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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迟子建一直是一个“爱与美的歌者”，她的众多作品都通过死亡设置来引涉出她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是她用充满灵性且温情暖暖的笔调来抒发她对人生的独特理解，她尽情地挥洒着大自然五彩斑斓的色调，用扣人心弦的音符将尘封百年的鄂温克族的喜怒哀乐、兴衰历程向我们娓娓道来，让人回味不已。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死亡设置;生命内涵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3-0000-02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它是我国第一部描写中国东部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的生存现状和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作者以一位年近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讲述了这个神秘民族近百年来顽强的抗争和哀婉的命运。在整部作品中，哀伤的曲调伴随始终，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让我们感受到鄂温克族在那片黑土地上的真实的喜怒哀乐。
《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中死亡是灌注始终的，但它的死亡描写有着自己的独特的魅力。作者迟子建面对死亡，有着一种超然、达观的态度，她认为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是心酸痛苦的，人总要遭遇到种种不幸，但即使面对人生中的心酸苦痛，也不能放弃对生活的热爱，我们要直面人生中的苦难，顽强奋斗，即使在孤立无援、惨淡阴暗的现实环境中，也要坚守住那一丝生的希望。整部作品中都伴随着大量的死亡出现，充满一种苍凉的意味。但她笔下的死亡并不恐怖狰狞，而是用一种淡淡的不作太大痕迹的笔触来描写，例如：列娜因为太困而坐在驯鹿身上静静的睡着了；拉吉达被雷电劈中后，并不是烧成一块焦炭，而是脸上带着笑意，像婴儿一样蜷缩在一棵大树根下睡着了。迟子建的死亡描写被人评论为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她作品中大量的摄入死亡因子，但并不是为了彰显死亡的恐怖与狰狞，而是通过死亡来鼓励人们在绝境中顽强抗争，勇敢面对人生中的一切困境，用一种坚毅、勇敢、不屈的意志力来和苦难抗争。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中一连串的死亡设置，表面上传递给读者的是悲凉、阴暗的情绪，但实质确是表达了作者对于终极生命意义的关怀，她让我们大量的接触到死亡，让这些死亡看起来都是那样的漫不经心，像是与作品人物浑然一体。因为这里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终结,而是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在展开。只要是有灵性的东西,似乎都可以以别样的方式存在于一种形态的毁灭之后。躯壳在这里只是灵魂短暂的居住之所,在一个时期的旅居后就会必然地完成它的转换,随着时空以不同的形式行走。死亡并非对生的阻断而是一种别样的延续。
一、死亡设置及其意义
（一）死亡方式的处理
1、“突然遭遇”的意外死亡
在面对“突然的遭遇”这种意外死亡中，迟子建结合自身的痛苦经历和认知将这些死亡或作为背景简单叙述，或作为推动文章前进的动力进行叙述。在意外死亡中，第一个可以想到的因素就是疾病，迟子建从小就经常见到自己身边的伙伴因疾病而匆匆离世。她在自己的散文中曾回忆道：“我从来没有想到同龄人的死去，她的头发是如此漆黑、浓密和油亮。她总是把刘海剪到齐眉的位置，而且她的眼睛也很秀气。以后每逢除夕，她家的人为她在大门口烧纸的时候，我便总能想起她发病前的最后一夜和我同睡一铺炕的情景。那夜我们睡得是那么香甜。”“从那时起，我便知道人活着有多么糟糕，因为死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同人吃饭一样简单。”［1］童年的经历深刻在了迟子建的脑海中，因此在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时，就有有大量的人物是属于意外死亡的，生命瞬间就消失了。例如交库托坎因玩耍时不小心碰到了马蜂窝，活活地被马蜂折死了；林克在森林中被突降的雷电劈死了；列娜因为太困，在驯鹿背上睡熟了，被冻死了…这一连串的因为意外而失去生命的人物，让我们感叹生命的无常，也让我们感到生命很多时候都是很脆弱的不堪一击的。但正是因为它如此脆弱，更显得它美丽而珍贵。人生中一切美好、欢乐的东西因为短暂而显得弥足珍贵，一切痛苦而庄严的情感因为死亡才见出诚。
2、“为爱而奉献”的死亡
这部作品中除了“突然遭遇”的意外死亡意外，还有一种很振奋人心的死亡，是为了一种博大精深的爱与奉献精神而付出的死亡。
《额尔古纳河右岸》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萨满就是尼浩，她这一身中所有的孩子都是因为她无私的大爱而牺牲的。尼浩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叫果格力的小男孩，在一年冬天，一个汉人何宝林的10岁儿子高烧重病，请尼浩去跳神治病。这时的尼浩是犹豫的，因为她知道这个汉人小孩本该离去的，若非要留下他，那尼浩必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作为一个萨满，救人治病是天职，这种神圣的使命感是她毅然前往另一个乌力楞。就在妮浩要回到我们乌力楞的那个时刻，果格力爬上了营地附近最高的一棵松树。他刚在一簇大枝桠上坐定，一只乌鸦幽灵般地出现，扑棱棱地飞向他，果格力伸出手去捉乌鸦，乌鸦一耸身向着天空去了，而他则倾着身子跌落下来。他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声呼喊是：‘额尼啊＿＿。’
尼浩的另一个孩子交库拖次的死也是一种大爱精神的终极象征。为了最不该救的马粪包，她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尼浩的其他两个孩子，耶尔尼斯涅为拯救母亲从高树上摔下而死，还有一个未出世的孩子代汉族少年而流产死去。
尼浩四个孩子的死亡都是一种对世人无限的珍爱、对世间人们的一切痛苦磨难的最大关爱，是一种即使牺牲自己的一切都在所不惜的无私的博爱精神的终极体现。
3、“因外来文明侵入”的死亡
在作品人物的死亡方式里还有另一种形式：走下密林的小达西因山外的政治斗争失去一条腿而最终绝望地自杀；同样拉吉米因战争失去了性能力变态而自私地爱养女马伊堪并禁止她结婚最终使马伊堪生下私生子后跳崖自杀；马粪包下山看望亲人被汽车司机和助手打死；伊莲娜因受山内文化和生活与外来世界文化生活的影响，在痛苦中选择了自杀……他们的死亡都与山外的文明有着某种联系，迟子建借他们的死亡来使人们看到了山外的文明对山内文明的侵蚀和虐杀。伊万因反抗日本军官的压迫而逃出密林投向“革命”和另一种文明下并一度收入颇丰生活稳定，但这也使他原本健壮的身体日益萎缩最后连鸡蛋也握不住了，最终被山外的政治运动弄断了两根手指悲惨死去。伊万的命运正是迟子建设置的一个死亡意象，伊万正是走出密林河畔走向激流乡定居点的鄂温克民族的命运的象征。
这一系列的外来文化盲目的、残暴的侵入鄂温克族的古老文化，不加辨析的毁灭古老文化，让人悲叹不已。伊莲娜、伊万等人的死不仅是鄂温克族的悲剧，同时也是鄂温克文化的挽歌，预示着古老文化的渐渐遗失……
（二）死亡设置的意义
1、对生的延续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有诸多的死亡，但每种死亡都各不相同，都被赋予了不同意义的内涵，其中一种就是对生的延续。“人不死是荒谬的，没有死就没有爱和激情，没有冒险和悲剧，没有快乐和痛苦，没有生命的意义。”［2］有了死亡的存在，生命才能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列娜的死是对驯鹿的生的循环，而尼浩的孩子果格力同样用死来延续了何宝林的儿子的生命，他的死亡在汉族人儿子身上再次得到了延续。而交拖库次则是用死亡来延续了马粪包的生命。耶尔尼斯涅用死亡延续了尼浩的生命，尼浩最后一个未出世的孩子延续了一个汉族少年的生命，尼浩延续了额尔克族人的生命…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死亡是另一种类型的书写，它以死亡反衬活着，又以活着体验死亡，这里的死亡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的开始。作品的人物在经历亲人离去的巨大痛苦后，并不是彻底的枯萎泯灭，而是以温情、博爱、信念等来冲淡、缓和死亡所带来的阴霾，带着对亲人的无限思念，豁达乐观地对待人生。
