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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续改篇
凡是极其美好又有巨大遗憾的文艺作品，都会被称为“断臂维纳斯”，《红楼梦》也是如此。自该书诞生以来，关于后40回是谁之作等有关的探轶从未断绝，刘心武续写《红楼梦》，就是想把多年来的研究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刘心武续红楼梦》中，刘续试图进入曹雪芹的文本语境，对前80回中所有“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大、小、明、暗伏笔逐一进行了照应，并对古抄本中所有脂砚斋、畸笏叟批语中透露、逗漏的后28回的情节、细节、文本用语、回目等也逐一加以了兑现。
对于主要人物的命运，刘心武完全打破了《红楼梦》120回程高本的结局。在这里，林黛玉沉湖自尽；薛宝钗与贾宝玉婚后染病而亡；史湘云死后，贾宝玉大彻大悟，回归天界恢复神瑛侍者身份；妙玉为掩护宝玉与忠顺王同归于尽；好强的王熙凤则沦为下人，再加上被贾琏报复，她一路哭回金陵老家，在路上不堪，悲惨而死。
《红楼梦杀人事件》则是其中的一个异类。作者借用红楼中的背景和人物，写成了一出现代悬疑小说，以唯美笔触全面颠覆了这一百年经典。目前有两个版本的同名书籍，分别为中国人江晓雯和日本人芦边拓所作。江晓雯的《红楼梦杀人事件》，由四个连环案件组成，每桩案件，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极具场景感、戏剧性和表演性。深谙《红楼梦》的读者，会在《红楼梦杀人事件》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宝黛钗，一颦一笑仍如原著一样个性鲜明，只不过，他们的命运被重新改写。书中，晴雯、迎春、黛玉都被谋杀致死，卫若兰成了侦探，充满悬念。江晓雯以现代人的某些观念，对《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故事，进行了一次另类解读。其间，既借用了脂砚斋的某些批语，又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高鹗后四十回的某些情节。
芦边拓的《红楼梦杀人事件》，贾宝玉和林黛玉一起比肩共读的，不是那本《会真记》，而是《棠阴比事》《折狱龟鉴》《洗冤集录》等法医学专著和《龙图公案》《武则天四大奇案》等公案小说。时空背景从“贵妃省亲”开始。从第四回起，大观园内就发生了连环杀人事件，迎春、王熙凤、湘云、香菱、晴雯、鸳鸯、黛玉等美女纷纷死于非命。同时，大观园内的人们也钟情于探案，由探春发起成立的“海棠诗社”变成了解疑破谜的“海棠谜社”；原著里一笔带过的总管赖大之子赖尚荣，由贪官变为屡破疑案的刑部司法官，他被派去调查大观园连环杀人案，而暗中协助他的便是贾宝玉。
其二：研究篇
西岭雪素有民间“红学”研究第一女性之称。在她的《西岭雪探秘红楼梦》一书中，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触觉，带领我们探秘“红楼36钗”。她把《红楼梦》中人分成了“金玉”两大派系进而进行深层分析，得出此书是个性格的悲剧集合，其主要人物都是自误。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黛玉太聪明了，所以过分敏感，影响了健康。宝钗是博知所误，熙凤则是心机所误，心力消耗过甚，旧病复发而死。西岭雪就这样一一为我们揭底了红楼中主要女性人物的悲剧性格和薄命的结局，凭吊了最耐人寻味的红楼人物宿命之谜，这在历来的《红楼梦》阅读中，都是颇令人困惑的一团乱麻。
台湾著名美学家、文学家蒋勋的《蒋勋说红楼梦》，从人性、文学的角度，挖掘《红楼梦》独特的人文内涵，还原《红楼梦》真正的文学内蕴。蒋勋在台北授课《红楼梦》美学，引来林青霞每周飞赴台北听课，并且说：“蒋勋老师是我唯一的偶像，听老师讲《红楼梦》，心里会产生安定的力量。”蒋勋有段答记者问说，“在台北听讲《红楼梦》的大概不到三十个人，大都是台北那些大企业家的媳妇，很多都是嫁入豪门的。所以一个比一个美，我忽然觉得好奇怪，我觉得我在讲《红楼梦》，然后这些人真是红楼梦中人。他们才真的是红楼梦中人。他们完全知道十二金钗的悲苦是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红楼梦》就像一部佛经一样，它其实也度化了我。”看来做红楼梦中人在当今社会，美学意义之外，尚有社会学之现状可作思考。
草根学者蒋国震的《真假红楼梦》，语出惊人，指出《红楼梦》的作者并非曹雪芹，而是康熙王朝曾被两立两废的太子胤。为了论证这一观点，蒋国震从曹雪芹的身世谈起，列举了大量确凿资料，证明曹雪芹只是对《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作者则另有其人。而后又剥茧抽丝，从《昌平州志》、《枣窗闲笔》等历史文献和文人著作中披沙拣金，描绘了胤从储君到“废太子”之后，创作《红楼梦》的心路历程，同时将一个纷乱复杂的清代宫廷政治斗争逐一呈现给读者。在《红楼梦》已有定论的前提下，我们为蒋国震不畏权威、敢于挑战之举叫好。
其三：解密篇
读书要读人，读人读魂。青灯下的古佛的《红楼人物解码：世道人情中的心机》就写到了人物的魂，在等级森严的荣、宁两府内，他们上至贵人，下至丫环的生存空间都非常狭小，如贵人阶层的，林黛玉在“世人皆浊唯我独清”中吟唱出“质本洁来还洁去”，而王熙凤则是在“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中落得个“聪明反被聪明误”。丫鬟阶层的，袭人、平儿、小红结局完好，而金钏、晴雯、司棋却阴阳两隔。这其间的差别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世道人情中的心机大有不同。比如贾芸审时度势，实现了从穷人到富人的变化；而贾瑞却不自量力，上演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闹剧。
侯会的《红楼梦贵族生活揭秘》，试着从物质生活、银钱经济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第一辑“衣食住行”，试着由贾府的物质生活，探究小说的主旨和作者的志趣。《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衣食住行，代表着那个时代最奢华的物质享受水准，大有超越皇家的势头。第二辑“银钱经济”，进一步由经济的角度关注作品。从当时的金银价格，说到物价水平，更分析了贾府的财政状况。第三辑“真相曹家”，引领我们把目光由书内移向书外，关注到曹家的经济、物质生活史实，那是小说的素材源泉。于是我们看到曹玺、曹寅父子寒酸的“工资单”；了解了曹家因接驾而造成巨额亏空。小说中不少谜题的背后答案，在本书中都是第一次披露。
刘耕路是87版电视剧本《红楼梦》三名编剧之一，所著《红楼诗梦》寻觅故典，探索诗谶，以详细注释与赏析解诂《红楼梦》诗词，慰藉曹雪芹传诗之意。刘耕路认为，“如不是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断写不出《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同样，读《红楼梦》也需要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积累，才能对其内涵理解更多”。因而写作此书第一章，谈《红楼梦》曲和“判词”；第二章谈宝、黛诗词；第三章谈匾额、联语；第四章谈谜语及酒令；第六章谈赞语、偈语等。若想从《红楼梦》里领会文学与艺术的景致，可藉此书反复吟咏或赏玩。
其四：衍生篇
沈雁英教授的《红楼梦养生智慧》，深挖细做，对《红楼梦》蕴含的健康养生之道和中医保健精粹加以研究和分析，从养生保健的角度“解密红楼”，用富有哲理而又风趣幽默的语言，向读者积极灌输和倡导现代健康生活的新观念。诸如贾母“最是怜老惜贫的”，对一些老人，还有下人，她都注意做到关爱、关心和体贴，用刘姥姥的话说，贾母像老菩萨一样，能够仁者有寿。所以，人的豁达乐观，也能够对人的健康长寿有帮助。
张志鹏的《红楼梦的职场人生》，是对《红楼梦》的现实解读。张志鹏站位现代职场，依从行政视角，辅之以严谨公文的全新架构，独步匠心，活学、活用、活化了经典。全书精选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36位丽人，同时收录了刘姥姥、乌进孝、贾芸儿、薛姨妈等四位“非钗”角色，以人物引情境，以故事说权谋，成功将《红楼梦》这一旷世伟作中所囊括的政治风云、职场权谋，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等，通过一种简洁、轻松的形式一并呈递给各位读者，进而生发出对涉世生存法则和职场人生的正反两方面行政参照。
曹雪芹不仅是文学家，也是美食家。蒋荣荣的《红楼梦美食大观》以“色、香、味、情趣”四要素，写到了《红楼梦》中“吃”的学问。虽然《红楼梦》不是描写“吃”的伟著，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烹调食谱、点心饮料，宴饮场景，无不精妙异常，令人叹服，据此，有人对《红楼梦》里的菜肴、点心、饮料以及曹雪芹的烹调技术作过专门研究。或许是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并出于烹饪技术教育的需要，以及对《红楼梦》一书的偏爱，蒋荣荣饶有兴趣、不遗余力地整理编写了这部《红楼梦美食大观》。
