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5 06:49:18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成功典范。从历史层面看，《三字经》的成功主要由于其集中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内在要求，与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相契合。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所言：你想在国家里得到什么，你必须在学校里投入什么。国家是什么，学校就是什么。《三字经》中，学习的目的就是“显亲扬名，光前裕后”，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上致君，下泽民”，上为君王尽忠效命，下为百姓造福施恩，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致君”。并且，《三字经》中宣讲的“三纲”“五常”正是维护封建社会君权、父权、夫权统治的精神枷锁，是处理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在封建社会中，这样“从娃娃抓起”的精神卫道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三字经》才会盛行，并出现了前文提到的清王朝规定儿童必学《三字经》的现象。
当然，《三字经》中也蕴涵着很多对于当今语文教育仍然有着十分积极作用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笔者拟就此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
一、养正于蒙――《三字经》的识字教学理念
《三字经》作为蒙学教材，肩负“养正于蒙”的使命，即在儿童启蒙之际施以正当的教育，来启迪儿童的智慧，培育儿童的品德，使之健康成长。所以，《三字经》在编写中尤其注重“识字”与“教化”的统一。
一方面，《三字经》作为专供蒙童习字的教材，识字教学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首先，《三字经》明确了识字教学的意义。“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知某文。”学知识就是学会算术和认字。这里，表明了编者对识字写字教学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识字写字教学是阅读和写作的前提，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其质量直接关系着语文教学的质量，还有以语言文字为基础工具的其他学科的教学质量。其次，《三字经》确定了蒙学初步识字量。《三字经》全篇共计1140字，用字数为520字。据有关方面统计，国家语委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表明，在常用的3500个字中，只要掌握500多个常用字，覆盖率就高达80%。《三字经》中选取的是古汉语当中的常用字，儿童耗时不多，即可掌握很大一部分常用汉字，这一识字量的选取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再次，《三字经》的编写符合儿童认知的特点。《三字经》三字成句，两两押韵，节奏整齐，过渡自然，读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同时，教材在编排上用意义识记而非机械识记，对于开发儿童智慧起到了促进作用。经初步统计，1140字的短文中，出现典故20处，如“孟母三迁”“孟母断机”“五子登科”“黄香扇枕”“孔融让梨”“赵普夜读”“编席抄书”“孙敬悬发”“苏秦刺股”等等。这些故事浅显易懂，生动有趣，儿童在故事的具体语境下学习生字，进行意义识记，事半功倍。
另一方面，《三字经》对于儿童的品德教化尤为重视。尊老爱幼、谦逊礼让、守职尽忠、勤奋好学等品质都是其一再强调的。通过感染、内化，从而促进儿童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在《三字经》中，识字教学和品德教化是互为表里、相互统一的，两者有机结合，从而真正实现“养正于蒙”。
二、综合建构――《三字经》的语文教育观
“文、史、哲不分家”的观点在今天仍深入人心。一方面，文、史、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我们学习的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既负载着过去，也传承着文化。 因此，语文教育与文化教育本身就无法割裂。另一方面，文化教育与语文教育是相辅相成的，语文素养的养成，需要深厚而广博的文化积淀。
在短短的《三字经》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文化内涵是相当丰富的。
在语文方面，首先，以《三字经》作习字教材，使学生掌握一些汉字的音、形、义，为其日后阅读、写作等学习打下良好基础，这一点不再赘言。其次，《三字经》全篇使用三言句式，单从句法的角度看， 其中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 既使得语言错落有致，又可以训练儿童的语言能力。例如 “头悬梁，锥刺股”“犬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等等， 这种三字句是主、谓、宾主要成分俱全的完整句子， 是童蒙学习句子的最佳范例。儿童通过反复诵读，可以培养语感，了解古代汉语的基本语法规范。再次，在阐述儿童蒙学的顺序之时，也传授了一些经典文学常识，比如《四书》的组成，六经的构成，《易经》之合称，“书”的几种体裁，《礼记》的作者与注者，《诗经》的风雅颂，何为“春秋三传”等等。这些当今大学生未必能一一回答的文学常识，古时蒙学童子已了然于心，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最后，在前文中也提到过，《三字经》中出现了众多文学典故，这既可以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同时对于儿童的语文积累也大有裨益。
在历史方面，《三字经》只用三百多字就概括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朝代更迭、帝王兴废的历史，洋洋洒洒， 蔚为大观，以史为鉴，以史育人。
关键词：《碧落碑》 书体杂糅 唐书学“博士”
一、《碧落碑》与唐初书体杂糅现象
绛州《碧落碑》，全称《李训等为亡父母造大道尊像》，青石质，圆首方座，高2.26米（其中座高0.24米、碑高2.02米），宽1.03米，厚0.21米。因其碑文有“栖真碧落，步飞黄庭”一语而得名。因碑之立碑时间为高宗总章三年，即公元670年，距大唐开国之时（公元618年）仅五十几年之隔，属于唐代初期。故我们考察《碧落碑》之碑文书体杂糅现象，需先从初唐篆书碑刻之整体状况入手（图1）。
篆书，至秦汉以降，历魏晋南北朝、隋，至初唐，渐成古文字学家专门之学。于书学之中，时遭冷落。然一直衰微的篆书，终在唐代开始渐渐复兴。从风格上看，初唐这一时期篆书书迹的特征为多体杂糅，而有失纯正。据析，有如下三种类型：
其一，受楷书影响，篆书至武德、贞观年间多为楷篆杂糅。以《胡永墓志》志文、《孝敏墓志》志文、《李彻墓志》志文、《谭伍墓志》志盖等书迹为代表。其中，部分字迹部件为楷篆合一。如《孝敏墓志》中“故”字，即“ ”（《说文解字》小篆写法“ ”），左侧部分为楷书，而右侧部分为篆书；《李彻墓志》中“ ”字，左侧部分为篆书，而右侧部分为楷书；类此另有《九成宫醴泉铭》碑额篆书。此类篆书书法艺术水平无法和秦代篆书相比，明显出现书体杂糅的现象。
其二，篆隶杂糅。唐初篆书书迹中以《李彦墓志》《潘基墓志》《屈突通妻墓志》等书迹为代表。如《李彦墓志》中“ ”、《潘基墓志》中“ ”。唐代隶书书法艺术水平很高，难免存在杂糅现象，就连欧阳询亦是如此，其所书《房彦谦碑》非隶非楷，楷隶杂糅，足以反映这一时期之书风主流。
其三，多体杂糅。这一特点，以《碧落碑》最为典型。其碑文为篆体，共21行，满行32字，除去空阙，实有630字。其中，用字和结体杂取钟鼎、古籀，兼及小篆等文，字体杂糅、来源不一。从字体来看，可分为古文、籀文和小篆三大类，还有一些已发生讹变的字。书者在选用字体时首先选取古文，包括《说文》所附古文、《三体石经》古文以及金文、简帛等材料上的古文；其次是《说文解字》中所有的籀文；再次就是小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字仅见于《碧落碑》。可见，该碑书者在处理《说文解字》、三体石经、金文、简帛等材料中所没有的文字时，往往用已有的古文、小篆作偏旁来组成新字（图2）。
除《碧落碑》外，另有《祎墓志》一例，该志刻于贞观五年（公元631），民国时河南洛阳出土，石现存千唐志斋。高39.3厘米，广41厘米。志文19行，满行18字。书兼楷、隶、篆三体，甚至一个字当中的形旁或声旁也用两种不同的字体。从书法角度来看，诸体杂糅是唐初这类墓志最大的特色。然此特点并非自其始，早在北魏时期，甚至汉代，这类作品就已有之。那么，《碧落碑》作为初唐篆书碑刻中多体杂糅的代表作品，是否仍然可以认为是汉魏北朝时期杂糅书风的延续呢？
二、北朝书体杂糅与唐代书学教育
书体杂糅现象，始自汉代。然汉代碑刻虽有书体杂糅现象，但并不多见。时至北朝，特别是东魏、北齐以后才有大量的出现。如北朝东魏兴和三年（公元541年）所立《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现存曲阜孔庙），无撰人姓名，书者是王长孺，书体篆、隶、真书杂糅。宋欧阳修评其字云：“右鲁孔子庙碑，后魏北齐时书多若此，笔画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类，疑其一时所尚，当自有法。又其点画多异，故录之以备广览。”（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行素草堂本。）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八《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跋》云：“碑尚完好，杂大小篆、分隶于正书中，盖自太武始光间初造新字千余，颁之远迩，以为楷式，一时风尚乖别。”
