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4 19:11:41
“传原告人张三！”
这时，张三来了。
“是你丢了银子吗？”王大人问道。
“是的，是的。”张三边点头边说。
“那你怀疑是谁偷得呢？”王大人继续问道。
“我这几个邻居除了李四之外全都怀疑。”
这时，张三的邻居们都被传上来了。
他的邻居们——赵六，一个码头上的工人。是这几家最贫穷的一个。每天早出晚归，每个月仅靠做苦力得来的十几两银子维持生计，有时连工钱都拿不到。张三怀疑他也不无道理。
陆七，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是这几家中最老的一个。还带来了一个只有几岁的小孙子。小孙子显然害怕了，躲在奶奶后面直发抖。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李四了。
李四，一个家财万贯，游手好闲的人。是这几家中最富的一个。其父亲做生意赚下金山，留给他巨额遗产。
这时，王大人发话了：“你们分别说说昨天夜里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赵六连忙走前一步，一脸无辜地说：“昨天我整夜都在码头上，没回家。我的老板可以作证。”
陆七指着身后的小孙子，说：“昨天我带他到他姑姑那里去了，一回来就睡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然后转过脸问小孩：“是不是啊，小乖乖？”
小孩躲在奶奶身后发抖，用奶奶的衣服捂着脸，不敢露出脸来。
王大人继续发话：“张三，你为什么不怀疑李四呢？”
“因为在我被偷的那个地方写了一张条子‘对门李四不曾偷’。条子上写得清清楚楚了，他既然没有偷，我为什么怀疑他呢？”
王五大人脸上浮过一丝微笑，这笑是一般人无法察觉出来的。
“对啊，对啊！”李四抢过话头，“昨天凌晨的时候，我看见一棵树下写着‘此地无银三百两’，既然没有银子，我为什么要偷啊？再说我家不缺钱，也用不着偷啊！”
王五大人脸上又浮过一丝微笑，这笑是一般人无法察觉出来的。
“来人啊，把李四抓起来！到他家里去搜！”王大人一声令下，几个衙役便把李四绑起来，跑到李四家去搜了去了。
“冤枉啊，大人！”
“大人，您抓错人了吧！怎么是他呢？”张三也来帮李四说话了。
“哼，李四！”王大人不紧不慢地说，“我没告诉你案发的时间，可是你自己说出来了。我也没告诉你纸条的另一半写了什么，可你也说出来了。”
外面的人群议论纷纷。
这时，那几个衙役抬着一个箱子赶来了。
“大人，在李四床底下找到了这个，里面的确有三百两银子，上面还刻着一条龙！”
张三一听，全身都震悚起来。“龙”可是他们家族的吉祥标志啊！赶忙跑过去，一看，果然是他的箱子。他冲到李四的面前，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你这个没良心的，狼心狗肺的家伙！我是如此的偏护你，你……你却……”他已经话不成音了。
“大……大人，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外面的人群又是一阵议论。
“打李四30大板！然后关起来！”
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自己哄自己；自欺欺人
俏皮话歇后语集锦
1、老鹰追兔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老玉米里搀白面——粗中有细
3、老子偷瓜儿盗果，老子杀人儿放火——辈更比一辈坏
4、老鼠吃猫——怪事
5、老鼠进洞——拐弯抹角
6、老太婆搽胭脂——不知自丑
7、雷公劈城隍——以上压下
8、雷婆找龙王谈心——天涯海角觅知音
9、冷水烫鸡——一毛不拔
10、离了水晶宫的龙——寸步难行
11、理发师教徒弟——从头来；从头学起
12、鲤鱼护窝——不会走多远
13、鲤鱼找鲤鱼，鲫鱼找鲫鱼——物以类聚
14、芦柴秆做门闩——难撑
15、芦沟桥上石狮子——数不清
16、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17、卤煮寒鸭子——肉烂嘴不烂
18、鲁班门前问斧子——讨学问来了
19、鲁智深出家——无牵无挂
20、老虎上吊——没人敢救
21、老虎头上的苍蝇——拍不得
22、老牛反刍——吞吞吐吐
23、老牛喝水——不抬头
24、老牛踏垡子——步一个脚印
25、老牛脱了磨——空转一遭
26、老牛走老路——照旧
27、老牌子钢针——宁折不弯
28、老婆婆跳皮筋——非同儿戏
29、老鼠掉进面缸里——翻白眼
30、老鼠跌进米囤里——因祸得福
31、老鼠给大象指路——越走越窄
32、马蜂蜇蝎子——以毒攻毒
33、马高镫短——上下两难；上下为难
34、马褂改棉袄——老一套
35、马拉车尥蹶子——乱了套；乱套了
36、马尾绷琵琶——不值一谈（弹）
37、马尾拉胡琴——细声细气
38、落水的桃花——随波逐流
39、落雪天过冰大坂——从头凉到脚
40、落雨天担禾草——担子越来越重
41、麻布鞋上镶绸子——不成体统
42、麻秆手仗——靠不住；不可靠
43、麻秸秆做扁担——挑不起重担；难挑担
44、麻茎当秤杆——没个准儿
45、麻柳树解板子——不是正经材料
46、麻雀斗公鸡——自不量力
47、麻雀虽小——肝胆俱全
48、麻雀头包饺子——尽是嘴
49、麻绳上按电灯泡——搞错了线路
50、麻油煎豆腐——下了大本钱
51、马槽边上的苍蝇——混饭吃
52、马蜂蜇秃子——头痛；没遮没盖
53、马戏团的小丑——走过场
54、码头上的吊车——能上能下
55、蚂蝗见血——叮（盯）住不放（比喻集中视力看。）
56、蚂虾尥蹶子——小踢蹬
57、蚂蚁搬家——拖拖拉拉；大家动口；倾巢出动（洞）
58、蚂蚁抖腿——小踢蹬
59、蚂蚁进牢房——自有出路
60、筷子掉油篓——又奸（尖）又猾（滑）
61、垃圾堆里的八骏图——废话（画）
62、拉牛入鼠洞——行不通；走不通
63、老舅舅拉破二胡——陈词滥调
64、老猫上锅台——熟路；道熟
65、老母牛上场——屎尿多
66、老母猪吃破鞋——心里有底
67、老母猪打喷嚏——笨嘴拙舌
68、老母猪下棋——瞧你那笨脑瓜
69、老牛打滚——大翻身()
70、腊八儿出生——动（冻）手动（冻）脚
71、蓝天上的气球——轻飘飘的
关键词 丁银，徭役，一条鞭法，等则，户口食盐钞
自明代后期到近代以前，丁银(亦称“徭银”“丁徭银”“徭里银”等)是各地官府除田赋以外的另一项基本税收。所谓丁银，就是官府按“人丁”计征银两的一种赋税。清代丁银的征收沿袭明制。丁银在明前期尚不存在，“明初但有夏税小麦，秋税粟米，及丝绵之征。百姓皆听役于官。十六成丁而役，六十而免，无所云丁银也。自后乃有银力二差，力差者差役也，银差者雇役也。又其后虽有二差之名，亦皆一例征银而已”。丁银的源头，主要是明代中后期赋役制度改革，将徭役折成银两后照人丁摊派转化而成，此外还有户口食盐钞等税赋的衍化。“一条鞭法”推行后各种按丁计征的税赋合一征收，成为日后的丁银。
一、从徭役到丁银
(一)明代前期：有徭役无丁银
明太祖制定了严格的户丁审编与徭役征发制度。“国初因赋定役。每十年，大造黄册。户分上中下三等。差役照册佥定”，“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日甲役，以丁计日徭役，上命非时日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明史》将明代的役归纳为里甲、徭役、杂泛三种，其中徭役(即通常所谓的“均徭”)是“以丁计”，即按照人丁征发。
明代徭役的审编周期，实地来看差异甚大，以广东肇庆府为例：“旧高要、四会、高明、广宁十年一编，新兴、阳江、恩平、德庆、开建五年一编，杨春、封川三年一编，有银差，即宋雇役法；有力差，即宋差役法。亦计银者，准工食也。”由于日后的丁银主要由徭役转化而成，加之明代丁银完全由地方支配，各地徭役编审周期的差异导致了明代后期丁银编审周期的差异。直至清初，各地“凡编审直省人丁，原无定期，或三年一次，或五年一次，或十年一次”，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二)明代中期：按丁征银的萌芽
明中叶后，尽管朝廷有煌煌严旨令徭役均平：“凡遇审编均徭，务要查照律例，申明禁约。如某州县银力二差原额、各该若干、实该费银若干，从公查审，刊刻成册，颁布各府州县，候审编之时，就将实费之数，编作差银，分为三等九则，随其丁产，量差重轻，务使贫富适均，毋致偏累。”但实际上，徭役轻重不均，日趋繁扰，人丁隐匿以逃避差徭的现象日益凸现。嘉靖年间海瑞担任知县的浙江严州府淳安县，“查得通县洪武初人七万七千三百七口，嘉靖三十一年册止四万六千口。减额之多若此。自国初至今人口不啻数倍之矣，而以渐减额何?欺隐之弊也。然今日丁多止此差徭，丁少亦此差徭，丁多则散于众人而轻，丁少则积于数人而重。欺隐者为不肯欺隐者之害，为不能欺隐者之害。谓之不能欺隐者，如户有二三百丁，只报五六丁，户有三四丁者报二三丁，户只一丁者尽报之。隐者五六十丁役一丁，不隐者丁丁着役。孤丁得重役，由多丁欺隐者使之。一家隐丁则害及二三甲人，一都隐丁则害及二三都人，淳安县隐丁则害及他县，严州府隐丁则害及他府。”为解决应役人丁负担畸轻畸重的问题，明代中期，不少地方开始实行将徭役折银后按丁派征的方法。
福建各州县原本将官府所需物料责成里甲供应，使基层苛扰不堪。“正德十四年(1519年)，沈御史灼欲民易办，始行八分法。每一丁岁征银八分以充岁办等料。唯差役仍旧十年一事。”八分法的最大特点是上供物料的征派形式由十年一轮的里甲徭役，改为每年向全体见在人丁派征银两，具备了丁银的特征。
与此同时，南直隶苏州府开始将徭役折银后按人丁、田地、山荡及其他产业分别派征(表1)。现在尚不能判定按丁、田等分派征银的徭役的具体名目，但从正德《姑苏志》的记载来看，应不包含里甲、均徭等主要役种。各州县分派的情况差别较大，丁银占役银的比例自1.7％至29.7％不等，每丁负担部分州县仅银一分，其他州县则为银三分。后一类县份的丁银比重明显高于前一类县份。明代的徭役征派由各地视具体需要而定，而徭役的折银分派亦是根据各地的具体状况安排，故而一府之内存在较大的差异。
(三)“四差”的按丁征银与一条鞭法的推行
里甲、均徭、驿传、民壮作为明中叶后四种基本徭役，合称“四差”。嘉靖年间，有不少地方尝试将“四差”徭役折算为银两后按丁征银。“四差”的陆续折银征收，给一条鞭法的推行铺平了道路。
1，驿传的按丁征银
驿传是官府为供官员公务往来和文书邮递设置驿站而征发的徭役。应役者不仅需要为往来人员置备骡马、器具、铺盖，还要为其筹措饮食粮草。而时至明中期，由于兵部滥发勘合，加之官员假公济私，应役者不堪重负，纷纷逃避，驿站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一些地方州县尝试改徭役为雇募，将驿传的开支费用按照人丁、田地等摊派征收。按照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其时该府各县均实行这一方法，其中鄞县、慈溪、奉化三县是将田地折为人丁后，与实际人丁合计摊征(具体情况将在下文详述)；定海、象山二县则是完全照田地摊派。而不涉及人丁。
2，民壮的按丁征银
民壮即为民兵，自弘治起，官府从里甲中拣选田多殷实的成年男丁应役，补充卫所军丁不足。然而到嘉靖年间，“民壮之设专为防守，而近多役占”，与原旨大相径庭。不少地方亦改行雇募。如扬州府仪真县，民壮、兵快等徭役均折银按丁征派。
凡户必计里编审丁银，官为立则。凡户上上每丁银二两，上中银一两五钱，上下银一两，中上每丁银六钱，中中银四钱，中下银三钱。下上每丁银二钱五分，下中银一钱五分，下下银一钱。通计三等人户每年出办丁银共一千一百六十四两八钱，但每审人户上上者仅数户，中三则者颇多，而下三则者为最众矣，此亦可以知土著人民户数之不加于他州邑矣。
凡丁银每岁各输于官，给民壮、兵快工食。
旧额本县民壮一百名，正德以前俱以丁粮编佥，自备衣甲、弓矢、器械差操。岁久累乏。嘉靖间变通，宜民只审丁银以给雇募。每名一岁该银七两二钱，百名岁该银七百二十两，外加巡江快手二十八名，巡捕二十名，巡盐一十名，每名每岁工食如民壮。又把截义官二名岁给工食各十两，俱丁银。
该县的丁银征派方式不是按丁均派，而是将人户根据资产状况分为三等九则，即“按户定丁”，丁银负担随人丁所在户等由高至下而依次递减，一名“上上丁”的丁银负担为一“下下丁”的二十倍。而与之相反，人丁数量则随人丁所在户的由高至下而递增，从上上则“仅数户”到下三则“最众”，呈金字塔状分布，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
3，里甲的按丁征银
里甲在明初负责催征赋税与公事传达，但到明代中叶，官府聚敛苛繁，凡祭祀、宴飨、营造、馈送等负担，都责成于里甲。浙江台州府，“里甲每十户户甲首一名，岁输一户应役，十年而周，谓之递年。旧例，止令输纳物料、供给差使而已。今则百凡官府所需，悉出于此。县取于里，里取于甲，而府又取之县。盖视景泰、天顺间不啻其几数十倍矣。厥后，有愤其弊者，乃更为丁田之制。今田既诡寄，丁亦隐匿而官府但随其现在以为科派。”由此可知，该府在弘治以前，就将里甲银按人丁、田地分派。严州府淳安县，嘉靖年间“里长十年一役，是在催征钱粮，勾摄人犯，他非所与也。流弊至今，官府中百凡用度，一一责之。初年所用尤微，至今则日增一日，每丁多则出银四两，少亦三两。自本县(即海瑞)到任以来，只科银二钱五分应用，百凡用度，尽出于是，用多日以用少日补之，不论阄分日期”。只因知县的更易，丁银的负担仅为原来的十数分之一，可见，当时的丁银完全是由州县自行支配的。
4，均徭按丁征银与一条鞭法的展开
均徭“有力役，有雇役”，雇役也即银差，由应役人丁向官府纳银代役；力役也即力差，由应役人丁承担劳力(亦可自行雇役)。应役人丁的负担轻重由官府参照其经济与家庭状况(北方门丁事产四者兼论，南方偏论田粮)加以征派，“令各处赋役，必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违者罪之”。然而，事实上，“所编之差有正银一两而止纳一两者。此必世豪汇缘者得之，有加至一二倍者以至数十倍者，此必平民下户无势力者当之，则患在不均……粮多殷实之家平日则花分诡计以图轻差，及至审编则营求贿嘱以脱重差”。一些力差，如输运贡赋的“解户”重役，本由上则户承担，但由于上户多方避役，多转嫁中下则户承担，令其不免破产逃亡，差役亦无法完成。不少地方官试图采用折价雇役的办法，解决百姓逃避力差的问题。如南直隶松江府：“系力差者计其代当工食之费量为增减，系银差者计其扛解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又其后派银雇役，力差变为银差，而听差并罢之矣。”
在力差逐渐转向银差的基础上，与其他三种徭役一样，明代中叶，均徭也开始分别按照人丁、地亩分派。正德年间，御史柳应辰奏言：顺天、永平二府“有司均徭当出于人丁，近年兼征地亩”。南方一些府县在嘉靖年间也对均徭役制实行改革，南直隶常州府：“嘉靖十六年，本府知府应槚议得各县丁照黄册，田照实征，岁岁通编，每丁银一分，每民田一亩银七厘。……隆庆四年，复奉巡抚朱大器明文，议将均徭总作一条鞭法，将合县田地每亩派银一分六厘四毫，每丁派银二分二厘八毫(此外又有小人丁银五厘九毫三丝)。”浙江：“余姚、平湖二县，原著有均徭一条鞭之法，凡岁编徭役，俱于十甲内通融随粮带征，行之有年，事尤简便。概以十年之差，而责之一年，则重而难；以一年之役而均之十年，则轻而易。官免编审之劳，民受均平之赐。然人户有贫富不同，复将丁田分而为二：有田之丁及以田折丁者，每丁编银必增其数；有丁无田者，每丁编银量为递减，始于均平之中，曲寓存恤之意。”
均徭改革的关键在于：原本一般是十年一次结合资产状况对人丁编审差役，现改为每年分别按丁、田征派银两来进行雇募。“一条鞭法”的展开是在“四差”折银照丁、地摊征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应当指出，不同地域徭役分摊人丁、地粮的情况各不相同。如江西：“查得本省各项差徭，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该前任巡抚都御史张酌定《赋役总汇文册》，内开南北京库漕运本折米银起运存留宗藩司府仓米皆出于粮，户口食盐起存钱钞则出于丁，唯里甲、均徭丁粮兼派。里甲一丁折米一石，均徭二丁折米一石，及查各该州县，有以粮独编驿传，有以丁粮配编民兵，有以丁折米独编民兵、全不编驿传者，各因丁粮之轻重而为之调停以免偏累。”这自然导致了日后各地丁银的来源、数额等的复杂多样。正因为丁银很大程度上由徭役转化而成，因此晚明及清代的许多记载中，丁银亦称为“徭银”或“丁徭银”。除均徭外，一些其他徭役也改为折银雇役的方式。在一些地方，丁银主要包括由均徭转化成的“均徭银”和由里甲派生的“里甲银”，故又被称为“徭里银”。
最早大规模推广“一条鞭法”的省份是江西，“(隆庆)四年(1570年)题准：江西布政司所属府州县各项差役，逐一较量轻重。系力差者，则计其代当工食之费，量为增减。系银差者，则计其扛解交纳之费，加以增耗。通计一岁共享银若干，照依丁粮编派。开载各户由贴，立限征收。其往年编某为某役、某为头户贴户者，尽行查革。如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仍纳丁银。有丁有粮者，编为中户。及粮多丁少，与丁粮俱多者，编为上户，俱照丁粮并纳，着为定例。”此后，随着“一条鞭法”的推广，丁银征收制度也在全国范围普遍确立。
