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酷公主范文

皇室酷公主篇1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酷吏；西汉

一、《史记》概说

司马迁所做的《史记》共一百三十卷，其中有七八十篇属于秦汉史史料，这些史料对研究秦汉史来说是珍贵的材料。《史记》之所以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司马迁做过太史令，掌管皇家图书，能看到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国家档案，从中广泛搜集有用的材料。再加上他注重实地考察，耳闻目睹了不少秦汉人物事迹，因而《史记》取材广泛；二、司马迁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比较尊重历史事实，他对搜集来的大量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那些无稽之谈，对弄不清楚的问题，或者采取阙疑的态度，或者兼载不同的说法。这些都加深了《史记》作为史料的可信度。

《史记》采用“本纪”、“世家”、“书”、“表”、“列传”五种体例。其中列传主要是重要人物的传记，《酷吏列传》是关于崇有尚严刑峻法的官吏你的传记，如酷烈著名的郅都、宁成，善于治狱他张汤、王温舒等写。通过这些人物传记，一方面看到统哦治阶级的残暴，同时又反哦那个智者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

二、酷吏

酷吏一词源于《史记》。酷吏，既是办事严峻酷烈的官吏。西汉的酷吏主要是汉武帝常年用兵，民穷财尽而不得不诉诸刑罚以维持其统治的需要，是汉武帝统治的执行者，汉武帝对官吏严厉残酷的管治措施是支持鼓励的。

司马迁在酷吏列传的开头就表明了自己对用严酷刑罚治理国家的看法：“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格。”老氏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由此观之，在彼不在此。”作者先列举出孔子和老子的观点，这二人皆反对利用刑罚治国，最后在自己的观点：国家治理得好坏，在于统治者德行的高低而非刑罚是否够严酷。

酷吏，这个称谓并不是贬义词，更不能同坏人等同起来。司马迁区别对待酷吏，有褒有贬：太史公曰：“自郅都至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具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然此十人中，其兼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碾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壁推咸……何足数哉！何足数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郅都刚直，明辨是非，以国家大事为重；张汤通事理，知变化；赵禹时时依法办事，维护正理；杜周过于阿谀奉承，办事徇私。作者对于公正廉明，勇于维护法纪和社会安定、法不避权贵的酷吏，基本上共同是肯定的，如张汤、郅都，同时也批评一味追求量刑严酷，不能宽严相济的缺陷。对于那些个阿谀奉承、目无法纪、嗜杀成性、草菅人命的酷吏，作者则痛予鞭挞，嗤之以鼻。

下面就来介绍几个主要的酷吏。

郅都、宁成、周阳由

郅都者，河东郡杨县人。“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疑无所受，请寄无所听。”郅都执法不避权贵，同时他又主张严刑酷法，以至于诸侯和皇家宗室见了他都不敢正视，称之为“苍鹰”。济南有一氏大族，同族约三百余家，强横狡猾，不受法纪，郡的长官都无法制止，于是孝景帝就任命郅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例子股栗。”

宁成者，南阳郡县人。“好气，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滑贼任威。”他的治理方法仿效郅都，皇家宗室和那些豪强凶暴之徒个个都怕他。很多国戚抓住宁成的过错进行诋毁。宁成犯了杀头之罪，他知道自己罪在不赦，于是设法逃脱，伪造符信，混出关隘回到老家。回到老家后，他租借给贫苦的农民土地耕种，从而积累了很多家产。过了几年后，遇上大赦赦免了他的罪。宁成抓住吏役们的把柄，供他驱使，奴役人们。

周阳由，本姓赵，因其父赵兼是淮南王的舅父而被封侯于周阳。“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自从宁成、周阳由之后，触犯刑律的事情越来越多，人们学会了在法律条文上投机取巧。

张汤

张汤，杜陵人。说到张汤就必须讲一下他小时候审鼠的故事。一次他父亲外出，留张汤一个人在家。父亲回来后发现老鼠把肉偷吃了，他很生气地打了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偷肉的老鼠，拿出剩下的肉，对老鼠进行严刑审讯，写出口供和审讯记录，状文的言辞就像个老练的狱吏写的，宣判罪名，把老鼠碎尸于堂下。“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渔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从中足可以看出张汤为人圆滑，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圆滑世故也使皇上十分喜欢他。“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令扬主之明。……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张汤忠心不假，却忠的奸诈，但皇帝很看重张汤，他生病时，皇上会亲自看他。

王温舒

王温舒，阳陵县人。他选择那些强横狡猾、不守法纪而又敢作敢为的人当吏役，王温舒让他的心腹爪牙去抓盗贼，抓住他想抓的人，他就会感到很满足。被抓住的人，有些该法办的不法办，有些根本不用治罪的，却把他们杀掉甚至灭族。王温舒最有名的就是他说的那句：“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也。”王温舒因为杀人没有杀够而遗憾，可见其有多么地不惜人命，残酷无情。

通过以上几个有代表性的酷吏，我们可以看出酷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坏人，他们中也有忠君爱国的，也有刚正不阿的，他们治理的手段残酷，是当时统治的需要，正是他们的手段厉害才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当然也有像王温舒这样杀人如麻的官吏存在，对于他的残暴，作者司马迁也是抱着批判与不屑的态度。

酷吏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他们利用职权互相地陷害诋毁，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而联合，寻找到机会就立刻下手，无视王法，钻法律条文的空子。对于他人的诬陷，有些人也是无力反击的，只有等死。

三、司马迁对酷吏的看法

司马在治理国家方主张德治，反对残暴镇压，但是他并不一概反对酷吏酷法。司马迁认为酷吏酷法在一定的形式下，还是必要的。他看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批豪强地主，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奸轨弄法，不任用酷法治之，是不能奏效的。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说：“虽惨酷，斯称其位矣。”他对酷吏酷治基本上还是肯定的，因为他看到了酷吏们对于国家治理有利的一面。在传中，他写那些酷吏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如郅都“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滑，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末，都中不拾遗。”写义纵“直发行治，不避贵戚……后迁为河内都尉，至则灭族其豪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等等。当然，司马迁对那些滥刑妄杀的是坚决反对的，像宁成“滑贼任威”、周阳由“暴酷骄恣”、王温舒“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司马迁把他们列入不足数之列。这体现司马迁看问题比较全面，能够深入分析。

另外，在《史记・酷吏列传》记述的详略上也可以看出他对当时酷吏制度的看法。记述的重点放在了汉武帝时期，高后、文帝时，主要实行无为而治，传中只举侯封一人，主要是因为“刻铄宗室，侵辱功臣”，实际上是打击那些不法贵族，蜕化功臣。到了景帝，一些矛盾开始激化，他列举了郅都、宁成，肯定了他们治理国家的作用。到了汉武帝时期，形式发生了变化，他着重叙述了张汤、赵禹等人的事迹，意在说明在这种情况下，非酷法不可。司马迁从实际形式出发，有着重要的求实精神和通变思想。

参考文献：

[1]朱枝富.《司马迁政治思想通论》[M].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

皇室酷公主篇2

[关键词]门阀制度；士族；地位下降；武则天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宗族门第观念深厚，因之而产生的门阀制度也影响了中国历史数百年。

门阀士族萌生于东汉，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现象。三国时，曹丕制定九品中正制，使得士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来参与政治。西晋则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将世家大族的特权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西晋初步形成了门阀政治的格局。到东晋时，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峰，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甚至超越于皇权，皇要依赖士族的支持。从东晋后期开始，门阀制度逐渐衰落。到隋唐两代，九品中正制被废除，改行科举制，门阀制度终于走向消亡。

综览门阀制度的发展历程可知，武则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士族地主势力趋向衰亡，庶族地主势力不断上升的时代，是士族地位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对于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本文将通过分析武则天在掌权前后所采取的几项措施来进行探讨。

一、武则天争夺后位

永徽年间，唐高宗即位后不久，朝野上下就因皇后废立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在这场斗争中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出身名门士族的王皇后、太上国舅长孙无忌和顾命老臣褚遂良等为代表的反对派；另一派是以出身庶族寒门的武则天、大臣许敬宗、李为代表的赞成派。斗争的结果，反对派失败，褚遂良等被打压，王皇后被废，武则天取而代之，并逐渐参与到朝政之中。

关于这场斗争，有关陇门阀与山东寒族矛盾之说，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说法是有失偏颇的。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中得到论证。

首先是斗争过程中武则天对于长孙无忌的态度。最开始，武则天是想要拉拢长孙无忌的。高宗在有了废王立武的想法后，“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1）只是，武则天与高宗双双登门送礼说情也未能得到无忌的支持，“竟不顺旨。”（2）之后，武则天又转托其母与许敬宗去求情，“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礼部尚书许敬宗亦规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3）自此，“武后以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己，深怨之，”（4）武则天于是开始疏恶长孙无忌。武则天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拉拢各方势力，增加自己上位的筹码，维护自身利益，而并不以双方所代表的势力阶层来作为划分自身势力阵营的依据。

其次是唐高宗支持立武则天为后的行为。按理说高宗应是门阀士族的总代表，但他在皇后废立一事上，却与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一帮士族大臣作斗争，坚持废掉出身关陇名门的王皇后，而支持拥立庶族寒门出身的武则天为后。可见，这并非是一次士族与庶族的斗争。

