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故人庄翻译范文

过故人庄翻译篇1

关键词： 广告语 互文性 广告语翻译

一、互文性概述

“互文性”是指某一文本与它的前文本（pretext）之间的相互关系。叙事学家Gerald Prince在《叙事学词典》中给“互文性”下了一个较为清楚易懂的定义，即“relation（s） obtaining between a given text and other texts which it cites，rewrites，absorbs，prolongs，or generally transforms and in terms of which it is intelligible.”这就是说，互文性是指一个特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

二、广告语中的互文性现象

广告文体是一种具有很高商业价值的实用文体，是一种集信息功能和劝说功能为一体的传播形式，其中后者多起到服务于前者的作用。广告的功能是为了说服他人，或购买商品和劳务，或看什么东西，或做什么事情。

从交际学的角度来看，广告的生成是一个编码、解码的过程。广告编码（创作）时，广告撰稿人根据广告主的意图，以及自己对源语文化的理解和掌握，巧妙地将它们融入广告编码的全过程。成功的广告能吸引注意（Attention）、激发兴趣（Interest）、刺激欲望（Desire）、博取信任（Credibility），最终促使受众采取购买行为（Action）。而广告成功与否，可以从销售反馈信息得知。因此，广告作为一种推销手段，必须具备三方面要素：一是必须具备注意价值，能够一下子吸引人们眼球，引人注目；二是必须具备记忆价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人能随时想起某类商品的长处和特点；三是必须具备推销能力，使人听到或读到后能产生购货的欲望。一则广告的“注意价值”越高，它给消费者留下的印象就会越深刻，它的“记忆价值”也就越高，从而它的“推销能力”也就越强。广告设计者可以使用多种技巧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利用互文性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技巧之一。

广告语中常见的互文关系包括：引用（citations and quotations），即直接引用前文本；典故（allusion），即在文本中使用出自《圣经》、历史故事、神话、童话、民间传说、宗教故事及经典作品等之中的原型；仿拟（parody），即故意模仿现成的语言形式（如人们所熟悉的谚语、俗语、成语、名诗、名歌、名句等），形成新的词语、句子或篇章的一种修辞手段。

例如：Better late than the late.这条广告意思是“迟到总比丧命好”。这是美国的一则交通公益广告，宣传谨慎驾驶，寓警告于幽默之中。首先，这则广告语巧妙地套用了西方妇孺皆知的劝世名言：Better late than never.（迟做总比不做好），套用现成的名言，便于读者记忆，仿拟（变never为the late），又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其次，late一词含“迟到”、“已故的”双重意义，the late指the dead，此处late的重复，使提醒的语韵感铿锵，朗朗上口。

三、互文性在广告语翻译中的应用

根据信息、交际理论的观点，人们能否很好地理解某个话语取决于交际负荷（communication load）的大小，所谓交际负荷，通俗地说，就是在交际系统中话语未知信息的量。未知信息的大小与交际负荷成正比。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翻译的作品，其交际负荷往往容易偏大。就这一点而言，广告语翻译与文学翻译相比，更容易产生超交际负荷的现象。因为在文学翻译中，某些不可译现象可以通过补充说明或是加注的方法来解决，而这在广告语翻译中是不可能的，广告语受着严格的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所以，要使广告语的翻译获得最大效果，译者必须尽可能降低译文的交际负荷，而在翻译中恰当地利用互文性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本文将分别从互文性与联想意义、互文性与注意价值、互文性与记忆价值三个方面阐述互文性在广告语翻译中的应用。

1.互文性与联想意义

在现代社会的广告中，互文性被广为应用，它除了可以用来巧妙地暗示所推销产品的某些特征，更主要的功能是引发读者进行相关的联想。广告语言通常含有极丰富的联想意义。这样的联想是间接而非直接的，是通过将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与广告内容相关的其它内容而完成的，它激发起消费者诸如文学或音乐方面的联想，使他们对广告及其宣传的产品产生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因此也就更容易记住该种产品，广告商以此鼓动读者的消费欲望并使其产生购买行为。而在广告语翻译中，由于不同民族有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各自的喜好和禁忌，在一种文化中能引起某种互文联想的语言形式在另一种文化中要么没有任何特殊意义，要么会引起不同的、甚至是刚好相反的互文联想，而这正是广告语翻译中引起超交际负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投其所好，避其忌讳”是广告语翻译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否则，只会给产品的推销带来不良后果。

例如：For the road ahead（本田汽车广告语）康庄大道

这条广告语如果直译为“为了前面的路”，中文会显得很平淡。现在的译文是“康庄大道（本田）”。“康庄”两字在中国文化中极有彩头。《现代汉语大词典》中，“康庄”二字的意思是：“康，五路通达的大路；庄，六路通达的大路。合称通达的大路。”《尔雅》中有“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史记・孟子苟卿列传》中有“为开第康庄之衢”；《盐铁论・国疾》中有“康庄驰逐，穷巷蹋鞠”。所以“康庄”这个词有极为丰富的互文意义，而“康”字本身又是一个吉利的汉字，用作形容词时有“安乐、安定、健康、太平、丰足、富裕”等积极的含义，“奔小康”更是全中华民族追求的一个目标。因此，“康庄”二字用在此处作为汽车的广告语，顿时增加了广告的吸引力。

2.互文性与注重价值

鉴于广告语的目的在于标新立异、招徕顾客、促销产品，广告译者更应该在翻译中尽可能地利用目的语文化和语言中的互文因素，借助有独特创意的表现手段，追求广告译文的新、奇、美。此外，不同的语言中都有一些固定的表达法，不能任意更改。但是，如果译者在广告语翻译中巧妙地结合源语广告，故意将目的语中的某一固定用法更换一两个词，也就是利用仿拟的手法，得到的译文可能会让人们顿时感到趣味盎然，从而问津推销的商品。

例如：The only thing we didn’t improve was the road.

万事俱备，只看路况。

这是一种日本车的英文广告语，其中文译文仿拟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成语，仿佛厂家就是运筹帷幄、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一切都为顾客考虑周到，从而夸张地指出该车无可挑剔的完美性。如果只是将原广告直译为“我们唯一没有改进的只有道路”，收到的效果肯定望尘莫及。

3.互文性与记忆价值

广告语言要求简洁鲜明，形象生动，并且具有艺术魅力，这样才能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具有充分的记忆价值；同时，广告译文在目的语中也是被作为真正的广告来使用的，所以对目的语广告语言的要求也是一样的。众所周知，各民族文化宝库中的诗句、谚语等都是经过反复推敲、高度提炼的艺术语言。古今中外的名诗佳句，历来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有些甚至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如果广告语译者在翻译时能善于利用互文性原理，灵活引用、拼贴和仿拟目的语中脍炙人口的诗句和谚语，对目的语消费者进行广告宣传，不但能够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易记性，有时甚至还可以带给广告译文意想不到的诗意美感。请看下面一则药物广告的广告语：

