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6 17:44:07
关键词：金代；赐姓；民族关系
帝王出于褒奖臣下或“怀柔”归附之远人的目的，赐予大臣及其子孙、蕃部首领姓氏——一般为国姓——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王朝中屡见不鲜。明代王圻在《续文献通考》“改易姓氏”条中，将此类赐姓现象归为“因恩赐而改”的范畴。1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的“金末赐姓之例”条中讨论金代后期赐姓问题时，也曾简要回顾了此前历代王朝的赐姓现象。同时，赵翼敏锐地指出金后期频繁出现的赐姓现象与前代有明显的不同。金末赐姓泛滥是由于当时“财力既殚，爵赏又滥，不足以系人心，故设此以劝功。”赐姓此时具有了类似于给予有功之人“爵赏”的功能，而其目的是为了“劝功。”一般赐姓多出于皇帝的特恩，并没有具体的制度规定，而金代在这方面与其它朝代又有很大不同。有“赐本国大姓者”，即赐予有功之人非完颜氏的尊贵女真姓氏，而那些“功多或力大，可恃以为援者，则竟赐以皇族之姓”。2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九月丁丑甚至还对“赐国姓”酬奖有功之臣作了具体的规定：“诸色人以功赐国姓者，能以千人败敌三千人，赐及缌麻以上亲；二千人以上，赐及大功以上亲；千人以上，赐止其家。”3金代这种“赐姓有格”的状况，4更说明了赐姓作为“爵赏”的性质及其制度化的特点。而且，从金代赐姓的实例看，受赐者包括汉人、契丹人和一些蕃部首领，但却没有女真人的例子，这也与其它朝代的赐姓现象（如汉族皇帝赐予汉人国姓）有明显不同。赐姓现象在金代表现出的这些特点，说明了在金代这一问题与其它朝代相比有明显的特殊之处。就笔者所见，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比较有限。5故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
赐姓现象其实在金初就已经出现。太祖、太宗时期，归附金朝的郭药师、董才、耶律慎思都因其军功或归附之劳被金朝皇帝赐予完颜氏。其中慎思子元宜、元宜子习湼阿补还曾承袭过完颜姓氏。大兴人萧汉杰的先人，在金初曾被赐予敖拉氏（按即奥里氏），赐姓原因不详。1但是海陵王在天德三年（1151年）十一月癸亥，曾下诏“前后赐姓人各复本姓。”2削夺了郭药师等人所赐之姓。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耶律元宜又被赐予完颜氏，前往泰州路负责规措讨伐契丹人叛乱之事。3从相关的史料看，金朝前中期赐姓多为完颜氏，而且只有个别功劳显著的汉人、契丹人获得赐姓，显然是出于皇帝褒宠臣下的特别举措，即世宗所说的“赐姓一时之权宜”。4因此在世宗令元宜子习湼阿补恢复本姓耶律氏之后，直至宣宗大量赐姓之前，史料中再未见到赐姓的例子。
宣宗年间赐姓现象的重新出现，是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直接相关的。卫绍王时期，金朝与蒙古军队开始了长期、大规模的战争，而由于作为金朝军事基础的猛安谋克此时已经丧失战斗力，金朝在战争中节节败退。宣宗即位后，中都已经不能抵御蒙古人的攻击，金朝被迫迁至南京开封，固守河南、陕西以苟延国祚。5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所在豪强乘乱而起”，形成了许多实力大小不一的地方武装，“一偾一兴，迭为雄长。”6这些武装力量的政治倾向往往游移不定，随当时的军事形势而变化，因而这些武装成为金、宋、蒙古三个政权用厚利重爵争相拉拢的对象。7由于金朝丧失了作为其经济倚重区的河北、山东等地，8当时“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9财政收入大大减少，而支出益多，造成了“国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的状况。甚至到了“叛臣剧盗之效顺”都“无金帛以备赏激”的地步。10在“财不富，赏不足以周众”，无法在经济上激劝将帅、拉拢地方武装的情况下，只能“独恃官爵以激劝人心”。11所以“自兵兴以来，亟用官爵为赏，”12原本地位崇重的元帅等官职的滥授，行元帅府的滥设，以及宣宗时期的九公封建，就是这种靠滥赏官爵固结人心的表现和结果。13然而“爵赏又滥，不足以系人心，”14赐姓也随之成为金朝统治者“假以赏一时之功”的手段。15因而宣宗以后赐姓的大量出现，其实是这种滥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金朝后期的赐姓例子相当多，以下为论述需要，故不惮繁琐，将金代赐姓例子列表如下。
由表格可以看出，史料所见的金末赐姓例子主要集中在宣宗一朝，哀宗朝的赐姓之例相当少见，这与哀宗朝无实录、史料缺乏直接相关。16而获得赐姓者的民族成分也比较复杂，就资料所见，除了占很大数量的金后期汉、契丹族等地方武装领袖之外，还有一些金朝西部沿边地区的蕃族首领。这些受赐姓者，除了个别人由于资料有限无法判断获得赐姓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军功获得赐姓，比较例外的是宣宗王皇后一族受赐姓为“温敦氏”。从受赐者所获得的赐姓看，国姓完颜氏的受赐人数最多，占金后期赐姓事例数量的近一半，其它赐姓则皆为非国姓的女真族大姓。但这并非说明女真统治者更倾向于用赐国姓的方法来拉拢这些地方武装，而是因为这些受赐为国姓者，多是那些“功多或力大，可恃以为援者，”17这些人往往更易为史家所关注，其事迹也更易为史料所保存。而那些获得其他女真姓氏的人，只有包长寿、18张资禄、19杨沃衍、20郭虾?21寥寥数辈在《金史》中有传，记载比较丰富，其他如樊泽虽然在《金史》中多次出现，但如果没有在《兵志》中偶有记载，2则其受赐姓为夹谷氏之事也就无从知晓了。所以，上表中赐姓的构成，并不能说明金末赐姓的实际情况，因为许多获得赐姓但功劳不显之人可能当时就未被史家所关注，也没有在存世史料中留下痕迹。这可凭宣宗特别对“诸色人以功赐国姓（按即完颜氏）者”作出具体规定作为佐证，3宣宗仅对赐姓完颜氏颁布明确的诏令，并非是因为统治者更乐于以“国姓”赐人，更可能是希望通过设立“赐国姓”的军功标准，防止赐国姓的泛滥。这反过来说明若统治者颁赐其它的女真姓氏，并不需要受赐者有很大的功绩，因而受赐其它女真姓氏者的数量可能远多于受赐完颜氏者，但这些人也可能正因为功绩有限，而未被记录下来。
