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8 08:59:09
唯品会：独家主打“时尚买手”
在各大网络特价卖场中，精明的消费者会发现虽然模式上是大同小异，但是在实际的商品的选购中，却总有一些平台能够出现让人心仪的商品，而另一些平台虽然商品众多，但是往往没有合适的选择。在唯品会看来，这正是别家学不会的“时尚买手”造成的差异化竞争。
特卖买手以品牌的敏锐嗅觉为时尚GPS，对时尚大势运筹帷幄，通过自己的专业判断及预测分析，为企业采购四季潮品。唯品会商务部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买手是甲乙方同体，服务对象包括品牌商和消费者，既要品牌招商，也需品牌销售运营。”唯品会采用品牌推荐的形式挑选合适的品牌商，经过买手对品牌商进行综合分析，挑选合适的上架货品，设计抢购诱因，引爆消费欲望。买手步步为营精心设计，保证名牌正品的稀缺性，才能实现限时抢购的爆发性。所以，特卖买手无缝嫁接品牌商与消费者，实现了供货品牌商、唯品会及消费者的三方共赢。
在这次七月电商特卖场的PK大战中，唯品会主打的则正是这种依靠了一定的积累所形成的特卖买手方面的优势。据记者了解，目前唯品会在品牌合作时掌控力非常强，拥有6000家品牌授权，其中有800家独家品牌授权，特卖时尚的“独家”成就了唯品会成功的独到秘诀。唯品会商务部负责人总结说：“一个专业买手的炼成并没有那么容易，除了时尚的基本素养，还得熟悉全产业链运作，实操品牌推广运营。买手不是追赶时尚，而是用心打造和引领时尚！”
当当尾品汇：4亿巨资“草船借箭”
当当网的“尾品汇”可谓是七月特卖价格战中的一匹黑马，而一直声称“穷得只剩下钱”的当当网也已经投入巨资来进行促销，决心引爆一场电商特卖场的价格战。其实早在六月，当当尾品汇就有超过300商家上线。紧接着在六月的电商大战中，当当网尾品汇一气推出4个亿代金券的促销，掀起一场罕见的“闪购大战”，矛头更直指唯品会。据透露，当当网尾品汇3折封顶对市场很有杀伤力，上线以后销售额一路飙升，也让当当尾品汇吸纳了一大批优质大牌商家。据悉，当当尾品汇上线不到两月销售额已经能够达到当季新品服装销售的60%，上升势头非常明显，尾品特卖或将与当季服装平分当当服装销售。
进入七月后，正当有品牌商曝唯品会7月将打2.7亿广告后，当当尾品汇快速做出回应，有品牌商表示同样接到了当当尾品汇的7·19大促的邀约，称将总共备货4个亿应战，促销力度不逊于6月，催促品牌商抓紧时间做好7·19促销准备。
与烧钱打价格战的传统招数相比，当当尾品汇在这次七月电商特卖场大战中，更使用了“特别”的招数来起到“弯道超车”的效果。有服装品牌商称，接到当当网员工电话，当当尾品汇将在7月全网拦截唯品会的线下广告流量，更有细心网友发现，通过百度、搜狗搜索“唯品会”相关关键词，“当当尾品汇”的搜索广告链接却赫然在列。你打广告，我赚流量，当当尾品汇的广告拦截计划，好似一场现实版的“草船借箭”，让电商特卖平台大战平添了一分戏剧性。南方日报记者叶丹
“特卖”大战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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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开始了！我们兴奋极了。同学们带的东西真是各种各样：有文具，有工艺品，有漫画书，有不倒翁，有玩具，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老师请孙佳琛主持拍卖会，嘿，那架势颇有点拍卖师的味道哩！
孙佳琛拿起罗诗怡的笔筒，对我们说：“小兔子笔筒，底价10元！快来买呀！”“21！”、“25！”、“30！”、“35！”……哇！价格越来越高了，同学们都争着要买。顿时，教室里乱成了一锅粥。最后，笔筒被买走了，那些同学有些不服气，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接着，孙佳琛出示了第二件商品。一把手枪和一个手铐。这下子引起了男生们的注意。手枪底价20！“25！”“30！”“50！”“55！”“70！”“70第一次！70第二次！70第三次！70成交！”手枪被姜寒高价买了去。接着轮到手铐了！底价30！“31！”“35！”“40！”“50！”“50第一次！50第二次！50第三次！50成交！”手铐被黄清如买去了！黄清如接过手铐，视如珍宝。同学们一个接一个的拍卖自己的东西……
该轮到我了！我拿了一个蓝色的史迪仔！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耳朵，可爱极了！“超级史迪仔，低价20！”“我出21！”、“我出25！”、“40！”、“50！”“60”、“80”、“100”、黄珊依喊了个惊人的数字“150！”教室里立刻安静下来，“150元一次！150元二次！150元三次150元成交！”史迪仔被黄珊依买去了！啊哈，收获不错！150元！
接着孙佳琛拿出一条毛绒绒的、色彩鲜艳的大鱼，说：“起拍价一元。”同学们一个五元，一个六元……徐苏蕾由于人小，索性爬到了桌子上，扯着嗓门大叫：“10元，10元。”这时，杨梦婷叫价了：“15元。”高梦莎干脆就跳了起来，喊：“15元1角。”大家顿时哄堂大笑。杨梦婷也不甘示弱：“20元。”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我想：大家都认为这价太高了吧。这时，孙佳琛发话了：“20元一次，20元两次，20元三次，成交！”于是，这条色彩鲜艳的大鱼就有了买主——杨梦婷。
接下来，孙佳琛拿出3只枕头，枕头上面缝着3只小青蛙，真是人见人爱。我赶紧叫价：“5元。”刘菡也迫不及待地说：“10元。”我们两个人不分上下，根本就没让别的同学进入我俩的“战争”。当我把价叫到100多元的时候，没有同学再叫价了。我想：刘菡肯定也没这么多钱。正当我洋洋得意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高梦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115元。”我看了看手中的110元积分，只好算了。这三只枕头最后让高梦莎以115元买走了。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次拍卖会可真热闹，希望以后多多举行，没准哪一天，我比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挣的还要“多”！
低价是大卖场常用的杀手锏，大卖场往往用它来吸引顾客，创造人流。大卖场的产品零售价往往就是市场的最低零售价，甚至部分产品的特价要低于小店的正常进货价。每当有一家大卖场开业，其周围的零售店就会因零售价相对较高而卖不动了，造成产品积压。
大卖场低价不仅对其它零售商的价格产生冲击，极大地破坏了产品的终端零售价格，而且还会压低通路的批发利润，搅乱了整个价格体系。那么该如何避免大卖场低价对终端零售价格的影响呢？
对抗还是妥协
椰树不买沃尔玛的账
椰树集团很早就成为了沃尔玛（中国）的供货商，但当沃尔玛要求和椰树集团签全国性销售合同，而改变以往一店一签的形式时，椰树集团却表示类似的要求无法和沃尔玛达成协议。
椰树集团认为：沃尔玛要求签全国性统一的合同，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更低的价格。沃尔玛提倡低价销售，可能会以低于椰树集团的定价而销售椰树产品，这样一来，就打乱了椰树产品成熟稳定的价格系统，导致椰树的其他经销商不满，从而将会使完善的销售网络受到冲击。
变相牺牲维护整体利益
这是因为大卖场要求供货商必须提供进场产品的最低供货价，否则一旦发现违反规定，其产品就要无条件退场，因此大卖场获得的供货价格往往是供货商能提供的最低价格。大卖场实际进货价低，自然就有更大的降价空间，这样就会对其它零售店产生冲击。
如果供货商不控制大卖场的低价，很可能原来稳定的价格体系就会被大卖场搅乱。
但对于某些大卖场最低供货价的要求，有时供货商是不得不满足的，否则产品就不能进场。因此，供货商要不得不满足此类大卖场的最低供货价的要求时，通常有两种方法会采用：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调低供货价来满足大卖场对最低供货价的要求；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交纳各种费用来变相满足大卖场对最低供货价的要求，比如在价格维护奖、返利、扣点和各种费用上给予大卖场额外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为了维护其它零售店的利益，供货商通常会采取第二种方法，就是让自己受点损失也不能让供货价整体失衡。
