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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党内民主；制度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0404
党的十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1]十报告提“党内民主制度体系”，而不是单纯提“党内民主制度”本身，表明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已由单项制度突破转向制度的整体建构，这为新形势下提高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指明了方向。党内民主的发展要靠制度来保证，而制度应该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从体系中来设置制度，使之常态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应当从完善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党代会制度、党委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方面进行。
一、完善党员权利保障制度
党内民主的实质是广大党员当家作主，即党员是党内民主的主体。所谓党员主体地位，就是指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及党的实践活动中居于主导的、自由的、决定的地位，主要表现在：广大党员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党员主体的民利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保障，党员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实际参与党内事务及党的管理活动，党内事务能够充分体现党员主体意志，党员主体能够自由地选择党的领导成员以及党的建设的各项活动始终以党员为主体来开展等等[2]。党员主体地位的观点是党内民主理论最根本的观点。
党员在党内民主中的主体地位，必须要以和其他党内法规等法的形式规定下来，这就是党员权利保障制度。长期以来，尽管及党内相关法规对党员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实际的党内生活和党的实践活动中，仍然存在着知情权不够、参与权不够、选举权失真、监督权弱化等党员民利流失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一些党组织及其领导对党员权利的忽视、党员的民主素质不够、制度建设存在缺陷、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余毒的影响等多种原因造成的。
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健全党员民利保障制度，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党内民主发展的物质基础；二是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增强广大党员的维权意识；三是大力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程序化制度建设，建立党员权利保障的体制机制；四是积极推行党务公开；五是建立和完善刚性的责任追究制度；六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残余。
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
党代会是党的权力中心，是党员行使民利的最重要场所和最基本载体。党代会制度是实现党内民主的最基本的形式和制度。党代会具有选举、立法、决策、监督等职权，但其权力同样存在流失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党内重大问题往往不是在党代会上讨论决定，而是被全委会、常委会或别的会议取代，有时只是在形式上经过了党代会；党代会只能在几年一度的会期内发挥一定作用，在其闭会期间权力严重流失；党代会同各种与其相关的委员会的权力关系不明确。上述党代会权力流失现象大多与代表大会实行非常任制有关。因此，完善党代会制度的关键在于实行党代会常任制。
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根据各地试点多年的实践经验，最基本的有以下四项措施：
一是恢复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党代会能够经常召开，是其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享有最高的决策权、最高的监督权、党内法规制订权和人事任免权。然而，由于它五年才召开一次，的有关规定难以真正落实，党代会权力严重流失。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有效办法之一就是恢复实行党代会年会制。
二是实行党员代表任期制。实行党代会常任制，除了需要实行年会制之外，还必须实行党员代表任期制。党代表任期制是参照人大代表任期制的。党代表实行任期制后，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继续履行权利和职责，继续发挥党代表的作用。
三是设立党代会常设机构。所谓“常任制”，是指党代会能够持续不断地行使权力。代表大会年会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年会制只能一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不可能一年到头都在开会。因此，在会期外，因为没有组织载体，代表大会无法发挥其作为最高领导机关、决策机关、监督机关的职能和作用，党代表也难以开展活动。所以，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应该有一个能使其继续行使权力的载体。这就要求党代会选举产生一个常设委员会，多少类似人大常委会那样。常设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代表大会的重要职能，处理日常事务。
四是改革党的领导机构设置。设立党代会常设委员会后，需要对现行的党的领导机构设置进行改革。常设委员会作为党的权力机关，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日常决策权；党的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保留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党的纪律监督机关，应该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并扩大其权限。常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都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并对党代会负责。在代表大会年会上报告工作，接受监督与质询。三机关人员原则上不应交叉任职。
三、完善党的委员会制度
党的委员会制度是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得到恢复和坚持，党委会制度运行情况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两大顽症：一是个人专断，家长制；一是自由主义，各自为政。具体地说，党委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党委全委会作用还不能充分发挥，二是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还不够健全，三是党委票决制还不太完善。改革党委会制度，最主要的是要加强制度建设，使党委会制度的运行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
一是健全全委会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党委会一般分为全委会和常委会，全委会在保障党委重大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实践证明，党代会的决策，风险较小，但成本很大，而常委会甚至个人的决策，成本较小，但风险很大。因此，全委会的决策似乎成为最佳选择。应通过健全定期召开全委会会议制度和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从而健全全委会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
二是健全党委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方针，建立和完善党委会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一方面，党委会应当结合实际对重大事项进行细化和量化，以便明确哪些是需要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而不是随机确定。另一方面，党委会议事必须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议事规程大体包括：确定例会议题和例会时间、严格会议议程、充分发扬民主、选择恰当的表决方式等。
三是健全党委票决制。党委票决制是指党委会成员用投票的方式进行决策的制度。在党委会中，一人一票，每个票值相等。健全党委票决制，需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其一要逐步扩大票决制的主体和客体范围。票决制的主体应当由目前的常委会扩大到全委会，票决制的客体应当由目前的重要干部任用扩大到包括“三重一大”的所有问题。其二要不断完善票决制的环节。在投票表决前，应做到充分酝酿；在投票表决过程中，应做到充分讨论，并对票决过程进行全程如实记录；在票决结果出来后，应做到决议公示。其三要探索实行差额票决制。为了提高票决质量，票决拟任人选或拟通过方案应当多元化，而不是单一化，从而使票决做到多中选优，而不是投信任票。其四要加强票决制的配套制度建设。票决制不是党内民主的全部，需要同其他党内民主措施配套进行，比如党组织的考察、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工作业绩考核、民主评议等。
四、完善党内选举制度
党内选举是党员行使自己的民利，把党内的领导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授予党的各级机关及其领导者的基本形式和途径，是党内民主中最核心的问题。发展党内民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党内选举制度。
一是改革党内候选人提名制度。所谓党内候选人是指由特定主体按照一定的程序提名，通过选举后成为领导干部或党代表的人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是提名的主体，特别是领导机关的“一把手”垄断提名权。党内选举中的暗箱操作往往就产生于这个环节。为此，改革党内候选人制度必须明确候选人条件；必须在候选人提名中做到不带框框、不定调子、不授意图；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必须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候选人提名制度；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惩戒制度。
二是完善差额选举制度并积极稳妥地引入竞选。改革开放以来，党逐渐实行差额选举制度。但是，党内差额选举的幅度、范围和比例还很不够，有待进一步扩大。每个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每个党员都有权成为党代表。因此，当选者产生的最具合法性和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就是实行被现代文明实践所验证的民主竞选。竞选有利于选举人对当选者的监督。
三是逐步建立党内弹劾罢免制度。弹劾罢免制度是选举制度的自然延伸，是选举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逐步建立党内弹劾罢免制度，有利于反腐倡廉和纯洁党的领导干部，有利于增强党的干部队伍新陈代谢和优胜劣汰的能力，有利于保障党员民利，又有利于完善党内选举制度。
五、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党风党纪、反腐防腐的重要手段。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现行党内监督制度仍然存在着薄弱环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党代会的监督职能未能充分发挥；二是党委全委会的监督机制不健全；三是党内专门监督机构与同级党委会的关系没有理顺。因此，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健全和完善已有的监督机构和监督制度，充分发挥这些机构应有的监督作用。
一是健全党代会的监督制度，发挥党代会对党委会的监督职能。按照，党代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它有权对由它选举产生的党委会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是以权制权，体现了权力监督的普遍法则，具有最高权威性。同时，党代会是党员参与讨论和决定党内重大事务最主要的场所和载体，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广大党员的意志和要求，因而，党代会的监督也是一种有组织的党员监督，最能体现民主监督的属性。健全党代会的监督制度，加强党代会对党委会的监督职能，可以从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实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提高代表对党委领导层监督的时效性、提高党代会的会议质量、扩大党代会的监督权等方面着手。
二是健全党委会的监督制度，发挥全委会对常委会的监督职能。健全全委会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方面，健全定期召开全委会会议制度。目前，应适当增加全委会的会议次数。中央全委会每年可召开两次例会，省、直辖市全委会每年至少召开三次例会，市县全委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例会。这样可以保证全委会能够及时对重大事务进行决策，否则，全委会的决策权就有可能流失到常委会。此外，应不断丰富全委会的会议内容。全委会会议的议题，既可以由常委会提出，也可以由委员、常委联名提出。全委会在对议题审议时，应增加询问、质询、批评、建议等内容，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听取和表态。另一方面，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制度。常委会由全委会选举产生，必然要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出现全委会对常委会监督不到位的问题，特别是在全委会闭会期间，其监督作用难以发挥。因此，应在全委会对常委会经常性监督上作出具体规定。除了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外，全委会还应每年定期对常委会进行考核，并对常委会成员进行民主测评，促使其更好地履行职责。
三是健全纪委会的监督制度，充分发挥纪委会的专门监督职能。党的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和职权问题，实质上就是它与同级党的委员会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规定党的专门监督机构在党的委员会领导下工作，这就使之成为党的委员会的一个办事机构，从而难以对党的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形成平行的监督和制约。笔者认为，健全纪委会的监督制度，必须调整和理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同级党的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加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同级党的委员会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情况的监督。为此，应对现行中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以提升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和规格。
在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中，完善党员权利保障制度是基础，完善党代会制度和党委会制度是重点，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是关键，只有使这五项制度相互联接，协调联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制度体系，才能切实推进党内民主。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1.