从上表所列金后期赐姓事例来看，赐姓的作用确实如赵翼所言，是有着和官爵一样的奖励军功的作用。宣宗对以功劳赐国姓规定了具体标准，更显示出赐姓激劝军功的特点。而且，从上述事例看，受赐姓者的民族成分虽然复杂，但却没有一例女真人获得赐姓的例子。金后期赐姓的这些特别之处，说明金代的赐姓表面上虽然和其他朝代无大的不同，但却有着相当特殊的内涵。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被赵翼误解的问题需要进行解释。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九月丁丑诏令“诸色人以功赐国姓者，能以千人败敌三千人，赐及缌麻以上亲；二千人以上，赐及大功以上亲；千人以上，赐止其家。”4赵翼在“金末赐姓之例”条中认为，这是受赐为完颜氏者“附入属籍之处又有差等。”5依赵翼对此条诏令的解释，受赐为完颜氏者按照功劳大小附入金朝宗室属籍的亲疏等级也有不同，军功大则与皇帝亲属关系更近，军功小则与皇帝亲属关系较远。但在宣宗的诏令中，以千人败敌三千的军功自然是大于千人败敌二千，而前者只附入五服内最为疏远的缌麻亲，而后者却附入更为亲近的大功亲，这显然与赵翼的解释是相矛盾的。其实，宣宗的这一诏令并非是对受赐为国姓者附入宗室属籍之亲疏而言，而是依据受赐为国姓者的功劳大小，其五服亲属按血缘亲疏亦可随之获得完颜氏之赐姓。以千人败敌三千者，五服内亲属均可获赐为完颜氏；千人败敌二千，大功以上亲皆可获赐为完颜氏；千人败敌千人，一家均可获赐为完颜氏。郭阿隣在受赐为完颜氏之后，曾请求朝廷依宣宗的这一诏令赐予其兄守楫及从父兄弟姓完颜氏，但宰执认为按其军功，只能使阿隣一家获得赐姓，最终宣宗特许了郭阿隣的请求。而郭仲元欲依郭阿隣之例为其族兄请求赐姓时，却被宣宗拒绝，6即是其证。这两人凭借军功积极向宣宗要求为其亲属赐姓，而非要求官爵，也从侧面表明，赐姓确实不仅仅是改变受赐者的姓氏这么简单。受赐为完颜氏且附入金朝宗室属籍者，史料所见只有哀宗天兴年间（1232—1234年）赐国用安一例。7元人王恽的笔记《玉堂嘉话》存有金末哀宗《赐国用安铁券文》，称国用安为“内族”。1金章宗明昌以后，避睿宗讳改称宗室为“内族”，2说明哀宗末年，为了挽救败亡的颓势，在赐予地方武装领袖国姓时，相较于宣宗时有了更大的突破。但国用安附入宗室属籍，只是一个特例，金末其他被赐予完颜氏者，可能都未附入宗室属籍。
二
帝王赐予臣下或蕃部首领姓氏（国姓或其他姓氏），一般是褒扬大臣的特别措施或表示对蕃部“归化之心”的赞赏。这虽然可以看做一项特殊的荣耀，但赐姓本身并不会像加官晋爵那样给受赐者带来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受赐国姓且附入属籍者，虽然更属赐姓中的特例，然而在皇帝看来，他们仍然与宗室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如周武帝在令鲍宏修《皇室谱》时，特别分为《帝绪》、《疏属》和《赐姓》三篇，以示与这些和皇室没有血缘关系的受赐姓者的区别。3唐末李茂贞、李克用等人受赐李氏，且编入皇族属籍，正如赵翼所说是“或藉其用，或畏其逼，不得已也。”4虽与一般的赐姓情况有所不同，却仍属于皇帝褒宠大臣的范畴。将赐姓用作奖励军功的手段，使其具有类似于“爵赏”的功能，并且在赐国姓时有具体的格法，确实是金代赐姓现象的新特点。那么，金代的赐姓何以会有类似于官爵的作用呢？笔者认为，这与金代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歧视政策紧密相关。
如学者们所言，海陵王迁都中都以后，女真人的汉化逐渐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5但金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并未因此削弱。有学者认为，在民族歧视政策之下，金朝境内各民族依政治地位高低存在着女真、渤海、契丹和奚、汉人、南人五个等级的区分，6但刘浦江先生则认为，金代这种五个等级的民族区分并不像元代那样是法定的，而且这种区分只存在于金朝前期，随着金朝统治的巩固，虽然民族歧视的情况依然存在，但这种区别却逐渐消失。7然而笔者发现，金朝境内的各民族虽然在政治地位上存在差别，但最重要的区分却在女真人和非女真人之间。女真统治者将境内女真族之外的其它各族统称为“诸色人”，以示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别。“诸色人”在许多方面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这种歧视有逐渐制度化的趋势，且金代的女真人在制度规定中是天然地享有许多特权。8在金代中期，世宗更发起被学者们称之为“女真本土化”、旨在维持女真固有文化的运动。9世宗的这一政策虽然目的是为了巩固女真人的统治，但却也是旨在通过恢复女真人的语言、骑射等旧有风俗，强调女真人不同于非女真各族的独特性，且世宗的这一政策也被章宗继承和推行。10如世宗在批评宰执唐括安礼“每事专效汉人”时说道“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独汉人拜，是邪非邪，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直、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11这里世宗一再强调女真人和非女真人的区分，可见世宗本人民族偏见之深。此外，章宗也要求大臣在称呼境内民户时，将其分作本户（女真户）、汉户、契丹户和杂户，以突出女真人的独特地位。12女真统治者的这些举动，以及女真人在制度规定中享有的种种法定特权，充分说明了女真人在金代所享有的特殊政治地位。
宣宗、哀宗时期的赐姓对象，虽然民族成分复杂，但史料所见均为非女真人，即上文所言的“诸色人”。这些人所获得的赐姓，除了作为国姓的完颜氏之外，还有许多女真大族的姓氏。在宣宗依照军功赐国姓的诏令中，明确规定这一诏令是针对“诸色人以功赐国姓者，”13反言之，即女真人是不在以赐国姓作为酬奖的范围之内的。
既然国姓都不赐予有功的女真人，那么其他一般的女真姓氏，对于女真人而言更无赐予的必要了。由此推断，金代后期赐姓例子中不见女真人获赐的事例，其原因可能并不是由于史料的缺乏，而是金末的赐姓对象和金初是相同的，即只针对非女真人（“诸色人”），宣宗的诏令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史料中所见金代的受赐姓者均为非女真人。
非女真人受赐女真姓氏，表面上只是其姓氏的改变，其背后则隐含着族群身份的变化——虽然这种身份的变化只是虚拟的。郭仲元在请求宣宗依照郭阿隣亲属赐姓之例赐予其僧喜等四位族兄完颜姓氏时，就提到“念臣与僧喜等昔同一家，今为两族。”1这里的“两族”所指可能不仅仅是姓氏的差异，更重要的还是民族身份的不同。因为郭阿隣和郭仲元在为金朝建立军功之后，不向统治者要求加官进爵，反而只请求赐予其亲属女真姓氏。郭仲元在申请中所谓的自己获得完颜氏之后，导致其和族兄僧喜等“昔同一家，今为两族”的理由，不过是表面的托词而已。这充分说明，对他们来说，女真姓氏在政治价值上是超过了已经非常泛滥的官爵的，而这也进一步说明金朝后期赐予诸色人的女真姓氏，远非仅仅是帝王赐姓之荣耀这么简单。因为获得这种虚拟的女真人的身份，实际上表明金朝统治者承认了这些人可以享有原本女真人才能享有的特权。就非常重要的官职迁转方面而言，完颜元宜子习湼阿补在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依据其获得完颜的赐姓，请求“依女直人例迁官”，结果不仅被世宗驳回，还被勒令改回本姓。2这说明非女真人要获得这种女真人的特权，是相当困难的。女真人的这种迁转官资的特权，即是世宗所说的“超迁格”。世宗曾就此与唐括安礼讨论，“上曰：‘除授格法不伦。奉职皆阀阅子孙，朕所知识，有资考出身月日。亲军不以门第收补，无荫者不至武义不得出职。但以女直人有超迁官资，故出职反在奉职上。天下一家，独女直有超迁格，何也？’安礼对曰：‘祖宗以来立此格，恐难辄改。’”3针对女真人的这种“超迁官资”的制度，宣宗在贞祐元年（1213年）出于缓和内部民族矛盾、团结力量以抵御蒙古军队的目的，虽然有“应迁加官赏，诸色人与本朝人一体”的诏令，4但其后“有
司不奉，妄生分别，以至上下相疑。”宣宗虽然再申此诏，但实际上形同虚文。5诸色人获得女真姓氏之后，可以以女真人的身份享受在制度上迁转官资的特权，避免有司的刁难。因此赐予诸色人以女真姓氏，可能是宣宗在试图废除“超迁格”，使各民族享受同等待遇问题上遇到阻力后，选择继续维持女真人的特权，但同时却在用另一种比较迂回、缓和的方式突破“超迁格”在民族身份方面的限制。因而，赐女真姓氏实际上意味着赐予非女真人享有和女真人相同特权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对建立军功者赐以女真姓氏才会具有类似于“爵赏”的功能，那些为女真统治者建立军功的“诸色人”，看重的也正是赐姓背后的这种政治利益。
