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1 05:11:45
今天下午，五年五班教室里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辩论会。辩论会的题目是开卷有益和开卷未必有益，当班主任正式宣布开始时：首先，由正方的一辩提出他方观点“开卷有益”而我是反方的一员，也是反方一辩，反方的观点则是“开卷未必有益”。
先由正方刘庆龙说出论点举出古今中外的名人谁不是博览群书才成的名人，所以“开卷有益”，然后反方的靖李也不甘示弱：例出了三点，首先书也有好坏之分，其次，书的目的也有正邪之别，最后：读书的方法有的当之差，并列了三个例子。
最后，班主任宣布还是“开卷未必有益”胜。
通过这场辩论会，使我们知道了书也有好坏之分，要多读书，这样才能使人进步。
黑龙江省龙江县实验小学五年级：宁新
【关键词】卷烟零售点；合理布局；评价模型
1.相关方利益分析及指标体系的构建
作为一个法定垄断的行业，我国烟草行业的发展与多方利益息息相关，利益相关方包括消费者、国家、零售户、公众和烟草专卖局，如图1。烟草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各方主体的认同和支持。卷烟零售点布局要充分满足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为国家谋求财政收入，为消费者谋求效用，为社会公众谋求福祉，为零售户谋求利润，为烟草专卖局谋求效益。因此，卷烟零售点布局的合理化要满足以下五项标准。
图1 零售点布局的利益相关方
第一，卷烟零售点的布局，应该有利于保障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至上”是烟草行业的共同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之一。烟草制品是我国消费税主要的征税对象，与烟草制品相关的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1]。合理的烟草零售点布局应该有利于打击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的非法销售，有利于防止偷税漏税，有利于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该标准可以用“上缴税金”和“上缴利润”两项指标来度量，其中“上缴税金”是指烟草专卖局向国家税务部门缴纳的（包括代扣代缴）的税款；“上缴利润”是指烟草专卖局净利润中上缴国家的部分。
第二，卷烟零售点的布局，应该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消费者利益至上”是烟草行业共同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不断提升客户价值，让消费者满意是整个烟草行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合理的卷烟零售点布局，应该有利于方便顾客购买，有利于降低顾客的消费成本，有利于保证烟草消费品的质量[2]。该标准可以用“消费者满意度”来度量。作为一个综合指标，“消费者满意度”应该包括“价格”、“便捷性”和“可靠性”和“零售服务”四项内容。其中“价格”是指良好的零售点布局应该通过降低分销成本来降低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便捷性”是指良好的零售点布局应该能够较好地满足消费者的购买频率和购买习惯的要求；“可靠性”是指良好的零售点布局应该压缩假冒伪劣产品的分销空间，从而为消费者提供可靠的正规商品；“零售服务”指良好的零售点布局应该形成对卷烟零售点提供优质服务的良好激励。
第三，卷烟零售点的布局，应该有利于提高零售户的满意度。首先，只有充分调动零售户的积极性，零售户才有申请卷烟零售许可证的意愿；其次，只有充分调动零售户的积极性，才能确保渠道分销功能的最终实现[3]。该标准可以用“零售户满意度”来度量，“零售户满意度”包括“配送及时”、“货源供应充足”、“服务全面周到”、“盈利水平满意”和“竞争程度合理”五个方面的内容[4]。
第四，卷烟零售点的布局，应该有利于提高烟草专卖局的效益。烟草专卖局作为卷烟零售点布局的主导者和执行者，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因而，卷烟零售点的布局应该有利于提高烟草专卖局的销售收入，有利于降低烟草专卖局的营销成本和监管成本。该标准可以用“烟草专卖局的效益”来度量，其中包括“销售收入”、“营销成本”和“监管成本”三项内容。
第五，卷烟零售点的布局，应该有利于保护公众的利益。在卷烟零售点设点过程中，要确保公共安全，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例如，为了“劝阻青少年吸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烟草专卖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不能在学校附近布点”[5]；为了确保公共安全，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相关场所不得设立卷烟零售点；为了关爱残疾人、下岗职工、困难群众等弱势群体，卷烟零售点许可证的发放要向这类群体倾斜。该标准间接地体现为烟草行业的形象，因此，“行业美誉度”可以作为该标准的度量指标。“行业美誉度”包括“合规性”和“社会责任”两个方面。其中“合规性”指烟草专卖局在卷烟零售点布局中对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社会责任”是指烟草专卖局在卷烟零售点布局过程中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2.评价模型
卷烟零售点布局的评价问题具有综合性和模糊性两大特点。综合性是指卷烟零售点合理布局需要考虑多方行为主体的利益诉求，而各方的利益诉求具有多目标、多层次的特点[6]；模糊性是指卷烟零售点布局的合理程度具有不确定性，难以清楚界定“合理”与“不合理”的边界[7]，二者存在中间过渡状态。层次分析法（AHP）能够有效地综合多个层次的定量和定性信息，适用于综合性问题的评价[8]。模糊评价法（FCA）能够较好评判难以精确描述的模糊事物，适用于模糊性问题的评价[9]。鉴于此，本文采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F-AHP）方法来评价卷烟零售点布局的合理化程度。其具体步骤如下：
（1）构建模糊评价因素集
因素集是指刻画卷烟零售点布局合理化程度的变量。通常用U来表示主因素集，即卷烟零售点布局合理化程度指数。主因素又可分为m个子因素集，即，可以进一步细分，即，其中表示第i类子因素的第j个因素，各因素的具体含义见表5-1。
（2）确定各因素的权重
运用AHP方法确定各因素的权重。首先，通过两两比较分析同级各因素对上级因素的重要性，构造比较判断矩阵；然后，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对应的特征向量，以特征向量各分量表示该层次各因素的重要性。例如，主因素集对应的权重向量为，子因素集对应的权重向量为。
（3）构建模糊评价评语集
评语集是指刻画各因素所处状态的种决断。评语通常用来表示，其中元素代表第j种评价结果。本文将评价结果设定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五种。
（4）子因素评价
运用评语集分别对进行评价，可得到，其中表示指标对评语的隶属度，表示中的元素个数，k表示评语个数，可知：
（5）主因素评价
令，根据R可以得出主因素的模糊评价结果：
通过归一化处理，可以得到最终的模糊综合评价向量。
参考文献：
[1]罗美娟.政府管制对中国烟草企业行为与市场结构的影响分析[J].思想战线，2004（6）：88-91.
[2]罗智辉.新形势下烟草公司客户忠诚管理的对策[J].企业技术开发，2008，27（12）：79-81.
[3]王明昊.试析卷烟零售点的“合理布局”[J].湖南烟草，2007（5）：22-24.
[4]高径，宋涵，孟宏利.影响烟草零售户满意度服务因素研究[J].网络财富，2010（3）：44-46.
[5]肖波.我国烟草专卖法律制度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
[6]王静.试论地市级烟草局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卷烟零售点合理布局工作[J].经营管理2010（3）：166.
[7]杜栋，庞庆华.现代综合评价方法与案例精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34-38.
[8]徐玖平，吴巍.多属性决策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21-122.
[9]方志耕等.决策理论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41-246.