2、对文化侵蚀的反思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伊莲娜的死亡和列娜、果格力、交拖库次等人的死亡方式是大不相同的，后者是因为对生的延续，对爱的延续而献上了宝贵的生命，而前者则是收到不断袭来的外来文明的巨大侵蚀后，带着对自己原有的古老文明的深深眷恋却无力回天的极其深刻的痛苦而走向死亡的。
伊莲娜具有鄂温克族的血统，但却出生在山外的激流乡。尽管这样，但她还是深深受到了鄂温克族文化的熏陶。索长林长长带她上山玩耍，族人的文化深深的感染着她。她深深的爱上了鄂温克族的传奇文化，她一边受着山里文化和生活的熏陶影响，一边又受到了山外世界的文化与生活的影响，这就使她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在巨大的痛苦中，她选择了自杀。
伊莲娜的死是古老文明和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发生碰撞，并最终被现代文明所取代的最终结果。历史要不断向前发展固然没错，但是新的文明与生活方式对古老文明的疯狂席卷与残酷侵入，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古老文明中一些真善美的美好元素是否应该彻底消亡，还是应该传承与发扬？
二、生命内涵的诠释
“死亡意识”与“自然主题”的抒写是迟子建作品中的两大主题，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中，这两大主题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彰显了生命的内涵。鄂温克人生于自然之中，与自然为伴，他们热爱、崇拜、敬爱着大自然，亡于自然之中，又在自然之中得到另一种形式的永生。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给予了大自然不同于往日作品中的定义，大自然不仅是人类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朋友，而且它也成了人们苦难的见证者，它目睹着一幕幕的死亡。作品中的鄂温克人被誉为“自然之子”，终年生活在原始森林里，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都在这个大自然了静静的上演着，因此，鄂温克民族的近百年的历史可以说都是和大自然大森林息息相关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不仅通过自然来彰显对生命的热爱，也通过大量的死亡书写来体现着作者对生命的终极关怀。《额尔古纳河右岸》也可以称为一部“爱”的百科全书，这部作品里的爱是包罗万象的，它包含了亲情之爱、男女之爱、友情之爱以及对大自然和芸芸众生的博大之爱。
迟子建自己曾说道：“也许是由于自己身处民风淳朴的边塞的缘故，他们是那么的善良、隐忍、宽厚，爱意总是那么不经意地写在他们的脸上，让人觉得生活里到处是融融暖意。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痛苦和苦恼。比如年景不好的时候，他们会为没有成熟的庄家而惆怅，亲人们逝去的时候，他们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悲哀情绪。我从他们身上领略最多的就是那种随遇而安的平和与超然，这几乎决定了我成年以后的人生观。”［3］正因如此，她在死亡面前也就理所当然地采取了一种豁然、乐观的态度，她所描绘的死亡也就显得带有一丝温暖，甚至是浪漫诗意的了，让人们感受死亡亲临的同时，也体悟到生命的真正意义与价值。
三、结语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充满诗意与爱意的伟大作品，作者迟子建用充满灵性的笔调，尽情地挥洒着大自然五彩斑斓的色调，用扣人心弦的音律将尘封百年的鄂温克族的喜怒哀乐、兴衰历程向我们娓娓道来，让人回味不已。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从作者的生命之河缓缓流出的、闪着人性光辉的生命之歌，清新自然、浑然天成。在现代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为我们注入了一剂警醒的良药。
参考文献：
［1］ 迟子建：死亡的气息〔J〕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2］ 秦龙：马斯龙与健康心理学〔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关键词：萨满教；迟子建；死亡观
《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始终贯穿着一个文化核心――萨满文化，在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中，萨满文化是无处不在的，狩猎、婚嫁、葬礼、治病等各个方面都可以深切感受到萨满文化的深深烙印。
一、萨满祭祀文化对迟子建的文化积淀影响
迟子建的故乡黑龙江大兴安岭是多民族聚居地，长期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渔猎民族普遍信奉萨满教，《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文化是贯穿始终的，整个鄂温克族历史文化都与萨满教息息相关，直至消亡。
1、祭祀与崇尚自然
祭祀是萨满的主要职能，几乎每个宗教都有为氏族祈福的重要职能。这一职能为迟子建的作品增色不少，作品中有一段描写萨满“春祭”的盛况文字：
记得五月春祭时，远远近近的萨满都来了，他们戴着镶有铁角的神帽，穿着怪异的服装，然后在一个空场地上跳神。参加的鄂伦春人骑着马赶来，马背上伏着完整的袍子和轩等祭品，将他们摆放在达子香枝条上，萨满在场地中央跳，而鄂伦春的百姓则在场地四周祈祷。祈祷的神有“太阳神”“月亮神”“火神”“萨满神”“男人神”“女人神”“孟姓神”“郭姓神”“狐仙神”“小孩神”“灶王神”等等，真是神气十足，无所不在……
这段文字详细记叙了萨满祭神时的盛大场面，在作品中处处可以感受“万物有灵”这种思想，这种纯真的思想，使得迟子建的笔触也带有了一种灵性。她透过这些死亡描写，向世人传递出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活力，让人们在死亡的阴影中也能找到象征着希望的光明力量。
2、治病招魂的传奇色彩
萨满的另一职责就是治病招魂，为部族的百姓排忧解难。萨满最为神奇的地方就在于此，他们不仅能使血淋淋的伤口迅速愈合，还能使游离在死亡之路上的灵魂回到肉体上。这种奇特的能力深深震撼着迟子建，也使得她的某些作品中增加了不少的神秘传奇色彩。由此可以清晰的看到萨满教信奉者的灵魂观，这种文化的注入，为迟子建的作品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犹如古埃及少女奇幻而美丽。
二、萨满教死亡观对迟子建创作的影响
“死亡意识”对迟子建的影响颇深，她的大量小说文本都充斥着死亡，涉及到死亡的篇章有十之八九。她自己曾这样说道：“我就这样嗅着死亡的气息渐渐长大了。它给我稚嫩的生命揉人了一丝苍凉的色彩，也催我早熟。”“这与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和经历有关。……东北乡村的葬礼很隆重，我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无数次葬礼，葬礼本身就是很热闹。那时候，感觉死亡既是很神秘的，也是经常发生的，好像死去的人也只是去了另外的地方。”萨满文化作为影响作家创造的重要地域文化传统，也是影响迟子建“死亡意识”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因为受着这种独特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迟子建的文学作品的死亡世界有着极其独特的风格。
1、披着神秘面纱的丧葬文化景观
迟子建的小说文本在很多地方都描写了带有萨满文化特征的丧葬习俗，《额尔古纳河右岸》《亲亲土豆》《白雪的墓园》等小说不同程度地描绘了各具特色的丧葬仪式。迟子建对死亡的描写并不仅仅局限于死亡物态文化的描写，她还将笔触伸向更幽深复杂的精神层面，展现出她对死亡的独特领悟和理解。
2、充满诗意的死亡
