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1 07:40:23
1、九鼎不是九种鼎。九鼎就是大禹用九州的上贡制成的鼎，叫九州鼎，传了夏商周三朝到秦朝就遗失了。
2、九鼎，据传是大禹在建立夏朝以后，用天下九牧所贡之铜铸成九鼎，象征九州。商代时，对表示王室贵族身份的鼎，曾有严格的规定：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诸侯用七鼎，而天子才能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鼎大礼。因此，‘鼎’很自然地成为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进而成为国家传国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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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器具作为器具的感性和具体性，作为表意符号的深邃性和普遍性，这两者的对接，为器具向哲学的生成提供了便畅的通道，也说明了上古器具在形象与哲思之间的杂合性。这类器具，就其形式的感性而言，它具有艺术性;就其表意的普遍和深邃而言，它又是哲学的。黑格尔之所以将东方上古艺术称为象征性艺术，正是看到了它在形象与表意之间游移的特征。同样，近人巫鸿将这种艺术称为礼仪美术，也是注意到了这种艺术既诉诸形象又超越形象的双重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自黑格尔以降，对器具哲学隐喻意义的探寻，人们一般集中于公共建筑等宏大的人工造物。如黑格尔所言:“建筑艺术的基本类型就是象征艺术类型，建筑为神的完满实现铺平道路。”这类建筑往往因为富含政治、宗教、神学意义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纪念碑，所以又可称为纪念碑性的艺术。从历史看，在中国社会早期，即《周易》最早行世的年代，这种纪念碑式的艺术是存在的。其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夏禹所铸的九鼎。如《左传·宣公三年》所记: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 泽山林，不逢不若。璃魅周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这是公元前606年，周大夫王孙满对夏禹铸造九鼎原因的解释。在这段话中，王孙满用“铸鼎象物”为青铜鼎的功能进行定位，即以器具图案作为远方世界的视觉相等物。这与《周易》的“制器尚象”思想是一致的。夏禹用青铜图案摹写远方世界，其目的在于让百姓预先了解各种鬼神怪异之物，以便在远行时能有效避让(“虫离魅周两，莫能逢之”)，这是在强调九鼎对异己世界的认知价值。但从上引文献看，认知并不能代表这组器具(九鼎)的所有价值，这是因为:首先，九鼎上的图案即便再完备，它摹写的也不过是自然界的虚拟之物。所谓“虫离魅周两”，并不是自然的真实，而是人对远方超验之域的神性想象。也就是说，它的功能与其说是让人认识远方世界，倒不说是变相激发起了人对远方世界的想象。其次，九鼎器具所要实现的最终目的是沟通天人(“协于上下”)，从而获得神的护佑和赐福，这就从对远方世界的认知问题，最终走向了宗教和神学问题。据此可以看到，夏禹铸造九鼎，其目的在于以器具之象映显天地之象，即以铜鼎的具体性暗示周遭空间世界的一般性。但就空间世界的无限广延而言，它最终又必然会溢出人经验的边界，触及超验之域的鬼神乃至上帝。这样，夏禹“铸鼎象物”，其出发点可能是现实的，其结果则必然是想象的、哲学的乃至神学的。九鼎不可能是对世界的全真性摹写，而只可能是对世界无限性的象征。它作为艺术的象征性或纪念碑性，就是指它超越了自身形象的有限，将人的哲思引向天地人神之境。
在中国历史上，九鼎是国之重器。夏禹铸九鼎以象征九州，器表图案摹写天下百物鬼神，其体量的庞大是可以想见的。关于九鼎超出一般器具之上的特征，《战国策·东周策》记云:“夫鼎者，非效酶壶酱甄耳。……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战国策》中的纵横家长于夸饰，其言论多不足采信，但就九鼎在体量和重量上所具备的崇高和神圣感而言，却无法否定。②这意味着在《周易》行世、即人的思维被象征或巫术主宰的时代，中国具备以宏大的人工筑造与天地之思相匹配的能力。九鼎与西方的金字塔、雅典卫城、罗马万神殿等具有类似的纪念碑属性。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早期，人工器具象征价值或对哲学、神学意味的承载，并没有被器物的体量限制，微末的人工造物同样可以成为崇高而神圣的象征体。如巫鸿所言:“那些看起来并不那么令人震撼的古代玉器、铜器和蛋壳陶器，实际上有着堪与高耸人云的埃及金字塔相比拟的政治、宗教和美学意义。”确实，像距今4 000年左右的良诸文化玉琼和玉璧，玉璧直径一般在10厘米左右，玉琼的高、宽一般也不超过10厘米，但这小小的玉璧却象征天，玉琼却象征地，其意义表达的普遍性并不亚于庞大的九鼎和西方的巨型建筑。在甲骨卜辞和《周易》的艾辞中，自然物象的表意性更是弥漫性的—几乎任何可见之物都在通向一种隐秘的暗示，被赋予了超出物自身之外的意义。就此而言，中国先民围绕自然和人工造物获得的哲学发现，不但在体量匹配层面是成立的，而且能小中见大、见微知著，体现出无微不至、无孔不人的特点。这意味着，在中国社会早期带有巫术性质的象征性思维中，其实围绕现实世界构建起了一个事无巨细、囊括万物的象征之网。现实的世界就是象征的世界，就是哲学和神性的世界。这种思维赋予了一切经验之物超验的性质，使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细节均有机会分有崇高和神圣。后世的中国人，总善于从微末庸常的事物中发现耐人寻味的美感，并进而生发出无限的哲思。这种生活态度和审美取向，实是由《周易》时代的巫现文化开启的。
