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评价范文

金瓶梅评价篇1

关键词: 《金瓶梅》 社会历史批评 缺陷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自从马克思主义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从苏联、日本引进以来,一直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新时期,文学批评走向多元化,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仍然在被普遍运用。在新时期的《金瓶梅》研究中,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关注经济、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决定关系,注重对文学家的阶级属性及世界观的分析,以“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原则来评定文学的思想价值。这种批评方法的合理性在于:深刻地认识到文学和文学形象具有阶级性,把文学作品和文学形象置于某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座标系上,或者置于社会的广阔背景中,进行微观的考察和宏观的评述,这无疑深化了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的研究,弥补了以往文学研究仅限于感性品评的严重缺失。

一、新时期对《金瓶梅》的社会历史批评研究主要表现在主题研究和形象研究等方面。

(一)在主题研究上,一部分学者通过对《金瓶梅》的社会学分析,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对明代中叶的黑暗社会的充分暴露。其中较系统地阐述“暴露说”的是黄霖的《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1986年),认为在我国的文学史上,《金瓶梅词话》的最大特色就是“暴露”:暴露的广度涉及朝廷、奴婢、士林、市井、政治、经济、人心、道德,“骂尽诸色”;并且把聚光灯对准了皇帝,以同情的笔触表现被统治、被压迫人民的苦难与反抗,敢于面对现实中尖锐的政治问题,体现了暴露的深度。其他如孙逊的《论〈金瓶梅〉的思想意义》(1980年),袁世硕的《〈金瓶梅〉平议》(1985年),郭豫适的《〈金瓶梅〉简论》(1984年),等等,都持这种看法。也有学者从中国古代思想和明代社会思潮入手,指出《金瓶梅》的主题是揭露性自由造成各种人物的悲剧结局。如王志武先生的《〈金瓶梅〉人物悲剧论》(1992年),认为《金瓶梅》作者用先扬后抑的手法,写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个性自由这种时代呼声和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性自由风尚,以及这种行为造成的个人悲剧、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以此来成就一部警世之作,立论扎实,论证严密,颇有说服力。另有学者主张“新兴商人悲剧说”。如卢兴基的《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1987年),认为《金瓶梅》通过描述“一个新兴商人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他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私生活,他是如何发家致富,又是如何身亡的历史”,体现了一出人生的悲剧。再如李时人的《〈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1987年),提出:“西门庆的悲剧从本质上说是前资本主义中国商人的历史悲剧。”并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原因。还有朱俊亭的《论〈金瓶梅〉悲剧的社会意义》(1982年),认为:“《金瓶梅》时代的新兴商人市民阶层走向了‘革命要素’的反面。这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还有主张“为市民写照说”的学者。如吴红、胡邦炜在《〈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1987年)中指出:“《金瓶梅》一书,不仅深刻而全面地揭露了封建末世的明代社会腐朽堕落的情况,同时也立体而生动地表现和反映了明代社会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思想和愿望……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为市民阶层写照的长篇小说。”同时,“《金瓶梅》通过对明代中叶商人生活的广泛描写,也反映和表现了那个时期城市商人、市民阶层和传统社会已不相同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还有学者提出“愤世嫉俗”说。如刘辉的《〈金瓶梅〉研究十年》(1990年),认为:“《金瓶梅》的创作主旨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愤世嫉俗。作品通过西门庆一生的发迹变泰、兴衰荣辱揭示了处于封建制度末世的明代社会的真实内幕……真实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必然崩溃没落的趋势,这正是其不可磨灭的思想价值所在。”另外,还有“社会风俗史说”。如李时人的《〈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1987年)从分析晚明社会思潮入手,论述《金瓶梅》的社会意义,认为从它反映时代社会生活的广度和真实性看,“它是一部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史”。

(二)在形象研究上,大家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对西门庆形象的研究上。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者们从西门庆的阶级属性与形象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关于西门庆的阶级属性,一部分学者认为他是封建阶级的一员。如张俊称他为“地霸、酷吏、巨商三合一的人物”(《历史的贡献》,1986年),沈天佑称他为“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人物形象”(《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1990年),赵景深称他为“巨商地主”(《〈金瓶梅〉的题材主题与人物》,1980年),魏崇新称他是“富商、官僚两位一体的人物”(《〈金瓶梅〉艺术简论》,1988年)。也有学者并不否定西门庆形象的封建性,但强调西门庆作为商人的阶级属性。如蔡国梁认为西门庆“表现了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时的新兴商人势力的崛起”(《〈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小说吗?》,1982年)。张立德认为西门庆是富商、豪猾兼官僚,但强调他“身上有封建旧商人的印记,又有许多新商人的特点”,“是中国封建社会衰亡,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新商人的典型形象”(《一部“人性风俗史”杰作》,1989年)。李时人认为,西门庆的全部遭际都是以商业为基础的,“西门庆的悲剧从本质上说是前资本主义中国商人的历史悲剧”(《〈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1987年)。卢兴基依据西门庆的经济来源、经营原则、方式、思想,判断他是一个新兴商人(《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1987年)。罗小东称西门庆是从“封建地主阶级体系中蜕化出来的早期资产者的雏形”(《在现实的反思中求永恒》,1988年)。周克良称“西门庆应该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的商业实业家”(《历史的选择和选择历史》,1993年)。

关于西门庆形象的意义,王志武先生认为,他是“生产疲软、民不聊生、商业活动畸形发展状态下恶的化身,腐朽的化身。这种人不仅在宋、元、明混乱之际有,在一切商业交换活动畸形发展的混乱条件下都会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千古典型(《〈金瓶梅〉人物悲剧论》,1992年)。田秉锷认为,“西门庆是个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形象”,西门庆能“寿终正寝,其生存的‘合理性’就在于他是整个社会机制的一部分,有经济的依托,有道德的纵容。由《金瓶梅》向上追溯,还没有哪一部小说写出过一个与社会现状如此贴合的形象”(《〈金瓶梅〉人物形象之谜》,1989年)。周克良论述了这一形象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突破,认为西门庆的“文化思想意识正是晚明社会生活现实和流行的观念心理的概括,这种思想意识,对宋明理学大一统的文化思想意识而言,是一爆炸性的突破,它是‘心学’业已解体,整个理学走向解体的标志。西门庆这个中国传统叛逆的产生,究竟和他的母体《金瓶梅》一样,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和选择历史》,1993年)。吴组缃认为,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只有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家长制的封建宗法的社会土壤中才能孕育出来;如果没有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时代条件,也不可能产生。所以西门庆是一个具有非常深刻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的典型形象”(《关于〈金瓶梅〉的漫谈》,1993年)。

二、目前《金瓶梅》研究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首先,这种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表现出机械社会学的倾向,忽视了对于《金瓶梅》作为文学作品而具有的诗性本质的关照。这方面的研究者认为文本与语境、文学与政治之间没有界限,故将文学文本与其他各种文本与档案进行平等的对待,并未将文学作为一种外于社会政治历史的特殊表达形式,过度强调作家社会属性的政治性质,只看重作品对于社会生活的所谓“真实的反映”,从而忽视了作家个体人格的社会意义和作品自身的社会历史价值。

其次,目前《金瓶梅》研究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容易流于片面的是非判断。这些研究者本身自觉不自觉地持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因此对于《金瓶梅》中的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容易作出一种片面的否定和批判,却忽视了将一种制度、文化充分地历史化的重要性。对于自己的批判立场、自己在批评运作中所起的作用与扮演的角色,也缺乏反思的态度。

再次,对于《金瓶梅》与该文本所产生的历史语境的关系,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理解显得过于简单。这主要表现在两点。

其一,在《金瓶梅》与其作者兰陵笑笑生关系的研究方面,许多研究者都是通过利用已有的《金瓶梅》作者考证的成果来立论(我们从《金瓶梅》作者的考证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而这种考证的意义也在此,有些社会历史批评研究者本身也是考证派,比如黄霖),这其实是在文本的局部历史语境中研究文本,或者说研究文本与具体历史事件的关系。但是,已有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却只停留在传统的“知人论世”的层面,其实质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反映论。这种研究的局限在于,仅仅简单强调作家的生平遭际、创作背景、创作心理和创作手法,忽视了文本所暴露的作家被压抑的无意识,及其对社会权力压抑的反抗颠覆和创造出的具有解构意义的新叙事。我们应将这些个别的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看作是作家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看作是对其真实矛盾的想象性的解决,作者的这种创作行为本身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这是一种能动的干涉解决,而不是被动的反映。

其二,在《金瓶梅》文本本身与其所产生的历史语境――明代中叶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方面,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者总是不自觉地预先设定一个命题:《金瓶梅》所产生的历史语境具有该作品文本本身无法达到的真实性和具体性。因此,这些研究者们认定《金瓶梅》的研究任务就是试图再现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原意,他的世界观,以及当时的文化历史背景。这种看似尊重历史的实证主义式的研究恰恰将自己的研究对象非历史化了。因为文学文本的生产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脱离了历史的孤立的“镜子”,文学文本的产生过程与其历史语境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社会存在生产了文学文本也由文学文本而产生。现有的《金瓶梅》的社会历史批评忽视了对《金瓶梅》文学文本本身对于其历史语境的“反作用”的研究。

最后,《金瓶梅》的社会历史批评中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有其不够深刻的地方。相对于那种对单一阶级的研究,对《金瓶梅》的更深刻的分析应该是放在社会群体的层面中去研究,在关系中研究阶级,即把《金瓶梅》这一个别文本视为阶级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在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文化之间的(结构上是对话性的,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的关系中来审视其社会历史价值。借此,我们也才能真正恢复和重建《金瓶梅》的那个完整的历史语境。

参考文献:

[1]明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

[2]王志武.金瓶梅人物悲剧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9,第1版.

[3]杜维沫,刘辉编.金瓶梅研究集.齐鲁书社,1988.1,第1版.

[4]《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12,第1版.

[5]孙逊,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8,第1版.

[6]黄霖.金瓶梅考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10,第1版.

[7]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第1版.

[8]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第1版.

[9]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第1版.

[10]皋于厚.明清小说的文化审视.学苑出版社,2004.

12,第1版.

[11]张利群.多维文化视阈中的批评转型.2002.4,第1版.

[12]盛源,北婴选编.名家解读《金瓶梅》.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第1版.

[13]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12,第1版.

