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女关系范文

父女关系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及其他的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对声明断绝父母子女关系作出具体的规定，因此，声明继绝父母子女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受法律保护。

    父母子女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有血缘关系的直系血亲父母子女关系，另一种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可以依法解除，然而具有血缘关系的直系血亲父母子女关系，却是无法解除父母子女关系的。《婚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该条规定夫妻依法解除婚姻关系，亦不能消除其父母子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日作出《关于父母子女间的法律关系可否声明脱离问题的批复》指出，父母子女间，政治观点可能有进步与落后之分，但父母对子女仍应负抚养教育义务，子女对父母仍应负赡养扶助义务。当事人声明脱离关系，法律义务不能因此而消灭。同时，对于法定权利或利益，如受抚养教育权、受赡养扶助权、继承遗产权，则可以声明放弃。

父女关系篇2

关键词: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平等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8－0084－02

社会的发展，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平等的内容也被引入各种人身关系中，家庭关系的内容是多而复杂的，比较典型的就是父母子女关系以及夫妻关系的问题，目前社会上也出现了这样的法律问题，究竟该如何理解夫妻之间的平等问题，父母子女之间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平等问题呢?

一、夫妻平等关系问题

夫妻关系内容主要是夫妻作为独立的男女方的平等问题。首先可以根据法律规范对这一问题进行解读。关于夫妻间的平等，在宪法和婚姻法中都有集中的表述，即在宪法中的表述如下:宪法第33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夫妻双方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然地具有平等地位;宪法第48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其中妇女和男子也说明了夫妻双方的平等地位，尤其是指出在各方面。婚姻法中的表述:婚姻法第2条第1款“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这就明确点出婚姻制度中夫妻双方属于男女平等关系;婚姻法第13条“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在法律规范层面，明确地指出男女之间的平等性。但同时法律也将妇女作为弱势群体进行保护，如宪法第49条第4款“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这就将妇女和老人儿童一起定位于弱势群体。同样的宪法第48条第2款“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这条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将妇女置于弱势群体行列。而婚姻法中同样存在这种问题，即婚姻法第2条第2款“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利益”。可以发现，夫妻关系中男女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又是相对的。关于平等，多数学者们认为平等就是同样的人应受同样的对待，其实换句话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平等论中的格言，即“平等对待那些平等的，不平等对待不平等的”，即徐国栋提及的“虽然你们不同，但也要同等对待”。①还可以从另一层面理解夫妻的平等，根据夫妻在家庭生活中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按照传统的观点，女性主要承担的是家庭生育方面的责任，这也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所得出的观点。②从社会分工来说，夫妻双方天然地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如今女性在各种场合中都与男性有平等的地位，这并不是有些学者认为的增加女性的负担，而是给女性以更多的选择的权利。

二、父母子女平等问题

目前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多数学者认为平等关系运用不到父母子女之间。但是从宪法文本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的。

(一)宪法中“母亲”表述问题

关于“母亲”一词的使用，文章主要是通过法律规范进行分析，主要是“母亲”一词在宪法第49条存在的不合适。当然不合适并不是指作为国家保护对象的不合适，而是宪法在表述的过程中将“母亲”放置于此的不合适。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1．比较各国宪法中“母亲”的表述各国宪法中存在“母亲”的表述并不多，主要是包括俄罗斯联邦宪法第7条第2款“在俄罗斯联邦，认得劳动与健康受到保护，规定有保障的最低限度的劳动报酬，保证国家对家庭、母亲、父亲、儿童、残疾人和老年公民的支持，发展社会服务系统，规定国家退休金、补助金和社会保护的其他保障措施”、第38条第1款“母亲、父亲和家庭受国家保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7条第2款“国家通过保障产前产后休假，缩短多子女母亲的工作时间，妇产医院、托儿所和幼儿园及其不断扩充以及其他各种措施，特别保护母亲和儿童”、第78条第1款“婚姻和家庭受国家保护”等等。纵观各国宪法中关于“母亲”的表述，仍然会发现一些特点:第一，将“母亲”和“父亲”一词均表述出来，从法律层面以显示平等;第二，婚姻与家庭放置一起，并未将“母亲”放置于此;第三，将“母亲”与“儿童”作为特殊主体加以强调。2．我国宪法中“母亲”使用主要依据世界各国对“母亲”使用来说明我国宪法中存在的问题，宪法第49条第1款的表述即“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有瑕疵，一方面是上述所提到的只有母亲没有父亲;另一方面该内容在此应为分为两部分分别表述，这样表述是重叠的，而且这不能体现本应表达的含义。这里应该分为两部分，即婚姻、家庭受国家的保护，这是从整体进行的表述;下一部分即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这里是将这两个主体作为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的含义。有学者依据以下两点来阐释母亲受宪法保护的原因，即一方面基于母亲的性别，另外一方面是基于母亲对于子女所具有的特殊地位。③但是这个理由是比较单薄的。首先基于第一点的理由，性别原因，这在宪法中也有体现，即对妇女权益的特殊保护，这个理由并未涉及关键内容。第二点理由，母亲对于子女的特殊意义，关于这一点，当然不能否认母亲对于子女的特殊性，这里也不想否认这一点，但是与母亲同等地位的父亲难道不应该也受到国家的保护吗?当然明确的是否认宪法中“母亲”的表述，并不是不承认母亲的特殊性，而是作为法律规范的宪法文本中“母亲”一词在宪法中第49条的表述不恰当，不仅是与家庭、婚姻词的表述有差异，即与这两个词设置于一起不恰当，而且就其内涵来说也有问题，即母亲与父亲的内涵体现不出，同时作为弱势群体已经有了妇女一词的表述。总之，对于“母亲”一词的表述，可以有两种表述，即同俄罗斯联邦宪法似的表述，将父亲增加进去，也可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似的，另外表述。而从“母亲”一词的表述，引发了作为妇女家庭生活中和男子的地位平等问题。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可以从我国目前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分析一下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进而探究父母子女平等问题。在宪法相关的法条如下:《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论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该条内容主要说明的是具体的平等权，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内容，但是从反面分析一下，有两点内容值得注意:1、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2、后边九项内容。主要说明的是在本条中并未真正的体现平等，尤其是前半的十八周岁和后半的没有提到年龄成为了一个对比，这就意味着年龄会存在被区别对待的情况。《宪法》第49条第三款前半句“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该规定是宪法中唯一明确提出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条文，而且该条内容在婚姻法中也有具体的体现，即《婚姻法》第21条、第23条分别说明了抚养教育和保护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内容。从目前的法条中并不能发现父母子女的平等性法条。从反面论证不平等，即保护关系。有学者从反面论证，歧视和保护都是不平等的体现，尽管两者都是不平等，但还是有区别的:歧视基本上是恶性的，而保护完全是善的。而父母子女关系就是保护关系，也就是服从的不对称关系。事实上，父母子女关系是反向不平等关系，即父母双方义务性规定较多，而权利性规定少，而子女享受权利较多，尽义务少的不对称关系，这个领域中完全是义务本位性的，这也如目前宪法和婚姻法的规定吻合。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种关系中，父母享有的也并不是通常的意义上的权利，而是权威，即父母可以行使必要的手段，使子女感受到这种不平等。这样的保护不仅是对父母的不平等，而且对子女也是不平等的。在我国法律中这种不对称保护主义我国实际采取的家庭政策，这点可以从宪法中关于夫妻地位平等规定与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宣言中看出来，而且这点在婚姻法中也是有明确体现的。

(三)父母子女平等的体现

通过对宪法条文的简要解读，也可以发现，在宪法中并没有从正面提及父母子女的平等。而在宪法第33条中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更多层面体现在诉讼法中，在实体法中并不能真正体现其平等的含义。宪法应从正面提出父母子女的平等，具体应该将宪法第49条重新规定，其中一条可以明确提出父母与子女的平等。由于我国目前不存在宪法司法化，但是可以从法治理念的深入强化这种思想，同时可以与道德层面的家庭伦理相结合，使家庭在平等的基础上更加和谐。

三、小结

上述内容都是从现有学说和现有法律规范进行的简要分析，实际上提及夫妻平等以及父母子女平等问题主要是为了缓解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从宪法内容上进行高层次的分析，希望通过从宪法角度分析以对改变这些不平等作出贡献。［参考文献］［1］张燕玲．家庭权及其宪法保障—以多元社会为视角［J］．南京大学学报，2011(4)．

［2］徐国栋．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关系的法哲学透视—与夫妻关系的比较［J］．东方法学，2010(3)．

［3］徐国栋．家庭法哲学两题［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

［4］王锴．婚姻、家庭的宪法保障—以我国宪法第49条为中心［J］．法学评论，2013(10)．

［5］杨遂全．论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原则及其施行［J］．中国法学，2001(1)．

［6］曾培芳，王冀．议“家庭”概念的重构—兼论家庭法学体系的完善［J］．南京社会科学学报，2008(11)．

［7］姚国建．宪法是如何介入家庭的?—判例法视角下的美国宪法对家庭法的影响及其争拗［J］．比较法研究，2011(6)．

［8］陈飞强．女性家庭权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夫妻相对资源的视角［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3)．

［9］刘庚常，孙奎立，张俊良．我国家庭关系的变动特点及其影响［J］．东岳论丛，2006(3)．

［10］叶文振，林擎国．我国家庭关系模式演变及其现代化的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1995(3)．

