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书法范文

黄庭坚书法篇1

黄氏书风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从少年至元祐末年，此期黄氏上追晋唐学王笔意，取法《瘗鹤铭》、苏子美，稍得古人笔意。黄庭坚学书首先是先临摹，做到对原作穷形尽相，继而要在神韵上接近原作，然后能够吸收精华，在原作的樊笼之外破茧而出，创作出自己的艺术语言。从元祐末年到元符二年，黄氏参禅悟道，大悟笔法，书艺精进，这也就是师古而又不泥于古，达到“师心”，即为在经典艺术语言上的再创作，元符二年以后，黄氏书法走向成熟，并最终自成一家。有明一代，随着经济的繁荣和文化基础的丰厚，渐渐出现了以徐有贞、沈周、李应祯、吴宽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吴门书派在其书法传承上有着渊源的流脉，对待北宋书法极为重视和推崇，尤其是黄庭坚的书法。

作为吴门书派的先导，沈周纯学黄庭坚书法，《明史》有载：“字仿黄庭坚。”沈周学黄庭坚书是从真迹入手的，并形成了天真烂漫的书风，将元人明初弃宋人尚意书风的传统恢复起来。文徵明早年拜沈周门下，受其影响，晚年又复学黄书。由此可见他们对北宋书法的肯定和在书法实践上对黄庭坚的肯定。文徵明所写黄体基本都是大字。由此其大字行书开始变得奔放豪迈，气势恢弘，虽突破有限，但以其醇和、清雅、纯正的品格，表现了文人士气和隐逸之风，因其适度把握，书法审美趣味由高雅转为平易近人，以适应当时市民审美情趣的需要。在对黄庭坚的书法接受中，黄氏强调师古的重要性，对于众多的接受者来说，他们“师古”黄氏书学技法与理论的优秀成果，而又进入师心阶段，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经过一阶段的酝酿、消化，进入到了了然于胸，能融会贯通，随手变化的创造阶段。此时已由有法而至无法，无法之法乃为至法。

二、遵法与变态

对于如何遵法，黄庭坚在《又跋兰亭》中这样表述：“《兰亭》虽是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譬如周公孔子不能无小过，过而不害其聪明睿圣，所以为圣人。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处而学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学《兰亭》者多此。”③黄庭坚倡导万事皆当师古而遵法，他的这一观点来自自己的学书体会，黄庭坚云：“少时喜作草书，初不师承古人，但管中窥豹，稍稍推类为之。方事急时，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识也。比来更自知所作韵俗，下笔不浏离，如禅家黏皮带骨语。因此不复作。今观钟离寿州小字千字，妩媚而有精神，熟视皆有绳墨，因知万事皆当师古。”黄庭坚师古不泥古、遵法不拘于法的目的在于“变态”而自成一家。黄庭坚在元符年间数次被贬，在辗转流离的过程中，黄氏参禅悟道，对人生和艺术的真谛理解得更为深刻。黄庭坚书法熔铸百家之长，贯之以浩然正气，加之参禅悟道养成的平和心态，形成了黄氏书法的独特风格。一方面，他对笔画提按顿挫的强调和夸张，形成了奇崛生涩的风格面貌。另一方面，其书中宫紧缩，四缘扩张，用移位的方法来突破字与字之间的界限，用夸张有力而涵养深厚的长笔，创造出苍老而富有豪气的韵味，形成了纵横奇崛、波澜老成的独特风格。

黄庭坚推崇“无法之法”，即为书之“变态”，书法创作本是兴之所至，不用恪守什么技法；正如禅家参禅一样，虽各异其词，但都从自然中获得，而真能向本性自然中求得墨韵，又处于言语道断、心行路绝的尴尬境界之中。这种澄净虚空的要求，到黄庭坚那里即成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心手合一的境界。“无法之法”并不是没有法，而是入法之后的不拘泥于法。其实，黄庭坚也很讲究技法的学习与锻炼。他认为，学书之时要知“法”，不知法则不可学；下笔之际要忘“法”，不忘法则无以为书。若一味地考虑技巧，则会失于技巧；一味规摹古人，则会失于古人。书法家不是不用技法，而是要灵活应用，“无法之法”才是书法创作最好的方法。吴门书派杰出代表文徵明取法黄庭坚，做到了遵法与变态。文徵明反对泥古而缺乏自我创造，主张笃守法度绳墨，同时又不被绳墨拘牵，于是一再强调书法要富于意趣，寄个性于法度之中，达到“变态”，他主张要严格遵循法度，而不能自我作古，但他又不是一味狞古，惟古是务。纵观书法史，大抵就是法度形成、发展与替代的过程；所谓成功的书法家，无不经历从“法中之法”到“法外之法”，再到“无法之法”。

三、渐修与顿悟

以禅入书，可以说是黄庭坚的一大特色。禅宗所提倡的渐修顿悟，直接被黄庭坚用之于书法艺术的学习与创新。他说“学书端正，则窘于法度；侧笔取妍，往往工左病右。古人作《兰亭叙》《孔子庙堂碑》皆作一淡墨本，盖见古人用笔、回腕余势。若深墨本，但得笔中意耳。今人但见深墨本收束锋芒，故以旧笔临仿，不知前辈书初亦有锋锷，此不传之妙也”。⑤他说“古人工书无他异，但能用笔耳”。“草书妙处，须学者自得，然学久乃当知之。墨池笔冢，非传者妄也”。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直到晚年他都一直在不停地学习前人的书法，这种“渐修”的工夫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书法创作上，他又有过明显的“顿悟”。他在《书自作草后》说：“绍圣甲戌在黄龙山中，忽得草书三昧。觉前所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窗净几，笔墨调利，可作数千字不倦”。⑦有此“顿悟”其书法艺术也步入佳境，呈现出他自己的特点。他创造了一种中宫紧结，长笔四展，俊挺爽利的新书体。

晚明时期，反帖学思潮和复古主义思潮形成了严重对峙，这种对峙不仅表现在思想观念上，而且也表现在艺术观念上，自此形成了晚明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的分野。明代中晚期以来，由于赵派书法对书坛的笼罩，帖学的萎靡之势已全面暴露，由此探索帖学的发展道路成为了一种首要的观念选择，大家都为帖学寻找一条合理的发展道路而反帖学，而赵派书法则成为反帖学的突破口。董其昌反赵派书风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淡意”的书法风格，董氏将苏、黄引为同调，并道出自己的书法得力于宋人。他以北宋“淡意”的审美模式开始了对明代帖学的改造，在审美视野上他还上溯到北宋“逸”的精神，追求一种淡薄萧散的风格图像。从观念立场上看，董其昌的书法美学思想主要受到了禅宗的影响，首先他认为“书家妙在能和，神在能离”，“妙在能合”即是禅宗所谓“不为法脱”，“神在能离”即禅宗所讲“不为法缚”，入“三昧”之境，得“无法之法”的妙道，这都体现了一种尚神的风貌，并成了书法家与禅僧们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再者董氏的禅宗书论还体现在对书法顿悟境界的追寻上。禅宗重悟入，分为渐、顿两派，也即渐修和顿悟。对于书法来说，渐修就是指长期的对基本技法的修炼和学习，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心手两忘、出神入化的顿悟境界，其实这种境界也不神秘，就像董氏所言“非一朝夕”，“不经苦心悬念，未必契真”，这是他长期学习古法，博采众长而后通达的结果。

黄庭坚书法篇2

一、苏轼、黄庭坚交游概述

在跋东坡《与王元直夜坐贴》中，黄庭坚说：“王元直游东坡云雾中，风气殊胜，由此观之，岂可不择交游亲戚耶！”可以说黄庭坚这种择友而交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他选择了苏轼作为追随的对象。这对其艺术生命的长成，形成了一段人生之中的历史机缘。

历来文人交往，多以诗文往还始，大抵彼此赏识，方引为同道。追讨历史，苏轼与黄庭坚概莫能外。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苏轼于湖州太守孙觉处见到黄氏诗文后，以为：“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 且“观其文以求其为人”，知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又五年，即熙宁十年，在济南李常处再次见到黄氏诗文，并极力推许，苏轼之赞许既为黄庭坚获知，于是黄氏投书问路，一年后即元丰元年（公元1078）二人定交。此后是长达八年的诗文唱和期。

元丰八年（1085）秋初冬末苏轼与黄庭坚先后相继入京，直到元v元年（1086）初，这对相知相慕、朝思暮想、心神两契的诗星至友，终于盼到了展晤之期。黄庭坚于元v元年春初首次拜晤苏轼，并以洮河石观相赠，此中有诗文记载。

由此，开启了一段苏黄二人诗文、翰墨相互交辉的友谊生活。元v元年苏轼迁中书舍人，后除翰林学士知制诰，直迁内制，视草西垣，直到元v四年三月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在朝三年多，达到苏轼入仕以来的辉煌时期。而黄庭坚自元丰八年秋初至京任校书郎，直止元v六年夏末丁母忧扶柩归里居丧，当朝六载，官至起居舍人、著作佐郎，也是政治生涯之鼎盛。苏黄共处三年有余，期间则政暇之余，诗文唱和，观书论画，讲道谈艺，彼此切磋，互相鼓动，苏黄二人在此期间之交往实为二人一生之中快意人生之时。

