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8 01:38:53
正己修身是“为政以德”的基础和前提。孔子对“政”有一个精辟的解释:“政者,正也。”他认为,“政”就是端正,执政者正己才能正人,所以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者正己就是给百姓树立榜样,有利于政令的推行、道德风俗的淳化,故“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者自身庄重严谨、孝顺慈祥,百姓就会尊敬、效忠于他。
爱民和睦邻是“为政以德”的实践内容,目的在于实现天下宁和。
首先,统治者要惠爱百姓,以德化人,使百姓安居乐业。具体来说,就是要使百姓收入增加,生活安定,并且接受良好教育。爱民的核心是“民信”,即取得百姓的信任。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从鲁哀公与有若的这段对话可以看出,鲁哀公对百姓无惠慈之心,为一己私利,置百姓于不顾,最终将失信于民,有亡国之虞。孔子虽未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这一思想在他及弟子的言论中已初见端倪。
其次,创造良好的睦邻关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之一。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孔子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攻伐。他认为“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为政者当修德以化人,使他国产生向往之心,这样才能创造友好和平的外部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个学派都有其治国主张。其中,法家主张“以法治国”,韩非子认为“夫圣人之治国,不务德而务法”。法家学说认为好利、多欲、纵情是人的本性,法律是最权威的奖惩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有力武器。法家用法令规定人们不能做什么,主要实施手段是惩罚;而孔子的德政思想则从精神上鼓励人们做应该做的事,主要实施手段是教育熏陶。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中国一直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提倡“为政以德”的思想对此亦具有特殊意义。如果说法律限定了“不可为”的底线,那么道德就为我们指出了“应当为”的理想追求。执政者绝不应仅仅只是法律的遵守者,更应该心系百姓,以人民的忧乐为忧乐,使国家安宁、社会和谐。孔子这种伟大的思想远未过时。
【牛刀小试】
材料一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材料二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结合上述材料,分析孔子认为应如何实现“为政以德”的思想。
【参考答案】
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既然代表谁就替谁说话,说明都不是大公无私，都有私。既然如此，“私”也可以分成反动的和先进的，不能一概否定！
法家的私比儒家还多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不是著书立说的书生，而是秦始皇。他的下属投其所好——
有一次，王翦带着六十万大军出征，秦始皇亲自送到咸阳城外的灞上。王翦在临走的时候，要求秦始皇给他很多的美田良宅和园池。后来,又派人给秦始皇捎信儿，要求给一些园池让子孙用。
司马迁在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写了这个史实之后，并没有记载秦始皇给了王翦多少田宅园池，不过，他却记下了“始皇大笑”，还有就是下面这段对话：
有人对王翦说：“将军这样要赏赐，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王翦说：“不然.秦王怀疑人，不相信人.现在秦国的甲士全让我带出来，国内都没什么兵了。如果我不多多地要求田宅，不考虑在秦国的子孙，表示自己坚定地安于秦国的生活,那不是让秦王坐在那里整天怀疑我吗？”(当时秦始皇还没有称帝，所以是“秦王”。)
这种法家式的私，在当时确实是很先进的，不然,秦王就不可能扫平六王，一统天下。
但是，这种私的先进性只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秦始皇死去不久，天下就乱了。
西汉延续了215年，东汉延续了196年，中间只隔了17年.所以，两汉的先进性远远大于秦帝国。德制学选社会是军事帝国之后出现的先进社会(参见第1-2节、1-3、2-5节)。
法制钱选靠的是产业金钱，当然有“私”；德制学选靠的是知识学养，也不是“无私”：知识学养的目标是中举，最好是当状元,在两汉叫举首。
第一个举首董仲舒，也象王翦一样，有自己的舍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第二个举首公孙弘，比董仲舒得到的好处还大：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宰相,还被封了侯。
“假公济私” 肯定是不好的。
“假私济公”却是每一个成熟的社会制度的特征[1]。
现代人常把市场说成“看不见的手”，就是这个意思：在法治制度的保障之下， 个人的“私”恰巧与社会的“公”相一致。
仁政不是不要法，而是在法的基础上还要“德”，也就是得人心。
法家也不是光靠法,秦始皇也要得人心，只不过他不是靠着“德” 来得人心，而是靠着物质赏赐得人心：王翦向他要田，要宅，要园，要池,他反而更相信王翦。
“德”其实也建立在物质分配的基础之上，只不过不是凭着个人的喜怒来分配，而是靠“礼”来安排：地位高的人，物质享用多一些是守礼，地位低的人，物质享用少一些也是守礼。
如果地位高的人把本该由自己享用的东西给一些下级，这就是“德”：下级感到了上级的特殊关怀，就会从心里与上级相配合，相协调。
刘备摔孩子的故事体现了这种上下关系：
赵云是刘备的大将，刘备的儿子是他将来的“主公”，历尽千辛万苦，舍生忘死地把这孩子救出来，对他来说是“克己复礼”，记在功劳薄上，将来按功行赏，也就够了。
可是，刘备把自己本来应该享受的“服务”(保卫儿子)，说成享用得太多，几乎为此损失了一员大将。这就在心理上把自己的利益分了一些给赵云：在刘备的心里，孩子不如赵云重要。
赵云怎么能不感恩戴德呢？现代的术语叫“凝聚力”。
正象孔子所说：“从事政治得人心，就象北极星一样有吸引力：北极星在天空不动地方，别的星星都围绕着它。”原文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0201》)
如果没有 “礼”，赵云就会想：你摔孩子算什么？我的性命就值这么点儿？咱俩还是讨论讨论“服务价格”吧！
现代以来,在没有“礼”的社会中，大家所能接受的东西只有“均衡价格”。
即使领导对下级表现出关心，还是常常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骂娘”的人认为，虽然我在吃肉,可是你吃的是山珍海味……
光是骂一骂，还算“良民”；对于铤而走险的人，就不能不靠“法”了。
法家不是不要德，而是德少法多，因为法家不重视礼义的作用。
儒家不是不要法，而是德多法少，因为儒家重视“礼”，所以就找到了一种方法：“不用赏赐而使人们循规蹈距，不用动怒而使人们害怕惩罚。”(译自《四书·中庸》第33章)
德治与法治在一定的环境资源条件下可以相互替换，环境越宽松,越可能采用法治：如果秦始皇的子子孙孙都能不断扩大赏赐的数额，就用不着德治。欧美社会中以法治为主，也是因为能够不断扩大赏赐的数额，只不过不是由首相或总统进行赏赐，而是由生产经营的利润进行赏赐，经济学上称之为“市场回报”。王翦从秦始皇那里也是得到回报，王翦带兵打仗，也是一种经营。在欧美社会中，如果市场回报不足,法治秩序就难以维持,所以各国政府都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增长，保证市场回报。全球环境问题屡议不果，原因就是与市场回报比起来,各国政府认为：环境是第二位的问题。
德制学选社会对环境的破坏速度大约是法制钱选社会的二十七分之一(参见第4-2节)，原因有两个，一是管理成本较小，二是在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指导下，政府首脑必须畏天命，不敢把环境问题放到第二位。
中国早在秦汉之际就必须用德治为主替换法治为主，主要原因是环境资源条件淘汰了成本太大的管理模式。汉武帝之所以独尊儒术，关键是他的祖父汉文帝采用放权让利的政策，到了他的父亲汉景帝就出现了资源短缺，引发七国之乱。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交易成本中抗灾所占比例越大,越需要以德治为主；交易成本中抗灾所占比例较小,则不妨以法治为主。
近代以来的法，和法家们所说的法，已经很不一样了。
“法律”只为平等的人们作出规定，不承认人间差异，只承认财产差异；有的人认为财产差异不公正，所以就骂娘。
“礼”不但为平等的人们作出规定，也为不同等级的人们作出规定。
法律没有规定不许做的，无论怎么做，都不违法。除非修订法律。所以现代法治的无序内驱力较大，管理成本也较大。
礼没有规定可以做的，要有足够的根据才能去做，不然就是违礼。无序的内驱力较小，管理成本也较小。
礼和法都不是个人说了算，不是人治。西方立法和执法分得很清楚；中国立礼和守礼分得更清楚：礼常常不是同一代人制定的，其中的主要成分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历史积淀，最近期也有“祖法”制约。
一代人往往分不清什么样的安排可以“假私济公”，弄得不好就成了“假公济私”，或是“假”全人类之“公”，“济”一代人之“私”，破坏了后代的生存环境。
德治为主，对中国政治来说，不但是经过历史筛选的屡试不爽的经验，而且将会有助于探索全球可持续的管理模式。如果不用德治为主替换法治为主(不是不要法治)，那么只能在下述两种情况中择其一种：一是继续法治下法制钱选的全球化过程，牺牲生态环境；二是放弃大一统的社会文明或诉诸乌托邦(参见第2-5节关于后现代的讨论)。
只有用德治(礼治)为主替换法治为主，才可能既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又维护大一统的文明社会，不妨称之为德制兼容法制的全球化(参见第1-4节)。
德制与法制的共同点是承认基层的自组织，承认基层组织的所有权。不同点是价值体系：德制重视敬宗收族,所有权以宗族为单位，土地价值高于加工产品的价值。法制则要拆散宗族,所有权以自然人和法人为单位，随着产业升级,加工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逐渐凌驾于土地价值之上。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即用来进行识别的特征)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 ‘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和随意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 ‘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 ‘内部人’利用来开展寻租活动，以牟取私利。”[2]
上述这种恶效率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始于十六世纪的市场经济和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一直试图绕开“可持续”