金瓶梅评价篇2

现代汉语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

开题报告

题目：《浅谈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

姓名：自己名字

指导老师：老师名字

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

系别：中文

年级：自己年级

1课题论证

(1)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的两大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术热点。被称为中国第1奇书的《金瓶梅》从106世纪末问世后，研究者1开始不是很多，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对《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的由微入深，被学术界称为“金学”。并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现如今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兰、俄、日、朝、越、蒙等10几多种文种。对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称其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1个伟大的创新。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并对其的创作时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会矛盾和小说中所剖视扭曲的人性、悲剧性，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并对其形成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10分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红楼梦》是《金瓶梅》的1个重大的突破。引起了众多的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1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红楼梦》在国外有多种的译本：英、法、日等10几种语种的译本。并且国内外众多的评论者对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文学语言，写实与诗化的融合，浑融1体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然而，贾宝玉与西门庆作为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位男主人公。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都对其2人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现实原型，性格内涵，性的体验，个人悲剧等都做出了归纳和探究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红楼梦》作为是《金瓶梅》的1个延续、1个发展，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有着1定的联系，对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应趋向于2人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的诠释及分析。

(2)现实意义

《金瓶梅》作为是中国的第1奇书，自问世以后，就为中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的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社会黑暗的两大派系。而《红楼梦》在批判的继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了世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在“54”文学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评价，鲁迅等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直到现在，《红楼梦》、《金瓶梅》仍是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好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然而，探讨两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可以对两大名著中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鉴。从而启发后世的世情小说的创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悲剧性达到1个更高的巅峰。

2方案设计

(1)总论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从《红楼梦》与《金瓶梅》题材类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论点。

(2)分论

全文分3个部分

第1部分：阐述西门庆的悲剧性

西门庆1个市井无赖、流氓、淫棍，1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他对金钱的占有肆意的挥霍、放纵，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他对肉欲放纵，及其通过金钱获得了强大的权利，随意的鄙弃人间，在此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的黑暗、腐败。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的悲剧。

第2部分：阐述贾宝玉的悲剧性

贾宝玉1块晶莹剔透的宝玉1个显耀的贵族，他的个性、他的自我、他对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与封建传统相背道。他作为荣国府的唯1继承人，他肩负着荣国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论证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与贾宝玉、西门庆的悲剧性

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在贾宝玉与西门庆的行为中被肆意的践踏，新兴的与传统的极大的对立，但是封建的旧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最终，贾宝玉是失败的，西门庆是失败的，形成1个永恒的悲剧。

(3)总论

总括全文，证实论点

3计划进度

第1阶段：2007年10月20日——2007年12月18日阅读文献，收集资料

第2阶段：2007年12月19日——2008年1月6日拟定写作提纲

第3阶段：2008年1月7日——2008年3月31日撰写初稿

第4阶段：2008年4月1日——2008年5月11日修改定稿

4参考文献：

[1]管曙光编：《金瓶梅之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明/兰陵笑笑生著，司徒博文译：《金瓶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清/曹雪芹、高鄂著，张秀枫主编：《红楼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清/曹雪芹著，杨国祥、杨德宏主编：《红楼梦》，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

[5]张国星编：《鲁迅胡适等解读〈金瓶梅〉》，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6]尹恭弘著：《〈金瓶梅〉与晚明文化》，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严明、田晓春等编著：《中国古代文学史(2)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论文。

[9]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3、4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10]张国星编：《胡适鲁迅王国维解读〈红楼梦〉》，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11]智喜君著：《〈金瓶梅〉与欲》，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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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业敏著：《〈金瓶梅〉的艺术美》，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张国风著：《〈红楼梦〉趣谈与索解》，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4]朱1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朱1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金瓶梅评价篇3

[论文摘要]　《金瓶梅》是出现在中国十七世纪的一部杰出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全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再现了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的历史。依据这部现实主义作品，我们可以去了解、去研究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史、时代风俗史和人的风貌史。

《金瓶梅》是出现在中国十七世纪的一部杰出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全书以极其细腻人微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再现了中国十六世纪的社会生活和风俗。美国大百科全书对《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成就作过高度的评价，称它为“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金瓶梅》杰出的写实成就，对后来描写现实的古典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我国现实主义高峰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便正是在借鉴《金瓶梅》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而出现的又一部文学名著。今天，《金瓶梅》已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一部突出的古典现实主义杰作，《金瓶梅》自然是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第一原则，是它的真实性。

这里所讲的真实性，借用张德林先生在《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特征的思考》一文中的话讲，就是指“体现在这类作品密切反映社会生活、时代精神、人生命运的‘现实性”和‘现实感’上面……它的特色同时也表现在，以生活的本来样式、原有形态，作如实的客观描绘”。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奇书”之一，就在于它在反映晚明社会的时代风貌和广大市民阶层的 日常生活、思想感情方面，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广阔的现实生活图景。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 日趋繁荣。这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国内大小市场与商品流通扩大，城镇人口增加。原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集市，在工商业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象苏州吴江县的震泽镇，杭州府钱塘县的唐栖镇，湖州府归安县的双林镇等等，都是当时工商业发达的重镇。市镇之外，还出现了较大的城市。南北两京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四方财货骈集”“南北商贾争赴”。 j运河两岸的淮安、济宁、东昌、临清等地，也是“四方百货，倍于往时”。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城镇居民大量从事工商业活动和商品贩卖活动，有所谓“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贾者寡矣”l4j之说。特别是商人，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不断扩大商品贸易市场，足迹遍及各省区，许多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商人的收购贩运之下，行销全国。隆庆年间，明政府又撤销“海禁”，允许商人到海外通商贸易，进一步刺激和推动了国内商品货币经济的繁盛和发展。

伴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出现，一些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也应运而生。嘉靖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特别是白银的大量输入和普遍使用，直接刺激了封建统治阶级贪婪享受的欲望，他们不思政务，一味地聚敛钱财，贪赃枉法，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中。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全国居民各阶层在社会生活和社会道德方面的变化，“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逐末游食、生活奢华、贪财好色等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成了那一时期的主要特色。封建的伦理纲常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击下，也正在走向崩溃的边缘。

《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正是在于，它“以生活的本来样式、原有形态”，将这样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特点，做了如实的客观描绘。 首先，《金瓶梅》在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中，全面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繁荣的情况形象地反映了明代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关系的变化。

古代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重义轻利，把义和利看成是君子与小人的界限，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王朝，历来有“君子不言钱”的遗风。这种传统思想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中国历史鄙弃商人，抑制商人。从汉朝到唐代以前，商人一直是作为一个地位低下的阶层生活在社会上。可是在洋洋数十万言的长篇巨著《金瓶梅》中，我们却找不到一处鄙夷商贾的描写。作品反映市民生活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各阶层已经放弃了强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大量地从事于贸易经商，走上了逐末营利的道路。例如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避难西门庆家之后，除帮助其岳父管理店铺外，自己后来还与人合伙经营做买卖；李瓶儿与家境寒微的医生蒋竹山成亲后，只过 了三日，李瓶儿就拿出三百两银子，与他开了个生药铺。就连常时节在得到西门庆五十两银子的周济后，还从中拿出了“十五两银子做本钱，在家开了个小小杂货铺儿”…… 作品最真实、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对一些商贾的描写上。它不仅对公然逐利的商人追求金钱的活动作了多方面的描写，而且还反映了这个处于封建社会“四民”(士农工商)之末的、一向受压抑和歧视的商人阶层 ，是怎样利用金钱的力量，跻身到官场的行列之中。小说中“破落户”出身的商人西门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清河县，他先后开了生药铺、绒线铺、解当铺等六七处铺子。同时，“外边江湖上又走好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腊，伙计主管的有数十”。他还派人进行长途贩运，远到南京、松江、湖州、杭州等地。随着西门庆财富的积聚，他又利用贿赂的手段，两次官袍加身，跻身到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大舞台。从此以后，他“豪富满天，金银广布，身居着右班左职……就是内相廷官，那个不与他心腹往来”。真可谓财势双全，志得意满。

商人出身的西门庆，利用金钱的力量，爬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之中，朝中的官员也与他“往来”，这不正说明了公然逐利的商人阶层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对商人传统偏见的改变吗?《金瓶梅》以处于封建社会“四民”之末的商人发迹史贯通全篇，真实地反映了明中叶以来资本主义萌芽所带来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其次，小说在描写典型人物的典型活动时，真实而又广泛地暴露 了明代后期在商品经济和金钱的冲击、腐蚀下，官场的黑暗，吏治的腐败，世风的衰败，反映了一个荒唐、堕落的社会景象。通过西门庆进京给当朝宰相蔡京送礼时“相遇的都是各路文武官员，进京庆贺寿诞，生辰纲不计其数”的描绘，反映了当时官场贿赂公行的恶习；通过封建官吏在处理国家事务时，那种受金钱物欲所支配而贪赃卖法、徇情枉法事例的描写，反映了明末吏治的腐败；通过社会各阶层对于金银财物的狂热追求，以及对社会上各种寡廉鲜耻行为的描写，反映了明末社会风气的糜烂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崩溃……总之，百回巨著《金瓶梅》，“篇篇皆是朋党争斗、钻营告密、亵渎贪饮、荒淫奸情、贪赃豪取……穷极逸乐、诬谤倾轧、谗言离间之事耳”。有人把《金瓶梅》说成是明朝中晚期的一部社会政治史、时代风俗史，是再恰当不过了。

《金瓶梅》就是这样的作品：它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样子，将体现在这部作品“密切反映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现实性’和‘现实感”’，作了客观的再现和反映。这种真实生动的再现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显示了我国小说史上现实主义的深化和成熟。

《金瓶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深广的现实世界。然而，作为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着重描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家庭生活。它通过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来反映社会的人情世态。正如鲁迅所说：“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

世情小说主要是描摹人情世态，反映日常生活，其特点是以俗人、俗事为基本内容，它面向现实，面向人生，因而也就自然要求有极强的真实感。《金瓶梅》对西门庆家庭生活的描写，同样也是本着这个原则进行的。它按照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形，相当丰满完整地再现了一个封建豪绅之家的真实面貌。

人是构成家庭的基本细胞。作为一部讽世刺时的暴露性小说，《金瓶梅》主要写了西门庆一家贵族男女的恶行，如西门庆的奸刻、贪婪，生活的淫乱；潘金莲的淫恶毒辣、刻薄无情；陈经济的下流无耻……这些罪恶发生在一个集富商、官僚、恶霸于一身的封建家庭之中，都是真实的。然而，人也不能脱离社会单独生存，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晚明时代，商品货币经济虽然对封建的纲常名教起了一定的分解作用，但世世代代积淀下来的封建伦理观念也不能不对任何一个人发生作用。再者，作为一个封建豪绅之家，也会有普通人家正常的生活外观，并不会人人都充满了邪恶。对于西门庆一家，孟玉楼有一句话说得好：“虽是一家子，有贤有愚，莫不都心邪了吧”。与潘金莲相比，吴月娘就显得比较安分，与人相处，也能宽容大度，对家中的仆婢，一般也不轻易责骂。李瓶儿虽属轻贱妇女的一类，但她的性格“谦让”、“和气”，在家庭纠纷中，善良温驯，对仆婢也比较厚道，因而赚得仁义人之名。《金瓶梅》没有把西门庆一家的贵族主子写成清一色的坏人，而是遵照现实生活，写出了各种各样的贵族主子，因而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封建贵族之家应有的面目。

《金瓶梅》除了写西门庆家中的贵族主子，还写了在西门庆家中受主子役使的仆婢。《金瓶梅》中的这些仆婢，也都是按照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形塑造出来的，因而他们的性情行为、命运变化也都是丰富复杂的。在生活中，有像孙雪娥这样的女性，本是陪床丫头出身，因自身有几分姿色，被收用为侍妾；后来主子一死，又一变为奴，最后变为娼妓。有像庞春梅这样恃宠张狂的丫头，仗着主子的宠爱，反过头来虐待自己的姐妹；到做了主人之后，更是骄横霸扈，盛气凌人。也有像宋惠莲这样的女性，自身虽然轻浮轻贱，但良心还没有泯灭，当得知自己的丈夫被西门庆设圈套陷害时，她没被金钱、权势所俘虏，而是以死抗争。而更多的则是逆来顺受，默默无言地受主子役使。《金瓶梅》就是这样按照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性，写出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现象，显得非常真实、生动。

