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2 15:28:13
现存《淮海集》80多首词中，描写恋情相思、离愁别恨的占一半以上，但秦观笔下的恋情词与前辈词人乃至同时代的词人相比，很少带有浓重香艳的脂粉气。在传统的题材范围内，秦观把原来的艳情词改造为表现真挚爱情的纯正雅词。他多愁善感，性格柔弱，满怀真诚的爱意和深切的同情与一些风尘女子结为知己，并且建立了真挚的爱情和友谊。在写到她们时，地位是平等的、态度是尊重的，充满了真诚的情爱意识。然而她们的身份、处境却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留给词人的是一次又一次忧愁的离别。秦观词最善于表达词人心灵中一种最为柔婉精微的感受，显得缠绵悱恻、情意绵绵。
秦观的很多恋情词外表看来虽然极为平淡，但在平淡中却带着作者极为纤细锐敏的一种心灵上的感受。请看他小令中的压卷之作《浣溪沙》词：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这首词写春愁，描绘了一位女性在春天的早晨独住一处所产生的细微的寂寞和淡淡的哀愁，既没有“新人耳目”的字眼，也没有刻骨铭心的相思词，完全是从自己的感受方面抒思。词里的女主人公有着属于自己的真实情感和独特个性，她秀媚在骨，温柔痴情。首句点明时间、地点及环境，写法由低处向高处延伸，落脚于小楼上，暗示这位女性居于楼中。一个动词“上”，拟人化地写出了一丝寒意轻袭小楼。次句是说她倚栏遥望，百无聊赖，看到的景色却是“似穷秋”的“晓阴”。“淡烟流水画屏幽”，还是回屋吧，然而映入她眼帘的淡烟流水的画屏，萧瑟暗淡，更加令人不欢。最著名的是下阕的前两句，韵味清新，比喻新巧。片片落花在微风的吹拂中无序飘飞着，昏暗迷蒙，如同梦中；无边无际的丝丝春雨犹如女主人公心头的愁思。“梦”与“飞花”、“愁”与“丝雨”本无相通相似之点，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梦”与“飞花”给人的感觉都是“轻”，“愁”与“丝雨”给人的印象都是“细”。这样就将细微的景物与幽眇的感情极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难以捕捉的抽象的“梦”与“愁”成为触手可及的具体形象，这种比喻，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通感”。本体和喻体靠着两者之间的“共同点”（“轻”与“细”）和谐地勾连在一起，它与一般的比喻比较显得新巧清新、生动形象。耐人寻味的是末句“宝帘闲挂小银钩”，无所慰藉的女主人公不堪这愁苦的景色，放下帘子，和衣躺在床上，任凭自身寂寞。而卷帘上的银钩慢悠悠、懒洋洋地晃动着。一个“闲”字，点明了女主人公春意阑珊的无绪心境。这首词抒发了闺妇的闲愁，婉转凄怨，尤其是下阕更是造语惊人，比喻奇特，收到了“含不尽之情见于言外”的艺术效果，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思维想象空间，具有韵味无穷的艺术魅力。
与前辈词人相比，秦观恋情词，有别于封建士大夫和一些无聊文人专写涉足青楼描述风流韵事的题材，其闺思恋情较为健康、真挚，恋情词纯厚和美。流传千古的经典作品《鹊桥仙》，借民间神话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赞美了坚贞纯洁的爱情，否定了朝欢暮乐的平庸生活，情感真挚，格调高雅。虽然前代诗人歌咏很多，大都思想平淡，缺乏新意，如欧阳修《渔家傲》：“一别今年始见，新欢旧恨知何限。佳期贪眷恋。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坡《菩萨蛮》：“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但秦观却能自出机杼，一反常态，写得不同凡响，更为真挚动人，且看：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词作一开头便描绘了一幅七夕美丽的风情图：初秋的七月，天气晴朗，群星闪烁，天空的云彩纤细清新，词人仰望夜空，看到了“弄巧”的云、“传恨”的星。“飞”字，即写牛女奔赴佳会的急切心情。“银汉迢迢”形容阔别之久，离恨之深。“暗度”，饶有韵味，其义近“幽会”。如此良宵之夜，盼望已久的情侣，在微茫的景象中，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踏上鹊桥之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则是词人的议论：在这清冷的夜晚，牛女短暂相会，胜过人间无数次。“金风”即秋风，“玉露”即白露，是秋令的特征，借此高爽的秋风与纯白的露水烘托牛女高尚纯洁的情操和品格。如果说上阕写相见之难，那么下阕则写离别之难。缠绵的情感，像银河的水波一样清洁荡漾，美好的相见似梦境一般恍若迷离。梦境是甜蜜的、是无限向往的，同时也是短暂的。乍相见，骤分离，牛女怎能忍心回首去看鹊桥上归去的路径呢？一个“忍”字，写尽了万种离情和一腔哀怨。末两句笔锋陡然一转，突现柳暗花明，开拓出新的境界。是悲哀中的欢乐，可以看做牛女的爱情誓言，或者是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这里，词人以美好的愿望、落地有声的警策之语昭示出纯真爱情的真谛：如果双方的爱情忠贞不渝，那又何必在乎朝朝暮暮厮守在一起呢？即使“各在天一涯”，彼此也永远相爱，析理精辟，格调高绝，无怪黄蓼园说：“‘两情若是久长’，不在‘朝朝暮暮’，所谓化臭腐为神奇。”
作者对于爱情的严肃态度，显然与许多诗词中把女性的容貌和情感作为赏玩对象的做法有别，因此增添了“情”的感染力。词人多情而又钟情、敏锐而又柔弱，很少轻薄与洒脱，因而在他的恋情词里，往往怀着平等的态度、真诚的心愿去写她们，可是在词人的一生中始终没有找到爱的港湾，他的爱情生涯始终笼罩在飘渺、忧郁、无望的浓雾之中。
秦观的恋情词，情感是哀伤的，色调却是绚丽和谐的，遍览《淮海集》，我们感觉他是一位丹青高手。秦观特别喜欢搭配使用红色、绿色和黄色，形成鲜明的色调，如“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八六子》）“楼外残阳红满，春入柳条将半。”（《如梦令》其四）“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江城子》）等，如同印象派的画一样，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效果。秦观还喜欢黄鹂、画楼、黄昏、斜阳、落花、碧云、杨柳等字眼，组成自然美丽的意象，构成色彩斑斓、绚丽和谐的画面，让人感到一种明丽韶秀之美。而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自然，好像是不经意而为之。如写于早年绮艳生活的《醉桃源》，词的上阕：“碧天如云月如眉，城头银漏迟。绿波风动画船移，羞见初见时。”以“碧天”、绿波的“绿”为底色，配以月光的“白”色和“银漏”的“黄”色，确实显得和谐而美丽。
秦观词一到抒情的高潮，即刻打住，转而写景，以景语收束，富言外之意。秦词能用最精练的语句表现最丰富的内容，除了在整体上呈典雅深婉、情辞兼胜的风格外，其结句多能描绘出清音余响的意境。如《八六子》写分别后的相思之情，结句“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词人将无法言状、无以排遣的愁绪，拓展到婉转鸣啼的黄鹂，更增添了无限凄婉缠绵。《画堂春》的结句“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更是深得迷离之韵味。类似的例子还有“水边灯火渐人行，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南歌子》）、“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满庭芳》）等。此外，写于被贬后期的几首《如梦令》也具有这种特点：
消瘦，消瘦，还是褪花时候。（门外鸦啼杨柳）
回首，回首，绕岸夕阳疏柳。（幽梦匆匆破后）
无绪，无绪，帘外五更风雨。（池上春归何处）
这些结句融情于景，以景衬情，使感情含蓄深邃，常常于一往情深处用写景的手法将浓情拓展于言外，于景中，造成一种含蓄迷离、韵味深长的境界，余音绕梁、袅袅不绝的艺术效果，语言也洗练精确，确实“天生好言语”。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摘 要： 秦观是北宋词坛一位多情敏感的词人，一生创作的抒情词作，体现出凄美感伤的词风。首先，这与他不幸的身世和悲惨的政治遭遇是分不开的。其次，特殊的“艳情”经历和对《花间》遗韵的继承和创新，成为了他伤感词风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凄美伤感的雅词就成了后代士大夫所欣赏和仿效的对象。从而确立了宋代婉约词乃至后代婉约词的基本审美形态，被誉为词坛正宗。取得了词史上突出的地位。
关键词： 秦观伤感的风格艳情 《花间》遗韵
Abstract： When north Su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rase，bringing about the high peak that a poem turn because Sushi’S emergence.Be Oin Guan of Su Shi’S door four one of the bachelor’S degrees，although is Su Shi’S good friend。in the phrase it writes the aspect，But did not follow the Su its”take poem as the phrase”expands the creative trial.but still stay around《HUA JIAN》the tradition of the phrase in.In the phrase inside permit the aspect，see from the surface，although with《HUA JIAN》the phrase tradition contain close by place，however in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aspect，have the special and sad style of oneself， pursue the essence of a kind of more pure phrase
Key words： Qin Guan sad gorgeous feeling 《HUA JIAN》Lingering charm
一、 个人经历是其词风的主要成因
虽然是豪放派大家苏轼的得意门生，但秦观词风却截然不同。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悲喜人情，也有“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的孤寂哀愁。其词作中尽现婉约愁苦凄厉之情。细追其成因大致有二：其一，秦观的一生不得意，对他的词影响颇大。他的政治境遇造就其身世之感，他的思想素养影响了自身性格、感情，使其迁谪之词充满了衷情苦思的悲情风格。其二，秦观个人“艳情”经历使他寄迹青楼，颇为用情，故而在词中留下了不少伤心语。
秦观在政治上的遭遇造就了他悲惨的身世，进而影响到他词的创作。敏锐多感的秦观却经受不了贬谪的挫折，受到深重的伤害。这使他在词的写作方面，超越了自身早年的以柔婉为主的风格，而经由凄婉转为凄厉，创作出了一种在意境方面更具有深度的作品。写出“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的哀痛疾呼之词。由“佳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到“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之词是其词作风格转变的真实写照。
