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1 00:49:29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感恩教育；作用
中图分类号： D523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感恩，是人类的传统美德，对人类繁衍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是国家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高度重视并加强大学生生感恩教育对于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感恩教育的作用
1、感恩是支撑尊严的力量
“爱心大使”丛飞曾用自己的演出费资助了很多贫困大学生，而当他患病住院时竟无一人前去探望。当媒体晒出受助名单时，一名受过资助的大学生不但没有“感恩”丛飞，反而要求将其名字删去。只是因为作为大学老师的他，担心学生看到致使自己没面子。依靠出卖良知换来的尊严真的那么牢固吗？这样忘恩负义的老师还有教育学生的资格吗？这不仅是丛飞个人的伤痛，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伤痛。“爱人者，人恒爱之”，感恩亦是如此。懂得感恩的人，不但不会因为曾经的贫困和无助而被人轻视，反而会因为知恩图报得到别人的尊重。
2、感恩是人际关系的粘合剂
近期掀起的“防盗防火防舍友”、“惹谁都不要惹舍友，谢谢同学不杀之恩”的舆论狂潮，将大学生感恩意识薄弱推上了风口浪尖。这些看似无奈的调侃言语背后却隐藏着大学生感恩教育之殇。其实只要大家多一些理解，多一丝感恩之情，像“马加爵事件”、“复旦大学投毒案”这些恶性校园杀戮案件就可以避免。只要我们彼此之间心怀感恩，珍惜生活的恩赐，就能够遇事时多一份谅解，从而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3、感恩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纽带
近些年很多大学生加入了“啃老”一族，他们贪图享乐毕业后不不急于工作，而是依赖父母，一味地放纵自己。长此以往，当年迈的父母提供不了足够的物质基础时，一些大学生就对父母拳脚相向，引发了一系列的恶性事件。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维持社会稳定都是十分不利的。“淡看世事去如烟，铭记恩情存如血”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中流砥柱，一定要切实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将感恩的传统美德传承下去。
二、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的现状
1、缺乏对家庭的感恩意识
“百善孝为先”，感恩父母、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传统孝道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一些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把父母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在校期间大多学生除了跟家里要钱，很少关心家人的健康，甚至因为生活费少而怨恨父母，这些大学生既无感恩意识，更无回报意识，只知受惠和索取。
2、缺乏社会责任感
当前，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有些子女从小以自我为中心，习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亲情友情淡漠，遇事首先考虑自己，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形成扭曲的道德价值观。他们无视老师的教诲之恩，主要表现为上课迟到，课堂随意出入，课上接打电话吃东西，漠视老师的尊严。遇到老师也视若无睹，甚至绕道躲避。其次，部分大学生借助贷款和社会资助完成学业，但无视资助之恩，甚至羞于提起，还有部分大学生毕业后背离诚信，在有能力偿还助学贷款的情况下，恶意拖欠，造成国家和学校的损失。
3、不懂如何感恩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大学生是有感恩情怀的，对他人的帮助懂得感恩，但却拙于如何感恩，用什么方式进行感恩。一项对大学生感恩观现状的调查显示，“目前在校大学生的感恩观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对别人所给予自己的帮助心存感激”，但是，有些大学生的感恩观存在偏差，感恩行为略显不足。主要表现在感恩的表达方式上，很多大学生在接受他人帮助之后，懂得要感恩，但是却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恩。如有些大学生，与父母和老师缺少沟通和交流，在教师节、母亲节、父亲节等节日来临时，有表达感恩的心愿，但是却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这些事例说明，当前感恩教育的缺失，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大学生感恩情怀的流露和表达。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开展大学生感恩教育的内容和途径
1、从“两课”入手，培养学生感恩意识
感恩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高校应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中，融入感恩教育，增加和渗透感恩教育新内容，注重大学生感恩意识的培养。要让大学生懂得，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经济社会的道德要求。培养大学生感恩意识，要求在“两课”课堂上宣讲我国优秀传统感恩文化，又要结合时代特点，赋予其新的内涵。把它与价值观教育、人生观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紧密结合起来，以价值观、人生观为指导帮助学生树立以适度的感恩意识、正确的感恩方式、正当的施助心态为主要内容的感恩观，以心理健康教育促进良好的感恩心态的形成，以提高感恩教育的效果。
2、延展评奖评优的道德榜样功能，建立感恩评价体系
高校评奖评优对大学生具有激励效应，即通过对优秀者、先进者某种行为的肯定和奖励以及对优秀事迹的宣传，达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引导全体学生共同进步之目的。高校在评奖评优过程中，如果把学生感恩品质作为考核重要条件，势必会对大学生起到非常好的道德教育作用。教育效果与相关的教育评价体系是分不开的，感恩教育也应当有相应的感恩评价体系。要把感恩教育规范化、具体化、制度化，使大学生的自律与感恩评价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培养感恩意识，促进感恩习惯的养成，使感恩成为学生的基本道德素质之一。在建立评价制度时，要充分体现出思想引导与利益调节、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统一起来的原则，在实践中体现道德守则，为感恩教育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
3、以职业生涯规划为切入点，帮助学生提升感恩认识高度
当今，大学生就业难亦成普遍现象，青年一代对社会不公的担忧等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个人就业的利己倾向。职业生涯规划能引导学生建立一种职业价值观。而职业价值观中包括了社会价值、家庭和自我。一个人只有把自我、家庭、社会（国家）串成一条价值链才能构成职业价值观。因此，在帮助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过程中中，我们要以此为切入点让学生懂得社会责任感，提高感恩社会的认识高度。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经风雨，见世面，才是青年学生全面成才的必由之路。
4、以社会实践形式践行感恩，锤炼学生感恩品格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接受感恩教育的重要途经。大学生在有了一定的感恩认知的基础上，再通过实际的感恩行动来巩固这种认知和品格，让他们不仅知恩、报恩，还要施恩。例如，通过通过志愿者行动、社区服务、暑假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形式，让学生去体会自己对他人的帮助、对社会的奉献，锻炼他们的实际动手能力，锤炼他们的感恩品格。
结束语
总之，感恩是大学生必备的基本道德素质，感恩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家庭、社会、学校和个人等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同时也要互相协作，形成感恩教育有效机制，使感恩教育走进学生的心里和实际生活，给大学生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德育环境，激发大学生的感恩之心，增强责任心，使大学生能够知恩、感恩、报恩，从而推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黄美云.素质教育莫忘感恩教育[J].考试周刊，2012.
[2]张瑜.探析加强大学生感恩教育的途径和方法[J].考索・探微，2012.
现代派对柯尔律治、艾略特、瑞恰慈的知性理论作了广泛介绍与阐发。柯尔律治的智力调谐理论演变为艾略特诗是经验、避却抒情、非个人化的客观理性的理论；演变为瑞恰慈的强调诗对经验中的兴趣、思想中的对立因素的平衡、组织、管理、有序的能力。叶公超诗学是对艾略特、瑞恰慈知性理论的中国化：提倡“扩大错综的知觉”，提倡“古今错综的意识”，比较艾略特传统论与宋诗“夺胎换骨”说。金克木以知性理论评论中国新诗，具有实践的品格。知性理论对卞之琳创作发生了根本变革。卞之琳转向知性的实践使其与转向超现实主义的戴望舒形成了鲜明分界，构成了现代派前后期的分界。
如果说象征与意象这两种诗学方法和范畴在20年代中国诗学已经存在的话，那么，知性这个诗学范畴就纯粹是30年代现代派（以下简称现代派）诗学的专利。1933—1934年对柯尔律治、艾略特与瑞恰慈的知性理论之传播及其异同之研究，让此时的现代派在诗学理论风貌和创作特色上都与前期划了一道界线，甚至可以这样说，由于卞之琳向知性的成功转向以及叶公超、金克木、曹葆华在西方知性理论介绍中的跟进，现代派有了一个鲜明的代沟。这就是理论上的叶公超、金克木、曹葆华和创作上的卞之琳，代替了前期理论上的梁宗岱、朱光潜和创作上的戴望舒。30年代知性论的引入及其研究与推广，对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诗学及创作起了直接的影响作用。
一 知性理论的引入与传播
笔者1992年已经指出过30年代现代派对知性理论的引入问题①，并且论述了现代派的这一美学特征。这一问题近年也成为学界关注的要点之一②。
30年代最早介绍这一理论的是高明译日人阿部知二《英美新兴诗派》③，文章对当时流行的英美现代派的主知特征作了如下描述：“近代派的态度，结果变成了非常主知的。他们以为睿知（intelligence）正是诗人最应当信任的东西。”“这种主知的方法论”“是依据着顾立治（通译柯尔律治，samualtaylorcoleridge，1772—1834）、爱仑?坡（edgarallanpoe，1806—1849）的系统”，“其特征就在其理论的，主知的，分析的态度，其诗之纯粹性，形式研究的深刻，和超自然的这一点。还有，近代派是作为在这系统之下的法国的诗人把坡尔?伐莱利（通译保罗?瓦莱里，paulvalery）仰作了他们的先辈。”这一介绍当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的现代派学者却在向这个方向转向。 随后，知性理论在学院派中成为热潮。这一方面由于30年代初期瑞恰慈来华讲学，一方面也由于清华导师叶公超的提倡，曹葆华、卞之琳都进入了对知性理论的介绍之中。依笔者清理，30年代对知性理论的介绍有如下文献。论文部分：卞之琳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④，《北平晨报?诗与批评》上发有一系列译文。曹葆华化名鲍和译瑞恰慈《诗中的四种意义》⑤，曹葆华译瑞恰慈《诗的经验》⑥，曹葆华译瑞恰慈《论诗的价值》⑦，曹葆华化名霁秋译艾略特《诗与宣传》⑧，曹葆华译瑞恰慈《关于诗中文字的运用》⑨，曹葆华译瑞恰慈《现代诗歌的背景》⑩，曹葆华化名志疑译艾略特《论诗》11，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况》12，冯至《里尔克》13，闻家驷译艾略特《玄理诗与哲理诗》14，周煦良译艾略特《诗与宣传》15，周煦良译艾略特《勃莱克论》16，余生《英国诗：1932—1937—英国通讯》17。专著部分：曹葆华译诸现代主义诗论合集《现代诗论》18，曹葆华译瑞恰慈《科学与诗》19。现代派阐发了哪些知性理论呢?
