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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场的元帅
张九龄有着令人羡慕的遗传基因，他是西晋开国功臣张华的14世孙，祖辈世代做官，这种积淀让他少年聪慧，自小表现不凡。
相传7岁那年春天，他随家人游宝林寺，正遇到韶州府（韶关在唐代称韶州）太守率州衙官员进香朝拜。张九龄进寺前折了一枝桃花，见太守来，便藏在了衣袖里。太守见九龄活泼可爱，便逗他说：“我出个对子，若对上，就给你供果吃。”张九龄一点也没害怕，说：“好啊！”太守早看到他袖藏桃花，就出了个上联：“白面书生袖里暗藏春色。”张九龄不假思索，接口应道：“黄堂太守胸中明察秋毫。”太守一惊，没想到眼前这个小孩能这么快对上来，想难为难为他，又出一对：“一位童子，攀龙攀凤攀丹桂。”张九龄抬头看到面前有三尊大佛像，应道：“三尊大佛，坐狮坐象坐莲花。”太守不住地点头：“此子日后定非等闲之辈。”
这个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或许多少有些演绎的成分，史书上的记载也很夸张，说张九龄7岁就能写文章，13岁时拿着自己的文作去拜谒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看后感叹说：“此儿将来一定大有前途。”
长安二年（702），张九龄参加了科举考试，名列第一。榜单一公布，引起一片哗然，那些落第的考生纷纷上告，说考官不公平，一个来自岭南蛮荒之地的考生，有什么资格当状元呢？此事惊动了皇帝，下诏重新考试，结果虽然增加了一些进士名额，但独占鳌头的依然是张九龄。这一下，众人哑口无言，无人能再说什么。那一年，张九龄24岁。
在京城当了几年文官，又出京历练几年，等唐玄宗即位时，张九龄立刻受到重用。45岁时，他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丞相，主理朝政。
史书里描述张九龄“耿直温雅，风仪甚整”，就是说他性格温文尔雅，特别注重仪表。无论是在家闲坐，还是出门上班，张九龄都穿戴得整整齐齐，走起路来步伐矫健，眉宇之间神采飞扬。为了保持整洁端庄，他还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发明。当时大臣们上朝，都要带着笏板，这是臣子上殿面见皇帝的必备工具，或提前写上想向皇帝汇报的话，或用来随时记录皇帝的指示。以前文武大臣们出门上马，都是把笏板往腰里一别，跟乡野村夫插烟袋一样。张九龄觉得如此装束很煞风景，便命人做了一个精致的护囊，每次上朝，都把笏板装进护囊里，然后让仆人捧在手里在后边跟随，他只管昂首挺胸地走，再也不必为把这么个多余的东西放哪儿发愁了。由此，护囊便一下子风行起来，成为一种时尚。
唐玄宗是个颇有些小资情调的皇帝，每天看到张九龄上朝时“风威秀整”，气质卓异于其他人，便高兴地对左右说：“朕每次见到张相，都感到精气神为之一振。”后来每次有大臣向他推荐丞相人选，他都要先问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风度比得上张九龄吗？在他的眼中，张九龄俨然已经成为选拔丞相的一面镜子。
张九龄的才华更是没得说，他的诗歌尤其出众。当时的文坛领袖张说读了张九龄的诗文后，不禁击节叹赏，称赞他为“后出词人之冠”。意思是说，张九龄是他之后最出色的文人了。唐玄宗则对身边的大臣说：“张九龄的文章，没什么人能和他比。我学了一辈子，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
清朝人蘅塘退士所编的《唐诗三百首》里，开篇便是张九龄的《感遇》诗二首。他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冷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短短8句，流传千古。
打通古代京广线
张九龄可不只是一个诗人，从当官那天起，他就是一位目光远大、注重实干的政治家。
开元四年（716），张九龄还只是唐玄宗跟前一个小小的拾遗（谏官，负责讽谏或举荐人才）。因为性子太直，得罪了当时的丞相姚崇，这年秋天，他主动辞官回乡，奉养母亲。途经南雄（今广东韶关南雄）和大余（今江西大余）交界处的大庾岭时，发现这里的山路年久失修，车不能行，上下岭靠肩挑背驮，不仅成为南北交通的瓶颈梗阻，而且常有人畜伤亡之祸发生，于是萌发了重修大庾岭古道的念头。
一到家，张九龄就给唐玄宗写了一份奏折，请求修路。玄宗答应了，让张九龄担任开路主管，工程很快拉开帷幕。张九龄身先士卒，披荆斩棘，攀登危岩，不辞劳苦。有一次，张九龄来到一处打石场，看到工人们还在用钎（一头尖的长钢棍）杵斧凿的方法，非常费力，就向石匠介绍北方父老采用的“火攻堰取”之法，让他们在石板上架起柴火燃烧，火熄灭后再用铁锤打石，巨石就容易爆裂破碎。采石方法的改进，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
历时一年多，大庾岭古道终于贯通，这条路宽近17米，全长十几公里，成为连接南北交通的最快捷便当的大道，简直就是古代的“京广线”。古道上商旅络绎不绝，道旁客栈馆店、茶坊酒肆鳞次栉比，出现了“长亭短亭任驻足，十里五里供停骖，蚁施鱼贯百货集，肩摩踵接行人担”的繁华景象。
一句话扰乱一场宴会
修完路，张九龄重返京师后，备受器重。他并不迎合皇帝，而是把直言劝谏当成了自己的职责。八月初五，玄宗过生日，群臣纷纷在金殿上道贺，献上自己的礼物。张九龄的礼物是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布包，他高声说：“臣敬献陛下一方宝镜。”可当他将布包打开时，有人一下子笑出了声，那不过是五册书，哪里是什么宝镜！
原来张九龄看到唐玄宗有些怠于政事，安于享受，于是埋首书案，耗时数月，撰写了《千秋金鉴录》，把它当作生日礼物，进献给皇帝。这部书引经据典，从历史的治乱兴衰事例出发，探究其中的经验与教训，给唐玄宗敲响了警钟。玄宗非常高兴，连声称赞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并且赐给张九龄一批珍贵书籍，以示嘉奖。
还有一次，唐玄宗在内苑大宴群臣，酒喝得很高兴，他突然来了兴致，领着大家去观鱼。玄宗说：“众位爱卿，你们看，这些鱼儿多么漂亮可爱！”李林甫最会察言观色，马上接口说：“它们过得自在，是因为陛下恩泽所及啊。”张九龄一听就不高兴了，正色道：“鱼儿就如同百姓，它们能不能生活自在，得看陛下任用什么样的人来管理他们。观鱼自乐这样的事，只是装点景致而已，是小儿女玩的情调，希望陛下不要过分沉溺其中。”一句话，像兜头一盆冷水，浇灭了玄宗的兴致，他悻悻地扭头走了，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一场聚会不欢而散。
张九龄不光是让皇帝大为扫兴，有时简直就是对着干，只要他认为不对的，那就坚决不同意。范阳节度使张守长期镇守边疆，因抵御契丹入侵又立下大功，玄宗打算升任他为丞相。张九龄却不同意，说：“丞相是代替皇帝来治理天下的，有了当丞相的人才后，才能任职，不能用它来奖赏功劳。历史上那些国家的败亡，多是由于官员不称职所致。”玄宗解释说：“不过是给他一个空名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张九龄说：“名器是不可以假借的。假如有人平定了东北二虏（奚族和契丹），那陛下加他们什么官呢？”玄宗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玄宗宠爱武惠妃，有一次，他想借故废掉太子，然后立武惠妃的儿子。因为这个话题太敏感，大臣们无人敢言，张九龄当时是丞相，却“不识时务”，坚称不可。他搬出隋文帝错废太子终致失国的典故来教育皇上，弄得玄宗很是郁闷。武惠妃得知张九龄从中阻挠，便偷偷地派心腹宦官找他，诱导说：“有废必有兴，如果您可帮忙，丞相就能长久地当下去。”张九龄闻言大怒，把宦官厉声斥退，并且马上登殿奏明此事，最终太子的位置才得以保全。
张九龄做丞相，相当勤勉。他注重发展农业，起草的诏令里明确把重农桑放在首位。“今甘泽以时，农桑为重”，要求“农扈戒期，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他甚至亲自兼任河南开稻田使，在中原地区推广南方的水稻种植技术。由于这些措施，唐王朝在开元末和天宝初，国家财力和百姓福祉达到了开国以来的高峰。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的米一石价格不到两百文钱，布帛价格也很低廉，海内安富。