一、例证晚出
《大词典》例证晚出的词语颇为不少，前贤时修多有论述，今再补充几例如下。
[治疗]动词，指用药物、手术等手段来消除疾病。
“治疗”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在中古时期，如《太平经》卷一百九《两手策字要记》：“不若两手，故日致凶也；虽治疗无益也，犹无从得成功也。”《十六国春秋·后赵录·单道开》：“自云能疗目疾，石韬就之治疗，着药小痛，韬甚惮，而终得其效。”《宋书-何偃传》：“竣时势倾朝野，偃不自安，遂发心悸病，意虑乖僻，上表解职，告医不仕。世祖遇偃既深，备加治疗，名医上药，随所宜须，乃得瘥。”《周氏冥通记》卷一《五月事》：“子良因问：‘不审若为治疗，腹中又有结病，何当得除?’”《魏书·清河王传》：“灵太后诏给衣食事力优重使于城西之南治疗百姓病。”《大词典》引《北齐书·李密传》：“(密)因母患积年，得名医治疗，不愈”句为最早用例，实晚出。
[课徒]明清之际先生教授学生叫课徒，“课”为“教授”义。
《大词典》引清·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五“萧山汤文端未第时，为人课徒”为最早用例，似乎稍晚。明·董裕撰《董司寇文集》卷九《诰赠大司寇祀乡贤先君行述》：“常朝出课徒，暮归举网而渔，以资甘旨。”《醒世奇言》第一回：“曾学深扯个谎道：‘今日偶然出去左近散步，遇着个同学朋友在这里课徒，扯去闲话，因此违了慈颜。他还约明日下午到他馆中，代他做个寿启，却又是没推托的。’”又第二回：“你虽是经营人，文才却有些，不如寻些小学生来课课，一年也得几十两银子。”又“千户又延请一位名师，课两个兄弟读书。”董裕乃明嘉靖至万历年问人，而李伯元则是清末同治至宣统年间人，二人相去二百多年，《大词典》却以李伯元《南亭笔记》为最早用例，实失。
[抻]动词，乃“拉长”、“伸展”义。
《大词典》释义为“拉”，并引《儒林外史》第二一回“浦郎把锁抻开”为首例。今按，此处的“抻”字有异文，除了《大词典》指出“抻”一本作“捵”之外，清嘉庆八年新镌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又作“拽”。其实，动词“抻”早已见于字书，如《玉篇》：“抻，痴邻切，申也，引戾也。又试刃切，展也。”《广韵·去震》：“抻，抻物长也。”《集韵·平真》：“伸，做，抻，真，申也，引戾也，或作做、抻、摸。”《集韵·去震》：“抻，展也。”《通俗编》卷三十六《杂字》：“申去声，展物令长也。[按]《庄子》‘猿经鸟申’，申亦读抻，谓鸟延颈长耳。”《醒世奇言》第七回：“成大自替母亲把衲来抻垫。”又“见成大与母亲抻垫衲子，庄媪忙叫丫头替他，成大心中十分喜悦。”上引各例“抻”字皆为动词“伸开、拉长”义，且出现时间均早于《儒林外史》，《大词典》可据补。
[交会]动词，指人或其他动物雌雄之间进行性行为。
此条《大词典》引冯梦龙《古今谭概·专愚·蠢夫》“忽昼梦尔我交会，因得孕”旬作为最早例证，实在过晚。这种意义的交会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如南朝·梁·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卷下《御女损益篇第六》：“合宿交会者，非生子富贵，亦利已身，大吉之兆。”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五《长者夫妇造作浮图生天缘》：“妇言：‘来前与我交会。’夫言：‘人身臭秽，不复可近，欲为我妻者，但勤供养佛及比丘僧，命终之后，生我天宫，以汝为妻。’”(4／473c)隋唐以后，这种意义的“交会”多见，如隋太医博士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卷三《虚劳无子候》：“交会当用阳时。阳时，从夜半至禺中是也。”又“凡妇人月候来时，候一日至三日，子门开，若交会则有子，过四日则闭，便无子也。”又卷三十九《金疮败坏候》：“妇人金疮未瘥而交会，动于血气，故令疮败坏。”隋·释吉藏《中观论疏》卷一《观因缘品第一》：“三者，现缘外道谓四大和合能生外法，男女交会能生众生。”《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咒术·灭罪部》：“男女交会时，使其意迷乱。”唐三藏法师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卷上》：“取水往池边，见两鹿交会。既见是事已，友地更相告：‘苾刍苾刍尼，汝见行淫不?”’又《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一·毗奈耶序》：“然由三事方有子息。一者父母交会事，二者其母身净应合有娠，三者食香现前。”此例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四《入王宫门学处第八十二之四》重出，文字完全相同。《大词典》引明·冯梦龙《古今谭概·专愚，蠢夫》“忽昼梦尔我交会，因得孕”句为首例，实过于晚出。
二、词条失收
[缠红]封建社会男女订婚前先以双方八字占卜，若八字相合则男方会向女方下聘礼订婚，这种习俗称为缠红。
“缠红”一词出现较晚，最早见于清初的白话小说，如《醒世奇言》第一回：“庄夫人便去取了银子递与曾学深道：‘银子自拿去，倘成功得来，对你外祖母说，可以等到除了服缠红为妙。”’此回上文谈及媒婆在曾学深为其父守孝期间，要为曾学深作伐议亲而被曾学深借口“在服中”婉拒时说道：“可笑那作媒的利心重了，回头不去，却又对庄夫人说：‘夫人只此一子，联姻如何迟得?况现在不过说定一句，行盘送盒原可等到除灵后的。’”这里的“行盘送盒”正是“缠红”之义，是通过送聘礼的方式来正式订婚。另，据清。陈和志《(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风俗一·礼仪》记载：“今之婚礼大略不异于昔，惟订婚后所行礼称求吉，亦名谢允。至住口，则两家止以名帖相致意，在求吉前或以红绿绸绫相赠答日缠红，亦有于缠红后复行谢允者。”清·陶煦《周庄镇志》卷四《风俗》：“以女子生日与男子生日推其星命日占合，古纳吉之变也。既许婚，用笄及币、帛、茶、枣等物具礼帖，日缠红，取赤绳系足之义。亦日行小盘。女家答以冠、履等物，日回盘。”又“将婚，先数月，用衣币、首饰等物并告婚期日行聘，亦日纳币。或并缠红行聘为一，而仅告婚期，日导日，古之纳征请期也。”清·王芑孙《渊雅堂全集·银河篇》：“花花叶叶论当对，拓落王家有一生。……早晚缠红上酒缸，不用门前射屏雀。”清·吴锡麒《今年连举三孙诗以志喜》：“十年前已作家公，喜见三枝茁又同。铜镊此生羞拔白，酒缸他日费缠红。”如同其他离合词一样，“缠红”又说成“缠了红”，但这种说法似乎不多见，我们也只在《醒世奇言》第一回中发现了一个用例：“(曾学深)便对他母亲道：‘母亲，万一那边成得来，外祖母要就那边缠了红也未可知，带得些银两去才好。’”据《(乾隆)震泽县志》记载，清代乾隆年间震泽县曾经隶属于旧吴江县，乾隆四年分吴江西偏地置震泽县，仍属苏州府。据《周庄镇志》记载：周庄镇旧隶苏州府长
洲县，雍正三年县分为二，遂隶元和镇西偏，兼隶吴江县。由此推测，“缠红”一语极有可能是清代吴方言词。《汉语大词典》及《明清吴语词典》失收，今补。
[产妇]即将分娩的孕妇。
这一意义的“产妇”是中古时期产生的新词，文献中并不罕见，如《金匮要略方论》卷下《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又“师日：‘产妇腹痛法，当以枳实芍药散。”’《齐民要术》卷三《杂说》：“蝼蛄，有刺；治去刺，疗产妇难生，衣不出。”又卷四《插梨》：“产妇蓐中，及疾病未愈，食梨多者，无不致病。”《列仙传》卷下“木羽”条：“木羽者，……尝探产妇，儿开目视母大笑，其母大怖。”《大词典》“产妇”一词失收。
[古道]常用来形容人做事循规蹈矩、安守本分。
《醒世奇言》第二回：“张恒若做人原是极古道的，尽心教导，家家都赞先生的好。”《(道光)济南府志》卷五十六《人物十二》：“(万景洙)与人古道，浑朴真诚，咸称为三代以上人。”清·冯金伯《国朝画识》卷二“曾益”条：“曾益，字鹤冈，山阴人，善梅花，为人古道，寿近百龄。”《思适斋集》卷十八《墓志铭碣记哀词事略·金湘溪事略》：“省斋，予友也，每诣予，则过之，因数道其为人，古道君子也。”清·宣鼎辑《夜雨秋灯录》卷一《银雁》：“杜得意非常，告李日：‘此福地也，令尊人古道，为乡里重，居此谅无愧焉。”清·曾国荃《(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七十六《人物志十七·国朝二·长沙府·善化县》：“陈达樟，字豫堂，嘉庆辛酉举人，官平江学训导，为人古道。”
[坟堂]古人为守孝而在坟墓旁搭建起来的简易屋舍。
这个意义最早出现于六朝时期，如《魏故侍中太保领司徒公广平王墓志铭》：“惧陵谷易位，市朝或侵，坟堂有改，金石无亏，敬勒志铭，树之泉闼。”《魏故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徐州刺史太保东平王元君墓志铭》：“世宇方尘，坟堂弥寂，永沦泉壤，长焕金石。”唐宋时期则罕见其例，元杂剧及明清小说中又有用例。如萧德祥《杀狗劝夫》第一折：“今日个到坟堂中来厮认，是你甚么娘祖代宗亲?”朱凯《孟良盗骨》第四折：“(词云)……遣敕使远来迎接，赐黄金高筑坟堂。还盖庙千秋祭享，保山河万代隆昌。”无名氏《随何赚风魔蒯通》剧第四折：“把当日个筑台拜将，到今日又待要筑坟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萧萧一室，强如庵寺坟堂；寂寂数椽，不见露霜风雨。”《警世通言》三十一卷：“春儿备了三牲祭礼、香烛纸钱，到曹氏坟堂拜奠，又将钱三串，把与可成做起灵功德。”《大词典》可据补。
三、孤例或无例
《大词典》中有些词条仅有释义而无例句，有些词条则是只有一个例证，而有些孤例和无例的义项是可以在文献中找到其他例证的。例如：
[丑劣]形容丑陋低劣，可以指人，也可以指其他的事物。
此词最早见于《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出卷二：“郭琼，东郡人也，形貌丑劣而义度过人。”此例又见于宋代晁载之《续谈助》卷一所载《洞冥记》。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以前，“丑劣”一词在文献中用例极其少见。就是在明代，“丑劣”一词也仍然不很多见，我们仅发现了少量用例，如汤宾尹《睡庵稿》卷二《春居集杜序》：“离杜则病，离拟杜则病，拟换置点画则丑劣。”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九：“不然则丑劣校然，其病百出。”清代以后，“丑劣”一词才较为常见，如邓志谟《古事苑定本》有“丑劣”条，下载“嫫母…‘东施”等。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十一《转运六》：“倘有以丑劣低盐运栈，立将场员记过撤委。”顾堃《觉非盒笔记》卷一：“故字法丑劣。”乔于洞《冬夜读书二首》诗之二：“颦效西施终丑劣，句商老妪太颠狂。”秦偶僧《功虫录》卷上：“状貌最为丑劣。”清刻本俞樾《春在堂诗编》辛丑编《庚申岁戴文节在杭州殉难余有诗吊之其明年写赠一友至今岁而此纸为文节之从子子谦参军所得标饰求题事越四十一年不特所赠何人茫不记忆并字迹亦不自识矣赋此一叹》：“乌兔奔忙殊可叹，蚓蛇丑劣转堪怜。”《大词典》引元·揭傒斯《春暮闲居寄城西程汉翁十五韵》“丑劣愧高情，焉知君所观”句作为孤证，可补。
[见轻]指病情有所好转。
此词出现较晚。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大约直至清代才有用例，如《醒世奇言》第三回：“孙福见主人这般说，不觉哀哀的哭起来，道：‘……且请宽心，能得沉沉的睡一觉，自然病势就见轻了。”’《狐狸缘全传》第八回：“你看他，仍幻化了艳丽模样，轻轻走进，站在销金帐外，低声问道：‘相公可曾安寝了么?贵恙可觉见轻些?”’《红楼真梦》第五十五回：“那晚上兰香服下，果然见轻，服了两贴，渐渐平复，王夫人宝钗皆甚欢喜。”《疗妒缘》第四回：“话说巧珠见大娘病势沉重，日夜祈祷，几及一月，不见轻可，反觉日重。”这一例中的“见轻”与“可”并举，“可”指“病愈”，“见轻”则是指病情好转或减轻，其义甚明。《大词典》“见轻”条下有两个义项，第二项释义为“看得出有所减轻”，其例为“病情见轻”，然无书证，今补之。