另外，秦观还“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1]P1652。其《八六子》等词作就是借恋人别后的苦苦相思，凝聚了自己一生潦倒、仕途坎坷之悲，整个作品已然清冷凄寂，格调越发沉痛苍凉。
秦观是苏门“苏门四学士”中最晚的进士。其多愁善感的个性，加之与青楼女子的艳情，使得他的词作颇多狎妓。因此，在他的手里，词仍是“艳科”，今存之《淮海词》，十之八九是写艳情的。而其成功又不在单纯的艳情，他是把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则其词的“婉约”是“深”而不“腻”，若我们把他放到宋词发展史中去考察就可以看到，五代南唐词变花间词的鄙俗为闲雅，已经初步表露出对“韵胜”的要求，昭示了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而秦观所处时代所面对的词坛现实，所要解决的词学难题是怎样既写慢词又保持小令的韵胜。而真正解决了慢词韵胜问题的是秦观，所以清人江顺诒说：“秦少游得尊前、花间遗韵，却能自出清新”。确立了宋代婉约词乃至后代婉约词的基本审美形态：凄美之韵，从而被誉为词坛正宗。秦观属于逆溯之回流式的词人。秦观在当时之未曾追随苏轼的拓展，在作词取景上虽不如苏轼之词高远，却更多的追求意象的精致幽美，多了一层对词之原有的本质重新加以认定的意义。秦观的词作实属一种回流，然而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回流，而是继承了《花问》的遗韵，创新了“词”之本质。秦观之词不是诗人之词。而是词人之词。在他的词里常常是那种最为柔婉的，最幽微的感受。不必有什么寄托和理想。就是一种很敏锐的感觉。这尤其在他早期的词作中所表现的纤柔婉约之风格，使人被其锐敏多感之“词心”所感动。
二、反映在词作中的感伤风格
秦观的词作擅长借景抒情。在他流放郴州期间所写的《踏莎行》尤为著名，“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体现了他对误入仕途、卷进的无穷悔恨。秦观去世后，苏轼特别将此词作书于扇上，并题识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2]P98他的词色彩轻倩，大多以爱情的讴歌感动人心。宋人魏庆之说：“少游小词奇丽。”周济说：“少游意在储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其词《浣溪纱》：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真是时女初花，妩媚风流！这样倩丽的色彩与沉重的身世之感如何统一在词中呢？周济在评价他的词中说出：“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例如赠妓词《满庭芳》中的词句“销魂。当此际”语受到苏轼讥评，谓其“学柳七作词”但又盛赞其词，“取其首句，呼之为‘山抹微云’君”。整首词写艳情，用市井语直接抒发，正是苏轼所说的“学柳七作词”，描景则语言高华，完全是士大夫之吐属，而坎坷的遭遇，落拓的身世又不自觉地附丽在景语之上不是有意寄托，而是无可强求的万不得已的词心之自然流露。两种语言分写情景，情浅景深，情俗景雅，以少游之长才，将两种写法和谐地糅合在一起，使得词作呈现出内外两层情感：外浅而内深，其词心在身世之感触，所以冯煦说：“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
总之，秦观个人经历使得他的词作具有婉约凄美之风格，形成了词史上影响巨大的抒情范式。他的词作传递出广大文人志士共同的悲哀，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和褒誉。但是从宋韵的人生内涵来看，秦观是一个生命自由的追求者。他的词表现对生命活力不能舒展的忧郁，表现出在强大外力面前的无可奈何。在羁旅行役中，他似乎失落了自己的归属感，他所不断吟唱的实际是对人生归属、对自由家园的深沉而无奈的呼唤。这便是秦观词美的人生内涵。因而，秦观词是现实，为文人提供了仿效的榜样。他吸取了张先词的小令作法，同时大量继承了柳永慢词的铺叙，变成了“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成功地贴近了普通士大夫的生活和情感，为慢词的韵美找到了实现的途径。他所创造的凄美雅词也成了后代士大夫所欣赏和仿效的对象。在词体演进的发展过程中，秦观之词在选景时，更多的是在柳永以赋法入词的基础上精研和锤炼，使得慢词的创作日趋成熟。孙兢《竹坡老人词序》云：“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兼胜者，唯秦少游而己。”[1]P1643因此其词句较柳永高雅，又不似周邦彦那般晦涩，得到了广大欣赏者的普遍喜爱，取得了词史上突出的地位。 （作者单位：吕梁学院离石师范分校中文系）
参考文献：
[1] 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
关键词 先秦 儒家 游戏
游戏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生活所不能或缺的部分，在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教育领域、教育家的眼中，游戏对于人的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游戏的娱乐性、竞争性、刺激性、知识性能使受教育者的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发展。但对于游戏的产生及认识并不是到近现代才开始，早在代表中国文化先驱的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甚至还形成了一定的特点。
一、先秦时期儒家已产生诸多游戏活动
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代 ，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儒家为中国古代很有影响力的学派，儒家学说又称儒学，其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 “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
（一）从史料记载和文物出土分析。
中国游戏的种类繁多，且历史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史书中便有相关记载。《论语》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很明显的表达了孔子认为下棋的益处，以及认识到了游戏的作用并证明棋类游戏已经存在的事实。《孟子·告子》中：“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也证明了先秦时期人们是很注重围棋的功用。《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为儿嬉戏，常陈姐豆，设礼容”记录了当时的儿童角色扮演游戏。《左传·昭公十二年》中：“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记录了诸侯们所进行的投壶游戏。《战国策·齐策》中：“临淄之中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竿、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这里所提到的“斗鸡”、“走狗”、“六博”、“踏鞠”，都为战国时期民间流行的游戏活动。如此详细的记载都说明了先秦时期游戏的存在。
游戏活动的存在不仅能从史书中找到证据，文物的出土亦是更有利的证据。1975年山东营南大店春秋时期营国殉人墓曾出土过一只陶壶，残高26厘米，腹径19.8厘米，底径17厘米。口沿残缺，长颈，鼓腹，平底，颈肩部四道凸弦纹，朱绘雷纹，腹部朱绘三角雷纹。考古学家后已证实这是较早的投壶实物资料。
（二）从游戏的起源分析。
追溯游戏的起源，诸多的学者都已做过颇多的研究，概括起来为以下几点，生产劳动、经济状况、军事战争、社会风俗等。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生存的唯一来源，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生产劳动。如射箭游戏就是由最开始的狩猎演变而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狼烟四起，兵荒马乱的天下大乱时期，很多当时演练的项目最后也都演变成了民间游戏。《左传》及《战国策》中就有很多有关战争最后演变成民间游戏的记载。其实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背景下，人们也要求有一定的娱乐形式来丰富生活，经过了夏商周等时期，经济状况已有所发展也成为了游戏活动产生的前提条件。
从以上两个角度分析，毫无疑问、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游戏活动。
二、重智能游戏而轻体能游戏
如果根据钟敬文先生对游戏的三种分类法把游戏分为：智能游戏、体能游戏、智能与体能结合的游戏，那儒家则重智能游戏而轻体能游戏，儒家“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的观点就表达了剧烈运动的游戏是不合温文尔雅的君子要求的，故批评乃至抵制这类游戏。他们主张用“合于礼仪”的“雅戏”如棋类、射箭、投壶等来代替体能游戏。如孔子的教育文献中都较少见到关于体育游戏的论述，除了“歌诗、习礼、读书”等“积极”的游戏外，对其他游戏基本不持肯定态度。
三、 游戏的礼节性、道德性
重礼的思想影响了儒家各个领域的活动，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当然也包括游戏娱乐活动，儒家的游戏必定是一种礼节性很强的游戏。《礼记》中关于投壶游戏有着详细的记载，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投壶非常注重礼节，有专门用具、程序与步骤。
除了“礼”，“仁”也是儒家思想的又一重点。以仁为人、以德为政都是儒家所宣扬的观点。毋庸置疑，儒家游戏在“仁”思想的影响下更注重道德性。西周时期对于“射”就提出了“德”和“体”两方而的要求，即以射观德，以射强体。
儒家的“中庸”思想也存在于他们的游戏观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描写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庸”思想要求人每时每刻都保持理性，不偏不倚，游戏活动时也一样。只是这种思想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游戏的功利性而损失其本身的娱乐性。甚至从某个角度可能阻碍个人身心的自由发展，而导向一定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黄绍文,卿丽蓉.中国传统儿童游戏观探析[J].长沙师范专科学报,2005.
[2]熊振强.中国古代体育游戏的渊源、类型及社会影响[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9,3.
[3]吕逸.中国古代儿童游戏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4]揣静.中国古壶游戏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10.
