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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大・子部》收有“子都”一词，共有两个义项。其第一义项解释为“古美男子名”，所举例证为《诗经・郑风・山有扶苏》：“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毛传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孟子・告子上》：“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说文・女部》：“姣，好也。”清段玉裁注：“姣谓容体壮大之好也。”很显然在先秦时代，“子都”指容貌美丽、体态健美的美男子。
然而，根据《汉大》的解释，到了汉代“子都”却成了美女名。其“子都”义项二解释称：“即冯子都。汉乐府诗《羽林郎》中的美女名。”所举例证有二：
汉辛延年《羽林郎》诗：“昔有鬟家姝，姓冯名子都。”
明何景明《艳曲》之三：“秦氏字罗敷，冯家名子都。”
单就《汉大》所举的例证片段来看，“冯子都”是“美女名”似乎证据确凿，毋庸置疑。然而，殊不知，《汉大》所举的两个例证皆有问题。
首先，第一个例证，《汉大》引用的版本文字有误，“鬟家姝”当是“霍家奴”之误。辛延年《羽林郎》诗收载于《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卷一辛延年《羽林郎诗》首句即是“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清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称：“霍家奴，《乐府诗集》作‘赵家姝’。案：冯子都，见《汉书・霍光传》，作‘赵家姝’，误。”《汉书・霍光传》载：“初，（霍）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计事，及显寡居，与子都乱。”颜师古注：“晋灼曰：‘《汉语》东闾氏亡，显以婢代立，素与冯殷奸也。’师古曰：‘监奴，谓奴之监知家务者也，殷者，子都之名。’”霍光是汉代名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跟随汉武帝近三十年，深受亲信，汉武帝晚年将维系社稷安危的重任托付给他，临终前让画工画周公背负年幼的成王接受诸侯朝拜的图赐给霍光，希望霍光能像周武王的重臣周公尽心辅佐年幼的周成王那样，辅佐年仅八岁的汉昭帝统驭天下。汉武帝去世，昭帝即位，因年幼，“政事壹决于光”。霍光作为辅命大臣，一方面维系了汉朝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权倾朝野。而深受霍光爱幸的家奴冯子都亦是侍威而行，甚至在霍光死后与霍光妻子显（原为婢女时即与冯子都有染）。辛延年《羽林郎诗》还记载了冯子都为非作歹调戏卖酒女郎之事，诗曰：“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由此可见，冯子都乃是男儿身，而非美女。因“子都”在先秦时即是天下闻名的美男子，因此，后世男子多有以子都为名或字，仅汉代就有巫炎、鲍宣、胡母生、赵广汉等均字子都，此外，还有力子都，梁子都等，上述诸人无一例外，皆是男子，冯子都亦属其列。
其次，《汉大》所引的第二个例证乃是断章取义。单就《汉大》所引《艳曲》之三中两句诗“秦氏字罗敷，冯家名子都”来看，上句言著名美女秦罗敷，依推理，下句的冯子都似亦当是美女。然而，其实不然。如果读完《艳曲》之三全诗，我们的理解就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明何景明《大复集》卷八《五言古诗五十六首・艳曲八首》载：
秦氏字罗敷，冯家名子都。
妆成临劝酒，曲罢坐当垆。
白马金吾子，青丝提玉壶。
诗中“妆成临劝酒，曲罢坐当垆”是承上“秦氏字罗敷”而言，《羽林郎》诗有“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何景明在《艳曲》诗中借用美女秦罗敷指代年轻貌美的胡姬。而“白马金吾子，青丝提玉壶”乃是承“冯家名子都”而言。上文已经提及，《羽林郎》诗记载冯子都“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何景明的诗中当即是有意化用《羽林郎》一诗中的典故。而秦罗敷，是汉魏时的常见美女名。《玉台新咏》卷一《古乐府诗六首・日出东南隅行》：“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罗敷。”罗敷之美可谓倾国倾城，“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巾着头。耕者忘其耕，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甚至使君也被其美貌吸引，前问：“宁可共载不？”但是罗敷坚辞谢绝。《文选》亦载此诗，诗题下有李善注：“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嫁为邑人千乘王仁为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何景明在《艳曲》中将冯子都调笑酒家胡的故事，和罗敷故事杂糅在一处。这种诗歌的写作手法，实际在先秦时代就有，如在《楚辞・九歌》中，屈原在《湘君》《湘夫人》诗歌中即将舜二妃的神话故事与湘水当地的神话杂糅在一起进行再创作。
综上，《汉大》在选词中，由于没有利用善本文献以及在文献解读过程中出现断章取义的双重失误，致使设立了一个错误的义项，类似的失误在辞书编纂以及其他的学术研究中都应该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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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汉中期；政治；宰相制；内朝；外戚专权
一
考察西汉前期两种中央政权的组织模式，即宰相统领百官与武帝时期的以内统外，下就两种组织模式的优势与缺陷进行一一阐述。
西汉初高帝即位，承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时期分为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①其职权大抵如陈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焉。”②据相关学者研究，将宰相的具体权力分为五个方面：选官权、督察百官并有一定的执法权、上计考课权、总领朝议与奏事权、封驳与谏诤权。③总的说来，宰相兼具一定程度上的决策、执法和监督权。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上讲，宰相兼具数权本身就是集权制的一种体现，而结合西汉前期的政治局势，宰相一度程度上的集权恰恰是有益于中央政权的统治的。从制度层面来看，宰相制的施行固然可以看做是上古三代共和政治体制的遗存，在排除西汉前期君臣间的相对和谐的特殊情况下，也是实际政治局势的要求。高惠二帝时期面临着异姓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皇帝的关注点一直在剪除异姓诸侯王上，而文景时期，皇帝又面临着同姓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当此情形，宰相集权恰恰可以整合中央政权各级官吏的凝聚力，并成为皇帝削弱诸侯王巩固皇权的相关战略的有力支撑。同时，一个强有力的管理集团也可以使得皇帝免除后顾之忧，进而致力于巩固中央政权的活动中。宰相集权制的优势即在于此。
然而，矛盾总是相互转化的，一旦外部威胁逐一消除，宰相制的优势也渐渐转换成劣势。同样地，中央集权制的专制性不允许存在一个能够较大限度地对之形成制约的制度存在，虽然西汉前期的相权并未危及刘氏皇权的存继。当时至
武帝，由于外部威胁消除，而此时的宰相集权已经使皇帝颇为忌惮，进而对之裁抑。出于加强皇权、弱化相权的目的，武帝自亲政起设立内朝逐步对相权进行削弱，并通过频繁更换宰相以及以细事诛杀宰相来加强皇权、树立自身对中央政权的绝对控制。毫无疑问，内朝的设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后，在武帝统治期间对外战争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内朝作为一项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与成熟的。
内朝的设立，其先天上就有削弱与之对应的宰相为首的外朝的内在要求，同时由于内朝以皇帝为领导中心，其权威与权限与皇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内朝具有根源于皇权的巨大的依附性，脱离皇帝的领导，内朝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存在。同时，宰相不得过问内朝事务，也使得内朝成为政权内部一个相对于外朝的独立单位。其次，内朝发挥作用的大小也依赖于皇帝个人的威信与手段。组成内朝的人员来源复杂，虽然多为皇帝的侍从官员，但成分繁多，士人、军人、外戚，获得加官的外朝官吏以及宦官。内朝组成人员的繁杂虽然可以使皇帝在施政决策的时候能够兼顾各个集团、阶层的利益，从而施行最有利有效的方针政策，但是，也会造成内朝内部成员之间的争论与矛盾。当一个强有力的皇帝领导内朝时，内部纷争或许会被皇帝压制；当作为领导者的皇帝幼弱或怠政之时，往往也是内部矛盾凸显之时。再次，内朝作为一个直属于皇帝的行政中心，其官长设置也有一定程度上均衡政治的体现，例如武帝晚期，更设中书令，任用宦官，以与尚书令互相督察。总之，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内朝的设立增强了皇帝对朝政的控制权，使得专制制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结合武帝时期国内外情势，个人认为，与宰相制相较，内朝制显然更适合武帝朝以数代之积对匈奴进行积极军事行动，且极易形成较大的成果。但是从一个政权内部权力机构的稳定传承上，一个稳定的中央组织更有利于整个王朝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出于裁抑相权的目的而对外朝的削弱，特别是对外朝首脑宰相职权的过分削弱，极容易形成外朝百官对皇帝的不信任，进而出于维护自身职位人身安全的考虑，在政府运作过程中也往往呈现“不作为”的状态。总之，内朝的设立在排除君主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设计外，却对中央政权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内在调节产生巨大的破化作用。