明代以来“天下农民之病自江而南由粮役轻重不得适均，自淮而北税粮虽轻，杂役则重”，即大体说来江南田赋重而徭役轻简，北方田赋轻而徭役繁重。徭役折银后丁田分派，南北地域差异亦十分明显。“户口已载之黄册矣，此外复有审编丁则者，以江北税役比江南不同。江南田地肥饶，诸凡差徭全自田粮起派，而但以丁银助之。其丁止据黄册官丁，或十而朋一，未可知也。江北田稍瘠薄，唯论丁起差；间有以田粮协带者，而丁长居三分之二。其起差重，故其编丁不得不多；其派丁多，故其审户不得不密。期以三年为限，而法以三等九则为准，有不足九则者，亦不妨变通之以便民，此审编之大较也。”大体上，长江以北诸地徭役折银后大部分转化为丁银，比重通常在三分之二以上；而长江以南则大部分摊人田赋，仅少部分派于人丁。这就造成明代后期直至清代前期北方诸省人丁编审执行严格，且丁银负担普遍较重；而南方多数地方丁银负担相对较轻，且人丁编审日益形式化，以至在晚明即有若干州县试行丁银完全摊人地亩或田赋征收，成为摊丁入地的先行者。
徭役转化为丁银是赋役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嘉(靖)、隆(庆)后，行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徭役改行雇募，不仅使官府的行政效率得以提高，民众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大大减轻，这对于发展生产、促进社会流动都有正面作用。
(四)特殊意义的人丁——“余丁”和“半丁”
1，田地折丁与余丁的出现
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一些州县中人丁都有分、厘等零尾余数，称作“余丁”。“余丁”的出现，一般来说是以田折丁后合征丁银的结果。如宁波府 鄞县、奉化、慈溪三县采用以田折丁，与实际人丁合计的方式，因此人丁总数中均有余数。嘉靖《宁波府志》卷十三《徭役》记载如下：
鄞(县)：该征四明驿水夫工食、船只铺陈什物支应等项银八百五十二两九钱七分三厘八毫并河南马价银四千五百八十六两五钱四分三厘八毫。本县人丁除免、逃、绝等丁外大约该七万八千七百四十五丁。民田地七千九百一十四顷六十九亩，每田地十亩折人一丁，共七万九千一百四十六丁九分。官田地一千三百三十八顷一十三亩五分，每田地二十亩折人一丁，共六千六百九十丁八分五厘。三项共一十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丁七分五厘，每丁派银三分三厘五丝五微一尘。
慈溪：该征车厩等驿水夫工食、船只铺陈什物支应等项银一千四百九十四两五钱五分九厘七毫并河南马价银九百六十两二钱四分六厘六毫，二项共银二千四百五十四两八钱六厘三毫。本县人丁除免、逃、绝等丁外该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五丁。原额民田地四千七百五十六顷四十一亩五分九厘，每田地十亩折人一丁，共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四丁一分。官田地四百六十七顷五亩七分，每田地二十亩折人一丁，共二千三百三十五丁二分八厘五毫。三项共七万四千二百七十四丁三分八厘五毫，每丁派银三分三厘五丝五微一尘。
奉化：该征连山、西店二驿步轿夫工食、铺陈什物支应等项银二千二百五十三两九钱四分三厘三毫四丝并河南马价银四百七十四两三钱三分六厘，二项共银二千七百三十两二钱七分九厘三毫四丝。本县人丁该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一丁。原额民田地四千一百六十三顷五十八亩一分，每田地十亩折人一丁，共四万一千六百三十五丁八分一厘。官田地五百九十二顷九十一亩。每田地二十亩折人一丁，共二千九百六十四丁五分五厘。三项共八万三千七百四十一丁三分六厘。今议扣减逃、绝等丁银三百八十一两八分四厘，扣除该丁一千一百三十二丁六厘四毫，外实该丁八万二千六百九丁二分九厘六毫，每丁派银三分三厘五丝五微一尘。
这三县统一将民田地十亩折为一丁，官田地二十亩折为一丁，与实际的人丁合计通派丁银。同样，浙江新昌县亦是将田地亦折成人丁：
田土折丁则例：每民寺职田一十亩准丁一丁，民寺地五十亩准丁一丁，民寺山一百亩准丁一丁。均徭则例：每折丁一丁派银五分四厘八毫。均平则例：每折丁一丁派银一钱二分八厘。
田地折丁后，“人丁”一词已经与成丁男子的本意脱钩，纯粹作为一种纳税单位，其具体所指，必须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加以判断。清代前期鄞县、奉化等县的人丁长期含有零尾余数，其历史的源头便在此处。
2，半丁
明代差徭，视应役人丁的家庭资产情况区别佥派。时人何孟春在记述马役时写道：“前项丁地论丁则分乡逐里三等九则，务见某人、有何事产。除京官、军匠人等户内例优免外，其余不问豪民、黠胥逐一审实，各照养马丁数添编允佥。某应堪作一丁，某应减作半丁，与某朋作一丁，共若干丁，补足原额领养一马。”这里，资产殷实者一人视作一丁，承担全份徭役；次者减为半丁，徭役赋担亦相应减半，与另一人合力承担一份徭役。逃亡人丁与不成丁的差徭也照一般人丁减半，“至于逃绝人丁，原额注于实征册内，有据者照旧免编外，其新开逃绝遽难概免，合照不成丁则例，比实丁减半编差”。
当徭役衍化为丁银后，对于某些特殊情况的人丁，丁银减半征收，这就出现了“半丁”。“今载在《会典》者各项差役由银力均徭等件，近岁始通融为一条编，而有无粮者仍纳丁银，有粮有丁及粮多丁少、丁粮俱多一切照丁粮办纳，夫绝户逃亡既有所以处之矣，其余所征之丁亦乞大张告示，开载某郡某甲某户某人，或数丁或一丁或半丁，使人人自晓，不至有里递诳骗。”由此看来，一个实际纳税人，可能承担一份丁银，也可能承担多份丁银或仅缴纳半份丁银。这实质上同样说明，纳税册上的“人丁”在一些具体场合下是纳税的单位，与实际的人丁不完全等同。
(五)丁银的等则
明代后期丁银的派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人丁不分等则，每丁承担相同的负担，江南诸府大都属这一类型；二是按照资产状况将户分为不同等则，不同等则户内的人丁丁银负担轻重不等，北方州县多属此类。“北畿州县审编均徭，初止审三等九则户门，并不注定差银多寡数目。审定户则，然后通算三等人户，除役占优免外，该当差者共有若干丁，却算本州县银力差该用银共计若干两，方令三等九则户丁差等出银，期足供银差、力差之用而已”。
丁分等则，北直隶、山东等地一般是分“三等九则”。而即使在一府之内，丁银征派也会大相径庭。山东兖州府曹州下属曹县、定陶两县：“顾条鞭丁银……曹县丁不论贫富，每丁止编银七分二厘；定陶丁虽论九则，然上户一丁止于九钱；两县者外无余差，亦无余征矣。独(曹)州上户一丁编银九钱，兼编门银三十两；其余八则，每一户丁，门银各不下一二十两；至下户人丁，尚编银一钱。”随着明后期一条鞭法的深入推行，不少州县由“三等九则”渐转为单一等则。如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旧制户分九则，“自万历二十年条鞭之法行，户不分则，均之田亩，每丁例编银一钱七分，后因加派兵饷，增至二钱七厘。”而在江淮流域的凤阳府、淮安府、徐州，根据清代顺治年间《江南赋役全书》，明代晚期，徐州所属州县与凤阳府的多数州县人丁系分三等九则，定远、蒙城、盱眙系一则编丁，除此以外还有颍州丁分三则，颍上县丁分四则，泗州丁分五则的情况。淮安府更为复杂，多数州县人丁超过了九则(见表2)：
清初的编丁制度沿袭明代。淮安府除赣榆县一则编丁，桃源县人丁分为“成丁”“朋丁”“寄丁”三项外，其余各州县的编丁均是在“三等九则”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将其继续细化，如山阳、安东、盐城、宿迁等县将“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则人丁各进一步分为三则。清河县在将人丁分为九则的基础上在一至七则中划出“半则”。更有甚者，海州将“下中”则人丁进一步分为中、下二则，将“下下”则人丁进一步分为上、中、下三则，其后再将每则丁分为三则，总共15则。邳州将“下中”“下下”则人丁进一步分为上、中、下三则，随后再将每一则细分为三至四则，加上“上中下”丁二则、“下上下”丁三则，总共有28则之多。人丁的等则如此繁杂，势必给吏胥放富差贫、敲诈勒索制造了条件，进一步促使逃避编审、隐漏人丁现象的产生，给官府的编审人丁与丁银征缴增添困难。时至清初，凤阳府除颍州外的所有州县均改行单一等则编丁，而淮安府、徐州所属州县则大多沿袭多等则编丁的旧例。
二、从户口食盐钞到丁银
明初虽无“丁银”名目，但存在按丁口征收的“户口食盐钞”(也称“户口食盐课”，简称“盐钞”“盐课”)，这是丁银的另一来源。
户口食盐钞在明之前存在已久。明收始于永乐二年(1404年)，“令两京官吏人等，及各处官民户口食盐，每岁大口纳钞一十二贯，支盐一十二斤；小口纳钞六贯，支盐六斤”。永乐四年，明确
规定“大口”为十五岁以上者，“小口”为十岁以上者，均须纳钞支盐(日后亦一度规定以米、钱代钞，数额亦有变化)。可见，户口食盐钞起初乃是官府计口配售食盐之法。不久以后，官府虽不再支盐，但仍旧向民众征钞。除了“未出幼男女，及孤寡残疾、充军当匠亡故人口，免征盐钞”，其他全体官民均有缴纳义务，户口食盐钞衍化成为一种对全体丁口征课的人头税。
户口食盐钞与夏税秋粮一样，有相当部分需要起运上缴中央。“嘉靖六年诏，各处起运京库户口盐钞，今后每钞一贯，折银一厘一毫四丝三忽。每钱七文，折银一分。计钞一块，共折银四两。经收大户人等，不得分外科敛，侵欺入己。”在万历《会计录》中各州县的户口食盐钞额度均详细载明，而徭役折银则悉数由地方自行支配，故不见于《会计录》中——这是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
“一条鞭法”推行后，徭役折成银两按丁征派，从而与户口食盐钞在实质上具有相近之处，唯相比之下，户口食盐钞的额度低于徭役折银。为便利征缴，官府往往将户口食盐钞并人徭役转化而成的丁银一并征收，如福建泉州府等地，“嘉靖七年，御史聂豹议将户口钞价并人八分料银内征纳”。由此，时人往往将户口食盐钞视为徭役的一种。“今日之徭役，其类有六：日银差，日力差，曰里甲，日额办，日杂办，日盐钞。”
由于户口食盐钞数额不大，照人征收颇为繁琐，有些地方的户口食盐钞在明中后期即被摊入田赋之中。如南直隶常州府等地，“户口食盐钞自永乐以后，用岁报口数概征之，其增损不一，民多烦扰。成化十七年(1481年)巡抚尚书王恕便宜于秋粮耗米内，官给解户起运，各县并同。”而在照人征收户口食盐钞的地域，其征收对象囊括了妇女与未成丁在内的几乎全部人口，而并非只为成年男丁，惟前者的税赋负担轻于后者。如浙江新昌县，万历初年：“每成丁一丁派盐粮钞二分三厘七毫八丝……，遇闰加银一厘八毫二丝九忽，妇女一口派银如男丁之半。”在男丁缴纳的户口食盐钞并人丁银后，南方一些地方由妇女和未成年人负担的户口食盐钞继续存在，直至清代。“(顺治十三年)议准：‘江西、福建、广东三省《(赋役)全书》内，有妇女盐钞银，按口征派不等。余省无妇女名色，其盐钞银均派地丁内，仍照旧行。’”更有甚者，承担户口食盐钞的妇女与未成年人被纳入人丁之内。清代前期浙江许多州县的人丁中有“食盐钞丁”(即未成丁)、“食盐课口”(即妇女)等名目，其丁银实际上即为旧时户口食盐钞衍化而来，税额普遍低于普通人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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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外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当数日本学者加藤繁。所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944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中译本)中，第8章以唐宋时期为中心，集中对白银的输出与输出进行了探讨。近年日本学者山村和神木(Yamamura Kozo and Tetsuo Kamiki)所著Silver Mines and Sung Coins-A Monetary History of Medieval andModern Japa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I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 (Eedited byJ．E．Richards．Durham，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所著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the Asian Age(汉译本《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等均有论及。国内的研究分别来自货币史和外贸史两个方面，前者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等，后者有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6卷第2期），全汉?N《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史语所集刊》第54本第2分册），陈高华《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11月版)，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1994年10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黄纯燕《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版)等。
② 见《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北平图书馆影印稿本，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版)。
一、熙丰以前的白银输出
北宋自建隆元年(960年)开国，至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继位，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在历时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宋朝的海外贸易获得了较大发展，对外贸易的格局初步奠定。而宋王朝建立不久，白银就广泛地出现在各种贸易方式之中。
在贡赐贸易方面，宋代最早见于记载的贡赐贸易始于建隆元年(960年)。当年九月癸卯"三佛齐王悉利大霞里??彩估垂狈轿?。而至迟在建隆三年(962年)贡赐贸易中即出现了用银的明确记载。当年十一月丙子，三佛齐贡方物，宋廷"赐其使冠带器币。还，赐以锦彩银器。"①白银以银器的形式付给了三佛齐来使。此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贡赐贸易的例子不绝于书，贡赐贸易中也常常少不了白银。而雍熙四年(987年)五月，宋廷还曾"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②。8名内侍所赍金帛中，当然也少不了白银③。
在市舶贸易方面，宋朝于开宝四年(971年)二月灭南汉后，立即于六月壬申"置市舶司于广州"④。宋廷直接管理的市舶贸易正式展开。而《宋史》在简略记述了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的情况后称："凡大食、古逻、?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镔铁、?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乌?选⑺漳镜任铩?⑤显然，宋朝与南海诸番间的市舶贸易中，也有不少白银。
宋朝设立市舶司后，曾明确禁止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之外的对外贸易，民间商人没有自由地直接从事对外贸易的权利。对此，宋廷曾明令规定："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人其宝货。"太平兴国、淳化间又反复申严有关禁令⑥。但由于宋境海岸线很长，宋廷不可能完全控制沿海商人出海，外来番舶也不免因气候、逃避市舶抽解、博买等原因在宋廷未置市舶的港口停靠。于是，在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之外，零星存在着其他方式的对外贸易。而这类贸易方式中也出现了用银的例子。如仁宗朝，监察御使朱谏上书指出："福州递年常有舶船三两只到钟门海口，其郡县官员，多令人将钱物、金银，博买真珠、犀象、香药等，致公人百姓接便博买。"⑦
细审宋代史料，我们看到，神宗朝以前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动，具有一系列突出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向我们表明，白银的流动总体上呈现出流出多于流人的状况。
