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3 16:09:04
在“2008中国商会会长圆桌会议”上，何会长给中国商帮战略合作委员会定了帮规：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弘扬商帮创业精神，传承商帮地文化；组织商帮之间交流、合作，为商帮提供学习机会；支持商帮企业发展、壮大；反映商帮企业诉求；维护商帮企业合法权益。有为才有位。要做事。
有所不为：中国商帮战略合作委员会是一个联合体，不存在上下级关系，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充分尊重商帮委员会的工作，不干涉商帮协会的任何活动；不干涉商帮协会的正常经营活动，正因为没有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不做任何工作部署，所有活动都在自愿基础上参加；商帮自行活动或是联合活动，向中国商帮战略合作委员会秘书处通报一下即可，秘书处协调工作；尊重商帮企业的自，齐心协力搞好服务。
在全国商业企业家表彰大会上，他又讲到全国商业联合会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协会工作也如企业经营，要有精品意识，品牌意识，提高服务水平，既为企业服务，也为政府服务。不是看你做了多少事情，而是要看你做好了哪些事情。同时，协会是民间组织，不是政府，不越权，不添乱。
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商业成果时，何会长拟了一副对联：华夏腾飞惊世界，神州改革震古今。横批是：雄起中国。
何会长说，新晋商的群体特征还不明显，祖先的商业成就太高，不好超越，但也正因为接触了新晋商，才知道山西有活力。
何会长知道记者老家灵石一个叫荡荡岭的地名，是―个小村庄的名字，也是一座山的名字，记者很惊讶。事实上，1964年搞外调工作，何会长去过晋中、晋南很多地方。
何济海河北蠡县人，蠡县以制皮革出名，有中国皮都之称；也出麻山药，是中国的山药之乡。何济海在老家呆了21年，在石家庄呆了25年，在北京呆了22年了。老家规矩多，何济海那时候眼睛近视，戴眼镜，一进村就得把眼镜放兜里，不然村里人会说，“瞧这小子，没出去两天，回来还架了个洋眼镜”。
何济海喜欢用感性的词汇表达事物。他上大学学中文。毕业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教育属于调整、压缩，商业是充实的。国家挑了一批成绩比较好的大学生到商业战线中来。何济海到了石家庄百货站，那会儿计划经济，分中央一级站、地区二级站、县三级站。同学们大都回去教书了。在石家庄的25年，何济海从基层做起，干了两年农业，后来一直在商业系统。中间上了一年中央党校。计划经济、半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都经历过了。参加工作一年后入党，那是1964年，之前，商业缺人才，大学毕业生，他们是第一批做商业的。对商业什么都不懂，基本术语不知道。后来又学定价、学商业会计，打算盘。一年以后，他就开始编制采购计划了。
43岁，何济海做河北省商业厅厅长。不满46岁，就到商业部了。属年轻干部。那时候，他不想去。有故土难离的意思，到北京，光熟悉人都很麻烦的。
启动台湾经济的发展
严家淦作为败退台湾早期的技术官僚，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任台湾省财政厅长期间，严家淦主持了币制改革，以新台币代替不断贬值的旧台币，并且坚守收支平衡原则，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不再以发行通货作为缓解财政危机的手段。严家淦通过控制支出与整顿税收同时并举的方式，帮助当局缓解了财政危机。在陈诚主持台湾省政府期间，严家淦与尹仲容、徐柏园等主管财经事务，在陈诚的主持下完成了台湾的，同时推行现代预决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清理订定各项财税法规，使台湾当局的财政状况由原来的紊乱不堪逐步走向稳定。新败之初，人心惶恐，经济形势的稳定对于台湾政治与军事的稳定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严家淦逐步得到了的赏识。
此后，严家淦长期在台湾经济领域发挥着影响。1950年严家淦从台湾省财政厅长升任“经济部长”，1963年首任“行政院长”，1966年任台当局“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到1972年辞去“行政院长”兼职，在前后长达22年的时间里不同程度地主导着台湾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决策。
在严家淦长达八年的“行政院长”任内，台湾当局先后制定和实施了第四期、第五期四年经济计划。通过这两个四年计划，台湾当局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改进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经过一系列努力，台湾获得了每年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对外贸易额也大幅增加，并于1970年实现出超。这两个四年计划的完成意味着台湾结束了进口替代工业的时代，进入以输入原材料、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工装配并输出产品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时代。台湾经济由内向型发展道路转为外向型发展道路，对当时台湾经济进入“起飞时代”起了决定性作用。
处事谦冲，知所进退
凭借着专业技术优势，严家淦在经济领域做到了“有为”，但是在政治领域严家淦一路顺风顺水，依靠的则是其“无为”的处事风格。原大员楚崧秋曾评价他说， “其过人之处在于不搞宗派、不用私人、没有政敌、没有恩怨，这是其长期屹立于波谲云诡之政海之最大原因”。严家淦自己说其待人接物，以“宽和忍让”为座右铭，认为凡事应“退一步想，易地而处，就会消除争执，化干戈为玉帛”。这种认知是严家淦谦冲性格和知所进退行为取向的基础，也因此使其在台湾政坛成为争议比较少且广受支持的政治人物。
严家淦为人谦冲的形象，是其“人缘”较好的重要原因。1963年获提名为“行政院长”后，为了让“立法院”审议过关，资历较浅的严家淦决定亲自拜会寓居在台北市郊的全部“立法委员”，面请支持。最后“立法院”的投票结果，严家淦获得了高达83.2%的同意票。地位日高也没有使严家淦改变这种谦冲的形象。去世后，严家淦成为“总统”，在主持“国庆阅兵”时，作为台湾最高领导人却将要发表的文告送交“五院院长”过目，以示尊重之意，其为人之圆熟，一至于此。
严家淦的这种谦冲性格往往表现为一般不刻意强调和突出自己，同时又能考虑别人的感受，这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台湾社会，可谓深得为官之道的精髓。也正是因为如此，严家淦调和人际关系的能力很强。他从“总统”位子上退下后，内有一些摆不平的事情往往还会交给严家淦处理，其折冲调和的本领在此时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楚崧秋评价说，严家淦“调和鼎鼐的工夫是一流的，即使当时志大才疏的外交部长叶公超，私下也对其这方面的能力表示折服”。
两蒋权力交接的关键环节
对严家淦青睐有加，既有严家淦自己作为优秀专业技术官僚的因素，同时更是因为其低调的做人态度以及对为官之道的精准把握。正是要利用严家淦这种“无为”的性格达到将权力顺利交接给蒋经国的目标。
当1963年陈诚辞去“行政院长”之时，随即选定了资历尚浅的严家淦作为继任者。1966年在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极力推荐严家淦为“副总统”人选。在的极力促成之下，严家淦顺利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1975年去世，严家淦成为“总统”。但是对于的用心，严家淦自然心知肚明。此时蒋经国在台湾经营已久，死后更是独揽了党政大权，羽翼已经丰满，接班的态势也日益明显，故而严家淦对蒋经国极尽尊敬，并为其接班创造条件。正因为这样，蒋经国对其非常放心，也非常“尊敬”。
1978年台湾依例要进行“总统”选举，蒋经国接班的态势已经昭然若揭。1977年12月20日蒋经国执掌的“行政院”通过了“卸任总统待遇条例”并报送“立法院”审议，为严家淦退休做准备。不过蒋经国为了表示对严家淦的“尊重”，两度请高层“劝进”严氏竞选连任，均被他拒绝。1978年元月初，严家淦以中常委的身份致信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声称“蒋经国主持国家大计，实践政策，推动重大建设，肆应国际变局，莫不操虑忠诚，群情悦服，其朴实平易，勤政亲民，更为内外一致推崇。蒋经国为提名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之最适当人选”。该函后来公开发表，表达了严家淦的“决心”和“诚意”。由于严家淦的“坚持”，在1978年元月7日召开临时中常会，蒋经国竞选“总统”的提名被一致通过，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
严家淦以其“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从政风格，不仅使自己在台湾政坛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能执无为、知所进退，深得做人为官之精髓，获得少有人及的政治声望。
作者简介：张先贵（1985-），男，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住宅政策与不动产法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为物权法、房地产法和土地法。
