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行范文

时间:2023-09-23 13:35:39

从军行篇1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有些国家开始流行一种奇特的交通工具――二轮脚踏车,在纵向排列的两个轮子上安装木架,人骑在上面蹬地前进。关于这种交通工具的最早发明人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巴登(现在的德国)人卡尔・冯・德莱斯制作了一辆靠人力蹬地前进的二轮车,取名“小马驹”,并在,1818年取得“小马驹”二轮车的专利。此后,他为自行车的推广竭尽全力,被称为自行车之父。

冯・德莱斯在推广二轮车过程中接触到了各地有权势的人,其中包括军队的高官,所以出现了探索“小马驹”二轮车军事应用的动向。从那以后,“小马驹”在欧洲的上层社会流行起来。许多发明家还试图对“小马驹”进行改进。19世纪50年代,更出现了靠制作仿制品赚钱的人,结果非法复制品比正版的还要多,冯・德莱斯自己却得不到一点利益,终于在失意与贫困中离开人世。

“小马驹”二轮车时速十二三千米:在当时特别适用于侦察、传令和邮件配送等业务。可是,由于车轮是木质辐条、铁质轮圈的原始构造,木质的框架复杂沉重,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震动得厉害,而且连车闸都没有。因此,军队和政府渐渐对其失去了兴趣,结果它被当作了满足上层阶级嗜好的乘坐物和运动工具。

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德国和法国(也有说是英格兰)的发明家相继发明了脚踏板自行车,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实用性迅速增强。到了19世纪末期,使用放射型辐条的车轮、橡胶的实心轮胎及金属制作框架的自行车悉数登场,已经有了现代自行车的雏形。1870年左右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普通型自行车,即所谓的“不倒翁”自行车,使自行车从上层阶级的逐渐变成普通的交通工具。由于普通型自行车人气旺盛,还没有脱离家庭手工制作阶段的自行车产业进入大量生产阶段。

自行车实用性增强后,军队再次对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许多国家的军官们都想得到用于传令和侦察的自行车,其中也有的部队为指挥官配备了自行车。在意大利军队,据说每个连队都拥有4辆自行车。

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自行车传令应用于实战,并证明了它的价值。此后,美国、奥地利、匈牙利、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等国军队都相继正式使用了自行车。日本也在1892年由陆军中尉中岛廉直把自行车带进了军队,并在野外进行比较试验。据记载,中岛中尉发明的新式自行车取得了最好的成绩。

当时各国军队中使用的自行车多是前面所说的普通型自行车,配备在司令部或通信部队,主要用于传令。普通型自行车可以在平坦路面上以15~20千米的时速行进,颇具军事潜力。可是,那时的自行车缺乏基本的稳定性,也不能搭载货物。而且,当时可以空转的飞轮还没研制出来,脚踏板需要跟车轮以同样的速度旋转。这样,在高速行车时脚踏板就必须空转,不熟练的车手有扭伤脚的危险。由于很多自行车都没有安装车闸,在下坡时也存在重大隐患。

因此,虽说早期自行车已开始应用于军事,也只限于传令或侦察,意义不大。

现代自行车的出现

在普通型自行车堪称全盛的1879年,英国的劳森研制出用齿轮和链条驱动的自行车,还装上了车闸。与普通型自行车相比,它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高得多,可以轻松地骑着兜风了,因此又被称为安全型自行车。它刚出现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了解。1885年,英国的斯塔利改良了安全型自行车,研制成功“漫游者”自行车,并在自行车竞赛中获得冠军。由于商业化进程顺利,人们对安全型自行车的看法才有了大的转变。

斯塔利继续改进“漫游者”,在1880年末确立了由2个三角形组成的菱形车架、前端稍微弯曲的前叉、直径相同的前后轮、用链条驱动车轮的现代自行车的轮廓。1888年,邓洛普把充气的橡胶轮胎应用子自行车;1896年,在行进中也能停止脚蹬的脚踏板研制成功。所以到20世纪初叶,现代自行车的结构已经完全成型。随后,“漫游者”在各个国家被仿制,逐渐淘汰了普通型自行车。以至在20世纪提起自行车就是指“漫游者”。

该车不久又被称为“道路明星”。“道路明星”型自行车具备很多优点,如能够搭载军事载荷;由于骑车姿势稳定,把步枪扛在肩上也能轻松行进,骑车进行突袭也就成为可能了。各国军队因而考虑将原有的自行车更换为“道路明星”型。

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各国陆军都热衷于军用自行车的研制和自行车部队的建设,但对如何使用都处于摸索状态。所以,各国通过演习或远距离的自行车行军来探索自行车可能的军事用途。

当时正处于“发明的时代”,军用自行车设计层出不穷,甚至连接成蜈蚣那样能够搭载若干名士兵和弹药的十四轮车都有。可是,吸引军队注意的是小型折叠式自行车和配备机枪或轻型火炮的二人乘自行车。自行车专用的提箱、拖车也生产了出来,其中前置提箱和悬挂在前后车轮两侧的提箱是从骑马用品简单转换过来的,它们很快被推广到各个国家。

人们在设计军用自行车和相关装备的同时,也在研究自行车部队的训练和使用方式;自行车在传冷和侦察中的优势是明显的,因为这些任务原来是由骑兵部队担任的,所以大多数国家自行车部队的战术和训练内容也都承袭了骑兵部队。自行车部队可看作是骑兵的变种,并作为骑兵部队的辅助力量发挥作用。

英国对自行车部队的乘车突袭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设计了一边乘自行车行进一边用枪射击悬挂的铁环或突袭地面目标等训练科目。对抗敌骑兵部认的战术也研究出来,英国助教学范例里还有诸如为了惊吓敌人的坐骑,把自行车倒置让车轮旋转这样奇特的想法。有骑着车或两脚撑地坐在车上射击的训练,还有背着折叠式自行车行军和射击的训练。当然官兵为了熟悉自行车的使用和维修,都很热心进行分解和组装训练。

综合来看,各国军队都想把自行车部队当作主力部队的前卫,虽然不能跟列阵的步兵部队相对抗,可是能在敌人崩溃时灵活而快速地追击;在撤退时可担任后卫。不管是前卫还是后卫,装备机枪或轻型火炮下车进行战斗被设定为自行车部队的基本战术。

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1899年开始的南非布尔战争中,尽管敌对的双方都大量使用了自行车,但并没有像指挥官想的那样做出惊世骇俗的贡献。自行车部队只是执行了侦察、联络、警戒、小规模袭击等任务,但也在作战中积累了非常有意义的经验和教训。虽然布尔战争也暗示了自行车部队的前途,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关注。在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均有大量自行车部从参战,可是完全没有像:战前设想的那样,作为主力部队的前卫或后卫投入作战。高唱“自行车万能论”的部分发

明家和自行车部队的指挥官极为无奈;骑兵部队的指挥官也很无奈,因为开战前设想的那种两军步兵组成阵列处于胶着状态、的大会战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两军对峙的堑壕战,根本没有机会大批出动骑兵和自行车部队。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被大吹大擂设计出来的各种军用自行车完全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特别是引人注目的主轮车类、前后或并列坐乘的二人乘自行车,也都让人们的期待落空。一战后,有菱形车架和直车把的“道路明星”型自行车和一部分折叠式自行车作为军事用途保留下来,而三轮车及二人乘自行车则消失了。

如在布尔战争表现的那样,自行车在执行侦察、联络、警戒、小规模袭击、运进伤员等任务时是极为有效的工具,自行车部队每天移动数千千米的设想在战争中得到了实现,乘车突袭或转动车轮以威吓敌战马也很实用。自行车部队因此从大队改编成了规模较小的中队,更适合快速的游击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各国盛行研究机械化部队。作为快速部队的骑兵部队对机械化很热心,积极引入侦察用装甲车;摩托车、跨斗式摩托车等。受骑兵部队的影响,自行车部队也加快了机械化进程,一部分自行车被改造成装有发动机的自行车(脚踏板与发动机并用),也有的自行车部队转而装备摩托车。