女真人在金代所享有的特权当然不止上文所言的官职迁转一项，刘浦江先生在讨论金代的民族关系时，曾详细分析了女真人所享有的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特权。6由此言之，非女真人获得女真统治者的赐姓，一方面意味着其拥有了新的虚拟的民族身份，而更深一层则隐含着其政治、经济地位的跃升，从受歧视群体中的一员转变为享受特权者。这对金末那些建立军功的非女真人而言，自然要比泛滥已极的官爵更具有吸引力。而那些受赐完颜氏的人，除了获得以上的利益之外，更有着与国同姓的荣耀。因此，获得国姓者多是那些“功多或力大，可恃以为援者”。7宣宗专门为诸色人赐国姓设立相当高的要求和丰厚赏赐的赏格，也正是因为除了其背后承载的上述特权之外，完颜氏较其他女真姓氏更为尊贵，非一般立功的诸色人所能获得。
女真姓氏所承载的种种特权，在皇室婚姻中也有着显著的体现。最明显的例子是宣宗立王氏为皇后时，首先赐她姓温敦氏。按照金朝的“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姻婚，娶后尚主。”1即使是有金一代与皇室婚姻关系极其密切的渤海人，也没有哪位女性被正式册立为皇后。2章宗即位之后，“中宫虚位久，章宗意属李氏（即李师儿）”。3由于李氏不仅不是女真人，而且其父母还是官奴婢，地位十分低下，当章宗试图立李氏为皇后时，“大臣固执不从”，4台谏官员姬端修等上书论其不可，纷纷被章宗贬责。5章宗就此向御史中丞张万公抱怨，结果万公在朝堂上对章宗公然说道：“国朝立后，非贵种不预选择。”6万公所言的“贵种”，自然是指与金朝皇室世为婚姻的诸女真大姓部长之家。虽然章宗对大臣的反对意见非常恼火，但迫于压力也仅能进封李氏为元妃，放弃立其为后的打算。7章宗企图册立李氏为皇后，之所以引起大臣们的强烈不满，一方面是因为李氏地位卑贱，另一方面是因为章宗此举其实破坏了皇族与那些女真大姓贵族之间“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的婚姻习惯法。8宣宗与章宗是同父异母兄弟，他对章宗立李氏这一事件引起的争议应是比较了解的。宣宗即位后企图册立为皇后的王氏，与章宗元妃李氏有着相近的身份：既不是女真人，其家族地位也不高，只是一般的平民女子，仅比李氏的地位略高而已。9因而宣宗可能在立后问题上吸取了章宗的教训，首先赐王氏“姓温敦氏”，10然后再“诏立元妃温敦氏为皇后。”11这样，王氏就以女真人的身份被册立为皇后。从当时的记载看，宣宗这一先赐姓后立后的方式是相当奏效的，似乎没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而且，据刘祁记载，宣宗的几位非女真族“后妃皆出微贱”，12宣宗却独赐予王皇后女真姓氏，由此可见民族身份在册立皇后中这一政治举动中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之后宣宗又赐予王氏之父彦昌（追赐）、13兄七十五、14侄昌孙以温敦氏，15显然有进一步巩固王氏女真族身份的意图。章宗和宣宗立后之事的对比，明显地说明了民族身份在金朝的重要作用。即使是皇帝赐予的、人为虚拟的女真族身份，也可以使受赐者摆脱被歧视的政治地位，享受和一般女真人相同的特权。
因而，金代宣宗和哀宗时期赐予“诸色人”各种女真姓氏，其实质是以虚拟一种新的民族身份的方式，将原本只有女真人才能享受的特权赐予这些人，这也是赐姓在金代有着与“爵赏”相似的“劝功”作用的原因。然而皇帝在赐予诸色人女真姓氏时仍然是有差别的，完颜氏由于是国姓，除了其背后的女真人特权之外，还有着与国同姓的荣耀，所以多颁赐给那些立有显著军功者。且受赐者对所赐之姓是否为国姓，也比较看重。贞祐三年（1215年），完颜伯嘉向宣宗称赞程琢在山西地区“收合余众，尽忠于国，百战不挫”，宣宗在给程琢加官晋爵的同时，还“赐琢姓夹谷氏”。但程琢却认为“前代皆赐国姓，不系他族，如蒙更赐，荣莫大焉，”于是宣宗“诏更赐完颜氏。”16而像国用安那样，被赐予国姓且附入皇室属籍，当然是特例中的特例。17
金朝后期的统治者用赐姓的方式对建立军功的非女真人进行奖励，目的自然是希望这些地方武装和蕃族首领能够更好地为己所用，使自己能够集中更多的力量对付蒙古、南宋和西夏的战争。然而这些受赐姓者的态度却各有不同，其中虽有像完颜阿隣那样为金朝战没、18杨沃衍为金朝尽节、19郭虾?在金亡后依然坚守孤城者，20然而也有像国用安这样在金、宋、蒙之间随形势变化而摇摆者。21契丹人移剌官奴虽然获赐姓蒲察，22但却在归德府发动兵变，挟持哀宗，23而那些地方武装相互之间还有芥蒂和冲突。兴定元年（1217年），程琢即死于另一股武装势力范铎之手。1他们并不一定由于获得赐姓、拥有女真人的身份而与金朝同心协力。另一方面，金朝统治者虽然赐予这些人以女真姓氏，拉拢这些武装力量，但对他们也抱有一定的戒心，这是与当时地方武装首领朝秦暮楚的政治倾向密切相关的。哀宗从汴京出奔后，国用安请其行幸山东，但是哀宗的大臣们认为“安用（按即用安）反复，本无匡辅志，”反对用安的意见。2另外，统治者似乎也并不真正愿意承认这些受赐姓者的女真族身份。哀宗末年，金国的局势已经江河日下，“长公主言于哀宗曰：‘近来立功効命多诸色人，无事时则自家人争强，有事则他人尽力。焉得不怨？’上默然。”3长公主在这里提到的立功效命的“诸色人”，可能也包括这些被赐予女真姓氏者。因而金末以赐姓赏功的政策虽然在笼络非女真人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却和官爵的作用一样也是有限的。
结论
由以上的考察可以看出，金后期的赐姓现象确实和历史上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宣宗和哀宗时期针对非女真人的赐姓，其作用和官爵相似，其目的是在财力捉襟见肘、加官晋爵泛滥而不足以激劝人心的情况下，以此笼络地方武装、奖励军功，挽救危亡的局势。甚至为此还专门设立赐国姓的具体军功标准。这一措施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比较有限。这也正如元朝史臣对金末这一现象的评论：“以名使人，用之贵则贵，用之贱则贱，使人计功而得国姓，则以其贵者反贱矣。”4然而更为深层次和重要的是为何赐姓在金末具有这些特殊的作用和特点。在金朝的民族歧视政策之下，女真人和非女真人在制度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女真人天然地享有许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且在承平时期，即使是获得国姓如耶律习湼阿补者，也享受不到这些特权。宣宗即位后，在国家局势危急之时，希望废除像“超迁格”等这些女真人所享有的特权，以缓和内部民族矛盾，但却被官员阻挠而无法执行。因此，在财力捉襟见肘，官爵又过于泛滥而不足以劝功的情况下，赐予那些乘乱而起的诸色人以女真姓氏，其背后蕴含着给予他们一种虚拟的女真族身份，而实质上是赐予他们女真人才能享受的各种特权。这也是在前代只具有褒宠作用的赐姓，在金代却可以成为统治者笼络非女真族地方武装、成为一种奖励军功手段的原因。
