又可得三义：一曰爱国，此其义盖本《春秋》传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与讳国恶诸语……一曰保民，……要非主于正德利用厚生，而欲以政之养民者合其群也”。〔25〕姚论及史之志书，强调其“考兴衰、审沿革”之“资治”功能，“经学家为万世计，所重在立人极，故不能不别白而定一尊；史学家为一时计，所急在适世用，故不能不节取以存众善，其有补于世则一，学者心知其意可也”。〔26〕将述制度沿革、善恶作为正史中“志”的要义：“吾尝考史之所以能资治者，盖有二：一曰考兴衰，一曰审沿革，兴衰之分，在于政治之得失，在正史则纪传多言之……沿革之分，由于制度之善与否，在正史则志多言之……不审沿革，则郡县何以异于封建，阡陌何以异于井田，科举何以异于宾兴，召募何以异于治赋，不能知也”。〔27〕姚氏所指，于梳理制度沿革之上，更添一层评点“制度之善与否”之意，记述之上，还需由史家品评制度兴替中所见高下。
姚永朴将反映时代需求、裨补时事所急，视为史学家的重要使命。编纂《清史食货志・茶法》时，削弱茶马、茶引制度等内容，强化茶叶出口相关纂述，这种对清朝茶法历史的描绘，意在“适世用”，身处国运衰微、内外交困、茶政衰败的时代中，关切国运经济，渴望振衰起弊，振兴中国茶业。姚永朴在其时代中并不孤独，不仅因为经世致用已是士林风尚，更因为振兴茶业在当时呼声甚高。
（三）振兴茶业是晚清以来的时代呼声
晚清征收厘金开始，茶厘收入虽不及盐厘，但作为裨补岁额、供应军费等开支的经费来源之一，较之征厘之前的茶税茶课，无疑增幅巨大。有关茶厘所获历年数额，为一专门课题，本文在此不多做讨论。可参考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周育民《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再估计》，《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且晚清以来，茶叶成为出口最大宗商品之一鸦片战争前茶叶每年平均出口350，000担，居各种出口商品数量之首。据《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出口和进口商品估计平均量值》（资料来源：英国外交部档案 F.O.228/3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258页。，远销各国，在外资“洋货”几于统领市场的时代背景下，茶叶成为当日我国难得的独具优势、有称雄各国实力的特殊商品。清末，一度称霸各国市场的华茶，面临日本、印度、锡兰等新兴产茶地的竞争，销路一落千丈。在如此巨大的落差下，清末民初，清廷中央到各省大员，从政府提倡到民间施行，社会各界纷纷呼吁、探索振兴茶业。
诸种探索实践，较为集中地体现出两大导向。其一为提高茶业收益。光绪二十五年，张之洞在《饬商务局劝茶商购机制茶札》中，力倡机器制茶，“务期议有端倪，如有须官力维持保护之处，本部堂定必竭力扶持。倘商人集股不足，本都堂亦可酌筹官款若干相助， 以期成此盛举”。〔28〕1905年清廷商部制订《改良茶业章程》，从种植茶树到焙制茶叶等各环节改良、规范技术，札行商会，刊发茶户实施。〔29〕1909 年农工商部拟与各省合力组织一茶业总公司，“改良一切种植烘造之法，俾得销路日增”。〔30〕1909至1911年间，四川峨眉县、江西义宁州、广东、浙江、安徽六安霍山屯溪、江苏南京等地相继开设茶务讲习所。〔31〕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赵尔巽之弟赵尔丰（时任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督）亦在川边地区组建边茶公司、筹设茶务讲习所，整顿川边茶务。参见田茂旺《论赵尔丰在川边的茶务整顿与边政建设》，《西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茶务讲习所推广科学种茶旨在提升茶叶质量，机器制茶代替手工制茶可大大提升制茶效率，设立公司取代旧有的园户茶商可加强对产销各环节的综合调度，有利于资源配置，等等，都意在设法提高茶叶产量与质量，打开市场尤其是扩大出口销量，进而增加我国茶业收益。其二为学习他国茶业技术和管理。光绪二十三年《农学报》记载福州茶商赴印度学习制茶技术：“今福州商人至印度学习制茶，归用机器试焙，西人啧啧称之”。〔32〕1903 年《大公报》比较中国园户式茶业与印度锡兰公司式茶业，劝设茶业公司：“考印度锡兰产茶之处，茶树皆属公司，自培养、采摘以及制造、装箱无一而非公司之事，自可无一而不用机器。中国则园户茶商截分为两途，产茶之园户既星散而无统率，业茶之商人亦凑合而无恒业。园户草率制成而售于茶商，茶商亦遂仓促贩运，赶急求脱。不但不能用机器，即人工制法亦并未讲求”。〔33〕1905年，两江督周馥命候补道员郑世璜率团8人，赴印度锡兰考察茶务。〔34〕我国传统茶叶种植加工以园户为主，采摘、焙制速度及质量不及他国利用机器生产、公司经营等所得，出洋考察，引进新兴产茶大国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理念，是当日茶业的一大趋势。
