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论文范文

七七事变论文篇1

王日：“七律者何?”对日：“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蛭、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舍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可见伶州鸠是以武王伐殷时的天象与七律的产生相联系。这段文字，关系到周代七律的理解和认识，久已引起音乐史学者的注意。其中的武王伐殷天象，近年来更受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工作的重视。

上引《周语下》里的七律，三国韦昭注云：“周有七音，王问七音之律，意谓七律为音器，用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也。”认为七律乃七声音阶。

韦说既出，后人多从之。如1931年王光祈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音乐史》中指出，七律是由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官构成的七声音阶。1981年，李纯一先生提出新说，认为“伶州鸠所述的七律决非七声或七音。律为音名，声或音为阶名，两者不能混同”。此说发表后，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

笔者认为，伶州鸠所述七律，应是指七个律名即音名，而不是七声音阶。李纯一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这由下文的分析可以自见。

伶州鸠在应答周景王所询七律之前，首先对十二律各律的含义逐一诠释。诸如“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云云，多属牵强附会，并无音乐实践意义。郑祖襄先生对此已有详论，这里不再赘述。

随后，伶州鸠又将律吕、钟以及音乐的平和与为政之道加以联系。这时，周景王才问及“七律者何”。伶州鸠在对答中，将七律的产生追溯至武王伐殷天象，指出“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其结论是：七律的产生，源自于武王伐殷天象所形成的数字“七”，也即“以七同其数”。这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意味。

不过，如果我们剔除其中的迷信和附会成分，则可看到，伶州鸠同时在讲“声”和“律”，也即“以声昭之，数合声和”，“以律和其声”。可见他所讲的“声”与“律”是不同的。

在先秦文字中，五声、七音皆指音阶，已为大家所熟知。“律”字在先秦有两种基本的含义，一是指律管；二是指律名，如六律、十二律即是。伶州鸠所述七律，应该属于后者。这从他接下来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日羽，所以藩屏民则也。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以太簇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纣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赢内。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赢乱，所以优柔容民也。这里，伶州鸠依然在讲述乐律，并与武王伐纣事件紧密联系。从伶州鸠的叙说，可以抽绎出如下四律：

夷则之上宫，称之为“羽”：

黄钟之下宫，称之为“厉”；

太簇之下宫，称之为“宣”；

无射之上宫，称之为“赢乱”。

羽、厉、宣、赢乱四律，分别是夷则、黄钟、太簇、无射四律所对应的上、下宫的别称，也见于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羽字，裘锡圭、李家浩先生读为韦，曾律称其为韦音；厉即曾侯乙编钟铭文的刺音，乃周律名；宣即曾侯乙编钟铭文的宣钟，为姑洗的高八度音名；赢乱即曾侯乙编钟铭文的赢嗣，是无射的高八度音名。

赢乱与赢嗣同在无射律位，羽及韦音同在夷则律位，但曾侯乙编钟的厉、宣二律，不是在伶州鸠所说的黄钟和太簇律位，而是在太簇和姑洗律位。 伶州鸠对羽、厉、宣、赢乱四律也有释义，并且与他先前所讲的十二律中的有关各律互有关系。不妨加以比较：

夷则之上宫(羽)：“所以藩屏民则也。”(答七律)

夷则：“所以咏歌九则，平民无贰也。”(答十二律)

黄钟之下宫(厉)：“所以厉六师也。”(答七律)

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答十二律)

太簇之下官(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答七律)

太簇：“所以金奏赞阳出滞也。”(答十二律)

无射之上宫(赢乱)：“所以优柔容民也。”(答七律)

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答十二律)

可见他所说的七律与十二律一样，都是指的音律。这里姑且不论他对律名解释的附会，仅从所述内容看，他并未讲到宫、商、角、徵、羽以及变徵、变宫等七声，而是在阐释七律和十二律。显然，伶州鸠所述七律应属律名体系，而不是声名体系。

不过，伶州鸠仅述说了四律，并未讲全七律。从周六律有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和无射看，尚缺姑洗和蕤宾二律。至于七律所缺的另一律，今尚不知其详。曾国的七律是：黄钟、太簇、浊姑洗、姑洗、蕤宾、韦音(夷则)和赢嗣(无射)，其中浊姑洗比姑洗低一律，浊字乃仿楚律命名，其余六律均同于周六律。由此可证，伶州鸠所讲的七律，就是指的七个律名，亦即现代意义的音名。

现在需要讨论伶州鸠所述四律的上、下宫问题。

对于“夷则之上宫”，三国韦昭注云：“上宫，以夷则为宫声。”又云：“一日阳气在上，故日上宫也。”韦昭同时认为：“黄钟在下，故日下宫也。”“太簇在下，故日下宫也。”“无射在上，故曰上宫也。”虽然韦注并未给出确解，但可看出他是在谈论律名。

崔宪先生在研究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时指出，“所谓‘上宫’、‘下宫’，其实是某律的‘低一律’或某律的‘高一律’之意”。按照这样的认识，夷则之上宫，即比夷则低一律的林钟，其余便可依此类推。

这里笔者想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

我认为，某律之上宫或下宫，应属于先秦“之调”体系。之调称谓见于曾侯乙编钟铭文，如中，2.9编钟有“姑洗之徵，穆钟之羽”，中，3.7编钟有“姑洗之商，蕤宾之宫”即是。伶州鸠所谓“夷则之上宫”，当即夷则均的宫音，故韦昭“以夷则为宫声”是正确的。问题是，既然上宫、下宫均为宫音，那么上、下的含义和区别为何呢?从《吕氏春秋・音律篇》的有关记述，或可得到一些启发：

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 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由此可知，除黄钟本律外，上生即朝低音方向生律，下生即朝高音方向生律。这与“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的说法是吻合的。

关于上生和下生，陈应时先生曾做出正确论释，他说：“上生者，非‘向上生’也，乃‘以上生下’，即‘三分益一’，由宫生出其下方纯四度的徵；下生者，非‘向下生’也，乃‘以下生上’，即‘三分损一’，由徵生出其上方纯五度的商。”由此可见，上生即往下生出低音的律，下生则是往上生出高音的律。

以上所述表明，先秦时期音高的上、下含义，与我们今天的上行、下行正好相反。

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中的“下角”，也有助于理解伶州鸠所说的上、下宫。这里先举中一组编钟为例，将正鼓部铭文及测音结果表列于下：