摘要： 徘徊于做“虚”和做“实”两个向度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路向，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方向的极端化错误定位。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践样态和内在价值决定了其改革的第三种路向应是建立在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功能限度”的正确认知基础上，拿捏其“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面相，实现从“两极”到“中间”的回归。
关键词：集体土地所有权；做虚 ；做实 ；有所为；有所不为
中图分类号：F301.1，D922.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4-0014-06
一、问题意向：徘徊于做“虚”与做“实”两个维面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以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为路径形成的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历经改革开放并一直延续至今。然而，时至今日，“三农”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引发了诸多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三农”问题的一切问题无不聚焦于农村土地问题的改革与完善，尤其是作为农村经济基石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对此，学界就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改革提出了诸多的方案，主要有国有制（国家所有+承包权永佃化）、集体所有制（有“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模式、“集体所有+承包权债权化”模式、“集体所有+承包权物权化”模式、“集体所有+承包权永佃化”模式）和私有制三种方向[1]。
以上三种理论方案，其核心都是围绕和聚集集体土地所有权而展开分析和论证，就其本质而言，代表了集体土地所有权面朝两个方向迈进：
其一， 做“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张国有制（国家所有+承包权永佃化）的学者以刘俊教授为代表，就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路径提出的基本判断是：“将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抽空，不再给予其任何具体的土地权利内容与空间，让这种现在本来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法律和事实上继续“虚化”[2]435。对于土地利用权（承包土地使用权、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而言，应该做“实”，并在法律上做大限度地明晰土地利用权。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乃是在继续巩固和严格保护农民的土地利用权基础上，宣布将有其名无其实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为国家所有[3]231-242。在笔者看来，国有制的模式所确立的农民对土地的永久利用权与私有制所确立的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殊途同归。至此，笔者将国有制和私有制这两种改革模式归类为做“虚”集体土地所有权。
其二，做“实”集体土地所有权。主张集体所有制的学者，主要力倡继续完善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譬如，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项私权，集体土地所有权实际的公权化运作机理背离了私权属性，集体土地所有权应由公权主导回归私权自治”[4]。还有学者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前提下，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提出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村集体以股份合作社法人的形式进行改造的制度设计方案[5]34。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必须置土地的社会价值于经济价值之上，必须维护和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6]。主张集体所有制的学者本质上都将集体土地所有权视为传统民法的一项私权，从私权理念出发，对“虚化”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从性质、权能等方面进行制度的重塑。与国有制、私有制力倡的进一步做“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呼声背道而驰。
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现实境遇看，一方面凸显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我国农村地权改革中的基础性地位，其改革的路向直接决定了其他农地权利配置和运行的样态，是一项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自身的复杂性。
做“虚”和做“实”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了集体土地所有权面朝两种维度展开，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改革路向。至此，引发笔者思考的是，这两种路向是否符合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在本质和运行机理？是否准确的顺应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现实诉求？有没有第三种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供选择？为此，下文着重通过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践走向和内在价值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指出一味的做“虚”或做“实”集体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朝着两个极端对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一种错误判断。纠偏这两个极端，从“两极”到“中间”，认识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乃是对改革方向的理性判断和准确求解。
二 、实践走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渐趋式微与衰落
相对农民而言，一方面，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人，通过发包、调整、回收土地使用权制约合同相对方――农民的相应权利，以有效行使其所有权，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集体作为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最低层级的代表人或人，还享有相应的乡村社会治理权[7]。伴随农地利用权的强化和集体治理权的限缩，使集体享有的这两项权利在不断的弱化，折射出集体土地所有权进一步虚化和式微的趋势。
（一）现行农地权利配置和运行的样态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式微