综上所述，这一场皇后废立之争，并非是关陇门阀与庶族寒门的斗争，在笔者看来应是一次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是高宗与长孙无忌之间对于权力的争夺。

长孙无忌在贞观、永徽年间，权势日益隆盛，最后已达到外戚干政的地步。太宗在位时，无忌作为玄武门之变的功臣，被封为齐国公。之后由于太宗的宠信，渐有左右朝政之势。到高宗即位后，因无忌有立储定策之功，“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5）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而高宗对长孙无忌更是言听计从，“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6）这使得无忌得以相权独揽，甚至到了凌驾皇权的地步。面对这一现实，高宗选择了以一种特殊的手段来解决权力分配的矛盾，这一途径便是废王立武。这一事件使得君权与相权的斗争变得明朗化了。可以说，君相权力的斗争以废立皇后为契机展开，到无忌投缳自尽而告终，宣告了君权的胜利。而废立皇后，只是这场较量中的一个侧面而已。

这场斗争，以赞成派的胜利而结束。所以，在斗争结束后，胜出的赞成派势必会乘势崛起，找到自己的依附对象，并借机打击对手。而赞成派多数是一些出身寒门的庶族官僚，反对派则大多数是原来的一些当权派，多出身于世家大族。因此，这在客观上，提拔了一些庶族地主，打击了士族势力，致使门阀士族地位下降。

二、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武则天登上后位，为巩固自身地位，在得不到旧士族支持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通过笼络庶族地主来获得支持。于是采纳了许敬宗等人的意见，以高宗的名义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史载：“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7）

可见，在修订《姓氏录》时，是以唐官品为标准，以五品为界的，凡是五品以上官员，不管以前是否是士族，都写进《姓氏录》中，而不到五品的官员，即便曾经是士族，也一概不写进去。这样就把大批地方大姓取消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逐步和官品高低融为一体，直接打击了地方豪强望姓的政治势力，而通过其他渠道，特别是军功晋升的官员，就得到了合法保护，“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8）大量庶族地主因此而提高了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得以进入统治集团，进一步打破了士族与庶族的界限，加速了门阀士族的衰落。

三、选拔人才

武则天掌权之后，旧的当权派还存在着一些势力，为维护自身利益，巩固统治，在得不到士族官僚的有力支持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培植新的势力为自己所用，笼络和提拔一部分人来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与反对自己的旧当权派进行对抗。为此，武则天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广泛罗致人才。天授元年（690年），“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9）首创由皇帝亲自策问举人的殿试。长安二年（702年），又开创武举，自此“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军部，”（10）如期进行考试。当然，武则天并未阻止士族子弟参加科考，但是由于门阀士族一直以来拥有的特权，自身已经腐朽。他们逐渐抛弃了两晋以来以武功进取的传统，在生活上奢侈享受，转而形成了矫揉造作的“名士”之风，一贯保持的文化优势，也逐渐丧失，他们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以致无法以科举入仕，身份地位降低。

武则天重视科举制度而轻视靠各种特权进入官僚集团的行为，给予了庶族有能之人一个相对公平的入仕机会，降低了门阀士族的威望。而武则天增加进士的录取名额，破格用人，“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11）并诏令内外九品以上的官员和百姓都可以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做官等一系列措施，为普通地主广开仕途，提供了更多庶族入仕的机会，奠定了庶族地主在政治上的优势，使其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打击了门阀士族，降低了其政治、社会地位。

四、任用酷吏

武则天掌权后，为巩固统治，加强皇权，就要平衡宫廷内部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以一个势力来牵制另一个势力，在相互斗争中获得一种朝廷内政治上的平衡。所以，武则天不仅任用了狄仁杰、张柬之这样的贤相，更主要的是任用了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专办谋反大案。对于反对势力，武则天的做法常是“威刑以禁异议”。（12）酷吏为罗织罪名，制造了许多可怕的刑具，对被告人进行摧残，对官员肆意诬告，导致“是时，酷吏恣横，百官畏之侧足。”（13）“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14）而对于这些酷吏，“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15）在这些酷吏手下，李唐宗室贵戚、大臣也不能幸免。“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16）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武则天利用酷吏诛杀的主要是一批反对自己的门阀士族，尤其是关陇军事集团。经过酷吏的屠杀清洗，打击了恣行暴虐的门阀士族势力，以李唐宗室为首的关陇士族元气大伤，士族地位下降，而拥护武则天的庶族官僚则得到扶植，实力迅速增长，地位上升。

综上所述，武则天时期门阀士族地位的下降，其根本原因并非是士族与庶族两大势力斗争的结果，而是由于君相之间对权力争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求以及士族阶级自身的腐朽性所造成的。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杜佑.通典[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马晓丽.关于武则天重用酷吏的几点看法[J].烟台大学学报，1991（3）.

[6]赵克尧.武后之立与君相权力之争[J].温州师院学报，1988（1）.

注释：

（1）《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3）《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4）《资治通鉴》卷二

（5）《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6）《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7）《资治通鉴》卷二

（8）《旧唐书・李义府传》卷八二

（9）《资治通鉴》卷二四

（10）《通典・选举典》卷一五

（11）《新唐书・后妃传》卷七六

（12）《资治通鉴》卷二五

（13）《资治通鉴》卷二五

（14）《资治通鉴》卷二四

（15）《资治通鉴》卷二三

皇室酷公主篇3

关键词：汉代酷吏；王道；霸道；法律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4.1；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2-0116-08

收稿日期：2011-06-13

基金项目：北京交通大学“宽猛相济法律文化研究”项目（kljbl 1001536）

作者简介：李巍涛，男，河北廊坊人，法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酷吏之“酷”本意为“酒味厚”，原与暴虐、残忍没有直接关联，因此不能将“酷吏”简单理解为“残酷暴虐的官吏”。执法严苛以及对法律的特定理解和运用是汉代部分官吏被归于“酷吏”的主要原因，但这往往无关乎其政绩和个人品质。汉代酷吏大量参与当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审判活动，乃当时法律文化的承担与创造主体之一，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存在相互印证的关系。尽管汉代酷吏与后世酷吏存在诸多不同，但今人对酷吏笼统一贯的认识已经偏离了司马迁的本意，究其原因，自是儒家思想对传统文化影响过深，汉代酷吏则往往被置于儒家德礼教化标准之下进行评判。本文从国家律令制度、法律文化角度对汉代酷吏进行实证性解读，进而说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番厮杀、融和，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政治实践的历史性选择。

一、汉代酷吏的法家底色

先秦及秦法家的思想融汇于其所创设的文吏制度、选官制度、考绩制度等各项制度之中，这些制度均为汉代大体继受，而酷吏作为汉代政治体制内的一分子，大多经由这些制度培养选拔出来“优事理断”，此一过程即其受法家思想熏染的过程。自汉代始，法家式微，甚至不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但其影响却从未间断，“中国以后的政治，大部分受法家学说支配，因为他们的学说乃从实际政治出来，且与实用”。因此，汉代酷吏与先前法家在对法律的认识、执法方式和手段等方面虽存在差异，但其仍不失为法家文化的传承者，摆脱不了法家底色。

1.以法家思想为渊源

汉代酷吏的法律观念大多受法家思想影响，法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立公弃私、明法治吏”等观念均在汉代酷吏身上有所体现，不同之处在于汉代酷吏并无法家人物对法律的价值认同，法家思想对酷吏的影响主要通过制度性训练耳濡目染而成，所以汉代酷吏对法家思想的继受往往有其形而少其实。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是法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家尊君注重法律建设、摈弃道德判断，基于相同的政治考量。“西汉的皇帝从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的路线，他们内心所关切的问题可以说只有‘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八个字”，不断推进中央集权成为汉代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汉代酷吏因之以拱卫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为己任，遵循“以猛服民”的方针，充当君王的鹰犬之任。法家思想中的皇权具有抽象至上、超越个体的意味，是法律权威的源头与保障，而汉代酷吏眼中的皇权则是实在的，其往往直等于法律，正如酷吏杜周言：“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法家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在于废止官贵特权，汉代酷吏亦大多为“不避权贵，勇于执法”之人：郅都“行法不避贵戚”；宁成“其治效郅都”，让“宗室豪桀人人惴恐”；义纵、严延年等也“直法行治，不避权贵”。

汉代酷吏的兴起及峻法的实施有着强烈的维护社会秩序和集权统治的目的性，适用苛法重刑比法家人物有过之而无不及，适用对象往往集中于破坏法制的诸侯、豪强，以及大规模的民变，表现为对法家重法思想继承基础上的修正。法家在明确公、私有别的基础上强调吏治清浊以立公弃私为前提，并将严于治吏的思想贯彻于立法之中，承秦而治的汉代也很重视吏治，崇尚以法律规制臣下，汉代酷吏是治吏手段也是吏治对象。汉代酷吏大多明法任法，其行治以“明法”为基础，又常常领受君命，取得法律上的裁量权与豁免权，至少形式上表现为依

法行治。西汉末年儒生出身的丞相薛宣、朱博皆谓：“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汉代官吏奉职守法的意识由此可见一斑，大部分汉代酷吏严而少恩的一面则为法家奉公去私、忠于职守思想的表现，他们大多都能做到廉洁奉公，而用法苛暴的酷吏往往会得到君主“一切便宜从事”的支持和授权。