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市场机制”信念的问题——因为用来识别“市场机制”的特征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私有”——但由于市场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向外转嫁危机的困扰，各国政府和“一阶均衡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市场特色” 的词汇和方式，使生态资源经济化……但是在无限责任非常松驰和随意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可持续”边缘所作的修补，都被一些掌握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利用来开展转嫁危机活动，最后转嫁给生态境，以牟取法人或自然人的私利。
个人的行为内驱力不是追求效率，而是追求温饱和覆盖他人(参见第4-5节表二)：只要不是懒汉，温饱之后一定追求排他性地占有他人时间。 如果追求效率有助于覆盖他人,个人就会追求效率；否则就要寻找其他的路径增大覆盖。资源不足,或法制不健全，都会引发生理覆盖：中国的扩地导致秩序紊乱，“淮桔(良性市场)成枳(恶性市场)”(参见6-3节)；西方扩地引发生态灾难，也会“淮桔(征服自然)成枳(群体难以延续)”。
介于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宗族制(无限责任)，有可能不依赖物质效率而扩大覆盖。 德制学选可以兼容法制钱选，宗族制并不排斥私有制，圆融之后不妨称为大公制[3]。
德制学选和法制钱选是组织管理(含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互相替代的手段(参见第1-2节表一)。这两种制度的边际替换发生于一定程度的严酷环境之中，即资源与环境容度警戒线附近：相对严酷的环境使得灾害消耗量达到一定程度，法制钱选就会被德制学选替换。实证的例子是西汉的“名田”被“代田”替换。中国在德制学选之前的原始积累也是圈地运动：圈地之前无名，圈占后以某一家的姓来命名，就成了“名田”，也就是现代所说的确认所有权[4]。西汉的圈地运动没有像后来的西欧那样被社会接受，是因为环境气候条件比较严酪，后果太惨：“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最后，名田不得不改为代田：有多余劳力的人可以多种，但不是永远不变，种不了就要给别人种(《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
聚族而居的村落可以保证代田总是落在同宗族的后代手中。 宗族的发展是中国的环境条件决定的，宗族制不过是以群体为单位的私有制。宗族成员的流动性远远小于个体或小家庭，所以族人珍惜土地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这样，土地的价值相对来说就比较高。
德制学选是环境条件筛选出来的：“由于中国的年均灾害消耗量大于西欧，所以政府抗灾及平衡负效果的效益较大：遇上灾年，‘田主“自顾不暇，势难赡及佃户”，因而扩大了政府的赈济面’；又由于中国的构型文字使得科举政府的管理(含人才选拔)费用的增加较少，因此中国分层的效益增加在汉初就超过了管理费用的增加。也就是说,科举政府首先在中国萌生，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与此类似，科举政府在后来不断发育、成长，也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5]
科举政府与计划政府的重大区别是制度基础和制度导向：科举政府的基础是宗族，制度导向是安居乐业，主要依靠为政以德来管理；计划政府的基础是党委，制度导向是提高生产力，主要依靠革命教育和革命运动来管理。 在达到温饱之前，这两种导向在操作上的区别只是“便步走”(允许各宗族因地制宜)和“齐步走”(党委都要学大寨)的区别，但是在达到温饱之后，这两种导向泾渭分明。 坚持提高生产力，就不能不向法制钱选开放,把革命教育革命运动的管理方式转型为法治为主的方式，如果法制建设不到位，实际上是无法管理。如果不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以安居乐业为目标，就不必模仿西式法制，可以利用传统的制度资源，如敬宗收族。计划和市场都会鼓励频繁的拆迁和重复建设，坐地生钱；而科举机制则鼓励封地安民、安土重迁和长效建设，即使政府征用土地，也要拨出质量面积大致相当的土地供有关宗族生存延续。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市场比计划的算计更精明一些而已：计划经济通过少数计划人员为整个经济运行算计，而市场机制让多数人都来参与算计：“(市场中的)理性人考虑边际量……对现有的行动计划进行微小的增量调整。”[6]
城市中封地安民和安土重迁的早期记载可参见《周礼·地官·载师1302～1303》：“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这些具有专项用途的土地(任地)，住宅不征税,园地和宅间地征二十分之一，城内居民拥有的近郊地征十分之一，官田牛田赏田牧田等远郊地征二十分之三。园地在早期是非农耕公地，处于农田之外，在农田与园之间,还隔着圃。本来没有人跑到园中去收获多少东西，也没有人在那里经营,所以不缴税。
但是在城(国)中就不同了：圃已经没有了，园地很近，很容易从中得到自然的赐予，即现代人说的经济收益，所以要缴税，正如宅间地一样，只不过除了不上税的城市住房(国宅)之外，园地是税率最小的一类而已，税率仅二十分之一[7]。
《周礼》中的这些管理措施，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城市中的土地，不一定都要收税：宅地和园地用来谋取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不然的话，到处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评定管理者的政绩，就很难保障安居乐业，很难保护环境质量：官员们一定会把城市的土地都变成商场、大厦，变成没有多少花的“花园”(高档住宅区)。
为政以德，要从制度上约束短期行为，一定要克己复礼。
长效建设是安民和重迁(不能轻易迁移)的导向结果。任何人都不会在一块随时可能被人轰走挤走安置走的土地上进行长效建设。 土地是生存权的第一条件,面临着被迫迁移的生存权是不完整的。 即使在英国，法律也要保护租赁优先权(参见第5-1节)。
中国的制度资源有利于可持续,如果去掉世袭制，就更可持续。汉唐宋明清的衰落都直接源于世袭。把世袭制去掉，兼容法制钱选，治理结构如图十四。
图中的“天大公(天子)百姓”三角形基本上是单向的不对称安排，“百姓 ～ 宗族族长及商人资产者 ～ 天子”三角形中的不对称较少：宗族成员推选族长，推选之后反过来接受族长的权威。与此类似,族长与天子之间也不是单向的关系：一方面，族长要把天子作为天的儿子来效忠；另一方面,族长可以通过天来约束天子,即“通儒院议员 ～ 族长～ 天子”三角形中体现出来的较多的双向性,在这个三角形中，除了族长和天子之间的双向性之外，还有族长和通儒院议员之间的双向性：族长本身要畏天命，同时，知书达礼的族长对天命有一定的解释权，因为“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孟子·万章章句上0905》)。
在德制学选制度运转失控时，多数宗族仍然通过“天”来制约天子；如果制约不住,天子就会失去人心,继而失去天下。大公不能世袭,所以比传统的天子还要接受更多的制约,能够更好地解决可持续的问题[8]。
大公是天下宗族的总代表，他代表各个宗族与环境(天)进行互动(西方人称为博奕)。宗族是天下土地的守护者，反过来,天下土地是各个宗族的可持续基础。有族就有地，有地才有位。
提高农民地位，最后一定要落实到土地上：一方面，农民生存其上并经营(拥有)的土地不能随意圈占；另一方面，土地的价值不能低得谁都不愿意去经营。循着这样的为政以德和重视传统(礼)的路径，还可能有助于全球可持续(参见第4-4节)。
这不是说宗族的土地不可以动用，而是说如果要用，第一要与有关的宗族商量，第二要另外拨出大致相抵的土地来，供有关宗族在新的土地上世代延续。
宗族是天下土地的守护者，还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乡村普通居民的生活质量略高于普通城市居民；第二，乡村中的优秀居民有机会升层为天下的管理者。
为了做到第一条，土地必须升值，但不是只用金钱衡量，而是用地权(长期使用权)拥有者的社会覆盖度来衡量。“土地是各种物质福利之源。 土地给我们一切日常用度，也给我们一切价值基础，无论那是食物，衣物，燃料，屋料，金属，还是宝石。我们生活在土地上，我们来自土地，而且最后回到土地：当我们故去之后，身体或骨灰。”[9]
从具体操作来看，“在城市中鼓励城乡联宗、地方会馆、聚族而居等准宗族的自治形式。宗族族长利用现代通讯技术与各地的宗族成员保持联系，宗族成员以本族土地为归宿。凡是具备理性宗族自治条件的小区，政府不再另设管理官员，并为小区提供除官员人头费之外的其它管理费用。政府日常管理费用的数额对城乡全体公民一视同仁，额外支出应召开本区(乡、县、市、州、省)族长联席会议，各宗族认捐。不愿接受宗族身份的公民,由政府民政部门参照全国平均费用的水平进行管理。
谋职时的信誉考察费用由个人支付。各宗族成员外出供职的信誉凭证是族长推荐信，雇主利用现代通讯技术与族长取得联系,相关费用也不由政府支付。政府对全体公民自谋生路和自筹保险等方面一视同仁。”[10]
这样，许多城市居民都会向本族聚居的农村投资，因为城市中的土地流动较大，较难聚族而居。
宗族守护天下土地的第二个条件是乡村中的优秀居民有机会升层为天下的管理者。 宋明清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乡村居民都能得到的信息资源(四书五经)为基础进行全国规模的考试选拔。 四书五经这个基础长久不变，使得城乡居民在考试面前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 近代考试内容的每一次变迁，都有利于信息流通较发达的城市居民，不利于乡村居民。
科举考试的优胜者能够在短期培训(如在翰林院中供职)后直接承担管理重任，担任政务官，因为科举考试的方式(如八股)能够全面考核记忆能力、 理解能力、知行合一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既需要勤奋读书，也需要实践敏悟和“慧根”。
“对人文经典知识的把握(博学审问慎思)及表达这种把握的能力(明辨笃行)确实是最难客观化的，而中国人却把这种把握及表达人文知识的能力测验，实现为一种全国规模的、能相当客观、准确地判卷的考试，并行之有效地实行了数百年……有它也许终胜于一个贫寒子弟要想上升，完全无路可入、无门可敲，或者只有一些鼠隙犬洞的情况。对于确有才华的人们来说，对它(八股)真正完全投入的时间也并不需要很长(就能考中进士)，不喜欢它、不擅长它的文人、学者也还是有可能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精力(正如现代学者必须付出一些精力谋取职业，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致力于此一段时间而奏功。”[11]
相比之下，近代考生只要勤奋读书，即使实践敏悟的能力较差，也可以获得优秀成绩。优秀生也很难成为政务官。公务员考试中的优胜者只能担任事务官。二十世纪之末的中国大陆，处局级的管理者考试不但难以对乡村居民开放，而且只限于副职，原因是乡村居民的管理慧根用现代方法考不出来，正职所需要的素质也很难通过近代的考试方式来鉴别。