从出土的墓志碑刻来看，以《李仲璇修孔子庙碑》为代表，篆隶真书体杂糅现象，在北魏已经形成习惯。启功提及：“……自真书通行以后，篆隶都已成为古体，在尊崇古体的思想支配下，在一些郑重用途上，出现了几种变态的字体：……第二种是杂搀各种字体的一种混合体。这自汉《夏承碑》在隶书中杂搀篆体，已开其端。后世像《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北周《华岳庙碑》、唐邕写经记、隋《曹植庙碑》，等等，不但其中大部分字是那种技巧不纯的汉隶或真与隶的化合体，并且一些整字或偏旁随便杂搀篆隶形体。最特别的是西魏《杜造贤造像记》，在篆、隶、真之外，还有又似草又似行的字，真可谓集杂搀之大成了。”（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4年7月第一版，页39-40页）
由此可见，《碧落碑》实与北朝《孔子庙碑》之用字杂搀现象一致，都属于崇古观念支配下杂搀各种字体的一种混合书体。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有与北朝延续至唐的尊崇古体的思想有关；另一方面，尤为重要的是，《碧落碑》与唐朝帝王重视书法，提倡书学教育，重视文字学，并进行过大规模“正字”运动是否有一定联系呢？
唐初设立书学博士，虽时有兴废，但书学始终在国家教育体制中得以延续。康有为说：“唐立书学博士，以身、言、书、判选士，故善书者众。”（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干禄第二十六》）“书博士”首先于西晋时期在秘书省设立，这是书学博士称号的开始。从此，在国家政府机构设立“书博士”的制度得到确立。史载南北朝，书学博士亦有建立。隋朝于国子监中设立书学和书学博士，唐因隋制。唐代书学教学内容，教材有三：“以《石经》《说文解字》《字林》为颛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限三年业成，《说文解字》二年，《字林》一年。”（《唐六典》卷二十一）从唐代书学博士教授的教材来看，主要讲授文字训诂方面的字书，保持着“书学”以文字训诂为学问基础的古制。
唐代书学博士以文字字书教授专业，一方面是对前代书学传统的继承，殊不知，另一方面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至魏晋南北朝将近400年的政治分裂，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字异形”现象。唐兰说：“六朝是文字学衰颓，也是文字混乱的时期。”（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6月版，18页）文字不统一，一方面不利于人们的交流，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王政的统一，这种情况使得唐王朝在实现全国统一后，不得不花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大规模的“正字学”运动，王昶《金石萃编》卷十七《北魏·孝文吊比干墓》引《金石文字记》：
盖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异，莫逮于魏齐周隋之世，别体之字莫多于此碑，杂体之书莫过于李仲璇，而后之君子旋觉缪矣。自唐时国子监书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而颜元孙作干禄字书，张参作五经文字，唐元度作九经文字样，天下文始渐归于一矣。（清·王昶《金石粹编》中国书店1985年据扫叶山房本影印）
可见，唐代书学博士开设的文字训诂方面的字书，就是要教授学生“悉如古法”，改变过去文字不规范的现象，这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和国家对文字的统一要求。
所以说，《碧落碑》之书体杂糅现象，与其说是北朝杂糅书风现象的延续，不如说是深受唐代书学教育与正字运动等的政治文化环境因素之影响的必然结果。
三、《碧落碑》与李阳冰之篆书碑刻比较
据统计，唐代篆书家有一百六十余人，其中史料明确记载善篆之书家有三十余人，而其余百余人虽无史传，但均有优秀篆书书迹传世。众书家中以李阳冰最为著名。之所以把李阳冰之篆书拿来与《碧落碑》比较，其真正之用意，是在于借此考察当时篆书碑文用字取法状况。并通过比较得出一个结论，即《碧落碑》用字的诡异多变，并非“识字无多”之人所为。事实正好相反，《碧落碑》的结字情况，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唐人古文字使用的开放情况。
李阳冰的作品很多，但很多已亡佚，流传至今的已经很少。宋代《金石录》收录李阳冰的篆书作品有24件，明代的《金石林时地考》所记李阳冰的篆书作品有13件，朱关田所著《李阳冰书迹考略》所记李阳冰作品为64件。我们挑选几通有代表性的碑刻分析如下：
1.《缙云县城隍庙记》，李阳冰书，主体为小篆。但“典”从竹作“ ”，与《碧落碑》作“ ”者近。“乾”作“ ”，“其”作“ ”，“以”作“ ”，均与《碧落碑》同。
2.《怡亭铭》，李阳冰书其序文。其中，“而”字“见”字，均作“ ”，铭字所从之金作“ ”，均与《碧落碑》同。
3.《栖先茔记》（原石佚，宋代重刻，石存西安碑林），李阳冰书，篆文绝大多数与《说文》合。其、而、以字多见。写法与上引二碑同，亦即与《碧落碑》同。又兹作“ ”，异作“ ”，乖于《说文》而合于《碧落碑》。
4.《李氏三坟记》，李阳冰书，其中以、其、长等字写法与《碧落碑》近似；而作为偏旁的阜均作“ ”，“ ”均作“ ”，“行”均作“ ”，亦与《碧落碑》同。夜作“ ”，犹《碧落碑》之“亦”作“ ”，
由上述诸碑用字状况可知，在小篆基础上改易偏旁，增损笔画，乃至弃本字而用借字，以求美观匀称，实为唐代篆书家之习尚。而《碧落碑》之书者，实综合运用上述这些手法，并推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另外，《碧落碑》还有一个非常独特之处，即使用了三十多个假借字，这样以来就大大增加了辨识的难度。不难发现在《碧落碑》中，多次出现的同一个字，极少有相同写法，且字字有源有据。遂致碑文艰深难读，令常人望而却步。并非明代郭宗昌《金石史》所云：“此碑独以怪异奥人，以不可解，所以有扃户化鸽之说，而点画形象、结体命意杂乱不理，其高处不能远追上古，下者坠入近代恶趣……”（明郭宗昌《金石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可见，《碧落碑》文字奇古难识，如果没有相当的古文和书法功底，实在难以辨识和通读全文。因此，在立碑整整二百年后，唐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才有个名叫郑承规的人奉命用正书将碑文释出，刻于另外一石，以便后世识读和临摹。《潜研堂金石文跋》中就记载了这件事，说此碑“篆字奇古，小儒咋舌不能读，赖有郑承规释文稍可句读。……要非精研六书，博涉古今者不能辨也。自宋以来，篆书家奉此为金科玉律，莫敢轻易一字。”（王子正《碧落碑文点译注》后附清代钱侗跋）
《碧落碑》之用字杂搀现象，唐兰在《书碧落碑后》有曰：
此碑书于唐初，其时三体石经拓本尚存，雍邑刻石新出，峄山、泰山、会稽等刻石亦多传本，故碑中文字多有所本。除小篆及《说文》之古籀外，所采当以石经为最多 作者生材料极盛时，不能如怀仁集字之法，专取石经或秦篆以为一碑，而乃杂糅为之，诚为可憾，然其字多有所本，后人乃以怪异不可解目之，则识字无多之故，而不能归咎于作者也。（唐兰《怀铅随录·书碧落碑后》，考古社刊第五期，上海书店印行，1981年11月）
唐兰的观点，不仅肯定了《碧落碑》文字有所依据，而且进一步分析了该碑字体产生的客观性。当然，唐兰先生认为，碑字不能专取石经或秦篆以为一碑为缺憾。笔者以为并非作者不想专取石经（确切地说应该是古文）以为一碑，而是碑文字数多达630字，除去重复的143个字以及因残缺而无法识别的两个字，单字也多达485个，所以有很多字是《说文》古文和《三体石经》古文所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也只有退而求其次，兼取其它文字材料。作者“不能如怀仁集字之法，专取石经或秦篆以为一碑，而乃杂糅为之”也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
关键词：P.3315； 尚书； 古文
中图分类号：H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2-0111-08
陆德明《经典释文》始创于陈后主至德元年癸卯，即隋文开皇三年（583），其书唐时即已家弦户诵，及后周、北宋，乃次第校勘梓行[1]。据今所见敦煌写本《周易释文》（泰卦—易略例）（S.5735+P.2617）、《礼记释文·檀弓》（BD.9523）及日本奈良兴福寺所藏日钞《礼记释文》（中庸—昏义），知所谓显德、开宝校勘《释文》多是订正俗字、改易反切。较《周易》、《礼记》，《尚书音义》改窜犹甚，宋初即有“古文”、“新定”之别：
唐陆德明《释文》用古文，后周显德六年（959），郭忠恕定古文刻板①，太祖命判国子监周惟简等重修。开宝五年（972）二月，诏翰林学士李昉校订上之，诏名《开宝新定尚书释文》。咸平二年（999）十月乙丑，孙奭请摹印《古文尚书音义》与《新定释文》并行。从之。天圣八年（1030）九月十二日雕《新定释文》。[2]
敦煌写本《尚书释文》（尧典—舜典P.3315）即孙奭所谓“古文尚书音义”。据写本推想显德、开宝刊删之迹，其荦荦大者，一为陆氏《舜典》用王肃注，孔颖达《正义》则据姚方兴伪传，《新定释文》刊王就姚，以合《正义》；一为■增《切韵》，下更征及徐本《说文》。以上数端，前人辨之已详。然《古文尚书音义》与《新定释文》绝异之处，为“新定”将前者之“古文”尽数删去，诸家论述多有未及，今略议于下。
一 P.3315所谓古文分类
P.3315所标古文体例有“甲，古乙字”、“乙，古作甲”、“乙，古文作甲”三种，后周、北宋《新定释文》将“古乙字”、“古作甲”、“古文作甲”尽数删去。参照敦煌写本《古文尚书传》BD.14681②（下文省作北敦14681），可知甲乙之间所谓“古”、“今”对应关系实际包含三种情况：正俗对应、篆隶对应、古文今文对应。三种情况或可杂出并见，如正字、篆书、古文亦兼俗写。略举数例：
（一）正俗对应
甲为正字，乙为六朝俗字：
1.宅朔方{3}。P.3315：“朔，古■字”，谓当时■字古作朔。北敦14681字正作“■”，为当时俗字。
2.不格姦。P.3315：“姦，古姧字”。案：“姦”训私，“奸”训犯婬，姧蓋六朝俗字。
3.寇賊姦宄。P.3315：“宄，字又作宂，古文作■，皆音（軓）[軌]”。宂、■字皆宄字形讹，北敦14681字正作“宂”，系当时俗字。
（二）篆隶对应
甲为《说文》正篆，乙为隶变字形，穷举P.3315所见篆隶对应：
1. 光被四表。P.3315：“■，古表字。”■字残泐，当作■，为《说文》正篆■形小变。