［11］赵毅，徐国栋．新人文主义家庭法哲学的理论先驱和理论追求［J］．学术界，2013(4)．

［12］薛宁兰．我国亲子关系立法的体例与构造［J］．法学杂志，2014(11)．

［13］王琼雯．家庭权初论［D］．苏州大学，2013(3)．

父女关系篇3

【论文摘要】孝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孝道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孝道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儒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儒家用以规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论文关键词】《论语》孝道孔子

孝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孝道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孝道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儒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儒家用以规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家、国、天下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立足于最小的一点——家，从自我做起，弘扬孝道，孝敬父母。弘扬孝道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响应创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的具体做法。

孝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晚辈对长辈的伦理道德。《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尚书》上对孝的解释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孑L子说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就是说年轻人在父母身边就要孝敬父母，离开家里就要敬爱兄长。“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圆可见孝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的内容有：一为养，即赡养父母。二为敬，即孝敬父母。三为安亲，四为终身孝敬。此外《论语>中多次提及的丧葬及其丧葬的礼节问题也被孔子认为是孝敬父母的延伸。

“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是基础，所以尽孝道的首要条件是赡养父母。子夏问孝，子日：“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喔说子女侍奉父母能经常和颜悦色是件难事。遇到有事，子女去操劳；有好吃好喝的，让父母享用，仅这样就可以认为是孝了吗?从孔子的疑问中就可以知道，孔子认为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要孝敬父母肯定要做更多，那么更多的是什么呢?《论语》中对这个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阎释，即“敬”。

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说了，现在称作的孝，是仅仅能供养父母就行了。然而就是狗、马也能得到人的饲养；如果没有对父母的一片孝敬之情，那赡养父母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孔子驳斥了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孝”的概念，认为孝不仅仅是能够供养父母，还必须要敬，要对父母有一片孝敬之情，孔子在这里着重强调了“敬”。羊羔跪乳，乌鸦反哺，那是一般动物的本能，而人类如果只停留在这种初级阶段，把妥善安置父母的衣食住行问题作为孝顺的最高境界，就未免愧对于“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称谓了。孑L子认为在养父母的同时必须对父母“敬”。子日：“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ft恃奉父母，(如果发现他们有不对的地方，应该婉转地规劝，如果父母没有听从的意思，仍然应当恭敬的侍奉，不要冒犯他们，尽管内心忧虑，对父母却不怨恨。

在孔子及儒家看来，孝敬父母不仅要“养亲”、“敬亲”，还要提倡“安亲”。所谓“安亲”．就是说子女在父母生时立身行道，不犯刑律，不做冒险的事，不做不义的事，以免父母为自己的过错和安全担惊受怕。《论语·里仁》提到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也是孔子提及的安亲的重要内容。131(p17)

子日：“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在世时，因为儿子不能享有独立行动的权力，所以只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之后就要看他的行为，如果他能长时间地遵照父亲生前的道德规范而没有改变的话，就可以称他是孝子了。孔子总结性的指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孑L子构架了一个生命的轮回的框架，子女不改变父母生前奉行的准则，继续继承他们的事业或者是遗愿。“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是虚指．指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一生。因此这是一个自觉性太强、时间又长的过程，是需要很多毅力的，所以笔者觉得这是孔子所认为的敬父母的最高标准了。这也是终身孝敬的难能可贵之处。

子日：“(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不但重视对父母的养、敬、安和终生尽孝，还特别重视对父母的丧葬极其礼记。孔子说“丧事不敢不勉”即说办丧事不敢不尽礼。但他又提倡丧礼的朴素节俭，他明确指出更应该做好的是在父母生前尽的孝道，孝敬父母。这在《论语·八佾》中体现出来，林放问礼之本。子日：“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指出，就一般礼节仪式而言，与其过分奢侈，宁可朴素节俭；就办丧事而言与其在仪式上大操大办，不如内心真正悲哀。

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孝道问题上又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他曾经写过《孝经》。曾子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子主张父母的葬礼要谨慎对待，祭奠祖先要敬重、真诚，这样做就能够使社会道德风尚日渐淳厚。曾子将孝道与社会的道德风尚结合起来，高瞻远瞩，把对孝道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那么《论语》是如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尽孝道的问题呢?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子日：“《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当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参与政治时，孔子说道，《尚书》上说“孝呀!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只要把这种品德应用到政治上去，那就是参与了政治，为什么只有做官才算参与了政治呢?看来孔子认为不一定只有做官才算是参与了政治，将孝的品德应用到政治也是参与了政治。孔子以德治国的主张从这里也可略见一斑。

尽管孔子认为将孝的品德运用到政治上就是参与了政治，但是现实社会中必有很多人是在朝廷做官的，就不能日夜陪伴在父母的身边了。那么怎样处理这个忠和孝的关系问题呢?古人眼里的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孝指的就是在家侍奉父母，听取父母的心声，即小孝；广义的孝指的是在在朝廷里忠于君主，没有贰心，即大孝。孝道在政治范围内延伸成了忠君爱国。孔子以“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以小孝和大孝的关系巧妙的处理了忠和孝的关系。

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子认为一个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人，而喜欢冒犯长辈和上司的情况是很少有的；不喜欢犯上却喜欢作乱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一点给封建帝王“以孝治天下”、“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以很充分的理论根据，孝道在政治范围的延伸就是忠君爱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在孝道的基础上得到了最为广阔的延伸，“父父子子”最终演变成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统治阶级要求臣下忠于君主的目的在倡导孝道的光鲜外表下达到了。不过作为迎合统治阶级统治的孝道也是得到了提倡的，孝道在主观意愿之外开花结果，枝繁叶茂起来。

《论语》从物质上赡养父母、精神上尊敬父母、终身孝敬、对父母生前身后事之以礼、如何处理“忠”和“孝”的问题上都做了精深的阐释。对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孝道问题作了一个概括，涉及了如何孝敬父母的方方面面，也解决了在孝敬父母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各种矛盾问题。例如：尽礼与节俭的问题、传统社会中“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崔高维校点．礼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父女关系篇4

【关 键 词】历史语境/父权制/现代性/性别关系

一、近代以前：中国的父权制与性别关系

在近代以前的主流历史（华夏族）的进程中，有三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应引起妇女研究者的注意：1)由母系时代向父系时代的转变；2)父权制的确立；3)父权－夫权制的健全。考古学发现证实华夏族先民曾有过一个母系社会生成和发展的时期及其向父系社会转换的过程；在夏商两代父系氏族社会高度发展以后，西周礼制全面建制，父权制成熟，从而奠定了华夏性别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宋代以降，父权制逐步演化为一种父权－夫权的性别制度。父系的、父权的、父权－夫权的性别制度的共同特点是将母系时代的两性天然平等的“伙伴关系”改变为性别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以压抑女性为特点和代价的，同时也束缚了男性。

（一）母系制－父系制－父权制的性别关系

1.母系时代

大约在3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居住在今天北京郊外的山顶洞人就生活在母系氏族的组织形态中。母系氏族典型的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和姜寨的聚落形态，反映出当时先民处于家庭和社会组织合一的、以对偶小家庭、母系家族和母系氏族三级组织构成的、以母系为中心的生产和生活形态之中。从墓葬反映的两性分工来看，虽然当时男女有了比较固定的分工，但没有主次、高低之分；相反，女性的生育还受到相当的尊重。墓葬也反映了当时以母系为中心的葬俗的流行，表明当时对偶婚从妻居的男子死后要葬到自己的氏族的公共墓地。厚葬女性和幼女的习俗，也反映了当时对妇女的尊重和重视。在这种以女系传承、生产生活以母系为纽带维系的社会组织中，男女作为氏族成员是一律“平等”的。换句话说，当时尊女崇母而不歧视男。

2.父系制取代母系制

当母系氏族处于鼎盛时期，“危机”来到了。首先，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动摇着母系氏族的物质基础；而随着产品的增加，分配的不均，产生了贫富差别，母系氏族公有制受到挑战。母系氏族组织出现了裂痕并可能分裂成各种形式的家族。利益的分化导致的团体之间的战争又强化了男性首领的权势、地位和财富增加的趋势，进而他们要求改变世系传承的传统——由女系变为男系传承。在这一过程中，男性的作用和地位提升，日益成为物质生产、社会组织中的主角，妇女更多地从事为父系家族生育下一代的人口生产、家务和其它“私人事务”；性别奴役从男女合葬墓中男子直肢仰身、女子侧身屈肢面向男子甚至有呈跪伏状的殉葬女子上可以看出端倪。（注：杜芳琴：《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载《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版，第29-30、33-34、72-93页。）

3.父权制的建立

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与考古学中父系制取代母系制时期大体相当，夏商两代是父系制的发展时期。禹的儿子启的时代，“家室”（“私领域”）和权力（“公领域”）还没有明确的划分，其标志是权力的丧失伴随着家室的被夺（丧权失妻与夺权得妻同时），但是女性在性关系上已经开始了色性的对象化和工具化，“女色”的观念和“美人计”的运用据载就是始于夏代。（注：杜芳琴：《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载《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版，第29-30、33-34、72-93页。）