在现代还可以开辟更多的升层途径：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管理要有区别，国有企业的主管官员应该出自进士科,专业技术人员出自理工科，一般职工来自信誉良好的族长推举的各宗族成员。 国企人员无论高低，离开企业后回归各自的宗族。正如传统社会中的官员离职后回归宗族。
注释：
[1]贺麟：《文化与人生·论假私济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3 ～67页。
[2]何清涟：《中国的陷井》，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第 94页。括号中为笔者所加。
[3]张祥平：《从一阶均衡到二阶均衡》，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夏季卷，第79～95页。
[4]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5～9页。
[5]张祥平：《从一阶均衡到二阶均衡》第93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夏季卷，第79～95页。
[6]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梁小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7页。
[7]张祥平：《“园”和“园林”的沿用史》，载《中国园林》1995第3期，第20～23页。
[8]张祥平：《知行竞争+利润竞争——中国可持续发展前瞻》，载《中国经济信息》1996年7月，第14期。
[9]译自 simpson，s。 r，1976 《土地法和地权登记》，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第3页。
[10]蒋庆：《关于“文化复位”的几个问题》，贵州阳明精舍，1999年8月7日。
同志曾告诫我们：“教育抓好了，德治加强了，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境界提高了，就可以有力地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问题的发生”。可见，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呢？自己就此谈点认识。
一要明德，加强自身学习。学习是以德从政的基础。有言道：是非明于学习，名节源于党性，腐败止于正气。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才能不断武装思想头脑，增强党性修养，树立浩然正气。因此，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自觉把学习视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思想境界，做到刻苦学习，孜孜不倦，学而不怠，学有所获。在学习中，要紧密联系思想实际，不断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经常想一想：参加革命为什么？当官应该做什么？自己身后留什么的问题，从而用科学理论净化思想、陶冶情操、纯洁灵魂，提高道德水平和思想境界，为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
二要立德，树立正确“三观”。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廉洁从政之魂。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树立相应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因此，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始终牢记“三个代表”的要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践行“三个代表”的具体实践中，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来不断鞭策自己，陶冶道德情操，锻炼道德意志，确立道德信念，养成道德习惯，进而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要守德，牢记宗旨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廉洁从政的核心。广大党员干部从政的岗位虽然不同，但职为民守、责为民尽、利为民谋、益为民求、业为民兴、绩为民创的道德要求却是共同的。因此，必须深怀爱民之心，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在为民服务的实践中，加深理解“德”的内涵，深刻体会“德”的要求，切实履行“德”的规范，不断沉淀“德”的力量，努力使自己成为有高尚追求的人，成为职工群众爱戴的好干部。
入刊理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话让云南省文化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云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花泽飞去印证，可谓恰如其分！
黎明即起 孜孜为善
孔子说：“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有正能量的人更像是一个巨大的磁场，无论身处何地、所到何处，他都将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会有强大的凝聚力，这些都取决于其个人能量的极致发挥，犹如前进路上的方向标，起到领航及表率的作用。
“花开皆无语，泽润在其间，飞出心自远，鉴甄一重天。”花泽飞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如今已成为了一个品牌。但谁曾想得到，他的人生道路上也同样经历过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而他则认为：“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
花泽飞作为上海知青，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踏上云南这片红土高原时，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少年，如今在云南一待就是大半生，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和年华奉献给了这片红土地。时光是一道无情的试金石，在考验你的同时也对你进行着最好的锤炼。花泽飞在经过了那段近乎残酷的考验之后人格得到了升华。他的人生格言就是：“做事先做人，心中有他人，万事在于诚，成功始于勤。”信念让他面对人生道路上一次次的考验时都能坚持到在黎明前迎来曙光，“酸甜苦辣都有营养，摸爬滚打皆是人生”。他总是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每一次考验。
一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似乎已看不出那就是现在坐在你面前的极富人格魅力的花泽飞。但从他青春阳光的笑脸中，一眼你就可以认出来，虽然已有几十年的从事政企经历，但花泽飞的那双眼睛依然清澈、睿智、沉稳、内涵丰富。
政企风云 闪耀时空
花泽飞在近三十几年政府、企业多个重要岗位的职业的生涯中，从任共青团云南省委常委、学校部部长、省学联秘书长、省青联副主席开始，仅在共青团的岗位上就奋斗了十个年头，他像西双版纳丛林中的一棵望天树，扎根于成长的土壤中，在阳光的抚育和风雨的历练下，他不断的成长，他要做一棵普通的绿树，可以给人们带来绿色和荫凉。此后的二十年中，花泽飞一直在为云南的文化旅游业拼搏和奋斗着。这是他人生比较重要的时段，也是他人生旅程中最富浓墨重彩的重要画卷。
云南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大省，气候独特、资源丰富。但作为省会城市的昆明当时却没有拿得出手的旅游品牌，当然奇迹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云南旅游史上的几大传奇似乎都与花泽飞有关：春城旅游节的创办和“昆明天天是春天”的旅游城市形象策划以及云南的两大品牌：民族村和世博园。
1992年，在省、市领导的重视下，花泽飞参与创办了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任管委会副主任兼云南民族村总经理。当初的民族村所在地是围湖造田的产物，一片沼泽的荒郊野地，那里杂草丛生，种水稻，长苗不抽穗，养蚕种桑树也烂根，后来养鸡养鸭养奶牛也得瘟病。每年政府不得不拿出上百万来补贴。当时的人们，根本想不到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民族村的创立，滇池旅游度假区的蓬勃发展，现在滇池片区已成为昆明的富人聚居区。民族村的建立，化腐朽为神奇，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这片荒地已变成了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而今的民族村已是“弘扬云南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窗口、云南民族团结的大家庭、云南各民族青年学习文化旅游知识的大学校，并且成为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当时由于花泽飞的突出成绩，1996年他被评为了“云南省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
花香满城 响誉全球
昆明在纯净的土壤里吸收了充沛的营养，经过长期的酝酿，终于迎来了国际性的盛会在昆明举办，可以说是昆明第一次以高调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时消息一公布，质疑声不绝于耳，昆明是否有具备举办国际性盛会的接待水平？硬件设施、软件服务是否能满足这样国际性的会议要求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直到会期将至，质疑声仍然此起彼伏，从不曾间断。
直到中国’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简称世博会）”开幕式当天，全球为之哗然，昆明以四季如春、民族和谐、花团锦簇的形象出现在了国际友人的视野中。历时184天的昆明世博会，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取得了圆满成功，它作为首次由中国政府成功举办的大型国际博览会载入了史册。
昆明世博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创下了筹建时间最短、建园面积最大、汇集植物品种和数量最多、建设园林园艺展园最多等八项世界吉尼斯成绩。首创了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世博会，并且取得圆满成功的记录；首创了在世博会闭幕后把会址、场馆和配套设施整体保留并转入企业化运作和可持续发展的记录。世博会让昆明登上了国际会展旅游舞台，并形成了一个支点，强劲的撬动了整个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如此，世博园的后期运作更为精彩，世博集团不断壮大，成长为云南文化旅游业的一艘超级“航母”。