哲宗绍圣元年（1094），党争加剧，苏轼于此前一年因受洛党攻击而一贬再贬，先后出知定州，惠州。此时，黄庭坚继去年辞免编修官居家待命，夏初始除知宣州，旋改鄂州，尚未到官，台谏指责所修《神宗实录》“多诬”，史祸发生，朝廷于六月命“新知鄂州黄庭坚管勾亳州明道宫”，且令赴京畿勘问，十一月至陈留。苏轼舟赴惠州，而黄庭坚离家就任，二人七月中旬相遇彭蠡，“相会三日”（黄庭坚《与佛印书》），苏黄此次彭蠡相遇后，二人终其一生未曾再晤面。

苏、黄自彭蠡离别后，各奔南北。苏轼到惠州后，至绍圣四年（1097）再贬海南，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岛）安置，三年后方得内迁。而黄庭坚十一月抵京畿陈留，勘问结束后，以“诬毁”先朝罪于十二月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次年四月至黔；元符元年又移戎州安置。

苏轼内迁时，庭坚亦复宣德郎，监鄂州在城盐税。这一时期，苏黄贬居两地，间隔千里，而相互萦怀，以书信往来，追和旧作，题跋字画，彼此称颂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于七月去世。四年后即崇宁四年（1105）黄庭坚黄庭坚阖然长逝。

苏黄二人终其一生，友谊长久保持，并共同进退，实是建立在基本人生取向与人格理想即出世与和世的两难处境与共闷情怀，以及调和三教、打通雅俗的思想与人格追求的目标上，形成了生命精神的内在契合，这在苏黄唱和的诗歌中，可以洞见，此处不展开论述。

二、苏轼对黄庭坚之启发

在苏、黄二人的交往中，谈书论画，互相切磋，一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从苏黄二人留下来的大量题跋及诸多史实记载中可以窥见。也正是在这种交往的氛围中，苏轼的学书思想、笔墨实践无疑给黄庭坚带来一定的启发和影响。

黄氏所谓：“吾学书三十余载，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黄庭坚说得很明白，正是他看了苏轼书法后，在笔法上取得一定进展。可见苏黄交往的过程，为黄庭坚学习书法提供了不少便利，以书法艺术而言，极为讲究师承，而苏轼之于黄庭坚，正是一位极好的导师。

黄庭坚《跋草书》云：“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苏轼针对黄庭坚的说法，在该卷之中再题跋 “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鲁直书去病穿城蹴鞠，此正不学古兵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黄庭坚认为，草书只要有自己的笔法，那么没有必要取法古人，而苏轼直接纠正他的此种观点。后来黄氏所谓：“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予草书多俗笔。盖予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痞，以故久不作草。数年来犹觉渝拔尘埃气未尽，故不欲为人书。正是苏轼对黄庭坚的指导，让他师法古人，走上草书学习之正途，并对自己书风之形成有打下基础。

苏轼在《跋王晋卿所藏莲花经》中曾说：“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他的这段话使黄庭坚深受启发，黄庭坚说：“东坡先生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此确论也。余尝申之曰：结密而无间，《痊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若以篆文说之，大字如李斯峰山碑，小字如先秦古器科斗文字。“并有诗云：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大字无过疼鹤铭，官奴作草欺伯英。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另外我们知道，黄庭坚书法学习中曾取法颜真卿、杨少师，这恐源于苏轼之缘故。“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是苏轼对于书法之追求。其时，苏轼为文坛盟主，苏轼之思想与不能不影响到黄庭坚。

三、黄庭坚对苏轼之悟性扬弃与理性重铸

黄庭坚无疑承续了苏轼之书法美学思想，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苏黄交游的过程中，二人均以极强的自我主体意识和艺术自律精神，彼此保持着自我的独立性，二人之书法思想与笔墨实践时常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状态中。在黄氏书风形成的整个过程中，黄庭坚对苏轼施加的影响，采取了悟性扬弃与理性熔铸的方法，使他在书法之面貌与风格上最终与苏轼拉开了距离，并获得了自我的超越。

与苏轼之交往及京师唱和之几年间，让黄氏具有可供参考范本的同时，又可反观苏书之得失，并为我所用，源此，则形成黄氏与苏书之若即若离之状态。

南宋杨万里在《跋苏黄滑稽录》中说：“予每见山谷自言学书于东坡，初亦默然，恐是下惠之鲁男子也；今观《心经》，乃知波澜莫二”，元佑四年，苏轼书《记夺鲁直墨》云：“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可见黄氏确有取法东坡之笔墨。在黄氏流传书迹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在《徐纯中墓志铭》及《王长者墓志稿》中，其书结字取扁平之势，点画厚重，结构工稳，尚不具备其行书成熟之时的大笔纵横，险绝跌宕之风，但却和同期苏轼行楷保持微妙的一致性。此时黄庭坚40余岁，正是苏黄交游的密切期。后来，黄氏在对此间书法进行反省之时说：“当年自许此书可与杨少师比肩，今日观之，只汗颜耳。可见黄氏对自我学书之路随时保持着一种警觉性，这种警觉性促成黄庭坚对对苏轼之悟性扬弃与理性熔铸。如在《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牍》中黄庭坚说：“宣州院诸公，多学余（道）书，景道尤喜余笔墨，故书此三幅遗之。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余书不足学，学者辄笔懦无劲气，今乃舍子瞻而学余，未为能择术也。”此中可见几点信息：黄氏书法在当时已被接受，并有效仿者，然黄氏认识到了自己在书法上尚存在不足，与苏轼相较，尚有一段距离。黄氏出于对苏轼之尊敬，对苏轼之书法推崇备至。黄氏在对苏轼推崇备至的同时， 以“用墨太丰”点出苏书丰腴太过之缺点。《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牍》书于四十三岁左右，是黄氏楷书墨迹佳品。从帖中可看出，此时黄庭坚尚未在苏轼阴影的笼罩之下，虽然笔法略备自家风貌，然而字形结构多处与苏字相近，字势右倾同样承接苏书特点，后期黄楷在笔墨实践上对苏书进行锻造，虽仍有苏书影响的迹象，但字势却与苏书相反，变右倾为左倾并出之以瘦劲奇峭笔法，减弱苏书单字线条对比度，同时在体势上极力伸展字之左边已获得重心平衡，从而在笔墨构成上解构苏字，获得了自己的艺术语言。

黄庭坚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此处黄庭坚说的是草书，并以极强的自信将自我与唐时大草名家张旭、怀素比肩而等量奇观，不能不说黄氏没有一种超前的历史眼光。虽然此话是后来所说，然观念之形成实非朝夕可就。正是这种极具历史感的眼光，使黄氏在艺术生命之行进中一方面是实践者，一方面又作为观察家。这种观察三位一体，对于历史书家之考察，对自我之反省，对与自己同时代人的体悟。在苏轼的流传书迹中罕见草书，而黄氏对于苏轼之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其意很明显，虽苏轼虽对古法深有理解，对草书有所感悟，然却不能尽善。

黄庭坚在晚年有一段题跋：“建中靖国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入窗，松花泛研，爱此金屑铣泽，因为邦直作草，颇觉去古人不远。然念东坡先生下世，故今老仆作此无顾忌语。“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不如今”者，特戏言耳。”，此中不难发现，苏轼在世之时，黄氏顾忌苏轼为师及苏轼执掌书坛领袖之位置，故而黄氏对于自己书法之思想观点及定位是有所压制的，苏轼去后，黄氏无所顾忌，黄氏之精彩、震撼之作多出于晚景，合情又合理。

在黄庭坚对苏轼书法的评价中，我们一再看见，这位主体意识极强的书家，在对苏轼的推崇之中保持着一种理性的疏离，即黄氏不是一味推崇与膜拜，而是，选择性地学习并批判性地继承。正是这种悟性扬弃与理性熔铸，以及对自我书学的反思，使黄氏在远离苏轼后，能以一种“自成一家始逼真”的思想，一以贯之地进行书法学习并在晚年调整自我笔墨形态，加强点画起伏提按及粗细长短之对比以形成其行楷书中宫收紧、四面辐射之结体，最后在行楷书上获得了一种有别于苏轼的书法风格。

四、黄庭坚对苏轼有无影响

黄庭坚对苏轼书风之形成有无影响？这应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并对苏轼执弟子礼，苏轼比黄氏大八岁，这一点自不待言，是无从更改的历史事实，然而黄庭坚在对苏轼的推崇过程中，是否也有自谦和顾忌之成分？从微观层面，即以书迹考察来看，我们看不到黄庭坚对苏轼明显的影响，何况黄庭坚书法之高度成熟之时，苏轼已经去世，影响无从展开，但当我们以大艺术史的眼光来观察时，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书家书风之形成，并非单一因素作用之结果，有奈于时代风轨、学术思潮、审美理想、艺术观念及个人气质等诸因素共同合而出之，而苏黄之交游，作为一种机缘，在历史的行进中，是偶然中的必然，也是必然中的偶然，他们属于同一时代，在时代的脉搏共振中，获得了自己独自深刻的历史意义，作为群体行动中的典型代表，苏黄交游共同演绎了文化史上的千古佳话。于是，这种微妙的影响实所难免，只是显得隐晦而踪迹难寻。虽然苏黄在书法面目上，各相异趣，然而却是殊途同轨。这已是大艺术史观中的群体共进的事情了。

