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2 17:12:43
关键词：岑参，高适，诗，比照
穿越历史隧道，我们走进西部中国，走进盛唐边塞。面对她的辽远、神奇、瑰丽和浑茫，我们怎能不泪流满面，血脉激荡。西部，古老苍凉浩渺的西部，永远将成为我们心中一方神奇的圣土。而以歌咏、烛照大西北历史生活、边塞风光为主要内容，总数达2000余首的唐代边塞诗，“是一座大蕴量，高品位的富矿……其厚重深广的内容，充沛激越的感情，雄奇壮观的意境，光鲜生动的形象，别具一番风韵情致，扣响了古今多少读者的心灵之弦。”（张浩逊《唐诗分类研究》）其中，蔚为五音繁绘，异彩纷呈的盛唐边塞诗，是这一时期边塞诗发展达到繁荣顶峰的重要标帜，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诗风是当时诗坛的主流。以岑参、高适为主，并有王昌龄、王之涣、李欣、王翰等人共同形成的边塞诗派，是这一浪漫主义诗风的重要流派》“大漠穷秋赛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的雄浑深厚、悲壮淋漓（高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雄阔苍劲、壮逸悲凉(王之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瑰丽神奇、浪漫豪放（岑参），无不给后人以巨大的心灵震撼。
在盛唐诸多边塞诗人中，岑参与高适是对边塞生活体验最深、成就也最高的两位杰出诗人，他们在这方面足可比肩，堪称“双壁”。科技论文。但他俩的边塞诗，无论是从内容上讲，还是从形式上讲，都有着较为鲜明的差异和侧重，可谓各有千秋。
岑参（715-770），南阳人。出身于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伯祖父、伯父都官至宰相。父亲也两任州刺史，但不幸早亡，岑氏家道衰落。岑参自幼从兄受书，遍读经史。天宝八载，岑参充安西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赴安西，十载回长安。十三载又作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再度出塞。前后两次在边塞共六年。
岑参今存边塞诗约70首左右。《唐才子传》说他“累佐戍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可见他的不凡经历，这为他写出风格独具的边塞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适（702？-765）,字达夫，渤海修(今河北沧县)人。二十岁曾到长安，求仕不遇，于是北上蓟门，漫游燕赵，想在边塞寻求报国立功的机会，也未找到出路。此后，他在梁宋一带过了十几年“混迹渔樵”的贫困流浪生活。曾和李白、杜甫在齐赵一到饮酒游猎，怀古赋诗。科技论文。直到天宝八载，年近五十的高适才由宋州刺史张九皋推荐，举有道科，任封丘尉，他又不甘心作这个“拜迎长官”、“鞭打黎庶”的小官，因弃官客河西，受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推荐，掌幕府书记。从此，他对边塞生活有了深刻的亲身体验，写出了独具风格的边塞名作。
同为盛唐边塞诗的著名作者，岑参与高适的共同点是：二人边塞诗都以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其基本特征。但他们的不同是更为明显的，下面将作以简单比照：
首先，从内容上来讲，岑参的诗始终贯穿着他“好奇”的思想性格，以表现边塞的雄奇瑰丽与奇情异彩为圭臬，在他的如椽大笔之下，有轮台九月随风乱走的一川斗石；有赤焰烧云、炎氛蒸空的边地热浪；有胡天八月一夜盛开的“梨花”；有热海水如煮，中有鲤鱼肥的边地奇景；有“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的出征声威；有“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的边地各族人民友好相处图；也有异域的风习、特产、军中戍者的思乡之情等等，无不表现出边地生活的丰富多彩。
而高适的诗重在表现他对边事的忧虑和对士卒的同情。这是岑诗所缺乏的内容。“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塞上》）；在《蓟门五首》中，他描写了士卒的游猎生活，也歌颂了士卒们在战斗中的英勇精神：“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他也对士卒的久戍不归表示同情：“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当他把士卒的生活和降虏的生活作比较后，更感到非常愤慨：“士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长欲涕沾臆！”而他作于开元二十六年的被后人誉为盛唐边塞试“压卷之作”的代表诗《燕歌行》，以其深刻的艺术概括力，表现了他对边塞征战生活各个层面的深切关注：将军的大意轻敌，士兵的浴血奋战，胡骑的强悍迅猛，思妇的孤苦凄凉，都写得历历如绘。尤其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揭露将军和士兵苦乐悬殊的军营生活；“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道出了士兵思得良将，稳定边塞，不再有战事发生的心愿。科技论文。
由此可见，高诗内容主要以战争残酷、士卒痛苦、将帅骄奢为主，充分体现了他的“忧患”意识。这比起岑诗的雄奇瑰异来，沉郁得多，也忧悯得多。
再从艺术形式上来比照考察。岑参诗不但追求内容的“新奇”，而且追求形式上的“新奇”，充分体现出一中出人意表的“雄奇瑰丽”的浪漫色彩；不仅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而且色彩瑰丽，热情奔放。岑诗形式可谓丰富多样。尤擅长七言歌行，如他那首杰出的代表作《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即是最好的佐例，它有时两句一转，有时三句、四句一转，不断奔腾跳跃，处处形象丰满，实在是一种创新体式的典型杰作。而从岑参另一名作《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我们还看出他也很注意向民歌学习，其创新精神可见一斑。
高适边塞诗在形式上则以现实主义为主调，风格雄厚浑朴，笔势豪健。唐人殷幡《河岳英灵集》说“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賞其文”。杜甫说他的诗“方驾曹刘不啻过”，并且赞美他的诗才如“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这实在很切合他的诗风。
通过以上分析比照，我们可以看出，岑参和高适的边塞诗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较大差别，若援引明代陈绎曾分别以“尚巧主景”和“尚质主理”（见胡震亨《唐音癸签》）之说来作为对岑参、高适诗风的评价，当是很恰切具体的。
虽然边塞诗只是唐诗中的一小部分，但影响不小。边塞诗为什么会在唐代诗歌中独树一帜，空前繁荣起来，甚至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诗派呢？唐代尚武的社会风气，是促使唐代边塞诗繁荣的特殊原因。
一、唐朝尚武精神形成的原因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开始强盛时，统治阶级都会对外扩张，从而扩大自己的版图和势力范围。中国历经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国内各民族政权间的扩张与侵扰是常态。统治阶级追求“武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唐尚武精神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是造成唐尚武精神的首要原因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后，我国黄河流域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又进行了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北魏时，鲜卑的拓跋氏曾大规模地吞并土地，掳夺各族人口，后来鲜卑人两次南迁，此时一部分西域人也进入黄河流域。可见，北魏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比十六国时的融合规模更大。直到隋唐，黄河流域的汉族，实际上已是融入了各少数民族的新汉族了。
