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1 20:04:25
许汉卿珍藏现身亚洲艺术周
“亚洲艺术周”一年两次在纽约举办，分别为3月和9月，是苏富比、佳士得等国际大拍卖行的常设拍卖日程，也是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艺术盛事之一。
每年的亚洲艺术周，尤以中国瓷器以及工艺品最受关注，是各大拍卖行重要专场。但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亚洲艺术周上推出的重要私人收藏家专场。如2010年9月的亚洲艺术周推出了“思源堂中国古代青铜器珍藏”、“赛克勒藏中国艺术品”、“柯尔彬伉俪中国陶瓷及工艺精品珍藏”、“乔・格瑞姆伯格收藏中国鼻烟壶”等专场，多件拍品刷新了中国艺术品在美拍卖的纪录，成交价格不菲，引起的话题也不小。
今年，引人注目的专场要数纽约佳士得于2011年9月15日于亚洲艺术周举行期间推出的“许汉卿珍藏”专拍，这批稀世奇珍共150件，包括古代名家书画、光润细洁的玉器、精致缜密的印玺及其他工巧绝伦的文房珍玩，估计总价值约700万美元。
许汉卿，字汉卿，别字淳斋，生于1883年，卒于上世纪50年代。在清代曾任刑部主事等职，民国时期历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并参与发起筹建大陆银行。抗战胜利后，许汉卿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董事、义兴染织厂董事长。殷实的家底，使得许汉卿能够购买自己喜好的书画，一生的收藏非常丰富，许多藏品都是流传有序。
《淳化阁帖》
许汉卿旧藏之所以能够引起收藏家的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目前许多博物馆中都有他的藏品，如上海博物馆在1999年收藏的黄庭坚《小子相帖》、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虞山毛氏汲古阁图》，原来就是许汉卿的旧藏。但最为著名的还要算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宋拓十卷《淳化阁帖》修内司本，又称潘祖纯藏本，为明代潘式家族秘藏，后于清代由临川李氏家族珍藏，最早于宣统元年(1909)由李氏后人李翊煌以石印印行，约1935年由许汉卿购藏以后，又以珂罗版精印，被誉为“许汉卿本”。
《淳化阁帖》全名《淳化秘阁法帖》。淳化三年(992年)，由宋太宗下旨镌刻，汇集了内府秘阁所藏历代帝王、名臣、书家等的墨迹，分为十卷摩刻拓印。拓本赐给亲王大臣，但不久就停止赏赐，故在当时已非常难得。至仁宗庆历年间(1041至1048)宫中发生火灾，《淳化阁帖》原版焚毁殆尽，祖刻拓本尤为珍贵。《淳化阁帖》祖刻本经历千余年的劫难，流传至今已是凤毛麟角。传世称为“原刻”的拓本，大多系后人翻刻本或是伪本。现在，完整的祖刻《淳化阁帖》已无存世。
在本场拍卖会上，就有一件许汉卿珍藏的《淳化阁帖》乾隆拓本，一套二函，各五册，估价为120万至150万美元。在乾隆一朝，由于《淳化阁帖》的名家书信文章成了后世的书法典范，乾隆皇帝便命人将其中部分辑刻于石碑之上，便于大量拓印，以建立清朝官方书法典范。
文人趣玩
许汉卿虽为银行家，但书法造诣极高，且醉心传统艺术。终其一生，他广搜远绍，收藏范围遍及青铜、玉器、字画、瓷器。文玩、文房清供等，而本场专拍中就可见不少文玩清供，供案头玩赏之用，显示了这位银行家的文人情怀。
许汉卿大概如中国古代文人那样布置案头吧――在传统文人心中，中国艺术在于欣赏和理解“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古代文人的案头也意图将诗化的大自然置入生活周遭，他们崇尚那些古朴自然的摆设，名家竹雕笔筒和笔搁、一两块歙县古墨、鬼斧神工的供石，它们描述了大自然的形象，风化的老树、崇峻的山峰、跌宕的瀑布、苍翠虬劲的松柏、上了年纪的儒者，无需任何多余阐释，完全凭借观赏者的想象力构建起心中的天地万物。
在许汉卿的收藏中就有这样一件雕工精湛的明末竹雕四老图笔筒，图中刻画了松桐掩映的山林，两老策杖漫步闲聊，其中一老手握灵芝，两老席地对坐，一童子手握系有葫芦的木杖站于一旁，另一童子背伏灵芝站在小桥上，脚下溪水淙淙。这件精美的笔筒系出名门，曾是乾隆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理(1752至1823)的收藏，故器底铭有其室名“诒晋斋”。
文人案头必然少不了精美的印章，许氏珍藏的印章数量极丰，材质有玉、象牙、鎏金铜等，其种类之多、之奇让人叹为观止。当中最名贵者当属田黄，其色温润油凝，被尊为寿山石中的名品。本次拍卖就有一枚明末清初的田黄石麒麟钮长方章，印文为“洗心问秋月”，其石材色如蒸栗、润泽无瑕，不愧是名人雅士珍玩之物。
《潭帖》，亦称《长沙帖》，庆历间刘沅帅潭州（今长沙），命僧希白摹刻，共10卷。以《淳化阁帖》为底本，增入王羲之《霜寒帖》、《十七帖》以及颜真卿等帖，因刻于潭州故名。此帖摹勒很精，与《绛帖》齐名，原石毁于建炎年间，伪刻很多。
《大观帖》，大观三年（1109年）宋徽宗因《淳化阁帖》板已断裂，出内府所藏墨迹，命蔡京等更定第次，稍加厘订，重为摹勒上石，亦为10卷，标题皆为蔡京手书。因刻于大观年间而名。《大观帖》又因与《秘阁续帖》、《孙过庭书谱》、《贞观十七帖》同刻于内府太清楼，所以又共称为《太清楼帖》。当时正值北宋经济繁荣时期，百工技艺均极纯熟，徽宗本人又精通书画，对刻手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此帖不仅纠正了《淳化阁帖》在编次、标题中的许多错误，但字神和刊刻精良度与最原始祖本还有一定距离。但刻成后不久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沦陷，帖石流入金国，原石拓本极少，现已无全帙。故宫博物院藏有第2、4、6、8、10等卷；南京大学藏第6卷；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第7卷。此帖明代有翻刻本。
《汝帖》，大观三年刻于汝州，故名，共 12卷。因编辑谬陋，内容庞杂，而多伪迹，后世多不重视。
《宝晋斋法帖》，咸淳四年（1268年）曹之格刻晋、宋各家书迹，共10卷，末刻“右曹氏家藏真迹”正书 7字。宝晋斋原是米芾居室名，因米芾藏有王羲之父子和谢安的墨迹及顾恺之画多种，名其居为宝晋斋。崇宁三年（1104年），米芾任无为军时，将其所藏王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和摹刻上石，名为《宝晋斋法帖》，后毁于火。葛祜之任无为军时，据火前拓本重刻此3帖，为《宝晋斋法帖》第2代刻本，后又毁。曹之格任无为军通判时，搜集旧石并重新摹刻，除原三石外又增加曹氏家藏的晋人法书和米氏父子墨迹，增补为10卷。首卷拓原三帖残石，这是《宝晋斋法帖》第 3代刻本。此刻有拓本传世，现藏上海博物馆。另外标题《宝晋斋法帖》的，有10卷本，有20卷本，有30卷本，内容与原刻大有出入，为明代以来所刻。
《群玉堂帖》，原名《阅古堂帖》，韩胄辑家藏宋代帝王及晋王羲之至当时名人墨迹，共10卷。由其门客向若水编次，摹勒上石。向若水精于鉴赏，擅长刻帖，所以此帖摹刻精善。开禧年间，韩胄被诛，其帖没收入内府。嘉定年间改为今名，拓本流传极少，明代已无全帙。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拓残本数卷。
《博古堂帖》，绍兴年间，新昌（今浙江省新昌县）石邦哲辑刻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自周穆王《吉日癸巳》至唐代白居易《诗简》计27种，陈思《宝刻丛编》著录。此帖选刻俱佳，后世评论晋、唐小楷，多以越州石氏诸刻为标准。原石早佚，拓本可信的很少。
《淳熙秘阁续帖》，淳熙十二年（1185）以内府自南渡后续得墨迹摹勒上石，共计10卷。此帖宋亡后毁灭无存，流传绝少。
中国古典园林以其独特的风格、巧妙的布局、高远的意境,对世界园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今人之论“园林”,多论山石花木,池鱼之妙,而于屋宇、堂榭、建筑布局言之甚少。本文则试于传统文化时空观念的角度切入,探索古典园林中建筑布局的思想主线。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空观
1•1阴阳五行的时空统一观
阴阳五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被誉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曰:“无极生太极,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两仪”即指“阴阳”,古典时空观中,时间和空间皆不离乎阴阳,故时间也统一在阴阳的变化中。其变化的属性就叫“五行”,即“木火土金水”,在五行的层面,时间空间得到了统一(见图1)。东方属木,是方位的属性;东方又代表春天,又有时间的属性;同样的南方为火,为夏天;中央为土,为长夏;西方为金为秋天;北方为水,为冬天。这样,不同的空间也有它不同的时间属性。因此,时间属性通过“五行”的归类,揭示了它的空间特征。