结语

黄庭坚书法篇3

关键词：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引言：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在宋代诗坛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他的诗歌成就以及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声势浩大的江西诗派成为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后村诗话》有云：“豫章稍后出，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文，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主。”[1]《诗林广记》亦云：“山谷自黔州以来，句法尤高，笔力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说“一人而已”未免夸张，但足可见世人对黄庭坚的肯定和推崇。黄庭坚在诗史上的地位主要由其诗歌理论所决定，他的诗歌理论主张被视为是江西诗派的主要创作纲领，虽历代学者评论对其褒贬不一，但其影响却不容小觑。本文仅就其诗歌理论与读书的关系从三面来谈谈其对后世创作的重要影响与意义。

一、“无一字无来处”与读书的重要性

“无一字无来处”是江西诗派的重要理论之一，在黄庭坚之前，宋人孙莘老对这个问题已有过类似的表述，说“老杜诗无两字无来历”[2]。不过黄庭坚的说法则更为人们所熟悉。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3]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自然有些夸张，但是，诗人要强调自己的某种主张的时候，总是要夸张的。不惊骇世俗，就无法引起世人的瞩目，也就难以产生影响；另外，如果说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也是说的通的。用列宁的一句话来诠释，就是只有继承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才有可能达到时代的顶点。黄庭坚强调老杜诗的“无一字无来处”，其实其深层的意思之一就是多读书。

文学功底好比花果的种子，天生就有一种资质可以发芽成树，开花结果，但是种子有很多不发芽成树，开花结果的，因为它缺乏人工的培养。种子能发芽成树，开花结果，有一大半要靠人力，尽管它天资如何优良。人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一个人纵然生来就有对文学特优的领悟，如果不下苦功夫修养，也必定是苗而不秀，华而不实。比如李白，虽然天生资质杰出，可是这位大诗人在学问上也下过苦功夫，李白在人生哲学方面有道家的底子，在文学方面从《诗经》《楚辞》直到齐梁体诗，他没有不费苦心研究过。与此相对应的古代成语“江淹才尽”从反面证明的文学创作中学问的重要性，这就是袁枚所说的“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的真谛。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文学创作也离不开前人学问的影响，严羽“古人未尝不读书”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这种影响无处不在。不能以为“复古”，“拟古”就是倒退，其实“反复古”是一个神话，千百年来的文字规范不是那么好反的，独抒性灵的公安派写的诗都很粗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古人喜欢用典故，把历史本身符号化，如果一首诗歌很浅显，没有深度，对古人来说，一般是游戏之作。要超越一个成熟的符号化的文本世界很难，在文本世界里，现实提升到了同样的高度。后来的任何写作都要陷入这个世界。你要创造，都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写诗的人要进入这个文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庭坚的“无一字无来处”，是在强调，作者必须进入文本世界的资源里。杜甫也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似乎是现实世界被架空了，那么他的“现实主义精神”从哪里来？社会历史学派在这里遇到了很大的苦难。杜甫由人格到诗格的备受肯定，是历史语境的需要。其实，杜甫无意于史，诗歌并不因为写史就成为好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加容易理解黄庭坚的“无一字无来处”或者说黄庭坚的学问说，一方面，文学创作必须要将学问与性情相结合，另一方面，每个文人进行文学创作之时都不能于前人所做的学问绝缘而进行纯性情的创作，性情说是从魏晋南北朝的钟嵘到清代的袁枚一直都提倡的文学创作观念，但并不能因此而压低学问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两者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而非非此即彼的。学问讲求证实，近于科学，而性情是偏于主观，注重兴味，借助意象和意境，抒发性灵。但若一位强调个人情感的抒发而失去了相应的约束，则有失偏颇；而过度地将学问注入文学作品，势必导致诗歌情感的窒塞，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见杜甫也注重文学创作中学问的作用，但在这里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破”字，万卷要读得破，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读得不破，则成为袁枚所说的抄书作诗，诗也失去了真性情。所以文学创作的问题不在于读不读书，而在于如何读法，不在于是否以学问入诗，而在于如何入法。读书读得破，书为诗用，方能不为诗累，若是在诗中卖弄学问，那么读书越多，性灵越窒塞。

出身于江西诗派而后出走的陆游讲诗外功夫。他说“江西末流无一字无来处不妨其为恶诗”。其实，功夫在诗外，不过是个常识，他不过是在当时的氛围里强调了这个常识，表现得比较响亮而已。我们对于古人的把握往往从当下地需要出发，很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评价，于是文学史一遍一遍地被重写，所做的不过是作家地位的，和史料的补充而已。就像前面所说的杜甫写史一样，陆游的功夫诗外也只不过是一种特定历史境遇的需要而已。所以当我们去理解黄庭坚和他的“无一字无来处”时，需要从更开阔的时间和历史境遇去理解。

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与多读书、创新之关系

在北宋的诗坛上关于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中，最为众说纷纷的是其诗化用经史、诗赋词语成句，借鉴前人立意、境界进行新的创造的，即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论。作为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宋人对他的评价一直很高。黄庭坚虽然没有建构一部诗歌理论的专著，但是在他的题跋、序文、诗歌、书札之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诗歌的鉴赏意见。其中尤以“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最为有名。“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3]“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两个方法意思相近，要义却不尽相同。前者是总纲，意在从总体的意向上提倡多读书，多用书，指出渊博的知识与作诗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是具体方法的例举，是从无数种方法中略举两种方法。一种是“不易其意”而换一种说法；一种是“窥入其意”，即摹仿规划其意而加以形容。不要以为这是一种的文人行径。我们经常会感受到表达的困难。准确的表达、高雅的表达、古典的表达、现代的表达、文学的表达、学术的表达等等，常常会使我们困惑。而当我们读到一位作者的特殊的表达，我们会从心底钦羡，意欲仿效。问之以方法，就会惊奇地发现，此种奥妙无它，仍是黄庭坚近千年之前所论也。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比之山谷，会有所创新，但是，精神却是一致的。“点铁成金”的基础首先是要多读书。山谷论诗，也是从主张多读书，善于用书入手。就像黄庭坚所说：“闲居当读《左传》、《国语》、《楚辞》、《庄子》、《韩非》，欲下笔略体古人之用意曲折处，久之乃能自铸伟词。”多读书之后，就自然会写诗了。中国历代诗人都有借鉴前人诗句之时，即使是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也不能免。像是民间的谚语所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过黄庭坚还告诉了我们怎样创新，怎样将古人的变成自己的。创新并非黄庭坚所独擅，应该说是宋人的时代精神，特别是宋诗的灵魂。黄庭坚的创新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如同对于读书问题的强调一样。譬如苏轼的强调创新，只是一种大致的指向：“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具体怎样创新，不用说初学者，就是有相当造诣的诗人也还是摸不着头脑。苏轼的这一类论述，实际上只是自己的逸兴发挥，只有黄庭坚这样级别的弟子能够心领神会，从而产生影响。事实上，黄庭坚的创新论，正是苏轼新思索的延伸和再创造。其具体内容就是以“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为代表的理论。再与下一个时期的杨万里的创新论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杨万里的创新，嫁接在“诗法自然”的“活法”之上，是对苏轼时代的某种回归，而黄庭坚的创新论，则是嫁接在书本上，嫁接在人文精神上，它是元佑时代人文文化极大繁荣的产物，与欧苏时代的努力创造人文繁荣阶段不同，也与中兴时代的风云突变、跳脱书本、回归自然与社会生活的时代精神不同。所以，不但要从读书的角度，而且要结合创新精神――黄庭坚内涵的、独特的创新精神，来审视“点脱”论，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

黄庭坚本人的诗歌创作正是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实践。欧阳修“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高声”到黄庭坚笔下就变成“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使人愁”更为精练紧凑；杜牧“平生五色线，原补舜衣裳”被引为“公有胸中五色线，平生补衮用功深”，五言变为七言，意韵更丰富了。晏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就是出自五代翁宏的诗句，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没有晏几道的运用，也许这颗珍珠就永远地尘封于诗史的库藏之中而不被关注。黄庭坚说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一种具有独特创新意识”的法则，对前人的句法、句律、典故、艺术文法加以熟参，以心悟人，化为我用。这里以诗歌的：“意”喻“胎”，以诗歌的“语”喻“骨”，不变其“意”而造新“语”，就叫“换骨法”；变化其“意”而用原“语”形容之，就叫做“夺胎法”。这是一种融合自身思想的审美创造。

但是，历代评论家有很多不理解黄庭坚师法古人中的创新意识，把它讥之为向后看的“保守心态”。尤以“点铁成金”、”“胎换骨”最为评论家所诟病，金人王若虚竟讥之为“剽窃之黠者耳”，这恐怕是因为对黄庭坚的诗歌理论缺乏全面的检讨，不知其尚有“不为牛后”、“自铸伟词”的抱负，或视而不见。或对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本身理解也是片面的。不知道黄庭坚的思想逻辑之重心是在“成金”，是在“换骨”。黄庭坚的“点”“夺”只是揭示了一条艺术规律，是公开了古今诗人的不言之秘，并非“以末为本，以流代源”。