商代的父系制是建立在明显的阶级分野基础上的贵族父系制，与此相关的是男性本位的男婚女嫁（不一定居于夫所）、一夫多妇（无嫡妾之别）的婚姻制度。在贵族家庭内部，还没有建立起男性之间的宗法等级关系，对于男子的亲属称谓，父亲的同辈兄弟一律称“父”，子辈一律称“子”（女儿亦然）。因此决定了对女性亲属的称谓，所有的妻妇一律称“妇”，没有嫡妾之别；生子之妇一律称“母”，没有嫡庶之辨。这种性别制度有利于贵族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商代贵妇有介入“公领域”的传统，如参与军政事务、准备和主持祭祀、管理农业等。在属于“私领域”的婚姻家庭领域，因为没有嫡庶制和嫡妾制，诸妇间的关系也没有立嗣争宠的紧张。作为商王的母亲，生前受到尊敬，死后还享有儿王的独祭。（注：杜芳琴：《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载《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版，第29-30、33-34、72-93页。）

西周初期，以周礼的制定为标志的父权制建立起来了。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由此决定了婚姻是实行严格的外婚制和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在这两个制度的基础上又制定了男性贵族本位的宗法制、分封制、丧服和庙祭等一系列的贵族等级制度。又由以上制度决定了贵族内部的性别等级划分：男女间分成了尊卑的位置、内外的分工及其价值界定，在女性之间也随着男性的地位身份分成了长幼、亲疏、尊卑的等级。具体来说，在性别分工上，周代贵族将“公”“私”、“内”“外”作严格判分：在国与家之间谈公私，在家的范围谈内外，私是相对于国事的家庭事务，由男女共同承担；在婚姻制度上，严格的外婚制将通婚的双方分为“内”和“外”——男家为内，女方为外；婚姻的原则是“利内则福，利外取祸”；其操作的方法是外嫁女儿，内娶媳妇，贵族男子要按照等级确定娶妇的数量，在诸妇间分嫡妾等级（嫡妻1名，妾媵不等）。在家庭、生育、立嗣和继承等制度方面，父权家族（庭）把“继祖传嗣”作为婚姻生育的主要目的（注：杜芳琴：《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载《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版，第29-30、33-34、72-93页。）。所以，不但认定只有生男孩才算有后，而且从原则来讲，要求嫡妻所生长子最有合法的继嗣权。对男女孩子的不同期望和好恶态度使父系时代重男轻女的风俗有了制度的根据。作为家庭角色的妻子，只生了男孩才能在丈夫的家中确立稳定的地位，甚至还会获得一定的“家庭母权”。

总起来说，周代建立的父权制的性别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性别等级的划分——男女间的等级表现为男尊女卑，妇女间的等级既随所“从”的父、夫、子的男人的身份地位而定，也据自己本身获得的身份角色而不同。分工的等级也明显地体现在“公”“外”事重要，而“私”“内”事比较受贬低上。

（二）父权－夫权制：性别制度的“因”“变”和“经”“权”

从公元前11世纪周代贵族建立起男性中心的父权制性别制度以来，直到19世纪末，在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中，性别制度和两性关系的格局，基本上因循了周制；但因中有变，变中有因。在此期间，有三个比较明显的转折：1)战国秦汉：由血缘贵族的父权制向官僚地主阶级的父权制的转变；2)魏晋南北朝隋唐：民族融合期父权制受到冲激和整合；3)宋元明清：父权－夫权制时期。

1.性别制度的“因”与“变”

从性别制度的“因”看，周礼奠定的父权制性别制度是建立在双重的等级制（阶级的和性别的）基础上的，只要血缘贵族阶级、官僚地主阶级存在，其性别制度是不会根本改变的。如在性别分工方面，就是历代陈陈相因了基本的分工模式——男女公私内外的格局是主流社会所提倡强调的，也是事实上实行的；在婚姻制度上，男性本位的从夫居、一夫一妻多妾制一直上行下效地实行，至少是一种合法的存在；在家族制度方面，父家长制下的父子相承的继承原则也从未动摇，只是遇到“空缺”（无子）的时候，才由非嫡子继位和从同族中过继“儿子”以通融权变，但从来不将女儿的世系和继承考虑在家族制度之内。这一制度对妇女的基本道德规范——贞顺孝柔也没有改变，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殊的强调而已。

从性别制度的“变”看，有两种“变”：一是共时的出于制度的内在需要的“权宜”之变，一种是历时的时移境迁显示出来的或隐或显的量变和部分质变。

比如在两性分工方面，“妇无公事”女不干政是不变的原则，但中国的女主政治从一统帝国开始建立直到帝国的灭亡贯穿了两千年（注：杜芳琴：《中国历代女主和女主政治略论》，载《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这就是权变。再如男耕女织是生产分工的基本模式，但“健妇把锄犁”也不只是在战争时期，要视需要与习俗而定。宋代以来城市中妇女经营者的普遍，从事色艺娱乐业女性的激增，以及明清以降妓业的繁盛和“三姑六婆”（注：（明）陶宗仪《辍耕录》。）的活跃就是与社会历史变化有关。

再如，中国历史上的婚姻关系在两个通婚家族（庭）之间是经过了漫长的调整的，妇女与父家和夫家两个家族（庭）的“距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典型的变化轨迹可以从出嫁的妇女与父母家族和丈夫家族的远近亲疏、自我归属感以及外在的规范、甚至强制性的干预等迹像上看出来。如史书记载，春秋时代舍夫救父是受到肯定的，至少不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到了宋代，已婚的妇女就把丈夫的家族看成自己真正的和永久的归宿。

从婚姻形态而言，尽管祭祖和继嗣的婚姻目的和从夫的居制未变，但从周代贵族外婚制的国际通婚、媵婚到一统帝国、南北分裂再到一统的隋唐帝国盛行的上层阶级的门弟婚姻，进而演变到宋代以降的世俗化的重视财帛和郎才女貌，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婚姻标准不断变化，婚姻形态也不断变化。

对妇女道德的规范要求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如周代对妇女道德普遍的要求是贞顺柔从，孝的道德是对父母双亲的尊孝；汉代以儿子孝母作为表彰和选举的重要标准。但从元代开始理学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对妇女的贞孝节烈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并更向夫家倾斜，元代强调“丈夫死国，妇人死夫，义也”（注：杜芳琴：《理学初渐对元代妇女的影响》，载《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第171-172页。）；明代最受推崇的女德是为死去的丈夫殉烈，到了清代，主流社会提倡寡妇应该守节承担丈夫家族的义务。从孝德来看，元明清时期更多地强调妇女对夫家双亲的义务，而孝女不再成为表彰的重心。 2.性别制度与两性关系的“经”与“权”

所谓“经”，是指性别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模式决定的价值和权力关系上的尊卑贵贱和婚姻家庭制度上的男性中心的、夫家本位的、父权－夫权至上的礼制习俗。所谓“权”，在这里是指制度本身具有的弹性和空间。（注：杜芳琴、蔡一平：《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同上书，第15-16页。）“权”的存在不仅大大缓解“经”对妇女压迫的张力，也昭示着中国性别关系的复杂性和本土特色。

这里侧重分析性别制度的“权”的表现。在性别分工的男主“公外”，女主“私内”的原则下，由于家国一体、同构的结构，在权力领域，两千年封建时代不乏以太后、后妃的身份参与“公事”的“女主”，甚至还出现过武则天那样长期执政的女皇。在经济活动中，妇女是主“蚕织”、“中馈”的，尽管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经营在两性劳动分工有地域风俗的差别，但妇女下田从事农业劳动也不少见，至于城市中的妇女经营者宋代以后更是屡见不鲜。

在家庭角色身份上的“经权”之变更是呈现复杂情状——作为“经”，两性之间存在着支配与服从、主宰与依附、主动与被动等关系，经典性的表述是“三从”、“四德”、“七出”……但在“权”的一面，它又给妇女相对的生活空间，如“尊母”、“考母”、“重妻”、“爱女”的机制在父权－夫权制家庭中周流自如，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妇女家庭生活的压力，甚至成为妇女发挥能动性的工具。最明显的就是“家庭母权”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能控制儿子，对儿媳而言，婆婆就是直接的“统治者”。“权”在不同阶级阶层的妇女中被使用的情况也有不同：士宦家庭中有文化的妻女可以在写作、交游等方面发挥潜能（注：高彦颐：《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第三期，1995，台北；胡晓真：“‘皇清盛世’与名媛阃道——评介苏珊·曼的《珍贵的记录：漫长的十八世纪中的中国妇女》”，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第5期，1998，台北。），劳动阶级的妇女有时在礼制的“边缘”受到较少束缚，也因蓬门小户人家的势单力薄特别强调夫妻合作的家庭“整体性”而得到较多的自主和权力。当然，这些都是有前提的。因而当揭示性别制度的“权”的一面的时候，绝不能忽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压迫妇女“经”的一面。正如Marilyn Young所说：“即使发现和欢呼一个妇女比较自主的领域，也不要看不见妇女所在的更广的等级权力框架；因为任何社会中的妇女的文化都是‘统治力量方面的控制动力和战略史，是妇女生存、协商、顺应、反对的自我肯定的策略史。’”（注：Marilyn Young，《妇女的实际性别利益和战略性别利益》及援引Marie Florine Bruneat语，载邱仁宗等主编《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二、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与妇女解放