“昆明世博会”在一片喝彩声中闭幕了。世博会闭幕后，为了完成特殊任务，采取特殊手段建成的世博园的精彩将永续下去，这重任又落在了花泽飞身上，他临危受命，从昆明市旅游局局长，前来担任昆明世博园股份公司董事长，策划了“’99世博会，永久世博园”，永久世博园”的理念，提出了静态和动态相结合，观赏与参与相结合，好看与好玩相结合的发展思路。世博园再创往日的辉煌，场馆得到了充分利用，实现了场馆、实业、金融的三位一体的高效运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跨时代的意义”。昆明世博会将成为中国城市旅游史上永恒的品牌！
花泽飞任云南世博集团总经理期间，世博集团的利润每年按两位数递增，被中国企业联合会评为2005年、2007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企业。2006年8月，昆明世博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为“世博股份”的股票在深交所成功上市。同年9月底，世博集团出资2.55亿元，作为控股股东与省国资委、省国资经营公司共同组建了云南旅游产业集团，后来整合为云南世博旅游投资集团。2008年世博集团利润达10860万元，资产翻了一番，达50亿元人民币，创造了新的旅游神话。这一年，花泽飞被评为云南省第十一届优秀企业家。
2008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国家副主席视察昆明世博园时，感叹地说：“世博集团在大型国际活动后场馆的后续利用和发展上，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充分利用办展会的资源进行企业化经营，并指示了北京奥运会后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应当学习云南世博经验”。
当我们放眼中国乃至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世界因策划而改变，“昆明天天是春天”！一句沁人心脾、温暖心田的朴实语言，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创造了全国城市旅游形象央视宣传之先河。再一次让昆明以“春城”“花城”的美誉响誉全球，那一年，世界的眼光聚焦昆明，昆明的城市品牌在国际舞台上倍受瞩目。由此“春城”在世界的旅游版图上脱颖而出！
文化强省 任重道远
2009年，根据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需要，花泽飞被任命为云南省文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正厅级）。主抓云南文化产业和全省的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他引进企业发展的理念，策划推进文化产业示范区建设，积极稳妥地进行了以省歌舞剧院，省杂技团，省艺术剧院为代表的全省116个院团的体制改革。改变了国有文艺院团长期以来领导由上级任命，下面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院团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花泽飞本人也被文化部表彰为全国院团改革的先进个人。通过院团改革，云南有一批经典巨作问世：杨丽萍的《云南映像》；张艺谋导演的《印象丽江》；丽江市歌舞剧院改制后打造的歌舞《丽水金沙》；省歌舞剧院改制后打造的大型歌舞《梦幻腾冲》等一批旅游文化节目。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云南的文化事业在全国形成了“中国云南的文化现象”；云南的文化产业在全国形成了“中国云南的文化模式”；云南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了“中国云南的文化经验”。这一切先后得到了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这一切也为打造云南文化大省夯实了基础，目前云南已进入了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的新跨越时代。
从花泽飞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坚持不懈的人必然是有着毅力和信念。“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尽管他已经身居高位，但他学习的脚步从未停止过。2011年可算是花泽飞的孜孜求学年，他在同年进入到中共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研究班学习。撰写了《文化创意产业与振兴行动思考》的论文，并应邀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全国企业界校友作专题讲演。坚强行进的人都会经历无数的困苦，正因为他超常的坚持，他的毅力在不断的坚持下愈战愈勇。
“文化产业是大有希望的产业”，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同志曾经这样诠释文化与幸福。“发展文化产业就是发展朝阳产业、实力产业、民生产业、创意产业、环保产业，更是关乎每一个人幸福指数的幸福产业。”的确，文化能温润心灵、舒缓压力、涵养人生，能更好地丰富人们的心灵世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幸福新云南目标的确立，是云南科学发展的又一次重要跨越。
因云南的文化产业成绩斐然，在2007年至今花泽飞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邀请，多次为北大文化产业研究生班和清华全国卓越企业总裁研修班授课。花泽飞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政治生涯非常璀璨、众星拱之。他像一颗北极星，走到哪里，都会有群星环绕，闪闪发光。
“滇商”强滇 富泽云南
国家的富强靠经济，经济的繁荣靠企业，企业的发展靠企业家。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家的舞台，商业造就了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革。商业作为中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商业处在国家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位置上。企业家不仅是财富的象征，他们身上更有着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晚清时期的云南“钱王”王炽，被喻为是“红顶商人”的代表，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王炽在历史上曾和吕不韦、胡雪岩等十人并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商人。王炽富甲全滇，“同庆丰”在鼎盛时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着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曾被《时代周刊》列为19世纪末全球第四大富豪。如今，尽管滇商辉煌的时代已然过去，但滇商身上那种诚实守信、以德经商、仗义疏财、勇于甘当的品质将永远传唱……
在落实党的十精神时，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和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由于云南经济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需加倍努力才能实现。因此，省委、省政府提出了“翻两番、增三倍、促跨越、奔小康”的奋斗目标。花泽飞认为民营企业将会在这一目标中发挥最大的潜能。云南人以包容开放的大山精神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之士加入到这片土地的开发中去。云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弘扬“滇商”精神，高举“滇商”大旗、塑造“滇商”品牌。
花泽飞从文化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的岗位上被李纪恒省长聘任为云南省政府参事，他将以云南省政府参事的身份，履行“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事、民主监督、统战联谊”的职责，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重点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反映社情民意。他牵头组织的第一个调研问题“影响我省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和建议”。“渴望、信心、行动”是他圆梦的三部曲，珍视这个过程将是花泽飞全方位的新的生涯规划，至少包括了四个领域：缤纷生活路、快乐工作路、丰富学习路、职涯成功路。
在省民营企业家协会换届时，花泽飞得到了协会内外的充分肯定，被大家推选为云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的执行会长。他将协会的主要工作定位为“弘扬滇商精神，抢抓桥头堡建设战略机遇，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和“帮助民营企业家素质全面提升”等工作上。
云南的非公经济发展和全国相比还有很大的的差距，云南民营经济仅占GDP的44%，而全国的平均水平是60%，江苏、浙江的民营经济则占了GDP80%至90%。不过，可喜的是自2012年起，云南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金首次超过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总和。李纪恒省长指示：要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快民营企业发展。从此我省民营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要竖起云南企业家的一面旗帜，要营造和培养属于云南企业家自己所特有的滇商精神。”在花泽飞看来，探寻历史，滇商靠智慧和勇气走出了一条茶马古道；面对现实，可以看到云南民营企业，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一种可喜的变化，云南的企业家们肩负了“滇商精神”所赋予的内涵和使命，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机遇。尤其是云南要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为滇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滇商”顺势而为、蓄势待发。
领航“滇商” 奔流向前
人除了要做到自我圆满外，如还能让他人圆满，那才是圆融的人生境界。如能做到“谦、恭、礼、让”四德，儒家称之为“贤人”，即是人品的典范，社会的楷模。如今花泽飞将以云南省政府参事、省民营企业家协会的执行会长的身份出现在另一人生舞台上，这意味着他又向人生新的高峰翻越，已臻至高境界。花泽飞仅仅将过去的辉煌看成是自己人生的上半场，他说：“精彩的人生下半场序幕即将拉开！”。他将为弘扬“滇商”精神；高举“滇商”大旗；塑造“滇商”品牌的伟大使命而再接再厉。