西汉中期政治的各种变化大多皆根源于武帝时期的“多有创制”④，然这些创制虽形成了一定的模式，但是由于临时性与不稳定性的限制，其可操作性依然依赖于君主的领导，因而不是一个可以相对地独立运行的政府机构。兼之原有行政模式的破坏，与长期战争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使得武帝晚年的西汉政权实际上处于较为危险的地带。而这恰恰也就迫使武帝不得不吸取秦二世暴虐而亡的教训，实行国策上的改弦更张、与民休息，以求得汉帝国的稳步传继。
二
考察西汉武帝前诸代君主虽有高后问高祖宰相代继事⑤，然皆无托孤、设辅臣事，其原因虽有汉初开国功臣巨大的影响力方面的原因，却也可以察知当时宰相制的稳固地位以及相权的相对独立性与完全性，即便帝幼，宰相虽非辅臣却可以是事实上的辅臣。逮至武帝末，综上文所述，宰相权力的过度削弱，使得宰相丧失事实上君主传继过程中原有的作用；而内朝所具有的特性也使得内朝不可能成为一个年幼皇帝用以加强专制统治的机构。是以设置辅臣成为武帝不得不做的选择。
通过武帝时期创置内朝、裁抑相权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将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决策权较为完整地收归皇帝手中，使得以宰相为首的外朝逐渐退化成为一个大政方针政策的执行机构。正如上文所述，这样一个政权组织模式对领导者、也就是皇帝执政能力的依赖性较高，其执政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效率。同时由于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的影响，武帝在选择辅臣过程中，不仅要求选定者不能成为刘氏皇权的威胁，而且要求选定者具有较高的行政能力并较好地理解武帝末政治转折的必要性。因于这些要求，具有先天优势的外戚也就成为备选人员中的重要部分，当然武帝身边参与决策的内朝官员也是一股重要力量。
武帝托孤所设辅政大臣中，霍光、上官桀为外戚，金日、桑弘羊也都是随奉武帝多年的亲近臣子。其中霍光为人皆“沉静详审”、“资性端正”，行事“小心谨慎”。金日更是“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桑弘羊则是在武帝身边数十年，且颇有治绩，自然也是武帝信重之人。然而四人中，金日早卒，上官桀、桑弘羊以谋反诛，四辅去其三余霍氏独大，且霍氏以外戚之贵重，以辅弼之尊崇，以功业之隆盛建立起巨大的政治威望，加以昭帝年幼，由是形成以霍氏家族为主的外戚专权。随着霍光专权日久，形成“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⑥的态势，并严重威胁皇权、渐有不受控制的倾向，而终以族灭告终。
自武帝多有创制以来，西汉中期的外戚专权应该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我们又必须考虑到昭宣时期的特殊情况，即昭帝继位时不过八岁，在位十三年，且未曾亲政，昭帝皇后又是霍光外孙女，内外皆为霍氏控制，昭帝即便想削其权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霍氏家族的消亡，则不仅仅是因为霍光子孙们的愚蠢不肖，宣帝的政治才干及谨慎周密、外宽内忌的性格也有极大的关系。
关于霍氏家族的悲剧，前人多有论述，故不多谈。
从武帝末中央政府的权力结构上看，内朝设立后，整个机构的权力上行，汉初君臣间的均势被打破，以宰相为首的外朝权力下降，形成皇帝统领内朝，进而实现以内统外，君主的绝对权力得以强化，臣子绝对权力进一步削弱，最后形成君强臣弱格局。武帝崩后，昭帝继位时权力格局则是两弱，整个朝廷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中外隔绝状态，出现权力真空。当其时，霍氏以主要辅政大臣的身份填补了这一漏洞，并凭借十余年的经营，形成昭宣时期的外戚政治也成为宣帝以后的外戚实现专权的范例。
三
如果把武、昭、宣三朝政治衔接起来看，我们可以把自武帝设内朝裁抑相权利用外戚加强皇权始，到昭帝及宣帝初期的外戚专权，再到宣帝时霍氏族灭、皇室恢复对外戚势力的掌控看作西汉中期政治的一个循环机制，并将宰相制、内朝、辅臣制以及以外戚为大司马大将军，总领百官内干枢机、外控军权四者联系起来研究的话，再加上传统伦理政治因素的影响，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汉中期政治中，皇帝通过裁抑相权、并运用外戚力量来加强皇权的活动，但是由于缺乏在制度上对外戚权力的有效控制，并随着国势日衰，使得外戚与外戚政治成为西汉中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颗毒瘤，导致西汉末的刘氏失国，其毒害甚至绵延到东汉末年。
总之，虽然内朝的创置在中国古代官制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也使得中国古代政治在专制性的强化上越陷越深。同时，与之伴生的外戚政治以及宦官政治在两千余年的政治生活中也扮演了较丑陋的角色。西汉中期政治正是在完全抛弃三代共和政治，向中央集权专制政治转型的重要阶段，它不仅对西汉当时的政治活动造成较大影响，同时也对以后各王朝制度与政治态势变更产生巨大作用。
注释：《西汉会要•职官一》/《史记•陈丞相世家》/罗义俊：《论汉武帝时代内朝的创置与健全》，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后汉书•百官志一》/《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汉书•霍光金日传第三十八》/宋超：《“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发微――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探讨》，《史学月刊》，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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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序》中所云，在东汉末年张仲景宗族遇大疫流行，这也成为张仲景发奋著书的原因之一，然而其遇疫具体时间史家众说纷纭。本文以 历史 文献 记载的大疫流行时间、仲景遇王仲宣的历史记载、日本文献记载等史料为佐证，重点从五运六气的 理论 出发，仲景所遇为太阳寒水疫病的事实以及所述霍乱的病理等 问题 逐层展开 分析 ，得出结论：《伤寒论》之编集，完全是根据仲景 治疗 所遇太阳寒水的疫病经验，所以《序》云“伤寒十居其七”，此“伤寒”指的是太阳寒水的疫病。而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此次的疫病时间，必是太阳寒水司天的疫病，亦即在建宁年间，而非建安年间。
【关键词】 五运六气 《伤寒论》 疫病 大司天
建安与建宁年间的大疫
张仲景《伤寒论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笔者注：196～220年）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一时之间，死亡人数如此之多，除了传染病，即瘟疫之外，是不可能的。而考《后汉书·五行志·献帝纪·刘表传》、《三国志·魏书五帝纪·刘表传》及其《醒阶传》、《蜀书·先主传》、《吴书·孙权传》、《晋书·食货志》、《资治通鉴·卷六十二·献帝建安元年》及《建安二年》、《建安三年》、《卷六十三·建安五年》、《卷六十四·建安八年》等得知，汉献帝自建安元年到十年，并无大疫的记载。只有《后汉书·袁术传》记载：“初平三年，术据南阳，建安二年（笔者注：197年）僭号自称仲家，时天旱岁饥，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一事，死亡较多，然非大疫。
至于灵帝建宁元年以来9年中，即从公元168年到公元179年，就有3次大疫。《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人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人大疫，传使者巡行致医药。”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人大疫，使常侍、中谒者致医药”，合乎仲景《序》所云“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之瘟疫流行状况。所以，洪贯之《张仲景郡望生卒之推测》一文，直云：“建安之‘安’字，应据医史作‘宁’字之误。”
仲景见王仲宣的时间
王粲(字仲宣)生于东汉熹平六年丁巳（177年），卒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丁酉，卒年41岁，各书均同。至于仲景见王粲，并为其开五石汤一事的时间有二说。
(1)《太平御览·七二二卷》引《何别传》云：“王仲宣年十七（笔者注：194年）常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汤，不治且成；后三十（笔者注：224年，黄初五年）当眉落。’仲宣以其长也，远，不治。后至三十，病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术，今传于世。”若据此说，仲宣死年为四十七岁，与史实不符。
(2)皇甫谧《甲乙经序》：“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
若《甲乙经序》所言为确，则仲景见仲宣之年为建安二年（197年），时仲宣年二十一。此时之仲景既能诊知仲宣将死于二十年后，并开立五石汤治疗，则知仲景此时之医术已是才高识妙，对于人之五脏五常，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已能探其理致。亦即：仲景此时的医术，当已成熟到可以治疗大疫，并乘此经验著作《伤寒论》。
然而今本《伤寒论序》云：“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意谓：建安初年，天生大疫，仲景自伤无能救治。若建安二年即能预知仲宣将死于20年后，并立五石汤以为救治,却又无法救治宗族之大疫，岂非矛盾?