1、鼎，原来的意思是煮东西的器物，三足两耳。在商周时期，鼎是只有王公贵族才能拥有的，一般人只能用陶器。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
2、“问鼎”来源于一个故事：古时，鼎是王权的象征。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春秋后期，周王室衰弱。楚庄王问周天子的代表，九鼎有多大，多重。这就是问鼎的意思。问鼎有多大多重。其含义就是，楚庄王向衰弱的周天子示威，表示自己有能力争夺天下。这里的鼎就代指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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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虢国墓地 列鼎 等级制度
虢国是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姬姓封国，开国国君为周文王的弟弟虢叔。虢国原分封在陕西宝鸡，西周晚期，东迁到三门峡一带，建都上阳（今市区李家窑附近）。公元前655年，被晋国采用"假虞灭虢 "之计所灭。虢国墓地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规模宏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保存完好的西周至春秋时期大型邦国公墓，总面积32.45万平方米。探明各类遗址800余处，已发掘的260多座墓葬中出土文物近3万件。尤其是90年掘的虢季和虢仲两座国君大墓，因出土文物数量多，价值高和墓主人级别高，1990年、1991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虢国墓地也在1996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4月，虢国墓地遗址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虢国墓地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主要是以礼器为主。礼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宴飨、朝聘、战征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宝器。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礼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可分为四大类：食器、酒器器和乐器。而作为青铜礼器之首的就是鼎。
鼎，是中国历史沿用时间最长的器物之一，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中原磁山裴李岗文化遗址。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鼎就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
西周时期建立了严格规范的列鼎制度，用以标示身份等级。列鼎，是指在一个墓葬中发现的一组形制相同，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鼎的组合。这种用鼎制度最早萌芽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用鼎制度趋于成熟，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用鼎制度最为盛行。初期，用鼎的数量与墓主人的身份是一致的。《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春秋中晚期，越礼的现象开始出现，随着社会的改革，用鼎制度也遭到了破坏。
周初大臣周公姬旦受周王委派为了对奴隶主贵族“明尊卑，别上下”而“制礼作乐，以治天下”，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礼仪典制，规定贵族们在祭祀、礼聘、宴飨等重要礼仪场合，根据其身份、地位的高低使用不同数量的鼎。按照这一严格制度，天子使用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九鼎，诸侯使用七鼎，大夫使用五鼎，元士使用三鼎，分别盛放太牢（牛、羊、豕、鱼、腊、肠、肤）和少牢不同肉食。超越级别多使用者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要加以惩处。一般而言，生前使用多少鼎，死了以后也随葬多少鼎。虢国贵族严格遵守《周礼》规定，根据出土鼎的多少，虢国墓地等级可分为六等，即国君、太子、大夫和国君夫人、士和贵族夫人、士、平民。