[5]向娟.王国维游戏观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07
沈阳市教育局
李静
秦岭违建别墅问题，始于2003年，之后不断有人反映秦岭南北麓别墅、高尔夫球场等国家明令禁止的项目到处可见，多家媒体都有报道，然而，直到最高领导人下6次批示，中央专门派驻整治工作组，并且由中纪委副书记挂帅，问题才得到解决。
我们感到奇怪的是，秦岭别墅位于自然保护区内，又占用基本农田，目标够大够明显，违法违纪事实清楚，为什么就是这么难以解决。揭秘其中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当初这些别墅是怎么“野蛮生长”起来的？在当时建别墅就是违法的，有些人敢于去建，肯定是“朝中有人”，在一些地方官员的庇护下才敢于违规操作；二是为什么当地官员以及监管部门下不了手？究其原因还是不法官商合谋。原任的区委、政府及国土资源部门领导被调整或调查以后，失去了保护伞，问题就充分暴露了。
在各地经济建设中如何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我们认为要认真分析秦岭案件，吸取经验教训，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坚持学以致用、提高政治站位，从“两个坚决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立足绿色发展、保护好生态环境、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
二是要深刻认识违规建别墅问题反映的是贯彻重要批示指示不坚决、不扎实、不到位的严重问题，既包括政治上的问题，也包括行政业务上的问题。要深刻检查问题背后的原因，从政治纪律查起，着眼政治上查清、整治上彻底、长远上规范，把官商不正常的关系链斩断。
三是要坚持以上率下，倡导苦干实干，以大无畏的奋斗精神做好专项整治工作。要在领导方法上切实解决好“以上率下”问题，教育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政治态度、思想作风、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作好表率。
四是要在正确政绩观上切实解决好防止“急功近利”问题，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做好各项工作。面对出现的问题，必须以最坚定的决心、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搞好彻底查清、彻底排查、彻底整治、彻底查处、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决不能去掩饰、敷衍，只做表面文章。
本文通过 文献 考察认为，西周以至春秋中期通行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自春秋后期以至西汉，“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种《诗》学观并行，因而在《诗》的流传中也存在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大《诗》学系统。
一、“以《诗》为史”《诗》学观的建立
记载《诗》在先秦时期流传的可靠资料是《左传》和《国语》。《左传》存与《诗》相关记载279条、《国语》存与《诗》相关记载38条，共计317条。其中春秋前人引《诗》3条（均见《国语》），《左传》载春秋人作《诗》5首;其余309条记载， 参考 董治安先生统计 ① 可分为:春秋前期（隐公至闵公）2条（均见《左传》引《诗》）、春秋中期（僖公至成公）72条（《左传》引《诗》45条、赋《诗》13条，《国语》引《诗》9条、赋《诗》5条）、春秋后期（襄公至哀公）183条（《左传》引《诗》82条、赋《诗》55条、歌《诗》25条，《国语》引《诗》14条、赋《诗》1条、歌《诗》6条），《左传》作者以“君子曰”、“君子以”等形式引《诗》52条。 研究 《左传》和《国语》这些记载，可见先秦引《诗》用《诗》 方法 的变化和《诗》学观的改变。
西周人引《诗》3条均见于《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引《周颂·时迈》“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谏周穆王勿征犬戎;芮良父引《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丞民，莫匪尔极”及《大雅·文王》“陈锡载周”，来劝谏周厉王勿“专利”以巧取豪夺。这种用《诗》谏政的方法，首先与时人对《诗》的 社会 功用的认识相联系。《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谏周厉王弭谤时曾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晋语六》载范文子亦曾追述过此事。邵公云天子听政欲“事行而不悖”，必须使人献诗、曲、书，可见在彼时人们眼中，诗、曲、书所载内容都是朝廷施政的重要比照。周人是一个农业部族，原始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原始社会长老制的遗留，致使他们十分看重 历史 经验，甚至有《诗·大雅·板》所谓的“先民有言，询于刍荛”之说。邵公强调诗、曲、书对谏政的重要作用，主要基于这一“先民之训”所承载的历史经验。从《国语·周语上》所载与邵公同 时代 的芮良夫以《颂》、《大雅》谏周厉王可知，他们所讲的“诗”中，当然包括后来编入《诗三百》的一些诗篇。从这一角度讲，是彼时人认为《诗》可以承载历史，《诗》是历史的反映;《诗》既可以反映周先祖、周初诸王的德政与德化，即《颂》与“正风”、“正雅”，也可以反映西周中期以来的乱政与黑暗，即“变风”、“变雅”。而它们所承载的内容，都可以作为后代施政的参照和对比，故《诗》可以作为谏政工具。这种“诗载史”思想，是后世“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滥觞。
春秋前期人引《诗》2条均见于《左传》:《桓公六年》载郑太子忽引《大雅·文王》“自求多福”来解释对齐辞婚的原因，《闵公元年》载管仲引《小雅·出车》“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劝齐桓公讨伐攻打狄人。两者所引，均将《诗》句作为格言。以《诗》为格言的观念，当建立在承认《诗》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行为和语言、或某些历史事件所生成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是“诗载史”观念的 发展 。以《诗》作为格言来引用，不仅承认《诗》的历史意义，并且将《诗》所包容的前人的历史经验外化为一种社会准则，从而使《诗》不仅具有历史事实的比照作用，并且具有社会公理的指导意义。这种以《诗》作为自己立身处世准则、作为国家军事攻守策略之道的引《诗》方式，发展了西周“《诗》载史”的观念。
春秋中期人引《诗》53条，主要延续着前人“《诗》载史”的观念，沿用着前人以《诗》为史和以《诗》作为格言或公理的用《诗》方法。如《左传·僖公五年》载士蔫引《大雅·板》“怀德惟宁，宗子惟城”以谏晋侯筑城、《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韩简引《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云云以论晋惠公之败、《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富辰引《小雅·正月》“协比其邻，婚姻孔云”以劝周天子召回王子带，等等，都是或把《诗》句作为格言，或把《诗》句视 为公理，而其基础则首先是把《诗》句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行为和语言看作历史经验;又如《左传·僖公九年》载公孙枝引《大雅·皇矣》“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等周文王作为来反比夷吾不能安定晋国、《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子鱼引《大雅·思齐》所述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诸作为来劝谏宋襄公修德以胜曹，等等，都把《诗》句所述当作历史事实。《国语》载彼时人引《诗》也同样将《诗》句作为格言、公理或历史事实。
自西周至春秋中期，“《诗》载史”思想指导下的以《诗》所述为史实或格言的引《诗》方法连绵不断地发展。至春秋中期，终于成为多数人认可的引《诗》方式。他们在引《诗》中或把《诗》句当作格言或公理，或把《诗》句所述当作历史事实，以此指导施政与攻守，以此规范社会与人生，反映着彼时“以《诗》为史”的《诗》学观的形成。
二、“以《诗》为史”《诗》学观受到挑战
但同时，春秋中期那“以《诗》为史”的《诗》学观也受到挑战，这突出表现在春秋中期人“赋《诗》言志”时所蕴含的对《诗》作用之认识的变化中。
《尚书·尧典》说舜时即有“诗言志”的观念，这未必可信。但春秋中期人赋《诗》以言志，见于《左传》者13条，见于《国语》者5条，却分明说明着此一时期“《诗》言志”观念的流行。赋《诗》的目的在于“言志”，即表现本人或本方的思想观点、愿望抱负。其所引，有的用《诗》的原始本义，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秦伯赋《小雅·六月》以示助重耳复国、重耳赋《河水》取“朝宗”之意答拜，如《左传·文公七年》载荀林夫赋《大雅·板》第三章以谏先蔑。但《诗》之本义的有限性与“志”之内容的无限性的矛盾，使人们在“言志”赋《诗》时往往偏离其原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如《左传·成公九年》载季文子回国复命时，在鲁成公招待他的宴会上赋《大雅·韩奕》之第五章，此章的原始本义为赞美蹶父为其女韩姑找到了韩侯这一好丈夫而嫁到韩国。这本与鲁之穆姜无关，而穆姜却从厢房里出来两次下拜，并因《邶风·绿衣》有“我思古人，实获我心”等句而赋此诗以答拜季文子，还联系自己的境遇加以解说。穆姜所理解、所接受的不是此章的原始本义而是其本义的泛化——由赞韩姑而引申到赞所有嫁给诸侯的他姓女。此类赋《诗》取用引申义的做法在此一时期例子很多，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郑鲁之会时郑子家与鲁季文子所赋《小雅·鸿雁》、《小雅·四月》、《风·载驰》、《小雅·采薇》。这种不用《诗》的原始本义而用引申义的做法，将《诗》的历史事实的比照作用加以泛化，偏离了旧有的“《诗》载史”观念。
