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4 10:13:23
一、引言
1905年8月，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同盟会创办机关刊物——《民报》，其宗旨是宣扬三民主义，鼓吹革命排满和民主立宪，给当时中国的舆论界和满清政府带来很大的震撼，以至于清政府不得不通过外交途径迫使日本政府封禁《民报》。《民报》所宣传和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有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鼓吹宣传，有对世界各国革命的宣传与介绍，还介绍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讨论土地问题和社会革命，宣传国际法，宣扬西方政治理论，尤其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要求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共和国，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坚决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民主共和。梁氏招架不住，以至于不得不请求原华兴会会员徐佛苏出来“劝架”，可见《民报》的舆论攻势多么猛烈。
二、《民报》创刊时期的中国政治与学术背景
1、晚清中国的政治现状
甲午战争是晚清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它给晚清中国带来的影响是鸦片战争之后历次战争所不能比的。从经济上来说，赔款白银2亿两，给中国带来了巨额的财政负担，导致中国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清政府为了偿还赔款，鼓励民间兴办实业，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允许日本直接在华投资，开启了列强对华经济掠夺和侵略的浪潮，使中国进一步被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贸易体系之中，并且处于这一体系的最末端，中国所遭受的剥削越来越严重。从政治上来说，首先终结了和朝鲜的藩属关系，使得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老的东亚政治形态——朝贡体系——瓦解了。其次，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拉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使中国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由此催生了由传统知识分子发动的民族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和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义和团运动。一个是从上到下的政治运动，一个是由下到上的政治运动，但是这两个运动并没有能够挽救中国，从内部来看中国仍然处于爱新觉罗家族的专制统治之下，从外部来看，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中国随时都有亡国的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先进的中国人只能继续寻求其他的救国之道。康梁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海外创办保皇会，寻求在中国建立日本式的或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而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无果之后，出走海外，寻求海外华人的帮助，组织了“兴中会”，立志推翻满清，恢复汉人的政权，建立美法式的民主共和国。
《民报》创刊于1905年，而1905年被认为是“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 (P1)之所以是转折点，是因为1905年之后，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越来越急剧，国内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1905年，为了便于更好地推翻满清政府，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组织中国同盟会，之后几年直到辛亥革命相继在两广和长江流域发动一系列起义，给清廷带来极大的震动和不安。而日俄战后，立宪的日本打败专制的帝俄，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极大的震撼，于是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国内排满的空气越来越激烈，清政府为了缓解满汉矛盾，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实行预备立宪，梁启超认为“定君主立宪，为救国强国的特效药。”[2] (P260)但是预备立宪似乎并没有带来预想的效果，满汉矛盾丝毫没有消解的可能，而革命党无时不在准备行动。总之，这就是晚清中国的政治现状，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正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博弈着。
2、晚清社会思潮与新式教育
戚其章先生认为：“自鸦片战争以降，迄于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之前，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四大近代思潮，即海防思潮、洋务思潮、维新变法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潮。四大近代思潮的依次演进，既影响着晚清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又反映着晚清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3] (P58)他还认为：“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不仅是因为它第一次把中国资产阶级推上了政治舞台，而且也因为它促成了晚清社会思潮由前期的不完全形态向后期的比较完全的形态转化。”[4] (P69)甲午之后的中国思想界确是由维新变法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所主导，不过这些是从整个中国社会思潮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这样论述的一个后果就是一方面容易将思想的历史线性化，而看不到思想文化本身是多向度的、动态的;另一方面，会过于注重于整体社会的思潮而忽略了当时国的思想文化的每一个细节。
实际上，传统的儒家文化自不必说，由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在甲午之后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华大地上流行着个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和流派。其中最出名的当属进化论了，经严复改造翻译的《天演论》给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带来极大的震动，它“所介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及‘与天争胜’的观点，便成为维新派救亡图存的理论根据，激励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5](P367)，同时它也成了革命党人批判的武器。而同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还流行着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逻辑学等社会科学理论，这些都构成了晚清中国社会思潮的完整图景。
晚清时期各种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流传开来，并造成影响，也跟当时中国出现的新式教育有关。严复能够翻译西学名著也要得益于洋务时期有限的教育改革，而日俄战后，“革命立宪风潮猛涨，袁世凯、张之洞及两江、两广总督周馥、岑春煊等以情形危迫更甚，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群将刮目相看，既可收有用才俊，亦可戢不虞危谋”[6](P249)。废除科举，建立近代学堂，留学之风因变法兴学日盛，尤其是留学日本。“留日学生始于1896年，仅十余人。张之洞极口夸说留学外国的神效，谓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十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以路近费省，文字易晓，西书多已删繁存要。中、日情势风俗相似，不难仿行。”[7](P250)《民报》的主要撰述人就是留学于日本的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以及宋教仁等人，因此新式教育在晚清中国的出现，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
三、《民报》对三权分立理论的理解与介绍
孟德斯鸠在中国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旧译为《万法精理》或《法意》。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这本书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向性，他“时刻怀有一种忧虑，觉得君主专制政体极大地破坏了法国的传统结构，使自由永远无法实现。他对专制独裁的憎恶，即使在他对俄国和土耳其的政府作旨在客观的陈述中，也可令人明显感到”[8] (P619)。因此他对君主专制政体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在这种政体下，一切介于国王与人民之间的中间权利都被摧毁，法也就成了君主的意志。正是基于对专制政体的这种解释，才使权力的分立变得重要”[9](P620)。据研究考证，“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和君主立宪思想大约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传入我国的，当时，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就开始将西方国家所采用的三权分立和君主立宪等政治法律制度介绍到中国”。自严复翻译《法意》后，孟德斯鸠的法的理念和三权分立的思想才在中国流传开来，其后影响越来越大。同盟会诸人抓住这柄利器，向保皇派和清廷进攻，主张在中国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孟德斯鸠是《民报》和《新民丛报》在论战中讨论的最主要的西方政治思想家之一，尤其是对其三权分立的理论着墨尤多。陈天华说：“法人孟德斯鸠恫法政之不如英善也，为万法精理一书，演三权分立之理，而归宿于共和，美利坚采之以立国。故近世言政治比较者，自非有国拘流梏之见存，则莫不曰共和善共和善。”[11] (P51)孙中山说：“法国孟德斯鸠将英国制度作为根本，参合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家之学。美国宪法又将孟氏学说作为根本，把那三权界限更分得清楚。”[12] (P1505)
而在《民报》诸人中，主要是汪精卫对三权分立的论述比较深入，他说：“三权分立之说，所以除专制政治之压制者也。盖所谓专制，一言以蔽之曰：国家之权力总握于唯一机关而已。夫其以一机关，总揽国权，专断一切，故其为善为恶都无限制，于是国家之秩序与国民之自由皆无可保。孟氏起而倡权力分立主义，谓国家之权力，当分寓于三机关。而是三机关皆互相独立于自己之权力范围内，不立于他之机关之命令权之下，而独立行使其权力。更端言之，则权力之分立不外乎机关之分立也。是说催破专制政体，而为立宪制度之必不可缺之精神。近世立宪制度，殆无不采权力分立主义者。”[9](P958)接着他以美国的宪法重要原则为例，力图去说明三权分立是如何在政治上操作的。他指出六个方面，分别是“(一)议会之议员与政府之官吏同时不得兼任;(二)政府之代表者不得于议会有发言权;(三)政府无参与立法之权，议会亦不得左右大臣之进退;(四)法律之发案权专属于议会，政府不得有此权;(五)执行机关虽不得参与立法，然大统领有不认可权;(六)解散议会之权，大统领不得有之”[9](P959)。不过在他看来，美国政治的这些原则似乎是一种极端地采取三权分立主义的表现。
在汪精卫看来，三权分立之说并不是毫无缺陷，他说：“孟氏之说于国家之机关与国家之机能之关系，有所未审也。盖国家之机能，复杂相连。于其内部常有不能尽然分离者，是故立法权或司法权之机关，时不得不参与行政，而行政权之机关，亦时不得不参与立法司法机关之分立，与机能之分类不能一致也。而孟氏以一机关专掌一机能，他之机关不能参与，此其所以不适于运用也。”[9](P959—960)他进而认为：“近世立宪制度，所谓三权分立主义，其大体传自孟氏而其缺点则修补之。其所谓分立者，非纯然无关系分离孤立之谓也，以不相抵触为限，各自独立之谓也。故一国家中，虽有三独立机关而于国家之统一决无所损，此其立论之精，遥足以济孟氏之穷者也。而其立宪制，亦与极端采权力分立主义者大异。”[9](P960)
《民报》诸人介绍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最终的指向还是君主专制，因为三权分立将统治权一分为三，符合革命党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政体的民主共和国的目标。汪精卫在阐述三权分立时，“曾对各国三权的分配与行使(日、美、英、法)有所论述，目的不全在细说三权的内涵，而希望藉分立的观点，强调人民对政府应有牵制。同时批评日本，谓明治宪法给予君主太多列举之权。汪氏认为不明言君权之限制，将使君主除法定权力外，又能随时扩张，而难以限制”[10](P129)。
孟德斯鸠的思想极为庞杂，内容相当广泛，但是《民报》只是对其三权分立的理论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而对于其法律思想、哲学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则甚少触及。之所以这样，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因为三权分立理论对于满清专制统治来说是一把利剑;另一方面可能是西学东渐的程度，在当时的中国，西学也只是刚刚传入不久，还没有进行过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因此才出现了上述现象。
四、结语