奥士康精密电路（惠州）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以下简称奥士康）成立于2005年，于2008年筹建奥士康科技（益阳）有限公司，以电子行业PCB生产为主要产品。现有员工4000余名。
近年来，奥士康公司认真按照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要求，深入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依法治企，依法维权，积极推动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建设，为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服务两个健康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
一、依法治企，确保员工劳动权益。10余年来，奥士康公司坚持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严格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依法保障员工劳动和经济权益。一是实行同工同酬，按劳分配原则。不分男女，不论身份，全员一视同仁，同工同酬，按岗定员，按劳分配，彻底消除性别和身份歧视；二是全员签订《劳动合同》。无论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凡进公司员工试用期结束，立即签订劳动合同，购买“五险一金”；三是确保员工休息和休假权利。
二、健全机制，推行企业民主管理。奥士康公司建立健全以职代会、厂务公开为主要形式的员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保证员工的知情权、建议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是健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奥士康公司坚持重大事项、薪资调整、福利待遇、辞职辞退等事项由职代会审议通过，同时利用厂务公开栏、网站员工论坛、总裁信箱、总裁接待日、员工微信群等形式向公开企务事项，让员工知情，征求员工意见建议。二是充分履行工会维护职能，签订集体合同。公司工会与公司定期签订《集体合同》，依法明确员工聘用、工作日制度、工资及津贴、劳动保险、劳动安全与卫生、教育培训、纪律监督等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事项，并做好跟踪落实，确保合同规范履行。三是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维护员工经济利益。2009年以来，公司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市总工会的要求，依规依程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连续9年签订《工资集体合同》，确保员工工资福利稳步增长。四是加强劳动安全卫生投入，确保员工身心健康。公司根据《劳动法》和《集体合同》要求，认真做好员工劳动安全卫生保障工作，加强安全管理，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安全投入，确保员工身心健康。公司根据《劳动法》和《集体合同》要求，认真做好员工劳动安全卫生保障工作，加强安全管理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安全投入，加强职业病防治，建立了职业病特殊防治方案；完善员工劳动保护的有关措施和制度，制定了《劳动保护用品发放使用管理规定》、《有毒有害工种健康保护制度》和《工伤事故管理规定》，保障了员工生命权和健康权。
三、强化关爱，凝聚企业发展力量。一是开展“四爱”活动，提高员工福利待遇。公司开展以热爱共产党、热爱企业、关爱用户、关爱员工为主要内容的“四爱活动”，建立常态化机制和每月统计汇报制度；2013年以来，公司党支部制定《关于提高党员政治地位和政治荣誉的意见》，落实党员关爱16条；公司工会修订和完善《关于员工探望慰问工作的规定》，落实员工关爱26条，真正做到让员工“快乐工作，幸福生活”。二是创建舒适工作环境，营造和谐企业氛围。公司从细节入手，从一点一滴入手，积极营造员工舒适工作环境。三是参与企业经济建设，开展员工劳动竞赛。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参与和建设智能，积极动员和组织员工参加企业经济建设和劳动竞赛活动，为企业建设发展出谋划策。积极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技能比武、技术练兵、既能培训及“工人先锋号”创建活动，有效发挥了员工参与企业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了企业发展由股东和员工的共享。四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丰富员工问题活动。深化“职工之家”创建活动，通过一“公司大讲堂”、流动书屋活动、趣味运动等健康有益、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五是关爱困难员工群体，做好帮扶慰问工作。积极开展困难员工助困帮扶活动和助学金活动，为企业困难家庭建立困难职工档案，建立“员工子女奖学金”、困难员工定期帮扶制度，难员工真正感受到公司大家庭的关怀与温暖。
【关键词】权力运行 监控机制 初探
党的十对“形成比较完善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运用的频率、随机性不断增加，导致不同形式的、权力滥用现象易发多发，根本原因是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不健全，还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因此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迫切需要。
1.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1权力配置失当。在实践中，受机构设置、岗位设置、人员编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关组织部门在权力配置时有失恰当。一是有的部门既是政策制定部门，又是执行和监督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制衡，久而久之造成权力运行的失控；二是有的单位或部门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把手常常集人、财、物管理权力于一身，本应集体决策的事项，往往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有效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三是有的部门岗位设置和人员分工不够合理，关键岗位缺乏监督措施，一人兼做多个岗位的工作，本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岗位分工失去了作用。
1.2相关法规、制度不够健全完善。我国已步入法制化社会，各种法制法规相对比较健全，但法制法规往往是较为宏观的全局性法规，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还缺乏有针对性的实施细则或相应配套制度，导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操作起来随意性大，容易受具体执行人的判断标准、感情取向、甚至权钱交易等外在因素影响，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失控。
1.3权力运行程序不够严密。目前我国正处在两种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体制上还不够完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一些权力运行程序不够严密，这就为少数意志薄弱者用权失范提供了机会。
1.4监督机制不健全。就我国目前而言，监督部门众多，看似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监督网，然而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这种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太远，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太难，同级对同级的监督太软，法纪监督太晚。因此使得各种权力运行监督的实效性大打折扣。
1.5责任追究力度不够。在现实中，有的单位和部门考核与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有的部门虽有相关制度规定，但在考核过程中存在走过场、好人主义现象，对考核发现的违规违纪权力滥用问题避重就轻，使违规违纪者得不到应有的责任追究和法律惩处。
1.6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有待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党员干部面临着方方面面的诱惑和挑战，尤其是一些掌握重要权力的部门或岗位的人员，面临的诱惑更多更大，常常成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拉拢腐蚀的对象，一些意志薄弱者抵御不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最终导致权力的滥用。
2.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的主要对策
2.1优化权力结构配置。防止权力的滥用，实现权力的正常运用，关键是对权力进行科学配置，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遵循内部牵制、岗位分离的原则，对单位之间、部门之间、班子成员之间、岗位之间的权力进行优化配置，使之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改变权力过于集中、制衡不力等问题。
2.2完善权力程序制约。只有规范权力运行工作程序，才能有效制约权力运用。一是要健全领导班子民主决策和工作制度。明确细化需要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策的具体事项范围，规范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决策权限、决策内容及决策程序；二是建立健全重点领域的基准制度，细化裁量标准，优化工作流程，公开工作细则，压缩自由裁量空间；三是深入开展标准化工作，加强系统内部、单位内部的程序化管理，明确工作标准、规章制度、操作流程，通过外部约束提高内在执行力；四是加强对程序的监督，防止权力运用的随意性，减少权力滥用的机会和空间。
2.3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要大力推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制度，规范信息公开目录，明确公开事项、载体、时限等要求；凡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或广大职工关注的人、财、物等重要事项，在不违反保密规定情况下，都要及时进行公开，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减少自由裁量权，使权力运行受到群众和社会的广泛监督，有效防止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
2.4严格绩效考核，强化责任追究。要将权力运行廉政责任和成效纳入工作人员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具有系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的绩效管理指标体系。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积极探索规范的评估方法和操作规程，尽可能做到细化、量化。同时，严格实施责任追究，明确责任追究的方式，根据应负的责任，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2.5健全权力运行规章制度。只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有效防止腐败。一是健全完善制度体系。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形成纵横交织的制度体系，力求做到防范在先；二是细化制度程序。各部门应将上级颁发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章制度细化为符合本行业本单位特点的实施细则，对办理有关重要事项的条件、规则、程序等各个环节都提出明确的标准和要求，使权力运行和监督都有据可依；三是加大制度执行力。在制定有关制度规定的同时，还要制定出确保制度落实的制约措施，对违犯制度规定的人和事，要严明纪律，严肃处理。
2.6加强教育，筑牢权力正确行使思想基础。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控，必须清除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障碍，不断强化他们自觉接受监督制约的观念。一是要加强反腐倡廉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二是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廉荣贪耻的环境氛围；三是加强廉政法规宣传，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参与权力运行监督，形成一种人人参与监督的良好社会氛围。