不同渠道提供不同的产品
之所以大卖场的低价会对其它零售终端的价格产生冲击，是因为供货商在不同渠道所销售的产品是完全一样的，一样的产品透明度就很高，顾客很容易对价格做出比较。如果供货商在不同渠道所销售的产品有所差别，就能减少甚至避免大卖场低价对其它渠道的价格冲击。
品种不同
对于系列产品来说，供货商可以把给大卖场销售的品种和其它零售终端所销售的品种错开，在大卖场销售的品种在其它零售终端没有销售，同样在其它零售终端销售的品种在大卖场也没有销售。
型号不同
如果供货商产品的品种不是很丰富，就可把大卖场和其它零售终端所销售的型号错开，单独拿出几款型号专供大卖场销售，而其它零售终端则不销售这几款型号。虽然是同一品种但型号不同，如此也可以减轻大卖场低价对其它零售商价格的影响。
供货商如何科学操作特价
对于以上被动低价来说，主动低价在供货商在大卖场销货时也屡见不鲜。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从供商来看，特价对提升短期销量有特效。通常采用特价促销后，销售业绩马上就可以表现出来，供货商常常乐此不疲。供货商被迫跟进竞争对手的特价促销，进行对抗性特价，或用特价来狙击和攻击竞争对手。
从大卖场来看，因为特价促销已经成为大卖场吸引人气的法宝。大卖场总是借各种节日和机会大搞“特价”，尤其喜欢拿一些畅销品来打特价，以此向顾客告示本店的价格是“最低价”。
大卖场对供货商通常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要求供货商做特价，大卖场自己让利一部分，同时要求供货商也让利一部分，如此把零售价降下来。甚至规定供货商必须多久做一次特价，否则就以撤柜相威胁。如果供货商接受了大卖场的特价要求，大卖场也就会给予诸如免费堆头、免费DM和优先结算等“回报”。但大卖场的特价促销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它可以克敌，用得不好也可能伤己，产生较多的负面影响。
因此大卖场的特价促销并非是灵丹妙药，有时候使用特价促销将会对价格体系产生致命的打击。因为供货商的销售渠道一般不止一种，除了大卖场这种销售渠道外，还有其它的销售渠道。供货商要根据产品在不同渠道的销售比重，来考虑是否适合采用特价促销这种促销方式。
不同渠道销售的产品相同
如果供货商在不同渠道所销售的产品是相同的，那么是否适合特价促销方式就要考虑大卖场是不是主渠道。
对于有些产品来说，大卖场是其销售的主渠道，供货商的产品主要是通过大卖场进行销售，大卖场的销量在整个渠道所占的比重很大，而在其它零售终端的销售很少，因此大卖场的特价促销对其它渠道的冲击不大。
有的产品，大卖场不是其销售的主渠道，其它渠道的销量在整个渠道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大卖场的销量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大卖场的特价促销就会对其它渠道产生很大的冲击。
像这种情况，供货商要尽量避免采用特价促销的方式，而应采取其它非价格促销方式。
不同渠道销售的产品不同
如果不同渠道销售的产品不同，在大卖场销售的品种或型号在其它零售店没有销售。像这种情况，大卖场的特价促销对其它渠道就不会构成直接的影响，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不能滥用特价促销。
奥克斯重庆恶性特价大战
所谓恶性特价就是大卖场事先不跟供货商联系，没有征得供货商的同意，就直接把产品价格降下来，有时零售标价甚至比出厂价还低。对于供货商来说，大卖场的这种恶性特价是最头痛的。
2002年3月15日，奥克斯空调重庆公司正在为两天后与重庆国美的联合促销活动做最后的准备，一款原价为2080元的1匹分体挂机，大幅降价，1488元供货，1588元出售，同时打破以往促销一定要限量的惯例，向国美敞开供应。
然而，在国美的广告中，奥克斯那款特价机竟被直接卖到了1488元。
特价当天，所有经销商抗议和指责重庆奥克斯：凭什么让国美一家卖这么低的价格？经销商要求同样按1488元销售，而且还要保证每台享受100元的利润，而这个价格已经是成本以下。
奥克斯感到很棘手。这些遍布重庆街头巷尾的经销网络占据着重庆80%的空调销量，奥克斯掂量出其中的份量，当天就去和国美交涉，但国美坚持继续进行促销活动。
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交涉，奥克斯以停止供货相威胁，但国美自16日开始的周末促销活动还是顺利地进行了下去。两天时间内奥克斯空调卖出了229台，而奥克斯在重庆的其它200多家经销商，几乎连一台也没卖掉。
3月18日，国美的周末促销活动结束，奥克斯空调也恢复到了以前的价位。
不久后，另一重庆家电巨头也在报纸上打出了同样款式的奥克斯空调1388元降价广告，国美迅速跟进。
两商家的价格战打得不亦乐乎，这令奥克斯苦不堪言，市场价比供货价还便宜，更让他们揪心的是销量占80%的营销网络也几乎停止了运转。
面对经销商的指责和亏损的巨大压力，奥克斯威胁国美：停止乱价行为，否则马上停止供货，而国美置之不理。最终奥克斯迫于国美巨大影响力，并没有停止供货，奥克斯在两商家进行完这轮促销之后，让那款价格已经“卖穿”的空调就此退出重庆市场，原来寄予厚望的促销活动也以彻底失败告终。
供货商该如何应对大卖场的恶性降价
第一招：预防为主
良好的客情关系可以减少大卖场的恶性价格行为，供货商应与大卖场平时多沟通交流，维护好客情关系。
供货商的规模大时，要设立重点客户部，加强对大卖场的管理；如供货商的条件不允许，则供货商的高层经理要亲自负责大卖场，与大卖场保持良好的客情关系。
第二招：紧急协商
供货商要随时掌握大卖场的价格动向，在出现不良的苗头之前迅速给予疏解。供货商一旦发现大卖场有恶性特价行为，要立即与大卖场协商。由销售经理，甚至是总公司领导出面，迅速查清大卖场恶性降价的原因，如是供货商过错引起的恶性特价，要马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并要求大卖场尽快恢复到正常的零售价。
在与进行恶性特价的大卖场协商的同时，供货商要主动与其它超市进行解释与说服工作，消除他们的疑虑，采取安抚策略，防止其它超市跟进降价，产生连锁反应。
第三招：切断货源
如果供货商与大卖场反复协商，大卖场仍不愿意立即停止特价销售，供货商就要马上对其停止供货，并切断该卖场其它途径的货源，使其无货可卖，强行终止大卖场的恶性特价行为，直到供货商和大卖场达成妥协才恢复供货。
例如：上海一大型连锁超市决定对某知名饮料进行“超低价销售”（低于出厂价的特价），该饮料企业通过关系在连锁超市特价促销前一周得到了消息，马上和连锁超市进行了多轮协调，均没有达成共识。最后，该饮料企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对这家擅自特价销售的连锁超市供货，结果迫使对方恢复了零售价格。
第四招：回购产品
一、关于贩卖毒品的既未遂问题
有学者认为，贩卖毒品罪的既遂，只要是实施了贩卖毒品行为，就应视为完成犯罪过程，是犯罪既遂。
有学者认为，贩卖毒品以实际上转移给买方为既遂。至于转移毒品后行为人是否已获取了利益，则并不影响既遂的成立。
有的学者认为，贩卖毒品本身包含了贩与卖两行为，因此无论是买入还是卖出，只要买或者卖的行为实施完毕，两者只居其一，就构成本罪既遂，而无须必须卖出获利。
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二种观点将贩卖毒品归于过程行为犯（又称过程犯），而第一，三种观点将贩卖毒品罪归于举动犯。第二种观点主张的“毒品转移说”使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范围过窄，故不可取；第一，三种观点因主张只要实施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就是既遂，忽略了毒品作为贩卖毒品犯罪证据的重要性，因为在毒品买卖双方单纯商谈的场合，因缺少毒品买卖的证据，一般是很难认定其实施了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可见这种观点也存在不足。