1•2五行的时空特点
木性属东方,属春天。古医典《黄帝内经》中曰:“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此春气之应也;养生之道。”春天属木,是初生之气,万物开始荣发,如早晨之日出东方,阳光初现,对应着空间相对曲折狭小,但有扩大生长的趋势;火性属南方,为夏天,《内经》曰:“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夏天为火,是阳气盛大之象,如中午之太阳高悬于上,阳光充足,对应着空间是极为宽阔广大(土性属长夏为四季之衔接,分于四季之中,不独立一季);金性表西方,为秋天,《经》曰:“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秋天如傍晚,阳光渐收,对应空间肃敛,狭长高耸,而且有收缩的趋势;水性表北方,为冬天,《经曰》曰:“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拆,无扰乎阳……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冬天万物收藏,阳气潜降,如日之夜晚,对应空间为封闭,为潜藏,为安静,也相对精小。从上述传统文化的分析中可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空,是有相对应统一关系的。不同的时间状态,对应不同的空间特点和物质特点;且这种统一关系,大则天地,小则一屋一园,皆可在不同的层次无限细分。(这点对于中国古典园林布局中,大园套小园层层递进的状态,有着极深远的影响意义。)中国古典园林中往往从大门、到居室、到花园、再到不同的庭院,这些流动的路线中,往往建筑围合的空间也呈现不同的空间形态,并且建筑的类型也有所区别,这点与时空统一的哲学观念是一致的。
2中国古典山水绘画中的时空观同样的时空观念,我们可以在中国古典绘画中看到相同的痕迹。下则试观“关仝,荆浩”等名家之笔意以阐画中之时空统一观念。
2•1五代关仝《秋山晚翠图》画名“秋山晚翠图”,知时间季节为秋季。按上述,秋季时令,万物收敛,阳气下隆,空间也肃降;所以石山的布局遍满整个画面,只留出很小的天空在画面上部。再看画中清泉细流于远山而落,无飞瀑积潭之雄势,正应秋燥水收之义。
2•2明唐佰虎《杏花山馆图》杏花开于二三月间,可知画表之时为春天。春则木气升发,万物以荣,故花繁叶盛。观全画构图虚实各半,松木高山归于左,属东方为木,有东方左升之势;右侧江山平远,气势渐开,喻春之朝气蓬勃,空间有扩大之势;画前茅屋杏花,小桥流水,极尽春气之曲折润泽,春意昂然。时、空、物在此画中有极好的统一表现。
2•3明仇英《莲溪渔隐图》“莲溪”为名,点出莲开之夏令。夏令天热水满,树林繁茂。见图中布局虚多而实少,符合夏令阳气升腾,空间广阔之象。画中水满平远,远山云雾缭绕,知夏季雨水充足,空中热气蒸腾。近景,人物依稀,林木繁茂,渔舟出入其间,知物产之丰富。故画中,时、空、物也统一宛然。
2•4《雪景图轴》巨然之作雪景为冬之时令,观画之结构与关仝之《秋山晚翠图》相似。画中雪山满幅,天空狭小,空间万物较秋天更为之收缩而潜藏。画面近景树木枯凋,水泽干涸,远处楼阁映掩,路上单骑归家,天地一片萧索潜藏之意,符合冬天的时空特点。以上浅举四例,可知中国古典绘画中的时空观念与传统哲学中的时空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时、空、物都有对应的统一关系。春夏秋冬的时令变化也对应着空间的“生,长、收,藏”变化。这种时空统一的变化之理用于园林的布局,则园林能师法自然,得自然之精巧矣。
3江南园林建筑布局实例分析
3•1拙政园
拙政园位居江南四大园林之首。现存之拙政园分东园,中园,西园。其中东园,西园是今人再造,所以拙政园仅取中园旧制以论之。拙政园中园,地呈方形。从空间的角度看,如果以空间宽大为“阳”,建筑物为“阴”的话,园中空间的总体布局则呈现出“阴阳互抱”的关系。其中东北方,空间开阔多树林水面,而水中有山有亭,是“阳中有阴”;西南方多建筑,亭,廊,洲,堂林立,而中有水道隐约,可谓“阴中有阳”,与太极阴阳图对照则不难发现其神似之处(见图6)。从时间的角度看,随着游客的游览历程,可以形成一条时间流线。而伴随这条流线从南到西,从北到东顺时针方向也出现一条空间的流线。这两条流线所代表的时间与空间是可以一一吻合的。
3•1•1“春生”
“春生”的概念先从南面的入口说起。入口,可解释为园林空间的开始,从时间上来讲也是四季的开始,故入口从时间属性来说是“春天”,从时空统一的角度看,其空间必然会带有春天空间的特点。从平面图我们看到,入口处廊道曲折,透过廊道的漏窗,只看到假山障目,透过廊道的漏窗,只看到假山障目,难窥园中真容。待转到,“松风”,“清华阁”处,空间才渐渐开朗。视线穿过层层的廊道,才隐约看到“香洲”、和“远香堂”等建筑,真如诗中所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处空间的变化,从狭小曲折,到渐渐明朗,正是符合春天的空间特点。而建筑采用,廊道漏窗,与“阁”的形式,使空间围合半开半闭,也正利于“春天空间”的塑造。
3•1•2“夏长”
“远香堂”是拙政园中部的主体建筑,《园冶》言:“凡园圃立基,定厅堂为主。先乎取景,妙在朝南,倘有乔木数楼,仅就中庭一二。”远香堂之定位可谓尽得其妙。堂名取敦颐《爱莲说》中“香远益清”的名句,又于水中遍植莲荷而得名,是空间最开阔的地方。建筑临水而建,单檐歇山顶,高大宽敞,堂内无柱,屋角斗拱飞,极其灵动,四周为玻璃镶嵌的落地明罩,剔透玲珑。符合夏令的建筑空间特征,开敞明亮。《园冶》中曰“堂者,当也,谓当正向阳之屋,以取堂堂高显之义。”所以选择堂之建制是非常符合此处的时空特征的。从远香堂拾桥而过,为“荷风四面亭”,此亭单檐六角,四面通透,产于荷池之上。故名“荷风四面亭”可谓夏中之盛夏矣(见图7)。
3•1•3“秋收”
盛夏之后,时间归之于秋,故此时空间逐步归于收敛。从“荷风四面亭”,往北,建筑有“见山楼,雪香云蔚,梧竹幽居”。“见山楼”,以面山临水而得名。山楼位于北面狭长水面与南广阔水面的交接处,也喻意为夏与秋之交界处。故于楼中所见,则如关仝之《秋山晚翠图》满目所及皆为山水(见图2),空间有收敛之象;《园冶》曰:“重屋曰“楼”:言窗牖虚开,诸孔凄然也”。故楼之于堂其围合感已经加强,正应秋气之收敛。而楼高则可登,秋高而气爽,重阳登高正合秋令之义。梧竹幽居,处东长廊之侧。亭有联曰:“爽借清风明借月,动观流水,静观山”,对联名点明主题,“幽居”之位正处于动静转折处,即由秋步入冬之位。故其“居”的形式,本体为亭而又与白墙和门洞结合,以表空间收缩的趋势;旁边更植梧桐,翠竹,深秋叶黄之时更显幽深,吻合深秋之义。
3•1•4“冬藏”
从梧竹幽居沿廊而下,渐渐空间进入收藏,即时令也入冬天了。反映在布局上就形成了枇杷园。枇杷园为拙政园中的园中园。此园以玲珑馆为中心,北有半窗梅影和绣绮亭,南有嘉实亭,两亭之间连廊飞架,云墙蜿蜒。此园封而不闭,东有长廊相接,西有月门通外。西北角更积石为山,上建绣绮亭以沟通内外之观。此处空间围合,符合冬天空间的收藏特性。又有亭门窥外而出入,空间藏而不僵伏含生机。玲珑馆是枇杷园中的核心建筑。“馆”,《园冶》中曰:“散寄之居曰‘馆’可以通别居者。”故为待客别居之所。可居之屋正合“藏”之义,故建筑以木雕窗围合为主,玲珑剔透;内堂厅正中上有匾书“玉壶冰”三字,可谓点睛之作也。此园冬藏之义得以昭彰方无遗。枇杷园中种植以枇杷,梅花为主。枇杷开花于10月到12月故在寒冬可以赏花。梅花迎雪而开,为冬寒中之生机,比喻冬去春来。因此,时,空,物三者又统一起来。枇杷园之为园中园,其为园者必又具园之阴阳二性,从此可知阴阳无限细分之妙(见图7)。
3•2狮子林
狮子林平面成方形,东西向稍长。其布局东南多山及构筑,西北多水与廊道。中部以水池为中心,堆山建室,架桥设亭,有“咫尺山林”之意;狮子林之名闻于世得于湖山奇石,洞壑深邃。其筑之巧不亚于建筑,故与亭台阁多布于园东侧,而池沼飞廓多成于西,东西空间阴阳互抱,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与拙政园之南北互抱极为相类也(见图8)。狮子林入口廊道层层递进,曲折通幽,终于复廊、修竹阁。空间由小渐大。其中又以复廊为妙。一墙之隔,分内外之廊,内廊窗于内庭与“雪立”相顾;外廊则窗于外与“凝晖”相盼,如春光之乍现,春晖之初凝,应春令之义。自复廊或沿廊绕池而走,达池中观瀑亭荷花厅,空间顿成高下之势,池宽山奇,泉瀑飞泻,莲荷亭亭碧于厅部,一片生机蓬蓬勃勃夏日景象,此间则为夏令之应(见图9)。自复廊登石山,则可得奇石之观,洞空邃之妙。更于登顶处俯瞰全园,山水之妙自得其间;从石山北面可接“见山楼”,山与楼溶为一体,拾级而下,西则可达荷花厅,东则至“指柏轩”。“指柏轩”松柏植于前庭,开门见山,空间静逸,此应秋令之收敛也。从“指柏轩”沿东廊而下,则为三庭二进之堂室,经“园涉成趣”归至燕誉堂,此间为高墙深居,以应冬藏之令矣。
3•3网师园