抛开《诗》的原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这一现象可能是从鲁文公时期开始的。鲁文公之前人赋《诗》，《左传》载2条，均见《僖公二十三年》，系用《诗》之原始本义，已见上述;《国语》载5条，均见《晋语四》，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载为同一事，即秦伯与重耳在宴会上分别赋《小雅·采菽》、《小雅·黍苗》、《小雅·小宛》之首章“鸠飞”、《小雅·六月》，皆取《诗》之原始本义。但在鲁文公时期，赋《诗》取义则起了变化。《左传·文公三年》所载赋《诗》尚用原始本义，而《左传·文公四年》所载赋《诗》则用引申义——文载卫国的宁武子聘鲁，鲁文公在宴会上为他赋《小雅·湛露》和《小雅·彤弓》，宁武子既不辞谢又不赋《诗》答拜，事后他自己解释原因为:此两 《诗》系天子宴诸侯时所用，“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故自己不对。抛开两者间的 政治 斗争成分不讲，单就用《诗》方式而言，鲁文公所用为《诗》的引申义，宁武子坚持的是《诗》的原始本义。宁武子敢在鲁朝廷上不答拜其所赋《诗》，并敢公开面对鲁行人坚持《诗》的原始本义，这说明在鲁文公前期，赋《诗》中取用《诗》的引申义的做法并没有获得社会舆论的普遍认可。但在鲁文公后期，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取用《诗》之引申义的做法获得了广泛承认，《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郑鲁之会时所赋《小雅·鸿雁》、《小雅·四月》、《鄘风·载驰》、《小雅·采薇》均取各《诗》引申义，及上举《左传·成公九年》穆姜对《韩奕》的理解，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此一现象继续发展，至春秋后期，“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受到更大挑战，其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春秋后期赋《诗》56条，主要取用《诗》的引申义。如《左传·襄公八年》载晋范宣子在鲁赋《召南·摽有梅》，杨伯峻注:“本意是男女婚嫁及时”，但范宣子“赋此，寄意于望鲁及时出兵”;又如《左传·昭公元年》载赵孟赋《小雅·瓠叶》取比喻义谓飨礼应从简;复如《左传·昭公二年》载季武子赋《大雅·绵》之卒章，杜预注“以晋侯比文王，以韩子比四辅”，又载季武子赋《小雅·节南山》之卒章，杜预注“以言晋德可以畜万邦”，又载季武子赋《召南·甘棠》，杜预注“以宣子比召公”，等等。这些赋《诗》，都不用《诗》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
如果说这些例子之取用引申义还是后人的理解的话，那么我们来看当事人的解说。《左传·昭公元年》载赵孟赋《召南·采蘩》后自解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此《诗》本为采蘩以祭的劳动歌，赵孟用以比说大国小国，系取其引申义;又载子皮赋《召南·野有死》，赵孟赋《小雅·常棣》后解曰:“吾兄弟比以安，也可使无吠。”《野有死》本述情人避狗叫以幽会，赵孟用来比诸侯国间关系，系取其引申义。由此可见，用引申义赋《诗》的做法，已成为春秋中期人的常用方式。
用引申义赋《诗》的发展，是“断章取义”以赋《诗》的出现。《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齐卢蒲癸答辩娶妻“不辟宗”之责问时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用“赋《诗》断章”作为不循旧章的论据，见其时“断章取义”来赋《诗》已成为彼时通行的方式。
其二，因为此一时期赋《诗》中用引申义成为常式，《诗》原始义的严肃性受到挑战，故诸侯或大夫僭用过去被公认的天子专用《诗》也被时人接受。如《左传·昭公元年》载楚令尹享赵孟时赋《大雅·大明》之首章，杜预注“首章言文王明明照于下，……意在……自光大”，赵孟对此僭越赋《诗》不满，也仅赋《小雅·小宛》之二章“以戒令尹”（杜预注）;而叔向听说此事后则曰“王弱，令尹强，其可哉”，以实力而不以血统论可否得位，可否用某《诗》。出于叔向这种观念，故《左传·襄公八年》载鲁之季武子当着晋大夫范宣子的面赋《小雅·彤弓》时，范宣子不再像《左传·文公四年》所载鲁文公赋《小雅·彤弓》时宁武子那样既不辞谢又不答拜，而是马上应对解说，并言“敢不承命”。
用引申义赋《诗》，赋《诗》时不再顾及原有的品级规定，这种种现象说明着春秋后期一部分人不再把《诗》之所述作为历史，而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表情达志的个人工具。这样，《诗》的固有的历史意义、 《诗》的严肃性便受到严重挑战。
其三，此一时期“以《诗》为史”的传统观受到严重挑战，还表现在对《诗》风成因的理解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观鲁乐工奏《诗》乐而遍论《风》、《雅》、《颂》诸诗，或论其所表现出的民风民气，如谓《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谓《邶》、《卫》“忧而不困”;或由此预言其发展前景，如谓《秦》“能夏则大”，谓《唐》“忧之远”;或论其所表现出的政治风貌，如谓《小雅》“其周德之衰”，谓《大雅》“其文王之德”，谓《颂》“盛德之所同”。这些评说，皆立足于《诗》（当然还包括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道德精神，从思想道德、先王风化的角度阐释《诗》与《诗》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社会作用。这种结合社会政治、道德教化来解说《诗》义与《诗》乐的思想方法，为《诗》的政治化，进而以《诗》作为教化工具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种种现象都说明，春秋后期，偏离“《诗》载史”思想倾向的、用引申义赋《诗》的现象更加普遍;《诗》不再仅仅作为历史载体，而且还具有表情达志等社会作用的新观念更加盛行。此种用《诗》方法和对《诗》的作用的认识，发展到春秋末孔子解《诗》论《诗》时，终于确立了“以《诗》为教”的《诗》学观。
三、孔子“以《诗》为教”《诗》学观的确立
孔子《诗》学观的确立有一曲折过程。《左传》载孔子引《诗》6处计7首，均与《左》、《国》所载春秋人以《诗》为史实或格言的引《诗》方法无大差异。如《宣公九年》载孔子引《大雅·板》诗句评泄冶谏陈灵公，《昭公五年》载孔子引《大雅·抑》诗句赞昭子“不赏私劳”，《昭公七年》载孔子引《小雅·南山有台》诗句赞孟僖子“能补过”堪为榜样，《昭公十三年》载孔子引《小雅·鹿鸣》诗句赞子产，皆以所引《诗》句作为评说人物的依据，可见孔子是将这些诗句作为广为流传的历史公理来看待;《昭公二十年》载孔子评子产宽猛相济以治民，在引《大雅·民劳》“民亦劳止……以绥四方”后曰“施之以宽也”、引“毋从诡随……惨不畏明”后曰“纠之以猛也”、引“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后曰“平之以和也”、在引《商颂·长发》“不竞不……百禄是遒”后曰“和之至也”，均未像后世那样作“怨刺”之解，呈现出将诗句所述作为历史事实的思想观念;《昭公二十八年》载孔子赞魏献子时引《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后解曰“忠也”，当视诗句所述文王训诫语为格言才有是评。这些引《诗》解《诗》的观念和方法，与《论语·八佾》所载孔子以《周颂·雍》“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来比照三桓“以《雍》彻”为僭越的解《诗》方法和《诗》学观念相同。它们说明着孔子确曾有过“以《诗》为史”的《诗》学观阶段。这也是孔子以为《诗》有“博物作用”、“外交作用” ② 的思想学术原因。但后来随着孔子学术思想的逐渐政治化，即其“礼治”思想的确立 ③ ，孔子的《诗》学观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诗》的社会政治作用，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开始强调《诗》的道德教化功能，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基于这种《诗》学思想，孔子才称赞子贡联系道德修养来解《卫风·淇奥》“如切如磋”云云（《论语·学而》），才盛赞子夏联系“礼”来解说《卫风·硕人》“巧笑倩兮”云云的引申义（《论语·八佾》）。
孔子《诗》学观的前后变化，亦反映在 他的引《诗》实践中。随着“郭店竹简”和“上博竹书”等出土简帛的深入研究，《礼记》的先秦史料价值越来越受重视。《礼记》载孔子引《诗》50则中，除《檀弓下》载孔子评“晋之觇宋者”、《表记》载孔子论“事君欲谏不欲陈”、载孔子论“后稷之祀”这3处引《诗》表现出“以《诗》为史”的思想观念外，其余47处或联系礼乐教化、或结合道德修身、或针对社会治理去引用《诗》句，都表现着“以《诗》作为教化工具”的思想观念，可谓孔子《诗》学观前后变化的佐证。
孔子《诗》学观发生变化的时间尚可寻绎。《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死时让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仪以利于以后出使外交。春秋时，引《诗》赋《诗》奏《诗》乐是外交礼仪的重要内容。孟僖子死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时孔子34岁。其前后孔子当以学《诗》后“使于四方能专对”为目的之一来教生授徒，孟僖子才有是举。这是可考证孔子具有“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最早记载。由《左传》作者引《诗》52条可见，《左传》作者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详下）。而《左传》不载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之后的孔子引《诗》说《诗》言论，这或许是因孔子《诗》学观于是年后发生变化所致。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弟子与孔子年岁差异推算，《论语》载孔子与子贡联系道德进化解《淇奥》，与子夏联系礼乐教化解《硕人》，均发生在鲁昭公二十八年（时孔子38岁）后 ④ 。由此可见，孔子从“以《诗》为史”《诗》学观到“以《诗》为教”《诗》学观的变化时间，当发生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至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即孔子34岁至38岁之间。
四、两种《诗》学观的承传（上）
但孔子的《诗》学观在当时并不盛行，春秋后期广为流行的仍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春秋后期人引《诗》依旧把《诗》句所述作为格言或史实，依旧强调《诗》的“谏政”功能。如《左传·襄公七年》晋穆子举荐人时，连引《召南·行露》、《小雅·节南山》、《小雅·小明》诸《诗》句，将它们或作格言、或作公理以作为论人论事的标准;又如《左传·昭公十年》载晋陈桓子将所引《大雅·文王》诗句作为 历史 事实以比照自己的作为;复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答晋侯问时仍强调“瞽为诗”的“谏政”功能。总起来看，此时期引《诗》 方法 与前两期引《诗》方法无多大变化，仍继承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其二，春秋后期在歌《诗》时还保留着过去的品级规定性。《左传·襄公四年》载晋侯享鲁之穆叔时，奏《肆夏》之三，歌《文王》之三，穆叔均不拜;而歌“《鹿鸣》之三”，穆叔却“三拜”。其自己解释原因为:《肆夏》是天子享元侯之乐，《文王》系两君相见之乐，故不拜;而《鹿鸣》是“君所以嘉寡君”，《四牡》是“君所以劳使臣”，《皇皇者华》是“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故下拜。《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晋侯会诸侯于温，强调“歌《诗》必类”，并因齐高厚之《诗》“不类”而谓其“有异志”欲“讨”之 ⑤ 。这种遵从某场合使用某《诗》的历史规则，并承认这种规则的合理性的观念，应是此时期“以《诗》为史”《诗》学观的一种表现。战国时期，两种《诗》学观都在延续。一般认为，《左传》的作者是战国前期人 ⑥ ，上博竹书《诗论》有6处引“孔子 曰” ⑦ ，显系孔子后之人所作。考察它们及战国诸子与《诗》的关系，可见战国人的《诗》学观。