其一，就集体土地所有权而言，备受学界诟病的性质模糊、主体虚位、权能残缺等弊端从《农村土地承包法》到《物权法》依然没有改变。在《物权法》颁布前后，理论界大多数学者也认识到这一点，并极力建议按照民事基本理论来克服现行主体虚位、性质模糊、权能残缺的缺陷。然而现行的立法并没有践行学者们的主张，而是依然在农地所有权主体、性质、权能等方面墨守成规，保持其虚位的状态。实际上，现行立法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理态度是有意为之而非无能为力，对此，诚如学者所言：“在我看来，制度的不确定性是体制运行的剂――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正是因为法律条款在土地权属问题上所具备的不确定性，农地产权制度才能够得以顺利进行”[8]33。立法者将集体土地所有权有意虚化，实质反映了制度供给的有意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以此作为一种工具更好地服务于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其二，从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二者关系的发展来看，鲜明的出集体土地所有权逐渐地走向式微和衰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生实质上是对高级合作社、时期集体土地共同经营、共同利用物权模式的直接否认，这一农地物权利用模式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一直延续至今，并在现行法律和政策上得到逐渐的强化与发展，譬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已由债权转变到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已被赋予独立的征收补偿地位；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已从“长期稳定”到“长久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和互换适用“登记对抗主义”而非“登记生效主义”模式等。透过这些立法和政策精神的背后，实际上充分地反应了立法者有意的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逐渐的固化为农民的一项独立的不动产财产权，而不是正面的解决集体土地所有权长期存在的主体虚位、性质不清、内容残缺、权能不全等一系列问题。
其三，就现代社会土地所有权发展趋势来看，从“所有中心利用中心”乃为现代不动产法之理念基调，对土地所有权之观念亦逐渐由“支配”为中心移入到“利用”为中心[9]65。土地所有权理论之现代目标，基本上须将土地法之体系改为土地现实利用为中心之体系[10]38。揆诸我国农地权利的配置样态，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我国现行的《物权法》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属性，尽管现阶段这三项权利的流转条件、方式等存在差异，但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可以自由流转已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不仅与《物权法》强调的物尽其用理念甚相符合，而且与“重视土地所有权”向“重视土地利用权”转变的时展趋势保持同步演进。实际上，由于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缺乏一级市场上的价值发现机制[11]，现行法赋予土地利用权流转，这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无法发挥土地财产属性的最直接宣示，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财产权利用诉求不断彰显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宣示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无法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演进的内在功能和价值的最直接否认，鲜明的折射出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走向了式微的趋势。
（二）集体藉由农地契约治理权的限缩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衰落
关于农地契约的属性，有学者指出：“中国农村承包合同不应仅看作农户与村集体之间民事法律意义上的租佃契约，在实践中，合同还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治理农民和农村事务的一种新方式[12]。依笔者对该学者的论述理解看，可初步将农地契约概括为法律和治理两大主要功能。在这两种功能中，法律功能是治理功能的手段与工具，实现治理功能是法律功能的目标和要旨，农地契约的工具价值属性和藉由这种工具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属性乃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根本目的和任务。过去，通过户口制度严格控制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城乡户籍政策，在伴随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呼声日益高涨、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时代背景下已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实质上，这是削弱了集体对农民控制的重要举措，也间接的弱化了集体藉由农地契约的法律功能实现其对农村和农民事务的治理目的，尤其在农业税取消后更能反映这种趋势的显著性。
此外，现行的文本和政策在诸多方面也弱化了集体的治理权利，譬如，《物权法》第59条第1款将土地的“集体所有”明确为“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物权法》第59条第2款就集体范围内的重要事项赋予了本集体成员依照法定程序经作出决定的权利，《物权法》第63条第2款赋予了基层组织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撤销权。在“增人不增地政策、减人不减地”政策指引下，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了承包地不得调整，即使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也需要遵循严格的程序要件。还有学者指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发包方同意作为对流转的一种限制，其规范地位也在不断地弱化，目前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才需要发包方的同意[13]，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逐步弱化了集体的作用，使基层组织管理对集体土地的控制权降低。”由是观之，集体及基层组织管理者凭借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对集体事务和农民控制的权力被现行立法逐渐削弱，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治理功能已渐趋步入式微和衰落的面相。
三 、价值认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质反对形式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享有主体（集体成员）与权利行使主体（主要是村委会）的分离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一般财产所有权的重要区别，对于前者，“集体成员”的抽象、模糊致其处于虚化的状态，这种虚化的主体不但没有给农民利益的实现带来任何实益，反而给农民利益的实现和保护制造了诸多的障碍和阻碍；对于后者，村委会作为村民的自治组织，本应该在乡村事务中扮演服务者的角色，然而，实践中却异化为农村和农民事务的管理者，时常打着“行政权力”的旗号实施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我国现行的农地立法通过绕开集体土地所有权，强化农民的土地利用权这条路径来克服上述两项弊端。而这条路径的选择必然要求进一步虚化我国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这也成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于当下渐趋衰落和式微的重要原因。当然，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于实践中的走向和态势是否代表其未来的应然选择和方向导引？在笔者看来，这需要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从形式和实质两个维面进行客观的价值认知，方可做出准确的判断。
（一）形式层面
作为传统民法物权体系的所有权谓以全面的物之支配权能为内容之权利。德国民法第902条规定：“所有人得自由处分其物，并得排除他人干涉”。台湾民法第765条规定：“所有人于法令限制范围内得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并排除他人之干涉”[14]61。从语义学看，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乃传统民法所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无疑意，土地所有权构成了民法物权体系中最重要、最具有特殊意义的财产权利之一。故，以形式层面，按照传统民法所有权基本原理对现行虚化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予以实化，即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界定为一项私权、按照民事基本理论明确其主体、赋予其处分权能等，理应如此。就此而言，现行立法却绕开集体土地所有权，有意地将虚化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进一步虚化的实践，明显的不符合传统民事意义上所有权之应有逻辑和价值诉求。
（二）实质层面