网师园位于苏州城南十全街,占地公05公顷,始建于南宋,曾租为近代国画名张大千之居。网师园为四大名园之最小,如清代学者钱太昕评论“地只数亩,而有行回不尽之致;居虽近尘,而有云水相忘之乐。”(见图10)网师园之建筑布局分宅第与园林两部分,宅第则为前后三进(后二进为按旧制复建)属于高墙住宅,分别为轿厅、大厅、花厅,按住宅之制式建造。园林建筑布局围绕中心水池为中心,沿周边布置,其布局疏密分布与留园颇有相近之处。建筑,布置于园的南北两端,中央为荷池。东西各有一园独藏。南北以廊道贴壁相连,更有“月到风来亭”俯览全景。园林建筑布局,自“壁廊”、“道古轩”而春生;到“集虚斋”、“风来亭”而夏长;“射影”,“琳琅”之秋收;东西二园之冬藏;则园小而四季而存者也。细与留园参之则个中变化自得(见图11)。
4总结
综合以上三园的分析可知,古典园林的建筑布局无不以时空统一的观念为理据。“春生”的时令,空间曲折而渐明,常作为入口的空间使用,而构筑每每配以廊壁、洲、阁、轩等半开半合的构筑,以尽空间隐约渐开之妙;至园中腹地,多叠石堆山,挖池养莲,配合厅堂宽阔平正之筑,以应夏长之势;及园中之园,则云墙飞绕,天井洞然,或馆、或居,或轩或屋,皆为围合式,可居可静之建筑,以应冬藏之时也。夏与冬之间,多为廊、阁、山亭,隐于山林而连贯冬夏,或动或静,是秋收之意。故一园之内一时之中得四季之景,又合于天地四时的变化,则景色也变化无穷矣。
一 抢在敌人前面
1937年7月7日北平芦沟桥事变之后，作为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最忧心的就是文澜阁《四库全书》和馆藏的善本图书的保护问题。抗战刚刚开始，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对我国仅存的几套《四库全书》的命运问题，陈馆长最为关心。有的说，东北沦陷后，日本人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往了东京，而北京的两套书也都离日本人的枪口不远。现在只有文澜阁《四库全书》了，虽七八成为补抄，但也已珍贵无价，硕果仅存了。陈训慈先生感到责任特别重大。未雨绸缪，为了妥善安置文澜阁《四库全书》，陈训慈馆长开始四处奔走呼吁，希望能够得到上峰的支持。1937年11月21日，陈馆长和杭师的徐校长一同去拜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在询问时局动向的同时，探询省教厅对学校和图书馆的安排考虑。许绍棣却回答杭城仅有三四天可守，对于学校“不主维持”，对于图书馆的迁书之事，居然“无何具体意见”，意态殊消极。11月25日，浙江省政府已经迁到金华。陈训慈馆长又偕建德严州中学的校长到金华去找许绍棣请示，许仍‘未有一定主张’。关于省图书馆工作，许一言不发，不屑一顾。尽管如此，为了民族的文化血脉，陈训慈先生痛下决心，豁出一切，想方设法，搬迁转移文澜阁《四库全书》。
为了解决搬迁经费问题，陈先生多方筹措。他用自己的诚心和苦磨来说动有关的负责人。1937年11月13日和20日，他数次登门省教厅，找张、许两科长和林秘书申述，前二者被说动了，后者坚不同意。陈训慈在日记中写道：“教育厅所存节余数万金（其中图书馆本年度临经费四千元）皆扣不发，今急用搬迁书避难之际，何以墨守官家之不肯负责之办法，置重要图书设备之安全不理，真令人感愤极也。”第二天他再去，才始许借发三百元。陈馆长只好四处借债。“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为运书款，绌以向张君晓峰借二百金，自垫二百金，今悉罄。无应挑工的工资，乃往访振公仅借得六十金，应付颇不易……”（据《陈训慈日记》）。除此之外，陈馆长又“向家携来百金，并借史美诚百金，将尽此数就为总馆，分馆之书……”。为了完成既定的工作，陈馆长无奈之中，又在1937年12月11日向省教厅呈了报告：“……为搬迁文澜阁《四库全书》，各方借款甚多，而书在途中，挑运仍许费用，经常费用无力垫还。因念如此文物，教育厅不视为本身事，至赴杭借资，而今已自筹借债运出，然在杭书尚多，宜可续运，以此计款……请特拨运书费八百元，……”。
钱的问题陈先生使出了浑身解数，拖着长长的债务尾巴总算应付了过去，可是运送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交通问题上的压力，几乎让他都要垮了。他曾感叹道：“无车无钱之苦，至此乃饱尝风味矣。”我们姑且看一看陈先生在1937年11月15日搬迁开始以后日记中的真实写照吧：
1937年11月15日。“……在孤山分馆和史美诚（总务部主任）、郁望尧（阅览部主任）、张（编纂组主任）谈话，商讨搬迁图书、公用文件及馆员去留的问题。聿茂来商量雇船迁往兰溪之事。昨晚史美诚去雇船，得到二艘，而至中午，船为军事机关占用。”
1937年11月20日，“……由于雇船困难，叫孙金三君赴闸口雇船，不得而归。十时许，余赴省政府，访秘书沙孟海，并介绍伍时谨秘书长。设法借车，伍先生曾在中山大学掌教，于浙馆公私都有同情。他打电话至公路局设法。孟海写一信介绍给徐局长，又到公安局，龙不在，与钟科长，余秘书一谈，告诉得船，派警照料……。”
1937年11月1日。“……重来杭垣，此为第三日，市面沉静，十家九空，惟粮食店懒散开业而已。路上军警频频往来，常拉人力车以行，因是车甚少见，而闸口江阜军队捕船尤急。民间欲雇船更难……。”
赴省府访孟海兄，告知方志，西文书一部分迁运，不能得船只。得车赴富阳，而浙大无车无办法，孟海作一介绍书，致公路局徐学禹局长，十一时半，往公路局，徐君派技工王君代见，允派汽车运富阳一次。电话给定为二十一号车，告余先归。嘱汪闻兴……。但来电，则其车赴武林门为其他机关所用，……闻兴不得要领而归。”
1937年11月22日。“来杭运书，将方志等装箱待运。而至昨晚止。汽车犹无眉目。就寝意颇不乐。以公家于文化公物之眇视，尚为意想中事：非常时期，组织行动之散漫尤可为全局虑也……。”
“……为借车事，再赴省府，公路局及浙大。至省府时八时。孟海来，忽闻空袭警报。敌机二架少顷即至。如在省府上盘旋。孟海嘱同避地下室中……。”“……敌机声音未解除警报，即辞出省府。伍秘书长再电徐局长，答语模棱……。”
1937年11月23日。“在富阳为已运来之书，觅船运至渔山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善本之赵家。但军道频繁，纪律荡然,雇船至不易。待乃偕e非，同赴县党部访李君，又赴县府访王懋勤，县长汪适赴杭，秘书代见，言公安局长新接事见余等，也无法觅船……。”
1937年11月25日。“晨起即与文莱，毛乘云（春翔）同至浙大办事处访e非，商洽桐庐运书事。浙大有物在富阳。大车先赴富阳。文莱、乘云同去。在桐庐下车,自船装车。大车旁午经桐庐。二人将船上书箱运上，太重。仅装26箱（共计228箱）。于下午三时到。书置汽车站。觅人管理……。”
1937年12月3日。“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善本,自富阳抵桐庐。觅船不得。赖浙大卡车之功，分运三天，已全部抵绪塘，存建德民教馆绪塘分部东首，方丽斋先生家中……。”
1937年12月10日。“为文澜阁《四库全书》暂放建德之绪塘坞，接公路太近，宜搬迁到山乡……”
1937年12月18日。“……在桐庐建德间并已在此乡觅屋，设临时指挥办事处。自非安全。文澜阁《四库全书》置此村，方丽斋家，前觅山乡而未定。当商教厅搬迁山乡……。午后，与乡长方锦棠先生并偕文莱，步行八里许至绪塘坞山中……。”
经费和交通的困难，战乱环境的恶劣之至都没有阻挡住陈先生和一干同仁保护民族文化的决心。毛昭晰先生在本书“代序”中关于日本人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有关事实的叙述，就足以证明陈先生功绩之不朽。但是，这种超乎常人的努力和付出却在长时期内损坏了他的健康。他在1937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睡频醒不畅，近来神经衰弱之微渐深。良为可忧，显应节脑力。然馆中工作虽不尽遵时刻，事实上馆务校务常耗心神，而人事亦地位使然。使我牵虑，而需负责者犹多。晚间早眠或不务案头工作是一层，亦不易办到。因循无决心，将何以自善其身心耶。”
二 艰难辗转历程
陈训慈先生在1938年3月1日有一段对搬迁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过程回忆；“自去岁（1937）十一月中旬，浙西失利，杭垣垂危，余与省图书馆同人于十六日离杭，买舟南下。余先赴建德，同人送至兰溪者，旋亦至建德来集。在建德设办事处，治事凡一月。其间又两赴杭州运书，一返家乡及杭垣。富阳继陷，建德吃紧。又偕同人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买舟，循钱江上溯经兰溪、金华，以今岁一月三日到达永康。以此为运书往来金华、丽水方岩间。又派员至建德，运出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善本至龙泉。虽馆务紧缩，仅存一设在碧湖之流通部。然往来调度亦鲜宁处。其后，又以教（育）部主张，搬迁文澜阁《四库全书》于黔省，洽定车辆，定于三月二十三日起运，于是运书事略告段落……。”这200多字的“轻描淡写”字字非同一般，以陈训慈为首的浙江图书馆全体同仁的精神和努力跃然纸上。文澜阁《四库全书》、宁波天一阁的宋椠明典以及浙江图书馆的其他馆藏文献经过多次转移，方才脱离敌人的魔爪。