虢国墓地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鼎，以三足列鼎为主。在虢国博物馆《国宝撷英》展厅内展出了一套M2011号太子墓出土的一套七鼎组成的波曲纹列鼎。口微敛，折沿，方唇，立耳，半圆球状腹略鼓，底较平，蹄形粗矮足，足内侧内凹，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部饰波曲纹。耳部饰重环纹。虢国墓地20世纪90年代出土了三套由七鼎构成的列鼎，另外两套都是在国君墓葬中出土的，七鼎体现的是相当诸侯一级的级别。《梁姬风韵》展厅中展出的是国君虢季夫人梁姬墓葬中出土的五个列鼎，五个垂鳞纹列鼎，口稍敛，折沿，立耳，半球状圆腹，粗矮蹄形足，腹部饰垂鳞纹。梁姬是国君的夫人享用卿大夫级别。从形制上来看，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鼎主要是立耳折沿鼎、圆底垂腹、足多为兽蹄形，不同的就是纹饰有所变化，主要以波曲纹、垂鳞纹、窃曲纹等为主。
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根据禹铸九鼎的传说，可以推想，我国远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商代“司母戊大方鼎”的出土，确凿证明了我国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司母戊鼎，又叫后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是中国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原称“司母戊鼎”或“司母戊大方鼎”。出土于河南安阳，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国家一级文物。长方形、四足，高133厘米，重832.84公斤，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毋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其他0.8%。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是世界迄今出土最重的青铜器，享誉“镇国之宝”。后来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青铜鼎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而且把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传给了后世，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鼎也因此更加身价不凡，成为比其他青铜器更为重要的历史文物。
鼎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虢国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铜鼎，反映出周代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礼制观念，也体现出虢国青铜铸造技术的发达，是虢国人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也为研究我国西周时期青铜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据。
参考文献：
[1]《鼎》世界知识出版社
[2]《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大象出版社
[3]《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
石鼓山西周墓地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石嘴头村，为民间俗称“十面秦石鼓”的风水宝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不断发现新石器时期和商周时期的诸多遗存，被视为商周考古的重要基地。
2012年，当地村民在开挖房屋地基时偶然发现青铜器，使一个埋藏了众多珍贵青铜器的商末周初贵族墓葬群重见天日，出土的289件青铜器，被认为是我国商周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其中有罕见的青铜器“禁”和“高领袋足鬲”；两件青铜篚属于首次考古发现；刻有龙纹的四角青铜簋，目前除了故宫有一件传世品之外，也是西周早期考古首次出土，十分罕见。同时出土的还有鼎、壶、簋、荆16i）、U（yan）等等。
青铜簋
西周早期的典范之作，相当于今天的碗，是商周时期的盛饭工具。文献中说是用来盛黍稷稻粱的器皿，容量为一升或二升，用途已明。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但数量较少，商晚期逐渐增加。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出土的簋也是以偶数为多。这件铜簋出自陕西省扶风县周原遗址。
乳钉纹四耳簋
高29.7厘米 口径35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器身分置四组牛首环耳，带长方形垂珥，两耳间设置扉棱。腹部中央饰一周带状直棱纹。上、下各三排长乳钉纹。环耳和扉棱部共饰牛首图案28组。圈足饰三组两两相对的龙纹。圈足内底有菱形网格纹。耳部先铸，尔后再与器身合铸。此簋与宝鸡戴家湾出土，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四耳簋，以及宝鸡纸头坊一号墓出土的四耳簋极似。其形制庄重，构造复杂，威严神秘，不仅是青铜器中的精品，还具有宝鸡地区极强的地域特色。