例如：随身携带，有备无患；随身携带，有惊无险。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这则广告语宣传的是治疗心脏病的一种名叫“速效救心丸”（Quick Results Heart-Save Pill）的药物。该例的中文广告语运用了反复和排比的修辞手法，不仅突出了药品的优越品质和卓越功效，而且使全文读来抑扬有致。如果按字面意义直译会很不好处理，而这里给出的英文广告语直接引用了一句英文谚语，看似几乎完全偏离了原文，实际却达到了功能上的等值，“随身携带，有备无患”的药品与“需要他时他就出现在你身边”的朋友是何其相似，所以，“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这句谚语作为该广告语的译文被赋予了新的涵义，所推销的药品也成为了读者的“朋友”，缩短了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同时增加了产品的人情味和可信度，产生了很好的广告效应。

三、结语

从以上一系列优秀的中、英文广告语及其译文可以看出，在广告语翻译中灵活运用源语和目的语文化和语言形式中的互文因素是完全可行的，不仅能够弥补广告语翻译过程中原文在意义、结构、风格和形象方面的损失，而且易引起强烈的共鸣，从而推动产品的销售，其应用效果是肯定的。可以说，“互文性”开拓了广告语翻译的新思路，为广告翻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但是，译者将互文性理论应用到广告语翻译中也应该注意几点问题：一是必须把握好语言表达的尺度。毕竟不同群体的受众接受水平不同，而不同类型的商品对广告语言的要求也不同。如果译者单纯地追求阳春白雪、文采飞扬的广告语译文，有时反而会让受众觉得晦涩难懂，以致于曲高和寡，弄巧成拙；二是忌盲目地、一味地引经据典和模仿。因为广告语创意贵在“想他人所未想，为他人所未为”，只有新颖别致的广告语才能给消费者以新鲜的美感，才能感染消费者，所以运用互文性原理进行广告语翻译时一定要注意发展和创新，否则得到的译文不但毫无新意可言，也不会有什么生命力。

参考文献：

［1］许建忠.工商企业翻译实务［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04.

［2］曾立.广告英语文体分析［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3-4.

［3］刘军平.互文性与诗歌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

［4］谭载喜.语篇与翻译：论三大关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7）.

［5］平洪.文本功能与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2002，（5）.

过故人庄翻译篇2

【关键词】《锦瑟》 诗歌翻译 创造性

一、译者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发挥概论

关于诗歌能不能进行创造性翻译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难有统一的见解。吕叔湘在谈到宾纳翻译唐诗三百首时说:“Bynner译唐诗三百乃好出奇以制胜,虽尽可依循原来词语,亦往往不甘墨守。”许渊冲提出了另一种创造性的翻译理论:“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看那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出原作的内容。”他主张译者应该充分发挥“创作精神”,译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好诗。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又具有极大的自主性。作品中留有许多空白与不定点等待着读者去补充,而读者的思想中又存在不同的先行结构与前理解,所以读者不同,补充的图景也各异。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还是译作的创造者。他们以理解的主动性,阐释的能动性以及重构的创造性,把一个全新的译作呈现在译语读者面前。但同时译者不能完全脱离原文文本随意发挥,因为原作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客体,具有相对固定的审美意蕴,寄寓了原作者的某种情感。译者的责任应该是把他们尽量完美地再现出来,在译语读者面前呈现一个忠实的译语文本。

李商隐的诗歌含蓄蕴藉,抒情表意都相当晦涩。他的诗歌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具有无穷魅力。诗歌中的空彼岸与不定点也给译者提供了巨大的创造空间,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再现李诗的魅力。下面就结合一些名家在翻译李诗时对出现的典故与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法的处理方式,具体探讨一下译者应该如何充分发挥创造性。

二、译者的创造性在典故处理上的体现

李商隐的诗歌至今留存有大约六百多首,他的诗歌大都晦涩难懂,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李商隐喜欢大量使用典故,在典故中寄寓自己的真实情感。这种表意的模糊性及情感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诗歌的内涵,令读者回味无穷。但又给诗歌的翻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锦瑟》被称作中国古典诗歌斯芬克司之谜,关于它表现的主题及抒发的情感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首短短的八句诗中,李商隐一下子就用了五个典故,每个典故都让人回味无穷。因此后人根据对这些典故不同的理解,对这首诗也作出了不同的阐释。有人说它是悼亡诗,首先借锦瑟起兴,感叹年华易逝,接着为妻子身化异物而悲不自胜。也有人认为这是首政治诗,还有人认为这首诗被放在他的诗集之首,起充当诗集序言的作用。

对于这首诗歌还有其他多种解读,译诗本来就难,原诗的情致意蕴往往在译文中受到很大的损伤,译这样的朦胧诗就更难了。如何译好这首诗,把握诗中运用的典故是关键。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外译家是如何处理这首诗歌中出现的典故的。

1.对锦瑟的处理

诗歌一开头,诗人就感叹到:“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关于瑟有多少跟弦,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古瑟为五十弦,后世虽然一般为二十五弦,但唐代仍有其制。诗人这里的瑟应该是采用古制的瑟,他为什么要以古瑟起兴,其中的深意就包涵在后一句中,表达了对往昔美好岁月的怀念之情。具体翻译时,译者又是如何处理呢:

(1) Vain are the jeweled zither’s fifty strings: Each string, each stop, bears thought of vanished things.(tr By John A. Turner)

(2) The Richly painted zither somehow has fifty strings, Each of which recalls a vanished year. (tr By Zhang Tingchen & Bruce M. Wilson)

(3) The richly painted zither, for no reason, has fifty strings, Each string, each bridge, recalls a burgeoning year.(tr By James J. Y. Liu)

(4) Why should the zither sad have fifty strings? Each string, each strain evokes but vanished springs. (tr. By X.Y.Z)

这四个译本中除了许渊冲把锦瑟译为sad zither外,其余几位都着力把瑟的“华丽”这个特征给译出来了,但还是有一些区别。等纳用了“jeweled”来修饰瑟,给人一种珠光宝气的感觉,并且后面的华年也只是轻轻带过,仅译为“vanished things”,诗人为了美好年华的逝去而沉痛不已的苍凉基本上没有传达。而张廷琛、魏博思两人合译的与刘若愚的均把它译为“richly painted zither”,突出了锦瑟艳丽的特征,更加契合原诗“物依旧,人已非”的凄凉感。四个人四种译法,各自依据自己的审美判断,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他们对“华年”的处理在保留原义的基础上,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张廷琛、魏博思把它译为“vanished year”,处理得过于简单,只传达了原诗逝去的岁月的意思,不如刘若愚把它译为“burgeoning year”更能强化岁月一去不复返的哀痛。许渊冲的“vanished spring”也能曲达此意,不过他把锦瑟译为“sad zither”对原诗含蓄的风格有所损伤,因为本诗虽然给人一种沉郁之感,但并没有一字一句的直白表露。

2.对庄周梦蝶与望帝啼鹃两个典故的处理

诗人在颔联“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中一连用了两个典故,诗人用梦蝶这个典故要表现的是一种迷茫的心态,庄子在梦境种迷失了自己,诗人则在对往事的思忆中迷失了自己,给全诗制造了一种迷离恍惚的氛围;用望帝啼鹃这个典故表现了自己悲苦的心灵。锦瑟弹奏的乐曲在诗人听来犹如杜鹃的哀鸣,惹起了诗人无限的感伤。

(1)The sage of this loved butterflies day-dreaming: The king that sighed his soul into a bird. (tr. By John A. Turner)

(2)Dawn dreaming Zhuangzi got mixed with a butterfly; King Wang lent tender feeling to the cuckoo’s call. (tr. By Zhang Ting chen & Bruce M. Wilson)

(3)Master Chuang, dreaming at dawn, was confused with a butterfly; Emperor Wang consigned his amorous heart in spring to the cuckoo. (tr. By James J. Y. Liu)(1. The philosopher Chuang Tzu dreamt of being a butterfly, and on waking could not tell whether is was he that dreamt of being a butterfly or vice versa. 2. According to legend, Emperor Wang had a love affair with his prim minister’s wife and died of shame. After his death he was metamorphosed into the cuckoo.)