若建安二年仲景已医术精熟，著《伤寒论》，则“感往昔之沦丧”，此“往昔”必是数十年前尚未精通医术之时。依前论，仲景宗族之逢大疫，若果为建宁元年以后，即公元168年以后，则是建安二年的30年前。30年前的仲景 自然 尚未精熟医术，只能“伤横夭之莫救”。再者，仲景总角(笔者注：《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拂发总角。”既冠为二十，故总角尚未二十)造访何时，何已称其“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见《太平御览·卷七二二》引《何别传》），可知仲景在近20岁时，虽尚未精通医术，即对大疫之凌虐，有志救治，言谈之间，救世之心溢于言表，何才会称赞他“后将为良医”。
再依史实，仲宣年21岁，建安二年时正居荆州依刘表，此时仲景既常与见面，则仲景此时亦必居荆州附近。而据郭象升《张仲景姓名事迹考》一文考张羡即张仲景，曾于建安三年任长沙太守。长沙与荆州有水路可通，见面不难。《后汉书》记张羡于建安三年叛表。又记太祖与袁绍连年战争，“军未得南，而袁急攻羡，羡病死。”而袁绍在建安七年死，则张羡当死于建安七年以前。若果如此，则建安二年仲景见仲宣时已晚年，必距著《伤寒论》的时间十分接近，绝非不通医术的幼年。
日本医史文献的佐证
日本南丰秋吉氏于公元1849年，孝明天皇嘉永二年（即 中国 道光二十九年）著《温疫论私评》［1］，于《原病》条下按云：“长沙《伤寒论》自叙曰：‘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又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宁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若其不流行，不传染者，何为死者之甚多也?”可见秋吉氏所见之《伤寒论》版本，其中《序》“建安”即作“建宁”，而且断定仲景宗族死于流行病。他并引史实证明云：“按《后汉书·五行志》曰：自建宁四年，至光和二年，相云仅九年，大疫三流行，与仲景自序相应。”
从五运六气之理来看
由大司天的理论来说，公元184年，运交厥阴风木，公元183年以前60年为太阳寒水。即：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到光和二年（179年），9年间的3次大疫，其性质均为太阳寒水之气。故《伤寒论序》才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伤寒例》也说：“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此当为其所经验之事实。
若依此论，则知仲景宗族所受之病为太阳寒水的时行之病。《伤寒例》云：“凡时行者，春应暖而反大寒，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夫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按斗历占之。”
若依斗历占之，从建宁四年以来的3次大疫，其运气的性质如下。
辛亥年三月之疫：辛亥年的司天为厥阴风木，正化太过，中运为水。中运生司天为小逆。风木更盛，故克己所不胜，湿土流行。故整年之气机为寒湿流行。三月主气为少阴君火，本当火热之令，然其客气为太阳寒水，寒气更重，故夏应热而反寒。再加上大司天的寒水之气，天地之间，一片寒湿之气，火热潜水，民病太阳寒水与太阴湿土之气。
癸丑年春正月之疫：司天为太阴湿土，丑为对化，土不及，木来克，中运为火不及，水来克，寒气反胜，故风寒行令。中运生司天，亦为小逆。然大司天为寒水，司天克大司天，以下克上，乃天刑之岁，岁气不相得，故生大疫。正月为初之气，主客之气皆为为风木之气，故生风寒之疫。
光和二年己未年之疫：己未的司天为太阴湿土太过之年，中运土运不及，为天符岁会之年，春天初之气主客皆为厥阴风木之气，加上大司天之太阳寒水，故形成风寒湿土之令。
由上之推算可以了解：仲景宗族所遇之大疫，气以太阳寒水为主，风木湿土之气夹杂。为此，形成仲景著作《伤寒论》的特色。
仲景所遇为太阳寒水疫病的事实
《素问·天元纪大论》：“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意谓人身五脏六腑运化变化之规则，疾病生死的关键，都受阴阳的规范。阴阳即三阴三阳。此阴阳的道理，依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素问·五运行大论》）故云：“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天的阴阳之气就是寒暑燥湿风火，推在人身，就是三阴三阳的六气，与三阴三阳的六经。用此推之，所以太阳经即上应太阳寒水之气。若是太阳寒水的大司天或司天，以及太阳经所生之病，即称为太阳病。阳明司天所生之病为阳明病，少阳司天所生之病即为少阳病，以此类推。假若仲景著作《伤寒论》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年（197年）左右，由建宁四年到建安二年，共发生5次大疫：建宁四年（171年），熹平二年（173年），光和二年（179年），光和五年（182年），中平二年（185年）。而自公元124年到184年为太阳寒水司天，故共有4次属于太阳寒水之气。因此，虽然《伤寒论》中六经病均有，但太阳病最多，共178条，占47%。另一次，中平二年的疫病，公元185年为阳明燥金司天的疫病，所以仲景对阳明疫病也有一年的经验，而且是最近的经验，是未来60年中的主要病状，需特别加以说明，故阳明病的 内容 居第二，共84条。再由于阳明司天即少阴在泉，仲景尚未遇上，然在后30年，即17年之后将遇到，故少阴病的内容居第三，共45条。至于太阳寒水司天即太阴湿土在泉，为何太阴病只有8条？因为，仲景认为寒湿同气，难以区分，所以并入太阳经。在太阳经中与湿土有关的条文共有32条，约占五分之一。
可见，《伤寒论》之编集，完全是根据仲景 治疗 所遇太阳寒水的疫病经验，所以《序》云“伤寒十居其七”，此“伤寒”指的是太阳寒水的疫病。而仲景所遇的疫病时间，必是太阳寒水司天的疫病，亦即在建宁年间，而非建安年间。
从《伤寒论》所述霍乱的病理来看
《伤寒论》之“伤寒”二字乃广义之伤寒，所有六气所伤之时行与非时行（疫病）诸病皆包括在内。此承《素问·热论篇》所谓：“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亦即所有会发热的病，无论时行的四季寒热所伤，或当寒反热、当热反寒的时行疫病，乃至霍乱、痹病、痰饮等杂病，都是六气所伤。
兹以霍乱而论：有太阳寒水之气所伤的霍乱，有阳明燥金之气所伤的霍乱，有少阳相火之气所伤的霍乱，有少阴君火之气所伤的霍乱，有太阴湿土之气所伤的霍乱，有厥阴风木之气所伤的霍乱，并非专属于寒。
以《伤寒论·辨霍乱病脉证并治》而言，篇中所用的方剂，四逆加人参汤乃治太阳寒水所伤之霍乱痊愈后调理之方，理中丸与五苓散乃治太阳寒水霍乱下焦有寒饮之方，桂枝汤乃治太阳寒水霍乱愈后，调理荣卫之方。“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之四逆汤证乃太阳寒水中经络，表寒之霍乱。“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之四逆汤为太阳寒水中脏腑，内寒之霍乱。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乃阴盛格阳之霍乱。总之，《伤寒论》所记之霍乱，乃太阳寒水所伤之霍乱，亦即王孟英所谓之寒霍乱。由此可以证明：《伤寒论》乃著作于太阳寒水司天之时，此霍乱即建宁纪元以来10余年间的霍乱疫病。