近代以来(1840-)，妇女和性别关系的变化既体现中国妇女在国际妇女觉醒运动中走向解放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延续历史和跨越历史的特性。总的趋势是：150多年中，旧的性别制度遭到进步力量的反对，这是一种历史的交织的合力——男人和女人，政党和国家，个体和组织，不断通过思想启蒙、文化批判、社会改良、阶级革命、民族战争、集体动员、发展计划、运用人性自省、结盟协商等各种手段来校正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努力探索一种新的两性合作的伙伴关系。在这个性别关系变革的新旧交替中，显现出性别文化的转换、重建、整合等复杂纷纭态势；同时也表现为由少数男女精英呼吁和实践妇女解放到阶级民族的动员，直到妇女群体力量的壮大与觉醒的过程。

（一）解放妇女与伸张女权：民族、阶级与性别关系的复杂态势

1848-1949年，妇女和性别曾几度成为文化思想界论述、政府改革、立法和政党鼓动民众的重要内容。首先是民族生存危机引发启蒙先驱者的鼓荡呐喊（维新思想家和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家），随即形成一种社会风潮和运动（维新运动与五四运动），接着是政府的改良或改革（清末的现代化改革和国民政府的现代化改良），不彻底的改良引致新的政治力量的革命，或者民族危机引起战争，导致对民众和妇女的进一步发动，从而孕育着新的变革与解放（辛亥革命与国内革命与抗战）。在此过程中，妇女议题得以凸现，一部分妇女作为解放的主体得到成长，传统的性别制度、观念和关系受到质疑、挑战与部分改变。

1.从“维新”到“革命”：男性精英解放妇女和精英妇女的解放

最初的现代化启蒙运动是从妇女的“放足”、“启智”为突破口的。维新人士在“天赋人权”思想启发下提倡“男女平权”。他们把“国家积弱”的主因之一归结为缠足，急切呼吁：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缠足恶习。（注：转引自吕美颐、郑永福著：《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75页。）可见维新派受“进化论”和“生物学”影响，将妇女的身体、生育的功能与人种改进、富家富国、强种、繁种、优种联系在一起。“兴女学”也是建立在妇女传统家庭性别角色基础上来论述妇女受教育与强国的关系的，办女学的目的就是要使妇女成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贤妻良母。另外，从强国富国的角度来看，认为女子受教育可以“执业自养”，为社会“生利”而不是“分利”。（注：分别见梁启超《变法通义》“论女学”、“论幼学”。）尽管当时女子教育只是在少数上层妇女中实施，但孕育和培养了最早的妇女社会活动家、妇女运动的先驱和第一代现代知识女性，也推动了清政府出于“自救”的改革。

新思潮的鼓荡、女学的启智、女子结团体的蔚成风气、女权意识的萌发，使得辛亥革命爆发时，一部分精英妇女积极投入武装起义。而当时国际女权运动进入高潮，受到英国“战斗的参政派”的影响，许多女子参政组织纷纷成立，甚至出现唐群英等人多次请愿、与议员辩论，甚至扭打政界要员要求参政权的事件。转贴于 2.渐进的“现代化”和战争中的中断：“女权”的式微与中共领导的“妇运”

在“五四”前后，新的思想如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人文主义、实用主义、女权主义……引进传入并杂糅并存，在提倡妇女解放、猛烈地抨击旧家族制度、改造社会、挽救民族危机方面达成某种共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男性）建构了一个“压迫－解放“的论述模式，他们呼唤“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带着双重焦虑——民族与国家的振兴、自身在婚姻家庭压抑中以求解脱，奔走呼号妇女解放。

20年代，一代受到新式教育的女性渐渐成为活跃于社会中的一支力量。除了在工厂从业的女工之外，新的职业女性群体在都市中活跃起来，妇女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家庭“闺阁”或“青楼”中的两种角色；一些知识女性开始“自我发现”，呼唤“先做人，再做女人”。她们或就业独立谋生；或出国勤工俭学，探索自我发展和救国之路；或在国内继续开展新的女权活动——当时进步知识界是把女权活动视为世界潮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标志和途径之一，有不少有识之士把“女权”与“人权”并提（注：梁启超：《人权与女权》，1922年11月6日在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讲演，载《晨报副刊》1922年11月16日。）。经济独立和职业平等也是努力的目标，一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自办学校或实业，同时投入女权运动和社会活动。（注：Wang Zhe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wa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s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尽管参政女权运动伴随着联省自治的退稳而式微；尽管在沿海都市，“文明”与“时髦”在女性身上折射出“现代化”的光怪陆离，同时也招致许多人对妇女解放的物议与反对，但自下而上的运动不但在敦促当局同意某些男女平等的具体倡议中发挥较大作用，也渐进地改变了世风民俗。仅以从民国四年开始制定、到1930年才出台的“民法草案”为例，其中也不乏承认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尽管其保留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精髓——夫权至上。

如果说从辛亥时期开始出现独立的解放妇女和妇女为主体的女权运动的话，那么从国共两党在1927年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至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就不再是独立的争取妇女权利的行动，而被纳入到阶级和民族解放的总目标中。但争取妇女解放仍是共产党的主要工作。这种性别之间的“公开利益的一致性”和“隐蔽的紧张关系”，一直是革命队伍中处理性别关系上的棘手的问题。“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男女共同承受的压迫，而“四条绳索”（政权、族权、夫权、神权）中的两条恰恰是父权－夫权性别制度用来束缚女人的。不只是婚姻关系，革命和家庭角色分工方面也出现了冲突。如大革命时期向警予和蔡和森的龃牾（注：Christina K.Gilmartine，Engerdering Chinese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延安整风时批评那些“重感情”、“好高鹜远”、“幻想做政治家”的知识女性的“弱点”，要求她们“好好照顾革命的丈夫，抚育革命的后代”（注：区梦觉：《改造我们的思想意识》，载《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733-738页。），都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男性主导下的性别紧张关系。

国统区妇运在两党首次合作破裂后，妇女独立组织活动也受到一定限制。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才开始又一次女界救亡行动的联合和对全国妇女的集体动员。但国统区更多是城市、知识界的参与。这时，女权的主张与呼吁被全民族的存亡大局所淹没，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一样暂时退隐在民族问题之下而处于次要位置。

（二）“半边天”和“男女平等”：妇女、国家与社会性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从立法来确立男女平等的原则和保护妇女的权利。与此同时，国家延续革命战争年代的妇女动员，用集体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发动让妇女从家庭走上社会、生产活动。审视其间的妇女与国家、妇女与男性的关系，究竟在多大程度改变或因循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和观念，对妇女研究者来说是重要的。

1.制度建设和立法：平等与差别、保护与歧视

共和国政府颁布的第一部重要法律——婚姻法沿袭了中共一贯的男女平等的原则，其后制定的“劳动保护条例”(1951)，规定了女工与男工享有同样的劳动保护，并对妇女产前、产后做了特殊保护规定；1953年2月通过的“选举法”规定男女公民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特别是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在性别关系方面的制度建设和立法，既是对百年现代化运动中提倡男女平等遗产的继承，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动员妇女参与中国革命题中应有之义和逻辑延续。男女平等立法的真正意义不但使妇女得到事实上的许多好处，更重要的，由于平等立法所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渗透（民间和官方语言），无疑为日后的妇女发展以及最终的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检视50年代关于性别的立法，其不足之处为立法粗疏和理想主义，对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缺乏更深入的反省批判，男性中心的婚姻家庭制度也未得到彻底改造。

80年代以来的妇女立法有了更大的进展。1980年修订婚姻法；80年代中期出台了“女职工健康保健暂行规定”(1986)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1992年颁布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重申男女平等，并主张保护法律赋予妇女的特殊权利和利益。这一时期立法更多地强调妇女的生理、生育的特点和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与50年代立法更多注重妇女的社会性解放、无性别差异的平等权利有所不同。这些法规、条例的意图和效果是对妇女有利的，但其对女性生理、生育特点的强调本身是以女性有着先天的生理上的不利条件及能力的缺陷这一观念为指导的，从而掩蔽了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和观念。

2.集体动员的社会参与：“半边天”和性别分工

50年代初国家延续了革命时期对妇女的动员，开展了各项建设和政治的运动。其理论逻辑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带来妇女的解放，而妇女走出家庭广泛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发展生产力，才能最后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妇女是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发动妇女参与革命和生产是革命利益和妇女利益的结合点。各级妇联贯彻“以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的方针”，使过去不事生产的妇女，转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因此，要求妇女“提高觉悟，克服依赖男人、不愿劳动”的“落后思想”（注：转引自谭深：《社会转型与妇女就业》，载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编《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有相当多的妇女在集体劳动中获得了从来未有的自信和成就感，至今中国劳动妇女还承袭这个时代的自信和意志力的遗产，但也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就宏观而言，集体化和普遍就业将家庭（族）对妇女的分隔改变为政策性利益的集体分隔——城乡二元分离的格局，使得城乡妇女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中活动，呈现出巨大的城乡差异；但性别关系几乎同样是权力关系上的男主女从，报酬上男高女低。从微观角度看，工业化与集体化“打散”了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基础，但消费和维持“再生产”的功能并没有消失，而在性别分工上立法和意识形态的宣传似乎从未对传统的内外分工有过质疑，相反，妇女的家庭角色一直没被“淡化”，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被强化，加重了妇女双重角色的紧张。