三、“用典”、读书与自然天成的联系

大量用典是山谷诗的一个更加重要的特色。黄庭坚用典新奇，这与他诗可以求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他用典密度大而又能精当、稳妥、细密，又十分灵活，他往往旁证博引，从经史子集、道书佛典中吸取诗料。这就强调了读书、用典与自然天成的联系。

苏轼论诗以为：“诗须要有为而作，用典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对此作了发挥。黄庭坚对于读书是十分强调的，在这方面的言论特别的多。黄庭坚的目光凝视于书本的知识世界，凝视于前人作品中的技巧神韵。他认为多读书是一切“用典”的前提和基础。作诗讲求传统，讲求继承与突破，胸中无万卷书，笔下又何来“求新求奇”？诗歌创作的本质是不断创新，没有继承又何来创新？“新”与“旧”是相对的概念，没有“旧”也就无所谓“新”了。况且人非天才，从书本中获得的艺术营养是提升自己欣赏品味与创造能力的捷径，古来圣贤谁不是胸藏万卷！黄庭坚的多读书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很正确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读书。历代许多评论者都认为黄庭坚的读书论只求技巧形式而忽略了诗歌注意珍贵的东西――思想神韵。其实，黄庭坚的读书论是非常重视思想境界的。他在《与王观复书》中写到：“此病亦只是读书未精博耳。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不虚语也……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至于被后人大肆渲染的雕琢、锻炼只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一种手段。只是熟读作品、掌握技巧之后，才能力图摆脱具体的技巧和前人作品的束缚，进入自由无待的化境，两者相辅相成，又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创新精神。

多读书是用典的基础。明人王鏊有“诗好用典，自庾信始，其后流为西昆体，又为江西派，至宋末极矣”之语。其实，西昆派与江西派的用典是不同的。“西昆讲究用典但不讲究怎么用典，以至有将李义山撕扯破碎之消。”[4]也就是说，面对丰富的文化遗产，西昆体的诗人像是爆发户一样，不知道应该怎样去享用这笔财富，结果或是叠床架屋，或是雕琢过重，欲雅反俗了。就像一个少女，由元白时代的天然本色，到西昆时代懂得了化妆，显然是一个进步。但是，初次面对妆台施粉黛，她还不懂得应该“淡扫蛾眉”，难免施粉过重，反而遮掩了自己的天生丽质。到了黄庭坚的江西派，经历了诗新运动对于平淡自然艺术的高扬，她们自然懂得了要有化妆的法则技巧，而且懂得了要化得不露痕迹，要在平淡自然的基础上化妆。所以江西诗派的用典，尤其是黄庭坚本人的用典是与他的读书论、他的“不烦绳削而自合”创作的目的相一致，是“用典”与自然天成的和谐统一。用典得当，能起到“历史的比喻”[5]的作用，它将历史的变成了现实的，他人的托寄为自我的，从而成为一种新的方式的意象，弥补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不使用自然山水意象之后的某种失重，达到了一种“信手拈来俱天成”的艺术效果。

黄庭坚论诗歌，提倡“无一字无来处”、“以故为新”，强调读书典，似乎给人以雕琢的印象，从而得出了黄庭坚自宋诗梅欧以来的平易诗风的结论，并认为这是“剽窃”，是倒退，是“反动”。其事实并非如此。黄庭坚的审美追求是在平淡基础上的“点铁成金”，是在“夺胎换骨”之后的浑然天成，是一种“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克庄：《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2]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张思齐：《求新求变与道教传统》，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4] 查清华：《不同兴致辨》九江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

[5]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6] 黄庭坚：《山谷诗集注》，任渊、史容、史季温，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黄庭坚书法篇4

[关键词]《花气薰人》;黄庭坚;范振绪;草书

[中图分类号]J29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20-0011-02

《花气薰人》是黄庭坚（山谷）于公元1102年写的七言绝句，全文28字。这件书迹无款印，原是附在元佑二年（1087），寄扬州友人王巩二诗之后，今已单独成一帖。前面原有识语，说：“王晋卿（诜）数送诗来索和，老懒不喜作，此曹狡猾，又频送花来促诗，戏答。”可知原诗为王诜所作，表示难于作诗。《花气薰人》是黄庭坚的小品之作，一首28个字的小诗，以随意自在的笔法写来，把平日严谨的中锋线和草书中的宛转结合起来，构成一幅完美的小品，用笔刚强挺健，墨色有浓润枯涩的变化，是一件难得的小品，也是欣赏书法不可多得的佳作。帖上有南宋“缉熙殿宝”的印，入过南宋内府。也有清代朝鲜人安仪周的收藏印，安歧（安仪周）是当时最著名的大收藏家。此帖现藏博物院。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涪翁，江西分宁人。23岁中进士，历官山西太和知县，校书郎，著作佐郎，起居舍人，鄂州、涪州、戎州、宜州等知州。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同游苏轼门，世称“苏门四学士”，尤长于诗，与苏轼齐名。书法渊源多种，主要受颜真卿、苏轼和南朝刻石影响，绍圣元年（1094）贬黔中，见怀素草书，受到很多启发，用笔趋于圆劲，多连绵草势。

山谷晚年受新党排斥，谪居四川期间，书法大进，从张旭、怀素得到启发，线条更为解放，以较圆劲的长线绦构成纠缠的线，如《李太白忆旧逝诗卷》是他草书的极品。自谓观当地船夫荡桨而悟笔法，运笔多如划桨拨水，节节涩进顿挫。此卷笔势开阁，如长枪大戟荡漾空际，昂藏傲岸，英气逼人，笔法精奥，为晚年力作。

甘肃省清水县博物馆藏一幅范振绪草书，纸本，纵62厘米，横130 厘米。草书的内容为王诜作《花气薰人》诗。

范振绪是百年来甘肃文化界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知名的书画艺术大家，书画艺术造诣精深，独树一帜，推动了甘肃书画艺术事业发展，在近代甘肃书画艺术发展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范振绪擅长诗联谜语，有诗书画“全把式”之美誉。

范振绪（1872～1960），字禹勤，号南皋，晚年号东雪老人、太和山民，甘肃省靖远县人，故居在县城会馆巷。范振绪祖父范呈芳，清贡生，父范培，字笃生，号石三，以贡生任清同治时兵部郎中。范振绪出生于北京，9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娄氏扶柩回故里靖远。范振绪自幼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勤奋笃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十八年（1902）恩正并科考试中考中府试第四名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进士，初任工部主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甘肃早期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宣统元年（1909）回国，任河南济源县知县，曾主修《济源县志》。民国二年（1913），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1915年，袁世凯称帝，范振绪拒绝参与复辟活动，赴南京。1916年，出任河南孟县知事，三年任期届满后回北京，深居荣宝斋从事书画创作，维持生计。1921年，被绥远督统马福祥聘为记室，曾出任萨拉齐县知事。1929年，马福祥任青岛市长，范振绪同往并任秘书，协同马福祥著《观澜亭记》，勒碑立于青岛海滨。1934年，返回兰州，被聘为甘肃省政府顾问，兼禁烟委员会委员。1936年，应西北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聘请，担任教师，移居武威。1940年，被选为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1941年，与张大千同往敦煌，研究壁画，抢救国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振绪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当选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被选为甘肃省人大代表。1960年8月21日，范振绪在兰州逝世。临终嘱其夫人杜郁文：“我一生无长物，我死之后，可将我珍藏的《宋徽宗山水画卷》、《大痴富春山色长卷》和我晚岁所画的《祁连山色长卷》捐献给国家珍藏，作为党和国家关心我的报答。”

范振绪的绘画专攻山水，取法王、王原祁，师宋元四家。书法师承坡、黄庭坚，博临历代名家名帖。民国三十年，张大千自费赴敦煌临摹壁画，范振绪应邀同往，研究壁画，抢救国宝，并在榆林石窟考察，为宣传保护文化遗产做出贡献。

清水县博物馆馆藏这幅范振绪的草书，内容为王诜作《花气薰人》诗。“花气薰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一首28个字的小诗，以随意自在的笔法写来，中锋线和草书中的宛转结合起来，构成一幅完美的作品，是欣赏书法不可多得的佳作。作品大意为花朵开放时的香气薰来，仿佛使平日修行禅定的功夫都被破除了，过了中年竟然还有这样为花感动的心情，到了春天，有着写诗的念头，却又像一层一层逆水的滩头，船要上行，何其艰难啊！这是他于甲戌年（1934）62岁时写给一位叫瑞轩的老友的。款识：禹勤范振绪。钤印：范范绪印、禹勤 范振绪，作品整体阔气势浑厚、笔调娴熟，看得出作者具有一定的书法功底，其书法线条更为解放，以较圆劲的长线绦构成纠缠的线，运笔多如划桨拨水，节节涩进顿挫，勾连不断，线条流畅纵情，笔势开阔，如长枪大戟荡漾空际，昂藏傲岸，用笔刚强挺健，墨色有浓润枯涩的变化，笔法精奥，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是一件难得的艺术作品。

魏晋以来，草书盛行不衰，名家辈出。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朝的张旭、怀素等，都是草书大家。