对于清史馆《食货志・茶法》而言，正因有这样社会各界纷纷关注茶业改良的现实，其所记载的茶法就不仅仅是官方的、由中央统一调度的诸条令，而成为中央到地方、政界到商界多方位的举措，上述此类举措直接被“载入史册”，茶叶公会、农工商部、地方大员等各方措施被一一记入清代《茶法》中。而这些探索实践的导向，亦直接影响了清史馆纂修清代茶法的基调。处于新的时代形势下，提高茶业收益成为茶法变革的方向，茶法在经济、商业层面的内涵和任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有“茶之与盐，办法略相似，惟盐为岁入大宗，非茶所能及，故掌国计者，第附于盐而总核之”。〔35〕这种对茶法重要性的重新界定，并直以通商前后划分清代茶法的时代，特别关注华茶在世界市场的交易流通情形。另一方面，短短几十年内，本为我国特产之茶叶沦为反求诸他国，华茶衰败，各方纷纷向新兴产茶国学习，清史馆《食货志・茶法》除记载了这些举措外，特意强调“夫吾国茶质本胜诸国”，即便泰西制茶技术高超，但茶质依然不敌我国，这种纠结与矛盾的心态，正是来源于当日华茶衰敝、苦求变革的沧桑现实，这种现实直接导致了《食货志・茶法》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振兴呼吁，即“然则奖励保护无使天然物产为彼族人力所夺，是不能不有望于今之言商务者”。〔36〕
四、结论
本文从比对国史馆《食货志・茶马》系列档案与清史馆《食货志・茶法》稿本出发，梳理清史馆《食货志・茶法》对清代茶法的重新定位。通过本文研究，可知清史馆《食货志・茶法》是在清末民初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基于清史馆不同于国史馆的体制，加之纂修者本人的思想底色，对于茶叶这一昔日中华大宗出口、当日却不敌他国的特殊商品，从革新茶政、振兴茶业出发，编纂立意着眼于茶法在商务、经济层面的内涵，赋予其振兴使命。这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发出的声音，相较于国史馆《食货志・茶马》，清史馆《食货志・茶法》虽是在清朝覆亡后对有清一代数百年茶法的纂修，但却是具有清末民初十余年间突出的时代性的文献，其对清代茶法的叙述，是处在清末民初华茶衰落背景下，带有史学经世的主观意图，重新解读清代茶法所得产物。不论是从事实记载层面，还是从观念认识层面，清史馆《食货志・茶法》对清代茶法的表述都与国史馆《食货志・茶马》颇有不同。今日征引清史馆《食货志・茶法》为清代茶法历史文献时，需充分认识到这一文本的源流与性质。清国史馆所成《食货志・茶马》三期稿本，作为清廷中央主导下对本朝茶法的记述总结，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有待日后研究进一步拓展。
虽然诸多已有研究已旁征其他史料予以参补，但清史馆《食货志・茶法》作为相沿已久的清代茶法重要基础史料，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今日对清代茶法的认知。统观清代茶法，晚清以来对外出口的茶叶，只是几百年间清代茶法丰富内容中的一个侧面；而通过茶叶获取税收，无论是境内商品税，抑或是出口关税，并非当日清代主政者订立诸项茶法制度的首要用意。清代茶法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当下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亦欠缺基本研究。基于更全面的史料，立足清代的v史视角研究清代茶法，是日后需要不断推进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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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对外出口清真食品的生产经营体系。我国业已实施了清真食品发展战略并将优化完善这一发展战略,从而带动清真食品产业的加快发展。通过中国(青海)国际清真食品及用品展览会、中阿经贸论坛等平台,中国清真食品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客商走进来,中外清真食品产业合作的规模和层次不断升高,出口产品的数量和种类逐步扩大,同时中国的清真食品产业逐步建立了信誉度和美名,知名度不断升高。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对外出口清真食品的生产、经营和销售的国际化体系,同时在国际部分地区已形成了中国清真食品的机构体系与市场分销网络。例如我国的一些企业和经营者已开始在东南亚、中亚等地区一些大中城市设立了直接经营清真食品的批发、零售网点,直接供应外国的市民。上诉运作措施都为我国未来扩展在海外清真食品市场奠定了有利的经营组织基础。国际清真食品认证促进中国清真食品出口。目前中国国内主要认证机构有:民族宗教事务部门(经营许可制度);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体系(监制);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清真经贸工作委员会,简称“清工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国际认证中心;进口国权威机构或委托大使馆认证等。国际主要认证机构较多、也无一权威的统一认证机构,且各类认证机构的性质或有政府性质或有公司企业的盈利性机构,例如各类国际清真食品认证机构有澳大利亚国际清真认证管理局(HCAA);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发展署(JAKIM);埃及标准化管理局;美国伊斯兰食品和营养协会(IFNCA);美国清真基金会(AHF);马来西亚清真产业发展局(HDC)等。面对国际清真食品认证的复杂现状,我国相关政府部门积极寻求双方认证或多方认证的方式为我国的清真食品出口打开大门。例如2009年8月宁夏清真食品国际认证中心与马来西亚、泰国签订清真食品标准互认协议,并与埃及、沙特、卡塔尔等六个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签订清真食品互认对接协议,为宁夏及全国清真食品打入全球市场拓宽了路径。