2. 怀山襄陵。P.3315：“■，古襄字。”■为襄字正篆。下出孔传“襄上，时掌反”，是陆所见经文作“■”，传文作“襄”。又云“陵，古作■”，■系《说文》正篆■形小变。
3. 帝曰往。P.3315：“■，古往字，古文作■。”■为往字《说文》正篆。
4. 烈风雷雨弗迷。P.3315：“■，古列字”，“靁，古雷字”。皆《说文》正篆。
5. 肆类于上帝。P.3315：出“■■”，正始石经上字例作“■”，则“■”字所本当为《说文》正篆，段玉裁说“丄”字误，当作“二”，段说是。然陆时已误以“丄”为上。
6. 金作赎刑。P.3315：“■，古金字。”又“师锡帝曰”，字作“■”，金旁同。盖本《说文》正篆“■”，许以为金从今声。正始石经金字古文作“■”，似本《说文》金字古文“■”。
7. 禹拜稽首。P.3315：“■，古拜字，《说文》以为今字……今本止作拜。”案：拜字《周礼》、《说文》作“■”，■字从“■”形隶变，云“《说文》以为今字”者，谓《说文》以■（■）为正篆。又云“■，古首字”，亦《说文》正篆。
8. 垂哉。P.3315：“■，本又作■，皆古垂字。”字本《说文》垂字正篆■，下土形易作山形，北敦14681作■，下亦从山。
9. 夙夜惟寅。P.3315：“■，本又作■，古夙字，早也。”“■”、“■”皆本《说文》夙字正篆“■”，所谓“早敬也”。“■，本又作■，古夜字”，为夜字正篆“■”之形变。
10. 诗言志。P.3315：“■，古志字。”■为《说文》志字正篆。
（三）古文今文对应
1. 九族既睦。P.3315：“睦，古文作■。”本《说文》睦字古文“■”，正始石经正作“■”。
2. 黎民于变时雍。P.3315：“■，古变[字]。”案：变字正始石经作■，左旁为“■”字或其讹形，《汗简》兼收■、■两形，薛季宣《书古文训》从前一形。
3. 闰月定四时成岁。P.3315：“■，古成字。”本《说文》成字古文。
上述三类《释文》皆以“甲，古乙字”、“乙，古作甲”、“乙，古文作甲”出之，后周北宋刊定梓行时尽数删去。其中唯有正俗对应为刻版删削之势所必然，而古文今文对应中则包含丰富的文字信息，可以略知陈隋唐之际《古文尚书传》之隶古文字的基本面貌，甚至可以上溯推断正始石经的用字特征。同时，由于不能排除篆隶对应中《说文》正篆与隶古字形相合的情况{1}，因而下文将综合篆隶对应、古文今文对应两类，对梅本《古文尚书传》之古文来源进行分析。
二 梅本《古文尚书传》之古文分析
P.3315所据作音义者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传》，从中可见梅本隶古文字的来源：梅本古文多与正始石经古文或《说文》正篆、古文相合，并存在根据《说文》古文偏旁更造隶古奇字的现象。由于正始石经十不存一，其古文又与《说文》古文存在大量重合，所以仅当二者不合时，才能对梅本古文来源给出判定。
除上述两种情况，梅本古文显然存在另外来源，且往往与战国文字相合，密合程度甚至超过石经、《说文》，本文认为这部分古文很可能来源于《汉书》、郑玄经注等文献，即本自汉人对古文的基本认识。
（一）正始石经
正始石经古文往往与《说文》相合，如以《春秋·僖公》“济”作“■”（泲），正本《说文》分“济”、“泲”为二水，以“泲”当《禹贡》兖州济水，以“济”为常山郡房子县赞皇山所出之济水。《说文》全本《汉书·地理志》，之前《吕氏春秋·有始》、《史记·夏本纪》诸书绝无此说。是正始石经以“泲”为“济”，本《说文》无疑。
正始石经尚有一些古文于《说文》无征，或与《说文》不合，却合于战国古文，是石经除《说文》外别有所本。石经渊源多不可考，而字形则往往见于《汗简》、《古文四声韵》、《集韵》、《书古文训》诸书。据此可推，P.3315所谓“古文”于《说文》无征，而见于上述诸书者，很可能出自正始石经。
1. 以殷仲春。“■，古春字，古又作旾。”■为旾之形讹，战国文字春字或省艸，如■（《郭店·语丛一》【40】），正始石经作“■”，为写本所据。
2. 汝羲暨和。P.3315：“■，其器反，与也。”字当从水自声，《无逸》“爰暨小人”，郑玄《诗谱》作“爰洎小人”，洎与■一字。正始石经《皋陶谟》“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之“暨”古文作“■”（■、洎）。洎，《说文》以为“灌釜也”，典籍中多用为“溉”。又此篇“暨皋陶”，《说文》“臮，众词与也。……《虞书》曰：‘臮咎■。’”《禹贡》“淮夷蠙珠暨鱼”，《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作“蠙珠臮鱼”。北敦14681字已作“■”（臮），疑臮{2}、 ■（洎）皆眔字形讹，金文多以“眔”表暨与字。
3. 畴咨若时登庸。P.3315：“庸，古作■。”为《说文》墉字古文■之形变，即正始石经《皋陶谟》“五刑五庸”之“庸”字古文“■”。
4. 静言庸违。P.3315：“■，古静字。”案：正始石经《康诰》“今惟民不静”之“静”古文作“■”，左旁当为《说文》“青”字古文“■”讹变，实已讹作“丹”形。
5. 汤汤洪水方割。P.3315：“■，古割字，害也。”案：《多士》“有命曰：‘割殷’”之“割”，正始石经古文作“■”，于省吾说即“创”字，训为惩创。《汤誓》“率割夏邑”句诸日写本亦皆作“创”。或梅赜据石经《多士》以创为古割字，改全书割字为创，或诸割字正始石经本全作创，皆未可知。
6. 鲧哉。P.3315：“才，古哉字作才。”案：正始石经哉字古文例作“■”{1}。
7. 师锡帝曰。P.3315：“师，或作■。师，众也。古文作■。”案：正始石经师字古文作“■”，从帀、从倒■，《汗简》讹作“■”，与“■”形近。又《说文》师字古文“■”为“■”之形讹，字亦当从帀、从倒■。
8. 曰虞舜。虞，P.3315作“■”。隐元年《左传》孔疏“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引石经（案：为正始石经）古文作“■”，《汗简》、《集韵》同 [3]。
9. 帝曰俞予闻。P.3315：“■，古闻字。《说文》古作■，无此■字。”正始石经《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闻”字古文作“■”，与■正合。《玉篇》以■为古文闻{2}。
10. 敷奏以言。P.3315：“旉，古敷字。”正始石经《禹贡》“禹敷土”、《君奭》“前人敷乃心”之“敷”字古文分别作“■”、“■”。
11. 宽而栗。P.3315：“■，古栗字。字又作■。战栗也。”“■”字本《说文》栗字正篆■，“■”同正始石经《皋陶谟》“宽而栗”之古文“■”，与战国古文相合，字从三■。《说文》栗字古文作“■”，谓从西从二■，非是。
（二）说文
《古文尚书传》明显参照了《说文解字》，其经文显然参考了《说文》正字，其隶古字形或合于《说文》正篆（详前）、或合于《说文》古文、籀文，甚至有据《说文》“或体”改换经文情况{3}。
1. 本《说文》“正字”者，如“舜讓于德”，P.3315出“攘”。案：《说文》“攘，推也”，“讓，相责讓”，许义推让之本字从手作“攘”，责讓之本字从言作“讓”。上“允恭克讓”，《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颜注“攘，古讓字”。此《释文》虽不以攘为古讓字，仍可见《古文尚书传》从《说文》正字作“攘”。
（1）克明俊德。 P.3315：“悳，古德字。”《说文》分别“悳”、“德”二字，以“悳”为正字，而时皆以从彳之“德”表“悳”。
（2）曰暘谷。P.3315：“暘，古陽字。”《说文》以“陽”为“高明”，以“暘”为“日出”，陆义其时“陽”、“暘”字不别，“陽”亦可用表日出字。
（3）胤子朱啓明。P.3315：“启，古文啓字。”《说文》“启”训开，从攴之“啟”为启发开教字。
（4）懷山襄陵。P.3315：“褱，古懷字。”《说文》以从心之“懷”为念思字，以从衣之“褱”为包夹字。故《古文尚书传》字从衣作褱。
（5）父顽母嚚象傲。P.3315：“奡，古敖字。”本《说文》“奡，嫚也……《虞书》曰：‘若丹朱奡。’读若傲。”梅本以奡为傲嫚之正字，今文《尚书》傲嫚字多作“敖”{4}，故陆云“奡，古敖字”。正始石经敖字古文皆作“■”，或亦本《说文》。
（6）五典克從。P.3315：“■，古從字。”《说文》以“从”为“從”本字，■即从字讹变。
（7）四罪而天下咸服。P.3315：“辠，古文罪字，从自辛，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从■（网）非之{5}也。”陆氏正本《说文》。《说文》“辠”下云“犯法也……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罪”下云“捕鱼竹网。从网非。秦以罪为辠字”。
（8）蛮夷率服。P.3315：“■，古率字。”案：《说文》以率为捕鸟之毕，以■为训将、帅之本字。正始石经率、帅字例作“■”（《君奭》“■惟兹有陈保乂有殷”），与战国简牍“■”（清华简《系年》【47】）字形相合，中间部分从止从率省。则作“■”者当本《说文》无疑。
（9）禹拜稽首。P.3315：“■，古稽字。”■即■字，《说文》“稽，留止也”，“■，下首也”，以■为稽首之本字。
（10）草木鸟兽，P.3315：“艸，本又作屮，古草字。”案：《说文》“屮”，“古文或以为艸字”“艸”，《说文》以为草木百卉之本字，“草”则“草斗栎实”字。
2. 本《说文》“古文”或“籀文”。
（1）九族既睦。P.3315：“睦，古文作■。”本《说文》“睦”字古文“■”。正始石经《尧典》作■，亦本《说文》。
（2）历象日月星辰。P.3315：“■，古文辰。”■本《说文》辰字古文■，《说文》以辰字从二（上）。
（3）以正仲冬。P.3315：“冬，古作■，古文作■也。”陆所见冬字古文从冬从日，或从夂从日，后一形本《说文》冬字古文■。
（4）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P.3315：“■，本又作■，皆古■字，居其反。”■当即《说文》期字古文“■”之形讹。下“亓，古其字”，亓正作■。北敦14681即作■，同陆德明所见或本。又云“旬……古文作■”，■为《说文》旬字古文■之形变。
（5）闰月定四时成岁。P.3315：“■，古成字。”本《说文》成字古文。
（6）畴咨若时登庸。P.3315：“■，古畴字，谁也。”案：《说文》“（小徐本无此四字）。《虞书》（段玉裁说当作《唐书》）：‘帝曰■咨’。”“■，谁也……■，古文畴”。许意谓此字本训谁，字当从口、从言（如詶字），以从口之“■”为本字，■所从之■即古文畴（■下云■为■之省）。而许所见一本从白作■，许以为此■字本为语词，借■表“■”。
（7）胤子朱啓明。P.3315：“■，古文■字。”疑■字本《说文》胤字古文■。“■，古文子”，本《说文》子字古文。
（8）慎徽五典。P.3315：“昚，古慎字。”“■，古文五字”，本《说文》慎、五字古文。
（9）纳于大麓。P.3315：作“内”，又云“■，古文鹿字”，■为《说文》麓字古文。
（10）受终于文祖。P.3315：“■，本又作■，皆古终字。”■即《说文》终字古文■，■字与《集韵》“■”字相类，下当从仌。
（11）璇玑玉衡。P.3315：“■，古璇字，音旋。”“■，古衡字”。■、■本《说文》璇、衡字古文。
（12）肆类于上帝。P.3315出“■”，为《说文》帝字古文。