笔者认为，贩卖毒品的既遂与否，应以毒品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至于行为人是否已将毒品卖出获利，或是否已实际转移毒品，不影响本罪既遂的成立。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毒品未能进入交易环节，则属贩卖毒品罪未遂。具体分析如下：
1、从贩卖毒品行为特征来看，贩卖毒品罪属于举动犯，不是过程犯。贩卖毒品行为通常始于购买，单就购买毒品行为而论，其已具有双面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购买毒品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可能要出售毒品；另一方面，买大宗毒品往往是实施新的卖出行为的起点或必要前提，因而购买毒品行为同时包含了进一步危害社会的现实危险性；而卖出毒品是把购买毒品产生社会危害变为现实。由此可见，贩卖毒品的过程的这两个关联行为均不缺乏独立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要实施其中一个行为，就具有以下犯罪既遂的必要。所以，贩卖毒品行为的既遂不以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实现与否来决定，亦不以贩毒行为过程中的全部行为实施完毕为必要。
2、在贩卖毒品过程中，大量被抓获的毒品犯罪人均停顿在购买了毒品尚未卖出，或者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俱获的场合。真正已将毒品由卖方转移到买方手上，毒品交易完成以后被抓获的情形属于少数。实践中，某些毒品交易的现场，双方正在进一步讨价还价，或在正在清点钱款或鉴定毒品的质量，在此很难确切界定是否已将毒品真正转移到买方。如果以“毒品转移说”的观点判断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否，则必然使大量的贩卖的毒品案件作未遂处理，显然标准过严。
3、在贩卖毒品中，毒品的数量影响量刑轻重。如果以实际转移到买方的毒品数量既遂标准的数量，那么从毒犯家中搜出的没有出售转移到买方的毒品就只能作未遂认定。由此产生了既遂与未遂的毒品数量能否相加计算的司法难题。例如，某甲在贩卖毒品海洛因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缴获海洛因15克，随后从其居住的出租屋里查获海洛因235克。对某甲贩卖毒品海洛英的数量应认定为250克，或是15克，根据《刑法》第347条规定贩卖毒品罪的精神，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及量刑关系三方面分析，贩卖毒品罪以界定为举动犯为准确，对贩毒分子未带到交易现场，而在其居住的地方查获的毒品应计算在贩卖毒品的数量内。
4、以毒品被实际带入交易环节为标准，判断贩卖毒品罪既遂或未遂，是由于贩毒品的中心环节就是交易，如果仅仅是买卖双方在商讨价钱或者其他问题，而没有将毒品带在交易现场，这只是着手实施贩卖，或者说是谈交易，持第一，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贩卖毒品罪就既遂了；然而，如果从商谈交易的双方身上或现场没有查获毒品，就很难认定贩卖毒品罪，因为缺少交易不可缺少的对象——毒品作为证据，只有当在交易时人赃并获时，无论其是否完成交易，均以既遂论处。这样既符合行为犯的构成特征，又体现了毒品交易的特殊性。由于贩卖毒品罪中贩卖行为复杂多样，因此具体将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作如下几种分别认定：第一，以贩卖毒品为目的，实施了购买毒品行为，如果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并获或已经买进了毒品，都应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第二，对于非以购买方式获得的毒品予以贩卖的，如祖传，他人馈赠的毒品，只要将毒品带到买方约定的地点开始交易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第三，对于因贩卖毒品被抓获后在其住所查获的毒品，应全数作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认定，不将查获的未卖的毒品作本罪未遂或非法持有毒品罪处理。第四，误把假毒品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如果正地进行毒品交易人赃并获或已将假毒品交易完毕后被抓获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论；在其毒品掺杂使假后予以贩卖的，只要没有使其丧失致人瘾癖的毒性，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如果明知是假毒品而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应以诈骗罪论处。
二、关于犯罪引诱的问题
在贩卖毒品犯罪中，还存在着对犯罪引诱如何界定的问题。犯罪引诱又称“警察圈套”，就是警察设下某种圈套，引人进行犯罪活动，从而取得证据。在贩卖毒品的犯罪中，一般是警察或警察雇用的原犯罪集团的成员或者在押的被告人扮成“毒贩”，根据已掌握的线索接触嫌疑人，伪装要买或卖出毒品，在对方同意并开始交易时当即将嫌疑犯逮捕。这种做法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下，除毒品案件外，对行贿，宿娼案件为法律所允许。
在我国，司法工作者习惯将这种“警察圈套”称为“利用特情侦查手段破获贩毒案件”。所谓 “特情”就是警察雇用原犯罪集团中的成员或者成员之外的人，提供线索或佯装购卖毒品，配合警察将其抓获。包括让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提供同案犯的地址，由公安带毒品充当“毒贩”佯装交易，在交易时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这些在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际上充当了公安的持情（当然，被告人符合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构成立功的，可从轻、减轻处罚）。犯罪引诱又可分为“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犯意引诱是嫌疑人本没有犯意，是特情提出和促成嫌疑人形成犯意，从而实施贩卖毒品等犯罪行为。而数量引诱，是指嫌疑人有犯罪意图，正在试图买卖毒品，而特情不是自然地促成犯罪行为向前发展，而是出于某种目的，人为地加大毒品买卖的数量，或者使本不够判死刑的案件演变为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此外，还存在“间接特情引诱”，是指受特情引诱的嫌疑人又引起没有犯意其他人实施毒品犯罪或加大数量实施毒品犯罪的情形。对上述不同情形，如何对嫌疑人行为定性，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做法，有的将其一律定为贩卖毒品罪，但在量刑上适当考虑从轻；有的则因为侦查机关取证手段不合法，而对嫌疑人的部分涉毒行为不予定罪。
对此，曾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别情况作不同认定：（1）、行为人携有毒品正在寻找买主，有贩毒意图，而运用特情侦查手段将其查获，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2）、行为人持有毒品，但未发现其有贩卖毒品的事实证据，因特情、侦查人员依靠约购毒品而卖出毒品的，不宜定贩卖毒品罪；（3）、行为人原无涉毒犯罪的行为，只因受特情侦查行为引发，出于贪利而购进毒品进行贩卖的，不宜认为是犯罪。论者进一步论证认为，从根本上讲，这种情形是一种“制造”的虚假犯罪事实，而围绕这种“犯罪”所展开的侦查活动，也是违反侦查纪律，同侦查活动查明和打击犯罪的宗旨相背离的。因此，对行为人的行为，既不能定贩卖毒品罪，也不能定非法持有毒品罪。