到二战爆发前,自行车的使用已经相当普及,“道路明星”型是军用自行车中的主流,它和民用自行车相差无几。例如,二战中德军使用的TR.F4型自行车,除了在车架上皮装武器的几个地方和没有链盒之外,其余跟民用自行车完全相同。链罩是用来防止裤脚或衣服下摆缠在齿轮或链条上的,而军人基本上都是穿,着长筒皮靴或绑腿骑车,所以军用自行车都不配备链罩。

把民用自行车稍加改造作为军用的情况也非常多。军队驻地、航空基地、军港等处的自行车大多是民用型的改装。如盟军缴获了德国的配有座椅、用来带孩子的女用轻型车,便改装后在基地配用。但是改为军用也需要费些心思,特别是搭载各种装备的钩子、储物箱等。

前面所说的TR・FA型自行车,其使用手册上除介绍了机枪、反坦克火箭发射器、观测用的望远镜和三脚架、轻型迫击炮等装备的搭载方法外,在三角架上安装手榴弹储藏箱、机枪子弹箱、防毒面具箱、杂用箱等也有说明。后来还开发了两轮拖车样式的带拖车的自行车,伞兵部队中也有折叠型自行车。英军还开发出了伞兵部队用的折叠自行车,可由专用集装箱从空中投下。

差不多在二战中所有的战场上都能见到自行车活跃的身影。如前所述,以东欧各国为首的中小国家,自行车部队取代汽车化步兵编入了装甲部队,包括伞兵部队的几乎所有师团的侦察部队中都或多或少地配备了自行车。

德国在一战时就使用了许多自行车部队,在二战中更是为步兵师团的侦察大队配备了大量自行车,从巡逻到武力侦察都有广泛的应用。战线后方的警备师团和保安部队也都有自行车,特别是东部战线因为正面部队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扩展,若没有自行车的机动,就连巡逻也不可能。

德国的自行车部队在拜克兹地区取得了最显赫的战绩。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德军在该地区配备了数个自行车步兵大队,它们的灵活性、机动性让联军苦恼不堪。像布尔战争所表明的那样,自行车部队非常适合小规模的袭击战。在拜克兹地区,树木和天然障碍再加上复杂的地形,使得在该地区进行空中侦察很困难,对自行车部队来说却是理想的作战环境。德军的自行车部队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让联军吃尽了苦头。

在太平洋战区,日军自行车部队的机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在攻占新加坡等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被称作“银轮部队”广为宣传。日军自行车部队原本并不是专业兵种,而是为了弥补卡车的不足,用从当地征集的自行车装备步兵组成的临时部队。日军的自行车部队;中破车辆难以通过的小路,有时扛着车穿过密林以及山区,从联军意想不到的地方进行突袭,常使联军陷入恐慌。

读者朋友想必对于抗日题材国产电影中出现的自行车记忆犹新――汉奸、二鬼子们左手握车把、右手提着盒子枪,骑着自行车在乡村土路上耀武扬威……

从越南抗法战争到冷战结束

二战后,军队的机械化迅速发展,很多自行车部队被改编入摩托化部队、汽车化步兵或机械化部队。但是,在以游击战为主的非正规战斗中,自行车仍然是重要的运输手段。在越南抗法战争的奠边府战役中,就有大量的自行车运输队向山区运送武器和弹药,在“胡志明小道”上就活跃着许多自行车运输队。上面所说的都是把自行车作为运输工具使用,并不是用于战斗部队乘车行军。参加奠边府战役的自行车部队也差不多都不是骑车而是推车,所以有人说这与三国时的木牛流马用法差不多。

匈牙利和芬兰的一部分边境警备队,以及挪威和瑞典的民间防卫部队也使用了自行车,但都随军队的现代化被缩编或撤消。只有瑞士例外,一直保留了自行车部队,但最终也在2003年的改编中撤消了。瑞士军队装备的军用自行车是M93型,由著名的摩托车制造商神鹰公,司生产。在菱形车架上安装了扁平手柄并装上日本制造的7速变速齿轮。车架非常坚固,最大载荷超过100千克,而车体自重也达到了40千克。

从军行篇2

最近读到王昌龄的《从军行》,不禁感叹一声。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仅仅几句,我读完却有种豪气冲天的感觉。第一二句写出其起千里广阔的地域,青海湖上连绵不断的雪山,而在尽头却是荒漠中的一座孤城,与孤城遥遥相对的便是玉门关。看着西北边塞的荒芜,免不了心生悲凉。

第三四句也是名句,写出了战士在边疆守卫的艰苦,边地的荒凉,满是黄沙,而战事还频繁又漫长。金甲磨破要经历多少次战斗啊!最后一句则是战士内心的誓言,一定要保卫国家,铿锵有力。

从军行篇3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从军行篇4

玉玺分兵征恶少,金坛受律动将军。将军拥旄宣庙略,

战士横行静夷落。长驱一息背铜梁,直指三巴逾剑阁。

阁道苕上戍楼,剑门遥裔俯灵丘。邛关九折无平路,

江水双源有急流。征役无期返,他乡岁华晚。

杳杳丘陵出,苍苍林薄远。途危紫盖峰,路涩青泥坂。

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绝壁千里险,连山四望高。

中外分区宇,夷夏殊风土。交趾枕南荒,昆弥临北户。

川源饶毒雾,溪谷多淫雨。行潦四时流,崩查千岁古。

漂梗飞蓬不自安,扪藤引葛度危峦。昔时闻道从军乐,

今日方知行路难。苍江绿水东流驶,炎洲丹徼南中地。

南中南斗映星河,秦川秦塞阻烟波。三春边地风光少,

五月泸中瘴疠多。朝驱疲斥候,夕息倦谁何。

向月弯繁弱,连星转太阿。重义轻生怀一顾,

东伐西征凡几度。夜夜朝朝斑鬓新,年年岁岁戎衣故。

灞城隅,滇池水,天涯望转积,地际行无已。

徒觉炎凉节物非,不知关山千万里。弃置勿重陈,

重陈多苦辛。且悦清笳杨柳曲,讵忆芳园桃李人。

绛节朱旗分白羽,丹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技君王识,

谁惮三边征战苦。行路难,行路难,岐路几千端。

无复归云凭短翰,望日想长安。

君不见玉关尘色暗边亭,铜鞮杂虏寇长城。

天子按剑征馀勇,将军受脤事横行。七德龙韬开玉帐,

千里鼍鼓迭金钲。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

连营去去无穷极,拥旆遥遥过绝国。阵云朝结晦天山,

寒沙夕涨迷疏勒。龙鳞水上开鱼贯,马首山前振雕翼。

长驱万里詟祁连,分麾三命武功宣。百发乌号遥碎柳,

七尽龙文迥照莲。春来秋去移灰管,兰闺柳市芳尘断。

雁门迢递尺书稀,鸳被相思双带缓。行路难。

从军行篇5

格林纳达是一个面积为344平方公里的岛国,地处向风群岛最南端,距加勒比海出入大西洋的东南门户,距美国2500公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该岛曾长期为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1974年2月7日,格林纳达独立,成为加勒比共同体和英联邦的成员国。1979年,莫里斯,毕晓普推翻当时亲西方,亲美国的政权,奉行同苏联、古巴发展密切关系的政策,同时对周围的东加勒比国家“输出革命”,并于1980年1月在联合国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决议中投下了反对票。面对苏联、古巴对美国传统势力范围的渗透,山姆大叔耿耿于怀,一直伺机进行反击。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说:“格林纳达已经成为苏、古的殖民地,准备用来作为输出恐怖和破坏民主的重要军事堡垒”,并多次声称,美国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教训格林纳达。

美国终于等来了机会

1983年10月13日,格林纳达副总理伯纳德,科尔联合陆军司令奥斯汀发动政变,随后枪杀毕晓普总理,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格林纳达国内局势一片混乱,这一局势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和加勒比海国家的忧虑。

10月20日,美国“特别形势组会议”决定以解救格岛上八百多名美国学生为由,向格岛发动一场大规模军事进攻,随后迅速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10月23日晚,里根总统接到东加勒比国家请求美国出兵对格林纳达实施军事干涉的报告,次日16时,里根批准了代号为“暴怒行动”的作战计划。