潘富俊博士的《红楼梦植物图鉴》，带领读者从认识植物的特性，来深入曹雪芹的红楼世界。收录在《红楼梦》出现过的植物共242种，潘博士从每回故事大纲说起，言简意赅剖析每种植物在故事中的运用技巧，甚至溯及《诗经》的文学传统。借由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曹雪芹如何运用植物来写景抒情、刻画人物：比如黛玉葬花葬了什么花、十二金钗各有哪些象征个性与命运的植物，以及三十服名称讲究的中药方剂到底是真是假。
相关书籍：
《刘心武续红楼梦》刘心武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
《刘心武续红楼梦》：epaper.省略/gmrb/images/2011-03/02/09/res04_attpic_brief.jpg
《红楼梦杀人事件》江晓雯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10月
江晓雯《红楼梦杀人事件》：img39.省略/18/34/20931489-1_e.jpg
《红楼梦杀人事件》（日）芦边拓著，赵建勋译，群众出版社，2008年1月
芦边拓《红楼梦杀人事件》：img39.省略/49/16/20162389-1_e.jpg
《西岭雪探秘红楼梦》西岭雪著，团结出版社，2010年3月
《西岭雪探秘红楼梦》：img32.省略/37/8/20819242-1_e.jpg
《蒋勋说红楼梦》蒋勋著，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8月
《蒋勋说红楼梦》：img33.省略/9/30/20918313-1_e.jpg
《真假红楼梦》蒋国震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年8月
《真假红楼梦》：img33.省略/17/14/20911193-1_e.jpg
《红楼人物解码：世道人情中的心机》青灯下的古佛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
《红楼人物解码：世道人情中的心机》：img35.省略/43/10/20873005-1_e.jpg
《红楼梦贵族生活揭秘》侯会著，新华出版社，2010年10月
《红楼梦贵族生活揭秘》：img39.省略/38/10/20903789-1_e.jpg
《红楼诗梦》刘耕路著，三联书店2010年9月
《红楼诗梦》：img35.省略/45/10/20923695-1_e.jpg
《红楼梦养生智慧》沈雁英著，求真出版社，2010年3月
《红楼梦养生智慧》：img39.省略/40/14/20787169-1_e.jpg
《红楼梦的职场人生》张志鹏著，凤凰出版社，2010年9月
《红楼梦的职场人生》：img33.省略/78/23/20936103-1_e.jpg
《红楼梦美食大观》蒋荣荣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红楼梦美食大观》：img33.省略/66/10/9335073-1_e.jpg
《红楼梦植物图鉴》潘富俊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1月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经历和思想是有限的，但无数人的无数个人生透过现实和书本与我们交汇时，我们就会感受到世界的多维，无极。在那绚烂的多维、无极之中，又必有一款最能打动你的心，于是情感与思绪翻飞，各种苦辣酸甜齐聚，此所谓“于我心有戚戚焉”。
透过蒋勋先生的眼光，我读懂青春是处在无限的可能当中的，只有读懂青春，才会懂得孩子，才会理解孩子的心。我也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思索、更多的担待和包容，对人性逐渐有着更澄澈的理解。这种启蒙的力量，像一道曙光，穿过黑夜而来，直指人心。我想，对我们灵魂的工作者――教师来说，懂得体贴个人隐秘的情感空间，懂得天怀慈柔，懂得包容博大是多么重要啊！
青春是处在无限的可能之中的
蒋勋先生认为，我们读《红楼梦》，首先要做的，是把人物还原到青少年。
青春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它有一种浪漫，刚刚发育，生理起了变化，对生死爱恨懵懵懂懂，充满梦幻、忧伤、不确定，充满爱的渴望，也开始尝到人生的失落与幻灭之苦。但是，如果我们对青春期多一些了解，就会发现整个生命里，青春期是一段非常可贵的回忆，因为它处在无限的可能当中。青春，才是生命的多样性、丰富性、无限可能性的集中体现。但也正因为如此，青春期孩子才有了诸多烦恼、矛盾甚至是挣扎。之所以出现矛盾与挣扎，是因为他本能的欲望跟他所受教养里的一种向往的人性，存在矛盾和冲突。
有老师说，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很亲密，所以并不觉得有难以沟通之处。我的观点是：和孩子关系很亲密，并不能说明你就能够走进孩子的心里。亲密不代表理解和懂得。比如贾政和宝玉之间的矛盾。宝玉是个青春期孩子，贾政很可怜，他从未走进过宝玉的世界，他总是以一副看似威严的姿态去训斥、打骂，从未考虑过宝玉的成长需求，他从来不知道青春是什么，青春期的孩子的心里在想些什么，青春的世界是怎样的。今天，我们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也是封建式的家长与孩子之间的矛盾么？我的学生就处于这个时期，我的女儿也是处于这个时期的孩子，当我尝试回到那个年龄，以青春期孩子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就不会觉得眼前成长的下一代为何那么奇怪，而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们的孩子气、天真，还有他们试图摸索人生的努力。关键的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只要你还能欣赏青春，青春就在你的身上。相反的，当我们有一天去嘲笑青春、侮辱青春、甚至去打击青春的时候，大概就意味着青春在你身上已经消失了。青春消失了，这个生命一定是僵硬的形态。所以，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年龄，一定要让自己身体里面还留有青春的质素。
《红楼梦》三十八回里，探春组织了诗社。从这个主要由女孩子组成的诗社中，我们可以找到那些和教育相通的东西呢？我认为一是文化，二是创新。文化能使生活从粗糙变得细致。表面上这些孩子只是在游戏，可是她在写诗这个游戏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诗社中，探春、宝钗、黛玉她们在游戏中慢慢把自己的感觉世界、知性世界、理性世界一起打开了。她们的《咏菊》诗演绎出十二个主题，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些孩子很不简单？蒋勋先生认为，个中的关键在于创新――人的生命如果不展开的话，就是而已，已经被那么多人写过的，就不可能再写出新意。相较之下，如今我们开一大堆的课，但作用并不明显。其实问题不在于课程的多少，而在于这些课程能否回应青春期孩子心灵寻索的渴求。试想，如果我们的班级也多些这种文化层次的游戏，孩子们会不喜欢呆在学校吗？
成人往往认定生命只有一个定性、只有一条道路可走，相较于青春期无限的可能性，那是加之生命之上的一种聪明、成熟的限制和规约。我们害怕青春，是因为青春提供了不可穷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往往带来茫然与暧昧，以致我们渴望尽快寻获一条确定的生命成长之路。正因为如此，成人的世界比青春期的世界要单调得多。
用悲悯的心对待与自己相遇的万事万物
蒋勋先生说：“在作者笔下，人性是复杂的。它有时候会堕落，有时候会有各种自己控制不住的欲望。面对这种人性的复杂，他觉得这些向下堕落的人性跟所谓向上的、求好的人性是互动，必须加以描绘。使读者在看的时候能够有自己的选择。”
我们回忆一下第十九回里，茗烟和一个女孩子私会，被宝玉发现。那个女孩子很是恐慌，惶惶逃走。这时，宝玉说了一句话：“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怎么理解宝玉的内心？让人感动的是，他懂得人没有不犯错的，知道人性里面欲望的脆弱和无法把持。宝玉一直希望人可以回到原点，即人与人之间能平等相对、彼此尊重。他追出来说这一句话，不是好作家绝对写不出来。我认同蒋勋先生的见解：一个社会里，如果只有道德和法律，是管束不了人性的。人性最好的管束方法不是教训、处罚，而是了解、知情，当你对人性本身有一个全面的认知以后，你会会心一笑。其实，在教育中也不乏这种例子。有时候，因学生犯错而不得不加以处罚时，我们是否曾搜索枯肠寻找类似的话语，让学生不那么受伤，让他们不自感卑微？这样一句话，往往就体现了一位师者的宽恕、担待与包容。
我们再来看那些卑微的角色，如赵姨娘、贾环、李奶妈等，从他们身上又体现怎样的人性？我们在生活里最不容易注意到卑微者的痛苦，我们总觉得他们是自作自受，可是多数时候是一次一次压抑、侮辱的累积，导致他们自我认同了这个卑微的角色。我们读这几段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看看身边一些自己从来没有留意到的人。我学校有位同事很类似于赵姨娘的那种人生状态，大家都讨厌他，避而远之，我现在看到他经常也会自问，他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他不是更需要我们的理解吗？