[情旧]旧交，老朋友。
《大词典》引唐刘长卿《送郑司直归上都》诗“因君报情旧，闲慢欲垂纶”为孤例，今见《梁山伯祝英台传》有“兄若后归回玉步，莫嫌情旧到儿庄”一句，可以为《大词典》增一例证。
[烟]动词，指物体燃烧时冒出的烟气使眼睛受到刺激而流泪或睁不开。
这种意义的动词一般用“熏”字，如《西游记》第四十二回：“行者道：‘本欲来的，只是弟子被烟熏了，不能驾云，却教猪八戒来请菩萨。”’《红楼复梦》第三十回：“李宫裁笑道：‘若是祝太太瞧见，问起他们眼睛为什么红通通的，就说是跟着孙悟空过火云洞，叫烟熏着了红的。’”而动词“烟”在文献中则比较罕见，我们只在《醒世奇言》中发现了—个用例，第七回：“时值久雨回潮，那柴湿了烧不着，烟得黄氏两眼泪流。”《大词典》此义项下无书证，仅举“烟了眼睛”为例，可补。
四、引例缺考
[顶]用头支承，戴着。
这一意义的“顶”字最早见于唐五代，如《全唐文》王口《诚节论》：“矧乎顶章甫冠，拖缝掖衣，口诵先圣之文……”吕岩《七言》之一：“昼乘白虎游三岛，夜顶金冠立古坛。”五代杜光庭《李玄儆为亡女修斋词》：“但女子初笄之年归于仪氏，夫殁之后，誓志道门。已造制法衣，缮写经篆，永期顶冠佩服，虔奉修持。”宋代以后用例多见，宋·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十五：“其人解布囊，出黄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顶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则童颜矣；引其须，应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夷坚乙志》卷十六《邹平驿鬼》：“俄有妇人，顶冠出屏后，衣服甚整，笑曰：‘小鬼莫恼官人。’”《夷坚甲志》卷十四《董氏祷罗汉》：“未诞之前，家人数梦一僧顶帽往来室中，凡十有二月而生一子。”又《夷坚支志》甲卷七《邓兴诗》：“侍姬十数辈，皆顶特髻，衣红宽袍。”《华氏中藏经序》：“先生不觉愈骇，跃入洞，见二老人，衣木皮，顶草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列朝·白服之忌》：“然则国容、军容，即屏除白色亦可，况俘囚廷献，例顶绯巾披红衣乎?”《汉语大词典》作“戴”解的“顶”字引宋·王谠《唐语林·企羡》“两手捧《登科记》顶之”作为最早用例，其实是有问题的。此条记载又见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进士张繟，汉阳王柬之曾孙也，时初落第，两手奉《登科记》，顶戴之曰：‘此千佛名经也’。”《唐语林·企羡》中“两手捧《登科记》顶之”一句，《封氏闻见记》作“两手奉《登科记》顶戴之”，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二作“两手捧《登科记》顶戴之”，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八《别录上》作“两手奉《登科记》顶戴之”。“顶戴”的意思是“双手持物举过头顶，表示致敬”，如唐·元稹《韦氏馆与周隐客杜归和泛舟》“持君宝珠赠，顶戴头上头”。“顶戴”意思不同于“顶”，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其意义相去甚远。《唐语林·企羡》“两手捧《登科记》顶之”句之所以会有异文，一则可能是《唐语林》“顶”下脱一“戴”字，二则是王谠引书以宋人时语改唐人“顶戴”一词为“顶”字。《大词典》此处引例缺乏考证，故失。 整理
注释
关键词：哈尔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调查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了解哈尔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状况，在我市初高中中展开了一次问卷调查。目的在于：全面了解、掌握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现状，分析解决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为未成年人的茁壮成长创造有力条件。
一、此次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从我市市区初中和高中随机抽取6所学校（初中3所，高中3所），每所学校100名学生，共600名学生作为调查样本，回收有效问卷569份，回收率为94.8%。主要涉及未成年人对人生和理想的态度、对社会公德的认可程度、对国家大事的关注程度以及能够反映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状况的一些问题。
1.从年龄上看：主要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分布在12～18岁这个年龄段，且15～17岁的未成年人占到一半左右。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思想活跃，辨别是非能力较强，能够很好地阅读和填写调查问卷。
2.从性别上看：男女比例相差不大，男性272人，占47.8%；女性297人，占52.2%。男女比例相当，可以全面地了解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状况，不至于出现偏差。
3.从形式上看：本次调查采取抽样调查的形式进行，每所学校随机选取100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在主抓德育老师和班主任的监督下完成问卷填写。
4.从态度上看：本次调查得到了调查学校老师以及调查对象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态度认真、诚恳。
5.从质量上看：问卷填写的质量和回收率都很高，这为下一步统计分析创造了条件。
二、哈尔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状况与分析
（一）积极的思想道德状况
1.人生观和价值观比较明确
在回答“你对自己的前途是否有信心”时，有74.3%的人回答“充满信心”；在回答“你对人生的态度是否乐观”时，有57.6%的人表示“很乐观”；在回答“人生价值在于奉献还是索取”时，有80.5%的人认为人生的价值体现在奉献之中；在回答“做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时；有43.6%的人认为诚实是做人最重要的品质，其次是光明磊落，占33%。这些数据表明，在传统教育观念和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下，我市未成年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出现偏颇，紧跟时代的主流。
2.具有很强的社会公德意识
当问及“在公共汽车上，遇到老弱病残时你会主动让座吗”，选择“经常会”的有381人，占67%，选择“有时会”的有184人，占32.3%，这两项之和占99%以上；当问及“不小心将垃圾扔到垃圾箱外，你会怎么做”时，有492人选择“捡起来重新扔进去”，占86.5%；当问及“你是否愿意参加集体活动”时，有526人表示“非常愿意”，占92.4%；这些数据说明这一代的未成年人没有忘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集体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都很强。
3.比较愿意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当问及“你对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态度如何”时，选择“经常主动参加”的有180人，所占比例为31.7%，选择“看到或碰到才会参加”的有230人，所占比例为40.4%，两项之和为72.1%；当问及“你对社会爱心捐款活动的态度如何”时，选择“积极参加”的有299人，所占比例为52.5%。这些数据表明，我市未成年人在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态度上是积极的，这对培养未成年人社会责任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团结互助的良好氛围是大有帮助的。
4.学习目的明确
在回答“你学习是为了什么”时，选择“为了改善家庭条件”的有63人，占11.1%；选择“为了找个好工作”的有82人，占14.4%；选择“为了回报社会”的有82人，占14.4%；选择“为了自己有个好的发展前途”的有302人，占53.1%；选择“为了兴趣学习”的有40人，占7.0%。这说明不论选择哪一项，都表明我市未成年人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且目的明确。见下表：
5.对国家大事、社会发展的态度明确
此次调查问卷对“国家大事、社会发展的态度”这一问题涉及以下几个选项，其中对“国家领导人换届选举”选项表示“非常同意”的占36.7%，“比较同意”的占38.1%，两项之和占74.8%；对“公民有义务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略”选项表示“非常同意”的占80.1%，“比较同意”的占14.1%，两项之和占到94.2%；对“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选项表示“非常同意”的占95.7%，“比较同意”的占3%，两项之和占98.7%；对“国庆60周年庆典”选项表示“非常同意”的占78.5%，“比较同意”的占16.3%，两项之和占94.8%。对“社会虽然存在问题，但主流是好的”选项表示“非常同意”的占38.1%，“比较同意”的占42.9%，两项之和占81%；对“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选项表示“非常同意”的占83.2%，“比较同意”的占11.4%，两项之和占94.6%。这些选项选择“无所谓”和“非常不同意”的比例较少，说明我市未成年人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还是非常关注的，且所关注的问题有一定的层次和水平。见下表：
（二）消极的思想道德状况
1.理想信念淡化
我市一部分未成年人，对社会、对自己的人生缺乏理想信念；对历史杰出人物缺乏仰慕之心，缺少应有的敬重。从问卷的统计结果看：一部分未成年人缺乏远大的理想抱负，当问及“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时，“享受生活”成为首选，比例为32.7%；其次是“考上好大学，将来有好工作”，比例为26.9%；第三才是“为国家做贡献”，比例为22.7%。当问及“你最崇拜的人是谁”时，影视明星或体育明星、家长和老师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崇拜对象，比例分别为43.7%、21.6%和17.1%，而受人尊崇的历史杰出人物所选比例并不高，仅占6.9%，这个结果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2.价值观念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我市一些未成年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价值观扭曲，被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所蒙蔽，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无时无刻地影响着未成年人的心灵。据调查问卷显示：“做一个有钱人”和“赚大钱过富裕生活”成为一部分未成年人的人生理想，二者之和所占比例为14.8%。当问及“你将来会成为什么样人”时，有38%的人“认为自己将来大概会成为有名的人”，有45%的人“认为自己将来大概会成为有钱的人”，在选择这两项的学生中，有部分学生还选择了“事业上成功的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这反映出学生对个人人生的选择和判断，具有多重性，且更加现实，并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3.诚信缺失现象严重