在美国司法制度中，将与上述情节相同的“警察圈套”案件的定性，以“本来意愿”的原则来处理。根据这个原则，如果警察仅仅是提供一种“机会”给原本不清白的人，并不算警察圈套。例如，某人贩毒，扮成吸毒者的警察向他购买大麻毒品使他决定卖给警察，因此而将此人逮捕，因为此人“不清白”，是贩毒者，警察扮成吸毒者向他购买毒品，是提供了一种“机会”。反之，如果警察的做法是“创造性的”那么就属于警察圈套。
笔者认为，上述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美国的“本意原则”，对利用特情手段查获毒品案件或称“警察圈套”案件的处理均有合理及可借鉴之处，但结合我国具体的司法实践，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对特情手段中的“犯意引诱”（包括间接引诱有），如果行为人原来清白（包括原无涉毒行为或原有涉毒行为，但此时已停止该行为），由于特情引诱使行为人产生犯意，进而实施贩卖毒品犯罪，即前面所称的“创造性”的活动，使原本清白者犯罪，笔者主张应定贩卖毒品罪，但应从轻处罚。因为“创造性”的活动有可能激发行为人的犯罪意图，而不是必然激发其犯罪意图，而且行为人在主观上对其犯罪意图有明确的判断，即他明知贩卖毒品是犯罪行为，而他仍然去实施，这说明其主观上仍有过错，故应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但同时考虑到其主观意图是在他人引诱下而产生的，故应对其从轻处罚。
第二，对特情手段中的 “数量引诱”（包括间接特情引诱），如果行为人原本不清白（有涉毒行为），由于特情引诱，给行为人提供一种“机会”，以查明行为人已经具有的犯罪意图，正在试图买卖毒品，且拥有一定数量的毒品，特情的加入人为地加大了毒品数量，对此情形，应将行为人的行为定贩卖毒品罪，但特情引诱使行为人本不够判死刑的案件演变为可能判死刑的案件，对其因受引诱而实施的那一宗犯罪，应从轻处罚，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最近几年公安机关为了打击贩毒，根据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由公安人员带毒品或由公安人员扮成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马仔”充当毒品交易的“卖方” 或“买方”，同嫌疑人进行交易，将其抓获。在审理中如何量刑，存在分歧，但全国大多数法院的作法都是分两类情况处理，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第一类情况是毒贩手中已有毒品，公安使用特情或公安参与“交易”。对这种情况，若查明存在特情引诱的情况，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若经审理查明不存在特情引诱的或者虽使用了特情，但其犯罪与引诱无关，按实际查清的毒品数量量刑。由于毒品被犯罪嫌疑人控制，早已备好，无论是否使用了特情，均不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即认定为犯罪既遂。
第二类情况是行为人欲购买毒品，公安或特情提供毒品充当“卖方”与其交易。针对这种情况，如果确属特情引诱的，要从轻、减轻处罚。如果在审判中能查清毒品确系公安或特情提供的，因公安机关携带毒品的目的不是将毒品真正地卖给嫌疑人，而是为了抓获嫌疑人，是一种侦查措施。毒品由公安机关控制，其“交易”自始就不可能实现其贩卖毒品的犯罪目的，这种因犯罪分子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应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认定为犯罪未遂，由于这种犯罪特殊性，在量刑上按“必减原则”处理，有的法院作从轻处理，也有的法院作减轻处理，但无论数量多大，都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就北京、上海等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在死刑复核裁决时也是这样处理的。无论哪类情况，难以查清特情引诱的，对判处死刑的，都要谨慎留有余地。
目前在一线城市，与大卖场有合作关系的经销商，几乎没有未碰到过大卖场进行突发性特价活动遭遇的，经销商老板们每年为此不知道要多死掉多少脑细胞，以前说经销商老板的高血压病是厂家给气出来的，现在多是卖场给气出来的。
这个卖场的突然性特价活动具体给经销商什么恶劣影响，这点各位经销商朋友都深有体会，笔者在这里就不在多说了。事实上，一旦发生这类事故后，随即采取的紧急处理措也很难有多大的实效性收益，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预防问题，预防问题首先要分析问题的根源所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同样，卖场也不会进行无缘无故的特价，必然是有一定的原因和规律，摸清这个原因和规律，经销商就能有的放矢的进行规避，首先我们来分析卖场进行突然性特价的几个主要构成原因：
1． 出于卖场之间的竞争策略需要
2． 出于吸引消费者的策略需要
3． 出于报复打击某位供应商
4． 有意识的打击当地的传统零售渠道和终端
5． 根据市调报告显示某类商品在市场影响力或是价格方面处于劣势
6． 卖场某部门的销售业绩压力
7． 真正是搞错了
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卖场所进行特价活动之前，必然是有个流程的，这个流程基本分成四块：
信息收集-------》研究分析并提出方案---------》送呈老板批准-----》安排执行
其中这个信息收集又分成采购营运人员自己的信息来源和市调报告两大类，可不要小看了这个市调，这往往是许多卖场进行特价活动的导火索，与传统零售终端不同的是，现代大型卖场每周都会安排数次的市场调查活动，前往某几类特定的地方，例如其他卖场，便利店，当地传统零售终端，批发市场等，就某些类商品的价格进行调查，或是调查商品的流行趋势和动态，以便及时对本卖场的价格体系和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也可能是真的存在价格不平衡，也有可能仅仅是因为卖场的市场人员弄错了，但一旦出现在市调报告里，将有可能直接导致卖场特价的产生。
市调信息对采购及营运人员来说，也只是参考资料，其本身也有一定的信息来源渠道，对各类不利于本卖场的相关信息也有一定的获知能力。不管是市调得来的信息也好，还是采购营运人员自己获得的信息也好，这些信息必然要经过一个分析程序，就从利害关系来进行判读，这个利害关系是分别从本卖场，本部门，乃至本人的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的，若是相关信息已经侵害到了这三个角度的任何一个，采购营运人员必然要采取相关的措施，具体点说，某类商品在其他卖场或是传统渠道的售价偏低，有可能导致本卖场的形象和客流受损失，或者是导致本部门的业绩受损，甚至是供应商这种不公正的价格政策会让采购营运人员本人非常的不爽。再加上这些卖场采购已经被供应商们哄习惯了，对一些价格信息来源也不肯去做确认和再调查，抓到一点蛛丝马迹就不肯放过，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把价格放下来再说，自会有供应商找上门来解释的。
表面上看，是卖场的营运部门和人员在操作安排这个特价，其实，这些营运部门的人员也只是中层人员而已，一切方案都要报给老板批准的，还会在申报特价方案上注明一些理由的，例如是了竞争的策略性因素，或是因为惩罚供应商的需要，还有是为了提升卖场形象及增加客流，但有些原因是断然不会报上去的，例如是因为采购人员对供应商的私人恩怨之类。反正老板最后看到的特价申请报告上都是一些很正面且完全站在本卖场整体利益的内容。于是乎，大笔一挥，签了，于是，供应商们的苦日子来了~~~~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预防问题是解决问题最佳方式，现在已经大概了解了卖场特价政策出台的流程经过，如何主动的来预防呢？这首先要明确三个前提：一是卖场肯定会做特价的，预防目的只是想方设法别选你的商品做特价就好了。二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摆平所有采购的关系，这是个事实，如果你做到这点了，那你也压根不用为突发性特价的事操心了。三是经销商永远没有办法保证市场面所有终端和渠道的价格都是符合你所制定的价格体系，价格的不平衡自然很容易导致价格纷争。那么，在预防措施中，就得充分考虑这三个提前，再综合考虑整个特价的流程所在，尤其是其中的重要环节，逐一针对性来预防解决