宋朝黄庭坚和同时期的书家有一个典型的不同之处，对于草书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他的草书独自面目的成熟还得益于书法以外的功夫参悟，即借助其博学广闻，用心感知，提升其对草书的理解升华。他曾有一段学习草书的自白：“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字不同。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由此可知，黄庭坚学书首先学的是周越。周越的书法坡以为“险劣”，米芾评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但是由于初学周越，因为时人范帖的缘故，故十年不脱俗气，后看出旭、素作品的飘逸，知其笔法，才脱去俗气。据说有一次，黄庭坚作书，坡在一旁称赞，钱勰却惋惜黄庭坚没有见到怀素《自叙帖》，后黄庭坚在涪陵石杨休家见到《自叙帖》真迹后悟到草书笔法，下笔飞动，自谓得草法于涪陵。黄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巾有书数干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两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

无疑，山谷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感悟。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中途学草书，由于运笔不到家，笔画缺少气势，没有灵活到位，后看到众人划桨，才有启发，悟出笔法笔势，划桨不到位，力度、节奏不够，船就不会行走。由此想到用笔运笔，假如黄庭坚没有博学的知识，就不会悟出此道理。他曾说：“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部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横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靠心悟，以意使笔。用心参禅妙悟古人笔意，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其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

南宋时期，黄庭坚书法的形式特点在宋高宗早期书风中表现明显，对于明草书大家祝允明（1461～1527），黄的影响很大。文徵明（1470～1559）是明代最有才华的书法家，他真、草、隶、篆四体皆能，对黄庭坚书法偏爱有加，尤其黄带有尖长笔画的张扬的清瘦对他影响很大。

黄庭坚书法篇5

关键词：黄庭坚　涪州　黔州　创作　生活

黄庭坚(1045－1105)，江西修水人，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年号涪翁，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治平年间进士。擅长诗词，为江西诗派首领。书法成就颇高，与苏轼、米芾、蔡襄齐名，合称“四大家”。宋哲宗即位，召他为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

北宋党争剧烈，宋哲宗亲政以后，主张变法的变法派逐渐在朝中得势。绍圣初年(1094年)，黄庭坚的政敌弹劾他在纂修《神宗实录》时“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斥熙宁以来政事”，黄庭坚因这个罪名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安置。次年正月，黄庭坚离开开封，四月二十三日到达彭水，寓居彭水县城开元寺，为避亲嫌，于元符元年(1098年)移居戎州(今四川省宜宾市)。宋任渊《山谷内集诗注》所附《年谱》元符元年条下云：“按《实录》，绍圣四年三月，哲宗正丞张向提举夔州路常平。十二月壬寅诏涪州别驾黔州安置黄庭坚移戎州安置。以避使者亲嫌故也。”又云：“山谷三月间离黔，六月抵戎州……”并注引山谷《与杨明叔大字跋尾》云：“绍圣五年三月哉生明，涪翁将迁于焚道，治舟开元寺江曲之间。焚道即戎州。”

黄庭坚堂弟黄嗣直当时正为“涪陵尉”，所以黄庭坚在涪陵有短暂停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身体不适，需要看病休养；二是想与兄弟家人共叙骨肉之情。黄庭坚此次“少留”涪陵，并作《赠嗣直弟颂十首(并序)》。《山谷内集》卷十五有《赠嗣直弟颂十首》，诗前有《序》云：“涪陵与弟嗣直夜语，颇能明古人意，因戏咏云：‘人皆有兄弟，谁共得神仙。’故作十颂以记之，此二句唐赤松观舒道士题赤松子庙诗也。”(按：这与唐代著名道士诗人舒道纪《题赤松宫》一诗中的两句“人皆有兄弟，谁共得神仙”的文字顺序略有不同：“松老赤松原，松间庙宛然。人皆有兄弟，谁得共神仙。双鹤冲天去，群羊化石眠。至今丹井水，香满北山边。”

黄庭坚在彭水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结交佛、道，研习经文，汲水炼丹。他寓居开元寺，与寺内僧众亲同一家，一道参诵佛经。还攀爬上摩围山麓的云顶寺游玩豪饮。他对黔州的范道人称赞不已，说与他交谈“日闻所未闻。不知老之将至”。于是习道术，造炉汲水炼丹。遗存丹泉井。在他的诗文中也能看到他运用佛典、公案来写自己的悟道心得体会，表现的正是诗人在获得生死解脱之后所体悟到的人生哲理。

《赠嗣直弟颂十首》正是他此一人生感悟的诗性表达：

饥渴随时用，悲欢触事真。十方无壁落，中有昔怨人。(其一)

去日撒手去，来时无与偕。若将来去看。还似不曾斋。(其二)

正观心地时，丝发亦无有。却来观世间，冬后数九九。(其三)

涪陵萨堆子，且道也旁行。亦嚼横陈蜡，不爱孔方兄。(其四)

万里唯将我，回观更有谁。初无卓锥地，今日更无锥。(其六)

向上关捩子，未曾说似人。困来一觉睡，妙绝更通神。(其九)

往日非今日，今年似去年。九关多虎豹，聊作地行仙。(其十)

这些禅宗偈颂大多运用佛典、公案来写自己的悟道心得体会，表现的正是诗人在获得生死解脱之后所体悟到的人生哲理，所有诗句无不指向不受世俗污染的淡泊志向，是“平常心便是道”的审美愉悦。

他在黔州期间的书法当不少，除了绿阴轩下摩崖题刻“绿阴轩・山谷书”外，其他却漫没无迹。清道光年间。县城居民在小北门掘得一块石碑，其上有字：“杨浩明州梨任子修自城西来，会于石间。涪翁题。”据《碑目考》载：“鲁直谪黔，有‘涪翁策杖。至此观江涨，雨余天欲凉’十五字墨迹，在嘉禾堂。”惜清光绪初年时即已不存。2000年，彭水出土一南宋摩崖石刻，据黔州知州郭麓记载，彭水县政府附近有黄庭坚所书“飞来峰”题刻。可是并未露其尊容。现唯一幸存的绿阴轩题刻，我们还能够领略其风采。

黄庭坚在黔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文章。按他自己的话说：“数年来绝不作文字，犹时时作小记序及碑刻耳……至于诗，不作也是元祜五年也。”(《答从圣使君书》)谪来黔州后，“似得江山之助”，一发不可收。稍有闲暇，便与黔州参军李长倩、训学王充等人谈论诗文。挥笔创作。现存文集中，此间关于黔州的作品有诗20首、词12篇，还有专著《草》和《王全州祠堂记》等。这些诗词文章均以彭水、黔江(旧时，乌江的别称)为背景，或描太平盛世之貌，或诉钟爱山水之情，或叙遭遇不平之声。

《竹枝词》是巫山一带民歌，多为女子歌唱，后风行于巴渝、湘鄂西地区，始于唐，一般为七言，山野之风十足，刘禹锡发现之。至明代已消亡。黄庭坚作《竹枝词》传于巴娘，令以歌之，知北宋末黔州女子尚能歌之(详见《三峡竹枝论》)。“四海一家皆兄弟”，惠洪《石门文字禅・跋山谷字》：“山谷初谪，人以死吊，(黄庭坚)笑日：‘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处，无不可寄此一梦者。”’这里有竹枝词、舞红裳等歌舞令人陶醉，也有稻、粟、茶叶、惠酒、鱼、余甘等饮食水果让诗人品尝，他对当时彭水十分流行的民歌《竹枝词》特别欣赏以至入迷，在《答从圣使君书》中就说：“钦仰风流，恨不得陪耳。”称道：“荔枝阴成棠棣爱，竹枝歌是去思谣。”他创作的《竹枝词》，留下了“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兄弟”的千古名句。

黄庭坚因简牍得罪，故谪居黔州期间仍心存余悸，深感自己戴罪之身将“不复齿于士大夫”，故终日废绝人事“谢病杜门”。努力将自己封闭起来。但事实上他却不可能做到与世隔绝，其高尚的人品及渊博的学识，自然会吸引远近的文人学子前来向他求教，常有“门生抱经来咨问”；而他的爱才之心又常常会使他突破心理牢笼，每当发现可造之材。他总是愿意加以揄扬、指点，乐于为他们指示“进学畜德”之途，并戏谑地说自己这种乐于指点后学的习惯乃“俗气未除耳”。他在《与王子龙书七首》(其一)中亦云：“至于乐闻士大夫之好学，有忠信根本，可以日就月将者，则惕然动其心，此则余习未除耳。”故《豫章先生传》有云：“(黄庭坚)与后生讲学，孜孜不怠，两川人士争从之游，经公指授，下笔皆有可观。”