遵循教育部的要求，文澜阁《四库全书》又于1938年3月23日从浙江的龙泉出发西迁，经过了福建的浦城，又折回浙江的江山县，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再到湘西，直奔贵州省的贵阳市。这一行程横贯江南五省，约1600公里。历时两个多月。
旧中国的交通落后，只能靠肩挑、人拉与船运。尤其需要横跨江南五省的山山水水，其间说不尽的艰难，吃不完的苦头，加上路遥、时长、天寒；日本鬼子的飞机到处骚扰，空袭不断，人心惶惶，因此一路伴随的就是护书人的生命危险和阁书的安全之虞。从龙泉出发后就在著名的武夷山区和仙霞岭中迂回。所遇到的险情，所克服的困难不计其数。仅从龙泉到福建的浦城，然后再折回到浙江的江山，这一段就经过了新岭、王坊、八都、木岱口、供村、花桥、山路、富岭、沙婆桥、十八里、仙阳、杉坊、达坞、力牧、枫岭关、廿八都、保安、峡口、茅坂、石后、淤头、清湖等二十余个镇。就在经过峡口过江山溪时，由于路况差、人疲惫、天气恶劣，有一车书翻倒在溪水之中。经抢救，运到江山县城的城隍庙里的大天井中曝、晾。这么一车约3000册书15万页，浸了水后若不及时曝、晾，很容易‘结饼’或霉烂。其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工作要求非常细致，需要将书一页页揭开，使用毛纸垫上，让其吸水，然后再曝晾。由于战事紧张，日军经常轰炸，形势极为严峻。江山县里不能久留。只好一路爬山涉水之中经常通风或晾晒，防止霉变。到了贵阳之后，首件事就是曝书。由于夏定域和虞佩岚、柳逸厂等的努力，精心照料，这3000册国宝终于抢救过来了。只是有些书浸水太严重了，至今还留着渗水的痕迹。
尽管陈训慈先生在1938年3月应竺可桢校长力邀兼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1940年兼任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主任。但是他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全却一直挂在心上。同时他还采取多种办法和在贵阳的夏定域先生等取得联系，对阁书的安危和各种保护的措施进行了指导。
文澜阁《四库全书》到了贵阳之后，先藏在一间平屋内。考虑到治安的问题，贵州省图书馆的兰馆长帮助设法在西郊用2400元买了张家祠堂的房子。张家祠堂，房屋很简陋，两厢较洁，书置中厅，地并不宽，故多叠架置列。但是张家祠堂离城实则不到2里，且近公路，于防空袭极为可虑。而1938年9月下旬，日军首次轰炸了贵阳市。所以还是设法再次搬迁。1939年2月，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到贵阳市城北八里的地母洞内。
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地母洞内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洞内比较潮湿，担心白蚁和霉变。所以，陈训慈先生要求夏定域和柳逸厂、毛春翔等管理人员采取种种措施进行防护。他提出五点：（1）霉雨季节后，必须组织曝晾图书；（2）曝书之后要购买大量的石灰、木炭，撒在洞内的四周和箱底；（3）为了预防书蠹虫，及其他害虫，每年必须更换或增添樟脑丸；（4）湿度大是白蚁易生长、繁衍的重要条件，所以，要求在洞的周围打砒霜；（5）要求做好周围的保安工作，防盗防匪等等。
1940年10月，陈训慈先生应兄长陈布雷的邀请，在辞去浙大教授和浙大龙泉分校主任职务到重庆的赴任途中，于10月23日特地到贵阳市的地母洞去视察流落在他乡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同时还提了许多要求。到重庆后，接见了陈训慈先生，在介绍自己治学情况过后，陈先生向汇报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在贵阳地母洞和浙江图书馆馆藏文献南迁的详情。在接见后，陈训慈先生就充分利用这个契机，想办法获得政府的进一步支持。1940年10月15日陈立夫到陈布雷家访问时，陈馆长就乘机介绍贵阳地母洞内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困境。陈立夫当场就表示“加费无问题，惟视藏山乡亦不便迁矣。”紧接着陈先生又在11月26日致函教育部陈逸名司长，要求落实新增预算。同时，他还与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图书馆联系有关保管措施的落实和经费使用等问题。由于陈训慈先生在方方面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重庆国民政府更为关注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危。1943年春电谕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嘱“地母洞潮湿，藏书恐霉烂，应另觅安全处所迁藏”。当时的主管单位教育部更加重视。1942年1月，教育部长邵鹤亭亲自到贵阳的地母洞视察，检查结果，拨了款，在洞内的三面立木板壁，赞成在阁书的箱底要多放石灰，以便防潮；1943年春，贵州省教育厅欧阳淮厅长到地母洞考察，打开几箱，仔细查看，无霉无蛀，满意而归；
1943年7月，教育部督学吴学增来地母洞视察后，回部报告。山上工警仅四人，力量单薄。不住洞中，不带枪支，保管欠周，应予加强。后来在地母洞口修建了宿舍二间，以加强保护；1943年9月，浙江省教育厅许绍棣厅长来考察后满意而归。回浙后，拨款3000元鼓励员工的辛勤保护工作。
1944年11月，日军长驱入黔，贵阳百姓惶恐不安。当时的阁书管理负责人毛春翔给老馆长陈训慈先生请示。陈先生又和教育部长张道藩等商量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运到重庆，存放在重庆青木关张道藩的公馆里。为此，成立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聘陈训慈、竺可桢、余绍宋、张宗祥、蒋复璁、顾树森、余清甫、贺师俊等八位委员，同时还指定陈训慈、顾树森、蒋复璁为常务委员，委派毛春翔为秘书，吴展予为兼任管理员。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后，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就千方百计造舆论，筹资金，回迁阁书。在各方面坚忍不拔的努力下，在异省他乡漂泊了九年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在1946年7月15日安全回到杭州。
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后期独任保管工作的毛春翔先生在其《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文中抒发感言：“清咸丰庚申之变，阁书散而复存，阁毁而复建，全赖钱塘先贤丁松生先生倡导之力。此次倭寇入侵，烧杀焚掠，远酷于洪杨，阁书颠沛流离，奔徙数千里，其艰危亦远甚于往昔，八载深锢边陲，卒复完璧归杭，是谁之力与？曰陈叔谅先生之力居多。凡人事安排，经费请领，防潮设备之改善，员工生活之维持，以及其他有关于阁书之安全者，皆赖先生主持维护于其间，前丁后陈，并垂不朽。……凡我浙人皆当同声称谢。”没有亲历事件的人，是说不出这样的感动的。一九三八年，陈训慈馆长曾向张宗祥前辈（张宗祥比陈训慈大18岁）求字。张宗祥写了一首颂扬陈训慈先生护犊文献，倾诚阁书的诗。这首诗也确确实实表达了浙江人、浙图人敬仰陈训慈老馆长的心声。
辛苦南征道路长
寿松秘籍在行囊
护书心血债全愿
历劫漂湘发奇香
天一丛残怀甬上
文澜安稳到黔阳
八千卷已归何处
老友飘零泪数行
天一阁捐赠76种书籍和文物，
其中包括周老父亲生前手迹与所藏书画。周老说：“父亲的东西，我一直珍藏着，
从不送人。现在把它交给天一阁，
就是这些物品最好的归宿，我多年的心愿也了了。”2013年正值周老百岁华诞，
在有生之年作此捐赠，
不仅是周老百年圆梦之喜事，
也是天一阁收藏之幸事，更是家乡宁波
文脉延绵之盛事。
天一阁作为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其收藏历史连绵不绝400余载。现在的天一阁已不单纯是中国保存最久的私人藏书楼，它成为宁波“书藏古今”精神的象征，是宁波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它接受了大量的热爱家乡文化事业的收藏家、学者们的捐赠。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有朱赞卿“别宥斋”、张季言“樵斋”、孙定观“蜗寄庐”、杨容林“清防阁”的收藏化私为公，如涓涓溪流汇入大海。正是由于这些无私的捐赠才成就了今天内涵更为丰富的天一阁。近几年，热爱家乡的老一辈学者、收藏家掀起了第二次捐赠热潮，如古典文献研究专家傅璇琮先生、历史学家陈登原先生、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及后人都向天一阁捐赠了大量的珍贵手稿和著作。又如祖籍奉化，在台湾被尊为“书法界导师”的董开章先生，在他百年之际，家人依嘱将他的45件书画作品捐入天一阁……