预防措施一：协调好卖场市调人员关系
从流程中可以看出来，市调是导致卖场出现特价的导火索，稳定与市调人员的关系就非常有必要了，因为经销商也没法确保市面上的价格肯定是一碗水端平的，那只有在各卖场的市调工作上想办法了，大多数的卖场市调活动都是有规律的，例如市场的频次安排，人员安排，所前往市调的目标等等，也是比较容易摸查出来的，知道什么时候起去市调，谁去市调，去那些地方市调，具体市类商品等情况后，采取一些相关措施也就容易多了，其实也不需要刻意的要求这些市调人员来帮你规避什么，只要他们在发现有不正常价格后，告诉你一下，让你有个查核，解释处理的时间就够了。
预防措施二：主动接触卖场高层，避免其下级随意选择你的产品做特价。
卖场的采购人员往往会站在自己的私利或者是部门利益来考虑问题，但卖场的老板绝大多数会站在卖场全局利益上来考虑问题，（老板和打工的考虑问题肯定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嘛）。供应商若想接触卖场高层，送烟送酒送现金自然是没多大用的，人家根本不稀罕你这点东西，应考虑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摸索卖场老板的心理，给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例如几乎所有的卖场老板都喜欢能看到一个局外人所做的分析报告，例如说是供应商、消费者，传统渠道和传统终端，甚至是竞争对手等局外人，对本卖场所进行的评估分析报告和意见，有条件的话，经销商可进行收集整理撰写，定期递交直接给卖场高层，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报告里不要提及你自己的商品，不然就全变味了，应完全是个局外人对卖场整体营运分析评估的立场。当然了，这些报告，采购营运人员是没多大兴趣去看的，毕竟是关心的利益角度不一样。当你的工作引起卖场高层重视的时候，他会各位关注你，甚至会安排与你的见面，几番熟悉了解，自然是拉近不少关系了。有高层的关注，下面的人自是会做安排。
预防措施三：直接抓底牌
直截了当的与卖场的采购人员亮出底牌，如果其他卖场出现突发性特价，你（指卖场的采购人员）怎么办？经销商在与卖场的合作过程中，特价问题不要去回避，而要主动的谈出来，直接知晓最糟糕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同时也主动的告知卖场采购：我们尽量避免其他卖场出现突发性特价状况，但是，我们也不怕卖场出现突发性特价，言下之意就是以后别动不动就拿这招来吓我，我们做供应商的，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你做绝了我比你更绝！在笔者的经历中，这招往往很有效，面对着一个有经验且具备处理能力供应商，卖场的采购人员一般不会主动招惹。
“世界地球日”40周年为拯救地球而竞拍
今年4月22目是“世界地球日”40周年。“世界地球日”活动起源于美国，1970年4月22日，在美国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和哈佛大学学生丹尼斯・海斯的倡议和组织下，美国数十万群众参与了声势浩大的“地球日”活动，呼吁创造个清洁、简单、和平的生活环境。2009年4月22日，第63届联合国大会致通过决议，决定将今后每年的4月22日定为“世界地球日”。
随着世界气候问题、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世界的关注重点，社会的各个领域，如政府部门、科学界、企业界、文化界、艺术界、拍卖界等都通过各种活动介人到这一重大议题中，这在去年举行的哥本哈根大会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4月22日，佳士得将推出2010年首场绿色拍卖，所获得的收益将捐助给4家领先的非盈利环境组织：保护国际组织(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海洋组织(Oceana)：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以及中央公园保护组织(Central Park Conservancy)。这四家组织均被美国最大的慈善评估机构――“慈善导航”(Charity Navigator)评选为四星级(最高等级)的非盈利环保组织，它们在全球7大洲150个国家均有环保项目及众多支持者。
伴随此次绿色拍卖的夜场拍卖，佳士得还将与著名的在线慈善拍卖网站CHARITYBUZZ合作，在其网站“www，ABidtoSavetheEarth，org”同期举行无声拍卖。佳士得将免收切买方、卖方佣金。提供碳补偿服务的知名机构NativeEnergy将为此次绿色拍卖提供全程碳补偿服务。“碳补偿”是现代人为减缓全球变暖所作的努力之一。利用这种环保方式，人们计算自己日常活动直接或司接制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计算抵消这些二氧化碳所需的经济成本，然后个人付款给专门企业或机构，由他们通过植树或其他环保项目抵消大气中相应的二氧化碳量。
大地艺术、公众艺术成扪卖热点各界社会名流任拍卖委员
此次绿色拍卖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和社会名流的关注和支持，参加此次绿色拍卖的艺术家有近50名，而且名单还在不断增加当中，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达明-赫斯特、基思・泰森(KeithTyson)，国内艺术家曾梵志和张洹等之外， 直从事大地艺术或者公众艺术的艺术家作品成为此次绿色拍卖的热点，如华裔著名建筑师林璎(Haya Lin)、纽约著名的大地艺术家艾伦・松菲斯特(AlanS0nfist)、丹麦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0lafur Eliasson)等人的作品。
艾伦・松菲斯特是纽约位著名的大地艺术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时代景观》(Time Landscape)。《时代景观》是以树、灌木和草建成的作品，这些植物都是在漫长的过去，人类尚未干扰该地区时所曾有的植物，而且每个地区的往昔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自然景观。松菲斯特认为时间是个巨大的场，人类就生活在其间。这件作品从1965年就开始准备，直到1978年才得以完全变成现实，在此次绿色拍卖中，松菲斯特将拍卖件用泥土绘制的作品――《纽约的泥土》，一如既往地表达其对于大地、泥土以及生活家园的关注。
美国华裔著名建筑师林璎此次上拍的是一件装置作品《鱼米之乡》(In the Land of Milk and Honey)，该装置把各种颜色鲜艳的硬纸板粘合在起，表达了艺术家对于个理想国度的美好想象。
除了艺术家，很多国际巨星、社会名流以及全球著名的慈善家、艺术家、环保人士以及全球知名媒体也担任了此次绿色拍卖名誉委员会的委员，其中包括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D1Caprio)，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扎哈・哈迪德(ZahaHadid)，波姬・小丝(Brooke Shie]ds)等好莱坞明星，以及洛克菲勒企业的苏・洛克菲勒和大卫・洛克菲勒(Sue ana DavidRockefeller，Jr，)：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人大卫・罗斯柴尔德(Davidde Rothschild)以及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布莱恩・威廉姆斯(Brianwilliams)等等，尽管这些委员来自社会的不同领域或者阶层，但是他们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对环境问题保持着持久的关注，或者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艺术家的作品与拍卖委员会的委员成为此次绿色拍卖令人瞩目的一道风景。
