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1 01: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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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潮歌，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导演专业，曾执导过数十部舞台剧，被誉为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导演。印象创新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任CEO，与张艺谋、樊跃合作开创了中国实景演出之先河。
歌·演员和主题是整个表演的灵魂
作为2008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团队三大核心人物之一的王潮歌，现在，已从过去张艺谋的光环之下显露出来。
王潮歌其实在导演圈里出名较早。2000年她就红火了一年，不仅导演了令人耳目一新的CHIC大型服饰文化晚会《为你而生》，还导演了大型现代舞剧《乘愿再来》，后来还出任了服装工业协会组织的《春天印象》的总导演及舞美设计。但这些都并未为世人尽知。但自2004年和著名导演张艺谋、樊跃共同结成外景实地“印象系列”导演的铁三角，成功导演《印象刘三姐》大型景观文艺演出后，一炮走红。
在后来的“系列印象”文艺演出中，王潮歌逐渐成为真正的总导演。终于，这个女人逐渐成了“印钱导演”，节目取得良好经济效益，极强的个性也使她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
大型实景演出《印象武隆》已正式在武隆亮相。这场视觉盛宴再次震撼了看过的观众，让人从心底感受到山水美景的原生感染力。在王潮歌看来，这是一个回归的节目：“改革开放以后，文艺是百花乱开的局面，有时候开一小骨朵，有时候干脆洋人的花就栽进来了。然后大家都觉得，有新鲜的东西比较好。那么《印象武隆》恰恰就是我们要表达的主题。川江号子，是大大的回归。但是节目的形式又非常现代，这两个东西的结合，会非常不错。”
王潮歌一直强调，演员和主题是整个表演的灵魂，声光电是这种灵魂的一种外化。一个演出，第一应该满足的是一个人的心，一拳应该打在心灵上，然后才能打在眼睛上，耳朵上。《印象武隆》给王潮歌最大的感触是，重庆人有三个精神很了不起，第一个就是不拿苦当苦；第二个是对自己家乡和文化的热爱，超过任何一个地方；第三个则是高素质。参与的演员虽然没有受过艺术院校的专业训练，但谁都敢在全场实景歌会里真唱。哪怕今天有一个音没准，走了调，但他们的情感是充沛的。
她赞叹，他们都是“大艺术家”。
潮·独创新视觉实景电影
什么是实景演出？王潮歌曾阐释过，有自然的环境，有当地的文化。她说：“让人们在活气的一个环境当中去感受，四处都弥漫着真实的环境，景物无处不在。然后将一个非常生活的生动的场景，做成了一个没有固定剧本的表演。包括演员的道具，当观众去看的时候，仿佛随手可以拾一些道具。景物回头皆是，观众在整个景物当中，任其去感悟。实景演出是把主题，任务，交流，情感，感受交给观众的，做了让观众能够体验的一个准确的现场。这个现场是有魅力的，它并不是像布莱西特的第四堵墙，它是无处不在的环境。”
她和樊跃，特别想做实景电影这样的东西。就是用多媒体，把多重的影象关系，还包括装置技术等理念综合到一起，做出一个新视觉，叫实景电影，属于他们的独创。而在一个又一个的“印象”诞生中，他们不断地去探索和实现，打碎了一个四方的屏幕。一切都是立体的影像。
话题回到《印象武隆》。“川江号子”在王潮歌心中的含义，不仅仅是一个江上文化、重庆文化，它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它蕴含着祖先们的气概——他们一步步地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的脊梁和自己的双手双脚，扛起来，走下去。川江号子无论在哪儿，是武隆大峡谷，还是全世界，都可以唱响。
王潮歌对时尚潮流的敏锐，生活中也随处可见。工作之外的她，装扮很女人很妩媚，和实景演出导演现场的打扮判若两人。据说，她喜欢买各种时尚衣服和鞋，脸上用的是各种世界顶级化妆品，而和张艺谋在美国大都会导演多明戈主演的歌剧《秦始皇》时，她48天换了48身衣服。有媒体披露，在家里，她专门用一个二十多平米的房间来放衣服，但也只能放一季的，衣服多到她自己都有些内疚。
买衣服，是王潮歌减压的一个重要方式。
王·聪明已不是优点
从《印象刘三姐》到《印象武隆》，八年，作为一名职业导演，王潮歌成为了评论家笔下“最具创新精神的导演”。 和她打过交道的人对她的评价是，犀利、干练、聪明，综合起来则是一股女王风范。她不喜欢被叫做“王总”，更喜欢别人称呼她“王导”。
如同对演出每个环节的一丝不苟，爱美的王潮歌对摄像机前的形象要求也是“一丝不苟”。尽管排练场上的她，会连续十几个小时上窜下跳，大呼小叫，被人唤作“男人婆”。但王潮歌又知道在强势男人面前偶尔示弱，表现一点美丽女人的娇柔来换取男人的谅解。她说：“聪明已不是我的优点了，就像我脸上的痦子，它是我的一个特征。”她甚至说，“因为在跟张艺谋认识之前我已经是一个导演了，又幸好年岁颇老，要是稍微在年轻一点，肯定会有人说我和他有不正当的关系了。”有趣的是，这么一个王潮歌居然不太会使用手机、不会使用DVD、不会发电子邮件。
《印象武隆》是王潮歌参与执导的第七个印象系列的作品。尽管如此，公映前两分钟，她依旧会发微博说还是很紧张，觉得不踏实，“导演真是一个很残酷的职业，我老说怎么都看不见好，总是要看见纰漏。如果当时你在现场，站在我旁边，我估计你都看不下去了。就在对讲机里，文明语言一样没有，零点几秒错，就骂起来了，就骂他，骂得很严重。然后那人把对讲机就甩了，接着操作，然后再捡起来说，嗨，还有什么？就这样，像打仗一样，紧张。”
王潮歌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男性社会中，跟男人们争一小块地方，自己美美的站在那儿，然后很漂亮地跟大家说，我跟你们差不多一样，需要付出的有三点，“第一，相信我一定要比他更勤奋；第二，一定要比他更聪明；第三个，一定要学会投降。投降就是要学会撒娇的能力的，因为所有的男性都有怜香惜玉的心境。”
所以，王潮歌不断坚持：“第八个，第九个‘印象作品’是一定要往下做下去的。”人们开始欣赏这样一朵傲立玫瑰：她是一名成功的导演，是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重要创意人之一；她是印象铁三角的唯一女性；她是一家艺术公司的创始人，探索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之路。
纸本《紫云山探碑图》（107×39cm）立轴，披而赏之，但见紫云山中，重峦叠叠，蓊郁苍茫，青松簇簇，茂树横生，近山浑圆，远山朦胧。山半平坦处，筑屋一座，背壁面崖，垂松一株，张之如盖，实乃观景佳地。山谷间曲径通幽，路尽头，耸立圭形古碑一通。行者二人迈步向前，寻古探碑也，一种深邃清幽景象扑面而来。全图以淡墨皴染，深墨点石苔及树叶、松针。水墨清润，气韵浑厚，虽无奇而峻秀，虽不壮却雄强。画幅右上隶书题名：“紫云山探碑图”。后有小识：“辛亥三月六日，访武氏石室画像，得碑之多莫过此役，图以自喜。秋Q。”下钤象形朱文印“易”。