在1912年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其总纲第四条说：“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11](P112—113)。很明显，孟德斯鸠的精神在这部约法中彰显无遗。由此可见，当时的革命党人不仅在理论上去认识和学习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而且还在中国的政治中实践他的理论。晚清中国的思想界是活跃的，君主立宪理论有《新民丛报》作为舆论阵地，而《民报》则是革命党人鼓吹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阵地。在《民报》中，孙中山首次公开提出了“五权宪法”的理论[8](1505—1508)，五权宪法是对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的一种修正，但本质上还是权力分立的思想。
不可否认，《民报》在宣传西方政治理论时有局限性和很强的倾向性，但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去看待这些问题，用“历史主义”的视角去评价它，尽量去撇开“历史目的论”的叙事手法所带来的误解，正如葛兆光在阐述丸山真男的观点时说的那样，“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和固执的现代价值评判是不同的，从现代思想的后设价值立场，来评价前代思想的意义是不太合适的”[12](P8)。在他看来，我们应该“顺着看”历史，而不是“倒着看”历史。因此，重新去认识这段历史，才能更好地厘清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关雎》；禽鸟喻义；雎鸠；隐语；鸷而有别
《关雎》这首诗，历来谈论的人很多，其中的禽鸟喻义问题，更是千古聚讼，积不能平。从鸿、光式举案齐眉的爱情，到蛮族时代粗野奔放的，种种奇说异论，莫不有入主之。这些观点的形成，从程序上讲，似乎应该基于对如下问题的回答：其一，诗中所涉及到的雎鸠是怎样一种鸟；其二，此鸟立于沙洲之上，意欲何为。然而。从历代的诠释实践中，我们很难获得对这一程序的印证。因此，有必要对本诗的禽鸟喻义作出重新解读；而在解读之前，同样有必要对以往的代表性观点进行分析判断。
一 赋予性格——由诗意理解决定的对象描述
毛诗系统的早期权威毛公，对雎鸠的解释很简单，“王雎也，鸟挚而有别”。事实上，对于一般人而言，“王雎”这个名称并不比“雎鸠”来得更通俗一些；而在传写过程中，状况雎鸠的关键字也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在某些早期版本中，“挚而有别”之“挚”原是写作“鸷”的。因此，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句出自大师之口的笼统界定，竟逐渐演变成为后学争论的渊薮。
稍晚于毛公的郑玄属于“挚”字派，而且明确舍弃了此字中本也涵有的“勇猛”之义(在这个层面上与“鸷”相通)，转而诠释为很有纯情气息的“至”字。所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
那么，郑玄对字义的细化、明确化，符不符合毛公的逻辑呢?常常被腐儒讥为“不学”、实则很了不起的欧阳修在他的《诗本义》中对郑玄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先儒辨雎鸠者甚众，皆不离于水鸟。惟毛公得之，曰：‘鸟挚而有别’——谓水上之鸟，捕鱼而食，鸟之猛挚者也。而郑氏转释挚为至、谓雌雄情意至者，非也，鸟兽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鸠之情独至也哉”。换句话说，郑玄悖离了毛公本来很“允当”的注解，犯了“修正主义”的毛病。
但从欧阳修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潜意识里其实也认为郑玄的“修正”是为了让毛公的说法更加圆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根据《传》旨，《诗》写雎鸠雌雄相和而又保持距离，意在比拟君子、后妃之间典雅端正的交往态度。如若根据挚与鸷的通用义，将雎鸠理解为猛禽，岂非与《传》旨不谐，且唐突佳人之至?《诗本义》里便藉他人之口设置了类似问难：“或曰：‘诗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德，反以猛挚之物比之，岂不戾哉?’对曰：‘不取其挚，取其别也，……”郑玄没有采用这个通用义，自然也就避免了类似问难；而在不存在类似问难的情况下，譬如注解《曲礼》“前有挚兽”时，这个通用义却又受到了同一个人的欢迎。
要之，永叔、康成都认为毛公“挚而有别”的说法可以成立，但需要予以特别说明。二人的分歧，仅仅在于“说明”的方式。前者有取有舍，于挚、别二德之中取其合于诗教者。引而申之，以为诗人固是如此兴寄、毛公固是如此训诂、读者固当如此理解。盖同一事物，在生活中言之，为实体；在意境中言之，为物象。诗人写情造境，自不同于科学家格物致知，本无须囊括实体的所有特征。然则且不论说诗正谬，仅就标明“诗人所取”而言，欧阳修确实胜过经生的一味穿凿，很得文人雅致。后者因事择义，曲为之说。“挚”字在形容鸟兽时，郑玄本亦取其“勇猛狠戾”之义。但置于本诗，实与郑玄所接受的《诗》旨不谐，于是辗转相释，蹊径别通，卒变不和谐为和谐。
根据欧阳修的解说，我们可以大体想象出雎鸠是怎样一类鸟，却无法将这类鸟和他所强调的特性联系在一起；根据郑玄的解说，我们可以了解这种鸟的习性(尽管是拟人化的)，却无法想象出这是怎样一类鸟。到了朱熹给《诗经》作集传时，便吸收了两派的长处，既能标出雎鸠这种鸟的特性，又能让人想像出这是自然界的哪类动物。他注解道：“雎鸠，水鸟，一名王雎，状类凫?，今江淮间有之，生有定耦而不相乱，耦常并游而不相狎”。根据他的描绘，雎鸠变成了和野鸭、江鸥相近的乖巧禽类。这样解说，固然照顾了娴静婀娜的淑女，使得雌雄和鸣的意象理解起来更为妥帖；但同时也革了毛公、郑玄、欧阳修等人的命，他不再把精力放在模糊实体、突出特征和穿凿字义上，而是依照两宋士大夫心目中温文尔雅的爱情模式，直接为这首千百年前的诗歌择定“合适”的起兴禽鸟。
与朱熹同时代的王质，从郑玄对《月令》“鹰化为鸠”的笺释中得到启发，主张以布谷鸟作解。王质的思路非常有趣。他不赞成将雎鸠理解为雕鹗，理由是，此类惯于搏击的猛禽，名字中怎么能带有“鸠”字呢?这就好比看到“大虫”、“长虫”等字眼时，绝不许想到“老虎”和“蛇”一样。既然名字中带有“鸠”字，则雎鸠之为物自必去鸠不远。于是，偏名所指遂混同于全名所指，《月令》郑注之鸠遂混同于《关雎》之雎鸠。其中的荒唐处，正如以“虎”解释“壁虎”、以“鸡”解释“莎鸡”，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由此看来，《提要》里说他“间涉穿凿”恐怕不为无据。
元明两朝学者，或近王说，如郝敬之流；或守朱说，如许谦、刘瑾、梁寅之流。要之，多以“柔禽”作解，以顺妇德。逮至清朝，则又大多走回了欧阳修的老路，既释以“猛禽”，又明乎“取别”。
综合来看，上引种种观点，或证前说之瑕而难掩己见之疵，或假申述之号而卒行篡夺之实，驳来辩去，素难餍服人心。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庙堂学术的体制化罗网限定了自由思考的范围，学者们只能在官方主旋律的钳制下进行细节阐述。主旋律正确，固无足论；主旋律错误，也要辩护多方。《关雎》既被官学系统视为正夫妇之大伦的王者之“风”，解诗者自必无复他念，惟以印证此主旋律为指归。至于印证之“严密”与“忠诚”——譬如，必谓雎鸠在洲为雌雄和鸣，必谓雌雄有别如道学夫妇人前作态，必谓宏旨无乖而字、义、禽鸟翻容转训别求——则又出乎今人想像之外了。
二 破译行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隐语解读
摆脱了儒教的严肃包装以后，《诗经》渐渐散发出纯净而性感的光泽。历史上那些苛刻的道德论者，譬如朱熹，往往指斥郑风多淫诗。其所谓淫的标准，在今天看来已非常滑稽，大可置而不论；倒是他们在批判的名义下，表现出来的对风诗中某些朦胧暗示的敏感，很值得我们注意。如果只是因为斥者的荒谬，便对这些暗示视而不见，又或者转而支持斥者的反方，回归到政情讽刺、附会史实的旧解上，则反不如视为淫诗更接近诗旨。
此类近乎焚琴煮鹤抑或采花折柳的两难问题，在闻一多先生那里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一方面，艺术体悟上的敏感使他能够及时捕捉到诗中的暗示；另一方面，时代的进步、态度上的宽容平和又使他能够对暗示的内容作出科学解读。
在《说鱼》篇中，这些躁动的暗示被称为隐语。闻先生以为，在中国语言尤其中国民歌中，鱼所代表的隐语是匹偶或者情侣；以此类推，打鱼钓鱼等行为暗指求偶，烹鱼吃鱼等行为寄喻合欢或者结配；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形式——鸟兽吃鱼，则是以鱼象征求偶求欢的被动方、以鸟兽象征求偶求欢的主动方。文中列举了近百条例证，源自《诗经》的不过十分之一；也许正因为如此，上述观点对于《诗经》研究者来说，才更具有通例性和启发性。但闻先生本人并没有像受惠于他的许多学者那样，将其贯彻于《关雎》篇的解释中。
较早用“食鱼，求偶”说破译雎鸠行动的是孙作云先生。他将雎鸠理解为鱼鹰(鹗)——食鱼猛禽，而非闻先生所倾向的乖巧鸠类。这一物种判断上的差异导致了一个奇妙现象，即：在闻先生无法用其凡例解说的诗篇中，孙先生可以解说得十分妥当。
关于食鱼隐语的产生根源，孙先生在其《诗经恋歌发微》中作了初步探讨。该文第四章开头说：“因为古代男女在春天聚会、在水边祓禊唱歌，即景生情，因物见志，所以在诗中往往用钓鱼、食鱼来象征恋爱，寻致成为一种专门性的隐语，如俗说之所谓‘典故’”。同章结尾又重申其义云：“当初男女欢会在河滨、拔楔在河滨，因此把这些带现实性的东西变成打情骂俏的隐语，以后就完全变成一种套词，一说到恋爱、一说到结婚，就把它用上了”。相较于后之学者对西方理论的爆炸式“借鉴”，这段“本土论述”虽嫌简朴，却很中肯。
《发微》篇面世以后，以食鱼，求偶为线索诠释《关雎》，渐由僻途别径蔚为康庄通衢。论者既众，分析既深，遂牵涉到诠释的距离与界限的问题。譬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性感光泽，在传统经师那里被严封密裹起来，固属暴殄天物；那么，在现代学者手中被还原或者发掘到什么程度，才算合宜呢?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还是错采镂金式的妖冶?抑或置之于蛮族时代，展示其粗野奔放的动物本能?又或者在幽邃隐秘的心理世界，探究其感官体验的快乐源?九?此间涌现的相关撰述，持论颇及生殖崇拜、禁止、自由、掠夺婚、对偶婚等原始遗俗；征引则自《说鱼》《发微》而外，多取给于霭理士《性心理学》等西人专著；佐证则旁摄土著舞蹈、岩刻壁画、器物图文、民间工艺，而间以己意释之。论其优点，当然是眼界开阔，镜取多方，为前贤所不及。但缺点也往往由此而生，那便是，取镜虽宏，津梁乏绝，在如何由a合理推导出b合理上缺少必要的证明。
若说其中的上乘之作，自然应提及刘毓庆教授《关于(诗经·关雎)篇的雎鸠喻意问题》一文。此篇搜罗既丰，考辨亦详，核其要旨，约有三端：其一，在前贤的基础上增列先秦器物及民间工艺材料，证明鸟食鱼“”隐语的普遍性；其二，对“雎鸠捕鱼、食鱼”的隐语根源，从社会学和性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探讨，证明其产生与掠夺婚、有关；其三，从“历史、文化观念与民族心理变化”的层面，对雎鸠喻意的文化误读作出解释。笔者属稿前，以其赓续前修、别开生面，曾激赏研摩再三，自以为颇受启发教益。只不过，仍有些许疑惑思之未安，谨次第述之如下。
疑惑之一，器物图案的诠释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图案也可以构成另一种形式的隐语。无论诗歌中的文字还是器物上的图案，之所以被称为隐语，是由于它们能在特定的叙述背景中传达未明言的第二义。譬如，折柳，从本义上看是对柳条物理特征的改变，但在《章台柳》之类的歌词中，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追求女色；而在十里长亭送别时，又应该把它理解为挽留故人。若无特定的叙述背景，即无第二义可言，也就不能成其为隐语。相对于诗歌属意连贯、善叙动作的特质而言，器物图案的静态描写较难表现视觉属性之外的秘密。这些孤零零的画卷，也许有政教方面的特殊内涵，也许是对某个生活片段的截取，又或者仅仅是出于装饰目的的涂抹勾勒，总之，若不能在文献、传说、习俗、环境的帮助下构拟出叙述背景来，便无从判断其象外之意了。
刘先生在《喻意》一文中，共列举了三组十五种图案。第一组为鸟鱼同处型，所属器物涉及战国陶壶、秦漆盂、民间剪纸；第二组为鸟啄鱼型，所属器物涉及新石器时代遗器、西周玉雕、秦瓦当、日土县岩画、传统压胜钱、民间剪纸；第三组为鱼吞鸟型，所属器物为出土陶器。一、三两组图案除剪纸造型以外均未获明确推断。被援以为证据的是第二组，刘先生认为，其鸟啄鱼造型带有明显的象征。因而，此组图案也就成了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讨论之。
a类型，如鹳鱼石斧图。刘先生以死无对证为由否定了严文明先生的氏族战斗说，转而根据川藏石刻密戏图之伴有鸟鱼出现，提出男女结合说。有趣的是，《后汉书》杨震传里碰巧记载了一则较密戏图更为类似的“冠(鹳)雀衔?”之兆，汉人从政治意义上作了解读。但我们并不能据此更立新说，因为除了要考虑时空距离以外，死无对证、缺少背景对每一种推测都能构成否定因素。
b类型，如秦鸟鱼瓦当。其用途很难和象征联系在一起。笔者倒是可以在此构拟一说，即此瓦当图案寓有国泰民安物阜财丰之义。理由如下：第一、在秦人信仰中，其民族之兴起与鸡神关系甚大。第二、春秋到东汉期间的习俗以为，用鸡祭祀可以御死避恶、去咎治蛊、和合阴阳、调节风雨，祭祀时以雄鸡祭门、雌鸡祭户。第三、从儒家原典来看，《诗经》鱼丽篇有“美万物盛多”之义，而《仪礼》乡饮酒礼、燕礼又有歌《鱼丽》之事，《鱼丽》之诗与乐既颇通行，则以鱼隐喻物阜财丰遂致广为接受。第四、从读音来看，鱼与余通，《儒林外史》记载南京婚俗云：“这菜一定是鱼，取富贵有‘余’的意思”；今山东风俗，年节上供通常鸡、鱼并举，亦是取“吉”庆有“余”的谐音。第五、瓦当上的鸟，尖喙、翘尾、短足、头上有冠、背弧下凹，应当是鸡的夸张造型。
c类型，如鸡啄鱼剪纸、压胜钱。前者是喜庆场合的装饰品，后者则是“旧时小儿佩戴的饰物”，产生年代均在汉唐以后。由于鸡本非食鱼鸟类，其“啄鱼”意象自不能和“猫儿偷腥”等量齐观，恐怕仍是以谐音取“大吉大利、富贵有余”的口彩。至于采用“啄”造型的原因，可依据红“?”字的横笔略作推测，即：这样处理既能避免剪纸的断裂，又可以使画面充满调皮活泼的气息。压胜钱属于“福娃”式混合吉祥物，实际上它是由“五男二女”花样、浴儿钱、鱼、鸡等图案拼凑而成的，分别代表着“子女众多”、“子女富贵”、“富贵有余”、“辟邪主吉”的美好寓意，连缀在一起更是美上加美，比较符合国人好事不厌其多的心理。如果把其中的鸟鱼画面理解为“男女结合的象征”，则一方面和“俗以为能压邪魅”相去很远，另一方面佩带在小儿身上也甚不相宜。
疑惑之二，雎鸠隐语的推论问题。
在从社会学的角度追溯雎鸠隐语的产生根源时，刘先生面临着一些矛盾。对于《关雎》反映抢婚制习俗的观点，他并不认可；但对于“关雎捕鱼”(作者原语)的意象，却又主张用抢婚制来诠释。问题是，我们能否将隐语和它的叙述背景完全割离开来呢?如果隐语不在叙述背景中生效，又将在哪里生效呢?
接下来，刘先生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抢婚制的情况。抢婚制自成一说毫无问题，进一步讲，姑且认为这种学说完全正确，也无关大碍。但这与雎鸠隐语有什么关系呢?譬如，张生李生相殴，疑其为情敌决斗固无不可，论证情敌决斗之为各国普遍现象更见细心，但若判定此事，最重要的环节实在于说明何以断其为情敌决斗而非口角之争抑或其他。这个环节在刘文中恰恰付诸阙如。
至于以剖析雎鸠意象，尤属新奇。从诗人的角度讲，存在“就近取譬”的问题，从读者的角度讲，存在“诗人所取”的问题。所谓就近取譬，?G的是情与境合、意与象会，遂取眼前之物入诗，既生动易晓，复活水长流。初未必遽舍周遭常见之景，而远就呆板凝滞之物。否则，同吟风云月露而已，学《诗》者又怎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反过来，读者要想明白诗人于物象所取究竟为何，亦不能离开诗境而别作他求。准此复观之说，若于《关雎》诗内验之，则淑女之行窈窕可爱，君子之思纯净悠长，似与此变态体验了不相涉；若于《关雎》诗外求之，则所谓雎鸠捕鱼实属伪命题，纵使妙解生花，又怎能算作古人之意?