空地结合 直奔格岛

10月23日,美国大西洋总部授权“独立,号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指挥官梅特卡夫中将负责指挥对格林纳达的军事行动。10月24日美军在格岛周围建立起宽约50海里的封锁地带,10月25日兵分四路展开行动。

空中登陆

越点攻击直取珍珠机场 10月25日约5时左右,在4架F15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的掩护下,4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搭乘运输机,越过海岸滩头,直扑珍珠机场,成功实施机降。随后兵分四路迅速向机场塔台、候机楼及其他民用建筑等重要位置发起攻击。在控制珍珠机场后,后续直升机随即运送部分人员和装备抵达机场,进一步增强了攻击力。

而格军无力组织反击,只好向纵深撤退。

低空伞降强夺萨林斯机场 10月25日清晨,美国陆军第75游骑兵团的2个营,约700人乘坐C-130运输机从距格林纳达273km的巴巴多斯岛出发,准备空降夺控萨林斯机场。在经过A-6、A-7舰载攻击机和AC-130武装运输机对机场的火力压制和火力袭击后,运载游骑兵的3架C-130运输机趁机迅速进入萨林斯机场上空。面对机场守卫力量强大的火力攻击,游骑兵实施了二战以来美军最低高度的超低空伞降(152.4m),然后迅速清除设置在跑道上的障碍,击退了格军装甲车的进攻,抢占周围的有利地形,控制了萨林斯机场附近的制高点。

至此,美军成功在格岛东北、西南两个机场实施空降登陆,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一是打破了常规从滩头到陆上的登陆作战方式,达成了作战的突然性,打乱了格军预先的作战部署;二是避免了因滩头争夺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三是为后续部队的顺利进入创造了条件。

兵分两路 直插圣·乔治

10月25日凌晨,两支“海豹”突击队悄悄登岸,直插格岛的首都圣·乔治,展开对格林纳达电台的夺战行动和对被围困的英国驻格岛总督保罗·斯库恩的营救行动。

第1支“海豹”突击队共有11人,其任务是夺占“自由格林纳达”电台,制止它向世界播发不利于美国的消息。他们依靠格林纳达旅游图辨认方位,进入市区后通过图上简易定位确定目标,而后分两组交替掩护实施攻击,但仓促行动的结果是目标错误,并被格军包围。幸有美军在格岛南端实施了空降,包围力量被迫撤离,这支突击队趁混乱之际,迅速重新定位,展开攻击,成功攻占电台大楼。

与此同时,第2支“海豹”突击队也顺利展开行动,准确地找到了位于圣。乔治北部的总督府,趁天色未明之际,潜入总督府营救出总督。当他们撤离时,发现格军已经包围了总督府,双方展开对抗,对抗持续了10多个小时,至25日晚8时,这支海豹突击队11人中有10人受伤,其中3人危在旦夕。

25日中午时分,为确保营救总督成功,同时也为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合法性增加筹码,梅特卡夫中将急派特遣部队强行登陆。13时,一支250人的海军陆战队乘“关岛”号两栖攻击舰,从格岛以北绕到距离圣·乔治仅16公里的大马尔湾海域。14时,美军开始登陆,并顺利占领大马尔湾,迅速直取总督府,营救出总督及“海豹”突击队队员。

扩大战果 搜歼残敌

10月25日晚,美军加紧行动,命第82空降师乘坐运输直升机直奔围困有800多名美国留学生的医学院,并顺利实施了营救。10月26日,空降部队统一进至卡尔维格尼兵营附近,并于第二天发起攻击,仅用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

同日清晨,萨林斯机场的美军游骑兵开始向北进攻,在通往首都圣,乔治的约10公里的路上,美军先后采取散开队形、三面攻击,召唤火力、空中压制,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的战法,肢解了格军的据点式防御,进至弗里昆特。之后。第82空降师的两个营接替别动营,迅速对圣·乔治以南的大安塞海滩的格军阵地形成三面包围,利用空中火力和舰炮火力的轰炸压制效果,顺利拿下大安塞海滩。

海军陆战队有250多人,在攻占总督府、解救了“海豹”突击队员之后,一部分扑向圣,乔治北部的鲁珀特堡,一枪未发就占领了已经空无一人的军事要塞,一部分向南攻占格军司令部弗雷德堡。10月26日夜,军心涣散的格军开始溃逃,另有打算的美军故意放路。27日早晨,美军轻松地占领了格军的发号施令之所。27日中午,美军在陆路上从南、北、东,在水路上从西面完全包围了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做了进行最后一击的准备。

28日,在向格首都投下劝降的宣传品几小时后,美军展开对圣·乔治的占领行动,除了遇到几声冷枪之外,几乎没有抵抗地占领了圣·乔治。28日晚,格林纳达副总理科尔在圣乔治以北两公里的一处别墅被抓获。30日,陆军司令奥斯汀在潜逃时落入美军之后。

至此,美军以阵亡18人,伤115人,18架直升机被击落、击伤,耗资1.3亿美元的代价占领了一个国家。

深谋远略 取得最终胜利

牛刀杀鸡 志在必胜

美国的这次突袭行动可谓是兴师动众,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共1500人、第82空降师5000人、陆军第75游骑兵团的2个营约700人,同时还有担负输送与空中掩护任务的5艘两栖舰艇、“独立”号航空母舰特混舰队、30多架舰载武装直升机及其他各类舰艇15艘。而对抗美军的格林纳达只有陆军,总兵力不过1200人,连同古巴军事顾问和岛上约有700人的古巴战斗工兵营,也不过2000人左右。美军仅地面作战部队的总兵力与格军对比就达到4:1,若连同海上、空中的支援和保障兵力在内,则高达9:1。

若论战斗力,则更加悬殊,格方除了古巴的军队之外,只有一支人数少、训练差,接近于乌合之众的部队,美军则是动用了训练有素、战备程度高的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

若比装备,格军只装备少量的轻型装甲车和苏制轻武器,而美军使用了太空中的卫星,空中的飞机、海上航母和舰艇等大量高技术武器和高技术手段。

美国如此兴师动众,运用如此众多的作战力量,其目的是“杀鸡用牛刀,速战速决”。

预有准备 迅速决策

美国的最高战略决策层长期关注格林纳达的局势,在其发生政变后,从10月20日副总统布什召开“特别形势组”会议研究对策、酝酿出兵,到24日里根总统定下决心、敲定作战计划,仅用了5天的时间。美军方面对梅特卡夫中将率领的特混舰队在活动地域上做了适当的规定,整个作战计划严格保密,作战行动实施前,总统发言人及作战部队的下级军官直到作战发起前最后一刻才被告知行动内容,避免了国内外媒体和其他反战力量的影响与干扰;作战力量选用训练有素、战备程度高、作战能力强的精锐特种作战部队,形成了强大的攻击力量;作战保障较为充分,利用卫星、高空侦察机等现代化手段对格林纳达进行全面侦察,查明其部署情况,绘制能为以后作战使用的“导游图”,拟制了入侵的应急作战预案。使用多种先进的运输机和直升机进行兵力输送。

战法灵活 直击要害

传统登陆作战,是从滩头向内陆的递进攻击、平面推进。而美军入侵格林纳达时,从海上搭乘飞机直接对预定目标实施垂直越点攻击,避开了与敌在滩头阵地重兵的较量。这种“空中跨越”的战术,打乱了敌布防策略和作战部署,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作战指导上,美军以首都圣·乔治为目标核心,直取两个机场、广播大楼、总督府等关键部位以及卡尔维格兵营、鲁珀特堡和弗雷德里堡等军事要点,有效控制了格岛对外联系渠道及岛内基本局势。

作战过程中,美军采取多路同时向心攻击的战术,合理分配“海豹”突击队、海军陆战队第82空降师、第75游骑兵团等作战部队的当前与后续任务,有效分散和牵制了敌作战力量,达到了各个包围、逐个歼灭的目的。