目前，我市未成年人“诚信缺失”现象相当普遍：考试作弊，蒙骗家长，抄袭作业，敷衍老师都是其表现。据调查问卷显示：仅有20.9%的人认为做人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而当问及“你认为日常生活中，哪些品德比较重要”时，“信用”在15个选项中仅排在第8位，所占比例为14.6%。所以，加强未成年人的诚信教育，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力量的整合，从小教育孩子以正直诚实的品质去面对生活的挑战，这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的重点与核心。 4.注重自我，内心封闭
当问及“人际交往中，如果你和别人发生矛盾该如何处理”时，有23.6%的未成年人选择“不能处理矛盾”；当问及“生活中，如果遇到挫折或困难你的态度是什么”时，有35%的未成年人选择了“悲观、失望”；当问及“你与老师的关系怎样”时，选择“有明显距离，基本不做交流”的有175人，所占比例为30.8%，选择“关系对立”的有29人，所占比例为5.1%，二者所占比例之和为35.9%。调查问卷还显示：有25%的未成年人“经常有一种孤独感”，54%的未成年人“有很难找到好朋友的烦恼”。这些数据说明，未成年人在面对社会时，注重自我，内心封闭。
5.更关注个人利益
当问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你认为应如何处理”时，回答却不尽相同。认为“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的占26.3%，“集体利益为主，兼顾个人利益”的占41.2%，“个人利益为主，兼顾集体利益”的占23.4%，“集体利益无条件服从个人利益”的占10.1%。这些数据表明，多数未成年人认为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以集体利益为主，兼顾个人利益，这与集体主义原则的要求没有太大偏差。但当问及“你是否同意‘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观点”时，有53.4%的人表示“不同意”，说明这一代的未成年人在现实中更关注的是个人利益。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
社会不良环境时时刻刻地影响着未成年人，具体表现在：一是不良社会现象的影响。贪污受贿，拜金主义等社会丑恶现象，对未成年人思想具有极大的腐蚀。二是影视文化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各种宣传媒体制作、刊播的专题节目、公益广告贫乏，难与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需求相适应。据调查问卷显示：当问及“你看过电视上教育未成年人的公益广告吗”时，有54%的人表示“没看过”，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适合未成年人的影视作品很少，不能满足其需求。另一方面社会淫秽读物和格调低下、不健康的影视节目，对阅历水平有限的未成年人危害最大，毒害最深，这些大肆渲染暴力、色情、漠视生命等不良内容的作品、读物，传播着腐朽落后的文化和信息，使未成年人误读社会，盲目模仿。三是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活动阵地相对缺乏，许多学生只有到成人歌舞厅、游戏室、网吧等营业性场所参加娱乐活动，因缺乏辨别力、意志力，不少学生走上歧途。
（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尚不完善
目前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不健全。表现在：一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存在相互脱节的现象，力量分散，没有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各部门教育手段的欠缺，没有形成学校、社会、家庭立体式的教育网络。二是各种影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娱乐场所对未成年人出入监管不严，相关部门对这类场所的打击力度不够，无形之中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三）学校教育导向的偏差
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使一些学校在升学率的指挥棒下，抓智育轻德育，一手硬一手软，使学生缺少一个富有实效的德育课堂，即便抓德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敷衍现象，没有从人本化出发，没有考虑到学生的自身特点，缺乏灵活的手段。据调查问卷显示：我市的各中小学校培养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手段主要有政治课或思想品德课、讲座或报告会以及班会或主题团会等，形式比较单一，内容空洞，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教育效果不明显。
（四）家庭教育缺失
有的家长期望值过高，不顾孩子的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和个性，强行孩子按自己的愿望发展；有的家长则忙于生活奔劳，将教育责任全推给学校。单亲家庭、暴力家庭的孩子缺少父母管教、疼爱或叛逆或沉迷网络。这些家庭教育作用的阻隔，家庭核心作用的冲淡，严重地伤害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他们因得不到父母关爱或因父母的溺爱心理发展畸形，内心空寂，对现实极度不满，以伤害自己或故意犯错、犯罪的方法来引起父母的关注。
四、哈尔滨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一）切实加强领导
我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和省、市有关文件精神上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真正把此项工作摆到全局的突出位置，切实承担起领导责任，扎实推进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德育工作网络的建设；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加强和改进未成年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长期性和动态性，思想上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工作上常抓不懈，及时跟踪，不断研究分析新情况，探索工作规律，把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向一个崭新阶段。
（二）净化社会环境
我市有关部门在净化社会环境方面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积极引导未成年人正确看待社会现象。当前，一些社会不良现象确实对未成年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主流，要引导未成年人正确看待这些社会不良现象，不要被这些社会不良现象所蒙蔽。二是加强市场监管，大力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文化环境。加强对网吧、娱乐、图书等场所的管理和整顿，净化文化市场，在全社会形成一切为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三是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定期组织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检查。四是要开展荧屏声频专项整治活动。要坚决把住影视节目审查关口，严禁不宜于未成年人观看的广播影视节目的播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低俗节目，坚决加以整治，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完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体系
我市进一步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应以学校为龙头、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将学校教育资源深入到社区、延伸到家庭，使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互衔接，形成社会化、开放性的思想道德教育格局。在整体构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中，既要认真总结取得的经验，更要仔细查找存在的问题；既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又要与时俱进，创新思路，不断创造新经验。
（四）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渠道作用
我市各级学校不能片面地只抓升学率，要“一手抓学习，一手抓德育”，教书和育人两不误；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问题上，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渠道作用。一是积极建立健全符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的思想道德建设评价体系，把开展思想道德教育与开展知识性、科学性、娱乐性、趣味性活动结合起来。二是采取有效形式对学生进行多样化的道德思维训练，不断提高学生履行社会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本领，使其表现出一种良好的、稳定的心理状况，实现他律向自律的转变。三是要跳出传统的、滞后的教科书，从报纸、电视、网络、儿童读物和社会事件中寻找有关的素材，帮助学生懂得如何评价各种事件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提升道德健康水平。
（五）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1.农业推广课上的任务驱动教学。