（13）至于岱宗。P.3315：“■，古至字。”本《说文》至字古文。
（14）修五禮。P.3315：“（■）■，古文礼。”■、■本《说文》五、禮字古文。
（15）歸格于艺祖。P.3315作“■，古歸字”，本《说文》歸字籀文。
（16）敷奏以言。P.3315：“奏，如字，字又做奉，古文作■。”奉、■疑为《说文》奉字篆书、古文■、■之形讹。
（17）肇十有二州。P.3315：“■，古文州字。”本《说文》州字古文。
（18）封十有二山。P.3315：“■，古封字。”本《说文》封字古文■。又《说文》封字古文又作■，为正始石经■（《康诰》“封女念哉”）字所本。
（19）鞭作官刑。P.3315：“■，古文鞭字。”本《说文》鞭字古文■。
（20）窜三苗于三危。P.3315：“弎，古文三字。”本《说文》三字古文。
（21）帝{1}乃殂落。P.3315：“殂，本又作■，古文作■，皆古俎字，才楛反，死也。马郑本同，方兴本作帝乃徂落。”是马郑王本作“放勋乃殂”，姚本作“帝乃徂落”。■、■皆本《说文》殂字古文■。
（22）柔远能邇。P.3315作“■，古文邇。”能、耐古通用，详下。■本《说文》邇字古文。北敦14681作“■”，仍用古字。
（23）蛮夷率服。P.3315：“■，古文服字文{2}。”本《说文》服字古文“■”。
（24）亮采惠畴。P.3315：“■，古文惠字。顺也。”本《说文》惠字古文“■”，今知“■”字义实为助[4][5]，与惠非一字。
（25）伯禹作司空。P.3315：“■，古禹字。《说文》古文作■”，案：字即战国文字“■”（《上博三·子羔》【10】）上半形讹。
（26）禹拜稽首。P.3315：“■，古拜字，《说文》以为今字，云古文作■，又作■。今本止作拜。”案：拜字《周礼》、《说文》作■，■字从■形隶变，与金文拜字合；■、■字本《说文》■字古文■，正始石经古文作■，《集韵》作■，字从二手，与战国楚文字■（《郭店·性自命出》【21】）形相合。
（27）让于稷、契暨皋陶。P.3315：“■，古稷字，官名。”本《说文》稷字古文■。
（28）熊罴。P.3315：“罴，彼皮反，古文作■。”■即《说文》罴字古文■，皮声与罢声音近可通。
（29）刚而无虐。P.3315：“■，古刚字，古文作■。”案：“古文作■”，谓《说文》刚字古文作■，陆所据隶古定本作■。今知战国楚简多以■表强；■则为冶，与■非一字。
（30）诗言志。P.3315：“■，古诗字。”本《说文》诗字古文。
（31）百兽率舞。P.3315：“■，古舞字。”■本《说文》舞字古文。
（32）谗说殄行。P.3315：“殄，古文作■。”本《说文》殄字古文。
3. 还有一部分可能是误会《说文》或据《说文》所造古文。
（1）九族既睦。P.3315：“旡，古既字。”盖以《说文》“■”之古文作“■”，故以“旡”当“既”。
（2）宅朔方。P.3315：“■，古方字。”龚道耕说为匚字行书，是。薛本方字皆作匚。盖据《说文》匚字“读若方”。
（3）嚚讼。P.3315：“■，古文嚚”字，案：《说文》嚚字古文作■，■字当为■字之省。■、■皆臣下增■形。
（4）静言庸违。P.3315：“言，古作■。”案：《说文》诰字古文作■，从廾从言，■疑从■形。
（5）四岳。P.3315：“亖■，古岳字。”■上半为丘字所从北形之讹。
（6）嫔于虞。P.3315：“■，本又作姘，皆古嫔字。”先秦古文多以■表宾，《说文》宾从■声，故梅赜书以■当嫔。
（7）受终于文祖。P.3315：“（■）■，古文祖字，古‘示’边多作‘■’，后放此。”案：“■”盖即彣之形讹，云“古‘示’边多作‘■’”者，盖本《说文》示字古文作■，禮字古文作■，遂以示旁皆作■，正始石经示部古文作■，亦本《说文》。下“修五禮”，P.3315“禮”作“■”可证。
又“徧于群神”，P.3315：“■，古神字。”左旁即■，右半从申字小篆。又云“又作■”，疑即《说文》神字正篆■之讹写。
（8）让于夔龍。P.3315：作“■，本又作■，古龍字。”■形盖本《说文》“从肉飞之形，童省声”。
（9）无相夺伦。P.3315：“奪，如字，或作古敓字。”北敦14681作“夺”。案：作“敓”者，《吕刑》“夺攘矫虔”，《说文》：“敓，强取也。《周书》曰：‘敓攘矫虔。’”《广韵》亦云：“古《周书》曰‘敓攘矫虔’”，陆贽论裴延龄“《书》曰或遭寇贼敓■”，诸隶古写本《吕刑》皆作敓■，元朗所见或本遂以敓为古夺字，而改《尧典》此句为“敓伦”。
（三）其它来源
敦煌写本《尚书音义》与《古文尚书传》之“古文”除《说文》古文与正始石经古文外，仍然存在其它来源。如“氒”字《说文》以为“读若厥”，正始石经例作“■”，为“厥”形诘曲写成；而《古文尚书传》训其之厥字例作“氒”，与商周金文、战国文字用法相合。又如《说文》、正始石经“乃”字，《古文尚书传》例作“廼”，与《汉书》“乃”字皆作“廼”用法相合{1}。
1. 最显者为本《汉书》古字，上举《古文尚书传》本《汉书》“乃”字皆作“廼”即是。又如：
（1）懷山襄陵。P.3315：“褱，古懷字。”《说文》以从心之懷为念思字，以从衣之褱为包夹字，此同《说文》正字褱。而《汉书·地理志》此字“懷”正作“褱”，颜注“褱，古懷字”。
（2）明明扬侧陋。P.3315：“仄，字又作庂，古侧字。”《汉书·循吏传》“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又班氏《北征颂》曰“拔所用于仄陋”{2}。盖唐人误以为仄侧古今字，遂改字作“侧”，北敦14681、唐石经皆作“侧”。
（3）放■兜于崇山。崇，P.3315作■，为崇形上下互易。《汉书·地理志》以颍川郡崈高为中岳所在，颜注“崈，古崇字”。
（4）伯禹作司空。P.3315：“柏，古以此为伯仲字。”《西伯戡黎》“西伯”字，《释文》云“亦作‘柏’”。案：《汉书·古今人表》多以“柏”为伯，《开母庙石阙铭》（安帝延光二年）有“柏鲧”，《穆天子传》郭注云“古伯字多从‘木’”。
（5）惟时懋哉。P.3315作“（楙），古茂字”，《汉书·律历志》“林钟……助蕤宾，君主种物，使长大楙盛也。”颜注“楙，古茂字也。”又《开母庙石阙铭》“芬兹楙于圃畴”，皆以楙表茂。
（6）益哉。P.3315云“■，字又作■，古益字。咎■子名{1} 。”■、■即■字，为《说文》嗌字籀文。案：《汉书·百官公卿表》“■作朕虞”，颜注“■，古益字也。”段玉裁说《汉书》伯益字惟此一处作■，余不尔。《汉书》多古字，此其存者。段说是{2}。
（7）伯夷。P.3315作“柏■”，北敦14681同。《汉书·古今人表》作“柏夷”，作柏同。金文多以尸、■当夷狄字，《汉书》每用古字■表夷，见《高帝纪》、《樊哙传》“司马■”、《地理志》“■江在西北”。
（8）教冑子。冑，今文《尚书》作“育”，训为幼稚、养育{3} 。《汉书·礼乐志》作“冑”，释为国子。P.3315作“■■，王云‘冑子，国子也’，马云‘冑，长也。教长天子之子弟’。”马融义同今文，训为长养{4}。郑王同《汉书》，说冑子为国子 {5} ■为《说文》子字古文。
（9）简而无傲。P.3315又云“■，古简字”。■盖即柬字，《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遴柬布章”，颜注引晋灼“柬，古简字也”。战国古文多以柬表简。
（10）歌永言。P.3315：“哥，古歌字。”《汉书·艺文志》引作“哥”，《说文》“哥，声也……古文以为謌字”，謌字《说文》所无，《玉篇》云同歌。是班、许所见古文以“哥”表“謌”、“歌”，故梅赜《尚书》同之。
2. 本其它汉人古文者：
（1）以闰月定四时成岁。P.3315：“定如字，古文作■，《说文》以■为古文正字也。”■即《说文》正字古文，陆所见本或假■（■）为定。案：《开母庙石阙铭》“百川是■”，亦以■为定。
（2）有能俾乂。P.3315：“■耐{6} ，古能字。”《礼记·礼运》“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郑注“耐，古能字”。《乐记》“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郑注“耐，古书能字也”。
（3）流宥五刑。P.3315作“■”，《玉篇》所谓古文流。“■”字汉碑习见，如《礼器碑》、《张寿碑》、《史晨前碑》等；又汉碑“不”往往做“■”形，而与“■”形相近，如《郙阁颂》“莫不创楚”、《韩仁铭》“不幸短命”之“不”。又疑本战国流字作■（清华简《金縢》【7】）之形。
3. 又有一部分古文虽无法考订来源，却往往与先秦古文字用法密合。如“下民其咨”，P.3315“■，古其字”，■即亓字，《说文》“丌，下基也”，以“其”为“箕”之籀文；正始石经分别“丌”、“其”字，以“丌”为“基”之古文（《君奭》“我弗敢智厥基永孚于休”），正本《说文》。《释文》以“亓”为“古其字”，未详所本，但与战国简牍用法相合。
（1）格于上下。P.3315：“格……古作■。”案：正始石经凡“格”字皆作“■”。（如《君奭》“伊陟臣扈■于上帝”、“天寿平■”、“矤曰其有能■”）。是陆德明所见古文本有假“■”表“格”者。
（2）以闰月定四时成岁。P.3315：“■，古岁字。”字与金文■（毛公鼎）形相合。
（3）放齐。P.3315：“■，古齐字。”案：正始石经齐字古文例作■，亝字或为齐之隶变，或本战国■（《郭店·缁衣》【38】）字。
（4）绩用弗成。P.3315：“■，古弗字。”正始石经弗字例作■，■字阮元、陈寿祺说象黻文所谓两弓相背之形。案：黻文《考工记》、《说文》皆云黑青相次，孔传云两己相背，两弓相背之说未闻。疑■为“弼”字省形，假“弼”为“弗”。《张寿碑》“弼紫微”之“弼”作“■”形（据《隶释》卷7）。薛本“弗”字皆作“■”{7}。
（5）四门穆穆。P.3315：“■，古穆字，古文作■。”■字与金文■（克鼎）形相合，■当为■之讹变。
（6）询事考言。P.3315：“丂，古文考”。丂字见正始石经《皋陶谟》古文，用作“巧”，正始石经以“丂”为“巧”，本《说文》“丂，古文……以为巧字”，《古文尚书传》以“丂”为“考”。
（7）肆类于上帝。类，P.3315作“■，字又作■，古类字”，案■、■皆《说文》“■”字小讹，训“血祭肉也”，帅声、类声音近可通，是梅本《尚书》假“■”表“类”。
（8）同律度量衡。P.3315：“■，古度字，丈尺也。《说文》以为古文宅字。”案：正始石经《尧典》“宅南交”之“宅”古文作■，《多方》、《立政》“宅”字古文作■，正本《说文》宅字古文“■”、“■”两形。《说文》、石经皆以■为宅字古文；梅本以■为度古文，必别有所本。或古文《尚书》“宅”字今文《尚书》多作“度”，遂以■为度古文，亦未可知。
（9）眚灾肆赦。P.3315：“■，本又作■，皆古灾字。”■为灾之形讹，■字未详，疑从火乃声，或古文借■表灾。
（10）百姓如丧考妣。P.3315：“丧，古作■。”■与先秦古文“丧”字写法相合。
（11）三载四海遏密八音。P.3315：“■，古海字”。金文、战国文字水旁或在下。
（12）惇德允元。P.3315：“惇，本又作■，皆古敦字，厚也。”■为惇字正篆。《汉官仪》灵帝策书“司徒胡广，惇德允元”，《孔彪碑》“惇懿允元”，至唐石经字皆从心作惇。陆云惇、■皆古敦字者，盖因成十六年《左传》“民生敦厖”，《国语·周语上》“敦庬纯固于是乎成”，《衡方碑》“敦厖允元”，遂以惇敦为古今字。