（三）反思“解放”与“平等”：性别文化的重构与多元主体的共处

1.“一性化”与“回归女人”

文革沿袭了革命（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性别路线，并在“极左”的方向推到极致。有学者将这一时期性别关系的特点概括为“非性化”，准确地说应是“一性化”——即“男性化”。而当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厌倦了清教徒生活和“政治斗争”的男女，希望过世俗的日子时，“回归女人”就成了一种时髦。学界也以批判“非性化”为名，或提出“做女人”、强化“女性意识”的口号，或急于“淡化”、“超越”性别。殊不知未经过性别文化反思清理的虚幻的“淡化”、“超越”和一厢情愿地“做女人”，恰恰掩盖了长期以来男优女劣文化深层的性别不平等，将性别本质主义和性别等级主义合理化。 2.国家与市场：在夹缝中拓展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二元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淡化、削弱，国家对妇女“保护”的部分减少。在男女同时受到体制转轨冲击的情况下，旧的性别关系格局和观念所起的消极作用是妇女首先失业下岗；而另一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开始出于商业目的进行操作，妇女成为性剥削、侵犯、利用的对象，拐卖妇女、卖淫嫖娼、色情出版物泛滥……一时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但与此同时，妇女也得到比以往更多的自我组织、自我实现和选择的机会，如妇女组织的多样和活跃，妇女研究的兴起，妇女流动的频繁，寻求自给、致富之路的自觉性的加强……妇女正在改变以往那种被安排、被塑造，需要“代言”、“保护”的被动角色。也正是这个时期，妇女越来越分化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根据各自的利益和作为女性的共同体寻找发展的空间。

3.社会性别意识：性别制度文化的反思与重构

“男女平等”和“社会性别”这两个同是“泊来”的概念，并不是像人们理解得那么不可相容；相反，后者使我们理解不平等的深层根源和解决的策略，不再只以男性为标准，不再是男人、国家“解放”妇女，不再限定于“只有提高生产力”、“只有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只有提高妇女自身素质才能以贡献求地位”……男女不平等也不是人们常说的“传统”和“封建残余”在“作怪”，而恰恰是一种社会制度和观念体系在起作用。对此，需要深层的文化反省和社会性别意识的自觉——在这一方面，今天中国社会基本还处于“失明”“失聪”和“失语”的状态。

主流和大众往往对性别（实际是妇女）采取惊人的矛盾的态度——在“姿态”和口号上重视，而在实质上和内心漠视，因而性别盲点无所不在。就拿生育来说，人们很少从性别制度分工、生物学本质的认识论来批判反思：如何站在妇女的角度思考问题制定政策？节制生育难道只有妇女承担主要责任这一条出路吗？国家对生育控制真的意味着父权－夫权家庭控制的削弱吗？再如以“性别划线”的“妇女回家论”不断泛起，也反映出对旧的性别分工制度缺乏起码的反思。当然，更少有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资源配置等角度看待隐蔽而又日益突出的家庭暴力、健康、营养甚至商业性性交易泛滥等问题的。

不过，一种用社会性别视角观察、理解、发声、行动的力量正在壮大，妇联组织和妇女研究学者两种力量的结合，正在试图说清楚文化中的性别议题，也企图诠释什么是真正的解放与平等。妇女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她们有不同的复杂的身份认同，她们有权力和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现代社会应该不断满足这种需求。男女不是二元对立和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建构的，现在是到了共同磋商获得男女自我解放的时候了。

三、历史语境：对中国妇女研究的意义

妇女研究实际上是从性别的角度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进行对话。对中国性别制度——父权制的形成、演变、内部构成、特点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尤其是对近代社会对这一制度的挑战和改变有较为全面深刻和理解，就成了这种对话的前提。同时，当妇女研究成为一种全球行动的时候，在与国外同行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历史语境的把握就成了我们自己立足点和归宿。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给我们提醒和启示：

（一）妇女研究：本土·区域·全球的关系

妇女研究正在世界兴起，女性主义理念的普及、社会性别概念的普遍使用这一全球化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区域化、本土化更是呼声急切、行动迅猛。中国的妇女研究需要从全球妇女生存的历史、现状、运动和研究的趋势所体现的普遍性入手：比如父权制在世界的普遍存在，社会性别概念在研究中的普遍适用，就是从事妇女－性别研究的起点和共识。但是，父权制的运作和社会性别的具体表现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是有差异的，如中国的父权制的形成和内部构造与欧美各国不同，甚至同属东亚文化圈、深受懦家文化影响的中、日、韩等国之间也不尽相同。因此，不但在研究的策略、概念的引进和运用上需要考虑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更重要的是要在本土的研究中检验其适用度并随时给予补充修正。这样做，不但能使妇女研究、女性主义、社会性别更真正凸现多元性和丰富性，更重要的是本土性的研究和活动才真正能对妇女和人类的进步起到实质性的推进作用。对于中国的妇女研究者来说，对本土的两性生存及其关系的背景和实际情况，既要能追源溯流，又要善整体把握；既要建立一个从性别角度切入的观察和解释的初步框架，又需要多角度多学科以及跨学科的交叉和综合的研究。

（二）从因变关系看社会性别制度的历史性

社会性别制度、两性关系和妇女状况地位，这些范畴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存在，而是历史的造物。研究者要从变化中考察因循和积淀的成分、变革的内容、以及新旧因素如何共存起作用的。时间的座标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流动的，更是前后衔接的。更重要的，还是揭示变革和滞留因循的具体表现并揭示其原因，积极创造条件促使性别关系向更文明、更符合人性的方面转化。

（三）从经权关系知性别关系的复杂性

父女关系篇5

对探望权的认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探望权简析

（一）、探望权是未取得直接抚养权父母的权利

探望权是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父母享有的探望子女的权利，并要求取得直接抚养子女权利的一方，履行协助非直接抚养一方行使探望权的义务。

（二）、探望权应包括更丰富的内容

探望权不仅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应享有的权利，还包括父母无合法婚姻关系且不在一起共同居住的情况下，不直接抚养一方的权利。以及对取得直接抚养权一方的监督，强化了父母子女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此外，它不仅仅是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结构上的需要，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是父母子女相互间情感的需要，更是子女健康成长的需要。探望权的内容是丰富的。

（三）、探望权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

探望权是权利也是义务，探望权设立的基础是父母子女关系，而父母子女关系即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相互的，而不是单不方面的。

二、父母子女关系的内容看探望权

（一）、常态下的父母子女关系

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包括：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有保护和管教的权利义务，子女有赡养辅助父母的义务，父母子女之间有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这是常态下父母子女的关系。

（二）、非常态下的父母子女关系

抚养的内涵对于没有取得直接抚养权的一方，往往交付抚养费就成了全部内容，这显然是不够的。

三、探望权相关的问题

（一）、探望权主体范围

探望权的主体范围不应局限于父母，其他家庭成员只要履行了自已的义务也有探望的权利。

（二）、探望权行使方式及时间

探望权行使方式及时间可首先由当事人自行协议，这是一条途径。在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是在第一条途径行不通的情况下的第二条途径。但具体的探望方式法律未具体规定。

（三）、探望权的实现

一是加强法律宣传，提高父母素质，让他们学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认识到尊重他人权利的重要性，并认识到被探望同样是子女的权利。二是设立有关部门，在探望权实现受阻的情况下予协助，让探望权得以实现。

关键词：探望权；直接抚养权；父母子女关系；非常态父母子女关系。

论对探望权及其相关问认识

探望权是我国2001年4月28日《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中新增加的一项制度。这一新的制度弥补了我国婚姻法中探望权制度的缺失，使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更加完善，是将缓解在离婚中和离婚后因子女问题，离婚双方当事人产生的尖锐矛盾。也将是使非常态父母子女关系保持相对完整的有效途径。

一、探望权简析

（一）、探望权是未取得直接抚养权父母的权利

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面有协助的义务。”由此可见探望权是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父母享有的探望子女的权利，并要求取得直接抚养子女权利的一方，履行协助非直接抚养一方行使探望权的义务。从这一法律规定我们不难看出，立法目的主要在于保障未取得直接抚养权父母的权利的实现。其法律依据是父母离婚后父母子女关系的性质并不发生变化，其实探望权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产生的身份权，只要当事人之间存在父母子女关系，且对子女的直接抚养权由父母一方拥有的情形下，就存在探望权问题。父母子女关系可以分为常态和非常态两种，常态的父母子女关系是指父母双方与子女共同居住生活，父母子女相互之间享有完整的权利义务关系，父母对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相反父母不能双方与子女共同生活，父母子女之间没有完整的权利义务关系，父母对子女不享有平等的监护权即为非常态的父母子女关系。如父母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且不与子女共同居住生活的情况下，依据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同样存在探望权的问题。在这些非常态父母子女关系中，虽然子女与父母的具体生活形式不同于常态的父母子女，子女在同一时间只能与父母一方生活。因此我国法律将离婚后父母区分为取得对子女的直接抚养权的一方和未取得直接抚养权的一方。是否因父母的离婚将父母的共同监护权转移给取得直接抚养权的父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以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8条规定：“夫妻离婚后，未成年人侵害他人利益的，同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有困难的，可以责令不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并未在父母离婚后将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完全交与一方行使，而仍然由父母双方行使，便很显然对取得直接抚养权的一方与未取得直接抚养权的一方的监护权因不与子女共同生活而受到限制。父母无合法婚姻关系且不共同居住生活的父母子女关系也是同样道理。在这一方面有些国家则明确规定父母离婚后监护权由一方取得，而监护权的判决使未取得监护权一方自然取得探望权。权利产生的基础同样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的效力。根据上述分析我国法律没有对子女的监护权赋予一方，那么未取得直接监护权的一方父母取得探望权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如果没有探望子女的机会，监护则无从谈起。因此探望权是未取得直接抚养权的父母的权利。