《左传》作者引《诗》52条，其中解说诗篇意旨4处，解诗句13处，其余均为引《诗》作证、作结以论人论事。由这引《诗》论人论事的30余处记载可见，《左传》“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十分明显。它视《诗》句所述为史实以作论据，如《文公二年》载“君子”（即《左传》作者）引《鲁颂·宫》“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和《邶风·泉水》“问我诸姑，遂及伯姊”为史实，以证鲁之“跻僖公”为“非礼”;它更多的是视《诗》句为历史上曾流传的格言以作论据或结论，如《僖公二十四年》载“君子”引《曹风·候人》“彼其之子，不称其服”和《小雅·小明》“自诒伊戚”来论子臧之服“不称”而招祸。这都说明《左传》作者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因此，《左传》作者在解说《诗》篇时不像孔子及汉代“四家诗”那样提倡礼乐教化说。如《左传·隐公三年》载“君子”论忠信时谓“《风》有《采蘩》、《采蘩》，《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前者取诗中采野菜以“荐鬼神”但诚心仍在之义，后者取诗中用劣器以“羞王公”但忠心不改之义，均与汉四家诗说如“夫人不失职”以祭、“大夫妻循法度”以祭、“周家忠厚”以养老、“召康公戒成王”等尚礼制、重教化之说（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有异。这些，可见《左传》作者继承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马承源先生从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战国楚竹书中整理出29支论《诗》竹简 ⑧ 。其 内容 有三，一为综说《诗》及《讼（颂）》、《大夏（大雅）》、《少夏（小雅）》、《邦风（国风）》，二为解说具体诗篇（有时是篇中警句）意旨，三为对所引诗句的评说。
就综论《颂》、《雅》、《风》各类诗篇，竹书作者曰“《讼》平德也，多言後”（2简） ⑨ ，谓“成功者何如?曰讼是也”（5简）;谓“《大夏》盛德”;谓《小雅》“多言难而悁怼者也，衰矣，少矣”。可见竹书综论《诗》，重视《大夏》对周先王功业的歌颂，重视《讼》对文王、武王功业的歌颂，重视《少夏》对周后世之王道德功业的批评，重视《邦风》对民间生活和上下关系的反映。由此看来，竹书作者是把《诗》作为历史史料来看待，作为一部反映周先王基业、文武功业、后代君王少功以及民间风俗政事的历史风俗画卷来对待。也就是说，竹书综论《诗》的特点在于“以《诗》为史”。
马承源先生整理的29支论《诗》简中，解《诗》有三种情况。（一）解整篇诗义者，涉及《清庙》、《生民》、《荡》、《鹿鸣》、《天保》、《小雅·杕杜》、《雨无正》、《节南山》、《关雎》、《木瓜》10处。其所重者为《诗》篇内容，并非刻意挖掘它的引申意义，更较少关涉《诗》篇产生的 社会 作用;它虽然也有关于先王道德的叙说，但不涉及由此道德所生发出的对后世的教化意义，没有道德说教。（二）解说《诗》句者，涉及《清庙》、《烈文》、《昊天有成命》、《文王》、《皇矣》、《大明》6篇。其所评《诗》句，看重的是《诗》句本身所反映的历史状况，而非此一历史状况所能引申和发挥的 政治 作用;虽有对先王道德的赞美，但并不刻意挖掘此种道德所能生发出的对后世的教化意义。（三）表面上看似解《诗》篇而实际上是对《诗》中某些句子的解说。这类论说涉及到今本《诗经》存诗41首、逸诗7首。其解说方法与上同 ⑩ 。
《史记》某些篇章反映了战国时期某些人的引《诗》情况。《商君列传》载赵良曾引《鄘风·相鼠》和逸诗“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作为格言来谏商鞅。《春申君列传》 载黄歇上秦昭王书中曾引《大雅·荡》和《小雅·巧言》作为格言来谏秦昭王。
总之，战国时期，《左传》作者、上博竹书《诗论》作者以及赵良、黄歇等人延续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四、两种《诗》学观的承传（下）将《诗》引用在自己的论说和着述中的是先秦诸子。
学界一般认为墨翟活动在战国初年。《墨子》载论《诗》5处，其中2处言作《诗》（均见《三辩》）、1处言诵《诗》等（《公孟》）、1处言孔子善《诗》（《公孟》），今且不论;另1处谓“夏商之《诗》《书》曰”“有命论”系“暴王作之”，具有“《诗》载史”的观念。《墨子》载引《诗》12处，9处将《诗》所述作为史实，如《尚同中》两引《小雅·皇皇者华》、《兼爱下》引《大雅·大东》、《尚贤中》引《大雅·桑柔》、《尚同中》引《周颂·载见》及《周颂》逸诗等;而另外3处将《诗》句作为格言，如《兼爱下》引《大雅·抑》、《所染》及《非攻中》引逸诗。这些都表现着墨家继承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更能说明 问题 的是，就连那些渲染文王承受天命的《诗》句，墨子也当作史实看，如《明鬼下》引《大雅·文王》、《天志中》引《大雅·皇矣》、《天志下》引《大夏·皇矣》。这13处论《诗》引《诗》，说明墨家继承了“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孟子》载论《诗》6处、引《诗》35处。引《诗》中除去转述孔子引《诗》3处、齐宣王引《诗》l处、王良引《诗》1处不计外，孟子及弟子引《诗》30处中，以《诗》作为格言14次（《梁惠王上》1次、《梁惠王下》2次、《公孙丑上》1次、《滕文公上》1次、《滕文公下》1次、《离娄上》5次、《万章上》2次、《尽心上》1次），作为史实9次（《梁惠王上》1次、《梁惠王下》3次、《滕文公上》3次、《离娄上》1次、《万章上》1次），以《诗》论政教礼义6次（《梁惠王下》1次、《公孙丑上》1次、《万章下》1次、《告子上》1次、《尽心上》1次、《尽心下》1次），引申发挥《诗》义1次（《万章上》）。以《诗》作为格言和史实，说明着孟子对“以《诗》为史”的《诗》学观的继承;而以《诗》论政教礼义，则说明孟子对孔子“以《诗》为教”的《诗》学观的继承，如《尽心上》公孙丑问《魏风·伐檀》“不素餐兮”的含义，孟子用君子用国则“安富尊荣”，“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来解之;又如《梁惠王下》把《小雅·正月》“矣富人，哀此茕独”与行仁政联系起来。
因为要把《诗》与政教礼义联系起来，所以有时孟子就不得不对《诗》句进行引申发挥，如《万章下》载孟子将《小雅·大东》“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与“义，路也;礼，门也”等礼义论述联系起来;又如《告子上》以“饱乎仁义”解《大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等。基于此，孟子主张解《诗》时可以抛开《诗》的原始义而引申发挥《诗》义，《万章上》载咸丘蒙问，从《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一格言式《诗》句出发，如何解舜做天子之后与瞽叟的关系时，孟子以“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来曲解，并由此发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论说，公开否定了传统的以原始义解《诗》的《诗》学传统，从而对孔子“以《诗》为教”的《诗》学观从经典阐释的角度作了 发展 。所以，孟子在“以《诗》为教”的《诗》学观指导下解《诗》时，更加远离《诗》的原始本义。如《告子下》载孟 子解《小雅·小弁》与《邶风·凯风》时，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说“《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对《诗》义引申之后再发挥，离《诗》的原始义甚远。
可见孟子的《诗》学观具有两面性，他既继承了“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又从经典阐释的角度发展了孔子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
较之于孟子，荀子更多地继承了“以《诗》为教”的《诗》学观。《荀子》引《诗》97次，论《诗》20次。考察这些材料可见，荀子既承认《诗》的博物功能，说“《诗》、《书》之博也”（《劝学》），但又嫌它只是反映历史，与社会现实距离较远，说“《诗》、《书》故而不切”（《劝学》）。因此，荀子特别强调解《诗》用《诗》与礼乐教化相结合，说“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不可以得之矣”（《劝学》）。基于此，荀子在引《诗》用《诗》时，既注意它的格言意义和史料价值（如《劝学》引《小雅·小明》、《不苟》引《小雅·鱼丽》、《修身》引《小雅·小旻》、《非十二子》引《大雅·荡》、《荀子·荣辱》引《商颂·长发》），又特别看重它的礼乐教化功能，如《修身》引《小雅·楚茨》“礼仪卒度，笑语卒获”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作结;如《儒效》引《小雅·采菽》“平平左右，亦是率从”以言社会序列不乱;如《儒效》引《大雅·桑柔》“维此良人……宁为荼毒”以强调加强道德修养;如《议兵》引《商颂·长发》“武王载发……则莫我敢遏”以说明仁人当政则国泰民安;等等，均将《诗》句与礼义教化、道德修养、社会治理联系起来。对比上博竹书《诗论》和《荀子》对《曹风·鸠》一诗的引用和解说，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就更加明了。上博竹书《诗论》以“信之”解《尸鸠》11 ，而《荀子》除《劝学》所引为证明“君子结于一”与“信之”相近外，其余如《富国》、《议兵》、《君子》所引，皆与“盛德”或国家治理相联系，由此可看出《荀子》引《诗》解《诗》时，“以《诗》为教”的《诗》学观是主流。
五、两种《诗》学系统及其延续
综上可以看出:西周人以《诗》所载作为历史事实以为时王施政的比照，表现了“以《诗》为史”《诗》学观的萌芽。春秋中期士大夫大量引《诗》，或把《诗》句作为格言，或把《诗》句视为公理，或把《诗》所述当作历史事实，从而确立了“以《诗》为史”的《诗》学观。春秋后期人引《诗》时把《诗》句作为格言或史实，在歌《诗》时还保留着过去的品级规定性，依旧承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左传》作者引《诗》时或视《诗》中所述为史实以作论据，或视《诗》句为格言以作论据或结论，延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上博竹书《诗论》中，不论是综合论《诗》，还是解整篇《诗》义，抑或解说《诗》句，所重者均为其历史意义而不是它的社会政治意义，虽有关于先王道德的叙说，但不涉及由此道德所能生发的教化意义，不强调《诗》的政治功用，它延续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战国诸子中，明显延续“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是墨家。可以说，西周以至春秋士大夫引《诗》歌《诗》、《左传》作者引《诗》、上博竹书《诗论》论《诗》解《诗》、墨家引《诗》，延续着相同的《诗》学观，构成了先秦时“以《诗》为史”的《诗》学系统。