集体土地所有权于名称上的称呼，很容易在形式层面将我们引入传统民法视域中，以私权的一般理念作为探讨此项权利的基本范式。然而，仅以形式层面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未来的走向做出论证，不但不能科学的回答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路向，反而可能会将集体土地所有权未来的走向引致歧途。从实质层面，就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生成逻辑、历史功能和现实规范样态进行准确的把握，方能为其权改革提供客观的判断。
其一，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产生异于一般性财产权产生的逻辑和机理。在初级合作社基础上产生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乃是为了实现“统一经营”和较大规模统一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的需要而诞生的，其产生的过程乃是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国家在特定时期，在优先发展工业、优先发展城市的政策指引下，有意的在农村设置的一项旨在将农村和农民的资源输入到城市，以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的一种手段。其权利之享有主体的模糊和抽象的根源乃是便于其充当“工具性”价值而服务于特定时期国家政策的必然要求。那么，到了今天，当优先发展工业、优先发展城市的历史任务已经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政策要求取代的背景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工具性价值也似有不必存在之必要，如果继续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并按照传统私法理论予以重塑，似有在开历史的倒车之嫌。
其二，就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功能来看，上文已述，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产生乃是便于国家从农村抽取资源，实现工业和城市发展的目的，因此，相对于国家，集体土地所有权已经丧失了肯定的积极的主动的意义，不再表示为一种对抗国家权力的能力，而是表现为对于国家权力的依附，对于外在于主体的各种力量的依附；相对于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之行使主体与农民成为了两个利益对立的结构体。实际上，在笔者看来，历经50多年的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在理论上纷争不断，在实践中给农民利益带来的损害程度永远甚于给农民利益带来的保护效用。究其缘由，乃在于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以牺牲农民利益，完成特定时期国家任务为目的而生成并延续至今，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并非纯粹的私权。
其三，从现行规范来看，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直接相关联的规范主要是作为权利享有主体之“集体成员”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的分配；作为权利行使主体的村委会对集体成员依法决定事项的实施和执行，譬如，承包地的收回、调整等。对于前者，长期以来，由于视集体土地所有权为一项私权，对其给予土地征收补偿费乃是权利保护的内在要求，然而，关于土地征收补偿费的分配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的纠纷，这些案例中大多数都是村委会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纠纷；对于后者，在有关涉及村委会收回、调整土地承包实践中引发的纠纷也时常发生。实际上，这些纠纷的产生乃是长期以来我们从形式层面出发，想当然地视集体土地所有权为传统民法调整的财产权，并将其置于私法的语境中进行制度和规范的设计，千方百计的以民事主体理论去完善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试图从规范层面将“集体成员”给予确定化，将村委会等基层管理者权力明确化，然而，事与愿违，纠纷仍是不断发生。
四 、从“两极”到“中间”：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践走向和内在价值来看，作为农地权利体系的基础性权利，在改革方向层面，单纯的做“虚”或者做“实”，都会带来制度的负效应，无法与整个农地权利规范形成体系上的吻合，对此，有两点原因：一是任何一种制度的功能都是有限度的，当一种制度的功能在理论上被无限夸大、在现实中被无限扩张的时候，那就很可能意味着制度的异化：滥用、冲突、寻租乃至失效[15]1；二是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内在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种极端化的改革路向都是错误的。诚如学者所言：“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中，存在一些无法利用规范研究或价值判断等传统方法进行解释、而只能在“体制性”品格中寻求答案的问题，即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传统及其互动而成的历史传承与国情限制塑造下的制度特性[16]。因此，认识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能限度”性，在改革路向层面践行其“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指导思想，克服这种完全做“虚”或做“实”的极端化错误做法，正本清源，方能实现改革的目标。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有所为
从我国农村地权的实体配置、运行机理等层面来看，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相关联性的规范甚多，这种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体系化规范设计样态，在面临进一步做“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呼声中，淡化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应有的功能，忽视了集体土地所有权“有所为”的面相，势必会冲击现行制度运行的功能，消解了制度间体系化效应的实现：
其一，不利于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享有主体即集体成员概念的明确化、具体化和实体化，相反，只会使其进一步抽象、虚无和宽泛，进而使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于成员权而享有的相关权益无法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制度内在的缺陷为实践中纠纷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譬如，有学者指出：“2006年到2011年11月13日，北大法意网‘法院案例库’中以‘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纠纷’为案由的审判案例，不仅数量逐年增加――依次分别为12个、55个、118个、216个、268个和311个，而且通过整理2011年的311个审判案例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都与集体成员民主议定的分配方案侵害了个别成员的分配收益权有关”[17]。从本质上而言，这些纠纷的产生与法律对“集体成员”这个抽象概念的界定缺失有关。故，在面临进一步做“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呼声中，基于征地而产生的纠纷必然会进一步增加。
一、“骂娘”与政府的执政理念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普遍受惠的背景下平稳起步，但是没有多久，问题就和成绩相伴而生，如影随形。而且，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大多是我们不曾遇到过的新问题，比如理想信念淡化、法规政纪松弛、官员腐化堕落等。传统的政治资源受到侵蚀，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付出了不小的政治成本、环境资源成本，以及道德沦丧等方面的惨痛代价。由此，出现了人们在充分享受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快速增长的奇迹和福利的同时，也生发出不少的牢骚与不满。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