【 参考 文献 】
阅兵一般分为阅兵式和分列式,阅兵式是指首长或贵宾在阅兵指挥员的陪同下,乘车、骑马或步行,从受阅部队队列前通过,进行检阅;分列式是指受阅部队从检阅台前通过,接受首长或贵宾的检阅。
法国阅兵
每年7月14日是巴黎著名的香榭里舍大街最激动人心的日子,这一天为法国国庆节。总统登上指挥车,在巴黎军区司令的陪同下,从凯旋门通过,对部队进行检阅,通常总统的专车位于由几百名骑兵组成的方队中央,在骑兵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检阅部队。
印度阅兵
印度的阅兵更像是一个老百姓的节日。除了少数几个贵宾席外,长长的阅兵道两旁都被普通百姓占据,现场气氛热闹。印度每年举行阅兵仪式之前都对外公开售票,只要你愿意,就可花上几十个卢比(1美元约合45卢比)买票入场。
朝鲜阅兵
朝鲜阅兵最大的特点是规模庞大、组织严密。朝鲜虽然人口并不算多,参加阅兵活动的群众却往往能逾百万。基本上是徒步方队,很少有载拖设备的车辆方队。最有特点的是,朝鲜阅兵方队在行进中,只踢腿不摆臂,两手自然垂贴于裤线。朝鲜的国庆日是每年的9月9日。
英国阅兵
英国军队的阅兵服装在当今世界可谓独树一帜,他们在阅兵时仍然穿着古代的民族式样的军服,头上戴着高筒绒帽,手持佩剑,胸佩绶带,与本国现行军服相去甚远。
(林京)
不学无术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大将军霍光是朝廷举足轻重的大臣,深得武帝信任。武帝临死前,把幼子刘弗陵(昭帝)托付给霍光辅佐。昭帝去世后,霍光又立刘询做皇帝(宣帝)。霍光掌握朝政大权二十年,为西汉王朝立下了不小的功勋。
刘询继承皇位以后,立许妃做皇后。霍光的妻子霍显,是个贪图富贵的女人,她想把自己的小女儿成君嫁给刘询做皇后,就乘许娘娘有病的机会,买通女医下毒害死了许后。毒计败露,女医下狱。此事霍光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等事情出来了,霍显才告诉他。霍光非常惊惧,指责妻子不该办这种事情。他也想去告发,但又不忍心妻子被治罪,前思后想,还是把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情隐瞒下来了。霍光死后,有人向宣帝告发此案,宣帝派人去调查处理。霍光的妻子听说了,与家人、亲信商量对策,决定召集族人策划谋反,不想走漏了风声,宣帝派兵将霍家包围,满门抄斩。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霍光传》中评论霍光的功过。说他“不学无术,暗于大理”,意思是:霍光不读书,没学识,因而不明关乎大局的道理。成语“不学无术”,指没有学问,没有本领。
(菖蒲)
绿客:一些热爱生活,崇尚健康,酷爱户外运动,善待自己也善待环境的人。他们“下班关手机,点菜要维C,周末必出游,随手带垃圾”。
CC族:反对物欲享受,追求心灵健康,希望以自身价值创造新的文化生活方式的人。也称“文化创造族”,CC即英语culturecreative的缩写。
肉食女:这是一个来自日本的新词。“肉食女”主要用于形容那些主动追求男性的女性。这类女性多为白领,她们虽阅人无数,却仍待字闺中,一旦看见中意的男性,会如饿虎扑食一样主动表达爱意,且完全不顾旁观者的诧异目光。
三不女:“三不”即在感情上不善良、不等待、不言败,在生活上不逛街、不盲目、不攀比。具体是指年龄在25岁以上,有独立收入,自信且兼具智慧的大龄女性。
阿尔法女孩:是指许多方面的能力和表现都在同龄男性之上的年轻女性。由于这些女性精英相当优秀,几乎是“第一”、“最好”的代名词,故以希腊字母中的第一个字母“α”(阿尔法)来形容。
［关键词］汉武帝；归汉匈奴；安置政策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0-0041-02
汉武帝在汉匈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史学界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持肯定意见的学者从保卫中原王朝政权、维护封建经济、打通东西交通的意义论述其进步性；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则从汉匈战争中的双方互相杀戮，特别是对匈奴人民的杀戮以及战争对西汉王朝由胜转衰的影响方面加以抨击。本文就汉武帝对汉匈战争中归汉匈奴将士和民众的安置措施和作用予以论述。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谈起汉武帝时期的汉匈关系，总是忽视汉匈间民族友好的一面，津津乐道于汉匈间的战争。其实，认真分析一下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即使是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也会发现其实并非所说的那么残酷，透过战争我们会看到战争残酷性背后的另一面，即友好方面。
首先，从史籍中对历次战争结果的记载看，死亡人数决没有估计的那么多。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古代史书中对战争的记载，明显倾向中原王朝，扩大成果的现象比比皆是。以汉匈战争为例，汉武帝时期战争固然时间长、规模很大、残酷，死伤很多。有的文章甚至说汉匈战争中汉军杀死的匈奴人数为17万多。这个17万大概主要是由《汉书・匈奴传》的“得胡首虏七百人”、“得首虏数千人”、“得右贤王众男女五万五千人”、“得首虏前后凡一万九千余”（以上为卫青部分）、“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 “得胡首虏三万余人”、“又斩其欲亡者八千人”、“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级”（以上为霍去病部分）、 “浞野侯行捕首虏数千人”、“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李广利）和“陵所杀伤万余人”（李陵）等组成。① 但从中可以看出，“得”、“捕斩”、“斩”的用法和语气是不同的。明确记载的杀戮数量是有限的，大量是“得、捕”的记载。
其次，从汉匈战争的主要指挥者对匈奴的态度看，“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只是对匈奴反动统治者态度，而不是针对广大匈奴将士和民众。
除汉武帝外，汉匈战争的主要指挥者就是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个人对匈奴骚扰汉地人民正常生活生产是极其愤慨的，下决心要解除这种状况。尤其是霍去病曾说过：“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但他们对战争中的一般将士和民众态度则很宽大和灵活，并不滥杀无辜。以霍去病为例，元狩二年(前121)，他“将万骑出陇西，逾乌戾，讨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转战六日“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几获单于子”，但“辎重人众摄者弗取，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疑为捕）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同年夏，“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②同年秋，匈奴浑邪王投降，他杀了顽固不化的顽固分子，带领余众4万归汉。在元狩四年（前119）那次最大规模的战役里他的战果是“执讯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令人奇怪的是，他所率的军队中竟有“所获荤允之士”即匈奴人。正是由于他在抗击匈奴进犯的同时，采取了比较正确、得体的策略，才使得河西地区很快安定，中西商路打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死后汉武帝谥封他为“景桓候”，“景桓”的意思就是“布义行刚，辟土服远”。③汉武帝还特意让霍去病招降的匈奴将士从长安到茂陵排成长队送葬，以表达对他的思念和感激之情。