师生共同设计任务。（1）教师设计部分。综合考虑农业推广学科性质、高等职业院校开设此课程的目的、学生所在专业、任务驱动教学方法的特点及教学任务设计的原则，笔者在农业推广课程授课过程中采取了师生共同对教学任务进行设计的方法。即，老师将整门课程的知识点设计为一个符合课程需求的、规定了教学范围但不指定具体名称的综合性较强的教学任务（×××地×××项目的推广），这一综合任务又下设若干子任务：①农业推广人员角色认识；②×××地农业推广项目的选择与确定；③×××农业推广项目的实施；④×××农业推广项目的总结评价；⑤×××农业推广项目成果报奖。整个学科的知识点分别穿插于若干个子任务中。（2）学生具体设计任务及实施。不同专业的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明确农业推广人员角色扮演的身份及工作性质与程序；然后结合社会岗位需要、个人兴趣爱好、农业专业知识掌握情况、本课程知识点、当地自然与社会条件等综合分析选择确定农业推广项目，并撰写推广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确定了具体推广项目后的工作实施过程中，学生需要结合自选项目的复杂程度、当地农民素质条件，以及硬件设施等选择确定项目的推广模式与方法，并撰写推广项目实施方案，模拟推广过程中学生需要根据农民的采纳情况随时应变使用多种方法，并锻炼学习人际交往及演讲的沟通、交流、语言技巧；项目推广演练结束后，学生需要进行双重总结与评价，一重总结为对自身所选项目及推广情况进行专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综合总结评价，并撰写总结报告，二重总结为学生之间相互对课堂学习情况进行评价总结，总结在评价过程中相互取长补短；最后，学生们需要撰写推广项目成果请奖申请书，学习推广项目的报奖流程。
2.农业气象课上的任务驱动教学。
（1）教师单独设计任务。教师将学生所学专业目标与农业气象课程目标充分结合，以学生现有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为基础，对整门课程设置了总体目标任务“×××省农业种植业区域规划”，课程总任务下设支撑典型任务共7个：①×××省各地农业气候资料及代表性农作物种类资料搜集；②光照对农作物生产的作用及影响；③温度对农作物生产的作用及影响；④水分对农作物生产的作用及影响；⑤风对农作物生产的作用及影响；⑥×××各地农业气候资料及代表性农作物种类资料分析；⑦观测不同作物的农田小气候特征。（2）任务实施过程。教师在第一次课上对任务的实施过程、学习过程中使用的参考资料、学习提示等简要向学生进行说明，学生课下个人完成并小组汇总分析，第二次课上时间一分为二，前半部分时间为学生对课下学习结果进行展示，老师随时点评指导，后半部分时间由教师下达下一个任务，依次类推，直到学期结束，完成全部的典型学习任务。最后，师生共同汇总各典型任务结果并分析，完成课程总任务。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本研究通过中国期刊网、中国优秀硕博士论文文库、高校图书馆期刊资料室资料进行检索，收集相关文献资料。
2.问卷调查法。
两门课程在学期结束后都对该班36名同学发放了调查问卷表，两次共收回问卷调查表72份，回收率100%，有效率100%。
3.数理统计法。
采用Excel统计软件进行图表制作和统计。
三、教学效果对比分析
两门课程结束后，都对该班学生进行了课程学习效果问卷调查，发放问卷调查表内容完全一样，主要从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与自觉性、资料查阅能力、自我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语言组织表达能力、专业知识掌握全面程度、综合素质提高程度等方面入手调查。
1.学习兴趣有无对比。
农业推广课程：学生有学习兴趣问卷36份，比例100%；无学习兴趣问卷0份，比例0。农业气象课程：学生有学习兴趣问卷28份，比例77.8%；无学习兴趣问卷8份，比例22.2%。
2.学习积极性与自觉性提高对比。
农业推广课程：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与自觉性问卷34份，比例94.4%；没提高问卷2份，比例5.6%。农业气象课程：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与自觉性问卷26份，比例77.8%；没提高问卷8份，比例22.2%。
3.资料查阅能力提高对比。
农业推广课程：提高了资料查阅能力问卷36份，比例100%；没提高问卷0份，比例0。农业气象课程：提高了资料查阅能力问卷34份，比例94.4%；没提高问卷2份，比例5.6%。
4.自我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对比。
农业推广课程：提高自我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问卷36份，比例100%；没提高问卷0份，比例0。农业气象课程：提高自我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问卷36份，比例100%；没提高问卷0份，比例0。
5.人际交往能力提高对比。
农业推广课程：提高人际交往能力问卷36份，比例100%；没提高问卷0份，比例0。农业气象课程：提高人际交往能力问卷24份，比例66.7%；没提高问卷12份，比例33.3%。
6.语言组织表达能力。
农业推广课程：提高语言组织表达能力问卷36份，比例100%；没提高问卷0份，比例0。农业气象课程：提高语言组织表达能力问卷30份，比例83.3%；没提高问卷6份，比例16.7%。
7.专业知识掌握全面程度对比。
农业推广课程：专业知识掌握全面问卷36份，比例100%；不全面问卷0份，比例0。农业气象课程：专业知识掌握全面问卷30份，比例83.3%；不全面问卷6份，比例16.7%。
8.综合素质提高程度。
农业推广课程：提高综合素质问卷36份，比例100%；没提高问卷0份，比例0。农业气象课程：提高综合素质问卷29份，比例80.6%；没提高问卷7份，比例19.4%。农业推广课程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性与自觉性、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专业知识掌握全面程度、综合素质提高程度明显优越于农业气象课程；查阅资料能力与自我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相差不明显。可见，虽然任务驱动教学的优越于传统填鸭式教学，但应用任务驱动教学过程中师生共同根据课程需要、专业需求、社会岗位需要、个人兴趣设计任务的教学效果又比单纯由教师根据课程目标设计任务的教学效果优越。
四、结语
目前，各级各类职业院校的各门课程都在不断探索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其目的旨在提高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技能应用能力及综合素质。建议授课过程中，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创造性地探究设计学习任务，可以很大程度上体现学生的自我价值，而学生的自我价值一旦能够得以肯定，其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学习潜能则被无限激发，学生自然受益匪浅。
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历史上有许多血淋淋的例子，比如；战国时期的赵括熟读兵书，却不懂得变通，纸上谈兵，最终兵败被杀。还有三国时期的的马谡也是饱读兵法，可结果如何？言过其实，导致失街亭，失去性命！尽管开卷有益是一个成语，而且还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诗句。可是，我认为，如果盲目开卷，未必有益。
开卷不一定有益，有时（如读了坏书）还会造成损害。当今社会上的一些少年的犯罪事实就是被那些不良书刊污染了心灵，染上了不良恶习，导致最后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现在有些同学可能喜欢看武侠之类的小说。甚至痴迷到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阶段，上课时想着小说中的内容，没心思学习。最终荒废了学业。更有甚者，模仿小说中的人物，可能还会走向犯罪的道路。这难道不是看无益之书害了自己吗？
诚然，读书可以使人增长知识，陶冶性情，修养身心，但“开卷”只是“有益”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汉代刘向说过：“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书既然是药，就具备两种功能：一是良药，药到病除；一是毒药，置人死地。不是吗？20世纪的德国，不少人看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受不良影响，论为希特勒的殉葬品。现在有一部分同学迷上了武侠小说，整天看那些怪诞的书籍，而把功课“丢”在一边，导致学习成绩一直下降，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试想，“开”这样的“卷”，能是“有益”的吗？“一本好书胜过珍宝，一本坏书比一个强盗更坏。”
因此，开卷是否有益，得先看开什么卷。
一
清开史局修《明史》，虽始于顺治二年，但进入实质性修撰阶段，实始于康熙十八年。自此，由徐元文总裁，众史臣分工撰写，万斯同负责审定；“历十二年，而史稿粗就，凡四百一十六卷”[1](p287)。其中，《选举志》八卷，分别为：科目分上、下二卷，其中，上卷记乡试；下卷记会试、殿试，附载武科举。学校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记贡途，即国子监生之来源，包括岁贡、选贡、恩贡和纳贡；中卷记国子监；下卷记府、州、县、都司、卫、所儒学，附载宗学、社学和武学。荐举一卷，附载保举。铨选分上、下二卷，上卷记文官选任和考核制度；下卷记武官袭替、升授和选任之制，附载文官任子和宗室中举任职之制。全《志》共计四万一千余字，是为《明史·选举志》的第一稿；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开创了《明史·选举志》的基本规模，表现有二：一是初步确定了该《志》的内容框架；二是收载了有关明代选举制度各方面的基本史料，具有奠基之功。
其二，所收史料，主要取材于《明实录》、《明会典》等在当时看来已是第一手的明史文献，另有黄佐《南雍志》、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王圻《续文献通考》、张朝瑞《皇明贡举考》等多种重要明史文献。史料来源可靠而广泛，为保证该《志》的撰写质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其三，总体上仍属草创之作．主要表现有三：一是结构设计尚不够合理，最明显的，是学校部分把“贡途”从府、州、县儒学和国子监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卷记述。而事实上，“贡途”既是府、州、县儒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子监生来源的主体；包括岁贡、选贡等在内的“贡途”状况，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后二者的办学状况；故分开记述不利于充分表现这种内在的有机联系。其它部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情况。二是各卷质量参差不齐。八卷中，荐举一卷和铨选两卷较为成熟，不仅对相关制度做了初步的分类记述，而且对制度和史事的演变特点及原因也有所分析，如荐举卷指出洪武荐举与此后荐举之差异：“大抵明初重荐举人才，而自洪武以降，尤重举官之法。”铨选上卷指出政治败坏对人才的影响：“盖明之人材，一坏于毅宗之荡佚，再坏于神宗之废弛，迨门户起，其害相纠结者三十余年，至于国家丧亡而后止，皆万历间所酿成也。”都能给人一种有益的启示。但在内容归类上仍存在明显不妥之处，如“庶吉士”并非官职，却载于文官铨选卷；文官任子和宗室中举任职，皆非武职任职，却附载于武职铨选卷。而科目两卷和学校三卷，还基本处于按年代顺序编排胪列相关史料的阶段，对所载内容基本未予归类、分析和提炼，带有明显的史料长编性质。三是多有漏载、误载和记述不准确之处。故整体说来，万《志》仍属草创之作。