联合作战 合力制敌

1980年代初,美军空地一体作战理论刚刚形成。受此影响,此次作战在梅特卡夫中将的统一指挥下,由美国陆、海、空诸军(兵)种密切协同,显示出了联合作战的端倪。

就作战力量而言,美军入侵格林纳达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却属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联合作战,既有特种部队、空降部队、炮兵分队、装甲兵分队、陆军航空兵分队,又有侦察,通信、两栖突击分队等。就作战方式而言,整个作战过程,多为各军(兵)种联合作战。25日夺占萨林斯角机场和珍珠机场时,游骑兵部队与空中执行掩护任务的武装直升机密切配合,压制两个机场的高射火力,有效保障了空降部队的安全着陆和及时投入战斗。26日对大安塞海滩作战,第82空降师借助海军舰载机和舰炮进行火力压制和破坏,地面攻击十分顺利。

此外,在岛上的其他进攻作战中,美国空军、海军和陆战队航空兵都对地面部队的作战进行了有效的火力支援。

胜利的同时亦有缺陷败露

总体来看,美军在此次格岛作战中,准备上比较充分、行动上比较果断、作战指导上比较有利,但在指挥体制上也存在严重缺陷,对一些细节问题、意外情况的处理不够妥当,甚至延误了战斗进程的顺利发展,导致作战时间的拖延和不必要的损失。

力量运用不科学

此次美军对格岛动武可谓是重兵压境,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但在某些具体任务的兵力分配和火力协调上不够合理。两路出击的“海豹”突击队深入敌方腹地作战、攻击关键目标,虽然具有较强的特种作战能力,但编组人员较少,加之又是以轻武器为主的装备,使其在实际作战过程中显得力量不足,持续作战能力不够,出现了被围困的险情。第82空降师沿陆路对大安塞海滩攻击时,美军没有协调好空中力量与地面力量的关系,且没有充分考虑到炸弹惯性飞行情况,致使部分炸弹越过格军头顶,落入美军士兵当中,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紧急情况处理不当

为避免遭到格军的袭击,负责营救总督的“海豹”突击队的直升机不等所有人员和装备投放完毕就急忙撤离,致使“海豹”队员的副指挥和卫星通讯设备被留在机上。增援总督府的作战谋划中,军方高层在选择乘直升机垂直上陆还是抢滩登陆的问题犹豫不决,无谓地浪费了一些时间,险些造成固守待援的“海豹”突击队全军覆灭。

情报信息漏洞百出

“海豹”突击队在攻占电台大楼时,利用美军自制的导游图错误地判定了大楼的位置,招致了不必要的围困;之后在营救留学生时,没有了解清楚人质集中的具体位置,就又进行了二次定位,在对卡尔维格尼兵营的攻击中,当4架UH-60直升机在46m高的悬崖边降落时,才发现没有足够的停放空间,致使2架直升机相撞,造成3名游骑兵队员当场死亡、4人受伤,而发起攻击后才发现此处仅有1名古巴人。

指挥不畅军种间缺乏协调

此次对格作战,美军采用联合作战形式,但由于作战力量系由各兵种临时抽调组成,指挥体制不顺,军种之间过多强调自身利益,给总体作战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游骑兵对萨林斯机场的攻击原计划是25日凌晨1时从距格林纳达273km的巴巴多斯岛出发,对睡梦中的格军突然袭击,但由于临行前各军种高层间出现一些争执,致使出发时间延误了5个多小时。当阳光普照之时,游骑兵才出现在萨林斯机场上空,面对格军和古巴工兵的严阵以待,美国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同日,当美军在格岛东北、西南两个机场取得战术上胜利后,负责指挥地面作战的施瓦茨科普夫却发现,这些人员中竟没有负责引导空中火力支援的联络官。位于格岛西南的陆军游骑兵与格岛东北的海军陆战队,由于通信工具不统一,信息不能互通,各军种实际上是处于独立作战的情况,这对于联合作战来说,是非常致命的硬伤。

美军在经历每一场战争后,都要详尽总结经验教训,随着军方对当时作战细节的逐渐披露,世人会对以往的军事行动有更清楚地了解。美军入侵格林纳达军事行动已过去26载,今天的再审视,仍然具有意味。

从军行篇6

[关键词]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苏区;群众路线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根据地转战至川陕地区后创立的。红军入川是我党历史上重要的大事件,它不仅在数量上改变了我党和我军的力量,扩大了苏维埃根据地,而且在联系群众,根据地建设方面也为中国革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新时期加强对川陕苏区根据地建设的研究,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建设

红军入川前,川东地区就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在当地进步组织的带领下,成立了以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川东游击军自诞生之日起,就走上了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主力部队入川后,川东游击军迅速发展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在革命过程中,川陕红军利用一切时机,从客观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通过多方面努力来促进根据地建设。

(一)党的建设

1.密切联系群众,扩大党团组织。在川陕根据地创建之时,即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广泛深入地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充分发动群众,注意发展妇女和青年团的工作,鼓励参军,扩大红军的力量来粉碎敌人的围攻。”在此基础上,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党确定了“扩充游击队,加强党对游击队的领导”(1),发展并健全工会组织,积极吸收工人干部,组织和扩大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为了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和指挥管理能力,川陕根据地还创办了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把政治和军事工作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2.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干部的培养教育。在思想建设上,党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反对轻视革命的、单纯的军事主义,突出提拔和选拔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工农分子,坚决肃内的投机分子和非马克思的异己分子,纯洁党员队伍。为了加强党的质量,川陕省委创办了省委党校,学习党的会议和文件,宣传马列主义,而且考虑到当时党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问题,还开展了识字班,进行文化教育。在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出“省委要经常开办较完善的党校,培养县委和区委工作同志”(2)。在决议中还提到,要把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解决现实复杂的革命问题作为重点来研究,提出了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和学习作风,“反对脱离实际生活,学院式的研究。”(3)

(二)经济建设

早在川陕根据地政权组建之时,党就已经意识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根据地党和政府认为,迅速恢复和发展苏区经济,立足自救,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途径,也是打碎敌人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的关键”(4)因此,在根据地建设中,党把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经济作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尽一切可能,开展必须的经济建设,以增强群众的利益,保证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为了发展生产,根据地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经济建设:

1.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根据地成立之初,党就制定了联系群众的方针,在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建立与群众的亲密关系和拥护群众利益,必须实行面向群众和从经济上减轻群众痛苦的经济政策。有计划的发展合作社”。(5)红军通过鼓励群众生产积极性来开展生产运动,并从部队中抽调大批政工干部组成工作队,分片包干,深入农村,兴建水利,开垦荒地。1933年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明确规定,“土地委员会除管分配外,还负责全乡的生产”,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在苏区的时候,就曾多次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地方的农事收割活动。

2.兴办军事民用工业,发展商品经济。红军入川后,党就已经意识到要想巩固和发展川陕建立根据地,仅仅依靠当时所有的生产力水平是根本不够的。于是,在川陕苏维埃政府一成立,立即成立了川陕省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中,党和政府制定了首要发展军需工业的政策,以保证革命的战争需要。基于此,在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各地开办了铁厂、盐厂、缝纫厂等民用工业,同时组织开办了军事工厂,如钢铁厂、造船厂,建起了军需被服厂、织布厂、斗笠厂,并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设立工农银行,以此来稳定金融市场,壮大苏维埃经济基础和实力。

(三)文化社会建设

文化社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能迅速壮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1.重视科学文化知识,大力发展社会教育。川陕苏维埃政府一成立,立即提出打倒军阀、消除封建思想的口号,号召广大群众学文化,讲民主、平等,反对宗教迷信。同时,把文化教育纳入了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的规定,实施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并且通过民主办学的原则建立苏维埃学校、识字班,以此来提升广大群众的受教育水平,规定“凡属青年不分男女都有入学机会,学膳书籍一切费用应有政府负担”(6)在川陕省委第二次工农兵大会上通过的《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广泛的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的重心应当是发展社会教育”。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医学班、农事班和教师班等专门学校逐步形成。由此,在根据地教育中,形成了以社会教育为主,突出干部教育和专门教育为特征的办学特点,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实用性的原则,广泛地开展社会教育,培养工农干部。