周退密斋名四明石室、退密楼、安亭草阁等。周氏族人在明末由福建迁来宁波，家居月湖西畔。月湖历来是宁波文脉渊薮，1914年9月2日周老出生于此。他的童年在宁波度过，据周老回忆，他6岁就上了学，读完初小4年升入高小，直到13岁在宁波四中附小毕业。由于局势不稳定，进私塾清芬馆念了两年书，诵读四书及古诗词，打下古文基础。后考入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又弃医从文，30年代入震旦大学预科，得到沈迈士指导，艺有所进。后毕业于震旦法学院，成为专业律师。新中国成立初加入教育工会，成为教师。1956年应聘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1964年从黑龙江大学西语系奉调至上海外国语学院工作。“”后参与编写《法汉词典》长达9年，以后又做了几年教学和研究工作，1981年退休。退休后，周老深居简出，读书、写字、吟诵、鉴赏，自得其乐。
受家庭与生活环境影响，周老从小就喜欢书法、诗词。周老的父亲周絜非系秀才出身，酷爱书法，周老自垂髫就侍父身边，端砚研墨，耳濡目染。
周老书法师法广博，遍临历代名家碑帖，尤喜欢秦篆汉隶。其篆籀以临摹石鼓文始，隶书以学习汉礼器碑始，晚年开始学习章草与草书。其友人田遨评他的书法：
篆隶行俱工，下笔龙蛇走。
神闲气势大，能吞云梦九。
不学南宫刷，不饮颠张酒。
威猛如张飞，桥头时一吼。
称赞其书法遒劲浑穆，笔势灵动，书风大气，能出古入新，自创一格。也有人评论其书法：“有法则，有意境，有韵味。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绝非常人所能至者。”出版有《周退密书法集》《石窗翰墨》《吟边墨痕》等。翻看这些书法作品，正所谓“其法则入而能出，其意境得圆融无碍之情趣，其韵味能融古会今，博取旁通”，一种浓浓的学养气息扑面而来。周老的书法受到人们的赞赏与喜爱，周老却谦虚地认为自己的书法不足赏，认为书法非名利事，而是怡情养性之事，终生赏玩之事，所以，痴心于书道90余载而不改。
周老的诗词也发蒙于家学，六七岁时在父亲的指授下熟读古诗。长大后更是“爱诗若饥渴，唐诗常在口”。曾入半江诗社，退休前后加入茂南小沙龙，得诗坛耆宿陈兼与先生熏陶，并广交时彦，如诗人陈九思、陈琴趣、徐润周、徐定戡等，诗友词侣唱和雅集，其乐融融。周老的诗词多写生活情趣，一花一鸟，信手拈来。诗词法古而能变化生新，语浅而义深，正如刘梦芙在《周退密诗文集序》中言其“诗境如白云卷舒，清泉清泻，语言雅淡而自然，挹兹万象，着手成春，此炉火纯青之功候也”。诗文集中五七言古风臻至妙境，诗中体现出深厚的学养与旷达的情怀。周老说“写诗可忘老”，曾以96岁高龄与92岁友人在一月内往返唱和十数首，集成《九九牧歌》，诗中不乏幽默庄谐，体现了周老对生活的热爱和人文关怀之情。
虽然周老“侨寓春申七十载”，但是“梦中时作故乡游”，对家乡宁波充满感情。由于家住天一阁附近，周老小时候经常到天一阁游玩，对其中的碑刻，尤其《兰亭序》十分喜爱。周老书籍文物的回归心愿包含着他的天一阁情结和对故乡的魂牵梦萦。
此次捐赠的书籍中，3册红格手抄本《先总宪公日记》（图1）显得尤为珍贵。“先总宪公”指童华，童华乃月湖银台第主人童槐（1773～1857年）之子，字研薇，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漳州府知府、左都御史，后迁礼部右侍郎，入南书房行走，为皇室的老师，著有《竹石居诗草》。童华之子童祥熊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童氏“一门三进士”，荣极一时。日记记录了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到光绪元年（1875年）童华的政务、行迹、交游、人情酬酢等活动。如：嘉庆“十一年辛卯应县考取六名”；“十二年壬辰应院试获经取第一名，取入鄞县学第十八名，覆试改列第十名”；光绪元年廿七日“上赏荷包二个，银锞二个，手巾二块，貂皮二张，黄羊一只，雉六只”；等等。由于日记曾经在常州被窃，后经缉获送还，霉烂十分严重，此3册从这些劫后余生的本子中摘抄而成，所以为不完全本。后来，此日记被周老的一位友人在拍卖中竞得，后周老又从朋友手中购得。如果不是周老眷念故乡，此日记也不知会流落何处。这3册日记对于童氏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文献价值。
除古籍外，捐赠藏品中有周老的手抄本，如《弇州山人四部稿》《学海画梦》等；诗词手稿本如《退密诗词未定稿》（图2）；诗文集、书法作品集等。还有许多友人赠送的与诗词创作相关的书籍，如《和观堂长短句七卷》《艺林五咏五卷》《晚山人集三卷附传一卷》等。翻开这些书籍，常会在书眉处看到周老的批注。如庄一拂所著《双华词曲集一卷》，在“清平乐 海上莲宅居士乞题白茆庵图”条上，周老注：“白茆庵为先生斋名，此题文字疑有误，拟加‘寄’字，惟古人常如此行之耳。”书中还有几十处字误之释，书尾周老题跋“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八日退密初读一过，无别本可校为恨。年八十又一于安亭路寓斋。”明王世贞（1526～1590年）《弇州山人四部稿》2册是周老在1972年借老友藏万历世经堂刊本选择性地抄录。抄写了卷130至138卷的碑刻跋、墨刻跋、画跋等内容，并以红圈断句，页眉处也有周老校注，如“缺字须补，‘海’下‘钓’字不清晰，待校”。在“张即之书后”条下，周老题“现传石刻《古柏行》无书人姓氏，或谓是唐段文昌所书，此刻余已捐赠华东师大图书馆”。书中题如“不得其解”“此处语义重复恐有误”“刻本作‘拙’未知是否”“刻本画跋下漏列纲目”等等注语，随处可见，字里行间体现了一代文史大家严谨的治学态度。
在捐赠的30余件书画中，有多件周老的楷书、篆书、隶书作品和周老友人赠送的作品。此外，还有周老父亲生前的遗墨《临赵孟册》和《临古遗墨册》，临写了王羲之《兰亭序》和《乐毅论》，王献之的书法以及《心经》等9篇，虽是临作，但书法全出己意，用笔蕴藉，书风稚拙而不失秀雅。捐赠作品中最珍贵的要数明末清初甬上名士史大成、范光阳、陈锡嘏的册页。
史大成（1621～1682年）字及超，号立庵，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汉榜状元，为清朝浙江第一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礼部左侍郎。此册页为史大成写赠友人的寿诗，结体修长，行笔挺拔劲雅，书风秀润（图3）。范光阳（1630～1705年）字国雯，号笔山，为鄞县西门范氏后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会元，授翰林院庶吉士，历官户部主事，福建延平知府。从学于黄宗羲，有《双云堂文稿六卷诗稿六卷》行世。此册页为范氏写赠陈太夫人70寿诗，共2页，章法疏朗，书风秀隽逸致，体现出明末清初董其昌书风的影响。陈锡嘏（1634～1687年）字介眉，号怡庭，康熙十五年（1676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长于制义，以经学著名。从学于黄宗羲，有《兼山堂集》8卷存世。范光阳和陈锡嘏存世墨迹极其罕见，此两册页的入藏填补了天一阁收藏中的空白。这3页书法在光绪年间为童揆尊所得，童氏将3人合装一帧，并进行考证且作了题跋，此后在流传中合而又分，装裱为现在的3张散页。童氏题跋也被装裱成2页附于其后。
书法作品中，还有清乾隆时天一阁主人范钦的裔孙范永祺的两件隶书七言联对。范永祺（1727～1795年）字风颉，号莪亭，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举人。平生酷嗜藏书，尤重收藏名人尺牍，精篆隶及治印，篆书独具一格，笔势雄阔（图4）。袁枚赞他：
汉隶及籀书，八儒兼三墨，
一一尽掩通，等身多著述。
这几件清代书法作品是周老父亲的收藏，周老一直守护着，未敢有半点疏忽，心里一直惦记着要把藏品捐回天一阁。正像他在《蜗寄庐孙氏藏品目》册后所题跋的“兹物归天一阁，可蒙得所”。周老的天一阁情结萦绕他心中近百年（图5）。
天一阁的出现不是偶然，它是宁波读书人对文化矢志不渝的坚守与执着，是宁波文脉的传承和浓缩。这种收藏文化在新的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正有赖于一位位心存天下的四明人士。无论身处何地，情归故里，报效桑梓，总是游子心中最殷切的期盼，周老此举就是明证。
我的家乡在建水，那里有许多名胜古迹。如：文庙、十七孔桥、燕子洞、朱家花园、东门楼等等，其中，我觉得最美丽的就是燕子洞了。
燕子洞的周围被绿树环绕着，像一片绿色的海洋，四季如春，中间有一座阁楼，叫三清阁。到燕子洞的人，总是要到三清阁求香佛拜。三清阁的下边就是燕子洞的洞口。洞口上高高地悬挂着许多牌坊。
燕子洞的春天，洞口到处可以见到许多活泼机灵的小燕子，穿着乌黑的衣裳，雪白的肚皮，剪刀似的小尾巴，真是太可爱了，听爸爸说，他们是从东南亚飞来的白腰雨燕。