(二)、探望权应包括更丰富的内容

如果认为探望权仅仅指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应享有的权利，那是完全不够的。首先，探望权适用的条件不一定是在父母离婚的情况下，因为父母子女关系不是以父母有合法婚姻关系为前提的。在父母无合法婚姻且不在一起共同居住的情况下同样存在。由于人们的婚姻观念不同或婚姻观念的变化，父母无合法婚姻关系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些父母同样有探望子女的权利。探望权的行使可以让当事人在探望时享受到天伦之乐，可以因探望权的持续行使保持和加深感情，使父母在年老时得到子女心甘情愿的赡养和扶助；可以通过接触了角子女的生活学习、身体和心理情况并通过接触交流来引导和指导子女，这样可以减少由于长期与父母单方生活而造成的人格缺陷和自卑心理。本次婚姻法采用探望权这一概念也反映了这种权利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我们所称的探望权这种权利起源于英美法系，但一般称为探视权，而我国没有沿用国际通用的探视权，而称探望权是有一定考虑的，探视给人的感觉只是浮于表面的双方接触，而探望则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它更充分体现了父母子女间内心的需要、情感上的交流与沟通，也包含了对取得直接抚养权一方的监督，强化了父母子女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从上述的分析，不仅可以看出探望权内容的丰富性，同时可以发现在这些内容中不仅包含了父母的权利，也包含了父母的义务即子女的权利。如对子女人生的指导，精神抚慰，生活的照料，以及减轻社会的压力等等是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应尽的义务。探望权制度的设立无疑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它不仅仅是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结构上的需要，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是父母子女相互间情感的需要，更是子女健康成长的需要。探望权的内容是丰富的。

（三）、探望权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

确立探望权制度符合世界婚姻家庭制度发展的方向，为未取得直接抚养权的父母探望子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探望权作为父母的义务或者说作为子女的权利的内容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探望权设立的基础是父母子女关系，而父母子女关系即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相互的，而不是单不方面的。探望权是权利也是义务。这是由父母子女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对未成年子女应给予特殊保护原则所决定的。这点从国外立法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在德国民法典关于与子女的交往中明确规定：父母的任何一方有义务和权利与子女交往。显然把父母与子女交往的义务性放在了第一位，把权利放在了第二位。探望权从未取得直接抚养权的父母角度来说是权利，而从子女的角度来说，他们需要父母双方的关怀照料，管理教育和生活指导，此时父母的权利就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这样才有可能弥补父母离婚给子女带来的损害，减轻给他样造成的各方面压力。使生活对他们心灵的影响降到最低。由此可见把探望权仅仅作为父母一方的权利是不够的，探望权中所包含的义务应在探望权制度中明确具体规定。

二.从父母子女关系的内容看探望权

（一）、常态下的父母子女关系

探望权制度的设立是父母子女间权利义务关系在父母离婚等非常态下的延续。婚姻法在第36条明确规定：“父母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从这一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的实质就是指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它不因父母离婚或无合法婚姻关系而消除，即应保持常态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本质。常态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那些呢？根据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辅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力的或生活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第23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和他人造成伤害时，父母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第24条规定：“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异常的权利。”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包括：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有保护和管教的权利义务，子女有赡养辅助父母的义务，父母子女之间有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我们可以将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一下划分，一是可以区分为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义务和子女对父母的权利和义务，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二是从不时期或情况来划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保护一般是指在子女未成年时或不能独立生活时；管教应侧重在未成年时期，可以直至终身；父母对子女的管教应是终生的。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一般是父母年老体弱、无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子女应尽的生活保障义务。而扶助则是指子女主要是成年子女对父母在精神上的抚慰以及生活上的照料，它是子女始终不应放弃的责任。在上述的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关系中，重中之重是未成年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和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本文所讨论的探望权也着重这一方面的内容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父母对未成年或无独立生活能力的权利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主要体现在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保护和管教。首先看一下这几个概念的含义。关于抚养的含义，在婚姻法第21条中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有此是不是可以理解抚养既是付给抚养费？笔者认为显然是不恰当的。在常态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是以父母与子女共同居住，对子女生活予以照料，支付生活费、社会或第三人协助照料的费用和提供必要的教育费等形式进行抚养的。需要一定费用，即抚养费。但抚养费决不是抚养的全部内容，与子女共同居住，对生活的照料是其重要内容。教育应是父母在思想上、品德上对子女的关心与帮助。以及引导和促进子女身心的健康发展，使之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保护是指未成年子女的安全和利益，防止各种侵害。当未成年的人身受到非法侵害时，父母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当未成年的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父母有权请求排除妨碍和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管教是指父母依照法律和道德的要求，采取正确的方式对未成年子女进行管理和教育，对其行为加以必要的约束，包括对子女的引导与培育以及对子女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批评和教育。上述是对常态家庭父母对未成年和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的权利义务内容的总结。

（二）、非常态的父母子女关系

父母离婚后和父母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且不在一起共同居住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都是非常态的父母关系，这里主要讨论未成年子女包括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和父母的关系。未成年子女和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怎样的呢？依据法律的规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且仍有抚养和教育；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在法律上有相同的地位。我们可以发现在常态父母子女关系中，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与非常态的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是不可能完全相等的，只能是性质不变，离婚后的父母子女关系不消除，并不对于与离婚前的权利义务完全相等。非常态的父母子女关系，子女利益受到损害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在婚姻法第36条中：“处明确父母子女关系不因父母离婚消除外，强调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对于未成年子女和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的抚养教育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但我们不可回避的是父母离婚必然使抚养教育的形式发生变化和简化。离婚的效力，涉及到未成年或无独立生活能力的问题时，解决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问题的方法，往往是通过确定直接抚养权、抚养费的给付、探望权行使来解决。通过这三中形式，来解决父母子女间的全部权利义务关系，显然是困难的，但尽量的维护父母婚姻失败的直接受损者即子女的利益，是法律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他非常态的父母子女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司法实践中，抚养的内涵对于没有取得直接抚养权的一方，往往交付抚养费就成了全部内容，这显然是不够的。而探望权是将教育、管教和包括在抚养内容中的生活照料、共同居住等权利义务较完整实现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父母离婚给子女的权利造成损害和父母利益受到限制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法律规定应兼顾父母子女双方的利益的同时，更应以子女利益为重，使非常态的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尽量接近常态下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与探望权相关的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知，探望权是是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父母享有的探望子女的权利，并要求取得直接抚养子女权利的一方，履行协助非直接抚养一方行使探望权的义务。这项权利对于非常态的父母子女来说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面的，由于子女未成年或独立生活能力处于弱势，在处理探望权相关问题时应以子女利益为重。

（一）、探望权主体范围

非常态下的父母子女关系，并不改变子女与其他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从子女的角度，其他家庭成员与子女关系的保持父母对子女权利义务的重要补充和辅助，是子女健康成长的又一保障。虽然法律只强调了父母子女关系不因父母关系的变化而改变，而没有关于非常态下的子女与父母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的规定。但是子女如父母离婚的子女，他们早已与其他家庭成员建立了权利义务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一样，这些身份关系也不会因父母离婚而改变，如祖孙关系。而探望权的主体仅仅包括父母是不够的，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子女都是在祖父母照料下生活的，祖孙之间的感情比子女与父母还亲，由于父母的离婚，祖孙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显然是不利于子女的身心的健康的，当然也就不符合在探望权行使中应坚持的有利于子女利益的原则，同时对于祖孙关系来说，祖父母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却不能享受权利，权利义务也就不对等了。所以，探望权的主体范围应当扩大。

（二）、探望权行使方式及时间

探望权的行使方式及时间，依据婚姻法第38条第2款规定：“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此可见探望权行使方式及时间可首先由当事人自行协议，这样有利于当事人从子女和双方的角度全面考虑，且有利于权利的实现，这是一条途径。在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是在第一条途径行不通的情况下的第二条途径。但具体的探望方式法律未具体规定。在实际生活中，探望方式一般分为探望式探望和逗留式探望。探望式探望是指非抚养方父母以探望方式探望子女。而逗留式探望是指在约定或判决确定的时间内，由探望人领走并按时送回子女的探望方式。依据民法通则的有关精神，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就是他们的父母，父母离婚后，这一点并未改变，不同的是未取直接抚养权的父母的监护权只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所以，在探望权行使方式的适用，应兼顾父母子女双方利益的同时，当然应侧重子女利益的实现。很显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逗留式探望可以使子女和监护权受限制的父母一方的权利实现更充分些。因为探望权的行使涉及到子女、探望一方和协助探望一方，兼顾三方面的利益，所以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保证子女父母双方利益，父母应尽量以子女利益为重。但探望的方式和时间往往又是不断变化的，如子女年龄的变化、是否入学、父母居住距离远近等等。当子女达到一定年龄时可以考虑他们提出的探望方式。探望时间与探望方式一样，只要兼顾三方的情况，探望次数和每次的探望时间都是可以变化的。