唐朝开国后，内地的民族成分继续发生变化。由于战争等原因，新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迁居塞内。贞观四年，李世民大破突厥，致十万突厥人投降，唐太宗让群臣商议处理十万降民的办法，后采用温彦博的主张，使突厥降民居边境上。此后，少数民族向黄河流域内迁或因战争掠夺来的少数民族的事还时有发生。另外，还有许多汉人由于前朝战乱被掠塞外，到了唐朝日渐强盛时，这些人又重新回归内地。这种内迁及汉人的回归，必然与内地汉人在文化、生活、风俗上互相影响。汉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主要是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文化；少数民族对汉族“胡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间的某些生活习惯，甚至唐的宫廷也受到了影响。当时的太子李承乾极其喜欢突厥的生活方式，喜欢胡服骑射，以至宫廷士民皆竞胡服。
胡化的另一重要影响，是带来了来自这些融合进来的少数民族“尚武”的社会风气。唐代时汉族的生产方式最先进，而周围的北方少数民族，大多还以游牧为主，居无定所，过着逐草而息的生活。另外粗犷剽悍的性情，喜欢角力斗狠、弯弓盘马这种习俗，肯定对北方人民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尚武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唐朝的统治者好大喜功、大赏边功有关
唐朝初年，唐太宗的武功是卓越的，在对外的战争中，好大喜功的心理是有明显表现的。例如在645年，带兵亲征高句丽获胜后时写信给留守京城的大臣高士廉说：“朕为将如此，何如？”这种好大喜功的心理，影响了唐朝人民尚武的心理。唐玄宗对外“武功”虽与唐太宗相比相去甚远，但好大喜功之心并不逊色。
开元初年，姚崇、宋Z为防年轻好胜的唐玄宗穷兵黩武、好大喜功，采取了痛抑边功的政策。然而，随着开元盛世的到来，唐玄宗逐渐开始追求边功。盛唐时，边塞驻军的最高长官为节度使。他们拥有过大的权力，不但有兵权，还有财权、政权，并有任免地方官的权力，对自己的属官，更可以任意生杀任免。
为求边功，唐玄宗不吝对边将大行勋赏、封爵。在唐太宗时，一直延续一个传统：边将功名显著者可以入朝为相。唐玄宗也袭沿此例，并将不知书、不能为相的胡人边将封异姓王，如王忠嗣、哥舒翰、安禄山等。。幕府的属官、一般将士、士兵也很容易升迁。这就激励了一批底层将士建功立业、征战沙场来求取功名。唐玄宗好大喜功，追求武功，又大赏边功，更加刺激到了一些想建功立业的有志之士到塞外边关，通过武功求取功名的热情。这自然助长了盛唐尚武的社会风气。
（三）汉民族的民族复仇情绪导致了尚武社会风气的形成
隋唐以前，北方的汉族人民经受了“五代十六国”的战乱，长时期的少数民族变换执政，汉族人民遭到野蛮、黑暗的统治和残酷的压迫。连南方的居民也常常遭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造成了汉族人民对少数民族的反感、恐怖、对立乃至仇恨的情绪。隋唐时期，北方一些少数民族仍经常骚扰、掠夺中原地区，到了盛唐时，汉民族的唐帝国空前强大起来，特别是经过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力强大，因为曾被欺凌的历史和复仇的心理，汉族人民必然拥护国家对外打击少数民族的侵扰，实行对外扩张政策，汉族人民格外关心边境战况。赴边从戎、英勇战斗、杀敌立功、出塞建功立业就成为热血男儿的英雄梦。
二、唐边塞诗的特点
边塞诗是唐代诗歌比较主要的题材，其创作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例如，一些边塞诗人自己就有边塞生活经历或本来也是想建功立业的热血将士，因自身经历和见闻产生的切身感受来写作；还有一些诗人用乐府旧题来进行翻新，创作新的内容，旧瓶新酒。边塞题材的诗空前繁荣，前代所未曾见。其中初、盛唐边塞诗基调多昂扬奋发，颇具艺术性。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一，他是初唐写边塞诗较多的诗人，他的边塞诗涵盖了边塞风光、边疆战士的艰苦生活、杀敌报国、建功立业、将士思乡等内容，题材开阔、格调高亢。此后还有杨炯、陈子昂、杜审言等人也创作了很多边塞诗。创作边塞诗蔚然成风。
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和玄宗大赏边功是分不开的，边塞诗独自成派，其中以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维等为代表。特别是七言长篇歌行体现盛唐边塞诗美学特点，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白雪歌》和《走马川行》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其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著称。
题材广阔也是边塞诗的一个特点，有写边关将士建功立业的壮志，有写边塞艰苦的生活，还有沙场争战的酷烈的、将士的思乡情绪的，也有写边塞风光、民族风情、民族融合交往等的诗作。其中以前者为主要题材的居多。而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写过边塞诗，如李白的《塞下曲》六首、《关山月》等，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后出塞》六首、《兵行》等，这些边塞诗成为他们代表作的一部分。另外，王翰的《凉州词》，王之涣的《出塞》，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等皆是传世名篇。
边塞诗也以其基调昂扬、气势流畅、意象宏阔、奇情壮景、体裁兼善、富有崇高感，以律绝、歌行而独具一格，皆有佳作。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巅峰时期。此后中晚唐由于国势渐衰，尚武风气渐减，没有出现边塞诗的大家，但也有一些佳作传世。
三、尚武风气对边塞诗思想内容的影响
唐代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当时社会形成了尚武的风气。诗歌作为当时最盛行的一种文学样式，必然以自己的方式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
（一）赞美剽悍尚武的精神
黄河流域居民成分的变化，直接带来了尚武的社会风气，于是赞美少数民族英勇剽悍、横行斗狠的性情和尚武轻生的精神风气直接影响了汉族男儿的价值观，这便成了边塞诗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例如，李颀的《古意》：“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啼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诗中把一个胡须如猬刺般的坚硬男儿，从小^军旅生活，在战场上，敌人为之远离，自己却把生死置之度外，短短几句就把一个轻生尚武的青年形象描绘出来，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歌唱了这种尚武的民俗风情。此外，在大量的边塞诗中也有很多赞美“胡儿”“阴山儿”“少年”“男儿”勇猛剽悍、能骑善射、舍生忘死、步行夺马的诗句。这些诗句，也是当时尚武风气在文学艺术上的体现。
（二）颂扬出塞乐与求取功名
唐代边塞诗中很多都是颂扬出塞求取功名。岑参笔下的塞外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地方，雄奇壮观的景物，变换的气候，都令人神往。而高适诗里则告诉人们塞外有功名。这种思想正是唐玄宗好大喜功、大赏边功的行为映射。边塞便成了不甘寂寞的男儿们取功名、觅封侯之地。高适还有相当数量送友人出塞的诗，对于出塞者，高适高调勉励他们于万里塞外求取功名。在《独孤判官部送兵》里，高适鼓励独孤说“亦是封侯地，期君早着鞭”，期待他早日成功，塞外是可以立功封侯之地。总之，在高适等诗人笔下，那些出塞者因“取功名、觅封侯”所以慷慨临边、乐于出塞。
（三）颂扬边伐争战