首先，在贡赐贸易中，宋廷通过常赐、特赐、答赐等方式，向诸蕃来使回赐白银，且为数不少。其中，常赐属礼节性回赐。宋廷规定：凡"诸州、镇、蕃国进奉牙校人从见辞，皆有赐"。其所赐钱物，"两制以上有主钱银，虽或数百、它百，有二三百千至数十千已上，各有常数"⑧。其中，对诸蕃进奉的常赐中通常含有银器。如乾德三年(965年)四月回赐占城银器、淳化四年(993年)回赐高丽银器二百两、天圣七年(1029年)四月回赐交州进奉使银器等⑨。特赐有奖励、慰勉性质，非常制。宋廷主要根据实际进奉情况，对诸蕃来使给予具有奖励、慰勉性质的赐予，即史料中所云"特赐"、"优赐"、"厚赐"等，其中亦常含有白银。如建隆二年(961年)"优赐"占城器币⑩等。又如嘉?二年(1057年)正月，占城使人贡还至太平州，因"江岸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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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③ 关于宋代"金帛"与白银的关系，笔者曾在《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一书中作了较系统的考证，参见该书第126-131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
⑤ 《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⑥ 《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⑦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四。
⑧ 《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一七。
⑨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三。《宋史》卷487《外国三》。
⑩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三。
沉失行橐"，仁宗"诏广州赐银千两"①。
宋廷的答赐是贡赐贸易的主体，一般以进奉物的价值为基础，实行增价回赐。因海外诸国进贡数量较多，回赐中的白银也为数不少。北宋有关史料中，明确记载答赐白银超过千两者不少。如咸平三年(1000年)赐大食舶主银二千七百两②等。尤为突出的是，由于占城等国人贡商品繁多，价值重大，宋廷回赐的白银甚至突破了万两的大关。其中，天禧二年(1018年)回赐占城的白银达到了四万七千两之多③。
与宋廷回赐中包含大量白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献中关于诸蕃使臣进奉的各种商品的记载，却大多没有白银。如天禧二年(1018年)九月，占城遣使"以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豆蔻六十五斤、沈香百斤、笺香二百斤、别笺一剂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槟榔千五百斤来贡。"④所贡商品种类不少，却无白银在内。有关文献中虽也有高丽、交趾、占城、大食等国为数不多的几条进奉白银、高丽答赐宋使白银的事例，但人贡、答赐宋使的白银数量一般不过数百两。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月，交趾"江巨?、王绍祚以方物金银器五百两、通犀六株……来贡。"⑤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一月，大食蕃客截沙蒲黎以金钱、银钱各千文来贡。"⑥淳化四年(993年)二月，陈靖等出使高丽，高丽王亦"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⑦等。不仅如此，诸蕃在获得宋廷的回赐之后，还有用回赐的钱物收购白银带出宋境的情况。如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有司言，蒲端使多市汉物金银归国，亦有旗帜之类。"⑧由此观之，在宋廷与海外诸蕃之间的贡赐贸易中，宋廷的回赐当超过了诸蕃的进奉，白银的流向当以流出为主。
与贡赐贸易中的情况类似，市舶贸易中白银的流向似乎也以流出为主。北宋初置市舶司之际，通过市舶输入、输出的商品情况不甚明了。由于对外贸易初兴，商品流通量不大，白银即使有出有人，其量也为数不多。淳化二年(991年)后，宋廷放开了部分舶来品的经营权，规定在市舶司完成抽解和博买之后，商人可博买分销部分舶货，但抽解和博买所占比例亦不低。因此，包括抽解、博买在内的市舶收入，为我们考索白银的输人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宋史》在记"淳化二年，诏广州市舶，除榷货外，他货之良者止市其半"之后，对广州市舶的收人情况作了如下说明："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⑨所获之物虽不甚明确，但从“斤、条、株、颗”的计量单位来看，应当没有白银。此后，天禧末全国财政总收人中虽有"银八十八万二千余两"，但其来源"除坑冶丁税和市外，课利、折纳、互市所得皆在焉"⑩。应当说，严格意义上的互市是不包括市舶之利的。由此不妨推断，由于市舶贸易中没有或少有白银输入，故市舶之利与天禧末全国财政收入中的白银并无直接关系。反之，当年财政总收人中有"香药、真珠、犀、象七十余万斤、条、片、颗"。结合这一时期市舶收入均在七十万斤、条、片、颗以下的情况来看，这一数字当为市舶总收入。也就是说，如果市舶收入除这七十万单位外，还有不少白银按品类计入了总收入中的白银类的话，市舶总收入的数字将显得过大，超出了这一时期市舶收入所可能达到的量。此后仁宗、英宗两朝，关于市舶收入的记载是："皇?中，总岁人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从其计量单位来看，其中似乎也没有白银。由此观之，神宗朝以前市舶收入中的白银，只存在三种可能：一是根本没有白银；二是白银为数很少，少到了史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三是有一定量的白银，但输入量少于输出量。输入与输出两抵后，市舶纯收人中已没有了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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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一。又见《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九；《宋史》卷489《外国五》。
②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
③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
④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
⑤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二二。
⑥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
⑦ 《宋史》卷487《外国三》。
⑧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五。
⑨ 《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⑩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
更进一步，从白银输出的角度看，宋朝通过市舶贸易输出的白银却不少。淳化二年(991年)以前，宋廷完全垄断市舶物资的博买，博买中不能排除参照贡赐贸易的方式，用白银和其他物资博买蕃货的可能。而淳化二年后，由于抽解、博买之余的蕃货可售给宋朝民间商人，市舶司与民间商人博买蕃货的商品当无太大差异。从前述仁宗朝福州郡县官员"多令人将钱物、金银，博买真珠、犀象、香药等"的情况来看，市舶司和民间商人均用银博买蕃货当不会是例外。甚至天圣中，章献太后为了于明州舶船求购摩婆石和无名异，不仅"内出银三百两为价"，而且规定："如不足，更许于州库贴支。"①因此，大中祥符年间，当三司感到乏银支用时，仁宗曾"谓辅臣曰：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五千，今则增踊逾倍，何也?"王旦等明确指出："两蕃、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这正是银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②。市舶贸易中的白银输出，已经到了足以推动宋朝银价上涨的地步。
贡赐贸易中回赐白银多于进奉白银，而市舶贸易中下至普通商民，上至章献太后，均用白银与其他商品博买舶货，甚至对外贸易中的白银输出足以推动宋朝银价上涨。这意味着，熙丰以前的海外贸易中，白银输出量远大于输入量。白银的流向总体上呈现出持续输出的特点。
二、熙丰至绍兴间的白银输入与输出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继位，次年改元熙宁。延至南宋高宗绍兴中叶，宋朝的历史又过去了80多年。从海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宋廷对发展海外贸易的热情持续高涨，从神宗朝的大幅度降低抽解、博买比例，哲宗、徽宗时增设市舶、扩大对蕃商的开放范围，到高宗时高官重金招诱蕃舶，鼓励、支持和有利于海外贸易发展的措施步步推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一时期海外贸易中白银流动的首要特点是，以熙宁年间市舶收人中出现有关白银的记载为起点，通过市舶贸易输入的白银有较大增加。《宋会要辑稿．食货》中，留下了关于宋廷矿课收入的记载。据王菱菱考证，该条资料的时间在熙宁七年(1074年)至十年(1077年)间③。尤为重要的是，这条关于熙宁间矿课收入的记载中，不仅分项记述了"租税之人"、"山泽之人"、"诸路上供之数"，而且单列一项，具体记录了白银的"赋人之数"一百二十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两。其中，除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课税、榷场收入，诸路茶税、杂税、买扑、酒曲及人籴买卖所得外，有来源于市舶的白银"二千二百五十四两"①。这一数字绝对值不多，在赋人之数中的比例也不足千分之二，但却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市舶收人中出现白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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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3，《摩婆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
③ 王菱菱：《宋代"山泽之人"矿课时间考》，《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又见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
不仅如此，至哲宗元?元年(1086年)，市舶收人中含有白银的记载又一次出现。《文献通考》载："杭、明、广三州市舶，是年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②这条材料虽无从考证白银收支的具体数字，也无法比较市舶贸易中白银收支之间的差额，但至少表明，熙宁及其以后的市舶贸易中，有白银输入当不是偶然。
此后，市舶收人中出现白银的记载已不难获见，商人从海外贩人白银的情况亦时有发生。如哲宗时，泉州商人徐戬在杭州雕刻《夹注华严经》版2900余片，经海运献于高丽，"受酬答银三千两"③。尽管徐戬的行为有违宋廷禁令，但白银流人了宋境确是事实。特别是绍兴三年(1133年)"十二月十七日，户部言：勘会三路市舶除依条抽解外，蕃商贩到乳香一色及牛皮、筋角堪造军器之物，自当尽行博买。其余物货，若不权宜立定所起发窠名，窃虑枉费脚乘。欲令三路市舶司将今来立定名色计置起发下项名件，欲令起发赴行在送纳：金、银、真珠、玉、乳香、牛皮、筋角、象牙、犀脑子、麝香……夹杂银、石碌、白附子、铜器、银口朱、苛子、南蕃苏木……诏依。"④在宋廷明确规定须起发行在的诸色蕃货中，同样包含有白银。显然，神宗熙宁年间至高宗绍兴年间，白银输入史料凤毛麟角的情况有了改观，而这正是输入宋朝境的白银有所增加的直观反映。
市舶贸易之外，熙宁年间至绍兴中叶，贡赐贸易中输入宋境的白银也有所增加。如神宗时，钱勰奉使高丽，高丽王"遣二吏追饷金银器四千两"⑤。尽管钱勰最终没有将白银带回。但高丽所饷白银的数量，已是淳化四年(993年)陈靖出使所得白银的好几倍。此后，海外诸国进奉白银的绝对数量开始突破数百两，出现了不少人贡千两的记载。如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一日，交趾人贡有"金厮锣五面，共重二百五十两；银厮锣二十面，共重一千两"⑥。绍兴二年(1132年)"闰四月三日，高丽国王遣使朝散郎礼部员外郎赐紫催清、?门祗侯沈起等一十七人，奉表贡纯金器三事，共重一百两；注子一副，盘盏二副，白银器一十事，共重一千两，……惟清、起各进奉白银合四副，共重二百两……"⑦高丽国王来使人贡的白银加上来使本人带来的白银，总数已超过了千两。不仅如此，熙宁后三佛齐人贡频繁，而白银则已成为三佛齐来使常备的人贡品。《宋史》载：元丰中，该国"使至者再，率以白金、真珠、婆律薰陆香备方物"。白银通过贡赐贸易输入宋朝，具有了经常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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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七。
② 《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影印本)，卷20，《市籴考》一。但《宋史》卷186《互市舶法》将该条资料系于熙宁九年。汪圣铎先生指出：《宋史》系于熙宁九年疑误(见《两宋财政史》下册，第723页，中华书局1995年7月版)。此从之。
③ 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东坡全集》卷58《奏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七。
⑤ 《宋史》卷317《钱勰传》。
⑥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五。
⑦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五。《宋史》卷487《外国三》记载略有不同，称："(绍兴)二年闰四月，(高丽王)楷遣其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阁门祗侯沈起人贡金百两、银千两、绫罗二百疋、人参五百斤，惟清所献亦三之一。"
然而，市舶和贡赐贸易中白银输入的增加，是否意味着宋朝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发生了逆转呢?情况似乎仍不容乐观。细审有关史料，同一时期输出的白银，也在大幅度快速增长。
首先，随着海外诸国人贡频率的增强和人贡量的增加，宋廷回赐的白银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一时期，除对海外诸蕃来使继续给予常赐外，宋廷答赐、特赐大量白银的记载进一步增加。就答赐而言，熙宁十年(1077年)注辇人贡，宋廷回赐的白银即达到了五万二千两．创下了答赐量的新高。元丰二年(1079年)、元?元年(1086年)，三佛齐、高丽人贡，宋廷答赐白银也分别为一万五百两、五千三百两①。
在特赐白银方面，神宗、哲宗两朝不仅赐予频繁，而且所赐白银为数不少。如熙宁五年(1072年)在回赐占城进奉之外，又特赐银二千一百两②，元丰六年(1083年)对层檀来使不仅"诏颁赉如故事"，而且又"加赐白金二千两"③。对三佛齐的频繁来贡，也"每优赐遣归"④。至哲宗朝，又有元?元年(1086年)特赐高丽国僧人银器一千两、元?六年(1091年)二月特赐高丽来使银器五千两⑤等。甚至靖康年间，宋廷已无遐自顾，但宋朝官员卫肤敏因奉诏迎接高丽来使，也不辱使命，在开封已经失陷的情况下，仍"以币易银帛，得六千匹两，厚贶其使，而移文遣之"⑥。用银绢对来使给予了厚赐。