的确，贾环、赵姨娘、李奶妈这些人都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中，在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中，他们身上那种最宝贵的人性――善一直被压抑着。学生也是如此，为什么有的学生很阳光，有的学生却显露出阴暗的一面？这首先需要从家庭环境与他们当前所处环境寻找原因。《红楼梦》的作者，没有“嘲笑”，只有“悲悯”；没有“不喜欢”，只有“包容”。他引领我们去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高贵的、卑贱的、残酷的、富有的、贫穷的、美的、丑的，通过一个一个不同形式的生命，使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上进”，为什么“洁癖”，为什么“爱”，为什么“恨”。生命是一种“因果”，看到“因”和“果”的循环轮替，也就有了真正的“慈悲”。“慈悲”其实是真正的“智慧”。“慈悲”并不是天生的，“慈悲”是看过生命不同形式的受苦之后真正生长出来的同情与原谅。
每个生命最终都在朝向自我完成
蒋勋先生认为，《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宝钗扑蝶和黛玉葬花，是书中最重要的女性的生命形态完整的呈现。宝钗，坚守一切人间的秩序、伦理和规则，以一种很健康、积极的态度入世。黛玉，是孤独的，她的逍遥、坚持和孤傲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完成。
我有种深深的感觉，就像宝玉处于宝钗和黛玉之间无法抉择一样，我们的生命也随时面临着入世和出世的两难。一方面觉得离不开人群，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想要离开人群，去追寻独立、自足、完满的生命状态，这是一个互相冲突的状态，只有成熟的生命才会在进退之间掌握好分寸和平衡。当你真正有机会亲身体验“花谢花飞花满天”的感觉时，你刹那之间就能懂得黛玉葬花的感觉。她对生命的领悟非常透彻。相比而言，宝钗的扑蝶，看到的其实只是生命的表层。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黛玉的那部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黛玉不只是一个人，还是我们所有人内心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跟黛玉一样矜持、自负。每个人都存有一缕人性的光辉，很多人之所以没有显示出来，不是他或她生就龌浊，而是被外在的环境压抑住了。
在大观园里，有一个只有黛玉和宝玉才了解其所在的花冢。我经常想，我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有这样一个洁净的花冢，那是心底的某种坚持，是自己为自己在这样浮躁的尘世构建的一个真空世界，是生命本真的状态。读《蒋勋说红楼梦》这套书的历程，也是我逐渐成为自己的过程。
以我之见，人类文明就由这两种选择构成，无论一心跌入诗意的网，还是同时把握现代技术，都是值得肯定与支持的。
文明需要醉心艺术与诗意的殉道者。他们所求仅是碧波边一所春暖花开的房子。他们与世俗隔绝，没有狗苟蝇营之累，也不曾享受物质文明之光。但他们为人类精神进步倾尽全力，是文明的象牙塔。瓦尔登湖畔隐居的梭罗，山南山北自养的韩少功，隐世写作拒绝光环的爱丽丝・门罗，他们对艺术的追求使他们放弃了物质文明的光辉，艺术使人醉。
文明需要同时享受诗意与把握物质的世俗人。俗世中，更多的人渴望精神的升华，渴望在海边享受春暖花开，但他们不能放弃物质的优越，祈求两方兼得。他们是文明的享受者，也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欧洲若是没有充满欲望、征战四疆同时又求知若渴、兴学兴教的查理曼大帝，就不会是今天的文明之域。文明需要有人利用才能成长，俗人是文明成长的源动力。
醉心艺术的殉道者是世俗人的精神支柱。若是年过半百的木心没有抛弃一切赴洋求学，怎能有真正的文学感悟献给世人？若是蒋勋没有弃家中优越环境四处访学，又怎会发现知吴哥之美痛彻心扉？
然而世俗毕竟是文明的主体。若是没有庞大的利益链条，影视文艺也不会兴起；若是没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文学很可能早已绝迹。现代物质文明的进展是人类生存的基石，而一切进展，都有赖于世俗的物质与精神同求者的推动。
人类文明就是由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构成的，因而无论哪种人生选择都是人类文明进步所需求的。它们或许在选择的人数上有多少之分，但在地位轻重间毫无差别。对于物质与精神的把握，本就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合作者。
不论你是精神的殉道者，还是普通抓住物质与精神的世俗人，世界都因你而精彩！
点 评
顾名思义，《孤独六讲》是一本讲述孤独的书。蒋勋先生说：“美学的本质或许就是孤独。”该书总共分为六辑：残酷青春里的野兽般奔突的“孤独”；众声喧哗却无人肯听的“语言孤独”；始于踌躇满志终于落寞虚无的“革命孤独”；潜藏于人性内在本质的“暴力孤独”；不可思不可议的“思维孤独”；以爱的名义捆缚与被捆绑的“伦理孤独”。蒋勋先生还说：“《孤独六讲》要谈的不是如何消除孤独，而是如何完成孤独，如何给予孤独，如何尊重孤独。”他以美学家特有的思维和情感切入孤独，将个人记忆、美学追问、文化反思、社会批判融为一体，直面人心最脆弱、最惶恐的部分。
现代人时常把孤独挂在嘴边，孤独俨然比流感更具传染力，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沾染过。吊诡之处在于，最害怕孤独的现代人内心往往最孤独。现代化发展对人类而言，直观的正面影响是个体意识的形成和独立人格的确立，但随之而来的孤独便也成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群居动物本性使然，当人们感受到孤独时，第一反应是回避它。这样能从中解脱吗？答案显而易见，逃避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何况是人与生俱来的孤独。
“孤独没有什么不好，使孤独变得不好的，是因为你害怕孤独。”
提及孤独，人们都避之若浼，仿佛一旦被贴上了孤独的标签，就被社会打入了冷宫。于是，人们被孤独感驱使着去找寻远离孤独的办法，但想要打破孤独的举动正是造成巨大孤独感的原因。群体文化致使我们不敢特立独行，受儒家文化中庸之道的影响，没有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人们想方设法和大众趋同，努力和社会环境融合，但大家忘了如果是为了沟通而和别人沟通时，所有的语言都会显得不合时宜，所有的玩笑都变得异常苍白且生硬。紧接着，人们会陷入无法和别人相处的虚无之中，一遍遍提醒自己要打破这种孤独，最后却越来越孤独。毕竟，一个人如果不会和自己相处，必然也不会和别人相处。这也说明，一切由所谓孤独感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都是自找的。
孤独不是洪水猛兽，并不需要我们惶恐地远离。人们之所以害怕，大多是混淆了孤独和寂寞。书中也提到：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是庄子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确定生命与宇宙间的对话，已经到了最完美的状态。害怕孤独的人，就会寂寞。城市像是由钢筋、水泥构筑的围城，人们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每个人小心翼翼地为生活而奋斗。随着科技和社会不停地发展与变迁，世界早已不如当初木心先生诗中所描绘那般“车马邮件都慢”了。在这个充斥着快餐文化的时代，人们其实很难拥有真正的孤独。手机产业的革新，让即便相隔万水千山的人也能在小小屏幕里相见；社交媒体的壮大，使每个人身边都有一群点赞之交。但快速进步的通讯科技，仍然无法照顾到我们内心里那个巨大而荒凉的孤独感。有时候站在繁华街道旁，看着道路上人来人往，人们会觉得城市比沙漠更为萧索。每个人离得那么近，却全然不知对方心事。与孤独处在一个完全对立的位置，那是寂寞。
人们却不甘寂寞，努力地找寻人生另一个半圆，渴望和另一半相识、相知、相爱，在里认识更加真实的自己与对方。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写下寓言：每一个人都是被劈开的一个不完整体，终其一生在寻找另一半，s不一定找得到，因为被劈开的人太多了。这正好说明了孤独是人类的本质，也如马克思的那句话――人生而孤独。
窃以为在蒋勋先生眼里，大部分现代人或许是失败的。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与革命的慌乱，保持着平凡可贵的理念，把生活过成一滩毫无波澜的水。这样的人，连生活都缺乏热情，拿什么谈孤独与美学？