“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铸就了‘滇商’坚韧、包容、诚信、睿智的精神，孕育了云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卓越品格。‘滇商’的这种精神和品格，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它是无数‘滇商’前赴后继、孜孜以求而积累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卓越品格和云南的高原情怀、大山品质的具体诠释，正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精神”。花泽飞自信地说道。
如今花泽飞的身份由文化部门的领导，转变为云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的领头人，他要带领好这一大批企业精英需要有足够的魄力。相信他们在云南省跨越式发展的征途中，必将会闯出一片新的天地。首先，他运用现代化的金融工具为协会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协会已和富滇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共六家银行达成了共识，银行对协会进行授信，实现企业家之间可进行互保和联保，通过融资平台进行整合，把分散的企业家凝聚起来，发挥团体力量，相互联合，实现共赢。花泽飞提出协会将以“搭建政企桥梁，共创民企之家”为宗旨，为广大企业家服务。
花泽飞现在作为国家文化部全国文化名师，同时，他还担任着云南大学商旅学院EMBA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财经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正为大学培养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发挥着应有作用。此时，用一句话最能说明此时的花泽飞“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是运用头脑的世纪，除了解决现实问题，还要让企业家的思想更新，知识充电，协会将建立企业家俱乐部。定期组织活动、论坛、参观考察等，企业家之间可以借此互相交流，花泽飞延续着他一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他和省民营企业家协会的同仁策划组织了“风云滇商 富泽云南”，云南省首届风云滇商评选等一系列重大活动。除此之外，在他主持下，协会还准备与北京大学合作，举办北大“滇商”学院。他将“全力以赴投入到云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的各项工作之中，千方百计把云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建设成为云南省最好的协会之一”。这是花泽飞新的人生使命。他正在用行动来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要让云南的“滇商”汇流成河、奔流前行，共同为建设开放富裕文明幸福的新云南做出贡献。
“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花泽飞并没有因此而满足，这只是他进入人生下半场，实现人生价值的第一步，他还有更大的抱负要去完成。花泽飞满怀激情的说道：“云南对我恩重如山，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今后将以毕生的豪情挥洒在这片热土上。”随着东南亚、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云南桥头堡战略的实施，云南将是一个面向东南亚、南亚有着20多亿人口，背靠全国13多亿人口的大区域，总人口有将近全球的一半，云南商机无限，可谓世界独有。“资源有限，创意无穷”！鉴于云南“香格里拉”的旷世奇作，花泽飞正在策划几个世界性的大手笔，将打造“东方伊甸园”；策划“世界美都”；推动“昆明泛亚国际文化街”等几大盛事，不久的将来，云南将会穿上崭新的盛装，成为世界人民心灵的圣地和向往的天堂！
【关键词】道德教育 高职院校 廉政文化建设 创新机制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价值观视域下的高职院校廉政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3SJA630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4-0077-01
随着党与国家对于贪腐人员的打击力度的加大，高职院校的党风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的目标也愈发清晰。党中央提出了需要建设的集制度、教育以及监督等方面为一体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在这其中，教育是开展工作的前提与基础。廉政文化具备较强的导向功能，可有效地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的效果，拓展教育内容，提升影响力与实效性。
一、基于道德教育促进高职院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廉政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其经历了不断发展形成的过程，起初在《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小宰》中对古代官吏的考核标准提出了“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洁、廉辩。高职院校积极建设廉政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重要体现，道德教育是促使校领导率先垂范、教师廉洁从教、学生敬廉崇洁的重要途径[1]。基于道德教育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可以将校领导以身作则、模范先锋的作用发挥出来，加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拒腐防变的优良作风，坚持勤俭办学的原则，自觉为广大师生树立榜样。同时，以廉政文化为核心构建一支全心服务教学的清廉队伍，以为人师表、敬业爱岗、忠于职守、献身教育的基本要求提高自身道德品质。通过课堂教育、文化活动等途径培养学生群体良好的廉政品质。因此，学校作为实施全面教育的阵地，以道德教育为导向将廉政内容全面渗透到教育活动中十分必要。
二、以道德教育为导向针对高职院校发展实际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考
（一）积极发挥高职院校党政领导干部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高职院校各级领导、教师及学生共同构成廉政文化建设主体，校领导干部在整体建设工作中首先应发挥出带头作用，以明确的角色、任务分工促使廉政文化建设全覆盖，构建“干部领导、教师表率、学生践行”的网络体系，以道德教育结合廉政文化建设的形式展开，重点突出党政领导干部的地位与作用。其一，在领导干部群体中积极宣传廉洁自律的内容与各项条规，促使领导干部以条规为依据对自身工作作风、执政行为、道德意识及职业修养等上升到更高层次；其二，定期以监督检查形式及个人谈话、集体学习、专题调研等方式对其廉洁自律实际情况进行落实；其三，以制度化创新机制系统、全面地加强领导干部群体的廉政建设，建立领导干部工作档案，并以此作为任用、提拔、选调领导干部的参考依据。
（二）以道德教育为载体创设廉政文化建设氛围
作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是廉政教育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一个重要渠道[2]。因此，进行高职院校的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时，应当以高屋建瓴的角度将德育教育体系融入其中。同时，还需要将教育目标、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式等方面与目前实际工作中的高职院校学生的具体思想状况相结合。此外，应针对近期的社会热点与历史文化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创新与总结，以廉政文化为中心进行教育活动，最终建设为多角度、多层次的舆论教育氛围，为加强师生道德修养提供有力的支持 。
（三）以课堂道德教育为主要途径促进廉政建设
党风廉政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即是开展党风廉政教育，这也是从根本上彻底治理腐败的关键渠道。廉政文化的教育与传播需要有效的渠道与方法。而高职院校则应当充分地发挥出其独有的办学优势，创新性地全面利用课堂、校园文化以及新型网络等媒介，形成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以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在大学生廉洁教育中，课堂教学作为主要渠道，应当充分发挥出其重要作用。可针对各类课程中的廉洁教育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以更加科学、有效的形式将廉洁教育与日常教学相结合。同时，可将廉洁教育划分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必修课，有针对性地加强其廉洁意识与法律观念，再通过他们在学生群体中的号召力，进一步地深化廉洁教育工作。
（四）以文化活动的方式拓展廉政建设阵地
可专门举办廉政文化的相关活动，例如廉政演讲比赛、廉政征文竞赛以及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等。还可举办廉政文艺晚会，通过诗朗诵、相声、小品以及演唱等形式进行廉政文化教育[3]。此外，可组织学生参与廉政实践活动，帮助他们在实践活动中真正地认识到腐败的危害与廉政的重要性。全面地利用校电视台、广播站以及校报、校刊等宣传渠道，宣传廉政文化，相关信息。同时，在学校主页中可专门设置廉政文化的相关网页，在其中设置法律法规、社会新闻等栏目，以创新的理念加强廉政文化宣传的范围与影响力。学校图书馆应有针对性的选购廉洁文化的相关书籍，同时定期开展读书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学生的廉政意识。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应以道德教育为导向，全面、系统地加强校内廉政文化建设，突出领导干部、教师、学生各群体在廉政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并且将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渗透到教学工作中，坚持创新精神，从党建各环节融合廉政文化建设并覆盖到学校管理与师生日常活动的全范围，促使廉政文化建设迈向新高度。
参考文献：
[1]刘峰久，陈丽.高职院校廉政文化与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互动性研究[J].职教论坛，2013，23（14）：21-22，25.
