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二三事范文

时间:2023-12-01 06:10:18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篇1

(一)作文即生活

叶圣陶先生一生都致力于语文教学实践的研究,他始终把写作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作文即生活是叶圣陶先生写作教学的核心内容。生活是写作的灵感来源和基础,写作应该从生活中汲取营养,将对生活的感悟诉诸笔下。写作是人的一种能力,是生活的需要。写作生活化是目前作文教学的要求。

(二)作文即说话

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需要运用语言进行交流与表达,人们所说的话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作文写作的一种形式。因此,写文章其实就是在说话,也就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换句话说,作文就是说话的一种延续,是说话的表达方式,只要有话说,就一定能够写作,该怎么说就怎么写,这就是作文。叶圣陶先生作文即说话的写作教学观科学地肯定了口头表达的作用,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写作教学思想。目前,国外的一些学校也将口头作文看作是作文写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二、高职写作教学与叶圣陶的写作教学观

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时,要把语文当作一种技能传授给学生。很多学校常常将语文放在基础学科里或者作为公共基础课,这些固然都是强化语文教育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却在无意中淡化了语文教育的技能性。高职语文教学应该将其作为一种技能来教授,不仅要增强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一)高职语文教学的目标

新课标中规定的关于写作教学的内容明显吸收了叶圣陶写作教学观的思想。新课标中提出的“具有独立阅读能力,注重情感,形成良好的语感”等规定,明确了要发展学生的个性,丰富其精神世界,弘扬和发展了叶圣陶先生的写作教学思想。

(二)高职作文教学的培养目标

在写作教学方面,高职学校要结合学生的实际选择性地开设商务写作、应用写作、文学写作等相关课程,以此培养学生的应用文写作能力。叶圣陶先生曾说:“大学毕业生不一定要会写小说、诗歌,但一定要会写工作和生活中实用的文章,而且要写的通顺又扎实。”叶圣陶先生所说的“实用的文章”就是应用文。现代社会不仅需要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而且需要具有应用文写作能力的人才。因此,高等职业院校语文教学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具备应用文写作能力的人。

三、叶圣陶写作教学观对作文教学的启示

在新课标改革的大背景下,叶圣陶的写作教学观给高职教学的发展带来很多的启示。

(一)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培养其写作习惯

目前,很多高职学生的作文写作都是被动的,学生的写作通常只是为了应付教师布置的作业,基本上没有主动进行作文写作的。因此,要想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首先,教师在写作教学中一定要充分调动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将学生的写作潜力发掘出来,注重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和热情。其次,教师在作文教学中可以创设情境,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多阅读课外书籍或参加各种写作比赛。再次,要加强对学生作文写作的训练,教师应当不限制写作内容和题目,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又能拓宽学生写作的题材。叶圣陶先生说过,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好比吃饭和睡觉,是一种很常见的事情。因此,教师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对写作的束缚,给学生布置的作文要有弹性的空间。

(二)写作内容的“求诚”

叶圣陶先生认为,学生的写作必须要“求诚”,即要合乎事理,切乎生活的实际状况。他还提出,没有真意就不必进行作文的写作。换句话说,就是写作必有意。这就要求学生的写作内容要与生活相吻合,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待人接物、处理沟通都是写作的源泉。因此,教师在指导学生写作时,应引导其从身边熟悉的事物写起,从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中获得写作的灵感,这样学生的写作用词即使不华丽,也能打动人心。

(三)鼓励教师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叶圣陶先生认为,教师在写作教学中的模范带头作用能积极地影响学生的作文写作。教师要用心关注和提高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努力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教师应将自身的实践与已有的教学理论相结合,指导学生提高写作技巧。

(四)教师的作文批改

叶圣陶先生认为,评改学生作文要弄清两个标准,一是弄清学生的写作思路,看这样的说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逻辑;二是作文中文法的使用是否能让人明白。教师的责任就是要在理解学生写作意愿的基础上,指导其在作文中逐渐表达其思想。教师在批改作文时,首先要意识到学生的写作是一种锻炼,很难一次性达到训练的要求,因此,要珍惜学生的劳动成果,只更改学生写作文法的错误,尽量不大批大改。

四、结束语

叶圣陶先生的写作教学观是其一生的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为我国的写作教学提供了先进的经验,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写作教学的发展,也对改进当今高职语文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篇2

语文学科,到底应该教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从语文学科的性质说起,因为搞清楚学科性质是开展学科教育的基础和前提。而自1949年以后,语文课程在“国语”和“国文”的基础上命名为“语文”之后,有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就从未停止。叶圣陶先生对此有自己的见解。“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所以,叶圣陶先生认为,语文教学实质上也就是关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教学。那么语文学科的性质又应该怎么界定呢?叶圣陶先生说:“语言是一种工具。”[1]但是不能简单地解读这句话,工具是用来达到目的的途径,但工具不是教学的目的。也就是我们教授听、说、读、写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内容,让学生运用这些能力表达自己的思想才能算是对于语文教学的正确把握。但语言这一种工具和其他工具有所不同,因为“思想和语言是分不开的,想心思得靠语言来想,不能凭空想。可以说,不凭借语言的思想是不存在的”。所以,叶圣陶先生所谓的“语言是工具”,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但并不是只是具有工具性。

那么,我们再回到“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问题上,需要教什么?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语文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尤其重要的,在乎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2]一言以蔽之,语文教学需要教授学生语文知识及相应的语文技能。语文知识可以相对轻松地进行教授,但是语文技能需要长期培养。正是因为语文学科的特殊性,更对语文教育工作者的一种考验,我们不仅要传授给学生语文知识,更要引导学生逐步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从而形成语文的相关能力。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句话涵盖叶圣陶语文核心教育思想的关键性论断,从教学目的和教学方式两个方面,都给我们展现出他的学生本位思想。从教学目的看,在叶圣陶先生看来,“阅读能力”和“作文能力”这两种能力是“随时需用的事,也是一辈子需用的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叶圣陶先生关注的学生未来的发展,教育的目的是直接指向学生适应社会的基本语文能力,希望学生形成语文能力,然后入门上路,在纷繁的事物中自由徜徉,独立探索。而从教学方式上说,教师应该成为教学活动的导演,学生才是教学活动的主演,要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自主养成好的学习习惯,习得应有的知识,同时培养自己的能力。正如他在论著中所说的那般:“我认为教师教语文,无非是引导学生练习看书作文的本领。”“作文命题及读物选择,须认定做之者读之者为学生,即以学生为本位也。”这些表述清晰地表达了叶圣陶先生的“学生本位”思想。

“语文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尤其重要的,在乎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由此可见,作文教学实际上是培养学生养成写作习惯的过程。叶圣陶先生认为:“国文教学的目的,在养成学生两种习惯:(一)有所积蓄,须尽量用文字发表;(二)每逢用文字发表,须尽力在技术上下工夫。”第一点是指,我们在生活中要善于观察思考,每每有所感悟,就要养成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习惯。第二点指的是,不仅仅是用文字记录下来,还应该在语言运用、文章结构等方面多下工夫,力求精致。那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培养学生的哪些习惯呢?