迟子建笔下的死亡被过滤掉了恐怖、狰狞、丑陋等阴暗色彩，换上一种带着诗意的笔调描绘着凡人的死亡。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尤其明显，列娜是因坐在驯鹿背上睡着了，静静地逝去了；林克虽是被雷电劈中了，但死得却很安详，他蜷缩在一颗大树下，像个婴儿一样安静的睡熟了……这些描写让人丝毫觉察不到死亡的恐怖阴深，这种独特的风格形成与萨满教文化有很大观念，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迟子建对死亡的态度是坦然、豁达的，能启迪人们对于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反思。
3、“死亡意识”下的理性思考
迟子建的诸多小说中都有大量的死亡设置，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就有多达10位以上的人物死亡，但这一些列的死亡设置要传递给人们的并不是消极、绝望、阴暗的情绪，相反是在赋予宗教情怀下的带有理性光辉的思考，启迪人们反思生的意义与价值，去追寻生命的本质。迟子建长期受到萨满教文化传统的影响，潜移默化中，她看待事物的眼光具有了宗教情怀，在这种情怀的感召下，她以一种神圣、敬畏的情感和虔诚的态度去思考对待生命中的死亡，去探寻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用大量的死亡书写来彰显对人类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
三、结语
虽然有人认为迟子建有美化现实的嫌疑，但她那固有的温暖质朴的语言一直深深的打动着这个有着苍凉悲观的世界。尽管和其他作家的深度与深刻有着不同，在这种特殊中我们看到迟子建从未停止的思考和对人生现实的反思，她的思想不偏激，情绪也没有大起大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写出自己内心真实的呼唤，不管外界的浮躁与喧哗。
注解：
迟子建：《死亡的气息》，转引至《北国的精灵――迟子建》，方守金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
这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似一壁饱得天地之灵气，令人惊叹却难得其解的神奇岩画；又似一卷时而安恬、时而激越，向世人诉说人生挚爱与心灵悲苦的民族史诗。该部小说在《收获》杂志上登载以来，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热切关注，被媒体称为“最值得期待的书”之一，是我国第一部描述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向我们讲述了这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小说以小见大，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群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精神。
小说一发表就赢得了好评，小说以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四部分贯穿全篇，预示着老酋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不平凡的一生。也暗含了鄂温克民族由盛而衰的过程，是作者为这个民族唱的挽歌。由早唱到晚，由年轻唱到衰老，由兴盛唱到消亡。小说由一位九十多岁的女酋长自述，她的身上，体现了真正的悲悯，真正的大爱，真正的对生命的热爱，和令人屏息的人格魅力。像一位老奶奶又在讲着北极村的童话，然而这个童话有太多的悲凉、不幸和无奈。女酋长在一天之内讲述了森林、驯鹿与民族的百年演变史，这其中隐喻着一个民族对“自我”文化百年如一日的坚守，更体现了拯救将要消亡的“自我”文化一日如百年的紧迫感。这一叙述角度符合作者一贯的第一人称叙述风格。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题材与视角独特，它关注的是一个很小的民族与群体。作者没有采取宏大的编年式的铜浇铁铸的叙事骨架，没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议论人生的哲理思考。对历史的书写采用的是另一种路径，是一种日常叙事方式，一种轻逸灵动的风格。这可能与她的历史观有关，“在我眼中，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体现最日常的生活图景，而历史是由无数的日常生活画面连缀而成的。”她从鄂温克人生活的细部入手，从部落的普通人入手，深入到他们日常生命活动的肌理中，以部落和个体的命运作为叙事动力，从而将这个民族生存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胞都摄入笔下，日常起居，生老病死，从生活资料的获取到风俗的禁忌，使民族的整体存在如一个鲜活的有机体一样呈现出来。所以，虽然迟子建在作品中给出了这个民族百年历史中的许多人类史的重大事件，如异族入侵，如，但是并不是叙述的重点，更不能认为这些事件对日常生活有本质性的影响，这符合作者一贯的用小人物写大事件的风格。
小说最让人难忘的是乌托邦式的原生态的生命，“我们的驯鹿，他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儿，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见水里的游鱼；冬天呢，它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猪和牛怎么能跟驯鹿比呢？” 鄂温克人的情爱也是那么原始、纯朴与美好。小说里这样描写道：“他(拉吉达)亲吻着我的一对，称它们一个是他的太阳，一个是他的月亮，它们会给他带来永远的明……”一个鄂温克小男孩看到他心爱的驯鹿既喜欢舔舐盐又喜欢饮河水时，就把食盐撒到河里让驯鹿喝，但发现盐消失了，河水却一点咸味也没有，于是，他充满了愤怒，认为河里有魔鬼偷了他的盐，从此再也不理那条河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久违的天真烂漫。鄂温克族以放养驯鹿为主要生活方式，他们长年流转，逐水草而居，在长期的与特定自然地理的交互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与意义，这是一个过度依赖大自然的世界，是一个朴素、简单、美丽而忧伤的世界。这样的生活当然远离了外部世界强悍而迅捷的现代文明。带着浓浓的泥土的气息，带有额尔古纳河水的清冽。这也符合作者一贯的创作风格，对家园的亲近或者就在家园中领受它的四季冷暖和隐秘灵性。这是迟子建从不改变的情感和信念，在不变中让这种信念和情感清晰和深化。
那是怎样的大草原啊，如此的大气磅礴。苍茫壮阔，像一匹硕大的绿锦缎铺展在蓝天下。置身于她的怀抱，你会领悟生命的苍白与肚小，心胸豁然开朗；走进大草原，能让你因穿梭都市喧嚣而疲惫的身心骤然放松。忘却现实中的压力和不快。快来享受这片清新脱俗的净土给予的与世无争的恬静。快采谛听那些亘古千年的历史，快采寻访她幽深绵长的神韵――
铁马金戈古战场
作为世界著名的三大草原之一，美丽的呼伦贝尔有930万公顷优良草场、1300万公顷森林。这里不仅是动植物的天堂，更是游牧民族的成长摇篮。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都在这里生长，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年代。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了他们的粮仓和演兵场，他们在这里繁衍了民族、武装了军队，然后从此出发，由西向东征服蒙古高原中西部各部落乃至最广大的世界，创下骄人战绩和辉煌历史，也留下更多值得后人追寻的往事。离呼伦贝尔草原中心城市呼伦贝尔市几十公里的金帐汗蒙古部落，是游人必去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可以领略当年代天骄成吉思汗行帐的缩影。让后人感受几百年前蒙古帝国叱咤风云的辉煌。