中.1.10 宫角　E4-45

中.1.5　下角　E5-64

中.1.2　角反　E6+8再看中二组编钟：

中.2.10 宫角　E4-22

中.2.5　下角　E5-60

中.2.2　角反　E6-25十分显见，同为角音E，所在音区各不相同。宫角即角音(E4)，下角为宫角的高八度(E5)，角反为下角的高八度(E6)，由宫角到下角、角反，共有两个八度。低于宫音的角，或比宫角低八度的角音，曾侯乙编钟铭文称为“钼”。

另外，上举中.1.5编钟和中.2.5编钟均铭文“姑洗之下角”，表明为姑洗均之下角。这与《周语下》“黄钟之下宫”和“太簇之下宫”语例相同。

在曾侯乙编钟铭文里面，还有“下角”和“羽颟下角”的用法，这种下角是徵颟(B)和羽颟(#c)的上方大三度，即分别为#D和#E，可见下角同样具有上方音的意思。但此处的角、颟、曾，皆指某音的上方大三度，与前述角音为五声之一有所不同。

下角的称谓，至汉代仍有沿用，如珠海郭氏收藏的西汉编磬即有下角刻铭。

值得注意的是，上宫的名称在汉代也有所见。如山东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出土编磬六套，其中第三套左组第一件有“上宫”铭文。据我们测音研究，这组编磬的音阶结构是：宫一商一变徵一徵一宫一变徵一徵～宫一徵一宫。第一件铭文为上宫的磬，音高就处于宫音的位置，且恰好是第五件宫音磬的低八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所谓上宫，应即低八度的宫音，下宫即高八度的宫音。具体来说，某律之上宫，系指某均之低八度宫音；某律之下宫，则指某均之高八度宫音。

对于伶州鸠答述七律的探讨，容易使人联想到七律或十二律的起源问题。目前至少有三项材料，能够将七律或十二律的产生与西周史迹相连。

第一，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西周早期成王分封给康、唐二叔的器物，有以大吕和姑洗为名的编钟。

第二，1979年陕西扶风南阳豹子沟出土西周宣王时期的南宫乎钟一件，甬部铭文为“司徒南宫乎作大林协钟，兹名日无射钟”。

关于南宫乎钟甬部铭文，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释读：

1、无射是一套南宫乎编钟的总称；

2、南宫乎钟是一套以无射为宫的编钟；

3、其余未发现的南宫乎钟，或可能有律名，也可能没有。其他各钟若有律名，或可能也称无射，或可能是别的律名。今知南宫乎钟右侧鼓饰小鸟纹，故它的正鼓音非角即羽。按照西周编钟正鼓音羽一宫一角一羽一角一羽一角一羽的音列结构，如果尚未发现的其余各钟有律名，则一定不出蕤宾、无射、夹钟三律或大吕、仲吕、无射三律。

第三，《周语下》伶州鸠所述武王伐殷天象与七律的关系。

关于伶州鸠所述武王伐殷天象，1984年冯文慈先生撰文详予解析。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参与研究，认为武王伐殷天象基本属实，并据以推断出武王伐纣之年，但也有论作表示怀疑。

笔者觉得，伶州鸠在答复七律时，以武王伐殷天象作为论据，最终落到天象的“七列”和“七同”上，其目的是与七律的“七”数相合。这自然是一种穿凿附会，但他所引天象应是从其先辈传述下来，并为当时人们所习知，因而才被用作七律产生的依据。由此可见，伶州鸠所述武王伐殷天象应是基本可信的。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乐律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以十二律与干支对应来记日和记时，便是其中的一种。伶州鸠的叙述，就是用乐律与武王伐纣事件的具体日期和时辰相对应。如伶州鸠所述的黄钟与子时对应。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早期铜器利簋铭文云：“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又《尚书・牧誓》云：“时甲子昧爽，王朝至商郊牧野，乃誓。”这些记载都与伶州鸠所说相合。

实际上，先秦时期乐律的使用并不限于音乐范围，它还与占卜联系在一起，用于军事行动之中，因而具有相当的神秘意义。将乐律理论应用于武王伐纣之中，即属当时的乐占行为。《史记・律书》云：“武王伐纣，吹律定声。”《周礼・大师》云：“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左传》襄公十八年，楚郑交战，晋人闻有楚师，晋国乐师师旷歌卜吉凶，所言均属此类乐占活动。

七七事变论文篇2

敬爱的党组织：

7月7日，一个国人不当忘记的日子。

就在77年前的这一天，已然霸占东北数年之久的日本军队，在乾隆皇帝曾经手书卢沟晓月的浪漫之地，炮轰宛平城，悍然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危急时刻，抹平隔阂、联合抗日的呼声似乎一夜之间唤起了古老民族的惊醒，从此，中华民族迅即进入了全面抗战的历史。俗称的八年抗争，从这一刻开始了。

之后的八年时间里，中华民族饱受忧愁、耻辱，亲人离散、故土难归。以致今天，也许我们何等努力地想用文字来还原那段历史，都是徒劳的，因为在真实的历史面前，文字单薄无力。也正因为此，更多的是通过文字来熟悉历史、处于现代性进程中的今人，要温习历史、纪念七七，惟有咀嚼史料，用心体会否则将被庸常的表象所遮蔽而无法洞见本民族的真实性格，无法明了信仰中庸、出世的国人何以一夜之间爆发出那么大的愤怒，更无法想象存有异见的党派何以走到了一起并最终取得了民族的胜利。

纪念七七，纪念国人的不妥协。事实上，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早已占领了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大片领土。此后，日军侵华的脚步从未停息。与之对应的是，当局不断退让，心存幻想。直到七七事变的枪声想起，日本妄图彻底占领中国的企图终于暴露无遗。身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立即发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也正是从七七事变开始，中华民族终于意识到，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必须抗战，因为世上没有无来由的和平。此不妥协一口气打了八年，直至胜利。