[2]张红霞，王少峰，李冬艳等.高职院校廉政文化培育――以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廉政文化建设为例[J].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16（6）：105-108.
[3]刘人谦，李春辉.高职院校廉政文化主题教育特色化的探究[J].读写算（教育教学研究），2013，34（34）：371-371，372.
作者简介：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我国的食品安全政策制定中存在着德洛尔定义的“逆境”。基于德洛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思想，并结合我国食品安全政策制定的现状以及政策无能情况，应当从加强政府中枢决策系统的权威，鼓励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活动，建立独立的食品安全政策评估机构，提高公民对食品安全政策的认识几方面来改进我国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
关键词 ：食品安全；政策制定；德洛尔
中图分类号：F713.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6-0182-02
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罗尔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逆境中的政策制定命题。德洛尔指出在各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逆境是一个普遍条件。政府在逆境中进行的政策制定，容易暴露其政策制定的问题和统治方式的缺陷。改善政府的政策制定，必须正确的认识这些问题和缺陷。从2001年起我国政府各部门已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食品安全政策。然而，由于食品安全政策无能的存在，现行的食品安全政策未能有效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借鉴德洛尔的政策制定思想，将德洛尔论述的逆境中政策制定的原则和改进政策制定的建议用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德洛尔逆境中政策制定基本思想
在1986年出版的《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一书中，德洛尔将逆境定义为各种社会紧张状态，而这种社会紧张状态是由由不同原因造成的，且难以消除。逆境泛指政策制定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形式的严重困难[1]5。德洛尔的逆境中政策制定思想主要包括逆境中政策制定的原则以及改进政策制定的建议。其中，德洛尔的逆境中政策制定的原则主要包括：社会改造原则；临界质量原则；有选择的激进主义原则；准备承担风险，避免万一原则；产出价值优先原则；能动乃至强制原则。德洛尔提出的改进政策制定的九条建议则包括：为政府首脑建立政策规划和政策分析机构；针对重大政策问题和政策制定问题作深入研究的需要，建立高级智囊团；构建独立的国情与政策考查机构；提高高层干部的素质；建立国家政策学院；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制定应当考虑到军队；应当鼓励并给予基层活动自主发展的余地；提高公民的政策认识；应当定期进行宪法修正。
二、我国食品安全政策制定的现状与无能
（一）食品安全政策制定现状
针对我国21世纪以来的食品安全事故屡屡频发现象，我国政府及相关各部门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食品安全政策，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政策系统。从2001年至今，我国在国家层面上针对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制定了以下政策：农业部分别在2001年、2006年、2012年推行并颁布了强制性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农产品产地管理办法》和《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2]卫生部于2002年、2005年、2010年、2011年建立并颁布了追溯承诺和定点跟踪监测制度，《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以及《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等新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国家质检总局于2003年启动食品生产加工经营企业的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颁布《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颁布《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
（二）食品安全政策制定无能
根据德洛尔的论述，政策制定无能是指由于不能满足政策制定要求而出现的失败，有时也要包括失败的原因；还可以把政策制定无能看成是造成了政策制定质量巨大赤字的原因[1]133。德洛尔认为几类主要的政策制定无能包括：利用过去的认知图示和教条来分析不断变化的现实，而造成的了解新模式的诊断过程固有的无能；集团决策的固有局限；组织具有的先天性特征；大众行为的顽固特征；各种结构与过程之间的内部矛盾和紧张关系；处于所有这些和其他无能之下的人类思维与精神情感过程的基本特征[1]133-134。
在食品安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组织具有的先天性特征是一种政策制定的无能。我国目前的《办理食品卫生检验单位证书的手续》等规定多是为了解决八十年代末的食品安全问题，制定于几十年前，而食品安全问题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这就导致政府的政策无法解决面对的新情况。这一方面体现了政府组织面对食品安全逆境中易于满足现状和渐进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仅仅依靠以前的认知图式和教条来认识不断变化的现实，因而造成了其了解新的食品安全问题的诊断过程固有的无能。各种结构与过程之间存在的内部矛盾和紧张关系也是一种形式的食品安全政策制定无能。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涉及政府的多个部门，而每个部门都有着不同的部门利益，各个部门会受到本部门利益的驱动，而谋求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各个部门之间关于利益的争夺会使得政策主体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产生内部矛盾和一种紧张关系，由此引起的不可避免的限制和摩擦构成了“固有的无能”。此外，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各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权限，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各部门需要进行有效的协调并寻求相互的支持，这就导致了政府组织具有集体决策的固有局限。
三、德洛尔政策制定思想对我国食品安全政策制定的启示
（一）加强政府中枢决策系统的权威
从制定制定原则中的“能动乃至强制原则”可以得知，为了有效应对食品安全政策制定中的逆境，政府的中枢决策系统必须享有一定的发号施令的权威，中枢决策系统的权力应当集中到可使制定的食品安全政策达到一个临界质量点。针对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管理部门众多，各部门基于各自的职权制定政策导致食品安全政策体系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各部门之间缺乏统一协调的情况，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权力集中的、超越各职能部门具体工作的综合管理协调监督机构是很有必要的。而这一综合管理协调监督机构可以由各学科专家和相关各政府职能部门成员构成，并要充分利用和推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学会、研究会等学术组织，开展政策和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为政府的食品安全决策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3]。此外，综合管理协调监督机构要完善食品安全立法监督体系，开展有关食品安全保障机制的研究，积极评估我国食品安全政策制定情况。
（二）鼓励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活动
鼓励并给予食品安全政策制定的基层活动自主发展的余地也是改进食品安全政策制定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央的额外职能下放给地方和地区当局的办法可以减轻中枢决策系统的决策负担。无论从价值观上，还是结合实践来看，地方政府的食品安全政策制定活动的加强都是合乎需要。且可以结合地方的具体条件，可以使民众更好地参与食品安全的维护工作。同时，也可以有效的抗衡中央决策系统过分集权化的力量。针对我国各地区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必须有效利用并整合各地方已经建立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作用，各地区所辖范围内的食品安全政策制定应当由各地方政府负责。同时，也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构建独立而又协同的食品安全政策制定体系，在食品安全标准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保持很好的协调[4]。对于中央已经制定的食品安全政策或标准的，地方政府必须根据中央的政策或标准进行食品安全政策的细化。对于涉及到几个地区食品安全问题的政策则应主要由上级政府制定统一的食品安全政策。
（三）建立独立的食品安全政策评估机构
德洛尔认为“政策评估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并确保其他独立的研究机构可以从事这项工作”是建立独立的国情与政策考查机构可以采取的恰当措施。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政策主要由政府来评估，缺少第三方组织对于食品安全政策的独立、客观地评估。而政府同时作为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者和评估者，就会导致评估结果的有效性较低，主观性较强。从这一角度出发，要想根本上改变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各种弊端，必须重视独立的食品安全政策评估机构的建立。首先，要加大宣传和教育的力度，让独立的食品安全政策评估机构建立的重要性深入人心。要重视独立的食品安全政策评估机构的组织建设和长期发展，充分发挥其在研究的客观、独立性方面的独特优势。要将优秀的专门评估人才纳入评估机构之中，将群众的满意度等指标作为评估食品安全政策的核心指标，更有效反映广大民众的要求。其次，为了更好地发挥独立评估机构的客观性，对于评估机构的组成人员应当采取合同雇佣方式，以免隶属于行政机构而受其影响。同时，可以建立专门的评估基金以维持评估机构的正常运转 [5]。除了资金上的保障之外，政府也应当通过法律途径确保其评估的结果可以得到充分地利用，使评估的结果作为食品安全政策制定及调整的重要参考。
（四）提高公民对食品安全政策的认识
根据德洛尔的论述，改进食品安全政策制定质量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便是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提高公众对于食品安全政策的认识。通过各种媒体宣传的方式，恰当地分析食品安全问题及其政策制定情况，政府可以引导公众的认知，并进而获得公众的支持。因而，政府要加强公民对于国内外食品安全标准以及相关知识的教育宣传，在确保公众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知情权的同时，使公众养成对于食品安全政策的判断力。而由于食品安全问题涉及的地域范围之广以及形式之复杂多样，各地区应当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采取多样的宣传途径配合进行 [6]。加强公众对于食品安全政策制定的参与也是提高公民对于政策认知的有效途径，通过对政策制定的参与，公民可以了解到政策制定的流程，并将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反应在政策制定之内。同时，政府也要加强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政策制定过程的监督，并可以建立以满足全体公众对于食品安全政策要求为服务内容的智囊团，建立专门研究机构研究公众对食品安全政策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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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谢敏，于永达.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2（01）：39-45.