(4) Dim morning dream to be a butterfly; Amorous heart poured out in cuckoo’s cry. (tr. By X. Y. Z)

在这里,各位 译者处理典故最大的不同就是加注与不加注,但不加注的占绝大多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加注的方法普遍受到翻译家的抵制。但是加注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能最大程度上保持原诗的文化内涵,把这些文化内涵介绍给译者读者,使他们能够真正通过不用看注释也能看懂译诗打好基础。当然如果不加注能使译诗简洁,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譬如在等纳对望帝啼鹃这个典故的翻译中,他别具匠心,把这首诗译为:The king that signed his soul into a bird,言简而意丰。但前面的那句翻译如果没有对相关典故的了解,那么原诗迷茫的情态在译诗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张廷琛与魏博思的合译用了“got mixed up with”这个词组,倒是还能传达出原诗梦幻与现实交错难分的意蕴。不过对于那些不知道庄子、望帝为何人的读者来说,它们在译诗中得到的也还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感觉。而在许渊冲的翻译中,这两个典故已经被做了最大的简化,同时庄子典故中的迷茫情态与望帝典故中的悲伤气氛也在译诗中流失不少。杜鹃在西方是惹人喜爱的,东西对动物所持有的这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在翻译时是应该进行一番认真处理的。

3.关于沧海明珠与蓝田良玉两个典故的处理

《博物志》卷九记载:“南海外有鲛人,……其眼能泣珠。”凄冷的月光下鲛人落下了点点泪珠,此情此景怎么能让人悲不自胜呢?蓝田,今山西省蓝田县,产良玉。《困学纪闻》中记载了晚唐诗人司空图转引戴叔伦的一句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这里蕴含了作者对美好东西的慕而不得的失落,与首联的“华年”遥相呼应,使悲苦之情弥漫全诗。下面我们看看各位译者是如何处理这两个典故的。

(1)Tears that are pearls, in ocean moonlight streaming: Jade mists the sun distils from Sapphire Sward. (tr . By John A. Turner)

(2) In bright moonlit seas of blue, tears change to pearls; The air above Lantian shimmers from the jade hidden within its hill. (tr. By Zhang Tingchen & Bruce M. Wilson)

(3) By the vast sea, the moon brightens pearls’ tears; At indigo field, the sun warms jade that engenders smoke. (tr. By James J. Y. Liu)

(4) In moonlit pearls see tears in mermaid’s eyes; From sunburn jade in Blue Field let smoke rise! (tr. By X.Y. Z)

从以上的各种译法可以看出,译者根据自身对原诗的理解,以各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在译诗中再现了珠与泪、与月的关系,显得浑然一体,情景交融。对于蓝田,大多数都采取了意译的手法,把它译做“Sapphire Sward”、“indigo field”或者“Blue Field”。译者由于在前只是结构与审美倾向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对原诗的解读与在阐述必然也是千差万别的,而译者的创造性正集中体现在译诗的这些差异性中。

上面我们结合译者对《锦瑟》中出现的典故的不同处理方式,探讨了译者主体如何有效地发挥自身的创造性。诗歌翻译的目的,最主要的就是把它们完整地介绍给另一国的读者,“保存原作的风姿”。译者的创造性发挥对消除隔阂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处理典故的翻译时尤其如此。

三、关于译者主体创造性发挥的限度

如果把译者看作改写者,就改变了译者对原作亦步亦趋的被动局面,释放了译者作为译语文本创造这所具有的能量,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许渊冲先生提出了充分发挥译语有的观点,他尝试完全抛开《锦瑟》原诗的形式,依照雪莱“Music,when soft voices die”韵律格式来翻译。

Music, when the amorous king dies,

Vibrates in the cuckoo’s cry.

Odours, when the butterfly’s away,

Live in the poet’s dream by day.

Impearled tears, when the mermaid’s dies

For the beloved are shed.

My thoughts of you, when thou are gone,

Dreams--like love shall slumber on.

严格来说,这只是一种仿译而已。但是它也有可贵的创新之处,那就是把原诗的情感与主题用一种全新的形式表达出来,虽然在这首译诗中的内涵的丰富性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应该说《锦瑟》营造的迷离恍惚,缠绵悱恻的意境在这一仿诗中得到了相当完美的再现。

过故人庄翻译篇3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化 《庄子》英译 平衡

在中国诗词翻译中，如何处理形式和意义的关系是译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但在实际翻译中，由于受到各种语言和非语言限制， 如翻译诗学、意识形态、文化差异、语言表达不同等， 达到形意兼备并非易事。也就是说，解决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保持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平衡。为追求诗歌的形意兼备， 英国翻译理论曾萨沃里曾在《翻译的艺术》中明确提出，诗歌翻译要以诗译诗。赵彦春教授曾在《论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中也强调形式的重要性，他认为翻译时注重诗歌的形式和语言形式能够创作出符合诗歌“三要素”的佳作。本文以赵老师的部分《庄子》英译为例，来展示形式和意义是如何达到平衡的。以下就翻译中形义之间的几类典型对应关系作初步分析。

一、忠原文，近形式

原文：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线，足以糊口；鼓k播精，足以食十人。（选自《庄子》4）

赵译：A man called Rickets is so deformed， chin hidden in navel， head sunk between shoulders， hair on the back of his head twirled up， nostrils， mouth， eyes all pulled up， and thighbones and ribs interlocked. He makes a living by mending and washing clothes for others， and he can sustain a family of ten by husking and winnowing grains for others.