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秋Q。诗、书、画、印皆能，尤工山水，“得北苑巨然发，深究于倪黄派。”然其所作，每多淡墨干笔写取神韵，萧疏冷逸，而有金石味，精于金石考证之学，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述其：“性嗜古残碑断碣，所至辄L访于荒烟宿莽间，孜孜惟恐不及。”他对金石收藏、研究，痴情入迷，曾说：“余素有金石癖。”并自凿闲章曰“碑痴”、“小松所得金石”，钤于书画作品之上。阮元《小沧浪笔谈》简介道：黄易“收金石刻至三千余种，多宋拓旧本。”著名的“武梁祠画像题字”，便是他赴山东访碑所得。从此，名其居曰“汉画室”，且篆印二方以志。
黄易官山东济宁府同知时，不废风雅，广搜碑刻，寄兴绘胜，又画成“访碑图”十六帧，“颇有逸趣”。金石考证家钱大昕诗题其图云：“平生未有和山顶峤癖，作吏偏于孟母亲。一辆芒车奚一双眼，天将金石付斯人。”
《探碑图》款中所提“武氏石室画像”，又称“武氏祠画像”，在今山东济宁紫云山，是东汉末年武氏家族墓地前的石砌祠堂。祠堂的四壁刻满了历史人物、神仙怪异和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等，像旁有隶书题记，雕工精细，造型生动，艺术风格浑朴雄健，是研究东汉末年社会历史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武梁祠画像”的最早记录，见于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但年深日久，历经洪水漫淤，石室倾圮，长期掩埋地下，及至清代，武氏祠就鲜为人知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黄易任济宁同知时，根据赵明诚的记载，亲赴此处，深入调查，终于发现“武祠”，不禁狂喜！随即解囊挖掘，相继发现石室三个以及汉碑、汉阙、画像石20余块，使这一东汉石刻艺术重见天日，此举震动了当时的金石学界。
其实，早在发现武氏祠之前的乾隆四十年（1775）黄易就曾在画家汪水处见到过“武氏祠画像”的旧拓本（即传为唐拓者），当时就动情地说：“古香可爱，为之心醉。”留下了深刻印象；“环胸次者十有余年。”也为其后来发现武祠奠定了基础。
自从黄易发现这批稀世珍宝，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应加竭力保护。他在撰写的《钱塘黄易修武氏祠堂记略》中说：“今诸石纵横原野，牧子樵夫岂知爱护，不急收护，将不可问古物，因易而出，置之不顾，实负古人，是易之责也。” 黄易在济宁运河厅居六年，寻访、发掘、鉴别、考证金石碑刻，成绩斐著，对我国古代文物搜集保护立下了很大功劳。如今，“武梁祠画像”已被命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渝东南地区是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典型代表。武隆的崛起，不仅为渝东南地区依托资源优势扩大开放探索出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子，还为西部内陆山区发展县域经济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记者：作为一个内陆山区县，武隆围绕旅游做文章，依靠商旅联姻，探索出了一条扩大开放的新路子，是否可以说商旅联姻就是武隆扩大开放的主攻方向？
刘旗：我们现在提出的目标就是打造重庆商旅第一县，创造一个商旅结合发展的典范。商旅结合就是商贸围绕旅游做文章，旅游促进商贸大流通，以商旅联姻的发展模式替代传统农耕产业，把农民从依赖生态消耗才能生存的传统农耕产业中解脱出来，走一条内陆山区以开放促发展的新路子。
记者：如何评价商旅联姻模式目前所取得的成效？
刘旗：通过商旅融为一体、结合发展，旅游总收入占全县GDP的比重达到25％，商旅总收入的占比更是接近全县GDP的50％，全县财政收入70％来自旅游业及相关商业，“商旅”共生共荣的发展模式非常成功。
记者：商旅总收入接近全县GDP的50％，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数字，商旅联姻可以说是渐入佳境，今后武隆对外开放还有什么新目标？
刘旗：书记在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指出，在新一轮的发展中，谁更开放，谁就能抢占先机，跑在前边。当前武隆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一个贫困落后山区各产业刚刚破题的特殊历史阶段，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摆脱困境，我们必须双眼向外，承接开放大势，继续以旅游为突破口，力争2012年，接待游客1000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100万人次。然后利用大旅游去带动二、三产业的发展，引进2家以上国内500强企业，培育2个全市工业50强企业，培育10家以上自营出口企业，出口总额达到1亿美元，城镇化率达到55％，森林覆盖率达到55％，最终把武隆建设成为开放程度更高的全市特色经济强县和全国生态旅游名县，让武隆成为旅游度假之城、户外运动之城、国际会展之城。
记者：这些目标都不低，不借助外力是很难实现的。
［关键词］ 清代；缅甸；贸易政策。
清朝建立以后，云南与缅甸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滇缅贸易往来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随着滇缅贸易的不断深入和拓展，永昌、腾越等以边防为主要功能定位的边疆城镇也逐渐发展成为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繁荣的较大都市，同时也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马帮众多、商来商往、熙熙攘攘、富极一方。正史记载永昌是“市肆货物之繁华，城池风景之阔大，滇省除昆明外，他郡皆不及，人以此谓小南京焉。”①商号众多，商品种类繁多，市场繁荣，商品经济发达，就连城市建设也是颇具规模，难怪有“小南京”之美誉。乾隆《腾越州志》记载：“云南三面临边，而腾越有斗入西荒之外，滇踞上游为黔蜀荆粤吴越之门户，而腾越又为全滇之门户。”②其显著的地理位置是其繁华的基础条件，在滇缅贸易往来中居于咽喉要冲的地位是其繁荣昌盛的根本原因。而成就这一景象则得益于清政府“宽松、自由、以民为本”的对缅贸易政策和规范管理。
一、对缅贸易政策的调整。
研究清政府对缅贸易政策，必须要对清政府对缅政策有一大致了解。清军入关初期，对缅政策处于无暇顾及的状态。顺治十六年清军大举进攻云南，目的在于追剿南明永历皇帝。两年之后，清军入缅，缅甸迫于压力交出朱由榔，清军“遂班师”。实际上这一次的两国联系发端于清政府剿灭南明政权的目的，而不是清政府对缅关系正常化的开端。
（一） 对缅基本政策。
清前期的对缅政策，大致有三个原则：一是巩固边防；二是和平友善；三是尊重缅甸的宗主权。鉴于清王朝疆界与缅甸接壤，清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边疆的安稳。在康熙二十年云贵总督蔡毓荣就上了著名的“筹滇十议疏”，在《酌定全滇营制疏》中特别强调：“滇省东接东川，西接猛缅，北距蒙番，南达安南，？？臣等量地设防，从长布置，务使无事分扼要害，有事犄角相援，然后可经久而无患。”③设永顺镇“镇标中左右三营，各设游击以下将领八人，镇兵二千四百名”；设腾越协“副将以下将领八人，兵一千人”④。加强了西南边疆的军事防御系统。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 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奏折中明确地流露出对边境安稳的态度：“橄榄坝地方南接蒙缅，东接蟒子老挝诸国，为全郡之门户，最关紧要，拟立州治，设知州一员，吏目一员，安都司一员，千把二员，与知州同城，并分防慢达江以资巡守。”⑤ 《清史稿》对西南边疆的重要性是这样记述的：“云南省控制全边，重在腾越。”又述：“乃于杉木笼、干崖而处增将弁营汛。龙陵地方？？亦增设弁兵。以顺宁一路旧有之额兵，分驻缅宁，与永顺右营协同防守。”并且严格规定：“总督、提、镇大员，每年酌赴腾越边外巡阅一周，以期严密。”上至皇帝、下至云南督抚，都将西南边境安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增加边境军队，采取细致而严密的制度来巩固边防。