从章宗和宣宗立非女真人为皇后事件的对比中，更可以看出女真姓氏所承载的民族身份在金代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是否具有女真族的民族身份，是能否被女真皇帝册立为后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宣宗在处理这一棘手问题时确实非常巧妙，通过赐予王氏以女真贵姓温敦姓氏，既实现了其册立王氏为皇后的目的，又避免了破坏习惯法而招致大臣的反对和阻挠。但从另一个侧面看，这也是宣宗承认女真族特权、承认皇室与女真贵族大姓之间的婚姻习惯法的妥协策略。
因而，金后期的赐姓现象，虽然其形式和此前的中原王朝赐姓大致相似，但其内容、作用和目的却是相当特殊的，其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也与此前中原王朝的赐姓现象有很大区别。这其实是金朝民族歧视政策和女真族特权地位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赐姓的背后赐予的是一种新的、虚拟的女真族身份，这种民族身份承载着女真人在金朝所享有的多种特权。同时，统治者的赐姓行为和颁布“赐姓有格”的具体制度，意味着金代女真人与非女真人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非统治者的命令，个人不得随意改变，女真人的身份已经明晰化和凝固化，这是金代民族关系发展的新特点。
[作者闫兴潘（1986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宋朝的开国富有戏剧性，仅花了两天的工夫。时任后周禁军点检(中央军司令)的赵匡胤率领大军北上抗击传说中的入侵辽军，行至离首都开封不远的陈桥驿住宿。第二天黎明军队忽然哗变，众将士强烈要求赵匡胤登基，并将一袭黄袍披在了他的身上，随后大军浩浩荡荡返回京城，兵不血刃取得了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当然，这是一幕精心策划的喜剧，否则仓促之间军中哪里找来的黄袍?当时守卫京城的将领是赵匡胤的部下和老友，禁军的第二、三号人物石守信、王审琦，他们“皆素归心匡胤者”，里应外合，掌握了全部的军队，夺得天下当然是易如反掌。
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喜剧并非原创，原创者恰恰就是后周的创建者郭威。就在陈桥兵变的9年前，时任后汉枢密使(最高军事长官)的郭威也在率军抵抗辽军的过程中回师京城，登基称帝。自晚唐以来，中国陷入了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军阀混战不休，后晋节度使安重荣一语道破天机：“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五代短短53年间，仅中原正统王朝就有8姓14君如走马灯般轮换，还有10个参差并存的独立王国和几个割据政权，同时北方却面对着占据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随时准备秣马南下的强大辽国。
赵匡胤乱登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避免新建立的宋朝不会成为“第六代”，他本人正是因为“君弱臣强”取得了政权，因此他要杜绝下一个“赵匡胤”的出现，而下一个“赵匡胤”最有可能从他的那些老部下中产生。
某日，赵匡胤召老部下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喝酒，屏去左右说：“我能当皇帝是因为你们的拥戴。皇帝处境非常艰难，反而不如节度使快乐，整夜睡不好觉。”石、王等人说：“陛下怎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定，谁敢有异心?”赵回答：“你们当然不会有异心，但如果你们手下的人贪图富贵，一旦以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不想干能行吗?”石、王等顿首涕泣请求指明道路，赵匡胤说：“人生如白驹过隙，多攒点钱享受，让子孙享福。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去选个好地方做官，为自己和子孙置业，快乐过一生。我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彼此无猜疑，这样多好!”石、王叩头谢恩：“陛下为臣等考虑这样周全，真是让我们死而复生啊。”第二天。这些老部下称疾请辞，赵匡胤赐予他们丰厚的财物和崇高的政治地位，但从此不掌握军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随后，赵匡胤又逐步解除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节度使们的权力。
中国历代王朝杀功臣屡见不鲜，最典型的就是汉朝和明朝。这两个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和朱元璋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经历，均是出身于社会底层，在前朝末年的战乱中扫平群雄，都有一帮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们，可以说王朝是他们与功臣一起创建的。因此在建国后，同样是大封功臣，刘邦“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承诺功臣与皇帝共享富贵；朱元璋同样如此，大封功臣。并赐免死铁券。可不久。他们就大开杀戒，刘邦剪除臧茶、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甚至囚禁第一功臣萧何；朱元璋青出于蓝，将开国功臣几乎诛杀干净。
如果将一个王朝比作一个公司，那么开国皇帝和功臣们则是这个公司的创建者。作为董事长和CEO的皇帝通过封赏功臣确保功臣们作为股东永久拥有公司的原始股，共同享有公司的红利，且不会被剥夺，通常以世袭爵位和丹书铁券的形式保证。可是刘邦和朱元璋在公司创立后就撕毁了与功臣们的契约，杀戮功臣以剥夺他们作为股东的权利。但赵匡胤的做法与刘、朱二位截然不同，他只是剥夺了功臣们的军权，但同时给予他们丰厚的物质赏赐和崇高的政治地位，并通过互相结为姻亲的方式巩固、加强彼此的私人关系。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开国功臣与宋皇室世为姻亲，子孙中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战将。
皇帝和功臣其实是处于一种“囚徒困境”：皇帝担心功臣拥有的权力危及皇权。而功臣怕被兔死狗烹而不敢放弃自己的权力，这种互相猜忌容易导致皇帝痛下杀手和功臣铤而走险。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其实是一种赎买。即子孙世代享有丰厚的物质报偿、崇高的政治地位来换取功臣危及皇权的权力。从而使双方走出困境，达成一种互信。如果要达到“杯酒释兵权”式的成功。作为强势的一方，皇帝不仅必须具有恢宏的气度、宽仁的胸怀、洞察人性的能力、以己度人的体贴、言行一致的信誉，还要有高度的智慧和自信，才能率先打破困境，作出承诺，使功臣放弃自己的权力。赵匡胤恰恰具有以上这些品质，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演出这一幕“杯酒释兵权”大团圆的喜剧：而刘邦、朱元璋视自己的承诺和信誉如同粪土，罗织罪名残酷杀戮昔日的部将，正好是反面的典型。