另一方面，春秋中后期人在赋《诗》言 志中，不用《诗》的原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论《诗》时立足于《诗》与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道德精神，从思想道德、王教风化的角度阐释《诗》与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社会作用，酝酿着“以《诗》为教”《诗》学观的产生;孔子在后期谓《诗》可以“兴观群怨”，强调《诗》的思想教化功能，并联系礼乐教化、道德修身、社会治理去引用《诗》句，表现着“以《诗》为教”《诗》学观的确立。孟子在引《诗》时虽有时也把《诗》作为格言或史实，但更多是用《诗》来论政教礼义，将《诗》与行仁政联系起来。因而往往对《诗》句进行引申发挥，主张抛开《诗》的原始义而用引申义，提倡说《诗》时“以意逆志”，公开否定了传统的以原始义解《诗》的《诗》学传统，从而对孔子“以《诗》为教”的《诗》学观从经典阐释的角度作了发展。荀子既承认《诗》的博物功能，又特别强调它的社会现实作用。所以在引《诗》解《诗》时既重视它的格言意义和史料价值，又特别强调它的礼乐教化功能，主要传承着“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孔、孟、荀的《诗》学观和用《诗》实践，构成了先秦时期“以《诗》为教”的《诗》学系统。
先秦时“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的《诗》学系统，分别在汉代延续。
汉代“四家诗”，不管是作为今文的齐诗、鲁诗、韩诗也好，还是作为古文的毛诗也好，尽管其有差别，但它们对《诗》的作用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它们认为《诗》是用来教化世人，用来匡世救世的，故以“美刺”解《诗》是其共同特征。如《关雎》，鲁诗说毕公刺“康王晏起”，齐诗说“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韩诗说“刺时也”，毛诗说“后妃之德也”，皆以道德、礼乐、教化来解《诗》，与上博竹书《诗论》以“怡”解《关雎》大异12 ，其所继承的是孔子奠定“以《诗》为教”的《诗》学系统。
而司马迁认为《诗》是历史的纪录，他在《史记·殷本纪》末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在《史记·平准书》末说“《诗》述殷周之世”。基于这种“《诗》载史”观念，司马迁才在《史记·周本纪》中取《大雅·生民》、《公刘》及《周颂》诸诗写姜螈、后稷、公刘、古公父之史，才取《采薇》等逸《诗》写伯夷、叔齐之高洁。司马迁还继承了春秋人以《诗》作为格言的引《诗》传统，他在《史记·孔子世家》末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绑（向）往之”，取《小雅·车》之言赞孔子;在《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末说“《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用《鲁颂·宫》之言斥淮南、衡山王之叛。这都说明，司马迁继承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应属“以《诗》为史”的《诗》学系统。
不仅仅是司马迁，汉代帝王与大臣也延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传统。《史记·孝文本纪》载孝文帝除肉刑时引《大雅·酌》“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作为古训公理以为论据;《史记·封禅书》载有司贺武帝得宝鼎时引《周颂·丝衣》“自堂徂基”云云为历史证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汉武帝引《小雅·六月》“薄伐弥狁，至于太原”及《小雅·出车》“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做格言以为出征匈奴的依据。《汉书》和《后汉书》中载汉人这类引《诗》作公理古训、引《诗》作历史古证的用法也很普遍，应属“以《诗》为史”的《诗》学系统。
注释
①董治安:《先秦 文献 与先秦文学》，第27页，齐鲁书社1994年版。
②《论语·阳货》载孔子谓学《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强调《诗》的博物作用。《论语·子路》载孔子谓学《诗》后使于四方则能“专对”，强调了《诗》的外交作用。
③详郑杰文:《试论孔子的社会治理构想》，《东岳论丛》1993年第1期，第71—75页。
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子贡少孔子31岁，子夏少孔子44岁。古人十五而就外傅，那么孔子最早于46岁收子贡为徒，子夏则更后。又，日本枫山文库旧藏宫内厅书陵部藏元板彭寅翁本《史记校记》言子夏少孔子30岁，即使此说不误，其师从孔子亦当在孔子45岁之后。
⑤“不类”之义，自杜预《注》至杨伯峻《注》多曲解为“与舞不配”。若仅“与舞不配”，只会受嘲笑而不会受讨伐，故应当是其所歌《诗》与其从盟的田级地位“不配”，所以才被视为“有异志”而欲“讨”之。
⑥参见王玉哲《左传解题》（《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第34—4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⑦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23页、129页、134页、145页、150页、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⑧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21—159页。
⑨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之第2简。以下所引竹简编号及释文，均据此书。为排版方便，改古文为今文，改借字为本字。
⑩说详郑杰文《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作者试测》，《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
关键词：秦岭森林景观;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S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2)04－0103－02
1 引言
景观生态学是现代生态学的一个分支,是具有实用意义和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兴学科,同时现代生态学、地理学、系统学、信息论等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为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森林景观是景观生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景观生态学主要是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研究其结构与功能变化的学科［2］。由于森林景观格局受到多方面影响,各个影响因子之间关系极其复杂,所以森林景观研究是建立在较多学科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当前针对森林景观研究已经发展成为生态学研究热点问题,较多学者相继从森林景观破碎度、景观评价、景观尺度等方面开展相应研究［3,4］。
秦岭山地作为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横贯中国中部,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该地区的森林景观是中国森林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秦岭山地森林景观的研究也逐步成为研究热点区域。虽然在秦岭山地森林景观格局等方面已经开展了较多研究,但是关于秦岭山地森林景观研究现状以及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还有待深化。本文从实际研究背景出发,总结概括关于秦岭山地森林景观研究现状,从中发现研究的不足,从而为以后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
2 秦岭森林景观研究现状
2.1 秦岭森林景观格局研究
森林景观空间格局分析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先后针对这个问题开展许多相关研究:许东［5］等研究了采伐参数对森林景观格局的影响,宋小双［6］等利用GIS对黑龙江的东宁县高保护价值森林景观格局进行对比分析。秦岭山地作为中国南北气候分水岭,其森林类型极其丰富,所以该地区森林景观格局也极其复杂。王志彬［7］等利用ArcGIS和Fragstat对秦岭菜子坪林区森林景观格局及破碎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林区森林整体分布的连续性比较好,不同景观类型斑块的边界褶皱程度较低。在各个森林景观中,栎林面积最大,破碎化最小。王斌［8,9］等人针对秦岭火地塘林区景观格局破碎化程度和人为干扰对景观格局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天然林的景观破碎化程度要小于人工林,同时高强度的外界干扰,可以增加景观多样性和丰富度。张清雨［10］等人利用3S技术,分别以秦岭东部商南县和西部略阳县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秦岭东西两县森林景观类型的时空变化规律。
2.2 秦岭森林景观生态评价、规划及改造研究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在追求物质基础同时也逐步重视精神需求,人能够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已经成为大多数城市人的梦想,森林景观合理开发也就应运而生。秦岭山地紧挨西安,在满足广大游人观光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以及景观可持续经营,因此合理开发森林景观至关重要。目前,关于秦岭山地森林景观生态评价以及规划和改造成为秦岭森林景观研究热点问题。张志诚［11］针对秦岭森林公园规划提出了一些可实施建议,从规划设计上要保存自然,强化整体,设计精细。张改霞［12］等针对黄柏塬地区大熊猫分布区的森林资源、景观资源进行描述,科学评价大熊猫生存空间状况。杨新军［13］等将秦岭生态旅游资源划分为森林、山地和水体3类,并进行了分类评价和综合评价,并提出了针对生态旅游开发的生物资源、景观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举措。这些研究结果对以后合理利用和开发秦岭山地森林景观资源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2.3 边缘效应以及动态研究