至南宋绍兴初，宋廷不仅对海外诸国人贡使臣给予奖励性质的特赐，而且一度大力奖励蕃商来华贸易。如绍兴六年八月，宋廷认为大食蕃商"蒲罗辛造船一只，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委是勤劳，理当优异"。于是，宋高宗诏："蒲罗辛特补承信郎，仍赐公服履笏，仍开谕以朝廷存恤远人，优异推赏之意。候回本国令说喻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如数目增多，依此推恩。余人除犒设外，更与支给银彩。"⑦对大量贩运乳香前来的蕃商特赐银绢，已具有了制度化的意义。
此外，海外诸国来使在人贡白银的同时，仍继续从宋朝境内回购白银，且回购数量不少。如熙丰间三佛齐来使虽"率以白金"等备方物人贡，但元丰二年(1079年)来使群陀毕罗也曾明确提出"乞买金带、白金器物"的要求，宋廷则按照对待注辇国来使的方式，通过回赐满足了其要求⑧。而绍兴初年，大食国进奉使人蒲亚里则"将进贡回赐到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疋帛"⑨。其中，所购置的六百锭白银，按每锭50两计算，总数已达到3万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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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宋史》卷489《外国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卷364。
②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一。
③ 《宋史》卷490《外国六》。
④ 《宋史》卷489《外国五》。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卷455。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四。
⑧ 《宋史》卷489《外国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
⑨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四。
同时，在市舶贸易方面，这一时期白银的输出情况也有明显增长。前揭《文献通考》关于元?间三市舶司的年收支数中，支出钱、粮、银、香药等"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其中，市舶司支出的白银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向蕃商博买市舶物资显然属于文中应有之意。这意味着白银已开始成为市舶本钱的价值载体，正式由宋廷的市舶司向外输出。而追溯元?以前，熙宁二年九月制置条例司曾言："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使莫肯为，课人滋失。今既假发运司以钱货，听移用六路之财，则东西南经费皆当责办。请令发运使副兼提举九路银铜锡冶坑市舶之事，条据利害以闻。"条例司的这一建议得到了神宗的认可，并诏令发运司正副使同时"兼都大提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等"①。宋廷从坑冶中获得的白银，也可能直接成为市舶司博买舶货的手段。
此后的市舶贸易中，不仅抽解、博买之余的蕃货仍在换取民间白银输出海外，而官府掌握的白银，也有相当一部分直接用于博买，向海外输出。这正是北宋末南宋初，各地市舶司均存有数量不等的白银的重要原因。如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丙辰，南宋政权在不太稳定的情况下，曾一度"命福建市舶司悉载所储金帛见钱白海道赴行在"②。所送纳的金帛中自然包含一部分白银③，且这些白银就是市舶司用于博买蕃货的本钱。相应地，绍兴二年(1132年)八月六日，福建市舶司废罢时，宋廷也没忘记将"其本司银器钱物并令起赴行在左藏库送纳"④。原准备用于输出海外的白银，因为宋廷的政策调整而暂时留在了宋境。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元丰四年(1081年)琼管体量安抚朱初平等奏称：在海南岛，"自来泉、福、两浙、湖广来者，一色载金、银、匹帛，所直或及万余贯。自高化来者惟载米包瓦器牛畜之类，所直或不过一二百贯。"⑤也就是说，熙丰年间有大量内地商贾持续向海南贩运白银。奏书没详说所贩白银的用途，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用于博买南海舶来品的当为数不少。而其中用于博买舶来品的白银，一旦由商人贩运出境，则当然地构成了海外贸易中的白银输出。
因此，宋神宗至高宗朝，在海外贸易中白银输入有所增长的情况下，输出也大幅度增长，白银的流向总体上未发生全面逆转。即使把熙宁间市舶收入白银二千二百五十四两全部作为抽解数，把抽解比例设定为熙宁间的最低值十五抽一，通过市舶输入的白银总量也不过33810两。全年经市舶输入的白银，也仅相当于熙宁十年回赐注辇国白银的65％。而《宋史》述及高宗绍兴年间的情况时也称："南渡，三路舶司岁人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⑥正因为如此，熙丰至绍兴间，在钱荒不断加剧、铜钱购买力较为稳定甚至有所增强的情况下，白银与铜钱的比价仍从每两1贯持续上涨至2-3贯⑦，白银的继续外流，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推动着银钱比价的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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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焘著、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
③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宋史》卷489《外国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卷364。
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五。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0。
⑥ 《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⑦ 参见拙著：《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第177-178页、第198-199页。
三、绍兴中叶以后白银流向的逆转
南宋初建，扩大海外贸易，最大限度地获取市舶之利，是宋廷大力支持市舶贸易的根本目的。因此，宋高宗也反复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特别是广南市舶，只要提举官得人，"庶蕃商肯来，动得百十万缗"①。但是，初建的南宋政府却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甚至博买蕃货的本钱也不免捉襟见衬。而在蕃商利少的情况下，绍兴初年的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中，白银流出的势头已开始受到抑制。而绍兴中叶以后，随着海外贸易形势的变化和宋廷有关政策的调整，白银输入超过输出的迹象开始显露，宋代海外贸易中白银的流向，开始出现了逆转的趋势。
在贡赐贸易方面，绍兴以后海外人贡白银的情况与此前无太大变化，多在数百两至千两左右②。宋廷对海外来使的回赐同样不菲，且其中仍包含大量白银。甚至在常赐中，原来按例赐予铜钱者，也曾一度因为宋廷严禁铜钱出境而改赐白银。但是，这一变化对白银的流量影响不大，通常只在数十两之间③。而更为突出的是，宋廷常赐白银的规范化、特赐和答赐白银的制度化以及总量的锐减，对白银的流向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致使南宋绍兴中叶以后，贡赐贸易中的白银输出和输入，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宋廷逐步统一了对各国来使的经常性回赐制度，常赐中的白银量一般按照统一后的惯例给赐，实赐白银的总量有所减少。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正月，交趾常纲人贡，宋廷明确规定："将来交趾国到阙，并依占城国进贡人昨到阙体例"办理。其中，"今来交趾到阙，其见辞分物等，依占城国到阙，关会太常寺检讨典故施行"④。不仅如此，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诏三佛齐人贡使副以下支赐并依占城例施行"⑤。占城人贡及回赐的旧例，成为对待诸国贡使的基本标准。这与宋初对不同国家的来使给予不同数量的回赐相比。特别是对照宋廷常赐诸蕃国银钱"虽或数百、它百，有二三百千至数十千已上"⑥的规定来看，所赐物中白银的总量当有所减少。
次之，有关特赐的记载也明显减少，特赐进一步规范，且具体一次特赐白银的数量逐步降至二百两左右。绍兴中叶后，宋廷主要对交趾、占城等赐国名、封王号、大礼人贡等进行特赐，但特赐中白银的数量有所减少。如绍兴十年(1140年)九月明堂大礼，对交趾郡王的特赐中，涉及白银的为"金花银器二百两"，外加"金镀银鞍辔一副"⑦。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七月，交趾郡王进封南平王，加赐物中则仅有"金银器二百两"⑧。同年十二月，占城人贡，属于特赐的白银也只有金花银器二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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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5、卷135。
② 如淳熙三年(1176年)四月，安南人贡银器1500两，淳熙七年(1180年)再次入贡银器1000两等。见《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五五、四之五四。
③ 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廷规定，将原按例赐占城来使中副使、监纲、书状官铜钱九千改赐为白银25两。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一八。
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一八。
⑤ 《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六七。
⑥ 《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一七。
⑦ 《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六二。
⑧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
银帛千匹两①。且总量为"千匹两"的银帛，为绍兴中叶以后见于记载的特赐白银最高额，此后类似例子已不见于记载。除交趾、占城外，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十一月，鉴于三佛齐勤于人贡，宋廷给予特赐奖励，但特赐物中白银并不多，仅有五十两银腰带匣和金花银器(钞锣二面)二百两。特赐似乎也与常赐一样，统一"并依占城例施行"②。延至淳熙元年(1174年)正月安南人贡，宋廷"依大礼加恩例给赐"的白银，也只有金花银器二百两③。而绍熙五年(1194年)，安南国王李龙翰登极，宋廷"加恩"给赐亦依例进行，所赐物中涉及白银的也是金花银器二百两，金镀银鞍辔一副④。宋廷对诸国特赐白银的数量，似乎控制在了二百两左右。
最后，绍兴中叶以后，宋廷答赐白银的总量减少，逐步形成了限制答赐用银比例的制度。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一月十四日，占城人贡"附子沉香一百五十斤，沉香三百九十斤，沉香头二块一十二斤，上笺香三千六百九十斤，中笺香一百二十斤，笺香头块四百八十斤，笺香头二百三十九斤，澳香三百斤，上速香三千四百五十斤，中速香一千四百四十斤，象牙一百六十八株，犀二十株，玳瑁六十斤，暂香一百二十斤，细割香一百八十斤，翠毛三百六十只，蕃油一十灯，乌里香五万五千二十斤"。"纽计得香货等钱十万七千余贯"。宋廷决定用锦、绫、银等答赐。但其中，答赐用的白银定额为一万两⑤。答赐用银的总量为数不少。但是，这条记载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其一是：占城进奉的诸种商品与天禧二年(1018年)九月进奉的商品相比有明显增加，但答赐物中白银的比重明显减少。前揭天禧二年占城进奉物为"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豆蔻六十五斤、沈香百斤、笺香二百斤、别笺一剂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槟榔千五百斤"。但宋廷答赐白银达到四万七千两⑥。而这次答赐物中的白银尚不到天禧间的四分之一。
其二是：宋廷答赐的一万两白银，按绍兴二十六年行在官价每两3300文计，一万两白银相当于铜钱33000贯，相当于人贡商品总价的三分之一。无独有偶，淳熙五年(]178年)三佛齐人贡，宋廷"计其直二万五千缗，回赐绫锦罗绢等物、银二千五百两"⑦。同样。按此时银钱兑换价每两3300文计算，2500两白银相当于铜钱8250贯。宋廷用于答赐三佛齐人贡商品的白银，亦正好是人贡商品总值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宋廷答赐白银，很可能已经形成了按人贡商品总值计算，其中仅三分之一用白银支付的惯例，通过贡赐贸易输出的白银受到了更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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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0。
② 《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六七。
③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0。
④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五。
⑤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六。
⑥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
⑦ 《宋史》卷119《宾礼》四。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绍兴中叶以后的贡赐贸易中，宋廷虽没有停止用银回赐诸国来使，诸国的人贡品中也有不少白银。但与北宋时期相比，宋廷用于回赐的白银数量已有了明显减少，而人贡的白银却有所增加。更进一步，我们还看到，贡赐贸易之外的市舶贸易中，白银流动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甚至有的现象已足以促使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发生逆转。
首先，从绍兴中叶开始，白银持续通过市舶贸易输入宋境，且输入量明显增加。绍兴十一年(1141年)出现了这样一条记载："户部言：重行裁定市舶香药名色，仰依合起发名件须管依限起发前来。所是本处变卖物货，除将自来条格内该载合充循环本钱外，其余遵依已降指挥计置起发施行，不管(得?)违戾，合赴行在送纳，可以出卖物色：细色：呵子中笺香……银子、下笺香、芹子、铜器、银珠……夹杂金、夹杂银……"①这条记载首先说明，绍兴．卜叶，市舶输入的舶货中，白银仍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不仅有成色较高的银子，有银制品，也有成色较差的夹杂银。更重要的是，把这一记载与绍兴三年(1133年)关于市舶起发名色的规定相对照，无论白银的成色、型制如何，都曾是可以在当地出卖的色额。市舶贸易中输入的白银已为数不少，且相当一部分流人了民间，并再一次引起了宋廷的关注。