既然汉匈战争中出现了如此多的降汉将士及民众，那么如何对待和安置就成了摆在汉武帝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也自然成为评价汉武帝在汉匈战争中地位和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汉武帝完全可以把他们全部变成奴婢，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汉武帝既没有把他们杀掉，也没有把他们变为奴婢，而是进行了妥善安置。
政治上，封侯赐邑，择贤而用，不搞民族歧视。封侯赐邑并非汉武帝首创，汉文帝和汉景帝时就曾实行过。“汉兴至于孝文时，乃有弓高、襄城之封，虽自外来，本功臣后。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亚夫守约而争。帝黜其议，初开封赏之科，武兴胡、越之伐，将帅受爵，应本约矣。”④但那时候人数很少，封地狭小。到汉武帝时，战争开始了，归汉和俘获的匈奴将领和民众数量大大增加。在当时汉匈战争激烈、民族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这部分人就成为引人注目的大问题。最典型的要算元狩二年（前121）浑邪王率众归汉。汉武帝顶住压力而实行优厚安抚办法，发车3万乘迎接。“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 ⑤浑邪王和他的五个将领均被封侯，民众被妥善安置。封侯的匈奴将领也和其他汉朝贵族一样过着衣食租税的生活，并可传位子孙，时间不长便汉化了。
除传统的封侯赐邑外，汉武帝还提拔了归汉匈奴中的一些人，委任他们一些较为重要的官职。最典型的是《汉书・霍光金日传》中的金日。他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由于马养得好受到武帝赏识，先后被提升为侍中、俯马、光禄大夫。“出则骖乘，入侍左右。贵戚多窃怨，曰：‘陛下妄得一胡海反贵重之！’上闻，愈厚焉。” ⑥后来在莽何罗谋反事件中救了武帝，立了大功。“武帝遗诏以讨莽何罗功封金日为侯”，和霍光、上官桀一同成为汉武帝任命的辅佐大臣。他的家族“七世内侍”，成为当时的大族。
经济上，尊重民族经济特点，因其故俗，设立属国。这主要是对匈奴民众的安置办法。属国之设起自秦代，文帝时贾谊虽提出过设立属国的想法和建议，但并未付诸实施。西汉王朝真正设立属国是从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2）为安置浑邪王等归汉将领和民众而开始的。到宣帝时，西汉王朝共设置了七个属国，为安置浑邪王部而设的安定属国，为安置折兰、卢胡所部而设置的天水属国和五原属国均为汉武帝时所设。这些属国由都尉、丞侯、千人管理，基层组织按照匈奴原来的习惯编排，其生产生活方式仍然保留匈奴原来的方式。这为汉匈人民的融合、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也成为西汉武帝以后各代安置匈奴的主要方式，如汉昭帝时的西河属国和张掖属国，汉宣帝的西河、北地属国。直到曹操时安置匈奴将士和民众的办法也是分匈奴为五部。
军事上，取长补短，吸纳匈奴长技，加强汉军作战能力。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弓马娴熟，作战勇敢。特别是“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⑦汉军的作战技术取胜比较困难，为此，汉武帝让一些匈奴降将率领自己的士兵加入到汉军军队中。由于这些人熟悉边地地形，熟知匈奴的作战方法，所以，他们的加入大大加强了汉军的作战能力。实际上，在当时同匈奴作战的军队中都有匈奴人的将领和士兵。其中“杜侯陆复支，以匈奴归义因熟王从骠骑将军击右王，以少破多，捕虏三千一百”，“众利侯伊即轩，以匈奴归义楼专王从骠骑将军击右王，手剑合”；贰师将军李广利有一次率兵和匈奴作战，派了2000名由匈奴人组成的军队抵挡卫律率领的五千骑兵，结果“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⑧
三
汉武帝是汉匈战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战争中他有过杀戮、有过破坏，他的好大喜功、沽名钓誉也是不言而喻的。但从上面的简要论述中我们也能看出，他并非单靠武力。他曾采用封侯赐邑、择贤而用的办法安置归汉降将；采用设置属国的办法安置归汉民众和士兵；用匈奴之长技，强汉军之力量。这些都无疑是进步和正确的，在当时不但起了缓解汉匈关系的作用，就是在今天来看也还有着一定的积极进步作用。所以，我们在谈到汉武帝在汉匈战争中作用时，不应只过分强调战争，过分责备汉武帝，而要看到汉武帝在汉匈民族关系中的友好、和睦积极作用，正确评价汉武帝在汉匈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注释］
①《史记・匈奴列传》。
②③⑧《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④《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⑤《汉书・张冯汲郑传》。
⑥《汉书・霍光金日传》。
(曹)操大怒，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收皇后玺绶，以尚书令华歆为副，勒兵入宫，收(皇)后。(皇)后闭户，藏壁中。歆坏户发壁，就牵(皇)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皇)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事宁有是邪！”遂将(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
中国良史的作者都是高明的文学家。堂堂一国之母，披散头发，光着双脚，一步一泣，梨花带雨，哀问自己名义上为帝国元首的丈夫:“不能救我一命吗？”而皇帝已经万念俱灰，不置可否，只说句“我也不知能活到什么时候”，千般无奈，万种委屈，皆在一言之中。最令人鼻酸之处，献帝对同坐的郗虑(臣子奉另一臣子之命竟当皇帝面捕诛帝后而安坐)而感叹的那句话:“郗公，天下竟有这种事！”