秋目的呼伦贝尔是年中最美丽的。绿毯似的草原上。牛羊悠闲地吃草，马儿不时地奔腾嘶鸣，放牧人都不知在何处。渐渐地，远处飘着彩旗、高低不一的蒙古包群闯入眼帘，如今这里已成为以游牧部落为景观的著名旅游景点。广场上当年成吉思汗的五彩战旗迎风飘扬，大型拱门上用蒙汉两种文字写着“金帐汗蒙古部落”。部落中间是座座大蒙古包，周围是许多小蒙古包、仿制的古战车和战旗、兵器。坐在大蒙古包里，蒙古族青年为客人斟上香喷喷的奶茶，悠扬的马头琴诉说起当年的金戈铁马。这里自古就是水草丰沛的天然牧场，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成吉思汗从这里出发，经过20余年的征战，完成了统一蒙古高原的大业。成吉思汗病逝后，其后人继续征战中亚和欧洲，并在其攻占的地方先后建立起三个国家，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统治的国家就叫金帐汗国。其国界包括额尔齐斯河流域到阿尔泰山地区的大片土地。1236年术赤的儿子杖都统军西征，征服了高加索、伏尔加河地区的萨莱城。当时欧洲同中国的贸易主要通过萨莱城进行，地位十分重要。如今蒙古帝国的鼎盛早已逝去，现在的金帐汗部落作为当年成吉思汗领帐的缩影，吸引着大量游人和众多国内外影视剧组，来此寻找历史留给人类文明的印记。
水的神韵
呼伦贝尔有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从空中俯看，草原像绿毯，河流像绿毯上的缎带，湖泊像绿毯映衬的宝石。呼伦贝尔的水美且具种的。
大草原的名字“呼伦贝尔”就是由两个湖的名字组成的。关于这两个湖的由来，还有段动人的传说。很久以前，这里的蒙古部落中有对青年男女，姑娘叫呼伦，才貌双全；小伙子叫贝尔，善良勇敢。一天，妖魔抢走了呼伦姑娘，吸干了草原流水。给草原带来了灾难。勇敢的贝尔为了救出心爱的姑娘，拯救草原，终日寻找妖魔。呼伦姑娘因不屈服被妖魔施妖术变成了一朵沙日楞花，贝尔用自己最后的点水浇灌了就要枯萎的花根，终于使呼伦恢复了人形。妖魔得知后又抢走了呼伦。后来，为了挽救干旱的草原，呼伦姑娘智取了妖魔头上的神珠并将其吞下，变成汹涌浩大的湖水淹没了众妖。贝尔失去了呼伦，无比悲伤，也跃入湖中追随呼伦而去。顿时山崩地裂，草原上出现了呼伦和贝尔两大湖泊，银练似的乌尔逊河将两湖连在 起。从此，草原得到湖水的滋养，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呼伦贝尔也就成了草原的名字。呼伦湖面积与太湖相近，是内蒙古最大的湖泊；少女化身的呼伦湖椭圆秀美，贝尔湖面积不到呼伦湖的四分之一，它也是中蒙两国的界湖。
在呼伦贝尔。最奇特的河流要数被称为“中国第一曲水”的莫日格勒河了。人们常用“九曲十八弯”形容河流的曲曲折折，但是莫日格勒河却有数不清的“曲”，可谓百转千回，蜿蜒曲折。虽然全长不过300多公里，但整条弯弯曲曲的河道足有上千个弯，难怪老舍先生一见到它，就称它为“全国第曲水”。莫日格勒河以“曲”闻名，同时还有深浅不一的特点。深的地方深不可测，浅处则刚刚没过脚面。河中的鱼儿清晰可见。莫日格勒河发源于大兴安岭中段西北向的深山老林里。在幽静的林海深处，无数股清泉从地下冒出，翻着细碎的浪花汇聚成河水的源头。奠日格勒河最美的地方是中下游，蓝天、绿野、曲水、青山，飘着袅袅炊烟的蒙古包，流动的牧群，构成了一幅和谐曼妙的风景画。如今，河畔建起了许多旅游景点，前面说的金帐汗部落就坐落在这里。
说到呼伦贝尔的河，额尔古纳河不能不提。笔者最早知道它的名字，是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在17世纪后半叶，沙俄侵略者的魔爪伸进了额尔古纳河流域，当时清王朝面对鸯内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和沙俄的大举进攻，腹背受敌，无奈之下，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于是，额尔古纳河成了中俄的界河，河的右岸为中国领土，左岸属于俄罗斯。额尔古纳河成了中俄两国的前沿阵地，千年流淌的额尔古纳河也像一部厚重的历史教科书，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和斗争史。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少数民族；文化；问题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族是一个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少数民族，并不为大众所熟识，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带我们走进这个神秘的民族，领略这个民族的百年兴衰。迟子建在这本书中以一个九十多岁老女人的口吻，在一天的时间里将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娓娓道来。讲述的是从一百年前大兴安岭的深处开始的，那里的鄂温克人打猎、捕鱼、放养驯鹿，无忧无虑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历史变迁和无数变故却使这个民族的古老风俗一点一点地流逝，直至大部分人都下山定居，狩猎文化不复存在。也许这个故事讲述时经过了一些改编，但她所讲述的这个乌力楞的百年历史，所记录的这个民族的风土人文，却又是那么的真实可感，让人可以触摸，可以呼吸，可以忧伤，可以叹惋。
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不会对一个民族的消逝而感到同情。但乍看之下，这个民族并不会灭亡，在大兴安岭深处我们还是能找到许多鄂温克人，除了近几年来他们的人口略有减少之外，你丝毫不能发现这个民族有所消亡的趋势，更不会否认他们正在逐步地走向兴旺发达——他们有自己的自治旗、不再靠天吃饭、文盲率、死亡率大大降低——就像所有的新闻报道一样，这个民族无疑会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上……但令一个民族真正可悲的，并不是经济上的生产总值的落后，而是那些曾经的风俗，似已化作山间呼啸而过的一阵风，在轻轻地划过水面之后，早已成为了老一代人的记忆了。于是故事只能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女人口中脱出，让人感到的是这个民族几百年来的风俗在历史进程下的苍凉与沧桑。
不知百年以后，是否还有人记得曾经有一个叫鄂温克的民族曾住在能望到星星的希楞柱里，在猎完熊后要学乌鸦叫，与安达们做着以物易物的交易，视驯鹿为最亲密的伙伴？当尼都萨满在升天的那一刻，是否曾预见到自己民族在百年后的命运？当桦树林一片又一片地倒下时，是否有人知晓，这究竟是这个民族在消亡，还是他的生活方式在消亡？世界上有数不胜数的类似的悲剧——澳大利亚大陆上的土著人使用长矛抵抗英国侵略者使这个民族免遭灭绝，却被汉堡包轻而易举地击垮了——他们肥胖、身患糖尿病，只能像为人们遗留了许久的展览品一样看待，而昔日的毛利人所用的长矛，不免为后世淡忘——可以说，曾经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居民，早已被更具统治力和竞争力的西方文明取代了。
一、落后文明被先进文明所取代，似乎是文明史观中最基本的观点之一
然而我想说的是，世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不仅是从先进到落后，而且是一个双向的改良的过程。随着与外文明持续不断的、高强度的交流，这个文明的不合理因素，包括宗教、价值观、生产生活方式都必然发生改变。改变的绝大部分恰是落后文明的核心价值所在，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对于少数民族的保护流于形式和外表，因为其中的实质仍是同化。民族文化在世代相传之中保留着基本形式，只是内涵随时代的变迁因时而变。
这种来之过急的变化，或许就是弱势民族的危亡所在，若是民族一旦从原始森林里走出，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早已比他们的生存能力强百倍的农耕文明甚至是工业文明，他们无法接受教育、无法接受文化、无法接受政治，更重要的是，他们难以接受定居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就像书中大兴安岭山中的女人难以接受现代医学，男人们难以接受定居的驯鹿一样。于是他们反抗，他们撤离。但当他们越是想逃脱与外界的联系，它们就越来越落后陷入被动。种种证据表明，这种民族文化的突然消失、民族的突然衰弱，与这里极少与外界交流有着必然的联系。