在唐边塞诗里，大量的赞扬、歌颂边战的诗，写得很出色。边塞诗人除了为了迎合唐玄宗和边帅等人好大喜功的思想，也普遍热烈地歌颂边伐争战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面说的汉民族的民族情绪。
歌颂边伐争战的诗，有歌唱出征之师及边战胜利两类。其中歌唱出征之师的，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最为著名。诗人描写走马川一带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以此来衬托英勇无畏的出征将士。全诗像进行曲一样激越豪壮，行文如流水，气势豪放，节奏急促有力。欢呼边战胜利，歌唱凯旋之师的诗，大多写得格调欢快，如《九曲词三首》是歌颂哥舒翰收复吐蕃，为其大唱赞歌，洋溢着国家强盛、民族兴旺、军队无坚不摧而骄傲自豪的情感及收复失地、战胜敌人的喜悦之情。
意象入手，再现场景
边塞诗中往往有很多具有边塞特征的意象，例如：关山、楼兰、瀚海、玉门关、号角、辕门、单于、烽火、旗、干、羌笛、胡笳、琵琶等。这些意象或是边塞的地名，或是战争密切相关的人、事、物。学生在解题的时候，可以抓住这些意象，结合相关知识，进行丰富的联想再现场景，从而帮助大家解答题目。
例如，2004年的高考题《征人怨》，作者柳中庸：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诗歌第一题就问：“为什么说这是一首边塞诗？结合诗句具体说明。”标题中写了“征人”，怎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征人呢？笔者想，应该就是在外征战、守卫关山之人了。然后再看诗句，我们可以圈出这样的词：“金河”“玉关”“黑山”。这些都是诗歌中较为常见的边塞地名。“青冢”一词学生早在杜甫《咏怀古迹》中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就学到过，“青冢”一词也因为王昭君染上了一层边塞独有的凄凉之感。“马策”是马鞭，“刀环”是刀上的圆环，这都是战士战斗必备工具。由这些意象可见，这是首边塞诗便无疑了。
抓关键词，梳理结构
当然，学生在做题的时候还可以运用的一种方法便是抓关键词，通过这种方法来梳理整首诗歌的思路，推断诗歌的大意。
以2012年南京市一模试卷中的《幽州夜饮》为例：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
首联中抓“风”“雨”“林”不难发现，这首诗写的是夜晚饮酒的环境，包括诗歌的第一问也有相关提示。再看这几个词的形容词“凉”“夜”“寒”，凉风夜雨给人萧瑟之感，寒林更是让人倍觉荒芜。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首联描写的景象颇具边关的萧瑟、荒凉的特点，也给全诗奠定了愁苦的情感基调。
颔联中抓“高堂宴”，可见，诗人从写环境转入写宴会场景。后半句中的“迟暮心”是化用了屈原《离骚》中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的《离骚》都学过，结合文下注释，作者相继被贬，所以可以推测，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因为年老，仕途不顺而产生的愤懑之情。
颈联较简单，描写了宴会的高潮，有舞剑、有胡笳的呜呜声。但是赏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作者眼前所见的是欢快的舞剑，耳朵所闻的是边塞胡笳的呜咽声，那作者的心情可想而知，也如胡笳的声音般豪迈中透着丝丝的悲凉。
尾联中抓“边城将”，说明作者现在的身份是边关将领。“谁知恩遇深”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应该是对皇上的感激。但是，我们要注意整首诗歌的基调，再结合最后一个问题，所谓“托意深婉”就是有深层的含义，那就不会是表面上那么简单的意思了。“张说因与姚元崇不和，罢为相州刺史，后又任幽州都督。”我想任何一个想要建功立业的人面对这样连续的贬黜，心中难免会对朝廷有所怨恨，对官场心灰意冷，这样最后一个问题便也迎刃而解了。
知人论世，体味情感
江苏《考试说明》特别强调“把握作品内容，注意传统文化底蕴和表现方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理解，深刻领悟”。所以，理解领悟诗词的思想感情是江苏卷诗歌鉴赏的重中之重。在这种情况下，知人论世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知道边塞诗歌多是以边疆地区的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主题。唐朝时期，边塞诗又进入黄金时代，高适、王昌龄、骆宾王等是其杰出代表，平时复习积累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对这些人的生平要有一定的了解。
当然，这些诗歌的情感也不是毫无章法可言的。笔者大致归纳一下边塞诗歌的思想情感，唐朝的边塞诗人往往用诗歌反映独具风格的边塞山川和风土人情;表现从军边塞杀敌报国的意志和豪情;讴歌边塞将士不畏辛劳、保卫边陲的战斗精神;抒发御敌建功的愿望和安边定远的思想;描写将士和亲人相互思念的深沉情感;讽刺并劝谏拓土开边、穷兵黩武的统治者，他们不为国家的富强、普通百姓的生活着想;长期的战争使人产生厌战，渴望和平的情感;感叹塞外生活的艰辛和连年征战的惨烈，控诉战争的痛苦、报国无门的怨愤和归家无望的哀痛。
结束语
边塞诗意蕴深远，可以鉴赏的角度还有很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学生了解了边塞诗歌的答题，能从容地运用所学的方法进行分析解题，不管高考题目怎么变，考生都能自如地答题。
【关键词】边塞诗； 鉴赏； 方法
在唐朝，尤其是盛唐时代，由于国势强盛，疆域广阔，交通便利，国内外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往增多；守边和扩边的战争也较频繁，不少边帅能文能武并且喜欢延揽文士；知识分子视野开阔，精神振奋，不少人带着建功立业的愿望，投笔从戎，赴边求功。正如杨炯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这些因素，促成了唐代边塞诗的繁荣，形成一个边塞诗派。
边塞诗指的是那些以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为表现对象的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以亲历的见闻来写作；其创作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其中，初、盛唐边塞诗多昂扬奋发的格调，艺术性最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就是初唐写作边塞诗较多的作家，此后其他著名诗人如杨炯、陈子昂、杜审言等人也创作边塞诗。边塞诗创作一时蔚为风气。
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涌现了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维。除此之外，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写过边塞诗，这些边塞诗成为他们的代表作的一部分。如：李白的《关山月》、《塞下曲》六首、《战城南》、《北风行》，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六首》等。另外一些诗人也有边塞诗的名篇传世，如王昌龄有《出塞》、《从军行》，王之涣有《出塞》，王翰有《凉州词》。盛唐成为边塞诗创作的顶点，此后中晚唐并没有出现边塞诗的大家，但题材有所扩展。宋朝的范仲淹、贺铸、陆游、辛弃疾等也有边塞诗传世，但影响远不如盛唐时期。
边塞诗作为诗歌大家族中的一员，除了具有一般诗歌的特点，还有它的独特之处，我们掌握了边塞诗的这些特点之后，鉴赏起边塞诗来就会变得更加得心应手一些，边塞诗主要是结合雄伟、壮阔的边塞景色的描写，表现边塞将士驰骋沙场、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和豪情壮志，风格奔放雄伟，豪迈悲壮。诗歌内容主要有：
1、以诗歌来反映边塞的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
2、表现从军边塞、杀敌报国的意志
3、讴歌边塞将士不畏辛劳、保卫边陲的战斗精神