1.养成记录的习惯

“生活是根源,语言是手段”,叶圣陶先生如是说。所以,培养学生的写作习惯首先应从“记录”开始,记录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瞬间的所思所感,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笔尖的文字。正如叶圣陶先生说的那样:“我想文艺写作该是这么回事:就经历过、体验过、想象过的生活着着实实地想,把它想清楚,想得轮廓分明,须眉毕现――想的目的是把在生活里见到的某些东西告诉人家――想的手段是语言,让语言把想清楚的东西固定下来。”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他的老师福楼拜就告诉他不要忙着写成篇的虚无缥缈的东西,而应该每天骑着马出门走走,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准确及时地记录下来。同样,教师必须注意指导学生养成记录的习惯,这样学生才能在写作中得心应手,有源源不断的养料滋润其作品。

2.养成“想清楚然后写”的思维习惯

“不想就写,那是没有的事。没想清楚就写,却是常有的事。自以为想清楚了,其实没想清楚,也是常有的事”。叶圣陶先生认为,“想清楚然后写”是个好习惯,养成这个好习惯,写出来的东西,人家可以充分理解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同样自己能够满意。虽说作文可以修改,但是如若成稿以定,再修改也不能改变太多,如果通盘考虑,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即使需要改动,经过斟酌推敲,必能锦上添花。那么什么叫想清楚呢?为什么要写,要写什么,该怎样写,哪些详写哪些略写……这些问题都能有确切的解答,才能称得上想清楚。“凡事预则立”,作文也不例外。好的思维习惯决定流畅的语言表达,必须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在作文教师中,教师教学生练习作文,要指导学生先写提纲,这样便于培养他们“想清楚然后写”的写作习惯。

3.养成正确的语言习惯

叶圣陶先生说:“语言是有声无形的文章,文章是有形无声的语言。”可见语言跟文章的关系密切。所以写文章,必须养成正确的语言习惯。那么如何评定语言习惯正确与否呢?叶圣陶先生给我们提供了参考标准:说出来的正是想要说的,不走样,不违背语言的规律。何为“不走样”?这一点很好理解,也就是叶圣陶先生一再强调的,说出来的正是想要说的,我口述我心,也就是“求诚”理念的体现。而“语言的规律”似乎看上去有一些深奥晦涩,简言之,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由于人人熟悉,天天应用,不少人不把语言规律放在心上,导致一些错误的语言习惯得不到纠正,教师必须注意指导学生把握正确的语言规律,细细考究,语言规律也是有法可循,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辨别语汇的确切意义;二是弄清语法的正确结构。做到这两点,大体便可掌握语言的正确规律。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篇3

本书论及的三位现代学人中,胡适虽然多方建树,但较之黎锦熙、叶圣陶,很少进入语文教育研究的视野。实际上,胡适与语文教育的渊源不浅:一是两篇长文《中学国文的教授》与《再论中学的国文教授》集中体现了他对语文教育的思考;二是胡适在批评民初《壬子癸丑学制》的基础上,领导了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更完整、更全面地体现其语文教育观;三是通过新文化运动把自由、民主、科学的思想文化基因深深地注入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之中,从思想文化层面推动语文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作者在结构上把胡适安排在黎锦熙与叶圣陶之间,并作为重要资源纳入语文教育史,的确需要一定的研究勇气,更体现出“求真”的历史意识。

看清来时的道路,是为了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黎锦熙和叶圣陶为语文教育筚路蓝缕,今人如何认识他们,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如何认识语文科之历史。“国语运动老将”黎锦熙,力倡国语统一、言文一致,1924发表语文教学理论专著《新著国语教学法》。作为语言学家,黎锦熙有意追求语法知识的系统化,并且把语法学习的要求贯注到教学内容中。其独创的旨在分析句子成分的“图解法”,对于理解复杂结构的语句,确有独特作用,影响深远。

值得注意的是,语法知识系统化乃西学东渐产物,《马氏文通》开仿照印欧语系改造古汉语之先河。它将古汉语中的实字分为名、代、静、动、状五类,将虚字分为介、连、助、叹四类,究其实质,是以严格的词类划分,来解决字、词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关系问题,从而加强汉语的逻辑功能。古汉语固然不乏逻辑功能,但是先秦思想早就表露出对语言表意能力的深刻怀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经》)、“至言去言”“得意忘言”(《庄子》),这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发展语言的客观描述和逻辑指称功能。反过来说,汉语更容易挣脱逻辑和语法的锁链,从而为类比、隐喻、象征功能,以及语词的多重阐释打开巨大空间。古典诗歌对汉语特点的发挥可谓淋漓尽致,登峰造极。因此,本书引发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视汉语特点为缺点,进而加以克服和改造的冲动,对语文教育造成怎样的影响?

任何研究一旦,丧失批判立场,失去独立品格,其价值将大打折扣。我们学习叶圣陶的时候,往往把历史地形成的某些结论和做法绝对化,把他们尊奉为不容置疑的真理代言人。针对这一现象,作者首先在第四章特别设立一节,从两个方面谈如何研究叶圣陶。一是梳理叶圣陶著作版本,二是划分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几个阶段,并且厘清与夏丐尊等人在思想上的关系。作者提到,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这本“开创大规模学习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先河”的集子中,吕叔湘先生所做的序言影响甚大,为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定下研究基调。几乎成为教条的“语文是工具”之判断,实际上仅限于《论集》所收录的叶圣陶文章,而这些文章,多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并不足以反映历史的全貌。这告诉我们,研究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不能看到一句就‘发挥’一百句”,应该放在叶圣陶的整个著作系列和思想流变中加以把握。除此之外,第五章评价叶圣陶的文章学知识建构时,作者亦明确指出:“由于叶圣陶的语文知识体系过于强调文章学的完整性、结构性和知识点的‘细致性’,不可避免地会忽略语文学习实践性或生活性的特点。”换言之,在叶圣陶那里,语文的实践性与知识性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张力,后人仅择一端而讲之,无疑窒息了语文教育研究的生气。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篇4

一、旨在“做人”,这是教育的宗旨、目标

叶老先生认为:“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受教育并不是死读书,读书只是一种方法、手段,目的是为了从教科书中学习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受教育也并不局限在学校里学习知识,踏入社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些也都是受教育。