一
从治国依据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看作是以道德原则为价值依据的政治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
治理国家为什么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呢?在现代意义上，治国之治，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之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治，是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之治。它包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以及司法活动等。罗尔斯说，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美德。对此，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这说明法律制度与价值密切相关。和邓小平都强调政策的人民性，这表明政策的制定必定有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问题。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是不是纯技术性的活动?现在很少有人赞同那种纯技术论的观点。至少行政裁决是摆脱不了价值纠缠的。司法活动也许是最具技术性的治国活动，但能说与价值毫无关系吗?恐怕不能说没有价值问题。既然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裁决等都摆脱不了价值问题的纠缠，都要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其中当然就有价值依据的问题。道德原则(如公正原则和权利原则)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中引伸而来的价值标准，以其作为立法、制度政策和行政裁决等等的依据，是必要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的重要依据，实质上是把“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制定政策和行政裁决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政治和行政意义上的“治国”之所以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政治与价值、行政与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决定的。
把道德原则作为立法和制定公共规约的依据，当然会带来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道德化，但不能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就是要建构纯道德性质的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就是要实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德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强调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之依据，并不意味着道德原则是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唯一依据。实际上，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此外，还有事实的依据和科学理论的依据。如果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来立法和完善制度政策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德政”的话，那么，这种现代“德政”与传统意义上的“德政”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代“德政”强调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道德基础，而传统“德政”强调的则是政治统治者的仁慈。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论断：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与所谓的“人治”是搭不上界的，而与“法治”却有其内在的关联。我们强调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使社会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立足点，从而也具有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将“依据”论意义上的“以德治国”理解为：以道德原则为依据“立法”、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制定公共政策、以道德原则为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等，从而立合乎道德之法、制定合乎道德之公共政策、进行合乎道德之行政裁决，达成公众对政治和行政的道德性期望，以实现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对社会的更有效的控制。
二
从治国手段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理解为政府主导的，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直接参加的，以达成社会成员的道德共识、提高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建立社会道德秩序为目的的道德管理活动。其实质是把道德作为实行社会控制，建立社会秩序的工具。
道德之所以可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因为道德具有从外部和内部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的功能。相对于法律控制而言，道德控制是一种非正式约束和非强制性调控，其优势在于成本较低，其不足在于它只能调控非对抗性的社会利益矛盾。所以，只有在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条件下，道德作为治国手段或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才有可能得以充分发挥和显示出来。
“以德治国”作为政府主导和公民直接参加的道德管理活动，其特点在于：第一，政府在组织和价值方面都起核心的主导作用，但政府不是运用强制手段而是运用宣传教育和政策导向等手段向全社会推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道德价值体系。第二，这里的“道德管理”之德，不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任何一种道德体系，而是进入“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价值体系，其中包括政府倡导的道德传统和道德风尚。也就是说，在这里起控制作用的是政府倡导的道德体系。不过，这并不排除主流道德与非主流道德的对话与交流。第三，大众传播组织和文化教育组织在这一道德管理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第四，认同主流道德的公民越多，参加这种道德管理活动的公民也就越多，其管理成效也就越显著。
在“手段”的意义上理解“以德治国”，它包括以德治党、以德治政、以德治商和以德育民等诸多层次。其中，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是根本，以德治商是关键，以德育民是基础。以德治党与以德治政，都必须从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着手，以实现政治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党员、行政人员从政为政行为的双重道德化。以德治商，包括以德治理市场环境、以德治理工商组织和以德教育约束商人。其着眼点也必须放在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上。在时下中国，以德治商的重心应在产权伦理和诚信伦理的调控方面。以德育民，重在为人处事的德性伦理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应特别注重对公民进行正直、诚实、守信和尊重他人权利等最基本的美德伦理教育。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实际上就是通过对社会的道德控制来达到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目的。而道德要起到控制社会的作用，其前提是这种“道德”必须具有先进性和社会适应性，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治体系相契合；否则，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活动就难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即使达到了控制的目的，也会走向反面。所以，以道德为手段来治国还必须关注“道德”本身是否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相契合的问题。在当今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道德标准体系，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但考虑到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和建构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这一道德标准体系的内涵还有必要加以充实和拓展。在笔者看来，至少权利道德规范和正义道德要求必须进入这一体系之中。因为不讲权利道德和正义道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就缺乏必要的价值支点。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当然意味着一定意义上的道德政治化，意味着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道德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作为非正式约束和软约束被提升为正式约束和硬约束。因为政府主导道德控制只是增加了道德控制的强度，而并未改变它的基本特质。正由于有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仍然是非正式控制和软控制，因而它才构成不同于法律控制的社会控制方式。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政府的主导就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民间的、非政府主导的道德调控活动就完全不属于“以德治国”的范畴呢?对此要作具体分析。我认为凡是那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民间道德调控活动，政府都应予以肯定和支持，因而不宜将其排斥于“以德治国”的范畴之外。
三
从治国目的之视点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视为以道德为目的的国家治理活动。或者说它就是以建设国家道德文明、培养和增强国家道德素质为重要目标的道德建设活动。
由于道德是人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的一项本质规定，是社会构成的一项基本要素，道德秩序是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层面，道德文明是国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重要维系，因而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必然的和应有的选择。
以道德为目的治国，作为治国的一项规定，主要有以下意蕴：其一，治国必须走出非道德主义和反道德主义的误区，必须有道德方面的目标设计、目标定位和目标定向；其二，治国必须有道德建设方面的战略和策略以及计划、方案和举措，也就是说，必须把道德建设列入国家建设的系统工程之中；其三，治国必须有道德建设方面的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其四，治国必须有道德建设战略目标的指导，也必须坚持一定的道德建设目标，决不能陷入物质主义的误区。可以说，道德建设也是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任务。
［关键词］政德；建设；体系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3－0051－03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们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干部政德建设一直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干部“德”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又进一步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来。”政德，即为政之德，是指党政干部在其工作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党政干部是国家和政党政权的执掌者，也是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党政干部政德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所以，探索建立科学的干部政德建设体系，搞好政德建设，是当前干部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构建科学的干部政德建设体系的必要性