4、抒发御敌建功的愿望和安边定远的思想
5、描写将士和亲人相互思念的深沉情感
6、讽刺并劝谏拓土开边、穷兵黩武的统治者
7、表现将士和人民厌战怨征的情感
列出了边塞诗的内容之后，我们再把边塞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及鉴赏边塞诗时常用的术语作一个归纳：
从用品看：金鼓、旌旗、烽火、羽书、戈、矛、剑、戟、斧、钺、刀、铩；
从地名和民族名看：碛、西、轮台、龟兹、安西、楼兰、夜郎；胡、羌、羯、夷、单于；
从景物看：大漠、烽烟、长城、黄沙、长云、秋月、雪山、孤城、雁飞、鹰扬、箭飞、马走；
景物的特点：雄奇、奇丽、奇寒、辽阔、壮阔、广阔；
感情特点：豪迈、豪气、豪情、报国之志、杀敌豪情、昂扬精神；
美学风格：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奔腾、峻伟；
常用手法：比喻、夸张、用典、烘托。
了解了边塞诗的这些知识之后，如何更好的理解、鉴赏这类诗歌呢？我们认为，应该注意从以下几个角度去掌握。
①了解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即把握时代特征。 边塞诗是时代的产物，是最能体现国运兴衰的作品，所以，如果能对作者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对体会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感情肯定是大有帮助的。诗评家常称赏“盛唐之音”，边塞诗正是构成“盛唐之音”内容的一个基本方面。“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王昌龄），豪迈，勇敢，一往无前，即使是艰苦战争，也壮丽无比；即使是出征远戍，也爽朗明快；即使是壮烈牺牲，也死而无悔。到了中晚唐，国势开始衰微，虽然诗人们仍保持着昂扬向上的基调，但不免夹杂着多少悲壮，多少婉伤：“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李益），“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
到了宋代，国家在民族斗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外侮不断，国难当头，在边塞诗中流露出来的感情，就更多地体现在报国无门的愤懑（陆游“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更多地体现为归家无望的哀痛（范仲淹“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尽管仍洋溢着一股爱国热情，但和盛唐时代的边塞诗相比，不免更多一些凄凉，更多一些惆怅。时代不同，边塞诗的题材、主题基本类似，风格也差别不大，却都分明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时代特征。
②推敲作品中蕴含的不同的思想感情。 边塞诗题材的兴起，是与诗人们的生活范围有所扩展紧密关联的。从边塞诗中，我们看到诗人的眼界开阔了，诗歌的境界拓展了，诗歌的内容更显得异彩纷呈。有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有报效国家的激情：“誓欲成名报国，羞将开口论勋”（张说）。
不少诗人在塞外军营生活多年，如高适、岑参、李益等，他们的边塞诗中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了边塞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写出征士兵的乡愁和家中妻子的离恨（李益“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有的表现塞外生活的艰辛和连年征战的残酷（岑参“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有的反映对帝王黩武开边的不满和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恨（高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 有的表现报国无门的愤懑和归家无望的哀痛（陆游“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有的惊异于塞外绝域那种迥异于中原的风光（李益“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我们在阅读这些诗歌时，要能够区别每首诗作思想内容上的细微差别。比如岑参的边塞诗，以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其基本特征，更多地描写边塞生活的丰富多彩。他也写过一些在边塞怀土思亲的诗歌，如为后人传诵的《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事情虽小，情意深厚。同时，我们还要体会到，跃动于边塞诗中的种种矛盾：慷慨从戎和久戍思乡的矛盾；卫国激情和艰苦生活的矛盾；痛恨庸将和献身精神的矛盾等等。
③体会不同的艺术风格。 边塞诗的艺术风格也是异彩纷呈。有的豪放旷达，如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有的雄奇壮美，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的豪壮悲慨，如杜甫的“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有的委婉清丽，如李白的“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只有通过对诗歌字句的细细体会，才能准确地领会到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内容、不同诗人的不同艺术素养、不同生活遭遇，反映在边塞征战诗这个大主题下异彩纷呈的艺术风格。
以陈陶《陇西行》为例：”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首诗思想内容有显著特征：既以昂扬的爱国热忱，歌颂了戍边将士保家卫国，奋勇杀敌，不怕牺牲的精神，又毫不讳言战争的另一面，以沉痛的心情表现了战争所造成的家破人亡的惨痛悲剧。诗的前两句写战事的惨烈，将士的奋勇。”誓扫“句从士气以见战争的性质，”五千“句从牺牲之大来表现战争的壮烈和将士义无反顾的奋斗精神。后两句宕开一笔：远方戍人已成为无定河边的尸骨，家乡的妻子却不知，梦见的仍然是音容栩栩的良人，仍然朝思暮想，守着、盼着他回来团聚的这一天，而他却永远也不能重回她的身边。这两句通过现实与梦境的对比，将悲剧意味表现得浓烈深长。
诗歌鉴赏是语文教学中的难点，而边塞诗，由于学生接触较少，鉴赏起来更是有一定的难度，希望这篇文章能对我们鉴赏边塞诗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 《盛唐边塞诗评》，漆绪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唐诗风貌》，余恕诚，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透视了造成离怨色彩的诗歌传统和写作主客体两方面人格心理的因素以及社会现实因素。
关键词：唐代 边塞诗 离怨色彩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4.218
在唐代，边塞战争带来了唐代诗坛上一个荡气回肠的哀婉之音――边塞诗的离怨色彩。
唐代边塞诗的“离怨”色彩，其“离怨”色彩的涵义可以这样认为，是指唐代边塞诗传承并发扬传统边塞诗“离怨”的情感基调，以描写与边塞有关的征夫、思妇的离愁闺怨情结，表达对自我或他人身世际遇的悲凉、凄婉之情，从而使边塞诗呈现出的一种阴柔的美学风格。简而言之，离怨指边塞诗中征夫、思妇的离情与哀怨。
“离怨”色彩产生于唐代边塞诗，是有其特定话语背景的。它有对传统文化的承继和对抒情主体因离别所造成的心里伤痛的表述，也有社会现实背景下写作主客体人格精神的影响。
一、“离怨”色彩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底
蕴，即传统诗歌以抒写离情别怨见长的诗歌传统