叶圣陶曾写道:“学生在学校里念书做功课,理由是预备将来做人,将来做事,这是成千成万的教师父母们如是想的,也是成千成万的学生们信守着的。换句话说,学生过的并不是生活,只是预备生活。所以一切行为,一切思虑,都遥遥地望着前面的将来,却抹杀了当前的现在。因此,从初级小学以至高等大学校里的所有一个个生物只能算‘学生’,还不能算‘人’,他们只学了些‘科目’,还没有作‘事’。”这与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理论不谋而合,两者都认为孩子不应该被关在学校里面死读书,而应该在生活中进行学习。

叶圣陶先生用了两个“够格的”来说明“做人”的标准,社会的够格的成员,这就表示“做人”需要遵照社会的行为规范,要有社会公德,不能危害社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这就要遵守国家法律,不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事情。这两点看似很空,但是细细分析,“够格的”这三个字却把一切都包含了进去,只有社会认可、国家认可才能称得上是“够格的”。

二、重在“习惯”,这是实现教育宗旨的关键

“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需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在书中,叶圣陶先生说了这句话,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大学,而是要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并且从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分别做了讲述。我觉得叶圣陶的这句话在现在是很适用的,特别是对于幼儿教育来说。

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幼儿园不能小学化,有的家长就觉得幼儿园学不到什么东西。殊不知,幼儿园是幼儿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场所。在一日生活中,孩子们需要学会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在各领域活动中,孩子们积极动脑思考问题,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孩子们发展了人际交往能力,养成良好的待人接物的习惯。

叶老先生认为教育的宗旨是“做人”,而“习惯”是实现教育宗旨的关键,换而言之,“习惯”是“做人”的关键。叶圣陶指出,有两种习惯是万万不能养成的:一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二是妨害他人的习惯。所谓“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就是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什么事情都采取随随便便的态度,一旦养成了这种习惯,那所有的好习惯都无法养成。“妨害别人的习惯”范围比较广,妨碍他人和伤害他人都包括在内,这是所有犯罪行为的起始,一旦习惯了妨害他人,慢慢地就会变得极为个人主义,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从而变得漠视他人,这样就无法成为一个“够格的”公民。所以习惯的养成对于“做人”是非常重要的。

三、贵在“自得”,这是实施教育的原则

在教育方面,叶圣陶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即: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简单地说,就是要培养孩子自我教育的能力,叶圣陶进一步强调:“所有各级各类学校以及补习、进修机构的主要职能,全都在引导来学的人向自学方面不断进展。”这也很好地阐释了“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含义。

对于“自得”,我们不仅要有自我教育的能力,还要懂得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举一反三。很多问题看上去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慢慢深究的话,其实根本问题是一样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现有的知识经验,结合实际问题稍作调整,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如果不懂得灵活变通,一直在一样的问题上栽跟头,那学习自然就会变得很累。

四、效在“直观”,这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

直观教学法是幼儿教育比较提倡的教学方式,利用实物进行教学,使孩子们能够通过视觉、嗅觉、触觉等多种感官来了解事物的属性,从而对事物有更形象、深刻的了解。

其实,直观教学法在各年龄阶段的教学中都有运用。旅游、参观、访问就是进行“直观”教育很好的途径,现在很多的学校都会组织春游、秋游,有的学校还会组织周末义工,让孩子们到社区里去,进行一些简单的公益宣传,在宣传的过程中,孩子们不仅自己了解一些知识,还能接触到不同的社会人,这对孩子将来踏入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直观”教育不仅仅是指直接接触不同的事物,还包括了直接接触的人。而对孩子来说,他们接触最多的就是家长和老师。叶圣陶先生曾说:“要使学生‘真能’实践好行为,有没有直观的门径呢?我说有。其一,教师以身作则,事事处处为人师表,这是学生最亲切的直观。其二,让学生多接近各方各面的先进人物,也是极为有益的直观。从高尚、正直的成年人身上,青少年会看到自己的未来,这是十分重要的直观。”由此可见,教师对于学生的“直观”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与发展需要来说,叶圣陶老先生的教育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他并不十分强调学生的成绩,而是更看重孩子们将来的发展,叶老先生的远见着实让人佩服。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更应该吸取前人经验,不断完善自身,让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更大的进步。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篇5

一、 习惯的形成

人的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习惯形成

的原因和过程。

1、习惯是注意的结果。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发现:处理知识,引起事物的发生,把秩序带入到我们内在的生活和外显的行为中,这些都占用了注意力。注意对于处理情绪,制定目标,解决问题是必需的;对于阅读、谈话和驾驶汽车也是必要的。没有它就不能完成对外界环境做出适当反应的工作。人们在特定时间内注意(即有意识的经验)投往何处,依赖于三方面组织要素的相互作用:本能、习惯和价值。

本能是千百年来有选择的结果。它使我们注意那些有关求生存的事物的知识,而且它们把我们和注意力限制在增强选择的适应性的艰苦工作上。当我们饥饿时,我们的精神力量就会被寻求食物所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被异性所吸引,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吸引,人类早就不存在了。本能的注意模式帮助我们注意和避开危险的事物,并把兴趣放在那些过去有助于我们的身体与基因生存的事物上。

人们在生活中也获得了习惯,学会了忽略了某些事而注意另一些事。这依赖于以往遇到它们时是带来痛苦还是快乐。例如,有些人形成了一种从来不独处的习惯,是因为他们发现孤寂是无法忍受的;另一些人自己安排时间去从事体育运动,学习科学,因为当他们以习惯了的某方面去组织注意时,他们感到最惬意。当然如果单纯地从生物学的领域分析,本能和习惯是从盲目的方面去形成注意,正如它本身那样,是靠着依据过去的经验去疏通和重新调整精神力量。人则有重大的不同,人的心理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

价值则在另一方面按照未来的期望去塑造注意的模型。人类表现出期望去做事情的能力,不仅是因为他们当即就能从这种行为中受益(正如习惯所表现的),还因为他们想达到某种未来价值的状态。因而,“面壁十年图破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本能、习惯、价值都介入到形成注意模式中。有时候,本能、习惯首当其冲;另外时候,价值更能生效。指导注意力分配的意识,必须在两种相对抗的原则之间进行调节:我是应该按照本能与习惯所提出的那样听音乐呢,还是应该按照价值所要求的那样去准备考试。这就为我们有意识地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供了机会。