我很遗憾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获得x总和集团的理解和批准，并于12月9日老__先生莅临之高级经理全体会议中宣布。 很荣幸再次获得老__总裁对我过去近7年贡献的褒奖，感谢和祝福。 我想这也是对所有同仁和商及客户朋友的荣誉。 在此我想感谢各位这么多年一直忠诚地、同心地和非常勤奋地和我一起打拼以及在方方面面对我的支持！
6年多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 更可贵的是，我们成为“ 一家”！ 我要感谢上帝的赐福有6年的平顺和今年的艰难，让我学习不骄傲、不气馁、不暴躁、不求自己的私利和荣耀；体会更多何为真团队，何为公义正直与慈爱怜悯的平衡，为何信仰和榜样对每一个人的重要， 人和事何者更重要和优先等课题。 在困难中也学习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生喜乐，喜乐生力量。 感谢神常保守我的心思意念能平衡和平安喜乐。 说这些不是我已完全得着， 乃是仍在学习中， 更愿大家共勉之，生出信心、盼望和力量来面对困难。 记住“我们的队伍只要目标明确，一定可以达成的”。 这6年来工作确实辛苦， 但心中一直是热情洋溢的，好像在打篮球比赛一样（我喜欢打篮球嘛！）， 回想起来，初时我打中锋或大前锋，带领大伙冲锋陷阵，远投近切，直闯，屡屡得分，其次我换位成控球后卫，组织全场攻防战术及实施。 之后，我自觉地开始打“教练”了，最大的不同在教练不只关心赢每一场球，更关心他的球员在各方面的成熟与成长，以及真团队的建立。 因为这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也是人生最丰富有趣的部分。 最终，我再一次换位了，这次我选择坐在观众席上，成为球迷啦啦队的一员，不时向场中投以关注的眼神和喝彩， 只要大家认真尽力了，不论输赢，我保证给予所有的队员最温暖的怀抱。
这个工作我很清楚是上帝赏赐的，而今年以来，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令我心生倦怠，很多地方实际上也使不上力，因此常切切向神祷告，求问神兴起这样的环境是不是要我离开的意思？ 终于神依我祷告的要求，给我清楚的印证，我知道是我该下台一鞠躬的时候了。 很快地我就向x总提出了辞呈，但为了让x总有时间空间来处理， 以及尽量降低不必要的震荡，我很抱歉在未得公司许可之前，我不能向各位透露，请诸位谅解谅解。
__这列快速火车正缓缓进站，我听到了广播，知道我的目的地已到，我将直奔家门，正可多陪陪家人，休养休养身体，等待上帝带领我乘下一次列车，展开惊喜丰盛之旅；就在下火车门之前蓦然回首，瞥见同车的诸多患难、欢欣与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心中不免几许惆怅和不舍！ 不久这列车加好油、充好气即将依既定轨道向前再度飞驰，只有默默祝福各位一路平安，万事顺利。 我们虽然在此分手，但拜现代科技之赐，其实联络倒是蛮方便的。 我的手机号码不变，请多多利用。 反正我一时半载也没啥事做，若有人来信，我会很高兴的。
谢谢你们，珍重再见了，我的朋友们。
望领导早日批准我的申请，在此非常的感谢！
此致
敬礼
申请人：___
时间
感恩节的意义
感恩父母
父母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任老师，从一个孩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倾注了父母无尽的爱与祝福。或许，父母不能给我们奢华的生活，但是，他们给予了一个人一生中不可替代的——生命。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父母为子女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当你受伤时，哭泣时，忧郁时，难过时，你可以随时回到这里，享受父母的爱，这，便是他们的幸福。感恩父母，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他们都能感到很欣慰。
感恩老师
老师就像是一支红烛，一点一点的融化我们心灵的冰川，走近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远离寂寞。是他们给我们放眼世界的慧眼，是他们给我们指明人生的方向，是他们带领我们找到精神的食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多都已踏入社会，你是否还记得曾经那位在你迷茫时指引你的恩师，在你需要帮助时给你伸出援助之手的恩师，在你失落时给你鼓励的恩师。
如今我们各奔东西忙碌于工作，很多人都远离家乡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逢年过节才能回家看望父母一次;如今我们各奔东西忙碌于工作，很难再回母校看望我们的恩师，很难再回母校与曾经寒窗苦读的同窗聚会。对父母的恩情和思念，对恩师的恩情和指导，对朋友的恩情和陪伴，对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浓浓情意怎能用言语表达。今天金沙酒业为大家准备了感恩酒，虔诚的让您携上这坛感恩酒，带上您的情意，让所有的恩情都融入在这坛酒中，为您寄托最真切美好的祝福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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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的由来
1.源于《圣经》
在旧约《圣经》申命记的16章13~17中，记载了以色列的住棚节：
“你由禾场和榨酒池内收藏了以后，应七天举行帐棚节。在这庆节内，你和你的儿女、仆婢，以及在你城镇内的肋未人、外方人、孤儿和寡妇都应欢乐。你应在上主所选定的地方，为上主你的天主举行这庆节七天，因为上主你的天主要在你的一切收获和你着手进行的一切事上祝福你，使你满心喜乐。每年三次，即在无酵节、七七节和帐棚节，你所有的男子都应到上主所选的地方去，朝拜上主你的天主;但不要空手出现在上主面前，每人应照上主你的天主赐予你的，依自己的财力，奉献礼品。”
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梅西蒙主召叫，带领60万人出埃及，天主的大能带领他们过红海如干地,避开追兵。但是却因为他们在困难面前只看环境而忘记天主，导致本来十几日可完成的旅程却走了四十年。但天主保守他们，四十年衣不烂，鞋不破，还供给食物。在这一段日子里，他们白天行走，晚上住在棚子里，最后终于进入了迦南地。撒种后的第一年秋天就获得了好的收成。为了感谢神将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也为了感谢神所赐的安居乐业与丰衣足食，以色列人守住棚节以表达心中的感恩之情，直到如今。
2.源于"五月花号"的传说
1620xx年英国102人登上了"五月花号"，经过65天艰难的航行来到美洲大陆，又经历了一个严酷的寒冬，到了春天只剩下53个人。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他们春种，秋收，然后共同庆祝这来之不易的收成。感谢神保守他们性命存活，美好的收成。
3.感恩节的确立