虽有一片忠心，但张九龄屡次犯颜直谏，最终还是招致了皇帝的不满，加之佞臣李林甫的诋毁，当了3年丞相后，就被唐玄宗罢相。没有了张九龄整天在耳边磨叽，玄宗是清静了不少，可他也失去了最后一面镜子。罢相4年后，张九龄在曲江病逝，终年62岁。
坚持要杀安禄山
张九龄善识人，孟浩然、王维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都曾得到过他的提拔。他预测未来的准确性更令人惊叹。
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任平卢将军，在讨伐契丹时打了败仗，范阳节度使张守将他逮捕，押赴京城，建议将其斩首。张九龄时任丞相，见到报告后，当即批示：“过去穰苴（春秋末期齐国的军事家，率军击退过晋、燕军队）出师，斩杀误期的庄贾；孙武训练士兵，斩杀不听令的官嫔；现在张守行令军中，安禄山不宜免死。”主张听从张守的建议，处死安禄山。此前，张九龄在安禄山进京面圣时，曾见过他一面，之后就对侍中裴光庭说：“将来祸乱幽州的人，一定是这个胡雏儿。”这次能有机会除掉朝廷的忧患，自然不想放过。然而唐玄宗却不这样想，传旨特赦了安禄山。
张九龄非常着急，争辩说：“安禄山狼子野心，貌有反相，应即刻斩杀，以绝后患。”玄宗回答说：“西晋时，14岁的石勒（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从奴隶一步步称霸北方，当了皇帝）同乡人到洛阳做小买卖，曾倚东门长啸一声，尚书左仆射（相当于丞相）王衍听了，就认定他将来是个叛党，要把他杀掉。虽然事实证明王衍说得不错，但朕觉得安禄山跟石勒还是有区别的，你不要以王衍识石勒的事枉害忠良。”最终没有听取张九龄的意见。
天宝十四载（755），被张九龄断言“必反”的安禄山果然掀起了“安史之乱”，叛军一步步逼近长安，唐玄宗不得不仓皇出逃四川，一路风餐露宿，困苦不堪。此时，他想起了张九龄当年的劝告，悔恨得潸然泪下，感叹说：“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而此时的张九龄，早已逝去了15年。唐玄宗专门派出使者，到韶关曲江张九龄的墓前祭奠，还赠厚礼抚慰其家属，表达自己的敬意。从此以后，天下都称张九龄为“曲江公”，而不直称其名。
唐朝由盛而衰，张九龄就是一道分水岭。宋人晁无咎曾经感叹说：“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在他之后，再没有人能够直言进谏，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唯其如此，张九龄才格外让人怀念。他的风度在才气，在仪表，更在正直的品格和忠义的节操，这才是他穿越千古，依然散发着迷人气质的真正原因吧！
[关键词]张九龄;感兴;言象;诗歌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21-04
赵彩花(1967—),女,文学博士,韶关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二、“象”、“意”、“言”及其关系
(一)“象”:形“象”、“喻象”与无形之“象”
任何物体因其有形而具有形“象”,作家是形象的捕捉和表达者,张九龄也不例外。他写自然物象,如《彭蠡湖上》写鄱阳湖所见景象:“庐山直阳浒,孤石当阴术。一水云际飞,数峰湖心出。”泛舟鄱阳湖,只见北面高耸着庐山、一片孤石正对着北来的道路、瀑布似乎从云间飞流直下、数座山峰矗立湖心,不由感叹“象类何交纠”,自然界物象纷陈纠结,令人目不暇接。描绘人的形“象”,《宋使君写真图赞(并序)》可为代表:
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动用之应也。察之苟至,则珠玉虽蕴,光辉必兆于山泉;而眉睫可知,贤达亦征于骨象。如宋公之天姿森挺,人望俨然,一睹清扬,不俟深鉴。是犹鸡群见鹤,象齿知牛,居然有差,此其殊特者也。声闻如彼,风俗又尔,宁有陈平之美,更虞子羽之失?即虽妄庸之目,素非知公(之)者,偶见斯状,亦已明其瑰异焉。
该诗认为形象是精神的外在表现,就象珠玉在山则山泉草木茂盛一样,人贤明通达的内在精神也会表现在外貌上,所以张九龄虽然非对宋使君没有深入了解,但一堵其“天姿森挺,人望俨然”的清扬外貌,便“明其瑰异”之内质。
有具体形象的物体也可以通过比兴而具有比喻之“象”,我们不妨称之“喻象”,可分为临时和固定两种。临时“喻象”是作者一时联想而赋予的,因物而感、借物寓兴的事、物都是“喻象”,张九龄的诗歌中也有非常多的“喻象”。如《冬中至玉泉山寺,属穷阴冰闭,崖谷无色,及仲春行县复往焉,故有此作》中的“万木柔可结,千花敷欲然。松间鸣好鸟,竹下流清泉。石壁开精舍,金光照法筵”,它写的是作者所见的自然景象,但联系后面两句“真空本自寂,假有聊相宣”,便知前者是后两句议论的基础,前面所写的自然景象即为后面的“假有”、“真空”的“喻象”。但是,在临时“喻象”中,“象”与寄寓的“意”之间的关系是临时性的,“事去物无象”(《南阳道中作》),事情一过寄寓的“喻象”便不复存在。固定“喻象”是中华文化约定俗成的,张九龄诗文中如提到的“鱼为龙象”(《贺衢州进古铜器状》)、“木火象鼎”(《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书宏文馆学士赠太师正平忠献公裴公碑铭(并序)》)以及“尺者纪度之数”(《谢赐尺诗状》),“阴阳象之”(唐玄宗《答张九龄谢赐尺诗批》),“尺”可为阴阳之“象”也是人所公认的。此外,帝王龙兴,必有征兆,显示征兆之物可以不同,但由此可证帝王应天命、得到上天“垂象”的寓意则是同一的,这也是固定的“喻象”。如张九龄在《圣应图赞(并序)》中例举唐玄宗大任之前的种种瑞应,指出这些祥瑞“或托类于云物,或效灵于卜筮”,它们都是“神亦成象”,是“天之丁宁垂象”,用彩云、瑞气、嘉禽等物象向人间预示将有圣主兴起。
《说文解字段注》释“象”曰:“周易系辞曰,象也者,像也。此谓古周易象字即像字之假借。韩非曰:人希见生象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6](p459)“象”除了有形之“象”外,还包括无形之“象”。张九龄文学之中的无形之“象”,如《为王司马祭甄都督文》中的“对平生之气象”之“气象”便是指人的精神风貌给人的整体感觉,《画天尊像铭(并序)》中的“式图元象”指的是图画想象中的玉皇、天宫之形貌,这些都是“因心寓象”,是人心假借情感、想象而形成的虚幻的形象。
(二)“意”及其“言”、“象”、“意”三者的关系
关于“意”,张九龄认为:“造物良有寄”,最高的“道”通过复杂的事物来体现,万物都是“道”的载体,都有“高深意”(《与生公游石窟山》)寄寓其中。张九龄在其文章中,有写植物之“意”的,如“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的欣欣生意,也有写动物之“意”的,如“鱼意思在藻,鹿心怀食苹”(《南还湘水言怀》),燕子则具有“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的“无心与物竞”的天性(《咏燕》);人是万物之灵长,更加具有纷繁之“意”绪,失望之时,则“日夕怀空意”(《感遇十二首》其二),希望去除名利的束缚;亲近林园时,则“但乐多幽意”(《南山下旧居闲放》)。当然,最高的境界是人与万物各得其性、各得其“意”达到和谐共存,如“汾川花鸟意,并奉属车尘”(《和圣制同二相南出雀鼠谷》)就是这种境界的表现之一。
人、事、物内含之“意”需要言语来揭示,关于“言”与“意”的关系,张九龄在《当涂界寄裴宣州》中认为:“念行祗意默,怀远岂言宣。委曲风波事,难为尺素传”,感叹“尺素”难传纷繁复杂之事,言语何能表达怀远之情,这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诗性表达;关于“言”与“意”及“象”的关系,他在《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三道》中认为:“至如黄帝斫木,盖取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虽成象之时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即“象”和“意”都需要言语来表达,恰当的传达思想的言语是“得意之言”。他同时认为“有象必为言”(《奉和圣制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但是,“象类何交纠,形言岂深悉” (《彭蠡湖上》)。即如同言语难以完全达“意”一样,言语也难以完全描摹“象”,既使有时候“有象言虽具”,言语描摹出了“象”,但“无端思转多”(《登临沮楼》),人的意绪总是比“言”、“象”变化更快,“言”和“象”并不能完全承载和表达“意”。当然,在山水画里,言、象、意三者矛盾消失了,因为在那里,“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不需要“言”,也没有“象”,只是通过“色”来体现“意”。