2、习惯是个人与环境、行为相互影响的结果。在心理学界,对行为受什么因素影响和决定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行为、环境、个人内在诸因素三者相互影响、交互决定,构成一种三角互动关系。这一种观点在众多的行为因果观中独具特色,从这一观点出发,要培养良好的习惯不可以等待“习以为常”,也不可以“习焉不察”,更不能“习是成非”。而应该能动地以社会的价值取向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加以训练,以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3、行为习惯是自我调节的结果。班图拉的自我调节论认为,人的行为不仅要受外在因素的影响,人们也可以通过自我生成的因素,自己调节自己的行为。他指出:“如果行为仅仅由外部报酬或惩罚所决定,人就会像风向标一样,不断地改变方向,以适应作用于他们的各种短暂影响……事实上,除了在某种强迫压力下,当面临时各种冲突时,人们具有自我指导的能力,使得人们可通过自我的结果为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施加某种影响。”因此,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人将外在的要求内化为自身需要的过程。

4、习惯是动力定型。任何习惯的形成,都是在条件反射的基础上建立的。习惯形成的过程人们通常分成三个层次,最低层次就是不自觉阶段,依靠外力的督促教育,不断强化已形成的条件反射就形成了习惯。就是第二个层次了,成为自觉行为。这需要一定的意志努力,靠内部的自我监督,不需要外部监督了。第二个层次也是经过反反复复,多次重复以后,一旦这种行为习惯被破坏以后,就内部调整了。但是要有意志努力。第三个层次就是自动化,达到类似本能的程度。到了自动化以后,也不需要监督,也不需要意志努力,而是行为习惯。一旦学生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如:认真的学习态度,以学习为乐趣;自觉地看书、写字,积极动耳、动眼、动手、动口的习惯;自学的习惯,课前预习、课后及时复习,这是最佳的教育习惯。转贴于

二、 怎样才能养成良好的习惯呢?

华生、桑戴克、巴浦洛夫等人心理学说基础所建立起来的行为治疗技术在德育工作中取得明显的效果。行为治疗理论认为,人类对环境的不相协调的结果,或是学习得来,或是缺乏必要的学习能力所致。条件作用与条件反射,是机体最基本的学习形式,在不良行为和某些疾患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可以根据学习或条件作用的某些基本规律对它们加以治疗或矫正,帮助病人学习新的技能或行为,或者帮助病人通过学习或条件作用减少、消除适应不良行为和症状,或者通过学会一种新的行为以对抗适应不良行为和症状。行为治疗一般采取正向强化或负向强化的奖惩方式对不良行为者进行训练。但关于怎样养成良好的习惯,叶圣陶先生有他独到的见解。

1、养成习惯贵在躬行实践。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家,叶圣陶先生非常强调在习惯养成中的身体力行。他认为,要养成某种好习惯,要随时随地加以注意,躬行实践,才能收到相当的效果。他以常见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在《"习惯成自然"》一文中写道,"要有观察的能力,必须真个用心去观察;要有劳动的能力,必须真个动手去劳动;要有读书的能力,必须真个把书本打开,认认真真去读;要有做好公民的能力,必须真个把公民应做的一切认认真真去做", 这样,我们"所知"的才能逐渐化为我们的习惯,成为相应的能力和素质。

2、"习惯成自然"就是能力。 什么是"成自然"呢?叶圣陶先生认为成自然就是"不必故意费什么心,仿佛本来就是那样的意思"。 他举例说,"走路和说话是我们最需要的两种基本能力。这两种能力的形成是因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成自然'了;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如果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程度,只是勉勉强强地做一做,就说明我们还不具有那种能力"。 他进而指出,"通常说某人能力不强,就是说某人没有养成多少习惯的意思。比如说张三记忆力不强,就是张三没有把看见的、听见的一些事物好好记住的习惯。说李四表达能力不好,就是说李四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说出来的习惯。因此,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就越强。做人做事,需要种种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

3、有两种坏习惯不能养成。 叶圣陶认为:习惯不嫌其多,但有两种习惯养成不得,除此之外,其他的习惯多多益善。这两种习惯就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和妨害他人的习惯。

何谓“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呢?叶圣陶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习惯的养成来说明“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的害处。他说,"坐要端正,站要挺直,每天要洗脸漱口,每事要有头有尾,这些都是一个人的起码习惯。有了这些习惯,身体和精神就能保持起码的健康,但这些习惯不是短时间内就形成的,要逐渐养成。在没有养成的时候,多少需要一些强制功夫,自己得随时警觉,直到‘习惯成自然’,就成为终身受用的习惯。可是如果在先没有强制与警觉,今天东、明天西,今儿这样,明儿又那样,就可能什么习惯也养不成。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习惯,牢牢地在身上生了根。这就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最要不得"。 这种习惯与其他种种习惯冲突,一旦养成,其他种种习惯就很少有养成的希望了。

那什么又是“妨害他人的习惯”呢?叶圣陶举例予以了说明。他说,“走进一间屋子,砰的一声把门推开,喉间一口痰上来了,扑的一声吐在地上,这些好象是无关紧要的事。但这既影响他人学习和工作,又可能传播病菌,一旦习以为常,就成为一种妨害他人的习惯”。

妨害他人的习惯是恶劣品质形成的重要根源 叶圣陶先生认为某些人的不良品质的形成,一个重要的病根在养成了妨害他人的习惯。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明了自己与他人的密切关系,不懂得爱护他人,一切习惯偏向妨害他人的方面,就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恶人。

三、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习惯,增强能力

正如柏拉图在两千年前所观察到的,教育的最高目的是训练年轻一代寻找“正确目标指导下的欢乐与痛苦”。现代著名遗传学家也获得同一结论,相信对人类来说,进化的最好方法是学会在从事于必须去做的事情中获得乐趣。把一个信念播种下去,收获到的是一个行动;把一个行动播种下去,收获到的是一个习惯;把一个习惯播种下去,收获到的是一个性格;把一个性格播种下去,收获到的是一个命运。用科学的方法培养良好习惯,不吝惜在品德教育上花钱,才能使智力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叶圣陶认为,“我们在学校里受教育,目的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我们离开了学校,仍然要从多方面受教育,并且要自我教育,其目的还是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习惯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增强越好”,孔子一生“学而不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叶圣陶先生曾说过:“凡是好的态度和好的方法,都要使它成为习惯。只有熟练得成了习惯,好的态度才能随时发现,好的方法才能随时随地应用,好像出于本性,一辈子用不尽。”考察二战以后日本的三次教改,每每把养成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前苏联教育家乌申斯基这样讲“良好的习惯是人在其神经系统中存放的道德资本,这个资本不断增值,而人在整个一生中就享受着它的利息。”可以说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好的习惯使人受益一生。

参考书目:

1.《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

2.《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开明出版社,1989年。

3.《叶圣陶教育文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4.《叶圣陶集》第11卷、第1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篇6