3.结语
保证权力正确行使，防止、滋生腐败，仅靠某一项措施和方法都是不够的，需要我们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探索，从根本上保证党员领导干部正确运用权力。
近些年来，尤其是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来，党内生活比过去活跃了。但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分析，党内组织生活离生动活泼相去甚远，基层党内生活质量还不高，对党员的吸引力影响力也不够强。一些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单调沉闷，除了讨论组织发展工作之外，听文件、读报纸、谈体会、作汇报成为惯例。党内生活所面临的一些困惑，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我们对党内生活的特点、作用以及活动主体认识上的片面性，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党内生活具有双向性特点。一方面，党组织通过党内活动，向广大党员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党员学习、讨论、贯彻；另一方面，广大党员通过组织生活向党组织阐述自己对形势任务的观点，反映群众的思想、情绪、意见和要求，参与党的方针政策的讨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批评监督的权利。这种双向沟通有利于加强党员与党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联系，畅通党内的民主渠道。当前尤其要重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从而更多地激发广大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充分认识和尊重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首先，共产党员作为党的肌体的细胞，是党的组织的主体。其次，党员是党的活动的主体。各级党组织要加深对党员在党内生活主体地位的认同，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使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保障，党员能够参与党内事务及党的管理活动，党内事务能够充分体现广大党员的意志，党的建设和各项活动以党员为主体来展开，让每个党员真正成为党组织中能动的先进分子。
二、强化党员参与和管理党内事务的主体作用。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调动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广泛参与、有效管理和积极监督。要创建党员参与和管理党内事务的平台，逐步扩大党内事务公开化的程度，党员应当参与基层党内活动的全过程。
三、切实保障党员发挥主体作用的权利。党员是党内权利的主体。党组织和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和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充分认识保障党员权利的重要性和侵犯党员权利的危害性，建立健全党员权利的保障机制，使党组织自觉维护党员权利，使党员充分行使党员权利。一是要健全党内事务公开制度，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和对党内事务的参与权。二是要健全党内选举制度，保障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三是要健全党内表决机制，保障党员正确行使表决权。四是要健全党内监督机制，保障党员正常行使监督权、批评权、检举权。五是要强化纪检机关职能，做好党员权利保障工作。
世界贸易组织颁布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27条第2款明确规定:“如果为了保护公众利益或社会公德,包括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寿命及健康,或者为避免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有必要在一缔约方的领土上禁止一个发明的商业性实施,该缔约方可以排除该发明的可专利性。”人们通常把这种基于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等原因所做的例外规定称为“可专利性的道德例外”[1]72。许多国家的《专利法》中都有类似的条款。例如,《日本专利法》第32条第2款规定: “有害于公共秩序,良好的习俗或公共卫生的发明,不能授以专利。”我国在1984年制定《专利法》之初就曾在第5条中规定:“对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其后,我国《专利法》虽历经三次修订,这一条款却一直保留至今。
从立法目的来看,“可专利性的道德例外”这一条款就是要排除某些可能危及公共健康、生命尊严、生态安全及社会公德的发明创造的可专利性,从而筑起一道公共利益的保护屏障。然而,我国专利伦理审查的缺失却让这一条款难以发挥其屏障作用。
(一)包含违禁成分的专利普遍存在,直接威胁公众生命健康
食品、药品、日用化学品与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近年频发的“瘦肉精”“三聚氰胺”“毒胶囊”等公共安全事件,将公众的目光聚焦到包含违禁成分的发明专利之上。
在保健食品领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红豆杉、川乌、长春花等均属于保健食品违禁成分。然而,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含有红豆杉的保健品专利申请35项中,6项被授予了专利;受理含有川乌的保健品专利申请8项,3项被授予了专利;受理含有其他禁用物品的保健品专利申请近20项,7项被授予了专利[2]81。在药品领域,根据我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关于品和实验研究管理规定的通知》,去氧麻黄碱、四氢大麻酚等33类属医疗领域违禁药物,但国家知识产权局却受理涉及去氧麻黄碱违禁药物的专利申请1项,授权1项;受理涉及四氢大麻酚违禁药物的专利申请24项,授权10项,其中6项涉及医疗使用[3]6。在日用化学品领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化妆品卫生规范》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牙膏用原料规范》等文件,白芷、半夏、二甘醇等属于化妆品或牙膏的违禁成分。然而,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含有白芷的化妆品专利申请307项中,73项被授予了专利;受理含有半夏的化妆品专利申请34项,6项被授予了专利;受理含有二甘醇的牙膏专利申请4项,3项被授予了专利[2]81。 值得庆幸的是,大部分涉及违禁成分的专利申请并未获得授权,但有学者在考察以上专利申请的审查过程后发现,导致这些申请不能被授权的理由通常是“说明书没有充分公开”或“不具有创造性”等,而并非以“包含违禁成分”等为由提出审查意见[2]81。这揭示出在专利审查过程中,针对《专利法》第5条的伦理审查事实上是缺失的。
(二)专利授权不断被突破,间接危及公共健康
笔者以“基因检测方法”为检索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平台上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发明授权专利32项,其中30项均与人有关。例如,日本佳能株式会社获得授权的专利“探针、探针组、固定有探针的载体和基因检测方法”(授权公告号:CN101177711B),黄乐群获得授权的专利“一种无需借助PCR的基因检测方法”(授权公告号 :CN101967517B),湖北医科大学获得授权的专利“一种乙型肝炎和庚型肝炎病毒基因检测方法”(授权公告号:CN1117281C)等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公布公告查询数据。
根据我国《专利法》第25条第3款“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授予专利权”及《专利审查指南(2010)》的相关规定,基于维护公共健康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并为保证医生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有选择各种方法和条件的自由权,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疾病诊断和治疗过程中使用的仪器或装置、物质或材料属于可被授予专利权的客体[4]124。笔者查看以上某些“基因检测方法”专利申请书的摘要后发现,这些专利申请涉及的主要是为疾病早期诊断或其他基因检测提供新的有力手段的基因检测方法,而非诊疗过程中所使用的仪器装置或物质材料。由此可见,这些发明创造其实早已突破专利授权的。类似的专利授权行为,不禁让人质疑专利审查的合理性及合法性究竟何在。
公共健康也即公众健康[5]107,其实质是个人健康在公共领域的延伸。因为生命存续是创造、体验和享受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具有至高无上性[6],生命健康权也就成为最基本的人权。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政府责无旁贷。为此,积极回应公众的健康需求,完善专利伦理审查机制,既是立法、执法部门的职责所在,也是维护《专利法》道德合理性的应然要求。
二、专利伦理审查缺失的原因分析
无论是对包含违禁成分的产品或方法授予专利权,还是对“不能授予专利权”的发明进行授权,都会给公共健康带来危害。那么,专利审查机构为何没能做到严格审查和把控呢?笔者以为,以下三个层面的困境正是专利伦理审查缺失的症结所在。
(一)意识层面的困境:“专利去伦理化”主张的挑战
对于《专利法》是否应当对发明创造进行有关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的审查与评价,在理论界和立法实践中一直都颇具争议。“专利去伦理化”主张者认为,《专利法》属于“技术性规范”,与
伦理道德相距甚远,不宜将伦理审查纳入专利审查范围。梳理这些反对专利伦理审查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是个太过笼统和宽泛的概念,其与民族、宗教、社会、文化等密切相关,具有极强的地域性,不利于专利保护的全球统一。此外,伦理道德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变化而变化,比如避孕药从非法药品转变为极其流行的合法药品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7]157。因而,这样一个内涵宽泛且标准不断变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已远远超出专利审查部门的能力范围。
2.专利权是一种消极的财产权,专利权人所享有的只是未经其许可他人不得擅自实施该专利的权利,而非当然地享有将专利技术付诸实施的权利。在我国,专利技术能否最终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通过行政审批。同理,没有取得专利权也并不意味着该发明创造就不能实施。例如,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开始对DNA重组技术进行研究的时候,不少科学家表示 DNA重组技术存在巨大的潜在危险,应该制定严格的法律来限制该技术的研究,但探索精神的力量远大于法律的限制能力,实践证明这项技术现已得到广泛应用。可见,专利权人对专利技术的实施,既不始于获得专利权之时,也不终于专利权终止之刻[3]11-12。因而,即使依据《专利法》的道德条款,拒绝为某些发明创造提供专利保护,也无法阻止其实施。
3.由于伦理审查没有标准答案,纠缠于发明创造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将让其丧失专利申请的占先性,使我国的科学技术、民族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丧失重大战略机遇。
事实上,“专利去伦理化”支持者的核心理由概括起来无外乎三点:一是道德标准因其复杂性、动态性及地域性而难以统一;二是授予专利权不代表专利技术能实施,因道德原因不授予专利权也无法阻止有害技术的实施;三是对专利申请进行道德审查将延误国家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这些理由看起来言之凿凿,确实给专利伦理审查带来了不少挑战。
(二)立法层面的困境:立法不完善,缺乏审查依据
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与欧盟的专利立法比较接近。我国在《专利法》第5条中明确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评价的伦理原则,宏观上为专利审查过程中应坚守的道德原则作了规范。但是,就微观层面而言,立法的不完善、审查依据的缺失,让专利伦理审查难以为之。