1789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正式规定，11月26日为第一个全国统一庆祝的感恩节。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各州都视自己的情况规定节日日期。直到1863年，林肯总统再次宣布感恩节为全国性节日。
1941年，美国国会经罗斯福总统批准通过一项法案，宣布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全国的感恩节。感恩节假期一般会从星期四持续到星期天。
感恩节的意义
1.感谢天父的拯救
我们所承受的是天父所赐的恩典，都是白白得来的，却是靠人的努力的不可为的。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中，没有看到天主白白赐下的恩惠，而只是定睛在天主所禁止的事情上，失去了感恩的心，从而失去了天主所赐的丰富的恩典。
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是犯了罪的始祖的后裔，但我们更是耶稣基督的后裔。在路加福音中讲到，真正的得救，不仅是蒙主的恩典，更是要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2.感谢天主对我们生命的看顾
天主所赐永生的生命，在我们世人看来，毕竟还是遥远，而事实上，天主在我们生活中处处看顾。就好像秋成，天主所看顾的，不只是秋天收成的一切，而正是因为有天主一年四季的保守，才有了秋天丰硕的祝福。祂的看顾不论贫富，不论季节，也不论顺境与逆境。
以色列人既让我们看到了天主的大能，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堕落与悖逆。先知厄里亚靠着天主的大能，一个人敌过了450名假先知，可是当受到王"明天我就要你的性命"逼迫时却被吓倒，逃到藤萝树下求死。这让我们看到了人生命中常见的两种光景：一方面可以靠着天主战胜任何环境;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个破口让异已的力量进入人心也可以让一个勇士摔倒。
生活中有玫瑰，也有刺玫瑰让我们享受生活的芬芳，荆棘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更坚强，更踏实，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苦难会操练我们的生命，成为一生的财富。现实中经历神的同在，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天主，建立与天主美好的关系，从而成为感恩的人。
3.献身与献心
在秋成节，人们已经习惯于献上我们地里最好的出产，而天主所看的，不是我们献上什么东西，而是在物件的后面，是我们心灵对祂的奉献。有了感恩节，就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借着礼物来向天主献上感恩。至于送什么，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上主天主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这当中有看出两点：一是奉献不在于你奉献多少，而在于给自己留下了多少。我们这才知道为什么耶稣那么看重寡妇的二个小钱，却又有比喻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二是奉献与人的行为息息相关，该隐的奉献不被神悦纳，他就发怒，还怪罪给他的哥哥，好的行为积累下来，才是天主所喜悦的。
4.学会凡事感谢
其实，生活中所并不缺少天主的恩宠，只是我们缺少一双发现的眼睛，正是靠着我们经历过的叫做苦难的功课，我们的生命变得成熟，也因而能够光荣天主。
十年寒窗苦读,考上一所理想高校,是每个学子、家长的心愿。然而,不少学子因家境贫寒,虽然被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却交不起昂贵的学费,“录取通知书”甚或成了全家“幸福的烦恼”。开学在即,一些家庭愁于学费、含泪放弃的新闻屡见报端,读来让人心酸。教育部的一这表态,就像一场及时雨,一下撩去了所有贫困家庭头上的愁云。
“知识改变命运”,这是儿时老师一直在我们耳边灌输的。对于家境贫寒、没有背景的“穷二代”来说更是如此,只有通过刻苦求学才能让自己生活得更美好。一般而言,贫困学生身上都有着一股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往往懂得珍惜一切、知恩图报。只要赐予他们机会,往往都会成人、成才。
命运是不公的,更是残酷的,贫困学生虽然有着聪颖的天资、坚韧的毅力,却由于付不起高昂的学费,被挡在大学的门槛之外,不得不遗憾地挥泪放弃。这样的结局,无论对于个人、家庭,还是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损失。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下,不该让这样的尴尬发生。
近年来,对于贫困学生的资助、救济,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譬如: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勤工助学、校内奖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等。但享受这些优待的前提是“入学之后”,对于无力交足“首付”、不能按期“入学”的贫困生来说,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先入学,后谈钱”新政的出台,取消了“入学”环节,让资助善政的阳光直接照射到贫困生身上,给每一位贫困学生带来了深造、学习的希望,避免了因交不起“首付”而自动放弃的无奈。坚信以目前体系庞大、实力雄厚的高校资助资金,无论多贫困的学生,都能够在政府的关怀下完成学业。
人生从泪水中开始。每一个婴儿的啼哭，都是最本真的语言，未经外界教育的雕琢，那便是自然天赐的特征。婴儿的泪水所折射的，是家庭的喜悦，是生命的悸动，是美。
人生在泪水的航道上前行。当我们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些规律，我们也开始知道，自己不应该哭泣，因为哭泣大多数时候都是痛苦的结果——那时我们就这么认为过。但是，从不掉任何一滴眼泪的人又有多少？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垂手可得的幸福中变得敏感脆弱，但我绝不认为扼杀孩子哭泣的权利是可行的。一个能够哭泣、能够撒娇的孩子，才是真正被爱着的。当然，这些泪水，只允许流在孩子认为自己是个孩子的时候。
人生在泪水的漩涡中挣扎。然而，挣扎会将生命力变得顽强，再坚强的人，也难免要遇上最为难渡的关卡。这是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观念的差异，所有的人在成长的途中必定经受的锻炼。或许是挑战神的权威、献身科学的真理捍卫者，或许是胸怀大志满腔热血却意识到报国无门的悲愤迁客，或许是追求艺术的更高境界却遭他人目光嘲弄的文化圣人，或许是一个被大地的震动所考验的母亲、一个来回奔波却找不到工作岗位的社会新人、一个被金钱或权力诱惑在岔口上抉择的人，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困苦、自己的矛盾、自己的不幸。他们是很坚强，但也不能保证他们就没有哭泣过。眼泪将成为故事的线索，你不能否定任何人的任何故事，所以你不能否定眼泪。尤其是不为所见的背后的眼泪，甚至是自己也未曾看见的内心的眼泪，它们就与合上眼时的微笑一样，是令人骄傲的记忆的证明。只不过，不证明给任何人看罢了。