作者运用排比，基本四字格的堆砌，文笔简洁流畅， 结构工整紧凑，读起来朗朗上口。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译文很难模仿中文的四字格，只能谋求忠于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尽量接近原文形式。就这段译文来看，赵译基本译出大意，且译文形式尽量接近原文的风格。原文用四字格，译文用英语中的特有的语法结构，巧妙地使用了“名词+过去分词”的复合结构，如chin hidden in navel， head sunk， eyes pulled up等等，使原文句子更加简练，极富感染力。和四字格的效果雷同。内容和形式均相似，基本做到了与原文内容和形式的平衡。

二、近形式，异意义

原文：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选自《庄子》《在囿》篇）

赵译：He who has the land has a large thing. Having a large thing， he should not feel he has it； he should have it instead of being had by it. Only in this way can he have everything. If he knows he has the thing， not the thing has him， will he just rule the world？

“大物”的含义应该这样理解，大即道，大物即道物，即先天之道。赵老师的译法倾向于将原文表面意思译出，保留形式对等。笔者认为他的处理方式是合适的。这短小精悍的中文，蕴含了深厚意义，想完全译出并非易事。这样的例子在诗歌翻译中尤为经典。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华， 是音、形、义的完美结合的典范， 其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也正体现于这种完美的统一之中。而在实际翻译中，为求整体艺术效果的和谐对等，再现原始的意境和神韵，牺牲部分意义也是在所难免的。虽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但其形式和内涵已经十分接近。不得不说，赵译本在意义上有点偏差，但他保留了原文的音美，形美，可以从整体上说达到了意义和形式的平衡。

三、同内容，异形式

原文：“i之徙於南冥也，水羧千里，环u而上者九f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选自《庄子》2）

赵译：The Roc flies to South Sea， splashing water for one thousand miles， whooping and whirling upwards for thirty thousand miles. It travels before the wind of July.

本节原意是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的波涛，海面上急骤的狂风盘旋而上直冲九万里高空，离开北方的大海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方才停歇下来，而赵译中，笔者发现三千里译成one thousand miles，九万里译成thirty thousand miles，似乎意义和形式都十分不同。其实不然，奈达曾说过：“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征，要进行有效的交流，就必须遵守每种语言的特征。卓有成效的译者不会把一种语言的形式结构强加到另一种语言之上，而是随时作必要的调整，把原语的信息用译入语独特的结构表达出来。”汉语“三千里”和“九万里”都表示很远的距离，具有象征意义，是一个虚的概念，并非实指。同理，英文中的“one thousand miles”和“thirty thousand miles”也是一样的道理。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却蕴含了同样的意思，距离都很远。

中国古典文化翻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光大，其研究和翻译工作十分重要。赵彦春老师在《庄子》英译上的坚持以及他在英译上的处理很好地达到了意义和形式的平衡。上述三种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关系，在翻译中都很常见，且都有其存在的合理因素。我们不能只追求形式或者意义，而是注重二者的平衡关系。

参考文献：

[1]谭载喜.奈达和他的翻译理论[J].外国语，1989，（5）：33.

过故人庄翻译篇4

谢家庄也叫谢家炮坊。缘何此名？皆因谢家庄一庄百姓都是制造火药做烟花爆竹的高手。一到节庆，各家各户尽显手段，在自家门口燃放，一时，整个山庄火树银花。谢家庄的烟花爆竹盛名远播，北销豫宛，南销荆襄，东销大武汉。

谢家庄的烟花爆竹，追根溯源，都是大宅院老谢家传下来的。谢家祖上曾是大明军队制造火药的军官。明亡，清军入关，这军官流落到枣阳地界，见一处山岗长满梨树，梨木烧炭是做火药最好的原料，就领着家小在山岗上安家，伐木烧炭做火药，做成烟花爆竹销给远近百姓婚丧嫁娶燃放。久而久之，山庄越建越大，便叫了谢家庄。

清末民初，社会动乱不止，人们的身家性命都朝不保夕，谁还有闲心去燃放烟花爆竹，谢家庄的烟花爆竹有其名无其实了。谢家庄的当家人叫谢元德，五十来岁，已是军官的多少代世孙了。谢元德妻子早逝，膝下只有一女，农历九月九生日，取名叫谢九菊，年方十八，长得如花似玉，谢元德把祖上秘技悉心传授给女儿，准备给女儿招个夫婿上门，传继谢家烟火。如今，父女俩和一个二十多岁做长活的孤儿龙宝柱，一家三口过日子。

一九四二年，日军攻陷枣阳，为防大洪山中的新四军游击队的攻击，驻枣阳军司令派遣小鹿大队驻扎在谢家庄，在庄东修建了一座炮楼。队长小鹿一郎是个四十岁的军官，他不像其他鬼子兵一样，整日穷凶极恶地大叫：“死啦死啦的有——”小鹿是个中国通，平时很少穿军装，一身长袍马褂，像个中国书生，笑眯眯地在庄里晃来晃去。其实，小鹿一郎比那些穷凶极恶的鬼子兵还凶狠歹毒。刚到谢家庄时，小鹿带领鬼子兵下去抢粮，鬼子兵在旗杆湾村奸淫妇女，遭到村民反抗，小鹿下令鬼子兵血洗村庄，全村庄一百二十八口老幼妇孺，都让鬼子兵练了刺刀，鸡犬不留。

小鹿故作儒将风度，装风雅，有事没事就往大宅院谢老先生家跑，一双鹰隼一样的眼睛滴溜乱转，他是在搜寻谢九菊。小鹿第一次见到谢九菊，就被她的美貌惊呆了，淫心大发想占为己有。但他从谢元德老先生不亢不卑和谢九菊冷傲的神情中看出，用强达不到目的。谢元德和谢九菊何尝不明白小鹿的狼子贼心。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天，汉奸翻译官带着两个鬼子兵，气势汹汹地闯进大宅院“通”地把几包点心放在桌上，皮笑肉不笑地说：“恭喜老先生，贺喜老先生，小鹿太君看上你家女儿了，要给你做女婿呢，我今天是特意来保媒的。”

谢元德怔住了，祸事来了，女儿是难逃鬼子魔掌了，长叹一口气，眼泪差点掉下来。

翻译官眼一瞪说：“叹什么气，不给我面子呀！”

谢元德苦苦地摇摇头说：“不，不是，小女还小，还没准备让她出阁。”

翻译官脸一沉说：“怎么，小鹿太君和你结亲，你敢违抗？”翻译官长得尖头削脑，就像戏台上的三花脸，满肚子烂心眼。“给你一天时间你好好想想，这门亲事是应还是不应，自己掂量。”

谢元德心里憋气窝火，也在琢磨主意，就是死也不能让女儿落入鬼子的魔掌。

第二天，翻译官进门就问：“谢老头，怎样？想通了吗？”

“对不起，翻译官，小女早有婆家了。”谢元德指着做长活的龙宝柱说，“这就是小婿，我正准备给他们完婚呢。”这是昨晚一家三口商量出的主意。

翻译官像只疯了的狗：“老东西，你家做长活的，什么时候又成了女婿？”

谢元德早有对策，不急不慢地说：“这宝柱是我家做长活的，他是个孤儿，养在家里就是准备做女婿的。翻译官，皇军不是来建立大东亚共荣的么？中国的皇帝老儿都不敢抢有主的民妇，皇军要抢小女吗？”

翻译官气得龇牙咧嘴，一时找不出话来，气急败坏地说：“老东西，我不同你磨牙，到了炮楼你就知道厉害了。”手一挥，鬼子兵押了谢元德就走。

小鹿不像翻译官那样张牙舞爪，他盯着谢元德，恨不得一刀劈死他，拉出去喂狼狗。可转念一想，这只能加重中国人的仇恨，他要找个借口处死他。于是，小鹿阴笑着点了头说：“谢桑，结亲的不成，朋友的成，皇军准许你出庄去县城采购东西，你女儿成亲那天，我的讨杯酒喝。”