（13）让于稷契暨皋陶。P.3315：“■，古文作■，皆古偰字，息列反，臣名也。”案：《说文》分别偰、契，以偰为商祖名。■字即《广韵》偰字古文。战国文字作“■”（《上博三·子羔》【10】）。
（14）播时百谷。P.3315：“■，古文（橎）[播]，波佐反，敷也。字又或作■，亦古（橎）[播]字。”■为《说文》播字古文，■为《说文》番字古文，陆所见本借■表播。
（15）予击石拊石。P.3315：“石，古作■，磬。”石训磬，郑王同。《集韵》石字古文作“■”，与战国■（《郭店·缁衣》【35】）字相合。■为■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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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语大字典》 失收字形 《法苑珠林》 俗字
大型字典力求收字齐备，但由于种种原因，散见于古代文献的俗字别构仍有不少被遗漏。本文以唐释道世编撰的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为例，补充《汉语大字典》失收的若干俗字。所据《法苑珠林》的版本系《中华大藏经》第71、72册所录《赵城金藏》本或《高丽藏》本。
（1）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张）绚便躬捶之，一下即无复活状。（卷七八，72412b。即72册、412页、中栏，a、b、c分别代表上、中、下栏。下同）
按：“”本作“”，《广雅・释诂三》：“，死也。”王念孙疏证：“《玉篇》《广韵》并云：‘，欲死。’《匡谬正俗》云：‘屈伸欲死之。’”此训与《珠林》（《法苑珠林》的简称，下同）例合。“”调整结构即作“”；而“夕”“歹”形似，且“夕”又与二字字音相近，故“”“”的意符“歹”又换作“夕”。“”的声符“析”俗又作“”，《玉篇・手部》：“，俗析字。”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字形。二字《大字典》（《汉语大字典》的简称，下同）皆失收，可补。
（2）以麻油杂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同见。（卷六一，72159a）
按：“”为“胭”的俗字。“胭脂”本是一种用于化妆和国画的红色颜料，取于燕支草，故本作燕支，后常作“脂”。据卷后《校勘记》，《普宁藏》本即作“燕支”，《清藏》本作“脂”；中华书局校本亦作“脂”。至迟在宋代时，“脂”已经可以写作“胭脂”了。《广韵・先韵》：“胭，胭顶。”周祖谟校“顶”作“脂”。本例中的“”则又为“胭”的换意符字，这是受到“粉”等字的类化影响，《说文・米部》：“粉，傅面者也。”《玉篇・米部》：“粉，可饰面。”“粉”最初是表示脂粉的，所以化妆类的字有时会受到“粉”偏旁类化而从“米”旁，如《集韵・阳韵》：“，《文》：‘也。’或作。”《古今韵会举要・阳韵》：“，《说文》：‘饰也。’……徐曰：‘今俗作。’”“”的俗字别构都以“米”作为意符，可资比勘。“”字《大字典》失收，可补。
（3）烧铁为食，融铜灌。（卷四八，71947c）
（4）蝇入喉，令吐虫动，则便大吐。（卷六七，72258c）
按：“胭”为“咽”的换意符俗字。《集韵・先韵》：“咽，《说文》：‘嗌也’，谓咽喉也。或作胭。”“”则又为“胭”的俗书，《干禄字书》：“因，上俗下正。”《大字典》已收“因”“咽”“恩”的俗书“”“”“”，故亦当收录“”字。
（5）即以铜箸贯穿其耳，若过者便与多价，其半者与价渐少，都不通者全不与直。（卷一七，71454c）
（6）故《七佛经》云：“护僧伽蓝神，斯有十八神：……十六名听，十七名视，十八名视。”（卷三九，71825c）
按：“”为“”的讹俗字。“”篆文作“”，隶定当作“”，不过字形中的“”多讹作“去”，如北魏《元宝月墓志》作“”、《李挺墓志》作“”、隋《张受墓志》作“”、《藏质墓志》作“”。《干禄字书》：“，上通下正。”则径以“”为正字，“”反而成俗字了。可知“”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既常见又通行的字形，《大字典》失收，可补。
（7）视不见日月者，谓受罪之处，窈窈冥冥，无有出期。（卷六六，72252c）
（8）诸天世人，所见敬。（卷八一，72445b）
按：“”为“仰”的俗字，《干禄字书》：“迎，上通下正。”可以比勘。“”“印”篆文分别作“”“”，隶变后仅一横之差，故俗书多有讹混。“”字《大字典》失收，可补。
（9）凿山室，接梁通水，绕寺华果菜充满，今有僧住。（卷三九，71829b）
（10）食布衣，一中而已。（卷六三，72200a）
按：“”为“蔬”的俗字。“蔬”的声旁篆文作“”，隶变作“疏”，亦不妨作“”。《大字典》“疏”“”皆收，而“蔬”“”二字却只收前者；《珠林》既见“”字，《大字典》可补。
（11）故《楼炭经》云：“南阎浮提种类差别，合有六千四百种人。但总彰大数，不别其名。”（卷二，71184c）
（12）弟子问言：“是何女人？”答言：“是舍卫城中大萨薄妇。……。”（卷二一，71518a）
按：“”为“此”的简笔俗书，西汉时期已然如此，如《孙子兵法》作“”、《孙膑兵法》作“”、《武威简》作“”；《干禄字书》：“此，上通下正。”“”字于古多见，《大字典》失收，可补。
（13）有一主，名曰师子，将五百人，欲过此路。诸人恐，畏不可过。主语言：“慎莫畏，但从我后。”（卷二七，71599b）
按：“”为“商”的俗字，中华书局校本即作“商”。“商”本作“”，《说文・贝部》：“，行贾也。从贝，商省声。”段玉裁注：“俗作，经传皆作商，商行而废矣。”可知“”俗作“”；俗书“商”“”不分，所以“”又作“”。“”字《大字典》失收，可补。
（14）萨薄主语众人言：“船去太疾，可舍。”（卷三四，71739c）
按：据卷后《校勘记》，此处的“”字《资福藏》《碛砂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高丽藏》诸本均作“帆”，中华书局校本亦作“帆”，可知例中的“”为“帆”的换旁字，字形侧重点从质地转移到属性。《大字典》已收的“”“”与“”形似，但二字皆为“”的俗字或异体字，有“船舷”“船”两个义项，皆与作为“帆”换旁字的“”无关。鉴于“”字与“”“”形体类似而意义有别，《大字典》有必要补收。
（15）若蝇之乐臭尸，似飞蛾之投火聚。（卷七三，72345b）
按：“蝇”即“蝇”，“”受“蝇”的类化而换旁从“虫”作“”，《大字典》失收。很多汉字文化圈国家，尤其是日本现在还保存很多变异的汉字字形，日本汉字中就还有“”字。这种始见于我国古籍的俗字，《大字典》应当收录。
（本文系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法苑珠林》俗字研究”[项目编号：G13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71、7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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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公.碑别字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4]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编.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
简而言之，一如近现代的学前教育和初级小学阶段的教育。蒙教通过幼教、蒙教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开启儿童认知自然与社会的智能，引导儿童道德品性与规礼习行，教授儿童“经世致用”之才能。正是在古代幼儿教育、蒙学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中国人，才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火种。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诸多蒙学书籍和文献中，惟《三字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被尊奉为“袖里《通鉴纲目》”、“蒙学之冠”。
一、《三字经》在蒙学教育中的地位和社会影响
何为蒙学?蒙，取自《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1)童蒙，即初入学的儿童。蒙学，《辞海》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2)由此可见，古代的蒙学近似于当代的学前教育和初级小学教育。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上起周秦，下迄民国，用于蒙学教育的书籍或文献随着社会历史的递进而增益。据张志公编的《蒙学书目稿》统计有580种之多。徐梓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在此基础上作了增补，达到1300余种。蒙学教育的书籍虽然门类繁多，但基本义理都是为启智、认知、修心、养性、立德、规行等必须遵循的教范。
在诸多的蒙学书籍文献中，有一本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就是《三字经》。
《三字经》从问世起，就以其难以比拟的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那么，《三字经》是出自何人之手呢?明代黄佐的《广州人物传·十》、明末诸生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十一》、清代恽敬的《大云山房记·二》都记述为是宋代末年区适子撰著，依据出自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有“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作。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之语。更有人迎合此说补证为“南宋末年区适子所撰，黎贞增广”;清代邵晋涵诗在其《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中断定为：“《三字经》，南海黎贞撰。”清代夏之翰在其《小学绀珠·序》中提出了：“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认定为《三字经》是南宋学者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1223～1296〉)撰著;清代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叙》中也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外子弟之发蒙者，咸恭若球刀，”明确认定《三字经》是王应麟所撰。经当代学者研究，清人夏之翰、贺兴思的论断是可确信的。《三字经》问世后，虽屡有人因应世事变化做了诸多适变增删，依佘人之见，这些增删本非但无有多少增益，反而留下了明显的斧砍雕凿的痕迹，对《三字经》时代特征及其思想蕴含有所损毁。