自汉以降，“这种事”屡屡发生，史不绝笔。成年以后，能静心读史书，观二十四史，权臣逼帝，改朝换代，杀戮无遗，才知道曹操诛杀那么几个人实在是小儿科。如果当时他自己不动手，下场肯定如其后的子侄辈曹爽等人会被人一窝“烩”掉，婴儿不免。究读历史，能发慨叹，曹孟德父子英雄，不仅武功盖世，平定北中国，而且文采华章，曹丕、曹植，龙子腾跃。即使曹魏王朝传至最后的高贵乡公曹髦，不仅眉目如画，文采卓群，更能以善画丹青之手亲执兵刃，在喊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的同时，二十岁的年轻人驾战车直冲司马府。虽然最终身为戈穿，殒于车下，其英烈之风，仍不减曹家风采！对于曹操，连崇尚儒家正统的司马光都心悦诚服地承认:“(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与敌对阵，意思安闲，乃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用法峻急，有犯必戮。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夷群雄，几平海内。”
在东汉末年贼兵四起，生灵涂炭之际，曹操讨董卓，破黄巾，征袁绍，戮吕布，服张绣，枭袁谭，败刘备，灭刘表，走马超，又远伐塞北，乌丸三种，鲜卑丁零，无不望风降服，致使戎狄屈膝，确实为一代豪杰！而在其有生之年，“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犹畏名义而自我抑制。至于他的子孙谋国，也是天道酬之，比起王莽之流以外戚窃国，不知要胜出几万倍。
曹操权臣出身，渐有天下。而后曹氏家国，又为权臣司马氏所有。依理观之，很有佛家因果报应的意味。罗贯中就幸灾乐祸地做打油诗一首:“昔日曹瞒相汉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料四十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
自古以来，王朝更迭只有两种名义:禅让和征诛。权臣们夺国畏惧“篡弑”之恶，常借“禅让”的名义。曹丕导演的“假禅让”例子一开，晋、宋、齐、梁、北齐、后周、陈、隋、唐等等，无不借此名义。不过，曹魏，司马晋，包括东晋的桓玄废安帝，对前代帝君都没有加以杀戮。汉献帝，曹魏末帝曹奂，包括被虏的蜀汉刘禅，孙吴的孙皓，都得以善终。自南朝宋刘裕篡位，这位寒人出身的老头子开始杀旧朝皇帝，再到沈约劝萧衍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南朝北朝相蹈此习，末代的少年皇帝及凤子龙孙们下场极惨，无一善终。
东魏权臣高欢逼走了北魏孝武帝，迎立孝静帝，由于心里有愧，对新皇帝恭礼有加。高欢死后，其子高澄袭位，对孝静帝很是放心不下。史载这位青年皇帝好文学，美容仪，能臂下挟石狮子翻宫墙，箭术精妙，很像他的先辈北魏孝文帝。身为大将军的高澄派中兵参军崔季舒监视孝静帝的一举一动，连吃饭喝酒说什么话都要一一细禀。有一次孝静帝在邺东打猎，驰逐如飞，监卫都督(应该叫“监视都督”)就叫嚷:“天子您不要跑马，大将军会怪罪！”还有一次，高澄侍宴，举一大斛直抵孝静帝下巴:“臣高澄劝陛下饮酒。”封建等级社会，真正的臣下怎敢能直接“劝”皇帝饮酒！孝静帝也急了，不悦道:“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也不想这么活着了！”高澄大怒，指帝大骂:“朕，朕，狗脚朕！”并命令崔季舒猛捣静帝三大拳，然后奋衣而出。连打皇帝都不亲自动手，令属下代击，真是闻所未闻。
不久后，高澄被家奴刺死，其弟高洋袭大将军位，很快就上演“禅让”戏。静帝不得已，与嫔妃辞诀。高洋派辆破牛车在东上阁等着接静帝搬家，值班的小班长赵德跳上车作押解状从后面抓持，孝静帝以肘击之，最后发怒:“朕畏无顺人，授位相国，你是什么奴才，敢逼人如此！”而对跪满庭院泪如雨下的后妃，风神俊朗的孝静帝还忘不了自嘲一句:“此日之事能和汉献帝、常贵乡公(曹魏末帝曹奂)相提并论啊。”这句话错了。汉献帝和曹奂“禅位”后好酒好肉好宫殿活了多年。高洋当皇帝不久，就用毒酒鸩杀孝静帝，并其三子。
高洋初当皇帝时励精图治，北中国大半为其所有。而后沉湎于酒，动辄肢解烹煮虐杀臣下，有一天忽然向他妹夫元韶发问:“汉光武何故中兴？”元韶是魏朝皇族，因为是高氏女婿，一直活得还不错，此时只得老实回答:“因为王莽没有把刘姓皇族全部杀绝。”于是高洋把魏朝姓元(原姓拓跋)的二十五家直系皇族全部杀光，把元韶也囚入地牢，饿得这位驸马爷啃自己衣服活活噎死。过了一阵，高洋又在晋阳把诸元疏属也全部杀净，或祖父为王，或身为显贵，皆斩于东市，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槊，共杀721人，弃尸漳水，以至于后来剖鱼的人常在鱼腹腔中看见人的指甲，致使邺城人好久都不食鱼。高洋又留下东魏王子元黄头一个人，让他和一些死囚从高台上以席为翅，飘悠而下，事先讲好摔不死就饶他一命。死囚们纷纷摔成肉饼，惟独元黄头灵巧身健，求生心切，竟能飞到紫陌慢慢降下(估计有点像现在玩滑翔伞的技术)，高洋食言，全然不顾“君无戏言”的古训，把元黄头交给御史关在狱里饿死，还不如摔死来得痛快……
厚厚一部二十四史，权臣历历:秦朝李斯、赵高，西汉霍光、梁冀，曹魏司马氏，西晋司马伦，东晋桓温，东魏高欢，西魏宇文泰，南朝宋刘裕，齐萧道成，梁萧衍，陈朝陈霸先，北周杨坚，唐朱温，后周赵匡胤，北宋高俅、蔡京，南宋秦桧、贾似道，元朝阿合马、脱脱……朱元璋建立明朝，削弱宰相职权，最终阉坚弄权，宦官大成气候，一个魏忠贤就已经“九千岁”了，种下亡国之祸。
有明一代，权臣只有张居正一人而已。清朝权臣差点当皇帝的只有摄政王多尔衮，后来的曾国藩、李鸿章小心翼翼，国柄在手仍一心忠于王室，最后的袁世凯一直被小溥仪念叨:他会不会是曹操？——果真是曹孟德之流，只不过世易时移，国人已不喜欢再有人当皇帝，春秋大梦，八十三天戛然而止。一代雄杰，活活忧死。
由此可见，权臣持国，只有两种下场——一是先封王，受九锡，加黄钺，然后搞“禅让”，成为一朝开国之君；二是忠于王室，又恋于权力，或生时被杀，或死后宗族覆灭，鲜有善终。无论如何，子孙都难逃辱死。特别是南朝时期，王朝短命，几十年就一个轮回，可称是“现世报”。
首先上场演出的是田舍夫刘裕。老头子岁数大，把晋恭帝立了几个月就逼其逊位，封为零陵王。怕被毒死，恭帝和褚妃自己在床前煮饭吃。刘裕让褚妃的哥哥褚淡把妹妹骗出来(这位褚淡真是操蛋)。兵士乘机跳墙进去，让恭帝喝毒药。
恭帝说:“我信佛教。佛教自杀的人转世不能为人身。”兵士们就用被子把恭帝活活闷死；六十年后，萧道成把宋顺帝立了三年就废掉。禅让大典时小皇帝害怕，吓得躲在佛盖下不出来，年轻的“太后”吓得带领太监们四处搜寻，让小皇帝最后一次充当新皇帝就职典礼的道具。典礼完毕，小皇帝的身份已成为“汝阴王”，他自己不觉，临走时问左右:“今天起驾时怎么没有像往常那样奏乐？”无人回答。不多时，汝阴王门外有人跑马，守门人怕有人劫持这孩子搞复辟，入堂一刀，然后上报说小王爷病死了。萧道成知道真实情况后，很高兴，对杀小王爷的人“赏之以邑”；又过几十年，萧衍命齐和帝禅位于己，封其为巴陵王。不久，萧衍派亲信郑伯禽到姑孰，给和帝一块生金让他吃下去。
和帝说:“我死不需要用金子，醇酒足矣。”大醉以后，伯禽上前把这十五岁的少年生生掐死(也恰恰在同一年，几十年后把萧衍老头子饿死在台城、并诛杀他上百子孙的侯景出生在漠北)；陈霸先当皇帝后，封梁敬帝为江阴王，未几就派刘师知去杀人。兵士追得卸任的小皇帝绕床狂跑，边跑边哭:“我本不愿当皇帝，陈霸先硬立我为帝，现在为什么又要杀我！”没跑几圈，刘师知就抓住少年的衣带，兵士白刃交下，头落于地……
宋武帝刘裕东灭鲜卑慕容超，西灭羌族姚泓，北朝大名鼎鼎的拓跋嗣和赫连勃勃皆望风而溃，以此大功而有天下，于情于理说得过去，但“其为神人所愤怒者”，莫过于弑君。自曹魏以来，一代篡一代，已成俗例，但弑鸩前代君王，则是自刘宋为始。晋恭帝欣然让出国家，刘裕忍于杀戳，而杀人者自己想子孙后代免于被杀，这种想法则流于天真可笑了。一代一代，以前朝君王鲜血的艳红作为开国颜色，估计每位开国帝王在锣鼓欢庆声中都有心存彷徨顾虑的黑色意念:我家子孙何时何处会怎样被何等臣下所弑？
权臣们如果不做皇帝，报应更快，下场更惨，其中以霍光、张居正、多尔衮最为典型。