2.与儒道学说相纠葛

“秦汉律是法家的法，隋唐律是儒家的法；中国法律原是这两个法系衔接合成。”瞿同祖也认为秦汉法律为法家系统，并不包含儒家礼的成分在内。但汉代统治者明白一味适用严刑峻法，全面推行酷吏政治必会重蹈亡秦覆辙，所以汉与秦虽然同样用法严苛，但是法家思想与制度的运用大多时候被限制在一个更高层面的价值体系之内，汉代并未像秦一样将法律尤其重法适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而是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秦代“法治”全面至上，汉代“法治”则受到约束，这种“约束”表现为汉初黄老政治包裹着法家思想，而后则嬗变为“霸、王道杂之”的儒法合流，除了武帝朝的短暂勃兴之外，法家思想再也没有取得至高地位。选择“王道”意味着皇权从某种程度上接受礼法的约束，而受到约束的权力更容易接近理性，也正是这种“约束”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力量。《史记·礼书》记载“孝文好道家之言”，《儒林列传》又说“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岂不矛盾？其实汉初诸帝坶睢黄老是尊，一方面推行“无为”政治，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秦代的严刑苛法，只不过此时法家思想须在道家思想的统摄之下发挥作用。此期法家的治世之术退居次席，隐匿于道家无为的原则之下发挥维系政治机体运转的最基本功能。黄老学说对法家思想的统制使其不再表现为“以力胜”的激烈形式，法律实践层面更多地表现为“约法省刑”，法家制度的运用则更具隐蔽性，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法家思想中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得以保留下来。“以道统法”的原则将法家理论融入道家思想之中，表明黄老一面肯定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另一面也认识到法律滋彰的破坏性，因此强调必须将法家的制度模式拘囿于特定的价值体系之内，制定和实施法律时要以“道”为指导，遵循“道”的原则和精神，只有如此才能使法治之术扬长而避短。黄老与法家对法的认识最大的差异乃在于辨识“法”在一国政治中处于何种地位。在法家看来，法的地位是最高的，上至君主都应该遵守法度；而黄老则将法纳入“道”的统制之下，以“无为”来约束法的社会功能，这直接导致汉初酷吏处于潜伏状态。

从秦时“焚书坑儒”，到汉武帝时再次受到重视、尊奉，儒家的复苏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汉儒接受了法家的君臣观，实现了儒学政治性格的转变与制度化，儒法本体之争在汉代已不存在，原本儒法两家竞争激烈、互不相让的争辩思潮渐趋沉寂。“法家的理论本来只及于治理的方法，未尝及于为政的目的；儒家的理论有为政的目的，而未尝及于方法。两者结合，遂成为帝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司马淡在“论六家要旨”中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儒学是“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法家则“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儒家正好借助法家事功性在政治上取得立竿见影之效，法家亦可借儒家之道德性来弱化“严而少恩”的一面，从而形成“累世行之”的正统思想。

酷吏群体内在的发展变化印证了儒法合流的趋势，西汉酷吏大多逢迎主意以执法，只是将法律视为实现安定、统一等政治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所以西汉酷吏大多一味杀伐立威。尽管武帝以“儒术”缘饰律令法术的思想引发了当时“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的习气，但彼时的儒学更多的是一种装扮。东汉酷吏受儒家思想影响日深，一方面执法态度更为坚决，出现了为维护法律权威而违抗王命的情况；另一方面则出现考量平民利益以适用法律以及先教后刑的例子，汉法和抽象的皇权意识凝结为国家观念，成为东汉酷吏抗拒强权、严于执法的凭借，此时的酷吏已经是渐趋儒家化的酷吏。具有专业法律技能的文吏逐渐放弃排儒立场，许多继承法家传统的文吏开始学习经学，“有俗材而无雅度者，学知吏事，乱于文吏，观将所知，适时所急，转志易务，昼夜学问，无以羞耻，期于成能名文而已”。一语道破

了东汉儒生改习吏事的原因，法家透过文吏对汉代社会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儒家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实际上也要漫长得多。这既是董宣质问光武帝“何以理天下”，且“终不肯俯”的原因，也是儒法合流深层发展的表征，这一文化的选择最终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法律传统的走向。当然，法家思想依然在东汉酷吏的法律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汉代酷吏的法制基础

“西汉中期以前特别是在西汉前期，秦代尚法而治的社会风气仍给当时的社会以较大的影响，而且此时儒家的思想学说虽逐渐得到上层统治者的青睐，但在实际政治中儒家学派没有能够也没有能力马上占据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阵地，因此在社会中‘尚刑名法术之学’的‘文吏’仍在实际上操纵着司法统治大权。”

到东汉初年，“法令，汉家之经，吏议决焉，事定于法，诚为明矣”的观点依然盛行。秦时确立的法律制度随着帝国体制一起被汉代继承下来，这为汉代酷吏的出现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基础，只不过随着道、法、儒三家思想的激荡、融合，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

1.汉代酷吏兴起的制度保障——文吏制度

按照法家的设计，一国之中“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人们应该遵循的传统只有法，即“以法为教”，所赖以解决问题的只有习法之吏，即“以吏为师”，官吏则应该精通法律、熟悉政事、奉公守职、严行法令，这个理想国家的基石即为文吏制度。肇始于秦代的文吏制度是法家思想制度化、程序化的一种表现，包含一系列关于基层官吏培养、选拔、奖惩的制度，也是秦帝国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之一。汉高祖入关时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汉文帝时，治平为天下第一的吴公曾向李斯求教律令之学，后被任命为廷尉；御史大夫张叔也曾经因研习法家刑名之术而做过太子的顾问；精通申商刑名之学的张恢则隐居教授法家思想制度；张汤、范晔、周纭、阳球等汉代酷吏均好申商之学、韩非之术。《汉官仪》载，东汉辟士四科中第三科即为“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句，文任御史”。由于明法、断狱受到政府的重视，且有较多的升迁机会，两汉之世习律之风一直很盛，贵文吏之风与汉王朝相始终。东汉“论者多谓儒生不及彼文吏，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则诋訾儒生以为浅短，称誉文吏谓之深长……儒生有阙，俗共短之；文吏有过，俗不敢訾。归非于儒生，付是于文吏也”。反映了当时贵文吏、轻儒生的社会风气。

文吏制度之所以在汉代得以保留，研习法家治术之所以成为汉代入仕的通道之一，乃是因为文吏已然成为帝国统治不可缺少的官僚群体。早在汉初“尽管普遍指责秦政权和其法家学说，西汉早期的朝廷仍然几乎没有离开它从秦代继承下来的法家学说和实践的范围。遵循道家无为的准则，朝廷很可能发现从事别的激烈的改革是行不通的，于是就满足于让下级政府按照旧有的制度，由秦政权残留下来的或者按照这种制度训练出来的官吏管理。”牟宗三曾评说汉代政治：“章则法度，非其所长，又无既成之文化系统可资凭借，其所赖者唯萧何耳，而何之所承者，秦之吏制也。”

文吏制度既为秦代帝国政治的基石，又被视为弊政之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汉初黄老盛行，帝国官僚体制的存续虽然使文吏制度得以保存，但官僚机器被迫将转速降至最低，尽量减少其承担与发动的事务，以此来缓和对社会的压力。黄老“治道贵清静”的宗旨反对文吏的进取苛察，“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谍谍利口捷给”的文吏不得不让位于“木诎于文辞”、“言事曾不能出口”的“忠厚长者”，因为“其为治乃能与秦吏相反，年又长大，非唯历事多，其人亲受秦法酷烈之害，必事事思顺民情，与之休息也”。对于以“刀笔筐箧”为能事的文吏来说，当“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成为政治愿景，整个社会沉浸于“官不扰民”、“约法省刑”、“轻徭薄赋”时，他们的功能必然会大大受到限制。作为文吏极端化发展的酷吏在此情况下自是同样受到抑制，难以大量出现。儒法两家都具有积极的事功性，它们的融合必会以一方受到较大约束为前提，“德主刑辅”即为儒法合流后二者在治世思想层面的重新定位。为了适应主导思想的变化，官僚的技能和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文吏制度随着儒法合流的深化而受到结构性冲击，并最终影响了酷吏的形态。

汉初不重视儒学，以儒生身份参政的官员不多，但随着儒学的复兴，帝国政

府向儒生敞开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他们自身的行政素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贤良之士大量进入政府任职，他们尊奉儒家德治的措施得到实行并深入人心。太学弟子大多“归为郡吏”，成为基层官员，儒生通吏道成为一种客观需要。随着武、宣、元三帝对儒术态度的变化，汉代朝廷中文吏与儒生的势力此消彼长，酷吏与循吏并用，儒生、文吏进一步融合与儒法合流的进程相互印证。儒法两家思想的合流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儒生与文吏的融合，而文吏制度作为汉代酷吏产生的制度保障受到如此的冲击势必会遏制酷吏的产生，“吏服雅训，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相克也”，成为儒法合流在官吏政治性格上的表现。 　2.汉代酷吏兴起的法律原因——苛法繁多