1.只将法律作为伦理审查的法定依据,审查标准过于宽松。我国《专利审查指南(2010)》明确指出:“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法律。它不包括行政法规和规章。”[4]120这表明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审查员进行伦理审查的法定依据只包括法律,而不包括行政法规和规章,其实质是降低了专利授权的门槛,对保障公共健康是极为不利的。以2012年“毒胶囊”事件曝光后引发公众热议的一项涉及利用皮革废料提取食用明胶的授权专利(名称:一种制备高铬明胶的方法;授权公告号:CN1056268C;案件状态:未缴年费终止失效)为例,关于食品明胶,主要涉及两项标准和法律:一是《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明胶》(GB6783-94),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上两项都限制利用废弃皮革制造食用明胶[8]93。这件专利授权的时间是2000年9月13日,彼时属于《专利法》“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尚未颁布实施;而1994 年就的《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明胶》(GB6783-94)又因不在“法律”之列而不能适用。正因为立法将行政法规和规章排除在法定审查依据之外,降低了授权的安全性标准,才让这类明显侵害公共健康的发明获得专利授权。 2.未对违反“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进行详细规定,伦理审查“难为无米之炊”。我国《专利审查指南(2010)》对“社会公德”和“妨害公共利益”进行了解释。社会公德,是指公众普遍认为是正当的、并被接受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它的内涵基于一定的文化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因地域不同而各异。我国《专利法》中所称的“社会公德”限于中国境内。妨害公共利益,是指发明创造的实施或使用会给公众或社会造成危害,或者会使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受到影响[4]120。尽管我国《专利审查指南(2010)》的解释比《专利法》更为详细,但“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的内涵仍具有较大弹性,比如《专利审查指南(2010)》中列举的“发明创造的实施或使用会严重污染环境、严重浪费能源或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危害公众健康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何为“严重”仍因缺乏具体标准而难以操作。
“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缺乏具体的评判标准,一方面让审查员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难免将其个人标准作为社会标准;另一方面,则是审查员认为伦理原则太宽泛,直接略过伦理审查,进入实质审查,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三性原则”实际上取代了伦理原则。
(三)实践层面的困境:审查主体缺少、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
1.没有配备与伦理审查相关的人才,导致审查主体缺失。在我国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实质审查、复审和无效宣告程序中,审查主体包括两个:专利审查员和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审查员是初步审查和实质审查的主体,专利复审委员则是复审和无效宣告的审查主体。
专利审查员在初步审查中,需要判断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是否属于明显不符合我国《专利法》第5条和第25条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情形,这意味着专利审查员是进行首轮伦理审查(在不发生复审和无效宣告的情况下,也是唯一的伦理审查)的主体。那么,专利审查员能否完成如此重要的伦理审查工作呢?答案是否定的。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都涉及非常专业的自然科学知识,因此国家知识产权局招聘的专利审查员多是具有机械、交通、计算机、化学、材料、光学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技术人才。这些审查员可能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但在法律和伦理方面的知识储备无疑是薄弱的。要让缺欠法律、伦理专业知识的审查员来判定某项发明创造是否“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可谓困难至极。更何况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伦理层面的问题也愈发包罗万象,仅仅依靠审查员不完备的知识架构和极其有限的审查时间,就想彻底解决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
应该说,如果专利审查员的伦理审查发生了偏差,那么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或无效宣告审查其实是一次很好的纠错机会。但事实上,复审委员会也很难去纠正这种伦理偏差。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59条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技术专家和法律专家组成,主任委员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负责人兼任。”我国《专利审查指南(2010)》进一步明确:“专利复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局长兼任,副主任委员、复审委员和兼职复审委员由局长从局内有经验的技术和法律专家中任命,复审员和兼职复审员由局长从局内有经验的审查员和法律人员中聘任。”[4]359从以上规定可看出,专利复审委员会也没有配备伦理学领域的专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从专利审查员到专利复审委员会、从初步审查到复审,在专利审查的整个过程中,伦理专业人才都处于缺位状态。
2.公众参与及反馈机制不健全。公共健康关乎每一个人,因此,公众理应享有对专利审查过程及审查结果的监督权。当前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及审查流程为:专利文书提交申请―初步审查―公布申请文本―实质审查―授予专利权―公告。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48条规定:“自发明专利申请公布之日起至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止,任何人均可以对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专利申请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意见,并说明理由。”该规定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公众提交意见的监督权。但是,从《专利法实施细则》到《专利审查指南(2010)》,均无关于公众如何提交意见、公众提交的意见对专利审查员有何约束作用等的相关规定。而且,现行审查制度中并未建立起与公众提交意见相对应的公众意见反馈机制。
我国《专利审查指南(2010)》规定:“任何人对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发明专利申请向专利局提出的意见,应当存入该申请文档中供审查员在实质审查时考虑。如果公众的意见是在审查员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之后收到的,就不必考虑。专利局对公众意见的处理情况,不必通知提出意见的公众。”[4]232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专利审查员没有告知公众意见处理情况的法定义务,这意味着意见提交者根本无法知晓“自己提出的意见是否被审查员采纳,如果不被采纳其原因何在”等信息。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势必影响公众提交意见的积极性,加之公众意见对审查员也无法律约束力,审查员完全有可能为了减轻审查负担或偏袒专利申请人等原因而忽略公众的意见,在事实上造成公众参与权和监督权的落空。
三、完善专利伦理审查机制的对策建议
专利伦理审查是一项重要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有效运转既取决于立法、执法部门在意识层面的重视,也有赖于一个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和高效顺畅的审查监督机制的构建。
(一)厘清观念误区:“专利去伦理化”主张不可取
专利是否应该“去伦理化”,伦理审查是否必要?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溯到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源头上去。法律概念的本义是什么呢?所谓法律是按照伦理精神创制出来的调节人类外在行为的规范体系,它由被社会认同的机构设立,依凭确定的程序运行,通过强制手段获得保障,拥有“公众”之义。法律规范“将道德规范作为自己有约束力的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9],其必然与作为“人们关于正确与错误的强烈情感”的道德规范相互调和 [1]73。因此,法律必须奠基于正当的伦理和道德之上。法律对于社会公共道德的张扬和对不道德行为的抑制,对于法律和道德都是一种良好的互补与彼此增益 [10]。 1众所周知,《专利法》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法律规范,其实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但就其本质和终极目标而言,恰恰就在于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维护公共利益。因此,《专利法》也必须具有道德合理性,并同样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坚守公众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使命。《专利法》拒绝对违公德和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授予专利权,的确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些发明的实施,却表明了立法者和执法者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导向无疑会对公民的道德意识及行为养成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2社会公德的内涵确实会随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生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它又是相对稳定的,是可以成为评判标准的。此外,不管各国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异有多大、历史如何变迁,作为人总是存在共性的,总有一些道德底线是不允许被突破和摒弃的。比如,生命尊严不容侵犯,危及人类健康的发明创造应当被禁止,严重污染环境的技术方案不能被接受,等等。这些共同的道德底线,是可以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而成为世界各国专利保护的共同价值取向的。
3从公众的角度看,也希望国家知识产权局加强对专利进行伦理审查。对普通公众而言,专业知识的缺乏让其很难辨识专利的风险,他们更愿意相信经过权威部门和专职审查员审核认可的发明创造,即使不是有益的,至少也不会是有害的。我国《专利法》第17条第2款也规定:“专利权人有权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识。”随着专利意识深入人心,公众对标注有专利标识的产品的信任程度及安全性预期要显着高于无专利标识的产品。因此,加强伦理审查,将可能危及公共健康的发明创造排除在专利授权之外,既是公众的期待,也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职责所在。不可否认,只强调专利审查部门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是远远不够的,对那些专利审查时无法预知的问题,还需在专利实施后由食品、卫生、工商、环保等职能部门来进行纠错。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这些部门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不能也不应该取代专利审查事前防范的责任。