（三）、探望权的实现

探望权的实现，是非常态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得以较充分实现的重要保障。探望权的实现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法律宣传，提高父母素质，让他们学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认识到尊重他人权利的重要性，并认识到被探望同样是子女的权利。二是设立有关部门，在探望权实现受阻的情况下予协助，让探望权得以实现。

父女关系篇6

论文关键词 探望权 祖父母外祖父母 隔辈亲

一、从探望权的性质及立法目的角度的证成理由

探望权因父母离异而产生，直接归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从性质上分析，它是基于父母的身份而产生的一种身份权，是为了保护子女的利益而设定的权利，是以对子女的人身及财产上的照护权为起点的，非有法律明确规定的理由不得予以限制和剥夺。可见探望权作为亲权的延伸，主体也必然有一定的限制性。但是否应只局限于父母，主体是否也应基于与子女间的紧密关系当有一定的延伸？众所周知探望权依赖于双方紧密的身份关系存在而存在，通常情况下是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在没有法定情形下不能任被意剥夺。

上文所述，探望权是依赖于身份关系而形成的权力，这就给祖父母外祖父母享有探望权提供了逻辑前提。首先，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的血缘关系不因父母双方的离婚而消灭，具有基于这种特殊的血缘情感而产生的特殊身份，且在父母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履行着对外孙子女和孙子女的照护权；第二，扩大探望权的主体到祖父母外祖父母，不仅能够满足祖父母外祖父母继续对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关心、抚养、教育的情感需要，保持和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往来，及时而又充分了解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更好地对其进行抚养和教育，而且可以增加孙子女外孙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的情感沟通和交流，可以弥补由于父母婚姻破裂而造成的情感创伤。

祖父母外祖父母不光在一定条件下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而在现实生活中，尤其为三代同堂的生活模式下，从引言中的案例可以看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给予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关爱和照护有时往往是直接的、亲密的。加之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和习惯中，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情感需要不亚于父母。使祖父母外祖父母享有探望权可以达到继续教育子女的目的，对子女的价值观的形成起到积极作用。

使祖父母外祖父母享有探望权，不违背探望权原有的性质和我国设立探望权的立法目的，而且能够更好地达到探望权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符合探望权的价值取向。

二、从祖父母外祖父母及未成年人情感利益出发

（一）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情感利益出发

在现代社会外祖父母在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彼此的情感联系更加的紧密和不可割断。这种作用尤其在农村更为显明，由于宅基地等一系列农村的自有条件，父母和祖父母居所彼此相邻，就使得孙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联系更加密切，更近似于旧时的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当农村青壮年向城市转移，孙子女外孙子女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直接抚养的情况更加常见，有时幼年孙子女对与祖父母外祖父的的依赖感甚至强于一年只在假期归家的父母。在城镇，由于现代社会压力大，父母双方都外出工作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年幼的子女一般会有退休在家的（外）祖父母照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多年，城镇80后夫妻普遍为独生子女，此时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正直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黄金年龄，所以关心照顾老年人的时间有限，而祖父母外祖父母又退休在家，自我价值缺失的感觉强烈。那么（外）祖父母就在照看（外）孙子女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情感空缺的填补。据调查，在农村有70%-80%的学龄前儿童白天由祖父母照看；在城镇，大约50%的学龄前儿童、低年龄小学生主要由祖父母负责接送上幼儿园、小学。豍在抚育幼年孙子女外孙子女的过程中，（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基础。如今在城市乡村老年人中出现了“孙辈依赖症”的一种心理问题。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国“隔辈亲”的普遍现象。由于现代家庭这种养老育幼的家庭功能，使得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子女外孙子女情感上的联系更加直接。

（二）从未成年人的情感利益出发

从未成年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本身父母双方的离婚行为就导致子女不能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可能会造成子女自卑，叛逆等心理问题，双方应该尽可能的弥补子女有瑕疵的亲情。所以法律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有协助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法定义务，这也这体现了现代以子女为本位，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亲子关系立法基本原则的体现。据前文分析祖父母外祖父母作为孙子女外孙子女成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情感因素，在父母双方离婚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成年人因家庭不完整所受的负面影响，给予未成年人更多的关爱和照顾。在实践中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的父或母由于在婚姻中或解除婚姻过程中的种种原因产生了憎恨情绪，把拒绝另一方或其近亲属的探望要求作为惩罚手段。其中祖父母外或祖父母的探望愿望尤其强烈，甚至强于父母。但是依照我国法律规定，探望权的主体具有专属性和限制性，所以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要求在法律上不得实现。这样因双方父母离婚而强制割裂了孙子女外孙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但减轻不了子女因父母离婚所产生的心理阴影更加使子女目睹了家庭关系紧张的种种情况，增强了其不良情绪，不利于其身心发育和健康成长。其基本的情感需求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三）从减少家庭纠纷和社会关系和谐的角度出发

我国作为一个历来重视家族伦理血缘的国家，对于这样的传统理念在现代社会依然延续且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现实生活中“隔辈亲”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关爱较之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亲近关系在我国的立法中也有所体现。如我国《婚姻法》第28条明确规定：“第二十八条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继承法》第10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从我国立法中可以看出我国法律保护这样一种在家族伦理学血缘中合理存在的紧密关系。即不因父母的离婚而导致孙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关系消失，就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婚姻关系的消失而权利义务灭失。同样，孙子女外孙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关系是以血缘为纽带的而不以父母双方的婚姻关系为纽带，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在祖父母外祖父母成为探望权的主体在情感方面来说更符合我国的国情。

基于我国法理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理念，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承担一定义务的同时也应享有相对等的权利。豎在若将他们排斥在探望权的权利主体之外在人性化方面有些欠妥。而这种欠妥在实践中，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就导致了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了情与理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甚至上升为激烈的冲突，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家庭纠纷。如果在判决中一律剥夺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权，那么必然此判决不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利益要求，可能会是法律的实效减弱，不能有效的遏制此种情况的发生，而当此类判决的执行也非常有难度的。

安提戈捏说过：“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所以立法应在法律的基本框架内给予合理的考量。当祖父母外祖父母有强烈的权力需要且无法协商一致，需要法律介入，但公权力无法救济时，就会通过私力救济，甚至演化为暴力手段进行解决，这样的显然达不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若以法律强制的手段分离祖辈与孙辈不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其实行也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法律的实效，影响到法的权威。将祖父母、外祖父母排除在探望权的主体范围之外，有悖于我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及善良风俗。因此，增加祖父母外祖父母为探望权主体有利于缓解家庭关系的紧张状态从而达到家庭的稳定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

（四）祖父母外祖父母成为探望权主体的域外经验

在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规定：当父母离婚或分居时，祖（外）父母可以向法院提出有关探望的特殊申请。虽然各州在《统一结婚离婚法》的框架下均有婚姻家庭关系的独立立法权，但是其中49个州均赋予了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探视权。经过修正的《瑞典亲子法》第六章第15条第1款规定探望权的主体是子女，因此，探望的范围由子女的利益来确定，祖父母外祖父母可以对孙子女外孙子女进行探望也是有法律依据的。豏《德国民法典》第1634条第（2）项规定：“家庭法院可以对交往权的范围作出裁判并对其行使作出也对第三人有效的详细规定。”1626条第（3）项规定：“与父母双方进行交往，通常属于子女的正当权益。子女与其他的人有联系的，在子女与其交往时，适用相同的规定，但以维持此种联系有助于子女发展为限。”随着纷纷签署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立法上各国也逐步倾向于将儿童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1995《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1989年《英国儿童法》、1995年《澳大利亚家庭改革法》等许多国家在亲子立法的改革中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均着重了未成年人主体权利，不同程度的保障贯彻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理念。由此可见，在探望权制度中，不损害子女利益的前提下，除父母以外第三人行使探望权，符合世界亲子关系立法的潮流。

父女关系篇7

代位继承又称间接继承，是指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替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一种法定继承形式。在代位继承中，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被继承人的子女称为被代位人，代替被代位人行使继承权的称为代位人。

代位继承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保障被代位人的晚辈直系血亲的物质生活和经济利益。代位继承人的代位继承权是以被代位人原享有继承权为前提，代位继承人继承遗产的实质是代表其长辈直系血亲取得本应由他们继承的遗产。

二、被代位继承人

被代位继承人必须是对被继承人享有继承权的子女。

被继承人的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因与被继承人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而当然地享有继承权。我国《婚姻法》第24条规定：“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第25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被继承人的养子女是被继承人生前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所收养的子女。养子女和被继承人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只有因法律而产生的一种拟制血亲关系。依据我国《婚姻法》第26条规定：“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被继承人和养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双方的关系由法律而设定，也可经法定程序而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解除而终止。养子女在失去对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权的同时，恢复与其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成为其生父母的法定继承人。