汉代酷吏之“酷”在法律上更多地表现为“执法深刻”、“牵连竟深”，并非对法制的破坏，所以汉代酷吏的兴起与君主的意志和重典的颁行有着很大的关系。杜周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即为酷吏思想源自君主意志和国家法令的一个明证。武帝为配合重用酷吏的政策颁行大量苛法，以立法的形式促使官吏不得不“酷”。张汤与赵禹“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见知”罪意在严惩缉拿盗贼不力的官员，执行过程中“不知不见，不坐”的情形很少。凡是“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则急诛之”，深文峻法、严而少恩的官吏反而无人追究，甚至被称为发奸惩顽的能吏，因此大多官吏受风气驱使以至于严酷。武帝时设十三州部刺史，监察二千石长吏和强宗豪右，并明确规定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严于执行此法的刺史都称得上酷吏。

此外，汉代虽沿用秦以来“纵囚与同罪”的原则，但武帝时扩大了“纵囚”的适用范围，往往把执法平允者指斥为“故纵”，甚至通过重判所纵之囚来加重“纵囚’’之吏的罪过，形成“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的局面。前有利禄相诱，后以废免杀头相督责，酷吏行重法已成为保全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自安之道，以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仿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

“法令之繁，自武帝始也”，随着苛法的颁行，酷吏已经从少数个体通过抽象立法泛化为一个群体，而酷吏的积极意义也开始转化为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武帝立法不仅扩大了官员的责任范围，而且也通过“通行饮食”罪扩大了对盗贼株连的范围，即凡为贼盗通风报信、充当向导、供给饮食者，皆须处以严刑。史载武帝时“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催促官员严格执法、深刻执法，意在杜绝“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大强则不可以罚威”的局面，避免中央集权统治受到威胁。

汉代酷吏之“酷”建立在精通国家律令的基础上：严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奏成于手”、“奏可论死”都反映了严延年精通律令、善为谳辞的一面。张汤、杜周之属则不仅因为明习律令，承办皇帝诏狱，而且积极参与立法、释法活动，可以说是酷法造就了酷吏大兴的局面。而酷吏之为“酷”无须以破坏法制为前提，此种“恶法亦法”的状况源于传统法律的“人治”本质，务在追求专制统治的巩固。汉代酷吏之“酷”反映了汉代律令之“酷”，而律令之“酷”又带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时代性，其指向大多为宗室豪强，至于小民的作奸犯科往往不会纳入酷吏管辖的范围。

三、汉代酷吏的人治之维

文吏制度为秦汉培养了在性

上别无二致的基层官僚，不同之处在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制始终将文吏的活动囊括于律令之内，甚至君主亦遵法守法；汉代法家思想制度受到拘囿与限制，当特定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无法令可资遵循时，自然需要作为皇权人格化的酷吏的出现，因此汉代酷吏实为传统法律文化人治之维与文吏极端化发展的产物。

1.皇权的人格化

汉初为数不多的部分酷吏均出身郎官，为皇帝近臣，对皇帝的治世思想与政治目的心领神会。身为郎官的酷吏被委派到地方担任长吏、令守，可视之为皇权对地方政治的直接渗透，汉代酷吏也成为君主有针对性地适用重法，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得力工具。吕后曾经积极剪灭汉初封立的异姓王和开国功臣，酷吏侯封“刻轹宗窒，侵辱功臣”，成为她一系列政治举措的执行者。景帝欲废弃太子、诛杀外戚，不得不让酷吏郅都代替卫绾完成任务，因为卫绾乃宽厚长者，他的“不忍”很难实现景帝的政治目的。汉代酷吏因大多出身底层小吏，这使得他们很少陷于派系之争，从而“治敢行，少蕴藉”，因此宗室贵族聚居的京畿地区，以及经济发达、富人多出的关东地区成为他们经常任职的地方。统治阶层对酷吏的功能、利害有足够的认识，表达了一种将酷吏政策限制于特定地区，适用于特定犯罪类型的用意。“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干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义纵“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尹齐“所斩伐不避贵戚。迁为关内都尉，声甚于宁成。上以为能，迁为中尉”；尹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董宣“特征为洛阳令，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周纡“征拜洛阳令”

此外南阳、北海、蜀郡等也是豪右屯聚之地，因此酷吏常往任之。在罪名管辖上，酷吏以治理谋反罪、叛乱罪等威胁中央集权的重大政治犯罪和刑事犯罪为主，犯罪主体均为诸侯、宗室、豪强和组织武装反抗的民众。反观张汤“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严延年“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一宽一猛之间，酷吏之“酷”的指向立现。民间广为流传的“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之类的童谣足以证明权贵、豪强对封建法制和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因此终汉之世，酷吏始终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斗争的重要手段。“皇权的直接干预地方社会秩序，既见之于皇权人格化的‘酷吏’，又见之于制度化的部刺史制。”而代表皇权被派驻地方的刺史又往往以酷吏充任，因此汉代酷吏以忠公自负，以能治善理为号，实为遵守从律令条文中渗透出来的君主意志，从赵禹、张汤到尹赏、王温舒都被武帝称赞为“能吏”。 　2.文吏的极端化

文吏经由专门训练而具备基本的司法行政技能，擅理政事、遵循法度，并依照能力、功绩和年劳任职升迁，乃职业化的官僚。作为法家“法治”理念的产物，他们务在奉法行事、公平循良，足以用其所学来解决日常社会政治生活中面对的问题。但是当社会状况超出制度设计者的预期，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令普通文吏无所遵循、无以为济时，突破就在所难免，酷吏即为文吏突破的一种出路。赵禹、张汤、杜周、尹齐等汉代酷吏大都出身文吏，而进身文吏的前提条件即为“无害”、“公廉”。张汤、减宣、杜周等被称为“无害”，郅都、赵禹、尹齐等则被称为“公廉”、“廉平”，司马迁也直言汉代酷吏“虽残酷，斯称其位矣”，大多酷吏身上体现了文吏奉法谨循的品质。郅都“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不受贿赂，不听请托，常说：“已倍（背）亲而仕，身故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乃典型的奉公守职的文吏做派。赵禹则“廉倨”，不仅不接受贿赂，还拒人于千里之外，十分傲慢，“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其“傲慢”乃是因为奉公，杜绝“知友宾客”请托，与荀子眼中“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的秦国文吏非常相像。

但文吏所表征的仅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酷吏则是社会矛盾加剧的产物，这些矛盾通常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地方豪强破坏法度、规模较大的民变，大都可能威胁

皇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并非一般文吏采用常规手段所能解决。汉代酷吏治世以深竞叛逆、不避宗室、摧折豪强、镇压平民暴乱为多，很少涉及一般刑民事案件，处理事项的特殊性决定了仅遵循常法往往不能实现目的，因此酷吏治世严而少恩，以杀伐立威，实为“法治”与“人治”传统冲突的结果。文吏循法行事，发挥法律正常的威慑效力，仅给社会造成一般的压力气氛；而酷吏则以重法、“文深”处理事端，是法家重刑思想的一种实践，意在形成一种恐怖气氛，不同于法家传统的是当酷吏认为常法不足用时会超出常法的范畴行罚。

酷吏之所以敢于如此，一方面因为处理突发危急事件，君主会以一切“便宜从事”的口谕把自由裁量的权力授予酷吏；另一方面则因为汉代“失刑”罪轻，“纵囚”罪重，即使以“残贼”罪失刑免官也还有可能重新被委任官职。汉成帝时酷吏尹赏做江夏太守，“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坐残贼免”。当“南山群盗起”时，又被任命为“右辅都尉，迁执金吾，督大奸猾”。其临终时告诫诸子说：“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

由此可见，酷吏用“酷”的利益驱动还在于朝廷施政的方针和法令导向作用，出身文吏的酷吏无不通晓法令，孰轻孰重，他们自是心中了然。职业化的训练使得制度标准覆盖了文吏的性格特征，他们表现出来的素质、操守、行治方式大多比较接近，而酷吏的极端化则决定了他们往往张显个性，自身品德素养多样化，“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韩非曾经这样来描述他心目中的治国之才：“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直到劲直，听用，矫重人之奸行。”依此标准，汉代酷吏既有“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强毅劲直、案法治官的一面，也有“重人”亏法利私，甚至无令擅为的一面，所以汉代酷吏深受法家思想影响，同时又只是法家思想“片面”而深刻的实践者，是文吏顺应时代需要极端化发展的结果。

四、汉代酷吏的时代特征

黄老政治为汉初社会的恢复做出了贡献，但当社会元气渐复，潜在的各种矛盾、冲突随之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清静无为的黄老便不足以应付时变。思想层面的嬗变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休养生息70年之后，宗室贵族势力兴起，“多暴犯法”，“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弗能任之”。地方豪强则往往利用经济、政治或宗族的势力在地方上横行霸道，违法乱制，甚至与官府分庭抗礼，也成为一股与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离心力量。《盐铁论·刺权》载：“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

在汉初“无为而治”的大环境下，吏治也日趋败坏，景帝时已发展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的程度，甚至有以杀人为职业的组织与官吏相勾结：“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又重馈部吏，吏与通奸，利入深重，幡党盘牙，请至贵戚宠臣，说听于上，谒行于下。是故虽严令、尹，终不能破攘断绝。”。