4对一些尚存争议的客体(如人体基因专利)进行伦理审查,确实可能会因判断失误而延误了专利申请的先机,导致其产业发展落后于其他国家。但是,从风险预防原则来看,我们宁愿专利审查审慎一点,也不愿为了抢占专利先机而置公共健康和公共利益于不顾。
总而言之,基于专利伦理审查对维护《专利法》道德正当性、防范专利实施风险、维护公共健康的重要性考量,“专利去伦理化”主张绝不可取。
(二)完善法律体系,提高专利授权标准
1.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增列为伦理审查的法定依据。从公共健康的角度看,为避免专利授权可能损害公共健康的情况发生,必须全面、严格地对专利申请进行安全性审查,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等关涉公共健康的法律中均无具体的质量安全标准,而是通过类似《食品安全法》第21条“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公布,国务院标准化行政部门提供国家标准编号”这样的条款,来援引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中的质量安全标准。事实上,由国务院制定颁布的行政法规及由国务院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部门规章,正是对相关法律条文的进一步细化。因而,只有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增列为专利伦理审查的法定依据,才能更好地贯彻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维护公共利益的立法精神。
从另一角度看,基于维护公共健康和环境安全的考虑,国家标准的制定要求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8条就规定:“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环境。”因此,在食品、药品、转基因生物等关涉生命健康和生态安全的领域,安全标准不达标,就意味着会给公共健康带来威胁。因此,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对发明创造是否违公德和公共健康的甄别,不仅要依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和本领域的公知常识[8]94,还需要结合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的质量安全标准,才能做出准确判断。
综上所述,建议将《专利法》第5条中的“违反法律”修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样才能确保国家标准在专利审查中被直接适用,严格防范危害公共健康的发明创造
获得专利授权并进入社会。 2.由立法机构决定大部分的“可专利性道德例外”事项。避免执法者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最佳选择,就是由立法机构来决定大部分的道德问题。例如,为了澄清《欧洲专利公约》中有关“可专利性道德例外”的规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1998年通过了98/44/EC 号指令,明确列举了一些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如“人类的身体及其基因序列不构成可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对人类进行克隆的程序以及将人类的胚胎用于工业和商业目的的技术不能授予专利权”等,使得那些“违反公共秩序原则或道德原则”的发明创造得以具体化[1]74-75。
我国《专利法》有关“可专利性道德例外”的规定,与《欧洲专利公约》一样,仍属比较抽象、不易于操作的原则性规定,《专利法实施细则》理应补上这个空缺。但遗憾的是,纵观整个《专利法实施细则》,除第10条“专利法第5条所称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为法律所禁止的发明创造”这一条款外,再无其他更具体的解释。
对此,建议我国的立法机构借鉴《欧洲专利公约》立法者的做法,把认为不道德的从而不能取得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界定清楚,设想并列举出所有意图作为例外的不道德的发明创造,并且将法律条文中所使用的每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措辞界定清楚,以避免专利审查人员握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避免法律的不确定性[1]74。当然,法律总有其局限性,对那些立法时确实无法穷尽的情形,则可通过行之有效的监督来防范审查员不当审查的风险。
(三)引入伦理审查委员会,完善审查及监督机制
1.引入伦理审查委员会,弥补现有审查主体的不足。《欧洲专利公约》第53条第1款规定:“因为商业实施而违反公共秩序或道德的发明申请不被授予专利权。”对于疑似属于该条款排除的主题,欧洲专利局通过“公正性试验”来进行判断,即考察普通公众是否对该发明非常憎恶以至于不能想象该发明被授予专利权 [11]43。“公正性实验”对完善我国当前完全依赖审查员和专利复审委员会来进行伦理审查的体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考虑到我国民众在伦理意识、参与积极性等方面与欧洲各国存在的差异,建议引入伦理审查委员会来辅助审查员和专利复审委员会开展伦理审查工作,以弥补现有审查主体伦理审查能力欠缺的不足,并可将“公正性试验”作为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补充。 伦理审查委员会目前常见于医疗机构中,其职责主要是对医疗机构的临床研究、器官移植、辅助生殖技术等活动进行审批、检查和监督。伦理审查委员会由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专业人员和社群代表共同组成,经法律授权并按照国家颁发的有关伦理审查法律、法规或规章开展审查、监督工作。鉴于伦理审查委员会所独具的合法性、多学科性、集体性、专业性等优势[12]547,将其引入专利审查过程,有助于发挥以下重要职能:(1)审查监督职能。审查监督是伦理审查委员会最重要的职能,其介入将有助于我国的专利伦理审查走向规范化、合理化,也更有利于维护公共健康和公众利益。(2)教育培训职能。当前,通过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教育培训来提高广大专利审查员的伦理素养及其对专利伦理问题的甄别、分析和处理能力,是显着提高专利伦理审查质量的重要一环。(3)政策研究职能。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专利审查也将面临各式各样的伦理新难题,如合成生命技术、定制婴儿技术等,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研究可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那么,在专利审查过程中,专业审查员、专利复>文秘站:
2.依托网络平台,完善公众意见反馈机制。2012年4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开通了“中国专利查询服务系统”,并在该系统中设置了“添加评论”栏目,这为公众及时了解专利申请的审查情况进而有针对性地提交监督意见搭建了便捷平台[13]77。但平台搭建起来后,要想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还有赖于公众意见反馈机制的完善。为此,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下次修订《专利审查指南(2010)》时,将“专利局对公众意见的处理情况,不必通知提出意见的公众”这一内容修订为“专利局对公众意见的处理情况,应通过合理、恰当的方式通知提出意见的公众”。
1.1生命健康权在人权中，生命健康权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生命健康权是用来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得以实现，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尊严得以拥有.例如人身不受伤害和杀害的权利、取得维持生命和最低限度健康保护的物质必需品的权利等都是生命健康权所包含的内容，因此生命健康权的主要保护和帮助对象是经济上的弱者以及生活贫困者.对于退役运动员来说，在其训练期间，为了提高训练效果，便会有一部分教练员缺乏科学的锻炼方法，不顾训练规律，让运动员长期处于超强负荷的身体状态下，结果造成很多运动员具有多种病痛，甚至有些运动员在退役后，由于文化知识不够，再加上有些运动员自身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在生活上没有其他方面的经济来源，所以想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就会显得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退役运动员的生命健康权.
1.2受教育权目前，在《世界人权宣言》、《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等一些重要的国际性法律文件中，都对公民的受教育权进行了严格规定，认为受教权是每一个合法公民应该接受和履行的权力与义务.同时在《奥林匹克》中也有对运动员的受教育权进行了专门性的规定,要求要努力做到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有机融合.因为当运动员的受教育权被充分实现后,运动员的文化素养就会得到普遍提高,也有利于解决运动员退役安置难的问题.由于我国的运动员从小就要进入体校进行训练,他们正处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黄金时间，过多的训练时间和训练内容使得他们很少有时间进行系统性的文化知识和其他技能学习，结果很多运动员在退役后文化水平偏低，很难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其实运动员也是我国的合法公民，受教育权也是其必需的一项基本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因此我们必须保障退役运动员，尤其是那些没有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我们要尽可能让其在退役之后，可以有机会和权力接受再教育，我们要努力普及退役运动员的职业教育.
1.3基本生活水准权基本生活水准权是实现生命健康权的基础，其在国际人权领域又被称之为“适当生活水准权”.简单说来就是我们要保障退役运动员过“像人的一样的生活”.但是据有关调查表明,很多退役运动员的生活状况令人堪忧.由于过早的接受专业训练，使得他们错过了最佳的学习时间，很多运动员都只是拿到了初中、高中或大专学历，拥有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等学历的人数较少.较低的学历层次结构使得运动员退役后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不能够利用学历优势获得理想的工作机会.退役之后，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很少有运动员能够获得继续到大学完成学业机会，这使得他们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固定工作，收入渠道单一，只能依靠训练单位发给的基本工资维持生活.窘迫的生活、尴尬的境遇往往让很多退役运动员失去生活的信心.我国相关机构必须要重视退役运动员的基本生活，要关注这个弱势群体，要承担起对这个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积极探索新的路径，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
1.4劳动就业权我国有相关法律规定，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在享有劳动就业权的时候，就要不分种族、性别、以及民族等条件，享有同等条件的劳动就业权，退役运动员也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拥有平等的劳动就业权.但是目前我们仍旧可以看到很多运动员在退役后，其劳动就业权得不到应有的基本保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和运动员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较低有关外，还和我国当前缺乏完善的就业保障机制有关.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产业化成为一大趋势，过去那种依靠行政管理手段解决退役运动员的劳动就业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这方面，我国采取的是“买断”后自主择业,并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的方法.这种处理方式对于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还适用，但是对于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则很难到位,因为对大多数退役的运动员来说，其面临自主择业的选择时，和其他人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处于相对较弱的阶段，自身的竞争力不够，因而也就根本无法实现平等就业.