也正因为市舶贸易中输入的白银持续增长，成书于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年)的《云麓漫钞》，至少已明确留下了高丽银子输入福建的记载②。而相比之下，《萍洲可谈》在记述北宋刚．明的输入、输出商品时，均没有提及白银③。延至宝庆间(1225-1228年)，《宝庆四明志》在记载各国经常性输入的舶货时，除日本及海南、占城、西、平、泉、广州人港的船只不载白银外，高丽和诸"化外蕃舶"均有细色物货--银子输入④。具有一定规模的白银，通过市舶贸易持续向宋境输入。
次；之，绍兴中叶以后，宋廷虽然继续博买蕃货⑤，但博买的比例总体上呈逐步下降的趋势，而经博买输出的白银则明显减少。绍兴十六年(1146年)，三佛齐国王曾专门致函广南市舶．刁，抱怨"近年商贩乳香，颇有亏损"。而三路市舶司也称："蕃商陈诉，抽解太重。"因此，宋廷不得不将绍兴十四年(1144年)一度提高的抽买比例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并把抽解率降至卜分抽一⑥。延至孝宗朝，宋廷的博买比例进一步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现了"住博买"的记载。隆兴二年(1164年)八月，两浙市舶司申，因"舶户惧抽买数多，所贩止是粗色杂货，照得象牙珠犀系细色，抽买比他货至重，非所以来远人。欲乞十分抽解一分，更不博买。"⑦孝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当然，这次"住博买"似乎仅仅限于两浙市舶，而未在广、泉实行。但至绍熙三年(1192年)，福建市舶司博买亏数，且开禧元年(1205年)广、泉两司均出现了"缘舶司阙乏，不随时支还本钱，和官吏除?。?掠泄姹懿┞?的现象。有鉴于此，宋廷于当年十月十一日决定："泉、广市舶司将逐年博买蕃商乳香，自开禧二年为始，权住博买。"⑧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廷在市舶贸易中，通过博买输出的白银显然随博买比例的下降而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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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一。
②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朱或：《萍洲可谈》，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宝庆四明志》卷6《市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如乾道三年(1167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孝宗诏："福建市舶司于泉、漳、福州、兴化军应合起赴左库上供银内不以是何窠名，截拨二十五万贯专充抽买乳香等本钱。"(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九)白银仍是博买舶货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按当时的官方兑换价计算，这约合白银7-8万两，仅相当于绍兴末年每年抽解、博买息钱200万缗的12．5％。
⑥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四、二五。
⑦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七。
⑧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三。《宋史》卷185《食货》下七系于开禧三年。
开禧年间"住博买"的时间似乎不长，至迟嘉定十二年(1219年)已恢复了博买，而且博买中用银不少。因此，当年曾有臣僚上言："以金银博买，???兑奈?上А?但是，也就是在臣僚指出了以金银博买的弊病后，嘉定十二年(1219年)宋廷"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①。此后，无论宋廷是否博买、博买比例如何变动，却与白银输出的关系已不再那么密切，白银输出受到了新的限制。
随着宋廷博买比例的下降，民间直接购买舶货的比例相应提高。这是否意味着仍有大量白银通过民间的渠道输出宋境呢?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从南宋时期的情况来看，宋境内白银长期不足，银价持续上涨。而南宋初年白银货币化初步实现之后，白银的购买力也很强②。反之，向宋境输出舶货的诸国，或产银而不用银作货币，或在香料贸易中早已用银作货币。前者如高丽、交趾，后者如大食、三佛齐、苏吉丹、登流眉、占城等等③。因此，对于从事宋朝与海外诸国间国际贸易的商人们来说，不远万里将香料等贩人宋境，将绢帛、瓷器和铜钱等贩至海外诸国，才能实现往来两利。如果所贩人的香料全部换成白银后再贩出宋境，他们将面临着损失回货贸易利润的危险。因此，将白银从购买力较强的宋境，贩至早已用银的南海，对不少商人来说实属不得已之举④。反之，在贩入香料等商品的同时，携带一定量的白银人宋购买更多的绢帛、瓷器，甚至将白银兑换成铜钱带出宋境，运往苏吉丹之类迫切需要宋朝铜钱的国家，则更为有利可图。因此，嘉定十五年(1222年) "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故由吾无用之物。易彼有用之货，犹未见其害也"。要求宋廷在市舶贸易中改变用银钱博买的积习⑤。这说明，至迟在宁宗嘉定年间，宋廷官员也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在民间商人间展开的市舶贸易，由于更多地按市场规律运作，其实际发生的时间当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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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185，《食货》下七。
② 参见拙著《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第四章。
③ 参见赵汝括著、冯承钧校注：《诸蕃志校注》，卷上，商务印书馆1930年2月初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10月第2版。
④ 明代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曾录有林光朝在孝宗朝的如下议论："臣昨在岭外，见诸蕃之货，近年以来多是蕃人以厚赀停塌，而责官贾以数倍之息。所以如是者，谓其自有货卖之处。近闻蕃客十十五五，尝在都下自卖蕃物，而以金银为回货。今又闻转之他。"但通观全文，所言回货当发生在宋境之内，这也正是蕃商之所以在获得金银之后，仍须继续"转之他"的原因。且林光朝所论，主要针对的是长期留居宋境的熟蕃而言。但熟蕃将白银作回货，仍不出宋境，只是宋朝用银作货币的旁证，却不足以说明蕃商更情愿贩运白银出境。正如秦九韶在《数学九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所举甲、乙、丙、丁四人，用金、银、盐、钞、度牒等博买沉香、胡椒、象牙一样，所用白银并未流出宋境。
⑤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后期的铜钱外流与白银输入，开始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的联动关系。理宗朝，广东提刑包恢曾指出：宋朝铜钱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白银在宋境内购买力很强。因此，沿海居民"每伺番舶之来如泉广等处，则所带者多银，乃竞赍见钱买银。凡一两止一贯文以上得之，可出息两贯文。此乃沿海浙东、福建、广东海岸之民，无一家一人不泄者"。与之相反，铜钱在海外的购买力则更强，"每是(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输入一两白银，可获得三贯以上的铜钱，而三贯以上的铜钱输出海外，则可换回价值三十贯的蕃货，甚至换回价值三十贯的白银。一来一往，仅仅从事白银与铜钱的跨国界兑换，就可获得三十倍的利润。正因为如此，不仅豪富的"贩海之商"走私铜钱出海，甚至那些"海上人户之中、下者"，也以十贯、百贯数目的铜钱，"结托"海商"买番货而归"①。在宋廷干预较少的市舶贸易中，特别是南宋后期日益发展起来的民间直接贸易中，更多的是白银输入而铜钱输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白银与铜钱的对流。
当然，白银流向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此后再也没有白银从宋境流出。但是，早在绍兴年间，宋廷就开始限制白银流出。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正月"二十四日，诏令伴送三佛齐进奉人使回程，除日用吃食、蔬菜、熟药外，并不得应副买卖金、银、匹帛、生药等物。仰经由州县，其应副过物件申尚书省、枢密院并各省"②。这已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改变宋廷支持白银外流的政策。而淳熙九年(1182年)九月乙未，宋廷进一步"禁蕃舶贩易金银，著为令"③。明确了禁止白银外流的政策。淳熙六年(1179年)，曾在广州就任的郑人杰，也因为在"任内有透漏铜钱银宝过界"，受到了特降三官的处罚④。宋廷的禁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贯彻执行。这进一步强化了白银的输入，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白银的输出。
绍兴中叶以后白银流向的转变，对宋境内的银价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绍兴中叶以前，白银与铜钱的比价一直持续上涨，其中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段时期，银钱比价较为平稳。而从绍兴三年(1133年)至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的二十年间，银钱比价基本上维持在每两白银2200文左右。这与绍兴中叶白银流向的变动当不无关系。而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廷规定行在左藏库确定银钱人纳的比价为每两3300文后，这一比价稳定了更长时间。此后的隆兴、乾道、庆元、宝庆、绍定间，镇江、临安、新安、四明、江浙诸军的银钱比价长期维持在这一水平上。而只有白银主产地的桂阳监、既产银又有海外白银输入的广东、泉州，银钱比价曾经低于每两3300文⑤。当然，导致南宋绍兴中叶以后银钱比价平稳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从南宋时期海外贸易不断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白银也像铜钱一样被"海舶饱载而归"，银钱(楮)的比价是难以保持长期稳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当是孝宗朝以后白银流向变化和输入量增加的重要结果。对此，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通过对金、银、钱、绢、米比价变动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宋代"白银的购买力，虽然比钱文稳定，但其减低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这种降低，应当是由于白银的跌价。白银的数量也增加了：一方面是本国生产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外国白银的流人或本国白银外流的减少。"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对欧洲、中亚及中国金银比价的变动。做出了"欧洲白银若有东来的事，当以这一时期为最盛"的结论。只是他忽视了南宋白银货币化已初步实现、宋朝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等情况，仍认为南宋时期对外贸易中白银以流出为主，"所以白银的购买力，没有再向下跌"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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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恢：《禁铜钱申省状》，《敝帚稿略》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一九。
③ 《宋史》卷35《孝宗本纪》三。
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一。
⑤ 参见拙著《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第四章。
⑥ 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44-353页。
南宋金银货币的大量发现说明作为贵金属的黄金和白银在宋代已经被大量开采和使用。史载：宋代金矿主要分布在河南商州、山东莱阳、广西邕州、梧州、江西饶州、陕西彭州、福建汀州、恩州等地。每年上供黄金万两以上。宋代的白银生产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产银地扩大到登州、莱州、邓州、商州、虢州、凤翔州、秦州、陇州、凤州、越州、衢州、处州、饶州、信州等四十个州。白银年产量是唐代的十五、六倍。金银的冶炼和加工制作工艺大大的提高，从而也推动了金银货币的生产和使用。同时，南宋政府对金银的开采、使用和管理是相当严格的。采取了种种管理和控制金银的办法和措施，如招募百姓开采金银需要交纳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税，所得金银必须卖给官方。异地运输金银需交税。通常是白银每两抽四十文，黄金每两抽二百文钱。严禁民间将黄金使用在器皿制造、服饰装饰和各种神像装饰等。政府强制规定每年上供金银的数量，各项税收专卖等其他官方收入也多数折换成金银。由此可见，金银在当时已经成为国家财政内藏的重要支柱，是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主要媒介。
南宋金银货币的种类
目前发现南宋黄金货币有大型金b、一两金铤、金牌、金叶子等。大型金铤是近几年发现的，有束腰型和直型二种，五十两、二十五两、十二两半、十两、八两、六两、三两等几种。有铭文和素面二类，铭文又有刻字和戳记之分。成色有足金和九分金。大型金铤在使用时。常会根据用量分割使用，会出现被切割过的痕迹，或一半、或缺角等。在发现的大型金铤里有很大一部分经过切割，这是古代人们使用金银的真实反映。一两金铤有直型和束腰两种，有铭文和无铭文。铭文有韩四郎十分金、李六郎十分金、武一郎十分金、石元铺十分金、石三郎十分金、陈二郎铁线巷十分金、刘顺造和十分金等多种。金叶子有霸头里角韩四郎十分金、陈二郎铁线巷等几种。金牌有韩四郎十分金、张二郎十分金等。金铤、金牌、金叶子的铭文比较简单，通常是有表示金的成色、金银铺名、工匠名及彰名店铺的押记等。如“相五郎十分金”加押记、“苏宅韩五郎”、“石五铺记”、“石元铺十分金”、“铁线巷陈二郎十分金”等等。
南宋银铤的形状变化不大，有五十两、二十五两、十二两半、六两等，束腰形。但铭文却大有差别，可以分为三类，1、用刀錾刻的，文字内容较长，如“全州通判起解宝祜二年冬季银前赴淮西总领所交纳口从事郎全州军事推官赵崇达”一共三十五个字。2、在加盖戳记的银铤上钤刻用项的铭文，如中间戳记是：“贾李口(押记)沈执中盛镰京销熔铸林伯南”，两边刻字是：“泉州通判厅起发淳v六年分称子董成夏季纲银监官朝请郎签书平海军节度判官公事卓”3、戳记，文字较短，通常有表示银铤性质的“京销铤银”、“京销细渗”。表示金银铺金银匠名的“周王铺”、“赵孙宅”、“苏宅”、“旧日韩陈张二郎”、“杜一郎”等。有表示金银铺位于地的“霸北街西”、“都税务前”、“猫儿桥东”“街东桥两”等。有表示成色的“渗银”、“细渗”、“正渗”、“真花银”等。有表示重量的“重五十两”、“重二十五两”、“重十二两半”、“六两”等。
铸造南宋金银货币铺席及业务范围
砸刻在南宋金银货币上那些若隐若显的长方型戳记和长短不一的铭文，不仅显示了铸造该铤的名称、金银铺名、金银铺主或金银匠名、金银铺所在地名，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问题：铸造这些金银货币的金银铺是一个怎样的铺席?它在南宋时期承担什么样的金银业务?这些金银铺都位于京城临安的什么地方?这些金银货币是如何使用的?