对于革命孤独，蒋勋先生提出了一条非常新颖的理论：革命跟诗有关，跟美学有关，而它最后导致的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因为唯有孤独感会让人相信乌托邦。
革命者自己营造出的乌托邦国度，多半是现实里无法完成的梦想，总是会受到世俗之人所嘲笑，因为他是孤独的。革命者通常年轻，你很难见到年事已高的老人或执笔或演讲或斗争来进行革命，他们被现实打磨成最适合的状态，他们在历尽沧桑之后选择了务实，早已丧失向社会宣战的力气，尽管他们曾经也是血气方刚的少年，也曾为了梦想奋不顾身。
革命者选择这条路并非仅是因为不满现状，或者说对现实不满是孤独的具体表现，巨大的孤独感迫使他们通过革命来消解或完成内心的孤独。例如，书中所提到舍弃爵位、土地、财产，毅然出走的大文豪托尔斯泰，痛苦于贵族身份和沉沦糜烂的贵族生活而带来的不安与焦虑，他选择进行一场自己的革命，以消解孤独为名，出走为始。当他舍弃一切踏上征途时，这场革命便演变成和当时的阶级制度所斗争，在黑暗的沙皇时代，超越现实的革命毋庸置疑是失败的。蒋勋先生将革命者定义为“某一程度现实世界的失败者”，所以托尔斯泰的失败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书中谈乌江自刎的楚霸王项羽，谈投汨罗江自尽的屈原，谈刺秦王的荆轲。无一例外，他们都失败了，但他们的失败惊天动地，至今还被人们谈论和歌颂。后来，蒋勋先生将革命者视为一个怀抱梦想而梦想在现世里无法完成的人。梦想越是无法完成，越具备诗的美学性。不论是项羽、屈原或是荆轲的告别画面，都让我们看到一个革命者孤独地出走，而他们都成了美学的偶像。
“完成美学的诗需要孤独感，可是现世的繁华难以保持孤独感。所以我说‘革命者’是现世的失败者，因为他们没有成功而保全了革命的孤独。”
革命者的孤独是源自于他们对理想追求时的精神洁癖，为之奋斗是内里由匮乏走向圆满而完成孤独的过程，孤独感是革命事业的催化剂。那么，当同样拥有理想的现代人谈孤独的时候，都谈些什么呢？
现代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渴求和他人对话，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被孤独支配的那一个。咖啡店里，你一句我一句没有冷场地聊着八卦；大排档里，勾肩搭背地对酒当歌、谈人生理想，这两个场景描绘了大部分年轻人的简单而充实的社交生活。他们善于交谈，善于调节气氛。如果问他们经历过的趣事，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半天，但如果问他们多久没和自己对话了，可能答不出来。这样的年轻人总是和别人对话，却从未问问自己最近过得好吗。他们不缺朋友，寂寞跟他们毫不沾边，但他们是孤独的。他们更不缺梦想，道理谈起来一大套，但为什么无一例外地想尽办法逃避孤独？我思索了很久，细想起来这应该源于内心的匮乏感。如果到公共场合闲逛，人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个独自行走的年轻人，几乎都戴着耳机玩手机。我问过几位好友，除了喜欢听音乐外有其他原因吗。有人说，想和他人进行一个区隔；有的说，为了装作有事可做；还有人说，不想被打扰。归根结底，人们不想被别人觉得自己孤独。
然而，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急着说话，但谁也没把话说完，那他什么时候是最孤独的呢？当我们深陷群体之中，能感受到最深刻的孤独。因为只有和他人相处，才会发生对立的情况。设想一下，如果你和几个好友聊天，他们不明白你所谈为何，你的慷慨激昂、侃侃而谈却迎来他们面面相觑的沉默，此刻不被理解的你必定是孤独的。即使我们与最亲密的人拥抱在一起，我们还是孤独的，在那一刹那就让我们认识到伦理的本质就是孤独，因为再绵密的人际网络，也无法将人与人合为一体。
被爱环绕的人不敢孤独，爱是无法对抗的，我们可以对抗恨，很难去对抗爱。亲人朋友掷地有声地发问：“你拥有这么多关心的人，为什么会孤独？”被伦理绑架之后，孤独感显得格外昭彰，人们仍然不被理解，仍然孤独。但孤独是需要正视的，无论它带来了什么，人们都必须去面对。在社会挣扎的每个独立个体，像是一把碎片，需要不停的拼凑，才能组成完整的形状。这段痛苦难熬的时光，就是完成孤独的过程，正如书中最后所提，在破碎完整中找回自我。
“孤独的同义词是出走，从群体、类别、规范中走出去，需要对自我很诚实，也需要更大的勇气。”
现代人最缺的就是勇气，在温室里长大的花朵永远耐不住沙漠里的风沙。接纳孤独，是找回自我的第一步。最后，人们也许会发现，木棉花的骨子里其实住着一棵仙人掌。
蒋勋先生谈了六种孤独，看似大相径庭的几个因素，构成个体生命最圆满的孤独状态。他在新版序中写道：“我想在一个城市的角落孤独坐着，看人来人往，看忙碌于生活中的众生，有片刻孤独，坐下来，为自己泡一杯茶，为自己按摩一下疲倦的肩膀，跟自己在一起，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做自己的朋友，更爱自己一点。你要足够完整，才能健康地去爱其他的人，去照顾和负担其他的人。”
所以，孤独的核心价值就是跟自己在一起。
你认得几个字?当你翻开书，赫然看到字里行间密布着“璺”、“戟”、“蚁绿”甚至“辨”、“各”等文字时，确定能准确读出它们的发音并领会其意吗?也许，有难度。
去年，当各路语言学家正饶有兴味地酝酿实施汉字整形的使命时，各种拿“字”做文章的“文字流”早已袭来。这不是指逆风而上的网络造字运动，毕竟、(开火)、、(只要)、、(功夫)、、、忌等还不好说算“文字”。我们要说的，是近两年内地陆续出版的几本与文字有关的书：瑞典的林西莉用了8年时间来给大家讲“汉字原体字”，台湾的张大春信手列出89个字教你识字，“职业读书人”唐诺像房龙那样给你讲述《文字的故事》，美学家蒋勋从“上”、“大”、“人”谈起汉字书法之美。虽形式不同，但都围绕古老的文字(汉字)，说文解字、咬文嚼字、识图习字、碑帖赏字，暂称“字书”。
张大春用文化脉络来“教”你识字
张大春的儿子张口就说，长大要做一个“达人”――这个由台剧、日剧刮到内地论坛的词似乎太熟悉不过_了。张大春借与孩子交流之口引出“达人”一词最早源自中国，《左传・昭公七年》中：“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相比“社交达人”、“灌水达人”、“音乐达人”，原意则是相对于圣人的人，能够通明圣人之道的人。
这本《认得几个字》并不像一本一目了然的“字书”，倒像一部“聆听孩子”或“和孩子彼此聆听”的散文小品集，89篇独立的小短文源自89个字。看似是在教识字，实则是在讲文化。
“追溯汉字的本源，绝非一味拘泥于字的读音、解释和用法，关键要从字的构成发展去追溯文化脉络。《认得几个字》不单单是在教字，更是以汉字建立孩子们和世界之间的深系。”张大春的解释让很多看过书的成人同样领悟到，文字的工具属性已经淡化了其原本承载的太多意义了。信息化的“写字”方式让更多人习惯了“无感地识字”，下意识的口头禅也包围、侵蚀着我们的语言习惯甚至书写表达。梁文道曾以这本书评价张大春，“他在拯救汉语”。
在张大春看来，文字和人_样，都会经历生老病死。文字的生命感恰是识字、悟字的关键，被使用越多，文字便活得越旺盛，长久不用就像“老掉的字”或“死了的字”，有些惯常俗语又能使“老字”死而复生，也有的文字在生命传承里“越用越小”。有的字因为生命太短，并在特殊地域缺乏土壤竟然阴差阳错为他字凭空造意，比如寿命还不到1000年的“哏”字，在北方方言中已经被相声中的“捧哏”、“逗眼”约定俗成为“有趣、滑稽和笑点”，但在台湾地区却因认知缺失，导致“讹字自冒为假借”，把略微谐音的“梗”字催生出“好笑、可笑’之意。
“重要的真不是会读、会看，还是理清文化脉络。打破砂锅一样对文字追根溯源，才能让汉字不断活化，扎根生活。”张大春说。
唐诺 用故事讲汉字
唐诺说《文字的故事》是他多年研读《说文解字》未能过瘾，才钻进甲骨文、金文世界去冒险。
不过，《文字的故事》确实比《说文解字》过瘾。杨照用“惊艳”一词描述了唐诺在书中传递出的情绪，未读此书者很难想象这个口感、视觉和遐想性都很美妙的词，会和甲骨文相互捆绑。
全书第一个部分，唐诺还像一个痴迷文字起源的学者，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摸索着最初的发展轨迹。到了第二部分，他俨然已经变成个推理小说家，在古老的字组群里肆意编织故事。
比如，“最本雅明的字”。“如果注定流落荒岛或明天就是末日你只能带一个甲骨字，我想我会带上这个乍看起来怪怪的字，一个大眼睛置放于行道通衢的十字路口，东张西望，一个漫步的字。”他借“心智世界的游手好闲者本雅明”来谈汉字的“观看”。
又如，“低贱的字和一页完整的生产图示”。从日本大阪的一条街道说起，揭露文字生出贵贱和阶级的恶习，进而发现古人原始的生殖崇拜。
而“可怕的字”就像《百年孤独》里的梅尔奎德斯，总是带来惊异、恐慌和想象。“醢”字领军，带出一系列杀戮酷刑之字。“奇怪的字”则带出各种与尾巴有关的人或动物。“死去的字”，以28个有关马的文字，引出28匹美丽的马的死亡方式，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与权力的转移。
有人说，唐诺有着建构一套文字体系的野心。他却又套用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那句话，“世界太新，很多事物还没有名字，必须伸手指去指”。
林西莉认识一个字便是认识一段文明史