黄庭坚在黔州遗留下来的诗词书法，对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精神成了激励彭水学子的灵魂支柱。人们将他生活的地方以物化的形式保留下来，如摩围阁、怡思堂、万卷堂、绿阴轩，人们还将他汲水炼丹的泉井命名为“丹泉井”，将他涤笔的池子称为“洗墨池”。这些对今天发展彭水的文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万卷堂”和“绿阴轩”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万卷堂”在今郁山镇，是黄庭坚曾经讲学过的地方。 黄庭坚逝世后改为“丹泉书院”，以堂前有丹泉井命名，仍然堂悬“万卷堂”匾额。这是彭水民众集资兴办的最早的学校之一。经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县令曹栋重建和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知县杨于高募捐扩建，成为彭水县三大书院之一。此书院选聘名人执教，秉承山谷居士遗风，治学严谨，颇有成效。仅同治八年(1869年)起的三十二年间，培养的近200名学子中，京考恩科第一名1人，二甲进士2人，省考中举4人，州考秀才23人，补为廪生16人。故而川东道台锡佩赐联云：“从渝州按步而来，喜闻岩邑弦歌，真不愧位列三贤，堂开万卷；是黄庭坚读书所在，留得墨池模范，又何难诗雄四海，文冠一时。”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废科举，改建为丹泉小学堂。民国初年改称彭水县第二小学校。1937―1942年，在此兴办黔彭联立初级中学。解放后改称郁山镇中心小学校。为彭水培育了大批优秀少年儿童，成为全县重点小学校。

绿阴轩，址在彭水县城乌江东岸峭壁之巅。此轩原建筑为四出飞檐的独亭，雕花门棂，有矮栏可依凭，与摩围诸峰隔江相望。门楣悬挂黄山谷手书“绿阴轩・山谷题”楷书匾额一方，字色粉绿，檀木衬底，清秀雅致。轩旁有古榕，干枝道劲，气根虬接，附崖攀石而立。轩成后，山谷常与邑中文人雅士游歇于此，凭栏望江而坐，或谈论诗文，或缀章联句，或展卷作书。曾多次重修，现在连遗址也遭损毁。原轩旁四周及古榕下遍刻历代游人题咏，现不复存在。只有轩下崖壁上还留有“危然大块”、“岩迎碧水”、“山静日长”等题刻还清晰可辨。

黄庭坚在彭水的文化遗产。为发展乌江和彭水的旅游业增添了更为丰富的人文内涵。他在彭水生活的经历，以及遗留下来的关于黔州和彭水的诗词歌赋、文章、书信，增添了彭水旅游的神秘色彩和文化内涵。因他而遗存下来的绿阴轩、摩围阁、洗墨池、丹泉井、黄庭坚衣冠冢和三贤祠遗迹，给彭水积淀了厚郁的人文精神，与此同时，这些文化遗产还可以为建设青少年教育基地提供参考，以此让黄氏文化、山谷精神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毕沅.续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任渊.山谷内集诗注[M].文渊阁四库本：第11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黄庭坚.山谷内集[M].文渊阁四库本：第11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全唐诗：第二十四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黄庭坚.答王补之书[A].山谷内集[M].文渊阁四库本：第11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黄庭坚书法篇6

薛绍彭，生卒年不详，字道祖，号翠微居士，汉中万泉（今山西万荣南）人。

薛氏书法师宗二王，尤善行书，且收藏颇丰，与米南宫交厚。米芾曾言：“世言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与兄弟。”后人将他的书法与“宋四家”比较后称赞在超越唐人而得晋人笔意、笔法方面，薛绍彭应首屈一指。但他在古人后亦步亦趋，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面目，也使他最终未能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

《昨日帖》章法疏朗有致，行笔中侧并用，不疾不徐，熟练自如。蕴藉含蓄，温润秀雅的晋人气韵跃然纸上。此札放置宋人诸大家中，与那些个性鲜明的书作相比，因其不越古人，雍容平和，不激不厉，深涵晋人风流韵致的神采，令人疑非宋人之书。

七、蔡京《致节夫》札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光化（今福建）仙游人。为人凶奸，舞智御人，谗害忠良，《宋史》将其列入奸臣史。后世恶其为人，遂把原先“宋四家”中的蔡京，改换与其同乡的先辈蔡襄。

蔡京擅长书法，字势雄健，自成一家。《致节夫》札痛快沉着，摇曳多姿，可与米南宫相较。用笔一丝不苟，点画多变，可知其于二王法帖用功甚勤。因与米芾有交游之谊，故两人书风颇有相似之处。《致节夫》札，虽姿态近米，但稍显柔媚，俊朗爽利之风神不及米南宫。其中“劳”“叙”等字还染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体”的气味。

八、陆游《致台闳尊眷》

相对北宋而言，南宋书法则显得十分平庸，基本上被苏、黄、米三家笼罩。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笠泽翁、笠泽渔隐、九曲老樵等，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与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南宋四大家”。

陆游是南宋一代文豪，文学、诗词、书法皆为代表人物。其书风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接近黄庭坚。陆游曾作诗言：“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平生江湖心，聊寄笔砚中。”又云：“学书当学陶，学诗当学颜。”陆游所言书法三家，恰好也是黄庭坚最推崇的几位。陆游《致台闳尊眷》札，取势欹侧，长笔四展，字态瘦长且中宫敛结，笔意润秀，一股郁勃雄放之气贯穿其中。其中宫敛结、取势欹侧类黄庭坚小行楷《致景道十七使君》札。虽然书史上并没有文字记载陆游书出黄庭坚，但从陆游所言书学三家的诗作中，可以看出陆游取法与黄庭坚相合，只是陆游的不足之处在于他在传统上所注入的功力有点缺乏罢了。

九、范成大《马首帖》

作为与陆游同为“南宋四大家”的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范成大擅长书法，陶宗仪《书史会要》云：“石湖以能书称，宗黄庭坚、米芾，遒劲可观。”其书学黄、米，注重笔势的轻重往复，连绵不绝。《马首帖》札，笔意在黄、米之间，大概是黄七米三，某些字形结构近似米芾，而中宫敛结、跌宕舒卷的体势更近黄庭坚。然缠绕往复过实，不如黄、米练达老到，故下一等也。

十、米友仁《录示帖》

南宋学米字的人很多，比较突出俱得米字形神的有米友仁、张孝祥、吴琚等人。

米友仁（1037—1153），字元晖，初名伊仁，后改友仁，米芾长子，世称“小米”。米友仁书法完全模仿其父，从传世的书作来看，均在其父基础上加以夸张，形成字形愈发狭窄的特点。《录示帖》寥寥四行，用笔沉实厚重，练达凝结，章法顾盼错落，欹侧相映，充分再现了米书洒脱天真的风貌。但其往往露锋行笔，头如刀截，落笔即按，稍运辄止，结字多呈长方形，姿态较为单调，与其父相比，不够自然和谐。

黄庭坚书法篇7

苏拭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坡、苏仙；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和黄鲁直韵》

苏轼

四句烧香偈子，随风遍满东南。

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

万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斓斑。

一炷香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闲。

译文：

黄鲁直那四句“偈子”，就像妙香一样四处飘散。此偈中之智慧不是仅凭耳闻心思就能企及的，其品质也是闻思香比不上的。为了更好地体会其诗中的智慧，应用心参悟，就像品香一样，最好用鼻子来“观”。

在明亮的窗几下，那些书上的字仍显得小，在我眼里就像斑斓一样模糊不清，一炷香燃烧完，香品不再散发出香气，火也熄灭了，就像我一样，年岁大了，心里却很闲适。

《有闻帐中香以为熬蝎者戏用前韵二首》

黄庭坚

海上有人逐臭，天生鼻孔司南。

但印香严本寂，不必丛林编参。

我读蔚宗香传，文章不减二班。

误以甲为浅俗，却知麝要防闲。译文？

有人爱香成癖，生来鼻观具有很强的辨别能力。只要闻着帐中香，便能得到如来的印可，而不必去四方游历参禅了。

我读范晔的《和香方》一书，其文采不输汉代的班彪、班固父子。

他书中误认为徐湛之之辈像甲香味道浅淡、凡俗，却知道像庾炳之类的人物像麝香一样多禁忌。

《子瞻继和复答二首》

黄庭坚

置酒来容虚左，论诗时要指南。

迎笑天香满袖，喜公新赴朝参。

迎燕温风旎旎，润花小雨斑斑。

一炷烟中得意，九衢尘里偷闲。

译文：

置办了酒席当然希望有尊贵的朋友一同痛饮，谈论诗文也要放在时代的大环境下而论。很高兴看到满袖飘香，欢喜听闻您又要为朝廷献力。

春光旖旎，微风和煦，燕子飞舞；细雨蒙蒙，花枝摇曳。燃一炷馨香，在喧闹繁华的街市忙里偷闲。

“丹青已非前世，竹君时窥一班。五宁还当靖节，数行谁是亭闲。”本为苏轼再答黄庭坚之诗，《四库全书》误列黄庭坚《子瞻继和复答二首》之下。

黄庭坚

宁鲁直，号山谷道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浅斫：

《答黄鲁直书》中写到苏轼第一次在孙觉座上见到黄庭坚的诗文，“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苏轼对黄庭坚称赞有加，而黄庭坚更是投书苏轼，恭执弟子之礼。

苏、黄二人相交后惺惺相惜，也正因此二人遭际沉浮紧紧相连。“乌台诗案”苏轼的朋友中包括黄庭坚、苏澈、王诜、张方平、范镇在内的三十九人受牵连。黄庭坚虽然与苏轼未曾谋面，但因与其有诗文唱和往来，亦被罚红铜二十斤。