干部政德建设不是短期行为，要想使政德建设取得成效，必须将政德建设纳入干部教育这一系统工程，因此，构建科学的干部政德建设体系就十分必要。
（一）构建科学的干部政德建设体系是政德建设连续性的需要
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党员干部在各个领域处于重要的领导岗位，党员干部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党员干部道德品质至关重要，它关系着党员干部能否树立为人民群众和国家利益服务的负责观，同时，党员干部的道德品质也对整个社会道德风尚具有引领作用，所以，新时期必须抓好党员干部的政德建设。但是，党员干部的政德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道德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加深和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制定一个道德标准，辅以各种相应的道德教育方法，并在最终予以检验。这就需要制定一个科学的政德建设体系，从政德建设的内容、标准直到对政德的考核，都在一套规范的体系下进行，从而以体系的完整性来保证政德建设的连续性。
（二）构建科学的干部政德建设体系是政德建设取得实效的保证
道德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政德的形成也一样，除了靠自身加强修养外，更需要在实践中搞好政德建设，以外在的力量提升党员干部的政德。目前，在各地政德建设的实践中，对政德的建设各有侧重，有的仅侧重于干部选拔环节的“德”的考察，有的侧重于干部“德”的培养，有的只侧重于干部“德”的考核，实际上，政德的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在这一工程中，包括有政德考察、培养、考核等一系列的环节，只有把这一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抓实抓牢，才能真正使政德建设取得实效。最近，中组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对干部“德”的考核内容、考核途径以及考核结果的应用都作了明确规定，各地方应该根据《考核意见》建立一套系统的政德建设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环环相扣的严密性保证政德建设的实效性
二、河北沧县构建干部政德建设体系的实践
河北沧县为贯彻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时代精神，提高全县党员干部的政德，用四年的时间探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政德建设体系，值得研究、借鉴与思考。
（一）确立目标标准途径以明“德”
推进干部政德建设，首先应对政德建设的相关要求做一具体规定。河北沧县在实际工作中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首先，提出政德建设的目标。县委把推进政德建设作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核心要求和根本举措，提出了13年奋斗目标。从2008年夏天开始，用13年的时间，即从2008年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把沧县的全县党员干部建设成为在全国2700多个县市区中排行一流的干部队伍。13年时间分三步走。第一步从2008年到2011年建党90周年，开启政德建设，创新道路、积累经验，为后十年的政德建设建立一个良好的开端，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第二步从2009年到2014年，依据同志建党90周年讲话的新精神和党的十的新精神，用五年的时间大力推进政德建设创新，大力推进沧县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大力推进整个文化建设创新，为沧县实现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打下一个决定性的基础。第三步从2014年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依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党建新精神和党的的新精神，于更高的层面推进干部政德建设的每年创新，在沧县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优异的政德建设成绩，以优异的民生建设成就，给老百姓一个交代，给建党100周年一个献礼。其次，明确干部政德的“六条标准”。即：掌权为公、执政为民；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实事求是、襟怀坦白；艰苦奋斗、甘于奉献；严以律己、清正廉洁。最后，确立推进政德建设的基本途径。县委按照“教育为先、实践为本、由表及里、层层推进”的基本思路，依据每年沧县发展的具体中心任务，依据每年干部队伍的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每年确立一个创新主题，实现每年一个创新，每年一个亮点。前后13年，实现13大创新，呈现13大亮点，形成一个波浪式的创新运动。
（二）注重宣传教育灌输以育“德”
沧县在干部培养过程中，注重通过教育来培养干部的政德，以多种途径，对广大干部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化的教育引导。首先，加强学习，强化政德灌输。一方面是理论灌输，即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党的理论文献、制度法规等；另一方面是组织行为灌输，即县委采取召开会议必讲政德，听取汇报必听政德，检查工作必查政德的措施，把政德建设融入到具体的工作之中，强力推动政德建设入脑入心，使政德建设内化为广大干部的潜在意识。其次，加大培训、固化政德教育。沧县县委把政德教育纳入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范围，作为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在县四大班子下属的所有党政机关以及各个乡镇村都对干部进行政德教育大培训，使之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再次，不断创新，活化政德载体。沧县以构建推进创新的工作机制为前提，不断创新推进政德建设的活动载体，如开展“政德在岗位闪光”等活动，根据岗位特点，把政德要求寓于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实践活动之中，使政德建设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最后，广泛宣传，普化政德建设。县委开动县域内所有宣传媒体，对干部政德建设进行深入广泛的宣传，一方面，为政德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动员党员干部和全县70万民众都来参与政德建设与公民的道德建设，实现道德建设的普及化
（三）把握导向以践“德”
选人用人，导向问题是关键。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认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2］把握用人导向以践“德”，就是把政德教育贯穿于干部选拔任用的组织人事工作中，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沧县在用人导向上着重做到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以德选人。沧县县委在选人用人上，旗帜鲜明，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德”作为选人用人的根本标准。其次，以德用人。在干部的使用上，沧县坚持以德才判优劣，按标准定取舍，通过建立领导干部政德考核档案，把政德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真正做到用政德高尚的人，用想干事、能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人。最后，以德育人。县委把政德要求纳入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之中，作为发现、培养年轻后备干部的重要标准，贯穿于个人学习、工作、生活全过程，不断加大对后备干部队伍的培养、锻炼力度。
（四）完善机制以固“德”
邓小平曾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抓政德建设，必须把好的做法、好的经验逐步用制度固定下来，才能保证政德建设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沧县正是在工作中坚持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政德建设的重要保证，力图实现以制度促规范、求长效、创特色、践民主。首先，建立健全推进政德建设的各项制度。沧县各个机关把本机关好的经验、做法都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如：县公安局的《分工负责及包片制度》、县政府采购中心的《政府采购工作职责》；捷地乡的《村级工作运行机制》、黄递铺乡的《村民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四年来，沧县县委每向前走一年，岁末年初之际，就进行一次深入的总结，把比较成熟有效发挥作用的好做法提升为制度，一年后再进行系统的丰富和完善，使制度建设和政德建设同步。其次，构建推进政德建设的长效机制。沧县县委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围绕学习培训、实践锻炼、选人用人、考评考核，制定完善了《机关干部日常学习制度》、《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办法》等制度规定，逐步完善政德建设评价、监督、制约、考核等一系列长效机制，积极探索政德与奖惩、政德与干部任用相衔接的具体办法。
（五）健全评价体系以考“德”
推进干部政德建设，考核评价是关键。“识人难、用人难，往往难在识德上，如何考察干部的德，一直是干部考察中的一大难题。”［4］四年来，沧县县委本着客观、公平、公正、群众公认、简便易行的原则，探索建立与实施了个人述德与组织考察相结合、领导评价与群众评议相结合、专项考核与综合考核相结合、横向考察与纵向考察相结合的考核评价体系。具体做法是：首先，个人述德与组织考察相结合。每年底领导干部对照政德建设标准，全面总结自身在一年和重要阶段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政德建设情况，在本单位全体干部会上进行述德。然后，组织部门进行正式考核，县委考核组采取问卷调查、座谈了解、实地走访等形式，对领导干部的政德表现进行考察，作出最后的评价。其次，领导评价与群众评议相结合。沧县实行县级领导季度评价制度，每季度末由县级领导按照工作分工和职责要求，对所分管乡镇、部门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政德表现进行评价打分，各单位“一把手”对班子成员的政德表现进行评定。群众评议采取每年结合行风评议、民主测评活动，组织机关全体干部、服务对象、普通党员群众及“两代表一委员”，对领导干部政德情况进行集中评议。再次，专项考核与综合考核相结合。专项考核就是根据具体指标分别对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品德、干部的勤政廉政品格以及干部的个人品德进行考核。在专项考核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考核，全面考核领导干部一贯性的行为倾向和行为方式。最后，横向考察与纵向考察相结合。横向考察，就是加强与纪检、审计、等部门联系，审查其有无违法违纪现象，认真核查群众举报电话、举报信中反映的领导干部政德等方面的问题，全面客观地考核评价领导干部政德水平。纵向考核，采取查阅领导干部档案资料等方式，把对干部的平时考察、年度考察与任前考察、届中考察、届末考察结合起来，增强干部考核的纵深度。运用这一体系，开拓了干部政德考核评价的新途径，推进了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
三、构建科学的干部政德建设体系的思考
河北沧县在构建干部政德建设体系中，探索出了符合本地实际的一套模式，其体系本身的合理性、严密性和完整性，值得各个地方研究和借鉴。
构建科学的干部政德建设体系是当前搞好政德建设，提高党员干部为政之德的重要保障，体系的构建需要严密、完整、科学，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因此，在构建干部政德建设体系的过程中，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干部政德建设体系的构建要具有可操作性
构建干部政德建设体系是以政德建设取得实效性为目的，因此，体系的构建要有可操作性才有意义。每个地区每个部门的情况不同，可以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德建设体系。不能为求大求全求新而使体系的建立如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要本着客观、实际、有效的原则，使干部政德建设体系确立后在实际运行中真正能发挥提高干部政德的作用。
（二）干部政德建设体系的构建要具有严密性
一个体系如同一张渔网，要做到严密，环环相扣才能发挥作用。否则，一旦哪个环节出现漏洞，整个体系的构建也就失去了意义。构建干部政德建设体系，要在各个环节的设计上，充分考虑有关干部政德出现问题的各种因素，在整个体系设计上做到严格、严密，力求在这个体系中去提高党员干部的政德，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三）干部政德建设体系的构建要具有完整性
体系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政德”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无形的东西，要把这种无形的东西塑造好，确实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构建干部政德建设体系，要注意从总体上把握好，以党员干部政德建设的目标为起点，包括教育培养、监督、考核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等，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使各个环节相互衔接、相互呼应，共同作用，把好党员干部政德建设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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