霍光身历三世帝君。汉武帝死后，孝昭帝襁褓继位，霍光匡安社稷身当大任，没有异心。昭帝二十一岁死去。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刘贺荒淫迷惑，无帝王礼仪，乱汉制度，霍光率群臣废之，转拥武帝嫡曾孙、被武帝杀掉的戾太子的孙子、时年十九的刘病已，是为宣帝。
这位汉宣帝即位前一直生长于民间，熟知世事，英果刚毅，“小来惟射猎，兴罢得乾坤”(李商隐诗语)。但对霍光敬仰有加。霍光临死前曾归政，宣帝假装谦让不受。同时，霍光的丑老婆霍显又买通人毒杀宣帝结发之妻许皇后，霍光知而隐之，并依霍显之计把自己女儿送进宫内作皇后。霍光死后，霍显和女儿又千方百计想毒杀许皇后所生的皇子，最终阖族被杀，并连坐诛灭十多家。
霍光之祸，其实早在宣帝初立时已经种下。“帝初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霍氏之祸萌于骖乘。”权臣陪同皇帝乘车，让青年天子敬惮如此，灭族之祸，确实不远。
霍光在汉朝儿皇帝孤立无援之际，拥昭帝，立宣帝，比周公伊尹差不了多少。“然光不学无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以增颠覆之祸，死才三年，宗族夷灭。”(班固语)司马光对霍光的悲剧分析得十分清楚:霍光忠心耿耿辅助汉室，然而他最终不能全其宗族，为什么呢？因为威福之权是人君的专利，人臣掌握，久而不归，没有好下场的；汉宣帝十九岁即位，知民疾苦，霍光大权久专，不知避去，多置私党，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他自己能得善终就不错了。接着，司马光话锋一转，又客观、委婉地批评汉宣帝:如果宣帝只以高位虚官任用霍光子孙，让他们食大县的俸禄，不掌实权，也足能报答霍光匡扶汉朝的盛德。可是宣帝给他们大权，任之以政，授之以兵，遂至怨惧以生邪谋，这不仅仅是霍家自招，也怪宣帝酝酿以成其祸。霍显、霍禹、霍云、霍山虽然罪应夷灭，但霍光的功营不应该抹杀；最后霍家被杀无遗，连一张吃饭的活口儿都没留下，汉宣帝也真可谓刻薄寡恩呵。
有明一代，张居正功劳最盛。万历皇帝孩提登基，张居正已倾心尽力，使大明朝的国力达至鼎盛。同时他还身兼帝师之任，亲自给小皇帝授课。太后、小皇帝接见张居正的母亲，常常“行家人礼”，也真够得上荣华富贵到顶了。万历十六年六月，张居正病死；第二年三月就被追夺一切官阶，转年又被抄家，儿子上吊，老母挨饿，一家人无尺寸立锥之地。神宗皇帝刚刚还讲“待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转眼却恩将仇报，一切功名皆化为罪状。其惨烈情景，不亚于霍光。(张居正之事，坊间多有着述，故不详叙)
清王朝的多尔衮身为皇帝之子，皇帝之弟，皇帝之叔，本来在皇太极死后自己当皇帝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力排众议，仍旧扶持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是为顺治帝。
作为一代辅政明王，多尔衮降吴三桂，进军北京，建立清朝，灭李自成余部，射杀张献忠，绞死南明弘光帝，击破金声恒、李成栋、姜瓖三位明旧将的反叛；他又革除前朝弊政，交好漠西蒙古，把藏原回疆一收宇内，实现“以汉治汉”的统治方针，又令满汉官民可以互通婚姻，实现“满汉一家”的治国大计，可称得上是文武全才，智勇双全的一代人杰。随着权力巅峰的到来，本来就多癖好色的多尔衮忘乎所以。他以侄子福临皇帝的名义给自己建碑记功。加封自己为叔父摄政王，自己的冠带、帽顶、服用、坐垫、房基均专门设立一个级别，明显与皇帝无异。后来，他又加自己封号为“皇叔父摄政王”，皇族见他都要叩头，礼仪倍于其他王爷。
顺治五年，封号又改为“皇父摄政王”，不仅仅是皇帝他爸，还兼摄朝政，此真比皇帝牛多了一大截。本来私下就传他和福临生母孝庄太后“有一腿”，这样一来风影可触，更加授人以柄。此后，此公还私役内府公匠，大修府第，广征美女，甚至向朝鲜搜求公主，“*”后又嫌人家不漂亮随意丢弃。顺治七年，三十八岁壮年的多尔衮暴死于喀喇城。死后第十七天，被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哀荣达至顶峰。第二年二月，秋后算账开始，大侄子福临开始公布多尔衮罪状，共有九条，皆是“逆谋果真，神人共愤”的大罪，尸体被挖出，鞭打，砍去头颅，原本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一百年后，乾隆皇帝才为多尔衮*，“追谥曰忠，复还睿亲王封号”。死人无知，宗族零落，仍旧大悲剧结局。
众所周知，汉代没有椅子。凳子在中原的出现，要上溯到汉魏时传入北方的胡床。为了利益睁眼说瞎话的专家，他们还以为这世界上有常识的人都死绝了。
不过，我想说的不是椅子，而是汉代的人的衣服。
椅子和衣服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汉代的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的裤子，更没有内裤，即便里面穿着，那也是开裆裤。汉代只有枰、床、榻、席这类东西，都是跪坐为主，那外面穿什么才能避免露点，不至于不雅呢？
那时在正式的场合穿的主要是深衣，有些贵族也作为日常家居服。所谓的深衣，在《礼制》中有介绍，它的要求是“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这就是说，深衣都较长，应当是在脚踝以下地面以上。常见的曲裾深衣后片衣襟接长，衣襟形成三角，经过背后再绕至前襟，然后腰部缚以大带。深衣的出现，就是因为当时没有连裆的罩裤，下摆有了这样几重保护就合理并合礼得多了。
其实，那时也不是没有内裤或衬裤，只不过跟今天的不一样而已。正式的外套下面，一般穿裙——不分男女。还有一种叫“绵袴”的，也叫“胫衣”，后腰开口不闭合，下端有裥，前后裆不合拢，后腰阙断为敞口。简单点说吧，这种胫衣相当于衬裤，但只有裤管没有裆，光着屁股呢。
什么时候这种裤子里多了裤裆呢？这就要问霍光了。汉昭帝时，霍光的外孙女上官氏当上了皇后，但新婚时，昭帝九岁，上官氏才六岁。若干年后，眼看着皇帝和皇后也长大了，霍光急着想要外孙女能生下个皇储。于是，那些领悟了霍光之意的大臣和御医上书称皇帝身体不好，不能多近女色，只能亲近皇后，并且命令宫中女子都穿多条带子系住的穷裤。所谓穷裤，颜师古称“绲裆袴”，服虔解释曰：“穷绔有前后当（裆），不得交通也。”这就是有裆的女裤的肇始，大大地限制了的方便程度。
以后，有裆的裤子就流行开来。这种裤子通常称为裈，不过，这种“绲裆袴”还是与今天的裤子不一样，裆之挡，仍加开折，用绳带约束。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史记》里司马相如在街上卖酒时穿着“犊鼻裈”。犊鼻裈相当于现在的大短裤，在古代这是贫贱劳作者所穿的，司马相如穿着是用来羞辱卓王孙的。魏晋时，别人把衣服拿出来晒，晒的都是纱罗锦绮，而阮咸贫穷，则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一点也不怕丢人。毕竟有魏晋名士之风啊。
我相信，这种大裤衩还是有裤裆的。
关键词： 霍达 《穆斯林的葬礼》 回族 爱情 民族融合
中国穆斯林自隋唐之际进入中土就与汉民族杂居，元朝时伊斯兰教徒开始遍及中国各地，《明史・西域传》中有“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①的记载。《伊斯兰教文化面面观》中提到“明末清初，一些‘儒’‘伊’皆通的教内学者，如王岱舆、刘智等人，开始以中国传统思想阐发伊斯兰教经典，以汉文字著书立说”②。新中国成立以后，涌现出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学者、作家，如史学家翦伯赞，作家霍达、张承志等，他们以独特的文化视角传达着对民族融合的深刻思考。