二
万氏《明史》成稿后，王鸿绪等人在此基础上，又经多年修改、润色和加工，于雍正元年，最终由王氏勒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并以“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明史总裁户部尚书加七级臣王鸿绪”的个人名义进呈于清世宗。[1](p288)其中，《选举志》三卷，即科目一卷，学校一卷，荐举、铨选合为一卷，字数约为二万二千左右，是为《选举志》的第二稿。此稿在《明史·选举志》成稿过程中起着转折性的关键作用，此后的定稿几乎完全承袭该稿而来。过去，人们往往忽视了该稿的地位，甚至有不少学者对王氏大张挞伐，指责其“攘窃”和对万氏《明史》妄加删削篡改。其实，从总体上看，王《志》与万《志》相比，不仅不是妄加删篡，而且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结构精练而近于完善。适应全书减少卷帙的需要，王氏对《志》文的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即在基本遵从万《志》大框架的前提下，把科目上、下两卷合为一卷，学校上、中、下三卷合为一卷，荐举一卷和铨选上、下两卷合为一卷，尽管这种合并仍有不尽合理之处，如荐举作为官员来源途径之一，似应与科举、学校等人仕途径并列，而不宜与专述官员选任及其考核黜陟制度的铨选合为一卷。但总体来说，上述调整还是合理的，从而使其结构精练而近于完善。如科举制的各级考试乃一有机整体，尤其是乡试、会试，在考试规定上许多内容完全相同，故合为一卷记述，更便于表现科举制度内在的有机联系；中央国子监和地方府、州、县儒学，在明代已形成联系空前紧密的官办教育体系，故合为一卷记述，也更便于表现明代教育发展的这一显著特点。另外，“庶吉士之选”和“宗室中举任职”，调到了科目卷，“文官任子”也调到了学校卷，真正做到了各归其类。特别是“文官任子”未入铨选卷的文官铨选部分，而入学校卷的国子监部分叙述，反映了王《志》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不同于前代，明代中后期文官荫叙制度，已从前代的直接荫职而改为以荫子入监为主，“荫监”已成为国子监生的重要来源和类别之一，故归人国子监部分叙述更为适宜。
其二，“事益详而文益简”[2](p721)。这是赵翼用来评价《明史》的，但这一特点实为《明史稿》所开创。具体到《选举志》，说其“事益详”，主要表现有二：
一是对万《志》所载史料依其所述内容不同，进行了分类归纳和提炼；并在此基础上对各方面的制度及相关史事沿革，分别进行了集中的记述，从而使其叙事更加富有系统、层次和条理．如科目一卷，依次分为“规制概述”、“诸制沿革”、“辅臣子弟登第”、“科场弊窦”、“历科事迹稍异者”、“武科”等六大部分；而“诸制沿革”下，又细分为“太祖设罢、恢复科举与创制”，“乡试额数”，“会试额数及南、北、中卷”，“乡试考官”，“会试考官”，“庶吉士”等六个具体问题(这些类目皆由笔者根据《志》文内容而拟，多取自文中原句)。在对上述内容的分别叙述中，间有对其发展特点或诸制相互关系的简要评述。如在指出明代翰林之盛的主要表现时说：“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3](《选举志》)“正确指出了明代翰林盛于往代的突出表现就是翰林官成为明代宰辅来源的主体。在说明科举与荐举的关系时指出：“洪武十七年，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而荐举渐轻，久且废不用矣。”尽管洪武十七年所定科举之式在此后仍有所修改；但其所言科举与荐举之盛衰关系还是比较准确的。在说明文举与武举的关系时说：“终明之世，右文左武；然亦尝设武科以收之。”准确指出了明代虽设武举，但始终处于文举之下，并揭示了形成这一格局的主要原因。所有这些，既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经过梳理和提炼的有关明代科举制度的系统资料，也便于读者从中获得对明代选举制度的整体认识。
二是王《志》在主要以万《志》史料为基础的同时，也对若干史实做了重要补充，如万《志》未载洪武时期军队学校设置情况，而王《志》学校卷则补载为：“武学之设，自洪武时置大宁等卫儒学，教武官子弟。”万《志》未载应试举子连中“三元”的情况，而王《志》科目卷则补载为：“正统十年乙丑，会试、廷试第一，皆商辂。辂，淳安人，宣宗末年乙卯，浙榜第一人。三试皆第一，士子艳称为‘三元’，明代惟辂一人而已。”万《志》未载官员任职回避制度，而王《志》铨选卷则补载为：“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万《志》未载科道官设置及明初进士、监生选授科道官的情况，而王《志》铨选卷则补载为：“给事中、御史，谓之科道。明初至天顺、成化间，进士、举贡监生，皆得选补。”而且补充万历时由于神宗怠政而致科道缺员不补、台省空虚、百度废弛的史料二百余字。类似例子还有不少。尽管所补史料在《志》文总篇幅中只占少量，且有记述不确甚至错误之处，但总体说来，其价值还是很高的，对于尽可能反映明代选举制度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说其“文简”，主要指其语言简练、叙事概括。如《铨选》卷指出出身资格对铨选影响的变化：“初，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且谕毋拘资格。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给事、御史，亦初授、升迁各半。永、宣以后，渐循资格，而台省尚多初授。至弘、正后，资格始拘，举、贡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轾低昂，不啻霄壤。”不足百字，即把有明一代铨选由“不拘资格”到“渐循资格”，再到“拘于资格”的变化过程及其主要表现勾画出来。又如同卷，言官员“考满”与“考察”之区别：“考满、考察，二者相辅而行。考满，论一身所历之俸，其目有三：曰称职，日平常，曰不称职，为上、中、下三等。考察，通天下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短短七十余宇，即把官员“考满”与“考察”的相互关系及其主要区别概括出来。正因王《志》语言简练，高度概括，故其在叙事“益详”的同时，比万《志》卷数减少了八分之五，字数减少了近一半，以三卷二万余字的篇幅记述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选举制度的确立、发展和演变．而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两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对明代选举制度在全面认识和系统把握基础上的高度提炼；二是需要具备相当的文字工夫。
其三，对明代选举制度的认识更加全面和透彻。这从万、王二《志》各自序文的对比中，就可明显表现出来，为便于比较，分别征引如下：
万《志》之首《选举志叙》云：
夫驭天下之大法，取人与用人二者而已矣!明初，欲以网罗天下之士，屡有变更。迨典章一定，迭为遵守，行之既久，虽诈伪萌生，弊以踵至，然自立法以来，一代人材政治于是乎出；而其后之补偏救弊，规条寖多，卒亦无能少有加益。乃知致治以人不以法，法不能经久而无弊，亦不能因其弊而人即以变法，是在观时善守之而已。
今以有明选举条分缕次，大约有四：一曰科目，以乡、会试统于文而武系之；一曰学校，凡贡人太学及生徒之隶于太学者，详其考校、登用之制，而次及于郡县学；一曰荐举，诸以辟召及为大臣推荐者得备书；一曰铨选，文与武各叙其大小授职之宜而所考课者附记焉。凡以之四者厘然具载其本末，而二百七十余年其为人材盛衰、政治得失之故稍稍可睹矣。
王《志》未专列《叙》，但《志》文起始一段，实即其序，文曰：
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科目，曰学校，曰荐举，曰铨选。科目以汇征之，学校以教育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明以科目为盛典，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起家者，亦科目之亚也，匪是则杂流矣。然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虽有畸重，无偏废也。荐举盛于国初，后因专用科目而罢。铨选则入官之始，舍此蔑由焉。是四者厘然具载其本末，而二百七十年间取士得失之故可睹已。
相互比较，不难看出二者史识之高下。万《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指出了选举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即“驭天下之大法，取人与用人二者而已矣”!应该说这是十分正确的。但其又从明初以后对选举制度进行“补偏救弊，规条寖多，卒亦无能少有加益”的认识中，得出“致治以人不以法”的结论，并进而否定对制度进行适时改革的必要性，则是有失偏颇的。固然，在人治社会里，法在事实上经常成为当权者个人营私舞弊的工具，故当权者的素质如何，确实对执法的状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可忽视的，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即使在人治环境下，制度仍在相当程度上对官员的履职行为起着规范和制约作用；因这里的“人治”，在理论和制度上都不是说官员个人可随意而治，而是仅指皇帝个人掌握着国家的最高立法权和对政事的最终裁决权；与此相应的，恰恰是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必须不折不扣地按皇帝钦准的制度和章法办事，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的惩罚。就明代选举而言，当权者除直接受到选举制度本身的规范和制约外，发达的监察制度和其他相关法律也对其依法照章办事起着有力的制约作用。故在此情况下，选举制度本身是否合理、严密和完备，必然会对选举状况产生重要影响，怎么能得出“致治以人不以法”的结论呢?若果真如此，那撰写专记选举制度并总结其利弊得失的《选举志》还有多少意义呢?法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防弊，由于人的私欲的普遍存在和新情况的不断出现，其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漏洞是必然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法久弊生”的内在原因；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对既有制度的有效改革才能堵漏防弊，又怎能得出“法不能经久而无弊，亦不能因其弊而人即以变法”的结论呢?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变法”即如何“改革”的问题，而非改不改的问题，不能因“卒亦无能少有加益”，而因噎废食地否定改革本身．显然，这是万《叙》史识的局限之处；正因如此，其第一部分皆被王《志》所弃。但王《志》连其强调选举制度重要性的首句也予舍弃，似也不妥。