谢元德半信半疑地回家，不管怎么说，把女儿的婚事尽快办了才稳妥，于是带了龙宝柱就去县城买东西。

乡邻们闻讯过来帮忙收拾洞房，年轻人各显神通，要做出最好的烟花燃放，去去被鬼子兵欺压的晦气。

谢元德和龙宝柱一走三天，杳无音讯。谢九菊天天倚门而望。第三天傍晚，小鹿带着一队鬼子兵闯进大宅院，门板上抬着两具尸体，正是谢九菊倚门而望的老父和龙宝柱。小鹿面无表情地对谢九菊说：“谢姑娘，你的父亲和夫君私通新四军游击队的，这就是他们私通共党的代价。”说罢，扬长而去。

谢九菊和乡邻们悲愤欲绝地安葬了老父和龙宝柱。小鹿一郎带着翻译官亲自为自己来保媒，谢九菊似乎是被吓破了胆，竟然答应了。小鹿得寸进尺地说：“谢姑娘，谢家的烟花爆竹，大大的专家，我们的婚礼，大大的热闹。”

谢九菊平静地说：“小鹿太君，本姑娘正有此意，我不能让我的终身大事过得平平淡淡。九月初九是我的生日，还有三天时间，就把婚礼定在那天吧。”

小鹿咧着嘴直叫：“哟西！哟西！”

谢家庄的百姓们听到这件事，都惊呆了，纷纷痛骂这个卖身求荣的小女子。谢九菊我行我素，拿出家中的烟花，燃放试过后，才排在从大宅院到炮楼的迎亲路上，用草席遮住露水，让日本兵看守。谢九菊特地让小鹿命令鬼子兵从庄里抬来两只石碾盘，一左一右放在炮楼门口，谢九菊填充火药引信，她要做两只大烟花燃放。

小鹿的脸笑得像花儿般。他不仅满足马上美人在拥，更得意的是征服谢家庄，要知道，老谢家可是制造火药的世家呀。

翻译官谄笑着献媚说：“小鹿太君高明，钝刀子比快刀子更能征服人。”

九月初九这天早晨，谢九菊凤冠霞帔地走出家门，手一挥让翻译官指挥鬼子兵揭开草席，点燃烟花，在翻译官和鬼子兵的簇拥下，走在火树银花中，一步一步向炮楼走去。

鬼子兵何曾见过如此美妙的烟花，拥在炮楼前观看。随着地上引信的燃烧，谢九菊来到炮楼前。在引信燃烧到碾盘上的两只大烟花的一瞬间，谢九菊神情突变，她盯着小鹿说：“小鬼子，你的末日到了，你就到阴曹地府去成亲吧。”说罢，谢九菊回过头望着村庄，露出灿烂一笑。

“轰——轰——”天崩地裂两声巨响，两只烟花开了花，炮楼飞上了天，泥块瓦块裹着鬼子兵也飞上了天，炮楼被夷为平地，一片狼藉……

过故人庄翻译篇5

摘要 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极大差别，导致有一些唐诗编译起来十分麻烦，困难也比较大，逐渐就会被人们所遗失，这就注定了英译唐诗时必然会出现文化信息的缺失与遗漏。本文通过实例分析了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译者在“数字、删译、地理名词、典故”等各个方面的原因而造成的缺失遗漏现象，力求更进一步提高唐诗在英译过程中，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文化的沟通。

关键词：唐诗 西方文化 英译唐诗 文化信息的缺失与遗漏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从古至今，文化与翻译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唐诗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走出国门是理所应当的。但是由于语言上的差异，唐诗必须需要借用翻译活动推向世界，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阻碍了这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西方文化背景的极大差异，注定了英译唐诗时必然会出现文化信息的遗漏与缺失，因此，我们在文化领域必须进行交流，并且了解它们之间的不同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唐代诗歌的影响力，让诗歌走出中国，让全世界人民知道唐诗的精华和魅力，让各国朋友理解和欣赏唐诗文化。这也就需要译者在编译的时候必须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环境和底蕴，在认真读懂原稿的基础上懂得变通。

对于文化内涵我们必须抓住其核心所在，由表及里，从感性到理性表现出诗歌的生动魅力和文化内涵，这样才能够达到英译的真正效果和目的。但是由于中西方在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所以这就要求译者一定要注意文化的内涵和韵味，理解诗歌真正的意思，千万不能翻译表面上的字词。众所周知，翻译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即将一种语言转化成为其他语言的一种手段。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其目的就是将一种优秀的文化推向其他环境，实现文化之间的互相深入交流。下面笔者将就唐诗英译中出现的这类现象通过实例进行探讨分析，并通过详尽的分析，了解导致唐诗在英译中缺失和遗漏的原因，了解唐诗英译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文化障碍，力求在古诗词的英译过程中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文化的沟通。

二 唐诗对数字翻译的遗漏

在中国的语言中，比如说模糊数字的“一”、“十”、“万”、“千”、“百”，还有“三思而后行”、“一不做二不休”等等，这些说法是汉语中尤为常见的说法，也是人们最为平常的使用文字，因此这种语言习惯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在唐诗中。这些数字既有精确的一面，亦有模糊的意境。比如《秋浦歌》中写到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作品，李白运用极其夸张的表现手法，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苦衷，让人们读诗的同时就能够体会出诗人当时的心情。作者写的“白发三千丈”是运用了奇特的表现手法――夸张，我们想想，难道人真正有三千丈的头发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作者采用模糊数字，既大胆又新奇，既模糊又有韵味，借用有形的头发来突出无形的愁苦，这样运用夸张的表现手法，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的心情和叙说。而从下一句“缘愁似个长”，读者才明白原来这是为突出愁，既然白发能长到“三千”，作者心中愁之多、愁之重就不难想象了，这一切悲愤与愁苦便是首句白发“三千”的根源。因此，这三千丈的白发，是内心愁绪的象征，也将诗人的愁苦心态完全反映了出来。可见符合感情的要求、模糊的语言为诗歌增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通过这种表现手法很自然地就转化到了人们的心态中去。熟谙汉语习惯的人都很容易理解，然而在别的国家，其文化背景不同，自然就不会理解和感悟出夸张的表现手法和表达的心境。如果从表面上把“白发三千丈”翻译成：“My whitening hair would be a long,long rope。”这样就失去了唐诗固有的诗境和韵味、平淡无力，缺乏艺术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其中美妙的比喻意境就没有被体现出来。而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将这一句译为：“long,long is my whitening hair,long,long is laden with care.”这个翻译把李白事前的、表面布满的一种愁绪较好地表达了出来。所以说在翻译唐诗时，也要对其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英译出诗人当时的心态和用意，也才能够体现出汉语真正的美妙。郭沫若曾说过：“好的翻译等于创作，所以我一贯认为：翻译就是译者对作品的再创作。”因此，要翻译好唐诗就要求译者不但要精通中国文学，而且精通外国文学，要懂得两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历史特点。