如在“开明书店印行洁本《红楼梦》(茅盾叙订)、《水浒》(宋云彬叙订)、《三国演义》(周振甫叙订)”中,不仅编排精致,以名著木版画衬底,文字附于其上,且文字写得简约准确。“作为中等学生国文科课外读物的文艺书籍不但要估量它的文艺价值同时还要估量它的教育价值。有许多的书,因为有一些不适宜于青年的部分,从教育的观点来看,是应该排斥到学校门外头去的。然而青年不看这种好书究竟是一种精神上的损失。为此我们就打算出版洁本的旧小说……”既向青年普及了不少名著读本,而且又融进新时期的教育思想,可谓用心良苦。又如在《我――开明少年3周年纪念征文选集》中,又用诗化的语言来作描述:“这是从500多篇应征稿中选出来的,30几位少年的自我介绍,自我批判在这本小册子里,你可以看到中国少年怎样在艰苦中成长,你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希望。在这本小册子里你可以找到你的朋友,你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文字配以丰子恺所作的插画《来的是我》,一个骑着竹马飞奔而来的少年,充满着一种情趣。

说到《开明少年》,就不得不说到它的创办人,被誉为开明书店灵魂的叶圣陶先生。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圣陶,江苏苏州人,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也是一代编辑出版大家。主编或编辑过《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国文月刊》、《诗》等。1930年,他进入开明书店后,主办了《中学生》杂志,使这本刊物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后在1936年又创办了《新少年》杂志,由顾均正主编,是以初中学生和高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用以指导他们进行文化学习为主的课外刊物,出至19期因战事而停刊。1945年7月,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复刊,改名为《开明少年》,使之成为《中学生》的姊妹刊物,成为一代青年成长的精神食粮。

叶圣陶在1945年所作介绍《开明少年》出版广告时言:“(民国)二十五年初,我们创刊《新少年》,由于内容充实,印刷精良,每期销数在两万份以上。二十六年‘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不到半个月,我们的印刷厂被敌人的炮火毁了,《新少年》只好与其他几种杂志一同停刊。8年以来,我们一直想把它复刊。可是在这个时期的大后方,出版一种杂志太困难了。我们设法克服种种困难,直到现在才算有些眉目。《新少年》的名字已经被人家用去了,就改称《开明少年》,把发刊的消息宣布出来。我们的作风还是和以前一样,帮助青少年理解一切,认识一切,理解和认识又必须关联到实际生活,期待他们成为‘开明的’少年。我们不愿说什么夸张话,只愿少年们读了,仿佛遇见了亲切的朋友,热心教育的教师们与家长们看了,认为这样的杂志够得上作他们的学生与子女的朋友。我们朝这种愿望去做,达不达得到当然看我们努力如何,可是我们愿意尽可能的努力。”既有史料又有努力方向,叶圣陶的此段广告文字充分表现了办好《开明少年》的信心。

叶圣陶在开明书店,为许多作家编书出书,并亲自校对和写广告,因为他作为“五四”时期的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和茅盾、冰心、朱自清、沈从文等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其中和朱自清、夏丐尊关系尤为密切,共同编写了《国文教学》、《国文八百课》、《文心》、《开明文言读本》等,为普及国文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叶圣陶为茅盾、冰心、朱自清、沈从文的新书撰写了广告词,用精炼的文字作出中肯的评价,为他们新作的出版推广和奠定之后在文坛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体现了叶圣陶作为一个编辑过人的眼力,和对作者、读者认真诚挚的态度。

如在为《从文自传》出版广告中写道:“作者是新文艺时的健将。他自小就一面读书,一面又读着一本大书――社会。他从当兵,当部队的文书,当税收机关的税务员,一直做到文学家。本书就是写他怎样读社会这本大书。”

又如在为茅盾的著名长篇小说《子夜》广告语中写道:“本书为茅盾最新创作,描写1930年的中国社会现象。书中人物多至八九十,主角为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工人和知识分子等4类。书中故事除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利害冲突为总结构外,又包括了许多互相关联的小结构如农村骚动、罢工、公债市场上的斗争、青年的恋爱等等,成为复杂生动的描写。全书30万言,而首尾经过的时间不过两月,即此可见全书动作之紧张。”

用简练的文字来介绍一些作家的优秀作品,显现了叶圣陶对作品极强的理解能力,成为了文学上同道的知音。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他为茅盾的书写的出版广告就有8则,沈从文、冰心各6则,朱自清5则,俞平伯4则,从中可见叶圣陶和新文学作家的关系。

创立于1926年的开明书店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出版机构,在开明书店30几年的历史中,出版了大量民国期间的优秀读物和期刊杂志,其中尤以《抗战八年木刻选》、《闻一多全集》、《开明文言读本》、《开明文学新刊》,以及《中学生》、《开明少年》、《国文月刊》等最为有名。开明书店十分重视图书的广告,由责任编辑负责动手为书刊写广告,已渐渐成为开明书店的传统做法,在为图书做广告文字的同时,也传递了大量文化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的阅读和欣赏理解。开明书店的图书广告,大都刊于《中学生》、《开明少年》等刊物上,印在封底、封三、插页和版面空白处,这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很好地起到了宣传和推广作用。

而在开明书店所做的图书广告中,首推叶圣陶和叶至善父子。上海三联书店曾于1988年编辑出版《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是一本小32开才100多页的小册子,收入了叶圣陶和叶至善为开明书店撰写的图书广告近百则,其中叶圣陶所作文学新作和丛书较多,而叶至善为青年读物所作为主,唯一的缺憾是所收图书广告均未标明出处。但此书依然是国内少见的研究图书广告文字的专著,仅印行了2500册,目前市场上已稀见。

在《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中有叶至善《我做广告》一文,反映了作者撰写开明图书广告的过程和体会。“1945年8月,我正式进开明书店当编辑。开明书店办刊物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团结读者,联系读者;为了积攒和征集书稿;为了推销自己的出版物……开明书店的每一本书都有一段现成的广告辞,大多由负责这本书的编辑撰写,也有作者自己拟的,一般都生动扼要,不落俗套。”文章中用了不少的事例,来剖析怎样写好图书广告,以及其作用。而文前所列举的《我――开明少年3周年纪念征文选集》就出自叶至善之手。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篇7

一、叶圣陶的作文立诚思想

叶圣陶将作文要求诚实的思想概括为:“从原料讲,要是真实的、深厚的,不说那些不可征验、浮游无着的话;从写作讲,要是诚恳的、严肃的,不取那些油滑、轻薄、卑鄙的态度。”所谓“原料”,即“思想、情感等等问题”,也就是作文内容;“诚恳、严肃的写作”则指作文态度。在这两方面认识基础上,叶圣陶又提出了语言的立诚思想。他认为:“向来看重‘修辞立其诚’,目的不在乎写成什么好文章,却在乎绝不马虎地想。想得认真,是一层。运用相当的语言文字,把那想得认真的心思表达出来,又是一层。两层功夫合起来,就叫作‘修辞立其诚’。”由此可见,叶圣陶的作文立诚思想包括作文态度、内容和语言三方面。