三 形意兼取——雎鸠之鸟与诗中的君子人格
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看一下闻先生的相关论断。《说鱼》篇云：“另一种更复杂的形式，是除将被动方面比作鱼外，又将主动方面比作吃鱼的鸟类，……或兽类……”。何谓“更”复杂?自然是比较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这种形式中，不仅包含着通常所见的食鱼暗示，还牵涉到以鸟兽喻人的问题。但在解释《关雎》时，闻先生并没有运用这一论断。究其原因，当是由于对雎鸠物种的判断出现了偏差；而偏差之所以出现，恐怕还得说到先儒对“关关”一词的界定上去。
《尔雅》释诂下云：“关关、????，音声和也”。《诗经》毛传云“关关，和声也”。事实上，关关、????和咩咩、哞哞、嗡嗡、呦呦类似，都是拟声词，“和鸣”固如此形容，“独唱”亦可如此形容。不能因为描述众人大笑、众犬大叫用哈哈、汪汪，到了描述一人独笑、一犬独叫时就非得把哈哈、汪汪拆开来用。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毋庸深辩。沈约《宋书》云“凤凰者，……其鸣，雄曰‘节节’，雌曰‘足足’”，可资参证。
但在“经诗”系统里，声音、物象、意境之间却衍生出一套奇妙的逻辑。因为诗歌描述了君子淑女之间的故事，所以“关关”应该理解为和声；因为“关关”被理解为和声，所以洲上的雎鸠应该有雌雄两只；因为鸟之雌雄和人之男女相互对应，所以他们之间的共通性亟待辨明；因为须辨明共通性，所以要么在不协调的鸟上演绎出协调的特性来，要么将协调的特性附加在合适的鸟上。闻先生和许多前辈那样，走了第二条路，为了特性的协调而选择合适的鸟类。
实际上，若置身“经诗”系统之外，或者破除这套怪异的逻辑路线，事情并不复杂。我们可以以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为例，略作申述。此公为学作诗，一则深于用典、尤重经史，二则个性鲜明、不人云亦云，三则关注最新研究动态、不死守旧注樊篱。现在要援引的，是他化《诗》、《礼》经意而成的政治自嘲诗《有獭吟》。其中与《关雎》相涉者如下：“关关黄金鹗，大翅摇江烟。下见盈寻鱼，投身擘洪涟。攫??隐嶙去，哺雏林岳巅。鸱乌欲伺隙，遥噪莫敢前。长居青云路，弹射无由缘”。黄金鹗的说法，与其前辈学者开、天时人张守节基本一致，《史记正义》云：“王雎，金口鹗也”。投身擘水，讲的是雎鸠的捕鱼方式，李时珍《本草纲目》云：“鹗状可愕，故谓之鹗。其视雎健，故谓之雎。……翱翔水上，扇鱼令出，故曰沸波”。鸱乌莫敢前，乃言其鸷；长居青云路，乃言其别。这几句诗，可视为雎鸠意象的扩充改编版。至于以关关为独鸣、以雎意为攫鱼、以鸷而有别喻理想人格，尤可启发《关雎》研究者。遗憾的是，在正统经学家眼中，他不过是个“圈外”人士，这段野狐禅没有激起任何涟漪。
张、刘二人对雎鸠的看法，属于《尔雅》郭璞注一派。《尔雅》释鸟云：“?鸠，王?”。郭璞注云：“雕类，今江东呼之为鹗，好在江渚山边食仉”。雕鹗说是迄今为止最允当的解释，这一点前贤多已明辨之，可略见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卷四十九、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戴震《毛郑诗考正》卷一《呆溪诗经补注》卷一、王夫之《诗经稗疏》、毛奇龄《续诗传鸟名》，今不赘述。如果把刘禹锡的政治改编版还原为爱情版，再配以闻氏《说鱼》论断，即可形成对《关雎》篇禽鸟意象的恰当理解。诗写雎鸠独处沙洲，固有以求鱼不得隐指求爱无门的涵义，在这个层面上，后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正好与它构成呼应——欲求鱼而鱼潜游无迹，欲采荇而荇流动无方，欲结缘淑女而乍逢初见万般情思无由自达，若在张生，必又大呼“我死也”。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涵义，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涵义。否则，以闻氏鱼隐语专家的身份竟对此毫无察觉，实在是不合常理之至。食鱼暗示之外的另一层涵义，或者说最重要的涵义，已由同样酷好隐语的刘禹锡作了初步解答，即以雎鸠鸟性喻理想人格。在刘禹锡而言，对理想人格的描绘显然渗透了他的政治哲学。譬如，刘早年仕途顺利，志意踌躇，一旦参加高层政争，遂不能去谗避祸；加以文人本色，言辞不谨，往往只逞一时之快、不计他日之忧，别人不弹则已，一弹必中。偶尔反思，借禽鸟意象寄托理想也就不足为奇了。鹗口中有鱼而鸱乌莫敢与之争，独居高，远而猎者无由射，这种鸷而有别、矫矫不群的性格不正是那些在现实中屡屡碰壁的君子所梦寐以求的吗!
由此上溯到毛《传》。我们看，毛公并没有否认雎鸠为猛禽，“挚(鸷)而有别”的说法本身也没有什么错。问题是，他把比喻对象归结到淑女身上，并为此对“挚(鸷)而有别”进行一定程度的曲解，这就不免有失大师的水准了。实际上，古人运用类似词语的场合并不少见，其最初起源，应是对动物自然习性的素描，而后才逐渐附加上那么多的人事象征。挚或鸷都有攫取、攻击的涵义。《说文解字》挚字条云：“握持也，从手执”。《甲骨文字诂林》引孙海波语云：“说文：‘挚，握持也，从手从执。’此象罪人被执以手抑之之形”。《说文解字》鸷字条云：“击杀鸟也，从鸟从执”。段注云：“击杀鸟者，谓能击杀之鸟。……杀鸟必先攫搏之，故从执”。古书鸷字多或假挚为之，这一点段玉裁已在注中作了说明。譬如，《淮南子·说林》“鹰隼鸷则众鸟散”用鸷字，《时则》“鹰隼蚤挚，四鄙人保”则用挚字；《商君书，画策》“虎豹熊罴，鸷而无敌”用鸷字，《礼记·曲礼》“前有挚兽，则载貔貅”则用挚字。不待冗举。一般而言，猛鸷之物多处于食物链高端；一只高端动物的存活，必须以一定规模的低端动物作支撑。从生态平衡的角度讲，这些高端动物(如鹰隼虎豹)独往独来是维持自身生存的应有之谊，否则，就没有那么多低端动物供它们食用了。同样的视角看人类，也是“精英”绝少于“愚夫愚妇”，“贵族”绝少于“布衣黔首”。人格和兽格既有共通性，血腥的啄食遂被诠释为威严，食场的独占遂被诠释为高贵。经过文明语言的包装，丛林法则遂悠然踱进等级社会的道德世界。
且不纠缠此词的起源。还是回归到与原罪分离的比喻义。屈原《离骚》云：“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不群即有别。形容的是人格高贵。《淮南子·说林》云：“日月不并出，……猛兽不群，鸷鸟不双”。不双亦即有别。比喻的是形象威严。《离骚》、《淮南》，一在毛《传》之前，一与毛《传》同时，对于我们理解毛公作注的背景知识，应很有帮助。此外，还须说明的是，礼别异、乐和同，能够有别，实际上也就隐含着守礼、坚持原则的意思。
由此再看《关雎》禽鸟起兴，实际上是以雎鸠点明即将出场的君子。他体魄雄健，形象威武，颇有些矜持骄傲，卓而不群。这和以荇菜譬喻的淑女，正好形成一刚一柔的完美对比。为了更感性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援引《左传》中子南(公孙楚)、子皙(公孙黑)争妇的例子来作说明。子南、子皙同时相中徐吾氏家的美女，都想娶以为妇。二人都是贵族，得罪不起，徐吾氏只能请他们来家“秀”一番，让美女自作决断。子皙盛饰而人、布币而出，走的是偶像派路线。子南则穿上戎装，在徐吾氏家左左右右射了几箭，然后跳上战车，扬长而去，走的是实力派路线。结果，子南取得胜利，美女说：“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欣赏的正是子南英武阳刚的丈夫之气。
论文摘要：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教育类长篇小说，《歧路灯》反映了18世纪中原地域中下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作者运 用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方言土语、谚语熟语等对民间风情、阎巷习俗等的描写。充分表现了小说语言的地域性文化特征。
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清人李绿园的《歧路灯》是一部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长篇小说 。其特殊性不仅在于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长篇教育小说。还在于它对18世纪的清代社会生活作了细致而有趣的临摹．为后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多侧面的巨幅画卷。与同时期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相比，它所映象的社会面可谓“五光十色”、“三教九流”，尤其是对中原地区民间风情、闾巷习俗的描述 ，亦堪称是绘声绘影 ，跃然纸上与此同时，在表达和描写之间，《歧路灯》大量运用方言土语、谚语、熟语等，充分地表现出小说语言的地域性文化特征。本文通过对《歧路灯》文本的细致梳理对此问题进行归结与阐释。
一、《歧路灯》中的方言土语浸染着地域文化特色
杜贵晨先生说：“《歧路灯》在运用河南方言俚语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功。作者在这方面是自觉追求的。”李绿园根据 自己创作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扩大道德说教的范围及影响。突破了当时一些正统文人的偏见 ，不避俚俗 ，用经过加工提炼的河南方言进行写作，间杂以“经史掌故话头”。“又往往以诙谐风趣出之，亦庄亦谐，雅俗共赏”。‘先生所言为切中肯綮之论。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南人，李绿园对浸染着中原地域文化精神的方言土语十分熟稔。正如著名河南籍作家姚雪垠所说：“它是用带有河南地方色彩的语言写清初的河南社会生活。语言朴素而生动。使我们今天读起来感到亲切 ，有味。……当我读《歧路灯》时，我常感到这部小说的语言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因此。可以说《歧路灯》对中原地区的方言的运用是十分成功的。
首先，《歧路灯》中所使用的大量方言词汇，至今仍然活在中原地区民众的语言之中。例如：书中多次所用到的“膺”字，其意思是充当某一类角色，或做某种身份的人。“他在我手里膺了好几年秀才，后来拔贡出去了。”(第4回)“那时你到衙 门膺太老爷，……人人称封乎翁乎 ，岂不美哉?”(第86回)这种用法在当今的河南话中仍然很普遍。如说：“都是膺爷爷的人了，咱咋能不见老哩 !”又如：“膺记”，同“萦记”，是指牵挂、挂记。“膺”同“萦”，牵缠、牵挂的意思。“夏逢若心下又膺记小豆腐送的银子”，(第59回)“但王象荩一向在菜园，心里萦记家事 ，……眼中有了攀睛之症。”(第62回)现在的河南方言里还经常有类似说法，例如 。“家里一切都好 ，不要萦记。”“你在外面做好 自己的事情。不要萦记家里。”再如 ，小说第54回，王氏道 ：“王中，你各人走了就罢，一朝天子一朝臣，还说那前话做什么。俗话说：‘儿大不由爷’。何况你大爷已死。你遭遭说话，都带刺儿 ，你叫大相公如何容你?”其中“各人”、“前话”、“遭遭儿”、“带刺儿”都是中州的方言。“儿大不由爷”是北方的俗语。还有小说第40回。滑氏说：“你哥就把你那前窝儿，上下看了两眼，真正看了我一脸火。”惠养民答道：“咱哥是个老成人 ，不会曲流拐弯哩。”这里所用的“前窝儿”、“曲流拐弯”，十分形象生动。
其他如说人没发展前途是“老苗”(第87回)、说聊天为“闲打牙”(第93回)、说人合不来是“各不着”(第108回)等等，也都是道地的中原地区的方言土语。这类词语还有如“扯捞”、“擘画”、“腌腆”、“兑搭”、“攒忙”、“帮光 ”、“喝晚汤”、“刚帮硬证”、“应 ”、“费气”、“护短”、“干大”、“翻精掏气”、“蛮缠”、“不中用”、“没成色”、“各不着”、“搅家不贤”、“下作”、“乱董”、“胡董”等．这些方言词语至今仍然被中原地 区的民众较为频繁地使用着。《歧路灯》使用此类方言，增加了作品语言的乡土气息，这些方言不仅仅让人读来感到亲切，而且也成为研究中原方言的珍贵资料。 其次，《歧路灯》中所运用的一些方言词汇与今天的河南方言相比，已有所不同，发生变异。从中能够看到中原地域的语言所历经时代 的变迁情况。有些词语在现代的河南方言中已经很难见到或者仅仅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使用。较少使用到的，例如 ：“汉仗”、“妙相”、“开拨”、“和处”、“朝南顶”等；在极小地域范围内使用的。例如 ：“信惯”、“楚结”、“撤 白话”、“面软”等。 在《歧路灯》中所使用的词语中，还 出现有一些古今同事不同称的情况。同样的事物 ，用来表达的词语却不同。例如 ．小说中不说“喝酒”、“喝茶”，而说“吃酒”、“吃茶”；表示倒掉、倒出来的意思时，一般说“倾”而不说“倒”；表示给予的意思时 ，一般说 “与”，不说“给”。这些用法至今在中原地域的某些区域范围内还使用着。
再次，最为典型的是《歧路灯》中所使用的某些方言词语 ，呈现出明显 的过渡性。张生汉先生认为 ：“十八世纪是汉语 由近代向现代演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汉语言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语法和词汇方面，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具体到个别的词语上 ，它们在《歧路灯》中往往是近代的与现代的用法并存 ，原有的意义与新生的意义同在。”如，“打算 ”，谭孝移“便打算这延师教子的一段事体”(第1回)，这里的打算用作盘算、筹划的意思 ；第41回，“打算此后晚夕 ，轮流来与韩氏作伴。”此处的打算当作计划 、准备讲。后面的打算的意思已经与现代汉语中的“打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其他的还有 ，例如，“认真”、“任意”、“果然”、“的确”、“十分”等词语也都有这种发展变化的情况。在《歧路灯》中可以看到为数不少 的这一类词语都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由此可见，《歧路灯》较好地体现了中原地域方言在18世纪的发展过渡性特征。 《歧路灯》采用了大量的中原地区的方言词语，读者尤其是河南籍的读者读起来亲切 自然，回味无穷这些方言词语 。反映着中原地域民众语言的特点及其文化蕴涵。