中国清真食品产业对外贸易的战略构想
1.清真食品产业对外贸易战略的指导思想。巩固与发展中国与世界穆斯林国家的伙伴关系,推进中国与世界穆斯林国家清真食品经贸活动的密切合作。利用优势规避劣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重点突破,逐步推进;多渠道、多形式、多内容、全方位开拓世界各地的清真食品市场;以高质量的优特适销清真食品为重点,积极推进中国清真食品出口贸易,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实现中国清真食品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2.清真食品产业对外贸易战略的战略目标。先行进入世界穆斯林清真食品市场,逐步扩大市场占有率,通过名、特、优清真食品,夺取其市场的竞争优胜地位,形成清真食品在该国清真食品市场的良性循环,促进清真食品产业的加速发展与整个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3.清真食品产业对外贸易战略阶段。近期以面向周边穆斯林国家的清真食品对外贸易为主;中期以面向世界各国的大中城市清真食品出口为主,同时面向临近国家直接投资或者合资建厂,从事在海外的直接生产经营;远期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清真食品产业集团。4.清真食品产业对外贸易战略的重点。在市场区域上,以穆斯林国家的大中城市市场为重点;在经贸活动方式上,以我国清真食品出口为重点;在出口商品品种上,以符合国际清真食品标准的有优势有特色的清真食品为重点;在经营主体上,以世界穆斯林商人的进口、经销、、代销的出口贸易形式为重点。5.清真食品产业对外贸易战略的突破口。通过与临近穆斯林国家的边贸活动,先行进入沿边中小城市的中层以上的消费者群体和餐饮企业;通过例如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州交易会、中阿经贸论坛、中国(青海)国际清真食品及用品展和中国———亚欧博览会等由国家推动的大型出口贸易展览会,搭建中外双方企业间的进出口贸易平台。
中国清真食品产业对外贸易战略的措施
1.加强国家政府间合作。清真食品是世界穆斯林国家密切关注的民生问题,在粮食价格市场日趋复杂的当下,清真食品的进出口贸易是事关国家安全和民众福祉的大事,涉及各国共同利益。中东和北非地区穆斯林国家多属于非产粮国,更易遭受粮价起伏波动的影响,以2007~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为例,中东地区部分国家爆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是流血事件。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下,加强清真食品产业进出口贸易的合作有利于地区稳定与安全,也有利于中国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利益共赢。2.按照生态环境与资源优特原则,统筹规划,因地制宜。积极培育完善的面向世界穆斯林国家出口清真食品原料及其种植、饲养生产基地体系及其深细加工生产体系;实现清真食品的区域化、特色化和规模化经营,改变中国清真食品生产分散、产品单一、经营规模小的状况,引导和规范清真食品产业与各地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相结合,在提高清真食品生产率的同时提升我国清真食品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从而促进中国清真食品的对外贸易和市场开拓;除重视与中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外,还应该积极利用如中阿经贸论坛等各类平台拓展中东和北非地区等市场。3.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规范我国清真食品企业对外贸易活动。包括清真食品标准、清真食品质量的检测监控、清真食品出口管理、清真食品出口补贴、清真食品国外生产投资等内容。按照有关规定,清真食品的生产有严格的标准和技术规范,其中产品或产品原料产地必须符合清真食品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农作物种植、畜禽饲养及食品加工必须符合清真食品生产操作规程;产品必须符合清真食品产品标准;产品的包装、贮运必须符合清真食品包装贮运标准等。为了保证清真食品的健康稳步发展,必须加强对清真食品产地的环境监测、生产与加工过程的质量检测、流通与销售以及清真食品标志的使用等方面的管理,实现对清真食品的全程质量控制。4.建立与完善清真食品出口销售体系。包括在边境口岸的互市市场内或所设的自由贸易区设立清真食品专柜、专业市场、专业贸易区;建立对穆斯林国家出口清真食品的批发贸易中心,构建贸易龙头企业和清真食品种植加工生产基地;建立面向世界穆斯林国家出口的清真食品会展中心或会展活动;创建清真食品对外出口贸易的电子商务系统,培育与电子商务发展相适应的出口物流配送体系;同时发展对清真食品贸易的配套服务体系,包括升级清真食品包装设计、提升运输和仓储硬件设备和软件服务体系,甚至可以考虑对外清真食品直接生产投资的信贷金融机构;设立清真食品标准研究所、生态环境质量检测站、中外清真食品贸易调查研究中心等机构。5.做好清真食品深加工,树立中国清真食品品牌。提高清真食品的附加值是清真食品产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清真食品企业在国际化的竞争中,不断学习和总结教训,在清真食品深加工上下功夫,使清真食品由初级产品向深加工方向发展,由单一化向系列化发展,由一般化向名、优、特、新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清真食品品牌,并在产品质量、价格、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保持强劲的竞争力。