2.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改善农村社会风气。红三十三军成立后,总医院在原有基础上,抽调一批医务人员成立了一个军医院,三个师医院,九个团医务所。(7)在治疗方面,已经普遍开始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对于群众实行部分免费的政策,而且红军医疗队经常深入偏远落后地区,对当地进行免费送药、义珍。同时,红军开设了卫生学校,广泛招聘贫苦群众的子女,培养工农医疗卫生人员。在社会风气方面,为了改善当地人的身体状况,实行禁烟运动。红军对群众进行宣传说服教育,并且成立了专门的戒烟局和戒烟所,帮助群众戒掉普遍积累已久的烟瘾。红军到来之前,不少地区人民思想落后,不注重卫生,据《达县盘石乡志》记载,“(农村)每每厨厕相连,人畜共处。牛溲猪便,狗粪鸡屎,恶臭扑鼻,污秽盈庭。”但是,红军到来后,广大医生为当地群众治好了疾病,采取多种手段实施讲卫生运动,提倡文体活动,使得根据地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红军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

(一)扩大了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了必要准备

红四方面战入川客观上壮大了中国苏维埃的势力范围,壮大了我党和我军的实力,组织、动员、培养起了数十万人的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这支队伍牵制了军阀的主力部队,有力地拱卫了根据地,使得反动派不敢对红军部队和其领导下的根据地横行无忌。说,“有着这一批本地的游击队伍,才使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能很迅速扩大起来。”(8)川陕根据地的扩大使得中国革命力量深入到西部地区,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有力地牵制了军阀的军事力量,为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起到了很好的掩护和保卫作用。在川陕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革命队伍经过数年锤炼得到了锻炼,提高了党领导根据地建设的能力,培养出了一大批的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做了必要的准备。曾经评价道,“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9),由此可见一斑。

(二)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社会建设,使得根据地面貌焕然一新

红四方面军入川给当地带来了巨大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当地积极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使得农民得到了自己的财产,翻身做了主人。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踊跃参军参战。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工会和农会,保障了工人、农民的基本权利,规定了工时和工资,提高了工农的政治社会地位;修路、建造桥梁等改善了根据地的交通状况,对促进当地经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办学校、建工厂、设医院,发展金融邮电事业,实行社会救济,开展生产和禁烟运动,使得根据地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红军把外界大量的信息和农业知识、科学知识、医疗知识带到了中国广大的农村腹地,对农民进行普及教育,使得农民对于科学文化和医疗卫生有了“开眼看世界”的认识,后来在谈到红军在中国革命根据地建设所取得成就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10)

(三)传播了革命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为党树立了良好的革命形象

在革命过程中,红军利用多渠道多样式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通过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党的思想和政治纲领融入到了群众的生活之中,如标语、石刻、快板、歌谣、话剧等等,这些宣传起到了鼓舞、动员和教育的作用,使得根据地群众思想觉悟普遍提高,老孺几乎都知道“军阀和是他们最大的敌人,而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天下的部队”。因而,在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无数巴渠儿女积极参军参战,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回忆说,“宣达(11)战役期间,我们同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纷纷前来参加红军,一扩军就是一两千、两三千……”(12)妇女和青年儿童也不甘示弱,在川陕苏区不仅出现了女人鼓励丈夫、儿子一起上战场参加红军的感人场面,还有一家数口全部为革命牺牲的壮烈事件,妇女不仅在后方发展生产,就是在前线也不甘示弱,出现了著名的“妇女师”、“青年师”的伟大建制。在根据地的建设中,党和红军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发展与群众利益休戚相关的生产生活,改善了群众的生存状况,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树立了党和红军的光辉形象。因而,红军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使得根据地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的良好的社会氛围。

总结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川东红军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自行探索出了一系列符合群众利益的工作方法和作风,自觉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重点发展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经济,保护群众财产,使得川陕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面对当前转型社会现实矛盾较为突出的这一实际情况,党中央果断地提出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实践活动,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在新时期要继续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指示,牢记“两个务必”,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为人民服务,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行。而川东红军在川陕根据地建设时期形成的群众工作路线和方法、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必将永远成为党员干部学习的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达州历史(第一卷)[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2]红色土地上的丰碑[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4]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M].华夏出版社,1989.

[5]川陕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内部资料。

[6]毕英涛:巴渠红色文化:达州软实力的重要构成[J],达州新论,2012-1.

注释:

(1)《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43页。

(2)《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第30页。

(3)《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第32页。

(4)《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第280页。

(5)转引自《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第282页。

(6)《红四方面军关于青年政策的布告》

(7)隰积德:《红四方面军医疗卫生演变及其工作发展情况概述》

(8)《宣汉党史资料》

(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10)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

(11)宣达,即宣汉、达县(笔者注)

从军行篇7

1.依法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

在军队管理中,依法从严治军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有强军之基的重要作用。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是创建的强军目标,要使得这一目标得到实现,就要对以下三点进行牢记:能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及依法从严是强军之基。所谓强军之基就是加强军队的基础,保证基础不动摇,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在军队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标准是战斗力,只有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军队的基础才能够得到保证。在军队管理过程中,依法从严是非常具有战略性的一个举措,根本性与全局性是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依法从严治军时,应该对军队的正规化建设给予充分保障,并推动其不断发展,这是军队管理中最直接的方式。法制化与条令华就是所谓的军队建设正规化,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不是其全部的内容。军队管理的全局需要依靠法治进行覆盖、规范及推动。依法从严在军队建设中主要是对其全面建设进行保障与影响的,不仅包括政治工作、军事工作、装备工作,还包括后勤工作等。

2.依法从严治军是治军方略

治军方略方针就是对军队的方向、根本、全局等进行管理的。在进行军队的管理时,首先需要对军队整个领导班子与部队进行依法从严的管理,只有抓好领导这个关键,才能够管理好军队。例如,要带好一个连,就必须对连长指导员进行严抓,要带好一个团,就要对团长政委进行严抓。其次,在对军队进行管理时,应该抓好军队的根本。在军队管理的各项工作与建设中,战斗力永远都是军队的根本,要管理好军队,就要从根本抓起,并对政治教育思想这个关键环节进行严抓,确保依法从严治军方略方针的运用。军队是一个有法治的世界,要使得军队得到安稳,就要依法进行治理。治法是睿智者的表现,在军队的管理中应该做睿智者,对依法治军这个方略方针进行严抓。通过依法从严进行军队的管理,使得军人牢牢地遵循法律,不敢轻易地做违法之事。最后,千方百计抓落实。军队的管理要将治军的方略方针彻底落实下去,通过依法从严对军队进行管理,使得军队的各项建设都有法可依。

3.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治军铁律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最本质的联系是规律,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也是非常客观的。在军队管理中,其铁律铁规就是依法从严,只有具有铁的规律、铁的纪律才能管理好军队。依法与从严是治军的根本,只有军队具有一个铁的纪律,才能够拥有更强的凝聚力与爆发力,从而在打仗中战无不胜。在秋收起义后,同志就制定一系列的军规,通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军队进行约束管理。而在古田会议上,颁布新的法规对军队进行约束治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早已在军队建立的时候就已经充分地体现出来,充分反映军队治理中铁律、铁轨的重要性。军队治理的铁律铁规就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在军队管理中不能违背这个铁律铁规。例如在正规化军队的建设过程中,实行军衔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治军的规律,不能违背。依法从严是军队管理最根本的规律,只有遵循这个规律,才能保证军队的建设越来越正规化,越来越具有战斗力。

4.依法从严治军是根本转变

在军队管理中实行依法从严治军时,就要制定明确的方略方针,并且严格按照这个方略方针进行军队治理方式的转变,从而使得军队治理发生三个根本性的转变。首先就是由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做法转变为依法行政,其次是由单纯靠习惯和经验开展工作的方式转变为依靠法规和制度开展工作,最后是由突击式、运动式抓工作的方式转变为按条令条例办事。军队治军方式的转变是具有根本性的。在军队管理中要避免出现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就需要实现依法从严的治军管理方针。在军队的管理过程中,应该加大执行军事法律法规的力度,使得兵官的依法办事能力――法治素养得到提高。