苏轼的《和黄鲁直韵二首》，一首说自己钦佩黄之智慧，以及其诗文之精妙，另一首形容自己的处境。

“四句烧香偈子，随风遍满东南。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提到的香并非是具体的香品，而是黄庭坚为酬答别人送的香品礼物而做的诗，即《有闻帐中香以为熬蝎者戏用前韵》），以香赞黄庭坚诗歌之超逸绝尘。

第二首“万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斓斑。一炷香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闲。”依然以香说人，用香来比喻自我精神的熄减，当然这实为苏的自谦之词。黄庭坚《有闻帐中香以为熬蝎者戏用前韵二首》引用了《楞严经》里香严童子闻沉水香悟道的典故。“但印香严本寂，不必丛林遍参。”一句说只要闻着帐中香，便能得到如来的印可，而不必去四方游历、参禅悟道。宋代诗文中有诸多“参诗如参禅”、“闻香如参禅”、“品茶如参禅”的表述。黄庭坚便极为推崇“闻香如参禅”。其《贾天锡惠宝熏乞诗作诗报之》云：“贾侯怀六韬，家有十二戟。天资喜文事，如我有香癖。”自称有“香癖”，且其自诩为“香痴”且对闻香做了许多禅理的提升。除了《有闻帐中香以为熬蝎者戏用前韵二首》还有诸多诗文中都提及焚香对禅修悟道的意义，如“险心游万仞，躁欲生五兵。隐几香一炷，露台湛空明”。“当念真富贵，自熏知见香。”等诗文都谈及可以通过品香来修炼精神以及香能使人明心见性而达到圆通之境。

周裕锴先生《“六根互用”与宋代文人的生活、审美及文学表现

兼论其对“通感”的影响》一文中谈到黄庭坚是宋代比较早提出“鼻观”概念的人，即通过品香之类的人鼻所乐之的气味可以实现、获得圆通。“鼻观通妙”这一^念对北宋中叶后的文人影响深远，清代学者钱谦益更是主张：“鼻观论诗”并且明确提出“香观说”。

是谓“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叹古今”苏黄如伯牙、子期，二人气味相投，借书斋中常见之熏香为文赋诗，互相赠答、唱和、同参。

坡对沉香也十分喜爱。在《沉香山子赋》可咏道：“金坚玉润，鹤骨龙筋，膏液内足”。晚年被贬到海南岛，眼睹沉香被“竭泽而渔”，并借此赞颂其弟文词。《琼州府志》亦有记载其作诗抨击时人对沉香索取过度，曰：“沉香作庭燎，甲煎纷相如。岂若注微火，萦烟袅清歌。贪人无饥饱，胡椒亦求多。朱刘两狂子，陨坠如风花。本欲竭泽渔，奈此明年何？”

黄庭坚书法篇8

鄂州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山水秀丽，风景优美，是“三国旅游线”和“长江旅游带”上的重要城市，是“鄂东红绿经典旅游廊道”和“鄂东人文旅游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1]而西山风景区作为鄂州城市生态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以三国历史文化为内涵，并与佛教文化、名人文化相融合，同时以自然山水为依托，发展观光游览、休闲娱乐的湖北省级风景名胜区。[2]

西山风景区人文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文化底蕴极为丰厚。以吴王故都为特色的历史文化景观，以陶侃、苏轼为代表的名人文化景观，以古灵泉寺为标志的佛教文化景观，以西山园林为主体的自然生态景观，在这里巧妙融和，交相辉映。三国吴王孙权、晋代高僧慧远、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和历代名士陶侃、庾亮、李白、元结、苏轼、黄庭坚、彭玉麟、张之洞等等，在西山留下了他们治国理政、参禅说法、习武修文、避暑隐居、游赏宴饮的诸多遗迹和逸闻轶事，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不朽篇章和传世墨宝。其中，北宋文学家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苏门文人，更是与西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多次游历西山，吟咏西山，为我们发展西山文化旅游，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深入挖掘，充分利用。

一.苏门文人在武昌的文艺活动

苏轼、苏辙，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苏门文人一道，在游历武昌（今鄂州）的过程中，受武昌西山深厚的文化蕴涵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所激发，创作出艺术成就高超的诗文、书法作品，为提高武昌(今鄂州)的知名度，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值得我们给予高度重视和深入发掘的。

（一）苏轼多次畅游武昌西山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东坡区)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也是当时以关心人民疾苦而著称的政治家。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轼从“乌台诗案”中解脱出来，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于二月一日到达与武昌(今鄂州)一江之隔的黄州，至元丰七年(1084)四月离开黄州赴汝州止，在黄州度过了四年零两个月的贬谪生活。在此期间，苏轼因武昌山水秀丽，特别是被武昌人民的淳朴好客所吸引，多次渡江南来，在樊口饮潘生酒，食武昌鱼，登西山观松寻梅，探访先贤遗迹，在西山古刹品泉尝饼，在吴王岘营建九曲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优美诗文与动人传说，也与武昌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苏轼游武昌西山以诗纪游

元丰三年(1080)四月，苏轼来到黄州不久，即同杜沂等人前往武昌寒溪西山寺，游览吴王岘、九曲亭、菩萨泉、芦洲、樊口诸胜。杜道源之子杜孟坚时为黄州法曹，亦至武昌陪游。游后，苏轼作了《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诗纪游。同年六月，苏辙送兄长家眷来到黄州后，苏轼与其同游武昌西山寒溪、九曲亭。其后，苏轼作《记樊山》、《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诗以纪其行。元丰五年(1082)六月，苏轼好友张舜民谪郴州时绕道前来看望苏轼。苏轼、张舜民同武昌县令李观佐、武昌主簿吴亮等人往游武昌樊山。元丰六年(1083)三月寒食日，苏轼与农人兼药师郭兴宗游于武昌寒溪，吴亮提壶置酒，郑喜作挽歌，苏轼改白居易《寒食野望吟》助兴，一起度过寒食节。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离黄州去汝州。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中，苏轼乘船过江夜行吴王岘上，听到对岸黄州的鼓角响起，内心汹涌澎湃，写下《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诗抒发感慨。[3]在谪居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轼诗文中直接写西山的有《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武昌西山诗》和《樊山记》等；间接写西山的有《南堂望西山》(《南堂》五首其一)、《定惠院夜月出望樊口》、《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和《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4]

2.苏轼《武昌西山》诗引发唱和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九月，离开黄州已有三年的苏轼回到朝廷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十一月二十九日，因考试馆职，苏轼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曾任武昌县令的翰林学士承旨邓伯温(字圣求)会宿玉堂。两人谈及昔日西山之游，激起苏轼对武昌的怀念，于是作长诗一首，并请邓圣求同赋。邓圣求欣然应允，随即步韵和诗一首。消息传出，当时的在朝文士争相赓和。为了答谢诸位文士的酬唱，苏轼又作《西山诗和者三十馀人再用前韵为谢》。据诗序说，苏轼《武昌西山》唱和诗共有三十馀首，极一时之盛，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可惜其诗多已不传，现存仅有苏辙、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刘攽、孔武仲等人所作的6首和诗。

3.苏轼情系武昌西山菩萨泉

谪居黄州两个月后的元丰三年(1080)四月十二日，苏轼的老朋友杜沂前来黄州看望他。杜沂之子杜传（字孟坚）当时任黄州法曹，杜沂是从儿子那里得知苏轼谪居黄州消息的，便携带着从西山得到的酴醿花、菩萨泉这两件佳物前来定惠院。苏轼应杜沂之请作《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寄怀。元丰三年(1080)十月，老朋友李常从舒州(今安徽安庆)来黄州看望苏轼。欢聚数日后，苏轼便陪李常过江游览西山，并应李常之嘱，作《菩萨泉铭》以记其事。元丰四年(1081)四月，苏轼的二侄女婿王适(子立)自筠州前往徐州参加秋季的举人考试，顺道前来黄州看望伯岳父。苏轼于欣喜中陪王适过江游览西山。走到菩萨泉边时，囊中羞涩的苏轼突发奇想，酌菩萨泉一杯，口占《武昌酌菩萨泉送王子立》绝句一首赠之。

4.苏轼与西山东坡饼的来历

苏轼第一次游览西山时，便休息于西山寺中。寺僧对当时名闻天下的苏学士十分敬重，为款待这位峨嵋名士，便以菩萨泉水烹茶，又以本寺特制的香油麦面炸饼招待。这种饼不经发酵而自然酥松，不添香料而自然清芬，分外香甜酥脆，口味极佳。苏轼便问及此饼的制作技法。寺僧告诉他，此饼是汲了四眼泉之水调制而成，所以好吃。一饱口福之后，苏轼饶有兴趣地跟寺僧约定：“尔后复来，仍以此饼饷吾为幸！”自此，寺僧与邑人便以“东坡饼”名之。由于苏轼也常去黄州的承天寺、定惠院，东坡饼亦成为这一带和尚道士的斋品。东坡饼又名空心饼、千层饼，讲究圆、黄、酥、脆，呈凸状小山包形，层层扁条盘绕着小山顶。置于瓷碟中，撒一层白砂糖就如同一座金黄色小山包上撒满白霜。食之油而不腻，焦脆爽口，透出一股淡淡的幽香，至今仍保留了苏轼时代的特色。