无声拍卖、特殊拍品吸引更多公众参与
网络实时在线竞投是近几年发展迅速且颇受关注的一种新型竞拍服务，佳士得是开展网络竞投业务较早的拍卖行之一。早在2006年7月，佳士得就推出网上竞投服务Christie’s LIVE，竞投者可在拍卖会进行中利用私人计算机作实时投标，还可利用网站内的多媒体平台收看拍卖会的现场实况，尤如置身拍卖会场一样。网络在线竞投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不用乘坐飞机或汽车到现场，只需台连有网络的电脑即可进行，大大节约了拍卖成本，符合绿色竞拍的精神，而且因为其门槛相对较低，所以能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到绿色竞拍当中。
4月22目“地球日”40周年那天举行的绿色拍卖会上，佳士得在洛克菲勒中心现场举槌的同时，也将在其Christie’s LIVE上进行全球直播，以期待能吸引更多新的客户以及公众关注和参与这次的绿色竞拍。
伴随佳士得的绿色夜场拍卖，全球公众还可以在2010年4月22号地球日之前，通过访司“www，ABidtoSavetheEarth，org”网站为环保做“象征性竞投”。这场无声拍卖持续的时间从4月8日开始， 直到5月6目结束。公众只需登录该网站，从网上四个区间(捐赠、志愿者、教育、日常生活“绿色化”)的“号召行动”中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此外，对于计划前往纽约参加此次绿色拍卖的人士，只需登陆提供碳补偿服务的知名机构NativeEnergy的网站www，nativeenergy，com，就能得到网站为其安排的碳补偿。佳土得在积极寻求各种途径力争使此次绿色拍卖本身做到“碳中和”。
此次无声拍卖为了吸引更多公众对于地球问题的关注，除了推出更多中等价位的拍品之外，还推出了很多特别的”拍品”。这些“拍品”是令人梦寐以求的特别生活体验，高端的生态旅游和精品珠宝等等。比如与著名厨师A1ice Waters在其创办的潘尼斯之家餐馆进行烹饪课程，2张2010拉夫・劳伦(Ralph Lauren)春季时尚秀的门票：著名流行歌手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ChristinaAguilera)演唱会的VIP门票，与澳大利亚著名男星休・杰克曼(Hugh Jaekman)在其影片《铁甲钢拳》(Real Steel)片场共度 天：与大卫・杜楚尼(David Ouehovny) 起参观《加州迷情》(Californification)片场：和鲍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起上猎鹰训练课，以及与电视明星共进午餐、在迪拜豪华套房住四天的珍贵经历等等。
首先，作为执行法院强制执行的一种措施，执行拍卖的对象是被执行人的财产，但并非被执行人的任何财产都可以任意拍卖。它有一定的限制。《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规定交有关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国家禁止自由买卖的物品。交有关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可见，被拍卖的财产首先必须是被查封或被扣押的财产。这也是将执行拍卖视为强制措施的原因之一。而市场拍卖往往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由。
执行拍卖不仅在对象上有一定的限制，在程序上也有较多的约束。执行拍卖程序一般可分为准备和实施两个阶段。在准备阶段，执行法院首先要确定拍卖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的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变价时，应当委托拍卖机构进行拍卖。”可见，执行法院与拍卖机构是一种委托关系。但是，这种委托关系又不同于一般的委托。可以说执行法院是被执行人的委托人，拍卖机构在作为受托人的同时又是法院执行工作的协助人。所以，执行法院与拍卖机构除有一般委托的平等关系外，还有执法者与协助者的不平等关系。确定拍卖机构后，接着就需委托评估执行标的物的价格，并据此确定拍卖的底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应委托依法成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价格评估。”之后也可以同时，拍卖机构拍卖公告，负责展示拍卖标的。这一阶段，执行法院还应通知当事人到场等。而在实施阶段，拍卖的操作主要由拍卖机构负责，执行法院到场监拍。中间出现中止拍卖、停止拍卖、撤回拍卖、再行拍卖等事由时，法院应立即书面通知拍卖机构。拍定后还要主持点、交拍卖标的，需要办理转移过户手续的，执行法院还要制作相应的裁定，等等。经过这些程序产生拍定结果的，就是一种买卖，成立了买卖契约。
从对执行拍卖的对象与程序看，不难看出：执行拍卖的法律性质公法性又有私法性。言其具有公法性，是因为其是法院行使强制执行权的行为，是公权力的表现，是公法处分。而言其具有私法性，是因为其程序与市场拍卖相似，其结果也与市场拍卖相近。也就是说，执行拍卖是运用私法买卖、通过公法程序转移物之所有权的一种财产处分方式。
其次，如上所述，执行拍卖既然具有公法性，那它必然需要有一定的公信力，这也是维护社会交易安全的需要。因为执行拍卖的买受人基于对社会交易安全的信赖和公法处分信赖而善意取得拍卖物，其合法权益就应受到公信力保护，也就是说执行拍卖同样具有效力。而且，执行拍卖是国家强制执行机构凭借公权力而进行的，这种行为不仅需要取信于民，同时还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样，执行拍卖才会不断得到支持，这项工作才能比较顺利的进行。如果，执行拍卖没有公信力，或者是公信力让人怀疑，买受人的权利如何得以保护？债务人权利如何得以保护？债权人的权利又如何得以保护？执行拍卖中主要的三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都得不到相应保护，这执行拍卖如何进行？法院与之相关的执行工作能顺利开展吗？这一连串的问题只有通过执行拍卖公信力的确立与不断完善才能得以减缓，解决，甚至避免。所以，执行拍卖的公信力与市场拍卖的公信力也是有所不同的。执行拍卖中，拍卖程序已经终结，债务人通过其他途径使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实体请求权不存在，债务人也不能因此主张拍卖无效来影响买受人已取得的拍卖物所有权。而在市场拍卖中，出现这种情况，拍卖也就自然无效。
最后，对于各方的权利上也有所不同。特别体现在瑕疵担保请求权上。在执行拍卖中，买受人对物的瑕疵无请求权，因为执行法院并非物这之所以有权人，被执行人虽为物之所有权人却非自愿出卖，故无从承担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当然，权利瑕疵担保责任还是存在的，因为执行法院在委托拍卖前应当了解拍卖物的权利状况，并应责成拍卖机构于拍卖公告中声明权利瑕疵状况。若未声明的，买受人就有权请求返还价金的全部或部分，也可由执行法院责令被执行人弥补拍卖物的权利瑕疵。
一、关于贩卖毒品的既未遂问题