在诗歌中表现怨刺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和古代诗学理论的重要观点。《论语？阳货》中，孔子说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这里的“怨”除讽刺内容外，更为重要的是怨恨、哀怨之意。《诗薮・内编》卷一指出：“第风人所赋，多本室家、行旅、悲欢、聚散、感叹、忆赠之词，故其遗响，后世独传。”[2]这里所指“行旅、悲欢、聚散、感叹、忆赠之词”无不包含有怨的情感内容。而在边塞题材诗歌中“怨”的情感表现得更为丰富。杨林昕在《唐代边塞诗流源小考》[3]一文指出：“征夫之恨、久戍不归、思妇之怨，在《诗经》中也有反映，如《小雅・m杜》描写征夫思妇的悲哀，《王风・君子于役》写出了思妇对远征之亲人的怀念、牵挂、怅望、祈祷等复杂的思想情感。”而这种“怨”的表达，使这类题材的诗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从而在以后诗歌发展史上，“怨”成了永恒的抒情主题之一。之后的《楚辞》中虽无边塞题材的诗，然而“离怨”却是《离骚》抒情的全部生命力所在。从秦汉之后，无论诗赋、民歌，离怨都是抒情的重要母题。
这一“离怨”的抒情传统进入唐代，迎着唐代社会的大一统和高度繁盛，它便放射出了前代所未有的灿烂光芒。尽管如此，并不是说唐代边塞诗完全抛开了前代的传统，相反，它是紧紧依附于前代“离怨”的传统。如仅从诗题及诗题下的抒情基调看，唐代具有“离怨”色彩的边塞诗大多为沿袭前代的边塞诗题，如《诗经》中有《君子于役》题，到汉展为边塞题材的《从军行》，再到唐代，《从军行》便成了重要的边塞诗题，而且其中颇多“离怨”之悲。大部分涉及边塞诗创作的诗人几乎都有《从军行》的诗篇，如杨炯、崔融、骆宾王、乔知之、刘庭琦、贺朝、崔国辅、李昂、李颀、杜颜、刘长卿、顾况、姚合等等。而他们在此题下所表达的“离怨”之情便是承传了前代诗歌“怨”的抒情传统。另外，如《关山月》《陇头水》《昭君怨》《出塞》《燕歌行》《胡笳曲》《入关》《捣衣诗》《鸣雁行》等诗题几乎全部来源于传统边塞诗题，其中的抒情基调也在承传前代，吟咏离愁闺怨。显然，从诗题到诗题下所表达的“离怨”情结，唐代边塞诗的“离怨”色彩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正因如此，唐代边塞诗中产生“离怨”色
彩，从文化传统角度看是一种必然，而且因唐代诗歌的高度繁荣。这一色彩无论在抒情功能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二、从写作客体看，征夫、思妇生离死别的普遍心理创伤决定了边塞诗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基调为“离怨”
这是“离怨”色彩产生的基本现实因素。唐代边塞诗大多是诗人亲历边塞而作，或从戎入幕，或送兵出塞，或与征人戍卒有过接触。他们大多都对边塞的人、事、情极为熟悉，因而对写作客体能够从人性的深处理解他们、同情他们，能够以客观的心理状态用代言体的形式去描述、再现征人久戍不归或思妇独守空房的惆怅与彷徨，抒写他们的生存困境。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李白《战城南》）“羌敌无尽日，征战几时归”（高适《蓟门五首》之三）“佳人持锦字，无雁寄辽西”（崔道融《春闺二首》之一）等，无不是由征人思妇离别的伤痛所引发的怨恨与悲苦。另外，有些诗歌之中，写作客体就是写作主体自己。这些诗人大都有着亲历边塞的经历，饱尝边地之苦与离别之悲。而且，这类诗在边塞诗中占了绝大部分。
引发抒情主人公内心“离怨”情结的具体地又有以下几种因素：首先是由边地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征人的“离情闺怨”。如：“沙场三万里，猛将五千兵。旌断冰溪戍，笳吹铁关城。阴云暮下雪，寒日昼无晶。直为怀恩苦，谁知边塞情。”（乔知之《出塞》）尽管征战的气势浩大，然而又有谁能抵挡这艰苦环境的困扰呢？面对这艰苦环境，别离的悲苦油然而生。
其次是由久戍难归、生死未卜的恐惧所造成。如：“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元戍号令严，人马亦轻肥。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高适《蓟门五首》之三）面对“羌胡无尽日”的现实，在征人内心便产生了一种生死未卜、久戍难归的恐惧心理，又在这种心态之下，唯一的寄托便是对亲人的思恋及所体现的强烈的“离怨”情结：“征战几时归？”
再次是由边将无能而难保和平的现实所引发的征人内心的忧虑所造成。如“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燕歌行》）“战败仍树勋，韩彭但空老”（刘长卿《从军行六首》之五）等。将军的腐败无能牵动的不仅仅是征人对国家安全的关心，更牵动的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离别”之悲。
另外，思妇的哀怨是由对征人生命安全的无限关怀以及自身独守空房、无法共度幸福生活的内心情感所造成。如：“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画烛。”（张籍《征妇怨》）在这里，不仅是对征夫战死疆场、自己独守空房的怨与恨，更上升到对造成一家两代生命悲剧现实的血泪控诉。
因此，从写作客体看，唐代边塞诗中“离怨”色彩的产生是在严酷社会现实背景下对自我生存与生命状态的关怀而造成。
三、从写作主体看，诗人自我期望充当理想的社会角色与这一角色的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诗人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以“离怨”为抒情媒介表达出来
在唐代，由于社会的大一统，国力强盛，从而在社会士民中掀起了“生当报国死”的热潮。在这股潮流之下，尚武任侠与强烈的功名欲成了唐代诗人的普遍心态。而出塞征战疆场不仅能实现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同时从戎入幕也是进入仕途的很好途径。在这种背景之下，造成了诗人人格理想的亢奋状态，喊出“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崔融）等这样高昂的口号，把从军入幕而求仕途的渴望与征战边塞杀敌报国的豪情融合在一起。正如霍松林、傅绍良所说：“唐代诗人与唐代以前诗人相比，个性意识要强烈的多，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还有着十分醒目的自我形象的塑造。”[4]显然，他们所说的“社会责任感”是诗人的报国壮志，“自我形象”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功名的强烈欲求。然而，“在现实中要实现这两点却相当不易，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客观因素往往对主体起着巨大的‘反实现’作用。盛唐诗人就是如此，他们几乎个个都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压力，也造成了大大小小的失败和挫折。胸怀大志的诗人们在追求其人生理想的过程中，饱尝了失落之苦。”[5]正是在诗人自身的这一矛盾斗争过程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把“离怨”作为其中一个抒情媒介或诱因来表达对社会现实及其造成的尴尬的个人境遇的强烈不满。如“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崔融《关山月》），由胡笳勾起的强烈的离愁别恨，只能在每天深夜发出遥远无际的空叹，同时又只能在“旅魂惊塞北，归望断河西。春风若可寄，暂为绕兰闺”（崔融《塞上寄内》）的愁怨中安慰自己。
由此可见，从诗人创作的动机看，“离怨”色彩之所以出现于唐代边塞诗中，是由于诗人对自我生存境遇的不满，并用“离怨”这一媒介或诱因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宋）朱熹集注.四书五经・论语卷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74
[2]（宋）胡应麟.诗薮[M].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3.
[3]杨林昕.唐代边塞诗流源小考[J].甘肃高师学报，2002（1）.
[4]霍松林，傅绍良.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9.
[5]霍松林，傅绍良.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16-217.