三 删译造成的信息遗漏失踪

所谓删译造成的信息遗漏失踪即指译者为了语篇连贯，特意删除一些文化信息，这样无形中便失去了汉语所要表达的韵味。汉诗多具有文化内在的词语，其中每一个字都包罗着汉语的意境和当时的环境，有些译者因为不能识破和把握其中的奥秘，就根据自己个人的想象去编译，贸然删除相关的文化信息，以致造成文化遗漏缺失。如杜甫的《月夜忆舍弟》有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家乡明”。Herbert Allen Giles把它翻译成：“The crystal dew is glittering at my feet.The moon sheds,as of ol,her silvery lights.”在这里，Giles译文略去了“今夜”、“故乡”，这两词丢掉似乎不影响主要内容传达，但却损失了巨大的文化意象，让人读起来索然无味、淡如开水一般，诗中体现的思乡之情荡然无存。王佐良曾指出：翻译者在这里只是简单地将个别的词进行了处理，没有真正理解其深刻含义，没有将文化底蕴表现出来，显然达不到唐诗的意境和魅力。汉语中“明月”与“故乡”常连在一起用，用来表达诗人当时的那种思乡之愁苦，长年的文化积淀赋予了“明月”不平常的联想意义。明月可以寄托美好祝愿，表达浓烈的怀旧之感、思家之情，因而进一步陪衬出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所以这两个词理当译出。尽管有些词的概念意义一致，但因所处的国度和环境不同，其文化基础和底蕴就不一样，这样文化给予它们的附加意义（如感情、评价、理想意义）也就不同，假如编译者在编译的时候站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根据个人的看法、依靠本土文化提供的信息去理解，难免导致词汇链错位，往往就会失去特有的语境和意境。

在诗人李商隐《锦瑟》中，译者对“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进行了删译，这样势必让事物缺少了主角，即使不了解典故，译文读者也可以理解，减少了译文读者在文化上的限制因素。“Dim”一词的核心意是“朦胧的”，在这样的语境下即使有文化差异，也可以感受到“Dim morning dream to be a butterfly”的朦胧虚幻的美感；下半句“pour out”围绕其核心意所形成的语境也表现出倾心托付的意思，但是许渊冲删去的是中国光鲜文化特征的文化主角。读完译诗后读者可能会感到迷惑，是“谁”晓梦迷蝴蝶，是“谁”春心托杜鹃。原诗因为用了典故，表现出诗人对人生的长叹；经由庄生（哲学家的迷惑）望帝（封建帝王的悲哀）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阐明了人生无常、梦幻飘渺的事理。但若是译者只是浮泛地向译文读者呈诉两个没有主角的事物，读者不仅不会明白两者之间的联系，也不能真正理解几百年前我国唐诗的真正韵味和语境。

四 文化差异造成的地理名词的遗漏缺失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它本来只是某一地区的代码，但其实用意义却大于文学意义。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因此一个地名往往会让人浮想联翩，并且产生不同的心理反映，同样，文化也让一些中国的地名具有其独特的色彩。例如杜牧的《赠别》：“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Bynner将其译为：“On the YangZhou Road for three miles in the breeze, Every pearl-screen is open.But thers’s no one like her.”扬州在古代是文人墨客向往的消魂之所。Bynner用的是直译法，可是对于一个外国译者来说，对扬州这个地方的文化含义应该很难理解，因此也很难体会到诗句的精妙。许渊冲先生将其译为：“When the spring wind uprolls the pearly window screen,Her face outshines those on the splendid three miles way.”这种意译似乎更妥当。在翻译的过程中省略了地名扬州，但将其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

中国拥有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其诗歌传统中的一些地名被反复吟咏，遂以之为中心形成了具有丰富民族心理蕴含的文化意象，同时地名的来源都有一段动听的故事。一些地名如阳关、姑苏、幽州等等，由于许多诗人将这些地名用来做诗，遂成为了诗中的一个代名词，一见则诗味油然而生。唐诗中地名频现，指代尤其丰富，诗人们常借某一地域的山水抒发诗情，并通过这些地名表达自己内心的语言，这些地名就被“诗化”了，并形成文化意蕴。此时地名绝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名称，其含蓄的意蕴包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独特的色彩。

五 典故在文化差异中的缺失

在辞海中，典故的定义为“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它主要由神话、寓言、传说、历史故事或人名构成，每一个都具有一些特定的故事或者文化环境。典故大致来源于民间故事、传说、民间习俗、神话、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或是某个地名等。作为汉语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典故的形成具有其深厚的历史价值，具有中国的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典故在结构上简练、蕴意丰富、特色鲜明，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典故的运用，在我国唐诗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因此如果还是按照字面意思进行英译的话，在唐诗的翻译过程中对于典故的处理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译文的质量，根本不能够体现出当时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譬如《锦瑟》中庄生化蝶和望帝化鹃都是运用典故，这两个典故对于稍有文学常识的原文读者来说很容易理解，但对于译文读者来说，由于缺少必要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如果仅仅将这两句直译为：Zhuang Zhou’s puzzled“Is it the butterfly or I was dreaming?” King Wang’s bleeding heart’s restored in the cuckoo appealing。目的语读者肯定很难领悟作者的深层次含义，而且这样的编译让人读不出诗中的那种美景，因此对于所缺少的文化历史背景的补述是必要的。

六 结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思想的工具，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词汇是语言的基本要素，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是语言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文化差异在词汇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文化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不少英汉词汇的内涵意义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如“rose”和“玫瑰”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都象征着爱情，但“under the rose”却指秘密和沉默。中国人常用“带刺的玫瑰”指“貌美而不易接近的姑娘”。“驴”和“ass”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是“呆傻，愚蠢”之意，如“蠢驴、silly ass”，但“驴”在汉语中也喻指性格暴躁，而“ass”在英语中还是“倔强”的象征。由此可以看出，同一概念的词在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内涵意义，文化对词汇意义的制约往往构成词汇理解和翻译的障碍。作为一位优秀的翻译者，把原文词汇中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气息融进译文而又使译文的意义准确明了，在译文中可能多地再现原来词汇的文化色彩，使读者充分领略词汇的文化内涵，更好地理解异域文化。

参考文献：

[1] 董务刚：《评许渊冲译诗〈江雪〉》，《盐城师专学报》（哲学社科版），1996年第4期。

[2] 龚景浩：《英译中国古词精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3]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 吕叔湘：《中诗英译比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

[5] 林语堂：《诗词翻译的艺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

[6] 萧涤非、程千帆等主编：《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7] 许渊冲：《诗词翻译的艺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

[8] 张廷琛、魏博思主编：《唐诗一百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

过故人庄翻译篇6

关键词：文体翻译研究　文体与翻译关系　翻译实例中的文体学理论

一、引言

文体学是一门研究文体和语言风格的学科。它在西方传统修辞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直到本世纪初人们才开始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去探讨文体的问题。所以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本世纪内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文体学有传统文体学和现代文体学之分；传统文体学指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分析作家的文学风格，研究代表作品风格特点的语言变体；现代文体学则指用现代语言学的原理与分析方法研究包括文学文体在内的各类文体，本文所说文体学当指后者。