和平友善的对缅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不插手缅属土司的内部事务，尊重缅甸对曾内附的土司的宗主权。正如赵翼所说：“是时三桂未及为善后，许以边外木邦、猛密、大山诸土司，听其仍为缅属，不复能如明初之众建而分其势。”⑥实际上清政府已经放弃了对木邦、猛密、大山诸土司的管辖权，而承认了缅甸对其的管辖。雍正七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拒绝了当时附属缅甸的整迈⑦的内附请求。乾隆十四年木邦求贡，被清朝地方官员“辞以该夷于明末久为缅属，未便准许”⑧拒绝。中央到地方对缅的思想是高度统一的，在处理涉缅事务时，不愿兵戈相见，抱有的态度是友好和慎重的，这也成为清政府对缅政策的基本原则。二是怀柔天下，把缅甸纳入“天朝礼治体系”。雍正七年，清军平定车里叛乱，南掌诸国朝贡，引得缅甸也扬言入贡。雍正皇帝在总督鄂尔泰的奏折上批道：“极好之事，此皆卿代朕宣猷之所致，但总宜听其自然，不必有意设法诱致。”⑨强调顺其自然，诚心纳贡，怀柔四海之心昭然若揭。乾隆三十六年“以阿桂请大举征缅，申饬之。”⑩不动干戈，友好相处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心理的真实反映，也可以认为这是清前期对缅的基本国策。
（二） 对缅贸易政策。
在对缅基本国策的指导下，对缅的贸易政策总体上也体现出宽松、自由的特征。但以滇缅冲突为界清政府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对缅贸易政策，对双方的贸易往来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刘崑记述了康熙年间的滇缅贸易情况：“中原亡命之徒出关互市者岁不下千百人，人赉锣锅数百，远赴蒲绀？？？？？？，是缅人不费斗粟，徒以瓦砾无用之物，岁收铜斤数十万也。”？？？？？？
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云南有规模很大的民人越境缅甸做生意的状况，实际上造成这一比较自由的贸易往来的重要原因是清政府对缅贸易政策使然。乾隆十一年议政王、大臣等议复云南总督张允随的奏折中提到：“向来商贾贸易，不在禁例，惟查无违禁之物，既便放行。”又奏：“今在彼打鏪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其平常出入，莫不带有货物，故厂民与商贾无异，若概行禁止，次二三万人生计攸关。”况且“百余年来，并无不靖。”？？？？？？这也正是清政府边疆安稳、和平友善对缅政策的核心思想的真实写照，也是100多年来宽松、自由、以民为本的对缅贸易政策的切实体现。
乾隆三十一年中缅爆发大规模冲突，滇缅贸易随之中断。乾隆三十四年缅王孟驳投降，愿称臣纳贡。至此，持续四年的中缅战争宣告结束。但是，滇缅贸易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实现正常化。乾隆三十五年二月，乾隆皇帝因为没有收到缅甸国王孟驳的贡表，“谕彰宝备之，并严禁通市。”？？？？？？
“总之，彼贡表一日不至，沿边货物一日不可令通。此时务须设法严查，勿使奸劣商民丝毫偷漏。”？？？？？？至此，宽松、自由的贸易政策演变为严厉的控制和约束，滇缅贸易一落千丈。
加之缅甸连年与清打仗，劳民伤财，耗费巨大。又害怕缅甸的木棉、象牙、苏木、翡翠以及铜等被云南地方政府购买，所以，也闭关罢市。滇缅贸易跌入低谷。李侍尧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提到：“去冬臣往腾越边外照料出防，得知关外新街、蛮莫等处捆载棉花，积如山阜。”又奏“内地棉花价值，即比往年价昂，尤为明验”。？？？？？？但清政府对于民间贸易依然体现宽松、自由和以民为本，只要不是战略物资，交易限制并不太多。例如：“普洱府所辖各通缅之车里土司，内地小贩挑负往来，货物无多，不须设口。”？？？？？？“野人来市、除牛、马、铜、铁、硝磺等项恐资贼用者，不准换给外，其余绸布各件无关紧要之物，按值与之交易。”？？？？？？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影响了滇缅贸易的发展近二十年，至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八十大寿接到缅甸国王孟陨贡表内附，恩准同意后才得以根本改变。“今既纳赆称藩，列入属国，应准其照旧开关通市，以资远夷生计。”？？？？？？怀柔天下、和平友善的基本国策得以延续，“饬知沿边官员，定期开关市易，以示嘉惠远人之意。”？？？？？？滇缅贸易得以恢复正常。
二、管理机构的设置。
清代滇缅贸易机构的设置，基本延续明代定制，在州府所在地和边境各关隘设有税所，对进出关隘的贸易往来征收商税和杂税。康熙初年，商品贸易大多在州城南门外进行，所以，将税所移置南门外的普济寺。并将商税、杂税一并归州，定为额输。藩库年征商税银526两8分4厘，遇闰加银34两6 钱1 分9 厘，新增额外税余银50 两4 钱1 分。曩宋？？？？？？税所，其地为通夷之路，税房即在公馆门内。此外，有小蒲窝、猛连、缅箐、界头、固东、曲石、瓦甸等稽查七处，即于仓房、盐房并借民房居住？？？？？？。乾隆二年，布政使司颁发则例，立税口三处：州城南门外、镇夷关和猛连关；挂号稽查七处：本城街、界头、曲石、瓦甸、固东、龙江、缅箐，定额年征牲税银45两8钱7分，征商税银362两7钱8厘，遇闰年加增银30两8钱8分？？？？？？。明确规定“缅甸所需丝绸针等物，开关通市，所有内地商民贩货出关，责令永昌府、腾越州、顺宁府，收税给照，运至腾越州，顺宁府查验。”？？？？？？可见，当时管理机构设置比较规范，职责和分工十分清楚，管理权限也很清晰。
乾隆五十五年滇缅贸易恢复正常以后，清政府加强了管理机构的设置。除腾越、永昌外，在原有的两个税口杉木笼？？？？？？
和暮福增加驻兵查验收税。滇民贩出关，必须到州城交税给照，商人持记录有姓名、货物的相关证件到杉木笼和暮福查验，核对无误准予出关交易。缅人运货入关，则由杉木笼和暮福收税给照，到州城查验放行。回关则同样照此办理。增加了顺宁府、南河口两处税口以加强管理。“其自内地贩货出边者，在府城收税给照，于南河口验票；边外贩货进内者，在南河口收税给照，至府城验票。”？？？？？？并且责成大理府设卡严查，加强管理。同时，增加南关？？？？？？为税口，驻兵稽查、挂号给照。
三、管理条例的规定。
清代对滇缅贸易的具体管理措施，没有形成体系的管理章程，多散见于督抚奏折和上谕当中。对缅贸易政策虽然总体上宽松、自由，但对战略物资、战时出入边民以及官员私贩的管理和查处是十分严密的。
清朝建立初期，统治还未稳定，对武器及相关物品禁止贩运的法令尤其严厉。康熙十四年，清廷敕谕各地：贩卖硝磺者，俱令呈明出产地方，取领府州县官印票，于经过府州县关津隘口，将印票呈明各官，添註验讫字样，用关防印记放行。若无印票出境贩与贼寇者，照卖与外国边海贼寇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俱责四十板，发边卫充军。若府州县及关津各官不行查获，被别处盘诘者，该督扶将疏纵各官题参治罪，督扶不行查参，一并议罪？？？？？？。雍正九年，清政府规定：将废铁潜出边境及海洋货卖者，照越贩硝磺之律科断。并规定了诸如：“废铁潜入边境及海洋贩卖者，100斤以下，杖一百徒三年；100斤以上，发边卫充军”等具体的处罚措施，惩处非常严厉。