[关键词] 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 造价管理模式 定额计价模式
一、前言
我国自建国以来，在建设工程造价行业，一直使用传统的定额计价模式，这种计价模式是由前苏联引进的，它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工程项目的投资进行控制与管理的一套制度，由于价格受政府控制，各种建设要素如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等的价格长期保持固定不变，各种要素的价格和消耗量标准由政府统一颁布，因而能实现政府的有效管理。
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筑市场环境条件不断改变，传统定额计价的弊端日益显现：（1）以定额为计价依据编制的标底不能准确的反映工程实际成本，既没有反映价值，也没有反映供求关系，实际上是政策而不是市场定价，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2）以定额为计价依据来编制的投标报价不能反映投标企业自身的综合水平。（3）不同的省、市、地区都有不同的执行标准，这样各省市之间，定额无法通用，也很难进行交流。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建设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在建设行业中推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已是大势所趋。
二、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的涵义
1.工程量清单的概念和作用
所谓工程量清单就是发包人将准备实施的全部工程项目和内容，依据统一的工程量计价规则，按照工程部位、性质，把实务工程量和技术措施以统一的计量单位列出的数量清单。工程量清单应由具有编制招标文件能力的招标人，或受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编制。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工程量清单应有分部分项工程量项目清单、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名称和相应数量明细清单组成。
工程量清单是在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从工程招投标开始，直至竣工结算为止，双方进行经济核算、处理经济关系、进行工程管理等活动不可缺少的工程内容及数量依据，在工程建设中，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工程量清单为投标人的投标竞争提供了一个平等和共同的基础。
（2）工程量清单是工程付款和结算的依据。
（3）工程量清单是调整工程量、进行工程索赔的依据。
2.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概念
工程量清单计价是一种国际上通行的工程造价计价方式。它是在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中，招标人提供工程量清单，由投标人依据工程量清单和有关要求，结合施工现场实际、自行制定的施工方案和施工组织设计，依据企业定额和市场价格信息自主报价，经评审后，合理低价中标的工程造价计价方式。
3.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的特征
工程量清单计价在计价上采用的是市场计价模式，对传统计价模式进行了改良和创新。其最基本的特征有三个，一是在计价表现形式上，由量价合一变为量价分离；二是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控制量、指导价、竞争费”，政府公布的预算价格仅作为企业参考和政府宏观调控工程造价的依据；三是在工程量清单的编制上实行“四统一”的原则，即统一项目编码、统一项目名称、统一计量单位、统一工程量算规则。
三、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在国外的发展状况
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现已成为市场经济较为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广为采用的国际惯例，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工程计价模式。它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成为较为成熟的一种计价模式，特别是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工程实践经验，相关制度也已相当完善，它的科学性、先进性、严谨性已被大量工程实践充分证明。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英国QS（Quantity Surveying）制度下的工程量清单计价等。