首先，关于知性的概念。知性即英文intelligence，可译作智力，聪明，智能；在艾略特那里，有时也写作intellect，可译作智力20。它们的拉丁字源是intellectus。日人阿部知二在《英美新兴诗派》里说“知性”源于柯尔律治，“这种主知的方法论”，“是依据着顾立治（即柯尔律治）”“的系统”。指的是柯尔律治的一个论点，即“好诗不只在于意象。不管意象如何美丽，如何忠实于自然，其本身却不能成为好诗；只有意象受主导的激情控制，或有删繁就简、化暂为久的效果，或诗人受智力统率时，这样的意象才是好诗”。这是柯尔律治评论莎士比亚剧作的标准，后来成为新批评派的一个标准21。在对柯尔律治以后的诗学作探究时，研究新批评理论的学者认为，柯尔律治关于想象能把“不协调的品质调和”的名言广为传播后，导致了后来的倾向新批评的诗学家的发挥。在艾略特和瑞恰慈那里，就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发挥。艾略特认为想象能把逻辑上“不相容的经验结合起来”22，瑞恰慈采用中国儒家哲学的“中庸”论作为方法论，认为真正的美是“综感”（synaesthesis），因为“一切以美为特征的经验都具有的因素——对抗的冲动所维持的不是两种思想状态，而是一种”23。但笔者认为，卞之琳、曹葆华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叶公超此时对艾略特和瑞恰慈的热衷，与新批评理论家们的初衷却大相径庭：中国的知音们主要不是在关心一种批评观念，更不是在关心一种新的学术观点的产生，他们更关心的是一种新的诗美学的诞生，这种诗美学有别于他们从20年代新月派（卞之琳、叶公超就曾经是新月派诗人）、象征派那里继承下来的象征、意象这两个范畴的诗美学，这种诗美学是一种从根本上反浪漫主义甚至于反象征主义的价值观，这就是知性。特别是在诗人卞之琳那里，翻译了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之后的创作，与对这个诗美学之崛起极不敏感的戴望舒，形成了历史的代沟，也形成了现代派的后期新貌，知性这个概念导致了现代诗学的重要的转向，一是转向客观理性，一是转向综合包容。
其次，在艾略特那里，它变为诗是经验、避却抒情、非个人化的客观理性的理论24。这个客观，是主观中的客观，这个理性，是感性中的理性；在瑞恰慈那里，在诗是经验的前提下，强调诗对经验中的兴趣和思想中的对立因素的平衡、组织、管理、有序的能力25。一则，艾略特诗学思想的客观性，即主观中的客观性。这体现在他的诗是经验、避却抒情、非个人化的一系列论述中。这是现代诗与法国象征主义逐渐疏离，开始倾向英美现代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卞之琳与曹葆华等人在1934年先后对艾略特这一思想的介绍，构成了30年代现代派诗学的这一转折。艾略特在中国的至爱叶公超作《学文》主编时，约请卞之琳翻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并编入《学文》1卷1期（1934年5月1日），在诗界学界加以张扬。曹葆华在主持《北平晨报?诗与批评》时，也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化名志疑译艾略特《论诗》即《传统与个人才能》26。艾略特在这篇著名论文中提出了两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27在我看来，艾略特的理论逻辑是这样展开的：诗的发展是同人类知识的发展即传统的发展一起发展的，因而诗人的发展也是不断舍弃自我，归附有价值的东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诗人不断的个性消灭的过程；只有不断地消灭个性才能让诗接近科学；成熟的诗人只在于他的头脑是一个更精细完美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各种经验可以自由形成许多新的组合；经验分成情感和感受，诗可以不用感情而用感受写成，如但丁《神曲?地狱篇》第十五章；因而诗人有的并不是自己的个性，自己只是一种特殊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把奇特与意想不到的印象和经验结合起来；诗人个人的感情可以是平凡简单的，诗里的感情却必须错综复杂，诗人的职务不在寻求新的感情，而在运用寻常的感情来化炼成诗以表现实际感情中根本就没有的感情；应该关注诗本身而不是诗人，诗应该非个人化，诗的感情是艺术的表现是非个人的。因而，这个客观就是诗人这个媒介中的客观处理，即主观中的客观。
二 则，艾略特诗学思想的理性，即感性中的理性。这在他的玄学派诗研究中体现为思想的感觉化和想象逻辑的扩张。“玄学诗”（metapllysicalpoetry），是17世纪上半期英国一个诗派。艾略特于1917年写的著名论文《玄学派》归纳了玄学派的几个重要诗学特点：一是“把最不同质的思想用暴力结合在一起”；二是提炼出“感性的思想，也就是能在感情中重新创造思想”的特点；三是“象对玫瑰花的感觉一样”感觉思想；与此相适应，他在分析玄学派表现手法是“扩展一个修辞格”，“使它达到机智所能联想的最大范围”28；最后这一点即卞之琳所理解的艾略特的所谓“大力扩展想象逻辑”的特点29。而这一点，直接形成了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的诗学风貌。显然，艾略特的理性，即象对玫瑰花感觉一样去感觉思想的观点、“在感情中重新创造思想”，也就是感性中的理性。
艾略特的上述思想，都可以在他对柯尔律治那段名言的理解上找到联结点和理论出发点。他的《安德鲁?马韦尔》一文在分析其《忸怩的情人》一诗时，大段引述了柯尔律治关于想象平衡能力的论述：“这种能力……表现在对相反的或不协调的性质能够加以平衡或其相互和谐上面：使同和异，普遍和具体，概念和意象，个别和典型，新奇与新颖感和古老与常见的事物，不平常的感情状态和高度的规律与深沉或强烈的感情……使以上这些对立面统一起来”30。这同瑞恰慈在《文学批评原理》中的引述有惊人的相似性：“那种综合的和魔术般的力量，我们把想象这个名称专门用来特指它……显现于对立的或不协和的品质的平衡或调和……新颖鲜明的感觉与古老习见的事物，异乎寻常的感情状态与异乎寻常的条理；始终清醒的判断和稳重的自持力与热忱和深沉的或炽热的感情”31。
这一点，是艾略特与瑞恰慈统一的基点。瑞恰慈思想则基本上是柯尔律治思想的延伸和发展，这是30年代知性理论引入的另一个分支。
再次，瑞恰慈诗学思想的综感论、张力论与戏剧化。在瑞恰慈看来，柯尔律治的平衡思想就是相反因素的对立统一，把这个思想引致经验，经验的平衡就成了瑞恰慈整个诗学思想的出发点。在这个基点上，瑞恰慈提出了综感论、张力论和戏剧化。
一 则，在瑞恰慈看来，“诗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什么一种东西?”他认为是“经验”，经验有“次要的一股”即“智力的”；有“主要的一股”即“主动的或情感的”，这是真有作用的，是“兴趣”。“每种经验主要都是摆动到停息的某种兴趣或一团兴趣”。经验就是上述两种力量的作用。诗人想表达的只是“诗歌的整体”，“诗人写作并不是并不像一个科学家。他用这些文字则因为情境所激起的兴趣聚合起来把它们（就是这样）引入他的意识中作为一种工具以整理，管束，和团结整个的经验。经验本身（即横扫过心灵的冲动的潮流）乃是文字的本原与制裁。文字代表这种经验的本身”。在这里，瑞恰慈并不认为智力是诗的主要成份，而恰恰相反，认为它只是次要的成份，诗是智力与情感的统一，其中情感的主动即兴趣是最重要的，这合起来是经验。诗是整理、管束、团结经验的。强调这兴趣的产生发动变化形成新的感觉和冲动的过程，即经验的组织管理的过程32。这一点让他跟艾略特有一点区别，在艾略特看来，诗首先是经验，是逃避抒情的，艾略特的经验带有很强的理性内涵，即传统的、知识的内容，在瑞恰慈看来，这个经验不是智力的，主要是情感的；在《科学与诗》第4章《生命的统制》中，他对这一点有更明确的甚至是反艾略特的说法：“创作一首诗歌的动机是发于心灵的深处。诗人的作风是他组织兴趣时所依据的方法之直接表现。把言词安排得条理分明的惊人的才能，乃是把经验安置得井然有序的惊人才能之一部分。”“这就是说，诗歌不是可以用知识与研究，机巧与设计所能写成的。”瑞恰慈接着论述了博学与研究、制作都不是诗，而只是“像诗”，因为没有诗人的“个性”，“只有真纯的诗歌会给予适当的读者一种反应，这种反应与诗人的经验是同样的热烈，高贵和清朗，诗人因为是经验的驾驭者，因此也是言辞的驾驭者。”33这里第一是直接反对强调音乐的瓦莱里的制作，同时，与强调经验、非个人化的艾略特也划清了界限，反对制作。知性在这里有了两个分端：一个是强调在“组织”、“调和”中更关注个人情感的，一是在“组织”、“调和”中更关注对所有情感的“组织”。后者要深刻得多，也更接近现代诗的创作。前者还带有很强的浪漫主义的色彩。
艾略特和瑞恰慈二人，在“对经验的组织”这个问题上统一起来，艾略特和瑞恰慈都同样强调对经验的整理、管理、组织的问题，这个思想源于柯尔律治，二人在柯尔律治那个出发点上和理论基点上得到了统一。
二则，在这个基点上，瑞恰慈提出了他的综感论、张力说和戏剧化理论。.