人生在泪水中得到净化。那大约是最终的豁达，最后的释然；然而每个人都在进程中得到接近的体悟。每一滴因幸福得到的泪水，因感动流下的泪水，都是证明。但要走向制高点，当然还得“超脱”吧——由于我仍无法理解那个境界，便无资格追究与阐述；只希望表达出一些愿望。
当冲破城市的桎梏，手指掠过古旧的楼宅木门，产生一种流泪的冲动；当云间金色的光芒倾泻而下，即使徒劳也会伸手捕捉，产生一种流泪的冲动；当星空铺陈渲染开来，与人家的灯火辉映而美得醉人，产生一种流泪的冲动……不是因为自己的境遇，而是因为天地间存在的意境，单纯地流下同样由自然所赐予的泪水，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幸。
先谈谈什么叫生存。
生存之道并非坐享其成，而是自力更生；不是坐吃山空，而是勤简朴实。父母赐予我们生命，但活下来就要靠自己了。
那又该如何生存？
想要生存，就要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做到不畏艰难，不怕困苦，聪明能干，即使条件再恶劣，也能乐观镇定、临危不乱，懂得自我保护，自我防备。
大家可曾知道海伦·凯勒？盲、聋、哑集于一身，可她并没有灰心，没有失去活下去的希望。自强、自立、自信让她成为一代文坛泰斗，是人们心中的偶像，心中屹立不倒的模范。
生存就是生下来，并存活下去。
老子说过：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我们身处不利之境的时候，要做到委曲求全。“卧薪尝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谓是流芳百世、千古美谈。
生存之道等于能屈能伸、独立自主、风雨无阻。
【关键词】水西土司 政权终结 探
水西安氏彝族政权，蜀汉时，自其远祖济火助诸葛亮南征有功，封罗甸国王以来，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一直到清朝初年，凡1400余年。水西土司的设置始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鬼主阿榨投元，封为安抚使，终结于清初“改土归流”。在元、明、清（初），水西土司持续其宗法制度，则溪制度和“九扯九纵”，将其政权延续。通过对水西土司终结因素的分析有益于贵州古代史、民族史研究。
一、 水西土司的设置及其制度的特殊性
（一）水西土司的设置。水西地在今贵州省西北部，包括：今大方、织金、纳雍、水城、黔西、金沙等县。为安氏（彝族默布一支）世袭领地，因其境位于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故名水西。以三国时代的济火为远祖（封为罗殿国王），唐时为“国”，宋为“罗施鬼国”；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鬼主阿榨投元，被封为安抚使，水西土司设置始于此。至元十七年元朝以水西等地为顺远路宣抚司，仍以阿榨为宣抚使。
洪武四年撤销元建制，设贵州宣慰司，同年霭翠与水东宋蒙古歹、普定女总管适尔等先后仕明；封霭翠为宣慰使，最受明朝器重。次年诏霭翠位各宣慰之上，辖水西和水东部分。这是鉴于水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如明太祖《平滇诏书》言：“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即水西地区处于疏通内地和云南的交通要道上。又则水西兵力强大、行动统一，成为影响西南政局稳定的重要力量。霭翠卒，妻奢香代袭职，安定所统四十八目，又立“龙场九驿”。其子陇第袭职，贡马谢恩，世祖以其“居水西最为诚恪”[1]（P708-710），赐名安的。
（二）水西土司制的特殊性。明沿元旧制，洪武四年合水西、水东土司为贵州宣慰司，为黔四大土司之首。但在其腹地水西内部仍保留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彝汉合璧。即按彝族传统的“一君一臣一师”制度，实行三位一体的集权管理。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家支”为核心的宗法制。由“苴穆（君长）将其地划予十二宗亲和四十八目（部）管理，世袭继承。”[2]（P84），再下为“一百二十裔、一千二百弈续。”[3]（P64）同时建立：更苴、穆魁、补木、器脉、备所、写、貊拔、黑乍（一至九品爵位名）的“九纵”和司理事务的九种官职。九种官职为：阿牧扯（管总务）、补实和濯苴（管礼仪）、拜苏和拜顶（管门户）、扯墨（管祭祀）、顶目（管器物）、园约（管护卫）、苏文（管军务）、慕施（管诵读）、诚慕（司祠祭）。水西亲辖地未设安抚司、长官司，以十三则溪的机构管粮和驻军。“则溪为则之双音词，为彝语音译。衍义为嫡宗支氏族部落的封地或称谓。以长子多少而设则溪。如水西地多时为十六则溪，最少时仅十一则溪，其特点是军政合一，管理粮食和驻军”[4]（P107）。因此对外虽有宣慰使、宣慰使同知、佥事、都司等职的设立，但对内则无实际意义。
概括来说：水西土司成上下一体，皆为彝族家支（安氏）所统，将宗法制度，则溪制度和“九扯九纵”的官职有机地组合起来，构成了较完整的土司制度。尤其是它通过“家支”的纽带层层深入基层，管理民众，做到了号令如一、行动统一，兵力亦因此强大，从而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再则，这政权一直注重与中央的关系，接受中央封赐，接受和适应中央推行的羁縻制度。政权明显为“九品中正制”的本土化。
二、 水西土司制的双重性分析
从阿榨被赐封为宣抚使到清朝初年安坤被赐封为水西宣慰司宣慰使，其首领世受册封为安抚使或总管，抑或更高一级的宣慰使。与中央关系的修好得到中央的信任，造就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自奢香到京城控诉贵州都督马晔，承接疏通贵州东北入蜀的交通边塞以来，开通了“龙场九驿”：即龙场驿（修文城）、陆广驿（修文六广）、谷里驿（黔西谷里） 、水西驿（黔西城关） 、奢香驿（大方响水小阁鸭） 、归化驿（大方双山归化） 、毕节驿（毕节二铺）等九驿。进而把滇黔驿道、川黔驿道、黔桂驿道勾通起来。道路的疏通加强了贵州与内地的联系，将驿道修进水西腹地，这无疑对水西地区的开发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中央王朝赐封的地方政权，其自然对前者有纳贡输赋的义务。元时开水西（亦溪不薛）为全国十四大牧场之一，供给国马。洪武年间，霭翠每年贡方物与马，明庭则赐锦、绮、纱、币。后奢香时（洪武二十年）“进贡马二十三匹，每岁定输赋三万石。” [1]（P710） 自此年岁贡赋数成定制。朝廷的回赏亦很厚：洪武二十五年回赏“安的”入朝，赐三品服，并袭金衣带，白金三百两，钞五十锭。洪武二十五年“打发”奢助（奢香子媳）贡马的为银四百两，及大量的锦、绮、纱、币。故“每岁贡献不绝，报施之隆，亦非它土司所敢望也。”