四、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在我国的发展
1.现阶段发展状况
为了探索工程量清单计价在我国建设工程招投标中的可行性，总结经验，从2000年起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在广东、吉林、天津等地进行了工程量清单计价的试点工作。他们按照“统一计价规则，有效控制消耗量，适时市场价格，正确引导企业报价，市场有序竞争形成造价”的原则进行了改革尝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后，使招标投标活动的透明度增加，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降低了造价，提高了投资效益，且便于操作和推行，业主和承包商己开始逐步接受这一计价方法，由此，工程量清单计价在社会各方引起了普遍关注。
为了规范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行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工程量清单计价规则，全面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工作，2002年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开展了《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编制工作，2003年建设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国家标准的形式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3，并且已于2003年7月1日起实施。对于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大中型建设工程应执行本规范，并实行工程量清单报价。
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颁后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在全国实施的情况来看，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的同时，还存在着以下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1）企业缺乏自己内部的企业定额。
（2）施工图设计深度不够，不能满足工程量清单编制的要求。
（3）工程造价信息服务系统不够健全和相对滞后。
2.发展前景
虽然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在我国的实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将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工程造价计价方式，原因有二：
内在：随着我国建设市场环境的不断改善，各种制度进一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以及工程实践经验的逐渐积累，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必定能逐步得到相应的解决，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也会得到更良好的发展。
外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建设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国内市场逐步国际化，竞争更加激烈。首先是外国建筑商进入我国建筑市场，他们必然将按国际惯例、常规做法来计算工程造价。其次，国内建筑公司到国外市场竞争，也需要按国际惯例进行运作。再者，为了与外国建筑商在国内市场竞争，也要参照国际惯例来计算工程的承发包价格。为了适应这种对外开放的建设市场的形势，就必须与国际通行的计价方法相适应，为建设市场主体创造一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市场竞争环境。
五、结语
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是真正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投标报价模式，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的“控制量，放开价，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工程造价体制，为我国工程造价改革指明了方向，从而为我国的建筑市场步入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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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农产品出口沙特阿拉伯市场的基本状况及趋势