细节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伟大的古典文学家曹雪芹特别强调指出写家庭生活的作品要有“家庭闺阁中的一饮一食”的细节描写。《金瓶梅》这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的长篇世情小说，在细节的真实性上，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小说对西门庆一家的衣着、饮食、用具等“家常日用”就作了非常具体真实的描写，具有浓郁的生活色彩。小说还特别注意到家庭生活中一些琐碎细腻的细节描写，而所有的这些细节描写又是那样的真实，真实中既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又从这些真实的生活现象中，显示出其本质意义来，从而将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的真实。譬如说，作品中对西门庆家庭内妻妾之间的争宠斗妍、争风吃醋、发泄怨愤等家庭琐事进行了大量细腻的描写。这些平淡琐细的细节描写，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细琢磨一下，它们却很容易触发人们各种不同的思绪。在这里。我们固然看到的是生活中一些极平常的家常口角，但我们不正是从这些琐碎细腻的家常口角中，看到和感受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给妇女带来的不幸吗?这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悲剧，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悲剧。因此这些琐碎细腻的细节描写，仍然有不是让人一看了之，还要人反复玩索的艺术张力。

《金瓶梅》虽然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但作者并没有囿于家庭的范围，把它与整个社会割裂开来，而是把它放在了晚明社会这个历史大舞台上，通过它与整个社会的交往，展示了一个混浊黑暗的现实世界。西门庆书房中的“往来书柬拜帖”和“中秋礼物帐薄”两件东西，特别是书中通过西门庆同朝廷权贵蔡京以及其他官吏往来的大量描写，反映了西门庆与各级官府的关系，说明了西门庆之所以能在那个社会上为非作歹、步人官场，正是因为有从上到下的已被金钱所腐蚀的各级封建官吏的庇护和支持，所以张竹坡在书中评点道：“西门之恶，纯是太师(指蔡京)之恶也。夫太师之下，何止百千万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已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何也。”由于《金瓶梅》在描写家庭日常生活中紧密联系了时代、社会，因I酊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现象，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社会历史内容，而且又给了人们以重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除了描摹一些反映社会生活的细节材料外，主要还是通过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来达到这一 目的的。诚如恩格斯所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中国古代小说“典型论”的历史轨迹，早在叶昼、金圣叹等古典小说批评家评点《水浒传》时就已出现。例如金圣叹指出：作家要创造具有个性化的性格特征的典型形象，必须经历一个贯穿“因缘生法”规律和从“格物”到“物格”的过程，做到深刻认识和充分驭御生活的真谛和人物的性格，才能循“因”就“缘”、合“理”合“法”地进行典型性格的创造。这里，金圣叹把创造具有个性化特征的典型形象作为对作品的重要审美判断。而张竹坡在对《金瓶梅》的评析中，又丰富和发展了金圣叹的典型论，他明确主张把“情理”与典型结合起来，在述之以情、喻之以理的过程中，实现通过艺术典型而达到以“情”动人和以“理”喻人的效果。L91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上，《水浒传》已经写出了许多富有个性的典型人物。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可以说从《金瓶梅》开始，我国古典小说才真正走上了“人学”的道路。

作为以写人为活动中心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塑造、刻画了许多类型的人物形象。《金瓶梅》塑造、刻画这些人物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从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性出发，将他们作为一个复杂的灵魂来解剖，既有对人物丑恶灵魂的描写，又有对人物人性情感的描画。例如，西门庆对奴仆，残横凶暴；对上司、有体面的人，则温文尔雅。对财富，他贪婪吝啬，但为了攀附权贵，笼络朋友，他又慷慨大方。他偏狭阴险，但有时在妻妾、情人面前，他又是情浓意切。再如庞春梅，在西门庆家中，她恃宠生娇，粗野残忍，做了周守备少奶奶(后被册封为正室夫人)之后，她更加横暴。为了报复当初在西门庆家中与孙雪娥结下的冤仇，她对被变卖在周守备家中为奴的孙雪娥百般凌辱。但她也是一个世俗常人，并不是时时都摆着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她也有她的情义，当初在西门庆家中，她得到过潘金莲的厚爱，因而当得知潘金莲在西门庆死后也被打发出来时，她曾哭哭哀求周守备把潘金莲买来。有时她又能不念旧仇，宽宏大度：当初是她在西门庆死后，首先被吴月娘卖出去，并“教她磬身儿出去，休要带出去衣裳”。但后来二人在永福寺相遇，她不仅对吴月娘以礼相待，而且后来还帮助吴月娘打了一场官司，解救了被诬陷讹诈的吴月娘。

鲁迅曾把《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归结到它的真实——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又把它的真实描写的伟大成功 ，归结到它的打破人物性格单一性的结局，亦即没有将小说中的好人一味地说好，坏人一味地说坏。《金瓶梅》虽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略逊于《红楼梦》，但由于作者从一种客观的、更贴近生活的创作方法和态度出发，没有将人物简单化、脸谱化，所以书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大都能为读者所接受，显示了作者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观念。

《金瓶梅》不仅多层次地刻画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而且更值得称道的是，对于同一类型的人物，作者又写出了他们不同的个性。比如潘金莲和李瓶儿 ，虽然都是荡妇，但作者还是写出了她们之间的差别：潘金莲毒辣阴险，且性格多疑，“专一听篱察壁，寻些头脑厮闹”。李瓶完全不同，软弱老实，性格温和，“好也在心里，歹也在心里，姊妹之间，自来没有个面红面赤”(主要指李瓶儿嫁给西门庆之后)。再如春梅和秋菊，同是潘金莲的丫头，但她们的个性却迥然不同：春梅“性聪慧，喜谑浪，善应对”；秋菊则“为人蠢浊，不任事体”。其他人物，也大都形象鲜明，各有各的独特个性。这种写人物“犯笔而不犯”(同中有异)的艺术表现特点，是《金瓶梅》现实主义的突出成就之一。

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作品在刻画、塑造人物形象时 ，还注意到 了人物的性格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创作取得了很大成功。譬如说 ，李瓶JLN了西门庆家做了六太太之后，性情发生了极大变化 ，一改前期贪淫歹毒的性格特征，变得软弱老实、温驯善 良了。有人指出李瓶儿性格前后期反差较大，是矛盾的。我们说，这正是作者运用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诚如郑庆山先生在《金瓶梅论稿》中所指出的那样：李瓶儿“是一个情欲仅次于潘金莲的人。花子虚和蒋竹山满足不了她的欲望，最后都被她厌弃……西门庆对她宠爱有加，无欲不足；她又领教过他的鞭子，慑于他的威猛，温和顺从，实自然之理。”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它说明，人的性格可以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发生转化。再如潘金莲，在《金瓶梅》中，她是一个淫荡的坏女人典型，由于她的淫荡，使她成为作品中的淫妇之魁。然而如果把她的淫荡，看作“本自天生，则良心为不可必”。对整部作品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潘金莲的淫荡，也有形成的社会环境。小说写她最初并不淫荡，从她与张大户、武大郎的不幸结合上看，当初她与西门庆的私通，虽然是不道德的，但这时也不能把”淫荡”二字扣在她的头上。

此时她的所谓“淫荡”，主要是包含了一种对不幸婚姻的畸形反抗。真正意义上的淫荡是潘金莲到了西门庆家之后。在西门庆这个多妻多妾的家庭里，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她开始与众妻妾争宠夺爱，想尽一切办法取悦于西门庆。可是后来随着西门庆不断征逐女色，她也变成了一个嫉妒狂和报复狂。可以说，是这个一夫多妻制的社会，是这个娼妓制度的社会，还有晚明以来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淫靡的社会风气，造成了潘金莲淫荡的性格。这种典型环境下典型性格的真实性描写，突出地表现了《金瓶梅》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恩格斯曾对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现实主义价值做过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 ’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8](v462、463)同样有价值的是，中国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金瓶梅》，则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反映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的现实主义历史。依据这部现实主义作品，我们可以去了解、去研究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史、时代风俗史和人的风貌史。

参考文献 ：

[1]王丽娜．金瓶梅在 国外[M]．河北 大学学报，1980，(2)．

[2]张 瀚．松窗梦语(卷 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3]明成祖实录(卷 125)[M]．

[4]丘 治．重编琼台稿(卷 10)[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金瓶梅资料汇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7]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四卷)[M]．北京：人 民出版社，1972．

金瓶梅评价篇4

关键词：欲望 金、瓶、梅 形象 悲剧

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兰陵笑笑生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是明代中后期传统社会思潮和伦理道德受到心学运动冲击和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长篇世情小说，作者的视野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历史英雄和江湖豪杰人物，而是市井的芸芸众生和日常的家庭生活，在冷静而不动声色、近乎自然主义的描绘中，对西门庆为代表的亦官亦商、、贪婪、罪恶人生的表现，为我们再现了封建王朝末世的整个时代面貌。

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追求金钱利益被认为是正当的行为，这种观念在“三言”、“二拍”中多有表现。“人们在两极分化中，受到金钱和权势的猛烈冲击，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变化，奢华淫逸之风弥漫了整个社会。”受最高统治者封建皇帝热中房中术、“金石方”和社会上肯定私欲和人的“好货”、“好色”的思潮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涌动着一股和程朱理学及官方道德相悖的暗流，反映到文学上就是《素娥篇》、《绣榻野史》、《痴婆子传》等大量的出现。《金瓶梅》通过以西门庆为中心的一群人为实现人生欲望不断挣扎过程的描写，透射出封建末世社会道德的沦丧。欲望是小说中众多人物追求的目标和活动的动力。权欲、财欲、、地位欲、固宠欲等，通过众多人物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体现了强烈的目的性。西门庆身边的众多女人，围绕追求地位和固宠，上演了一幕幕卑鄙的活剧、可耻的闹剧和血淋淋的悲剧。在这些女人当中，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着墨为最多。明代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说：“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弄珠客看到了她们更惨的结局，没有看到他们有着比其他妇女更强烈的欲望。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制度下，小说中以三人为代表的女性世界，甘愿被蹂躏和侮辱，甘愿被腐蚀和污染。她们的人性被异化，人格被扭曲。互相嫉妒、争宠的目的是抢占一个被西门庆稳稳当当宠爱的位置，追求的悲剧性造成她们必然走向悲剧的结束。“在一个男性霸权的世界里，女性只能以自相残杀来巩固自己的幸福和地位。”金、瓶、梅三人而外，王六儿向西门庆出卖色相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从西门庆身上多获得一些钱财的欲望。所以张竹坡评道：“你看西门在日，王六儿何等奉承，乃一旦拐财远遁，故知西门于六儿，借财图色，而王六儿亦借色求财。”仆妇宋蕙莲，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甘愿做西门庆的隶，最后死于非命。

一

“在妇女形象方面，作为最典型的反面人物的是潘金莲，她是一个最，最自私，最阴险毒辣，最刻薄无情的人。”张竹坡对她的评价是“不是人”。潘金莲是小说中表现最多的一个人物，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人物。小说以形象和语言，向读者展示了潘金莲是怎样从一个身份卑贱、值得同情的少女，为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实现自己的欲望，一步步走向罪恶，走向深渊的。“潘金莲是一夫多妻制的男权社会开出的一朵恶之花。罪恶的社会造就了这么一个罪恶的女人，罪恶的社会又彻底地毁灭了这个罪恶的女人。”

潘金莲出身于贫苦家庭，“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二三，就会描眉画眼，粉施朱，品竹弹丝，女工针指，知书识字。”（一回）王招宣府是一个染缸，潘金莲入了王招宣府就开始了她人生的畸变。张竹坡评道：“吾知其自二、三岁时，未必便如此也。使当日王招宣家男效礼仪，女尚贞廉，淫声不出于口，不见于目，金莲虽，亦必化而为贞女。奈何堂堂招宣，不为天子招服远人，宣扬威德，而一裁缝家九岁女孩至其家，即费许多闲情，教其描眉画眼，弄粉涂朱，乔模乔样。其待小使女如此，则其仪型妻子可知矣。三官不肖荒淫，林氏之荡闲逾矩也。”潘金莲耳濡目染，王招宣府的生活环境在她幼年的心理上影响是巨大的。出身卑微，又被卖来卖去，身为大户人家的婢女，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十八岁就被年在六旬以上的张大户奸污。即使不幸如此，潘金莲依然希望得到张大户的爱戴和眷顾，改变身为婢女的地位。这样的女性，如果有好的环境和教养，未必会走到罪恶的路上去。由于污秽和罪恶的浸染，她的聪明和美丽反成了她人生的负累，最终害人害己。可悲的是，她的独立意识和她的奴隶身份是不相称的，嫁给武大郎后，张大户还要经常“与金莲厮会”，她没有人身自由，当然也就没有选择爱情婚姻的自由。