洞下，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水缓缓向洞内流去。洞里的奇景全都是天然的钟乳石形成的，在五彩缤纷的灯光照射下，显得更加美丽。有大生日蛋糕，让人看后直流口水，有葡萄林，一颗颗葡萄晶莹剔透，让人看后想摘一颗尝尝它的味道。有两只嬉戏打闹的大象，鼻子刚好碰在一起。还有一幅栩栩如生的醉卧罗汉图……噢！忘了告诉你们，燕子洞里还藏着东海龙王的宝贝——定海神针呢！
一、拍卖市场回调已成事实
2012年春拍，10家公司共举办181个专场拍卖，成交22036件（套）。平均成交率70.05％，成交额为97.67亿元（本文所述成交额均含买方佣金）。与2011年春拍相比，专场数量同比减少37个，成交件数减少7081件（套），成交额下降107.42亿元，基本回落到2010年春拍的水平。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一直与宏观经济和流动性资本动向息息相关，受经济形势和投资环境的影响，金融资本对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支撑从2011年秋拍开始减弱，尤其是对高价位拍品的追逐明显下降，使得今年春拍市场大幅下滑。
二、各门类市场降幅不一
（一）中国书画市场份额三年来首度降至六成以下
2012年春拍，10家公司举办中国书画拍卖69个专场，共成交7244件（套），成交额55.21亿元，拍品件数和成交额各占市场的32.87％和56.52％。
与2011年春拍相比，2012年春拍中国书画成交件数减少3491件（套），成交额减少52.14亿元，下降额占今春市场整体下降额的一半，牵动整个市场大幅下滑。值得关注的是，今春中国书画市场份额三年来首度降至60％以下。成为整个市场调整的主要板块。
在中国书画作品拍卖市场中，作为中坚力量的近现代书画2012年春拍共拍出4917件（套）。成交总额为37.34亿元，占中国书画市场的67.63％：在10家公司69件超1000万元的中国书画拍品中，有33件为近现代书画作品，成交总额达7.95亿元。尽管如此，相比2011年春拍，上千万拍品仍减少86件（套），成交额减少23.49亿元。近现代书画中高价位作品主要集中在张大干、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傅抱石、陆俨少、黄胄、吴昌硕、潘天寿、黄宾虹等人。尤其是李可染，此次春拍3件超亿元拍品中李可染作品竟达2件，分别是北京保利的《万山红遍》和中国嘉德的《韶山·革命圣地旧居》，前者以2.93亿元刷新了李可染个人拍卖纪录，并占据今春榜首；后者曾在1996年秋季中国嘉德《新中国美术作品》专场中以154万元成交。而今由中国嘉德以1.24亿元的高价拍出。
古代书画市场方面，2012年春拍，10家公司共成交1209件（套），成交额为11.80亿元，相比2011年春拍，成交件数减少1284件（套），成交额减少23.6亿元。同时，由于市场原因，《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的出现大量减少，仅有5件。
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当代书画成交额及市场份额逆势增长，不减反升，10家公司春拍共举办11个当代中国书画专场，成交1118件（套），成交额为6.07亿元，同比2011年春拍成交件数增长27.33％，成交额增长13.88％。
（二）瓷玉珍玩、文房清供和古籍碑帖下滑幅度较小
2012年春拍，10家公司共举办瓷玉珍玩专场30个，成交2511件（套），成交额为16.60亿元，成交件数和成交额分别占市场总数的11.39％和16.99％。从成交额上看，瓷玉珍玩同比去年的21.81亿元回落23.89％。
文房清供方面，今春10家公司共推出11个专场，成交1199件（套），成交额为3.42亿元，成交件数和成交额分别占市场总额的5.44％和3.50％。成交额相较2011年春拍下降27.08％。作为自古以来文人的重要雅玩，文房清供在唐宋时期就已风行，明清步入巅峰，尤其是康雍乾三位清代帝王对文房都十分偏爱，使得大量文房精品得以传世。近几年，为满足收藏群体的文化需求，各大拍卖公司均坚持保留文房专场，并且其成交单价越来越高。今年中国嘉德春拍的“翦淞阁文房宝玩专场”35件拍品悉数易手，并取得1.27亿元的好成绩，是大市低迷下难得的佳绩。
古籍碑帖方面，2012年春拍，10家公司共推出古籍碑帖10个专场，成交1692件（套），成交额为3.03亿元，比2011年全年的2.93亿元还略有上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属北京匡时的《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该套书曾于2005年中国嘉德春拍以2310万元高价成交，如今北京匡时再次征得。以2.162亿元的高价成功拍出再次成为引发全社会关注的重要文化事件。
（三）其它杂项艺术门类降幅不一
上年度，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拍品结构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各大拍卖场上，古典家具、古琴、铜镜、邮品钱币、紫砂茗具、珠宝首饰等门类均有突破性发展，而在今年春拍，受大环境影响，各杂项艺术门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古典家具方面，2012年春拍，10家公司仅开辟2个古典家具专场，成交63件（套），成交额为1.178亿元，同比分别下降47.5％和57.82％。虽然如此。这两个专场的单件均价达282.54万元，而中国嘉德推出的“胜日芳华一明清古典家具集珍”专场仍以95.83％的成交率和1.75亿元的成交额创出好成绩。
紫砂茗具方面，2012年春拍，10家公司推出与紫砂茗具有关的专场共7个，成交拍品606件（套），成交额为1.82亿元。紫砂茗具的拍卖曾在2011年达到高峰，10家公司共成交拍品1389件（套），成交额5.17亿元，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一个突破。尤其是去年中国嘉德的“顾景舟、韩美林《提梁磐壶》”、北京匡时的“顾景舟《云肩如意三头茶具》”、北京保利秋拍的“顾景舟《提璧组壶》”均超过一千万元。今年春拍，市场有所收缩，但北京翰海推出的“荆澜砂流——集藏珍品紫砂专场”，全场成交率也达87.22％，共成交8357万元，其中顾景舟的《大提壁壶》和《虚扁》分别以1288万元和1150万元成交。
邮品钱币方面，2012年春拍，中国嘉德、北京保利、西泠印社拍卖和北京诚轩四家公司共推出11个邮品钱币专场，成交5269件（套），成交率为70.64％，成交额1.27亿元，同比减少2.11亿元。
宗教艺术方面，2012年春拍，10家公司共有宗教艺术专场4个，成交208件（套），成交额1.48亿元，与2011年春拍基本持平。
铜镜方面，2012年春拍，10家公司共推出3个专场，成交156面铜镜，成交额达3700万元，平均价格为23.47万元／面，这156面铜镜中，北京翰海“鉴道明神一铜镜专场”中，一面海兽葡萄镜以1495万元的高价成交。
珠宝首饰及名表方面，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丰厚，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高端珠宝首饰及手表的需求也在日益扩大。今春，10家公司共推出5个专场，成交700件（套），成交额1.43亿元。其中，一百万元以上的拍品共有24件，而北京翰海的“天然翡翠满绿手镯”更以1702万元高价成交。
三、高价拍品和精品专场急剧减少
2009年以来，为迎合投资资本的需求，各大拍卖公司在高价位艺术品的征集上都下了极大的功夫，并一度在2011年春拍达到高峰，当时超100万元作品竟达3090件（套）。但受经济形势和投资环境的影响，去年秋拍开始，艺术品投资者一直热捧的高价位拍品数量明显下滑。时至今春，10家拍卖公司单件拍品成交额超过百万元仅有1679件，比2011年春拍的数量减少了1411件；这1679件拍品中，超过一千万元的有115件。超过五千万元的有6件，超过亿元的有3件。较2011年春拍的数量均减半。
（一）亿元拍品
1 中国嘉德的李可染《韶山-革命圣地旧居》以1.24亿元成交。成为今春首件超过亿元的拍品。
2 北京保利的李可染《万山红遍》，以2.93亿元创作者最高拍卖纪录。
3 北京匡时的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成交：这是继去年北京荣宝《吴门雅集》二十四开册页以1.49亿元成交后的又一套过云楼重要藏品。
（二）五千万至一亿元拍品
1北京保利的傅抱石《杜甫九日蓝耕会饮诗意图》以9200万元成交，该作品曾于2006年10月在北京永乐秋拍中以1120万元的价格成交；三年之后的2009年，再次出现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会场之上，当时的成交价为6002万港元。
2 北京保利的清乾隆白玉交龙纽“八耄念之宝”玺，以6900万元成交。
3 北京华辰的元青花鱼藻纹折沿盘以6888.5万元成交。
4 中国嘉德的“明周制鱼龙海兽紫檀笔筒”以5520成交。