（一）沙特阿拉伯农产品进口市场状况
沙特阿拉伯非常重视农业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以来是农产品的净进口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沙特阿拉伯农产品进口额不断上升，2007年增长到127.33亿美元，是1991年的3.2倍。2009年进口总额略有下降，为108亿美元。
沙特阿拉伯进口农产品主要是谷物、乳蛋蜂蜜及其他食用动物产品、活动物、食用水果及坚果等。其中，谷物是沙特阿拉伯进口最多的农产品，其进口增长速度自2001年以来也是最快的，2009年谷物进口额为33.8亿美元，占全部农产品进口额的31.3%。目前沙特阿拉伯小麦已经实现自给并略有出口，但它依旧是世界大米主要进口国，2007年进口大米6.3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2009年大米的进口占农产品进口额的12.7%。沙特阿拉伯农产品主要的贸易伙伴国是美国、欧盟、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澳大利亚和中国等。
近年来，由于水资源缺乏以及沙特阿拉伯人口增长率不断上升的原因，沙特阿拉伯粮食、食品、蔬菜等的进口不断上升，预计在未来五年沙特阿拉伯农产品进口额还会不断增长。
（二）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农产品出口规模及趋势
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农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已经从1996年的7767万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8769.8万美元，出口额增长了近三倍。2003年主要出口产品是肉及食用杂碎，食用蔬菜、根及块茎，蔬菜、水果等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等水果的果皮， 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出口额分别为：4846万美元，1121万美元，1051万美元，863万美元，614万美元。2009年出口额最大的是蔬菜、水果等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达到了5086万美元。其次是水果和坚果、蔬菜、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出口额分别为3982万美元，2980万美元，2430万美元，1279万美元。其中，蔬菜、水果等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自2003年以来出口增幅较大，增长了近5倍。水果是出口增幅第二的出口产品，2009年出口额达到3982万美元，约占沙特水果进口的5%。在2003年以前，中国出口沙特阿拉伯主要农产品数量都比较平稳，但糖及糖食的出口有较大的起伏。1998年，糖及糖食是出口最多的产品，但是到2009年已经退居第5位，仅出口1279万美元，占沙特糖类进口的2%。
从总体趋势来看，中国农产品会不断扩大在沙特阿拉伯的市场，出口额会不断上升，但出口结构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谷物、活动物等沙特阿拉伯主要需求的产品出口额将相对下降，而蔬菜及其制品以及水果等的出口优势将更加明显。
二、中国农产品在沙特阿拉伯市场的竞争力和贸易空间的比较分析
本文选取了市场占有率和排名、出口相似度和贸易强度指标来对中国农产品在沙特阿拉伯市场上的竞争力状况及贸易空间进行比较分析。
（一）市场占有率和排名
通过市场占有率和排名的分析，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农产品随着时间变化在沙特的竞争力状况及其变化。
在沙特阿拉伯农产品市场上，美国、巴西、印度和法国占有的市场份额较高，它们是沙特的主要的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巴西和印度稳居前三名，美国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多数年份都超过了8％，巴西个别年份甚至接近10％。中国农产品市场占有率较低，排名靠后，市场占有率始终在1－1.5％之间徘徊。在2003年到2006年排名12，而2007年排名仅达到14位，2008年降为18位，2009年排名仅达到19位。因此，从市场占有率和排名来看，中国农产品在沙特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力还在相对下降。
（二）出口相似度
出口相似度是用以考察一国与其他国家在出口结构上的相似状况并以此来反映该国所面对的竞争程度的一个指标。出口相似度包括产品相似度和市场相似度两个方面的指标，本文计算了产品相似度。产品相似度指数的变动范围在0到100之间。指数越高，两个国家在同一市场上的出口结构越相似，竞争越为激烈。