相比之下，瑞典人林西莉“伸手去指”汉字的时间更早，讲故事的方式也更像一个西方视角的深入关照。《汉字王国》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就写好了，那是上世纪60年代曾留学北京大学的林西莉，8年时间酝酿的一本“字书”，最初是写给“老外们”看的。当时，《汉字王国》在瑞典一问世，便引起轰动，随后被翻译成英、法、德、挪威、芬兰等国的文字，发行量高达85万册。直到2006年中国大陆出版，我们才看到这位瑞典学者图文并茂讲述的，中国人最熟悉的甲骨文、古体字、原体字。人的身体、山与水、农耕和家畜、车与船、酒和器皿、麻与丝、竹与树、书籍与乐器……林西莉像一个艺术史家而非古代史学者，对每个字都从巧妙的角度刨根问底地探讨。
“中国文化有惊人的连续性。认识一个字便是认识一段文明史。这些书面语言的基本要素，就像化学周期表中的基本元素，反复出现在新的和引人入胜的结构中。”林西莉边研究汉字边讲故事的同时，还表现出了对繁体字的迷恋，甚至还曾在最初版本的序言中表示出对汉字简化的不满。她将繁体字称作原体字――原来的字体。相比张大春在《认得几个字》中，同样设置了近50个字的繁体字版，两人观点不谋而合。“文字的历史就是字被人类侵害的历史，因为人要求方便，要求沟通的愉快，这些字在人的蹂躏之下有种种变化，这时繁体字会带给我们丰富的讯息。”
有趣的是，这些字书相继出版或创作的时候，恰好赶上2008年联合国取消繁体字为中文官方字体的谣传，只是几位作者都是兴趣所指“文字”历史的来龙去脉，并无心介入单纯的汉字繁简之争。
蒋勋借书法审文字现代之美
“字书”到了蒋勋这里，就变成了审美的客体。集美学家、小说家、诗人、画家多重身份于一身的蒋勋，读了十几年碑帖之后，用这本《汉字书法之美》切入书法这个古老话题，寻找逐渐遗忘的汉字记忆。
蒋勋没有停留在王羲之的《兰亭序》、南朝碑刻《爨宝子》的审美中，他在书中走过一片片甲骨、石鼓、木牍、石刻碑拓、书画真迹，开始研究汉字演进到现代的“汉字美学”。“有趣的是，这本《汉字书法之美》是我学习了输入法后在电脑上打出来的，我便研究拼音输入法和汉字之间的关系。比如愁字，英文和法文里是某种读音，汉字里便看到秋天下面一个心，这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拼音打出来跟汉字截然不同，它不束缚于感动力。”蒋勋不排斥古老文字的现代方式呈现，“汉字五千年来，每个时代都在改变，从结绳记事到仓颉创字，汉字存活繁衍最重要的秘密是顺应时代在变的。当然会在岁月中流失很多意涵，也会被赋予新的生命元素。”
对于“字体审美”，蒋勋同样有着独特的视角：“每一个字体其实有它的个性。因为线条有个性。比如仿宋体很秀气，细明体很端正，黑体字过于严肃。英文也有不同的输入法，但在字体表现上没有像汉字这么强，也许当下汉字面临一个非常有趣的审美条件。”
先看词上片。辛弃疾回忆自己少年时代，风华正茂，“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水调歌头》），虽生长在山东沦陷区，亲见了金人的凶残，亲历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但祖父仕在金朝，心系宋室，不忘家国，常带着他登高望远，指画山河，让他“谛观形式”，寻找机会“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这于少年辛弃疾的心中种下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加之沦陷区人民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更有孔孟之乡所受到的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深刻影响，文武双全的他坚信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坚信中原是可以收复的，坚信金人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愁”为何物，“不识愁滋味”。但为了学着前代诗家抒一点愁情，他只好“上层楼”找“愁”。大概是找一些生命的闲愁和爱情的相思之愁吧。值得关注的是此处连用两次“爱上层楼”，从诗歌的章法上讲起到了“起”和“承”的效果。前一个“爱上层楼”是因为“少年不识愁滋味”，因为无愁，所以“爱上层楼”寻“愁”；后一个“爱上层楼”是因为“上”了“层楼”为了学一点所谓的名士风流而“为赋新词强说愁”。正是风华少年时的无病，故作愁容的造作和憨稚。
再看词的下片。这里笔锋一转，写出了自己“识尽愁滋味”之后的感情变化。多么浓重的“识尽愁滋味”，它几乎囊括了诗人大半生的岁月，21岁时聚集起义军抗金，率众投奔南宋王朝，带领50骑兵北上济南敌营，生擒义军叛将张安国并押送至建康，从此宦游江南，不顾官职低微，一再奏表进言，力主北伐。在湖南创建“飞虎军”，在福建改革理财办法，积极打造铠甲，招募新军；镇江知府任上，又积极备战，遣谍侦查，拟建立江上万人劲旅，真真一个“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的热血男儿。
但是南宋朝廷内部主战、主和两种力量争权夺势，此消彼长，主和派忌讳谈兵，主战派不备而战，而辛弃疾作为仕金官员的后代，作为曾经的农民起义军将领的身份深深触犯了当权者的忌讳，所以，朝廷决不肯让他带兵去抗金复国，而只是给他一些地方官当当，被用来解决一些民政问题。政治夹缝中的辛弃疾不断遭受政敌的排挤和打压，在其23岁到68岁的40多年间，他多次被言官弹劾，三度罢职，闲居长达20年之久，如其在《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中自嘲的一般，“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正如清朝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满怀报国之志却又报国无门的辛弃疾，看到南宋当局“忍耻事仇”的投降政策下，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惨痛现实，满腔悲愤，无处发泄，只好寄托在词作上。这样，就产生了辛弃疾反映广阔社会内容表达深沉爱国情感的大量优秀词作。
如《清平乐》中简单而朴素的村居生活，“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如《青玉案》中深情而执着的牵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如《鹧鸪天》中春入平原带来的盎然生机，“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也有如《鹧鸪天》中对现实生活的貌似超脱，“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如《瑞鹧鸪》中以道佛思想来对自己的安慰，“随缘道理应须会，过分功名莫强求”。
更多的辛词是悲壮，是豪壮，“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如《摸鱼儿》中对朝廷当权小人的警告，“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如《满庭芳》中对故作清高，如群蛙鼓噪般的主和派的讽刺，“袖手高山流水，听群蛙，鼓吹荒池”；如《水调歌头》中对耀武扬威的敌人的蔑视，“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如《水龙吟》中以动态的人物动作写出词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激愤，“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如《永遇乐》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胸怀，“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更有“男儿到死心如铁”（《贺新郎》）的坚贞赤诚；“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的战斗渴望。
而这首构思精巧，手法洗练，篇幅短小而耐人寻味的小令《丑奴儿》就是他被弹劾罢官，闲居带湖时所作。
与上片相同的是，下片也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与上片互为呼应，同时从诗歌的章法上讲明显由“起”而“承”进入“转”而“合”。矛盾往往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情感也常常相反相生。人常说“乐极生悲”“兴尽悲来”，同样的道理，极度的悲伤之后也常常是归于平淡，最大的悲哀，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即愁到极点时的无话可说。因此，词人在“识尽愁滋味”后便“欲说还休”， 已经不想再说了。在饱受风雨、历经人世沧桑之后，尝够了愁的滋味，反而不再言愁了，他根本不想讲话了。但其实“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不能说。投降派把持朝政，朝廷昏庸黑暗，自己已多次上表请战，知难有作为，再多说也无益，反“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论盗贼札子》），既然不想说也不能说，只好转言天气，“天凉好个秋”。好个“天凉好个秋”！闲淡的表面下，掩盖着多么深沉博大的悲愤啊。读到这里，我们才似乎真正理解了上片“不识愁滋味”的真正涵义。