（三）创纪录拍品
1 北京保利的李可染《万山红遍》以2.93亿元创作者最高拍卖纪录。
2 北京匡时的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创古籍拍卖最高纪录。
3 中国嘉德“明周制鱼龙海兽紫檀笔筒”以5520万元成交，刷新木制笔筒的拍卖纪录。
4 中国嘉德蒋廷锡《仿宋人设色图册》，以2530万元创作者最高拍卖纪录。
5 北京匡时的傅山《小楷金刚经册页》，以2070万元创作者最高拍卖纪录。
6 北京保利的清乾隆沉香雕仙山楼阁嵌西洋镜座屏，以2070万元刷新了中国沉香艺术品的拍卖纪录；
7 中国嘉德的钟莲生《汉宫秋月釉上彩瓷板》，以1242万元创作者最高拍卖纪录。
（四）精品专场
在精品专场方面，此次春拍10家公司成交率100％的专场共有8个，比2011春拍的34，个急剧减少。这八个专场分别是：
1 中国嘉德的翦淞阁文房宝玩专场以1.27亿元成交。中国嘉德自2006年首度开辟翦淞阁古代文房专拍即大获成功，之后两年一次的“翦淞阁专拍”几乎都是拍场亮点。无论是2008年的“道法自然：翦淞阁重要赏石收藏”专场、2010年的“陶冶性灵——文房清供专场”还是今年的“翦淞阁文房宝玩专场”，都让业内叹服，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翦淞阁”以文化为主线的经营理念，以及主人内心深厚的文人情怀。
2 北京匡时的“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以2.16亿元成交。“过云楼藏书”历经六世风雨坎坷，顾氏曾将之视若珍宝并终年秘藏，其藏书集宋元古椠、精写旧抄、明清佳刻、碑帖印谱800余种。其中四分之三已于上世纪转归于南京图书馆，此次匡时上拍这179种，1292册，是唯一留存在私人手中的国宝级藏书，特别传世孤本《锦绣万花谷》更是堪称全世界部头最大的宋版书。
3 北京匡时的故国情怀一明遗民书画作品专场以2.17亿元成交。
4 北京保利的八八人体大展重要作品专场以4502.8万元成交。
5 北京保利的吴冠中重要绘画作品专场以8602万元成交。
6 西泠印社拍卖的任伯年遗珍专场以2021.93万元成交。
7 西泠印社拍卖的中国首届明清御窑金砖专场以958.87万元成交。
8 中贸圣佳的中国当代画家郑百重专场以495.08万元成交。
此外。今年春拍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嘉德的“大观一中国书画珍品之夜专场”、“文心磊落一中国近当代文人书画集韵专场”；北京保利的“大明格古”；北京翰海的“翰海重要古董书画夜场”、“慧眼一天珠专场”；中贸圣佳的“中国书法楹联专场”；西泠印社拍卖的“岭南画派书画作品专场”、“文房清玩·田黄石专场”、“中国当代玉雕大师作品专场”；北京华辰的“苏绣文化专场”、“心画——二十世纪书法十大家”；北京荣宝的“珠宝、钟表及烟斗专场”；上海朵云轩的“金石缘书画专场”等。这些都是极具魅力或专业特色的专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当然，总体看，与以往相比，各大名家收藏专场、重要历史名品专场、精品集珍专场以及一些新门类拍品专场仍然减少许多。
四、对2012年上半年行业发展的两点认识
（一）2012年春拍的调整是健康的，有利于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长远发展
今年春拍事实上呈现两个特点，第一，成交量和成交率下降，但拍品价格水平并未下降；第二，高价位拍品急剧减少，但中低价位拍品成交稳健。这很大程度上是对之前社会游资及金融资本大量涌入，使得市场迅速升温的一种理性回调。本次调整，事实上是“去伪存真”、“化虚为实”的过程，在今年的拍场上我们看到。只要是好作品。价格并不会低；只要是适合收藏群体购买的东西。无一不成交，这说明市场正在回归理性、回归文化价值。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会是需求大于供给，并且两者间的缺口只会越来越大，因此，今年的春拍仅是市场阶段性的理性回归，调整期过后，市场依然将继更健康、持续地发展。
（二）行业诚信建设和标准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果
诚信问题，既是全社会关注的话题，也是影响拍卖行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经过市场20年发展，诚信已成为艺术品拍卖行业的发展共识。2012年上半年，全国拍卖业基本能认真遵守《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自律公约》，违法、违规、违约行为明显减少。截止8月中旬，全国已有154家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签署自律公约，占据了市场九成以上份额，成为推动市场发展的主流。
另一方面，针对市场诚信体系建设问题，中拍协艺委会2012年年会上，各委员企业一致决议着手制定“拍卖行业客户黑名单制度”，力图遏制买受人拖欠货款等行为，着力打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标准化建设方面。文物艺术品拍卖是我国拍卖业率先进入标准化建设的领域。目前，自去年秋拍以来，历时10个月的“第一届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标准化达标企业评定工作”进入收官的评定结果公示阶段。这一评定对参评企业从营业场所、库房到拍卖会场；从企业征集拍品、审鉴拍品、保管拍品、拍卖会申报到预展、拍卖、交割等整个拍卖程序的规范性做了全流程考评，是拍卖行业内部落实操作流程规范的一次大检阅，我们相信，在今后推出一批规范化企业的同时，将对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长远、规范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五、对促进市场发展的建议
（一）政府部门应给予文物艺术品拍卖业更为宽松、科学的政策环境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恢复仅仅20年。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行业基础相对脆弱，亟需政府部门在引导、规范行业发展的同时，给予必要的扶持。尤其是在国家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在国家鼓励文物回流的政策背景下，如何妥善解现阶段相关不利政策是促进我国文物艺术品交易市场发展的首要任务。
目前影响文物艺术品拍卖业发展的政策问题主要是：（1）实践证实未能实现立法者规范市场的初衷的“五位文博专家”问题。使企业担负着越来越重的聘用费用，而文博专家的供需缺口。也可能导致部分企业因聘请无门而不能继续维持企业文物拍卖资质。（2）高额的进境税政严重阻碍了海外文物回流，并削弱国际竞争力、引发市场资源外流的尴尬局面。（3）野生动物保护与文物保护两个领域的相关法律不相一致，使得象牙、犀角等竹木牙角文物的流传和交易受到影响，目前拍卖业已全面禁拍。（4）过于复杂的拍品报批程序，加长了拍卖企业运作周期，降低了文物艺术品拍卖业的整体市场效率。
（二）面对2012年秋拍，拍卖业要积极迎接挑战
在2011年全年的述评中，我们认为，2012年我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将进入一个激情回归理性、投资与收藏统一、发展策略调整以及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的时期。这一判断到现在已基本可以得到印证。面对不利的经济环境和政策因素，2012年秋拍，各拍卖企业应做好积极的应战工作。
第一，强化自身的定位及优势。从去年全国各地拍卖的情况看，企业已经意识到层次定位和拍品门类多元化的经营理念。也在近几期拍卖会中做了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一拍卖策略应继续坚持下去。
第二，想方设法推陈出新，另辟蹊径。拍卖的核心就是探索价值、发现价值并实现价值。今年秋拍，各拍卖企业应该重点在拍品征集的方式，专场设置的理念、拍品价值的开发和包装、拍品招商的手段等几个方面下工夫，推陈出新，另辟蹊径。
2009年,全市开展了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人民公园作为二十项民心工程之一进行了整体提升改造。人民公园是天津地区私家园林的代表,它的前身是津门富豪大盐商李春城的私家花园,名为“荣园”,始建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荣园仿照西湖园林设计,颇具江南园林特色。后因战争和自然原因使荣园楼亭颓废,树木荒芜,杂草丛生,一片凄凉。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经重建,于1951年7月1日正式开放,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人民公园”,后又经几次完善,使人民公园焕发了新的生机。公园内运用叠石理水与花木种植营造出江南园林的娟秀细致,厅、堂、塔、阁、榭、亭、廊等园林建筑穿插其间,布局自由,清新洒脱,与自然景观相互融合,达到完美统一,共同营造出闹市中的一片宁静安逸。经过多年的开放,公园内的设施陈旧、破损,部分古建筑由于年久失修已失去光彩。提升改造目的就是要对公园进行全面的、综合的整治,使之恢复当年的风采,同时又具有现代的园林气息。