如果从地理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正是大兴安岭深处给鄂温克这个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而正是这样一种环境影响甚至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发展。在美国学者R. Benedict女士所著的《种族：科学与政治》中曾有这样的论断：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他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一旦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联性被削弱，这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就会比我们这个早已全球化的世界落后很多而成为落后文明。对于这种趋势的原动力，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则是这样阐释的：（对外交流的）环境迫使他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他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抓住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会带来被同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与世隔绝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他们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试想，鄂温克族如果未曾获得对外交流的机会，也许他们社会发展的进步就会缓慢的察觉不到变化，甚至永远停留在石器时代。
而先进文明面对落后文明时又是怎样对待的呢？远比其他文明先进的文明往往会按照他们自己的面孔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曾停留在史前的旧大陆上，处处充斥着西方文明的建筑与桥梁。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告诉我们，文明总是在不断进化的，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不同阶段的文明之间一旦发生作用与交流，就是势必发展为更高阶段。因此越来越多的相同的高级文明在世界的舞台上交融激荡，以至于成为一个“平的”世界。也许只有在大兴安岭山中，我们才得以回望我们曾经的模样——但那太迟，这些文明一旦出世就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历史的洪流之中。
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在《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中谈过对一个落后民族——巴图族的看法：巴图族人并不用每天劳作得那么辛苦，他们只用在山中看着花开花落，然后在相应的时候摘取野果、狩猎，这似乎是现代人所无法企及的理想生活方式。但现代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模式，巴图族的自给自足作为一个因长期封闭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存在的生活方式，能够给人类的启示，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疑问永远不会得到回答。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更不可能回到那些时代。在进入定居生活后，鄂温克人民族文化的不适应和崩塌，是必然的。
曾有很多人质疑文明是福音还是梦魇，虽然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近代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人性本质的理解和考量——当你认为人应是作为万物中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而存在时，人类文明的出现就是梦魇；而当你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而存在时，你就会明白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发展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那就是：人不断地向高级别、高层次的社会发展，不断改造世界以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而越是先进的文明，对于大自然和其他外部条件的变迁的适应能力也就越强。这也许就是严复在《天演论》所说的民族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吧。
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实质就是阐述这样一个落后文明被先进文明同化、落后文化被先进文化所取代的过程，而这本书对于研究少数民族走向没落的方式也有重要意义
首先而来的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宗教。书中大量的关于灭亡和死亡的故事似乎都与他们所信奉的宗教萨满教有关。萨满作为他们所信奉和崇拜的玛鲁神的沟通方式，更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语言和先知，其实同时承担了祭祀和医生两种社会角色。小说中的两个萨满——尼都萨满和妮锆都通过作法治病救人，实质是医疗的神化体现。在尼都萨满的时代，人们可以用驯鹿来祭祀以换取一条命，这似乎与一命换一命的原理相似，但还不至于危亡。但在妮锆的时代里，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有些异乎寻常——她的儿女——果格力、交库托坎、耶尔尼斯涅、甚至还有那个来不及出生的女婴一个又一个地死去，只因她的作法，而似乎她的每次作法，由神乎其神——她以自己的孩子换取了他人的生命。这似乎是小说的硬伤，没有可能有这样一个萨满能够准确地知晓每一个人的命运，更没有能够凭借跳神挽救他人生命的巫医。很多人都评价这里写得不好，但这恐怕是过往的评论家们所未能触及的寓意——萨满作为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神一般的人物，都无法挽救自己孩子的生命。所看到的，更是这个民族在百年历程中，在历史滚滚的车轮下所走过的无处安放的忧伤。那么脆弱，无可抵抗。
与之相随的并不是萨满法力的消退，而应是萨满教，这个鄂温克人世代信奉的宗教的消亡。书中描述了妮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大兴安岭祈雨的那一刻：“她做完那一切，雷电和闪电就交替出现，大雨倾盆而下。妮锆在雨中唱起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首神歌。可她没有唱完那支歌，就倒在了雨水中。”在现实中反映的是20世纪末最后一位萨满的去世而宣告的宗教终结。宗教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影响绝不可小视，甚至可以说，在人类的一定历史时期，种族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宗教。宗教代表的，不仅是本民族的一种价值观、一种精神取向，更可能大大影响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模式。这不仅意味着宗教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纽带作用，更可能影响这一民族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在一定历史时期，宗教的教条就是信奉这一宗教的民族的习惯法。宗教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似乎也印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根据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先生对于他的“文明冲突论”的阐述，似乎世界上的文明、民族的文化生活、价值取向都会趋向于融合、统一，以至于达到一个西方价值观所统治的世界。如此说来，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也应为一种主流价值观所统一。但“文明冲突论”的实质是错误的，世间本无“原本就对的、符合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价值观，更多的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的反映——换句话说，在一定区域内有多少种经济政治力量，就会有多少种与之对应的价值观。因此，鄂温克族民族被汉族同化的现象，实质是经济政治的同化。