如何压制诸侯宗室和地方豪强的乖张，如何整饬吏治成为当时君主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思想领域，黄老学说悄然退去，儒家思想却陷于“缘饰”的地位，显得“软弱无力”，短时间内难以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新秩序无以为继。包括法家思想在内的各家思想所受束缚骤然减少，凭借帝国体制需要而保留下来的文吏群体最先对“拯救时弊”、“顺应世变”做出回应，自汉初就占据着各级政府职务的文吏从蛰伏的状态中活跃起来，他们来自法家的原色调又开始显现出来。汉初的“忠厚长者”此时不得不让位于能吏，而酷吏便是司法按狱、奉旨治世的能吏典型。“民倍（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景帝时“济南酮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瞷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

拾遗。”通过“族灭首恶”的刑罚手段实现了从二千石“莫能治”到“郡中不拾遗”的变化，不得不说酷吏政治是一项有效的拯救时弊的措施。汉武帝凭借汉初积累的雄厚国力和个人的雄才大略，意欲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弊端，在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事业上有一番宏大作为，于是“庞大的专制官僚机器重新加快了运转，并在武帝之朝达到了顶点”，武帝时期的酷吏也因此构成汉代酷吏的主体。武帝时期地方诸侯的实力虽远逊于“七国之乱”前各诸侯国，但他们仍然是中央集权统治的潜在威胁。淮南、衡山王密谋叛乱未遂，武帝令张汤案查反狱，结果由此牵连列侯、二千石高官及贵族达数千人，皆被处以重刑。更多的诸侯国虽不至谋反，却想方设法摆脱中央政权控制，败坏法制：“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彭祖立六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 　因此，汉代酷吏的兴起是社会治安恶化的表征，也是帝国政治通过依法治吏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诚如司马迁所言：“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精通律令的酷吏往往执法严苛，将法律视为规制社会的力量，认为刑罚为恢复社会秩序的最有效手段。他们不像循吏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治理民众，循吏的宽柔政策对普通小民或许奏效，但当地方豪强或者宗室权贵破坏法纪时，就不得不重用“武健严酷”、“杀伐立威”的酷吏。

汉代酷吏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但时代背景要求他们对法家思想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即表现为汉代酷吏对文吏的突破，成为文吏极端化发展的一种类型。武帝晚年曾言：“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又有用法深刻者诟病太子“仁孝不能武”，武帝则曰“正欲其守成”。统治阶层思想的转变决定了酷吏政治消退的同时也预示了儒学的复兴，在时代任务大体完成之后，治世政策开始从“宽猛相济”的一端慢慢滑向另一端。

结语

“和谐”往往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而汉代酷吏的存在却似乎是一个变音，但笔者认为“和谐”最大的特征不是结果的有序性，而是在承认各种矛盾处于不断激荡、调和之中的前提下，运用有效的规则制度长久地实现和维持有序性的过程，矛盾的多样性与变动性决定了规则运用的灵活性。汉代酷吏的存在深受法律传统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当国家平稳，以黄老或者儒家学说足以统摄各种社会矛盾时，酷吏自然少有；当社会危机四伏，法家思想占据上风时，酷吏必然大兴。其存在仍不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治世传统，汉代酷吏则为“宽猛相济”中猛烈一端的体现。汉代酷吏大多遵循、重视法律，不仅张汤、赵禹“其治尚宽，辅法而行”，即使酷吏之恶者如王温舒，在执行刑罚之前也会依法“上书请”，征得廷尉及君主的同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碍于秋冬行刑制度，他也只能顿足叹息：“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大量汉简证明“法令是秦、汉行政的重要依据。”因此，汉代酷吏之谓“酷”并非全因他们对法律的破坏，而更多地是指其用法深刻，其所悖逆的不是封建法制，而是后世儒家正统的治世手段和价值观念。

皇室酷公主篇4

欧洲最古老的打火机，至今已经生产了5亿多只打火机。1920年，在其他公司比如Zippo尚未成立之前，爱酷首先成为自动打火机生产者。爱酷打火机遍布在世界80个国家，机身采用高品质的不锈钢，油箱是铝制的，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每个打火机大部分工序都是用手工做成，因此，在离厂前必须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

都彭（法国）

1948年都彭专注于设计及生产了一款专为时尚吸烟人士而设的新产品――以易燃液体作燃料的打火机。都彭火机造型优美，设计特别，尺寸大小，简洁完美，当开启时会发出一下清晰的“铿”声，很快成为一种生活艺术之代号，也使都彭成为制造打火机的一代宗师。

登喜路（英国）

1923年，阿尔弗雷德・邓希尔与两位制造商合作，为一位失去一只手臂的军官设计了可以放进衣袋、同时可以单手使用的打火机。1933年，登喜路又推出Tallboy打火机系列，首次把打火装置放进机盖。1956年，登喜路Rollagas打火机问世，它是世界上首只丁烷气高级打火机，至今仍被公认为打火机的经典之作。早在20世纪20年代，登喜路就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供应商，威尔士亲王更大力向各国显赫要人推介登喜路产品。

卡地亚（英国）

路易斯・弗兰克斯・卡地亚在1867年推出他设计的第一个打火机。卡地亚这个被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誉为“皇帝的珠宝商，珠宝商的皇帝”的著名品牌,在150余年中,不仅是珠宝腕表创作的精品，而且在艺术上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值得欣赏，它往往还因曾归属名人，而被蒙上一层传奇色彩。从印度王子订制的巨大项链，到曾与温莎公爵夫人形影相随的虎形眼镜，以及大文人科克托充满象征符号的法兰西学院佩剑，卡地亚讲述着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

纪梵希（法国）

始创于20世纪中叶的纪梵希是一个最能表现人性格及气质的品牌。时装界里，纪梵希凭借对传统的尊崇和对古典主义的垂青向世人传达出这样的讯息――优雅而高尚宜人。随着纪梵希品位的不断延伸，打火机的推出也成为优雅的另一种概念。4个“G“字母的变形组合，使之成为优雅品位的代名词。

弗莱米道（法国）

1900年，弗莱米道是法国在世界上最知名的品牌，1912年公司出品了打火机，但它真正地显现自身是在1935年之后，夏维尔・奎希亚接手管理的时候，弗莱米道的名字和奎希亚严谨的管理使许多收藏家认为奎希亚才是品牌的创建者。

科乐比（美国）

1928年，科乐比成功制造出第一款自动打火机，从那时起，科乐比不断地推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打火机。今天，美国科乐比依然以先进的技术、时尚的款式、齐全的功能被尊崇为行业的领导者，其最先进的“昆腾量子”点火系统以及传感技术全面应用于雪茄、烟斗、体育、休闲、探险等系列火机产品中，配以原产英国的科乐比专用丁烷燃气，使打火机能够迅速点火并充分燃烧。

皇室酷公主篇5

一、昆夷之患　猃狁之难

《汉书·匈奴传》说：“周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四夷并侵，猃狁最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戎狄寇掠，乃人犬丘，杀秦仲之族”等等。可见，周朝时期戎狄、猃狁对中原地区的侵掠战争，几乎从未停歇过。为了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内侵迁徙所造成的“边患”，周室频频发动抵御战争亦就势在必行。除此外，当时的周王室也常常发动与淮夷、徐夷、荆蛮等南方地区的扩张战争。正由于这样频繁不断的内外战争，使那些成年累月服兵役的士卒忧伤而厌战的情绪不断的浓重。

如《小雅·渐渐之石》采用全景式描绘手法，详尽道出出征途中自然景物的不断变化：“渐渐之石，维其高矣”，“渐渐之石。维其卒矣，”以地形变化渲染山高水长、风雨交加的征途。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战士们行军的艰险劳苦，作战的危险紧张，以及他们义无反顾的悲壮心情。《小雅·渐渐之石》三章诗反复诉说“武人东征，不皇朝矣”、“武人东征。不皇出矣”、“武人东征，不皇他矣”，皆写东征将士辛苦不止的苦恼。全诗情调雄奇沉郁、慷慨悲壮。

《邺风·式微》一诗是厌倦征戍的士兵们控诉国君惨无人道的怨歌，同时也借控诉国君反映了征战生活的艰难痛苦：“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微君之故，胡为乎泥中?”寥寥十八个字将从役者的悲惨遭遇和深沉怨恨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小雅·何草不黄》反映了经久不息的征战生活使士兵们愁怨交加。当时“四夷交侵，中国皆叛，用兵不息，视民如禽兽”的社会现实，在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全诗四章，皆以征途中所见景物如枯草、虎、狐等起兴，渲染岁月迟暮、万物凋零的生存环境，接下来便抛出一连串愤怒的询问：“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何人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既描绘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征战荒野的凄惨图景，也反映了这种生活对人性的彻底摧残。

《毛诗传》说：“《采薇》，遣戌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戌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小雅·采薇》是一首边防戍卒归乡途中所唱之伤悲之歌。诗中反复诉说战争生活的艰辛，餐风宿露，吞咽野菜，“一月三捷”居无定所。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士兵愈加思念家乡渴望与亲人团聚。然而“日归日归”，却总是不能归去。于是，他就更是“心亦忧止”、“忧心烈烈”、“忧心孔疾”。不过，终于有一天，他盼到了回家的机会。在大雪纷飞的归途中，他感慨漫长的征役岁月，万般辛酸涌心头：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归途中饥寒交迫，步履艰难，身心俱疲。感伤时事，心中有难以诉说的悲哀。繁重的徭役与兵役，不仅给服役者本身带来体力与精神的双重痛苦，而且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生产与家庭生活。