在《诗与科学》第六章《诗歌与信仰》中，瑞恰慈认为“诗人的职务是使一团经验有着秩序、谐和，并且因而有着自由”34。这一点是瑞恰慈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瑞恰慈在《美学原理》中提出的“综感”（synaesthe-sis）意谓艺术作品所产生的不同冲动的协调，对立情感的和谐；这里强调的是对立中的和谐，即综合感的问题，他在《文学批评原理》里提出的“包容诗”概念（poetryofinclusion）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只有包容诗才使对立的冲动取得平衡，而“对立冲动的平衡是最有价值的审美反应的基础”35。还提出了反讽论的观点，认为“反讽性观照”（ironiccontemplation）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通常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互相抵销的方面在诗人手中结合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36。这样一来，瑞恰慈把柯尔律治的思想发挥到极点，同时冲出了柯尔律治把平衡局限在想象的领域的缺点，把它放在整个美的范围内加以立论，这也成为后来30年内新批评“张力”诗学的主要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瑞恰慈还提出了戏剧化理念。他认为“具有戏剧结构的诗比我们料想的多得多”37。这个观点与卞之琳后来的创作的戏拟性和非个人化有一定的联系。二现代派对知性理论的接受和变异
正如上文已提到的，艾略特、瑞恰慈的知性理论对于中国现代诗学来说就成了最前卫的主张，特别是对于还沉醉在象征主义纯诗说里的一些现代派诗学家如梁宗岱，一些从象征主义向超现实主义转变的诗人如戴望舒来说，就成了一个分界的界标。艾略特的上述学说，从两个方面摧毁了现代诗学旧有的价值体系，一个是从郭沫若开始的诗是情绪是个性表现的浪漫主义诗学，一个是诗是音乐是象征的象征主义诗学。它强调感性中的理性、主观中的客观，强调对经验中对立因素的统一和综合、平衡。这直接导致了卞之琳的思想转向，叶公超的理论鼓吹和金克木的主知理论的发表，导致了30年代现代派在1935年最后的转向。
叶公超一方面大力在学生中鼓吹艾略特和瑞恰慈的思想，在清华研究生和本科生中形成这种思潮，一方面亲自上阵，为艾略特和瑞恰慈呐喊。在这里，叶公超起到了中国现代诗学转向的精神领袖的作用。
叶公超当时任《学文》主编，他亲自命令卞之琳翻译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发表在其主编的《学文》第1期上。同时，为其研究生赵萝蕤翻译的艾略特的《荒原》作序，并对其工作作了高度评价，认为艾略特“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的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价值呢”38。还为其研究生曹葆华翻译的瑞恰慈的《科学与诗》作序，认为当时的中国“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39。
在这些行动的同时，以“懒”、“公子”著称的叶公超，还亲自写作《爱略特的诗》、《再论爱略特的诗》等论文，评论艾略特和瑞恰慈，这些论文是30年代现代派中极少的知性理论的重头论文。
叶公超的主张是对艾略特和瑞恰慈知性理论的中国化。综合起来看，叶公超的主张有三点，一是提倡一种“扩大错综的知觉”，二是提倡一种“古今错综的意识”，三是对艾略特传统论与宋诗“夺胎换骨”说的比较。
叶公超认为，艾略特知觉的综感有多种内涵。叶公超引用威廉生的著作《论艾略特的诗》认为，一是指艾略特诗里的用词“是有刺激性而有膨胀的知觉的”、“善于引用旧句来唤起同意识的”，因而对于读者来说，就需要有“自动的思想”、“敏锐的知觉的活动”40。这指的是艾略特诗语的弹性、张力和内涵。二是指用隐喻的意象去暗示其思想和意境，这一点，是叶公超自己的发现。在论述这一点时，叶公超超越了一般论述艾略特诗艺的方法。一般的论述，都以艾略特所谓“客观对应物”（objectivecorrelative）为其特点论述其诗的朦胧性，叶公超认为，“客观的关联物”（即“客观对应物”）是“象征主义早已说过”的“内感与外物的契合”，是“极普通的话”，而艾略特“技术的特色似乎不在这里”，“他的技术上的特色全在他所用的metaphor（即隐喻）的象征功效。他不但能充分的运用metaphor的衬托的力量，而且能从metaphor的意象中去暗示自己的态度与意境。要彻底的解释爱略特的诗，非分析他的metaphor不可，因为这才是他的独到之处”41。这是对艾略特诗学特色的主要概括。三是对立综合的运用。用叶公超的话来说，叫做“用两种性质极端相反的东西或印象来对较，使它们相形之下益加明显”；“这种对较的功用是要产生一种惊奇的反应，打破我们习惯上的知觉，我们从惊奇而转移到新的觉悟上。两样东西在通常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但在诗人的意识中却有异样的、猝然的联想或关系”42。这就是上文所说对“把最不同质的思想用暴力枷铐在一起”的玄学派方法的提炼，所谓大力扩展修辞格，“使之能达到机智所能联想的最大范围”（disas-sociationofsensibility）43，亦即卞之琳“大力扩展想象逻辑”的特点。同时又有叶公超发掘了艾略特诗学这种方法的陌生化效果，这就让传统的分析方法苍白，体现了叶公超理论上的敏锐感和深刻性。叶公超的这个强调，对于卞之琳的影响很大，直接影响了卞之琳的创作风格的转变，1935年1月卞之琳发表了运用艾略特“大力扩展想象逻辑”这一方法创作的《距离的组织》一诗，正如蓝棣之所感觉的那样，“好像是忽然之间，从1935年开始，卞之琳的声音有了很大的变化”44。
古今综合意识是艾略特诗学的主张之一，叶公超对此可说是激赏：“他主张用典，用事，以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错杂着，对较着，主张以一种代表的简单的动作或情节来暗示情感的意志，就是他所谓客观的关连物（objectivecorrelative），再以字句的音乐来响应这意态的潜力（见《ezrapound，hismetricandpoetry》一文）。他要把古今的知觉和情绪溶混为一，要使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各个作家本国整个的文学（此当指西方人而言）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见《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他认为诗人的本领在于点化观念为感觉和改变观察为境界。这种技巧可以更简单呼为‘置观念于意象中'（thepresenceoftheideaintheimage）。同时，因为诗的文字是隐喻的（metaphorical）、紧张的（in-tensified），不是平铺直叙的、解释的，所以它必然要凝缩，要格外的锋利。”45这有两个主要的思想，一个是古今同一意识，再一个是在古今同一中求得错综暗示。这种思想是前卫还是落后，这在当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叶公超引艾略特自己所谓“政治上是保皇党，在文学上是古典主义，在宗教上是英国天主教徒”的声明和威廉生的古典主义的评价后，坚持认为他是一位“现代的形而上学派的诗人”46，显然，艾略特的历史意识并不是复古主义的体现，而是古今同一中对现实的批判和审视，这是一种现代主义情绪。叶公超的感觉是对的。艾略特古今意识错综这一诗学要点，在现代诗学中影响不大。也许同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有关。
第三，是叶公超对艾略特之传统论与宋诗之“夺胎换骨”论的比较。叶公超说“爱略特之主张用事与用旧句和中国宋人夺胎换骨之说颇有相似之点”47。叶公超所说的相似，有三点。一是用事用典。二是以古补今之不足，宋人补后可以“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叶公超认为艾略特是“使以往的传统文化能在我们各个人的思想与感觉中活着”，“利用古人现成的工具来补充我们个人才能的不足”48。三是在用中有新意度之，但这一点新之有异，其异在于，宋人是夺胎换骨，艾略特是以旧批新，宋人是继承的，艾略特是批判的。叶公超能将宋诗掉书袋与艾略特传统论比较，是看到其形之一面，但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在工具层面是类似的，但在价值层面是不同的。
叶公超是艾略特在中国最早的知音，其引入的功劳，对现代诗学转向的影响，过去评价是不够的。
如果说叶公超主要是在接受中进行诗学理论的变异，那么金克木就主要是在创作层面上提倡变异。金克木站在知性的角度上评论中国新诗，其创新和应用就具有实践的品格。
金克木化名柯可论新诗的论文《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49被叶公超认为是“近年来论新诗最好的文字”50。这篇论文在现代诗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主智诗”的概念，其基本的思路，是受艾略特、瑞恰慈当时思想启发的结果。金克木主智诗的内涵有四点。第一，主知诗并不是哲理诗，“有时只是平淡无奇的几句话，无不有独特的对人生宇宙的见解，而这种见解又必然蕴蓄浸润于其诗人”。这个“浸润”中的“见解”，就是感性中的理性了。第二，以智为主，“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把这种感性中的理性客观化。第三，“情智合一”，“一要非逻辑”，“二要同感情”即“最直捷的一拍即合而不容反复的绵密的条理”。这强调的是感性与理性的相融，并且这种相融给人的感觉是迫于直觉的。第四，是“难懂的诗”，是多义的综合。金克木的变异在承认了从柯尔律治到艾略特、瑞恰慈的情感理性平衡说的同时，淡化了艾略特的经验说、非个人化、逃避抒情的理论，淡化了瑞恰慈的张力说、戏剧化理论。金克木“主智诗”说，对传统的哲理诗作了改造，强调了诗的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借鉴了一些瑞恰慈的综感论的思想，强调在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中表现一种非逻辑的思想，在统一中强调知性因素的增强，这个知性因素，显然主要在思想和智慧，与艾略特、瑞恰慈的知性因素的内涵有了一些区别。区别在
于，对于张力和想象逻辑的强调不够。相同的在于，理性内涵的增加这一点。这个理性，当然在艾略特、瑞恰慈那里也有思想和智慧的因素。思想和智慧，这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是可以被诗人接受和理解的，所以金克木在总结当时的诗歌创作状态时，把这种诗称为三类之一置首评论。的确，金克木这种不太正宗的知性主张在当时的现代派诗作中已经很多，但与卞之琳那种很正宗的借鉴有了很多区别。也许正因为金克木论文的这一点变异，叶公超才会在称赞的同时又有所保留：“正如柯可先生在《新诗》第4期所说：‘一切见景生情感时伤事咏物寄托唱和赠答等诗即使做出也不能算是新诗了'（除几点外，柯可先生这篇论文是很精确的，我认为是近几年来论新诗最好的文字）”51。这几点，想来与上述淡化而不“精确”有关。叶公超自有叶公超的标准，从他对艾略特的五体投地来看，他作这种推理是很正常的。今天来看，正宗学艾略特的卞之琳成就在其他主智诗之上，也许就是知性本来之用。