二、《歧路灯》中的俗谚熟语和歇后语的运用丰富了小说语言的地域文化意蕴
除了以上所论及的方言土语在《歧路灯》中大量使用之外，李绿园还把许多至今仍然流行在民众生活语言中的俗谚、歇后语纳入作品之中 ，为小说的场景描写 、人物形象的塑造增光添色。古代小说 中运用俗谚、歇后语的作品并不少见。《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就较多地使用俗谚、歇后语 等，增强 了小说语言的生动性和表现力。《歧路灯》与这些小说一样大量使用俗谚 、歇后语 ，并有其独特的地方。《歧路灯》中的俗谚使用范围非常广泛，有涉及家庭闺阁婚姻言语习俗的：有关于 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事习俗的；也有生产生活经验等方面的俗用语言；还有关于衙门、商业、宗教鬼神等习俗语言，丰富而又不失精良．形成 了一道五彩缤纷的语言风景线。限于文章篇幅在此仅举要阐释。
首先，在反映家庭闺阁婚姻习俗方面，《歧路灯》中使用的俗语是异常丰富的。小说第49回，谈论到待字闺中的巫翠姐时。王春宇道 ：“不过高门不来 ，低 门不就 。所以耽搁了。你如今心中有啥不愿意，也不妨面言。”“高门不来 ，低门不就”比喻女孩在挑选婆家时，男方条件差的看不上。条件好的又求不到。也是中原地区在男女婚嫁中经常使用的俗语。第80回，冯健道：“他们心中一无所系 ，人大心亦大，自然难以驾驭他 。
依我说，相公回去自己酌度，他们可留，磕了头留下他，把今 日的事 ，只宜丢开为妙 ；不愿留的 ，趁这宗无礼，开发了他，也省的家中养活。俗话说 ，心去身难留，留下结冤仇。不知我说的是也不是，相公酌度。”“人大心亦大”、“心去身难 留，留下结冤仇 ”，意为心已不在这里 ．勉强挽留反会造成怨恨 。 于世家豪门来说 ，对世仆通常是从小把 他们养大并使用，但是，如冯讼师所言。这些仆役由于没有家室牵挂，在家主富有之时他没有什么怨言，任其驱使 ，一旦家主家道中落，就会有各自的想法 ，就可能造成“心去身难留，留下结冤仇”的局面。这里所用的“心去身难留，留下结冤仇”俗谚．是由婚俗观念中的“女儿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仇”变异而来的。家主与家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像家长与儿女的关系一样，况且“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也是人们一种普遍的认识，世奴因没有家室之累，也就很难与家主同甘共苦 。也可见冯讼师的心、奴仆的心与一般民众的心是相通的，唯有出身富贵之家的谭绍闻不明白这个道理。
再如第49回，夏逢若道 ：“贤弟呀 ，人生做事 ，不可留下后悔。俗语说 ：庄稼不照只一季，娶妻不照就是一世。你前边娶的孔宅姑娘 ，我是知道的。久后再娶不能胜从前，就是一生的懊恼 。你先看这个人何如?”婚姻是人一生 中的大事，因而婚姻又有很多讲究 的礼俗。“庄稼不照只一季 ，娶妻不照就是一世”，这是中原民众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习俗观念，娶妻生儿育女 。延续家庭后代 ，反映着人们对择偶重要性的认识。诸如此类的谚语还有 ，“做坏生意是一次 ，讨坏老婆是一世”、“梳头不好一次过．嫁夫不好一世错”等也同样是这种习俗观念的表现。总之 ，在《歧路灯》中涉及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熟语非常丰富 ，如“丑媳妇不见婆婆么”、“媒婆口，无梁斗”、“千里姻缘一线牵”、“先嫁由爹娘 ，后嫁由自身”、“得意夫妻欣永守。负心朋友怕重逢”。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在富有地方色彩语言基础上提炼出来 的文学语言，同时也是婚姻家庭等生活习俗对语言的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其次 。反映日常生活生产中的经验、体验等方面的俗谚 ，在《歧路灯》中的运用也非常精练、到位 。例如，第80回，冯健道 ：“不管他是外来鱼，本池鱼 ，总是一个水浅鱼不住。且休说水浅鱼不住，即是水太清 ，鱼先不住了。譬如做官的长随，若不是劳金之外，有些别路外快儿，谁还肯跟哩。在主户人家 ，粜粮米 ，有他们出仓钱；卖牲 口，有他们笼头钱 ；送节礼 ，有他们脚步赏封 ；出远门，有他们盘费余头 ；那些分打庄稼 ，收租讨课 ，以及修盖房屋，都免不了有些扣除、侵渔，这才许打就打、骂就骂的。若不然，他们图啥呢?”这里用了“水浅鱼不住”、“水太清 ，鱼先不住”两个熟语。比喻受环境条件的限制 ，留不住有本领 、有能力的人 。①这段引文中，深谙世故的冯讼师说尽了“奴仆”众生相。在利益的驱动下 ，他们任劳任怨 ，当牛做马而在所不惜，俗话说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不能够把怨气都撒在“奴仆”身上 ，谭绍闻要状告奴仆欺主也有些过分。第74回，王隆吉道 ：“水浅鱼不住，这也无怪其然 ；老鸦野鹊拣旺处飞 ，他们 自然要展翅哩。……”这里除了再次用到“水浅鱼不住”这个俗谚之外，小说又形象地使用了“老鸦野鹊拣旺处飞”这一俗谚。与前面的“水浅鱼不住”有相近的意思，比喻趋炎附势 ，讨好有权势有财力的人。在这里只是把鱼变成“老鸦野鹊 ”，把“浅水”变成“旺处”。②用法也与上面的相近。 小说第32回。谭绍闻说道 ：“斑鸠嫌树斑鸠起 ，树嫌斑鸠也是斑鸠起。我如今嫌你了，讲不起 ，你要走哩。跪一千年也不中用。天还早哩，你快去把戏箱屋子打扫打扫，我叫宋禄把马移了。还有皮匠家现成的锅 台，把米面菜薪都带的去。若是今晚不走，我如今就起身上丹徒去 ，好躲着你 。”“斑鸠嫌树斑鸠起”，说的是斑鸠栖息在树上 ，如果斑鸠不满意树，它可以飞离，要是树不满意斑鸠 。自然也是斑鸠离去。比喻双方共处，如果有了问题必须有一方要离开。在此树为主。鸠为辅为客。在小说里谭绍闻一心要把王中撵出家门。结果只有王中这个“斑鸠”离开才可以化解主仆之间的矛盾。第86回，王中对谭绍闻：“乡里人常说两句俗话 。 ‘宁当有 日筹无 日，莫待无时思有时。’人肚内有了这两句话，便不怕了。”引文中的“筹”，为筹划、计划、打算之意。告诫人 El子富裕时要省吃俭用 ，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困难作打算，以免被动 ，作为身处社会下层的奴仆王中对生活之艰辛的体验可谓深邃而精当．这也是无数的劳动人民生活经验的总结，真可谓至理名言。 在《歧路灯》中，反映日常生活生产方面的经验的俗谚十分丰富，诸如“水尽鹅飞”、“水平不流。人平不语”、“饿 出来的见识 ，穷 出来的聪明”、“一棵树上吊死”、“砍的不如镟的圆”、“腰中有钱腰不软 。手中无钱手难松”、“揭债还债，窟窿常在”、“揭债要忍 ，还债要狠”等，这些或者来自生活生产经验 。或者来 自人生感悟体验 ，都是非常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民众语言，给作品带来了浓郁的时俗世情韵味。散发出醇厚的乡土气息。需要指 出的是 ，《歧路灯》所运用的俗谚涉及社会、政治、经济、人生等很多方面 ，在此不多赘述。
下面简单说一说《歧路灯》中歇后语的使用情况。歇后语最大的特点是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富于概括力和表现力 ，放在对话中能增强句子的律动感 ，而且能把说话人的情绪惟妙惟肖地传达出来。小说第51回，夏逢若道 ：“咱县新任董公，裤带拴银柜——原是钱上取齐的官。”在这里通过帮闲篾片夏逢若之口，使用一个贴切、形象的歇后语“裤带上拴银柜——钱上取齐”。把一个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县官形象表现出来。作者对“董公”运用一种漫画式的夸张手法 ．增加了读者阅读的欲望，引起进一步探究这个贪官到底是如何收受贿赂的兴趣。还有小说第69回。盛希侨摇头道 ：“野地里拾的柴薪 ，将就些儿罢 ，休要嫌湿。从前话 ，一切拉倒 。”小说 中，革退兵丁虎镇邦对谭绍 闻恶言相加 。
追索谭欠他的八百两银子的赌债。盛希侨巧妙利用旧宦势力威慑虎镇邦．最后仅用二十两银子开发了这个“虎兵丁”，虎镇邦虽然心不甘情不愿 ，但又怯于盛家势力而敢怒不敢 言。小说在这里用了一个“野地里拾柴——莫嫌湿”的歇后语 ，意思是赌债难以见官，虎镇邦得到二十两银子也是 白拣的或净赚 的。因为根据《大清律例》有关条目，经官府判决后的钱财是要全部充公的。在这里也把盛希侨年少气盛 、敢于坚持、旧宦世家的公子哥性子表现出来。再如小说第83回，程嵩淑道 ：“老兄们看不见王象荩满面急气，比少主人更觉难堪。今 日请我们一起 老道长，无非陈曲做酒——老汉当家之意。孝移兄去世 ，他的家事，我们不能辞其责。若不替他出个主意，也就负好友于地下，并无以对忠仆于当前 。”陈曲，曲即酒黜 。把麦子或 白米蒸过 ，经过发酵 ，晒干后用来酿酒 ，时间长的酒抽叫“陈曲”。中原地区民间一般认为陈曲造酒味道醇美爽口，比喻年纪大的人因阅历丰富，当家主事稳妥。小说中的意思是程嵩淑一起 “老道长”作为谭孝移的挚友管教谭绍闻是理所应 当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歧路灯》中除了用到普通的歇后语之外 ，还使用了不少藏词式歇后语 ，常常让读者于稍加思索后发出会心的微笑或感叹。小说第56回，夏逢若道 ：“这老脚货是皮罩篱 ，连半寸长的虾米 ，也是不放过的。”这里就用了一个藏词式歇后语，前半部分“皮罩篱”显现出来 ，把“不漏汤水”隐藏起来，但是在作 品的叙述 中还是稍稍加 了一点揭示 ，即“连半寸长的虾米 ．也是不放过 的”。“罩篱”本为 日常生活工具，在中原地区采用竹子、细铁丝等制成，主要用于淘洗米、麦、豆等粮食时捞取之用 ；也用于制作油炸 、水煮等食品时捞取放在锅中的食品。“皮罩篱”在中原言语中是一个歇后语的前半部分，这个歇后语的意思是用“皮罩篱”捞取水中物品，就是连带着把“汤水”也给捞出来而不会漏掉。它有褒义和贬义两种用法，贬义用法偏多一些。在 日常生活中，民众 口语中可用于形容某一个人做事细密 、周全；但更多用 以形容人十分吝啬，挖苦讽刺某一个人讨别人便宜，无论大小琐屑，有光就沾 。一丝一毫也不放过 。藏词式歇后语用法还见于第72回。当槽的说 ：“你要真真奈何我 ，我就躲上几天 ，向家中看看俺那 ‘秋胡戏～。”在这里使用 了藏词式歇后语 “秋胡戏妻”，以“秋胡戏”代指妻子 。第64回，小说写道：“到了霜降之节 ，可怜管贻安 ，一个旧宦后裔。只因不依本分，竟同一起强盗等案，押赴市曹绞桩之上，一个淫魂 。上四川酆都城 内去了。正是 ：圣训三戒首在色，怎借执爨强逼迫；弄出世上 ‘万方有’，落个 ‘直而无礼则 ” 段引文中的“万方有”是“万方有罪”歇去了“罪 ”．“直而无礼则”是“直而无礼则绞”歇去了“绞”。意谓管贻安弄出罪情来 ，落 了个被绞死的结局。也是一句含有嘲弄意味的游戏笔墨。在小说第68回写道 ：“乾健坤宁大造行，太和元气自浑成04,星何故纷家政?--十一 日酉时生。”⑧‘‘二十一日酉时生”也是用的一个隐语 ，隐射一个“醋”字。在这里运用非常含蓄的语言对张类村的二太太杜氏扰乱家政的讽刺。“小星”就是小妾的代称，这里指的是杜氏。在这段文字中隐语的运用起到了正常的、规范的语言所起不到的作用。 《歧路灯》俗谚 、熟语等大多运用在市井人物的身上，非常符合人物身份 ，通俗而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描绘场景采用的重要艺术手段，也是作者写实主义的一种体现。
[关键词]离骚;求女;原型;寄托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102-06
李炳海(1946—),男,
传说华胥氏在雷泽履大迹而生伏羲,这和《诗经•大雅•生民》记载的周族女始祖姜?履帝迹而生后稷的故事如出一辙,反映的是西部先民感应生子的观念。雷泽,又称雷渊,传说中西方确实存在雷渊。《招魂》写道:“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靡散而不可止些。”雷渊,古人认为是雷神?息的地方,因此把它描写得富有威慑力。华胥在雷泽履大迹而生伏羲,雷泽应指位于西北之地的雷渊。
宓妃应指伏羲氏之母,是一位感应生子、传奇色彩极浓的女性,因此,《离骚》抒情主人公把她作为求女的首选对象。宓妃和洛水女神,在屈原笔下不是同一个角色。《离骚》提到的宓妃位于西部地区,《天问》出现的雒嫔则处在其他区域。把宓妃和雒嫔相混淆,始自王逸对《天问》所作的注解:“雒嫔,水神,谓宓妃也。”到了后来,学人又进一步把宓妃说成伏羲之女,并把这种看法用于解说《离骚》的求女,造成极大的混乱。
《离骚》抒情主人公的求女对象是西、北、东三个区域,求女过程中都遇到障碍,未能获得成功。不过,在三个方位所遇到的障碍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属于两类不同的性质。
在西部求女遇到的障碍是所求对象傲慢无礼:
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j其难迁。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虽然抒情主人公准备了佩饰作为礼品,并且郑重地派去媒介,但在交往过程中情况多变,对方不为所动,并且表现得傲慢无礼,自恃其美而根本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抒情主人公只好舍弃她而改求别人。此次求女的失败,责任完全在女方,抒情主人公的真诚遭到冷遇,造成不欢而散的结果。