万《叙》第二部分说明了该《志》所述科目、学校、荐举、铨选四大部分的主要内容．而王《志》序文则不仅简要揭明了明代选举制度的主要内容，而且还概括出各部分在选举中的功能、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也即道出了作者对明代选举制度内在联系的整体认识。尽管其中仍有偏颇或不尽周全之处，但所言大致还是符合实际的；特别是这种试图揭示事物发展特点及内在联系的努力，更是应予充分肯定。因这不仅对其在万《志》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撰写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便于读者获得和深化对明代选举制度的整体认识。
另外，王《志》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也多有高于万《志》之处。如，万《志》科目上卷在总述明代科举时说：“明取士之法，科目为最重，三岁以提学所取之士试之各直、省，曰乡试。”其中，概言明代乡试是“三岁以提学所取之士试之各直、省”，不确。因提学官至正统元年才开始设立，[4](p453)正统九年才“奏准各处应试生儒人等从提学官考送”[5](p450)。王《志》科目卷则改为“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同时，补充了追溯科举渊源的内容，即“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不仅表述更加简明、准确，而且大大拓展了提供信息的广度。又如，万《志》学校下卷在追溯学校的渊源时说：“学校，自汉武时始兴太学，唐始立郡县学，宋始置诸路州学官，代有增设而法未之具也。”其中，言“唐始立郡县学”，显误，因郡学早在西汉就已设立。[5]王《志》学校卷则改为“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不仅改正了万《志》的错误，而且正确地揭示了郡县学与中央官学在制度上建立起联系始于唐代，表述也更为简练。
经上述王《志》对万《志》大幅度的删润、提炼和加工，遂使该《志》无论在史识、结构，还是在行文、表述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简洁、系统地反映了有明一代选举制度的沿革、发展特点及其实际状况。
三
当然，说王《志》比万《志》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只是从总体而言；事实上，王《志》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所以，就在王氏进呈《明史稿》的同年，清世宗下令再开史局对该《稿》进行修订，以使其“归于尽善”[1](p215)。又经史臣十余年的努力，至乾隆四年，三百三十二卷的《明史》终于完成，并由总裁官张廷玉领衔上呈。[6](p8629)其中《选举志》仍为三卷，是为定稿。
相比于王《志》，定稿变动不大，内容几乎一仍其旧，字数也与之大体相埒。对此，张廷玉在其《上明史表》中作了明确交代：“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苟是非之不谬，讵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编，用为初稿。”[6](p8630)这虽是针对全书而言，但也完全适用于《选举志》。
不过，定稿在基本承袭王《志》的基础上，也做了以下两方面的改进：
一是对王《志》结构顺序有所调整，即学校卷和科举卷互换位次，使学校居首，科举次之。这样调整，决非否认科举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而是基于“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铨选以布列之”的人才培养、选拔与任用的自然顺序，也更便于表现明代教育在制度和实际上已完全成为科举之深厚基础的时代特点，从而使其结构更近于完善。
二是对王《志》个别词语作了删改、调整和润色。仍以《志》序为例，如适应学校卷和科举卷的互换位次，《志》序首句中的“曰学校”也调到“曰科举”之前；另，“科目以汇征之”，改为“科目以登进之”；“明以科目为盛典”，改为“明制，科目为盛”；“其径由学校起家者”，改为“其径由学校通籍者”。通过这样的“细部加工”，使《志》文表述更趋合理与准确．但总体来说，类似的改进在全《志》中只是个别的。
以上改进，虽使定稿质量比王《志》有所提高，但因其内容几乎完全承袭王《志》，故王《志》的不足也几乎完全承袭下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首先，忽视了明代文官由学校人仕的数量远远超过由科目入仕(进士)的特点。在学校与科举的关系上，王稿和定稿序文强调了“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的特点，也注意到由学校直接人仕是文官队伍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从数量上看，由学校“通籍”者，也决非序文所言为“科目之亚也”，而是远远超过科目出身者的数量。[7](卷二)洪武以后，包括举人监生在内的各类国子监生已成为明代文官队伍的最主要来源；若再考虑到景泰后岁贡生员经廷试直接充任教官并逐渐成为府、州、县儒学教官主体的情况，那么，文官队伍中由学校人仕者所占比例就会更高。忽视了这一特点，必然影响到对明代教育的作用及其特点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其二，武职选举制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明代选举分为文选、武选两大部分，分别由吏、兵二部负责。虽说有明一代重文轻武，文官的培养、选拔和铨选对政局和吏治的影响相对于武官更为重要；但武官的素质如何，其选举制度是否能使各级武官才当其职，人尽其用，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和国防实力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整个社会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武职选举制度决非无足轻重．万《志》中，有关武举、武学和武官袭替、升授、选任之制的记载共五千余字，占总字数的八分之一强，文、武记载篇幅已经失衡；而王稿和定稿就更过之，相关记载的字数仅二千余字，不足总字数的十分之一；有关内容不仅遗漏甚多，而且即使涉及到的内容也多语焉不详。
其三，对富有特色的实行于洪武至成化间的民众乞留地方官员制度完全缺载。前代虽然已有民众乞留为政廉能地方官的例子，如东汉末，成都令董和迁巴东属国都尉，“吏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数千人，益州牧刘璋听留”[8](p979)；此后历代也都有这样的例子。但只有到明代民众乞留官员才形成常制。这既有对前代的继承，又由于明太祖特殊的出身和经历，使其认定评价地方官为政优劣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看其能否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他把这一观念运用到选官制度建设中，于是就形成了民众乞留地方官员的制度，即每当官员离任甚至因事被逮之时，若有所辖民众集体诣阙乞留，则即命该官留任并予奖赏。此后，该制又在乞留程序、核实真伪、留任升级等方面得到不断完善，对明初近百年地方吏治的改善发挥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且其实行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皆为中国古代历史所仅见，极富时代特色。但《明史·选举志》自初稿到定稿对此都未做任何记载，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其四，吏员选举制度未得到应有的反映。吏员选举制度就是关于吏员选拔、拨用、考核及人仕的制度，是明代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和前代一样，自中央到地方，各文、武衙门，在堂官、属官和首领官之下，都设有一定数量的吏员，负责承办本衙门的具体事务。正德年间，全国共有吏员五万五千余人，是当时文官的二点七倍故其素质和履职状况如何，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吏治状况。而且，吏员人仕作为文官的重要来源之一，有明一代，一直得到制度的保障，在文官队伍中始终占有相当的比例，正德、万历两部《会典》，皆对吏员选举制度有专门记载；在明初用人不拘资格的情况下，有的吏员甚至被擢为六部卿贰等高级官员。万《志》在文官铨选卷对吏员选举尚有简略附载；但至王稿，这部分内容几乎删削殆尽，定稿也一仍其旧，而未做任何改进。这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选举志》的完整性。
其五，所载史实多有语焉不详和不准确之处。本来，叙事简洁是王稿和定稿的显著优点之一，但就像任何事情都有度的规定性一样，若刻意追求简洁，就不可避免地会舍弃一些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有价值的史料，而致语焉不详或言之不确，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二：
一是行文过简而致所述史实不明或不准确，如王稿和定稿学校卷记述明代始设武学云：“武学之设，自洪武时置大宁等卫儒学，教武官子弟。”至于武学与卫儒学二者之关系，则没有说明。事实上，武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武学泛指所有的军队子弟学校，包括都司、卫、所儒学和正统时始设的京卫武学。而狭义的武学，则仅指京卫儒学，只是军官及其子弟学校。况且，若以大宁等卫儒学的设置作为始设武学之标志，也不准确。因据《太祖实录》载，大宁等卫儒学始设于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而在此之前，自洪武十七年四月开始，就已先后有岷州卫、辽东都司和北平行都司等儒学之设立。又如，铨选卷对不同出身的推官、知县在科道官考选中的录取比例，仅载为“举贡推、知，例得与进士同考选，大抵仅四之一”。意为举人和岁贡出身的推官、知县，依例可与进士出身的推官、知县一同参加科道官考选，但录取数只能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若对明代科道官考选制度没有相当了解，仅凭《志》文此句，是很难正确理解其意的；又据万历《会典》卷五《铨选》，可知该例奏准于万历五年，而《志》文略去这一时间，也极易使人误解为早在明中叶开始实行科道官考选之时就已通行此例了。
二是把某种情况扩大化和绝对化。如王稿和定稿序云：明以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其实，这只是明中后期的情况，而明初尤其是洪武时期，卿相不仅不是“皆由此出”，而且主要出自非科目出身者。[10](p833～844，879～985)“二稿皆以明中后期的情况概称有明一代的情况，显然不妥。又如，王稿和定稿在学校卷述府、州、县学和国学诸生之差别时，说“府、州、县学诸生人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可事实上，府、州、县学诸生不入国学，直接通过乡试、会试、殿试而中进士，不仅可以得官，而且仕途通达，怎么能说不入国学就不能得官呢?如果说府、州、县学诸生能走通此途者，还只是极少数；那么，景泰间开始的府、州、县学岁贡生员廷试中式后，即可直接充任府、州、县学教官，就使更多的府、州、县学诸生不入国学而可得官了。府、州、县学诸生只是在既不能直接从科举出身，景泰后又不愿以岁贡直接充任教官的情况下，才是“人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