我作为一名园林工作者有幸参与到其中,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修缮园内的古建筑。建筑作为园林要素之一在园林景观中起到重要作用,它是满足人们生活享受和观赏风景所必须的。我国园林古建筑既是功能需要的产物,又是工艺美术的作品,它通过砖石、木件、门窗、瓦顶、台阶、栏杆、油漆、彩画、匾额、对联、雕刻与山情水趣、土石花木及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创造人工的园林艺术。它源于自然风景美,创造人工的艺术美,使自然美和人工美得以巧妙结合,是协调人工与自然的对立统一而取得的艺术成就,这也是我国园林建筑区别于其他建筑的一个特点。此次修缮工程本着尊重历史,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要将古建筑的艺术美充分展现出来。
在施工中,位于公园东南隅的藏经阁是此次修缮工作的重点。藏经阁建于1886年,是天津最早的公园园林古建筑。在“荣园”几度兴衰中,藏经阁被人们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了各式各样的传说,其神秘色彩一直流传至今。归纳各种传说基本上有两种版本,一是为镇宅,二是为旺族。关于镇宅的传说大意是在公园的东南隅修建藏经阁是为了收去公园南面一片坟地给家族带来的灾邪之气,使李家平安;关于旺族的传说是李善人希望子孙后代求学上进而在公园东南隅“文昌位”处修建了藏经阁。虽然有各种传说但可以总结出一点就是都在渲染“风水”在古建筑中的影响。中国古建筑与神仙崇拜和封建礼教有密切关系,传统的“风水”在中国传统建筑选址、规划、设计、营造中几乎无处不在。这其中包含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心理学、生态、景观等诸方面的内涵,也包含着人类顺应自然的大量论述。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古建筑的特色之一。
藏经阁偏居公园一隅百余年,现已破败不堪,其间虽经几次维修但也都是对表面进行处理而未涉及结构,此次修缮是为满足对外开放要求而进行的,因此需要对藏经阁的结构进行重新验证。藏经阁为砖木结构,一层墙体为砖砌结构,主要起围护作用,二三层是全木结构带隔扇重檐四角亭,且四角亭由一层四根方木柱支撑,二层是双围柱共十六根木柱,木结构部分为传统古建木作。经测绘发现,位于藏经阁东南角的一层承重木柱下沉最为严重,沉降达30公分且牵扯其余三根柱均不同程度下沉,由于柱的不均匀下沉导致上层木结构榫卯之间的脱节情况严重,致使整个建筑从外观已经明显看出歪闪倾斜,如果不及时修缮将影响建筑和游人的安全。四周墙体虽也出现不同程度的酥碱现象,但因为墙体本身承重较小并且经过之前的维修,因此此次修缮并不需作过大改动。分析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归结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当时在建造藏经阁的时候已经是李家的后期,财力上的不足导致藏经阁在选材上并没有严格遵照营造尺,所选用木材除柱以外截面均较小,且在做法上也有与营法不符之处,如基础的处理就存在着问题;其次当时藏经阁的建造目的是出于对风水考虑,过多的是象征作用并没有考虑会负担很大的荷载,因此在设计上也就降低了建筑的等级标准;最后随着城市的发展,公园围墙外市政、房屋建设以及交通流量的飞速发展使得紧邻围墙的藏经阁的基础经受着超过自身承受能力的扰动。综上所述,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藏经阁的现状,这些问题是修缮藏经阁的关键。
根据藏经阁现状的勘验报告以及指挥部的指示,决定采取落架大修的方式彻底修缮藏经阁。由于木结构古建筑木构件的种类和数量繁多,且先前这些木构件都是手工制作,尺寸定有误差,又因木材含水率多少不同,干燥后收缩也会发生尺寸误差,因此即使相同的构件,变位安装后也会发生无法使用的现象。从而使古建筑改变了原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拆下来的木件逐一进行编号,并结合先前勾绘的大木结构草图以方便修配和安装,编号的方法参照大木位置号标写的方法。在拆卸过程中严格遵照修缮原则,将所有木构件以及易碎的瓦件均按顺序逐件拆解且编号后分类码放并做好防护措施。
对于藏经阁的问题最严重的基础部分采取了现代的施工技术即钢筋混凝土基础,保证了基础的坚固延年。墙体的也使用钢筋混凝土圈梁进行加固,且内外墙面均挂铁丝网抹灰。混凝土基础以上的古建部分依然按照营造则例的要求进行施工。由于四根方木柱埋入土中多年且未作防腐处理,使得柱根部糟朽严重,因此采用墩接柱根的方法对柱进行修缮,将糟朽部分截去,用刻半榫的方法换上新料,接茬部分用2道铁箍箍劳,柱根部做好防腐处理,铁箍进行防锈处理。根据先前的勘测结果证实藏经阁原结构使用的木料大部分不符合木结构做法的权衡尺寸,需要更换破损严重以及截面过小的木件。大木结构构件按照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规则制作,如藏经阁的角梁样式做法具有南方建筑的特点,为保持原建筑形式,换上的角梁其冲出的长度和翘起的高度与旧件保持一致。在安装阶段,按一般大木安装的程序进行,先内后外,先下后上,下架构件装齐后经过反复的认真检核尺寸、支顶戗杆、吊直拨正,然后再进行上架大木的安装。椽子、望板等木基层直接与灰泥接触,年长日久,屋面渗漏会造成椽望特别是檐头部分的糟朽腐烂,其中翼角部分又是椽望中薄弱部分,更易渗漏腐朽,藏经阁的椽望、翼角部分也是如此。对拆下的直椽、翼角椽、飞椽、翘飞椽等进行筛选,淘汰糟朽严重的,保留可以继续使用的,连同望板、瓦口等构件一并更换,新做的基层部分不仅要与保留的木件吻合还要与原建筑样式一致。因为原木结构歪闪严重,导致木装修部分被挤压变形,加之年久失修,需要全部更换,新做的隔扇、槛窗以及楼梯等均与原建筑样式相同。
藏经阁屋面部分按照传统的施工技术苫背、佤瓦,瓦件在原有的基础上添配,既节省了成本又达到了修旧如旧的目的。入口处的台阶以及二层平台的玉石栏杆亦按照传统石作工艺加工安装。墙面的装饰选用仿古面砖和花岗岩石板按照古建的墙体样式挂贴。为了与公园的整体风格相符合,营造轻松休闲的氛围,藏经阁的油漆彩画选择了苏式彩画贴库金的样式,彩画一新的藏经阁活泼生动、熠熠生辉。
经过修缮的藏经阁既保持了原有的建筑风格又重新焕发了园林古建筑的光彩,成为人民公园的一景,颇受游人好评。最终经过全体人员的奋战,提升改造后的人民公园以崭新的南方园林风貌,为市民提供一个高品位的文化生活和休闲娱乐空间。
通过藏经阁维修工程,不仅使我在工程技术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在思想上对古建筑的修缮与保护有了自己的切身的体会:要保护古建筑首先要知道它的价值,古建筑的真正价值不仅仅是它们的市场价格和历史研究价值,更重要的是古建筑本身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人类是文化的产物,没有文化也就没有人类和文明。意识里的文化是看不见的,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实体建筑形像十分直接的感知和认同自己的文化,可以清楚的体会到本民族最深刻的文化内涵与核心。因此,古建筑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载体。正是这种精神层面的价值意义使得古建筑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被人们遗忘,仍然在建筑领域占有重要地位,那些保留至今的传统古建筑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
如今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修缮这些古建筑,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附藏在这些古建筑中的中华文化的灵魂。藏经阁的修缮正是基于这个目的,通过勘测、设计、施工等环节的共同协作,在继承古人营造技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运用现代的施工技术和建筑材料,不仅解决了基础下沉的问题,并且保持原有建筑的样式不变,达到了修旧如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