抒情主人公向北方、东方求女,所遇到的障碍不是来自女方,而是抒情主人公缺少得力的媒介: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抒情主人公向北方求有?氏之女,或是所选派的媒介不肯承担使命,或是有自愿充当媒介者而主人公嫌其轻佻,不肯指派。抒情主人公想亲自前往,又觉得不合适而罢休。在向东方求有虞氏之女时,所遇到的是“理弱而媒拙”的障碍,还是缺少得力的传达信息的使者。向北方和东方求女遇到的障碍属于同类性质,都是找不到称职的使者。对于所求对象,或称“有?之佚女”,或称“有虞之二姚”,抒情主人公对她们充满好感,心向往之。
《离骚》抒情主人公多方求女,实际是想到楚国之外另寻贤君。求女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有着深刻的政治寓含,折射出楚国与其他几个诸侯大国的关系,以及屈原对相关诸侯国君主的态度。
在屈原所处的战国中后期,对天下形势起主导作用的是齐、楚、赵、秦四国。楚国的西方是秦国,东方是齐国,赵国则处在北方而与楚国悬隔。《离骚》作于楚怀王后期,在此阶段,齐国的君主是宣王,赵国的君主是武灵王,秦国的君主是惠文王、武王和昭王。楚国与齐、赵、秦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态势。
楚怀王期间,楚国的主要敌人是西部的秦国。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时期,楚国在与秦国的军事角逐中屡战屡败,同时在外交方面也受到秦国的欺骗,怀王本人入秦不返,客死他乡。屈原深深地爱着楚国,对秦国深恶痛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曾经劝楚怀王杀掉给楚国造成重大伤害的张仪,又阻止怀王入秦。屈原把秦国视为虎狼之国,对它的印象极坏,尤其是对它的出尔反尔、不讲信义,更是深恶痛绝,自然不肯选择这样诸侯国的君王作为自己的主人。《离骚》中的宓妃傲慢无礼、无事生非,是秦王形象的投影,是用西部地区的女性形象暗指西秦君主,屈原义无反顾地与其决绝,秦国不是他寻找明君的地域。
楚国与赵国在地域上相距遥远,在楚怀王时期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还曾结成抗秦联盟。《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山东六国合纵以抗秦,是赵肃侯在苏秦建议下首倡确立的,楚怀王成为合纵的首领,楚、赵两国关系是比较协调的。赵国地处北方,与楚国的外交往来相对较少。《离骚》抒情主人公在向北方求有?氏之女时,遇到的困难是没有称职的媒介,无法与对方充分沟通。同时,诗中所说的“欲远集而无所止”、“欲自适而不可”,这个情节反映的是楚、赵由于疆域悬隔而造成的信息交流不够畅通的历史事实以及屈原本人对赵国君主的态度:印象虽好,但无法选择他作为自己的君主。
楚怀王时期,楚国和齐国时离时合,造成楚齐离异的重要原因是楚怀王经不起秦国的诱惑。《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与齐争为合纵首领。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受张仪诱惑,与齐绝交。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09),“齐亚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楚国朝廷进行讨论,最后决定背秦合齐。怀王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楚国对齐国的外交反复无常,这使往来使者遇到许多困难,很难圆满完成使命。齐国位于楚国东方,楚怀王时齐国早已灭掉建都商丘的宋国而据有其地。《离骚》抒情主人公想要求有虞氏之二姚,却因“礼弱而媒拙”无法如愿,反映的是怀王时期楚齐两国外交的艰难,抒情主人公担心有人从中挑拨是非,引起事端。当然,楚、齐两国这种离合无常的关系,屈原也不会离楚走齐,成为齐国的朝臣。
总之,《离骚》抒情主人公多方求女的情节,是楚怀王时期楚国与齐、秦、赵三个诸侯国关系的反映,也是屈原在考虑自己去与留时的心态折射。西方的宓妃、北方的有?氏佚女、东方的有虞氏之二姚,分别是秦、赵、齐三国的投影,是三个诸侯国及其君主的象征。求女的情节是浪漫的,但却有现实的底蕴,是以浪漫的外壳包裹着诗人政治上的寄寓和人生的选择。在对各方女性的艺术处理上,显示出诗人的爱憎取舍。
三、求女媒介的神话原型
《离骚》抒情主人公在向西方和北方求女时,相继出现两批使者,它们或是前去探路,或是向对方传达信息。在所出现的使者中,有的角色和图腾神话密切相关。
抒情主人公向西方求女,“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王逸注:“丰隆,云师,一曰雷师。”其实,丰隆是云师兼雷师,一身而二任,有云方有雷,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云和雷相伴相生,因此,雷神和云神也就合二为一。
古代先民认为:雷神平时居于水泽,把那里作为自己的栖息地。从地升天,则发出轰鸣。响声过后,仍然返回水泽。《山海经•海内东经》写道:“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居于水泽的雷神龙身人头,糅合了人和蛇的形体特征。神话传说中的伏羲是其母华胥在雷泽履大迹而生,实际是向人们暗示:华胥与雷神相感应而怀孕生子,体现的是雷崇拜、龙崇拜,是一则图腾神话。可是,《离骚》抒情主人公在向西方求女时,雷神却作为探路使者被派出,寻找宓妃,也就是华胥氏。从图腾神话到《离骚》的抒情主人公求女,雷神的角色发生了转换,由图腾物变成求女的问路使者,由神秘的崇拜对象变成了为抒情主人公服务的下属。
抒情主人公向北方求有?氏之女,遇到了派遣使者的问题:“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逸注:“鸩,运日也。羽有毒,可杀人,以喻谄佞贼害人也。言我使鸩鸟为媒,以求简狄,其性馋贼,不可信用,还诈告我言不好也。”王逸把鸩鸟视为一种毒鸟、害人之鸟,认为屈原是把它比作奸诈之人,不可信任。后代注家基本是沿用王逸的说法,罕有例外。把鸩鸟视为毒鸟、害鸟,是后来出现的观念,《山海经》中还见不到这种迹象,《中次八经》女几之山、鼓琴之山都提到“多鸩”,并没有涉及它的危害。《中次八经》以荆山为首,依次向东延展。楚族是从荆山一带发展起来的,《中次八经》的记载表明,那里的楚族先民并没有把鸩视为毒鸟、害鸟。《中次九经》玉山条目提到“其鸟多鸩”,也没有标明它的危害。《中次九经》以岷山为首,依次向东延展,涉及的多是长江中上游风物,其中一部分属于楚文化区。《中次十一经》瑶碧之山条目也提到鸩:“有鸟焉,其状如雉,恒食蜚,名曰鸩。”郭璞注:“蜚,负盘也。音翡。”郝懿行云:“蜚见《尔雅》,郭注云:‘蜚,负盘,臭虫。’”[4](p152)这是《山海经》对鸩鸟所作的最为具体的叙述。这里所说的鸩,非但不是毒鸟、害鸟,反而是以臭虫为食的益鸟。《中次十一经》仍然是以荆山为首,由西向东依次排列,其中鸩鸟所在的瑶碧之山,其东40里是支离之山,“济水出焉,南流注于汉”。以此为参照,鸩鸟所在的瑶碧之山位于汉水北岸,那里也是楚族的疆域。
另外,《中次八经》女几之山多鸩,郭璞在作注时写道:“鸩大如??,紫绿色,长颈赤喙,食蝮蛇头。雄名运日,雌名阴谐也。”[4](p166)他在为《中次十一经》其状如雉的鸩鸟作注时称:“此更一种鸟,非食蛇之鸩也。”从郭璞的这两条注解推断,他所见到的古本《山海经》,在《中次八经》女几之山条目应有鸩食蛇的记载,否则,他的注解不会反复强调。
综上所述,屈原和当时的楚地先民一样,并没有把鸩当作毒鸟、害鸟,而是视为可以与人相安无事、友好相处的益鸟,对它没有恶意。所谓的“鸩告余以不好”,指鸩鸟不喜欢这个差使,不肯充当使者。正因为如此,紧接着出现“雄鸠之鸣逝”的情节,雄鸠主动要求出任媒介,但未被抒情主人公看好。鸩和雄鸠,前者拒绝前往,后者主动请行,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离骚》抒情主人公向北方求有?氏之女,鸩是备选使者,鸠是主动要求当媒介,最终派出的求女大使是凤凰。在向北方求有?氏之女时,媒介角色都是鸟类,没有例外。有?氏之女指的是殷商女性始祖简狄,《天问》写道:“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王逸注:“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玄鸟生商神话除见于《吕氏春秋•音初》篇外,《诗经•商颂•玄鸟》、《史记•殷本纪》均有记载。以殷商为代表的东夷族以飞鸟为图腾对象,《离骚》抒情主人公北方求有?氏之女,则是由飞鸟充当媒介,图腾对象成为求女使者,和在西方求宓妃的情况相似。
《离骚》抒情主人公在西方、北方求女,原本使女性孕育生子的图腾对象,成为求女使者的角色。在图腾神话中,作为图腾对象出现的雷神、飞鸟都带有神秘性,它们的地位是崇高的。当它们充当抒情主人公求女使者的角色时,成为主人公驾御的对象,为主人公提供服务,灵异色彩得以淡化。屈原对这两个图腾神话进行利用改造,遵循的是以类相从的原则。伏羲氏以雷为图腾对象,《离骚》抒情主人公就指派雷神充当向宓妃求婚的使者。东夷族以飞鸟为图腾对象,抒情主人公的求女媒介就在飞鸟中遴选。不同类别的图腾崇拜和求女使者各自以类相从,而绝不相互混淆,运用改造图腾神话的过程体现出清晰的逻辑。
四、求女情节的现实根据
《离骚》主人公在政治上遭到君主疏远,失意之际转而多方求女。从表面现象看,是由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发生的人生转向,即由立德、立功转向对女性的追求。这种情况在古代贵族及士大夫阶层经常可以见到,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信陵君是魏国公子,以招贤纳士著称,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威震天下,以至于强臣震主,使魏王产生疑心。然而,信陵君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他在政治上失意,于是转向对酒色的追求,通过满足感官欲望来排遣苦闷,实际是在戕害生命,走的是慢性自杀的道路,这种选择是万般无奈,不得已而为之。信陵君卒于魏安?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43),他生活的历史阶段稍晚于屈原,但从中可以窥见战国贵族由政治失意转向亲近女色的人生走向。到了汉代,仍然可以见到这种情况。东方朔是汉武帝时期的朝廷大夫,这位滑稽之士多次就军国大事向天子进谏,但都未能得到采纳,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采取放浪的生活方式来打发人生。
信陵君、东方朔的求女都是政治上失意的副产品,是人生价值的跌落,由追求立德、立功,降到片面追求女色,沉溺于感官快适。他们是以破坏的方式消磨生命,是把生命的价值逐步毁灭。表面看来,《离骚》抒情主人公也是在政治失意之后转向求女,和信陵君、东方朔的作法似乎没有区别。然而,《离骚》抒情主人公的求女,实际上是采用象征的方式寄寓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不是真的去求女,而是寻觅能够合乎自己理想的明君圣主。他的求女不是人生价值的跌落,而是对它进行提升;不是以满足感官快适的方式摧残生命,而是以理性统辖人生选择,使生命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离骚》抒情主人公因政治失意转而求女的做法,在现实社会可以找到根据和原型,但是,屈原却对社会现实中的原型加以改造,化腐朽为神奇,把人生转向的堕落变成人生价值的提升,顽强地守护着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块纯净的心灵天地。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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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物候知识出现得非常早、知识积累得非常丰富的国家，而且很早就出现物候历，用来指导生产和生活。物候现象被称为“大自然的语言”，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它仍旧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一、 物候知识的积累
我们的祖先生息在中华辽阔的土地上。他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日月星辰的升落隐现，自然界的寒来暑往，猎物的出没和植物的荣枯等自然现象，与自身的生存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意识地观察和认识这些自然现象，使成为中华先民感兴趣的问题。在这个观察和认识的过程中，也就逐渐萌发出物候知识的嫩芽。当然，最初的这些物候知识是与天文、气象等知识掺杂在一起的。
自然界有三个重要的时间周期――年、月、日。太阳的出入造成的明暗交替的规律，给中华先民的极深的感受，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最早认识了“日”的周期。月亮的圆缺变化，是又一个十分明显和意义重大的天象。在长期观察和掌握了十进制计数法以后，人们认识到了“月”的周期。而对“年”的认识，则要比认识“日”、“月”困难得多。但是，这个周期对人们的生产生活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寒暑、雨旱，以及渔猎、采集乃至农业生产活动无一不与它有关。先民们对这一周期的认识，是与对物候现象的长期现象观察紧密相候的。人们正是从草木枯荣、动物迁徙、河冻河开等等的周期现象中，逐步探索到一年的长度。由此，人们便开始按照物候现象来安排生产生活，进入到所谓“花木管时令，鸟鸣知农时”的“物候授时”时代。