对照较早表述“言”、“象”、“意”及其关系的《周易•系辞》中所说的:“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魏代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对《易传》中的这一理论作过系统的阐发。他认为:“言、象、意”三者的关系是“言生于象,象生于意”,“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他得出结论是:“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7](p609)然而,从张九龄的文章来看,他强调“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谢赐尺诗状》),“象”中寄寓着言语和思想,言语可以体现“象”和显示“象”之“意”。张九龄认为:“言”、“象”、“意”三者构成动态关系,其中每两者之间也相互关联,但在他诗文中似乎没有强调“圣人设象以尽言”的内容,也不强调“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并且,与“立象以尽意”、“意以象尽”的认识不同,张九龄认为应当用“象”来达“意”,但“象”无法尽“意”。张九龄对“言”、“象”、“意”的关系认识是在沿承中发展了《周易•系辞》及王弼的阐述,它与前人的观点同中有异。张九龄对“言”“象”“意”的阐述和实践典型代表了盛唐人对此问题的认识和追求。
三、张九龄诗歌之“兴象”及“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的审美特征
柳宗元认为张九龄长于“比兴”③,但从张九龄诗歌中大量使用的“感”、“兴”、“情”和“象”、“言”、“意”等字眼来分析,可以说张九龄的诗歌少比体,而多感兴、多物象、多情景融合之语,已经与《诗经》之“比兴”不同。张九龄诗中的“兴”字含“感”而兼“情”,“象”字寓“意”而具“言”,他的感兴观和言象观实际即可合而称之为“兴象”观。自殷?的《河岳英灵集》提出“兴象”以来,“兴象”成为盛唐诗歌的典型特征,从张九龄大量运用“兴”、“象”和自觉以“兴象”为诗歌的审美追求看,张九龄的诗歌是典型的盛唐诗歌,无怪乎胡应麟说唐诗至张九龄而“诗品始醇”,情景已达到高度统一,景语即情语;“兴”、“象”已合一,“象”中有“兴”又“兴”在“象”外,非“醇”而何。钟嵘在《诗品序》明确提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指出“兴”使诗歌意蕴丰富,余味悠长。“兴”、“象”丰富且胶乳合一是张九龄诗歌“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8](p693)的源泉和奥秘。
注释:
①在殷?的《河岳英灵集》中出现“兴象”共有三次:其一在序评齐梁诗云:“都无兴象,但贵轻艳”;其二评陶翰诗云:“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其三在评孟浩然诗云:“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见傅璇琮编撰的 《唐人选唐诗新编》。
②以下张九龄诗文均出自熊飞校注的《张九龄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版。
③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云:“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柳河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整理
[参考文献]
[1] 孔颖达.礼记正义[a].(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这是怎么回事呢？
狭路相逢
说来话长。李瑛是唐玄宗的第二个儿子，是开元三年立的太子。可能有人会问，按照传统，太子应该是由皇帝的嫡长子来当呀？这李瑛既不是嫡子也不是长子，为什么让他当太子啊？原来，彼时唐玄宗的皇后王皇后没有儿子，所以就不存在嫡子，而且当时的皇长子小时候打猎被野兽抓伤了脸，有损国家形象，也不适合当太子。老大不行那就考虑老二吧，排名老二的李瑛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当时，李瑛的母亲赵丽妃也正得圣宠，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的话，李瑛的皇位可以说是稳如泰山。
什么变故呢？武惠妃横空出世，而且很快就成了后宫专宠，赵丽妃被遗忘。有一句话叫做母色衰则子爱驰，李瑛的地位会不会受到威胁呢？没有。因为武惠妃虽专宠，也不停地生孩子，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她生的孩子都活不长。连着3个孩子都夭折了。接连的打击让武惠妃都没自信了，所以，生到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她再也不敢自己带了，干脆送给李隆基的大哥宁王去带，对外都谎称是人家的儿子。这样一来，虽然唐玄宗对赵丽妃的感情淡了，但是，李瑛的地位倒没发生什么动摇。
可是，到了开元十二年之后，接连发生3件大事，使得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第一件事，开元十二年，武惠妃扳倒了王皇后，即将成为新一任皇后。第二件事，开元十三年，武惠妃的儿子李瑁已经7岁，过了儿童危险期，回到了唐玄宗和武惠妃身边，被封为寿王。第三，开元十四年，李瑛的亲妈赵丽妃死了。这三件事叠加到一起，李瑛的地位遭遇危机。开元十四年，唐玄宗跟大臣提出，要立武惠妃当皇后。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动议一通过，武惠妃变成武皇后，李瑛马上就得给她的儿子让位，好在大臣出来说话：太子已立，武惠妃又有儿子，如果让她当皇后，难道太子也要跟着换吗？当时唐玄宗还比较明智，想想政治成本太大，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
波澜乍起
然而，武惠妃并没有放弃让自己的儿子当皇上的念头。十来年之后，武惠妃再次燃起了希望。
当时，朝中大臣李林甫悄悄让宦官带话，许诺要帮助寿王，武惠妃在朝廷终于有了支持者。另外，武惠妃的女儿咸宜公主嫁给了政治世家杨家的公子杨洄，小夫妻两个都表态，愿意帮助母亲给哥哥争个太子当。武惠妃马上做出部署，自己专心致志在后宫给唐玄宗灌迷魂汤，李林甫在外廷暗中相助，至于杨洄嘛，就利用青年公子哥的身份，专门负责盯着太子的一举一动，随时举报不法行为好了。
开元二十四年，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的十月，杨洄向武惠妃汇报，最近，太子李瑛总和两个弟弟一个叫鄂王瑶，一个叫光王琚混在一起，三个人经常发表对皇帝的不满言论！这三个小伙子为什么对皇帝不满啊？其实很简单。他们三个人的母亲当年都曾经得宠，后来有了武惠妃，又都失宠了。母亲同病相怜，孩子自然就走得近一些，三个人所谓的不满，也就是不满意父亲对母亲太薄情。这本来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武惠妃有本事把它做大。怎么做呢？武惠妃对着唐玄宗说：太子和两个王爷结党，说是妾身夺了他们母亲的宠爱，想要害死妾母子呢！请陛下千万为我们母子做主啊！另外，他们还对您说了好多不堪的话，太恶毒了，我都不敢跟您说！唐玄宗一听这话就怒了，马上血往上涌。第二天一上朝就跟宰相提出来了，太子和两个兄弟结党，擅自议论皇帝，应该废掉！皇帝这么一说，李瑛政治生命中的第二个大浪可又打过来了，而且来得比上次还猛，这一次他能顶住吗？能，因为又有贵人来搭救了。谁呢？张九龄。