潘金莲惟一可以凭借的反抗手段便是她的聪明和姿色。每天她乘武大外出卖炊饼之机，打扮光鲜，勾引浮浪子弟。尽管如此，似乎还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她展示自己的漂亮，符合青年女子向外界示美的普遍心理。她被张大户占有之时，没有反抗，也无法反抗，随着失身于张大户，潘金莲的耻辱感也随之消失。所以当她遇到了英俊威武、相貌堂堂的武松，就毫不犹豫地去勾引武松。她心中本没有多少封建礼教、道德的观念，为了追求理想的爱人和家庭生活，她引诱武松就成了很自然的行动。武松的斥责，使她恼羞成怒，失德之举，并没有令她有所省悟和收敛。当她与西门庆邂逅，两人一拍即合。终于，潘金莲在她值得同情的人生道路上迈出了罪恶的第一步：她和西门庆合谋，毒死了武大郎，做了西门庆的第五房妾。进入西门庆家，她就把精力用在争宠“霸拦”汉子上，“在家恃宠生骄，颠寒作热，整日夜不得个宁静。性极多疑，专一听篱查壁。”做出了一件件丑恶、罪恶之事。

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妻妾地位的高低取决于丈夫对她的宠爱程度，这和封建皇帝的宠爱决定后妃地位是一样的。西门庆后娶的六房李瓶儿，不但带来了大量的钱财，还为西门庆生了一个儿子，使李瓶儿在西门庆诸妻妾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潘金莲认为李瓶儿是自己最大的威胁，为了和李瓶儿争宠，就经常对李瓶儿讽刺挖苦，指桑骂槐。小孩官哥也在她阴险恶毒的算计中死掉，连带着把李瓶儿也活活气死。潘金莲在害死两条生命之后，在争宠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可以说，为了巩固取得西门庆的宠爱，潘金莲什么样的恶事都能做得出来，终于丧尽了天良。潘金莲被杀，是她必然的结局，因为她身上背负了太多的血债。潘金莲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在可悲的人生欲望追求中，她的灵魂被扭曲，滋生、发展、膨胀。她拼命追求的不过是为了稳稳当当地取得被别人侮辱玩弄的地位。潘金莲的结局，“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制度下妻妾争宠无数悍妇型妇女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

二

李瓶儿是作者重点描写的又一个重要人物。她具有恶毒、的一面，也有软弱、温柔的一面。她的遭遇可恨、可悲又可怜。她和潘金莲都属于悲剧人物，但她的悲剧是一个懦弱者、痴情者的悲剧。她的欲望很可怜，仅仅是为了维持被西门庆“假宠”的地位。所谓假宠，只是因为她手里有大量的钱财物品，西门庆才经常和她亲近，在“性”上对她给予恩赐。在西门庆府中，和西门庆性关系的远近是决定妻妾们地位高低贵贱的标尺，女人用性来争宠固宠，西门庆则用性来拉拢和取悦富有资财的李瓶儿。

李瓶儿有很强烈的，她并不是为了的满足可以不择对象，不择手段。她希望得到一个为人妻者应该得到的男人的体贴和关爱。她主动投入西门庆的怀抱，是她内心寂寞、饥渴时的慰藉。从小说中看不出李瓶儿遵守封建道德、礼教教条的地方，这种对封建妇道的背叛应和明末的社会思潮与社会风气有关。当花子虚从狱中出来，李瓶儿变得非常自私冷酷。一场官司使花子虚财产全没：“因问李瓶儿查算西门庆那边使用银两下落”，反被李瓶儿“整骂了四五日”。花子虚人财两空，气得一病不起，李瓶儿却不肯出钱给花子虚看病，不久花子虚气断身亡。花子虚刚死不久，李瓶儿就到西门庆家为潘金莲过生日，文龙评道：“此时众人明白，因奸而来赴会，瓶儿亦自任不辞，且直以西门庆之妾之自居。其良心已丧，天理全无，视金莲何如乎？子虚死未五七，而死于李氏心中固不止五七矣。”西门庆外出躲避灾祸，她却招赘了蒋竹山。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李瓶儿是一个操守不稳、很情绪化的人。招赘蒋竹山两个月之后，她又重新转嫁西门庆。李瓶儿的人生选择以自己的渴求为目标，缺乏理性，因为她的情与欲紧密相连，她的选择是草率、肤浅和庸俗的。

进入西门庆家之后，对她来讲，招赘蒋竹山这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以及嫁给西门庆满足了自己的欲望，李瓶儿的性格从原来的凶狠残忍变得温柔宽厚，前后判若两人。她清楚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她比潘金莲有钱，但没有潘金莲的漂亮风流，她就用金钱物质收买人心，博取大家对她的抬爱，进而博取西门庆的欢心。她的金钱使她比其他女人得到西门庆更多的宠爱，再加上她为西门庆生了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儿子，这是其他女人所不具备的，使她在西门庆府中获得了比较牢固的地位。她的满足使她没有像潘金莲那样不断地红杏出墙，也没有恃宠生骄，排挤、打击、欺负其他的女人。不论潘金莲如何为了争宠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她都能够隐忍下去，有时甚至暗中气得落泪也没有公开和潘金莲发生冲突。她希望通过宽容、忍让来消除妻妾间的嫉妒和仇恨，为了维系自己得宠的位置，他对西门庆更是有求必应。“自入西门庆之家，温柔安静，并无遽色疾言，财物不敢自私，即身骸亦不敢自爱，一任西门之所欲而为之，以致因此得病，病而至于不可为。”李瓶儿终于死于潘金莲精神摧残和西门庆身体摧残的两把刀下。

李瓶儿的幸运在于得宠，她的不幸也在于得宠。她的得宠断送掉了儿子的性命，也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她把幸福寄托在一个色情狂身上，为了维护她心中虚幻的幸福，处处谨小慎微，隐忍退让，自轻自贱，结果仍然逃脱不了夭逝的命运。李瓶儿是一夫多妻制度下的又一个牺牲品。

三

庞春梅和潘金莲、李瓶儿相比，自又不同，她只是西门庆家的一个婢女。如果说春梅在西门庆府中被西门庆玩弄还带有被迫成分的话，到周守备府中之后，她就变成完全居于主动和支配地位了。她是一个和西门庆一样淫滥放纵的人，可以说是西门庆的女性翻版，最后也如西门庆一样而死。张竹坡说《金瓶梅》“独罪财色”，春梅的所作所为，是作者从女性的角度，为“罪色”作出的最好的注脚。

春梅作为一个身份地位都比较低下的婢女，偏又心高气傲，在这种环境里，想不变坏都是困难的。所以文龙说：“春梅一纵性丫头，亦非不可化导者也，亦视其所遇为何如人，所处为何如境耳。”在被西门庆“收用”的问题上，春梅是同意的，且带有几分欣喜，因为在西门庆家中的女人，谁和西门庆有了性关系，就等于有了提高地位和身份的筹码，春梅又怎能例外：“潘金莲自此一力抬举他起来，不令他在房中铺床叠被，递茶水，衣服首饰拣心爱的与他，缠得两只脚小小的。原来春梅比秋菊不同，本聪慧，喜谑浪，生的有几分颜色，西门庆甚是宠他。”（十回）自从被西门庆“收用”以后，春梅的地位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主子面前她是奴才，在别的奴才面前她就成了主子。她和潘金莲狼狈为奸，做下了一件件恶事，掀起了一场场风波。

春梅虽然不是主子，但经常像主子一样在其他人的面前耍主子的气派和威风。她虽然处于婢女的地位，却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常常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毒打和自己一样身份的婢女秋菊如家常便饭。她的骄狂和肆虐，是西门庆和潘金莲对她的宠爱和骄纵造成的，在她身上表现的诸般罪恶，是西门庆罪恶的延伸。正如张竹坡所评，潘金莲是主子而似奴才，春梅是奴才而似主子。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潘金莲的影响带动之下，她又和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勾搭成奸，到了周守备府中以后，她就像西门庆占有女人一样，变成了一个如潘金莲一样勾引和占有男人的坏女人了。

春梅身份地位不高，只是一个丫鬟婢女，《金瓶梅》写春梅“纯用傲笔”，小说中，她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算命的吴神仙夸她“五官端正，骨格清奇”，将来“必戴珠冠”，惹得吴月娘满肚子醋意，说不相信“珠冠”之命会轮到她头上，春梅听说以后说了一番话：“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来旋的不圆砍的圆。各人裙带上的衣食，怎么料的定？莫不长远之在你家做奴才罢！”（二十九回）这一段话可以看出春梅的性格和心理。她甘愿为西门庆占有，并不是她对西门庆有什么感情，仅仅是借助主子以重身份、高地位而已。

春梅眼中和心中的世界就是尊卑贵贱，就是占有与被占有，所以她的目的就是占有。当她做了守备夫人以后，她要改变在西门庆府中的被动与屈辱，她要以一个征服者、支配者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她要用男人占有她的方法去回敬男人、占有男人，来满足自身的私欲和报复心理。潘金莲之所以处心积虑地迫害李瓶儿和她的儿子，目的是争宠和巩固自己的地位。作为传宗接代的儿子，往往是女人自重身份的法宝，当春梅为周守备生了一个儿子以后，儿子在她手里毫不例外地成为她颐指气使、要挟周守备满足个人要求的一个工具。社会上“饮食男女”思想的影响，使她和潘金莲一样，只想无所顾忌地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她一个丫头出身后来也做了主子的女人，如果是满脑子‘仁义道德’岂不荒唐？所以春梅的‘’其实是‘’的世风熏陶出来的”。庞春梅最后也因而死，终结了她疯狂追求尊贵地位、个人淫欲、报复男人的生命，由渴求人生舞台主角的风光，走向人生悲剧的落幕。

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是《金瓶梅》中的三个艺术典型，道德的丧失和卑鄙的欲望催了这三朵恶之花，她们的淫行秽德改变了以往小说中描写女性“贤妻良母”、“节烈”的形象，第一次让女性把道德名节置之度外，在形象的塑造上具有强烈的心理冲击力，给读者带来一群在物欲横流、财色至上的环境中卑污而全新的女性形象。“她们用女性‘无德’的这面镜子，让人看出镜子里面的‘无德’不过是镜子外面的‘无德’――几千年以男权为支柱的宗法血缘社会的‘无德’――的一种反映而已。”这样的女性形象引起在男尊女卑、男女大防之下生活了几千年的人们的震惊、困惑、愤怒的情绪或感情，是不奇怪的，这种警世骇俗的人物形象，带给我们的思考应该是长远的、深刻的。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四），高等教育出版社。

[2]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詹丹：《〈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

[4] 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5]吴晗、郑振铎：《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6]周先慎：《明清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张竹坡评本，齐鲁书社，1987。

[8] 北图藏《金瓶梅》，文龙批本，《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9] 方明光：《〈红楼梦〉〈金瓶梅〉比较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金瓶梅评价篇5