人们对物候知识掌握的情况，在先秦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尚书・尧典》记载了鸟兽毛皮在一年四季中的变化。如仲春，鸟兽孽生；仲夏，鸟兽肢毛变稀；仲秋毛皮逐渐丰盛；仲冬，鸟兽长出细毛来御寒。《诗经・豳风・七月》，是《诗经》中较长的一首诗，用八章写了“农夫”一家一年的劳动。诗中记载了许多物候现象。如第二章“春扫载阳，有鸣仓庚（黄鹂）”；第3章，“七月鸣（伯劳鸟）”；第4章“四月秀@（药材远志）”，“五月鸣蜩（蝉）”，第5章“五月斯螽（一种像蝗虫的昆虫）动股，六月莎鸡（纺织娘）振羽”接下来用四句来写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檐下），九月在户（门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第6章“六月食郁（郁李，一种野果）及（野葡萄）”，“七月烹葵（葵菜）及菽（豆类）”“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可以说，《七月》就是一首最早的有关物候学的诗歌。
每逢一定节气的日子观测和记录物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每逢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节气记载物候和天气的传统了。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按春夏秋冬四季的孟、仲、季，也就是按十二个月记载天象、物候和其他政事。如“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意思就是说，初春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夏天那样的天气，风雨不按时来，草木会早干枯，国家就惶恐不安了。这样的认识是有意义的。
对物候的观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便逐渐趋向系统，形成后世流行的七十二候。七十二候最早见于汉代《逸周书・时训解》。它以五天为一候，一年约三百六十天，共七十二候，二十四节气。体现了古人把物候研究引向系统化、定量化的意图。
古代物候观测的第一手资料，现在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目前所能看到的时间最早、而且又有一定内容的实测记录，是南宋吕祖谦所写的《庚子・辛丑日记》。吕祖谦，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浙江金华人。他在逝世前两年，居家患病期间每天都记日记，内容包括他所留心观察到的物候。日记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正月初一日到七月二十八日，记有腊梅、樱桃、杏、桃、紫荆、李、海棠、犁、蔷薇、蜀葵、萱草、莲、芙蓉、菊等二十多种植物开花和第一次听到春禽、秋虫鸣叫的时间。这份物候资料非常宝贵，是世界最早的凭实际观测获得的记录。
北宋科学家沈括对于物候与高度、纬度、植物品种、栽培技术的关系都进行了研究，并在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下了他的科学见解。他说，由于“地势高下之不同”，在平原地区“三月花者”到了山区则“四月花”。他十分欣赏白居易的名词：“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说这指出了物候的“常理”。又说南岭地方的草“凌冬不雕”，而汾河流域的树木“望球先陨”，这是因为“地气之不同”。他分析水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的原因是水稻本身的“物性之不同也”。更重要的是，他解释了栽培作物的物候除受自然因素制约外，人的因素也就是栽培技术也起很大作用。他说由于“人力之不同”，“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这是有积极意义的见解，指出提高栽培技术可以使作物早熟增产。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同时代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都记载了非常丰富的物候材料。
清初地理学家刘献迁注意观察各地物候，批评了当时的历书中所记载的七十二候是抄袭古代的“月令”，早已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适用了。他在《广阳杂记》中说，各地的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烂漫”，因此他建议在“南北诸方”都要详记物候，并且要把这种记录“传之后世”。这样“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意思是说，这样便可以探求大自然的规律了。刘献迁的宝贵意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二、 物候历
根据物候变化来推测时间、季节，安排生产和生活，这种历法就是物候历。物候历是中华先民最早使用的历法，最初是以世代口口相传的形式存在着。最早用文字记载物候的资料，目前还难以认定。但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四方风与四时祭祀关系的记载，反映了殷商人对分至四节及对应物候现象的认识。
我国是世界上编制和应用成文的物候历最早的国家。这从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载物候的著作《夏小正》可以得到证实。
《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历书。其中记载有人们观察天象和物候决定农时季节的知识。虽然《夏小正》的成书年代，学术界说法不完全相同，但从文字和内容来看，它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书，而且包含有更早时代的资料。
《夏小正》全书不到四百字，文辞古朴简练。虽然用字不多，但内容相当丰富。它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物候、天象和农事。其中最突出的部分是物候，说明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十分注意收集物候资料，并且按月记载下来，作为适时安排农业生产的依据。《夏小正》是我国早期为便利农业生产而记下的物候历，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夏小正》所记物候的具体内容，可以正月为例表述如下：
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响； 鱼陟负冰；囿有见韭；田鼠出；獭献鱼；鹰则为鸠；柳；梅杏s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
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
农纬厥来；农率均田；采芸。
正月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夏小正》中的正月相当于现在的二月。这时春回大地，按书中所记：
第一段记物候：冬眠的虫苏醒了；大雁向北方飞去；野鸡振翅鸣叫，“椤钡囊馑际敲叫；水温上升，鱼从水下向上游动，水面还有薄冰；园子里的韭菜又长出来了；田鼠出穴活动；水獭捕鱼，鱼多的吃不了，竟弃置在水边；鹰变为鸠（鹰和鸠都是候鸟，来去有一定的时期，这时，鹰去鸠来，当时的人们误以为鹰变成鸠了）；柳树生出花序；梅、杏和山桃都开花了；缟（一种莎草）已经结实（缇是橘红色，莎草已经生出花序，缟的花序和实相似，当时的人们误以为结实）；鸡又开始产卵，桴粥即孵育。
第二段记气象：时而和风春来，虽然还有寒意，却能清融冻土。
第三段记天象：天空又看到鞠星了；黄昏的时候，参宿在南；北斗七星的斗柄向下。
第四段记农事活动：修整耕具，整理疆界，规定一个奴隶要为奴隶主耕多少田；采摘芸菜（供祭祀用）。
以上只是全书的一部分，但也可以说明，远在三千年前，我国的物候观测内容已经很丰富了。而且，记载中物候与农事并列，反映了我国物候知识的发展，从开始起，就和农业生产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基本沿袭了《夏小正》的体例，而且记载物候的部分也主要来自《夏小正》。汉代出现的《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训》也都是因为有物候内容而著称的，不过它们和《吕氏春秋》所记载的物候几乎完全相同。
汉代《逸周书・时训解》是按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来记述的，这是我国物候历的一个很大的改进。到了公元五世纪的北魏，这种有七十二候的物候历被载入国家的历法之中，以后历代大都如此。
物候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农事历，正因为物候在农业生产上能比较确切地起指示作用，所以我国农民千百年来一直喜欢用物候来掌握农时。这从我国古代农书中可以得到证明。农书中讲到耕地、播种等的适宜时间，一般都以自然界的物候为准。例如，西汉著名的农书《汜胜之书》，记载陕西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时说，对“轻土弱土”（轻松的土地）要在“杏始华荣”（杏花开始繁盛）的时候耕一遍，看到“杏花落”的时候再耕一遍；记豆类的播种时间说，大豆在“三月榆荚时”（榆树结翅果的时候）有雨可在高地上种，小豆则应该在“椹黑时”（桑椹熟到发黑的时候）有雨中下。北魏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讲种谷（粟），首先要掌握“天时”才能“用力少而成功多”，如果违反自然规律就“劳而无获”了。因此，他十分重视农时，常把作物播种的时期分为上、中、下三期。如种谷，在“杨生种者为上时”，“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但不能晚于“枣叶生桑花落”的时候，那是“下时”。其他古农书中，如东汉崔的《四民月令》、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都有关于物候的记述。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王祯的《农书》中，独创性的绘制了一张《授时指掌治法之图》，把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与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联成一体。他把“农家月令”的要点全部集中在一张图中，明确、方便、非常实用。他的首创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叹赏的绝妙构思。
三、 物候历的广泛使用
【关键词】 驱虫斑鸠菊； 维吾尔药； 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 临床应用
Abstract：Vernonia anthelmintica Willd. is an ethnic drug of Uygur medicine， which has effects such as activating the activity of tyrosinase，enhancing photosensitization of skin， improving microcirculation of vitiligo lesion location skin， regulating immune and replenishing trace elements， all of which are quite meaningful forcuring vitiligo. It also has the effects of scavenging abnormal phlegmatic temperament，deworming parasites， detumescence action， expelling coldevil to kill pain. Vernonia anthelmintica Willd. can be used for treating stomachache，liver disease，vitiligo etc， it has great advantage especially in curing vitiligo.Modern pharmacology has demonstrated that mechanism of curing vitiligo might include multiapproaches and multitargets. The author reviewed recent study advance of Vernonia anthelmintica Willd. from pharmacognosy， chemical components， modern pharmacological func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Vernonia Anthelmintica Willd; Traditional Uighur medicine;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logical effect; Clinical application