南宋定都临安后，“四方之民云集二浙”。城区人口的迅速增加，相对扩大了对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也促使临安商业经济的繁荣。由于城区扩大，店铺增多，在临安城的御街(今中山中路)形成了南、中、北三个商业闹市区。城南商业中心是以皇宫北边和宁门外到朝天门外的清河坊一带，这是南宋时新兴的商业区，其紧邻皇宫中央官署和贵族豪宅，有极大的商品购买力。自官巷口到羊坝头一带，位于御街的中部，是临安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那里诸行百市，样样齐全，大小店铺，紧密相连。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那里有名的大店达一百二十余家。城北的商业中心，是在棚桥到众安桥、观桥一带。
在众多的店铺中，有一种特殊的店――金银盐钞交引铺。据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御街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这里记述了宁宗端平年间京城临安(杭州)最繁华商业街上有百余家金银交引铺。南宋末年吴自牧《梦粱录》记录了南宋临安的风俗，包括艺文、建置、山川、市镇、物产等许多方面。在其卷十三铺席也记载了在御街两行多为金银交引铺：“杭州大街，自和宁门权子外，一直至朝天门外清河坊。南至南瓦子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宫巷。御(街)南，两行多是金银钞引交易铺。”同时还记述了临安城各处的一些著名的金银铺名，如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李博士桥邓家金银铺。由此可知，在京城临安的御街南部五间楼北至官巷两行有一百多家金银钞引交易铺。金银交引铺已经是城市中主要商业店铺，并逐渐形成了行市。
南宋金银交引铺的经营范围在保留前朝金银铺的各项业务的基础上新增了兑换政府专卖品钞引的经营业务。也就是说其业务范围主要有钞引的买卖、金银货币的买卖和兑换、金银器饰及金银铤等的打造等。
耐得翁《都城纪胜》和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等文献所记载的。金银钞引交易铺内陈列着金银和现钱，是准备兑换、算请盐茶钞引的：“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由于这些“引”往往不能立即换成现钱，因此，有的就被商人出售。金银交引铺还承担收购盐茶钞引的 业务，低买高卖，从中谋利。而且这种钞引买卖除了用铜钱交易外，还可以用金银交易。《宋会要・食货五》榷货务建炎三年(1129)十月二十五日条记载：“诏：客人愿于行在送纳现钱，或用金银算请钞引者，听，仍令提领司措置受纳，限日下给公据或合同，揭榜前去，令杭州本场，侯到日下，算给钞引”。这里说的是商人携带金银或现钱到杭州榷货务算请钞引时的有关规定。即商人带钱或金银去杭州的榷货务算请盐钞，需由提领务场的监督官发给公据或合同，而这个公据或合同也是免税的证书。免税是为了更多地吸引买卖钞引的商人。而且金银值大体积小，携带方便，是大宗钞引交易的最佳货币。
南宋京城临安工商业繁荣，百姓生活富裕。而政府在上供、征税、支付军费、赈灾、赏赐、官吏薪俸等多采用金银，这势必导致作为贵金属称量货币的金银大量流入民间。相对而言白银的使用更为广泛，人们甚至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直接或间接使用白银。由于民间使用金银时多需要换成铜钱，因此，作为兑换和买卖机构的金银交引铺就成了最佳交易场所。加滕繁(日)《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谈到：“金银铺对于品位特别高贵的珍奇金银评给特别的价格，对通常的金银则视其金银的品种重量按时价计算，再加以一定的手续费，然后换算钱币。差不多近于机械的，不但钱币如此，欲金兑换银，银兑换金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形办理。”
宋代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通过田赋、徭役、地方的上供、政府控制的专卖品收入、各项赋税完成的。而这些财富有很大一部分是折成金银上供朝廷，这就促使京城以及外省的金银铺业迅速发展，大量打造金银铤等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梦粱录》中的“诸作打及炉鞲”和《都城纪胜》中的“并诸作匠炉鞲”就是讲的金银打造。“诸作匠”意为有好几个打造工场和工匠，“及”即镂，指的是金银雕刻，“鞲”即风箱，是打造金银器饰和金银货币时不可缺少的用具。这说明金银铺设置工场打造金银器饰及金银货币是金银铺的重要业务之一。同时，近年来南宋金银铤的大量发现，也证实了金银铺打造金银铤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业务。
南宋金银货币的用途及性质
南宋金银货币由于价值高，所以它并不是直接参与日常的商业流通，据考古发现与文献显示，它主要用于兑换钞引、赋税、赏赐、上供、军费、国费开支、馈赠、贮藏保值等，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金融状况的极好的实物资料。
作为贵金属，金银与生俱来的保值功能在任何时候都不曾消失。只要条件允许，人们就千方百计获取黄金白银。加上其有极好的贮藏条件，碰到战乱，就被隐藏起来，形成社会性的窖藏现象。我们现在发现的金银窖藏大多属于这种情况。洪迈《夷坚甲志》记载金人攻陷州城，民叶德孚母取出多年积蓄的黄金五十两，给子携出逃命。窖藏之金银终年不用，事过境迁，被人偶然掘得一事，不乏见之史书。宋人笔记《闲窗括异志》载“李园者以种圃为业，初甚贫，一日挥锄，忽粪中有声，掘得一瓮，皆小金牌满其中。”这些是黄金用于贮藏的典型例子。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五《委巷丛谈》中记载“(南宋初有人掘地得)大瓮，白金满中，……诣府自列，愿以半八官，而乞厢吏护取，从其言，得银五千两，即日买屋以居。”这里讲得是用挖到白银买房子的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一八《余待制》记载了把银埋起来的故事：“福州余丞相贵盛时，家藏金多，率以银百铤为一窖，以土坚覆之，砖蒙其上”。
金银是南宋中央政府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按时上供的财物之一，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七条有明确记载：“催发上供所增钱三十余万缗，黄金千五百余两，米二十二万斛，绢二十余万匹，绵亦称是。”洪适《盘洲文集》卷五记载荆门少银，“寻常贡赋多是担钱至荆南府买银，今每年至提举司请引，及管押银人纳银，有沿路脚乘等费”。淳}右末年广东转运使吴泳在他的《鹤林集》中讲到到：“广州非产银去处，本司逐时买银起纲，铢积寸累，极是艰辛”。这里讲得是各州为了完成上供白银的数量还向金银铺买银，由押银人纳银。
国用及军费开支是政府最大的财政支出，国用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就包括官俸，史载金银有时也充当官俸。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左藏库条记载淳熙年间左藏库每年支给三衙及其官俸有钱一千五百五十八万余缗，银二百九十三万余两，金八千四百余两。可见金银用于官俸的数量是不少的。至于黄金用于军费，史载更多。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二记载：绍兴三年“授汤东野兵千人以行，赐米六千斛，黄金二百两，白金三千两，为养兵之用。”再如《理宗本纪》：“端平二年十一月戊辰，诏两督府各给金千两、银五万两、度牒千、缗钱五百万，为随军资”。
金银用于馈赠赏赐的情况在当时很普遍，《宋史汤思退传》记载，秦桧病重时，召见参知政事董得元、汤思退二人入卧室，嘱咐后事，并各赠黄金千两。宋人笔记《玉堂杂记》记载：“例赐牌子金百两”。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吴妓徐篮》记载：“淳v间，吴妓徐篮擅名一时。吴兴乌壕镇有沈承务者，其家巨富……沈不能自己，以白金五百星并缣百匹馈之。”吴自牧《梦粱录》卷20《嫁娶》中讲到：“聘礼……亦送官会、银铤，谓之下财礼”。《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雪夜，贵家遣腹心人，以银凿成一两、半两，用纸裹，夜深拣贫家窗内或门缝内送人”。这些讲得是用白银做聘礼、礼金，碎银救济穷人等事。李元纲《厚德录》卷一记载：“窦禹钧，范阳人，……尝因元夕往延庆寺，于后殿阶得遗银二百两、金三十两，持归。明日侵晨，诣寺候失物者。须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钧问之，对曰：‘父罪犯至大辟，遍恳亲知，贷得金银，将赎父罪。昨暮以一亲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复赎矣。’公验其实，遂同归以旧物还一”。这里讲得是借贷为父赎罪的故事。种种迹象表明黄金白银在南宋的使用范围已经相当广泛。
【正 文】
今本《水浒传》很可能是在一个水平不高但尚称完整的早期版本基础上翻新改造而成，对此，笔者曾撰文予以讨论(参见拙着《水浒源流新证》第49节，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拙文还推测，《水浒传》最精彩的前半部(大致为前四五十回)，当由一位才华横溢又愤世嫉俗的下层文人独立创写；小说不同凡响的思想 艺术 成就，也是由这前半部书奠定的。至于小说后半部的续写整理，则很可能如某些学者所说，是由郭勋门客之流接笔完成，时间当在嘉靖初年，要迟于天才作家的早期创写。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天才作家创作小说前半部的具体时间；所选择的切入点，是小说中透露出的货币信息。
粗看上去，《水浒》中常见的货币有两类，一类是金银等贵金属，多用“锭”、“两”来 计算 ；另一类是铜钱，例以“贯”、“文”来计算。在金银类中，又以使用白银的例子最多，人们购买什物、沽酒割肉、打尖住店乃至行贿送礼、买凶杀人，多以白银支付。用铜钱的例子也可举出一些。如第十二回为了验证杨志的宝刀锋利，泼皮牛二特从州桥下香椒铺中“讨了二十文当三钱”来，即是显例。然而小说中的某些细节，却又令人迷惑不解。如第九回林冲发配沧州，途次柴进庄上，庄客将林冲当作一般配军“赍发”：“……一个盘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贯钱，都一发将出来。”按 中国 元明衡制推算，一斗米合12斤，明代一斤换算成今制约为590克，则一斗米约重7000克，合今制14市斤。至于铜钱，依明制“生铜一斤铸小钱百六十”(《明史·食货志五》，下简称《食货志》)，则十贯铜钱约合今制73.75市斤。一斗米加上十贯钱，重达88斤；此礼不可谓不“重”，但不知荷枷戴锁的林冲如何负担得了？又小说第二十五回，郓哥向武大通报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消息，武大感激道：“既是如此，却是亏了兄弟！我有数贯钱，与你把去籴米。”武大卖炊饼为生，每日挑担出门，身边却要携带数贯铜钱，哪怕只有两三贯，也有一二十斤的分量，这显然也不合情理。此外，小说第十六回写杨志押解生辰纲至黄泥冈，众军卒凑了五贯钱买酒解渴。五贯铜钱重三四十斤，身服苦役的军卒“担子又重，无有一个稍轻”，却还要腰缠铜钿，增加多余的负担，似乎也是难以承受的。笔者据此推断，林冲、武大以及杨志麾下军汉所收授、携带的钱贯，可能不是铜钱，而是纸钞。
纸钞本属信用证券，在唐代已见使用；宋金时则广泛用于商贸活动，始称“交子”，后又有“钱引”、“关子”、“会子”、“交钞”等种种变称。至元代，政府承宋金旧制，继续施行钞法。元代货币有钱、银、钞三种；然钱不常铸，用银亦少，官俸、税课及民间交易，主要用纸钞(参看吴晗《元代之钞法》，载《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至明初，朱元璋于洪武七年设宝钞提举司，明年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面值仿铜钱设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等共六等。有明一代，大明宝钞始终是官方强力推行的法定货币之一，如官俸的发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即以钞为主。也就是说，《水浒传》无论创作于元末还是明前期，作者都无法回避 社会 经济 生活中使用纸钞这一事实。
即如前面所说，柴进庄客赍发林冲的“十贯钱”，多半应是纸钞。否则林冲以荷枷之身，还要平添八九十斤重负，则无异于刑外加刑，有违柴大官人爱惜好汉的初衷。而武大用来馈赠郓哥的，显然也应是怀中所揣的几张纸币。至于杨志押解生辰纲时，众军卒在黄泥冈上凑了“五贯足钱”买酒，想来也只能是纸币“会钞”。否则，白胜收取七八十斤铜钿，也决不会步履轻松地唱着山歌下冈去。由于小说的虚构性质所决定，一位元明作家在拟写前代故事时，不必钻入故纸堆中去详考前代的典章制度、生活习俗；多数时候，他们只需将当下的世态人情、生活细节移用到小说中，便足以应付读者。小说家取此创作方针，很可能是无意识的，他大概压根儿没想过宋代货币形态与元、明有何不同。然而事实上，货币的种类、计量的方式及其购买力等等，全都是代有不同的变量。在 金融 形势不稳的年代里，货币实际价值的波动周期，甚至可以缩短到以年为单位。因此，通过小说中的货币信息来判定小说的创作背景、撰着年代，也便成为可能。