纪念七七，纪念国人在那一天终于恢复了对痛苦和耻辱的感知力，寻找到了勃发的动力和知觉。

林语堂先生曾这样描述古老的中国：她已达到了期颐之龄，不论如何遭遇，她的平静的生命，永远无扰而长流，不辞痛苦与忧愁，亦不震撼于虚荣与屈辱。 然而，七七事变之后，面对空前的威胁，全民族觉醒了!她重又找回感觉痛苦的能力：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吾辈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天职这是7月7日以后，面对日军炮火，29军全体官兵唱的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著名的歌曲诞生于卢沟桥事变三天后。这觉醒，昭示人们：一个年长的民族，不仅修炼了忍耐，更蕴藏了能量。

纪念七七，纪念因之而再度牵手的跨越党派、阶层、性别、年龄的全民族合作，成就了抗战的胜利。

就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即发出通电，主张武装保卫华北，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抵抗日军进攻。后来，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发表《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将红军进行改编;国民党提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口号，进行总动员，统一划分战区部署正面战场的军队。这样，持续八年的全民族抗战就此开始，并最终赢得了胜利。历史告诉国人，合作成就和平。

明史以贯今。今天，国际态势风云变幻，国力大增的中国行进于全球化进程之中。纪念七七，于公民，当自醒、自立;于民族，当寻求合作、构建和谐;于世界，当存异求同、信仰和平。

此致

敬礼

汇报人:

年月日

敬爱的党组织:

经过近一段时间的自己学习和老师的培训，本人在思想上积极要求上进，在工作中向党员看齐，对党的认识更加深刻。现忠诚地将本人的近期思想汇报如下：

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义务的第一条。共产党员必须懂得：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清醒是理论上台的坚定，所以我们要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有些同志在重大问题上政治不敏锐，甚至失去判别能力，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理论上贫乏，政治上就不清醒。只有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原则，学习科学理论必须坚持学以致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改造主观世界，端正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党章中把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作为共产党员的一项任务作了明确规定。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要把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掌握做好本职工作的知识本领，提高到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增强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的自觉性和紧迫感。不断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加充实自己的业务理论知识，使自己不会在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中落后，能够在工作中发挥自己更大的潜能，我们要努力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更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要以实际行动来加入党组织。必须始终保持饱满的学习热情，认真学习各种科学知识，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在校期间掌握素质提高。时刻从严字要求，了解社会发展，对学校组织的活动积极参加，根据要求锻炼身体，心理，遵守纪律和规章制度，尊重领导，维护集体荣誉。

明白了这些道理，我在学习生活中有了明确的方向，有了动力。懂得干好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要加倍认真负责，努力向党员同志看齐，缩小同党员同志的距离，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此致

敬礼

汇报人:

七七事变论文篇3

一、建安七子关键词研究过程

由于研究目的是研究建安七子，不是专门的文。学研究，为了便于通过词语分析建安七子的主要。思想，特采用建安七子创作原文和译文统一进行。关键词和共现研究。利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V2013 , Ucinet6和Netdraw软件进行图表及可视化。的分析，以便于更准确和全面地把握建安七子的。创作思想。

二、建安七子关键词及共现分析与研究热点分析

(一)建安七子与曹王的关系

中国知网上同时出现建安七子与曹王关键词。的期刊论文有68篇。建安时期，我国占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创作繁荣。成就突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出三曹(曹操。曹王。曹植)以。外，当首推曹王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七子，。即孔融。陈琳。土粟。徐干。阮璃。应场。刘祯七人，。世称建安七子。

曹王，在取得继承权之后，随时都以副君的。身份对待魏国的臣僚，包括建安七子在内，不讲。究辈分大小;也不讲究宾朋的礼仪，甚至以国君。自居，心目中连父亲曹操都没有了。从曹王与吴。质的往来书信中就可以看出: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昔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

曹王在《与吴质书》有这样的记载: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口游处，行则连舆，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筋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己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在曹王眼中，建安二十二年之前的邺卜生。活是美好的，是因为除了享受美酒佳肴之外，还。可以妙思六经高谈娱心仰而赋诗等，文学。娱乐活动较为丰富，然而在瘟疫之后，建安七子。中五子病逝，曹王怀念的这种诗酒宴会却无法再。现了。

(二)建安七子与《典论论文》的关系

中国知网上同时出现建安七子与《典论论。文》关键词的期刊论文有60篇。《典论论文》是。中国占代文论史上的重要文献，占今论之者甚。多。曹王《典论论文》对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提出了的新的看法，这部著作开创了中国占典。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新时期，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

曹王在《典论论文》写道:土璨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璨之匹也。如璨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危。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场和而不壮;刘祯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铸也。

从以上曹王对七子的评论，可见他所说的各。有所长，难可兼擅，是至当之论。他同七子虽是文。友，交往又洽，但对他们的长处固然一一称道，对。他们的不足之处，也丝毫不加掩饰。这的确开了。文学批评的良好风气，对后世文学批评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

(三)建安七子与建安文学的关系

中国知网上同时出现建安七子与建安文学关。键词的期刊论文有43篇。建安七子的名称并。不陌生。但是，如同许多二。三流作家一样，他。们在文学史论著中，常被安排在次要的陪衬地。位，很少被当做重点研究的对象。有些学者将。七子视为三曹的附庸品。

有的文学史虽然没有给七子给予高评价，。但是仍能从正面肯定其价值。容肇祖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写道:由民歌而成为文人的作品，。这风气的做成，七子是当然很有力量，不只是。三。曹称功而己。至于他们的散文，渐启六朝排偶的。习尚。陆侃如。冯沉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将。一七子除孔融以外的六人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刘。祯。土粟，这二人的诗在七子中最佳;第二组是。徐干。陈琳，二人各有一两篇脍炙人口的杰作;第。三组是阮璃。应场，成就最低。

七子同三曹一样同是建安文坛的代表，。他们都曾被卷入极度动乱的时代漩涡，生活和思。想都有较大的变化。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并且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

在诗歌方面，七子的四言诗虽然并不出。彩，但五言诗写得比较成熟。文人写作五言诗，自。班固尝试以来，只有百年的历史，而且直到《占。诗》出现，才在立意谋篇。结局措辞上显示了较大。的进步。七子的优秀五言诗比起《占诗》来，艺。术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七子作品跌宕起。伏，富于变化，在感情表现上比较丰富，对五言诗。发展做出了推动性贡献。