近来较新的研究领域是用文体学的理论研究翻译及其规律。该领域的学者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和翻译风格，将翻译学与文体学结合起来即文体翻译研究，这是一门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课题。本文拟从文体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

二、文体与翻译

文体学与翻译之间关系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第一常规和变异的问题。“常规”和“变异”是文体学中的两个术语。“常规”即指“口语或书面语中人们所公认的标准形式”，“变异”是指“不符合公认的标准的语法和语义规范的话语的统称”。通俗一点说，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总要遵循一定的规范，而这就是常规；但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也不会总是遵循某种语言规范而一成不变，相反，人们为了最恰当地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总是在使用语言时有所选择和变化，甚至使用偏离语言常规的话语或表现形式，这就是变异。请见下面例子：

the man (gatekeeper) went into drink his can of tea, the girls went on down the lane that was deep in soft dusk. gudrun was as if numbed in her mind by the sense of indomitable soft weight of the man, bearing down into the living body of the horse: the strong, indomitable thighs of the blond man clenching the palpitating body of the mare into pure control; a sort white magnetic domination from the loins and thighs and calves, enclosing and encompassing the mare heavily into unutterable subordination, soft-blood-subordination, terrible.

一般地说，涉及到语言规则方面的常规与变异是比较容易确定的，例子摘自james joyce 的ulysses，乔伊斯打破了标点符号常规，让句子连成一体，旨在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我们知道, 常规与变异是相对而言的, 它们在对立中存在, 在比较中产生, 因此比较的方法是区分常规与变异的主要方法。在那短短的只有2个句子的段落中却有很多的重复,词汇重复和句法结构重复。这尤其表现在第二句的异乎寻常的扩展之中（而这些正是这一段中的变异之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那个重复得最多的词“soft” 在第一句中“soft dusk”是直截了当的形容词用法但是在下面一句中, “soft weight”就颇不寻常,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联觉表现。它可能是一种实际的描写有些东西重而柔软, 另一些东西又重又硬）。

第二、词句与篇章的问题。王佐良先生曾说过“文体学的贡献之一, 是使语言研究者把眼光从单句转移到整篇谈话或文章上面”，现代语言学家、文体学家不仅仅注意词与词或词与句子之间的关系, 他们还注意研究词或句子与段落以及整篇文章之间的关系。这样从单词、单句进而注意到段落乃至整篇文章, 对于文体学研究固然重要, 并且它对于翻译工作也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例如 ：

“i didn’t know dey was so many un um.i hain’t hearn about none un um,skasely,but ole

king sollermun, onless you counts dem kings dat’s in a pack er k’yards.how much do a king git?”

“get?” i says;“why, they get a thousand dollars a month if they want it;......”

这是从马克· 吐温的《哈克贝利· 芬恩历险记》中的一段。中译本上的译文为： “ 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多贵人哩。除了一个所罗门老国王,我差不多连一个都没听说过,除非你把一裸扑克牌里的王牌都算上。国王挣多少钱呢？”“挣钱”我说“ 哼,他们要钱的话,一月能拿一千块哪”。

这段译文从传统角度看算得上是上乘了。但从今天的文体学角度出发,并且考虑到这些语言与整个篇章以及背景之间的关系，尚有改进余地,尤其是第一段吉姆说的话。吉姆是个黑奴, 说黑人土话, 他未受过任何教育，所以说话中词汇语法错误很多。因此他与哈克的语言就有区别。其实这正是马克? 吐温为塑造人物形象而“ 煞费苦心写成的”，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译“ 俺不知道还有这么多贵人哩。俺哪听说过什么国王啊,只晓得有个所拉门老国王,除非你把扑克牌上的国王也算上。国王挣几个钱呢” “挣钱”，我说，“ 嗨,他们要钱的话,一个月能拿一千块呢”。

第三是对等问题即翻译讲究对等。从理论上说,翻译过程就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寻找与原文对等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但以往我们注意得较多的是意思上的对等，从文体学的角度出发,对等至少包括以下内容：意思相同；形式相同；文体相同；感彩相同。有位学者有一次在校对译稿时,发现一位同志将“he was already three score and ten.”译成他已70岁了，这样译尽管意思上完全对等了，但从文体学的角度看，译文与原文不是很吻合，因为“three score and ten” 虽是“70”的意思，但文体庄重古雅, 故改译成“ 他已至古稀之年”,因为“ 古稀之年” 一词来自“人到70古来稀” 这一熟语,故意思相同再则“ 古稀之年” 一词文体色彩也较为庄重,故与原文较吻合。

最后谈谈“ 适合性” 的问题。有些人在翻译时往往只注意语言的正确性,而忽视其适合性。对“什么样的语言适合什么样的场合”这一文体学的核心问题缺乏了解因而有时译文虽然正确通顺,却不能体现原文的风格和精神。这就是通常说的不得体，这种情况在原文具有独特的文体风格时显得尤为突出。例如,我们在翻译政论文章时就要注意政论文体的特点，语言庄重规范、结构严谨、句式复杂、长句多、逻辑性强、信息点多、语言冗余现象少,采用正规或极正规的文体,一般不采用口语体或非正规文体，如果忽视了这些特点,是很难能拿出好译文来的。所以,要解决译文的得体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进行一点文体学的研究,运用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去分析原文的表现形式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译文中选取最为准确、最为适合、最为有效的表达手段去表现与原文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效果。

三、结论

以上谈及的只是文体学的几个方面，文体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从词汇、短语、句子到篇章结构,从语音、语法、修辞手段到韵律、节奏等方面,甚至涉及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因素，当然,我们翻译工作者并非要像文体学家那样详尽、细致地去分析将要翻译的东西,而只是要运用文体学的理论从总体上把握所要译的材料,运用文体学的分析方法去处理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

总之,虽然文体学有其本身的局限,也不可能解决翻译中的一切问题,但从它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去研究文章的表层形式与深层含义、文体功能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出发,它对于解决现代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形式上的吻合“ 形似” 还是意义上的吻合“ 神似”,或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无疑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探讨价值。

参考文献：

[1]王佐良.英语文体学论文集[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38-158.

[2]菲茨杰拉德.大人物盖茨比[m].范岳译,辽宁人民出版社:47.