当然，王稿和定稿有些史事语焉不详，乃是承袭万《志》而来，如天顺之前，各地乡试对应试生儒名数尚无限制；而随着应试生儒的不断增加，考务负担日趋严重；于是，成化时开始对应试生儒名数予以限制，如规定应天府乡试应试生儒不得超过二千二百人；[11](p4606)后又把定额限制改为比率限制，如嘉靖末规定各地乡试每录取举人一名，只允许生儒二十五人应试；[12](p8648)万历初年，又奏准每举人一名，许三十人应试。[4](p455)而对此，万《志》只是在其学校下卷述万历三年提学《敕谕》时，有“生儒应试，每举人一名，以科举三十名为率”的简单记载；至王稿和定稿，不仅一仍其简，而且连“万历三年”也给略去了。有些语焉不详则是由于时代差异造成的，即在撰《志》时，尚属文简事明，而随着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巨大变迁，在今天看来就成为“语焉不详”了。
其六，史实错误也较为常见。就其来源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因袭万《志》而来。如万《志》学校中卷载例监之始云：“景泰元年，以边圉事殷，令天下纳粟纳马者许入监读书，限千人而止；至四年七月，始罢不行。开例纳监自此始。”此说之误有二：其一，明代开例纳监，始于景泰四年四月，而非景泰元年；其二，纳监开始仅限于许生员纳粟人监，而非一开始就没有任何限制地“令天下纳粟马者，许入监读书”[13](p4993，5061)。万《志》同卷又云：“永乐元年，吏部尚书蹇义疏请在内文职七品以上及县正官各举所知一人，吏部考验，如果贤能量才擢用。”据《太宗实录》载，可知其中“永乐元年”，当为“永乐九年”之误。[14](p1543～1544)对以上讹误，王稿和定稿皆一仍万《志》之旧，而未做任何订正。
有的错误是王稿在增补资料时产生的。如其科目卷述“科场弊窦”时言：“万历四年，顺天主考高汝愚中张居正子嗣修、懋修及居正党吏部侍郎王篆子之衡、之鼎。”此句之误有四：其一，万历四年，顺天主考是右中允兼编修何雒文、右赞善兼检讨许国，而无高汝愚。其二，高汝愚应为“高启愚”，万历七年七月，其以右中允兼编修被任为应天主考官。其三，张居正子懋修于万历七年中湖广乡试，而非四年中顺天乡试；嗣修虽于万历四年中顺天乡试，但与高启愚无关。其四，王篆子之衡、之鼎，皆于万历十年中举：之衡中湖广乡试，之鼎中应天乡试，而非四年中顺天乡试，也皆与高启愚无关。由上可知，短短一句话，有误竟至八处之多!这在正史中是很少见的。对此，定稿也是一仍其旧，而未做任何订正。
有的错误则是万《志》本正，而王稿改错。如万《志》学校中卷云：“太祖于乙巳岁置国子学，以元集庆路学为之。”而王《志》学校卷却误为“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又如，万《志》云“府学每岁贡一人、州学三岁贡二人、县学间岁贡一人”的贡例，自正统六年“颁为定例”；而王《志》学校卷却误为“弘治、嘉靖间，仍定府学岁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遂为永制”。再如，万《志》科目下卷载：“洪武二十年，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太祖不从。”而王《志》科目卷却载为：“洪武二十年，俞礼部请，立武学、用武举。”类似的纪年、史实等错误，王《志》还有不少，定稿也皆仍其旧。另外，在史实编排上，王《志》和定稿也时有失序之处，此不赘述。
明代选举制度是明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集前代选举制度之大成，对当时政治和社会面貌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又奠定了清代选举制度的基本规模，在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相比之下，学术界对明代选举制度的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而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缺乏对《明史·选举志》的系统考订和研究。由于该《志》是今人了解和研究明代选举制度最为常见的专《志》和主要文献之一，其影响之广泛也非迄今任何一部相关专著所能比拟，故其存在的上述问题必然给今人造成诸多障碍和误导，不少论著因引用其中错误或不准确的记述而致误，除上文已述外，常见的还有，如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虽始定于洪武十六年，但该制实际上是定而未行，明中叶后，才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以阁臣荫叙为核心、以三品京官考满荫子人监为主体的文官荫叙制度体系；而该《志》学校卷却载为：“明初因前代荫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世其禄。”又如，明代应试举子虽主要来源于学校诸生，但除此外，还有少量的“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人流者”参加科举考试；而《志》学校卷却载为“科举必由学校”。类似错误或不准确的记载，迄今仍被相关的研究成果所广泛引用，甚至公认为代表了建国以来历史工具书最高编纂水平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相关辞条也不免其累。[15](p345～346)
由上可知，加强对《明史·选举志》的考订和研究，已成为明史研究工作者急迫任务之一，因这不仅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而且对于促进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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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明太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
[15]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编委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
注：文中个别注释从略。
一、常规型
【例1】说实话，当时对自己的稿子能否被刊用，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那时经常在该报发表文章的都是一些大家。（2007年山东卷高考题）
【析】“能否被刊用”是两面性词语，“没有抱太大希望”是一面性词语，所以本句犯了一面对两面搭配不当的错误，是病句。
【例2】近年来，我省各级政府将群众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和群众利益是否得到维护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主要标准，干部重经济发展、轻群众生活的观念开始改变。（2007年四川卷高考题）
【析】“是否得到”是两面性词语，而“工作得失”也是两面性的，所以本句两面对两面，搭配得当，不是病句。
【例3】对涉及百姓健康和公共利益的研发活动能否进行科学伦理的评价把关，是防止技术滥用、纠正科技运用偏差的重要保证。（2012安徽卷高考题）
【析】“能否进行”是两面性词语，而“重要保证”是一面性词语，所以本句犯了一面对两面搭配不当的错误，是病句。
【归纳】以上例子中词语的一面性与两面性的特征都很明显，所以我们只要找出它们，就能很轻松地辨析其是否为病句。
二、隐蔽型
【例1】栖息地的缩减，使得野生虎的数量急剧减少，将来老虎能否在大自然中继续生存取决于人类的实际行动。（2010年浙江卷高考题）
【析】许多同学在辨析这个句子时，往往会认为是病句，因为句中“能否生存”是两面性词语，与之对应搭配的是“人类的实际行动”似乎是一面性词语，前后似乎犯了一面与两面搭配不当的错误。但实际上，“人类的实际行动”本身就隐含了“好坏”，实质上是两面性词语，只是很隐蔽，因此本句两面对两面，搭配得当，不是病句。
【例2】学校抓不抓青少年理想教育的问题，是关系到祖国建设事业的大事，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析】“抓不抓青少年理想教育的问题”是两面性的词语，与之对应搭配的是“祖国建设事业”。而“祖国建设事业”本身就隐含了“好坏”，所以它实质上是两面性词语，因此本句两面对两面，搭配得当，不是病句。
【例3】执政成效是衡量党的执政能力强的重要尺度。
【析】句中“执政能力强”是一面性词语，与之对应搭配的是“执政成效”。而“执政成效”本身就隐含了“好坏”，所以它实质上是两面性词语，因此本句犯了一面对两面搭配不当的错误，是病句。
【归纳】以上例子中词语的两面性特征不明显，很隐蔽，所以当句中出现两面性词语时，我们不能只从形式上去辨认，而要理解词语的真正的意思，辨析其是否为隐蔽型的两面性词语，从而做出准确的判断。
三、干扰型
【例1】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取决于各类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数量。（2008年四川卷高考题）
【析】此例中出现两面性词语“强弱”，而与之对应搭配的词语却有两个，即“素质的提高”和“质量和数量”。后一个词语实质包含了“质量的好差”和“数量的多少”，是隐蔽型两面性词语，故与“强弱”两面对两面，搭配得当。但前一词语却是一面性的，与“强弱”搭配，犯了一面对两面的错误，故本句是病句。
【例2】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四有”新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也是教育战线的根本任务。
【析】此例中出现两面性词语“能不能培养”，而与之对应搭配的词语也有两个，即“前途命运”和“根本任务”。“前途命运”实质包含了“好坏”，是隐蔽型两面性词语，与“能不能培养”两面对两面，搭配得当；但“根本任务”却是一面性的，故与“能不能培养”犯了一面对两面搭配不当的错误，是病句。
【例3】学校能否形成良好的、有促进功能的校园文化，学习者能否真正适应并融入它，这对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起着重要作用。（2009年天津卷高考题）
【析】本句出现的两面性词语也有两个，即“能否形成”和“能否真正适应并融入”，与它们对应搭配的都是“有效开展”，而“有效开展”是一面性的，所以它们都犯了一面对两面搭配不当的错误，故本句是病句。
【例4】领导班子是否廉明，能否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推动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2011年江西卷高考题）
【析】本句也出现两个两面性词语，即“是否廉明”和“能否坚持”，与它们对应搭配的都是“健康发展”，而“健康发展”是一面性的，故它们都犯了一面对两面搭配不当的错误，是病句。
【归纳】以上例子中含有两面性词语的句子至少两个，或与之对应搭配的词语至少两个，这给句子的辨析造成很大的干扰，所以当出现这种特征的句子时，我们要排除干扰，一一理清它们之间的搭配，看是否得当。
四、特殊词语型
【例1】天安门广场等七个红色旅游景点是否收门票的问题，国家旅游局新闻发言人已在记者招待会上予以否定的回答。
【析】许多同学在辨析此句时，往往认为是病句。因为“是否收门票”是两面性的，而“否定的回答”是一面性的，句子似乎犯了一面对两面搭配不当的错误。但实际上本句并非病句，因为涉及两面性词语的句子是一个选择性设问问题，而“否定”的内涵是对一件事或一个问题等明确表明态度，国家旅游局新闻发言人对此“否定”，即表明态度——不收门票，所以本句表意清楚，不是病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