2退役运动员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主要原因分析
造成退役运动员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其的法律保护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立法体系不全面从法律体系看,关于对运动员基本权利保障的法律，我国只有一部将近颁布十年的《体育法》，对对运动员的升学和就业等内容进行了相关的规定，除此之外，却没有找到其他相关的法律条文涉及到对退役运动员的基本权利进行规定，也就说在我国基本上没有明确的法律对退役运动员的职业保障、继续教育等一些特殊性权利进行明文规定.例如相比较于国外先进、成熟的体育保险，我国仅仅有运动员伤残保险，并没有提及到退役运动员的就业保险以及退役养老保险等，因此，立法体系不全面的现状导致退役运动员的基本人权保障处于空白阶段.
2.2立法倾向性太强目前我国有关体育方面的立法基本上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它侧重于保护运动成绩特别优异和部分运动项目的运动员的基本权利，但是对于那些曾经也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退下来后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例如摔跤、举重、划船等项目，这些项目在运动会上都是不太普及的运动项目,社会在对从事这些项目的运动员进行退役后安排都不是很到位，这种立法出发点不利于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2.3立法定为不够准确立法定为不够准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是表现在现有的部门规章、意见以及办法等内容上.这些内容都对退役运动员的权利进行了相关的保障与维护，但是其指的都是运动员某一方面的权利，并没有涉及到对运动员的总体保障与维护；第二是表现在相关部门的具体实践操作中.目前有关保障与维护退役运动员的权利的文件虽然已经出台了很对，但是这些文件却将运动员定位为国家体育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些规定具有很强的行政依附色彩.虽然我国的体育事业实行的是举国体制，上述文件也符合这一点要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任何和行业都必须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进行竞争与发展，因此我国的体育事业也在不断表现出市场化特点，而上述的文件却和体育市场化相背离，对于运动员参与体育市场关系的法律主体地位也就不能够进行明确定位，结果导致当运动员的自身权利受到损害时，无法找到有利的法律文件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这一点在我国的部门退役运动员身上变现的更加明显.
2.4程序性规定不足,基本权利救济途径缺乏虽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当运动员的基本权利受到损害时，是可以采取法律途径进行解决的，例如可以通过调解、和解、仲裁、诉讼途径寻求帮助.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找不到具体的义务主体,而且退役运动员基本权利的保障要依赖于简便、高效的申诉、救助的渠道，但是这途径在目前社会中实现起来还是有很大困难的，结果造成很多运动员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3加强退役运动员基本权利保障的措施分析
3.1建立和健全有关的法律和法规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面对当前的情况，我们要全面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有关的法律和法规.因此国家应制定《职业运动员法》,明确规定退役运动员的权利和义务，对运动员应该享有的权利进行明确规定，对于侵犯退役运动员权利的行为要给予明确的界定，确保退役运动员有法律保障，确保退役运动员安置工作有法可依.
3.2切实依法落实“读———训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对于运动员来说，不断加强自身的专业训练是必须的，但是加强自身的文化知识学习也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当运动员的文化水平提高，其综合素质就会有所提升，在体育竞技比赛中就会表现的更加专业化，也会不断缩小与现实社会的差距.因此我们要不断健全和完善“读———训一体化”的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即在对运动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的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其对文化课的知识学习，要保障他们按时完成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并在以后的升学考试中，学习要对他们尽可能放低考试要求，从而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进入到更好的高等学校中去学习.对于已经退役的运动来说，由于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学习时间，因此国家要定期举行退役运动员职业技能培训活动，要不断提高他们的谋生技能，还可以按照部门运动员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可以再次进入到学校继续学习的机会，从而保障退役运动员在走下其多年的奋斗舞台上后，仍能够拥有一技之长，能够解决自己的基本生活问题.对于退役运动员的再继续教育来说，也只有为他们提供特殊的学习机会，才能够让他们更好的适应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发展环境.
3.3建立退役运动员安置机构目前在我国,为了能够有效解决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我国提出了建立退役安置机构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的实施还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被真正落实到实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体育训练单位没有认真思考退役运动员的以后生活问题，他们认为对运动员进行训练，让其参加比赛是职业化的，运动员的退役问题应该由国家或社会来负责.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必须要建立由训练机构参与的运动员安之机构，为运动员的安置工作提供保障.二是建立运动员退役安置机构需要较大的人力和财力.但是这两个理由实际上并不能够成立，只有当运动员的后顾之忧被解决了，他们才会更专心的投入到训练中去.因此，必须要建立专业的运动员安置机构，对于资金来源，可以由国家从体育收益中抽取，然后由国家劳动保障部门、体育管理部门以及民政部门共同来完成.实现多方联动和配合，真正重视退役运动员保障工作，将运动员退役安置机构的建设落实到实处.
3.4积极发展退役运动员的养老保险和就业保险事业首先提高保险意识；其次要加强建设有关体育保险法制.尤其是要对非国家队运动员的伤残保险以及就业保险进行规定.再次,可以建立多元化的体育保险基金筹集渠道.在我国如果完全依靠国家完成体育保险，未免会产生疏漏，因此我们可以建立多元化的体育保险基金筹集渠道，例如设立体育保险基金，如可以从电视转播费中和型企业集团对各种比赛的赞助费拨出一部分作为运作基金等，有效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忧.
4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体育事业进入到了发展的高峰时期，但是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要想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举国体育”的机制还是有很大的困难，这也是在我们的预想之内的，但是如何有效解决退役运动员的基本权利问题仍然是当下我们必须要严肃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要从法律法规方面入手，从当前的管理机制入手，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努力为退役运动员解决生活困然问题，使他们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
“*”时期，市政府制定颁发了《*市*—*年妇女发展规划》。五年来，经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市*—*年妇女发展规划》提出的各项指标得到较好的实现，我市妇女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平等地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水平不断提升，妇女权益保护形成了合力，妇女卫生保健体系日益完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妇女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进一步优化。
我市妇女事业虽然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成为制约全市妇女发展的重要因素；妇女就业和再就业面临困难较大；妇女参与民主决策和社会管理的程度不高；妇女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妇女权益保护存在新的问题和矛盾，社会保障体系需进一步完善；特殊困难妇女群体需高度关注，妇女事业发展的环境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为深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推进我市妇女事业快速发展，根据省妇女发展规划要求，结合全市妇女事业发展实际，制定《*市*—2010年妇女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一、总目标
“*”期间，我市妇女发展的总目标是：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高妇女的整体素质，切实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大力促进妇女平等就业、政治参与、科技素质、卫生保健、法律保障以及社会环境等领域的优先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妇女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二、目标与策略措施
（一）妇女与经济
主要目标：
1．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保障妇女与男性实现平等就业。
2．强化妇女社会保障，提高妇女平等参与经济和共享社会资源的程度。
3．促进女职工享有特殊劳动保护。
4．减少城乡贫困妇女数量，逐步消除妇女贫困。
具体指标：
1．实现男女平等就业，女性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比例保持在45%以上，女性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
2．改善妇女就业结构和就业层次，女性在新兴产业以及科技、教育、信息、金融、科研等领域中就业比例分别增长5—8个百分点，不断增加妇女劳动力转移数量。
3．大力推动妇女创业，鼓励妇女积极参与发展民营经济，到2010年，民营企业中女性管理者比例达到35%左右。
4．提高技术工人岗位等级中女性比例，到2010年，全市高、中级工女性比例增长5个百分点；女性技师和高级技师达500人。
5．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城镇女性从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及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平均覆盖面达90%以上。
6．建立妇女生育基金统筹机制，切实保障妇女生育权。
7．保障女职工享有特殊劳动保护，与女性有关的劳动争议案件、侵犯妇女劳动权益案件的受理率达100%。保障女性享有平等的退休待遇。
8．保障农村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权、生产经营权、土地补偿权等权利。
9．提高城乡贫困妇女的经济收入，在城市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群体中，妇女比例控制在60%以内，提高残疾妇女的就业比例。
策略措施：
1．将促进妇女就业列入各级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和完善保障妇女平等就业的法规和政策，在净增的就业岗位中确保女性有合适的比例，禁止招工、招聘中的性别歧视。
2．政府职能部门和金融部门提供宽松的政策条件，为妇女自主创业提供扶持和服务。
3．拓宽妇女就业领域，为妇女创造新的机会和就业岗位，加强适合城乡女性特点的就业技能培训、择业指导和服务，鼓励妇女自谋职业，支持和引导妇女从事私营、个体企业，促进妇女多种形式再就业。
4．确保妇女平等地获得资本、信贷、土地、技术、信息等经济资源的权利，保障多元化分配形式中的男女同工同酬。
5．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不同所有制经济组织、不同收入层次及不同年龄段的城镇从业妇女，普遍享有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险。
6．加大劳动监督执法力度，强化女职工劳动保护措施，将女职工劳动保护列入企业集体劳动合同。开展“*市女职工劳动保护合格单位”的创建活动，重点加强外资、合资、个体和民营企业女职工劳动安全和五期保护。
7．重点监测贫困、残疾妇女群体的劳动收入情况，设立预警指标；制定减少城乡妇女贫困的政策和措施；健全和完善社会救助及服务网络，为低收入、残疾妇女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条件。
（二）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
主要目标：
1．提高妇女参与民主决策和社会事务管理的层次。
2．提高妇女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
3．提高妇女群体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参与程度。
具体指标：
1．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女性候选人比例要在上一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女性人大代表建议数、政协委员提案数以及采纳比例逐年提高。