现代派的知性理论对卞之琳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如上所述，1935年1月卞之琳《距离的组织》之后，其诗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卞之琳1934年翻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之后，张曼仪在谈到卞之琳这种变化时认为“从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过渡到其后期诗人瓦雷里及20世纪的英、德象征主义诗歌，卞之琳接触到与自己时代更为相近的声音，受到现代人知性的蛊惑”52。
卞之琳这一时期的诗，都在情感的收敛中展开智慧的思索，同时这种思索进入的思想不是赤裸裸的，而是“玫瑰花的感觉般的”。比如《断章》里的“你”是谁?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你”、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的“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的“你”、“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你”，是不是一个人?如果不是，会形成几对关系?这里的“你”和非“你”是什么关系?是情人、是友人?是他人?是人与人?是写的人与人的相对关系，还是写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写人把握不住命运?还是写人把握不住世界?还是写人把握不住他人?还是写人把握不住自己?是不是都有一些?这是不是各种对立思想的错综?时空、主客的错综?是不是综感?是不是非个人?是不是避却抒情?这些知性因素通过各种矛盾的思绪和不相干的意象互相组接到一起，形成一种突兀、尖锐的智慧的魅力，让人久思不已。由于这种思想的收敛和客观对应物的采用，让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致在作者和其友、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之间发生了《圆宝盒》是圆的宝盒还是圆宝的盒的争论和关于《断章》里的“你”的往返讨论53。卞之琳在知性诗的诗歌创作中还特别重视诗的客观性，深得艾略特的三昧，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的‘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而用出了‘戏拟'（parody）。所以，这时期的极大多数诗里的‘我'也可以和‘你'或‘他'（‘她'）互换”54。这在中国现代诗史上也是极少见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创造社、新月派有前后期的分别，但对现代派至今还没有前后期的区别，这种情况现在可以改变了。我以为，1935年1月《距离的组织》的发表，就是这个后期开始的标志。随后的《尺八》（1935.6.19）、《断章》（1935.10）、《寂寞》（1935.10.26）势如洪水，一些诗人也相继裹进这个新潮中，如孙大雨、金克木、废名、徐迟等。如前所述，卞之琳的这番转向知性的实践让他与不是转向知性而是转向超现实主义的戴望舒形成了鲜明分界，当然，他们此时的分别还有一端主张音乐论、格律论如卞之琳、何其芳、孙大雨，一端反对音乐论、格律论如戴望舒、施蛰存、杜衡。与此同时，诗学理论上的叶公超、曹葆华、金克木与诗学理论上的施蛰存、梁宗岱、戴望舒、朱光潜，也形成鲜明的分界。正如本文开始时所言，他们之间形成了代沟，这个代沟，不是年龄的，而是价值的，区别就在是否承认知性。这正如西方的艾略特与马拉美、庞德的区别一样，他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派的后期。这个后期，应该说理论与创作各有特色。这个后期，跟其他流派的后期有异的是，它让后期现代派出现两极分化的特点，即戴望舒与卞之琳的两极共存的现象。关于现代派的前后期分别，也正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发现。
现代派的这个后期，直接开启了40年代“中国新诗”派知性诗的先河，形成了40年代穆旦、袁可嘉、唐、辛笛、杜运燮、郑敏、陈敬容、唐祈、杭约赫的中国新诗派“现实、玄学、雕塑”的新的现代诗风。
注释：
①见曹万生《现代主义影响在诗歌领域里的深入发展》，唐正序、陈厚诚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页。
②李嫒《知性理论与30年代新诗艺术方向的转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③12《现代》第2卷第4期，第5卷第6期。④22《学文》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
⑤⑥⑦⑧⑨⑩1126《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4期，第10、11期，第13期，第14、15期，第14期，第16、17、18、19期，第39期，第39期。1316《新诗》1卷3期，1936年10月。
14《大公报?文艺153期?诗特刊》，1936年5月29日。
1517《新诗》1卷1期，2卷2期。1819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版。
20“在感觉的指尖上摸到智性（intellect）”t.s.eliot〈se-lectedessays〉，1932年版第185页。
21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527页。
233743转引自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53页、第72页，第60页。
24见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玄学派诗人》，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53334见曹葆华译瑞恰慈《科学与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8—39页，第51页。
27曹葆华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现代诗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2页—123页。
2830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8、22、14页，第37—38页。29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中国新诗》，《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31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白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221页。
32曹葆华译瑞恰慈《诗的经验》，《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10、11期。
3536艾?阿?瑞恰慈著、杨白伍译《文学批评原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228页，第160页。
3842454748叶公超《再论爱略特的诗》，《北平晨报?文艺》第13期，《北平晨报》1937年4月5日。
39叶公超《序曹译〈科学与诗〉》，《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0期，《北平晨报》1934年7月23日第13版。404146叶公超《爱略特的诗》，《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1934年4月。
44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49柯可《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新诗》1卷4期，1937年1月。
5051叶公超《论新诗》，《文学杂志》，1937年5月。
52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笔者1992年已经指出过30年代现代派对知性理论的引入问题①,并且论述了现代派的这一美学特征。这一问题近年也成为学界关注的要点之一②。
30年代最早介绍这一理论的是高明译日人阿部知二《英美新兴诗派》③,文章对当时流行的英美现代派的主知特征作了如下描述:“近代派的态度,结果变成了非常主知的。他们以为睿知(Intelligence)正是诗人最应当信任的东西。”“这种主知的方法论”“是依据着顾立治(通译柯尔律治,SamualTaylorColeridge,1772—1834)、爱仑?坡(EdgarAllanPoe,1806—1849)的系统”,“其特征就在其理论的,主知的,分析的态度,其诗之纯粹性,形式研究的深刻,和超自然的这一点。还有,近代派是作为在这系统之下的法国的诗人把坡尔?伐莱利(通译保罗?瓦莱里,PaulValery)仰作了他们的先辈。”这一介绍当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的现代派学者却在向这个方向转向。随后,知性理论在学院派中成为热潮。这一方面由于30年代初期瑞恰慈来华讲学,一方面也由于清华导师叶公超的提倡,曹葆华、卞之琳都进入了对知性理论的介绍之中。依笔者清理,30年代对知性理论的介绍有如下文献。论文部分:卞之琳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④,《北平晨报?诗与批评》上发有一系列译文。曹葆华化名鲍和译瑞恰慈《诗中的四种意义》⑤,曹葆华译瑞恰慈《诗的经验》⑥,曹葆华译瑞恰慈《论诗的价值》⑦,曹葆华化名霁秋译艾略特《诗与宣传》⑧,曹葆华译瑞恰慈《关于诗中文字的运用》⑨,曹葆华译瑞恰慈《现代诗歌的背景》⑩,曹葆华化名志疑译艾略特《论诗》11,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况》12,冯至《里尔克》13,闻家驷译艾略特《玄理诗与哲理诗》14,周煦良译艾略特《诗与宣传》15,周煦良译艾略特《勃莱克论》16,余生《英国诗:1932—1937—英国通讯》17。专着部分:曹葆华译诸现代主义诗论合集《现代诗论》18,曹葆华译瑞恰慈《科学与诗》19。现代派阐发了哪些知性理论呢?