在作赋方面，从后汉开始的大赋向小赋演。变，是赋史上的一大转折。这一转折的第一位代。表作家首推蔡，不过蔡,当时只是一株独放，。创作小赋蔚成风气，还在蔡,之后的建安年间。。三曹中，曹操几乎不写赋，曹王。曹植作赋数量虽。多，质量也高，毕竟时间上较七子略晚，所以。七子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

七七事变论文篇4

关键词：张爱玲;《金锁记》;主题

《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著作之一，本论文以其为研究对象，进行张爱玲小说的主题研究，掌握作者小说主题分类，体味作者小说主题设定的用意，理解作者所想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接着，通过对《金锁记》主题设定的原因进行分析，以及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以期对今后继续深入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平铺直叙地将七巧的悲剧经历的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别样的技巧在文中，只是由着“月”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七巧的故事，似乎是她的故事，也又似乎是现实中很多人的故事，读来莫不让人动容。

同时，以《金锁记》所表现出来的主题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女性主题

《金锁记》所彰显的女性主题，主要是提倡女性权利以及女性思想的重视和理解，“从女性本体入手，展露和剖视女性生存状态及其深层意识中的传统印痕，是特别现实张爱玲穿凿的人性深度之处。”[2]这在《金锁记》中是通过曹七巧的人生悲剧来突显的。

首先，七巧的蜕变过程来源于身边的压力，也同样来源于自身对自己地位的抗争，她用尽手段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勾引小叔子满足自己的、拉着儿女抽鸦片希望留住儿子、爱恋儿子而迫害儿媳、嫉妒女儿幸福而破坏她的婚姻……这种恐怖的“以物换物”心态让七巧将自己的悲剧命运绵延到了她儿子女儿这一代身上，造成了两代人的悲剧。在小说中，七巧后来对于权力、尊严、地位和欲望的极端追逐，表现出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抗争，虽然颇具残忍但却实实在在。

同时，曹七巧这个“疯女人”把别人给她的屈辱和残害转移到儿女身上的缓慢毁灭过程，也表明张爱玲对男权社会的控诉，男人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女人，可是女人只能变态地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在离自己最亲的人身上。作为母亲，七巧是一个极端，以极端的方式表达着自己。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真正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环境，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压力，有旧家族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这就是张爱玲在她的代表作《金锁记》里所指出的，套在姜公馆二奶奶脖颈上的枷锁。

二、家庭主题

《金锁记》中所展现的家庭建立在人人为己的自私角度上，曹七巧被哥哥嫂嫂卖入姜家，嫁给了一个半残废的丈夫，忍受着姜家上下的鄙视，她只能将自己的屈辱通过乖戾的性格表现出来，最后在分家时不顾颜面地想要争取到多一分的利益，可还是被姜家人忽略。当七巧真正成为一家之主的时候，竟将自己之前所受到的屈辱一分分转嫁到儿女身上，还有儿子的两房媳妇和女儿的订婚对象身上，破坏这着自己儿女的幸福，也破坏着自己的家，直到最后，死的死，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在本来的家庭中没有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到达姜家更是受尽白眼，在姜家龌龊势力的环境中，曹七巧一直处于受虐的位置，从主人到下人都瞧不起她，在这样的环境下，曹七巧是一位受害者，养成了她自私暴力的乖戾性格。在曹七巧当家之后，她的自私自利又将自己的悲剧发泄在儿子女儿身上，她又顺利地变成了一位施虐者。她身为一个母亲，爱子、妒女、残害儿媳，将母爱扭曲成了破坏，破坏自己儿女的幸福，这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其实，在张爱玲笔下，家庭主题下中都充斥着利用欺骗和金钱利益的表现，也真是这样，造就了七巧迷恋黄金的变态心理，并且以破坏别人的幸福为乐事。但是她的权利范围毕竟有限，所以她只能把复仇的利剑挥向自己的亲人。这样，亲情就成为了复仇的利刃，家庭便演变成了一场悲剧。

三、婚恋主题

对于婚姻，曹七巧同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白流苏等女性形象不同，她对婚姻并非自愿，完全是被哥嫂推进姜家这个火坑的。而嫁给一个残疾的丈夫本就是女子最大的不幸，七巧没有体会过恋爱所带来的快乐，所以她将自己的扭曲成了对小叔和儿子的不伦之恋。

在《金锁记》浓重的婚恋观悲剧主题笼罩下，七巧与姜家三少爷姜季泽那一段似有非有似无非无的感情更是一场牺牲品，那段季泽迟来的表白在七巧心里深深地敲了一下，可是转念想到那她卖掉自己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的时候，七巧便暴怒起来，在盛怒之后便是失去般无助――“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3]这段心理独白是曹七巧说给自己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已经毁灭的爱情听的，从那之后她就开始真正地变成了一个“疯子”。这样的爱情让人不住叹息，却也不再是我们所理解的爱情。

张爱玲并不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在她的小散文《爱》中，她阐述了对“爱”的自我理解，她认为，在飘忽、空灵的总体氛围之下，爱的真谛是短暂而不可捉摸的。人生无法预知，命运也无从掌握，爱就只能是悲苦的人生中的偶遇，蜻蜓点水般的刹那相逢：“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碰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5]寥寥两百多字的《爱》，将张爱玲对美丽爱情憧憬而不可得的悲剧意识透视得清清楚楚。

我想，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女性人物最彻底的一个，她是可怜可悲又是可憎可叹的。在大的家庭背景阴影下，她的得不到满足，本该是属于受害者的处境，却在她掌权的时候得到了发泄，本就畸形的变态心理将自己的悲剧生生地蔓延到了自己的儿女身上。她是一个人性被严重扭曲的典型，这位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被哥哥为了金钱把她嫁给姜家残废的老二，在势利冷漠的姜家不断被鄙视，因为她的出身低微而且她的丈夫就是一个“骨痨”身子，她的私欲和都得不到满足，终得只能将自己的中心放在了金钱上，给自己套上了黄金的枷锁，一带就是一辈子，而自己命运的不公又被她套在了自己的儿子女儿身上，爱子、妒女、折磨儿媳、痛斥下人，成为了一个完全被金钱异化的怨妇，一个地道的疯子。

张爱玲的小说主题大多是以上三个方面的集合，而在其中，张爱玲对人类本性的探索始终是她最高的追求，她始终坚持着，人间的万物文明都会消失，但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她在自己的小说中用之中清醒而冷酷的态度来观察人类本是和人性深处的隐私，在追逐善和美的主流道路上独树一帜，编织了一个时代给读者。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1944（04）