无须多论，从《水浒》中多用白银的情形来看，小说的写作背景显然不是专用纸钞的元代；我们的目光 自然 顺延到明代。那么，明代钞法在民间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贯彻情况又如何？承元代纸钞贬值之弊，明代钞法自颁布之日起，即陷入不能自拔的贬值漩涡。大明钞法于洪武七年制订时，宝钞一贯与铜钱一贯、白银一两等值；钞法并“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唯“以金银易钞者听”(《食货志五》)。然而政府却又自坏法令，于赋税中收取银、钱。当时学者即指出：“(政府)宴赏路费，皆给钞贯；而各处课程，或专收银两，或兼收钱、钞。只此一事，有利者皆归于官，无用者皆及下人。”(《续通考》引陆容《菽园杂记》)“宝钞”价值由此一落千丈，信誉大失，导致民间交易多以金银为等价物。至英宗即位，因民间以白银交易的潮流如水决堤，势不可挡，朝廷也只好“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及至嘉靖初年，由于“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食货志五》)。在《水浒传》所展示的生活图景中，白银作为硬通货成为主要货币，铜钱、纸钞地位相对低下，这正是明代前期(嘉靖以前)货币流通的重要特点。仍举林冲的例子：先是柴进庄客拿林冲当作一般配军看待，以纸钞斗米随意打发。及至林冲成为柴进座上客，柴进则先后赠以二十五两一锭“大银”；银、钞之间，衡量出林冲身价的大起大落。不过纸钞是明政府的法定货币，故小说中凡遇官府悬赏以及民间大额交易，仍以钞贯计算。如华阴县要捉拿朱武等人，由官府悬赏“三千贯”(第二回)；鲁提辖打死镇关西，州中也“出赏钱一千贯”海捕捉拿(第三回)。民间的交易，也多以钞贯定价。如林冲买刀，杨志卖刀，均开价三千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林冲买刀时，几番讨价还价，讲定一千贯，及至付钱，却是“将银子折算价贯，准还与他”(第七回)。而这类看似琐细无谓的描写，正清晰勾勒出经济生活难以虚拟的 时代 特征，为我们保留了鉴别小说创作年代的难得证据。
《水浒》人物使用纸币，已毋庸置疑。如果小说作者真的生活在明前期，他信手拈来的物价， 自然 也应反映出明代“宝钞”贬值的情况。事实是否如此？仍以黄泥冈买酒为例。白胜挑两桶酒上冈来卖，张口要价“五贯足钱一桶，十贯一担”。然而以洪武钞法推算，“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则五贯钱钞相当于白银五两或黄金一两二钱五分，对于几个穷军汉，这无异于“天价”消费！而据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记述，制酒之法“每粗米二斛，酿成酒六斛六斗”，则米的出酒率约为1∶3.3。白胜的一担村酒至重不过四五十斤，用米不过一二十斤；即使因酿造而增值，一担酒也不过抵得二三十斤米价。而据《明史·食货志二》载洪武九年公布的税粮价格，一石米折银一两，钞一贯。如此推算，十贯钱在洪武初年可买米十石，合一千二百斤。白胜一担村酒竟卖出了一千二百斤米的价格，可谓暴利惊人。然欲解此惑，则应从明代纸钞贬值这一 金融 现象上寻求答案。明代纸钞贬值的速度是惊人的。据《明史》记录，“洪武时，官俸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食货志六》)。然至洪武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食货志五》)：即是说，钞法颁布十年，宝钞已贬值五分之三。成祖朱棣即位，百官俸禄或支米，或“米钞兼支”，“其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食货志六》)：即是说，钞法颁行不到四十年，钞价已贬值90％。又过了二十年，仁宗朱高炽即位，“官俸折钞，每石至二十五贯”，一贯钞的购买力，已由五十年前的一百二十斤米，跌至不足五斤，这还是官方的“霸王”比率；在民间，纸钞的实际购买力又远在其下。至成化七年，“是时钞法不行，一贯仅值钱二三文”(《食货志六》)：即是说，钞法施行未及百年，宝钞贬值至1/300—1/500。明王朝所构筑的纸钞货币体系，至此已濒于崩溃。
弄清明代宝钞的贬值 历史 ，我们不妨试着对《水浒传》中的钞值作一估算，以推测小说前半部的写作年代。小说第十七回的一个例子，引起笔者注意。何涛奉命捉拿劫取生辰纲的强人，正没奈何处，得知弟弟何清掌握着重要线索；于是何涛“慌忙取一个十两银子放在桌上”，要何清快讲，并说：“银两都是官司信赏的，如何没三五百贯钱？”按照小说中的一般 规律 ，官府捉拿罪犯，赏金常例为一千贯至三千贯，也有多至万贯者。劫取生辰纲一案涉及权倾当朝的蔡京，至少也应悬赏三五千贯。此刻何涛口称“如何没三五百贯钱”，显然不是指官府悬赏的全额，而是指桌上这“十两银子”的价值。“十两银子”与“三五百贯”等值，这一银、钞比价大致为1∶30—50。就一般语言习惯而言，取1∶50，更符合当时语境。这一银、钞比价，还可通过第三十七回的例子得以印证。宋江发配江州，于揭阳镇渡江时，险些吃了船火儿张横的“板刀面”。事后张横自曝强梁伎俩，说是“(摆渡价格)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我便定要他三贯”。据此可知，当时(自然指小说家写作时)的摆渡费用通常是每位五百文，即纸钞半贯。若按前推1∶50的比值，这点钱可买一斤多米，大致符合实际物价水平。而张横强求三贯，虽是乘人之危敲竹杠，却也考虑到被劫者的承受能力。此段情节的创作背景显然不是钞法初行的洪武初年，那时五百文合白银半两，可买六七十斤米；三贯钞则可购粮三石，足供一人全年的口粮。张横若开价如此，恐怕大多数渡客都难过鬼门关了。再复推断，黄泥冈上一桶村酿讨价“五贯足钱”，照1∶50的比价，相当于十几斤米的价值，与前文的核算(两桶酒约与二三十斤米等值)大致吻合。在另外的例子中，武大将身上带的“数贯钱”交付郓哥去“籴米”，也合乎武大的 经济 地位。假如是三贯纸钞吧，相当于五六十枚铜钱，这正符合郓哥四处寻觅主顾、要赚“三五十钱”的期待。在第七回中，林冲最终以一千贯购得宝刀，依1∶50的比价，合白银二十两。成化年间“三大营副将、参、游、佐员，每月米五石，巡捕营提督、参将亦如之”(《食货志六》)。林冲身份若可与此辈类比，则月俸五石米可折银五两；二十两银子相当于林教头四个月的薪俸，林冲自可当场“拍板”、就地还钱。然若以明初比价 计算 ，一千贯折银一千两，等同于林教头十六七年的薪水，则怕林冲也只有望“刀”兴叹的份了。
如上所说，多用白银而兼用钱、钞，是明代前期货币流通的典型特征，那么此一时段究竟有没有银、钞比价为1∶50的阶段？十分幸运，史籍为我们提供了颇为精确的统计数字，证明那应是明代宣德初年的货币比价。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时两浙、江西、闽、广民重钱轻钞，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由是物价翔贵，而钞法益坏不行。……至宣德(1426—1436)初，米一石用钞五十贯，乃弛布帛米麦交易之禁。……
据此可知，银、钞比率为1∶50的时刻，正是宣德初年，亦即公元1426之后的几年间。这一时段应是十分短暂的，因为“宝钞”贬值的速度十分惊人，四五十年后的成化年间，已贬值至“一贯仅值钱二三文”甚至“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了。那显然已经远离了小说所反映的生活背景。若小说创作迟至斯时，则白胜准定不肯以一二十文铜钱(合纸钞十贯)的低价抛售他的一担酒浆，而张横兄弟也不会为每位三五文(三贯)的微利，在江边演出苦肉计了。《水浒》前半部创作于宣德初年的结论，从明代中后期的货币 发展 趋势，也可得到印证。史载至嘉靖初年，由于“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再到隆庆时，“宝钞不用垂百余年，课程亦鲜有收钞者”(《食货志五》)。自隆庆前推“百余年”，白银在货币流通中已占主导地位，而宝钞还勉强与银、钱并行，那正应是宣德、正统时期。
自浙江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浙江银泰”）在今年3月正式举牌鄂武商（000501.SZ）后，武汉当地政府与银泰方面各显神通，争夺陷入胶着状态，双方对鄂武商的控股权三度反复。
短兵相接中，占据地利优势的武汉国资，利用手中的控股地位，三次停牌鄂武商，为抢夺鄂武商赢得先机。对此，浙江银泰称，武汉方面的行为是“改革开放及民主法制的倒退”。银泰系对鄂武商的争夺决心可见一斑。
多年前，浙江银泰进驻鄂武商，一直居于第二大股东地位。但这些年来，由于认为大股东武汉国资在解决鄂武商同业竞争、资产重组方面碌碌无为，浙江银泰欲取得第一大股东地位，控股权争夺由此展开。
增持拉锯战
鄂武商的控股权之争，始于2011年3月底。
3月28日，在鄂武商2010年报公布仅2天，银泰系突然举牌鄂武商。当日，浙江银泰通过二级市场增持股票，使得银泰系持股比例达到22.71%，一跃成为鄂武商第一大股东。3月29日，鄂武商停牌。
停牌当天（29日），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武商联”）结盟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一致行动人方式，将武汉国资的持股比例由当初的22.69%提高到22.81%，以微弱优势超越银泰系。
4月6日，浙江银泰再次增持鄂武商，持股达到23.83%。4月7日，鄂武商再度停牌。
两天之后，武商联与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闪电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武商联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鄂武商的股份上升到23.99%，实现反超。
4月13日，银泰与其关联方连续增持后，占股为24.48%，再度超过彼时武汉国资方面23.99%的持股比例。4月14日，鄂武商三度停牌。
鄂武商复盘后的6月9日，武商联及其一致行动人，耗资5亿多元，再次增持2536.25万股股份，持股比例达29.67%，再度反超银泰系。
几经拉锯，武汉国资方面保住了对鄂武商的控股地位。
7月15日，武汉国资委在采取一致行动人策略后，又抛出“要约收购”杀招。
当天鄂武商公告称，公司第一大股东武商联及其一致行动人正在筹划对公司实施部分要约收购事项，公司股票再次停牌。
部分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在公开市场上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东承诺以某一特定价格购买一定比例或数量股份的收购。相对于全面要约收购，大股东通过部分要约收购可以在保持公司上市地位的前提下，增强公司控制力。
目前，武商联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鄂武商的股份总数达到15217.45万股，占鄂武商总股本的29.99%。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武商联及一致行动人此后只能采取要约收购方式进行增持。
武商联的强硬态势让银泰方面有些错愕，一度被认为是市场化收购手段的“要约收购”方式，被武商联捷足先登。
此时，银泰系持有的鄂武商股份也达到了24.48%。除了上述浙江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之外，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持股14.4%，湖北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8.22%。
知情者称，此前银泰百货（1833.HK）已经筹划要约收购鄂武商，准备动用80亿元资金，全面要约收购鄂武商，一度志在必得。
7月17日，银泰百货CEO陈晓东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现在对方只出来一个（要约收购）提示，等方案出来后，再作评价。
对簿公堂
按照浙江银泰原来的计划，浙江银泰及一致行动人将通过二级市场增持股份到29.9999%，并且考虑动用现金全面要约收购。
武汉方面采取的阻击方式是，将浙江银泰直接告上法庭。
7月12日，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武开投”）状告浙江银泰涉嫌违反外资收购上市公司的法律法规、在二级市场违规增持公司股份一案，在武汉江汉区法院开庭。
根据庭审内容，武开投的律师称，浙江银泰是外资企业，其在二级市场收购，属于外资违规入市，日后不得增持；并且提请法院判令浙江银泰出售所持有的鄂武商股份，收益所得归鄂武商所有等。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温天相律师表示，浙江银泰的增持是合理合法的，不构成侵权；浙江银泰的增持行为并无侵权损害的发生。
同时，温天相称，如果要判令公司增持违法，理应先由行政机关如商务部、证监会等予以认定，而不是法律途径。
对于这一诉讼，法庭未当庭宣判。
据接近银泰方面的人士称，武开投的官司是精心策划的一场反攻战，一方面通过诉讼，冻结浙江银泰的账户，使其收购鄂武商进程延缓；另一方面对浙江银泰外资性质的质疑，使得浙江银泰的收购合法性受到挑战，最终延缓银泰系的收购计划。