经济政治的同化，追根溯源，还是在于本民族特有的生产方式的消失。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猎民们放下手中的猎枪饲养驯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激流乡外出务工正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
与之相随的还有生活方式的变革，除了在饮食习惯日趋汉化，由食兽肉为主到食谷物为主的变化。对于这个民族更加致命的，恐怕是酒精。山外的酒，就像澳大利亚大陆上的汉堡包，让山中的鄂温克人渐渐地远离他们所向往的简单而又宁静的生活。他们曾经喝着自己酿的柿酒，但山外的酒却更让他们沉溺其中——有的是为着自己的懊恼与悔恨，有的则是为了买醉而买醉……小说中的维克特、沙合力、伊莲娜，还有更多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都在酗酒中度过自己的生活。
我们可以试着以俄国南部的酗酒率来反映这一问题。在沙皇俄国拓展到这一地区之前，这里的民族信奉原始的本民族宗教，酗酒率一直保持低位，这也充分说明落后文明在被先进文明影响之前保持的习惯法大都是反对这种不理智的行为的。然而当这里被沙俄征服后，随着东正教的大肆传入，这里的酗酒率却急剧攀升。这并不是因为东正教纵容酗酒，而是在两种宗教的冲突下两种价值观的冲突所带来的迷茫。而在苏联建立以后，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这里的酗酒率才有所下降。然而当苏联解体后，这里的酗酒率又再度攀升，原因是他们看不到希望。
据董联声先生统计的解放后鄂温克族非正常死亡原因构成表显示，鄂温克民族非正常死亡人群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酗酒。酗酒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不仅反映在生活方式的变化，更反映在精神领域的问题上。可以说，鄂温克族兼备了那个俄国南部民族酗酒的两个原因。一方面，由于萨满教的消亡，新的价值观与旧的价值观产生的冲突让猎民们感到迷茫；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导致的收入差距让当地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又加大了解决该民族问题的难度。
此外，外族入侵、天灾等因素也是把这个民族推到这个地步的推手。越是弱小的民族，越启示与历史动荡息息相关，不仅仅是大兴安岭林场的过度采伐使生活空间变小，任何历史事件也许都会危及弱小民族的生命。从《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鄂温克人被迫迁往额尔古纳河右岸，到日本侵华，再到、四清，每一次的重创，都会使这个民族陷入危机的边缘。各种各样的天灾、疾病，并不是它们被同化的根源。但它们不仅加速了鄂温克族消失的进程，更为该民族的定居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三、鄂温克族并不是世间唯一流失了自己民族文化的民族，百年的兴衰一如南美大地上的布温迪亚家族。与世间所有的濒危的少数民族一样，疑问久久地回荡在人影渐稀的村落上空：这些民族的出路在哪？
反抗是徒劳的，因为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大兴安岭每天还是有成百上千棵白桦树遭到采伐，他们可以拿起猎枪击穿车轮，却无法阻挡伐木工人和历史的推进。于是大兴安岭的森林每天仍在消亡，我们可以声嘶力竭地声援鄂温克人，要求保护森林、停止采伐，但还是不免持续的破坏，就像书中第一章第一段所叙述的那样，“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驯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鄂温克人无从改变他们的现状，更不可能产生与历史趋势相对等的反作用力。因此鄂温克人以逃入山林、拒绝文明的逃避是不行的。
我依然记得在近期刊印在《中国国家地理》的有关于内蒙古游牧文明的出路的谈话。在谈话中，刘书润先生指出游牧文明必然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有发展前途的，必将是狩猎业和观光旅游业。所有文明的出路都要看当地发展的实际条件而定，正如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不可能发展与我国中部的家畜畜养大省的集约化生产道路一样。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人必然要走一条符合本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要想找到这个民族的出路，就要从这个民族的年龄构成及从事职业分析。据资料显示，目前鄂温克族的老年人仍大都居住在原始山林之中，以饲养驯鹿为生；中年人则大多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山定居饲养驯鹿；而代表着本民族希望的年轻一代，尤其是接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开始更多地接受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外出务工或协助发展当地旅游业是他们的选择。青年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可见，走向工业文明、现代社会是历史的选择。
鄂温克族最本质、最原始的核心价值观的消逝应是不可遏止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保存一些这种文化的记忆，这也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其中一个意义所在。而真正面对文化消失的保护途径，应有保留和保存两种。
保存，在英语中应译为preserve，指的是随历史大潮的变化发展，放弃代表较低生产力水平的狩猎生活，转而大力发展旅游业、特色农产品生产及加工业等新兴产业以谋求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方式相比于下文所提及到的保留，是一种更直接、更激进的变革方式，也是历史大势所趋。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一书中，主人公最后一个部落的女酋长选择将萨满的服饰和法器送进博物馆正是这一方式的体现。保存、贮藏一种记忆也许是对他们民族文化的一种毁灭，更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加速这个民族步入工业文明、现代社会。
保留，在英语中应译为“reserve”，指的是划定相应的民族文化保留区，给予这个民族以一个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以继续保持本民族的生活方式，通过吸引游客参观其特色以获得经济来源，同时又通过教育等方式慢慢地加以改造。在这一领域，其他欧美国家也已有诸多尝试。例如北美的印第安人保留地（The Reservation）、新西兰的毛利人居住地等，虽然在这些国家里少数民族，或者说土著居民，仍维持着原来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但更多时候，它们是作为像史前文明博物馆存在的。作为原住居民而得不到尊重、甚至受人歧视、像猴子一般被人参观，与其在巴掌大的地方苟延残喘，还不如干脆地融入现代文明。
无论如何，鄂温克族的文化的不合理部分都不会被保留。这也许就是人类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的逝去吧，无奈前路难行，无奈曾经沧桑。细而观之，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土著民族的命运；从大处讲，我们其他文明是否也有被历史淘汰、成为过往云烟的一天呢？同样地，如果一个民族不能与时俱进、维持其文化的先进性，也必将遭到历史淘汰。文化的行走与消逝，正是文化发展的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只是缓慢演进的文明来得漫长，更原始一些的文明来得急促而已。