在军队管理中实施依法从严治军时,就要严格各项纪律,从严治官从严治权。从严治官是从严治军的要害,而从严治权是从严治官的关键。在军队管理中,由于具有比较特殊的各级主官地位,就会形成从严治军的特区与盲区,不利于军队的管理。为了加强军队管理,就要由军官、领导等树立好榜样,带头进行法律法规的学习,遵守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处事。首先,对政治纪律进行严格的要求。在军队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在进行依法从严治军管理时,应该保证军队对党的要求进行坚定的执行,对党的指挥无条件服从。用法的形式将治军的成功经验、党关于国防建设与武装力量建设的主张、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等确定下来,从而使得军队的管理更正规化、制度化,从而加快军队的发展。在军队管理方面想要对依法从严的治军方针进行全面落实,就必须坚持当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使得军队的管理在政治上、思想上及行动上等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相同。

其次,对组织纪律进行严格要求。在军队管理中落实依法从严治军时,就要严格组织纪律。在军队管理中应该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禁止存在顶风违纪的情况。各级领导需要将军官管理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意识等放在军队战斗力的提升上,要坚决杜绝徇私枉法、以权压法的恶劣行为。

再次,对生活纪律进行严格的要求。在军队管理中应该严格生活纪律,杜绝利用公款拍摆场、比阔气、随意吃喝玩乐的现象,禁止使用公车随意迎来送往、公车私用的情况。生活纪律是军队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只有加强对生活纪律的监督、管理,才能不使军队的利益受到损害。依法从严是军队管理中必须坚持的,在军队建设与管理中应该将纪律建设作为管理的核心,严格执行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对于奢侈浪费、滥用私权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打击,使得军队保持良好的形象。最后,对用权监督机制进行健全。用权监督制度是军队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也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依据。不断地健全用权监督机制能够规范军队的行为,避免错误的出现,一旦出现错误自觉进行监督。党领导干部所具有的权利是人民与党赋予的,在使用权利的过程中需要受到党与人民的监督,禁止、以公谋私。

从军行篇8

关键词:国防军事军队行政行为

中图分类号:E2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我国军队职能的拓展和依法治军的深入,军队行政职权呈扩张趋势,军队行政行为涉足的社会领域越来越广,既涉及到军队内部,也涉及到军队外部,给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产生积极的行政法律影响。当前,现有散见的军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防行政行为和军事行政行为上,有的学者将所有的军队行政行为概括为国防行政行为,有的学者将所有的军队行政行为概括为军事行政行为,有的学者甚至将“国防”和“军事”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从而没有从逻辑体系上准确把握住军队行政行为的实质,一定程度地制约了军事法学科关于军队行政行为研究的发展。本文从“军队”这个全新的角度去准确把握军队行政行为的实质。

一、军队行政行为的概念和类型

所谓军队行政行为,是指军队各级行政主体依法实施军队行政管理活动,产生军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军队行政行为源于军队行政职权,同军队行政权一样,军队行政行为不仅包含有军事行政行为,也包含有部分国防行政行为,甚至还包含有少数普通行政行为。也就是说军队行政主体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论该行政行为是军事行政行为,还是国防行政行为,抑或是普通行政行为,只要是由军队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都是本文所指的军队行政行为。军队行政行为与普通行政行为一样,可划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依职权行政行为和应申请行政行为等,但绝大多数学者不承认军队具有针对民间的对外行政行为。笔者认为,以行政相对人是否为军队内部单位和内部人员为标准,军队行政行为可以划分为对内行政行为和对外行政行为。对内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为军队组织、军人、军队非现役文职人员和军队在编职工。对外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和公民、外国人、无国籍人等自然人。例如:总政治部司法局给军人颁发《军队律师执业证书》的行为、军队医疗体系对军人进行伤残鉴定的行为等则属对内行政行为;空军部队对在我国领空中飞行的民用航空器实行空中交通管制的行政行为、军队政治机关不批准地方青年与军人结婚的行政行为等则属于对外行政行为。军队行政行为的类型有:

(一)军事行政行为。军事行政行为是指军事行政主体依法实施军事行政管理,产生军事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田思源、王凌:《国防行政法与军事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64页。]由于军事行政权专属军队享有,所以军事行政行为也只能由军队行政主体行使。那种认为“军事行政行为就是国家军事行政机关或享有军事行政权力的机关行使职权的活动”[夏勇、周健、徐高:《军事行政法律行为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9页。]的观点是错误的,它混淆了国防与军事的关系,误将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国防行政职权的行为理解为军事行政行为,故而产生国家行政机关也行使军事行政职权的错误观点。

(二)国防行政行为。国防行政行为是指国防行政主体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对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公共行政事务,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作出的行政行为。广义的国防行政行为涵盖了军事行政行为,狭义的国防行政行为仅指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行政行为。本文所指的国防行政行为仅指狭义的国防行政行为。那种认为“国防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等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任何武装力量组织都不能成为国防行政行为的主体”[田思源、王凌:《国防行政法与军事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67页。]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国防行政职权,国防法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军委协同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科研生产,会同国务院管理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等。从我国军队体系来看,国防部军事机关、陆军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军分区(警备区)、人民武装部军事机关、武装警察部队军事机关等军队组织享有大量的国防行政职权,其行使国防行政职权的行为就是国防行政行为。因此,行使国防行政行为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军事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

(三)普通行政行为。普通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职权,组织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行为。军队行政主体一般不享有普通行政职权和作出普通行政行为,但由于国家行政机关的管辖权无法延伸到封闭的军队内部,国家为了防止军队内部出现行政管理的真空状态,不得不将一部分普通行政权力交由军队行使,以至于军队行政主体根据国家法律、军事法规的授权,依法作出部分普通行政行为。例如:对在军队内部发生交通事故的军队车辆,由军队有关部门对军车之间的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和行政处理。

二、军队抽象行政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是相对于具体行政行为而言的,是行政法学理论上的一个特殊概念。军队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与普通行政法理论上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类似,即包括军队行政立法行为和制定军队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行为两类。

(一)军队行政立法行为。军队行政立法行为,是中央军委、四总部、军兵种总部、陆军军区、武警总部等具有军队立法权限的军事机关,依法制定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的行为。立法是行政的前提和基础,行政是立法的具体实践。行政行为的行使原则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也就是说行政行为的行使必须要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首次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对中央军委以及各总部、军兵种、军区的立法权限作出明确规定:中央军委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各总部、军兵种、军区,可以根据法律和中央军委的军事法规、决定、命令,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军事规章;军事法规、军事规章在武装力量内部实施;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办法,由中央军委依照本法规定的原则规定。《立法法》确认了军队立法体制,表明了军队立法是国家立法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4月3日,中央军委根据《立法法》确定的原则,结合军队立法工作实际,制定颁发了《军事法规军事规章条例》,明确划分了中央军委、四总部、军兵种、军区制定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的权限,进一步完善了军队立法程序,强调军队立法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和尊严,将军队立法活动纳入统一、规范、有序轨道,使军队立法跨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军队行政立法主要有三类:1、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国防和军队行政方面制定的国家基本法律,适用于全国范围;2、由军队有权立法主体制定的军事行政法规、军事行政规章,适用于武装力量内部;3、由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和中央军委及有关部门联合制定的国防或军队建设方面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适用于军队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辖区内军民。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的法律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件,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制定的国防和军队方面的行政法规40余件,中央军委制定的军事法规140余件,各总部、军兵种、军区和武警部队总部制定的军事规章1000余件。这些军事法律、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的颁布施行,赋予了军队各级军事机关、部门行使大量的军队行政职权,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

(二)制定军队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行为。除有权军队行政立法主体制定军事法规、军事规章外,军队行政主体在履行军队行政职权过程中会制定出大量的军队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军队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军事机关及被授权的军队组织为实施法律和执行政策,在法定权限内制定的除军事法规、军事规章以外的行政决定、命令、指示等普遍规范的总称。首先,有权制定军队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军事机关或被授权的组织。其次,制定军队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依据一定的程序来制定。第三,凡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军队行政决定、命令、指示和行政措施等都是军队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表现形式。第四,军队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主体和将要发生的法律事实,可以约束和限制行政主体和不特定公众的行为。因此,制定军队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行为既有别于制定军队行政法规和军队行政规章行为,又不同于军队具体行政行为。