为什么碗里有肉吃，嘴里还骂娘？这原本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因为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他的需要和满足，不是仅限于生理的和物质的方面，而是有更丰富的内容。物质匮乏时代的结束，仅仅意味着真正属人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放下碗”，比“端起碗”，更能体现人的意义和尊严，也更能体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遗憾的是，唯物质主义是从的片面发展观，遮蔽了人民群众多方面的诉求与需要。持这样一种发展观念的人，不仅难以理解人民群众为什么如此地不知足，甚至还会以一个高高在上者的姿态，对群众的骂娘，或指责棒喝，或恐惧愤怒，或鄙夷不屑。而那种认为有肉吃便等于幸福生活的逻辑，则是对民生最致命的曲解。
当然，骂娘本身，并不代表文明和进步、意义与尊严，但是它反映诉求、折射愿望，特别是当它指向党和政府的具体工作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蕴含着进步的动力和改革的契机。当年陕北农村一农民“雷公为啥不打死”的诅咒之骂，触发反省与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结果不仅没有失去群众，反而赢得了更多的爱戴和尊重。
如何对待公众的骂娘，深层次上讲，更体现着执政者的理念。在一个权为民所赋的民主社会里，批评、监督，乃至于收回政府手中的权力，都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放眼媒体中的国际报道，公众当面骂官员的新闻并不鲜见。比如日本震后，首相去灾区看望灾民，感激涕零者鲜有，淡然置之者众多，破口大骂者也不是没有。首相对此却习以为常，并不感到诧异，而是照旧鞠躬如仪，体现了成熟公仆的应有风范和现代官员的基本素养。
可喜的是，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群体当中，出现了以广东省委书记为代表的具有现念和领导风范的政府官员。他们对群众的骂娘，采取了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提出听取群众意见，要平等、要虚心，要不计态度、不问来历。甚至提出了“为什么允许领导骂娘，而不允许群众骂娘”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是的，如果说骂娘是一种权利的话，那么它的拥有者应该是公众，而不应该是官员。面对相继出现的落马高官和贪腐大案，公众有权利骂娘，提出批评；面对“我爸是李刚”的恣意与骄横，公众有权利骂娘，表达对这个群体的不满；面对官员贪腐依然是民众最关注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之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公众有权利骂娘，表达对某些政府官员的低度信任。骂娘，是公众的权利；而允许、宽容和改进，则是党和政府的责任！
二、“拜金”与市场的经济理性
相比于骂娘，拜金似乎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有着明确的愿望与追求。其实不然：骂娘的否定与宣泄，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正面价值的匮乏；而拜金的追逐当中，人们迷失的是自己，损害的是他人，而这一切的一切，夹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当中，良莠难分，进退失据。在市场的正当逐利与唯利是从的拜金主义之间，何去何从，界限何在？利益的诱惑，与操守的脆弱，成为当代中国人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
且不说拜金主义侵入到政治领域，如何催生了部分官员的贪污腐化；也不说拜金主义浸润到思想文化领域，如何导致了部分知识精英的良知泯灭，单说市场经济的主体，部分企业与个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为了最大限度地牟取暴利，如何不择手段、利欲熏心，不仅谋财而且害命。近年来频发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一系列危害公共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严峻挑战着市场经济的道德底线。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又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此严重地触犯到社会的道德与法律底线的事件屡禁不止，这不能不说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的扭曲和社会心态的恶化。
市场经济，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之所以说是一场新考验，其原因之一就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一种思想文化的制度安排；它需要物质的刺激，同时也需要理性和良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一手写下《国富论》，探讨国民财富增长的经济动因；另一手则写下《道德情操论》，揭示财富增长背后的人性支撑和文化力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只有辅之以同情心、道德感为载体的软约束与法律为载体的硬约束，才能在放任的同时，避免肆无忌惮、毫无节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也论述到：资本主义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不在于谋利，而在于如何谋利，相比于奴隶社会的人身依附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盘剥，资本家通过市场摄取利润的方式，倒是更为理性，也更有助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当然，资本天然具有的为了利润，可以不惜代价、铤而走险的本性，决定了它仍然有可能冲破道德和法律的防线，这也是我们在中国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制度框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中，都能看到的事实。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应该在于把这种可能降到最小，这便成为我们执政党领导市场经济建设的新课题、新挑战。
这一挑战的严峻性在于：面对历史上留给我们的知足长乐、安贫乐道的保守主义思想文化，以及“狠斗私字一闪念”、只讲理想信念不讲物质利益的激进主义思想文化，我们难以完全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滋生的拜金主义。如何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培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理性和良心，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力，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或抑制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发生，确保效率与公平、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激情与理性等多方面的协调统一，是克服拜金主义社会心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思想文化支撑的关键所在。
三、“怨恨”与社会的管理创新
如果说“骂娘”和“拜金”都有明确的目标指向的话，那么，怨恨作为一种负面的社会心态，其特殊性在于，它的目标指向常常模糊，具有不确定性和弥漫性。怨恨的起因，可能是某个人、某个群体、某个组织，但其结果，却可能是整个社会，甚至包括自己。药家鑫案、马加爵案、杨佳案、校园血案等，目前社会中零星爆发但却骇人听闻的恶意犯罪和行为，多由怨恨所致。
怨恨的起因，尽管多种多样，但其中的机制却非常明了，通常是：因为受挫而心生怒气，但由于无能和软弱，或者由于恐惧害怕，不能直接表现出反应冲动，甚至不能及时释放愤怒的情绪。这种隐忍和压抑，就容易酿成怨恨。怨恨一旦形成，就会不断累积和加速，不仅使怨恨的对象发生扩展、改变和转移，也影响到情感本身，成为啮噬整个心态或人格的一种毒素，最终难免酿成伤及自身、危害社会的惨剧。
怨恨集中反映了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利益相对受损而又无力抗争者的底层社会心态。但是，不仅如此，借助于网络等新媒体的快速传播、无限放大，这种来自底层民众的怨恨情绪，很容易在社会上弥漫开来，形成德国学者舍勒所说的“怨恨式批评”。为批评而批评，为发泄而发泄，不问青红皂白，不计前因后果，只求宣泄的，而少有积极的目标，这不仅无助于事情的改善，甚至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近年来，网络等新媒体中出现的“情绪共同体”，与现实中存在着的“非直接利益冲突”，都同怨恨心理的扩散、转移与弥漫有关。
更有甚者，也有少数人利用网络媒体，成为职业性的怨恨式批评专家，通过嬉笑怒骂的煽情话语，利用普遍的不满和怨恨，赢得不少的拥趸和粉丝，甚至成为良知的代言和社会的“英雄”。不负责任地抱怨批评的背后，当然难免有特定商业利益在作祟。但是，商业炒作之所以成为可能，还是因为怨恨市场的客观存在。一部分人产生出来的怨恨，却很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并引发消费的欲望和行动，这不能不说明，怨恨已成为这个社会心态中不可忽视的基本格调。