张九龄对唐玄宗说：“陛下践祚垂三十年，太子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喜怒之际，尽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表明态度之后，张九龄还讲了一大堆历史上因为听了女人的话，改换太子引发的祸害，矛头直指武惠妃。没有宰相认可，唐玄宗不敢、也不能贸然采取行动，怎么办呢？
就在唐玄宗犹豫不定之时，一直觊觎相位的李林甫发挥了作用。一次退朝之后，李林甫在宦官面前嘀咕：“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他知道，宦官肯定会把他这句话报告给唐玄宗。那么李林甫这句话太厉害了，要知道，这可是中国历史上宰相怂恿皇帝违规的时候最经典的说法了。当年，唐高宗想立武则天当皇帝，长孙无忌他们反对，李薏痪退盗苏饷匆痪洌帮高宗下了决心吗？时隔八十多年，李林甫又拿这句话来蛊惑皇帝了。唐玄宗一听李林甫这么说，心里也颇有点豁然开朗之感，让哪个儿子接班，这是我们李家的私事，你张九龄管得着吗！可是，转念一想吧，唐玄宗又有点负罪感，毕竟，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张九龄还是对的。到底听谁的呢？唐玄宗心里反复斗争，哪边战胜对方都有可能。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武惠妃沉不住气了，派了一个心腹宦官牛贵儿去找张九龄了，跟他说：“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武惠妃太低估张九龄的政治操守了。张九龄一听，鼻子都气歪了，第二天一早，张九龄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汇报给唐玄宗了。唐玄宗一听，简直像兜头泼了一瓢冷水，一下子把他浇醒了。就这样，因为武惠妃的失败招数，也因为张九龄的保护，李瑛的太子之位又保住了。
终失皇位
李瑛的太子之位虽然保住了，他在唐玄宗心目中的位置可是越来越边缘化了。更糟糕的是，开元二十四年年底，他的保护人张九龄被罢相了，而且在开元二十五年四月远贬荆州，彻底离开了长安城的政治舞台。失去了强有力的宰相的保护，李瑛人生的第三次危机出现了。
就在张九龄离开京城之后第二天，唐玄宗再次召集宰相，商量要把太子李瑛废掉！上一次唐玄宗要废太子，被张九龄劝阻了，那么，这一次唐玄宗跟宰相商量，宰相又会怎么表态呢？这时候的首席宰相已经是李林甫了，李林甫当然是支持废太子的。李林甫还是那句话：“这是陛下的家事，我们当大臣的不宜过问。您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吧。”
一看宰相没有意见，唐玄宗的决心也就定了。直接派了一个宦官到宫里宣旨，把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都废为庶人。废黜的皇后通常没有好结果，的太子也一样。
一张机。半城烟沙走天涯，金戈铁马赢天下。一生君王，盛世繁华。牵起了风沙？
两张机。范院兰衫忧思深，广询山水浮华真。昆仑少林，武当峨嵋。其道源于他？
三张机。幸遇红颜嫣然俏，运转清酒百盏杯。一点清香，十里芬芳。只因一席话？
四张机。花田文字鉴真心，一点朱墨玉簟青。万古长安，千滴苍泪。把相思放下？
五张机。轻卷珠帘雁双飞，直泻瀑布孤单行。白菊奇艳，辉洒满遍。竟染白红霞？
六张机。投箸忽闻泼茶香，微转巧得佳人厢。又感馨芳，流连茶香。今缘已挥洒？
七张机。芳龄尚小倾天下，青城楼兰何谓她。回眸一笑，百媚娇艳。倾动依丹砂？
八张机。语话桑麻古河畔，缘定三生今昙花。同门云集，对弹琵琶。弦传埋自夸？
九张机。人生常梦画中话，槐花飘香风流他。始于脚下，意气风发。终生不负她？
他同样是一位有态度的年轻人。在不断与命运抗争的27年中，幸福于他，不仅是“有追求，不卑怯，每一天都有希望”，同时还意味着“让他人感受快乐，在奉献中创造生活”。
因出生时难产缺氧，张九童生下来不会哭也不会吃，随即被诊断为脑瘫，大夫说：“这孩子将来，一是可能弱智，二是可能终生不会行走。”
面对抚养还是放弃的艰难抉择，父亲张进生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在孩子身上创造生命的奇迹。”为此，家人特意给他起名叫“九童”。“九”在古语中是最大的吉利数字;“童”则希望他将来无论遇到什么挫折，也要永葆童心，永远热爱生活、珍爱生命。
由于腿部僵硬，张九童直到3岁才迈出了人生第一步。在此之前是反复的练习：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尽管膝盖上绑着母亲特制的厚棉垫，但仍被磕得鲜血直流。小九童安慰母亲：“到我上学的时候，膝盖就会变成钢板了！”
1995年9月，张九童背起书包，踏上了艰难的求学之路。写字，对别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却让张九童费尽气力。由于双手的肌张力极高，九童只能使劲用手攥着笔，胳膊因过度用劲鼓起一块很大的肉包，可手指却仍旧没什么力量，一分钟最多写几个字。一次，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代他写了几个字，他硬是含泪用橡皮狠狠地擦掉。此后，别人1小时完成的作业，他至少需花费4个小时，但小学6年没落下一次作业，手上先是磨出血泡，最后结成厚厚的茧子。
对自己的身体，张九童曾一度乐观，期待某一天突然变好。他憧憬着军人梦和篮球运动员梦。小学五年级时，他甚至写下新世纪愿望：和同学一起奔跑在赛场上。
直至初二时，父亲和他进行了一场正式的谈话，告诉他真实的身体状况。“当时犹如晴天霹雳，原来我是这样的，开始真正意识到残疾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张九童说。
短暂的消沉过后，在家人的鼓励下，张九童比以前更加乐观和坚强。一个简单的系鞋带动作，他拆分为两步，第一步练习了上百次，第二步练习了上千次。这种决不放弃的韧劲让他学会了投篮、打乒乓球和打羽毛球。
张九童还学会了使用电脑，尽管只能用两个食指敲字，一分钟最多能打30个字，但电脑还是为张九童插上了一双创作的翅膀。
高中毕业时，他完成了800多篇文章，从中精选272篇，近46万字，出版了处女作《九童作文》。由他主编的刊物《星河》，还被评为全国中学生优秀期刊。
寻梦、圆梦、追梦――九童将自身经历比作不断前进的过程。
历经无数个咬牙前行的夜晚，2007年9月，张九童终于圆了大学梦，入读滨州学院。2011年9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2010年，张九童被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和搜狐网聘为“中国脑瘫救助海豚计划爱心大使”。从此，残疾人公益成为张九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上海参加“全国贫困脑瘫儿童海豚计划救助仪式”时，张九童陪同脑瘫患儿参观上海世博会。为了方便行动，主办方要求脑瘫患儿坐在轮椅上游览。当一个患儿要求同张九童合影时，张九童说：“我们要站起来合影，因为我们的心灵不需要轮椅！”
张九童将自己的梦想比作“月亮的梦想”：“如果把健全人比作太阳，那么残疾人就是月亮。月亮之所以皓皓如银，是因为有阳光的普照。但太阳和月亮的梦没有区别，残疾人和健全人的梦没有区别，都是圆的。”
【立意角度】
1.即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
运用示例：时间永不停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它的前进。时间之剑，从一万年前射来，箭头指向未来，最终射入时空的黑暗……面对残酷的现实，有人恐惧了，他们感叹人生的短暂，便一味享乐;有人无知地用荒唐的举动为人生画了个草草的句号;还有人却毅然把握住了时间的尾羽，他们用汗水甚至生命去与时间竞赛，一直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张九童虽身患残疾，却用自强不息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