1.诚恳、严肃、认真的作文态度

叶圣陶对认真的作文态度进行了专门的阐述,他说:“简单的说,自己有什么就写什么,就是认真……反过来说,自己没有什么而勉强要写什么,就是不认真。所以,没有弄清楚孔子的学术思想而论孔子之道,没有某种经验和想象而作某种小说,自己一毛钱也不捐而作劝人献金的传单,平时从不想剑国家民族而国家爱民族的诗歌,都是不认真。”其次,他还认为:“写什么定要竭尽自己的能力把它写出来。反过来说,写什么而马马虎虎,草率了事,就是不认真。”叶圣陶主张作文态度的立诚就在于“内外合一”“言行一致”和“言意一致”。

叶圣陶认为学生的作文态度直接影响作文写作,而教师和学生对作文的认识则直接影响作文态度的形成。如果把作文看作应付科举的工具,每天钻进故纸堆,仿照别人的腔调,鹦鹉学舌,认为作文和实际生活以及自己的经验没有关系,就会对作文持有随便的态度,离开自己的经验去找漂亮的花言巧语,写出拼凑典故、兀病、言不由衷的文章。

2.真实、深厚的作文内容

叶圣陶对作文内容的立诚有深浅不同两个层次的标准。第一个层次是要写自己的东西,第二个层次是内容要真实、深厚。在第二个层次上,他分出了两个类别:“假若有所表白,这当是有关于人间事情的,则必须合于事理的真际,切乎生活的实况;假若有所感兴,这当是不倾吐不舒快的,则必须本于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第一个类别“表白”,指描述类或揭示客观事理的说明类内容,第二个类别“感兴”,指抒发主观感受、思想的情感类内容。前者指向客观生活,其立诚的标准在于真实反映客观生活的实际;后者指向主观世界,其立诚的标准在于感受的真切、深刻。

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叶圣陶认为首先应该做到第一个层次的立诚,即无论正确、深刻,都应鼓励学生写出自己的东西。第二个层次的立诚则要随着生活的进展和充实慢慢达成,因为“我们的生活充实到某种程度,自然要说某种话,也自然能说某种话”。叶圣陶把生活当作内容立诚的源头,认为只有生活充实,才能写出真实深厚的作文内容。“生活充实的涵义,应是阅历得广,明白得多,有发现的能力,有推断的方法,性情丰厚,兴趣饶富,内外合一,即知即行,等等。”可见,学生要写出诚实的作文内容,就要广泛接触生活,积累经验,发展思维。

3.恰当的作文语言

叶圣陶指出:“有了真意,要把文章写好,当然还得讲究点儿技巧。讲究技巧,最要紧的是选择最切当的语言,正确地把真意表达出来。”他借用鲁迅先生的十二字作文秘诀“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来表明白己的主张,并指出“粉饰、做作、卖弄”表现在“滥用形容语和形容句子”,“说些离奇古怪的话”,“在文章里塞进些滥俗的成语或者典故”。他认为这样的语言不是为了正确地表情达意,而是故作深沉、故弄玄虚,是表达真意的障碍。

总之,叶圣陶的作文立诚思想主张作文应持有诚恳、严肃、认真的作文态度,用恰当的语言准确表达自己的或真切深刻的情感、思想,或真实客观的说明、描述。

二、叶圣陶作文立诚思想的依据

在探讨叶圣陶作文立诚思想时,我们发现他的作文立诚沦常常是和其对作文本质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上文提剑的作文认识、态度和内容间的连锁关系。因此,认识和把握他的作文立诚思想,还要深入认识他的作文本质论。叶圣陶的作文本质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文是用笔说话的平常事

叶圣陶认为:“写文章跟说话是一同事儿。用嘴说话叫说话,用笔说话叫写文章。嘴里说的是一串包含种种意思的声音,笔下写的是一串包含种种意思的文字,那些文字就代表说话时候的那些声音。只要说的写的没有错儿,人家听了声音看了文字同样能够了解我的意思,效果是一样的。”因而,作文就是用笔说话。人人都需要说话,人人都能够说话,说话是生活中的平常事,那么作文自然也是一桩平常事。其平常就在于:第一,作文是每一位现代社会的公民应对生活需要的平常事,不是少数人应付考试的特殊事;第二,作文不是用一套和平常说话不同的方式去写,而是怎么说就怎么写,让别人能够准确了解自己的意思就可以。

2.作文是客观生活和主观感兴的需要

叶圣陶早在1929年就写过这样的话:“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从天性上,从生活实际上,有必要把自己的观察、经验、理想、情绪等等宣示给人们知道,而且希望愈广遍愈好。有的并不是为着实际的需要,而是对丁人间的生活、关系、情感,或者一己的遭历、情思、想象等等,发生一种兴趣,同时仿佛感受一种压迫,非把这些表现成为一个完好的定形不可……不论是愚者或文学家,不论是什么原料什么形式的文字,总之,都是由这两个心理才动手写作,才写作成篇的。”所谓两个心理,一是实际生活的客观需要,一是表达主体抒发感兴的主观需要。无论哪种,叶圣陶强调的是写作动机的主动性,他以写信和写小说为譬喻,说明作文就是写那些非说不可的话。没话找话、无感而发、勉强应付,在叶圣陶看来是不必作文的。

3.作文是运用自由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积蓄

“写自己的话”源丁叶圣陶“写作的本意原不在代他人说话,而在发表白己的积蓄”的作文认识。他认为学生写下的是不是自己的话乃衡量其作文可取与否的重要标准。只要是自己的话,即使浅薄、粗糙、没有新意,也一样可取;如果是抄袭套用别人的话,即使是精言妙语,也要不得。同时,他也十分重视表达主体对表达形式的自由选择。他认为:“依常理而沦,写作文章,除了人类所共通的逻辑的法则与种族所共通的语言的法则不容违背以外,用什么形式该是自由的。审度某种形式适于某种内容,根据内容决定形式,权衡全在作者。”引这就是说,文无定法,作文就是表达主体自由地表达自己要说的话。

三、叶圣陶作文立诚思想的当代价值

1.正确认识作文

叶圣陶关于作文立诚的主张源丁其对作文本质的客观认识。既然作文是生活中的平常事,就不应写无益于生活的空话;既然作文要满足客观和主观交流的需要,就应持有认真交流的态度,用恰当的语言保证交流的有效性;既然作文是写自己的话,就不能抄袭、套用别人的话或写些言不南衷的话。可以说,从叶圣陶作文本质论的角度来看,作文立诚是应然和必然之事。