据计算结果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国家同中国出口相似度在不断发生变化。如美国、印度、德国、乌克兰、荷兰、阿根廷、及其制品等出口沙特阿拉伯较多并且具有一定竞争力，应该进一步扩大这些产品的出口。同时，应该积极采用先进的技术对产品进行深加工，进一步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要积极拓展沙特阿拉伯农产品市场：一是积极研发适于该市场的产品，挖掘市场潜力，开发它们需求较大的清真速冻食品、清真豆制品、清真方便食品、婴幼儿食品等；二是积极贯彻“走出去”战略，加强对外交流和合作，利用国际性展会和各种渠道宣传中国的农产品。尤其应该通过“中阿经贸论坛”等平台宣传中国农产品、清真食品产业发展。三是创新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农产品贸易合作模式，如以我国灵活的土地流转制度等吸引沙特阿拉伯“石油美元”投资我国农业。
（三）发挥宁夏穆斯林民族文化优势做好我国清真食品国际认证工作
作为穆斯林国家沙特阿拉伯对进口农产品具有特殊要求，那就是进口产品必须是清真的并且具有相关权威认证机构的认证，清真食品认证是中国农产品进入沙特阿拉伯的“通行证”。一直以来，我国清真食品出口认证“政出多门”，各级伊斯兰教协会、各地民族宗教局和一些穆斯林国家在中国设立的相关认证机构都可签发有关证书，认证市场比较混乱，缺乏部级的在穆斯林国家市场权威性较高的认证机构，这对于扩大中国对穆斯林国家农产品出口及拓展国际认证业务非常不利。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中国部级的清真食品认证体系并打造认证品牌，而发挥宁夏回族自治区穆斯林文化优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宁夏是我国唯一的穆斯林省，2008年经国家批准成立了全国唯一的清真食品认证中心：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国际认证中心（NHFICC）。宁夏还出台了国内第一部地方标准：《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认证通则》。目前宁夏清真食品认证实现了与马来西亚清真食品贸易认证标准互认，与新西兰清真食品认证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准备与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签署相关合作协议。认证中心的最终目标是与国际清真联盟（IHA）制定、执行和规范清真标准评监系统接轨。目前，认证中心认证业务逐步展开，与穆斯林国家相关合作逐步深入，如果国家层面能够加大支持力度，将宁夏认证中心上升为部级的认证机构，将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沙特阿拉伯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培育和发展宁夏国际化农业公司，打造对中东农产品出口中心
宁夏基于民族文化优势的经济发展目标是要将宁夏打造为中国清真产业发展的“总部”，即成为中国清真产品生产和贸易组织中心、研发基地、出口认证基地和清真食品集散基地。而培育和发展宁夏国际化的农业公司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虽然 “涝河桥”、“金福来”、“中银绒业”等一批龙头企业外向型特征越来越明显，但是宁夏国际化农业公司发展中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企业规模的扩大、品牌影响力和产品研发能力的提高等。为此宁夏政府需要积极为农业公司国际化提供政策支持：一要鼓励尽快成立清真产业投资公司、清真产业国际工业园、清真产业研究中心等；二要积极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区可行性问题；三要加强“三园两区一基地”的建设，积极培育 “清真”品牌；四要积极为清真食品企业提供对穆斯林国家交流平台，如承办“中－阿经贸论坛”等；五要努力贯通对中东的运输通道，利用宁夏处于连接亚欧大陆雅布莱航线的优势，开通直航阿联酋的航线。
宁夏具有“中国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产业基地”等美誉，其穆斯林民族优势、国际化农业公司的发展和现有清真食品产业基础及集聚潜力不可小觑，中国对中东地区农产品的生产、贸易布局应该考虑到这个因素。具体来看，结合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应基于宁夏清真食品生产基础将其打造为对中东农产品出口中心，最终将清真食品产业做大做强并提高在中东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耿晔强. 东盟农产品在我国市场的表现及竞争力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2009（5）：55-60
[2]史智宇.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出口相似性比较. 亚太经济，2004（2）：84－87
[3]帅传敏等. 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估计. 管理世界，2003（1）：97－153