双耳簋
高19.6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
直口，深腹，卷沿，圈足，双兽首下垂小珥。口沿下饰几何形勾连纹。
乳钉纹直腹簋
高18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神鸟纹方座簋
高28.6厘米口径11.6厘米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陕西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
方座四壁每一面饰两两相背的浮雕神鸟纹，鸟纹呈立姿，头部前有高举的象鼻为喙，顶为长角，后有巨耳，体躯为鸟身，置有两条兽爪，高羽翅，长凤尾。胸前设有一小凤纹。此神鸟纹与芝加哥美术馆所藏的仲再簋方座上的纹饰近似。所有的纹饰均无地纹。此簋铸作工艺精湛，特别是所装饰的神鸟纹式样诡异而华美，十分罕见，极具艺术魅力。之后发掘的石鼓山四号墓也出土了一件形制、纹饰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座簋。
青铜鼎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有一种鼎崇拜的意识，“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等。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
鼎被赋予神圣的色彩，起源于禹铸九鼎的传说。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的铜鼎。
扉棱鼎
高44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陕西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
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bo）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hao）京。
历史上有“问鼎”的典故，语出《左传宣公三年》，大意是：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
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定王使者王孙满的严词斥责。后来就把图谋篡夺王位叫做“问鼎”。
正鼎
高22.1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陕西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
鼎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根据禹铸九鼎的传说，可以推想，我国远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从地下发掘的商代大铜鼎，确凿证明我国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后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长方、四足，高133厘米，重835公斤，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鼎腹内有“后母戊”三字，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清代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鼎和其他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而且把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传给了后世，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鼎也因此更加身价不凡，成为比其他青铜器更为重要的历史文物。美学家李泽厚认为，中国青铜器以其“特有的三足器――鼎为核心代表，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是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
韦亚乙方鼎
高25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青铜B
青铜B出现在商代早期，流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从盘B的组合来看，岙主要是盛水的，它与酒器组合，用水以调和酒。B在各时代形制有所区别，形状多样，一般是深腹、有盖、前有流、三足或四足。商代岙多数是款足（空心足），周代B就是款足折口，而多四足岙，春秋战国出现了圆腹。商周岙多后有执錾，或在岙口下两侧置贯耳；而春秋战国时期B上多设提梁，即所谓提粱岙。
冉B
高28.6厘米 口径11.6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