关键词：女色；《金瓶梅》；李瓶儿；塑造；阐释

女色指女子的美色，也泛指女性。在古代，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女性的生存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射虎的关注，在文学领域，女性也越来越受重视，形象塑造也越来越丰满，尤其是在世情小说中，女性得到了充分的塑造和阐释。

晚明批评界开始流行的“世情书”的概念，基于此世情小说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流行于明代，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金瓶梅》是我国首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它生动形象的反映了当时社会道德下女性生活的乐与悲，并以突出女性的独特视角反映女性心理的矛盾冲突。它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只有对财富和享乐的无休止欲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歇斯底里的奋斗。

一《金瓶梅》对李瓶儿角色的塑造

《金瓶梅》中女性角色众多，作者常用语言、外貌、行动等描写显示角色的特点，书中第一次描述了李瓶儿“生得五短身材，团面皮，细弯弯两道眉儿，且自白净，好个温克性儿。年纪还小哩，不上二十四五”[1]p106，在书中第十三回描述她衣着为“夏月间带着银丝，金镶紫瑛坠子，藕丝对衿衫，白纱挑线镶边裙；裙边露一双红鸳凤嘴，尖尖翘翘”

【1】p137，她的服饰不是色彩鲜艳夺目，而是一系列的柔和色，她不张扬自己的美和棱角，而是给人一种骨子里散发的柔和的妩媚感，也暗示了李瓶儿的性格。

李瓶儿曾是梁中书的妾，因李逵杀梁中书府出逃，嫁为花子虚为妻，后又嫁与蒋竹山，最后嫁给西门庆，在二十七年的生命中，她经历两次生死，四次出嫁，六次心理转变，她的人生目标转变及内心追求显现出了一种塔形的心理塑造过程，她一生都在追求幸福，追求自我价值，虽然她生命短暂，但是却丰富于任何人，她的内心也随着经历的增加而越发干净，温暖，是一个生命丰满的真女人。李瓶儿集各种情感为一身，作者写得矛盾重重，读者看来爱恨交加。

在众多女性形象中，李瓶儿的形象是塑造得很成功的，虽然章节不多，却展现了一个女人最真实的内心世界。刘心武说过：“李瓶儿可能是更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一位女性，因为在她和西门庆的关系里，有着超越的爱情。西门庆这一狂人，也因在与她的爱情中显示出了人性中的温柔、宽容与善意，从而更有血有肉，更具认知内涵。”这是对李瓶儿的高度评价，她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打造了她的脱俗和性格上的大度，虽然历经波折，但在获得情爱后，她便不再是浑噩度日的世俗女子，她为爱谋划，为爱牺牲，在西门府众多妻妾间的争斗中，她有苦也有甜，以退为进，以和为贵，作者具体真实地刻画了她痴爱、情深的性格，虽淫但不是，虽有缺陷但不丑恶不引人憎嫌，刻画了一个为爱终身奋斗的内心情感细腻的女子。

李瓶儿这一文学形象在冲破传统道德观念上不如潘金莲形象来得猛烈、彻底，但突破传统的美学观念，改变人物性格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坏的单一化，她有着曲折离奇的身世经历，性格也比较复杂多变，集各种情感为一身，在嫁给西门庆之前，她顺应晚明社会张扬个性，主张私欲满足的潮流，有点自我的追求个人满足，在嫁给西门庆后，她更多的表现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她不像潘金莲的狠毒，也没有十分的菩萨心肠，她因无爱而狠心，因有爱而宽容，邪恶当中有慈悲，使形象更真实，更立体，更具说服力。以下从李瓶儿性格的六个主要方面分析让人们又爱又恨的李瓶儿的性格。

二李瓶儿对女色的阐释

作为《金瓶梅》主要塑造的女性形象之一，李瓶儿角色的女性特征极具代表，下面主要从李瓶儿的“娇”与“憨”、“忍”与“嗔”、“痴”与“怨”来分析李瓶儿这个角色对女色的阐释：

（一）李瓶儿的“娇”与“憨”

李瓶儿的“娇”不像林黛玉的娇气、猜忌多疑，而是大气、尊贵，正如她的名字“李瓶儿”，从外形看，像一个丰腴美丽的女体，而内里空大，恰似她的善良大度，有容忍的心胸。确切的说，李瓶儿的“娇”表现为容貌姣美，生活情趣娴美，脾气性格柔气，而且冰雪聪明，知书达理。

第十回，西门庆得知武松已被发配孟州，不禁心中大喜，安排妻妾在芙蓉亭大开筵席。此时李瓶儿丫头和小厮来给吴月娘送礼，一盒是“朝廷用的果陷椒盐金饼”，一盒是“新摘下来鲜玉簪花儿”，李瓶儿让众人从礼物上感到自己与西门府的与众不同和荣誉感，把人情世故拿捏恰当，表现了她心思细腻，通晓人事。

李瓶儿的“憨”具有欺骗性，已成为她处理矛盾的态度，这是一种伪装性的自保情绪，如同变色龙遇到危险环境就变色一样，这和她的人生经历有关。从梁府到西门府，李瓶儿一直有很强的自保意识，对人对事持看破却不说破的态度，而她的“憨”态也使她在西门府获得很高的口碑，在她死后人人都念叨的“好性儿”，西门庆嚎啕大哭：“他来了咱家这些年，大大小小没曾惹了一个人，且是又好个性格儿，又不出语，你教我舍的他那些儿！”[2]p792

（二）李瓶儿的“忍”与“嗔”

“忍”是李瓶儿奉行的人生准则，她的“忍”是为势所迫，有顾全大局的性质，但也表现了她懦弱、退让甚至是对事情逃避的一面，正如巴特克所言： “妇女的空间不是她自己身体可以认识和自由支配的领域，而是一个囚禁她的封闭的监狱。”[3]p70她一生都在忍，在梁中书家担心受怕，她忍梁夫人；在花子虚家，她是花老太监的，她忍受叔侄两个；对于蒋竹山，她忍蒋竹山没有男子汉骨气；在西门庆府，她忍阖府的是是非非，最后被潘金莲气得重病，二十七岁便命丧黄泉。但是“忍”所表现的好脾气也是李瓶儿得宠的一个很大原因，她通过“忍”使自己脱离是非，自身清静，“忍”属于她争宠的一个手段。

作者对李瓶儿的“嗔”很少提到，最明显的是第六十一回西门庆来看李瓶儿，坐了一回，因李瓶儿不留宿便说道去找潘金莲时“李瓶儿道：‘原来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肠儿。他在那里正等的你火里火发。你不去，却忙惚儿来我这里缠。’西门庆道：‘你恁说，我又不去了。’李瓶儿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罢。’于是打发西门庆过去了。李瓶儿起床，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药。拿去那药来，止不住扑簌簌香腮边滚下泪来，长吁了一口气，方才吃了那盏药”[2]p759。她既嗔怪西门庆对潘金莲的态度也责备自己忍让。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4]p531

（三）李瓶儿的“痴”与“怨”

“痴”是李瓶儿一生最大的标签，西门庆和李瓶儿是误“撞”相识，第一次是在花子虚家门口，此一见双方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西门庆颇为留心；第二次是在花子虚家饮酒，西门庆与偷觑的瓶儿“撞了个满怀”，最后有了重阳节之约，三见让李瓶儿倾心。李瓶儿的“痴”不仅表现在生前对西门庆的守护和眷恋，做了鬼魂的李瓶儿也在坚持自我实现，即使身陷地狱她也为西门庆着想。书中第六十七回，西门庆书房赏雪，李瓶儿梦诉幽情，又如第七十一回，西门庆工完升级，李瓶儿何千户家托梦，诉说自己相思之苦和投胎之处，最后还是不忘劝告西门庆少去花柳之地。李瓶儿在死后仍然陪伴着西门庆沉浮世间，恪守人妻的职责，直到西门庆在第七十九回因贪欲而丧命后，李瓶儿才彻底消失在煌煌百回的《金瓶梅》中，结束一生的情缘。

李瓶儿也非圣人，她既有为人仁慈的一面，其性格也有黑色的一面。李瓶儿的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埋怨，主要是针对自身，尤其是对间接害死花子虚的愧疚；二是遗憾，她遗憾的是没能留住官哥儿，也遗憾命运，不能和西门庆白头到老；三是恨，她恨花子虚的不争气，恨蒋竹山的欺骗，偶尔也恨自己的软弱。正是由于处于男性话语权的社会，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欲望表达的冲动与可能，最终使女性“不能发音”或“陷于困境”。[5]p207

侯文咏曾经出书评述《金瓶梅》，讨论其中角色的心理状态：与其说《金瓶梅》谈的是性，还不如说是人性；读通《金瓶梅》，让我们在炎凉世态中多一份明澈从容，在险恶人情中少一份戒慎恐惧。李瓶儿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在复杂的西门府表现的是人性的光辉，她的生命总朝着一个方向走，即如老子《道德经》所言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她对梁中书“卑”，对花子虚“毒”，对蒋竹山“恶”，对西门庆 “顺”，这四种态度的变化表现她的成长过程，也正是这些磨难和选择多角度地阐释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状况。■

参考文献

[1]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M] .北京：第一版人民出版社，2000.

[2]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下）[M] .北京：第一版人民出版社，2000.

[3]黄华.权利，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批评[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鲁迅.鲁迅全集（ 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Robin Tolmach L akoff，talk power[M].NewYork： Basic Books，1990.

金瓶梅评价篇6

关键词：《金瓶梅》；家族小说；身体叙事；伦理叙事；官商家族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3―0175―05

作为中国古代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巨著，《金瓶梅》问世以来受到历代读者的重视，同时也遭受了非常多的争议。从家族小说的角度来看，《金瓶梅》是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章回体长篇家族小说。它以西门庆及其家族成员为中心，通过亦官亦商的西门庆的活动线索，巧妙地将时代思潮的变迁、道德观念与礼教文化的嬗变等多重生活场景融为一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意义，对此后中国家族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从隐退到凸显：《金瓶梅》的接受与发展《金瓶梅》问世后，局限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其传播主要是通过知识分子之间的人际传播和刻版传播进行。进入20世纪，伴随印刷技术的进步、传播途径的增多以及文化市场的逐渐形成，《金瓶梅》通过印刷、戏曲、影视、网络等媒介迅速传播开来。在文学界，很多作家都与《金瓶梅》结下了不解之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专门分析“明之人情小说”，认为《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①。老舍对《金瓶梅》也十分熟悉。早年老舍先生在英国任教的时候，就曾帮助语言学家克莱门特・艾支顿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1927年剧作家欧阳予倩创作了剧本《潘金莲》，这是一部为潘金莲翻案的作品，开了此后为潘金莲“翻案”的先河。《金瓶梅》对张爱玲小说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张爱玲在《红楼梦魇・自序》中曾说：“我本来一直想着，至少《金瓶梅》是完整的。也是前才听见专研究中国小说的汉学家屈克・韩南（Hanan）说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写的。我非常震动。回想起来，也立刻记起当时看书的时候有那么一块灰色的一截，枯燥乏味而不大清楚――其实那就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使人迷惑。游东京，送歌僮，送十五岁的歌女楚云，结果都没有戏，使人毫无印象，心里想‘怎么回事？这书怎么了？’正纳闷，另一回开始了，忽然眼前一亮，像钻出了隧道。”②这是现代杰出的小说家与古代小说家的心灵沟通，基于对《金瓶梅》的熟稔，张爱玲在自己的小说中也吸收了不少小说的思想和技巧。巴金曾这样表达自己对《金瓶梅》的看法：“《金瓶梅》我有一部，在运动初期烧掉了，因为怕小棠他们找到翻看，这部书我自己也看不下去，从未看完过，烧掉也并不后悔。”③从巴金先生的文章及信函来看，他似乎一直对《金瓶梅》持有某种不认同乃至批判的态度，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他受过这部小说的影响。在巴金的家族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金瓶梅》的吸收和改造：《家》、《春》、《秋》等作品中那阴森专制的大家族、钩心斗角纷争不断的家族事务以及所表现的“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封建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激流・总序》），与《金瓶梅》表现的西门庆家族的淫逸、争斗、崩溃一脉相承；《憩园》中姚国栋一家吃喝玩乐、 挥金如土，“这种带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式’统治阶级家庭终究免不掉封建官僚家庭的没落崩溃结局”④，与《金瓶梅》中“主人公西门庆――中国16世纪后期的一个商人如何爆发致富又如何身亡的历史”⑤有着很大的相似。不难理解，巴金越是在理性层面表达对《金瓶梅》的批评和反感，越是证明他已经受到了作品的影响，这种深入心灵的影响往往会不经意间为作家提供艺术的借鉴、技巧的运用和思想的启迪。