如果以田园的、初始的、家长里短的方式来陈述文明。人类无非在这个星球上合起伙来过小日子。相安无事的地方各司其职，耕者耕，织者织，挑水的挑水，浇园的浇园。
费正清可能是那种盖大屋的人：他垒下的基础此后支撑一代一派学术研究之砖石：他扶持的檩粱就像庇护一方于尚不够完备、不够齐整、不够文明的大自然或文化史。
大研究 他有别于此前所有的汉学家
他简直相当于创始了新的学科并且确立了基本的理念。美国的中国研究，在时间上比欧洲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晚得多，成果和规模却后来居上，成为当今海外研究中国的第一大国。费正清是美国的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无与匹敌的人物，中国学创始人，“中国学之父”。自他之后，汉学家才渐渐免于成为简单的语言工作者。中国学由偏重“语言学”分析向现当代中国研究转变：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来研究作为一个实体的中国。费正清的核心思想在于：“历史学家应该有全局眼光，特别是应该看到历史的全貌。”
然而美中是两个不同的主体，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取哪种立场?费正清说“要设身处地地考虑：在某个问题上，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会怎样想怎样做，这样才能得到完整的思想史”；“把中国假想成跟美国一样是错误的”。中国的问题要根据中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来评估，这是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正是由于坚持这种不同，费正清才有效警告并抵制了许多美国学者先建立一个理论再到中国来找证据的倾向。
费正清是一个推进学术机构建设的热衷者。史华茨曾经说，他从来没有见到有人像费正清这样有能力调度那么大的人力和物力来完成他的使命。他联结学者、管理者、研究机构、联合委员会；同时通过与同事、学生通信、写备忘录，建立起一个巨大的网络，他是这个网络的中心和源头。后任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曾说：“在费正清所建立的东亚王国中并没有什么第二任的君主……如果没有这位自信的不懈的斗士，开垦拓荒创建东亚研究的王朝，我们无法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
1991年，费氏病故，欧美媒体认为是西方中国学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大立场他不止是一个学者
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1930年代初费正清执教清华，其时与粱思成、林徽因成为好友。时隔几年，联大时期，他再度来华，以外交官身份做新闻和情报工作。期间他在工作报告中陈述他的观察，分析政治形势，讨论美国政策。
费正清相信学识越多，快乐越多；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越能与中国和睦共处。“每一个他教导的研究全都在缩小隔阂，使这个世界更光明，更安全一点。”他的态度和研究成果也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费正清是一个历史学者。他同样相信了解、研究和认识历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或为了过去而过去，研究昨天，是为了当下现实生活中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故而在以后的教育和学术生涯中，费正清始终坚持，学术和大学应该介入公众生活、干预公共政策。“当然，它们的价值应该超越这些。真正的好老师不需要离开大学即可服务于社会”。
师道先于别的价值普世
作为给别人最突出的印象之一，许多人记得这位显赫学者的谦虚。1990年前后中国社科院有一位编审整理出版海关密档，因与费教授研究过的一个题目重合，两方互相都有关注。这位编审在这本密档英文版的前言里生硬、激烈地批评了费正清。其后不久，接费氏来信，对前言中的论点，作了非常礼貌和委婉的回应，对于前言不同意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观点，他说：“或许是对的”。让人感动，让人惭愧。此后费正清又来信，称颂这本资料集的价值，推荐刊物发表书评；表示愿写书评向美国推荐它，这封信署名于1991年8月19日，25天之后，执笔人费正清辞世。有一个学生这样解释这一品质的来源：“费正清以十分的自信，完全取代了被人感到重要的需要。”这是最不寻常的成就。
费正清的另一个学生回忆到老师的某个独特而又意味深远的风格，就是对于脆弱的学者自我的尊重。
费正清说：“在这种高度竞争，高度砥砺进取的学术领域里，学生的自我是最主要的发动机，需要不断地和加油。”他在身边的学术讲谈中发现写得不错的论文，就请学生把它发表在《中国论文集》上。那是一份年刊，发给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机构和学者。自己的作品刊登在这样份量的刊物上，简直太容易让20多岁那些小毛孩子轻飘飘；而费氏强调，出版学生的论著，“在他的自信心尚未在迅猛发展的学术领域里受到损害以前就确立他的学术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