毒品犯罪既、未遂形态度正确判断不仅关乎微观点定罪量刑正确否，而且关系到刑法应当具有的正义价值能否实现、刑事法治的状态能否造就得根本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刑法》第20条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也就是说“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区别于犯罪既遂的显著标志。所谓犯罪未得逞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中，犯罪之实行行为没有齐备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理论界存在不同的主张，实践中处理较不一致。
第一种主张转移说。认为贩卖以毒品是否卖出成交即以毒品实际上转移给买方为既遂。第二种主张契约说。认为买卖双方意思达成一致，契约的达成为既遂，至于是否已经交货或付款，在所不问。第三种主张实际行为说。认为只要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就应视为完成犯罪过程是犯罪既遂。未遂则比较复杂，通常有几种情况：A、贩毒者贩卖毒品未到手就被查获；B、对盗窃、拾捡、受赠等以买进以外的手段获得的毒品着手实施卖毒行为但尚未卖出就被查获；C、误假为真予以贩卖的。第四种主张进入交易说，认为毒品是否进入交易是既、未遂的区分标准，至于是否已实际成交，是否获利，均不影响既遂的成立。此外，还有人主张出手及控制说，认为行为人只要向他人卖出所有的毒品即可构成既遂；为了贩卖而先行买进毒品，只要将毒品买到手和实际已控制该毒品，即为既遂，即使行为人在买卖毒品的过程中被现场抓获均构成既遂。
上述几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将贩卖毒品归于过程行为犯（又称过程犯），而第二，三种观点将贩卖毒品罪归于举动犯。第一种观点主张的“毒品转移说”使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范围过窄，故不可取；第二，三种观点因主张只要实施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就是既遂，忽略了毒品作为贩卖毒品犯罪证据的重要性，因为在毒品买卖双方单纯商谈的场合，因缺少毒品买卖的证据，一般是很难认定其实施了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可见这种观点也存在不足。
笔者认为，贩卖毒品的既遂与否，应以毒品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至于行为人是否已将毒品卖出获利，或是否已实际转移毒品，不影响本罪既遂的成立。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毒品交易未完成，则属贩卖毒品罪未遂。具体分析如下：
1、从贩卖毒品行为特征来看，贩卖毒品罪属于举动犯，不是过程犯。贩卖毒品行为通常始于购买，单就购买毒品行为而论，其已具有双面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购买毒品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可能要出售毒品；另一方面，买大宗毒品往往是实施新的卖出行为的起点或必要前提，因而购买毒品行为同时包含了进一步危害社会的现实危险性；而卖出毒品是把购买毒品产生社会危害变为现实。由此可见，贩卖毒品的过程的这两个关联行为均不缺乏独立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要实施其中一个行为，就具有以下犯罪既遂的必要。所以，贩卖毒品行为的既遂不以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实现与否来决定，亦不以贩毒行为过程中的全部行为实施完毕为必要。
2、在贩卖毒品过程中，大量被抓获的毒品犯罪人均停顿在购买了毒品尚未卖出，或者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俱获的场合。真正已将毒品由卖方转移到买方手上，毒品交易完成以后被抓获的情形属于少数。实践中，某些毒品交易的现场，双方正在进一步讨价还价，或在正在清点钱款或鉴定毒品的质量，在此很难确切界定是否已将毒品真正转移到买方。如果以“毒品转移说”的观点判断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否，则必然使大量的贩卖的毒品案件作未遂处理，显然标准过严。
3、在贩卖毒品中，毒品的数量影响量刑轻重。如果以实际转移到买方的毒品数量既遂标准的数量，那么从毒犯家中搜出的没有出售转移到买方的毒品就只能作未遂认定。由此产生了既遂与未遂的毒品数量能否相加计算的司法难题。例如，某甲在贩卖毒品海洛因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缴获海洛因15克，随后从其居住的出租屋里查获海洛因235克。对某甲贩卖毒品海洛英的数量应认定为250克，或是15克，根据《刑法》第347条规定贩卖毒品罪的精神，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及量刑关系三方面分析，贩卖毒品罪以界定为举动犯为准确，对贩毒分子未带到交易现场，而在其居住的地方查获的毒品应计算在贩卖毒品的数量内。
4、以毒品被实际带入交易环节为标准，判断贩卖毒品罪既遂或未遂，是由于贩毒品的中心环节就是交易，如果仅仅是买卖双方在商讨价钱或者其他问题，而没有将毒品带在交易现场，这只是着手实施贩卖，或者说是谈交易，持第一，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贩卖毒品罪就既遂了；然而，如果从商谈交易的双方身上或现场没有查获毒品，就很难认定贩卖毒品罪，因为缺少交易不可缺少的对象——毒品作为证据，只有当在交易时人赃具获时，无论其是否完成交易，均以既遂论处。这样既符合行为犯的构成特征，又体现了毒品交易的特殊性。由于贩卖毒品罪中贩卖行为复杂多样，因此具体将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作如下几种分别认定：第一，以贩卖毒品为目的，实施了购买毒品行为，如果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并获或已经买进了毒品，都应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第二，对于非以购买方式获得的毒品予以贩卖的，如祖传，他人馈赠的毒品，只要将毒品带到买方约定的地点开始交易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第三，对于因贩卖毒品被抓获后在其住所查获的毒品，应全数作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认定，不将查获的未卖的毒品作本罪未遂或非法持有毒品罪处理。第四，误把假毒品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人赃并获或已将假毒品交易完毕后被抓获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论；在其毒品掺杂使假后予以贩卖的，只要没有使其丧失致人瘾癖的毒性，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如果明知是假毒品而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应以诈骗罪论处。
二、关于犯罪引诱的问题
现代世界各国对刑事犯罪的惩治与防范通常实行“双轨制”。对于绝大多数一般刑事犯罪案件的侦破，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及其证据规则，在这些案件的侦查中是不允许使用“警察圈套”的。但是针对一些危害严重的有组织的犯罪，毒品犯罪、行贿、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许多国家都允许采取不同于一般犯罪的侦查方法与手段，例如使用窃听、诱惑侦查等密侦手段，使用这种手段获得的证据不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考虑。