《穆斯林的葬礼》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作家霍达的作品，其中着力讲述了梁家姐妹与韩子奇的爱恨纠葛，还有新一代韩新月与楚雁潮凄美的爱情。在这三段爱情中实现了某种情感超越。H・G・布洛克在《美学新解》中指出：“我们眼睛看到的永远不是物体自身的样子，而是从我们生物学立场和我们的所在的文化背景出发看到的样子。”③正是由于作家本身所站立的民族融合立场和潜在的文化背景，使小说中的爱情呈现出民族文化融合的意义。
《葬礼》中梁冰玉一共有三次恋爱经历，燕园上学期间与同班同学杨琛的爱情，但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情感经历是在异国他乡的英国伦敦被奥立佛苦苦追求，然而因为心伤难以愈合，最终拒绝了这份炽烈的爱情。杨琛和奥立佛都不是回族青年。冰玉说道：“我不但是个中国人，还是个穆斯林，是个信奉真主的回回，在我们之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界限！”④这条界限牢牢存在于她的意识之中，所以她拒绝了杨琛和奥立佛。然而当杨琛发誓自己可以信仰真主的时候，冰玉妥协了，接受了这个伪信者的爱情。《古兰经・伪信者》中说：“他们以自己的盟誓为护符，妨碍主道。”“他们确是敌人，故你当谨防他们。愿真主诛灭他们！”⑤最终杨琛对同胞的背叛使冰玉对爱情彻底失望，并将此视为真主对自己的惩罚。这份初恋的创伤使冰玉拒绝了奥立佛，然而根本原因并非信仰差异，而是对爱情中所受伤害的恐惧。
梁冰玉对奇哥哥的爱情已到深处。兄妹之情的依赖、客居异乡的相伴相依、奥立佛“有权利爱”的激励，使空袭中死里逃生的梁冰玉与韩子奇紧紧拥抱在一起。然而这份爱情却是违背了真主教诲的。《古兰经・妇女》中讲到“真主还严禁你们……同时娶两姐妹”⑥。梁冰玉是在正统的伊斯兰信仰家庭中长大的，父母无常之后由笃信真主的姐姐一手Т螅但是爱上了既是哥哥又是姐夫的韩子奇，这不符合经义。韩子奇曾经由一心要去麦加朝圣的吐罗耶定抚育，必定熟悉真主的话语。他们两个最终的结合，表明情若已到深处，不可抵挡。在上述感情的成型与流产过程中，我们看到爱情的力量。
回族总是避免和外族通婚，应当尊重。虽然与外族通婚并不乏其例，但是并不能作为疏离民族传统的证据。韩新月和楚雁潮两人有共同的兴趣志向，有同样对爱情的赤诚。他们的爱真诚而炽烈，“爱就是火，火总是光明的，不管那熊熊燃烧的是煤块还是木材，是大树还是小草，只要是火，就闪烁着同样的光辉”⑦，“没有热烈的拥抱，没有甜蜜的亲吻”，只是“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颗心紧紧地贴在一起”⑧。这是一份精神境界上完美契合的爱情。韩新月在学校里和所有汉族学生一样接受思想政治教育。“除了饮食习惯，她自己也没有感到和别的同学有什么不同”⑨。楚雁潮在梁君璧摊牌之前已经与新月相处了两年的时间，其间也并没有意识到与新月之间隔着的界限。爱本就起于心、发于情，无关其他。
真正的爱情不必以走进婚姻为目标，也不会止步于现实的阻碍。楚雁潮把他的心灵，连同心灵中蕴藏的全部感情都献给了新月。即使韩太太明确表态：不能破了规矩。可是这并不能阻挡爱情，楚雁潮的爱一如既往，深沉炽烈。在新月的葬礼上，楚雁潮为新月“试坑”，而规矩只有亡人的至亲、儿子或者兄弟才可以。天星并没有阻拦，在他看来楚雁潮是妹妹“最亲的亲人”；淑彦看到了楚雁潮的悲痛欲绝，被他们的爱情深深感动，感叹新月活得值。天星和淑彦知道传统，但是在葬礼上并没有阻挡楚雁潮，这是他们对楚韩爱情的认可，也是情感超越传统的一个证明。即使多年之后阴阳两隔，楚雁潮依然在新月的坟前轻拉着《梁山伯与祝英台》，诉说生死不能隔断的爱情。
梁君璧的爱情是单方面的爱情，是失败的爱情。韩子奇对她更多的是出于责任，出于尊重，但唯一缺少的是男女之间的那份心动。而梁君璧对韩子奇的感情含蓄而深刻，爱他撑起破败梁家的那份担当，爱他闯出大事业的那份骄傲，也因为他是她相依为命的奇哥哥。正因为这份爱坚强刻骨，所以她还是收留了异国归来而出轨的韩子奇。越是恨到无法原谅，越是证明她爱得沉痛深刻。
韩子奇并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几十年都没有做过礼拜，甚至在穿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都没有去麦加瞻仰天房。《古兰经・黄牛》：“我以天房为众人的归宿地和安宁地。”⑩收留韩子奇的吐罗耶定曾一心想去麦加朝圣，而韩子奇却路过而没有去。不是他对真主不敬畏，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是回民。在生命的最后他才告诉梁君璧实情，他是汉人的孤儿。梁君璧作为韩子奇的结发妻子，本应最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可是后来她想到丈夫一辈子谨守回族规矩，闯出了大事业，为回民争了光，最后得出结论他是一个“正经的回回”。在民族之间的确存在文化和信仰的差异，可是最后梁君璧还是原谅了她的奇哥哥，希望他的灵魂在真主的保佑下获得安宁。从这份临终的关怀可以看出，人与人的情感是可以超越血统的，这是民族融合可以实现的深层原因。
总之，爱情作为人世间最珍贵的情感之一，具有超越的巨大力量。这些爱情中贯注了作家对民族融合的深刻认识，各民族的友谊和灵犀是实现民族融合的根本前提。
注释：
①张廷玉.明史・西域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0：5764.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伊斯兰教面面观[M].济南：齐鲁书社，1991：284.
③H・G・布洛克：美学新解[M].沈阳：辽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57.
④⑦⑧⑨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470，561，531，596.
⑤⑥⑩马坚.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35，59，13.
参考文献：
[1]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2]H・G・布洛克.美学新解[M].沈阳：辽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马丽蓉.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4]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伊斯兰教面面观[M].济南：齐鲁书社，1991.
[5]马坚.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6]张廷玉.明史・西域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宋涛.从《穆斯林的葬礼》看回汉两族的文化异同[J].现代语文，2006（11）：44-45.
[8]赵慧.回族文学与回族的民族心理[J].西北民族研究，1994（1）：275-280.
[9]吕豪爽.民族历史叙写的两种文化景观――《穆斯林的葬礼》与《尘埃落定》之比较[J].名作欣赏，2006（6）：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