乾隆十三年规定：一切废铁，除内地贩卖听从民便，毋庸禁止外，如有将废铁、铁货潜出外境，令沿海近边关隘文武员弁，立即拿究，照例定拟。倘有徇私故纵，该上司即行题参，照商渔船只夹带铁钉出口例议处。如系内地商民转相贸卖，而地方文武官员以及关津兵弁藉端索诈，一经发觉，仍计赃治罪？？？？？？。《清高宗实录》也记载：乾隆三十三年上谕曰：“除牛马、铜铁、硝磺等项恐资贼用者不准换给外，其余？？按值与之交易。”？？？？？？前述对缅贸易政策，以百姓生计为首要，但在战时则对出入边境的商民严加盘查，目的在于防范奸细。《清高宗实录》还记述：乾隆三十三年，拿获收买边外野人棉花等货物的左国兴，时值清顷交战，闭关禁市之时，误将其认为缅酋密探，被押解腾越枭首？？？？？？。并说：“今自用兵以来，各关隘久已禁人外出，新街等处是否尚有货市？
或关口间有奸民偷越，或边外土司潜赴经商，或缅夷界外别种番夷往彼市易，抑或市集改徙他处，此等皆宜询问而知。？？据实奏报。”？？？？？？清政府实施了战时特殊的稽查商民往来的严厉措施。乾隆三十五年清廷敕谕“永昌、腾越沿边各关隘口，如曩宋、关缅、箐盏、西隘、笼陵、姚关、万仞、巨石、铜壁、神获、铁壁、虎踞、天马、象达、潞江等处，并顺宁之蔑笆桥均须专派将弁带领兵丁，实力稽查，如有贪利偷越之徒私运货物出口者，一经拿获即将该犯奏明正法，其私运货物即全行赏给获犯之人，以示鼓励。”？？？？？？
乾隆年间，尹继善奏报：“思茅茶山地方瘠薄，不产米谷，夷人穷苦，惟藉茶叶养生，无知文武各员每岁二、三月间即差兵役入山采取，任意作践，短价强买，滥派人夫沿途运送，是小民养命之源，竟成官员兵役射利之薮，夷民甚为受累。”清廷敕谕：“责成思茅文武互相稽查，如有官员贩茶图利以及兵役入山滋扰者，许彼此据实禀报，如有徇隐，一经察出，除本员及兵役严参治罪外，并将徇隐之同城文武及失察之总兵、知府照苗疆互相稽察例，分别议处。”？？？？？？政府对缅贸易管理规定中几乎都明确了管理者的责任，并规定了具体的处罚措施。意图在于让官兵不敢玩忽职守，不敢与民争利，目的在于边疆安宁稳固。这也正是清政府对缅贸易政策宽松、自由、以民为本的体现。正是这一政策的最直接的影响，推动了清代滇缅贸易的进一步繁荣。
根据布赛尔在《东南亚的中国人》中的记载：缅甸的棉花从明代开始输入云南，到1826年输入云南的棉花共达1400万磅，价值22.8万英镑。直到1837年，从当时唯一正式开放通商的口岸广州入境的英国货物价值90万英镑，除去鸦片外，正宗商品不过三四十万英镑。由此可见当时滇缅贸易之盛况。另据英国人克劳福德估计：1826年中缅陆路贸易额达40多万英镑？？？？？？。如果这一估计准确的话，那么，清代滇缅陆路贸易额可占缅甸出口贸易总额的1/4到1/3??????。当时广泛开展的滇缅贸易，其规模是非常可观的。《腾越乡土志》记载：“腾方百余里，南城外为市场，？？外连英缅，商贾丛集，由南而东至龙陵，由东而北至永平、榆、省以及川广各省，有寄迹者，以腾六万余丁口，计之商家当过半矣。”又说：“乾嘉间，海禁未开，凡闽粤客商贩运珠宝、琥珀、象牙、燕窝、犀角、鹿茸、麝香、熊胆，一切缅货皆由陆路而行，必经过腾境，其时商务尚称繁盛”？？？？？？。正是滇缅贸易的兴盛，极大地推动了永昌、腾越等城镇发展。包括大理也是“商贾辐辏，甲于他郡”，为“一大都会”？？？？？？。
综上所述，清代前期的滇缅贸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种类、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的兴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市镇的繁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是清政府采取了“宽松、自由、以民为本”的对缅贸易政策，设置专门机构、规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强化了对滇缅贸易的规范管理，极大地促进了滇缅贸易的进一步繁荣。
［注释］。
①（清）罗纶修，李文渊纂：《永昌府志》卷5，康熙四十一年刻本影印本。
②（清）屠述濂纂修：乾隆《腾越州志》卷二·疆域，光绪二十三刻本，成文出版社1967年印行。
③（清）鄂尔泰等修，靖道谟等纂：雍正《云南通志》卷29，乾隆元年刻本。
④（清）阮元等修，王嵩、李诚等纂：道光《云南通志》卷100，道光十六年刊本。
⑤（清）允禄、鄂尔泰等编：《朱批谕旨》第52 册，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奏，雍正十年至乾隆三年武英殿刻本。
⑥李根源：《永昌府文征》，赵翼：《平定缅甸述略》，《永昌府文征·纪载》卷18。
⑦今泰国清迈，古属缅甸。
⑧《明清史料》庚编，《礼部奏副》，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65 页。
⑨（清）屠述濂纂修：乾隆《腾越州志》卷二，光绪二十三刻本，成文出版社1967年印行。
⑩（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一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87页。
??????指蒲绀王朝统治下的缅甸，国都在蒲绀。
??????（清）王云武编：《丛书集成》；刘崑《南中杂说》，商务印书馆初编本1935—1938年排印，第3142 页。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九，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一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86页。
??????（清）《高宗实录》卷八五三，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外交类。
??????（清）崑岗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79，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石印本第9页。
??????（清）《高宗实录》卷八一八，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7页。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9页。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9页。
??????又称曩送关，在州城外南60里，接南甸土司界。
??????（清）屠述濂纂修：乾隆《腾越州志》卷二，光绪二十三刻本，成文出版社1967年印行。
??????（清）屠述濂纂修：乾隆《腾越州志》卷二，光绪二十三刻本，成文出版社1967年印行。
??????（清）崑岗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29，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石印本。
??????又叫小沙摩养，在南甸境内。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九，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3页。