张海迪在《生命的追问》中曾经说过：“障碍有时成为真正的屏障，成为一张无处不在的网，只有精神的解放，才能挣脱这张网，获得自由。”是啊，让我们像张九童一样，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
2.梦想的力量
3.心有清泉
运用示例：心有一盏明灯，便不会迷路，便可拒绝黑暗和苦涩。而心有一汪清泉，将会洗涤你的灵魂，滋润你的生命。
生活不相信眼泪，失败也不意味着扼杀成功。生活的辉煌拒绝的不是平凡而是平庸。如果心有流动的清泉，就会拥有一份明朗的心情，一份必胜的信念，一个坦荡的胸怀。
东山魁夷说：“人人心中都有一股泉水。”心中有泉的人，一生都在浇灌真、善、美之花。张九童从一出生便遭遇到了人生的沉重打击――被医生诊断为“可能终生弱智或不会行走”的孩子。但他却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不断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书写了让不少同龄人难以企及的精彩：获得博士学位，著述三百余万字，多年投身残疾人公益及理论研究……幸福于他，不仅是“有追求，不卑怯，每一天都有希望”，同时还意味着“让他人感受快乐，在奉献中创造生活”。
办私立学校，最缺的是经费。为了解决办学经费问题，胡元到处筹款，到处募捐，当时人称“胡九叫花”。他为了筹款没少向人下跪叩头，又被人称为“叩头校长”。三十多年，胡元周旋于官绅富豪之间，为明德中学筹款数十万元，修建校舍二十余座，其中便有当时“全国中等学校之冠”的四层教学大楼“乐诚堂”以及当时“全国最大的理化实验室”。
胡元是一位特别富有智慧的校长，他与民国总理熊希龄及上海道台袁树勋斗智募捐的故事，让后人津津乐道。
熊希龄是被胡元盯上的最大的政府官员。他是民国第一任民选内阁总理，湘西凤凰县人，一生乐善好施，是一位实业家，也是一位慈善家。面对胡元的多次“乞款”，熊希龄也是烦不胜烦。因此，一旦知道胡元登门，能避就避，能躲则躲。有一次，胡元连续到总理官邸三次，熊希龄都躲起来拒绝见这位来自家乡的“胡九叫花”。胡元可不吃这套，他有的是韧性，有的是办法。你躲起来不见吧，那脆把被褥铺盖搬到你府上来，并声言：秉三（熊希龄的字）不见我，我就绝食。熊希龄哭笑不得，对这位执着的同乡又敬又恼，于是，自掏腰包捐赠明德中学金环一对。更加有意思的是，胡元拟了一首对联“心如老骡甘伏枥；力尽关山未解围”，并请熊希龄亲笔书写悬之于室。这幅对联既表达了自己为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抱负，也向熊希龄暗示：老兄，我还处在办教育的重重围困之中，说不定哪天还会向你索款。到时登门求助，还希望你别躲着我哟！
1904年，明德中学建设理化实验室，资金缺口达万余元。解决的办法唯有募捐。这次，胡元盯上了时任上海道台的湖南同乡袁树勋。到袁府拜见时，袁树勋正在会客厅接见客人。胡元走上前去，打躬作揖毕，然后向袁道台诉说了学校的困窘，恳请道台大人为子孙万代慷慨解囊，造福桑梓。还没听完胡元的来意，袁树勋马上一口回绝。情急之下，胡元不顾厅内有客人在，腰杆一挺，双膝下跪，对着道台大人“砰砰砰”磕起响头来。道台大人十分尴尬，碍于客面，连忙口头答应捐款一万元。胡元担心空口无凭，难以兑现，立即拔地而起，凑到袁道台面前，睁圆眼睛，大声喊道：“我要现款。”袁道台竟被这位瘦弱书生的反常之举所惊吓，惊恐之际，立刻命人拿出一万元恭恭敬敬送到胡元手中。一万元的缺口填上后，不久，明德学堂建起了“全国最大之理化实验室”。
胡元还是一位性格耿直的校长，为了明德学堂，他不惜得罪当时北洋军阀的教育总长汤化龙。1916年，有一天，胡元特地跑到北京教育部找汤总长为明德学堂争一笔公款。地方的私立学校去争国家的中央经费，汤总长觉得此事有些不靠谱。胡元可不管这些，都是为国家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私立学校就不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吗？真是岂有此理！情急之下，胡元竟和汤化龙争执起来。而且，争执不断升级，愤激之时，他竟然指着汤化龙的鼻子说：“我是胡元，不像你们这班糊涂蛋。”堂堂北洋军阀教育总长真拿这位“胡九叫花”一点办法也没有，也许是被胡元元的执着精神打动，也许是觉得争执下去不雅观，有失体统，为了息事宁人，教育部还真乖乖地拨了一笔款给明德学堂。
募捐办学，有时需要斗智，有时需要呈勇，有时还需要凭着一份赤诚之心。胡元凭自己的智慧、勇敢和赤诚之心，赢得了很多人对明德学堂的大力支持。很多人被他深深感动，纷纷慷慨解囊、捐资助学，使明德成为当时全国最好的中等学校，与当时张伯H创办的南开中学齐名。无论师生家长，无不以就职或就学明德中学为荣。明德的青年学子也成为长沙街头一景，明德校史记载，明德学生“俱着一身青色制服，衣领上用白线绣‘明德’二字，扣上风纪扣，青色鸭舌帽上有书卷交叉的帽徽，挺胸行走，极有精神，时人誉为‘明德公子’”。明德学堂英才辈出，灿若星河，成为湖南教育之盛。
当然，胡元募捐办学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也经历了许多酸甜苦辣，有时甚至到了想寻短见的地步。光绪三十年的年底，由于学校经费万分紧迫，账上经费所剩无几，教职工都眼巴巴地看着胡元。无奈之下，胡元只好向当时湖南巡抚端方求援。端方二话没说，马上写信叫他赴九江裕宁钱局借兑万元。克服千难万险，胡元赶到了九江，不料裕宁钱局总办孙某不卖端方的账，死活不肯付款。当时已是腊月廿七号，风雪横江，茫茫一片。想到学堂里的教职工正等着自己拿钱回去过年，而自己竟只能空手而返，胡元这时连死的念头都有了。腊月二十九日，当胡元乘船到镇江，天已四更。店外寒风凛冽，店内孤独凄冷，胡元无论怎样也无法入眠，于是，他坐起来，拿起纸笔写下了一首诗： 途穷腊尽成亡命，风雪横江倍怆神。独倚高楼等天晓，茫茫尘海已醒人。当时的处境如同天涯亡命，而偏偏自己又是这茫茫人海中的“已醒人”。胡元愁肠百结，思绪纷飞，内心的焦虑痛苦，只有他自己懂得。幸好，当时兼任明德学堂总理的谭延]发来“有办法”的电报，胡元才松了一口气，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胡元字子靖，官绅土豪之中有不理解他、不支持他的吝啬之徒，认为遇上他募捐是一种不幸，因此编了 “人生大不幸，遇见胡子靖”的顺口溜嘲笑他。也许对这些怀一己之私的人来说，遇上胡元确实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明德的学生，胡校长是人生大幸；对于国家和民族，胡校长是国之大幸，是民族之幸。
关键词：中唐文学；南贬诗人；屈原情结
Abstract:Those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intheMidTangDynastyallshowedaQuYuancomplexintheirpoems.Forexample,undertheinfluenceofQuYuan''''spoems,suchasLISAOandJIUGE,LiuYuxiandLiuZongyuanexpressedprimarilyaspiritofcomplaintandfurywhilethemorerationalYuanZhenandBaiJuyibothacceptedQuYuan''''scharacterofloyaltyanduprightnessbutrefusedtofollowhiswillofconsistence.Incontrast,HanYuandLiShenexpressedtheircomplaintaboutinnocentmistreatmentbycomparingtheirexperiencetoQuYuan''''smiserabletreatment.TheQuYuancomplexofthepoetsrelegatedintheEarlyandProsperousTangDynastywastheverysourceofthatoftherelegatedpoetsintheMidTangDynasty.Ingeneral,theformerwasrationalwhilethelatterwassentimentalbutmoretragicthantheformer.