首先,关于知性的概念。知性即英文Intelligence,可译作智力,聪明,智能;在艾略特那里,有时也写作intellect,可译作智力20。它们的拉丁字源是intellectus。日人阿部知二在《英美新兴诗派》里说“知性”源于柯尔律治,“这种主知的方法论”,“是依据着顾立治(即柯尔律治)”“的系统”。指的是柯尔律治的一个论点,即“好诗不只在于意象。不管意象如何美丽,如何忠实于自然,其本身却不能成为好诗;只有意象受主导的激情控制,或有删繁就简、化暂为久的效果,或诗人受智力统率时,这样的意象才是好诗”。这是柯尔律治评论莎士比亚剧作的标准,后来成为新批评派的一个标准21。在对柯尔律治以后的诗学作探究时,研究新批评理论的学者认为,柯尔律治关于想象能把“不协调的品质调和”的名言广为传播后,导致了后来的倾向新批评的诗学家的发挥。在艾略特和瑞恰慈那里,就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发挥。艾略特认为想象能把逻辑上“不相容的经验结合起来”22,瑞恰慈采用中国儒家哲学的“中庸”论作为方法论,认为真正的美是“综感”(synaesthesis),因为“一切以美为特征的经验都具有的因素——对抗的冲动所维持的不是两种思想状态,而是一种”23。但笔者认为,卞之琳、曹葆华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叶公超此时对艾略特和瑞恰慈的热衷,与新批评理论家们的初衷却大相径庭:中国的知音们主要不是在关心一种批评观念,更不是在关心一种新的学术观点的产生,他们更关心的是一种新的诗美学的诞生,这种诗美学有别于他们从20年代新月派(卞之琳、叶公超就曾经是新月派诗人)、象征派那里继承下来的象征、意象这两个范畴的诗美学,这种诗美学是一种从根本上反浪漫主义甚至于反象征主义的价值观,这就是知性。特别是在诗人卞之琳那里,翻译了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之后的创作,与对这个诗美学之崛起极不敏感的戴望舒,形成了历史的代沟,也形成了现代派的后期新貌,知性这个概念导致了现代诗学的重要的转向,一是转向客观理性,一是转向综合包容。
其次,在艾略特那里,它变为诗是经验、避却抒情、非个人化的客观理性的理论24。这个客观,是主观中的客观,这个理性,是感性中的理性;在瑞恰慈那里,在诗是经验的前提下,强调诗对经验中的兴趣和思想中的对立因素的平衡、组织、管理、有序的能力25。一则,艾略特诗学思想的客观性,即主观中的客观性。这体现在他的诗是经验、避却抒情、非个人化的一系列论述中。这是现代诗与法国象征主义逐渐疏离,开始倾向英美现代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卞之琳与曹葆华等人在1934年先后对艾略特这一思想的介绍,构成了30年代现代派诗学的这一转折。艾略特在中国的至爱叶公超作《学文》主编时,约请卞之琳翻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并编入《学文》1卷1期(1934年5月1日),在诗界学界加以张扬。曹葆华在主持《北平晨报?诗与批评》时,也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化名志疑译艾略特《论诗》即《传统与个人才能》26。艾略特在这篇着名论文中提出了两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27在我看来,艾略特的理论逻辑是这样展开的:诗的发展是同人类知识的发展即传统的发展一起发展的,因而诗人的发展也是不断舍弃自我,归附有价值的东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诗人不断的个性消灭的过程;只有不断地消灭个性才能让诗接近科学;成熟的诗人只在于他的头脑是一个更精细完美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各种经验可以自由形成许多新的组合;经验分成情感和感受,诗可以不用感情而用感受写成,如但丁《神曲?地狱篇》第十五章;因而诗人有的并不是自己的个性,自己只是一种特殊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把奇特与意想不到的印象和经验结合起来;诗人个人的感情可以是平凡简单的,诗里的感情却必须错综复杂,诗人的职务不在寻求新的感情,而在运用寻常的感情来化炼成诗以表现实际感情中根本就没有的感情;应该关注诗本身而不是诗人,诗应该非个人化,诗的感情是艺术的表现是非个人的。因而,这个客观就是诗人这个媒介中的客观处理,即主观中的客观。
二则,艾略特诗学思想的理性,即感性中的理性。这在他的玄学派诗研究中体现为思想的感觉化和想象逻辑的扩张。“玄学诗”(metapllysicalpoetry),是17世纪上半期英国一个诗派。艾略特于1917年写的着名论文《玄学派》归纳了玄学派的几个重要诗学特点:一是“把最不同质的思想用暴力结合在一起”;二是提炼出“感性的思想,也就是能在感情中重新创造思想”的特点;三是“象对玫瑰花的感觉一样”感觉思想;与此相适应,他在分析玄学派表现手法是“扩展一个修辞格”,“使它达到机智所能联想的最大范围”28;最后这一点即卞之琳所理解的艾略特的所谓“大力扩展想象逻辑”的特点29。而这一点,直接形成了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的诗学风貌。显然,艾略特的理性,即象对玫瑰花感觉一样去感觉思想的观点、“在感情中重新创造思想”,也就是感性中的理性。
艾略特的上述思想,都可以在他对柯尔律治那段名言的理解上找到联结点和理论出发点。他的《安德鲁?马韦尔》一文在分析其《忸怩的情人》一诗时,大段引述了柯尔律治关于想象平衡能力的论述:“这种能力……表现在对相反的或不协调的性质能够加以平衡或其相互和谐上面:使同和异,普遍和具体,概念和意象,个别和典型,新奇与新颖感和古老与常见的事物,不平常的感情状态和高度的规律与深沉或强烈的感情……使以上这些对立面统一起来”30。这同瑞恰慈在《文学批评原理》中的引述有惊人的相似性:“那种综合的和魔术般的力量,我们把想象这个名称专门用来特指它……显现于对立的或不协和的品质的平衡或调和……新颖鲜明的感觉与古老习见的事物,异乎寻常的感情状态与异乎寻常的条理;始终清醒的判断和稳重的自持力与热忱和深沉的或炽热的感情”31。
这一点,是艾略特与瑞恰慈统一的基点。瑞恰慈思想则基本上是柯尔律治思想的延伸和发展,这是30年代知性理论引入的另一个分支。
再次,瑞恰慈诗学思想的综感论、张力论与戏剧化。在瑞恰慈看来,柯尔律治的平衡思想就是相反因素的对立统一,把这个思想引致经验,经验的平衡就成了瑞恰慈整个诗学思想的出发点。在这个基点上,瑞恰慈提出了综感论、张力论和戏剧化。
一则,在瑞恰慈看来,“诗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什么一种东西?”他认为是“经验”,经验有“次要的一股”即“智力的”;有“主要的一股”即“主动的或情感的”,这是真有作用的,是“兴趣”。“每种经验主要都是摆动到停息的某种兴趣或一团兴趣”。经验就是上述两种力量的作用。诗人想表达的只是“诗歌的整体”,“诗人写作并不是并不像一个科学家。他用这些文字则因为情境所激起的兴趣聚合起来把它们(就是这样)引入他的意识中作为一种工具以整理,管束,和团结整个的经验。经验本身(即横扫过心灵的冲动的潮流)乃是文字的本原与制裁。文字代表这种经验的本身”。在这里,瑞恰慈并不认为智力是诗的主要成份,而恰恰相反,认为它只是次要的成份,诗是智力与情感的统一,其中情感的主动即兴趣是最重要的,这合起来是经验。诗是整理、管束、团结经验的。强调这兴趣的产生发动变化形成新的感觉和冲动的过程,即经验的组织管理的过程32。这一点让他跟艾略特有一点区别,在艾略特看来,诗首先是经验,是逃避抒情的,艾略特的经验带有很强的理性内涵,即传统的、知识的内容,在瑞恰慈看来,这个经验不是智力的,主要是情感的;在《科学与诗》第4章《生命的统制》中,他对这一点有更明确的甚至是反艾略特的说法:“创作一首诗歌的动机是发于心灵的深处。诗人的作风是他组织兴趣时所依据的方法之直接表现。把言词安排得条理分明的惊人的才能,乃是把经验安置得井然有序的惊人才能之一部分。”“这就是说,诗歌不是可以用知识与研究,机巧与设计所能写成的。”瑞恰慈接着论述了博学与研究、制作都不是诗,而只是“像诗”,因为没有诗人的“个性”,“只有真纯的诗歌会给予适当的读者一种反应,这种反应与诗人的经验是同样的热烈,高贵和清朗,诗人因为是经验的驾驭者,因此也是言辞的驾驭者。”33这里第一是直接反对强调音乐的瓦莱里的制作,同时,与强调经验、非个人化的艾略特也划清了界限,反对制作。知性在这里有了两个分端:一个是强调在“组织”、“调和”中更关注个人情感的,一是在“组织”、“调和”中更关注对所有情感的“组织”。后者要深刻得多,也更接近现代诗的创作。前者还带有很强的浪漫主义的色彩。
艾略特和瑞恰慈二人,在“对经验的组织”这个问题上统一起来,艾略特和瑞恰慈都同样强调对经验的整理、管理、组织的问题,这个思想源于柯尔律治,二人在柯尔律治那个出发点上和理论基点上得到了统一。
二则,在这个基点上,瑞恰慈提出了他的综感论、张力说和戏剧化理论。.
在《诗与科学》第六章《诗歌与信仰》中,瑞恰慈认为“诗人的职务是使一团经验有着秩序、谐和,并且因而有着自由”34。这一点是瑞恰慈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瑞恰慈在《美学原理》中提出的“综感”(synaesthe-sis)意谓艺术作品所产生的不同冲动的协调,对立情感的和谐;这里强调的是对立中的和谐,即综合感的问题,他在《文学批评原理》里提出的“包容诗”概念(poetryofinclusion)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只有包容诗才使对立的冲动取得平衡,而“对立冲动的平衡是最有价值的审美反应的基础”35。还提出了反讽论的观点,认为“反讽性观照”(ironiccontemplation)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通常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互相抵销的方面在诗人手中结合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36。这样一来,瑞恰慈把柯尔律治的思想发挥到极点,同时冲出了柯尔律治把平衡局限在想象的领域的缺点,把它放在整个美的范围内加以立论,这也成为后来30年内新批评“张力”诗学的主要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瑞恰慈还提出了戏剧化理念。他认为“具有戏剧结构的诗比我们料想的多得多”37。这个观点与卞之琳后来的创作的戏拟性和非个人化有一定的联系。二现代派对知性理论的接受和变异
正如上文已提到的,艾略特、瑞恰慈的知性理论对于中国现代诗学来说就成了最前卫的主张,特别是对于还沉醉在象征主义纯诗说里的一些现代派诗学家如梁宗岱,一些从象征主义向超现实主义转变的诗人如戴望舒来说,就成了一个分界的界标。艾略特的上述学说,从两个方面摧毁了现代诗学旧有的价值体系,一个是从郭沫若开始的诗是情绪是个性表现的浪漫主义诗学,一个是诗是音乐是象征的象征主义诗学。它强调感性中的理性、主观中的客观,强调对经验中对立因素的统一和综合、平衡。这直接导致了卞之琳的思想转向,叶公超的理论鼓吹和金克木的主知理论的发表,导致了30年代现代派在1935年最后的转向。
叶公超一方面大力在学生中鼓吹艾略特和瑞恰慈的思想,在清华研究生和本科生中形成这种思潮,一方面亲自上阵,为艾略特和瑞恰慈呐喊。在这里,叶公超起到了中国现代诗学转向的精神领袖的作用。
叶公超当时任《学文》主编,他亲自命令卞之琳翻译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发表在其主编的《学文》第1期上。同时,为其研究生赵萝蕤翻译的艾略特的《荒原》作序,并对其工作作了高度评价,认为艾略特“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的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价值呢”38。还为其研究生曹葆华翻译的瑞恰慈的《科学与诗》作序,认为当时的中国“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39。
在这些行动的同时,以“懒”、“公子”着称的叶公超,还亲自写作《爱略特的诗》、《再论爱略特的诗》等论文,评论艾略特和瑞恰慈,这些论文是30年代现代派中极少的知性理论的重头论文。
叶公超的主张是对艾略特和瑞恰慈知性理论的中国化。综合起来看,叶公超的主张有三点,一是提倡一种“扩大错综的知觉”,二是提倡一种“古今错综的意识”,三是对艾略特传统论与宋诗“夺胎换骨”说的比较。
叶公超认为,艾略特知觉的综感有多种内涵。叶公超引用威廉生的着作《论艾略特的诗》认为,一是指艾略特诗里的用词“是有刺激性而有膨胀的知觉的”、“善于引用旧句来唤起同意识的”,因而对于读者来说,就需要有“自动的思想”、“敏锐的知觉的活动”40。这指的是艾略特诗语的弹性、张力和内涵。二是指用隐喻的意象去暗示其思想和意境,这一点,是叶公超自己的发现。在论述这一点时,叶公超超越了一般论述艾略特诗艺的方法。一般的论述,都以艾略特所谓“客观对应物”(objectivecorrelative)为其特点论述其诗的朦胧性,叶公超认为,“客观的关联物”(即“客观对应物”)是“象征主义早已说过”的“内感与外物的契合”,是“极普通的话”,而艾略特“技术的特色似乎不在这里”,“他的技术上的特色全在他所用的metaphor(即隐喻)的象征功效。他不但能充分的运用metaphor的衬托的力量,而且能从metaphor的意象中去暗示自己的态度与意境。要彻底的解释爱略特的诗,非分析他的metaphor不可,因为这才是他的独到之处”41。这是对艾略特诗学特色的主要概括。三是对立综合的运用。用叶公超的话来说,叫做“用两种性质极端相反的东西或印象来对较,使它们相形之下益加明显”;“这种对较的功用是要产生一种惊奇的反应,打破我们习惯上的知觉,我们从惊奇而转移到新的觉悟上。两样东西在通常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但在诗人的意识中却有异样的、猝然的联想或关系”42。这就是上文所说对“把最不同质的思想用暴力枷铐在一起”的玄学派方法的提炼,所谓大力扩展修辞格,“使之能达到机智所能联想的最大范围”(disas-sociationofsensibility)43,亦即卞之琳“大力扩展想象逻辑”的特点。同时又有叶公超发掘了艾略特诗学这种方法的陌生化效果,这就让传统的分析方法苍白,体现了叶公超理论上的敏锐感和深刻性。叶公超的这个强调,对于卞之琳的影响很大,直接影响了卞之琳的创作风格的转变,1935年1月卞之琳发表了运用艾略特“大力扩展想象逻辑”这一方法创作的《距离的组织》一诗,正如蓝棣之所感觉的那样,“好像是忽然之间,从1935年开始,卞之琳的声音有了很大的变化”44。