一百年后的宋元易代之际，诗人蒋捷写了一首与辛弃疾的《丑奴儿》内容风格相近的词作《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与辛弃疾的“少年”“而今”两个人生阶段的对照相似，蒋捷也将“少年”“壮年”“而今”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通过“听雨”这一生活细节贯穿起来，将人生几十年的时间和空间整合，集中而洗练地再现出最深刻的人生体验，以小见大，以少总多，可见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少年歌楼听雨，红烛罗帐，浪漫放纵，陶醉于情爱，无须辨昏晓。这是为下铺垫。壮年客舟听雨，江阔云低，断雁西风，孑孑于行役，感悟于人生。而今僧庐听雨，感慨万千，一生之悲欢离合，尽在雨声里消磨。好诗总是涵画，三节词句如同三个画面，虽极为简单，却包含了丰富的意蕴。其中心理，看似超脱，其实是最深的痛苦，是饱经折磨身乏神疲后的一种无奈，一种“死灰吹不起”（苏轼《寒食帖》）的麻木。
与辛弃疾相似，蒋捷也身逢乱世，历经磨难，饱经沧桑。他是南宋咸淳十年的进士，尚未一展宏图，南宋王朝这座大厦便已轰然倒塌。性格孤傲的蒋捷一心盼望宋王朝重整山河，宋亡之后他隐居太湖竹山，倾慕竹的气节，自号竹山，元多次征召，终不出仕，抱节而终。他一生漂泊，逢改朝换代，尝尽人生况味。《听雨》便是诗人一生的写照：少年的浪漫富贵，中年的孤独飘零，老年的悲苦凄凉，对比中颤动着读者的心灵。与辛弃疾的《丑奴儿》可谓各出机杼异曲同工。两首词均手法洗练，以简驭繁，尺幅千里，明白晓畅，无一丝难理解的字面障碍，一似脱口而出，浑然天成，却又韵味无穷，婉转不尽，均可谓小令中的大手笔。
辛弃疾与蒋捷均处于汉民族生存与发展遭到极大危机的时代，一个是“南共北，正分裂”（辛弃疾《贺新郎》），在金的逼迫下南宋集团偏安一隅；一个是“二十年来，无家种竹”（蒋捷《少年游》）身逢朝代更替，宋室彻底被元取代。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都有着细腻的诗人情怀，两首词所要表达的是人生情感和认识，均已超越了个人体验之藩篱，而至于人类普遍之共识，所以能使不同时代的“后之览者”共同发出会心会意的感叹。
如果只看到二词的相似之处，那么，还不足以理解词人情感的细微之处。比较起辛弃疾来，蒋捷是一个比较平和的诗人，在内心悲凉到极点后便归于近乎麻木，归于“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的淡然，归于老来终于对人生的大彻大悟。他的词主要是抒发个人的辛苦际遇，在吟花赏月中表示对朝代更替前往昔岁月的眷念。或者说，他是用一种冷漠，麻木，用一种“放浪于形骸之外”的颓唐来表示对黑暗现实的蔑视，“只把平生，闲吟闲咏，谱作棹歌声”（《少年游》）。因此，他的词格调低沉哀婉。
辛弃疾则不同，他的政治抱负和期望值很高，有着极强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他耻于言弃，他是撞了南山也不回头的永不言败者，他还“欲说”。所以，他的词忧愤而不失豪壮之气，体现了爱国词人的特点。
参考资料：
[1]《蒋勋说宋词》蒋勋著。
[2]《辛弃疾词赏读》 王明辉 王铭丽 著。
[3]《辛弃疾词新释辑评》 叶嘉莹 主编。
[4]《辛弃疾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
莫友芝文学思想的学术渊源
莫友芝的学术渊源首先是受他父亲莫与俦的影响。莫与俦（1763～1841），字犹人，贵州都匀府独山州人，嘉庆三年中举，嘉庆四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时，莫与俦得与汉学大师相师友，莫友芝在《清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县知县贵州遵义府教授显考莫公行状》（以下简称《莫公行状》）中说“：盖公少时所治，唯取士五经，及成进士，座主则相国朱公珪、刘公权之、阮公元；又师事相国纪公昀、编修洪公亮吉；而同年友如编修张公惠言、主事郝公懿行、尚书姚公文田、王公引之，讲六书、明汉学者数十计，故熟于国朝大师家法渊源。”⑤因此，莫与俦的汉学造诣非同一般，其后来教育学生及子莫友芝即以汉学为基础，兼修宋学。《莫公行状》云“：逮授子友芝经，乃令以雅故为本。”⑥这种教育方法为莫友芝打下了坚实的汉学基础，故曾国藩《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云：“久之，门人郑珍与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许、郑之学，充然西南硕儒矣。”①关于学问根基对于诗词创作的重要作用，莫与俦有清醒的认识：“前辈能者皆根柢磅礴，以其余发为词章，故若是，诸生诚求所以能若是者，则决科又不足言矣。”②《莫公行状》中还说：“公论诗文，于汉唐宋无所偏主。”并记述了莫与俦对诗词的看法“：人论诗，皆以王孟章柳，以渊明，吾观韩昌黎，真得渊明气象。学者知此，可与言诗。”③莫与俦不偏唐宋一家，对韩愈诗歌学问深厚的认识，无疑对莫友芝、郑珍这两位宋诗派代表诗人的诗学观念有重大影响。程恩泽对莫友芝的文学思想也有重大影响。程恩泽（1785～1837），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官至户部侍郎，师事朴学大师凌廷堪，为阮元再传弟子，是清代道、咸宋诗派的首倡者，论诗尤重学问，其《金石题咏汇编序》云：“《诗》、《骚》之源，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世有俊才洒洒，倾倒一时；一遇鸿章巨制，则瞢然无所措。无他，学问浅也；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④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学习韩愈、黄庭坚，张穆在《程侍郎遗集初编序》中说他“诗初好温李，年长学厚，则昌黎、山谷兼有其胜”⑤，他自己在《赠谭铁箫太守》中也明确表达了推崇杜甫、韩愈和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社：“独于西江社，旆以杜韩帜。”⑥道光五年（1825），程恩泽任贵州学政，西南硕儒郑珍、莫友芝皆出其门下，这对郑珍、莫友芝融通汉、宋两学，成为清代宋诗派的中坚人物意义重大。陈衍《石遗室诗话》云：“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隽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涧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于程春海侍郎门下。”⑦在这些人物当中，郑珍所受影响尤大，他 20 岁获选拔贡生时，程恩泽读到他的文章后，以为孺子可教，并对郑珍进行教导：“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秦、两汉之书？”⑧程恩泽又以汉代贵州先贤尹珍相期许，为郑珍取字为子尹。郑珍从此师从程恩泽，潜心小学，并于道光六年追随程恩泽至湖南幕中。而郑珍和莫友芝相交尤深，他的诗学观对莫友芝应该不无影响。莫友芝在《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中说：“子尹长友芝五岁，兄事之。自廿年前，友芝侍先君遵义郡学，子尹居东八十里乐安溪上，数以秘册互假写勘往还。丁酉后，春官奔走，郡乘牵绊，两人共晨夕尤多。……计订交至今且三十年，中间饥驱离索不常合，并靡不以学行文章相砻砥……”⑨两人在几十年的交往中，朝夕相处，探讨学习，相互影响，形成了近乎相同的文学观念，共同成长为清代宋诗学派在贵州的代表人物。对莫友芝的文学思想产生过影响的还有清代的中兴功臣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县人。他不仅是清代政坛的风云人物，还是清代桐城文派、宋诗派的中坚人物，其论诗推重黄庭坚，其《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云：“大雅沦正音，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涪叟差可人，通肸蚃。造意追无垠，琢辞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摧为枉。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①曾国藩于此对黄庭坚的诗歌大加赞赏，并公开表示自他宗尚黄庭坚诗风后，诗坛风气为之一变。陈衍《石遗室诗话》也云：“湘乡出而诗、字皆宗涪翁”②，又说：“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③曾国藩凭借自己的诗文创作和理论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莫友芝和曾国藩为莫逆之交，黎庶昌《莫征君别传》记载：“丁末会试，公车报罢，与曾文正公国藩邂逅于琉璃厂书肆。始未相知也，偶举论汉学门户，文正大惊，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学耶！’即过语国子监学正刘椒云传莹，为置酒虎坊桥，造榻订交而去。”④莫友芝归黔后，曾有诗赠曾国藩，曾国藩亦有《赠莫友芝》相答。后黔中大乱，莫友芝又客曾国藩幕达十几年之久，直至客死兴化里下河。于此可见，曾国藩的有关宋诗的言论不能不对莫友芝产生影响。