侈口，卷沿，束颈，鬲状袋腹，三柱足。盖顶有精致的双首龙钮，盖与器身一侧的牛首錾间有短链连接，与錾对应的颈部还设有一管状流。盖缘及颈部饰勾连云纹，上下以圆圈纹为界栏。腹部饰双线三角纹，流部饰简化蝉纹。錾内侧的腹壁上铸铭文一字“冉”。
青铜卣
卣是一种器皿，具体出现时间是未知，盛行使用时期为商代跟西周时期。当时用来装酒用。所以外观上大部分是圆形，椭圆形，底部有脚，周围雕刻精美的工艺图案。有盖和提梁，腹深，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圆筒形等。
户卣甲
高30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
器盖与器身的两面皆神面，神面头有双角，双睛圆鼓，直鼻小耳，大眼暴张，呲出两颗獠牙，威猛之中略带笑意。即使你位置变换，它的双眼仍紧紧盯着你，给人以摄人魂魄之感。器身口沿两侧亦更延伸出一个称做貘的动物。卣的最下部圈足上则有一个双身的蛇，蛇头居中间前凸，蛇身左右延展，恰与提梁上的双龙相呼应。卣上四个神面就是当时人们心目中最高的神――天帝，而龙、枭、貘、蛇及怪兽等则是“天帝”属下掌管各方的神怪。
户卣乙
高36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
户方彝
高63.7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
其他青铜器
父甲壶
高42.2厘米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
父辛赢
高44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 陕西考古研究院藏
燮龙盂
高22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 陕西考古研究院藏
亚共庚父丁尊
高25.8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
龙纹筻甲
高35厘米 口横51.5厘米 口纵36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 陕西考古研究院藏
器身长边一侧挂有一铃，摇之声音清脆。器壁中部饰有一周直棱纹。直棱纹上、下各饰一周对称分布的数组长尾龙纹。长方形圈足，弧状外侈，两长边近底中部处各有一长方形镂孔。出土之际，器表保留有条带状编织物捆扎痕迹。此簋与故宫博物院所周早期龙纹簋形制、大小近同，器形大气，庄重典雅，有极强的肃穆感。是考古出土时代最早的一件簋，对商周之际青铜器研究，以及探讨簋形器的起源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
涡纹垂
高51.8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 陕西考古研究院藏
牺尊甲
高41.5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墓二号壁龛出土 陕西考古研究院藏
鹿首特征明显，圆目凸起，鼻、吻分明。一对长角分叉交互，阔耳直立，颈脖弧线优美，体长肥硕，腹空，脊背有盖，盖面弧曲有桥形钮。四肢健壮，前腿直立而后腿微曲，驻足静立。爪状兽足，底平。腹侧有两形翼。三角短尾，微翘。体表纹饰繁复多样，乙凤鸟纹为主体图案，浮雕宽带纹为主线条，衬以云雷纹作地纹，以牺尊脊线为中，左右对称分布。这件牺尊综合多种瑞兽形态，特别是欲行还立，静中有动，若有所思的情态，以及极具层次感的纹样图案，极现美感和情怀。
牺尊乙
高32.3厘米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二号壁龛出土 陕西考古研究院藏
（文中图转自《熠熠青铜 光耀四方――秦晋豫冀两周青铜文化》一书）
责编：高雅
鼎湖山为岭南四大名山之首，负离子为全国之最，是一个天然氧吧。我和爸爸慕名而来，观赏一下鼎湖山的美景。一路上，我们看到了绿树成荫，真不愧是“北回归线的绿宝石”还听见了清晰悦耳的蝉叫声。
走进宝鼎园，它的占地面积大约是1.3万平方米。里面有两个世界之最——肇庆九龙宝鼎和端溪龙王砚。肇庆九龙宝鼎呈灰黑色，高约十米，像一个大大的香炉。端溪龙王砚高约6至7米，上面雕刻着许多栩栩如生的龙，人们都赞它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呢！
接着我们来到了飞水潭瀑布有40多米高，像一条洁白如玉的布帘。潭水从高处落下，让我想起唐代诗人李白写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潭水清澈见底，夏天的时候，在这里很凉爽，这里还是孙中山和妻子宋庆龄游泳的地方，当时宋庆龄还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几个字。
走进蝴蝶谷，看到了许许多多美丽的蝴蝶。里面有2万多只，哪里的蝴蝶五彩斑斓，有的是黄色，有的是黑色，有的是黑白相间，还有的是彩色……每天，蝴蝶们都在林子里快乐地玩耍，有的蝴蝶在风中舞蹈，有的蝴蝶蝴蝶在互相嬉戏，还有的蝴蝶在逗人们玩呢！……人们都拿起相机，拍下这美好的时刻。
鼎湖山不愧是岭南四大名山之首啊！希望人们能好好的爱护它，不要破坏它。
【关键词】PE 增值服务 九鼎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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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公司管理治理。很多企业缺乏一套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很多时候是江湖式管理或领导拍脑袋决策，PE能够向企业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议与意见，帮助企业逐步完善现代化管理制度。