古今综合意识是艾略特诗学的主张之一,叶公超对此可说是激赏:“他主张用典,用事,以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错杂着,对较着,主张以一种代表的简单的动作或情节来暗示情感的意志,就是他所谓客观的关连物(objectivecorrelative),再以字句的音乐来响应这意态的潜力(见《EzraPound,hismetricandpoetry》一文)。他要把古今的知觉和情绪溶混为一,要使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各个作家本国整个的文学(此当指西方人而言)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见《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他认为诗人的本领在于点化观念为感觉和改变观察为境界。这种技巧可以更简单呼为‘置观念于意象中''''(thepresenceoftheideaintheimage)。同时,因为诗的文字是隐喻的(metaphorical)、紧张的(in-tensified),不是平铺直叙的、解释的,所以它必然要凝缩,要格外的锋利。”45这有两个主要的思想,一个是古今同一意识,再一个是在古今同一中求得错综暗示。这种思想是前卫还是落后,这在当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叶公超引艾略特自己所谓“政治上是保皇党,在文学上是古典主义,在宗教上是英国天主教徒”的声明和威廉生的古典主义的评价后,坚持认为他是一位“现代的形而上学派的诗人”46,显然,艾略特的历史意识并不是复古主义的体现,而是古今同一中对现实的批判和审视,这是一种现代主义情绪。叶公超的感觉是对的。艾略特古今意识错综这一诗学要点,在现代诗学中影响不大。也许同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有关。
第三,是叶公超对艾略特之传统论与宋诗之“夺胎换骨”论的比较。叶公超说“爱略特之主张用事与用旧句和中国宋人夺胎换骨之说颇有相似之点”47。叶公超所说的相似,有三点。一是用事用典。二是以古补今之不足,宋人补后可以“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叶公超认为艾略特是“使以往的传统文化能在我们各个人的思想与感觉中活着”,“利用古人现成的工具来补充我们个人才能的不足”48。三是在用中有新意度之,但这一点新之有异,其异在于,宋人是夺胎换骨,艾略特是以旧批新,宋人是继承的,艾略特是批判的。叶公超能将宋诗掉书袋与艾略特传统论比较,是看到其形之一面,但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在工具层面是类似的,但在价值层面是不同的。
叶公超是艾略特在中国最早的知音,其引入的功劳,对现代诗学转向的影响,过去评价是不够的。
如果说叶公超主要是在接受中进行诗学理论的变异,那么金克木就主要是在创作层面上提倡变异。金克木站在知性的角度上评论中国新诗,其创新和应用就具有实践的品格。
金克木化名柯可论新诗的论文《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49被叶公超认为是“近年来论新诗最好的文字”50。这篇论文在现代诗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主智诗”的概念,其基本的思路,是受艾略特、瑞恰慈当时思想启发的结果。金克木主智诗的内涵有四点。第一,主知诗并不是哲理诗,“有时只是平淡无奇的几句话,无不有独特的对人生宇宙的见解,而这种见解又必然蕴蓄浸润于其诗人”。这个“浸润”中的“见解”,就是感性中的理性了。第二,以智为主,“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把这种感性中的理性客观化。第三,“情智合一”,“一要非逻辑”,“二要同感情”即“最直捷的一拍即合而不容反复的绵密的条理”。这强调的是感性与理性的相融,并且这种相融给人的感觉是迫于直觉的。第四,是“难懂的诗”,是多义的综合。金克木的变异在承认了从柯尔律治到艾略特、瑞恰慈的情感理性平衡说的同时,淡化了艾略特的经验说、非个人化、逃避抒情的理论,淡化了瑞恰慈的张力说、戏剧化理论。金克木“主智诗”说,对传统的哲理诗作了改造,强调了诗的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借鉴了一些瑞恰慈的综感论的思想,强调在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中表现一种非逻辑的思想,在统一中强调知性因素的增强,这个知性因素,显然主要在思想和智慧,与艾略特、瑞恰慈的知性因素的内涵有了一些区别。区别在
于,对于张力和想象逻辑的强调不够。相同的在于,理性内涵的增加这一点。这个理性,当然在艾略特、瑞恰慈那里也有思想和智慧的因素。思想和智慧,这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是可以被诗人接受和理解的,所以金克木在总结当时的诗歌创作状态时,把这种诗称为三类之一置首评论。的确,金克木这种不太正宗的知性主张在当时的现代派诗作中已经很多,但与卞之琳那种很正宗的借鉴有了很多区别。也许正因为金克木论文的这一点变异,叶公超才会在称赞的同时又有所保留:“正如柯可先生在《新诗》第4期所说:‘一切见景生情感时伤事咏物寄托唱和赠答等诗即使做出也不能算是新诗了''''(除几点外,柯可先生这篇论文是很精确的,我认为是近几年来论新诗最好的文字)”51。这几点,想来与上述淡化而不“精确”有关。叶公超自有叶公超的标准,从他对艾略特的五体投地来看,他作这种推理是很正常的。今天来看,正宗学艾略特的卞之琳成就在其他主智诗之上,也许就是知性本来之用。
现代派的知性理论对卞之琳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如上所述,1935年1月卞之琳《距离的组织》之后,其诗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卞之琳1934年翻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之后,张曼仪在谈到卞之琳这种变化时认为“从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过渡到其后期诗人瓦雷里及20世纪的英、德象征主义诗歌,卞之琳接触到与自己时代更为相近的声音,受到现代人知性的蛊惑”52。
卞之琳这一时期的诗,都在情感的收敛中展开智慧的思索,同时这种思索进入的思想不是裸的,而是“玫瑰花的感觉般的”。比如《断章》里的“你”是谁?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你”、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的“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的“你”、“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你”,是不是一个人?如果不是,会形成几对关系?这里的“你”和非“你”是什么关系?是情人、是友人?是他人?是人与人?是写的人与人的相对关系,还是写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写人把握不住命运?还是写人把握不住世界?还是写人把握不住他人?还是写人把握不住自己?是不是都有一些?这是不是各种对立思想的错综?时空、主客的错综?是不是综感?是不是非个人?是不是避却抒情?这些知性因素通过各种矛盾的思绪和不相干的意象互相组接到一起,形成一种突兀、尖锐的智慧的魅力,让人久思不已。由于这种思想的收敛和客观对应物的采用,让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致在作者和其友、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之间发生了《圆宝盒》是圆的宝盒还是圆宝的盒的争论和关于《断章》里的“你”的往返讨论53。卞之琳在知性诗的诗歌创作中还特别重视诗的客观性,深得艾略特的三昧,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的‘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而用出了‘戏拟''''(parody)。所以,这时期的极大多数诗里的‘我''''也可以和‘你''''或‘他''''(‘她'''')互换”54。这在中国现代诗史上也是极少见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创造社、新月派有前后期的分别,但对现代派至今还没有前后期的区别,这种情况现在可以改变了。我以为,1935年1月《距离的组织》的发表,就是这个后期开始的标志。随后的《尺八》(1935.6.19)、《断章》(1935.10)、《寂寞》(1935.10.26)势如洪水,一些诗人也相继裹进这个新潮中,如孙大雨、金克木、废名、徐迟等。如前所述,卞之琳的这番转向知性的实践让他与不是转向知性而是转向超现实主义的戴望舒形成了鲜明分界,当然,他们此时的分别还有一端主张音乐论、格律论如卞之琳、何其芳、孙大雨,一端反对音乐论、格律论如戴望舒、施蛰存、杜衡。与此同时,诗学理论上的叶公超、曹葆华、金克木与诗学理论上的施蛰存、梁宗岱、戴望舒、朱光潜,也形成鲜明的分界。正如本文开始时所言,他们之间形成了代沟,这个代沟,不是年龄的,而是价值的,区别就在是否承认知性。这正如西方的艾略特与马拉美、庞德的区别一样,他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派的后期。这个后期,应该说理论与创作各有特色。这个后期,跟其他流派的后期有异的是,它让后期现代派出现两极分化的特点,即戴望舒与卞之琳的两极共存的现象。关于现代派的前后期分别,也正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发现。
现代派的这个后期,直接开启了40年代“中国新诗”派知性诗的先河,形成了40年代穆旦、袁可嘉、唐、辛笛、杜运燮、郑敏、陈敬容、唐祈、杭约赫的中国新诗派“现实、玄学、雕塑”的新的现代诗风。
注释:
①见曹万生《现代主义影响在诗歌领域里的深入发展》,唐正序、陈厚诚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页。 新晨
②李嫒《知性理论与30年代新诗艺术方向的转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③12《现代》第2卷第4期,第5卷第6期。④22《学文》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
⑤⑥⑦⑧⑨⑩1126《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4期,第10、11期,第13期,第14、15期,第14期,第16、17、18、19期,第39期,第39期。1316《新诗》1卷3期,1936年10月。
14《大公报?文艺153期?诗特刊》,1936年5月29日。
1517《新诗》1卷1期,2卷2期。1819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版。
20“在感觉的指尖上摸到智性(intellect)”T.S.Eliot〈Se-lectedEssays〉,1932年版第185页。
21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527页。
233743转引自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53页、第72页,第60页。
24见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玄学派诗人》,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53334见曹葆华译瑞恰慈《科学与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8—39页,第51页。
27曹葆华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现代诗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2页—123页。
2830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8、22、14页,第37—38页。29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中国新诗》,《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31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白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221页。
32曹葆华译瑞恰慈《诗的经验》,《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10、11期。
3536艾?阿?瑞恰慈着、杨白伍译《文学批评原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228页,第160页。
3842454748叶公超《再论爱略特的诗》,《北平晨报?文艺》第13期,《北平晨报》1937年4月5日。
39叶公超《序曹译〈科学与诗〉》,《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0期,《北平晨报》1934年7月23日第13版。404146叶公超《爱略特的诗》,《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1934年4月。
44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49柯可《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新诗》1卷4期,1937年1月。
5051叶公超《论新诗》,《文学杂志》,1937年5月。
52张曼仪《卞之琳着译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53见《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54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内容提要】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使命 培养作用
随着高校建设的不断完善，对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也随之提高。创造良好的条件、搭建实现自我的平台，这不仅使辅导员队伍增强了活力，也使辅导员工作成为光荣的职业，可以终身为之努力奋斗。辅导员是连接学校与学生的纽带，高校的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辅导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国内外形势比较复杂，而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认识呈多元化趋势，所以，如何开展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每个辅导员所要面对的问题。