KeyWords:literatureintheMidTangDynasty;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theQuYuancomplex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至少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号称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辽阔，其驾驭臣下，恩威并施，对于犯法忤旨的官员，往往给以贬谪。所贬之地，以岭南、湖南最为残酷。岭南、湖南地区，远在天涯，习俗迥异，加以瘴疠蛮荒，故北方士人视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贬数量甚大的时代，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8中，曾举出历代流贬的士人多达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贬士人之大多数。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诗人贬谪较为集中的时代，著名者就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绅、吕温等。他们多数是具有经世治国抱负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浊的时代因素，或权力角逐的宦海风波，被疏离于权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贬谪蛮荒。政治生命的终结，人生经历的巨大落差，极大地撼动其破碎的心灵，在对政治前途的幻灭中，他们把精力与心智转向了文学创作，以其文学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补偿政治的失意。这种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使他们对屈原产生了特殊的情结。由于每位诗人贬谪经历的不同，其屈原情结，也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差异。本文选取刘禹锡与柳宗元，元稹与白居易，韩愈与李绅6位大约三种类型的贬谪诗人，作为考察对象。
一
刘、柳的贬谪，是由参加王叔文集团达到最高峰而转眼之间跌入命运的谷底而一蹶不振的过程。在贬谪生活中，他们又坚持自己行动的正义性，具有崇高的人格，他们复杂的贬谪生活和贬谪心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贬谪是他们政治命运的终结，同时也是文学命运的发展，贬谪的过程使他们成就为大作家，他们无疑是中唐元和时期贬谪文学的代表。在贬谪过程中，特殊的遭遇使他们与屈原发生了共鸣，特别是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怨愤精神突出。
先看下面资料，《旧唐书·柳宗元传》：
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荒，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1］卷160
《新唐书·柳宗元传》：
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2］卷168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3］卷27
《旧唐书·刘禹锡传》：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1］卷160
《新唐书·刘禹锡传》：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2］卷168
任半塘说：“屈原在沅湘，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九歌》，影响后世文学者颇著，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词》九篇，远近传唱。”［4］4-5可以见出屈原的创作对刘禹锡的影响。
屈原一生坚持理想，坚持正义，九死未悔，为了表现自己高洁的情怀，他在流放潇湘之时，写作《离骚》，以抒发怨愤，为南方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选择居所以招屈亭为邻，其《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时守吴郡》云：“昔日居邻招屈亭，枫林桔树鹧鸪鸣。”［3］319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化，融汇在刘禹锡的创作中，他在《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中说：“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至则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因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3］277朗州自屈原自沉后，形成竞渡的风俗以纪念这位爱国志士，刘禹锡在朗州写了《竞渡曲》，自注称：“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诗云：“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3］341
刘禹锡的很多作品学习屈原。他的《问大钧赋》即模仿《天问》，最后说：“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售。”［3］3他的《何卜赋》则又模仿《卜居》，用问卜的方式抒写内心的愤懑。至于诗文中用《楚辞》典故之处，则更多，如《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醴有兰。”［3］303即用《九歌·湘夫人》典：“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不敢言。”他自己也在《别夔州官吏》中说：“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3］571这是他学习屈原的真实写照。
刘禹锡在朗州，因为特殊的遭遇和处境，他灵心善感，听到南音而心潮起伏。他作了《采菱行》，末尾四句说：“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3］342
柳宗元与刘禹锡一样，他被贬永州不久，就写下了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吊屈原实则是吊自己。“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蘅若以荐芳。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辞而有晃。”其赞美屈原说：“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5］516-517实际上也是自己坚持正义，九死未悔的自白。他又有《惩咎赋》等，也是摹拟屈骚之作。名为“惩咎”，实是述志。对永贞革新中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对受迫害表示深深的感慨和不平。他说：“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尽管有救世济时的抱负，但“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5］54。致使自己被罪废削，贬谪南荒，孤囚无依，神态荒耗。赋的最后写道：“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5］56仍要坚持理想，固守“大中”之道，尽管遭受挫折，仍不屈不挠。清人林纾《柳文研究法》云：“屈原之为《骚》及《九章》，盖伤南夷之不吾知，于是朝廷为不知人，于己为无罪，理直气壮，傅以奇笔壮采，遂为天地间不可漫灭之至文。重言之，不见其沓；昌言之，莫病其狂。后来学者，文既不逮，遇复不同，虽仿楚声，读之不可动人。惟贾长沙身世，庶几近之,故悲亢之声,引之弥长,亦正为忠气所激耳。柳州诸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文巨擘。”［6］64-65
刘、柳贬谪南方，受南方文学精神的薰陶，特别是受屈原骚怨精神的影响，一方面使其作品具有更为深沉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对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命运更增添了悲剧性色彩。刘、柳的文学对于南方文学更有很大的影响。南方的文学，尤其是湖南一带的楚地，春秋战国时期，虽孕育了伟大的诗人屈原，文学上放出了异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一统天下的出现，政权的中心长期坐落在北方，南方地区，则成为蛮荒地带，更是流人的处所。贾谊到了长沙，已深感“地卑湿”，而“寿不得长”。岭南一带更是如此。柳宗元在柳州时，柳州风俗落后，人民愚昧，与中原不同。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说柳宗元“不夷鄙其民，动以礼法。……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以至于当时民谣有“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7］10在柳宗元治柳之前，柳州一带几乎没有文学，此后柳州以至岭南文学的发展，是柳宗元开其风气。刘、柳的文学受南方文学精神的熏陶，他们自己的文学又对南方的文学影响极大，这是相辅相成的。
二
白居易的贬谪，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十年（815）云：“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非谏职言事，恶之，会有恶公者，言其母看花堕井死，而作《赏花》及《新井》诗，贬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复理郡，又改司马。”［8］19白居易贬江州司马，乃王涯落井下石之故。王涯早年与柳宗元为友，后来踪迹渐疏，盖宗元鄙其人品之低下，故疏之。大和九年（835），王涯罹甘露之祸，死于非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诗，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9］2330之语。