驱虫斑鸠菊Vernonia anthelmintica (L.) Willd，为菊科(Compositae)斑鸠菊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别名印度山茴香（《中国植物志》）、艾特日拉力（《维吾尔语》）；始载于《中国植物志》，《维吾尔药材标准》和《维吾尔药志》（上册）亦有记载；新疆和田、阿克苏及云南西部有栽培，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亦有种植；为新疆维吾尔医用药，用其成熟瘦果。
1 药材性状
药用果实，呈倒圆锥形或圆柱形，长约5 mm。表面呈墨绿色或棕绿色，具10条纵向突起棱肋，用放大镜观察可见棱肋外有非腺毛，其肋间凹隐处有腺毛。顶端平截，下端稍细，气特异，味极苦［1］。
2 鉴别
2.1 显微鉴别
2.1.1 果实横切面椭圆形，约有10个明显的棱肋突起，外果皮细胞1列，方形，在棱脊处可见棕色单细胞和叉状非腺毛，在肋间凹隐处有棕黄色卵形或乳头状单细胞腺毛。中果皮细胞多层，每个棱脊处的中央有维管束，木质部内侧有纤维群和石细胞群，每个棱脊中果皮最内侧有石细胞带，从棱脊一直延伸与另一棱脊石细胞带相连，在每个棱脊处断开，呈V字形。中果皮薄壁组织中含众多草酸钙柱晶和方晶。内果皮细胞呈黄棕色，种皮细胞2层，黄棕色。胚乳不发达，为2～3层薄壁细胞。中央有子叶2枚，子叶为长圆形，外侧有1层方形细胞，内有长方形细胞，其间有维管束［2］。
2.1.2 果实纵切面果实两端的中果皮中分布有大量石细胞群，果实下端（尖端）表面也为石细胞群所覆盖［3］。
2.1.3 粉末呈棕褐色至棕黄色。石细胞呈类圆形、椭圆形或纺锤形，成群或单个散在，棕黄色，细胞壁厚，直径20～35 μm ，长可达120 μm，孔沟明显或不明显。腺毛为单细胞，卵形，长23～25 μm。非腺毛单一或呈叉状，长达160 μm。螺纹导管直径15～25 μm，果皮细胞中方晶或柱晶，长径多为5～10 μm。胚乳细胞多角形，内含众多油滴。纤维群众多，棕黄色。种皮细胞黄棕色，细胞壁形状特异，呈网纹状［1］。
2.2 理化鉴别薄层层析。样品制备：本品粗粉0.5 g，加乙醇5 ml，振摇后放置30 min，滤过，滤液以毛细管点样；薄层板：硅胶G（黄岩）以0.5%CMC水溶液制板，自然干燥后105 ℃活化30 min。展开剂：氯仿-醋酸乙酯-甲酸(5：4：2)，展距15.3 cm；显色剂：先喷3%三氯化铝乙醇液，然后在紫外灯(254 nm)下观察，显3个蓝色光点；用饱和醋酸铝溶液则呈现7个黄色斑点［2］。
3 化学成分
果实含斑鸠菊酸、斑鸠菊苦素和斑鸠菊酯醇，无机成分含大量的K，Na，Ca，Mg，P；稀有元素Mo，Li，Cu，Sr等［2］。
吴剑飞等［4］从驱虫斑鸠菊种子中共分到10个化合物。经理化数据及波谱数据分析鉴定，10个化合物分别为斑鸠菊黄烷苷—对羟苯甲酯、斑鸠菊黄烷苷、斑鸠菊大苦素、斑鸠菊醇、紫铆查尔酮、3，4，2’ ，4’ ，5’-五羟基-6’-甲氧基-2-甲基查尔酮、β-香树脂醇、胡萝卜苷、斑鸠菊酸及豆甾醇。
4 现代药理学研究
4.1 治疗白癜风驱虫斑鸠菊对白癜风的治疗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机体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降低机体对自身组织（如黑素细胞）的免疫反应，减少自身组织的损伤。驱虫斑鸠菊可使白癜风特异抗体生成减少，从而为驱虫斑鸠菊临床治疗白癜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4.1.1 对机体免疫的影响研究表明，驱虫斑鸠菊对机体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都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影响：邓瑞春等［5］测定驱虫斑鸠菊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驱虫斑鸠菊3个剂量均使脾脏T、B淋巴细胞增殖过程中［3H］-TdR参入量（CPM）比对照组明显降低，提示驱虫斑鸠菊可抑制小鼠T、B淋巴细胞的增殖。即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可能都有抑制作用。
对体液免疫的影响：邓瑞春等［5］测定驱虫斑鸠菊注射液处理的4组BAL B/c小鼠血清抗体含量。结果与对照组相比，驱虫斑鸠菊3个剂量组，血清IgG，IgM，IgA含量均明显下降，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从分子水平证明了驱虫斑鸠菊对体液免疫的抑制作用；采用荧光标记抗体-流式细胞测定方法，测定B淋巴细胞主要表面标志物CD19含量，结果显示驱虫斑鸠菊的3个剂量给药组荧光强度比对照组明显降低。提示对CD19的表达有抑制作用，即对体液免疫功能有抑制作用，与上述结果一致。石得仁等［6］选取驱虫斑鸠菊治疗白癜风。对接受治疗的41例白癜风病人作了免疫功能测定及治疗前后免疫状态的观察。结果，3种免疫球蛋白水平治疗后比治疗前均有显著性升高，而细胞免疫指标无显著性差别。提示驱虫斑鸠菊还具有增强体液免疫功能的作用，此与动物实验抑制体液免疫功能不一致。
对细胞免疫的影响：邓瑞春等［5］以人黑素瘤细胞蛋白作为抗原，免疫C57BL小鼠，刺激其产生抗体，然后分组与给药。观察驱虫斑鸠菊对机体总IgG和针对A375特异IgG含量的影响。结果与对照组比较，驱虫斑鸠菊各组的总IgG和针对A375特异IgG含量均明显下降，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提示驱虫斑鸠菊即可抑制总IgG产生，亦可抑制A375特异IgG的生成；以BALB/C小鼠灌胃给药分87.5，175，350 mg·kg-1 3个计量组，1次/d，连续10 d。取各组脾细胞培养诱生（Con A）IL-2;取上清（含IL-2）加入CTLL-2培养细胞中，加［3H］-TdR后以液闪仪检测每组每分钟脉冲数（CPM）。结果，驱虫斑鸠菊低、中、高3个剂量组［3H］-TdR CPM值比对照组明显降低。间接测定了IL-2含量。高、中、低3个剂量组的抑制率，分别为26%，41%，50%，有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表明驱虫斑鸠菊对T淋巴细胞分泌IL-2有明显抑制作用。
对淋巴细胞亚型的影响：邓瑞春等［7］测定驱虫斑鸠菊注射液对小鼠脾T淋巴细胞亚类表达的影响。结果，驱虫斑鸠菊注射液3个剂量组使CD4+ T细胞均明显增多，中、高剂量组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低剂量使CD8+亦有增强作用（P﹤0.01），但中高两个剂量组则无明显变化。对CD3 T淋巴细胞亦有明显促进增殖作用，其中低剂量组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高剂量未表现统计学意义，但也有激活作用趋势。而对CD19 B细胞亚型表达则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提示驱虫斑鸠菊注射液提高细胞免疫功能，而对体液免疫则有抑制作用。与文献报道［5］不一致。
4.1.2 激活酪氨酸酶活性酪氨酸酶是皮肤生成黑素的关键酶，增强其活性即可增加黑素的生成量。研究表明，驱虫斑鸠菊对酪氨酸酶有激活作用，可提高皮肤对紫外线的敏感性，对酪氨酸酶活性和黑素生成量均呈剂量依赖性增强作用［8］。
徐建国等［9］研究了驱虫斑鸠菊70％乙醇提取液与铜离子对酪氨酸酶活性的影响。结果，驱虫斑鸠菊提取液和铜离子均可提高酪氨酸酶的活性，且驱虫斑鸠菊的作用强度大于铜离子。研究认为，驱虫斑鸠菊通过其活性成分和所含铜离子的双重作用，提高酪氨酸酶的活性，使黑色素的生成增加。邓瑞春等［10］研究驱虫斑鸠菊对培养A375黑素瘤细胞酪氨酸酶活性的影响。结果，驱虫斑鸠菊作用48 h后使酪氨酸酶活性明显增加。发现驱虫斑鸠菊浓度在3×10-7～3×10-4 mg·ml-1范围时，随浓度增加酪氨酸酶活性逐渐增强。浓度再提高时，则酪氨酸酶活性反而下降。推测高浓度的驱虫斑鸠菊，对体外培养的A375黑素瘤细胞有毒性作用，从而抑制了酪氨酸酶的分泌。徐建国等［11］采用体外培养的人表皮黑素细胞作实验，观察不同浓度驱虫斑鸠菊4种分离物及阳性对照补骨脂素对酪氨酸酶活性的影响，并用放免液闪仪测酪氨酸酶的激活率。结果，3种分离物的低剂量均可提高酪氨酸酶活性，亦有剂量依赖关系。邓瑞春等［12］将酪氨酸酶、驱虫斑鸠菊注射液以及左旋多巴溶液（底物）混合，室温下测定驱虫斑鸠菊对酪氨酸酶活性的影响。结果，驱虫斑鸠菊体外可以提高酪氨酸酶活性，且随浓度增高激活作用逐渐增强。
4.1.3 改变黑素细胞形态适当浓度的驱虫斑鸠菊黄酮类活性成分，可以改变黑素细胞的生长形态。邓瑞春等［10］观察药物作用48 h后A375人黑素瘤细胞形态变化，与对照组相比，驱虫斑鸠菊黄酮浓度在3 μg·ml-1时细胞形态生长正常，密度增加，树突增多并延长；当药物浓度继续增高至300 μg·ml-1时，细胞内颗粒增多，失去光泽，甚至死亡，显示出明显的细胞毒性。
4.1.4 对细胞增殖的影响邓瑞春等［10］采用MTT比色法，测定不同浓度驱虫斑鸠菊对培养72 h的A375细胞增殖的影响。结果，驱虫斑鸠菊的浓度在3×10-7～3×10-2 mg·ml-1范围内，使A375黑素瘤细胞增殖加快，表现为随药物浓度增加，570 nm光密度吸收值增加。当超过该浓度范围时，可见大部分细胞死亡，吸收值下降。徐建国等［11］采用体外培养的人表皮黑素细胞作实验，驱虫斑鸠菊4种分离物及阳性对照补骨脂素可促黑色素细胞增殖，亦有剂量依赖关系。
4.1.5 对黑素含量的影响邓瑞春等［10］采用比色法测定驱虫斑鸠菊对A375黑素瘤细胞产生黑素的影响。结果，在所测浓度范围（0.6×10-5～0.6×10-1 mg·ml-1）内，随药物浓度增高，黑素含量不断增加。但与驱虫斑鸠菊对A375黑素瘤细胞酪氨酸酶活性、细胞增殖活性的影响不同，对黑素含量的影响未出现高浓度的抑制现象。
4.1.6 直接补充局部微量元素检测发现，驱虫斑鸠菊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如铜、锌、铁、锰、钴、硒等，其中以铜、锌和本病的关系最密切。铜离子是酪氨酸酶的激活剂，黑素颗粒中含有高浓度的锌。缺乏铜、锌、铁、锰等微量元素使酪氨酸酶活性降低，黑素合成受阻。对白癜风患者进行微量元素检测发现，大多数患者体内并不缺乏微量元素，只是局部白斑中缺少。该药可补充局部的微量元素，从而有效激活酪氨酸酶，促进黑素生成［8］。曹丽蒙等［13］用驱虫斑鸠菊不同提取物组分，按3个剂量给予小鼠腹腔注射7 d，取血测定铜、锌含量。结果，使正常小鼠血清中铜、锌含量不同程度的提高。石得仁等［14］测白癜风患者发内及驱虫斑鸠菊中微量元素含量，结果表明，白癜风患者发内微量元素锶和钙显著减少；驱虫斑鸠菊中锶含量较补骨脂及白蒺藜为高，钙的含量远较补骨脂为高；注射含锶和钙量高的驱虫斑鸠菊制剂，可以有效地医治白癜风。因此推测锶和钙的缺乏，可能是引发白癜风的一种因素。
4.1.7 改善局部微循环微循环与白癜风有密切关系。对白斑局部进行微循环检测发现，相同面积的皮肤，患白癜风部位的毛细血管数明显少于正常皮肤，表明白斑发生部位存在着微循环障碍，使营养成分不能够传输到皮肤的各个部位，黑素细胞不能得到正常滋养而影响了其生长发育，黑素生成障碍，从而使局部皮肤脱色变白，出现白癜风病灶。驱虫斑鸠菊有散寒止痛、化淤消肿之功效，可改善病灶部位皮肤的微循环，使气滞血淤、经络阻滞及皮肤失养状态恢复正常，从而促进黑素生成［8］。
4.2 其他药理作用
4.2.1 抗肿瘤活性孙力等［15］，采用人胃癌细胞（BGC-823）、人肝癌细胞（HepG-2）和黑色素瘤细胞株（B16、A375），对驱虫斑鸠菊氯仿、丙酮、乙醇、水提取部位进行体外抗肿瘤活性筛选。应用MTT法［16～18］进行测试，结果显示该药材氯仿、丙酮、乙醇提取部位对BGC-823，HepG-2，B16和A375肿瘤细胞均有一定抑制作用。氯仿提取部位和丙酮提取部位对A375肿瘤细胞的抑制浓度小于20 mg·L-1，氯仿部位对BGC-823肿瘤细胞的抑制浓度接近20 mg·L-1。表明驱虫斑鸠菊提取物抗肿瘤具有进一步研究价值。由该药材的活性部位分离得到的化合物紫铆查尔酮，据报道具有较好的抗肿瘤活性，目前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驱虫斑鸠菊种子中所含成分斑鸠菊大苦素、斑鸠菊醇对P388白血病细胞的增殖亦有一定抑制作用［19，20］；驱虫斑鸠菊的提取物对乳腺癌细胞的增殖有抑制作用［21］。
其同属植物膜鳞斑鸠菊(Vernonia hymenolepisA.Rich)所含斑鸠菊内酯(即斑鸠菊苦素)有抗癌作用，对瓦克癌256在12 mg·kg-1剂量时的抑制为T/C=0.32，具有细胞毒作用［22］。
4.2.2 其它全草用以驱蛔虫，并有消炎作用。
5 应用维药驱虫斑鸠菊治疗白癜风的情况
驱虫斑鸠菊是维吾尔医治疗白癜风的主要药物，维吾尔医经典著作《药用总库》已有用于治疗白癜风的记载。
蔡正华［23］为探索治疗白癜风的有效药物，将1200例白癜风患者随机分成3组，分别采用注射驱虫斑鸠菊或口服消百灵丸或二者联合用药的方法。结果，单用驱虫斑鸠菊治疗泛发型白癜风有明显疗效，对散发型和神经型白癜风无明显效果。单用口服消白丸治疗神经型和泛发型有明显疗效，对散发型白癜风则疗效不佳。采用肌注驱虫斑鸠菊加口服消白丸治疗各型白癜风都有明显疗效。单纯使用驱虫斑鸠菊或消白丸治疗散发型白癜风疗效均不明显。