由于人为活动干扰以及自然灾害原因,大面积、连续的森林景观不断被片段化。森林景观破碎化程度日益严重,森林外边缘不断增加,森林受边缘效应影响程度也逐步明显。边缘效应可以使林分内到林分外的环境格局产生梯度变化,从而影响到植物分布、群落结构和功能、群落能量流和物质流等。目前,针对秦岭山地森林破碎度研究较为集中,而对其边缘效应研究几乎还属于空白。
2.4 森林景观层面多样性研究
目前,多样性研究已经发展成为生态学研究的最热点,它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群落多样性、景观多样性等多方面,景观多样性也逐步被人们关注。森林景观多样性主要是揭示森林景观结构与功能及其时间方面多样性,它主要反应了森林景观复杂性。森林景观可以分为森林类型多样性、斑块多样性和格局多样性。秦岭山地森林景观研究相对较多,其主要成果有莫申国［14］研究的秦岭植被景观多样性与物种梯度关系,张爽［15］等通过分析秦岭中段南坡景观格局与大熊猫栖息地关系发现,大熊猫活动痕迹密度同景观指数格局之间存在不同的相关性,不同的景观格局会影响到大熊猫的活动和生境利用;范俊韬［16］等分析了洋太公路对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景观格局影响,发现公路建设对景观格局的影响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而减弱。
3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近年来关于秦岭森林景观也开展一系列科研工作,并且取得显著成绩。但是与国外相比,该地区还存在明显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秦岭山地森林景观研究还是相对比较薄弱和滞后,一些热点问题没有进行相应研究,比如说关于边缘效应、人工干扰等方面的研究较少。目前研究也仅仅围绕景观格局变化、景观生态评价等开展了一些工作。
(2)研究方法过于单一。该地区关于森林景观研究方法主要利用景观指数对比研究,在3S等软件以及景观生态模型的综合利用上表现不足。
(3)缺少大尺度研究。目前研究主要以小范围区域为对象,对秦岭整个山脉森林景观缺乏一个整体认识。
(4)缺乏系统性。该地区研究主要是针对某个单一课题项目而设置相应实验与研究,缺乏整体系统性。比如,对一个地区仅仅只研究其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却往往缺少景观破碎后,对生态系统稳定以及复杂性影响。目前的研究过于片面,不能形成一个体系。
4 展望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态意识的逐步提高,人们会越来越意识到生态环境重要性。所以随之森林景观方面研究也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它必将会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秦岭山地森林景观研究未来研究内容及方向有以下几方面。
(1)干扰对景观格局影响。这个研究难点是干扰类型划分以及干扰强度的定量化研究。
(2)景观格局变化规律。找出影响格局变化主要影响因子以及他们之间关系。
(3)加强森林景观功能方面研究。比如可以开展森林景观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研究。
(4)利用不同尺度对秦岭山地森林景观进行研究。秦岭森林景观研究要形成一个连续尺度研究,尤其是大尺度相关研究是整体了解秦岭山地森林景观必要手段。
(5)加强相关软件、模型的开发和利用。通过利用和开发先进软件和模型,进一步提高森林景观研究的准确性和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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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江苏水乡的秦观，性格温和，感情细腻，敏感而多情，是典型的江南才子。但命运一次次的打击，把他锤炼成了一名忧郁的词人，一个哀伤如大海一样浩瀚无边的过客，一个飞红万点愁如海的游子。在感悟人生困顿和生活无常的同时，秦观给后世留下了许许多多纤丽凄婉的小词，成为婉约派的重要代表。
少年不得志，青年遇挫折，中年被贬逐，英年即早逝。秦观的一生，充满颠沛流离，充满挫折坎坷。迷茫凄楚的境遇，绝望悲伤的心境，也让秦观的忧伤，如涓涓细水，在词的河流中缓缓流淌。
秦观，字太虚，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世称淮海先生。秦观自幼便喜欢读书，少年才俊，文丽而思深，名盛一时。在他的《精骑集·序》中，他这样回忆道：“我年轻时读书，看一遍就能背诵，默写它，也不会有多大的错误。依仗这样的本事就放任自流，喜欢与巧言善辩、喝酒的人交往，一个月，没有几天在看书。所以即使有很强的记忆力，也常常荒废在不勤奋上。”天资过人的秦观，告诫人们要珍惜大好时光，勤奋学习，有所成就，
学而优则仕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也是秦观毕生的追求，然而他的科举征途却屡遭挫折。神宗元丰元年，秦观第一次参加科举应试，满满的期望却换来了落第的结果，于是他便“杜门却扫，日以诗书自娱”，这一次考试失败，对他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神宗元丰四年，秦观再赴考场，却依旧名落孙山。科举的接连失利，使得秦观心境更加忧愁悲郁，他曾经用“风俗莫荣於儒，材能咸耻乎未仕”来表达自己的悲愤。此后，秦观转变态度，学习时文并向时人投献诗文，望获举荐。神宗元丰八年，秦观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终于成功考取进士，踏上了屡遭挫折的十年仕宦之途。
秦观一生失意，他的命运与苏轼密切相关。秦观才华横溢，但有才学的人不一定能出人头地。两次科考均告落第，在秦观心灰意冷，自暴自弃时，苏轼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说他“有屈，宋才”。在苏轼的鼓励和力荐下，秦观终于在36岁时得以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后来，秦观又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经常出入苏轼门下，被称为“苏门四学士”。
秦观初被授定海主薄，后调蔡州教授，开始做一些基层的文教小官。哲宗继位后，太后执政，苏轼迎来了政治生涯的高峰。秦观也迁国史院编修，得以追随苏轼身边。在这一段时间，秦观与众师友谈诗论词，把酒唱和，生活闲适，心情愉快。春风得意之时的秦观，并没有像苏轼一样尽心尽力耕耘政治理想，而是更加风流多情。在文学的领域孜孜不倦，也许那就是秦观的理想。
这时期的秦观，因为幸福而才思更加敏捷，并创作出了著名的词作《满庭芳》：“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首词用绘画般的笔法点染出凄凉的秋景，将离愁别恨抒写得缠绵凄伤，如同落花流水间传出的天簌之音，征服了无数人的心。此词一出，便名声大振，苏轼拿柳永与秦观相比，称其为“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
但是，好景不长，转眼间党争又起。秦观先是受到苏轼的株连贬出为杭州通判，后又因“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来到了他生命中的又一个重要的驿站。
郴州，地处五岭，宋时开发尚少，山姿水色壮美秀丽。前程渺渺，旅途遥遥，不幸的际遇和艰辛的旅程，使秦观满怀离愁之凄苦，忧壮志之未酬，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每每文思泉涌，留下了不少绝句佳篇。如他的《临江仙》一词：“千里潇湘挼蓝浦，兰桡昔日曾经。月高风定露华清，微波澄不动，冷浸一天星。独倚危樯情悄悄，遥闻妃瑟泠泠。新声含尽古今情，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首词状旅途风景，如在目前；渲染离情别绪，感同身受，全词意新语工，婉转含蓄，传诵很广。
此后，秦观又先后被移送到横州、雷州编管。在短短数年间，他不断地遭受削职、除名，一贬再贬，从一般的逐臣沦为流放的罪犯，连续的沉重打击，使他的心情益趋感伤。元符二年岁暮，他身处雷州，眼前即是天涯海角，举目无亲，内心深深绝望，竟自做《挽词》，抒写“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荼毒复荼毒，彼苍哪得知”的深冤无告、横遭灾祸之悲。元符三年，宋徽宗赵佶即位，大赦天下，秦观在得到朝廷的放还诏令，欣然启程北归，到滕州时，这位薄命才子溘然而逝，年仅52岁。
仕途失意对秦观打击很大，他心中郁积着怨气，情绪低落，痛苦万分，在忧伤中苦苦度日。因此，秦观后期的词作大多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字里行间浸透着悲苦，蕴含着一种很深沉的失落和迷惘的伤感。这是一种在风雨摧残中流淌出的柔弱的凄美，读着令人心痛，让人流泪。他被贬处州时，将身世之感融入词中，写下了一首悲苦的《千秋岁》：“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把他心灵深处的轻微颤动，化作缕缕愁情，弥漫于词作之中，空留一地落红和一声长长的叹息。
在漂泊流荡中，秦观把对爱情的赞美作为一种心情的抒发，寄托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他的名作《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词中，秦观不齿那种朝欢暮乐的庸俗生活，羡慕天长地久的忠贞爱情。在他的精心提炼和巧妙构思下，古老的题材化为闪光的笔墨，迸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从而使那些平庸的言情之作黯然失色。优美的语言，精巧的构思，强烈的感情，深远的意境，揭示了爱情的真谛：只要两情永远真诚相爱，坚贞不渝的爱情就能够超越时空永存。正是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将全词升华到新的思想高度，读来荡气回肠，惊世骇俗。
由于多愁善感的性格，秦观更擅长创作忧伤哀怨、缠绵悱恻的言情词，并能刻画出一种纤细幽微的情感境界。他的词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在委婉隐约之词境开拓方面，秦观的创作艺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由此而成为婉约派集大成的词人，被称作“婉约之宗”。秦观有《淮海集》三卷，存词72首，后人又从清人王敬之翻刻本和《花草粹编》中补辑得28首。所存词中，依然以小令居多数，而且篇篇美奂美仑，精致动人。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