白居易有很深的屈原情结，但与刘禹锡、柳宗元的执著精神却截然不同。他在《咏怀》诗中说：“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9］1024又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三中说：“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林下弃刘伶。一人常独醉，一人常独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瓮间卧，憔悴泽畔行。彼忧而此乐，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饮酒，勿思身后名。”［9］306-307其《咏家酝十韵》又云：“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攵伯纶。”［9］1389白居易对于屈原的身世是同情的，对其精神也是赞扬的，但他并非像刘、柳那样，带着满腔的激情，对屈原的身世表现出极大的赞叹，对其作品极力地效法，故而将自己的遭遇与创作融为一体，表现出巨大的忧愤情怀。白居易则非常理智，既对屈原忠直的精神与苦志的追求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执著的意志。“在白居易看来，屈原不能委顺从命，忘怀得失，其结果只能是流落江畔，悲吟自怨，终究于事无补。与其如此忧怨苦闷，损性伤身，倒不如沉溺酒乡，泯灭悲喜，得乐且乐，这样反倒更自由、更洒脱。于是，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与屈原大异其趣的‘独善’之路。”［10］
白居易“独善”的思想，使其在归趣上与屈原完全不同。他对屈原的经历与精神，更多的是慨叹，而很少效法。为了加强慨叹的力度，他还将屈原与贾谊相提并论。其《读史》五首之一云：“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维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9］102又在《偶然》二首其一中说：“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9］1041从时代环境来看，中唐是治世而非乱世，与贾谊所处的环境极为相似，身处治世而被逐，其情怀就更加悲苦。白居易对屈原的态度，代表了唐代一般世人的心理状态，这也是“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失意诗人心理状态的延伸与发展。中唐前期诗人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诗云：“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后，怜君何事到天涯。”［11］337表现悲苦自伤之情，入木三分。清乔亿《大历诗略》评曰：“极沉挚以澹缓出之，结乃深悲而反咎之也。读此诗须得其言外自伤意，苟非迁客，何以低回如此？”［12］489白居易诗与刘长卿诗一样，也表现出浓厚的自伤之感。
白居易是善于自作解脱的诗人，故而常将屈原与陶渊明比较，前面所引的咏陶诗中提及屈原，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方面，尚永亮先生曾作过专门的研究，认为白居易“要摆脱屈原的影响，超越屈原模式，就必须找到一个足以引导自己走向解脱的范型，这个范型，白居易一眼选中了陶渊明”。“不过，白居易对陶渊明的全身心的拥抱并不在此时，而是在他生命遭受骤然沉沦的贬谪之后”［10］。实际上，我们观察白居易一生，他追求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全身心地拥抱陶渊明，只是将陶渊明的避世作为自己保持心理平衡的一剂良药而已。他虽然有很多诗篇涉及陶渊明，但只是汲取陶渊明精神的一部分。陶渊明具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且到了后期，占据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体现了老庄超越尘世、追求隐逸的最高境界。白居易则一生纠缠于世俗的宦途与浮嚣的名利场中，从没有过彻底坚定的出世思想，也缺乏屈原式的执著的入世精神，因而只能在屈原、贾谊、陶渊明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是中国历代文人的典型状态。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中说：“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蜒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丝，愈缚愈紧。自汉魏以降之诗人，率不出此两种典型，或偏近于庄，或偏近于屈，或兼具庄、屈两种成分。”［13］24-25白居易则为“兼具庄、屈两种成分”之诗人。
元稹的贬谪经历与白居易相似，他在元和五年（810）为劾贪官河南尹房式事，受到内外权臣的嫉恨，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在江陵时曾作《楚歌十首》，其十云：“八荒同日月，万古共山川。生死既由命，兴衰还付天。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然。”［14］卷4诗中既没有怨恨，也没有赞叹，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视角，对楚国的历史及屈原的愤慨与幽恨作理智的评判。故清人黄叔灿《唐诗笺注》卷3云：“此首言山川日月终古不改，人之穷达总由天命，如王粲之赋《登楼》，屈平之作《离骚》，空自结恨，江流宛然而幽恨总难伸也。”又元稹《表夏十首》其十云：“灵均死波后，是节常浴兰。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哀哉徇名士，没命求所难。”［14］76元稹在江陵府士曹参军任，逢端午节，有感于当时纪念屈原的习俗而作此诗。“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评判的意味也非常浓厚。与白居易一样，元稹也崇尚陶渊明，其《归田》诗云：“陶君三十七，挂绶出都门。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冬修方丈室，春种桔槔园。千万人间事，从兹不复言。”［14］163元和十年（815），元稹出为通州司马，这首诗作于贬谪途中。仕途的失意使他萌生了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但这种向往只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补偿，而不是精神世界的追求。元稹在被贬谪的过程中也兼有屈原与陶渊明的情结，表面上与白居易相似，然而他既没有白居易那样的追求，更没有达到白居易的精神境界。
三
韩愈的贬谪共有二次，一是由监察御史贬官阳山令，原因是论宫市事。后改江陵府法曹参军。二是由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原因是批评宪宗迎佛骨的错误。不久量移袁州，很快又回朝任职。韩愈被贬时期的作品，仍然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屈原情结。
韩愈《湘中》诗云：“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15］184贞元末年，韩愈官监察御史。宫市之弊，谏官论之，德宗不听。韩愈则上章数千言极论之，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贞元二十年（804）赴任途中到达湘中而作此诗。诗中暗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莞尔而笑，鼓木世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16］179-181韩愈以屈子自比，以说明贤者遭黜，而又以渔父咏歌，表明隐者得全，抒写自己的愤激之情。屈原已逝，江水自流，祭奠无处，故诗人怅然若失，更闻渔者自歌，徒添惆怅之怀。无端被贬之牢骚，透露于字里行间。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叙其阳山之贬，与《湘中诗》情调一致：“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泪踪染林。山哀浦思，鸟兽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17］313他在贬谪中怀念屈原之诗还有：《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诗云：“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疑灌共谗谄。”［15］288《晚泊江口》：“郡城朝解缆，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泪，孤臣水底魂。双双归蛰燕，一一叫群猿。回首那闻语，空看别袖翻。”［15］330
第二次贬谪是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其量移途中，虽未免罪，亦值庆幸，故作《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诗：“明时远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讵令随塞雁，南迁才免葬江鱼。”［15］1173第四句用屈原《渔父篇》典故：“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16］179-180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拜国子祭酒。十月未离袁州时，又作了《祭湘君夫人文》云：“前岁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惧以谴死，且虞海山之波雾瘴毒为灾以殒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祷于神。神享其衷，赐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启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获位于朝，复其章绶。退思往昔，实发梦寐，凡三年，于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17］324则韩愈无论在贬谪过程中，还是量移或内召的时候，都会想到屈原与屈原作品中描写的神灵。
李绅的贬谪，主要是长庆四年（824）由户部侍郎贬为端州司马。有关南贬时涉及屈原的诗作，只有《涉沅潇》一首，而仅这一首诗就将其贬谪时的屈原情结表现得淋漓尽致：“屈原死处潇湘阴，沧浪淼淼云沉沉。蛟龙长怒虎长啸，山木波浪深。烟横日落惊鸿起，山映余霞杳千里。鸿叫离离入暮天，霞消漠漠深云水。水灵江暗扬波涛，鼋鼍动荡骚。行人愁望待明月，星汉沉浮鬼号。屈原尔为怀王没，水府通天化灵物。何不驱雷击电除奸邪，可怜空作沉泉骨。举杯沥酒招尔魂，月影氵晃漾开乾坤。波白水黑山隐见，汨罗之上遥昏昏。风帆候晓看五两，戍鼓远山响。潮满江津猿鸟啼，荆夫楚语飞蛮桨。潇湘岛浦无人居，风惊水暗惟鲛鱼。行来击棹独长叹，问尔精魄何所如。”［18］5462-5463这首诗是回忆自己南贬时经过沅潇之作，前面12句既伤悼屈原，亦以自悼，通过苍茫阴晦的背景烘托，表现了逐臣的悲愤与感伤。自“屈原尔为怀王没”句以下，则对屈原招魂与哀悼，并寄希望于神灵驱除奸邪，实则上也是作者对现实失望后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的流露。结语仍感前途渺茫，不知所之。与韩愈诗相同的是，诗所表现的都是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侧重于个人情怀的抒发。卢燕平对于李绅诗歌的基调曾作过总体的概括：“分析李绅诗歌表现的主要心态，也可见他是一个善于表现一己情怀的主观型诗人。”［19］这个判断大致是不错的。由此可见，李绅与韩愈的屈原情结，既不同于刘禹锡、柳宗元与屈原贯通的骚怨精神，也不同于元稹、白居易的理性审视。