怨恨是植入到当代中国人心中的一种毒素。根除这一毒素，解救人的心灵，一方面，需要社会的结构性调整和公平正义的实现。现在心怀不满和怨恨的，不仅有社会的底层，他们因基本权利受到伤害而怨恨，甚至还有社会的上层，一些有钱的人和一些有权的人，他们因为自己手中的权位不够高，钱财不够多，而心生怨恨。如此的结果，似乎没有赢家，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社会结构与竞争规则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急剧转型中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劳永逸。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在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而努力的过程中，让社会的心态更为理性、更为平和，减少摩擦而多些，成为执政党面临的又一新课题。这一课题的挑战性在于：它是“心”的管理，也有学者称为“软治理”。而人的心灵，正如弥尔顿所说，它“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把天堂变地狱，把地狱变天堂”。天堂还是地狱，天使还是魔鬼，差别就在一念之间。芸芸众生，虽然渺小，但心灵之中却潜藏着无穷的能量。心灵力量的软治理，显然又非政府权力的硬约束所能为，也非市场权力的自发引导所能为，它需要文化和精神上的自觉、自省与自愿，它为社会力量的成长提供了空间。
学者于建嵘曾感叹他亲身经历的这样一件事：河南洛阳偏僻农村的一位老太太，家境贫寒，生活艰难，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当问及缘由时，老人这样告诉他：“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帝不关心我吗？”面对苦难，老太太不但不抱怨，反而是充满了希望。这样的态度，我们在许多有着终极信仰的民众那里都能看得到，他们把现实的苦难交给了自己的上帝或神或其他带有终极信仰的对象，甚至把苦难看做了考验，于是他们感受到了我们站在这个充满不平的世俗世界中，难以感受到的天上飞鸟的快乐，同样获得了内心的超越、和谐与喜悦。
与此有赖于个人内心解脱和超越所不同的另外一种社会救济方式是，理解和宽容，并为负面社会情绪的及时释放提供平台，避免长期积郁而成疾。
终极的关怀和开放的言论，需要的是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的是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总之，“骂娘”、“拜金”与怨恨，只是当前中国社会心态的部分写照。社会心态，只是一面镜子，它反映的是更为深层的矛盾和问题。社会心态的改善与重塑，取决于社会生活的改革与再造。关注社会心态，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需要更新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需要健全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和良心，需要广泛调动社会资源中的各方面积极力量。对此，党和政府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而知道何处可为，何处不可为，体现的则是执政党的大智慧。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部教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对媒体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多姿多彩的社会舞台上和变幻莫测的时间隧道中,媒体在以下方面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一是及时反映和准确报道教育、医疗、劳动就业、居民住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与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食品和药品质量监管、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等各级党委与政府所共同关注的基本民生问题,这些都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事关社会和谐与发展大局。二是在健全和发展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等方面,能够向公民普及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意义和作用,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与水平,创造条件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三是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媒体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双百”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四是客观真实反映和深度解析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焦点问题,如发展经济与资源合理利用及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依法行政与预防和惩治以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为典型的腐败问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与共同富裕问题、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与中国的应对问题等。这些深层次的重大问题,通过传媒的巨大辐射力呈现在国人面前,能充分发挥媒体快速集中民意、汇聚民智等优势,群策群力,共同寻求破解难题的良方。
转型时期媒体的发展既有良好的发展机遇,也存在激烈的竞争和挑战,还面临不小的困难与压力。那么,媒体及媒体人如何抓住机遇、应对竞争和挑战、变压力为动力呢?笔者认为可以从“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两个切入点进行思考。
就“有所为”而言,媒体应当以提升自身的公信力为核心,在严格遵循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实施品牌战略、提高服务意识、注重自律与职业伦理、增强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多下功夫。
公信力是个大问题,它是媒体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现代媒体应将公众的认可度、信赖度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缺乏公信力,出现信任危机,对媒体而言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在树立与提升公信力方面,需要媒体人思考的问题很多,如观念层面上的竞争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但以下几点值得重视:一是遵循传媒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时效性、真实客观性、中立公正性、准确全面性,是媒体传播新闻信息应始终坚持的最高信条。在时光的流逝和大浪淘沙般的筛选中,公众最终只会选择和信赖恪守“信息真实、言论负责”的媒体。二是实施品牌(名牌)战略。现代媒体是一个竞争越来越充分和激烈的领域,公众可选择性消费的余地很大,具有品牌效应的媒体在竞争中会赢得优势与主动。发行量、覆盖面、收视率、排行榜等,实际上都与媒体的个性、特色、品牌的知名度与创新能力有很大关系。三是提高服务意识。媒体的服务应面向党、国家、政府各方面的工作大局,面向社会公众的衣食住行,面向现实生活,将目光更多地投向社会热点、难点、焦点、疑点问题。四是注重廉洁自律和职业伦理。媒体人要与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各种人群打交道,面临的各种诱惑很多,这要求其具有很高业务水平的同时,也要具备抵挡诱惑与坚持正确方向的定力,自觉加强廉洁从业方面的自律意识和职业伦理教育,维护媒体人应有的职业尊严与基本操守。五是增强社会责任感。增强社会责任感,需要媒体树立使命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无私无畏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特别是对于主流强势媒体来说,社会责任感增强了,就会不惧强权,敢于监督和揭露社会中的消极丑恶现象,敢于曝光各种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现象,勇于客观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和根本利益。能否无情批判社会弊端和忠实表达社会公众的真实诉求,考验的就是媒体人的理性与良知、胆识和勇气。