[2]乔以钢.张爱玲的女性观及其前期创作[J].中国文化研究，1998（03）

[3]张爱玲.金锁记[J].杂志，1943（11）

[4]吴江，论张爱玲小说婚恋观的悲剧意识，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3）

七七事变论文篇5

关键词：七夕节 起源 女性心理 解读

七夕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各个朝代的文献中都有对七夕及其风俗的记载。“七夕节起源于对古代的天体日月星辰崇拜。”[这在《夏小正》中就有非常明确的记载，“是月，织女东向。”《夏小正》是我国最古老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汉族农业年鉴。

在古代，古人有明显的数字信仰，尤其是女性，对数字的信仰更加虔诚。“数字‘七’和女性的关系在古代更是特别密切， ‘七’既是奇数又是阳数。但是在古人的思维中， 数字‘七’却是一个与女性有着密切关系的‘阴’元素，因为女性个体身心的发展节奏， 正好是以七为基数的。”这种说法在我国的医书《黄帝内经》中就有明确的记载，《黄帝内经・素问》之《上古天真论》讲述了女子生长、发育、成熟和衰老的生理变化过程：“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 任脉通， 太冲脉盛 ，月事以俱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天癸竭， 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女性从七岁到四十九岁，分为七个阶段，每七年分为一个生命阶段。每个生命阶段又以“七”为基数。这就不但充分说明了数字“七”对于女性的重要性，而且也说明了数字“七”是与女性的生命息息相关的。

“七夕节与女性关系的密切程度，在这一节日的主题活动―“乞巧”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是参与对象、时间安排，还是活动的内容形式，七夕乞巧习俗无疑都带有浓浓的‘女人味’。”七夕乞巧活动的参与对象主要是女性，在记载了七夕习俗的《西京杂记》中，就已经指出当时参加七夕节娱乐活动的人大多是宫廷中的宫女;而七夕的乞巧活动主要是在农历七月七日这天进行的，而这个时间点对于女性来说又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乞巧民俗象之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期内长盛衰，就在于它具有游戏娱乐功能、角色认同功能和心理认知功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封建社会妇女的社会文化生活和心理需求。”

七夕节的乞巧习俗所具有的娱乐功能，具有着一定的游戏娱乐的作用。不论是祭拜织女的仪式，还是穿针引线、丢巧针巧芽、拜魁星等，其实都是一种带有游戏性质的形式，主要作用还是娱乐身心。因为：“游戏一旦作为调剂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需要时，它就天生具有一种娱乐义”。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处于快节奏中，女性同样也是，快节奏的发展和生活，并且当代女性正在实现完全独立化，完全摒弃了古代以男性为中心的生活，她们有独立的思想、自己的交友空间、自己的经济，所以说当代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想到的生活。在科技、经济、文化、思想飞速发展的当代，女性地位在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然而七夕这个在古代与女性密切相关的节日，在现代已经慢慢地没有了它原来的意味，而是更多的夹杂进“现代”的意味，浓烈的现代气息直接影响了大家对于七夕的认知。比如在与西方情人节的对比之下，七夕被称作是“中国情人节”，但七夕的本来含义并不是情人节，而是乞求心灵手巧。七夕原有的娱乐项目，如拜织女等，则更多的被西方情人节的送玫瑰花、巧克力所代替，没有了起七夕节应有的意味。而七夕节的乞巧习俗所具有的娱乐功能和它的游戏娱乐意义也没有了。

综上所述，即使社会发展飞速，吸收了大量的外国文化习俗，但是传统文化是从古流传下来的根基文化、是不可流失的。现代我国在提倡民俗民风，鼓励全民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并且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响应国家号召，在坚持正确的领导之下，积极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将传统节日，如七夕节，在传统基础上积极创新，既保留了原有的娱乐精神又富有其西方浪漫气息。

参考文献：

[1]刘彩清.七夕节的文化透视[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

[2]黄帝内经[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

[3]蔡丰明.七夕乞巧习俗与古代女性文化心理[J].2003

[4]蒋秀英.细说中国古代的妇女节C七夕乞巧民俗事象论[J].北方论丛1999（05）.

[5]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1998.

[6] 高慧颖，叶文彦.浅析父权制文化对女性气质的建构[J].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4）

七七事变论文篇6

关键词：“死亡视角”；思想内涵；启示；人文关怀

中国文学发展到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批新写实主义小说。关于这个“新”字，许多论者纷纷给出了不同的见解，有的甚至把“消解典型”、“消解深度模式”、“情感的零度介入”等后现代主义的原则贴在它身上，但也有人觉得它的写生活“原生态”，其实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艺术原则并没有太大的出入，它只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一种生活“还原”。新写实主义作家方方于1987年发表的《风景》因其独特的写作视角和“零度写作”的特点即刻在评论界引起轰动，评论者纷纷著言评说。读方方的小说，心里得经得住考验和刺激。因为她总会把读者带向一个有死亡阴影笼罩的世界。不管是她探寻世俗人性奥秘、书写知识分子命运，抑或是关注男女情爱婚姻、呈现警匪恩怨与世事荒诞，方方总会有意无意地给读者一种暗示：这里一定会有死亡发生。我认为《风景》的点睛之处正在于一种独特的写作手法，即从死亡视角进行分析。“从叙述学的意义上说，作为小说叙述的角度，视角是指叙述所必需选定的眼界和视野，即作者是通过何种关系来展开故事的，是一个由谁来看的问题。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巴赫金在研究戏仿体叙事文学时提出欧洲小说的三个重要人物， 即骗子、小丑和傻瓜。他提出了异常叙述，认为：“他们有着独具的特点和权利，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外人，不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相应的人生处境发生联系，任何人生处境都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看出了每一处境的反面和虚伪。因此他们利用任何的人生处境只是作为一种面具。”虽然《风景》中的主人公小八子并非巴赫金所说的傻子、小丑或者骗子，但亡灵这种极有个性的视角也理应属于异常叙事理论的范围。在新时期小说中运用这种新颖的故事叙述方式，不仅在感情和阅读兴趣上重新召回了读者，并且在提高文章的审美艺术上也是卓有成效的。下面，我们就方方的《风景》从三个角度分析它的死亡视角。