四
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与初盛唐贬谪的诗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南贬的诗人中，初盛唐主要有宋之问、沈亻全期、杜审言、张说、张九龄等，更为重要的是，伟大诗人李白在“安史之乱”后流放夜郎，在其原有屈原情结的基础上，加上了愤激与不平的内涵。沈宋二人本为宫廷诗人，南贬之后，不幸的命运与南方的风物使得他们的诗风有了改变，在诗中注入了真情，回旋着忧伤，也对屈原的贬谪生涯产生了一定的感受。宋之问《送杜审言》诗云：“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20］398
张说在武后时被张昌宗、张易之构陷而贬于岭南，又迁岳州，有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泽一老翁。’则知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宽，贾谊非流窜不能作赋以自安。”［21］卷294虽未见张说直接咏叹屈原的诗作，但他贬谪后的作品多危苦悲切之词，则与屈原、贾谊的遭遇与情怀是相通的。
张九龄本身为南方人，又被贬于始安，“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3］263。他是把屈原的精神作为自己理想人格来追求的。如其《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18］571这首诗是张九龄的代表作品，“主旨是承屈原《离骚》中‘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一句的意思而来。它强调的是诗人品德的自我修养，抒发了诗人对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之情”［22］121。其化用楚辞意象之诗还有《杂诗五首》之三：“酷在兰将蕙，甘与葵与藿。”［18］570
但是中唐贬谪诗人，对于具有同样贬谪命运的盛唐名相张九龄是颇有微词的。因为唐人之贬谪南荒，与张九龄有很大关系，他曾向皇帝提出了“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建议，受到玄宗皇帝的采纳，从此，交通困难，气候恶劣，山川阻隔，有去难归的岭南、湖南地区，就成为罪臣的去所。《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积岁在湘醴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求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1］4211对张九龄的所为，颇为不满。
李白对于屈原，因为具有共同的浪漫情怀，故其一生都处于对屈原的赞叹与向往中。他的作品中涉及屈原者有接近20篇之多。首先是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他的《拟恨赋》云：“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楸。……永埋骨于渌水，怨怀王之不收。”［23］15《古风》其五十一云：“比干谏而死，屈原窜湘源。……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23］148《行路难》其三云：“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23］191《赠汉阳辅录事》云：“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23］582其次是对屈原作品加以仿效。他有《代寄情楚辞体》，就是仿效《楚辞》所作的诗，有“恨独宿兮伤离居”，“横流涕而长嗟，折芳洲之瑶花”［23］1182等句。第三是对屈原景仰与赞赏。《古风》其一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23］87《江上吟》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23］374第四是将屈原引为自己的望中知友，甚至以屈原自比寄托哀怨的情怀。《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云：“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23］1290《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云：“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23］787《同友人舟行》云：“楚臣伤江枫，谢客拾海月。怀沙去潇湘，挂席泛冥渤。”［23］929《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23］685-686《赠别郑判官》：“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23］733
由上面的论述可见，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与他们的前辈诗人有共同之处，但因时代环境及个体的差异，又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初盛唐贬谪诗人对于屈原，重在表现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尽管也以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比拟，但作品中所抒写的哀苦之词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则是其悲苦与愤懑情怀的表现，他们在政治失意之时，通过对屈原遭遇的慨叹来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并以对屈原文学成就的学习与追求，以求得对政治失败的补偿。他们的屈原情结，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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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验孕棒测出怀孕却照常来例假
张女士和丈夫都年过35，工作一直很忙，没顾上要孩子。两年前，在家里老人的再三催促下，小两口停止避孕开始筹划生育大计。可一年之后，张女士身上仍没“动静”。夫妇俩在不同医院做了各种检查，结果都很正常，找不出怀不上的生理原因。
半年前，在医生的指导下，张女士开始学测排卵，并在每个月排卵期前后几天积极“造人”。一般在那几天过后，无论再忙再累，张女士早上都会很上心地起来用“早早孕”验孕棒测晨尿。有一个月，检测结果连续两天都明显地呈现出阳性，小两口为此十分欣喜，本想着再等一等，有明显反应了再告诉家里老人。当月，到了该来例假的时候，张女士心里既高兴又紧张，可没想到推迟了几天后，例假还是照常来了。
张女士失望之余更感到蹊跷：身边不少姐妹们用验孕棒都测得很准，记得自己两次测到的都是阳性，而不是不太确定的弱阳性，这意味着十有八九是怀上了，怎么还会来例假？
“你可能是隐性流产了。”在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听完张女士的诉说后，下了一个令她感到十分意外的结论。在她的印象中，对于流产，最熟悉的是人工流产，再不就是怀孕期的自然流产，“隐性流产”她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确实是个新名词。”医生解释说，受精卵的确曾经在张女士的子宫内存在过，但在着床期几天内，由于各种原因并没在子宫里扎根留下，而是在月经到来时随着一起不知不觉地流走了。
提醒：“隐性流产”有两种情况
“隐性流产”虽然知晓率很低，但是发生率却高达三四成。“隐性流产”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受精卵形成后，在子宫中“穿堂而过，过而不留”，跟着剥落的子宫内膜一起流出；另外一种是受精卵在子宫中着了床，甚至已形成胎囊，可胚胎发育很快就停止了，同样随着子宫内膜的剥落一起被清出体外。
由于“隐性流产”的过程中对子宫内膜没有太大的影响，有此遭遇的女性一般都会如期来例假，根本就无知觉，更谈不上重视并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目前在产科医生中，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的也不多，普通人当然更是闻所未闻。“隐性流产”知晓率低，并不是它不够重要，而是因为缺少大样本调查，尤其是愿意配合的育龄女性不多，所以相关的前瞻性研究至今仍难展开。
原因：受精卵着床期间遭遇“狂风暴雨”
引起隐性流产的原因很多，除受精卵本身的染色体异常外，还应归因于免疫因素。
和卵子结合成受精卵之后，在着床期内会四处游走，力图找到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扎根成长。但女性体内的孕激素太低、黄体酮不足时，子宫内膜很薄，受精卵就像一颗被撒到盐碱地的种子一样，要么扎不了根，要么扎下去的根很浅，吸收不到养分，很快就停止了发育；即使受精卵扎根留住了，也保不准会遇到“狂风暴雨”，在萌芽状态就被“吹走流掉”了。
不少都市女白领一听说自己遭遇了“隐性流产”，都会感到困惑。自己营养很好，没吃过药，遗传方面也没问题啊！其实，内分泌失调、孕激素不足以及女性在受精卵着床期间“起落动静太大”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活动量太大、活动时间太长以及活动强度过大。比如，有的女性在此期间曾为赶车急跑过、干过重活或工作强度大和时间太长等等，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次过激的性生活或一次便秘引起的用力加大了腹压……这些对受精卵而言，无异于“狂风暴雨”。
支招：旁证检测，“隐性流产”有迹可循
“隐性流产”很难被觉察，那女性怎么才能确定自己是否曾被悄悄“偷袭”过，以便进一步查明原因及早预防呢？对此，可以通过找旁证有效地检测到女性身体的变化。
1.测基础体温：建议在睡眠6~8小时后醒来，未做任何活动前立即以口表测量舌下体温。一般来说，女性排卵前的基础体温可能是在36.5℃以下，但在排卵后会升高0.3℃~0.5℃。如果体温不升或升高不明显，即提示无排卵、缺乏孕激素影响及黄体功能；根据基础体温曲线高温期的长度，还可诊断早孕。
2.验孕棒排查：如果测出阳性，十有八九是怀上了。
3.抽血查HCG值：可去医院抽血检查血清中的HCG值，如果此值明显升高，就是怀上了。
无论是在排卵期认真测体温，还是用验孕棒或抽血排查，都可以作为是否怀上的佐证，以便提醒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尽量减少“折腾”，以免对受精卵着床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还要积极地跟踪进行相关的检查，尽早地排除宫外孕的可能。
通过上述各种方法取得旁证并小心行事、认真预防后，依然还是不幸遭遇“隐性流产”，就需要排除女性子宫内膜部分增生不良、多次刮宫损伤到部分子宫内膜基的底层，或是宫内部分粘连，宫腔体积减小、内膜血运不足影响受精卵着床、发育以及免疫因素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