四、即使在一切的行走和消失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丝温暖，那就是希望
在书中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幕。作者描述了最后一个女酋长在深夜最后一刻所见——她看到了那轮明月，也看到了净白如雪的驯鹿库木莲伴随着悠远而清脆的铃铛声回到了只剩下她和安草儿的营地。本书的跋《从山峦到海洋》中曾记录了这样一种回迁的趋势——驯鹿们不过两三天就开始生病，猎民们也迫不及待地往回赶。回迁可以说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一种生活惯性使然。回迁也并不意味着倒退，因为这也给这个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拯救、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多了一些时间和希望。
其实更大的希望，还在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只是消逝而非消亡，鄂温克人更没有因此而灭绝。中华民族特有的包容性使这个民族不至于落得像北美印第安人一般悲惨的结局，缓慢的发展使这个民族仍有很大的生存潜力和空间，仍能知晓他们的根在哪里、希望在哪里。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它也许是人类生活的短暂慰藉，也许是人的生命意义、人的世代延续的精神体现。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仍能较为平静地领略一个民族百年兴衰的原因——历史不免前进，民族文化不免消逝，但历史和民族的发展仍是光明而有希望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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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终于还是读了这部《额尔古纳河右岸》。最初的原因是它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授奖辞中说它，“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当然，并不是获奖的书就值得购买，对另外三本书我就毫无兴趣——因为他们达不到我的阅读要求。
我从一个阳光照耀的初春的上午开始阅读此书，几乎是手不释卷，在第二天读完了“清晨”和“正午”两个部分。我得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在阅读中我有了基于文学本身的久违的沉浸。即使作为一个挑剔的读者，也不得不由衷发出赞叹。
作品以鄂温克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口吻，叙述一个民族的生存、坚守和文化变迁。“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它的第一个句子。这些比喻的、完成式的、叹息着的句子，有一种来自命运本身的苍茫意味，简约、直接，使忧伤与诗意洋溢而出，为整部作品确定了基调。
这部作品有着强烈的“唯心”色彩，大自然中的树木、野兽、河流、天空、星月，有着和人一样的灵性，或者说是神性，这使它超脱出我们当下的尘世经验，显现出清新、原始的格调。奇怪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它常常引发我类似怀乡的忧愁——我会忽然想念已经远逝的葱茏岁月、想念少年时代的田野、某个初春曾经去过的山林，想念起初恋或者倾心夜谈的朋友。
有多个评论说，这部作品是一个民族的史诗性挽歌，如果以一个读者看，这首挽歌并不单单是哪个民族的挽歌，抑或还可以说是一曲关于某种美好生活的挽歌、关于人类某种价值观和生命方式的挽歌。人们仰望天空，沉醉河流和山林，心中敬畏神明，唱着单纯的歌曲，生于“风声”，最后又被埋葬于风中。作品中除了作为主要人物的形象之外，更为动人的是变化的白云、闪烁的星光、能望见天空的希楞柱、驯鹿、月亮、萨满的舞蹈、桦树与松树、明亮的流水，它们既是人物的生活背景和依据，也同样是书中的主角。它们共同构了这个世界美好而又脆弱、欢乐与苦难交织、幸福中满含悲伤的生命景象。
“精神清冽，内心温暖。”我这样指认迟子建小说的特质，她的一系列以中国最北方为地理环境的小说，大多有着白雪墓园般的安静，空气寒冷，一尘不染，却又有着静静燃烧的火堆般的心情。在那里，人类有着美好的品行，似乎人类与世界、自然以及宿命已经和解，因此苦难和死亡不再是可怕的和痛苦的，而仅是生命的另一内容。如今这部《额尔古纳河右岸》，除了她一如既往的真挚、澄澈和温情脉脉，我从中读到了更多的哀伤和悲悯。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具有宽阔深刻的悲悯情怀，才有可能走向伟大！那么这部作品是一个作家持续成长的结果？还是迟子建本人的生命历程获得了文学上的补偿？
我曾从作家王树增口中听说，当年在北师大作家班同学时期，莫言和迟子建是两位最勤奋的作家，每天就是大量读书、写作，据称迟子建每天能写一万字。这点，我们从迟子建海量的作品中就可以想见。“天赋是靠不住的，出类拔萃需要长久不懈的努力。”另外，作家的个人经历也会影响她的作品。大约在2002年，也就是写作这部作品的三年前，迟子建的丈夫（漠河县委书记）因车祸撒手人寰，一对相敬如宾、恩爱有加的情侣从此天人永隔，可以想见，那种悲伤是如何让迟子建身心痛彻，我们并不知道在以后数年她如何从中恢复，在她的生命中又留下了怎样的痕迹。但是我相信，《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中，有了以前所没有的东西，看看她对一个个死亡的描述，那里有多少沉重的的叹息和无奈的与泪水！
作为一个小说家，迟子建从来就不以塑造人物、讲故事、设计冲突和结构见长，而是以优美的语言、从容的节奏、丰富的意象取胜，她所做的不是描绘具体事物，而是倾述，从内心向世界的倾述。事物经过心灵的含蕴之后，再表达出来，那些文字就被赋予了精神意义。语言因此产生了内在的节奏和张力。品读一下某些段落，它们几乎可以咏唱，即使并不押韵，却有一种明显的音乐性。
我以为，中文之美包括了多个层面，每个字词在它有本来意义之外，还有着独特的形状，独特的色彩，独特的声响，甚至还有独特的味道和触感。从事写作的人，如果反复推敲过一万个以上的好句子，最好是你曾经有较长的诗歌写作经验，就一定会对文字的形状、色彩、明暗、声音和气味有所领会。
迟子建这部作品中的语言，可能是她作品中是好的语言（我能不能说也可能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好的语言？），比喻丰富，感情充沛，色彩绚烂，节奏感极强，就像那条闪光的额尔古纳河，丰盈、宽阔，伴随着风的歌吟，在夏日山谷中汤汤流动。当然，它述说的是一个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故事，关于美与哀伤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出现和消逝的故事。
已经写得太长，但我还有另外的话说。
这部小说尽管优秀，却远非完美。
我的所有关于“好”的感想，基于本书的前两个部分，“清晨”和“正午”。我认为“黄昏”一章的写作水准与另外的部分有着较大的差距，它显得驳杂、气短，就像一个奔跑者忽然力有不逮，开始上气不接下气。这不能归结于本章所要表达的时代内容，即使单从语言上看，它的节奏在许多地方已经失去了。
长篇小说的创作，是对一个作家心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即使作家有很充分的准备、很充沛的激情，也需要掌握合适的进度。在后面的跋中，作者说自己两个多月写成了它，而在第二卷之后回了哈尔滨，依我看，就是从那里，第三卷发生了松弛和溃散。
那么，如果你去阅读它，用心地看“清晨”“正午”“半个月亮爬上来”和“跋”好了。“黄昏”一章，完全可以读得更快些。
海子的《九月》里写到，“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草原的辽阔与胸怀有关，当你用最宽广的胸怀拥抱她时才发现远远不够，她比想象中的更加辽远，比看到的更加悲壮。这是我在2007年第一次独自面对锡盟草原时发出的感叹，那时我刚转过一个高坡，脚下的路蜿蜒着伸向了目之不及的远方，苍穹笼四野，野花遍地阳光刺目，蓝天白云的纯净安详令我不敢直视，天边的牧人骑着马唱着悠长的长调赶着牛羊，我停下了自行车，坐在路边，莫名其妙的落泪。那一刻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平静地几分钟，我的一切悲喜被草原消解，面对此情此景，你还有什么理由悲伤。