在此之后的6月17日，浙江银泰也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将武商联、武汉阿华美制衣公司、鄂武商董事长刘江超等告上法庭，指控上述被告涉嫌在一致行动人协议中制作虚假文件、严重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准则、违规增持股票等。
双方的争夺变得硝烟弥漫。
7月4日，浙江银泰在官方网站了全名为《请大家共同关注，制止改革开放及民主法制的倒退》公开信。
在公开信中，浙江银泰直接提出“鄂武商董事长刘江超权力有多大”、“鄂武商是大股东私人企业还是公众公司”、“国有资产流失谁来负责”的质疑。并阐述了银泰遭遇不公平的待遇。
重组方案
双方的争夺源于鄂武商的重组。
此前有消息称，当地政府在重组方案中撇开了浙江银泰百货，致使银泰方面通过二级市场举牌以争取主动。
当时，武汉市政府承诺，武商联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鄂武商、武汉中百(000759.SZ)、武汉中商(000785.SZ)，将通过重组解决同业竞争状况。
而武商联的成立，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武汉市国资委下属的三家商业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整合。
2007年5月，武商联由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起设立。除控股上述三家商业上市公司外，还参股武汉工贸、武商家电、畅鑫物流等。
有消息称，早在2009年，武商联在内部就提出过相关方案，将武汉中商的百货业务拆分给鄂武商，将超市业务拆分给武汉中百，而武汉中商可能作为壳资源进行出售。
但这一方案最后被否定。三家公司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导致资产置换面临重重难题。
2011年6月9日，鄂武商公告，由于公司重组方案中涉及的相关利益复杂，相关方面无法达成共识，重组中止。
武商联的一位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内部各种方案都讨论过，包括公司合并以及业态整合，但三家上市公司一起重组难度太大。
据悉，武汉市政府方面的设想是，此次重组先解决武汉中百和武汉中商之间的业务整合，之后再考虑鄂武商。
但对于具体的重组方案，武汉市国资委以及武商联的人士均三缄其口。而原本已经答应记者的三方联合接受采访的计划，在最后时刻变卦。
查看三家公司的业态，武汉中百在传统的小型仓储店和便民店的业务外，重点转向中百电器连锁业务，其2010年超市一块业务收入达到112.51亿元。
武汉中商的业务集中在商业零售，目前大力扩张中低端百货连锁，完成武汉三镇全面布局，并进入黄石等潜力二级城市。2010年实现商业零售收益33.29亿元。
武汉中百和武汉中商的业态比较接近，存在合并同类项的可能。
“具体方案还在制定中，先重组两家，一步步来。”上述武商联的人士告诉记者。
据悉，此次重组，武汉国资委聘请了海通证券为财务顾问，负责重组方案的制定，以及和相关机构的沟通。
但摆在面前的难题是，即使武汉中百和武汉中商完成重组，其与鄂武商的同业竞争问题依然存在。
银泰图谋
在武商联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中，鄂武商的质地最为优秀。
2010年，鄂武商实现营业总收入105.4亿元，税后利润2.9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7%、23.5%。
同期的武汉中商营业总收入为37.04亿元，净利润为6768.81万元；武汉中百当年实现营业收入118.72亿元，净利润2.51亿元，增长幅度落后于鄂武商。
在武汉，一直有商业在汉口、工业在汉阳、学术在武昌一说。
而汉口的商业，以武广商圈为最。其间的武汉广场、世贸广场、武汉国际广场、新世界百货中心店、庄胜崇光SOGO一字排开，百货业龙头集聚于此。
上述的武汉广场、世贸广场和武汉国际广场均为鄂武商所有，三者连为一体，各店定位错落。武汉广场定位于中低端百货业；世贸广场以中高档主流时尚百货为经营定位；而武汉国际广场定位于高端奢侈品。
目前上述三个广场的营业面积达到20万平米。
加之摩尔城，鄂武商无论是在单店销售规模还是商业面积上，均为国内领先。届时50万平米的营业面积使得鄂武商成为名副其实的百货业航母。
7月中旬，鄂武商董秘李轩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摩尔城将于今年9月底建成营业。
对于银泰百货来说，控股鄂武商具有战略性意义。
数年前，银泰系掌门人沈国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银泰未来要做的三块业务是，百货业、房地产和能源矿产，而百货业是银泰的基础。其表示不会简单放弃鄂武商。
至今为止，银泰百货的布局除了浙江之外，湖北是其扩展的重心。目前银泰百货在湖北一共开设了6家百货店，分别在汉阳、襄樊、随州等地，按照计划未来会增加到20家。
据悉，银泰百货在汉口的百货店面积为3万平米，在建的武昌银泰百货的面积12万平米。
而在商业最为繁华的汉口，银泰百货还是空白。
按照银泰方面的想法，控股鄂武商这个湖北商业龙头之后，银泰采取双品牌战略，一举在湖北确立百货业“一哥”的地位。
和鄂武商已有50年的历史相比，作为后起之秀的银泰百货，成立仅13年时间。收购兼并也成为银泰百货做强做大的法宝。
银泰系曾举牌百大集团，和西子联合控股争夺第一大股东。银泰以此一役，取得了百大集团的百货业务，其在浙江百货业确立了强者地位。
分析人士认为，对于鄂武商来说，银泰的优势在于，银泰百货拥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和管理水平。2010年，银泰百货销售额为87.4亿元，同比增长36.3%；净利润达6.9亿元，同比增长47.9%。银泰百货以更小的销售额，获得了近两倍的净利润，其发展速度、盈利能力均已经盖过了鄂武商。
一
《史记・平准书》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金有三等，黄金为卜，白金为中，赤金为下。”
《集解》引《汉书音义》指出：“白金，银也。赤金，丹阳铜也。”
以上记述说明，早在汉以前至公元前2000年，古人已用白银充当货币进行交易，并称银为白金，意指白色的金属，同时规定了银的价值地位。
《五藏三经》是我国先秦时期记述矿物学知识的重要著作。其中《山经》记有“白金”矿物的产地为“南山经之首”。在中国始于秦汉、终于唐的“黄白术”，是指古代中国的炼金术士们试图用人造的办法来制造“人造黄金和白银。”以求炼制长生不老的仙药。“黄”指黄金，“白”指白银。可见，秦汉以前古人提到的“白金”是专指金属银。
《说文解字》云：“铅，青金也”。
《淮南子・坠形训》云：“青金锡也”。
《玉篇》云：“铅为黑锡”。
《神农本草经》称铅为“黑锡”、“粉锡”或“解锡”。
由此看，古时人们把铅锡都称作了青金，把铅称作了黑锡，大概是看到了铅和锡在颜色上的共性之缘故。因铅、锡颜色相近，熔点、硬度相差不远，两者又往往共生，所以，在古代技术条件下，人们用锡来描述铅，或用铅来描述锡，都是十分自然的。但这并不能说我们的祖先两千年前处在一个铅、锡不分的社会。大量的考古实物尤其是对古代兵刃器、铜镜的科学检测分析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对铅、锡的配比已控制得比较严格，古人的合金知识和合金技术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而上述记载古人对铅、锡的描述，是当时人们对二者概念不分所致。我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对金属概念表述时不够科学，把铅锡不分，这多是受到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是古代人文思想的体现。这是历史的局限，今人不应对古人太苛求，读史时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
从冶金学角度来分析，银的熔点为961.930℃，沸点为2163℃，比重10.30；锡的熔点为231.96810℃，沸点为2270℃，比重7.20～7.50。由于两金属的熔点相差太大，在熔炼银锡合金的过程中，会有一系列包晶反应。当温度从熔点降为900℃时，会形成先凝固的固体(银)与其周围的液体(锡)共存现象。随着温度的逐渐冷却，会形成锡包银固体。这个合金体在金相显微镜下，可观察到先结晶固相被包晶反应形成的新相包围而共存。由于银、锡比重相差大，而且结晶的温度间隔大，在铸造凝固过程很容易形成比重偏析。这种锡包银的合金，显然是与白金货币发行者的愿望相悖的。再说，在大气中熔炼银和银的合金时，银熔体可吸收大量氧而锡元素蒸气压又低，当脱氧不充分时，有些气体会遗留在铸锭中，形成气孔与疏松。为了避免这些缺陷，银合金的熔炼必须存保护气氛或真空中熔炼，同时要经过配料、熔化、脱氧、合金化和严格控制的精炼等过程。当今工业技术条件下，生产银锡合金是采用中频炉低真空熔化，先熔锡后加银。通过控制锡银的比例和温度，在特定的工艺条件下制成平衡状态的“银锡合金”。两千年前的人们，显然是不具备这些技术工艺条件。
三
“白金三品”的发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特殊目的。一方面敛各郡国铸钱之利，以平衡国库；另一方面削弱诸侯实力，打击一切与皇权对立的“豪富”，强化集权政治。“白金三品”在元鼎二年(前115年)停止使用。其“昙花一现”说明，汉武帝逆客观经济规律而动，推行的虚币政策是行不通的。西汉社会仍属低水平的商品经济，没有对大面值、小体积、低材质流通手段的需要。“白金三品”的推行，只能是统治者财政需要的早产儿，必然引起民间疯狂盗铸。由于大量虚币的流通，造成财政虚收，不仅没有完成打击豪富的政治目的，有的豪富也疯狂盗铸虚币向政府反扑，而且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百姓财产也蒙受了损失。从“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以至于“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汉武帝为此颁布了严酷法令，“盗铸诸金钱者罪皆死”，据推算当时至少有200万人卷入此风波。在“白金”废止30年后的始元六年(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白金币成为攻击的对象，众贤良以为“往古币众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不清易而民益疑”。(《盐铁论・错币》)。从百余万人参与的“白金三品”盗铸现象来看，盗铸出的货币一定不会是贵金属(银)，因为这绝非众百姓所能为之。
四
泰代开始禁用银作为货币，除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外，其主要原因应是当时银的产量稀少而决定的。至汉代我国也没有发现大的方铅矿(Pb-Ag矿)，银的产量依然较少，根本无法满足商品流通中对银的需要，因此也没有进入银币流通的时代(银本位时代)。
《史记・平准书》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命令“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日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朱玉，龟只，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这里“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的“银锡之属”是指两个单体金属“银”、“锡”，本意是说金属银和锡之类只能作为器物、饰品和宝藏，而不作为货币，并不是指银锡合金之物。实际上统一后的秦国是将黄金作为上币，将铜币作为下币的，币名为半两，而白银是不作为货币的。在我国至今也没出土过什么银锡合金的器物。
再看《史记・平准书》曰：“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日重八两，环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日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日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这里“又造银锡为白金”是文言文的判断句式，“为”是动词，表示判断。也就是说白金是用银锡来做的。并未肯定白金是由银锡合金米做成的，此句从字面上也可理解为“又造银、锡为白金”。即“用银、锡分别作了白金货币”。如果此理解无误，那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白金三品”可能为银三品和锡二品两种。结合上文分析古人对银和锡概念的描述，当时也可能存在银三品和铅三品(即贵金属和贱金属)两种。可以想象，当纯银产量不能满足全社会的需要时，国家必然会用一种贱金属来代替或补充。“白金三品”的发行，如果当时是分贵贱金属两种(各一套)，那政府必须通过一定的强制手段来让它们等值流通。
两千年来，人们对两汉白金货币的认识上，多认为“白金”货币是银锡合金的。但也有学者认为不是银锡合金，是单金属货币。从已出土的古币来看，纯银、铅、锡、金的货币都有发现，而唯“银锡合金”货币未见过。在西汉若银锡合金能制币，那也一定能够制造其他器物，可现在我们能见到祖先留下的哪些银锡合金制作的器物呢?我认为持合金观点的人，大概是在读史籍时以今义解古义，错解了古文原本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