??????思茅同知管辖范围。
??????程贤敏选编：《清〈圣训〉西南民族史料》，《康熙朝圣训》，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清）崑岗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76，刑部·兵律关津，卷239，户部·关税，卷120，吏部·处分例，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石印本。
??????（清）《高宗实录》卷八一八，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1页。
??????（清）《高宗实录》卷八一八，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7页。
??????《（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678页。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文献丛编》第44册，阿桂奏折——奏派拨虎踞关等处关隘税口将弁兵丁情形摺，故宫印刷所1930年版。
??????（清）师范纂：《滇系》，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重刊影印本。
??????《缅甸地名词典》，上册，1880年仰光英文版，第472页。
??????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72页。
??????（清）寸开泰纂，马有樊校注《腾越乡土》，腾冲县文联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
北京翰海2010春拍将推出“明心见性陈国恩先生私人珍藏重要明代佛像专场”，此场是翰海首次推出的私人珍藏佛教艺术专场拍卖，拍品均来自台湾著名收藏家陈国恩先生十数年来私人珍藏，包括明代木雕漆金韦驮菩萨立像，明成化铜鎏金观音菩萨，明代铜鎏金观音菩萨、明代青铜漆金自在观音等19件佛教艺术精品。
这件明代木雕漆金韦驮菩萨立像，具备明代宫廷御用脏制作暨髹金色漆工艺特征，允称明代宫廷造像中的木雕翘楚名品。立像头戴风盔，身披铠甲，外裹锦袍，腰系扎带，足踏战靴，左手握金刚杵。右手抡指叉腰，衣袍飘扬飞动，躯体厚实壮硕，形像威武刚健，既有刚毅力量，复又挺胸收腹，天庭饱满，鼻梁挺直，侧首目视，坚定目光、深邃眼神，体现慈悲与智慧的完美结合；尤其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件韦驮木雕的外表穿着虽是武将形像，面相特征却带有慈眉善目、温雅微笑、智勇双全的善相守护神祗形象。以下试举五个实例，申述本件韦驮木雕拍品非同凡响的宫廷御制形象工艺特色。实例之一，此件韦驮木雕迥异于民间风格的双林寺明代韦驮塑像夸张技法的忿怒面相特征。山西平遥县双林寺韦驮泥塑造像(高176厘米)，竖眉怒目，伸拳握杵，魁梧刚健，面目形象，威猛异常。实例之二。此件韦驮木雕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商喜《关羽擒将图》(绢本设色200×237厘米，描绘关羽水淹曹魏七军，擒获庞得故事)武将关羽的铠甲服饰、饱满身躯、修长面相、人物画风十分类似。有明一代宫廷画家，都是来自民间的职业画家，而且大多数出生于江、浙地区，这里正是南宋的政治、文化和艺术中心，保留南宋宫廷大师的人物画风；因此明代大师人物画风。师承融合南宋宫廷画风关系密切。实例之三。现藏首都博物馆的明代韦驮鎏金铜像，与本件韦驮木雕拍品具有多样宫廷风格的共同特色，高度同样是120厘米，首博藏品头戴战盔，身披甲胄，腰系扎带，足踏高靴，形象魁梧，威武彪悍；又在韦驮鎏金铜像山形台座镌刻有“大明崇祯辛巳年虔命御用监恭造”铭文。明白表示本件韦驮鎏金铜像，乃是出自宫廷御用监铸造作品。明代帝王御用监内设佛作专司此类佛像铸造制作。
实例之四，我们可再以现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关帝铜像作为实例，比较与翰海韦驮木雕拍品同样髹色金漆和相关宫廷工艺特色。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关帝铜像(高60厘米)，与翰海本件拍品同样是在底胎漆灰地上，黏贴金箔后，再罩加透明漆，采取明代黄成《髹饰录》所谓的“罩金髹”工艺技法。此外，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关帝铜像，也镌刻有“嘉靖甲子年(公元1564年)南京尚膳监奉御方保造”铭款，凡此实据证明关帝铜像与翰海本件韦驮木雕。两者髹金工艺和制造年代约出自明代同期宫廷御用监造风格无疑。再者，实例之五，美国赞尔德博物馆典藏清代韦驮木雕造像(高106厘米)，头戴狮盔，身披铠甲，外裹锦袍，两肩腹部，加饰兽头，左手握金刚杵。右手抡指叉腰，衣袍飘扬飞动，不论造型体态，壮硕厚实，乃至于木雕材质，髹色金漆等，都与翰海本件韦驮木雕拍品如出一辙。英国伦敦大学艺术史学者华特生氏认为赞尔德博物馆典藏的该件清代乾隆韦驮木雕造像，有可能和北京西郊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罗汉及韦驮木雕群像，均采明代罩金髹漆工艺技法，而且该件清代乾隆韦驮木雕的俊秀面相，同样也是延续明代宫廷御用监的韦驮遗像风格。乾隆时代宫廷佛像，仿自外来尼泊尔、克什米尔，或中原本土明代宫廷造像，不乏其数，唯独像费尔德博物馆典藏的乾隆宫廷寺院大型书驮木雕佛像，传世十分稀有罕见。
翰海本件韦驮木雕拍品，代表明代宫廷造像汉化形象蜕变的最佳实例，值得我们密切观察探究。按韦驮(梵文Skanda)造像，系佛教主要护法神祗之一，本来神格尊阶地位极高，原是南印度婆罗门战神，最早进入大乘佛教殿堂时，乃是南方增长天王的神将之一，居四天王三十二神将之首，后来转变成四天王部属。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唐代道宣大师，梦中见此神祗自称：“弟子是韦将军，诸天之子，主领鬼神，如来欲人涅磐，敕弟子护持赡部(按即南赡部洲)遗法”。自从道宣记述韦驮守护神迹以来，作为“诸天之子”的韦驮护法神像，常被安置于佛寺中央天王殿后，手执金刚杵，守护大雄宝殿内主神释迦牟尼佛。印度教吠陀神话另一主要战神的大梵天(Mahabrama)，传人汉地后，在大同明代善化寺二十四诸天中跃居首位，化身帝王相貌，与之成男女相对并列的帝释天(Indra)，则由手执金刚杵印度教的主要闪电战神，摇身一变幻化而为慈眉善目、仪态万千的帝后女相。整体而言，翰海本件大型韦驮木雕拍品，兼具魁梧健硕、文武双全、和慈眉善目、独树一帜的善相守护神祗形象，足以媲美多件传世明代宫廷造像，无疑是一件卓具开创性、承先启后的博物馆典藏级明代宫廷美学形象艺术名品。 (作者为台湾著名艺术史学者)
摘 要：《河南省图书馆古籍书目（集部）》自出版以来，为读者及古籍工作者检索河南省图书馆馆藏古籍提供了很大帮助，是极为便利的一部工具书。但它在对古籍版本的著录、题名卷数的著录上也多有舛误，文章简要分析了书目中出现的问题，并对一些错误作出了订正。
中图分类号：G25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4）01-0138-03
作者简介：甘沛（1962-），河南省图书馆馆员。
1 引言