转贴于 诱惑侦查归纳起来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学界称之为“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这种诱惑侦查的主要特征是，被诱惑者原本是没有犯罪意图，在强烈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为。在这类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无异在诱使或者鼓励无罪的人犯罪，所以应当属于非法的侦查行为。许多国家对“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持否定态度。第二种类型是诱惑者已具备犯意，或已作手实施犯罪。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特定条件和机会，学界称之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相对来说，侦查机关的行为是被动的、消极的，往往是守株待兔地等待犯罪人现身或犯罪团伙暴露，所以并不存在诱发无罪者犯罪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均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持肯定态度。考虑到目前贩毒、行贿、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极为猖獗，必须严厉打击，应允许其使用。实践中还有一种“数量引诱犯罪”。数量引诱是指嫌疑人有犯罪意图，正在试图买卖毒品，特情出于某种目的促成犯罪嫌疑人加大毒品买卖的数量，或者使本不够判死刑的案件演变为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
在我国，司法工作者习惯将这种“警察圈套”“诱惑侦查”称为“利用特情侦查手段破获贩毒案件”。所谓“特情”就是警察雇用原犯罪集团中的成员或者成员之外的人，提供线索或佯装购卖毒品，配合警察将其抓获。包括让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提供同案犯的地址，由公安带毒品充当“毒贩”佯装交易，在交易时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这些在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际上充当了公安的持情（当然，被告人符合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构成立功的，可轻、减轻处罚）。由于我国对诱惑侦查没有立法，对上述不同情形如何对被告人的行为定性？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特别多，有的将其一律定为贩卖毒品罪，但在量刑上适当考虑从轻；有的则因为侦查机关取证手段不合法，而对嫌疑人的部分涉毒行为不予定罪。
对此，曾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别情况作不同认定：（1）、行为人携有毒品正在寻找买主，有贩毒意图，而运用特情侦查手段将其查获，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2）、行为人持有毒品，但未发现其有贩卖毒品的事实证据，因特情、侦查人员依靠约购毒品而卖出毒品的，不宜定贩卖毒品罪；（3）、行为人原无涉毒犯罪的行为，只因受特情侦查行为引发，出于贪利而购进毒品进行贩卖的，不宜认为是犯罪。论者进一步论证认为，从根本上讲，这种情形是一种“制造”的虚假犯罪事实，而围绕这种“犯罪”所展开的侦查活动，也是违反侦查纪律，同侦查活动查明和打击犯罪的宗旨相背离的。因此，对行为人的行为，既不能定贩卖毒品罪，也不能定非法持有毒品罪。
笔者认为，运用特情侦查，我国未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普遍存在滥用诱惑侦查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法律对诱惑侦查的行为没有制约，侦查机关随意使用；有的严重违背打击、防止犯罪的立法目。纯属“制造犯罪”，司法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和怀疑，例如XX市公安机关为了抓获毒贩，公安人员两次将少量毒品先卖给贩毒，待第三次交易数量超过死刑标准时将其抓获，公安机关的行为已不是诱惑犯罪的问题，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另一方面，审判机关对存在诱惑侦查的案件的审判也缺乏具体的标准，量刑普遍过重。这类案件的处理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对诱惑侦查是否适度要进行审查度。
第二，是否存在诱惑侦查要审查。通过审查被告人历次贩卖毒品的数是，是否是由于侦查人员以高价索要或低价售出大量毒品，被告人在利益驱动下才贩卖大量的毒品。并结合侦查机关的“破案经过”材料暴露出侦查机关是否存在诱惑侦查。当然“破案经过”材料中一般不会提及使用了诱惑侦查手段。但在实践中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如侦查机关通过电话监听得知被告人可能在进行毒品犯罪，或通过指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实施诱惑侦查对其进行引诱，提出贩卖毒品的意向，后将其抓获。因此，应当审查侦查机关在侦破过程中除使用技侦手段外，是否还使用了诱惑侦查手段。必要时要与侦查机关沟通。对查清有“犯意引诱”的，应减轻处罚。存在 “数量引诱”的，应从轻、减轻处理。无论是哪一种引诱，都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最近几年公安机关为了打击贩毒，根据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由公安人员带毒品或由公安人员扮成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马仔”充当毒品交易“卖方” 或“买方”，同嫌疑人进行交易，将其抓获。在审理中如何量刑，存在分歧，全国大多数法院的作法都是分两类情况处理，我认为是正确的。
第一类情况是毒贩手中已有毒品，公安使用特情或公安参与“交易”。对这种情况，若查明存在特情引诱的情况，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若经审理查明不存在特情引诱的或者虽使用了特情，但其犯罪与引诱无关，按实际查清的毒品数量量刑。由于毒品被犯罪嫌疑人控制，早已备好，无论是否使用了特情，均不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即认定为犯罪既遂。
第二类情况是行为人欲购买毒品，公安或特情提供毒品充当“卖方”与其交易。针对这种情况，如果确属特情引诱的，要从轻、减轻处罚。如果在审判中能查清毒品确系公安或特情提供的，因公安机关携带毒品的目的不是将毒品真正地卖给嫌疑人，而是为了抓获嫌疑人，是一种侦查措施。毒品由公安机关控制，其“交易”自始就不可能实现其贩卖毒品的犯罪目的，这种因犯罪分子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应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认定为犯罪未遂，由于这种犯罪特殊性，在量刑上按“必减原则”处理。但无论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就北京、上海等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在死刑复核裁决时也是按上述两类情况分别进行处理。
犯罪引诱与犯罪既未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并无任何联系，犯罪引诱是一种单独的量刑情节，难以查清特情引诱的，对判处死刑的，都要谨慎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