2．市、县（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各配备1名以上女干部；乡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至少要有1名女干部。
3．80％的市级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至少配备1名女干部，60％的县（区）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至少配备1名女干部。
4．县处级正职女领导干部不低于同职干部的10%。乡镇（街道）女性党委书记配备率不低于10%，女性乡镇长（主任）配备率不低于20%。
5．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比例不低于30%；女性较集中的部门、行业管理层中的女性比例逐年提高。
6．重视培养后备女干部和发展女党员工作，市、县（区）、乡(镇)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中的女干部比例应分别不低于20%。全市年发展女党员比例占发展党员总数的30%左右；新增加公务员中女性比例不少于30%。
7．村支两委至少配备1名女干部，（村）居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居（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中女性比例逐年提高；企业职工代表中女代表应占相应比例。
策略措施：
1．制订*—2010年*市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规划，把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纳入各级党委重要议事日程，纳入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党员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并定期组织督促检查，确保各项目标落到实处。
2．在选拔干部、录用公务员及职务晋升时坚持同等条件下女性优先的原则，促进女干部进入决策和管理机构。
3．加强对女性领导人才、女性公务员、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多层次、多方位的培训、轮岗锻炼，激发和强化女性参政热情，提高女干部宏观决策、参与竞争的能力，培养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4．全面提高女干部政治业务素质和业务水平，注重在实践中提高能力。
5．重视各级妇联组织在培养选拔女干部、代表妇女参政议政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6．重视奖励、表彰妇女中的先进人物，促进各级各类先进中的女性比例逐年提高。
7．扩大基层民主。鼓励妇女群众积极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保障妇女直接行使民利。
8．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中，注意培养高层次的女性管理能力，提高女性在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比例。
（三）妇女与科技教育
主要目标：
1．切实保障妇女与男性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缩小两性受教育差距。
2．加强女性职业教育，提升女性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
3．开展性别观念的宣传和教育，增强女性自强意识、创新精神、人文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具体指标：
1．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全市新增女性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低于14年。
2．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小学适龄女童入学率达100%以上；初中女生毕业率达100%，
3．中高级女科技人员比例在“*”基础上提高3—5个百分点。
4．提高城乡妇女科学技术知识普及率和应用科学技术的能力，获得各类技术等级职称、证书或资格证书的女性比例逐年上升。
5．发展适合女性特点的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做好“*职业技术春蕾班”的创办与管理工作。
6．开展性别意识教育，逐步在中小学、党校开设性别教育课程。
7．加强女性文化出版和宣传教育，全市每年出版妇女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精品）1个以上。
8．市及各县（区）主要传媒，设置形式多样、内容健康的女性栏目或专题节目。
策略措施：
1．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妇女与男子接受同等教育的相关地方性政策，依法保护妇女受教育的平等权利，禁止性别歧视，创造有利于妇女接受教育的社会环境。
2．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资助政策，继续开展“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社会助学活动，帮助特殊女童完成学业。
3．完善终身教育、职业教育及培训制度，大力发展各级各类适合女性特点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技能培训。新增女性劳动力普遍接受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4．在课程设置、教育内容中充分体现性别意识，在党校和高等学校相关专业中开设妇女学、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等课程；把性别教育纳入教师岗位培训课程。
5．建立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优秀女科技人员的作用，市有关部门每三年联合组织一次妇女科技成果评比和展览，培养造就一批女性学科带头人和高水平的中青年女性科技人才。
6．在妇女中大力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妇女科技知识的知晓率。重点加强农村妇女的职业技术培训，引导妇女科技致富，自主创业。
7．加强对流动人口中妇女及女童教育，把流动妇女儿童的教育纳入社区教育和管理之中，发展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增加残疾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增强其生存发展能力。
8．支持筹建女性职业教育机构和妇女发展网站，大力实施家庭网络工程。
9．市有关部门定期组织妇女好新闻、优秀妇女题材文学、影视作品的评选表彰。
（四）妇女与卫生保健
主要目标：
1．保障妇女生命周期享有卫生保健服务。
2．建立和完善妇女健康社会保障体系。
3．提高妇女心理卫生和生殖健康水平。
具体指标：
1．提高孕产妇保健管理水平。全市孕产妇保健管理率达到96%，城市和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分别达到100%和95%。
2．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到201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20/10万以下。
3．全市农村妇幼保健覆盖率到2010年达到85%。
4．全市妇女病普查率达85%。
5．提高妇女生殖健康水平，生殖保健知识的普及率、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率达98%以上。
6．加强妇女卫生保健工作，进一步加强市、县（区）妇幼保健院建设，开设妇女心理健康咨询门诊和治疗服务机构。
策略措施：
1．坚持“妇幼卫生工作方针”，将妇幼保健机构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健全三级妇幼保健服务网络。加强妇幼保健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妇幼机构及乡镇医院妇产科的医疗设施和设备条件，在各级医院间建立孕产妇救助绿色通道，切实保障孕产妇生命健康。
2．在优化卫生资源配置中，切实把妇幼卫生事业放在重要位置，加大对妇女卫生保健服务经费的投入。
3．推进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巩固完善农村和社区妇女保健保偿、妇女医疗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健康保障制度，保障妇女享受卫生保健服务，提高妇女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
4．进一步强化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准入制度，强化对其机构和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监管，妇幼保健从业人员持证执业率达到100%。深化创建爱婴医院活动，大力提高产科质量，加强对产科人员的培训学习，确保母婴安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取缔非法接生。
5．发展社区妇幼卫生服务。健全社区服务管理网络和健康教育体系，同时对重点高危人群进行预防和控制性病、艾滋病传播和禁毒知识宣传，减缓艾滋病传播。
6．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保障生育妇女的劳动权利和经济利益。提高流动人口中妇女生殖保健服务和健康状况，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广泛传播科学的生殖保健知识。
7．广泛开展妇女病普查普治工作，城镇女职工每年进行一次妇女病普查，农村妇女至少每2年进行一次妇女病普查。妇女病查治经费实行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
8．加强预防和控制性病、艾滋病传播的科学研究和宣传服务工作，开展性健康、性安全的宣传、教育和咨询，普及性科学知识。初中以上学校要普遍开设性健康、性安全讨论和课程。
9．加强妇女心理保健工作。对儿童期、青春期、生殖期、更年期、老年期妇女及残疾妇女进行有针对性的身心健康教育，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服务。建立妇女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
10．进一步落实有关法规和政策措施，坚决制止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行为，严厉打击残害、遗弃女婴等违法犯罪行为。把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并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宣传，积极倡导少生优生的社会新风。
（五）妇女与法律
主要目标：
1．建立健全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体系和监督机制。
2．大力开展普及法律知识宣传。
3．严厉打击侵害妇女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4．保护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
5．健全和完善妇女法律保护和援助的社会网络。
具体指标：
1．制定和完善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政策。
2．涉及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知识社会普及率达95%以上。
3．依法维护妇女在婚姻家庭方面的合法权益，有关侵害妇女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子女抚养权、住房等的各类案件受理率达100%。
4．着力提高人民陪审员队伍中妇联和妇女干部参与妇女儿童权益案件审理的数量。
5．把遏制家庭暴力纳入法制化轨道，开通“12338”妇女维权热线。
策略措施：
1．制定和完善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政策及措施。
2．把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法律法规的宣传纳入政府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以家庭为重点，集中组织妇女法规宣传活动，提高家庭学法、守法的自觉性，提高家庭成员特别是广大妇女的法律素质。
3．严厉打击各种针对侵害妇女人身权利的刑事犯罪行为，及时查处侵害妇女权益的民事案件，切实保护妇女的财产权、继承权和抚养子女等民事权利。定期组织有关保护妇女权益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专项督查。
4．坚决惩治贩卖和引诱、教唆、欺骗、强迫妇女吸食、注射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知识及其危害性的宣传教育，对女性戒毒人员进行综合矫治和跟踪帮教。
5．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逐步建立保护妇女的法律援助和社会救助网络，建立妇女伤情鉴定中心和救助中心。
6．充分发挥女人民陪审员作用，提高她们参与涉及妇女案件陪审的能力。
7．加强女性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降低女性犯罪率。
（六）妇女与环境
主要目标：
1．进一步优化有利于妇女进步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2．市及县（区）要建立各类妇女活动中心，为妇女提供学习、活动、休闲的场所。
3．加强家庭美德建设，建立平等、文明、和睦、稳定的家庭关系。
4．切实保护弱势妇女群体。
5．为妇女创造适宜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具体指标：
1．大力宣传妇女进步以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提高优秀女性形象对媒介资源的占有率。
2．深化“五好文明家庭”户的评比表彰活动。
3．提高妇女生活质量,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和生活方式的更新。
4．保护妇女生存发展环境，城市空气按功能区达到国家标准，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95%以上。
5．完善城乡妇女活动设施和基地网络。到2010年，各县（区）建成妇女教育、培训场所及文化设施1处以上。