在《三字经》出现之前，传统蒙学读物的句式主要是四言句式。《三字经》以三言句式这一新的面貌出现，从形式上对传统读物进行了创辟性革新，而且这种革新符合儿童阅读习惯。明人赵南星说：《三字经》“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说：《三字经》“淹贯三才，出入经史”。“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3)清人王相称《三字经》是“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在《三字经注解备要·叙》中认为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近代章太炎称赞《三字经》：“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是一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内容丰富的启蒙读物，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堪称“蒙学之冠”。
《三字经》不仅对本民族、本土文化影响巨大，而且很早就在少数民族中传播。清代出现了陈格敬翻译的《满汉三字经》、崧岩富俊翻译的《蒙汉三字经》等，由此可知《三字经》在清代已为兄弟民族所接受;清雍正五年(1727)订立《恰克图界约》后，沙皇政府派来中国的学艺者就是以《三字经》为识字课本的。后来又被翻译成俄文，跨国界走出国门。道光九年(1829)俄国又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汉俄对照三字经》，在俄国知识界和公众中广为诵读使用，被喻为“十九世纪的百科全书”;道光十五年(1835)，由美国传教士出版的英文译本，被视为风靡世界的华夏八大古籍之一;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新英译本《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
二、《三字经》深邃义理和丰厚的文化蕴涵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动力，这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一词源于《易传·乾卦》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即时间不断的流逝，天体始终运转不止，君子应当仿效天体的这种精神，奋发有为，勉力向前，永不滞步。这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是个人健康成长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三字经》贯穿的基本的思想理念。
《三字经》的内容分为六个部份，每一部份有一个中心义理。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长为“经世致用”之材;从“为人学，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教导儿童要懂礼仪、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从“知某数，识某文”到“此十义，人所同”告知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有数字、四时、四方、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简明扼要，一应俱全;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展示古代重要典籍和教授儿童习学的规程，胪列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等儒家典籍和部份先秦诸子的著作;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表述的是从伏羲神农至清代的朝代更替递嬗，中国两千多年变革发展史尽在其中;从“口而诵，心而维”至“戒之哉，宜勉力”劝诫习学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自幼打下坚实的“治世”知才基础，长大才能有所作为，“上致君，下泽民”……
古代蒙教注重以人为本，首要目的是授教“做人”，教导“修身”。《三字经》的开首语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在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争议向无定论。老子认为：人性像水一样，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人性之无分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认为：性善是人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活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性是本善的;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的代表人物，然而，二人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荀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是趋“利”的，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人性就是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而善的一面都是后天习得的;西汉儒家代表人物杨雄则认为人性是善恶混合的，学善则为善人，学恶即为恶人。其实，这些不同的观点是他们基于人这个生产、生活、文化、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环境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态的感知思维，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也都不免有所偏激。《三字经》中“性相近，习相远”源自于《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并没有轻言人性，没有给人性定论，只是说人性相近，而后天的习惯与兴趣使人与人之间的天性相去甚远。先哲们尽管对人之初性善恶的观点不同，但对于后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认可和赞同。“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本性的好坏，是可以通过教化来改变的;一个人的习惯也不是生来就有的，陋习也是可以通过教化来改善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三字经》的作者是知晓在他之前关于人之初，性善恶的各种观点的，开首之语取人性本善之义，阐释“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足见其以人为本、劝人从善的理念是欲言于不言之中的。”
道德伦理是《三字经》的核心价值理念。《三字经》中：“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集中体现了“别尊卑，序长幼”的道德伦理修养。《三字经》里“三纲”指的是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三个主要方面。以“君臣义”为例，它秉承了孟子处理君臣关系的思想，即“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义”、“孝”、“亲”这种真情真义无不体现了和谐的思想。即或是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也是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的。如若“君”不能为臣所尊，不能号令臣子与天下，君也就不成为君，臣也就不成为臣，朝纲必乱，国之将倾，这是任何国度和社会所不期望的;如若父亲不能以自己的思维模式教养子女，父子关系将失去存续的基本基础，不成其为父子;如若夫不能为妇尽一家之主的责任和担当，那他(她)只是一双性器具的偶合，焉能成为夫妇?董仲舒的“三纲”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能冒然否定的。以今人的思维取向去苛求古人，否定古人，甚者批判古人，是忘根弃祖的不肖子孙。
《三字经》所倡导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现今，是做人、做事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和最低的底线。上有道，下有德，真善美才能够彰显，社会才会和谐。
《三字经》倡导“首孝悌”。今天的社会中不赡养老人，不孝敬父母尊长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当一个人在高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阔论时，不尊古训，不讲“首孝悌”，对父母尊长尙且不存一颗孝心，岂能够恰谈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忠实诚心?