建国之后，随着文化界批判运动的持续，《金瓶梅》逐渐作为一部禁书而丧失了公开传播的机会。进入新时期，《金瓶梅》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鸿森校点的《金瓶梅词话》的洁本，首次印刷10000册。这个本子的出版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由官方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有关《金瓶梅》的第一个整理本，代表着官方对这部小说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此后，《金瓶梅》的不同版本陆续出版。《金瓶梅》的丰富内涵和百科全书式的构架，使不同的作家从其中看到了不同的思想、生活和语言内容，从而对他们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余华的小说《兄弟》在对欲望的描绘和表达上，与《金瓶梅》有着相当的一致性。难怪有研究者直言不讳地说，“比照晚明的《金瓶梅》，《兄弟》与它的共同点都是对欲望的表达，而这一表达都通过身体得到了展示。”⑥与余华相比，苏童对《金瓶梅》的接受更为自觉，也更为深刻。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苏童曾认为自己的作品“也许得益于从《红楼梦》、《金瓶梅》到《家》、《春》、《秋》的文学营养”⑦。苏童的代表作之一的《妻妾成群》，讲述的是一个封建大家族中的姨太太们的生活。这个屡见不鲜的题材因为写出了某种《金瓶梅》的神韵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格非在《人面桃花》这部小说中也对《金瓶梅》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他说：“重读《金瓶梅》使我最终决定另起炉灶。它的简单、有力使我极度震惊，即使在今天，我也会认为它是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⑧作家毕飞宇也是一位资深的“金”迷，“他写作《玉米》的情境非常有意思：他经常一边放着摇滚，一边翻着《金瓶梅》、《水浒》，一边写着《玉米》”⑨。贾平凹的《废都》对《金瓶梅》的熟悉和吸收乃至模仿达到了让人震惊的程度。“贾平凹的《废都》虽备受争议，但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书写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幻灭及中国社会的价值转换，是一部当代的《金瓶梅》。”⑩在王朔看来，《金瓶梅》是一部比《红楼梦》更具有原创性、更伟大的作品：“原来我觉得曹雪芹是最大的腕儿。可前一阵儿一看《金瓶梅》，哟，发现《红楼梦》里有的是抄的。过去，也看过《金瓶梅》，全是挑着洁本补遗的地方看，没耐心等着故事发展。这回发现《红楼梦》不光是思想抄，连细节也抄。好多环境，情节都是《金瓶梅》里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作家也都受过《金瓶梅》的影响。

事实上，《金瓶梅》不仅在文学领域内有着极高的知名度，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学术界，《金瓶梅》的研究贯彻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在戏剧领域，1985年四川剧作家魏明伦创作了荒诞川剧《潘金莲――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此后出现了一批有关《金瓶梅》的戏剧；随着影视媒体的普及，《金瓶梅》越来越多地被改编成为影视作品。资料显示，自从1955年由王引导演的第一部《金瓶梅》亮相之后，周峙禄、李翰祥、罗卓瑶、谭铭、张绍林、高志森、钱文琦等人分别导演的与《金瓶梅》有关的电影、电视剧达20部之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门庆、潘金莲已成为我们社会中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他们的故事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作品的范围，演化为众多的民间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国作家对封建时代被视为“诲淫诲盗”的《金瓶梅》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兴趣，除了反叛封建礼教、勇于表现自我以及思想观念的解放之外，或许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作家们对寻找新的写作资源的不懈追求：“当他们提到叙事资源问题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其实也在强调地方性叙事的意义，探讨着在新文化语境中地方性叙事到底有哪些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这与沈从文当年的写作，其实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之所以在今天如此强调叙事资源，要把《红楼梦》、《金瓶梅》、《水浒》重新从书架上取下来，放到自己的案头，是因为到今天，越是全球化，地方性叙事的意义越是突出，我们自身的文学资源也就越是显得珍贵。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一种拟古式的文体造成一种疏离感，以此对大众传媒所代表的语言、文化进行个人的抗争。他们顽强地拒绝被同化。”

二、作为身体叙事资源的《金瓶梅》

《金瓶梅》作为一部“奇书”，它在历史上遭受的最多的非议或许便是作品中裸的性描写。西门庆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尽可能地占尽天下女子，据为己有，因此西门庆毫不满足地夺人妻女、淫人姐妹。他家族中的成群妻妾、仆妇丫鬟也是想方设法寻找自己的“”。潘金莲自不必说，李瓶儿、王六儿、惠莲、春梅、如意儿等，为了满足一己之欲，追性求福，无所顾忌。“人性首先是在身体器官的活跃状态上得以显现。近代以来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表达来自身体器官与外部世界接触产生的感受，这是表达‘自我意识’的一条特殊渠道，或者人性解放的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压制‘自我意识’最有效的办法，首先就是压制和扭曲器官的功能，使之丧失敏锐的感知能力。”也就是说，作为身体器官行为的性描写首先表现的是人性的觉醒，这是人性解放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对身体器官的囚禁，则在更深层次上是对自我意识的压制和消解。“在对独立人格和个人精神予以数千年束缚、否定和的传统社会里，卓尔不群、超迈踔厉的个性解放潮流是抗击、清扫封建专制思想、传统伦理观念的一件有力武器。”因此，性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反抗文化压迫的意义。“文化史一再证明，每一次人的解放，都是从肉体开始，都是人的肉体与‘上帝’和‘撒旦’的战斗。从文学的角度看，那就是叙事方式充当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异端，这是一种反压抑、反文化的异端叙事方式。但丁的诗歌、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拉伯雷的《巨人传》、萨德的小说、波德莱尔的诗歌、劳伦斯、亨利・米勒、纳波科夫、达里奥・福、《金瓶梅》，等等，都是文学史上异端叙事的里程碑。没有这些异端叙事，我们很难想象文学史的样子。”《金瓶梅》的出现因此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所表达的身体本能的欲望、身体觉醒意识以及对身体快乐的追求，都与中国传统文学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从而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开辟出另外一条道路。

在《金瓶梅》的身体叙事中，潘金莲、李瓶儿她们不仅是作为西门庆的泄欲对象而存在，而且追求着自己的身体快乐和欲望的满足。“正因为让身体摆脱了灵魂（精神）的管束，获得了本体论的位置和本体论的意义，所以身体自性的冲动和欲望，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容己’的合理。这种‘身体主义’所探寻的是身体自身的需求和快乐。”潘金莲、李瓶儿、王六儿、林太太等众多女性，遵循的“是身体的快乐原则，因而才能进入一种‘狂欢化’的境地。这一‘狂欢’摆脱的不仅是文化的束缚和禁忌，而且连性别的等级和权力也一同抛弃了”，“于是‘幸福’的追求便定位在了‘身体’的感觉性情状之上，身体的满足成了幸福的同义词，‘幸福’与‘道德’彻底分离了”。在女性主体意识日益鲜明的当下，《金瓶梅》中所提供的反抗封建礼教、消解男权文化优势的内容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并为当代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在家族小说中的身体叙事提供了借鉴。在铁凝的《玫瑰门》中，肉体惨遭丈夫和玩弄的司猗纹，在内心深处爆发了对封建礼教的愤懑、对男权文化的亵渎之心，为此司猗纹走进了庄老太爷的房间，将自己赤条条的身体向他敞开。小说中的司猗纹报复的方法是向以《金瓶梅》为代表的言情章回小说学习，她“运用着模仿着她翻弄过的章回小说里那些旷久的女人为唤醒男人那一部分的粗俗描写”，“她压迫着他，又恣意逼他压迫她。当她发现他被吓得连压迫她的力量都发不出时，便勇猛地去进行对他的搏斗了”。司猗纹以肉体为武器进行了酣畅淋漓的亵渎，并由此而彻底击溃了庄老太爷所谓的道德优势。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文学中不乏的描写，但是，无论是纯文学中的象征式的隐语描写，还是市井小说的裸的直接描写，都是一种典型的男性话语”，“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旧文学中，女子只是作为性事的一种工具，一个鼎镬，女性被彻底地物化。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的性感觉或者被完全忽略，或者被蒙昧地简化为一种粗野的叫唤”，这种情况在《金瓶梅》中同样是大量存在着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部内蕴丰富、思想驳杂的古代经典家族小说，它又不时有着溢出封建旧文学常规之处。一段段文字不仅表现了身体叙事的动作，而且细腻地传达出了人物的表情和心理，将身体的肉在属性和心灵的满足结合得十分巧妙。《金瓶梅》中身体叙事所存在的女性成分和诗意化表达方式，对此后中国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的身体叙事带来重要影响。在陈染的小说《私人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主人公身体体验的细腻描写和诗意提纯：“当我的手指在那圆润的胸乳上摩挲的时候，我的手指在意识中已经变成了禾的手指，是她那修长而细腻的手指抚在我的肌肤上，在那两只天鹅绒圆球上触摸……洁白的羽毛在飘舞旋转……玫瑰花瓣芬芳怡人……一艳红的樱桃饱满地胀裂……秋天浓郁温馨的枫叶缠绕在嘴唇和脖颈上……我的呼吸快起来，血管里的血液被点燃了。”这样的身体叙事，继承了《金瓶梅》中优雅、诗意、联想、朦胧的色彩，文笔美丽动人，而情谊绵延。在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中，作家如此描述两合时的身体震颤和心灵悸动：“那黑暗。那黑暗中的第一阵颤栗。不可禁止的，像沸腾燃烧的黑海。一个一个炎热的浪头滚过去。缓慢而沉重地滚过去。海涨起来。像所有激情的时刻一样。我被他抱紧。我不能动。哆嗦着，以为末日真的来临。或者死。宁可死。”这些描述将具体的身体器官及其细腻感受转化为形象可感的具体物项，并以此来形成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同时也借以对抗男权话语无处不在的侵袭。女作家们对身体叙事的诗意化取向，可以用作家林白的话来加以注解：“我对关于它的描写有一种奇怪的热情，我一直想让性拥有一种语言上的优雅，它经由真实到达我的笔端，变得美丽动人，生出繁花与枝条，这也许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很远，但却使我在创作中产生一种诗的。”这一身体叙事的特点，在铁凝的《大浴女》、《玫瑰门》，陈染的《与往事干杯》等作品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三、《金瓶梅》与20世纪家族小说的叙事伦理