秦观留存的慢词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在委婉言情、铺叙展衍方面还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他的《望海潮》：“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搂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眼前所见的酒旗、栖鸦、流水等物象，皆能引发词人物是人非、风流云散的嗟叹，这也是他出生于社会下层，屡遭流贬之苦的写照，也几乎是封建社会众多下层文士悲剧命运的缩影。秦观以其婉约凄美的优秀词作，传递出广大文士共同的心态，因此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和褒誉。
人生无奈，秦观把悲苦咀嚼了无数遍，在经历了过多苦难和折磨后，他站在郴江岸边，对天地发出了诘问：水为什么一定要东流？美好的事物为什么不能逃脱命运的摆弄？我纵然有一身才华，为什么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左右？这就是秦观饮誉词坛的悲歌《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关键词：鸟 意象 抒情 凄美
诗歌中意象的营构是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焦点，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秦观一向被称为“婉约之宗”，他的词往往带有凄凉哀婉的色彩。本文分析秦观词中关于各种鸟的意象，事实上，这些鸟的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都有很高的出现频率，不止限于秦词，而且表现出中华文化的共同审美趣味。作品中的鸟不同于自然的鸟本身，而是寄寓着诗人的情感、理想的艺术形象，成为突现某种思想情趣和审美意蕴的意象符号。
一.秦观词中的鸟类意象
1.燕子与鸿雁。
“燕”常用来表现爱情的美好，传达思念情人之切。燕子的生活习性最喜接近人类。家燕在农家屋檐下营巢，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燕子”有贴近世俗生活的意味，如秦观的《调笑令》：“妾身愿为梁上燕，朝朝暮暮长相见。”“梁上燕”似在隐喻一种平凡的幸福，一种平淡是真的爱恋。与秦观的另一首词《鹊桥仙》中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相对照，前者是世俗的，具体可感的，平淡之中见真情的爱，而后者则是超越凡俗的深沉的思念，追求永恒境界的升华的爱。两相比较之下，更加凸显出“燕”在其中对于平凡的，世俗的，亲切的爱恋的象征意味。
“燕”常与“春”相对应，表达惜春之意。秦观《满庭芳》：“古台芳榭，飞燕蹴红英。”《蝶恋花》：“晓日窥轩双燕语，似与佳人，共惜春将暮。”《沁园春》：“正兰皋泥润，谁家燕喜；蜜脾香少，触处蜂忙。”长满兰草的水边，泥土非常湿润。燕子飞来，衔起湿润的泥土，去到人家画梁上筑巢。着一“喜”字，写尽了燕子营巢的欢乐。
燕子与大雁同属候鸟，春天由南方飞到北方；秋天由北方迁徙南方。但是“燕”更多地与春景相对应，而“鸿雁”更多地与秋景相对应。这或许与两种候鸟的外形和习性特点以及所体现的精神气质有关。燕子身体轻盈，体态灵巧，飞翔高度不是很高，常在树枝栖息，并且习惯在人屋檐梁上筑巢，繁育后代，与人类的生活更加贴近，给人带来亲切之感，是人类的亲密朋友。这种可以亲近的感觉与春景相对应，整体情调较为轻快，明朗。
而鸿雁体型较大，身姿矫健，飞翔高远，每年秋分后群飞南方过冬，春分后又飞回北方生活。雁飞高空，飞行时排列极整齐，成“一”字或“人”字形。
秦观《减字木兰花》：“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飞鸿为候鸟，其南北飞翔，是时序更迭的象征，而且古人还有鸿雁传书的典故，它又是两地人感情联系的纽带，仿佛飞鸿一到便能获得对方的消息。这位置身危楼独自凄凉的词中人，仰观飞鸿，那点点飞鸿，犹如远游人的字字相思，但是飞鸿由远而近，又渐渐远去，却没能带来一点点安慰，加深了主人公的愁绪。
又因为大雁集体行动的特点，于是掉队的，单飞的“孤鸿”“孤雁”就格外显得悲伤和孤独。因而在古诗词中，孤鸿的意象也格外凸显。《望海潮》四首：“往事逐孤鸿。”不管故国如何繁华，可是如今都不存在了，它跟随天上的孤鸿，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句抒发了词人深沉的沧桑之感。大雁飞得高远，在秋天萧瑟的背景的映衬下，平添秋之苍凉之感。鸿雁传书，因而大雁的形象引发在外的游子对于故乡，亲人的思念与牵挂之情。《阮郎归》：“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鸿雁传书的典故，出于《汉书·苏武传》，衡阳有回雁峰，相传鸿雁至此而北返。这两句说，在衡阳还可以有鸿雁传书，而自己被贬到在衡阳以南几百里的郴阳，连雁也看不到了，何能传来书信？表现了词人音讯全无的失望之情。
大雁边飞边叫，声音洪亮、清晰、单声，但拖得较长，似“嗯—嗯—”声，数里外亦可听见。其鸣叫之声有凄凉之感，也和秋之萧瑟对应。秦观《木兰花慢》：“渔村，望断衡门，芦荻浦、雁先闻，对触目凄凉。”
秦观另有一首《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以燕子和鸿雁迁徙的特点，比喻自己和友人苏轼在辗转迁徙过程中的偶遇，表现羁旅情愁，状写漂泊流浪之苦。起句“南来飞燕北孤鸿”套用古诗句式作为比兴，似乎有点喜，但接下去便说：“偶相逢，惨愁容。”可见二人相见之初，即愁容满面。他们远谪南荒，历尽艰辛，自然容颜憔悴，十分愁苦，政治上的无情打击，加于他们的心灵上深重的创伤。笔写离别，情绪低沉、悲凉。此时秦观已52岁，老态龙钟，病态尽显。在这年的8月12日，含笑卒于光华亭，这就成为两位词人的最后一次的聚首。
2.鸳鸯。
鸳鸯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比喻义是恩爱夫妻。崔豹的《古今注》中说：“鸳鸯、水鸟、凫类，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者相思死，故谓之匹鸟。鸳鸯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永恒爱情的象征，是一夫一妻、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表率。
秦观《菩萨蛮》：“虫声泣露惊秋枕，罗帏泪湿鸳鸯锦。”鸳鸯锦是绣有鸳鸯的锦被。这首词描写的是闺中的孤寂情怀。罗帏、鸳鸯锦等闺中陈设，为我们展示了这位闺中人物物质生活方面的富裕，着以“泪湿”二字，则又与这种富丽的陈设形成对照，衬出其内心的孤独、空虚、失落。心上人离她远去，她只能独守闺房，那罗帏、那绣着象征爱情双栖双宿的鸳鸯锦被里，只有她一个彻夜难眠的苦心人儿。
3.乌鸦。
中国古典诗词中乌鸦常与衰败荒凉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一种清新幽静的境界，显出苍凉之感。秦观《满庭芳》：“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这几句是有名的写景佳句。纵目四望，远处碧水环绕着孤零零的一个村落。成千上万只寒鸦在村落的上空盘旋，天际斜阳丝毫不能散发温暖。这种孤凄的景象正适合衬托离人的心情。
傍晚鸦群栖息树上，古诗词常借栖鸦，归鸦反衬游子不得归家的思乡之情。在秦观的词中，鸦如同水墨画的背景被赋予了凄怆，悲凉，冷落，萧条的意味。《望海潮 洛阳怀古》：“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点染了一幅冷色调的背景图，情绪低沉伤感，表达羁旅之思。
二.鸟的意象的点染充分体现了秦观词的抒情意味
秦观是婉约词的代表，“婉约词所给人的一个突出印象即是它的‘以柔为美’；而它柔美质地再经‘以悲为美’心理的浸染，必然形成哀婉的风格特色”，鸟的意象的点染充分体现了秦观词的抒情意味，体现其锐敏善感的独特心灵特质，婉曲凄美的艺术风格。
意象的营构是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焦点，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借景抒情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手法。景于情的衬托往往有以哀景寄哀愁的正面衬托和以乐景衬悲情的反面衬托。具体到秦观词中鸟的意象，有以表现悲伤意味的鸟的意象衬托词人的孤独、失落、痛苦；也有以表现欢乐气氛的鸟的意象反衬其落寞、惆怅、惋惜。
1.以哀景寄哀愁。
秦观的词善于把男女恋情同坎坷身世相结合，艺术手法含蓄蕴藉，经常通过幽冷的意境营造惝恍清幽的艺术世界，读者多被他营造的意境所俘获，为之低回感叹，不能自已。古典诗词里的鸟的意象往往寄寓了家国情怀、乡愁离绪、爱恋缠绵。秦词中大量的运用“寒鸦”、“孤鸿”、“杜鹃”等伤感的意象来寄托自己内心的失望、伤心和愁怨。
在秦观的笔下，无论是鸟的身形还是其鸣叫的声音都能带有一种悲愁感伤的氛围。掠过长空的飞鸿、斜阳外的寒鸦和词人的身世之感交融在一起；秋天的雁鸣之声令词人触景生情；残更的乌鸦的啼叫触发了思妇的愁绪；而在杜鹃的啼叫声中词人又深深地体会了落地的难堪抑或是家国之思。每一个意象都不是单纯的孤立地存在的，都是为词人的抒发感情服务的。秦观善于通过“斜阳”“寒鸦”等景观营造一种凄清的意境，同时用“孤”“愁”“恨”等词表现内心的浓烈愁绪，客观景物之中融入主人公强烈的主观情绪。这些意象触发了词人的伤感落寞，反过来，词人通过这些意象婉曲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感。
秦观的词清丽婉约，含蓄蕴籍，表象上给人以清丽、轻柔、婉约的感受，但只要仔细体味，就可以察觉词人那颗萧瑟落寞之心的苦涩与沉重。他通过大量悲冷凄凉的意象折射出自己敏感脆弱的心灵，也展现了自己苦难坎坷的一生。
2.以乐景衬悲情。
鸟的意象具有动态和富有生命力的特点，既是外在的景物，又是独特的生命个体。比一般景物更能寄寓诗人的主观感情，是诗人感情的典型载体。秦少游没有固守以哀景寄哀情的模式，他也善于运用乐与悲的对比来更加深刻的表现某种情感，正所谓“以乐景写哀，或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王夫之 薹斋诗话）
燕子象征春光的美好，传达惜春之情；鸳鸯表现爱情的美好，在秦词中，却常用来表达爱侣的分别，以双飞的燕子和鸳鸯反衬人世间的飘零孤苦爱人离别。黄鹂有轻快、愉悦之意，常以此衬乐景，借此描绘春日的美好。在秦观笔下，这样美好的意境却是超现实的梦境，用迷茫凄迷之境，渲染描写，并注入主观的情感，做到融情入境，浑然一体，从而形成凄美的境界。秦观正是以“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和情景交融的手法描绘了真挚的情韵与凄凉的心境，使其词在婉约词中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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