读书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种思维的磨炼。年轮的流转使已经逐渐苍老疲惫的古典教育中许多精髓在岁月侵蚀中散落;市场经济的大潮浪涛奔涌，物欲横流，人们的精神家园被荡涤的空旷溃颓。蒙学教育的根系不可中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不能滞弃。时代需要重新捧拾起尘封缺失的精神文化遗产，深入研习其义理，汲取其精华，延续其命脉，润泽其后世。《三字经》这一先祖遗留给后世的精神瑰宝将闪烁永辉。
参考文献：
【关键词】初中语文；注释；“干”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在2007年3月第2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第28课《观潮》中 “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文下注释②[江干]江岸。而在2013年5月第三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第25课《河中石兽》中：“沧州南一寺临河干”文下注释③[河干（gān）]河边。这两例注释看似没有太大的区别，仔细想来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范围区别。“江岸”“河岸”的范围应该只包括江河两侧堤岸的范围，界线比较明确；而“江边”“河边”的范围要模糊得多，既可以无限宽，也可以无限窄。该如何解释才能更加符合文章作者的创作意图，我们尝试从“干”这个字的意义发展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一、现代汉语中“干”字的来源
1986年12月出版的《简化汉字总表（1986年新版）》，第一表中收录“干【乾】”，文下注释“③乾坤、乾隆的乾qián（前），不简化。”由此可知，现代汉语中使用的“干”是由“”和“乾”的一部分简化而来的简化字。那么“干”是不是为“”和“乾”所造的新字呢？翻阅文献和工具书我们发现“干”并非是新造字形，甲骨文中就收录了、等多个字形，东汉的许慎也在《说文解字》中收录：“犯也。”也就是说“干”并不是一个新造字形，至晚在使用甲骨文的商代就已经产生。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现代汉语中“干”意义应该来自于“干”“”和“乾”三个字。那么，教材中的两个“干”字的含义，是来自于其中的哪个字或者哪两个字？
二、意义考察
1.“乾”字含义考察“乾”字是有qián和gān两个读音的多音字，《简化汉字总表》的注释已经将qián这个读音帮我们排除，我们只需要考察gān这一读音上的含义。
与“湿”意义相对，表示水分很少或者没有水分。
例如：中谷有，其乾矣。――《诗・王风・中谷有》
在表示“没有水分”的基础上引申为“枯竭”。
例如：外强中乾。――《左传・僖公十五年》
（3）在（1）的基础之上产生活用，或用作动词的使动用法使干――竭尽。例如：乾泽而渔。――刘向《说苑》
（4）表示加工制成的干食品例如：人负朱六斗，卒自携五日乾粮。――沈括《梦溪笔谈・官政》又如：豆腐乾等。由以上例子来看，将“河干”“江干”的干解释成没有水分的“干燥”的含义，显然是不合适的。
2.“”字含义考察《文解字》载：“，木也。”即“”的本意应该为“筑墙时支撑在墙两端的木材。”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之上后来又引申出“事物的主部分”的含义。如：“”、“”、“骨”。
3.“干”字含义考察（1）由甲骨文的字形来看，“干”应该是一种类似于现在的“叉子”一样的一种武器，或者是用来打猎的工具。用它将野兽或者敌人控制起来，使其无法行动、攻击。文言文中表示“盾牌”的含义较为常见，后来也泛指兵器。
例如：
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礼记・檀弓下》
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说文解字》载的“犯也。从反入，从一。”即侵犯，犯上作乱的含义。
例如：
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献子执而戮之。――《国语・晋语五》
干国之纪。――《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文言文中“干”字，除了表示“盾牌”、武器外，还有一个常见意义，用来表示“岸，水畔”。《说文解字》载“水而高者。从干声。五旰切。”但《说文解字》载“干，犯也。”似乎和岸没有关系。翻阅资料我们发现《甲骨文字典》《金文编》《战国文字编》中均未收录“岸”的字形，《古文字类编》在“甲骨文”“金文”栏目下未收，在“其他文字”栏目下收摘自《秦印文字汇编》字形，这说明“岸”的产生年代最早不应该早于战国时期。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断在“岸”字这一字形在没有产生之前，古人一直在用“干”这一字形假借过来表示“堤岸、岸边”这一含义。
例如：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诗・魏风・伐檀》
后来为了表义的明确，才造了“从干声”的形声字专门用来表示这一义项。
例如：淇则有岸。――《诗・卫风・氓》
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荀子・宥坐》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诗经》中表示“堤岸、水边”含义是“岸”与“干”均有使用，使用“岸”字的有三例：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小雅・十月之交》
淇则有岸。――《诗・卫风・氓》
使用“干”字的也有三例，分别为：
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诗经・邶风・泉水》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诗经・魏风・伐檀》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诗经・小雅・斯干》
《诗经》的出现年代虽然远远早于战国，这不能说明“岸”字已经产生。检索比《诗经》时间稍晚的《论语》《尚书》《左传》《孟子》均没有出现“岸”字。这可能是文献传抄中的问题，抑或是经过焚书坑儒之后，口头传经出现的问题，目前笔者还没有更好的解释，待后续研究。但是，上述材料足以证明初中语文教材中的两个“干”字都应该解释为“河岸、堤岸”。注释中将[江干]解释“江岸”是比较恰当的；而将[河干]解释为“河边”稍显不妥，应该改为“河岸”。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附注：本文属于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规划课
21世纪，大家最关注的已不是汉字从何处来，而是向何处去的问题。
汉字结构的分析，原本是语文教学的一块传统领地，现在却成了计算机课的入门知识。夺回这块领地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也是本文的写作初衷。
汉字演变的脚步时快时慢却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当它必须适应信息技术(书写工具、文字载体)的发展时，汉字从来都进行了相应的变革。今天人类已经迈进信息社会的门槛，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在技术应用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最突出的是在汉字信息处理方面，已经到了非“主动”改革不可的地步。为了满足计算机的要求，这种改革是仅仅作字体上的创新，还是要进一步使方块形的平面文字线性化？抑或汉字根本就无需改变，需要改变的却是我们对汉字的认识角度。传统的汉字理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根本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
众所周知，汉字“隶变”以后，形体逐渐由图形化走向符号化，特别是大规模简化后，结构方面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已经很难用六书理论去解释了。尤为重要的是，六书理论无法从工程学的角度来深入研究现代汉字的内部结构体系，对于汉字今后规整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
我们希望汉字保持长期的稳定，但是汉字总在发展，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进化到今天的楷书，汉字大多已经面目全非，图画性早已荡然无存，符号性逐渐得到增强，但是并没有发生过本质上的根本变化，字形仍是文字的根本。汉字怎样由它的成形线条构成部件，又怎样由部件构成数以万计的各不相同的形体，这就需要对字形的结构单位、结构层次、结构关系和结构模式进行分析。许多学者为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且作出了可喜的成绩，汉字的结构方式已经到了可以重新认识并作出科学概括的阶段。
二
我们可以把汉字当作一种纯粹的符号和工具，通过研究汉字的基础理论，把汉字改革和汉字处理两项工作结合起来，有利于促进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有利于解决汉字在信息时代所面临的难题。笔者根据信息时代的需要，总结了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找到了汉字的形符——字元，并且从工程学的角度来认识汉字内部存在着的字元结构体系，使得每个汉字的结构图形能够转换成一串有序的线性的字元集合。
事实上，汉字的形符是客观存在的，字元作为汉字的拼形字母，只是长期以来没有被人发觉。在这里，本文将首先对汉字的形符——字元作些简单的介绍。
字元由汉字“田”蜕变而来，即汉字“田”上各直线段在不同取舍情形下的各种组合单元，例如：一、丨、二、三、十、干、土、工、王、匚、凵、口、日、田(这里用形状相近的汉字描述)。
研究表明，字元按一定的规则可繁衍出一系列自相似层次嵌套结构，成千上万的汉字及其构件与这些结构相同或相近。
(1)一级衍生：字元上的正笔被某一字元取代，产生一级衍生字符。例如：
十丰巾中申甘井工正
王里缶土出击
(2)二级衍生：一级衍生字符上一阶字元的正笔被某一字元取代，产生二级衍生字符。例如：十廾册十串
依次类推，字元通过衍生可产生一系列衍生字符，笔者将字元(元形字符)及其衍生字符统称为字元字符。
下面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对汉字构件与字元间的关系作些简单分析。
零件是指构成汉字的可离析的、最小的、独立的笔画组合单元。
零件可以按其字元特征分为如下2类：
(1)元形零件这类零件与字元形状相同或相近，同元异形零件可据此进行归类。例如：
二：二冫三：三彡氵干：干千
土：土士王：王壬日：日曰
(2)衍生零件这类零件与衍生字符相近，同元衍生零件具有相同的字元特征，可据此进行归类。例如：
干：午天开年十：丰中巾甘井串册
工：正西酉王：里五重
土：出击生日：目
据笔者初步统计，gb2310-80中6763个汉字中共有零件333种，其中元形零件93个，衍生零件240个(一、二、三级衍生零件分别为159、69、12个)，大都具有简单清晰的字元特征。
块件是指构成汉字的彼此分隔、相对独立的笔画结构块，它包括独个的零件和零件非线性组合块等汉字构件单元。本文将块件划分为如下两个大类：
(1)独体块件即独个的零件，例如：冫、三、氵、川、厂、尸、丁、甲、申、由、曲、串、年、于、出、工、正、月、刀、目、田。
(2)组合块件即若干零件的非线性组合块，指一个或多个小零件分布在一个大零件的域内或周边，共同构成一个独立的方块整体。
组合块件又可细分为四种类型：
a、包围型：同、周、凶、冈、区、围、囚
b、夹附型：斗、半、寸、夹、求、玉、噩、平
c、依附型：才、尺、木、未、末、本、飞、广