伦理指的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准则和行为规范。小说叙事也有着自己的伦理，它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独特的叙事准则、表达规范。小说的这种叙事伦理，“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也就是说，小说的叙事伦理指向的不是生活的、现世的“一般法则”和“基本道德观念”，不是用“理则”压制“生命感觉”，而是怀着超越现世伦理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关于生命的感觉、建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在此基础上表达出作家的伦理诉求。这一伦理诉求因为突破了现世生活道德的束缚，直抵人性的深处，因而具有永恒的精神价值。

《金瓶梅》通过作品展示出了一个小说史上罕见的非道德人物世界，他们的欲望、罪恶、贪婪、冷酷有力地冲击着传统文学所形成的审美习惯，打破了人们的期待视野，重新发现了人的复杂性、多样性，从而发展出了勇于面对现实、审视丑恶存在的创作方式、审美空间。诚如评论家所言，“《金瓶梅》以它缜密的笔触摹写了历来被‘密封’着的、为文人所羞于启齿的那一部分生活，这是艺术的死角。《金瓶梅》不仅是死角艺术，也是变态艺术，它是一个变态、病态世界的真实反映。《金瓶梅》艺术旨趣的‘反英雄’追求，应当看作是对被戏弄了的‘英雄时代’的一种反拨！它的作者以‘赴汤蹈火’般的勇气率先跃入丑艺术，这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文学艺术功不可没。”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于将现世伦理道德与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道德紧密联系的人们来说，《金瓶梅》就是一种邪恶的存在。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文学的道德和人间的道德并不是重合的。文学无意于对世界做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文学流连和用力”，“固有的道德图景不能成为小说的价值参照，小说必须重新解释世界，重新发现世界的形象和秘密，也就是说，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要在现有的世界结论里出走，进而寻找到另一个隐秘的、沉默的、被遗忘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提供新的生活认知，舒展精神的触觉，追问人性深处的答案，这永远是写作的基本母题。在世俗道德的意义上审判‘恶人恶事’，抵达的不过是文学的社会学层面，而文学所要深入的是人性和精神的层面；文学反对简单的结论，它守护的是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笔下的世界应该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它所创造的精神景观应该给人们提供无限的想象。”

在铁凝的《玫瑰门》中，作家选择从女性的灵魂变异的角度，刻画出司猗纹这个历经社会与时代折磨而心理变态的女性。作家深入到了人物的精神里层，从中发掘出政治、时代、家族、文化等对司猗纹的无形制约，迫使她采用了一种歧异的方式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安全。在苏童的《米》中，作家通过一个农民五龙对大米和女人的疯狂追逐，展现了人性深处潜藏的“食”、“色”驱动力。这种人性深处的食望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很难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评判。这部小说“表明兽性在历史中还依然具有巨大的作用，这种对人类兽性的发掘和在历史进程中的体现的探讨，实际上是对人的复原和对人类历史的理性精神的对抗与消解。”从人类兽性的角度来审视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凸显生命中的丑恶形式，是作家对通常意义上的温情、和睦、充满伦理光辉的家族观念的一次突破，这与《金瓶梅》对人性深处中的兽性因素的发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在阿来的《尘埃落定》、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东西的《耳光响亮》、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莫言的《丰乳肥臀》、苏童的《妻妾成群》、北村的《施洗的河》等众多作品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到作家表现出来的对世俗伦理道德的规避。作品中所塑造的众多人物已不再拘囿在现世的伦理约束之中，这与中国传统文学所强调的“文以载道”、文学叙事伦理等同现实伦理的方式拥有了根本的区别。

在关于艺术审“丑”方面，法国艺术家罗丹认为：“人须有勇气，丑的也须创造，因没有这一勇气，人们仍然停留在墙的一边。只有少数越过墙，到另一边去。”但是问题又不止于此，在“墙的一边”与“另一边”之间还应存在着一个更为超越的所在。这个超越的所在，应该超越现实的好坏、美丑，不局限于现实、伦理、民族、社会、国家的层面，而应该直接跳出世间的俗常事物，以一种灵魂的高度俯瞰人间的众生百态，将人心的细腻、变幻建构起来。“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作家被现实捆绑得太紧，作品里的是非道德心太重，因此，中国文学流露出的多是现实关怀，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审视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这个超越精神，当然不是指描写虚无缥缈之事，而是要在人心世界的建构上，赋予它丰富的精神维度――除了现实的、世俗的层面，人心也需要一个更高远、纯净的世界。”《金瓶梅》一大艺术特色，就是“因为作者没有用假定的美来反对现实的丑，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也是小说创作在传统基础上升腾到一个新的美学层次。因为所谓哲学思考的关键，就在于寻找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人生、看世界、看艺术，这个视角越独特，那么它的艺术越富有属于他个人的、别人难以重复的特质。”《金瓶梅》没有局限于美与丑、善与恶的两端，而是从灵魂的制高点俯瞰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虽然作品中不时流露着男权意识和善恶判断，但这并未从根本上限制作者对人物灵魂世界的精细捕捉，即便如潘金莲这样历来被视为典型的人物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灵魂世界。

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中（而非作者有明确道德判断的现实立场中），作者没有陷入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两极，而是在一切人类精神可能存在之处发现并细腻地捕捉到了人性、人情的贯通，焕发出超越世俗、俯瞰人间的审美境界。《金瓶梅》“在作品中贯注着一种人类性的慈悲和爱”，这样的作品“不能被任何现成的善恶、是非所归纳和限定，因为他们所创造的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悲哀的，但又都是欢喜的”。《金瓶梅》对人物灵魂生活、精神细节的刻画方式，为后来的不少作家所理解、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意义在语言中发展形成了效果历史，任何一个当下的解释都不可能逃逸于效果历史之外。它同时也与每一个当下的解释发生对话，影响并改变着当下的解释视野，并构成效果历史的一部分。”在张爱玲的《金锁记》中，作者刻画了曹七巧这个与《金瓶梅》中的女性人物具有某种共通性的形象。七巧嫁到姜家后，因丈夫瘫痪而饱受虐待。小叔季泽风流成性，七巧向他示好却被拒绝。苦熬了几十年，七巧的一对儿女终于长大成人，而七巧却在长期的孤独、小心中导致了精神的变异。儿子长白成婚时，曹七巧令儿子讲了一夜与儿媳芝寿的隐私，然而在麻将桌上大肆渲染。女儿长安与留学归来的世舫情投意合且订了婚，曹七巧故意将长安吸大烟的事情告诉世舫，毁了女儿的婚事。在表现这个令人同情而又觉得可恶的形象时，张爱玲没有陷入到或批判、或沉溺的维度，而是怀着超越的审美眼光，深入到人物的生命深处，捕捉那幽暗、隐秘的灵魂轨迹，写出了小人物的屈辱、仇恨、无奈和扭曲，而在这些交织的性格中，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一份扭曲的善良、渺小的反抗和挣扎的无奈。此外，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苏童的《妻妾成群》、张炜的《古船》、李佩甫《城的灯》等作品中，作家也都采用注重小说灵魂表现空间的策略，使叙事深入到了个体存在的隐秘体验和细节捕捉中，展现了丰满、生动的人物灵魂和个性特征，这与《金瓶梅》所开创的小说叙事伦理传统是有着重要关联的。“文化的历史流传物是内容。它不是具有坚固外壳不可更易的客体，不是固着不变的某一确定不改的对象，而是在主体间流动、传释的活体。内容是历史流传物的生命。它不仅构成形式史，更重要的是它构成内容史。”这种超越现世是非、政治、伦理的眼光，使作品获得了一种罕见的精神力度。

注释

金瓶梅评价篇7

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人中,对文学稍有喜好者,少有不知道田晓菲的。张爱玲有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话:“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说这话的张爱玲于1943年发表她一鸣惊人的《沉香屑 ・第一香炉》时23岁。这话被80年代后的作家们演绎得更是淋漓尽致,以各自不同的姿态，同样年轻的面孔出现在文坛上,并成为了一种文化或是社会现象。但这些人出名时的年龄比起田晓菲的少年成名来,都不算太早。

田晓菲,1971年生,6岁习古诗,古今中外,阅读颇丰。1985年经过北京大学英语系、心理学系、中文系老师面试,特招进入北大英语系。而当时年仅14岁的她,以与生俱来的才情和聪颖,已出版两本诗集,名动天下,真正是少年成名。时隔多年,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田晓菲已是执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年轻学者了,不时有佳作问世,显示了她深厚的知识积淀。让人惊讶于她的才情之余,更惊叹于她学者的严谨与智慧,以及她勤奋踏实走过的每一步。从北大毕业后,田晓菲远赴大洋彼岸求学,于1998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柯盖特大学、康奈尔大学教书,现在哈佛大学任教。

文字的芳香之旅

有评论称田晓菲今年出版的《赭城》是国内盛夏书市的一股清泉。赭城是“阿尔罕布拉”(Alhambra)的意译,它来自阿拉伯语的“al-Qalat al-Hamra”,意即红色的城堡。它坐落于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是“一座独立于格拉纳达的皇城,一系列依倚山势迤逦起伏的宫殿与花园,一处融合了自然风景的美丽和浪漫悠久历史的建筑奇观”。它古老沧桑的容颜吸引了无数朝拜者。赭城的魅力,还在于它是一座用文字筑造的城池,在300年来的欧美文学中,激起了众多作家与艺术家的想象。

建筑在纸上的田晓菲的《赭城》是一部游记,同时也是一部“文学的游记”,因为里面穿插着对西班牙文学,特别是阿拉伯-安达露西亚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两年前,田晓菲在赭城,因为揿错了数码相机的按钮,西班牙之行中拍摄于塞维拉的60多张照片昙花一样凋谢。于是,她用文字构筑了一座《赭城》,一座永远存在于记忆中的梦中之城,一座美轮美奂的想象之城。

比较起当下喧嚣的图书市场来说,这确实是一部让人沉浸的书,既是在文字上进行的地理旅行,又是一次文学的游历,田晓菲带我们穿梭于历史与现实,揭示不朽之美、旅行之美、建筑之美、文字之美。正是由于读这本书,引发了本刊记者对她的创作和生活的越洋采访。

其实,此书之前,田晓菲的《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秋水堂论金瓶梅》等作品,也都在学界读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她对《金瓶梅》的解读,从金瓶梅中读出“慈悲”二字,显示出她中西方宽容的更广阔的视野。她把《金瓶梅》比作“一枝倒插的梅花”:很多读者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枝干，那丑陋的,不体面的所在;而深藏在瓶底的梅花,却无端地浪费了它寒气逼人的芬芳。自问世以来,《金瓶梅》在主流话语圈就被当成一部,少儿不宜,成年人也读得遮遮掩掩。

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田晓菲在《金瓶梅》中读到了慈悲与宽广,她认为《金瓶梅》是一部真正的:少年人处世,什么都看作黑白分明,这样的纯粹,无法持久,也缺乏对人性的了解和同情。她说,“一个读者必须有健壮的脾胃,健全的精神,成熟的头脑,才能够真正欣赏与理解《金瓶梅》,能够直面其中因为写实而格外惊心动魄的暴力，无论是语言的,是身体的,还是感情的”。接受本刊采访时,她正忙于给《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收尾,中华书局即将出版这本书,其英文书稿已于2005年出版,这同样是令人期待的,她的作品总是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下面不同寻常的美丽,读她的文字,也总是一次次的芳香之旅。

在授课之余,这样丰盛的创作实在令人惊叹。作为诗人,才情在田晓菲的生命中自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她本人对此的理解却实在出人意料:我认为对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勤奋。她举例说,她跟丈夫宇文所安(即Stephen Owen)工作起来都是很投入的,“我们每天都工作10-12个小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觉得一天很浪费。”“我和所安都喜欢扎实的基础,进行大量资料考证,然后结合深刻的视角、方法和理论进行研究。这两者缺一不可,尤其是知识的积累,如果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潜心学术,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才华加勤奋,两人在比较文学界取得这样的成绩,也就不足为怪了。