（二）苏门文人在武昌的活动

自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谪居黄州开始，苏辙、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苏门文人就与黄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们来到黄州以后，与黄州一江之隔的武昌(今鄂州)，即以其秀丽的自然山水、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名胜古迹，吸引着苏门文人扁舟渡江，来武昌西山登临游赏；而武昌则凭借苏门文人们所写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优秀诗文，声名鹊起，成为千百年来的旅游名城。

1.苏辙作武昌九曲亭记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苏轼之弟。北宋文学家、诗人。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初，苏辙由应天(今河南商丘)判官谪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赴任途中须经过江州，便绕道送苏轼家眷前来黄州。时值六月初，在苏轼的陪同之下，苏辙平生第一次游览了武昌西山。游览之后，苏辙作《黄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诗寄怀。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与朋友、僧人一起在三国东吴遗迹九曲亭旧址上，重建此亭。落成之后，苏辙应邀写了著名的《武昌九曲亭记》。[5]该文记述了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由来，阐发了苏辙“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的游乐山水中自有磊落胸怀和洒脱风度，也寄托着苏辙自己的人生态度。

2.黄庭坚书松风阁诗帖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其诗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又擅行书、草书，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宋哲宗崇宁元年(1102)，黄庭坚结束了在黔州、戎州“万死投荒，一身吊影”的放逐生活之后，赴太平州任，但做官九日即罢，只得暂时流寓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次年再次远贬宜州，九月途经武昌(今鄂州)时，黄庭坚游览了武昌西山，写下了《武昌松风阁》诗。其手迹《松风阁诗帖》是他的行书代表作。[6]该帖墨迹纸本，纵32.8厘米，横219.2厘米，全文计29行，153字。真迹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帖字迹匀称，笔势圆劲流丽，结构布局端庄秀美，风神洒荡，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意韵十足，不减遒逸《兰亭》，直逼颜氏《祭侄》，堪称我国古代行书帖中的极品。

3.张耒三谪黄州常游武昌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人。北宋著名诗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三月谪监黄州酒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这三次被贬，谪居黄州长达七八年之久。在此期间，张耒多次过江来到武昌，游览秀丽山水，凭吊名胜古迹，写下了十多首诗文。其中，《次韵苏公武昌西山》诗，当作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苏轼《武昌西山》诗唱和期间；《吴故城赋》《游武昌》《西山寒溪》《吴王郊台》《题寒溪长老方丈》《齐安今秋酒殊恶对岸武昌酒可饮故人潘主簿时惠双榼》等诗文当作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三月至元符二年(1099)秋第一次谪居黄州期间；《宿樊溪》《离樊口宿巴河游马祈寺》《道士矶》等诗当作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六月第二次谪居黄州罢官离黄途中；《雨霁望樊山》《新堂望樊山》《樊山》等诗当作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至崇宁五年(1106)十一月第三次谪居黄州期间。[7]

4.黄庭坚、晁补之、张耒撰书李深之墓志铭

1991年12月，在鄂州西山北麓的“653”油库工程施工中，发现被盗掘过的宋代武昌(今鄂州)尉李援的父亲李深之和母亲龚夫人合葬墓。该墓出土志石三方：其—为志盖，系黄庭坚篆书“有宋李深之墓”6字，其二为《有宋李公深之墓志铭》，由谯郡(今安微毫县)张耒撰，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晁补之书，其三为《宋龚夫人墓志铭》，谯郡张耒撰并书，豫章(今南昌)黄庭坚篆盖。[8]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苏门三学士，应武昌尉李援的聘请，聚集于武昌樊山之麓，为其死去的父亲李深之及母龚夫人撰书墓志铭。其中，张耒撰写墓志铭文，晁补之书写志文，黄庭坚篆写志盖，三学士合作而成。此即四个健在的进士共同为死去的进士树碑立传之举，实为世所罕见，堪称墓志史上的“三绝”。

二.发掘苏门文人文化资源的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带薪假期的增加，催生了一个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使旅游日益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而作为新兴消费热点行业之一的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悠久深厚的人文资源，特别是历史文化资源。文化旅游特别是以文物为依托的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的主要支点和吸引游客的一个亮点，文化元素已经成为旅游发展的新的“助推器”。

早在2001年初，鄂州市委、市政府即确立了“旅游活市”战略，明确了“打吴王故都牌，建山水园林城，兴生态旅游市”的旅游发展思路，以滨湖滨江优质环境景观塑造和生态文化旅游为特色[9]，重点实施了沿江三国吴都风光带一、二、三期工程，完成了西山风景区“门户”寒溪广场的建设。然而，近几年来的鄂州城市建设，虽然在传承吴都文化、突出山水特色、创造人文景观、修缮历史建筑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还有许多文化优势未能发挥出来，对以陶侃、元结、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历代名人文化资源的发掘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优势如能充分发挥出来，对于创造鄂州城市特色无疑具有重大作用。

1.牢固树立全域旅游的战略思想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10]推进全域旅游是我国新阶段旅游发展战略的再定位，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战略理念、思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旅游发展的要求，创新思维，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结合鄂州地域实际，加快从景点旅游模式向全域旅游模式转变，更加有效地推进鄂州旅游业的发展，促进鄂州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2.加强苏门文人遗迹的维护和复建

千百年来，鄂州人民通过修葺保存苏黄遗迹，新建祠堂、亭阁等形式，对苏轼、黄庭坚等历代名人表达了崇高的景仰和深切的怀念。为加强西山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必要对苏轼及苏门文人遗留给我们的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进行大力发掘和充分利用。一是要对现存的九曲亭、菩萨泉、洗墨池、松风阁等与苏黄有关的名胜古迹加强维修保护和开发利用；二是要尽可能地复建或新建三贤亭（陶侃、元结、苏轼）、苏黄祠、寻梅亭、怀苏亭等纪念设施，复建或新建有关碑刻，如西山唱和诗石刻、苏轼武昌题名石刻等[11]。要以丰富多样的硬件设施建设来增强苏轼及苏门文人在西山的历史存在感，扩大苏轼、黄庭坚等名人文化的社会影响，提高西山风景区文化旅游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3.加大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和营销

充分利用西山的文化旅游资源，加大文化旅游商品开发，提升西山旅游文化品位，让西山旅游商品更具纪念价值。除了以鄂楚文化、三国文化、古铜镜文化、净土宗佛教文化等为内容研发生产各类文物复制品、仿古工艺品外，重点要加强对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历代名人文化的“文创”产品研发，加强对“东坡饼”、“东坡肉”、“东坡肘子”等系列特色食品的口味、外观和制作工艺的研发和包装，以适用当代人的饮食口味要求。通过这些具有东坡特色和名人效应的旅游商品的研发和销售，形成具有鄂州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系列，使之成为西山风景区形象的一种有效载体。

4.加强对苏轼、黄庭坚的研究和宣传

苏轼、黄庭坚等苏门文人虽然不是鄂州籍人，在鄂州的活动时间也并不长，但由于他们在文学艺术史上的巨大成就和历史影响，使他们在鄂州的活动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我们今天要促进西山风景区文化旅游的发展，推进鄂州的全域旅游事业，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高地。因此，有必要重视鄂州历代名人文化的影响作用，拿出专项经费，组织专门队伍，设置专项课题，对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历代名人与鄂州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编印通俗读物，印制资料画册，加强西山名人文化的对外宣传，从而扩大西山文化旅游的社会影响。

5.加强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和推广

在充分研究和宣传的基础上，可以结合西山名人文化资源丰厚的特点，突出名人文化的特色，塑造“千年吴王古都”和“文人骚客游地”的整体形象，定期组织举行苏轼等名人文化节。节庆内容可以包括苏轼、黄庭坚等西山历代名人及其作品研讨会、苏轼等历代名人诗词歌会等，以凸显文化底蕴，传承历史文化，打造旅游亮点。[2]

总之，在发展西山风景区文化旅游事业的实践中，鄂州应当坚持“三国文化、佛教文化、名人文化”并重的指导原则。而在开发西山名人文化资源的时候，要加强以陶侃、元结、苏轼、黄庭坚等为代表的历代名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中苏轼、黄庭坚等苏门文人在武昌（今鄂州）所留下的活动遗迹和文艺作品，应当作为开发的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在推进西山文化旅游乃至鄂州全域旅游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EB/OL]．（2016-5-31）2016-06-29．gkml.hubei.gov.cn

[2]湖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鄂州西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6-2030）[EB/OL]．2017-03-17．ezylj.cn

[3]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孔凡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孔凡礼．苏辙年谱[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6]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7]李逸安，孙通海，傅信．张耒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熊亚云．鄂州出土墓志地券辑录及讨论[J]．东南文化，1993（6）．

[9]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鄂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鄂州市城乡总体规划（2011-2020）[EB/OL]．（2011-07）2012-06-12．ezu

po.com

[10]李金早．从景点旅游走向全域旅游，努力开创我国“十三五”旅游发展新局面[EB/OL]．（2016-01-29）2016-02-07．cnta.gov.cn

[11]（清）钟桐山．武昌县志[M]．鄂州：鄂州市档案史志局，2004．

基金项目：鄂州职业大学校级人文社科项目（2016YBA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