《河南省图书馆古籍书目（集部）》始编于上世纪80年代，集河南省图书馆古籍工作者之心血，历数年之功，终成完篇。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96年正式出版《河南省图书馆古籍书目（集部）》（简称《集部》）。编纂古籍书目是一项即繁琐复杂，又耗时耗力的工作，没有恒心与毅力，没有对古籍无比的热爱是难以编制出古籍书目的。《集部》出版至今，给读者利用馆藏古籍，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给古籍工作者查考古籍版本源流，提供了实用的资料。但《集部》亦存在一些问题及错漏之处，笔者不揣浅陋，略订正《集部》之误，以请图书馆同仁指正。
2 古籍版本著录之误
2.1 同书名同版本的书，著录有误
《集部》中《楚辞集注》湖北崇文书局刻本共有两个款目，一为光绪元年刻本，一为光绪三年刻本。查看原书，光绪元年刻本内封镌“光绪纪元夏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 光绪三年刻本内封镌“光绪三年三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这两个牌记，使编目者误判为崇文书局在光绪元年和光绪三年分别刊刻了《楚辞集注》。用原书进行比对，除内封牌记略有差异外，版式、字体及版片的裂纹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可以判定《楚辞集注》是在光绪元年刊刻后，光绪三年重印时更换了内封。“光绪三年刻本”，当著录为“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三年印本”。
《离骚集传》情况也是如此，它有三个款目，版本依次为光绪元年刻本，光绪三年刻本，民国元年鄂官书处刻本。查验原书，依然是除内封牌记不尽相同外，余者皆同。故“民国版本”应著录成“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民国元年鄂官书处印本”。
尚有《李太白文集》等书，亦是重蹈覆辙。由此可见，编目人员在判别古籍版本时，不应当仅凭古籍牌记来著录版本，要把同名的书放在一起进行比对，才能更准确地判定版本。
2.2 未能准确著录版本时代
《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集部》著录为清乾隆十一年刻本，编目依据大概是乾隆十一年序文。但细读“刘文成公集后序”，其中有“康熙丁亥，有瓯郡江心寺僧名月川者，公之嫡裔也，慨然搜刻是集，幸获郡伯林公原本，依其卷次而厘订之，此集乃复见于世。逾年工未竣，而月川又已溘逝，所遗之板遂浸没于瓯。至雍正庚戌，前邑令万公访之耆宿，知瓯江有钞本，借录而补锓之，遂成全璧”之语。清雍正八年万里的《补刻明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序》中有“然尚有恨者，自十一卷至十八卷俱阙，遂出一岁俸，仍以授瓯江贤裔，俾付梓人督成之，凡阅五月，计八卷，页二百有余，锓既竣，遂书数语于前”之语。书中卷一至十、十九至二十，卷端题有“裔孙孤屿元奇重梓”，卷十一至十八，卷端题有“芝田令新阳后学万里续梓”，与序文所述相符合。经过通读序跋，可知是书康熙时由刘氏后裔先期刊刻，雍正时由县令万里捐资续刻而成。而乾隆时再次刷印该书，增加了“刘文成公集后序”于书中。这部书的版本应著录成“清康熙四十六年刘孤屿刻雍正八年万里补刻乾隆十一年印本”。
《昌黎先生全集》，清乾隆六年昆山永怀堂刻本。此书版心镌有 “永怀堂”，正文前有葛正笏乾隆六年的序。编目员依据序及版心注记确定版本。但序文中有“昌黎先生集，先曾伯祖靖调先生校刊本也，后版归东海舅氏，年久漫漶，不无残缺。今案旧本重加修补，以成全璧”之句，记述了此书刊刻及雕版存世状况。考订“永怀堂”，是明朝人葛的室名，在明末曾刻印《昌黎先生全集》。根据序文所述，版心注记，结合考订情况，此书版本著录为“明末东吴葛永怀堂刻清乾隆六年葛正笏重修本”。
《隰西草堂诗集》，清道光四年铅印本。中国最早的铅印本出现于咸丰时期，故此书版本著录错误。查验原书，一观即知其乃民国铅印本。
2.3 版本著录不明晰
《集部》在对版本的文字描述上，还有让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净德集》《柯山集》《学易集》《简斋集》《金渊集》等书，版本著录有“清乾隆四十一年武英殿聚珍版本”，有“清武英殿聚珍版本”。《武英殿聚珍版书》是乾隆年间由武英殿用木活字刷印的一套丛书。《集部》对上述古籍的版本描述，让人分不清它们是《武英殿聚珍版书》中的某种活字本，还是据《武英殿聚珍版书》翻刻的刻本，即俗称的“外聚珍”。对这些书一一甄别，发现既有文字与版框同向开裂的，也有文字的笔画相互交叉的，排除了它们是活字印本的可能。因缺乏明确的版本依据，可将版本著录成“清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太史升庵全集》的版本著录是“清道光二十四年据明版重刊本影印”。这样的版本描述，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
《范文忠公初集》的版本著录是“光绪年间补刻本”。版本项只揭示了补刻时间，该书在何时所刻，款目里没有明确的著录。
《欧阳南野先生文集》的版本著录是“民国六年据道光十五年蜀江书室刻本重印”。版本描述不当，著录为“清道光十五年蜀江书室刻民国六年重印”，才能让人一目了然。
《钤山堂集》、《高子文集》等书，版本著录是“旧刊本”。时代范围太宽泛，也是不可取的。
3 款目立目之误
3.1 重复立目
《望溪先生文集》有两条题名、版本及附注项完全相同的款目，区别在稽核项，标注“12册2函2部”与“16册1函4部”。因册数的不同而重复设立款目，是不恰当的。此款目应合并，在一条款目下将稽核项中古籍的册数、函数及复本数标注清楚。
《栾城集》有三条同版本款目，只是题名卷数有异，分别是“栾城集四十入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栾城集四十八卷”、“栾城后集二十四卷”。从中能看出其中一部是完整的书，另两部则是残书。其实，只保留一个款目，将复本情况著录于附注项即可，无需设三个款目。
版本的误判也是《集部》重复立目的一个原因。《李太白文集》有两条相邻的款目，刻书者均为宝笏楼，但年代著录一为清乾隆二十四年，一为清乾隆二十五年。经将二书比对，版本同。编目员误判为两个版本，故重复立目。
《庐陵宋丞相信国公文忠烈先生全集》的两个款目，分别是“清雍正三年五桂堂刻本”和“清乾隆二年五桂堂刻本”。查验原书，实为同版。两书内封均题“雍正三年新镌”，书内又都有乾隆二年的序。为何两者的版本著录会有差异？笔者推测，一个是以内封作版本依据，一个是以序跋作版本依据，而没有对这部书进行版本分析。因此二书要合并款目，版本改为“清雍正三年五桂堂刻乾隆增刻本”。
《杜诗会粹》有“清康熙二十四年文蔚堂刻本”、“清刻本”两个款目。因一部书略有残损，书前内封及序文均缺，编目员难以判定刻书时间，只能著录成清刻本。但只要将这两部《杜诗会粹》放置于一起加以对比，即可知它们是同一版本。《杜诗会粹》应只立一个款目，于附注项标注复本即可。
3.2 不宜用古籍合刻或附刻单独设立款目
以《杜诗详注》为例，如完整无缺，应包括正文二十五卷，卷首一卷，附编二卷。《集部》中除有《杜诗详注》款目，又有《诸家咏杜附录》款目。《诸家咏杜附录》是附刻于《杜诗详注》之后的非独立著作，不宜单独立目。正确的做法是，两部书先比对版本，如是同版，要集中于一个款目，并在稽核项注明“部二存附编二卷”。如二者非同版，设两条款目，题名统一著录为《杜诗详注二十五卷首一卷附编二卷》，残缺书不能仅著录合刻、附刻题名，并在稽核项标注“存附编二卷”。
《集部》里有《问羲轩诗钞》《问羲轩剩草》两款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问羲轩诗钞二卷、剩草一卷，国朝庄纶渭撰。其子世骏校刊。剩草乃所著杂文及案牍，又别录成帙，附于诗集之后焉。”故《问羲轩剩草》作为附刻，不能单独立目。查验原书，它们原本就是一套书，被拆分放置。而二者合为一条款目，是理所当然。