目前,大部分教师和学生对作文的认识与叶圣陶的作文本质沦有很大差距。有研究者对某市高中生作文动机的调查显示:“72.1%的学生认为作文的主要目的是完成作业,62.2%的学生认为作文的动机是提高考试成绩。”教师对作文的认识同样不容乐观,诸如一定要写出某某立意、一定要多用好词好句、一定要按题目要求写的作文教学要求,体现出教师关于作文为了应付考试的普遍认识。这些关于作文的片面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课程改革前考试作文的影响,与作文虚假问题的泛滥有很大关系。1999年之前,我国的中高考作文基本上是规定性极强的命题作文,对作文立意、内容、文体都有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仔细揣摩题目意图,迎合题目意图去写,写出命题者想让自己说、阅卷者喜欢看的话就成了应付考试的无奈之举,写诚实的自己的话似乎没有必要。新课程改革后,中高考作文逐渐以话题作文和材料作文为主,虽然个别省市的作文考试仍存在着写作内容和写作形式的隐性限制,但大部分地区的作文试题已经非常开放和多冗,日益突出对学生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考查。应该说,考试作文已经口趋接近作文自南表达自我的本质,让学生在考试作文中说出诚实的自己的话,逐渐成为作文命题的显性和隐性要求。因此,教师和学生固守对作文的片面认识,有意或无意地继续着虚假写作,从作文的应然和实然状态看,都是有很大问题的。在这种背离作文本质认识的指导下,作文教学不仅不能培养起学生应有的作文能力,连被动地应付考试都无法做到。认真学习叶圣陶的作文本质论,正确认识作文,主动践行作文立诚是教师和学生亟须做的事。

2.关注作文态度和作文语言立诚

人们在作文立诚问题上一般将目光集中于作文内容的诚实,作文态度和作文语言很少得到重视。叶圣陶的作文立诚思想告诉我们,作文态度和作文语言的立诚也是作文立诚的必然要求。

心理学认为态度是一种内部状态,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所以人们更容易关注外显的行为,而忽略内隐的态度,但内隐的态度可以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持有诚实的作文态度,那么很有可能会选择说诚实的话,而很多内容假、语言假的作文其实是作文态度不诚实的反映。因此,叶圣陶对作文态度的关注为改变同丁写作内容寻求作文立诚的传统思路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启示。态度由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成分构成,是在个体与他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教师对作文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倾向,形成教师的作文态度,而教师的作文态度又会影响学生对作文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从而形成学生的作文态度。因而,学生要有正确的作文态度,需要教师正确的作文认识和作文教学方法来支持。

作文语言的立诚同样是作文立诚的必要内容。长期以来,我们对语言立诚的忽视已经导致华而不实的作文泛滥,如满眼排比句的咏叹式作文,满篇好词好句的花网锦簇式作文,随处名人名言、“之乎者也”之类的故作深沉式作文。这样的作文语言正是叶圣陶所谓的“粉饰、做作、卖弄”的语言,华丽的语言下面并没有实质的作文内容。遗憾的是很多教师并没有认识到学生作文语言华而不实是个问题,反而会积极鼓励类似的文章,在不知不觉中助推了学生作文假话、空话、套话的泛滥。教师这一错误认识源于对语言和内容间天然统一联系的忽视。文章语言和文章内容是二而一的,内容靠语言表达,语言为表达内容服务,只取其中之一就会造成“皮毛不附”的问题。诸如脱离学生对文章的情感体验,要求学生机械朗读和背诵好词好句;无论什么样的表达内容,都要求学生一定要使用某种修辞方法;单独训练学生文章开头或结尾的语言等都是割裂语言内容天然联系的做法,导致学生作文“言意不一”。叶圣陶的语言立诚思想让我们意识到了一直以来被忽略的作文“硬伤”。

3.内容的立诚要分层分类对待

叶圣陶从文体角度辨析了主客观真实间的矛盾。他认为,对意在说明、描述客观事物、事理的文章,是否符合客观真实是立诚的标准,比如科技说明类文章;对意在抒发自己内心情感、思想的文章,是否深刻、于己是否真切是立诚的标准。这样的分类标准较好地解决了想象类、虚构类文章的真实性问题,解决了不同作文内容的立诚问题。同时也对当前盛行的作文内容评价标准――“真情实感”提供了反思的视角,真情实感是抒思的感兴类文章特有的内容,将其作为判断学生作文是否诚实的唯一标准,其实是窄化了作文文体,将具有社会功用价值的说明、描述类文体排斥在写作课程之外。这样的写作课程将兀法满足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现代公民利用写作交流、交往的客观要求。

叶圣陶还从儿童认知规律出发,提…了作文内容分层标准。他认为:“所积蓄的正确度与深广度跟着生活的进展而进展;在生活没有进展到某一阶段的时候,责备他们的积蓄不能更正确更深广,就犯了期望过切的毛病,事实上也没有效果。最要紧的还在测知学生当前具有的积蓄,消极方面不加阻遏,积极方面随时诱导,使他们尽量拿出来,化为文字,写上纸面。这样,学生便感觉写作并不是一件特殊的与生活无关的事;在技术上也就不肯马虎,总愿尽可能尽的力。待生活进展剑某一阶段,所积蓄的更正确更深广了,当然仍本着‘立诚’的习惯,一丝不苟地写出来,这便成了好文章。”可见,叶圣陶并没有要求学生作文在起始阶段就做到真实、深厚,这并不符合学生的生活视野和认知规律。此时需要鼓励学生的是“写自己的话”的第一层次标准,随着学生生活的进展和认知、感受能力的发展,慢慢达成“真实、深厚”的作文内容,在初学写作的过程中不必强求与苛责。叶圣陶的分层标准对解决当前作文评价标准过高、区分度不明显的问题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4.发展学生思维

叶圣陶认为,只有生活在向着求充实的路上,作文才会写出真实深厚的情思,“要使生活向着求充实的路,有两个致力的目标,就是训练思想与培养情感”。叶圣陶引用胡适的话说明“训练思想”的含义,“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作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所谓训练思想,就是发展学生质疑、假设、批评、推论、验证等思维能力。叶圣陶认为思维能力发展可以带来经验的十富,而经验的十富必然会引起真切的情感。“有些人对丁什么都淡漠,不从这方面倾致,也不从那方面倾致,只是消极地对待,觉得什么东西总辨不出滋味,一切都是无边的空虚,世界是各不相关联的一堆死物,生活是无可奈何的消遣。所以致此的原因,在于与生活的核心向来不曾接近过,永久是离开得远远;而所以离开,又在于不多观察,少具经验,缺乏切实的思想能力。”由此来看,要让学生成为情感丰富的人,总有自己的感受与思考,而且能够随着生活的进展慢慢走向真实、深厚,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是必由之路。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篇8