阿希尔江·斯地克等［24］报道，以驱虫斑鸠菊各种制剂为主药，采用维吾尔医综合疗法治疗白癜风患者2032例，其中治愈504例，显效882例，有效545例，无效101例，总有效率95％。吐尔逊·吾甫尔等［25］报道，以驱虫斑鸠菊各种制剂为主药，采用维吾尔医综合疗法治疗白癜风患者610例，治愈率19.34％，显效率36.22％，有效率40.98％，无效率3.44％，总有效率96.54％。秦氏等［26］报道，复方卡力孜然酊联合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进展期白癜风，结果此法对进展期白癜风效果良好。伊斯拉木阿吉·司马义等［27］报道，以复方驱虫斑鸠菊丸、驱虫斑鸠菊注射液等为主药，并采用维吾尔医综合疗法治疗头部白癜风47例，治愈17例，显效17例，有效9例，无效4例，总有效率为91.49％。
林伟涛等［28］报道，复方卡力孜然酊联合复方甘草酸苷片治疗寻常型白癜风，选择寻常型白癜风31例为治疗组，白斑处外用复方卡力孜然酊，同时口服复方甘草酸苷；对照组寻常型白癜风30例，白斑处单纯外用复方卡力孜然酊，两组疗程均为12周。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80.64％，对照组总有效率46.67％。两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06)。于海红等［29］用复方卡力孜然酊治疗白癜风，总有效率为96.67％。林利虹等［30］用复方卡力孜然酊治疗局限性稳定期白癜风45例，总有效率达90.48％。曹召武等［31］将197例成人白癜风患者随机分成3组，分别口服养雪消白丸、外用复方卡力孜然酊以及两药联合用药，结果联合治疗组的显效率为44.05％，总有效率为83.33％，均显著高于单组疗效。吴文育等［32］用复方卡力孜然酊治疗白癜风患者71例，总有效率为69.01％。阮建波等［33］用复方卡力孜然酊治疗白癜风患者78例，1个疗程为16周，总有效率为38.5％。冯捷等［34］报道，复方卡力孜然酊治疗白癜风患者30例，总有效率为60％。
此外，迪力拜尔·热夏提［35］报道，复方卡力孜然酊联合使用其它疗法治疗斑秃，治疗组治愈率66.7％，总有效率96.7％，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6 结语
白癜风是一种皮肤科常见病，主要表现为皮肤呈斑块状或片状脱色变白。形态学上可见病损皮肤色素颗粒减少，黑素细胞破坏、数量减少乃至消失。对该病的发病机理至今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该病属自身免疫性疾病。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驱虫斑鸠菊治疗白癜风的作用机制可能是多方面的，可通过多途径、多靶点发挥作用。目前看，免疫调节作用、激活酪氨酸酶和抑制黑素细胞增殖是主要靶点。临床上使用驱虫斑鸠菊各种制剂并结合综合疗法治疗白癜风效果显著，但其治疗白癜风的真正物质基础及其机制正在研究中。上述研究中出现对体液免疫功能降低或增强作用的结论差异，可能与所用药物浓度及动物的不同种属差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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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隋书・元胄传》;世系;《北史》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该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全书一共八十五卷，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的指导思想明确，以史为鉴，同时采用秉笔直书的写作手法，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资料，是史料价值较高的一部唐修正史。但官修史书也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讹误，如《隋书》卷四十列传第五《元胄传》就有明显的世系考证错误，本文试图从唐朝官修的另一部正史《北史》中发现一些线索，从而得出元胄并非魏昭成帝之六代孙，如有不正，恳请各位学者专家批评。
一、《隋书・元胄传》
《隋书》记载“元胄，河南洛阳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孙。祖顺，魏濮阳王。父雄，武陵王。”（1）从这段原始记载可以得知两个有用信息，第一，元胄是鲜卑后裔，也是魏昭成帝的子孙，但具体是几代孙仍存疑问;第二，元胄的祖父乃元顺，曾获封魏濮阳王。
由此认为，元胄是鲜卑后代而且是王室后裔这是确定无误的，但究竟是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的几代孙，尚需考证。据《隋书》记载，元胄乃魏昭成帝之六代孙，显然从多方考证都是不成立的。据《北史》出版说明记载，《北史》记公元三八六年（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终公元六一八年（隋恭帝义宁二年）。（2）而据书中记载“太祖道武皇帝讳，昭成皇帝之嫡孙。”（3）元胄生活的年代据《隋书》记载“高祖初被召入，将受顾托，先呼胄，次命陶澄，并委以腹心，恒宿卧内”（4）得知元胄是北周高祖宇文邕时期的人物，宇文邕在位时间公元560-578年。从上到下推算，差不多两百多年，历经六代孙显然不止。按25年为一代，至少也有八代，而道武帝时期是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的嫡孙，加起来也有十代。但这些仅仅是初步推测，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具体推演：第一，从魏昭成帝开始由上及下进行世系推演;第二，从元胄的祖父元顺生活的年代逆向往上推算，两者并举，必能得出事实。
二、《北史・魏本纪・昭成帝》往下推演
《北史》魏本纪第一，记载昭成皇帝乃神人也“生而奇伟，宽仁大度，身长八尺，隆准龙须，立发委地”（5），继而记载太祖道武帝，“昭成皇帝之嫡孙，献明帝之子也”（6）至此已是三代。继续往下推，“太宗明元皇帝讳嗣，道武皇帝之长子也，母曰刘贵人，登国七年，生于云中宫”（7），已有四代。“世祖太武皇帝讳焘，明元皇帝之长子也，母曰杜贵嫔”（8），“景穆皇帝讳晃，太武皇帝之长子也，母曰贺夫人。（9）”到这里，已经得出有六代人，继续往下推算，“高宗文成皇帝讳，景穆皇帝之长子也，母曰闾氏。（10）”，“显宗献文皇帝讳弘，文成皇帝之长子也，母曰李贵人。（11）”，“高祖孝文皇帝讳宏，献文皇帝之太子也（12）”至此已是九代。“世宗宣武皇帝讳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13）”，“肃宗孝明皇帝讳诩，宣武皇帝之第二子也。”（14），到这里，已历经十一代。“敬宗孝庄皇帝讳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15），彭城王勰乃是献文皇帝的儿子，“献文皇帝七男，……潘贵人生彭城武宣王勰”（16），献文皇帝是第八代，孝庄皇帝是献文皇帝的孙，因为是第十代。到这里，世系又往前倒回了，回到昭成皇帝的第十代。继续推演，“节闵皇帝讳恭，子修业，广陵惠王羽之子也。”（17）而广陵王羽同样乃献文帝之子“献文皇帝七男，……孟椒房生广陵惠王羽。（18）”可以说，节闵皇帝和孝庄皇帝是表兄弟，世系维持不变。“废帝讳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19）”章武王融，乃是景穆帝之子章武王太洛之孙，在《北史》卷十七，列传第五种原文记载如下：“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而“章武王太洛，皇兴二年薨……无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为后……彬子融，字永兴，仪貌壮丽，性通率有豪气。”（20）景穆帝是第六代，得出废帝应是第十代，因为世系依然维持在昭成帝第十代未变。
到孝武帝时期，也就是元胄祖父元顺生活的时期，我们可以轻松推演出最后的世系。“孝武皇帝讳修，字孝则，广平武穆王怀之第三子也”（21）。要想推算出孝武帝是第几代，须先知道广平武穆王是何许人也。《北史》卷十九列传第七记载“孝文七男，林废后生废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广平武穆王怀”（22），由此得知，传至孝武帝乃是第十一代了。元胄的祖父元顺据《北史》记载“顺，字敬叔，从孝武入关，封濮阳王，位侍中。”元顺是孝武帝时期的人物，据此推测，元顺大约也是第十一代，那么推算到元胄差不多也是第十三代人了，即使元顺不是第十一代或是第十第九代亦或第十二十三代，推算到元胄一代也绝非是魏昭成帝之六世孙。
三、据《北史・元顺传》逆上推演
前文中交代过，元顺乃是孝武帝时期人物。据《北史》记载，元顺乃元陟之弟，元陟又是元懋之子，元懋是元盛之子，元盛乃元忠之子，元忠其人乃是常山王遵之子元素子，“常山王遵，寿鸠之子也。……子素，明元从母所生，特见亲宠……长子可悉陵……弟陪斤袭爵……陪斤弟忠，字仙得，以忠谨闻……子盛，字始兴，袭爵……子懋，字伯邕，袭爵……子陟，字景升……弟顺，字敬叔，从孝武入关，封濮阳王，位侍中（23）”。不难发现，元顺乃是常山王遵的第五代，而前文提到，常山王遵乃是寿鸠之子。寿鸠何人也，寿鸠正是魏昭成帝之子。“昭成皇帝九子：庶长曰君，次曰献明帝，次曰秦王翰，次曰于婆，次曰寿鸠……”（24）可知寿鸠正是昭成帝之子，而常山王遵是寿鸠之子，那么据此推算，元顺应当是昭成帝往下的第七代，元顺乃元胄之祖父，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世系，元胄是昭成之后的第九代人，至此，推算出元胄确确实实不是魏昭成帝之六世孙。
四、结语
依据唐修另一部史书《北史》从正反两个方向推演，推算出元胄乃是魏昭成帝之后的第九代人，并非六世孙也，可以得知，《隋书・元胄传》确系记载有误，当然这一切成立的先决条件，是《北史》的相关记载亦当准确无误。我的推演方法和所得结论尚属浅薄，如有不当，还恳请各位学者专家不吝批评指正，切切。
注释：
1、4《隋书》相关卷、页。
2、3;5-24《北史》相关卷、页。
魏故安州刺史长孙使君墓志铭：
使君讳季，字但，河南洛阳人也。祖柱国，桢干皇家。父尚书，缉熙帝宇，或勋齐伊邵，或功并萧张，直史洪书，备图景行，与斯可得而略也。使君幼年明惠，长擅风仪。万倾以开襟，顾千里而投步。优承典诰，肃穆闺庭，可以义亲，难以爱狎，故能行成规矩，动结物谈。虽羊嗣祖之贞高，李元礼之声价，莫之尚也。历官直阁将军，武卫将军，赠征将军，安州刺史。夫人昌黎慕容氏，大燕文明皇帝之后，领军邵陵王誉曾孙，黄龙镇将，定之女也。爰陶世绪，体兹水惠。功容擅于闺阃，妇仪盛于来嫔，待传斯行，为女则，言资贞淑，又协好仇，故能化动一门，芳传两族，比敬姜其何远迈，刘姬而擅辉庆。昆弟五人，早倾干，阴贵资善，义等鸠。慈诱备于温清，礼敖闻于朝夕。遂得同渐仁义，并列周行，外总六条，内膺丝绋。方愿尽欢膝下，永保期颐，鸟鸟之志，未从风树之悲奄。及诏赠昌黎郡君，秩比公主。越太昌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将归于先君之神兆，庆等酷慈颜之永，号微感之莫申。谨追录遗徽，少敷哀苦，长穷余恨，昊天何悼。乃作铭曰：
清源迥逝，世诞英良，柱国桢干，尚书鹰扬。惟公武，初擅圭璜。誉高千里，名冠非常。爰腾籍甚，仪来集灌。夫人于归，九十斯烂，顾史横任，披图戒妲。端未晨，求贤巳晏。神途宽庆，夫道谁闻。于惟圣善，遽委长，松扃暂掩，椒途永分。孰云表懿，荣赠主君。车晓逝，母氏安归。住途空慕。来辙虚。长号靡逮，顾谁依。谨芳烈，墓岩基。
长子寿，鸿胪卿，益州刺史，赠使持节，卫将军，冀州刺史。
次子盛，散骑常侍，赠使持节，征东将军，雍州刺史。
次子庆，骠骑将军，领给事黄门侍郎，桑乾公。
次子纲，平北将军，殷州长史。
次子，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嫡孙柬，宜阳太守。
是志出土于洛阳孟津之东山头，后归洛阳张氏。长孙季，河南洛阳人，历官直阁将军，武卫将军，赠征将军，安州刺史，其有五子，皆是刺史及太守，然北朝四史均无记载，其名讳职官可补史阙。其夫人昌黎慕容氏，大燕文明皇帝之后，领军邵陵王誉曾孙，黄龙镇将定之女。文明皇帝太祖慕容（前燕），《晋书》有传。慕容定名讳职官可补史阙。
六朝墓志碑刻数量甚多，然精致绝伦，历代名品居多，如龙门二十品及写刻精美的贵族墓志。名家名工的笔下刀下更有一些高层次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书法的爱好也产生了改变，过去喜好规矩方正一路，而今却在追求稚拙灵动，更加天真烂漫的的风格。长孙季墓志正是这种自然率真的书法风格。
在墓志中会有书写精美，但是刻工不精的现象，也正是这一类墓志，加入了刻工的一些刻字习惯或者模式，出现了生动稚拙的一种表现风格。这类墓志作品如《吐谷浑墓志》、《元彬墓志》、《元绪墓志》、《元腾墓志》等。一改典型中规中矩的官方洛阳书体，随着人们审美的改变和调整，这一类的石刻文字定会绽放新的生机。
近五十年来洛阳新出土北魏墓志近百方，然如此志者极少，皆是典型北魏洛阳书体，规矩方正，气势雄强。长孙季墓志的书风，在众多的北魏墓志中，又有其独到的个性风格，突破了以往方正的字形结构，在跌宕起伏变化中不失灵动。一件石刻书法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书丹者，但是刻手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了我们所看到拓本的最后效果。初看有些点画处理粗率，但细细品味，这种粗率正是刻手在情感的驱使下无暇于细节周全的结果。而局部的粗率，正是对整体把握的精确。所以天真烂漫正是这类石刻书法所追求的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