诸如《苏诗续补遗二卷》《东坡和陶诗一卷》《亭林余集一卷》等都是用合刻、附刻题名作款目，应予以纠正。
4 题名卷数著录之误
4.1 题名著录不准确
《集部》的“编例”有言：“书名概以卷端原题书名著录。”但编目人员在选择题名时，在个别款目中并未严格遵循。
《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一书，卷端题名《重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内封题名《五百家注音辩韩昌黎先生文集》，编目员却依据封面题签所题《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作为正题名，实不可解。其下又有《五百家注音辩释韩昌黎先生全集》款目，是依据内封著录。笔者以为以上两书均应以卷端《重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作正题名为妥。
《白香山诗集》款目，也是根据内封题名著录的，如果依据卷端客观著录，题名则是“白香山诗长庆集二十卷后集十七卷别集一卷补遗二卷”。它能更全面、更准确地揭示古籍的内容。
《庾子山全集》，卷端题名“庾子山集”，内封题名“庾开府全集”，而款目中题名“庾子山全集”，实是莫名其妙。
前文中曾提到《杜诗详注》的附刻“诸家咏杜附录二卷”，题名极不准确。《杜诗详注》总目把附刻部分标注为“附编二卷”，附编上卷含“少陵逸诗、诸家咏杜”，附编下卷含“杜诗补注、诸家论杜”。“诸家咏杜”只是附录的一部分内容，实不能作题名。
4.2 题名著录前后不一致
《集部》中有《李义山诗文集笺注玉溪生诗笺注三卷樊南文集笺注八卷》，随后又有《玉溪生诗笺注三卷樊南文集笺注八卷》，而两书内容完全相同。书中“总目”题名是“李义山诗文集笺注”，卷端题名是“玉溪生诗笺注”和“樊南文集笺注”。古籍的题名著录，正文卷端是首要依据，一般来说要按照卷端所题，客观著录题名。但此书的总目题名，包含了“玉溪生诗笺注”和“樊南文集笺注”的内容，用它作为正题名也有一定道理。原则上说，不论用总目题名还是用卷端题名，必须形成统一。即要么将两条款目著录成《玉溪生诗笺注三卷首一卷樊南文集笺注八卷首一卷》，要么著录成《李义山诗文集笺注十三卷》。笔者更倾向于前者，既符合古籍著录原则，也全面揭示了古籍内容。《集部》中《李义山诗文集笺注玉溪生诗笺注三卷樊南文集笺注八卷》，实际上是题名重复著录，绝不可行。另外“玉溪生诗笺注”和“樊南文集笺注”都有卷首一卷，《集部》里也未著录出来，有所遗漏。
4.3 未著录原刻卷数
《剑南诗钞》有多个款目都没有著录卷数，此书卷端没有明确分卷，所以编目员就只著录题名，不再著录卷数，这是不正确的。原书共有六个卷端，有相同的题名，它用小题“五言古”、 “七言古”、 “五言律”、 “七言律”、 “五言绝”、 “七言绝”，取代了“卷一”、“卷二”这样的分卷方式。《剑南诗钞》实为六卷。
《半舫斋遗草》一书也未著录卷数。此书卷端有题名，正文共17页，页码连贯。按著录规则，应著录一卷。
《张忠敏公遗集》未标卷数，附注项注有“存卷4～6”，这说明它本身是分有卷数的。残书不能因书籍残缺而不在题名项著录原刻卷数，亦不能将实存卷数当做原刻卷数加以著录。《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与上述类同，仅在附注项注“存卷5～10”，在题名项未著录原刻卷数“十卷”。
4.4 卷数著录错误
《紫竹山房诗集十二卷文集十六卷》与《紫竹山房诗集十二卷文集二十卷》，单从题名卷数看，应当是两部不同版本的同名书。但比对两书后，发现却是同版本。“文集十六卷”一书，目录亦显示文集分十六卷，令人疑惑。仔细查看，发现目录被割补，才意识到它实是残书。这种情况在古籍中较常见，书贾对残缺书中的目录进行做伪，来“以残充全”，欺骗购书者。所以，两书文集卷数均是“二十卷”。
5 其他错误
5.1 丛书零种分散著录时，未揭示属何种丛书
按古籍著录的规则，丛书之零种，要在版本项著录其所属丛书名称。《楚辞集注》，其版本著录为清光绪遵义黎氏据元刊本影印。观其书，内封题有“古逸丛书之九”。查阅《中国丛书综录》，它对《楚辞集注》的版本描述与《集部》的著录是有差异的。对这部书的版本项，正确的著录是“清光绪遵义黎氏日本东京使署影元刻古逸丛书本”。
《吕新吾先生去伪斋文集》，《集部》著录清刻本，但从序跋及版刻风格，推断此书是明刻本，书中多见补版，说明清代重新刷印时，对雕版进行了修补。此书是丛书《吕新吾全集》中的一种，其版本项，即要反映版本时代和类型，又要揭示所属丛书，著录为“明万历刻清同治光绪间递修吕新吾全集本”。
象《楚辞辩证》《离骚集传》等，都是丛书《崇文书局汇刻书》之零种，要在版本项将“崇文书局汇刻书”著录出来。
《集部》中未标注是丛书零种的款目尚有不少。如：《安雅堂文集》《安雅堂未刻稿》，它们属《安雅堂全集》；《西堂杂俎》《哀集》《述祖诗》等，都是《西堂全集》的零种。
5.2 稽核项的错误
《放翁先生诗钞》的款目中，稽核项统计为4册1函。实际上，《放翁先生诗钞》只有2册，函套内另有1册《山谷先生诗钞》，1册《石湖先生诗钞》。这三种书无论从版式行款，还是从开本、书衣等外部特征看，完全一样，大致可确定它们是一套丛书。查《中国丛书综录》，知是《宋四名家诗》中的三种，那么，《放翁先生诗钞》这个款目要更名为《宋四名家诗》。
《吴征君莲洋诗钞》也与上述情况相似，该书实有4册，稽核项统计为6册1函，其余2册是《傅征君霜红龛诗钞》。它们是各自独立的著作，故需要增加《傅征君霜红龛诗钞》款目。
5.3 款目中有错字、漏字现象
《曹月川先生集》康熙正宣堂刻本，其中“宣”字错。书中内封及版心注记都是“正谊堂”。《苍全集》，卷端题名是“苍谷全集”，“”字错。同例还有《白山人诗钞》，“”应改为“谷”。《安雅堂文集四卷杂据》一卷，“据”字应改为“剧”。《重锈香雪文钞》，“锈”字应改为“镌”。《培远堂偶存稿》的著者陈宏谋，“宏”字应改成“弘”。
《乐善堂全集》《御制诗》《御制文》《御制全韵诗》等，著者是清高宗弘历，“”字均错，应改为“”。同样，如“上海涵芬楼据明万历刻本影印”、“ 宣统元年问影楼据万历本铅印”等，凡万历之“”字，均为错写。
6 结语
综上所述，《集部》或是在古籍版本的判定，或是在题名的规范上，部分款目存在错误。《集部》的编纂者也清醒意识到书目中会有错误存在，故在“后记”中坦言：“限于我们学力浅薄，见闻疏漏，类例之不当，部居之错列，书名、著者、版本之失考，桀讹孔多。”《集部》作为一部正式出版的古籍书目，其中虽有舛误，但却是瑕不掩瑜。它依然是读者用来检索河南省图书馆馆藏古籍的重要工具。
参考文献：
[1] 河南省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集部[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诸葛亮是山东琅琊郡阳都县人(今山东省沂南县)，七八岁时随叔父诸葛玄辗转到了河南南阳。东汉时的南阳“商遍天下，富冠海内”，且是“帝乡”(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很有一番红火显赫的景象。
27岁遇到刘备之前，诸葛亮为了吃饭，一面观注天下形势，一面躬耕于垅亩。他在《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所躬耕的卧龙岗就在南阳西约3公里的地方，现已成为市区。卧龙岗属浅山丘陵区，满山绿荫，蓊葱苍郁，诗韵深含，悠情徜徉，煞是宜人。诸葛亮的草庐陋室自元至今，经过历代修茸，已成了清一色的青砖灰瓦的平房或角亭。唐代诗人刘禹锡吟道：“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诗句画龙点睛，使草庐大放光彩。卧龙岗的武侯祠有三顾堂、关张殿(刘备与诸葛亮谈话时，关张二人等候处)、碑廊、躬耕碑等景观，使人感受到悠长的时空感和肃穆的历史感。