二、久戍征伐　追忆室家

《邺风·击鼓》描写的是卫国将士南行征战出师时的内心情感冲突。《诗经原始》中的解释：“然细玩诗意，乃戍卒磋怨之辞，非军行劳苦之诗。……久而不归，故至暖怨，发为诗歌。始序南行之故，继写久留懈散之形，因而追忆室家叙别之盟。言此行虽远而苦，然不久当归，尚堪与子共期偕老，以乐承平。不以诸军悉回，我独久戍不归，今竟不能生还也。”诗人以一个“独字”表现了其内心对“土国城嘈”者的羡慕。正是这个“独”字使诗歌“怨”的主题显得更加突出，为诗歌后三章诗人感情的进发作好了铺垫。“我独南行”和“与子偕老”的矛盾将诗人的感情推向了极致。从征将士出征时的“死生之思，室家之念，绊结愁叹”，最终转化为对幸福生活的绝望。令读之者为之动容。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说明了诗人内心对此次出征前景的担心。“爱居爱处，爱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则更为具体地说明了诗人当时真实的心理活动。丧马走林是战争所带来的凄惨景象。《左传》宣公十二年亦有这样的记载：

乙卯，王乘左广以逐赵肪。赵旎弃车而走林，屈荡搏之，得其甲裳。……赵旗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以他马反，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

在预见到战争的残酷之后，诗人主要抒发了对心上人的思念。“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出征之前与家人共度幸福生活的誓言，诗人用这个相爱的人共同拥有的典型场景表达了对其心上人的思念。诗人不仅要独自南行，而且生死未卜。“于磋阔兮，不我活兮。于磋询兮，不我信兮”则抒发了不愿与家人分离的呼喊。在此次分离之后，相隔两地，生死难测，以前与家人的誓言也不能实现了。

诗人以“我独南行”的“独”字表达远离家乡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这种感觉的在诗人心中不断膨胀，他看到了战争中残酷血腥的场景一弃车走林，或许就此与家人分隔两世。先前与家人相约的誓言还在耳边萦绕：无论是相隔多远，即使是生死之际都不会离弃，但现在却要远离家人，独自面对残酷的战争，生死难料。由此，诗人以“于磋阔兮，不我活兮。于磋询兮，不我信兮”两句无奈的感慨将对亲人思念与不忍离去的痛苦之心情抒发到了极致，强烈地抒发了诗人渴望回家的愿望。

三、征夫归来　悲怆无奈

《幽风·东山》呈现给我们的是残酷的战争虽然结束了，但长期的战争生活给诗人的心灵带来沉重的负担。诗人在期望美好生活的同时，也抒发了对这种生活的怀疑。诗人通过对比将一种期待而又不确定的心情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

诗人首先抒发返乡途中的悲凉和告别战争的喜悦。“我东日归，我心西悲”，持久而残酷的东征已经抹杀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正如诗歌下文所描述的那样，战争不仅可能造成家园的荒芜，更重要的是会造成亲情的疏离。荒芜的家园与正常的家园的对比，将诗人悲喜交加的心情具体化。第二章描述了无人看管，庭院荒芜的场景，而第三章则描述了妇人在家，庭院整洁。苦瓜丰收的场景。

诗人在寻找他失去的家园记忆。荒芜的场景是诗人不由自主的想法，但马上将这种念头打消。用美好的场景代替战争给家庭和他所造成的创伤。诗人试图寻找往日家庭的美好生活，也是在找回他所失去的幸福时光。但这一切都只是猜想，截然相反的场景正是诗人惘然心情最为贴切的反映。接下来诗人用最热情的笔调描述了过往的幸福时刻，但诗人随即用怀疑否定了他将要面临的美好生活。诗人对结婚场景的叙述，并不是为了引出对往事的回忆，而是以时间的流逝和自身的转变来控诉战争给家庭和人性所带来的创伤。

战争的结束给生还的诗人以希望，但面对回乡的路，诗人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生活在等着他。这种悲喜交加的心情被诗人刻画得淋漓尽致。

《幽风·破斧》抒发了战争幸存者对生还之后的感慨。“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是诗人感情的真实表达。战后的胜利并不能抹杀残酷战争所带来的身心伤害，东征给国家带来了安定。而对参战的将士来说，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胜利只是经历中短暂的一刻。战争对其身心的压抑及折磨并不能在战后消除。从诗歌的整体情感抒发来说，这种死里逃生的哀怨才是诗人情感抒发的重点，也是经历战争的诗人感情的真实表达。

皇室酷公主篇6

顾炎武并没有直接讲这句话，他老人家的原话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梁启超在《无聊消遣》中将其高度浓缩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考察顾炎武的原意：政府灭亡，匹夫无责；民族灭亡，匹夫才有责任起来挽救。这句话极为骇人，顾炎武在明白无误地向世人表述自己的政治立场。

顾炎武何许人也？明代大儒，读书人的代表，士大夫文官集团的重要成员，政府官员或官员的候选人，却说出了政权的覆灭与自己无关的话来。说这样的话他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明王朝的极度失望，是为了表明自己要与明王朝决裂的立场。

一个阶层（阶级）的代表性人物，竟然宣称与本阶级的政权决裂，那么，这个政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是什么导致了顾炎武对明朝如此决绝，这种分裂是如何产生的，其历史渊源何在？这些异乎寻常的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明王朝是一个古怪的王朝，它发生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譬如，它长期处于无头政治状态――皇帝长期不上朝；再比如，皇帝对自己的臣子进行惨不忍睹的从身体到灵魂的严酷摧残等等。而要理解明王朝的特异性格，不得不追溯他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一个最下层饱受专制体制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榨迫害的赤贫农民，农民阶级的天然代表；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人最后成了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士大夫与地主集团拥戴的最高代言人。这两个极难调和的角色，极具讽刺意味地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作为两大对立阶级最高代表，朱元璋人格上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的用人行政，乃至制度设计。

作为一个苦大仇深的赤贫农民，朱元璋对及维护这个政权正常运行的官僚集团有着刻骨的仇恨。从他本人的情感上说，必欲颠覆这个政权，这种制度而后快。他参加红巾军，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由于他的杰出智慧和非凡的才能，以及历史提供给他的时代机遇，他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功地了元王朝，打垮了那个罪恶的政权。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朱元璋在反动的元政府之后，无法也不可能倾覆专制制度。更讽刺的是，他本人还成为这种制度的继承者和最高领导者。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朱元璋身上的种种怪异举措和狠辣手段。

大肆屠杀功臣，对贪官施以“剥皮揎草”的酷刑历来被史家指责为惨无人道。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非议朱元璋行为的都是什么人？是文人官僚士大夫集团。至于当时普通百姓的反应，则被淹没在历史的风云里，这正是历史的不公平之处。我们读史就像法官，只听到两告中的一面之词，很难对此做出公允的评价。就像，被迫害的人血泪声讨，而最底层的老百姓却怀念那段特别的平等与公平一样。朱元璋的摧残和迫害主要指向功臣宿将和贪官污吏，虽引起文官集团的不满，还不至于导致统治集团的分离，但朱元璋对文人特别是文官的仇视却成为皇家的传统，为统治集团种下了分裂的种子。

永乐皇帝朱棣以非法手段夺取政权，遭到了以方孝孺为首的坚守道统的正直文人的坚决反对。面对这些有气节的读书人，朱棣凶相毕露，以极端的残忍手段加以迫害，命人当着方孝孺的面，剐杀其亲属、学生共873人，并将方孝孺凌迟于聚宝门外，创下了“诛十族”的血腥纪录。不仅如此，丧心病狂的朱棣还下令把许多忠于建文帝的大臣的妻女送入军中做。残忍的士兵将她们致死后，扔到城外喂狗。朱棣的疯狂迫害让所有的正直的文人士大夫看清了残酷的现实，皇家对文人士大夫除了利用之外，没有丝毫尊重之心，可以说，在明朝皇帝的眼里，他们猪狗一般。因此，在文人们的内心深处，对大明王朝的冷淡与疏远也就顺理成章了。之所以还有那么多人伸着脖子当官，不过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荣耀与财富罢了，像宋代文人那样热烈的忧国报国意识，在明代文臣身上，基本上难觅踪迹了。

有了两位祖宗的榜样，素质极差的明朝皇室后继者更是不把文人当回事。不论你是阁臣宰辅，还是尚书侍郎，任你在外头脸面多大，如果惹了皇帝，照样把你的裤子扒下，在大庭广众之下打屁股，绝对不把你当人看。想想看，受到如此屈辱的人，还会有对皇帝的无限忠诚与热爱？强说有，那绝对是骗人的。

由此，明王朝文人士大夫集团与皇家势力不仅隔阂甚深，而且裂痕分明。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明代宦官专权的缘由了――皇帝根本不相信文人士大夫集团，认为他们做官就是为了贪渎。由此我们也就会明白，皇帝为什么把官员的工资定得那么低，以致像海瑞这样的副总理级大员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很难维持。