在“有所不为”方面,媒体及其从业者要坚决杜绝虚假新闻、低(粗)俗新闻、有偿新闻、人为炒作等问题,自觉克服片面追求商业利益的现象。
媒体要对自己提供的信息产品的质量负责,传播虚假新闻信息会给媒体造成致命伤害,不仅自毁形象,而且误导公众,影响公众对社会客观事实的基本判断,后果十分严重。某些媒体利用舆论宣传这个神圣阵地搞有偿新闻的事例时有发生。更为恶劣者,有的媒体从业者收受贿赂而为作奸犯科者隐匿真相。2008年底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山西霍宝干河煤矿支付记者“封口费”事件进行了查处。该事件中有据可查的涉案人员达60人,其中4名新闻记者受到处分,涉案金额近32万元。像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这种挑战社会公理和突破新闻道德操守底线的现象,是典型的新闻腐败,社会影响极坏。
低俗新闻主要是过于迁就和看重一些读者的猎奇心而在选材取向上出现偏颇。例如,为了刻意突出个性与特色而剑走偏锋,某些媒体纷纷推出谈话式的情感讲述类专栏,但不少栏目却堕入了三角或多角恋、背叛、偏执、绯闻、报复、滥情等主题误区而不能自拔,给人的印象是病态的煽情与无聊的发泄。
至于人为炒作问题,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或乐此不疲地挖掘各类明星人物的发迹史、情史及隐私,或捕风捉影地解读社会上一桩桩奇闻逸事,或猎奇落网贪官权色交易的艳遇等。为了达到吸引读者(观众)眼球的目的,某些媒体朝着低俗、恶俗的方向大肆炒作、不遗余力。
媒体片面追求商业利益的现象值得警惕。目前,一些媒体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职业追求和社会效益。媒体追逐商业利润最典型的情形如某些报刊的种种乱象:扯出传播思想学术的幌子捞取钱财,收取高额版面费刊载文章,谁给赞助谁增加订阅量就照顾发表谁的文章,大量散发收钱发文的信息,等等。
从根本上讲,提升传媒的公信力、诚信度,遏止新闻腐败等问题,最终要依靠法治化的途径来进行,即制定、完善和严格实施规范新闻传媒及其从业人员行为的法律法规,明确划定媒体及媒体人行为的边界,以刚性的、权威的、可操作性的制度规章,来强化其依法从业思维和廉洁自律意识。
作者: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省行政学院政法系教授
作为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焦点访谈》工作了整整20年，被许多人称为“国民大姐”。她的退休，不少媒体人感叹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反舆论监督的力量也在成长”
1994年，《焦点访谈》筹备时，制片人孙玉胜给正在做《一丹话题》的敬打了个电话：“现在准备办一个新栏目，舆论监督性质的，在每天《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出，你考虑一下。” 1995年元旦，40岁的敬一丹加盟《焦点访谈》。
与之前做的其他节目不一样，《焦点访谈》离尖锐的问题更近了。在此之前，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一种力量叫做“监督”，而《焦点访谈》就是在扎实推进这种力量的成长。
《焦点访谈》在开播4年后的1998年到达了巅峰。是年，国务院总理朱F基到中央电视台调研，敬一丹主动邀请他题字。此前从未题字的朱总理竟然破例，挥毫写下：“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总理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和干部打交道有句口头语：“你听不听？不听，我们《焦点访谈》见。”这说明《焦点访谈》在农民中间有影响，农民觉得有说话的地方，有人帮他们说话，而且说了话干部不听不行，有权威。
还有部长曾对敬一丹道，晚上都不敢出去吃饭，因为怕耽误看《焦点访谈》，因为总理常常发问：“你们看昨天的《焦点访谈》了吗？”以至于他有事没法收看时，会叮嘱秘书、家人代看。朱F基在收看节目后，常常打电话给相关部门督促解决问题，往往连夜出现转机。“作为记者，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看到我们的舆论监督能那么直接地推动社会，推动某项政策的出台，推动某个错误被纠正，特别有职业的成就感。”敬说。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其后几年逐渐弱化。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内容占到全年节目的47%，到2002年下降到17%。最惨的一年里，《焦点访谈》只做了不到60期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内容历史最低、收视率历史最低，观众期望值历史最低。”在2004年的全国两会上，敬一丹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发言说，“表面上看，是舆论监督的力量在成长，许多电视台都有了类似节目。但深层次原因却是‘说情’，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反舆论监督的力量也在成长。”
敬一丹经常听人说不爱看《焦点访谈》了，“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都挺难过的。人家不是对一个电视栏目的失望，而是对整个中国舆论监督的怀疑和失望。”在她看来，新闻人是应该有所不为，有所不畏。
“我会为自己欣慰，因为我是记者”
敬一丹庆幸人到中年时，进入了一个年轻的群体中。
同事大多比她小，叫她“大姐”。敬一丹比崔永元大8岁，比水均益大8岁，比白岩松大13岁。她说自己是被“裹挟”着前进的那个人，“他们总是给我一种推动，我想偷懒都不行。”
加盟《焦点访谈》后，第一次参加年会敬一丹就大感意外。舞台上，群众大模大样坐着，头儿殷勤地端茶倒水，领导的钱包被主持人拿出来，问也不问把钱撒向众人，平常严厉的制片人，也得经得住捉弄。
后来的年会，就成了一个盼头。“年会的时候总是把最聪明的人集中起来，组成一个策划的班子。”
2002年，新闻评论部内部年会《东方红时空》，荧屏前严肃的敬一丹、康平穿上了旧军装，作为晚会的主持人，敬一丹依然用她主持新闻节目的表情和语气来念出一句句搞笑台词，她说：“这样的夜晚，除了创造人类，我们还有什么追求？”在一片哄笑声中，她身边的男主持人激情昂扬地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春，从来都是叫出来的！”敬一丹接下来同样用昂扬的语气说：“春，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这台晚会定位于自娱自乐，完全由内部人员主创、演出，仅限于内部人员观看，因此，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更多的展示了央视主持人的搞怪才能。当人们惊讶于敬一丹在晚会上的幽默形象和平时主持节目的形象反差很大时，敬一丹依然很平静地表示：“在这里你能看到人们的关系，甚至是一种文化。你就会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友爱、平等、有趣，有那么多的火花呢？在这里没有那种很森严的等级，可以调侃戏谑。”
曾经有杂志登出醒目的封面文章：“弱智的中国电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时间笑眯眯地把杂志的人请到年会现场。那人看后说：这些人不弱智！
后来，年会成为新闻评论部招贤纳士的金字招牌。柴静、阿丘等人，就是在参加过新闻评论部的年会后，才决定加入进来。
尽管拥有71万粉丝，自从2009年底开通微博后，敬一丹的发言却只有447次，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敬一丹坦言，很少发微博的原因是“无论我说什么，人们会把我当成‘焦点访谈’那个人，怎么说话才有分寸，这个分寸挺难找的”。她说到光环背后也有压力，“每次失眠时，我就上淘宝逛逛”。
2014年的11月8日，是敬一丹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个记者节。
“换发记者证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还换吗？快退休了，将来也用不上了。但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我还是想要。没有记者证，似乎在职业生涯里就失去了一个念想。将来，我会为自己欣慰，因为，我是记者。”
“让白岩松、水均益他们去对付互联网”
敬一丹在屏幕上的形象，十几年如一日。她说，像《焦点访谈》这样一个观众群以平民百姓居多的节目，有的时候要有意识地远离时尚。她连剪过头发都不希望观众看出来。屏幕上的她，始终是淡雅的装扮、和风细雨般地讲述。
4月底，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座谈会上，敬一丹描述自己观众群的变化：“早年间见到观众，他们说，‘我昨天看了你们的节目’。后来慢慢变成，‘敬老师，我小时候经常看你的节目’。又过了几年，渐渐听到的是，‘敬老师，我妈妈特别喜欢你’。最近一两年，我走在大学里，一些年轻人找我合影，说‘我要拿回去给奶奶看看’。”师弟师妹们被敬一丹的生动描述惹得大笑，她却补充道：“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媒体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敬一丹第一次与电视“握手”，“当时，电视是新生事物，广播电台的看电视台的人，就像国有大厂看乡镇企业。我也对电视有一种排斥，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敬一丹说，我本是一个广播人，从看不起电视到加入电视，然后到电视的巅峰，在快要退休的时候，互联网崛起。接下来怎么面对互联网这个强大的对手，让白岩松、水均益他们去对付吧。”