d、混合型：国、勾、疾、病、困、米、柬、鬼
我们通常将下列构件当作一个整体单元来看待：钅、纟、鱼、革、羊、竹。这些构件可以称作块件组合，即若干块件呈上下或左右关系的组合单元，简称块组。
在信息时代，部件的规范是汉字规范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现代汉字部件规范化已经刻不容缓，制订规范已经成为大家共同的要求，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近几十年来，国内外汉字构件研究者对汉字字形进行分析后，获得的构件(部件、字根)数就有惊人的差异：105、128、160、166、177、205、250、255、256、297、300、320、344、370、496、500、504、512、588、686，等等。在gb2310-80中笔者找到的零件只有333种左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不同的选取准则下，有的不仅挑选了一些零件，还选取了组合块件，甚至块件组合，有的则是先硬性确定了一些“优选”构件，对其它构件进行了人为处理。本文给出了零件严格的定义，实现了零件的定性、定量和定序。因此按照首尾一贯、既科学又方便的原则来分解汉字，笔者认为选取零件作为汉字处理的基本构件比较合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期望汉字的部件达成更为广泛的共识。
综上所述，本文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汉字的结构层次，给出了汉字各级构件明确的定义和分类，建立起零件、块件、块组等完整的构件系统，从而实现了各级构件确定和归类的系统性、客观性。对于汉字处理，笔者认为如果汉字客观存在着一套形符，有助于汉字构件的命名、称读和进一步规范，有助于汉字的研究和教学，有助于汉字的排序和检索，汉字的键盘输入也可以像打英文单词一样轻松自如。
三
汉字发展到今天，作很大改动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对个别构件按确定的标准作进一步规范还是必要的。现在常常提到“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我希望拙文能提供一点参考意见就知足了。我相信，汉字要改革的话，一定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字母方向。汉字要实现与国际接轨，要实现信息化甚至字母化，从工程学的角度来认识汉字的内部结构体系无疑是一条崭新的思路。笔者衷心希望汉字不仅可以借助汉语拼音符号，而且凭借自已的拼形符号，展开双翼，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笔者的这些尝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盼望继续得到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理解。
注释：
①高家莺、范可育、费锦昌《现代汉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一、计算机字体的可版权化
一般而言，计算机字体字体库的制作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专业设计师完成字体设计稿，一般为手书字体稿；第二个阶段，将手书字体稿扫描输入计算机，然后进行数字化拟合、人工修字、质检等，形成具有独特性、艺术性、可欣赏性的单个计算机字体；第三个阶段，将单独的计算机字体合成字体库，从而形成字体库“软件”。上述过程中，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可分别形成美术作品、软件作品，已基本达成共识，而对于单个计算机字体能否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不论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存在争议。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根据该定义，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至少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第一，智力成果性。作品应当是人类智力活动的结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且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范畴。第二，可复制性。作品必须能以某种有形形式体现，并可复制。第三，独创性。计算机字体具有智力成果性和可复制性是毋庸置疑的，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因为计算机字体便捷的可复制性才使反对者对其创新性提出了质疑。对于计算机字体的“独创性”，笔者认为，在对第一阶段字体设计稿进行数字化拟合和人工修字的过程中，体现了字体库作者对字体的选择、取舍、安排和综合，凝结了作者无限的智慧和创造性劳动，具有“创造性”，应该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
正是因为计算机字体可版权化有其特殊性，所以需要进一步厘清其作为“作品”的特性性。第一，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计算机字体不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以保障数字化时代汉字所承载的传情达意等基本功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早已被广泛传播和使用的宋体、仿宋体、黑体、楷体等，它们是传统汉字字体在数字化时代的体现，仅仅是表现载体不同，不具有独创性。第二，没有任何美感的计算机字体不能得到著作权法保护。不论将计算机字体归为第一阶段字体设计稿美术作品的演绎作品还是作为独立的美术作品，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均应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第三，因汉字结构及设计者的设计等原因，并不是字体库里所有的单个字体均可获得著作权保护。据统计，目前我国汉字总数超过8万，常用的也有3000多，有些汉字比如“一”、“二”、“十”等，因为其自身笔画结构简单等原因，创新性表现空间有限，可能无法获得著作权法保护。同时，有的字体则可能与他人具有独创性的设计相似或者自身缺乏独创性。总之，计算机字库中的单字是否属于“作品”，应当在个案中进行具体分析。
二、与计算机字体版权保护有关的几个问题
针对单个计算机字体是否能够成为“作品”，争论一直不断，为此，笔者对以下主要问题阐述如下。
（一）汉字的组成有其固定的结构，创新性空间有限，不具备独创性。该观点认为，汉字结构是固定不变的，无论如何设计均摆脱不掉其应有的空间组成，否则就是错字、别字。对此，笔者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认可。但是：第一，书法作品也摆脱不掉汉字固有的空间结构，但为何还可以成为“作品”？第二，如果说书法作品由于其独特的书写工具和方法，在运笔力度、肥瘦、结构等方面有广阔创作空间，而0和1二进制表达的计算机字体在这方面却无法企及的话，那最少不能否认，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发展，将来有一天计算机字体可以具备毛笔书写的表现空间，而这一天并不遥远。第三，书法作品的每一个字，因创作者个性、技法、情绪等原因，可能有不同的写法，典型的如王羲之《兰亭序》中二十几个“之”各不相同，但计算机字体库中的字体通常没有表现出该特点。其实，要想实现字体库中同一个字有不同“长相”，根据现有技术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为什么现在很少表现出来，笔者认为，与对字体库及字体保护力度不无关系。第四，著作权法中的“独创性”，除了要求作品源于创作者本人的独立创作外，要求作品具备“最低限度的智力创造性”。虽然在立法上，我国缺乏对“独创性”标准的界定，但一致认为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不等同于专利法对发明创造规定的“创造性”。也就是说，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只要是人类的智力创造成果即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作为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要具有某种创造性，至于创造性程度的高低，亦在所不论”。所以，计算机字体创新空间受限，并不能否认创新空间的存在，更不能否认“独创性”的存在。
（二）汉字的主要功能是表达思想、观点、感情，而不是彰显其艺术个性，赋予其著作权保护不利于此功能的发挥。对此，笔者认为，第一，表情达意是汉字的“主要功能”还是“基本功能”？在人类发明文字之初，汉字除了表情达意的功能外似乎没有其他功能，此时说“主要功能”无任何争议，但是当汉字经历几千年发展到今天，尤其是人们对美的追求已经成为生活一部分的现代社会，汉字已经承载了更多的其它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似乎用“基本功能”更为合适。第二，当公有领域中已经有很多字体可供选择使用的情况下，使用者还要使用他人经过辛苦设计开发的特有计算机字体，尤其是经过认真筛选后的使用，比如用于商业用途，此时说汉字传情达意的“基本功能”让位于字体的特有功能似乎更为恰当。
（三）开发 计算机字体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他人的购买使用而获得利益，故其便捷而频繁的工业使用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其应有的独创性。笔者认为，第一，只有在字体开发出来后，才有投入工业化使用的问题，此时他人再创作出相同的字体方才失去创新性。该观点混淆了事物发展的先后次序。第二，从逻辑上考察，该观点似乎担忧大众化的美就不应该叫美？笔者认为，美虽然有其主观性、时间性，但与“美”出现的频率无关，此时只是审美疲劳问题，而不是美不美的问题，所以丝毫不能怀疑计算机字体大规模使用后的艺术性、创新性。
（四）已经赋予计算机字库著作权，包含于其内的单个字体不用再赋予其著作权，即所谓“著作权用尽”，否则会出现两次收费问题，不利于社会公平。第一，在单个字体具有独创性的情况下，单个字体与字体集合（即字体库）分别享有著作权。如一本画册，整本画册作为书籍享有著作权，同时画册中的每幅画亦有其单独的著作权。第二，通常，著作权用尽是指著作权人如果卖出附着著作财产权的有形物质载体（包括原件或者复制件）后，对该有形物质载体附着的相应著作财产权一次用尽。比如，有主张认为，（字库软件）发行权一次用尽所针对的是作品有形载体的再次流转，不能延及软件所包含或输出的字体。第三，在同时赋予字体及字体库著作权的情况下，应该这样理解，即如果买受人购买字体库后用于非商业用途，属于“合理使用”范围；如果用于商业用途，则不属于“合理使用”，但在购买时权利人知道购买人将用于商业使用的除外，即不能对所使用的字体库中的字体再次收费。
总之，相较于其他美术作品（尤其是书法作品），计算机字体独创性确实不足，但成为“作品”的标准不是独创性的多少，而是独创性的有无，不能因为独创性少就否定单个计算机字体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更不能因为数字化时代字体可以大量无限复制而否定其独创性的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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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