莫友芝的文学思想
1. 贵州地方文学史观。贵州僻处西南一隅，几乎和中原地区隔绝，直到明代才开始建省，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人们的心目中历来是文化的荒漠。而莫与俦、莫友芝父子两代人，试图改变人们陈旧的思想观念，意欲对贵州教育史和文学史进行梳理，使之具有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从而也使他们父子成为意识明确的地方文学史家。莫与俦在《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中云“：学校之兴，人才所系。……”⑤莫友芝在编《黔诗纪略》的时候，把莫与俦的这篇文章放在了开篇的首要位置，以明贵州文学的发展是在教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开始的，对此他有明确的说明：“先教授犹人府君有《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谨引附于篇，以见黔文兴起之所由。”⑥其根据这种观念所编集的《黔诗纪略》共收贵州明代诗人 241 人，存诗 2498 首，显示了贵州有明一代辉煌的诗歌创作成果，其编撰体例为：“其书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旁征事实，各系以传，而大要以年为次。”⑦这表明其编撰这部 33 卷的明代贵州诗歌总集时是有明确的文学史观念的。其为明代贵州代表诗人谢三秀的诗集《雪鸿堂诗搜逸》所作的序中对贵州诗歌的发展史亦有明确的论述“：黔自明始有诗，萌芽于宣、正，条衍于景、成以来，而桐豫于隆、万。自武略而止蓭，而用章、廷润、竹泉、汝锡，而时中、西园，而唐山、子昇、宗鲁、伯元，而道父、吉甫、徐川、元淑，百有余年。榛莽第开，略具途轨。山甫、湜之、内江诸老，又一意儒学，特余事及之。洎乎用霖《味澹》、卓凡《屡非》，炳麟铿訇，道乃大启。一时方麓、邓州、泠然、瑞明、心易、循陔、美若、无近、少崔、小范，旗鼓响应，延、温、沅、潕间，几于人握灵珠，家抱荆璧。”①从贵州诗歌的萌芽、发展到成熟繁盛，通过具体时间、具体作家、代表诗人串联成清晰可睹的贵州诗歌发展史。其中既用时间的观念来彰显历史，又用代表诗人突出其成就，说明贵州诗歌滥觞于明代宣德、正统年间，其代表诗人则为王训、詹英、黄绂等，这些诗人在一百多年时间里的诗歌创作，对于贵州诗坛具有拓荒的意义；在景泰、成化年间，贵州诗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诗人为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而隆庆、万历年间，则是明代贵州诗歌的繁盛时期，这个时期不但产生了潘润民、赵其杰等优秀诗人，而且诗歌创作在贵州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几乎到了人人都可以舞文弄墨、吟诗作句的地步，贵州代表诗人谢三秀就是在这一繁盛的局面下横空出世的。
2.“性情”和“学问”融通的诗学观。自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有别趣，非关书也；诗有别味，非关理也”之说出来之后，诗坛就形成了一股反对宋人“以文为诗，以学为诗，以理为诗”的潮流，明代前后七子在复古诗潮中还明确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清初王士祯提出“神韵说”、沈德潜提倡“格调说”、袁枚主张“性灵说”，实际上走的还是尊唐的诗歌道路，重视诗人的“性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而乾嘉之际考据之学的兴盛，翁方纲“肌理说”的提出，诗坛上又形成了一股宗宋的诗潮。这派诗人以程恩泽、祁隽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为代表，重视“学问”，以学问为根柢，主张向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学习，提倡宋调。莫友芝就是在这样的诗学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首先，莫友芝认为诗歌创作要以学问为根柢，要向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学习，其《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云：“圣门以诗教，而后儒者多不言，遂起严羽‘别材、别趣，非关书、理’之论，由之而弊竟出于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之音作，而诗道荒矣。夫儒者力有不暇，性有不近，则有矣！古今所称圣于诗、大家于诗，有不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而能者邪？”②莫友芝首先批评了严羽的“别材、别趣”之说，认为这种理论造成了浅薄粗疏的诗风，致使诗歌创作走上了邪僻的道路。然后，他又指出自古至今凡是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诗人都是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以学问为根柢，则作诗时才能得心应手，才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歌源泉，写出的诗歌才能浑厚蕴藉、诗味隽永，故他自述学诗的经历和教人学诗时，往往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效法的榜样，他在《答温生瑶光》一诗中说：“请君俎豆昌黎公，戛戛自扫陈言空。上追甫白下郊籍，天浆霞佩神交通。”③学诗要学韩愈，不落陈言，还要追随杜甫、李白，效法孟郊、张籍。在《和柏容见题旧诗草韵》一诗中，他还说“：杜陵矗孔道，上与日月根。昌黎续孟业，引此绳绳孙。荀扬宋三宗，遗响袭芳荪。李苏别庄老，旁敬难孤尊。少年妄持论，自笑皮毛扪……”①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诗学道路、韩愈“根之茂者其叶盛，膏之沃者其光晔”的文学理念犹如孔孟之道，荀子、扬雄、宋代的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都是后代诗人应该认真学习的对象，而李白、苏轼就像是庄子和老子，也应该有所涉及。对宋诗根于学问的提倡，在莫友芝的诗学思想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其次，莫友芝为诗提倡以学问为根柢，但他对唐诗的气象宏大、境界深远、情韵感人并不轻视，他于重“学问”的同时，并不忽视“性情”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主张“学问”和“性情”的融合。他在《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中说郑珍精通汉学之后，又云“：乃复遍综洛闽遗言，精研身考，以求此心之安。涵以天地时物变化之妙，证诸世态古今升降之故，久之焕然于中，乃有确乎不可拔者。”②郑珍不但精通汉代经学、训诂，而且旁通宋代义理之学，汉宋两学的融通使郑珍博古通今，境界浑然乃大，其作诗时就能够“而才力赡裕，溢而为诗，对客挥毫，隽伟宏肆，见者诧为讲学家所未有；而要其横驱侧出，卒于大道无所牴牾，则又非真讲学人不能为。”③才力的充盈成就了郑珍“隽伟宏肆”、旁逸横出、瑰丽多姿的诗歌风格，而“见者诧为讲学家所未有”是说其诗歌充满了感性形象，性情外露，富于感情；关于郑珍作诗时充满了“性情”的情形，莫友芝在《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中也有论述：“当其兴到，顷刻千言；无所感触，辄经时不作一字。”④由此可见郑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充满了真实的性情。“则又非真讲学人不能为”则是说其诗歌是学人之诗，是以学问为根柢的。既以“学问”为根柢，又充满真实的“性情”，“性情”和“学问”相融通，才能写出“隽伟宏肆”的瑰丽诗章。这就使清初以来的尊唐还是宗宋的关键话语“性情”和“学问”得到了调和，浑然融于一体。莫友芝在《书为庭芝弟选莲洋诗后》中又说：“使学更能称才，太白、东坡一间耳。”⑤如果学问和才华性情相称的话，那就能成为和李白、苏轼比肩的诗人。