（三）帮助企业上市。上市是PE退出的首选方案，所以熟悉上市运作是PE必备的能力。
（四）并购服务。除了上市，并购是PE退出的另外一个方案，企业主要专注于自身的业务经营管理和发展，对并购等资本市场的行为能力比较薄弱，而PE可以帮助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
二、增值服务对企业的价值
中国企业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成本优势等硬实力，但大部分企业缺少增长和资源整合所需要的经营、管理和创新等方面的软实力。很多企业家是草根企业家，凭借满腔的热血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闯下一片天地，但企业管理和公司治理方面却是江湖式管理或拍脑袋进行决策，出现了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的尴尬局面，更有许多企业家是名副其实的“救火队长”，哪里着了火就赶去哪里扑火，具体来说，中国企业在以下的软实力方面比较薄弱：企业预算，风险管理，财务和业绩报告制度，团队，现金流管理，激励机制，供应链和分销，信息系统，信息技术，销售组织和营销策划，品牌包装，资本运作等方面。而PE能整合各方面的有效资源，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从而在企业的“短板”方面给予实质性的建议和帮助，从而实现企业和资本的双赢。
三、九鼎资本的增值服务内容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九鼎投资），是一家专注于股权投资及管理的专业机构。九鼎投资拥有专业的投后服务团队，并建立了专门针对所投企业高管的培训平台——“九鼎商学院”，通过整合公司员工、基金出资人、被投资企业和各类外部合作机构的资源和经验，为所投资的企业有针对性地提供战略梳理、模式优化、人才引进、管理改进、融资支持、业务拓展等方面的增值服务，帮助已投企业实现价值提升，并藉此为投资者创造较高回报，实现企业和投资者共赢。
截至2012年7月22日，九鼎商学院共举办了8期课程，对被投企业提供各方面的增值服务；2011年3月19日，九鼎商学院“企业家战略与管理发展课程”在北京开课，在为期两天的课程中，讲师团队既有中国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权威人士，亦有企业领导力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专家，课程期间，已投企业高管还分别结合各自企业在科学管理及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与学员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2011年5月20日-21日，九鼎商学院第二次课程在北京举行，在第一天的课程中，国内著名的品牌营销专家从品牌战略的定位、要素构成、执行等几个方面向学员阐释了品牌价值的构建，第二天的课程围绕危机管理与公共关系这一主题展开，新闻监管部门的专家及主流财经媒体高管就如何处理好公共关系与企业进行了充分交流；2011年7月23日-24日，九鼎商学院第三次课程以“企业家精神”为主题，讲师从多个角度剖析了中国企业家的现状，并探讨了中国企业家如何在未来世界经济中超越自我的问题；2011年9月23日-24日，九鼎商学院第四次课程于青岛顺利举行，讲师与学员们就企业上市的财务、法律要求及IPO过程中的沟通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11年11月25日，九鼎商学院2011年会于深圳举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分别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解析及企业微观策略”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三场专题讨论“站在资本市场新起点”、“企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引入职业经理人”、“上市过程中如何把握与中介机构的关系”，共邀请了12位企业高管参与讨论，他们结合自身的实践与经验，与在座企业嘉宾作了充分交流与分享；2012年3月10-11日，九鼎商学院第六期课程于北京举行，九鼎投资合伙人覃正宇就九鼎投资增值服务体系，最新的监管思路与学员作了介绍与分析。有关人士、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洪兵、上海荣正咨询董事长郑培敏、派瑞威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安泰还分别就《舆论引导与企业危机管理》、《孙子兵法与统帅之道》、《人力资源资本运作与股权激励》、《传统企业撬动电商运营解决之道》为题与企业学员作了分享。
参考文献
[1]黄嵩.资本的逻辑——一看就懂的融资实用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谷惠.让私募助力中国经济前进[J].时代金融，2008（04）.