被继承人的继子女是被继承人的配偶与其前夫或前妻所生的子女。继子女和被继承人没有血缘关系，因此，在原则上，继子女只能继承其生父母的遗产，而不能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可是，如果被继承人和继子女间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他们之间就形成了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继子女也就能象婚生子女一样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成为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因为，我国《婚姻法》第27条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间关系的有关规定。”目前，我国对继父母和继子女间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认定标准尚无具体规定，因此在实践中会产生很多麻烦。一般是根据继父母对继子女在经济上尽了扶助义务，或生活上尽了抚养教育义务等来认定。

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因生父或生母与继母或继父婚姻终止而解除。已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的情形有两种：一、在再婚关系存续期间，继父或继母与继子女之间的抚养关系，可根据任何一方的请求及停止抚养的事实而解除；二、在再婚关系终止时，无论是因离婚而终止还是因生父死亡而终止，继父或继母与继子女间的抚养关系并不当然解除，因为依据婚姻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已形成的抚养关系是一种独立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因生母或生父与继父或继母婚姻关系的终结而自然消除。

三、代位继承人

代位继承人和被代位继承人之间的关系等同于被代位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代位继承人依照法律可以继承被代位继承人的遗产，那么，当被代位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代位继承人就可以继承被继承人遗产中属于被代位继承人的份额。

父女关系篇8

关键词:未成年子女;离婚;监护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17(C)-0164-02

一、基本概念之厘定

世界范围内立法对未成年子女保护,常采用监护或亲权制度来实现的。大陆法系国家多设立了亲权制度,即“教养保护未成年子女为中心之职能,不仅为权利,同时为义务”,正常情况下,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行使亲权,如果父母死亡或其他原因不能正常行使亲权时,再给未成年子女设定监护人,监护被视为亲权的延伸。英美法系国家则设立了监护制度,不再区分亲权和监护,父母当然享有监护权。我国法律中没有设立亲权制度,民法中规定了监护制度。但是在婚姻法中没有“监护”一词,而出现了“抚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等词语。实际上,抚养是指经济上的供给与帮助行为,”按照法律的要求,父母应对子女在经济上负供养之责”。“父母子女关系仅能表述一种身份法律关系,无法确切表述该身份法律关系所体现出的身份权”。而我国婚姻法上的“抚养关系”所涉及的“教育、保护、照管”等内容本质上就是监护的内容,笔者认为“抚养关系”要表达的就是“监护”的意思。另外,“广义的监护制度包括亲权制度以及仅具有照顾、协质的保佐制度,是指对一切未成年人和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人身、财产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规范总和”。我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监护制度是属于广义上的监护,这一制度中也吸纳了亲权的内容。所以本文探讨中,以“直接监护权”表述来代替“抚养关系”的表述。文中所用的监护一词也是广义上的监护。[1]

二、我国《婚姻法》对该问题的相关规定

《民法通则》第16条第1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1条规定:“夫妻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权取消对方对该子女的监护权。但是,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该子女有犯罪行为、虐待行为或者对该子女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认为可以消除的除外。”

关于离婚后的父母子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第2款也规定:“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婚姻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婚姻法》第27条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不得虐待或歧视。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在离婚后父母子女关系问题上,我国婚姻法规定父母子女关系不受父母离婚的影响。这与世界各国的惯例保持了一致,也具有合理性。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不因父母的离婚而受影响。离婚所影响的只是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而父母子女关系是不能通过人为的手段消除的。所以在离婚后,父母基于客观存在的父母子女关系,对于未成年子女仍有照顾的权利和义务。婚姻法对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继父或者继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是值得肯定的,这可以为未成年养子女的合法利益实现提供保障。可见,我国关于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是以共同监护为原则,以单独监护为例外的。

三、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历史渊源[2]

在西方,以英国为例,直到十九世纪中期,父母的亲权一直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所谓的亲权只是父亲对婚生子女的权力而言,母亲和儿童的权利根本不受重视,离婚或分居后的儿童的监护权只有父亲可以享有,十九世纪的妇女往往因为无法放弃子女而继续留在暴力与绝望的婚姻生活中。即使妇女已离婚,前夫也常利用监护权来达到控制前妻的目的,父亲可任意剥夺母亲对子女的会面权,运用对子女的完全控制来实现对母亲的潜在控制。这种状况引起了平权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伸张母权的运动逐渐在二十世纪展开,由此出现了幼年原则(tender years doctrine),即推定七岁以下的儿童或婴儿最有利的生活环境是由母亲照顾下的环境。幼年原则成为平衡父权的有利主张,它亦与儿童发展的认识相连接,由于认识到母亲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并且考虑到母子间的血缘关系,母权逐渐受到重视,又因儿童权益的萌芽,法院改变以往对父权的观念而代之以照顾儿童的程度作为儿童利益的评价标准,因此母亲所能提供的照顾被认为更加重要。之后,这一原则被扩大使用,幼儿的年龄不再限制在7岁以下,进而包括了所有未成年儿童,除特殊情况外,法院的判例均将未成年儿童的监护权判给了母亲。这种状况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新父权主义者为争得对儿童的监护权一直在不懈努力,他们声称,儿童需要父亲,离婚的母亲可能仅仅因为自己的利益而从父亲处夺走子女,而不顾及儿童的利益,而且离婚后因家庭关系破裂,亟须父亲的形象来保持儿童情绪上的稳定,且父亲的照顾有助于儿童对离婚后新环境的适应。这种观点为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法院逐渐对母亲在离婚后申请监护权的态度转为严厉,监护权不再一味地授予母亲,父母都可以在离婚时申请对儿童的监护权,之后又发展为父母可在离婚后都享有对儿童的监护权,实现了从单独监护到单独护与共同监护并存的转变。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长期封建家长统治的历史,使监护制度缺乏生存的必要环境,以至于旧律中没有关于监护制度的规定,直到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及前大理院判例,始认有此制。1930年公布的民国民法典《亲属编》专章规定了监护制度,将监护分为不在亲权之下的未成年人监护和禁治产人的监护,我国台湾地区一直沿用至今。我国大陆直到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才对监护制度作了法律上的规定,基本上采用了广义上的监护制度,无论是处于婚姻中的父亲,还是离婚后的父母,都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反映了人们为争取男女平等所做的努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英国修改了儿童法,立法目的在于以儿童的最佳利益作为解决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新的儿童以居住裁定代替了监护裁定,从而使父母离婚后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不再是一种监护关系,而是一种共同居住关系,使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离婚后仍然可以持续地享有父母亲权,体现了对儿童利益的保护。

四、国外立法对该问题之规定

(一)法国之立法

依据法国的法律规定,通常情况下,父母离婚后可共同行使亲权,只有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或双方的协议违背子女利益,或为子女利益考虑认为必要时,才由父母中的一方单独行使亲权。

(二)德国之立法

从德国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依德国民法,父母离婚后,亲权可以由一方单独行使,也可以由双方共同行使,均是常态下的法律关系。

(三)日本之立法

依日本民法,除单独亲权人之外,可另外设置监护人,而广义的监护事项指亲权中的实际照顾,并包括教育权、住所指定权、职业许可权、惩戒权、子女交付请求权,而且这种特定的监护事项有了限制亲权人的效力。

(四)英美之立法

美英之立法对父母离异之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本质相类似。现代美国监护体系中,主要包括单独监护、共同监护、轮流监护和分裂监护[7]。其中,轮流监护和分别监护在实践中很少被采纳,因此,主要的监护类型仍然是单独监护和共同监护。

五、我国立法对该问题的不足及建议

由上文,并综观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我国对父母离异后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存在以下问题:

(一)在离婚中过分强调离婚自由,而没有考虑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电视等媒介报道中经常出现这样一幕:父母离婚,但都不愿意抚养未成年子女。法院最后判决离婚,未成年子女由一方抚养或采取轮流抚养的形式。由于对子女抚养是外界强制的,并非父母一方的自愿,导致离婚后父或母不履行职责,疏于对子女的抚养教育甚至不闻不问,使子女在他人的诱导下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这样的离婚案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父母离婚自由的权利实现了,但同时未成年子女最起码的生存和教育的权利却得不到保障。法律是保障了当事人的婚姻自由,可却以牺牲祖国的花朵为代价。

(二)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中缺少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性规定。《婚姻法》第39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许多人认为此条规定体现了在诉讼离婚中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笔者持相反的态度。本人认为这是对抚养子女一方多尽抚养义务,在财产分割上的一种补偿。

(三)抚养费执行难

《婚姻法》第37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我国没有建立抚养费的强制执行体系,一般是靠当事人自愿履行。以往对不自觉支付抚养费的,对有固定收入的,通过所在单位代扣的方式支付,但现今工资支付手段上,多是通过银行,这样,单位也就无法扣除抚养费。这对未成年人的生活保障更为不利。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有必要在司法实践中,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如在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对有未成年子女的,法官应该酌情考虑对未成年子女是否有妥善的安置。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中,应增加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的保护性规定。在抚养费执行的问题上,建立强制执行体系,使子女抚养费的支付成为自动的,不可抗拒的,就像死亡和纳税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对拒不支付抚养费的可实行治安处罚。抚养方可从专门的机构领取一定比例的抚养费。专门机构作为未成年子女的人有权请求抚养费支付义务人交付垫付的抚养费和索要没有支付的抚养费,以避免因一方不履行支付抚养费的义务给未成年人造成的损害。

作者单位:徐群 王健法学院

魏芸媛 蚌埠坦克学院图书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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