三、军队具体行政行为

军队具体行政行为与普通行政法理论上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成立要件、合法要件、行为效力等方面都是相同的,在此不再阐述。本文着重对军队具体行政行为的类型进行探讨。

(一)军队行政处罚。军队行政处罚是指军队行政主体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军队行政相对人给予人身、财产、名誉等方面的军队行政制裁行为。在普通行政法领域,《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法律依据、权限和程序等做了明确规定。在军队行政领域,立法上对军队行政处罚的规定尚未形成统一的体系,现有的军队行政处罚都散见于不同的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当中,并且学者对军队行政处罚的理论研究还不深入,没有把军队行政处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通过对军队行政处罚的法律分析,在普通行政法领域的所有行政处罚类型,如人身罚、财产罚、行为罚、申诫罚等,在军队行政处罚领域同样存在。

1、军队劳动教养。军队劳动教养是人身罚的典型形式,是指限制或者剥夺被劳动教养人的人身自由,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处罚措施。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建立的。1982年8月,总政治部和公安部联合了《关于军队执行国务院〈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几个问题的通知》,在军队内部建立起了劳动教养制度。1994年3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了《中国人民劳动教养暂行规定》,对军队劳动教养制度的实施予以了规范。对于军队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1、军队劳动教养是一种军队行政行为。根据《中国人民劳动教养暂行规定》第12条的规定:“对应予劳动教养处罚的人,由师旅或相当于师旅级的保卫部门调查取证,做出提请劳动教养意见书,填写《劳动教养审批表》,连同案卷材料、证据,报军以上政治机关审查决定。”从中可以看出,军队劳动教养是由部门军事机关即政治机关决定的,属于军队行政行为的一种。2、军队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行为。《中国人民劳动教养暂行规定》第2条规定:“应当给予劳动教养处罚的,依据本规定办理。”由此可见,军队劳动教养在性质上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3、军队劳动教养应当是可以接受司法审查的行为。在普通行政法领域,被处以劳动教养的行政相对人有权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军人是穿着军装的公民,应当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对于被军队行政主体处以劳动教养的军队行政相对人,也应当赋予其司法救济的权利。但由于军队尚未建立军队行政诉讼制度,军队劳动教养暂时不能接受司法审查。

2、罚款。罚款是财产罚的一种形式,是指有行政处罚权的军队行政主体依法强制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人在一定期限内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的行政处罚方式。关于罚款的数额应当由具体的法律规范规定,军队行政主体必须在法定的限额内科以罚款,超越法定限额的罚款部分无效。例如:《中国人民关于违反财经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规定:“对违反财经法规的单位、直接责任人和单位领导人可以根据事实和情节,做出罚款的处罚决定。对单位的罚款一般不超过违反财经法规的数额,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以不超过违反财经法规款两倍的罚款。对个人最高可处以本人两个月基本薪金、工资的罚款。对单位和责任人的罚款由进行检查的审计机关或者财务机关做出决定。”

3、没收。没收是财产罚的一种形式,是指有行政处罚权的军队行政主体依法将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行为人的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收归国有的处罚形式。违法所得是指违法者通过违法的手段和方法获得的不正当的利益。非法财物是指违法者用于从事违法活动的工具、物品和违禁品等。对于没收的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必须如数上缴国库,对违禁品及时进行移交或销毁处理,任何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或私分。例如:《中国人民房地产管理条例》第34条第2项规定:“对于越权擅自处理军队房地产的单位,没收其全部收入。”《中国人民内务条令》第164条规定:“点验中发现的问题,应当查明情况,妥善处理。对个人私存的公物、弹药和物品等必须予以收缴,并视情给以批评教育或者处分。”

4、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执照是行为罚的典型形式,是指军队行政主体依法限制或者剥夺违法者从事某项活动的权利或者资格的处罚形式。暂扣许可证、执照的目的在于暂时中止持证人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待经过一定期限并做出一定努力或者其改正违法行为后,再发还证件,恢复其资格。吊销许可证、执照的目的在于撤销相对人的证件,终止其从事该证件所允许的活动资格。《中国人民警备条令》就规定了暂扣车辆和扣留驾驶证3至10日、10至30日、30日至60日等轻重不等的处罚形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中国人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办法》作出了吊销军队执业医师证书的规定。

5、警告。警告是申诫罚的一种形式,是指军队行政主体对较轻的违法行为人予以谴责和告诫的处罚形式。此处的警告属于外部行政行为的军队行政处罚,不同于军队内部的行政警告处分。其目的是通过对违法行为人精神上的惩戒,申明其有违法行为,以使其不再犯。

6、通报批评。通报批评是申诫罚的一种形式,是指军事机关将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和批评以书面的形式公布于众,予以公开谴责和告诫,以避免本人再犯和教育警示他人。我国《行政处罚法》并未对通报批评作出明确规定,但通报批评是军队公文的重要形式,在军队行政行为中占有一定比重。军事机关惯常对发生问题的单位或个人以通报批评的形式通报至所属单位和全体官兵。

(二)军队行政强制。军队行政强制,是军队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行政目的,对军队行政相对人的财产和人身等采取的强制措施。军队行政强制主要包括:军队行政强制执行、军队行政即时强制、军队行政调查中强制、军队行政看管和军队警备收容等。

1、军队行政强制执行。军队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在军队行政法律关系中,军队行政主体对不履行法定军队行政义务的相对人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者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为。军队行政强制执行与普通行政法上的行政强制执行的最大区别是,普通行政法上有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但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军队行政诉讼制度,军事法院暂不能受理军队行政强制执行申请,故军队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只能是军队行政主体,不包括军事法院。

2、军队行政即时强制。军队行政即时强制是指在紧急情况下,军队行政主体在没有发出军队行政命令之前,出于对预期军队行政效果的追求,不必以相对人不履行行政义务为前提,便可依法对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等采取强制措施。例如《中国人民传染病防治条例》规定:“当发生重大疫情,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时,经师以上单位军政领导批准,并报大单位司令部、后勤部备案,可以采取划定隔离区、控制人员进出;对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进行检疫;临时封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水源等强制措施。”

3、军队行政调查中强制。军队行政调查中强制是指军队行政主体为了实现行政目的,依法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进行的,能够影响相对人权益的检查、了解等信息收集强制措施。军队行政调查可能会引起军队行政处罚、军队行政奖励、军队行政许可,也可能不发生任何行政法律关系。例如《中国人民内务条令》规定了“点验”制度。点验是对部队编制、实力、战备和安全状况的全面检查。对点验中发现有个人私存的公物、弹药和物品等必须予以收缴,并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处分。《中国人民审计条例》规定第26条规定:“审计部门办理审计事项,有权检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会计凭证、库存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财务收支电子数据的系统和电子计算机技术文档,以及其他与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和资产。”第27条规定:“有权就涉及审计事项的问题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调查,并可以采取复制、拍照、录音、记录、转储、下载等方法,取得有关证明材料。”

4、军队行政看管。《中国人民纪律条令》第66条规定:“行政看管是维护秩序,制止严重违纪行为和预防事故、案件发生的措施。”第67条规定:“对有打架斗殴、聚众闹事、酗酒滋事、持械威胁上级或者他人、违抗命令、严重扰乱正常秩序等行为的人员,或者确有迹象表明可能发生逃离部队、自杀、行凶等问题的人员,可以实行行政看管。”第68条规定了行政看管的时限,一般不超过7日,如需要延长时间,应当报上级批准,但累计不得超过15日。军队行政看管看似与公安机关行政拘留都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或剥夺,实际上军队行政看管与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军队行政看管的目的是维护秩序、制止严重违纪行为和预防事故、案件发生的行政强制措施,而公安机关的行政拘留是对相对人以限制人身自由的制裁,属于行政处罚。