一、新时期下大学生的思想现状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新时期高校学生的思想状况已与以往有所不同。当代的大学生思想活跃，极富创造力。他们的主流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作为高校的在校学生，他们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所以对他们的思想状态的关注和教育是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目前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还不够，执行力度也相对薄弱，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成为辅导员工作的重中之重。
经过几年的辅导员工作，发现新时期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不强，思想超级活跃，独立性强，感情丰沛。他们心理承受能力普遍脆弱，就业压力感前所未有的增大，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务实感强，视野较为开阔，多数人能够自觉的努力学习。他们的思想正在逐步的走向成熟。在大学的工作学习中，学生受到社会诸多不良因素的影响，使他们对于政治理论的学习不主动、不关心、不积极。有的学生对于学校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不感兴趣，即使上课态度也不认真，但这只是学生中的一小部分。
高校的学生普遍来自于普通的高级中学，他们曾经的生活是被监督、被管理的，对于大学开放式的教育让很多新生都无所适从，从而导致很多学生迷茫、失措，对于外界的诱惑无法正确选择和把握自己。另外，高校培养学生更注重的是专业的教育，对于学生的政治素养关注不够，往往出了问题才会感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这些都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了解和掌握的，值得从事辅导员工作者深入思考。
二、加强辅导员工作的使命感
从整个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来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还有一部分就是辅导员。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承担者，是大学生思想健康的引路人。
我国进入社会改革的攻坚期，社会结构不断变动，利益格局也不断的调整，高校作为社会思想文化交流、碰撞的基地，也是确保稳定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各种矛盾的交集地，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网络舆论可能会影响学生，使学生在情绪上有所波动，甚至会鼓动学生形成。辅导员是最贴近学生生活的队伍，熟悉学生、了解学生，能够知晓学生动态，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好的指导者。因此，辅导员应承担起这项使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加强使命感。
辅导员还扮演着大学生心理导师的角色，承担着帮助大学生走出困境的责任。近期，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生的心理危机高度关注。即使我们的学生在专业上出色，但是如果心理不健康对社会来说也是潜在的隐患。辅导员是学生工作的直接关系者，须成为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第一人，成为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现者和解决者。辅导员在这样的使命下，应该加强学习，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自己的专业素养，适应新时期的挑战。
三、发挥辅导员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辅导员是高校队伍中比较特殊的群体，其虽然不承担教学任务，但还是长期的处于教育的前沿，甚至比教师接触学生的时间长。辅导员是学生工作的主体，在学校的思想教育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的时期，我们要有新的观念，正确理解培养人才的需要。在工作方法上要不断地更新观念，化被动为主动，由灌输方式变为逐渐渗透的方式，吸收现代的管理模式，利用网络来完善对学生的管理和影响。
加强自我的完善与提高。师长应该以身作则，在要求学生的同时，自己也要加强学习，增强创新的能力，努力提高自己的科研素养，在教育学生时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给学生做好榜样。
培养学生兴趣，提高创新理念。学生能力的培养是大学教育关键，新生从入学的那一天开始就应该培养他们自我约束的能力。可以开展第二课堂、科研竞赛、创新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学生逐步建立自主的态度，成为自我学习的主题。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在活动的实践中，学生能感到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和探索者，能体验到智慧的力量和创造的欢乐。”这种深刻体验可以激发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顽强的意志。所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辅导员应在学生的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指导学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实践，关心他们在实际中遇到的困难，帮助他们探索人生，支持帮助他们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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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审美感知力； 审美想象力； 审美创造力
长期以来，中职学校教学的现状是“专业压倒一切”思想严重，普遍存在“重专业、轻基础”的现象，尤其轻视文化基础课。语文课往往更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副业”，存在“重认知、轻创造；重能力、轻习惯；重工具性、轻人文性；重知识灌输、轻情感熏陶”的倾向。因此在语文课的开设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教学内容、课时安排都较随意。而实际上，语文学科不仅是训练学生分析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而且是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生活情趣、逐步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的人文应用学科。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素质教育，也就是精神世界层次上的素质教育。
语文教育是一种美的事业,教师要引导学生在审美中获得知识，美的具体性、情感性决定了我们在教学中，必须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去感受美，指导学生去观察生活中的人和事，鉴别生活中的真、善、美。语文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人文教育功能和内蕴丰厚的艺术魅力是学生精神生活、情感培养和智力发展的动力。可以说,语文教学的本质就是审美教育。语文具有其独有的语文美，如汉语言的音乐美；汉字的形美、意美；文章的结构美、意蕴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美等等。
那么，如何让学生较好地接受这些美呢？语文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包含众多美的因素，中职学校语文教学应重视美育的挖掘，使我们能运用美的规律来观照语文学习，按照语文的美的规律来创造语文，并最终使中职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充满寻美的乐趣。
首先，中职学生入学第一学期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力。学生由初中升入中专，由少年期进入青年期，其心理趋向是从经验型向理论型发展。第一学期正是这样一个过渡衔接的阶段。在语文学习上，我们要求学生把握内容，既要消化课文中所涉及的知识，还要变作者的认识为自己的认识。这就需要学生学会从整体上感知、理解课文内容，从木见林、窥斑见豹。从教材而言，新教材既注意与初中衔接，在初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学生的语文能力，又为第二学期的文学鉴赏教学打下一定的基础。此时，要变初中阶段较为浅显文章的学习为对内涵丰富作品的领悟，思维也由浅入深，这就为学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审美对象和更深入的审美活动，并对其感性认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感性认识的发生离不开审美感觉和审美知觉。
只有在中职学生入学新学期突出审美感知力的培养，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去揣测、琢磨，才会在头脑中储存下大量的表象，作品里、意象中蕴涵着的美逐渐地渗透到了学生的心中，净化了他们的心灵，提升了他们的人格。感性认识能力的发展为学生积累了初步的审美经验，学生才会具有审美想象的原料，才能在审美想象的工厂中加工生产出五彩缤纷的精神产品，并为下一学期的文学作品鉴赏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第一学年第二学期重点培养审美能力。第二学期是承前启后的阶段，既是把审美感受引向深入，又是为理性思维及审美创造力的培养做好铺垫，加强审美想象力成为第二学期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第二学期是在入学新学期基础上的提高，学生通过一学期的语文学习，日常性情感逐渐发展为审美性情感，他们能对作品所隐含的情感和意味在审美感受中达到直觉性的把握。在全面感知课文内容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拓展、丰富意象的需要。从教材方面看，以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为主，选读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主要时期的代表作家、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部都是文学作品，而且以诗歌、散文、小说为主。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性、多义性的集合体，且大都十分讲究含蓄，常常是纸短意长写而不满，或弦外有音、或思想深刻，在行文中形成了若干空白和契入点，极具有限中富含无限的艺术效果。这就为集中进行审美想象力的培养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应利用新教材与初中衔接的优势及现代和古代散文为主体的教材资源，着力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重点放在体味文章意义、意境和情味上，逐步优化学生的语言感知力。同时强调意象各特点间的内在联系，要求学生整体地体味意象，领悟贯通整体的内在血脉，从而深入其中，舍形得神吸收精髓。
最后，第二学年重点培养中职学生理性思维及审美创造力。随着知识面的拓宽和基础的扎实，二年级学生的思维具有了充分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内省性，其辩证逻辑思维与推理能力日趋成熟，智能发展上出体现出渐次向以抽象思维能力发展为主的方向。而且在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审美想象的共同作用下，学生对作品的深入认识达到了审美理解，逐步能从美学的意义上去体味和认识作品。学生作为鉴赏的主体越来越需要把握作品的精髓、需要赋予对象以不落俗套的内涵。如果缺乏一种深层的抽象思考的自觉性，就无法满足这一需要。换言之，没有学生理性思维的注入，作品还只是独立于学生以外的事物，对作品的理解和诠释便无从实现。在课堂教学中,创设情境、激发想象、鉴赏评价的同时启发了思维，学生在感性基础上得到了理性的提炼，并不断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尽力捕捉新鲜而独特的情思，于一连串原储存表象的分解与重组中创造出新的意象。虽不如原文意象丰富，却可能生发出新的认识。学生也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活动中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获得了审美的愉悦。因此发展学生理性思维能力、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是教学的终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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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组建之初，学生组成复杂。高三年级为三所农村高中的职业生、普高生合并而成，高二年级是在职业中学寄篱一年后归校，高一年级为县教育局代为招入的高一新生。学生心思不一、习惯各异、思想杂乱、茫然不知所措，给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带来极大的不便。为此，我校着眼于学校长远发展、立足于学生健康成长，着手校园文化的建设。
一、调研学生思想，确立核心理念
组建之初，学生基础差、陋习多、情绪低落，自认为是“三流”学生，对学习三年的结果感到悲观，不知努力的方法，不知努力的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味空喊高标准的口号，显然无法让学生振作；如果听之任之，学校难以有生机活力，难以可持续发展。因此，我校实事求是地面向广大师生确立了了“做最好的自己”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满足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渴求，给每一个学生指出了可步的努力尺距，引导每一个学生向“最好”的方向发展，确立了我校“让学生个性健康成长”的校园文化底色，为我校实施“成感”教育奠定了“真善美”的理念基础。