然而，水西土司以十二宗亲和四十八土目牢牢的控制着辖地上的民众，各彝族家支则将其领地分割，造成本就狭小的市场更加狭小。而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各族人民，其劳动成果不但要供养土司、十二宗亲等农奴主的奢侈生活外，还承担着中央王朝摊派的每年几万石粮食的赋税。并且“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承怒而不敢言” 。又“倮人（彝民）见头目答语必跪，进食必跪，甚至捧盥水亦跪。头目或有事，但杀鸡沥血于酒，使众饮之，则生死惟命。”[5]（P225-228）故其统治下的民众，对土司依附很深。民众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甚至生命皆没有保障。
概括来说：水西土司对安定边疆、开发边疆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是暂时的，当中央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得到巩固以后，土司制度的弊端就更加暴露无遗，阻碍历史前进遂成为其作用的主要方面。
三、 安邦彦起事与水西势力的削弱
万历四十四年，安位继嗣，因年幼，由其母奢社辉摄事，实权掌握于其叔父安邦彦手中。奢社辉为明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之妹，且两土司（水西和永宁）紧邻，互为姻娅。天启元年九月，奢崇明与四川巡抚徐可求争饷发生冲突，起兵反明，自称梁王，先后攻占綦江、遵义、合江、卢州、内江等地，进围成都百余日。天启二年安邦彦趁奢崇明北上之机，三月“挟位应之”，自称“罗甸王”。统数万士兵渡六广河东向贵阳，正式反明，围困贵阳三百日，造成重大损失。史书云：“已，以王三善为巡抚，仓促调兵二道进。三日抵龙头营，屡败贼兵，遂夺龙里。邦彦闻新抚自将大兵数十万，惧甚，遂退屯龙洞。……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男女四十万，至是饿死几尽，仅余二百人。”[1]（P713）天启四年，王三善中安邦彦的诈降计殒命于黔西内庄。同行之监军、同知、副将、守备诸文武官员百余战死。
崇祯元年，明庭以朱燮元为总督，调集贵州、四川、云南、湖广、广西五省兵力进行镇压。次年八月，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其余头目号元帅，合兵10余万攻永宁，奢、安兵败被杀。“崇祯三年，安位率四十八码头请降，朱燮元以贬爵、削水外六目之地、开毕节等驿路、交杀王三善者首级为条件，准其投降。”[6]（P648-649） 历时7年之久的安邦彦起事结束。安氏失去了水外六目之地，受其节制的水东宋氏（土司）被废除，代以流官，在宋氏原亲辖地十二码头置开州（开阳） ，属贵阳府。崇祯十年，安位卒。朝廷采纳四川总督朱燮元的主张：“传缴土目，布上威德 。”于是，“诸蛮争纳土献重器” ，一些土目则“请设流官” 。朱燮元乘势“裂其疆域为二十州，众封诸蛮，分治其地。”进一步削弱了水西土司的势力，阻止了它的对外扩张。但是水西土司与川滇黔毗邻土司世为婚姻，皆为同族（彝族），互通一气，故其在本土的元气尤存。
四、安坤事件和“改土归流”的实现
（一） 安坤事件。顺治十六年水西安氏首领安坤投诚，受封为水西宣慰使。而水西的反叛实为吴三桂所迫。即“（三桂）倡缅甸、水西以自固。”；“需索水西，不遂贪欲。”康熙三年二月，吴三桂令四川总兵刘之复领兵南下，令贵州提督李本深领四镇兵西向，吴三桂亲统十镇大军东进，要求李部及川黔所运粮饷至六归河会集，而吴“檄中误书六归为六广”[7]（P256-258），因此三路官军气息隔绝不通。安坤被迫联合明太师匡国公皮熊和乌撒土府安崇圣，集十万武装抵抗官军。推叔父安和鼎为总统，与土司罗大顺商议，共同夺取云南；以“海上已立新君，国号平顺；晋王李定国尚在，谕令坤起兵。”为舆论，正式起兵反清。“不久，清军被水西兵围果勇困底（织金果勇）二月之久，粮尽援绝，形势迫紧。”明朝将领皮熊领水西兵围攻果勇底城，并以兵驻守那巴桥六归河，断清兵粮道，又与土目阿五、阿户多次请安坤急攻果勇底，消灭清军主力。皆因安坤亲信车噶喇与吴三桂私通（吴许诺事平后予宣慰使职），从中阻挠而误战机，使吴所率的清军有缓冲的余地。皮熊和阿五主张在途中奇袭清军的粮草，亦因车噶喇的破坏而落空，故清军粮草运至被困的城里。在内外夹击中，水西兵大败，死者十之七八。“车噶喇来降，坤奔以那。”“接着便是清军尾追安坤，相持一年方大败水西兵。安坤从乌蒙（昭通）妻家复返水西，突遇清总兵马宁军队，被清军俘获。清军攻克盐仓（威宁盐仓），俘获安重圣，明将皮熊在乌撒（威宁）被俘，安坤叛乱方平定。”
（二）“改土归流”的实现。在武力平定水西土司叛乱的基础上，遂于康熙四年十一月，“吴三桂请将水西地区则窝、以著、雄所三则溪为黔西府；以陇胯、的都、垛你、阿架四则溪为平远府；以法戈、火著、木胯、架勒四则溪为大定府；同时设立威宁府。各府由流官知府、通判、经历各一员管理，归贵州布政使司统辖。”这使水西土司在政治上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封建领主制的“则溪制度”“九扯九纵” 、“宗法制”破产。另则历经此次战乱，水西地区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已全面崩溃，因此“战乱平定后，清朝收抚水西族姓共四十八支，兵四十八万，给水西人民以耕牛、种子、发栗赈救、减免秋粮二千石，奖励垦荒。”[5]（P293-295）
总之，水西土司政权在一定时期，对中央王朝巩固西南边疆、开发西南边疆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这是水西土司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历史前提。另则，水西土司制度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亦延长了其政权的命脉。然而土司制度作为一种落后的反动的制度，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前发展、人民向往统一、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潮流是矛盾的。而“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本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8]（P696） 所以水西土司政权的终结，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安邦彦起事和安坤事件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 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2］徐明德. 水西彝族文化生态系统. 贵州社会科学，1997（1）.
［3］贵州通史编辑部. 贵州通史简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年1月.
［4］王正贤. 彝族古代氏族部落与古代方国. 贵州民族研究，1998（3）.
［5］周春元，王燕玉. 贵州古代史.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6］翁独健.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 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 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