关键词 叶圣陶 阅读 低俗化

阅读取向指读者阅读的内在动机和意向,具有稳定性、一贯性和方向性的特点。它决定阅读行为并通过阅读行为表现出来。新课标强调阅读教学应培养学生“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阅读取向。然而,在实际生活中,阅读电视电影、饮食、服饰、化妆、家庭、生活、体育新闻、名星大款逸闻趣事的报刊杂志以及爱情和武打小说已成当今相当部分中学生的阅读取向,而对中外经典文化则表现出明显的冷淡(对此许多调查报告或问卷已多次揭示)。这种阅读取向的低俗化直接影响中学生的整体素养的形成和提高。对此如何应对是达成新课标阅读取向无法回避的问题。吕叔湘先生说:“叶圣陶的大部分文章是解放以前写的,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过时呢?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在《略读的指导--前言》、《培养学生明澈的识别力》、《给予学生阅读的自由》等多篇文章中,叶圣陶先生围绕阅读教学本身,对中学生阅读取向低俗化问题做出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的对策。

一、给予阅读方法的指导

叶圣陶先生首先从文学理论对作品的分析入手,认为:“凡是好的小说或剧本,故事仅是迹象;凭着那迹象,作者发挥他的人生经验和社会批判,那些才是精魂。”“精魂就寄托在迹象之中,对于故事自不可忽略;但是故事变化曲折所以如此而不如彼,都与作者发挥他的人生经验与社会批判有关。”而低俗化阅读“往往只注意它的故事;故事变化曲折,就感到兴趣,读过以后,也只记住它的故事”。培养新课标所倡导的阅读取向,“阅读小说或剧本而只注意它的故事,专取迹象,抛弃精魂,绝非正当方法。”“有些学生喜欢看低级趣味的小说之类,教他们不要看,他们虽然答应了,一转身还是偷偷地看。这由于没有学得阅读这类书籍的方法,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故事上的缘故。”

在今天的阅读教学中普遍采用的阅读模式是“语文教师备课样式”[1]的阅读,即围绕着“思考和练习”“分析课文”的能力。而这种阅读方法,除了在为“讲课文”而进行备课之外,在其他场合,教师们从来不用。同样,以这种方法培养出的学生的阅读能力,也只是在课堂上和考试中才有用武之地。而在走出课堂或学校以后,阅读便是一片茫然了。如何能达到“阅读这类书籍的方法”,而不使“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故事上”呢?如何能够达到学生离校后“可以阅读书籍报刊悉明其旨矣”呢?

阅读教学“最终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即教学生会读书,重在“授之渔”而不在“授人鱼”;是要教会学生从书中发现什么,而不在于教学生发现了什么;要教给学生开门的钥匙,而不在于替学生开门。也就是新课标倡导的“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在“初学者还没有素养,一时无从着手;全仗教师给他们易晓得暗示与浅明的指导,渐渐引导他们入门。”其途径主要是使学生“凭着故事情节,逐一追求作者要说而没有明白说出来的意思”。即新课标的“应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达到“真正理解所读的东西,从而得到启发,受到教育,获得间接经验,从而提高觉悟,丰富见识,使咱们得以在革命和生产中很好地贡献力量”。同时,“渐渐有了素养,就会觉得低级趣味的小说之类在故事之外没有东西,经不起咀嚼;不待他人禁戒,自然就不喜欢看了”。

二、培养明澈的识别力

叶圣陶先生认为:“学生有了明澈的识别力,对某一件事物应该怎样看法,什么议论应该赞同,什么议论应该反对,就会自己作出判断。学生要是没明澈的识别力,你要学生坚持的东西即使都是对的,学生也不明白到底对在哪儿;你要学生回避的东西即使真是要不得的,学生叶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不得。” 在今天的阅读教学中,基本上是采用的一种“鉴赏者取向”式[1]的阅读,即以鉴赏乃至崇敬的心理来对待文本的阅读方式。在阅读教学中,师生的任务就是从文章中找出那些本来就已经预设了的“对”(思想的高处),找出那些似乎天然就存在的“好”(文字的妙处)。而不给学生提供批判的机会和空间,总是局限于课堂或学校的“高大全”的世外桃源。于是,在这种取向下培养出来的识别力,虽也“明澈”,却是“单向”的,即一切都好,何需选择?然而学生总是要走出校门,阅读“多向”的现实。

培养学生明澈的识别力首先应“给予学生阅读的自由”,而不能“把学生看作思想上的囚犯”。只有这样学生才有自主发展的空间,才能经受思维的锻炼;其次,“给学生以平正的通达的指导,使学生的识别力渐渐地趋向正确,趋向坚定”。“教师和学生无论如何不应该对立起来。教师不是专制政治下的爪牙,学生不是被压迫的民众。”不应“只用专制的办法来个取缔”。总之,即新课标强调的“逐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

三、避免专制的取缔方式

叶圣陶先生认为:“教师和学生是朋友,在经验和知识上,彼此虽有深浅广狭的差别,在精神上却是亲密体贴的朋友,学生要扩大一点认识的范围,作他们亲密体贴的教师竭力帮助他们还嫌来不及,怎人把他们的欲望根本压了下去。”并且“取缔的办法实际上是无法彻底做到的。越是不准阅读的东西,越是想弄一本来看看,这是青年人的常情。”一方面即使“学校里固然没有人看那些被取缔的读物,可是出了学校的大门,只要能弄到手,尽不妨自由阅读”;另一方面“社会上的现象罗列在学生眼前,各种议论在学生耳边沸沸扬扬,学生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所以,对于中学生阅读取向低俗化采取专制的取缔的对策,“只是个消极的不很有效的方法”。

而在实际教学中,不论老师还是家长,如发现学生在看武侠、言情一类的所谓现代“流行”小说,或沉醉于韩寒、郭敬明等少年作家之中,通常采取的方法就是“没收”,或“只用专制的方法来个取缔”。而这种方法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简便是简便了,然而要想想,这给予学生的损害多么重大!把学生的思想范围在狭小的圈子里,教他们像号子里的囚犯一样,听不见远处的风声唱着什么曲调,看不见四围的花木显着什么颜色。这样寂寞和焦躁是会逼得人发疯的。”

因此,应对这一“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的阅读取向低俗化,“积极有效的方法”是给予学生“生活”阅读的方法指导,“阅读的自由”,培养学生基于多向思维的“明澈的识别力”。

注释:

文中引用叶圣陶先生话语皆出自《叶圣陶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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