一、死亡视角的界定

《风景》的叙述者是一个已死的婴儿一一小八子。因为小八子与父亲生日同月同日同一时辰出生，所以父亲给了他更多的关爱，甚至在小八子死后将他埋到了窗外。他的自述开启了亡灵视角的大门，他以旁观者的“全知视角”来讲述故事 ：汉口贫民窟河南棚子里的一个十一口之家，挤压在不足十三平方米的空间里，上一辈如何在生活的重压下劳作生存，儿女们又如何在污浊的环境和粗粝的磨难中变化成长。躺在地下的小八子全方位地观察着家里每个成员的言行举止与活动轨迹，为我们娓娓道来平民百姓的琐碎生活以及他们扭曲的心路历程。他裸地目睹亲人们在困境中彼此的殴打与疯狂的挣扎，目睹父亲落后愚昧的思想，冲动急躁的性格，甚至粗暴武断的教子手段，目睹母亲对外不断的卖弄，以及对父亲病态的顺从和畸形的爱恋，目睹二哥为一场虚幻的爱情放弃了生命，目睹了七哥从狗变成大人物奇迹般的成长过程等等。小八子，也就是“我”，是家庭中的一员，与家庭成员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存在于这个故事之中；而从另一方面，“我”的身份又是亡灵，一出生便死去，并没有与家庭成员之间，与整个故事之间发生实际互动，可以说，“我”又游离于故事之外。“我”只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那些存在于生活中活人不可避免的愚昧和罪恶与“我”无关，“我”只是用一种纯然置身事外的姿态俯瞰人间。正是因为亡灵的身份，小八子可以拥有更深刻的思想，也可以以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讲叙家人的故事。由于作者从死亡视角来构造作品，使人对封建愚昧的畸形文化以及扭曲的价值观产生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二、死亡视角的思想启示

方方以一个死者的视角进行着客观冷静的叙事，在她的叙述里有一种参透世事的冷漠。小说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似乎都与她无关，但这并不说明她完全没有情感的介入，相反，这种冷漠舒缓的话语方式更能激起震撼人心的效果。为达到这一目的，方方采取的是重叙述而轻描写的叙述方式，以一种极度真实的生活本真态的细节描绘现世的生存状态与人性风景。然而正是在描绘小人物无力反抗命运的同时，我们深刻地体会出方方平静从容的叙述语调里的批判性：对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同情，对整个社会的控诉与批判。小说文本着力刻画了一个重要人物――七哥。他一出生就与屈辱相伴，受尽各种折磨。一开始七哥是家中最不像父亲的儿子，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像父亲所说的七哥可能是母亲和他人生的野种。七哥真的不像是父亲长期生存理念灌输下的产物，父亲说过做男人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也要硬着筋骨，父亲的孩子一个个都像个小野兽一样凶猛而有胆量，即使是文质彬彬的二哥也敢于违抗父亲的决定，但是七哥却和其他的哥哥不一样。七哥窝囊，胆小，上大学前的七哥在别人眼里就是一条可怜巴巴的癞狗，用二哥的话说七哥连条狗还不如，狗急了还会跳墙，但是七哥却只会默默地承受着别人的欺辱。父亲打他时，他从来不语也不反抗；五哥、六哥女孩时他躲在床底不敢吱声；大香掐他，小香让他在地上像狗一样爬，他也不敢反抗。依照父亲的评价标准来看，七哥是没有出息的，活得都没有个人样。显然，七哥不仅是外表上不像父亲，而且七哥的脾性丝毫都不像父亲，其实也正是七哥的窝囊胆小加剧了家人对他的鄙视与欺辱。岁月，人们的生活被一种荒诞的逻辑左右着。一心想要读大学用知识来充实自己的二哥被剥夺了读书的机会，而浑浑噩噩活着的七哥却因为极其荒诞的理由进入很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北京大学。但是大学的深造并没有唤起七哥对知识与文明的向往，反而是七哥的一个同学，―个苏北佬用他的言行彻底地改造了七哥，之后七哥开始了他新的生活。七哥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开始不择手段，他抛弃了娴雅文静的未婚妻，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七嫂的怀抱，虽然这个比他大八岁的女人已经不再拥有青春而且还没有了生育能力。但是七嫂有一个身居高位的父亲，凭借她父亲这个桥梁，七哥可以拥有他想要的东西――权力。娶了七嫂后，七哥通过老丈人的关系调到了团省委，而团省委是进入权力高层的终南捷径。权力不仅让七哥拥有了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还获得了他所渴望的别人的敬畏与羡慕，哪怕是骄傲的父亲。七哥继承了父亲活着要有个样的教诲，却失去了父亲一直看中的义气和坦荡。其实七哥不过是小小河南棚子中的一员，小八子“我”、二哥、六哥、七哥也走向了不同的命运。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构成了不同的人生风景，让我们对他们困苦、事事不得已的生活产生了思考，这些深触的感悟和思考莫不与作者选定“死亡视角”这一叙事方式有关。亡灵具有在感知和时空上的超越性，它无形无影，来去无踪，它可以不受现实肉身的约束和世俗的限制，可以看人所看不到，听所听不到；它更可以穿越时空，俯瞰人世一切。以这个极其幼稚的亡灵来观照他活着的父母、哥哥姐姐们沉重而苦涩的生活，致使死亡的气息贯穿始终，弥漫全篇，亲人们的“生”由小八子的亡灵来讲述和感受，产生出一种神奇的间离效果：生者的命运在死者的观照下显得异常艰难、残酷和冷峻，而死者却因生者的艰难和苦涩体会到死亡的超然、满足与欢欣。由死者引领小说的叙事更显出方方对底层市民生存状态及人性的洞察的客观。所以，由亡灵视角所带来的一系列荒诞与反讽是作者的一种写作技巧，其核心力量是用来着重强调、突出现实的本质。通过这种探索，我们发现小说竟然是一面透亮的“镜子” ，可以反射出多彩无边的世界，这些画面为我们揭示了人性深处的秘密，使我们对人类有了更多的理解与把握，有了对不幸的惋惜和对生命的感悟。通过已经死去的“我”的叙述使故事的叙述虽然带有了一些魔幻和荒诞的色彩，但是却给了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也给当代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新鲜之气。