二、针对学生所需，确定“成感”教育
在调研学生思想动态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及不同的教育目标，我校分年级确立了不同的“成感”教育主题，形成了序列化的“成感”教育模式。
高一年级确定“成感”教育主题是：“让成功成为一种动力，感动践行”，开展养成教育、中国十大和周边感动人物教育。目的是用周边和年度中国十大感动人物的事迹，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坚守平凡才能成就伟大”的思想意识，用感动人物的成就激发学生追求成功的激情，引导学生从初中时期的无意识成功走向成功意识的自觉形成。
高二年级确定 “成感”教育主题是：“让成人成为一种修养，感恩提升”，开展公民素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感恩教育。针对高中阶段学生处于成人适应期的心理特点，从心理健康教育（学校设立有“心理咨询室”）、公民素质教育入手，落足于感恩教育，为学生的成人奠定良好的基础，为学生的健康成人夯实素质基础，也为学校的管理编辑了可操控的软程序。
高三年级确定“成感”教育主题是：“让成才成为一种追求，感悟报答”，突出抓好前途理想教育、生涯规划教育。面向“三观一生涯”形成期，给力学生未来。这一环节和“让成功成为一种动力，感动践行”及“让成人成为一种修养，感恩提升”相互补充、互相影响，从思想认识、素质储备、心里承受等方面为学生走向社会给力助推。
我校的“成感”教育向下衔接初中，中间针对高中学生的“成人适应期”、“三观一生涯”形成期、向上面向学生的未来发展，形成了完整的学生成长教育链条，同时也奠定了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基础――让学生个性得以发展，让学生的知识水平、心理素质全面提高。
三、活动形式多样，夯实“成感”内涵
确立了“成感”教育的主题，我校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力争让“成感”教育的主题融入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去：开展了为期一个学期的“成感”教育主题班会；班班以此为内容，确立班级文化的内涵；以“成感”教育为中心，办起了专栏板报；全校开展了“成感”教育演讲比赛，“成感”教育辩论赛，“成感”教育征文活动等多种形式的各级活动。不仅丰富、夯实了“成感”教育的内涵，更是从思想上、习惯上、精神风貌上改变了学生。在活动中学生体悟，在活动中学生成长，在活动中学生提升。目前，我校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学校组建还不到一个学年，成功地接受了各级各类的检查35次之多，获得了上级、社会、家长的高度认可，特别是在2011年12月的晋中市普通高中评估检查中，更是获得了“新学校、新举措、新气象”的好评。
通过我校的“成感”教育校园文化的建设，我们认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成功在于以下几点。
1、学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必须立足于学生实际，针对学生所需。切不可提出遥不可及的目标，否则学生会感到空阔无际，流于形式。
2、学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应当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在自我寻找和认同中形成学校文化的特色。每个区域、每个学校的学生思想和个性各有侧重，因而，让学生的特色真实而积极地表现出来，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学校校园文化的特色。
3、学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应当以引导为主，不能采取强迫性措施。我校确立了“成感”教育的主题后，采取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学生去体验、感受，从而融入到学生的思想中，形成学生自己的认识。而没有强迫学生去记、去背、去遵守，反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每一个新学期的到来，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感悟，不同的想法，但都将会面临一个新的自己，这学期的我，已步入初三的大门，我期盼着，那个新的我能带来新的改变。
开学已有了一周，我仿佛还有些不适应，新的课程，新的课表，我并不熟悉，但对于我来说，却是烦杂的，每天都得面临不一样的学习，就好像有一座大山一样压的我喘不过气来，感觉自己很累很累，可能是自己在真正的努力吧。但仔细想一想，我和班上的每一个同学都一样，大家都在努力、、、都很辛苦，所以，我根本就不应该埋怨，学习要想成功，就一定会有付出，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以前成绩不够突出，那是因为我付出的太少。现在，新学期到来，使我充满信心，我也坚信，只要自己加倍的努力，一定不会比别人差。以前的我，是一个学习不够努力，成绩不够突出，但总是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的人，妈妈也经常这样说我，也给我提了不少建议，可处在青春期的我，难免会有一些叛逆，总是不把妈妈的话放在心里，而且还常常和妈妈顶嘴，把妈妈气得、、、现在想一想，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坏孩子。但那毕竟是过去了，我想，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不要再回忆，回忆那些伤悲。新学期的到来只意味着我应该努力，努力学习。现在的我，还处在一个成长阶段，我所经历的也还太少，但我希望自己能够明白，只有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付出，才能创造出自己想要的成绩。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面对自己以前所犯下的错，除了掉眼泪，就是用文字来刻写我的悲伤。在这个暑假里，我无数次的拿起成绩单，分析自己还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好，每一次心里都会有一点不满，总之，我只想忘记过去，展望未来。
新的我会是一个爱学习，懂事，知道父母为我们付出了许多的我，对自己有信心的我，加倍学习的我。新的学期新的我。
初三:邓园莲
[关键词]现代思想政治 教育 美学透视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3-0189-02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受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当今社会人们精神产品消费更为多样，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不断革新，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途径呈现多渠道化，这就给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出了要求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教育方法是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之间的桥梁，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运用适当的教育方法实现与教育对象的互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的关键性因素。恰当地教育方法可以帮助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建立良好的教育关系；反之，则会阻碍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关系的确立。因此，在新时期，现代思想政教育要具备跨学科意识从美学角度探索与时代要求相符合的教育方法。
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状
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正处在繁荣和危机的复杂期。正处在繁荣时期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政治优势和优秀传统，在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正处在危机期，因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某些方法在新时期随着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不断提高而显得乏力。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关注的重点是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价值，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价值；主要采取的是以教育者为主导的思想道德、政治等理论知识灌输为主的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受教育者参与的情感激发和渗透的方法；教育者注重抽象的理论知识的讲解，忽视受教育者的具体精神体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主要不足之一是教与学完全分离，教育者只负责教，受教育者只需要接受并识记教育者所教授的知识，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处于被动，容易产生心理疲惫和情感逆反，从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同时，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全体公民的教育，传统理论灌输和教条化的方法无法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广泛性要求，从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方法显得很乏力。
面对时代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要求以及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必须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创新，从新的视角来研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知、情、意、行的能动过程，这个过程及教育对象后续行为表现必须超越强制的约束层次，所以必须强调教育对象自身的接受自觉性。美的事物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体验，调动人们的自觉性。因此从美学角度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把美的形式和内容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既提高理论知识的说服力又增加对教育对象的情感体验，从而实现理论知识的内化，最后受教育者在行动中将已经内化的知识外化为自身的行动，实现知行合一的最终目标。从美学的高度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革新，改变旧有传统教育意识，改进注重理性的教育方式，开拓关注教育对象积极性的方法，有利于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的现状。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美学透视的依据
（一）历史渊源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之一是对教育对象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即善的教育。从美的角度出发进行善的教育，即美善结合的教育，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并不是新的创造。从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到近代的道德教化中都蕴含着美学的思考。
古代思想道德教化主要是借助诗歌、音乐等美学形式。儒家所倡导的“以诗言志”、“文以载道”、“寓教于乐”、“乐以教化”等教育方法均是审美与道德教化相融合的教育方法的具体实践。“教之诗，而为之倒广显德，以耀明其志”，说明借用美学形式进行道德教化的方法在当时已成为共识。《乐记》中有：“乐者，通伦理者也”，说明音乐具有个人及社会的道德指向作用。儒家将审美与人们的思想政治教化相融合，突出了美学思想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特色。
近代的蔡元培等教育家都主张思想政治教育要运用美学手段。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的贡献之一是首次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 蔡元培所说的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蔡元培强调教育要以陶冶情感为目的，在教育过程中要实现情感教育与知识教育相统一，这与本文的论点具有一致性。近代在探索中国革命建设的道路中，以为首的党的领导人就已认识以美的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并且将这一方法运用到对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邓小平继承了的文艺育德思想，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文艺应该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发挥作用。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