比莫友芝晚了五十多年的光宣年间的陈衍后来在《石遗室诗话》中说：“嘉道以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门，益以莫子偲大令、曾涤生相国。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悫之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⑥在《近代诗钞》序中，陈衍也指出这批诗人是“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⑦“学人之言”是指以“学问”为根柢，“诗人之言”是以“性情”为依归，这两者的结合，显示了尊唐和宗宋的调和。“学人之诗”“、诗人之诗”这一概念，钱谦益、黄宗羲等清初学者已经提出，陈衍的贡献在于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使两者合二为一，相互融通。而莫友芝所说的“讲学家所未有……又非真讲学人不能为”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他虽然没有用“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这样的话语来明确的说明，但其兼学人和诗人的身份，对学问和诗歌创作都有真切的体会，与郑珍又是三十多年的老友，故能深刻理解诗歌创作的甘苦，我们还是不难从中体会出他调和“学问”和“性情”的诗学旨趣。
3. 以“婉约”为正宗，提倡“清空”风格的词学观。莫友芝的诗学思想是建立在对严羽的“别材、别趣”说的批评上的，其词学思想也是建立在对清初词坛的批评上的，颇似李清照的《词论》。首先，莫友芝批评了清代词坛的三种弊病：蒋士铨（号藏园）的质朴粗犷；吴锡麟（号谷人）的气韵固实，不够空灵；郭麐（号频伽）的风骨孱弱。其《〈葑烟亭词草〉序》云：“窃论近日海内言词，率有三病：质犷于藏园，气实于谷人，骨孱于频伽。”①蒋士铨属于清初陈维崧所开创的“阳羡派”，陈维崧词学习苏轼、辛弃疾，提倡豪放词风。但清代中期，康雍乾盛世不再，社会现实呈现一种衰败的景象，阳羡派末流浅率叫嚣，豪放不足却粗疏有余，莫友芝对蒋士铨的批评即是对此种词风的批评。吴锡麟、郭麐属于清初朱彝尊开创的浙西词派，朱彝尊推尊词体，崇尚醇雅，适应于统治者歌舞升平的需要。浙西词派发展至清代中叶，以历鹗为代表，吴锡麟、郭麐为辅，其末流未免襞积饾饤，把词引向淫鄙虚浮的死胡同，意浅境狭，莫友芝对吴锡麟、郭麐的批评即是对浙西末流的批评。其次，莫友芝又批评了清代中期婉约派词人的三种弊病。他在《〈葑烟亭词草〉序》中又云“：其倜然不囿习气，而溯流正宗者，又有三病：专淮海而廓，师清真而靡，服梅溪而佻。故非尧章骚雅，划断众流，未有不摭粗遗精，随波忘返者也。”②有的人专学秦观却只得其肤廓，有的人学习周邦彦却只得其靡丽，有的人学习史达祖却只得其轻佻。这些人大多只是随波逐流，只学到了粗浅的表面风格，而没有学到他们词作的精华。再次，莫友芝又批评了清代中叶因生活狭窄和词境单一而流行的一种真气少存、意旨浅薄、枯瘠琐碎的词风。其《陈息凡〈香草词〉序》云：“词自皋闻选论，出其品第，乃跻诗而上，逌然国风、乐府之遗，海内学人始不以歌筵小技相疵亵。嘉道以来，斯道大畅，几于人金荃而户浣花。然或意随言竭，则浅而寡蕴；音逐情靡，又荡而不归。”③皋闻是张惠言的字，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论词主张意内言外，比兴寄托，把词提高到和诗同等的地位，但忽略了词作为一种抒情文体的社会使命，落入了只重形式、技巧的泥淖。故莫友芝批评这股风气中的很多词缺乏言外之旨，意蕴浅薄寡淡，只是在音韵、技巧上下功夫。
批评了上述三种词坛弊病之后，莫友芝又通过对贵州两位词人黎兆勋、陈钟祥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首先，莫友芝严守尊体的传统观念，以婉约词为词坛正宗，提倡雅音。其《〈葑烟亭词草〉序》云“：其倜然不囿习气，而溯流正宗者，又有三病：专淮海而廓，师清真而靡，服梅溪而佻。故非尧章骚雅，划断众流，未有不摭粗遗精，随波忘返者也。”④莫友芝在此处指出了词坛的三种弊病，也透露出莫友芝视以秦观、周邦彦、史达祖为代表的婉约词为词的正宗，并说只有像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那样的词人雅作才能够在当时随波逐流的词风中独树一帜。在《陈息凡〈香草词〉序》中，莫友芝又云：“其近、慢诸制，亦复揉才于律，翕然雅音。”①在词作中揉入了才学，全然都是雅正的音调。对于雅词的提倡显示了莫友芝作为一代学人的理想的词学观念。其次，博采众长，提倡清空的词风。其《〈葑烟亭词草〉序》云：“柏容少近辛、刘，繙然自嫌，严芟痛改，低首秦、周诸老，而引出以白石空凉之音，所谓前后三病，已无从阑入。”②黎兆勋，字柏容，遵义人，莫友芝说黎兆勋少年时学习辛弃疾、刘克庄，词风豪放；经过严格删改后，努力向秦观、周邦彦等婉约词人学习，最后以姜夔为典范，词风达到了清空悲寂的境界，经过多方面的学习之后，前文指出的六种弊病，在黎兆勋的词里已经看不到了。再次，要求词律精严，音韵谐调，具有感人的力量。其《〈葑烟亭词草〉序》云“：余每持苛论，即一字清浊小戾于古，必疵乙之，而柏容常以为不谬，日锻月炼，不尽善不已。近则每变愈上，虽子建好人讥谈，人亦何所置喙？”③在和黎兆勋讲论诗词的时候，莫友芝对于音律的和谐要求得非常严格，黎兆勋在其督促之下，词的创作不断进步，《〈葑烟亭词草〉序》又云“：昔吴尺凫为词，在中年以后，故寓托深而揽撷富，宋牧仲虚怀讨论，其词可上拟北宋。柏容兼之，宜其幽宕绵邈，使人意移，为之不已，于长水、乌丝、珂雪间参一坐，岂有愧哉？”④莫友芝称赞黎兆勋的词内容丰富，寄托深刻，情意绵邈，具有感人的力量，可与北宋人创作的词相比拟。在《陈息凡〈香草词〉序》中，莫友芝又评陈钟祥的词曰“：如集中无题诸令、引，读之迷离惝恍，使人无端哀乐，一往而深。”⑤
此外，莫友芝在《〈葑烟亭词草〉序》、《陈息凡〈依隐斋诗集〉序》、《〈播川诗抄〉序》、《〈播雅〉序》等序跋中还对“穷而后工”、诗歌的风骨、诗人气质和诗歌风格的关系、地方环境风俗对诗歌风格的影响等都有所阐释，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得知莫友芝的诗学道路和心路历程，对于研究宋诗派的诗歌风貌不无裨益。
结 语
著名画家韩美林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两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中被定为反革命，受尽；粉碎“”后，遭遇三次不幸的婚姻；年近古稀，又患上治愈率极低的疾病。可韩美林始终乐观。有人问他心态为什么这么好，韩美林说：“没心没肺，能活百岁；问心无愧，活着不累；心底一汪清水，没有过夜的愁，不生过夜的气，也就没有过夜的病。”
蒋勋——“自足”哲学
台湾知名画家、诗人与作家蒋勋在生活中一向不喜欢比较——无论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因为，在他想来，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而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富足的感觉，见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圆满自足，无欲无贪，也就能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
赵强——“公司”哲学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永业国际集团董事赵强认为，人生的经营大概取决于三个系统：观念系统、价值系统和能力系统。他成功的秘诀就是把自己当做公司经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公司，你我的‘人生公司’大多不足百年。你就是以你的姓名冠名的‘人生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虽然，每家‘公司’的注册资金都不同，每个人的经营结果也不一样。但无论如何，都需要自己辛苦创业。”
贾平凹——“凳子”哲学
作家贾平凹是一个偶然的原因走上文学之路的。在一次演讲中，他感慨地说：“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是被别人安排着过完一生的，被人安排上哪个学校，被人安排去哪个单位，被人安排去和哪个人结婚……却没有真正想过自己给自己安排一件事情去做。人在这时候，最需要有一个凳子，你站上去，才会发现，你还有许多没有挖出来的才能和智慧。而这个凳子，是突然闯入你心中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
郝明义——“游泳”哲学
台湾著名出版家郝明义有一年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岛上游泳，差一点儿遭遇灭顶之灾。成功脱险后，他总结了一个“游泳”哲学：“万一真正碰到危险，千万不要慌乱，更不要随便喊‘救命’。如果你喊了‘救命’，可能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因为，等别人来救你，往往自己不会再想办法；危急关头的一口气，与其来喊‘救命’，不如用来‘换气’；关键时刻，要冷静地、顺畅地应用自己所懂的招数，才能脱困而出；只要努力，一定会越游离‘岸’越近。”
王立群——“四行”哲学
《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王立群教授的人生经历异常坎坷，被打下去，挣扎着起来，再被打下去，再挣扎着起来，最后取得成功。在一次访谈中，他总结说：“人一生想要做成点事情，必须要有‘四行’：第一，自己要‘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第四，你的身体得‘行’。要特别强调的是，自己说自己‘行’是不行的，要说你‘行’的人得‘行’。”
白岩松——“乌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