6．提高老年妇女的生活质量，老年妇女的福利设施、老年公寓、活动场所大幅度增加。
策略措施：
1．加大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决策者的性别意识，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将性别意识纳入传媒和文化艺术工作中，扩大对妇女的正面宣传，禁止色情或有辱妇女人格及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内容在媒体、广告和文艺作品中出现。为妇女在传媒领域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条件和机会，提高妇女对媒介资源的占有程度。
3．发展社区服务事业。在社区优先发展对家庭生活有直接影响的公共服务，提高社区家政服务水平，减轻妇女家务负担，使妇女有更多的支配时间发展个性、完善自我。
4．开展“五好文明家庭”、“美在家庭”、“十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倡导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建立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劳动。
5．关注老年妇女、残疾妇女、贫困妇女的生活状况，创办为弱势妇女群体服务的公益事业，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6．强化环境综合整治。减少家庭、工作场所及其他环境中有毒有害物质对妇女造成的危害。
7．加强对女性用品及女业的监督管理,完善其检测标准和质量认证工作。
8．增强妇女的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和鼓励妇女积极参加环境保护知识的学习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工作，改变对环境有害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倡导绿色消费。
9．建立和完善各类妇女活动阵地，满足妇女文化学习和休闲娱乐的需求。
三、重要实施项目
（一）组织妇女法规执法检查，推动新《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贯彻实施，制定出台有关遏制家庭暴力的政策性文件。
（二）各县（区）全部建立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三）组织女性科技成果评比和展示活动。
（四）建立“*妇女发展数据库”。
四、组织实施和监测评估
（一）组织实施
1．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市妇女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组织实施。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以及相关部门和社会团体要根据《规划》的目标任务，结合各自职责，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方案，并纳入本部门工作计划和目标考核，纳入本部门的监测评估体系，及时掌握指标的达标情况。
2．县（区）政府应根据当地妇女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本地区的《规划》，并纳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纳入政府议事日程，纳入主要负责人的政绩考核内容，为实施《规划》提供有力的组织、财力、人力保障，接受人大常委会对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监督和检查。
3．建立健全实施《规划》的工作机制。市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每年要向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报告实施《规划》的工作情况。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要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和报告制度，全面推动《规划》各项目标的如期实现，要加强信息的收集整理、反馈交流，通过年度监测和阶段性评估，对《规划》的目标和指标加以适当的补充和调整。
4．建立激励机制。每年召开一次实施规划工作会议，每三年进行一次实施规划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表彰。通过设立“妇女儿童发展实事奖”、“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奖”等奖项，推动妇女实事项目的实施。
5．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本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工作机构，配齐、配足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经费由本级政府拨款，并列入财政预算，可按所在地区妇女儿童人均0.5元予以安排。
（二）监测与评估
1．县（区）政府要对本《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及时准确、全面反映主要目标完成情况。要通过搜集和整理反映全市《规划》执行情况和各项数据资料，分析妇女发展现状和趋势，评估《规划》实施效果，监督和推动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
2．制定监测评估方案，定期组织检查。建立监测评估的指导与培训制度、定期反馈信息和检查评审制度以及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终期评估制度。
3．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监测评估工作的组织协调，审定监测评估方案和监测评估报告，审议监测评估工作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研究解决监测评估工作的重大问题。
一、切实保障党员民利，确立党员主体地位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从本质上讲就是尊重党员的意志和民利，最直接表现就是党员积极参与党内活动，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在党的事务与决策中发挥主体作用，行使党员的民利。
首先，要健全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保障党员的权利，从党规党法上确立党员的主体地位。
一是强化《》的最高权威。以保障党员的民利，在总纲中明确党员的主体地位问题。坚持的权威地位，积极探讨保障党员权利实现的途径，突出党员的主体性地位的党员权利。
二是贯彻落实好《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按照《条例》的精神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保障党员民利的工作机制和制度，完善保障党员民利的有效措施，激发广大党员的创造活力，丰富党员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的内容和形式。同时还要贯彻落实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法规条例，切实保障好党员的民利。
其次，坚持以人为本、采取有效方式强化党员的民利意识。多层次、多角度、多渠道培养和提高党员的民主素养，创造党员积极参与党的领导和管理党内事务的形式，营造党内讲真话的良好氛围，逐步解决一些党员中存在的不愿民主、不会民主、不敢民主的问题，调动广大党员参与讨论党内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党员的主体地位得到确实建立。
一是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开放度和透明度，使党员对党组织的决策、决议、人事任免等都有清楚的了解，进一步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
二是营造党内民主的良好环境。拓展党员民利的实现途径，让不同的意见平等讨论，在全党形成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切磋探讨、形成共识的民主氛围，让各级党组织广泛集中民智，做出科学的决策和决议，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三是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的工作制度。严肃党的纪律，对违内民主的现象和侵犯党员民利的行为，压制党员批评、打击报复等言行，要依照法规进行责任追究，使党员的民利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四是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进一步疏通党内民主渠道，拓宽党内民主途径，丰富党内民主形式，使党员的民利得到充分的行使，实现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广泛参与、有效管理和积极监督。
五是进一步理顺党的代表大会、全委会和常委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形成一个责权明确、相互配合、有效制约的科学的领导体制；调动党员代表参与党内事务，特别是重大问题决策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党的代表大会作为本地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继续充实、健全、完善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等制度体系，为党员实行民利提供制度保证。
保障党员的民利，要坚持在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七大关于党内民主的重要精神，改革创新保障党员民利的实现形式、工作机制、党内民主制度，在确立党员的主体地位的实践中，发挥好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人翁作用。
二、发挥党员主体作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只有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把党员作为党的建设的能动主体，才会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党的建设上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党的民主建设不断提高到新水平。我们要不断进行党内民主的理论创新，通过改善党内民主的氛围，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发展的良好工作机制，使党内民主的发展程度进一步得到提高。
首先，要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健全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
一是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继续探索、总结全党各级各地健全党内选举制度的成功经验。着眼于真实反映选举人意志，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提名方式，不断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和幅度，建立和完善对干扰、操纵、破坏选举行为的责任追究和惩罚制度等新举措，进一步落实党员和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与监督权，拓展党内选举的视野，提高党内选举的质量。
二是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着眼于发挥党代会的作用，确立党的代表大会在党内的最高权力机关、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的权威地位；明确规定党代会定期召开的制度，严格规定代表大会的议事规则等。继续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
三是完善党员参与制度。保证党员对党内事务的有效参与，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如，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让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做到重要事件党内先通报，重要决策实施党内先传达，重要问题决定党内先讨论，增强党员荣誉感和责任感，提高党员的应变能力。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反映制度。做到下情及时上递，上情及时下达，从而为党的社会整合打下良好的基础。健全党内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充分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内获得较高的支持度，同民众的利益诉求相一致。
四是完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的有效运作，要着眼于促进领导干部廉洁用权、依法用权、公正用权，加大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和同级相互之间的监督力度，使党内民主监督的有效性不断增强。推进党内民主监督，明确党代会对全委会与全委会对常委会的权力委托―关系，保证委托者对者的控制和监督，发挥党的集体领导在监督中的作用，发挥党代表和党委委员在监督中的作用。完善巡视制度、党组织民主生活会制度以及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使党内民主监督的领域更加广泛、重点更加突出、操作更加具体。
其次，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党员主体作用，建立党内民主发展的良好运作形态。
一是探索扩大党内民主多种实现形式。提高党员的民主习惯、民主素质，通过发挥党员的主人翁作用，激活每个细胞，使党的组织充满活力。
二是重视党员作为党的活动主体的作用。通过建设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以民主、民生为纽带密切党群关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和增强党的执政基础，营造党内民主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