王昌龄以《出塞》《塞下曲》《从军行》等诗篇闻名于世。
王昌龄：生于698年，卒于757年。字少伯，汉族，河东晋阳人，又一说京兆长安人。盛唐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与李白、高
适、王维、王之涣、岑参等人交往深厚。其诗以七绝见长，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边塞所作边塞诗最著，有“诗家夫子王宁”之
誉，又被后人誉为“七绝圣手”。王昌龄诗绪密而思清，与高适、王之涣齐名，时谓王江宁。有文集六卷，今编诗四卷。
（来源：文章屋网 ）
一、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
论及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全民族性的浪漫激情。对新生政权的崇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对政治宣传的信从，甚至稍后的个人崇拜风气，引发了文学界的浪漫激情。此外，在战火中燃烧了一个世纪的、“一穷二白”的九州大地所面临的“重建”重任，使拓垦边疆成为迫切的使命。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操不同方言的干部、工人、知识青年满怀革命的激情和创造新生活的渴望，伴随着“我们新疆好地方”、“边疆处处赛江南”的优美旋律，从四面八方奔赴遥远的新疆———一个充满创业激情的地方;与此同时，大量“红色”作家带着他们火热的激情纷纷入疆，体验生活，追寻艺术的圣境，他们所倡导、擅长的“追求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富于亮度”①的创作模式与新特的民族风情、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相结合，产生了一批独具风貌的文学作品，它们不仅铺染了西部文学的底色，而且为新疆本土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范本。一些学者注意到新边塞诗与“十七年文学”中闻捷等人诗歌创作的关联性。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等诗人的旅疆诗作无疑为新边塞诗的发轫提供了原始积累。“闻捷的诗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一代诗风，是新边塞诗的第一座里程碑，诗人无可争议地成为新边塞诗的奠基者和开拓者。”②另一个对新边塞诗的形成功不可没的人物是郭小川。“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来新疆时就提出过创作新边塞诗的主张。”
总体而言，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张志民、李瑛、田间、严辰、柯岩等老一辈旅疆诗人对新边塞诗的贡献在于艺术奠基和方向性引导，洋雨、伊萍、雷霆、孙涛、东虹、郭维东等新疆本土诗人对新边塞诗的贡献在于实际的探索和开拓。但由于旅疆诗人的光环效应及时代氛围等因素，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疆本土诗人多在旅疆诗人的既成道路上前行，并未出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实力型诗人，其创作一直被统一在全国宏大的和声之中，笼罩在旅疆诗人的光环之下，新边塞诗的喷发期尚未到来。20世纪50至60年代，周涛、杨牧、章德益等陆续迁居新疆，70年代中期之后渐见其作品。然而走上诗坛伊始，三人仍拘泥于前人的创作路线与模式，“杨牧是以政治抒情诗出名的”;周涛早期则沿袭“郭小川式”的诗歌创作模式，“数年之间，随波逐流，不知诗为何物”;章德益的诗亦“幼稚和粗糙，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④。不过三人不愿做“前人脚下香客”，而有志于做“伟大前辈当之无愧的伟大后人”⑤。周涛于1982年发表了《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文章虽短，却经过深思熟虑、周详规划，为日后新边塞诗的崛起与发展描绘了一幅简明的蓝图，故而人们多将此文作为新边塞诗及新边塞诗派成立的标志。随杨牧的《野玫瑰》、《复活的海》、《边魂》，周涛的《神山》、《鹰笛》、《野马群》，章德益的《大漠和我》、《黑色戈壁石》、《西部太阳》等诗集接踵问世，极大拓展了人们对诗歌的想象，斩断了捆缚新边塞诗发展的时代锁链，开辟了连通新边塞诗历史血脉的崭新通道，使新边塞诗走上了历史感与时代感兼具的全新道路。对新边塞诗的崛起另有一种解释，认为乃是源自“追赶内地的疲劳”和“标举个性的迫切”。“边疆写作”其实是一项“危险”的活动，不被主流认可或向主流讨巧都极有可能丧失发展空间⑥，抵御这种“边缘化的危险”，“选择一条自己的道路”⑦就显得至关重要。新边塞诗正是要开辟出一条适合于边疆又不会被中心话语牵引的写作方式。新边塞诗的迅速起飞，不可忽视其背后文学批评的助推⑧。文学批评分为即时性的文学批评和滞后性的文学批评两种，前者侧重于对“潜力股”的发现与开垦，而后者则侧重于对一部作品的价值判断。1980年代的批评界一如当时的创作界一样活跃，敏感的批评家们及时捕捉到新边塞诗崛起的信息，并及时对其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是置身话语中心的诗评家，如杨匡满、唐祈、罗振亚、谢冕等，先后发表《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丝绸路上新乐音》、《新边塞诗的时空概念》、《崭新的地平线》等文章，不但从社会和文学的双重视角对新边塞诗的价值给予肯定，并且对新边塞诗派的历史渊源作了初步梳理，对其整体风格作出了奠基性评估。虽然这方面的文章并不多，但其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真正倾力研究新边塞诗的则是新疆本土批评家，如周政保、余开伟、浩明、韩子勇等，以及孙克恒、燎原等其他西部省区的学者。其实，在周涛发表《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的近四年前，陈柏中与郑兴富合作撰写的《诗坛新花迎春开》，“可以说最早预示了‘新边塞诗’的崛起与繁荣。”
时至1981年，周政保更是大胆断言:“……他们(周涛、杨牧、章德益———引者注)近年来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在诗的见解上，在诗的风度与气魄上比较共同的‘新边塞诗’正在形成……”⑩后来证明，周政保作出的判断是准确的。此外，1982年在新疆大学举办的“边塞新诗”学术研讨会及会后编选的《边塞新诗选》的问世，对新边塞诗“形成队伍”、“鲜明旗帜”起了实际的推动作用。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在进行阅读之时，“读者头脑中已经存在一种‘前结构’，即读者心理上已经预先形成一种‘结构图式’，用姚斯的术语说，叫做‘审美经验期待视野’。这种‘审美经验期待视野’将直接影响读者对作品的阅读。”瑏瑡1979年4月《广州日报》刊登文章，认为此前具有“揭露”性质的文艺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瑏瑢。1981年主持剧本创作座谈会之后，“用文学哭天喊地或进行尖锐批评的创作倾向开始受到抑制”瑏瑣，加之整个民族急需自尊与振兴的迫切心情，新边塞诗生机勃勃、积极奋斗的格调，以及其中“既有历史使命感又包含着对未来的信心”的西部形象，自然十分符合时代的审美需要。另外，初离“红色叙事”的民众并不了解其他形式与风格的文学，随后产生的朦胧诗一时也难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况且当时文学“拨乱反正”最初确实定位于十七年文学的正名与恢复瑏瑤，因而，脱下了“十七年”外衣却仍残留些许“十七年”体味的新边塞诗无疑是广大受众最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这也是新边塞诗诞生与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新边塞诗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西部文化是中国西部一切艺术活动的重要背景。新疆文化虽不同于黄河、长江孕育的文化类型，但其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中原文化，因为西部文化更具有多样性与包容性。