冷酷的肉体与精神摧残，极端的猜忌和低下的待遇，必然造成文官集团与皇家势力的分裂，虽然没有明确的阵营，但沟壑赫然。

当历史滑向明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成为皇帝的依赖力量，从杨涟等人到东林党，正直文人再度受到无情打击。至此，统治集团的分裂已经公开化。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言下之意是，你朱明王朝的灭亡与否关我们屁事。这句话，正是对这种分裂现象的明确表达。统治集团的分裂，皇家势力的极度无能与腐朽必然会导致政权的覆灭。因此，我们说顾炎武的高论正是大明王朝的哀歌与挽歌。

话音犹在，李自成便攻入北京，国破之际，社稷倾覆之时，百官一哄而散，只有一个小太监陪着崇祯皇帝为大明王朝殉葬。

明朝皇帝对文人施以迫害与摧残，最后又被文人清算。这正应了那句流行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皇室酷公主篇7

从古至今，诈骗犯罪一直就困扰着国人，各种史料记载的诈骗案也屡见不鲜。宋代，中国商品经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与之相伴的，是骗术也随之繁荣起来。

《宋史》记载的建炎年间一起诈骗案，可以说是史上最大的诈骗案。这个诈骗案有如下特点：

第一，诈骗犯胆子大，竟然敢假冒皇帝女儿再三诈骗皇帝，其胆量可见一斑；

第二，结局“雷”，受骗的皇帝最后居然为女骗子找了个驸马下嫁。女骗子从“假公主”摇身一变，成了“真公主”，享受了十几年的皇族富贵生活后，最终以公主之礼下葬；

第三，这一“喜大普奔”的结局被写入了由朝廷组织编撰的、惜字如金的正史中。对骗子来说，这到底是遗臭万年，还是名垂青史？

按照《宋史・公主传》的记载，整个骗局很简单：开封一个叫李静善的尼姑，相貌酷似宋徽宗女儿柔福帝姬，在真正的柔福帝姬被金人掳走后，她便自称柔福帝姬，找到宋高宗行骗，竟然骗得了12年的荣华富贵。

柔福帝姬被掳金国

柔福帝姬小名多富，又名媛媛，为宋徽宗之女，初封柔福公主。宋朝仿照周代的“王姬”称号，一律称“公主”为“帝姬”。这一制度维持了十多年，直到南宋初才恢复旧制。

媛媛的生母是王贵妃。王贵妃在赵佶的妃嫔群里，有着特殊的地位。她曾经是向太后（神宗皇帝的皇后）宫中的侍女押班（领班），与她同为押班的还有一位郑氏。

宋徽宗赵佶非常孝顺，特别是对向太后敬重有加，每天都到向太后居住的慈德宫问安起居。赵佶本是个风流王爷，这一来二去，就与向太后宫中的押班郑、王二位美女眉目传情，暗送秋波，有了一腿。

这两位聪明的宫女也将自己的终身希望寄托在这位风流王爷的身上。郑、王二位又是向太后的亲信，便在向太后面前夸端王的好处。向太后本来就看赵佶聪明伶俐、孝顺有礼，再加上二位亲信的不断夸赞，所以她对赵佶的钟爱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储王。

宋哲宗驾崩后，向太后力排异议，让赵佶继任，而且还将郑、王二位美女也送给了新任皇帝。

赵佶对郑、王二位美女的拥立功劳念念在心，也对她们的才貌双全十分欣赏，很快就将她们晋位贵妃。当王皇后去世以后，水到渠成将郑美女升为皇后。

王美女也是水涨船高，身价倍增，她一连为徽宗生下了三男五女八个孩子。柔福在她的女儿中排行第四。因此柔福帝姬在宫中也是锦衣纨F，饮甘餍肥，在众星拱月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柔福帝姬正值天真烂漫的花季年华，在宫中享受荣华富贵之时，一场厄运降临了。

宋徽宗喜欢春花秋月、琴棋书画、吟诗作词，但是对治理国家却是一窍不通。宣和七年（1125年）冬，北方的金国兴兵南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宋徽宗吓得六神无主，急忙禅位给年仅二十五岁的太子赵桓，丢掉所有的头疼事自己躲到龙德宫去做优哉游哉的太上皇。

宋钦宗赵桓登基仅仅一年多，靖康元年（1126年）冬天，金兵第二次围攻汴京（今开封）。虽然钦宗每天都亲自登上城墙督战，但仍然没能抵抗住金兵。

第二年（1127年）三月，徽宗、钦宗，以及两宫后妃、皇子帝姬、宗室大臣三千余人都被俘虏，押往金国。17岁的柔福帝姬也名列被押送人员之中，从此杳无音信。

“柔福帝姬”归国认亲

国不可一日无主，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之弟赵构临危受命，继任皇位，史称“宋高宗”。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土匪刘忠进犯蕲州，被宋将韩世清所破，在俘虏的匪眷中竟有一清秀女子，自称是宋徽宗之女，小名媛媛，被封为“柔福帝姬”，母亲是王贵妃。

韩世清获知后，不敢怠慢，便知会了蕲州守臣甄采共同勘问。为了表示慎重，二人身着朝服，隔帘询问。“柔福帝姬”口若悬河，对答如流。叙述了自己如何被金人俘虏，押往金国，又如何从金国逃回，途中又被土匪刘忠掠去。整个过程天衣无缝，无懈可击。韩、甄二人听后也是目瞪口呆。“柔福帝姬”见二位官人似信非信，又不经意地说出皇宫中的几件秘闻琐事。

韩世清见状，不敢定论，连忙报告朝廷，由皇帝定夺。

此时的宋高宗也是被金军追得晕头转向，飘泊不定，正驻跸于浙江温州一带，听说自己的妹妹“柔福帝姬”从金国逃回，心里非常高兴，便派内侍首领冯益、宗妇吴心儿前往越州（今浙江绍兴）验视。

大太监冯益曾在柔福生母王贵妃的宫中听差，又是赵构为康王时的内侍，应该是个知情之人。这位“柔福帝姬”对冯益询问的宋宫旧事，基本上都能回答个八九不离十，而且模样也与冯、吴二人记忆中的柔福帝姬有几分相似。于是，冯益和吴心儿向赵构汇报，这位帝姬看来确实是真的。

于是，高宗传旨召见“柔福帝姬”。“柔福帝姬”在宋高宗面前毫无惶惧之色，表现得从容不迫。在高宗面前又把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叙述一遍，说到伤心处，涕泪交流，嘘唏不已。说得高宗也跟着抹眼泪。

高宗仔细观察，眼前这个“柔福帝姬”和自己的妹妹的相貌极为相似，所说宫中之事也合乎情理，只是她脚大如船，让人生疑。

“柔福帝姬”见皇帝一直盯着自己的双脚，忽然痛哭不已，委屈地说道：“金人驱赶俘虏，如同驱赶牛羊一般，我从汴京北上到漠北，赤脚步行万里路，双脚哪能留有千金风韵？”

高宗听后也伤心不已，不禁凄然泪下，于是深信不疑，即日迎进行宫，封为福国长公主。

建炎四年（1130年），宋高宗把“柔福帝姬”下嫁给永州（今湖南境内）防御史高士荣，资助妆奁总计一万八千缗。自南渡以来，以王姬下嫁给地方官员还是首次，自然引起不少人的羡慕和嫉妒。

可能是受“柔福帝姬”还宫的影响，皇室宗亲还朝之事层出不穷。就在“柔福帝姬”下嫁的第二年，有一男子前来拜谒皇宫，自称是“徐王”。

徐王名赵棣，在宋徽宗三十一子中排行第十三，“靖康之变”时，与宋钦宗一道被掳北上，以后便杳无音信，不知所K了。但是此人与徐王貌相既不相仿，对宫廷生活又不熟悉，稍加盘问，便露出破绽，结果不仅没有得到荣华富贵，而且还搭上了一条性命。

绍兴二年（1132年），又有一位妇人自称是荣德帝姬前来相认。

荣德帝姬在宋徽宗三十四个女儿中排行第二，在北宋亡之前就已经嫁给左卫将军曹晟为妻。“靖康之变”时，曹晟已经病殉，荣德帝姬被俘前往金国，改嫁给金国习古国王。

自称是荣德帝姬的那位妇人易氏是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商人之妻，在南逃的路上，与丈夫失散，遇到了曾担任过荣德帝姬侍卫的人，从他们口中知道了不少深宫秘事以及荣德帝姬的形貌举止，到南方以后，她听说了柔福帝姬的故事，十分艳慕，于是就自称是逃归的皇女，前往南宋小朝廷投奔，以为可以混得一个辉煌前途。

赵构照样派人去检验真伪，可谁知这位“荣德帝姬”非但相貌有异，而且越说越是牛头不对马嘴，终于惹得赵构起了疑心，将她送交大理寺审讯。最后真相大白，易氏被乱杖打死。

真假“柔福帝姬”

赵构从心里不想让主战派岳飞直捣黄龙，迎回徽、钦二帝，于是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与秦桧勾结害死岳飞，并与金国达成割地赔款的和议。

绍兴十二年（1142年），金国在收到宋朝大片土地和大笔金银之后，金熙宗同意承认南宋小朝廷，并且放回赵构的生母韦太后、徽宗赵佶以及郑皇后、朱皇后的灵柩，柔福帝姬的尸骨也一并赐还，得以归葬古国。