3600年前的商汤老婆就是“有辛氏”，她又是哪个家族呢?是夏商和亲的见证吗?我没有答案。
我们知道，犹大的两个儿子，早在迦南地迁徙到埃及之前就“死了”。会不会是他们俩带了另外几个家族的共9个同宗兄弟来到了中国成为中国的“九有”?由于以他们为主，所以全部都从了“犹大”的姓氏，以至于所有这群人都以“有”(通“犹”)命名自己的家族?其实周人之祖后稷之母姜就是炎帝之后的“有邰氏”!此“有邰”与“犹大”是什么关系?
查《辞海》，“九”与算术的联系也异常紧密。这让人欣喜，因为尺规正是用来计算的工具。“九九乘法口诀”据说起源很早，春秋时期视之为“薄能”，据此推测乘法口诀起源于商朝当不为过。而数学本身在古代就被称为“九九”，“算计”本身也是“九九”，比如“打小九九”。还有，“量九土之所人，而治理其赋税”。“九土”表示山水。“九山”，有解释为“九州大山”。还有“天子居处有九门”。“九天”指“皇室”。“九五之尊”则来自《易经》“九五，飞龙在天”，指帝位。“九龙”则不仅四川省内有古县名，并且它恰处雅砻江上的事实也让人惊讶。不知道香港的“九龙半岛”是古名还是今名。“九丘”《尚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九台”，市名。“九译”，汉代之前谓不同民族或外国的语言经过的辗转翻译。“九译”存在的事实本身就让人浮想联翩，按照中国的正统历史观，汉代之前根本与外国没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会发生“九译”呢?这个矛盾使正统历史观露出了马脚。“九宵”等与土地密切联系的词汇使我强烈意识到，所有这些原本来自于巍峨高大的金字塔，而“九”实际上通“丘”更是显示了与坟丘的联系，也就是“九”与金字塔建设的联系，它指出了金字塔所连带的数学关系。商代是一个数学、建筑、地理大发展的年代，因为他们有了尺规，而同期的埃及正是金字塔技术成熟的时期。
再回到“圭”。中国《史记・伍子胥列传》载：楚国为了捉拿逃奔吴国的伍子胥，曾悬赏“得伍子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看来手中拿圭是个极高的政治待遇。
但玉圭为什么是这样一头尖另外一头方的特殊形状呢?长久凝望玉圭那上尖下方的形状，我豁然开朗。
为什么中国没有埃及那直刺青天的大方尖碑?首先因为人力和技术有限，古代中国远没有埃及发达。古代统治者往往以制造一些普通人制作不了的东西作为神示，以证明其为“天之子”，比如金字塔、神像和方尖碑等。在中国同样有类似的心理存在。
王杖在中国失去作用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埃及法老有金字塔，所以埃及王拿一根小棍就代替、象征了。
但是普通人仅用杖根本不能说明自己的权威，谁都可以造一根小棍来指挥天下。没有人力物力制造金字塔和方尖碑的古代中国统治者怎么办呢?中国人以笨重的鼎来代替这一切。传说中国最早铸鼎者是禹，目的是从多方面辨“神、奸”。其中一个意思不外是：我能造出这么大的鼎来，你能吗?所以我才是上天挑选的唯一人才，我才是“受天命”的人。这是为什么在中国笨重的“鼎”逐步成为王权象征的由来和真正的原因。中国最大的商鼎司母戊竟然达到800多千克，不说工艺，仅只是采矿与冶炼技术也非一般人所能达到。
禹之造鼎，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他带来了中东成熟的青铜工艺。之前的中国文化代表应该是陶和玉器。造鼎既是一种新技术示威，也是一种科技垄断。金字塔、方尖碑的建设也是同样的道理。
中东巨大的方尖碑既是技术的代表也是王权的象征，所以从那里过来的人不会忘记方尖碑的特殊意义，到了中国便简化为玉圭!两者形状一模一样，功能几乎一模一样，区别只在大小。
拉尔夫这样解释一块大约公元前1450年的埃及方尖碑的意义：“作为太阳的象征符号，方尖碑大都成对地竖立在神庙的入口处。方尖碑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日晷的指针使用。”这个解释再一次把中国境内的玉圭与犹大家族的“ruler”族徽以及《伏羲女娲图》联系起来。
对于全球王室用杖，只有中国人用鼎的传统，我还有另外一个猜想：中国地区承认自己从属于中东的母国，所以从来没有为王的非分要求。古代等级森严，对于王权人们从来不敢有所僭越。鼎本为没有政治含义的食用器皿，用来烹煮肉等，后来演变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器，比如社会政治结构最上端的人们可以使用九鼎八簋，次一个等级的用量逐渐降低，一直到只可以用一鼎，平民百姓则一个都不可以使用。那么作为这个等级序列的最顶端，同样有他们的雷池：王杖是绝对不能使用的，因为中国的“王室”从中东的角度讲不过是“诸侯”而已。这就是在中国见不到王杖的原因，鼎反而成为王权象征。长期以来人们把中国的鼎作为王权象征看待，是个错觉，将其作为省长或总督的象征才可能比较接近事实吧。