“由于西部中国的广袤辽阔以及历史的漫长、文化传统的悠久、各种民族的繁衍与融合、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撞击与新形态的不断出现、宗教的延伸、阻隔与冲突、民俗风情的各异、丝绸之路衰落消失造成的闭塞，等等，使这块土地割裂为许多个不相同的文化圈子。”瑏瑥历史上的西域就是文化驳杂之地，班超通西域带回长安的西域诸国的信息几乎皆被视为奇闻。西域诸国与曾治此地的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的文化以及汉民族的中原文化，都在西域大地产生了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影响，还有对境外文化(如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等)也有一些影响。“由兰州经河西走廊至乌鲁木齐一线……其实是一条黄河流域汉文化的延伸线。”瑏瑦又由于古丝绸之路的贯穿，使新疆成为“希腊文化、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最先交流、荟萃的场所”，是“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碰撞和汇合的锋面。”由于地域广大、地貌多样，新疆的“雪域文化、大漠文化、绿洲文化”瑏瑧也各具特色，这些五彩斑斓的文化种类，一方面为新边塞诗人所对象化，成为诗歌的表现内容;另一方面为新边塞诗人所精神化，成为诗歌的内在气质。惟其如此，文化的各色光泽从诗壳中折射而出，诗歌便也因此绚烂。从民族迁移来看，“向东是一条求生存、求发展的路;反之，向西行则是一条逆向的路，这就可以明白中国历代为什么把向西作为流放之路了。”瑏瑨古代边塞一些主要的人员交流，“无论是西行戍边，流放胡地还是和亲出塞”，“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瑏瑩。这就决定了西部文学苍茫、悲怆的底色。其中被流放的知识分子由于身处逆境，其忧患意识就会得到加强，“但由于实践能力的限制，其忧患意识就常常表现为对人进行全面的反思。”因而，迫切地关注时世、关注流民的现实境遇，并使其拔升到形而上的哲思层面，共同组成了边塞文学的基本姿态。应该说，新边塞诗的历史渊源是古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新边塞诗中许多重要元素，诸如磅礴气势、巨制规模、浪漫主义气息、英雄主义质地、爱国主义精神、强烈参与历史的功名心、对动态美的痴迷以及独特的边塞话语系统等，都能在古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中找到根据。当然，新边塞诗并非对古代边塞诗的复制，两者的相异性同样是显著的。新边塞诗的代表人物周涛对祖先采取的是崇敬和敢于超越的双重姿态，面对严峻的环境生发出的是热爱与积极改造的乐观情绪，具有以“人”为贵、自我价值彰显、放任激情等特点;而盛唐边塞诗核心人物岑参则很少思考与先辈的关系，更多地表现出对严酷自然的恐惧、以“君”为贵、扬“华”抑“夷”的特点和节制情感的倾向。这说明新边塞诗既有盛唐边塞诗的艺术基因，但又不是对遥远时代的盛唐边塞诗的简单回声。
普遍的叙述常常将新边塞诗与崇高进行捆绑。新边塞诗中的崇高源自“力量崇拜”，“目力所及，几乎全是激扬蹈厉，搏斗抗争的意向，各种对立的力量之间无不处于紧张、冲突的状态。”瑐瑡西部严酷的自然环境对生命个体的生存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适者生存的基本法则使西部成了力量角逐的广阔天地，周涛在《从沙漠里拾起的传说》中的“力量之美，速度之美，动态之美”自然而然地成了新边塞诗共同的艺术追求。按康德的观点，崇高有“数学的”和“力学的”之别，即审美客体拥有巨大数字指标或巨大体积方有崇高感之诞生。力量之西部当然就是一片充溢着崇高、美感的空间，新边塞诗在崇高意境的营造上即使不标榜“最正宗”，其为当代文学所贡献的别具一格的崇高酿造方式也是功不可没的。“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瑐瑣更不用说地域气息异常浓烈的新疆，包括新边塞诗在内的文学无不受到地域文化的浸染。杨牧在《汗血马》中写道，“剽悍，强壮，洒脱，倜傥/因了血的灼沸而潮涨/炽情，厉志，遐思，豪想/因了汗的流淌而奔泻/那汗和血的交汇/一半洁亮，一半殷红/一半旭日出海曙/一半雪映天山月”;周涛在《荒原祭》中写道，“一切杀伐和征战/都似潮水退了岸/留下这块开阔雄浑的荒原/成了我对历史的祭坛”;章德益在《西部山岳》中写道，“我因此崇尚西部山岳/崇尚那力之悍美与/肃穆之静美/崇尚那使飞鹰得以强悍/使骏马得以威猛的，岩石的摇篮/崇尚那使大地得以峥嵘/使天穹得以接近的，沉默的威严”。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一方面浸润在历史文墨渲染和边地主观观感中的西部物象成了新边塞诗描写和抒情的对象;另一方面强韧如汗血马、阔大如荒原、巍峨如西部山脉的西部精神，“极自然地使他们获得了一种豁达而粗放的世界观(包括诗歌艺术观)，那就是深邃悠长的历史意识，昂扬进取的人生态度，排斥了孤立性的整体眼光，以及那种把一切抒写对象纳入自己的情绪轨道的思维能力”瑐瑤，使新边塞诗彰显出瘦硬、雄浑的内蕴气质。内外兼具的带有独特地域文化的审美品质，既使新边塞诗的内容与神韵获得了和谐统一，又为诗坛尤其是中原诗坛逼真地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生动的塞外文化意象。新特的地域性还表现在军人气质或类军人气质。
古代边塞诗的多数选题，如征伐、誓师、厌战、侠客、讽刺将领、征夫怨妇等，基本上都与战争相关，尤其是盛唐边塞诗———西部诗歌中最辉煌的部分。高适、岑参等人皆是为求军功投入边疆幕府，甚至边塞诗也成了战争的“副产品”(边塞诗人多在军中作文书工作，属正规编制，乃“职业军人”而非专业“诗人”)，从新疆历史上的执政机构亦可见一斑。从西汉首将西域纳入中华版图时设置的西域都护府起，历经西域长史府、戊己校尉营、西域长史营、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察合台汗国、伊犁将军府、民国时期的军阀统治直至解放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军事色彩从未淡漠。时至今日，黑龙江等地的兵团组织早已撤销，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仍保留完整体系，与新疆军区共同构成戍边固疆的重要力量，这也成为新疆特有的社会景观，始终影响着新疆文学的发展。在新边塞诗的三位领军人物中，周涛于1979年入伍，2003年授少将衔，是位名副其实的军人;杨牧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9年调至石河子市之前，在兵团莫索湾148团做工人;大致在同期，章德益在兵团农一师五团当农工及团中学教师。需要说明的是，兵团由于保留军队编制，其农工与农民并不完全相同，前者被称为“军垦战士”，军队的组织形式与内在精神是兵团的本质特征，这导致了周涛、杨牧、章德益等三位诗人的诗歌精神大同小异。同者乃军旅意识、(类)军人气质和军事话语的频繁而自然的运用。如周涛在《流沙》中写道，“它曾经想过/想突破白杨和沙枣的防线/切断它们的后路/掩埋水渠的动脉、水井的咽喉/把生命推进的历史掐住/成为一片废墟”;杨牧在《雄姿》中写道，“生在马背，战在马背，雄风抖一身威武的豪气/‘大雪满弓刀’不在纸上/在大野，在八百里沙场/这才是男儿汉的壮举:号角/连营。鼙鼓动地。旗幡/被冻得翻不动的时候，飞涌的马鬃/飘一支燃烧着的旌旗!”章德益在《八月，古原一滴雨的自述》中写道，“我飘过酷热、干旱、炙闷的记忆/飘过残垣、古堡、废墟的历史/我还在飘落头顶上/由万千雷霆组织的紫色的军阵/波动闪电的肩章已为我后备着/突入历史腹地的/光与电的出征”，等等，这些诗歌大量使用军事用语，是新边塞诗受地域文化影响深刻的明证，大大拓展了民族精神阳刚的一面。除了诗人生存地文化影响之外，新边塞诗的另一个文化源泉是诗人出生地或祖籍文化的影响。周涛生于山西潞城，来新疆前在此生活了八年。由于同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毗邻等原因，山西历史上民风强悍。唐代边塞诗人王翰乃山西太原人，其性放任，其诗豪迈，传世之诗虽不多，《凉州词》一首就足以震响诗歌界。周涛诗作的底色正是如此，放任、豪迈、遒劲、野性十足，可视为山西文化与新疆文化精神碰撞的产物。周涛在《人杰》中写道，“你便从此知道/要到哪里去/一切气魄由此而来/一切技巧由此而来/不用学/一条水源充溢大河的目的/就是直灌东海/用女真人的血/激荡三百年的浪潮/(然后化进大海/甘愿无影无踪)”。如此力抵千钧的诗句恐怕在以雄浑著称的新边塞诗中亦难有匹敌者。杨牧生于四川渠县，他虽然写有《乌斯玛》、《夜投》等清新、优美的诗作，不过更多诗作还是与诗风“流畅而又奔放，慷慨悲凉”瑐瑥的盛唐边塞诗人李颀一脉相连，贯穿着浑厚、苍凉的情思，杨牧在《读吧，这部毛边书》中写道，“一部镌刻着百川之源、千山之父的/雄浑的巨著。刻着/石斧和青铜的冷峻/刻着古筝和编钟的沉宏/刻着黄帝陵和兵马俑的/庄严和悲愤;刻着/长城的骄傲和屈辱/刻着无数探险者/和他们有如祁连的肌腱/刻着至今直接用黄土垒屋的子孙/日月可鉴的赤子情愫/大西北，一部毛边书。”同时，“巴人的精明干练、坚韧及哲人的敏锐、机智和顿悟，铸造了杨牧复杂的精神风貌和艺术风格”，使得其诗“富于诗意和具象的思辨”以及“对苦难人生的血泪体验”瑐瑦。