敬一丹与网络的第一次“遭遇”，是在《东方时空》7周年特别节目录制现场。“我记得有一个网友听说我不经常上网后说，‘我很失望，你们做新闻的应该是最前沿的人，如果不走近网络，会落伍的’。这么好的提醒，我当时怎么就没注意呢！”敬一丹说。
而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微博上的舆论发酵，则让敬一丹更真切地感受到网络的力量。“互联网是一匹狼，这匹狼不是远远地站在那里，等着人们喊‘狼来了’，而是已经侵入人们的生活，让大家再也离不开它。我在心里暗暗地祈祷，让它来得再慢一点吧，让我能对付到退休，不用面对那么大的压力。”
不过，在敬一丹看来，微博、自媒体并不能取代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就权威、专业、准确、全面、公信力来说，主流媒体还有很多事可做。很多事网上传了几天，我们再来报道，可以直接推动事情的解决――网上发酵的过程中，形成了舆论力量，接下来主流媒体关注，可能形成改变的力量。”
政府在市场里面起作用的时候要注意手段和力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当前的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用经济学语言说，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通过市场竞争，使得有限的资源从效益低的、供过于求的企业和部门流出来，流到效益比较高的供不应求的部门去。市场来做这件事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在很多地方还是热衷于由政府做。
去年在北京“电动车百人会”上，有人说政府扶助电动车发展去年以前已经花了1千个亿。最后总结，有些钱花得不好，所以没有效果，譬如说有一个“十城千辆计划”，选择十个城市，每个城市给1千辆大巴，大巴的补贴强度很高，十城千辆就是1万辆的规模，可能接近最低的所谓经济规模，最低的经济规模达到以后，就能够自己转起来了。
但这里补的方法错了，本来是应该补需方，在市场中需要补的，是补消费者、补购买者，我们用的方法是补供方，补给生产厂商，于是各地纷纷要求参加”，最后是25个城市，一个城市1000辆，就是2.5万辆的大车，这应该说到了最低的有效经济规模了，但因为是补供方，肥水不流外人田，规模也就是1千辆，结果钱完全无效。去年改成主要补需方，但是制度上好像有问题，出来了一个假需方，左手卖右手，勾结起来。供方卖给需方，需方拿到补贴后把这个钱还给供方，再买一次，两方把这个补贴分了。现在正在查这种骗补。所以说，政府在市场里面起作用的时候要非常注意手段和力度。
另一个是降成本，还有去杠杆，许多地方也主要用行政命令下指标的办法。一位移动通讯供应商的副总说：“我们的日子真难过，有的部门给我们下指标，要提网速、降资费。另外一个部门又给我们下指标，要我们增加盈利上交。”
其实这个行业如果放开竞争，我们自己都会努力去做。目前这个行业竞争很差，三代移动通讯，工信部发了三个牌，一个牌是上午发的，两个牌是下午发的。为什么他批准三个执照要分两次发？第一个叫做“自主的技术”。我们要表现出支持自主技术，实际上这个技术在三代的时候不太成功，所以负责推广这个技术的运营商并不喜欢，运营的效果确实也很不好。其实这些事情都应该由市场通过优胜劣汰。
政府起作用的时候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有些事情不能干
政府要做什么？三中全会说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更好”是跟过去的做法比。在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里说，核心的问题是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所以政府起作用的时候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有些事情不能干，不能直接组织融资，直接操办项目，不应该去指定技术路线。政府不要违法设定行政许可，不要违法设定市场准入。反过来说就是要赶快推行负面清单制度，不要干预司法，实行地方保护，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竞争的环境。政府给高新技术企业很强的政策倾斜与扶助，好像看起来很好，但是因为资源是有稀缺性的，扶助了此产业，打击了千千万万其他产业。
政府应该“有所为”，问题是在哪些方面有所为
政府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品，比如好的制度、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的社会保障，还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教育和科研，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和基础性的科研是有外部性的、引领性的，企业很难去做，这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去做。在市场发育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有一些微观的事情可能也需要政府介入，但要讲究方法。
现在很热门的话题是PPP（即公私合作模式，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PPP主要是针对所谓“准公共品”，第一个成功的例子就在日本。原来半导体集成电路很落后，处于技术追赶阶段时，就用了PPP的办法，找了8家半导体公司出资，政府对应出资，组成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开发后，把所有的专利、所有的专有技术都向社会有偿提供，做得很成功。后来很多国家都用了这种办法，或者是PPP，或者是政府牵头组织产业联盟，来开发这种共用性的技术。但是，这种开发是市场竞争前的。竞争前开发可以补贴，进入市场竞争时就不能补贴了，补贴一个企业，就打击其他所有的企业，是破坏竞争。
对于那种外部效益好的企业可以进行补贴，来消除外部性的影响。但一定要讲究方法。关于电动汽车减排，美国加州用的办法最好，他们用的是排放额度交易。特斯拉拿到很多钱，不是从政府拿到的，是卖排放，因为它是零排放，有些做汽油燃气汽车的则要买排放指标。这样不用出钱，就把限制排放的成本分摊到生产燃油车的企业身上。当然，这需要比较好的社会诚信、比较好的法制。
佛门有位罗什大师，七岁那年，在自家院子里玩。院子里摆着一件大铁钵，他好玩，双手抓起铁钵，一举举过头顶，站在旁边的人十分骇异，连连惊呼，这铁钵有两三百斤重呢，一个毛孩子，哪来那么大力气？小罗什也惊住了：“这铁钵有这么重？那再看我的，我再举它几次。”罗什复制他刚才抓举的动作，却再也举不动了。
李广将军误以为草中石头是老虎，生死一瞬，产生强烈的爆发力。因为知道那是石头了，没有了危险，身骨有劲也攒不到一处了；罗什大师不知道那铁钵轻重，气力爆发，那是因为初生牛犊，无所畏惧，心力不曾分散。因为知道那铁钵已有千钧，再去举时，心已胆怯，失了自信，自然也就举不起来了。佛教解释这现象，属于“事事挂碍”：有了心事，就碍着干事了。
“线性规划之父”丹齐格，是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三院院士。1939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平时爱睡懒觉。那天他又睡过了头，匆匆忙忙赶到教室里去，教授走了，同学走了，只看到黑板上有三道数学题目。这是教授布置的作业吧？丹齐格把题目都抄了下来，拿回家去做，做啊做啊，他做了几天，终于把这三道题目解出来了，交给教授去检查。
过天，教授派人来喊他，他吓了一跳，教授沉着脸问他：“丹齐格，这三道题目，你怎么做的？”丹齐格小心翼翼答道：“教授，您布置的前两个题目，还比较好做，后面那个难度太大。”教授脸色转晴了：“丹齐格，你知道吗？那是一个世界级难题，爱因斯坦都没解出来，你解出来了。”这把丹齐格惊得不行，他若知道这是顶尖的数学难题，他哪会去做啊？智力不会输给这难题，心劲早输了。题都不敢问津，哪解得出？
我想起儿时的一件事。我娘打发我去舅舅家，有十多里路，中间隔着一条河、两座山，河水汤汤，山木森森。我娘叫我傍晚去，没上二里路，天黑了。走到河山之间，到处黑咕隆咚。我没心没肺地走，走到舅舅家，已是月沉人睡。我舅舅吓了一跳：“你真勇敢，那里经常闹鬼。”若知道那山里有着毛骨悚然的传说，我哪还敢走夜路呢？因为我不知，所以我无畏；因为我已知，所以我胆怯。
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一位明史专家撂过一句狠话：“你若没有经过10年的明史科班研究，你就不要就明史放一句厥词。”教授这话，肯定吓到了好多人。然而“当年明月”并非研究明史的专家，不是文学专业毕业，也并非历史科班出身，他一口气写了六卷本的《明朝那些事儿》，据说销售量已过千万册了。敢问那些皓首穷经的明史学家、专家、大家，谁有这么牛？最近几年崭露头角的张宏杰先生，也在弄明史，他最初与历史不搭界的，大学就读的是东北财经大学，学的是投资经济管理，他写作《大明王朝的七张脸孔》那会，在东北葫芦岛那儿做一名银行的客户经理，但他现在写历史，风头正健。
不懂的，或许会输与懂者的知识，但懂者或许会输与不懂者的见识，你的见识也许可以去破知识的光环；缺学问的或许会输与学问家的功力，但学问家或许会输与浅学者的才力，你的才力也许会破了功力的迷局。有很多年轻人总自卑。看到人家博学，他便输了；看到人家老成，他便气馁了；看到人家名大，他便胆怯了；看到人家强大，他便缴械了。其实大可不必。你羡慕别人的家学渊博，别人可能更羡慕你的勇气；你羡慕别人的世故老成，别人可能更羡慕你的天真未凿；你羡慕别人的全副武装，别人可能更羡慕你的赤手空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