我还隐约感觉到，
《圣经》与中国历史一样避讳提及“外面”的事情，喜欢以“我”为中心，甚至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讲并不存在，周边皆为不屑之“狄夷”。在古老显赫的中东家族那里，年轻的中国显然是他们眼中标准的“狄夷”。
但《圣经》作者会不会出于什么善意的动机对受到驱逐或自愿离开中东的家族全部故意隐而不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试图从常理进行推理，但都不太确定，最后在一本书中偶然地得到了一个答案，并且出处来自一本谈中东历史文化的读物，这使我欣喜不已。
“在古代(中东)社会，把某个成员驱逐出社区就是最重的处罚了，它相当于今天判处死刑。因此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驱逐出乐园，也就标志着他们在乐园的公民权被取消了，死亡了。他们从此之后就要和上帝创造的那个充满危险的世界搏斗，这和判处死刑实际上是一码事。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农业民族中，都有安土重迁的情结。”
传统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代表，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与中东之间的又一文化联系。中国人死守家园也不愿意搬迁的心理从这儿也算是找到了根源，因为没有人喜欢被判死刑。远走他乡不仅标志着自己生命的消亡，也标志着在家谱上永久的消失，所以它更是一种耻辱。时间久远之后我们忘记了“安土重迁”的缘由，但却机械地保留了该传统，中国人即便是死也要“落叶归根”的心理是这一古老传统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延伸。被驱逐的恐惧深深地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但有人会以此来反驳我的“全球文明同源论”：既然中国继承了安土重迁的传统，一般意义上的西方人也应该如此，但为什么今天的西方人就和东方人有不同观念呢?
文化或者文明会发生变革，并且有些变革是根本性的。如今天的西方人就接受了如此的变革：
大家公认西方人的文明源头是希腊文明与基督文明，他们早在3000年前就逐步抛弃了中东的传统，改信“两希”(希腊哲学、希伯来宗教)。也就是说，尽管西方人的种族同样从中东出发，但是他们接受了另外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故而他们得到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而中华民族没能彻底改革。中国人一直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文化特征，包括安土重迁的文化。中国的古老不仅体现为历史之长，更体现为革新不够的“落后”与“保守”。当然我不认为与种族和民族性有关。我认为历史是“偶然的”。总体而言，西方文化以艺术与宗教为指南，中华文明以“宗法道德”和“世俗王权”为主线，两者之间经过2000多年的分别发展，高下分别已见。前者以真理为圭臬，后者以权威为准，利弊显见。找到这个文化根源，文化革新的急迫性也摆在了全体中国人面前，振兴中国必以文化改革为先。
中华民族在今天所经历的改革开放很可能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一次最为彻底的文化革新。刨除传统是复杂的社会工程，其后果也难以预料，利弊同在，收获不同，但无论如何继续改革开放势在必行；我本人对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全新探查假如没有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与心态就无法继续下去。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或许正在从保守的传统中逐渐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