三、死亡视角中所体现出的对当下生活的关注和人文关怀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将《风景》看作是“当代生存意识的经典文本”，《风景》实现了对生存意识与生存方式的观照，但是对生存意识的观照并不是方方唯一的目标，就像方方所说的：“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对人的影响很大，主要对人的性格、思维方式、心态有影响。”生活环境与时代背景影响着人的生存意识和生活方式，因此《风景》实现的是方方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对中国普通人的生存处境的思考。《风景》充满了对人性的探讨，写到了冷酷的亲情、脆弱的友情和卑微的爱情。透过亲情体现人性的冷酷，透过爱情体现出人性的卑微，透过死亡体现出人性的脆弱，透过生存体现出人性的自私。家本是能给人温馨与和睦的地方，可《风景》中所呈现的家庭场景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夫妻间没有相敬如宾，只有无休止的吵闹； 父子间没有慈爱和尊敬； 手足间没有互助友爱，只有欺侮与践踏"置身其中只能感受到生活的沉重和残酷，以及人与人之间淡漠的情感。方方采用这种新颖的叙事角度，其中包含着的独特的人文关怀与五四启蒙运动的主张理论精神是十分的契合。“五四”时代的核心精神是“启蒙”，“启蒙”是对“人”的肯定和重新发现。五四文学因而被称为“人”的文学。《风景》正是从“人”的角度，以人性为出发点，以“小人物”为题材，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以冷淡的旁观叙述中揭示人生悲剧，逼近最真实的人生。我认为，“底层”人民的生活是很值得关注的，从池莉对武汉普通老百姓生活进行描绘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到方方的《风景》，作者对平民生活关注的越来越多，而这种“死亡视角”的叙事方法，使我们的关注更加冷峻和严肃起来。文学是人的文学，人的感情是文学关注的重要对象，在当今现实社会越发世俗化，困窘化的环境下，面对无情的现实和严峻的生活，人们心灵封闭，内心压抑，不再交流沟通，越来越隔膜，情感表达受到阻滞进而异化，这种生存状态让人担忧，也给人以启发，对人性的关怀是不能少的，充满“人情味”的作品才能撞击读者的内心并引起共鸣。

参考文献：

[1]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方方.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方方[M].人民又学出版社，1993.

[3]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张晶.论方方中的亡灵叙事[M].浙江师范大学，2013，26.

[5]赵淑琴.人性丑恶的“风景”――方方《风景》中七哥形象分析[J].大理学院学报，2005（11）.

[6]王绯，华威.方方：超越与品位――重读方方兼谈超性别意识与女含[J].当代作家评论，1996（5）.

[7]方方.方方自选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38-171.

七七事变论文篇7

【关键词】风景;底层;七哥

1987年方方的小说《风景》以一个死者的上帝般全知全能的视角,给我们讲述了武汉“河南棚子”这个(下转第40页)典型的贫民区中一家人的生存故事。这一家11口人,父母带着7男2女住在13平米的板壁房子里,房子外面是平均每7分钟就过一列火车的京广铁路线。从生存空间的狭仄与喧嚣中。这是个极端贫困、生活在“底层”的家庭。所谓“底层”是指这个家庭物质匮乏、文化贫瘠、亲情淡漠、全家人心灵人性扭曲。小说以《风景》为出发点,着重展示方方小说中生存在这幅底层市民群体“风景”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七哥”的生命轨迹及命运结局。

那么在这幅“底层”市民生存的风景中,生存最为艰难者七哥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呢?

“”中七哥带着对家庭刻骨的仇恨和童年的不幸记忆随着上山下乡的队伍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山村,由于他的“梦游”给村里人带来了无形的恐惧,再加上他父亲赋予他唯一的好处――良好的出身――穷苦码头工人的儿子,他被推荐上了北京大学。如果说父母是他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把他的童年推到了“地狱”的话,那么可以说他在大学时期遇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任老师――睡在他下铺苏北佬――把他的后半生引入了“天堂”。苏北佬利用和身痪绝症的清洁女工结婚的“伟大”举动,换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改变了自己的生存处境。当七哥无意中窥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苏北老对七哥实行了“口传身授”的拯救:“做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在乎手段和方式。”“一场噩梦已过。当太阳高升之时,七哥突然感到生命的原动力正在他周身集聚感到血液正欢快而流畅地奔涌感到骨骼为了他的青春正巴格巴格地作响,他感到由衷的解脱和由衷的轻松。”这种奋斗的动力越来越强,甚至淹没了他的人格,异化了他的灵魂。七哥回到武汉后与一个中学外语教师相爱了,中学教师的父亲是教授,但是那个年月教授“是不值钱的”。(七哥语)于是七哥又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另一棵救命稻草――一个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比自己大八岁的高干子女。作为没有任何家庭和社会背景的穷小子,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再做猪狗,进入上层,只能出卖自己年轻的资本。这场婚姻从开始就是个交易,根本无爱情可谈。我们可以从七哥和女人的对话中看出这场婚姻的实质:

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了。她问七哥:“如果我父亲是像你父亲一样的人,你会这样追求我吗?”七哥淡淡一笑,说:“何必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呢?”她说:“我知道你的动机、你的野心。”七哥冷静地直视她几秒,然后说:“如果你还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你会接受我这样家庭这样地位的人的爱情吗?”她低下了头。

七哥说:“你如果在这样的地方生活过一年,你就明白我所做的一切是多么重要。我选择你的确有百分之八十是因为你父亲的权力。而那百分之二十是为了你的诚实和善良。我需要通过你父亲这座桥梁来到达我的目的地。”七哥说:“我还可以告诉你在我认识你之前我有过一个女朋友。她父亲是个大学教授。我同她的关系已经很深了。我在几乎快打结婚证时碰到了你。你和你父亲比她和她父亲对我来说重要得多。”七哥说在中国教授这玩艺儿毫不值钱。“他对我就像这些过时的报纸一样毫无帮助。所以我很果断地同原先那个女友分了手。我是带着百倍的信心和勇气走向你的。我一定要得到。”七哥的话语言之凿凿掷地作金石声。她惊愕得使那张青春已逝的脸如被人扭了一般,歪斜得可怖。她跨了一步给了七哥一个响亮的耳光然后抽身逃去。