提起田晓菲也不能不提到她的先生Stephen Owen,宇文所安的是他的中文名字。宇文所安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与田晓菲是同事,著名汉学家,在中美比较文学界享有盛名。

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历程之后,两人终于结为百年之好。“我们都觉得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知音,这真的是一种缘分,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田晓菲的《赭城》扉页上写着:“这部书,我把它献给所安:我的旅伴。”而宇文所安在为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所写的序言《绣像本〈金瓶梅〉的慈悲》中,也可以读出两人精神上的接近。感觉到他们的默契与理解,以及共同的学术追求。

面对这些著作,面对她取得的成绩以及人生态度,也许你觉得没什么,但想到她的年龄,这样一个年轻的学贯中西的学者,能够在这些领域都有如此丰富的积累,你会相信,她还会带给我们更好的作品,更大的惊喜。

只有时间真正能检验一部作品的质量

《华人世界》:您对少年成名应该有很深的体会,少年成名对您后来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田晓菲: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曾经在日记里写下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怎样做一个让人尊敬的人。但是,这些问题里并不包括“怎样成为一个名人”。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这两者是很不同的,而且我觉得前者比后者重要得多。

小时的出名不是我自己追求的,因此,当时就把这些看得很淡,也常常对“出名”之后必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感到厌烦。但是作为孩子,身不由己,又能怎样呢？是的,出名可以带来一些机遇,但是归根到底,这些比起人生真正重要的东西来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把这件事做好,在其中得到乐趣。这一点做到了,其他的尽可以任其自然,早成名晚成名都没有关系:这一点做不到,一时的声名也终归会因为没有坚实的底子而成为过眼烟云。

在我看来,终生保持对生命的欲望、旺盛的创造力和不断超越自己的能力,比三五年的辉煌困难得多。如果一个人在十几岁、二十几岁时写了些一鸣惊人的东西,后来就黯淡下去,终其一生都被这些青少年时代的作品所定义,那么,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都是很悲哀的。

《华人世界》:感觉您现在更多的身份是学者,平常还写诗歌吗?诗人与学者应该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身份,能游刃有余出入其间的人并不多。读您一些作品,如《赭城》,字里行间都可以感觉到诗情的流露,可以说诗人才情对学术是非常有帮助的,但系统的学院的文学训练,对您的诗歌创作是否会有干扰?

田晓菲:我还写诗,将来准备结集。我也会写其他种类的东西。我其实不太喜欢“身份”的说法,“身份”好像传统戏剧中的角色:老生就是老生,花旦就是花旦。对于现实生活中一个欲望与爱好都很多的人来说,这些身份和角色的限制性太强了。而且,这种身份限制其实是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专业化”的产物―很久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历史学家、诗人、画家,这些我们现在看来互相矛盾的“身份”,曾经都可以完美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那么现在也还是可能的。诗歌确实需要想象力和灵感,但学术研究同样需要想象力和灵感。哪怕身为一个鞋匠,要想做一个出色的鞋匠,想象力都是至为重要的。而诗人、学者和鞋匠,没有本质的不同。

《华人世界》:您在哈佛东亚系具体教授什么课程?创作和教学在您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各有多少?

田晓菲:我教授的研究生课以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六朝文学为主,同时也教授少量现代文学与文化的本科生课。

哈佛在美国有一个不幸的名声,就是教授不太关心学生,只关心自己的学术研究,这实际上是很错误的想法。也许个别系、个别老师是这样,我做学生时,也确实遇见过这样的教授;但是大多数教授都对学生非常尽责,现在我身边的同事们就都很关注教学,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学生身上花的时间非常多。我们在学期当中,所有的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教书、学生以及参与各种系务上,完全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寒假又很短,只有到暑假和休学术假时才有机会做研究、写东西,所以这些学术假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非常必要的。

《华人世界》:谈谈您的先生宇文所安吧,你们两人的名字有什么典故吗(田晓菲笔名“宇文秋水”)?您身在美国,用中文和英文写作,思考时用哪种语言呢?您的先生是美国人,平常有没有文化差异方面的尴尬?

田晓菲:我喜欢庄子,特别是庄子的《秋水》篇。宇文是北魏的鲜卑姓氏,和我先生的英文姓氏发音相近;“所安”来自《论语》里的一段话,孔子说,观察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段话是我先生很喜欢的。

我很少注意自己平时用哪种语言思考,也许是用一种“混合语言”吧?有些概念没有办法容易地翻译成汉语或者英语,只有在这些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用汉语或者英语想问题。

我和我先生没有感到过文化差异。一方面,他浸润于中国文化数十年,而我也在美国生活了十七年之久;另一方面,两个相爱的人眼中看到的,只是一个具体的、独特的个人,而不是一个“外国人”。比如我们的同事包弼德,曾经有人请他谈谈对他和他太太的“跨文化婚姻”有什么想法(包是美国人,他太太是日本人),包一时愣住了,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原来我和我太太是跨文化婚姻!”就因为平时根本没意识到和太太有“文化差异”的缘故。其实,这才是人类最理想的交际状态:也就是说,把每个人都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等等。不过,这恐怕只能是理想而已。

《华人世界》:您把《金瓶梅》比喻为“一枝倒插的梅花”,您可以再谈一下这种比喻吗?

田晓菲:我只想说:把深藏瓶底的芬芳揭示给人们看,是评论家的根本存在理由。

《华人世界》:您对国内的学术界应该也比较关注。7月份出版的《易中天品三国》通过无底价的竞标方式拍出了500万元的天价版税。他现在每去一地,都会掀起众人追“星”般的狂热,这应该缘于他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三国演义》,此前有刘心武开讲《红楼梦》,学术研究以全新的面目进入公众视野,学术与电视这种受众广泛的传媒对接,您怎样看?您如何评价一部好的作品?

金瓶梅评价篇8

关键词 《金瓶梅》 夫妻关系 特点

一、夫妻之间以金钱利益为基础

《金瓶梅》中的众多夫妻之间都表现出了一种异于前代的夫妻观念，即他们的关系不再是凭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建立，而是以金钱为基础来确立的。利益成为他们结为夫妻的重要原因，他们因为利益走到一起，也因为利益的丧失而分离。

西门庆与孟玉楼就是以金钱为基础而结为夫妻的。孟玉楼的夫家做生意，家里有些钱财，玉楼丈夫死后财产掌握在玉楼手里，所以孟玉楼可以说是一位富有的寡妇。而西门庆跟不必说，家里开着家生药铺兼做其他牟利的营生，书中说他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可以说西门庆就是当时社会中暴发户的代表。一般说来，这样的两人不必为生计而苦恼，完全没有必要因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婚姻，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媒人薛嫂像西门庆介绍孟玉楼的情况时说“这位娘子，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珠子箍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一百箱。……这位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岁。生的长条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来就是个灯人儿。风流俊俏，百伶百俐，当家立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又会弹一手好月琴。”媒婆介绍一个人，不先说他人品如何，样貌如何，反而上来就介绍孟玉楼家的财产情况，这不得不值得读者疑惑。事实上，媒婆了解西门庆对钱财的重视，所以首先就将玉楼的资产报备一下以期引起西门庆的重视。而西门庆果真也被这位“手里有一分好钱”的年轻寡妇所吸引，至于书中后来说西门庆因玉楼会弹月琴而“可在他心上”不过是欲盖弥彰罢了。后来西门庆去玉楼家里相见，媒人又向他强调了玉楼的有钱“一日不算银子，铜钱也卖两大簸箩”。西门庆对而金钱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而孟玉楼又如何呢？玉楼向薛嫂询问西门庆的情况，薛嫂的回答与之前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老人家名目，谁不知道，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有名卖生药放官吏债西门庆大官人”由此了可见玉楼对金钱也是相当重视的。由此可见，西门庆与孟玉楼的结合不是基于传统的婚姻观念而是一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夫妻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两人夫妻关系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具有重利轻情、拜金主义的特征。

二、夫妻之间放纵

在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性，被看做是具有繁衍生殖使命的一项神圣的行为。《易经》对性也有论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性是正常夫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瓶梅》中夫妻之间呈现一种放纵的特点，书中的性成为结成夫妻的重要原因。

西门庆与潘金莲能够成为夫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门庆满足了潘金莲的望。作为金莲前夫的武大郎，有学者考证是个性无能的人，即便不是性无能显然也不能满足潘金莲对性的渴望，可以说这一原因直接导致了金莲红杏出墙的行为。西门庆与潘金莲虽名为夫妻，实际上只是一对的伙伴。性是二人夫妻之间共同的追求，作者在描写二人的场景时总是显得十分放纵糜烂，这从侧面反映出两人得夫妻关系是建立在放纵的基础上的。当西门庆不再从金莲处满足欲望，潘金莲的欲望无法纾解时，二人的夫妻事实已经不存在。可以说，两人之间不存在丝毫感情，有的只是裸的欲望，他们只是为性而性。他们的夫妻基础是建立在性上的，一旦停止了，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就结束了。

三、《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对传统夫妻伦理的挑战

古代中国对夫妻之间的责任与义务有明确规定。儒家要求“夫妇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德音莫违，是夫妇之常”。《礼记》说“夫义，妇听”。然而《金瓶梅》中的夫妻之间出现了一些有违传统夫妻伦理的现象。

以西门庆为代表，西门庆作为一个大家庭的主人、众多妻妾的丈夫，“男正位乎外”做的不够好。西门庆虽然在外生意兴隆，和各方势力关系良好，但却是个不折不扣恶霸土豪。和他结交的朋友也是如此，如应伯爵，“一份家财都嫖没了”；谢希大，“游手好闲”；孙天化，“讨风流钱过日子”。他们可谓是臭味相投、一丘之貉。他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用财务贿赂朝廷大臣谋求官职，对于有损其利益的人他凭借财势对其进行打击报复。如小说第十九回“草里蛇逻打蒋竹山 李瓶儿情感西门庆”，西门庆指使鲁华、张胜讹诈蒋竹山以报他娶李瓶儿、开生药铺子撑他生意之仇。而作为一个丈夫，西门庆在对待妻妾的态度上，书中说他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实在是精辟之极。他对于自己的妻妾，稍有不如意就拳打脚踢甚至鞭打。金莲与孙雪娥吵架，西门庆偏听一面之词“不由分说，向雪娥踢了几脚”，雪娥对来昭妻子一丈青抱怨被西门庆听到，西门庆“复回来又打了几拳”并骂她是“贼奴才”。等到西门庆从外回来听到潘金莲哭号，又“采过雪娥头发来，尽力拿短棍打了几下”并扬言要打下她的下截来。西门庆的这种行为与传统夫妻伦理中丈夫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对当时的伦理道德是一个极大挑战。

按照儒家的要求《金瓶梅》中的众多妻子角色也是远远不及格的。古代社会要求女子从一而终，要求女子守节，讲求“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然而《金瓶梅》中的妻子多有违这种规定。古代评价一个合格的妻子经常使用宜家宜室这个词，然而《金瓶梅》中的众多妻妾显然有违这一标准。

参考文献：

[1]邱绍雄.论《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D].2002.3：119-120.

[2]陈茂山.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气[D].史学集刊，1989（4）：32-40.

[3]蓝东兴.社会转型与明朝中后期社会风气[J].贵州名族学院报，1997：41-48.

[4]李竟艳.明代中后期社会下层价值观的转变[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9（03）：4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