5、军队警备收容。军队警备收容是军事法规授权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军分区(警备区)行使的一项旨在维护本辖区内军队或军人参加社会活动的秩序,以维护军队良好形象,制止军人不良和违法行为,预防发生事故、案件的强制措施。根据《中国人民警备条令》的规定,在警备司令部设置收容所,所长由军官担任,管理人员由警备分队派出,负责收容和保管被扣留的人员、车辆和物品,对被收容人员进行教育和必要的训练,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事故、案件。收容时限一般不超过7日,需要延长收容时间的,应当报军区主管警备工作的机关批准,但累计时间不得超过15日。

(三)军队行政命令。军队行政命令是军队常见的行政行为方式,是指军队行政主体在军队行政管理过程中依法要求行政相对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意思表示。作为军队日常行政管理的军队行政法规《中国人民内务条令》,从“条令”的字义上看,是指条条都是命令,也就是说军队行政主体实施的军队行政处罚、军队行政强制、军队行政许可等军队行政管理行为,从广义上讲都是一种命令,但从狭义上讲军队行政命令是专指以命令的形式出现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的行政行为。《中国人民内务条令》对命令的下达权限、程序、执行和要求等进行了明确。以行政相对人的身份为标准,军队行政命令可以划分为内部行政命令和外部行政命令。内部行政命令是指军队行政主体以命令的形式,对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行政相对人依法要求其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执法行为。例如:连长作出对某某在外探亲休假人员必须于三天内归队的命令。外部行政命令是指军队行政主体以命令的形式,对具有管辖关系的行政相对人依法要求其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执法行为。例如:具有军事设施管理权的军事机关对于在军事设施周边非法开采、建筑施工等破坏军事设施安全的地方单位或个人,责令违法者限期恢复原状的行政行为。

(四)军队行政规划。军队行政规划是基于对现实情况的全面正确把握,而对将来行政事务进行谋划部署。在军队日常行政管理活动中,也有大量的军队行政规划或行政计划行为。军队行政规划按层级可划分为全军规划、军区规划、军级规划、师旅团级部队规划;按行政规划的对象范围可划分为综合规划和特定规划。例如:中央军委于2011年4月印发的《2020年前军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这是中央军委对未来10年军队人才建设和发展作出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属全军性特定规划。再例如:某团为了正规部队车辆管理秩序,制定了一份在全团开展的《车辆管理达标规划》,这就是一份部队特定规划。

(五)军队行政许可。军队行政许可是指军队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对申请予以审查,并做出准予或不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军队行政许可是依申请的、要式的、受益的军队行政行为,未经许可任何人严禁行使该特定行为。虽然军队没有制定专门的行政许可法规范,也不适用我国《行政许可法》,但《行政许可法》中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对军队行政许可同样适用。例如:军队车辆管理部门颁发军人驾驶证书,授予军人驾驶车辆的行为;由军队统一组织的军队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对通过考试者,由有权军队行政主体颁发《军队会计职业资格证书》,认可考试通过者从事会计职业;军队营房管理部门依据《军队房地产租赁管理办法》的规定,向申请出租闲置营房的单位,核发《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的行为等。

(六)军队行政给付。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了公民享有获得物质帮助权,军人作为穿着军服的公民,在遇到特殊困难的时候,理应享有公民平等的获得物质帮助权。根据宪法的这一规定和近年来军队行政实践,所谓军队行政给付,也称为军队行政物质帮助,是指军队行政主体对军队内部人员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以及家庭经济面临重大困难或者遭受严重灾害、事故等特殊情况下,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依照法律、军事法规、军事规章以及军队政策规定,给予申请人一定的物质帮助的行政行为。军队行政给付主要有:支付牺牲、病故、伤残军人抚恤金,支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费、安置费,支付军队管理的离退休军人退休费,支付随军未就业的随军家属生活补助费,支付遭受重大灾害的军人家庭生活救济费等。

(七)军队行政奖励。军队行政奖励,是指军事机关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所属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防和军队、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军队单位和人员,给予奖励的行政行为。军队行政法上的军队行政奖励与《中国人民纪律条令》上的奖励不同。纪律条令上的奖励是基于行政隶属关系的奖励,属内部行政行为,主要形式有嘉奖、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和荣誉称号。军队行政奖励是基于行政管辖关系作出的行政奖励,属外部行政行为,一般没有固定的奖励形式,例如授予单位的有“军队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军队基层后勤建设先进单位”、“预防犯罪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等;授予个人的有“优秀士兵”、“全军优秀士官”、“全军十大杰出青年”、“军事训练标兵”、“学雷锋标兵”、“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先进个人”等。被奖励的个人在精神方面给予通报表彰、授予称号、颁发奖章,所在单位相应地给予嘉奖、记功;在物质方面给予发放奖品、奖金;在职务方面,可给予提前晋职(级)、晋衔。

(八)军队行政确认。军队行政确认,是指军队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作出是否给予确定、认定、证明并予以宣告的行政行为。例如:军队专利主管部门颁发军队专利权证书,以确定相对人的专利所有权;军队行政主体对在军队内部发生的军车之间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军事物资采购部门对军事物资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认证;军事机关给军人颁发军官证、士兵证等军人身份证件的行为;军队院校给毕业学员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行为等。

(九)军队行政裁决。军队行政裁决是指军事机关依照法律规范的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军队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非合同民事纠纷进行审查,作出裁决的行政行为。军队行政裁决依当事人申请开始,军事机关作出的行政裁决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在行政裁决生效前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否则就要受行政裁决法律效力的约束。军队行政裁决虽不像普通行政法上的行政裁决那样运用广泛,但军队行政裁决在军队中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行为方式。例如:军队房地产管理部门经当事人申请,对军队内部房屋产权或者土地使用权属纠纷依法作出行政裁决的行为;军队医疗卫生部门经当事人申请,对军队医院与军人患者之间产生的医疗事故纠纷依法作出行政裁决的行为;军队专利主管部门经当事人申请,对专利侵权纠纷依法作出行政裁决的行为等。

(十)军队行政合同。在一定场合、一定条件下借助行政合同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行政主体不可不运用的一项行政手段。[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347页。]军队行政合同,也称军队行政契约,是指军队行政主体出于军队行政管理的目的,依据军队行政法律规范与行政相对人签订的,就有关事项经协商一致而达成的协议。军队行政合同具有行政性、民事性和法定性三个方面的特征。军队常见的行政合同有:1、军事物资采购合同。是指军队行政主体与具备军事物资生产条件的企业签订的军事物资采购合同。例如:总装备部与沈阳飞机制造厂签订战斗机采购合同;军队油料管理部门与中石油公司签订汽柴油采购合同;军队军需管理部门与某某服装厂签订军服供应合同等。2、国防生委托培养协议。是指军队国防生主管部门与地方高等院校在校学生签订的旨在其毕业后自愿到部队服现役,部队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照顾的培养协议。签订国防生委托培养协议的一方是军队行政主体,其目的是出于国家军事利益和军队整体建设的需要,并非某个军事机关的自身用人需要,并且国防生违约在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3、非现役文职人员聘用合同。是指军队行政主体根据自身建设发展的需要,与地方人员直接签订的,为军队建设服务的聘用合同。军队非现役文职人员聘用合同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企业劳动合同无异,但从军队非现役文职人员聘用合同的性质上看,该合同行政特征明显,应属于行政合同。根据《中国人民文职人员条例》,军队录用的非现役文职人员要根据军队需要参加作战、军事演习、军事训练和处置突发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要着制式服装,佩戴符号标志,并且对违反军队纪律的文职人员,还要依据《中国人民纪律条令》给予批评教育并视情给予处分。4、直招士官服役合同。是指军事机关与地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签订的直接招收其到部队服士官现役的合同。从地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士官,是军委总部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对士官选拔制度进行的一项创新性改革。签订士官服役合同的一方主体是军事机关,其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军队建设发展的需要,签订合同的士官如果违反服役合同将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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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寿根、王伟伟:《国防法学》[M],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

[3]夏勇、周健、徐高:《军事行政法律行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4]李佑标:《军内行政执法主体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0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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