“七哥怀着无限的自信等待她的回心转意。七哥知道她需要他比他需要她更为强烈。有人写了一部小说叫悲剧比没有剧好。七哥没看过那小说但他觉得那题目起得棒极了。有魔鬼比什么都没有要好。”终于,三天后女人又回到了七哥的身边,这场交易成功了,并且是个“圆满”的结局。女人有了丈夫,找回了逝去的青春岁月,七哥如愿以偿地进入团市委工作,终于成了“河南棚子”走出去的“大人物”。

虽然七嫂对七哥看得很紧,但是七嫂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其实七哥全然不是寻花问柳之辈。七哥全部的用心不在那上面。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就实在小看了七哥。七哥觉得把看得很重是低能动物的水平。七哥不属于这些。七哥的目的在于进入上层社会,做叱咤风云的人物做世界瞩目的人物做一呼百应的人物。七哥想将他的穷根全部斩断埋葬,让命运完整地翻一个身。七哥想拯救自己。他觉得他有责任使自己像别人一样过上极美好的日子。否则他会因为感到世界亏待了他而死后阴魂不散。

虽然,七哥的生活有了一点瑕疵: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只能从孤儿院领养一个孩子,但是我想七哥的心里主要的感觉还应该是幸福的。因为“满足需要即幸福。”在需要面包的年代,钢铁的价值是不大的。七哥的最大心愿就是让自己摆脱童年的恶梦,进入上层社会,让自己的命运来个彻底的翻身,不计较使用什么手段。“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天里的飘落,殊路却同归,又何必在乎是不是抢了别人的营养而让自己肥绿肥绿的呢?”七哥的努力没有白费,他成功了,而且似乎波折也不是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七哥是个幸运儿,是个胜利了的英雄!

那么,作者本人对七哥的所作所为又是持什么态度呢?

“七哥的恶,从小的方面看损害了别人,大的方面,又有一定的好处,对社会有一定的贡献,因为他有能力,能干事,比纨绔子弟强多了,所以这里面的是非善恶难以用一个标准去判断。生存环境迫使人这样,别人为什么就应该活得比七哥好呢?所以可以理解乃至原谅七哥的做法,他要改变命运也只能这样做,只能靠手腕,靠运气才能出头。”[1]七哥以不择手段的方式走向“毁灭”,可是他又得到了“另外的人生”,摆脱了在社会底层的艰难跋涉。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没有“罪犯”和“犯罪”这些概念,因为一个人作出什么样的行为都是在一定心理基础上形成的,不会脱离他的生存背景。而方方也给予了七哥无限的理解与谅解。在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底低下和拼命奋斗的艰难的情况下,方方把“七哥”的“追寻”所采取的方式看作是一种奋斗方式和生存技巧。这是对人生存权利最真实的关怀,是作家对“底层”市民“关怀”的表现。

通过方方的作品“使人能透过凡俗人生,咀嚼到某种更深沉的或历史、或社会、或文化、或人性……的意味”。[2]在方方的小说里,不难看出作家冷静叙述背后的那种忧患意识。方方的这种忧患意识是建立在对“底层”市民的生存状态忧虑的基础之上的,并以此达到对一切不合理的批判。方方的小说是沉重的,颇有鲁迅那种“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3]的味道。作家把关注的重心指向人的自身、人的体质、人的精神及其生存的环境等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对于作为“人”的体质的退化,精神上的堕落以及生存环境给予人的压迫的忧虑。她将创作之笔投入到凡俗的人群,真实的反映了当下生存条件下小人物不可避免的承载的种种生活重负,困惑与无奈。方方的作品里,客观冷静地展现了苦难群体的生存状况,把那些丑陋的、病态的、不幸的展现给人们,这本身就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对生命价值的关怀,这就是作家忧患意识的表现。只有有了这样的忧患意识,才尽可能的引起“疗救的注意”。[4]

【参考文献】

[1]方方:《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第41页。

[2]陈骏涛:《在凡俗人生的背后―方方小说从〈风景〉到〈一唱三叹〉阅读笔记》,《小说评论》,1992年第5期第43页。

[3]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论文杂文集》,北京:同心出版社,2000版,第22页。

[4]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论文杂文集》]北京:同心出版社,2000版,第341页。

[5]赵小琪 ,李朝明;《野草》的超现实主义倾向――《野草》超现实组合形式论(上)[J];鲁迅研究月刊;2002。11

[6]李恰; 2000: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年04期

七七事变论文篇8

军委主席近日在考察部队时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求深入、见实效，进一步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础。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部队党员干部来说，要从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政治高度，以忠诚使命的责任感，在学深悟透、注重转化、狠抓落实上下工夫，努力掌握蕴含在党的创新理论中的世界观方法论，着力转变与十七大精神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解决影响和制约部队建设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制度机制，推动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学深悟透是基础。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回答了我们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不能满足于文件读过了，会议传达了，讨论搞过了，而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长期学，反复学，深钻细研，真正把观点与观点之间、原理与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弄明白，把重要思想理论脉络理清楚，把其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理解透，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注重转化是关键。思想、思维、思路上有了转化，才能把政治要求变成理性认同和行动自觉，才能带来政治素质、领导能力和精神状态的新变化，才能架起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的桥梁，使十七大精神真正进入思想、进入工作，克服学归学、做归做的“两张皮”现象，努力把理论武装的成效转化为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坚定信念，转化为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的自觉行动，转化为科学筹划部队建设的思路方法。学习还要紧密联系本单位、个人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对已有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发展思路、工作举措认真进行梳理，自觉树立起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理念，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理念，勇于改革、开拓创新的理念，以人为本、团结和谐的理念，勤俭节约、质量效益的理念，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谋划指导工作的水平。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狠抓落实是目的。要切实把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注重实效、解决问题上，不能只停留在会议上、文件上，只满足于一般号召，不进行跟踪指导，只做上篇文章，不管下篇文章。要强化抓落实的意识，坚持“实”的工作要抓实，“虚”的工作要坚持虚功实做、由虚变实，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效出发，一切着眼于解决问题。要敢于抓落实、善于抓落实。在工作评价机制上，大力倡导想事干事、敢抓敢管的工作导向，大力培养注重“结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决克服好人主义和工作安于现状、照抄照转的现象。要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的终端，建立抓落实的反馈机制，在反复抓、抓反复中，提高落实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