可当你走出武侯祠时，你会产生疑问――《三国演义》里写道：“观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诸葛亮不是躬耕在隆中吗?“三顾”当然也就在隆中了。隆中在何处?在湖北省襄樊市城西约13公里处。古隆中也有三顾堂、武侯祠，还有草庐亭、躬耕田等十景，西晋时就立碑“古隆中”为记了。
湖北襄樊、河南南阳两市为了争夺诸葛亮躬耕、刘备三顾之处，曾动用了诸多专家，也开了不少研讨会，数年相持不下。1990年4月欲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邮票小型张《隆中对》就没能发行，原因是《隆中对》偏颇于湖北襄樊的古隆中，河南南阳的卧龙岗就有人建议改为《草庐对》才行，因为草庐两处都有的。所幸的是争论现在早已平息。其实，历史记载上的分歧，晋代就开始了，历代都有不同的看法，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刘备虽说是汉室之后，但关系太疏远，家道也早已破落，他随母亲织草席贩草鞋谋生。24岁时靠镇压黄巾当了小官，后又因鞭打督邮挂印而去。苦干了几十年，在军阀战乱中一时投靠这个一时投靠那个。他投靠曹操后，曹操对他一直有戒心，后来他参加反曹操的密谋失败，在官渡之战中袭击曹操的后方又失败，在曹操的追杀下走投无路，投奔了荆州的刘表，刘表把他安置在南阳附近的新野，也派人处处监视。刘备当时只有几千兵马，且寄人篱下，受制于人，很不甘心，时时想自立门户。所以他求贤若渴，一而再、再而三地登诸葛亮之门，正好反映了他当时的困境。试想，兵多将广、谋者如云的曹操会三顾吗?实力雄厚的孙权会三顾吗?不会。诸葛亮也明白这一点，刘备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刘备力量虽小，他也倾力相助。襄樊的隆中在汉水之南，属南郡，南阳在汉水之北，属北郡，两郡以汉水为界。很可能历史上有人把两郡混淆了，把古隆中归到了南阳郡，说古隆中也曾是诸葛亮寓居过的地方。而当时刘表把刘备的兵马限制在汉水之北的南阳新野，刘备是不容易去汉水之南的古隆中的。
争夺名人纪念地、名景点的归属权是常见的事情，我倒为此高兴，这说明人们重视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重视人文景观的价值。一棵古树不一定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可一棵皇帝亲手植下的松柏就完全不同了；几块类似桌凳石块可能平淡无奇，如果注入樵夫看仙人下完一盘棋后发现斧头都烂了的传说，就会使人浮想联翩。所以，存在两个“三顾茅庐”的地方，我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好。
经筵日讲
经筵日讲是为皇帝研读经史而开设的御前讲席。宋制，每年春季二月至五月、秋季八月至冬至，每逢单日举经筵，由经筵官轮流入侍讲读，称为春讲、秋讲。经筵设御案、讲官案，列讲章及进讲副本。元、明、清三代均沿用其制。清代经筵官由大臣兼衔。
康熙十年（1671）四月经筵大典完毕后，又开设日讲。初为隔日讲，两年后改为每日进讲，由日讲官轮讲，皇帝听前或听后复讲，“以融会义理”。
翰墨词章
在繁忙的政务之暇，康、雍、乾三帝怡情翰墨，或习字作画，品鉴名迹；或写诗属文，君臣唱和，皆留下了大量作品。康熙同时还醉心于关乎国计民生的中西科技，经常通宵达旦，孜孜不倦。不懈的读书生活，多元的文化熏陶，培育了一代英主所应具备的进取精神、博怀和非凡才能，使其在盛世中引领，大放异彩。
康熙帝《行书五古诗》轴
纸本 泥金
纵123厘米 横54厘米
康熙帝自幼受到系统严格的汉文化启蒙教育，对汉传统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他不仅大力倡导汉文化，本人亦饱读诗书，好学敏求，学习书法便是其中的重要功课之一。万机余暇，与臣下观摩古人墨迹，切磋书艺，以翰墨陶怡情怀。历代书家中玄烨对董其昌书法最为崇尚，刻意模仿，功力渐深，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董派书家，并直接影响和引领了书风走向，使清初书坛弥漫董派的流风余韵。
此作笔法婉转虚和，风度舒展而飘逸。想来康熙皇帝在挥洒翰墨之际，心情颇为轻松，运笔也格外流畅自如。
钤“康熙宸翰”、“敕几清晏”二款印，迎首章钤“渊鑒斋”。另钤“宝笈三编”、“石渠宝笈所藏”两方鉴藏印。
释文：乾坤名转盛，千秋独此心，自觉吾曹外，宁别有知音。
康熙帝《几暇格物编》
清圣祖玄烨撰 张玉书等编
清末石印本
康熙对天文、数学、农业、地理、医学等无不涉猎。在日理万机之余，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及见解与思考记述下来，汇为此书，先收录于康熙《御制文四集》中。
雍正帝《行书夏日泛舟诗》轴
绢本
纵140.3厘米 横62.2厘米
雍正帝受其父康熙帝影响，亦喜书法，远师二王及晋唐诸家，近法董其昌及馆阁体，真、行二体颇入规矩，在清代皇帝之中书法造诣较高。此作录御制《夏日泛舟》七言诗一首，作品草行相间，笔墨饱满劲建，气韵贯通，其圆熟之势可与馆阁体高手相颉颃。
钤“朝乾夕惕”、“雍正宸翰”二款印，迎首章钤“为君难”一方。鉴藏印为“宝笈三编”、“石渠宝笈所藏”。
释文：殿阁风生波面凉，微洄徐泛芰荷香。柳阴深处停桡看，可爱纤鯈戏碧塘。夏日泛舟旧作。
乾隆帝《临王羲之帖》轴
纸本 草书
纵92.5厘米 横39厘米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是清帝中最长寿的一位。一生中游艺笔墨，擅画山水、花草，尤工诗文。《霋岳楼笔谈》记其“栖情翰墨，纵意游览，每至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存世墨迹很多，书学元赵孟頫，用笔圆润秀媚，结构整密。
此书为临王羲之胡桃、安和二帖，在《淳化阁帖》中也称为旃罽帖、宰相安和二帖。署款：“己巳仲冬”，为乾隆皇帝三十八岁所书。款下印有：“ ”（即乾朱圆）、“隆”朱方连珠，“御书”朱方两印。
其书虽为临帖，但大多出自于随意自动，明显地渗透着赵孟頫书体的韵味，笔法遒劲、圆润，笔墨饱满、流畅自然，与晚年圆熟柔媚风格成正比。
释文：得足下旃罽胡桃药二种，知足下至，戎盐乃要也，是服食所须，知足下谓顷服食，方回近知，未许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无缘见卿，以当一笑。宰相安和，殷生无恙，时面兄，当宜兄怀。
康熙帝《御制诗文集》
一集四十卷 二集五十卷 三集五十卷 四集三十六卷
（清圣祖）玄烨撰 张廷玉等编
清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十年（1711 ～ 1732）
内府刻本
版框纵18.8厘米 横13.4厘米
康熙在位期间所作诗文共有四集、一百七十六卷，包括敕谕、奏书、表、论、序等各体文三千五百余篇，古今体诗一千一百余首。
雍正帝《御制诗文集》
三十卷 目录四卷
（清世宗）胤撰
清乾隆三年（1738）
武英殿刻本
版框纵18.3厘米 横13.2厘米
是书包括文二十卷，分敕谕、诏、册文、论、记、序、杂著、题辞、题跋、碑文、祭文等十三体，诗十卷，前七卷为雍邸集，皆康熙六十一年前所作，后三卷为四宜堂集，即雍正即位以后之作品。
乾隆帝《御制诗文集》
诗集：初集四十四卷 二集九十卷 三集一百卷 四集一百卷 五集一百卷 余集二十卷
（清高宗）弘历撰 蒋溥等编
清乾隆十四年至嘉庆五年（1775 ～ 1800）
武英殿刻本
文集：初集三十卷 二集四十四卷 三集十六卷 余集二卷
（清高宗）弘历撰 于敏中等编
清乾隆二十九年至嘉庆五年（1764 ～ 1800）
武英殿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