国母归来，自然是国家大典，皇亲国戚都来请安。当宣至柔福公主夫妇时，韦太后一愣，但当场什么也没说。晚上，韦太后对皇帝说：“柔福公主已经死在漠北了。”于是韦太后向高宗讲述了柔福帝姬被掳去金国的情况。

柔福帝姬历尽千辛万苦，遭受了种种伤痛之后，终于抵达了金国都城上京（今黑龙江宁安县西南）。她和高宗的母亲韦太后都被分配到洗衣院，为金国的达官显贵们浆洗衣服。他们本是金枝玉叶，吃穿住行都有人侍候，但是一旦沦为阶下囚，只好任人摆布，终日以泪洗面了。

柔福帝姬在岁月里煎熬，绍兴五年（1135年），她已经在金国度过八个春秋，芳龄25岁。当初亭亭玉立、花容月貌的她，如今已是风鬟雾鬓。和她同来的那些宗室男女，有的被金人强占为妾，有的不堪，死在异域他乡，她却坚强地活了下来。

就在这年的二月，她被迁往五国城居住。五国城在上京东北，两地相距有数百里之遥。这里有许多宋朝官员，他们在金兵看守之下，耕耘农田，自种自吃，生活虽然艰苦，但比起柔福帝姬的奴婢生涯，毕竟好了许多。更何况柔福的父亲徽宗也被关押在这里，父女虽不能朝夕相见，但比相距天涯强了许多。

柔福在这里遇上了宋朝官员徐还，两人同为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便结成了夫妻。绍兴十一年（1141年），柔福帝姬突得疾病，经医治无效，终于香消玉殉，撒手人寰，终年31岁。

那个假柔福帝姬又是谁呢？原来，这位已经冒名顶替了十二年的“柔福帝姬”，是一个名叫静善的尼姑。

静善是汴京（开封）人，生得颇为美貌，伶牙俐齿，自幼出家乾明寺为尼。汴京被攻破后，她被乱兵掠往北方。在路上遇到一个名叫张喜儿的宫女。两人天涯沦落，结为好友，无话不谈。

张喜儿曾在王贵妃宫中侍奉，深知诸多宫闱秘事，一一都说给了静善听，尤其还说静善相貌气质酷似柔福帝姬。静善对这个巧合十分动心，便询问柔福帝姬的下落。当得知柔福帝姬已被押解北上，现在生死未卜，她不禁怦然心动，倘若冒充柔福帝姬，真假自然无从对证，这一桩富贵岂不是从天而降？但是必须熟知皇宫之事，一旦露出马脚，可就性命难保了。

于是，她朝夕与张喜儿厮混在一起，打听宫中的人和事，不但留心记忆宫中的各种秘事，而且模仿张喜儿所说的公主形态，从此就以“柔福帝姬”自称。

后来她伺机逃出金人魔掌，来到了中原，便四处宣扬，说自己是柔福帝姬，刚从金国逃回。静善不仅粗通文字，而且巧舌如簧，竟使许多人深信不疑。

一名管理宫廷事务的宋朝官员听说柔福帝姬尚在人间，便把她迎入府中，只因高宗被金兵追的东躲，萍踪浪迹，无法送往宫中，事情便耽搁了下来。

不久，这位官员患病死去，静善又被乱军刘忠掠入军中，被迫嫁给了一名小土匪。韩世清破刘忠之后，把静善作为匪眷抓获，这才引出“柔福帝姬”与宋高宗认亲之事。

至此，案情大白。宋高宗当即下诏，将假妹妹静善抓捕入狱，让殿中侍御史江邈、大理寺卿周三畏审讯。就在这时，又有两人自金国归来，一个是皇宫内侍李酰另一个是徐还之父徐中立，他们二人都证明柔福帝姬已死于五国城，福国长公主显然是假冒诈骗，应从严追究。

在确凿的证据之下，静善知道无法抵赖，对诈骗始末供认不讳。所赐金银和地产均被抄没，静善被重杖处死。“驸马”高士荣驸马梦至此破灭，官职也被朝廷追夺。

一场惊天诈骗案就此终结。

皇室酷公主篇8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先行一步的老牌帝国，用教育这个源头培养青少年的环保观念，保不准这些“气候大使”，将来就成了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人物。

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变化大会还未开幕，提前一个多月的10月22日，英国政府在为此次大会专门开通的“哥本哈根在行动”(Act on Copenhagen)网站上，公布了一份新的气候地图，主题是“如果无法将气候变化控制在2℃以内将产生的全球影响”。

该地图由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的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共同制作，同时还强调了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革命前上升4℃所可能造成的部分影响。这张气候地图预测，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所有主要粮食产区的主要谷类作物的产量都将下降，而喜马拉雅冰川到2050年很有可能消失近半。

为即将开始的气候变化大会英国可谓做足了功课，作为对气候变化尤其敏感的岛国，又经历了工业革命导致的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弊端，下议院曾于2008年11月19日批准一项议案，决定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80％。这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立法框架确定减排目标的国家。

英国经济史学家哈孟德夫妇曾用“迈达斯灾祸”(迈达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梦想点石成金，但是目的达到后却几乎饿死)来形容工业和城市迅猛扩张的英国历史，这个老牌帝国一边解决自身危机，一边将积累的大量研究经验在适当的时候拿出来，希望成为全球的道德模范。不过在这一方面，它确实有带头大哥的风范。

气候大使的扩张效应

北京八中的高二学生李楚珩，将和另外6名被选中的中学生以及12名大学生，作为“青少年气候变化大使”代表，于12月一同前往哥本哈根，代表中国的青少年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期间举办的一系列活动，李楚珩参加的是联合国儿童基会举办的青少年气候论坛。

成为“气候变化大使”，需要经过英国文化协会的面试，不仅英语水平好，与公众沟通能力强，还要具备一定的环保知识，同时对环保行动有热情和决心。李楚珩的父亲是财政部官员，负责公共基础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而她也曾经前往美国参加诺贝尔峰会，当时做的话题即与环境有关，美方的接待家庭搞的是生物柴油，她也帮忙一起做宣传。2008年4月，李楚珩又去参加美国总统教室的项目，就环境问题在华盛顿做采访和交流。这些经验使她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大使”的职责是交流和宣传，这个自信并善于表达的90后姑娘，是2009年7月英国文化协会举办的“气候酷派(Climate Cool)”活动中，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评选出的251位青少年气候变化大使之一。据估计，她和她的伙伴们通过公众演讲和其他宣传活动，影响到的公众人数超过6000人。2008年7月，33名中国的青少年大使和4名来自印度的青少年大使乘坐火车参观了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和香港五城在环保、节能减排做得比较好的机构、项目，媒体报道覆盖人数则达到了3950万人。也就是说，“大使”们率先以无形的方式签订了生活方式的协议，并进一步扩大范围，促成了更多“气候公民”的产生。

李楚珩有着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她还未遭遇过与环保产生直接利益冲突的大事件，印象较深的还是当劝说社区居民需要将垃圾分类回收，或者考察北京市区草坪衰减问题时受到的白眼、不理解、责难，觉得“学生在闹着玩。没有做实打实的事情”。为此她和她的同伴们觉得委屈和懊丧，也深知一个中学生的影响力有限。所幸的是，作为“大使”的经历已经在他们心中烙下公民意识的痕迹，她想在将来学习心理和经济：“改变别人的行为很难，心理知识可以帮助在环保宣传中把握人心，找到与他们相关的利益点。搞环保需要经济支持，或许可以搞绿色公司。”与她同是“大使”的北京二十二中高二学生王子楠则表示想学国际关系：“做一些从民间到政府的环保交流，对社会的影响能够范围扩大，我们现在只在校园活动，希望能扩大到社区、社会。”

在教育中“植入”气候变化

李楚珩所在的北京八中每年有环境教育课，又是垃圾回收分类示范学校，除了普通垃圾以外也回收电子垃圾，还有二手货交易跳蚤市场。在英国文化协会与北京市学生活动管理中心的接洽下，学校对此的重视程度开始提高，八中将校会或班会课分给“气候酷派”小组，由李楚珩这样的学生带领团队做推广。由于校会由校管部统一检查，也算是能够强制让学生参与。大部分学校里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教育，仍然在业余兴趣小组中完成。“国内有一套系统性的环境保护教育，但都分散在各个学科里，没有提炼到与日常生活或者社会发展相关的高度。气候变化项目经理盛少岚说。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英国于2009年公布了一项中小学地理课教学改革计划，决定让中小学生学习关于气候变化的课程。这时候，全球化显出它的好来了，既然《哈利・波特》可以同步上映，教育为什么不可以?

在“气候酷派”教学资源开发项目下，英国文化协会中国办公室开发出了分别针对初中和高中学生的两套教材。高中教材由英国文化协会、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和皇家气候协会共同开发，集中了权威的全球气候最新数据，并提供中国、英国、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国家的数据，可供不同国家的学生和老师进行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交流活动。所有教材在进行本地化修订之后，将全部通过互联网呈现，全国的学校和老师都可以免费使用。盛少岚对用教材植入的方式，培养中国青少年的环保意识感到信心十足，目前正在和中国中央教科所商谈具体合作，希望推动国内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教育及国际教育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