那一年的骑行遇到了大雷雨，雷电就劈在不远处的草地上，我把自行车和所有金属物品统统扔到十米开外，披着雨衣坐在地上唱起了歌，“暴风雨来临那一天，迷途的羔羊还没回来……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还曾遇到了几只蒙古包里冲出来的牧羊犬，咬烂了我的驮包，曾为渴的快要脱水时一位牧民递过来的一碗清水而感动不已。也在荒凉的边境路上主动帮助摩托车扎胎的牧民小伙子补胎，这一切经历过于梦幻，直到几天后我骑到了中蒙边境的珠恩嘎达布其，一名边防军端着枪对我说，“你已步入国家什么什么警戒线，再往前走我有权……”
这个时候，我梦幻般的旅程才清醒了。地图上的小镇原来那时还是军管区，一番检查以后，我和一个步行到那里的流浪汉一起被遣送回了东乌县城……这一梦，使我对草原彻底上瘾了。
后来的几年，我总在最美的七八月份去草原独自骑车，要么呼盟要么锡盟。呼盟的油菜花在每年的七月绽放，从阿尔山一路向北，穿过海拉尔，额尔古纳到室韦临江，再沿额尔古纳河的中俄边防线一路南下，经常百里无人烟，骑行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看着左岸的俄罗斯人民辛勤耕作，在肥沃的黑土地上种满希望，两岸同饮一江水，近在咫尺的对岸，却可能永远不会到达。
住的是十几元一晚的小旅店，没有自来水，四五天没洗脸，可拍下的照片里却是我最美的笑容
2011年8月，我又站在了锡盟的草原上。这次是来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心结，独自骑一遍S303中蒙边境路，穿越到兴安盟的阿尔山。这条荒凉的边境小路路况很差，却给了我更多的惊喜。天然的草原风光，保存良好的原生态牧场，狼图腾的所在地，满都胡宝拉格苏木，额仁高毕，这些熟悉的地名真实的展现在我面前时，当年那种梦幻的状态重新回来了。人烟稀少，住的是十几元一晚的小旅店，没有自来水，四五天没洗脸，可拍下的照片里却是我最美的笑容。路上碰到了很多自驾的车队，很多都摇下车窗问我需不需要食物和水，每当我拉下面巾笑着说谢谢不需要的时候，对方都是一样的反应，“啊！是个女的！”我就这样肆意的骑行在我的草原，最美的乃林郭勒，唱着蹩脚的长调，如果不是那张标注错误的地图，也许就这样一路嗨到阿尔山了，可是，我迷路了。
在那个黄昏，在那个连蒙古包都看不到的边境路上，我本已做好了睡桥洞的准备，一辆拉铁砂的大货车拦住了我的去路。两个司机告诉我，这个季节蒙古国在打狼，狼群被逼的都越过边境跑过来了，他们常年跑这条线，曾在晚上亲眼看到几只狼在啃食一头牛，前面是森林和草原的接界地带，没有住处，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骑到这里，但他们知道如果不拉上我，我就要面对一个危险的黑夜。八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宝格达山林场的小旅店，我把一百元钱塞到司机手里表示感谢，司机师傅生气了，说我看不起他们，我含着眼泪收起了钱，向他们鞠躬道谢。
有一首歌唱到，“一定要赶在冬天之前，去北方的北方，听她歌唱。”
北方的森林，夏天是浓浓的绿，绚烂的花海，秋天则是一个巨大的调色盘，把所有鲜艳的颜色混在一起，众多额尔古纳河支流的变冷的河水映着蓝天，深沉的流淌在金黄色的森林中，骑行其中像是穿行在童话里，偶尔山风掠过，一万片金黄叶片在我面前潇潇落下，还想奢求什么呢？
我曾在2008和2009年的夏天骑行过一小段大兴安岭林区，秀丽挺拔的白桦树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地人说秋天再来吧，那是我们当地人都觉的美的景色。于是2011年的秋天，我又独自飞到了北方，骑行了更加偏僻的一条林中路线，领略了惊艳的秋天。尤其是太平屯到莫尔道嘎这几十公里，砂石路，一整天遇到的汽车不过二十辆，右边是莫尔道嘎河的峡谷，左边是绵延的金黄的大兴安岭，我坐在河边，洗车，洗脸，画画，唱歌，想着当年鄂温克猎民曾赶着驯鹿游走在这片林子里，似乎听到了清脆的鹿玲，真想随他们而去。
好吧，我是个热爱孤独的女孩
“为什么独自骑行？”——这是我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细细想来，我的回答似乎每次都不一样，都没有什么说服力。
好吧，我是个热爱孤独的女孩。
地理位置
喀纳斯位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境内北部，距县城150公里，是一个坐落在阿尔泰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湖泊。属于北冰洋水系。
水系情况
湖面海拔1374米，面积44.78平方公里，是一个坐落在阿尔泰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湖泊，比著名的博格达天池整整大10倍，湖水最深处达196米，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湖水来自奎屯、友谊峰等山的冰川融水和当地降水，从地表或地下泻入喀纳斯湖。湖面海拔1374米，面积44.78平方公里，湖水最深处达196米左右。是中国唯一的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保护分布区。喀纳斯湖自然景观保护区就是以喀纳斯湖为中心建立的。总面积达5588平方公里，保护区自上而下分别为冰川恒雪带、山地冻雪带、高山草甸带、山地草原带等，垂直分布。
历史沿革
喀纳斯景区位于阿尔泰山之阳，这一地域古来为北方诸多民族游牧之地。额尔齐斯河北岸细石器遗址的发现说明，这里早在八九千年以前就有从事狩猎、渔猎的人类活动。历史上先后或同时有塞人、呼揭、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铁勒、蒙古、哈萨克等草原民族部落在此生活。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一地域曾先后隶属部族地方政权鲜卑汗国、柔然汗国、突厥汗国、铁勒汗国、回纥汗国、蒙古汗国、准噶尔汗国辖理。
清代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部，这一地域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管辖。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隶科布多参赞大臣。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将居住在阿尔泰山之阳的阿尔泰乌梁海人编为七旗，次年又分编为左右两翼，设翼长总管，分授总管印信，喀纳斯地域东西部分别属于左翼和右翼。同治六年（1867），隶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同治八年（1869），布伦托海办事大臣裁撤，仍隶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光绪三十年（1904），实行“科（科布多）、阿（阿尔泰）分治”，此地隶阿尔泰办事大臣，此时，阿尔泰办事大臣所辖区域直属清廷理藩院，为中央特别行政区。
民国初年，沿袭清末旧制，阿尔泰地方仍直属中央政府管辖，设阿尔泰办事长官。民国元年（1912）、民国三年（1914）相继设置哈巴河民政分局、布尔津河民政分局，喀纳斯为其辖区北境。民国八年（1919）、阿尔泰地方归并新疆，设阿山道，是年设布尔津县，喀纳斯地域隶属新疆省阿山道布尔津县，民国十九年（1930）哈巴河置县后，今喀纳斯景区西部区域隶哈巴河县。
新中国成立后，198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喀纳斯自然保护区。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喀纳斯自然保护区升格为部级，隶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厅管理。2000年，喀纳斯部级自然保护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移交阿勒泰地区，成立“喀纳斯环境与旅游管理委员会”机构隶属布尔津县。2003年，喀纳斯管理机构上划阿勒泰地区，改“喀纳斯环境与旅游管理委员会”为“喀纳斯环境与旅游管理局”。2006年，《大喀纳斯旅游区总体规划》批准实施后，是年7月，撤销原机构，成立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行使准政府职能，对喀纳斯地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实行统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