章德益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写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民生其际，多尚虚无。”与“我属于北方”的周涛相比，章德益的诗虽不乏万丈豪气，但不似周涛所歌咏多为实际可感之物，而是情自虚发，基本上皆为内心波动的直接记录，对象被反方向地心灵化，思维更加活跃、缥缈，章德益在《落日下的西部山脉》中写道，“山群，如火蚕，如赤鲸/如搏噬苍穹之金狮/如浴血者，如自焚之武士/如怒绽的红莲。如曝晒于天地间的/血迹殷殷的古蟒/如金鼓悬于苍穹”，堪比苏轼的《百步洪》。谢冕认为，西部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观照方式，其特点在于“物我两忘的彼此认同，从而有意地模糊主客体的明确界限。”瑐瑧循着这一思路有论者认为，新边塞诗人以物我同一、物我互现的观照方式实现着“西部与诗人的双向建构”瑐瑨。可以进一步指出，这种艺术倾向与祖籍地文化的影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在新边塞诗派中居执牛耳地位者何以是“移民”诗人而不是本土诗人呢?这是因为这些“移民”诗人具有双重文化视角的独特优势，它们不仅能够以新疆人的视角审视新疆，而且能以祖籍地文化的“他者”视角审视新疆，在两种文化的比较、碰撞中，真正理解新疆多彩的地域文化。“两种文化的撞击与交流既因差异便于比较，也因距离产生审美。”“当代文学的交流虽然日益频繁，而且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可是文学的地域风格和民族风格在不少作家那里并未因此而淡化，这正是当代文学走向成熟的一个表征。”
作者简介：张一羚(2000-)，女，满族，辽宁义县人，辽宁省锦州市义县高级中学高三17班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93-01
边塞诗人的“豪放”解读需要从全方位进行。就目前的边塞诗分析来看，其题材、情怀以及使用意象等都具有较强的统一性，所以在具体分析边塞诗人的“豪放”时，也要从这些方面入手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题材上的“豪放”
边塞诗人的“豪放”首先体现在其诗词的题材上。就目前的总结分析来看，边塞诗人的题材“豪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对边关的战争进行描述。沙场战争本就是豪气干云的行动，而边塞诗人在自我“豪放”表达的时候，往往会使用到战争题材，比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再比如“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这些典型的边塞诗以战争为题材，将场景扩大，由此来表现豪放。第二是对边关将士生活场景进行描写。边关将士常年在外，对家乡有着深深的思念，但是他们为国而战的“情”将这份思念压下，每每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这些情绪会表现得异常浓烈，而边塞诗人的“豪放”，就是通过这种情绪来表现的，比如“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再比如“夜战桑乾北，秦兵半不归，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寒衣。”第三是对边关塞外的壮丽风景进行描述。边关虽苦寒，但是风景却有壮阔之美，所以边塞诗人常借边关壮丽的风景进行自我“豪放”的表达，比如“燕山雪花大如席”，比如“雨雪纷纷连大漠”，再比如“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等等，这些内容大都为边关特有，所以是边塞诗的重要题材。
二、情感上的“豪放”
边塞诗人的“豪放”不仅体现在其作品的题材上，还体现在作品情感上。就目前的边塞诗人情感分析来看，其情感表达主要有三种：第一是杀敌保国的决心，而这种决心本身就带有“豪放”的意味，所以在表达决心的时候，“豪放”的情感异常的浓烈。比如上文提到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一种攻破敌人大本营的决心体现，而此决心透着浓浓的豪放之意。再比如“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也是一种沙场决心的体现。第二种是突破了离别情的期期艾艾，将这种情绪转化为积极的力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第三种是对边塞风光的喜爱，由此体现出来的壮志豪情以及对祖国的大爱。比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再比如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些景物都是边关特有，通过景物描摹，体现的不仅仅是爱好景物的一种心情，更是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
三、意象上的“豪放”
边塞诗人的“豪放表达”，除去题材和情感，在意象上也表现得十分强烈。就目前的分析总结来看，边塞诗人在意象选取的时候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色：第一是会选取范围面比较大的意象，比如黄沙、城池、云海以及朔风、大雪等等。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王之涣的《凉州词》当中这样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本来城池是比较大的意象，这里用“一片”和“孤”对其进行修饰，使其与“万仞山”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将边关特有的田地浩大的感觉体现了出来，所以说整首诗从意象上将格局和场景进行了放大，情绪表现也更加的豪迈了。再比如岑参的“瀚海阑杆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里的“瀚海”、“百丈”、“万里”均给人一种浩大的感觉。第二是在边塞诗人的“豪放”表达中，他们会选取一些具有边关特色的意象，而这些意象，本身就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比如“马”。在边塞诗中，“马”是比较常见的意象，这种意象本身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尤其是将其放于战争场景，更有杀伐的意味，所以在边塞诗中，诗人常借“马”表达“豪放”。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再比如“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诗中的“马”，其形象和诗人情感是相吻合的。
结束语：
边塞诗在我国的传统诗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积极地进行其“豪放”的解读，更有利于学生把握边塞诗的情感。从边塞诗人的角度分析来看，其“豪放”的表达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因此对这些固定的内容进行解释和分析，边塞诗的理解会更加的深刻。
参考文献：
[1]雷鸣.唐代边塞诗的文学地理学分析[J].语文建设,2014,20:55-56.
[2]王琦.意境在边塞诗中特点分析[J].亚太教育,2014,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