过故人庄翻译篇7

关键词：法律英语 英语翻译 文化差异 法系差异 心理思维差异

法律英语，是以英语为基础，用以表述法律科学概念及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用的语种或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它是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法律英语特点鲜明，在词汇使用上庄重规范，书面语多，句法结构纷繁复杂，大量使用祈使句、被动语态、综合复杂句以及虚拟语气等。法律英语目前已经成为法律与英语中的一门交叉学科，在社会上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本文主要对法律英语翻译进行了总结分析，希望能够对法律英语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帮助。

一、法律英语的特征

法律英语就其文体来说属于职业专用英语，是一种正式的书面语体，是应用语的一个分支，也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一种语种。其行文庄重、结构严谨、表达准确。作为一种专用英语，法律英语在词汇的使用、句法的安排、文体的选择上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具体来说：

1.句法特征

句法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包括惯用长句，分词短语使用普遍（为了清晰地表达句意，法律英语往往更多地使用分词短语来代替从句做定语、状语或宾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使用频率高，条件从句使用率高。法律英语句法的这些特征是我们研究和对其进行翻译时所必须深入考虑和分析的。

2.词汇特征

词汇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分为使用法律专门术语（法律英语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法律语言）；拉丁语频繁被使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拉丁语在英美法律实践中频繁被使用）；相对词义的词语大量涌现；普通词语被赋予法律含义，如party在法律英语中被理解为“当事人”等。

3.文体特征

法律英语属于书面英语。在起草法律文件时，严密准确是法律英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特征。只有严密准确的法律英语才能保障法律的权威性，才能更好地反映立法意图并体现立法原则，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才能更好地便于对法律进行解读和执行，从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法制水平。

二、法律英语翻译

1.法律英语翻译的一般原则

法律英语是一种应用性比较强的语言类型，法律英语翻译一般来说要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①词语使用的庄严性。法律英语由于其直接鉴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所以对用词的准确性要求相当高。这一点是在进行翻译时必须牢记的。②准确性原则。在对法律英语进行翻译时应当表达清楚具体，并尽量摆脱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注意两种语言在表达上存在的差异，避免因使用错误的词语而使翻译失去准确性。③精炼性原则。翻译法律英语除了准确外，还应遵循精炼的原则，即用少量的词语传达大量的信息。精炼性原则要求应尽量做到舍繁求简，避免逐词翻译、行文拖沓。④术语一致性原则。为了维护同一概念、内涵或事物在法律上始终同一，以免引起歧义，即使同一词语多次重复，一经选定就必须前后统一等。法律英语的这些翻译原则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时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2.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

法律英语翻译是国家间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律英语翻译的目的就是克服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民族差异性的障碍，促进国家之间的法律交流。根据笔者多年的学习、观察，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主要有：①选择内涵最接近的法律词汇进行翻译。在中西法律文化之间，有些词的含义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会存在内涵最为接近的词汇，这时可以采用而不会导致太大的误读。②创造新的法律词汇。很多的情况之下，译者们在面临一种文化中有而另一种文化中无的事物时，会采用音译的办法，翻译法律英语时也需要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加工和想象，如罗马法系中的“legal person”最初被译成“法人”，“due procedure”译成“正当程序”等都是一种建设性的创新。③必要的解释。由于中西方诸多法律理念的基本差异，法律英语中有许多的词汇如果直接翻译，就会使它的意义非常不明确，此时，在忠实原文内涵的基础上做一些人为的增减就非常必要。法律英语以上的一些基本翻译方法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中可以采取的一些基本方法。

三、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因素

1.语言文化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不一，在行文结构、遣词习惯及句法层面上相去甚远。英语句子重分析，故造句多形合。而汉语句子则重意合，是靠逻辑事理的顺序来实现意合、流动、气韵三位一体的横向铺排的。由于两种语言特征各异，再加之法律语言的措辞要求严谨，故在翻译时往往不能正确遵循各自的语法要求，从而不利于表达。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已经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和重视。

2.包括法系在内的法律文化差异

王佐良先生认为：“翻译工作者处理的是个别之词，面对的却是两大文化。”法律英语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对译，恰恰相反，由于法律英语涉猎范围甚广，包括各部门法以及诸多法律边缘学科，故从事法律英语翻译的人士须熟悉中英有关的法律知识，如果缺少相应的法律文化底蕴尤其是一些法制史方面知识的了解，稍有不慎就会谬以千里，造成不完全理解或理解错误。法律文化的差异目前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3.思维方式差异

中西方由于语言文化习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差异导致他们在逻辑思维方式上同样存在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一方面将影响到其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其理解、翻译语言的方式。因而，可以说，思维方式的差异同样是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律英语是法律与英语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应用非常强的学科。法律英语翻译之难就在于翻译的过程要实现法律与英语的双重要求。区别于其他的英语翻译，法律英语由于其准确性要求高，法律知识面要求广，因而法律英语对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综合素质要求。这既对他们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希望本文对法律英语翻译的有关知识点的总结和梳理能够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法律英语翻译，并进而提高法律英语的翻译质量和水平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邱贵溪.论法律文件翻译的若干原则.载.中国科技翻译.20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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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燕鸿.法律英语翻译的准确性与模糊性.载.双语学习.2007年9月.

［5］李慧.文化差异对法律英语翻译的影响.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1期.

［6］沈春华.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载.武汉工业学院学报.2004年9月.

过故人庄翻译篇8

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经典的翻译，又是哲学理论的翻译，同时还是一种文学的翻译。佛经翻译可以作为文学翻译来看，这不仅仅是指它翻译了一些文学故事，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翻译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翻译。作为文学，佛经翻译自然逐渐为中国文学所吸收，并被融进中国文学中去，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佛经翻译理论，则多是从文学角度去讨论翻译的，它与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身也成为了中古时期文学、美学理论的一部分。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首先表现在它的理论概念、范畴就是从传统的文学、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这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他的《法句经序》就借用孔子、老子的文学、美学观来阐述其对翻译的看法：

仆（指支谦）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仆初嫌其辞不雅。维袛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金陵刻经处本）

这里所出现的雅与达、信与美、言与意、文与质等概念及范畴都是出自先秦时期的传统文艺观与美学观。支谦的祖籍是月氏人，而父亲在汉灵帝之世已来到中国，他也出生在中国，其实他早已汉化。他对中国学问相当精通，传载他避乱江南时，曾在孙权门下被拜为博士，并辅导东宫。他的翻译也更受中国老、庄的影响，在名词概念上常拿老、庄词语与佛教大乘经典词语相牵合。因此，在阐述翻译观点时，自然也沿用中国传统的孔、老之言。自他以后的译人在谈翻译时几乎都沿袭他所开创的传统。如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序》在评价前人的出经时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指支谦），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同上书，卷八）道安在这里则从庄子的以朴为美的文艺美学观出发去指责支谦、叉罗的意译的。又如僧肇评鸠摩罗什所译的《百论》是“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同上书，卷十一），慧远评僧伽提婆所译的《三法度论》是“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同上书，卷十）。这些都渊源于传统的文艺美学观。

从实质上看，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佛经翻译的初期，由于语言不甚精通的限制，也更由于中印文化背景的差异，翻译的难度是很大的。为了寻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沟通点，译者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本无”译“性空”、“真如”，用“无为”译“涅槃”，用道家的吐纳（入息、出息）去译佛教的禅观（安般）等等。这实际上是为了缩短不同文化间的距离。而在佛经翻译初期，翻译往往是中外合作的，一般先由外国僧人背诵（初期译经没有原本）(注1)，再由懂西域语言（不完全是梵语，有的是西域诸国语言，即所谓胡语）的中国居士或僧人翻译成汉语，再执笔写下来。语言的转换实则是文化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当中，中国人只能是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接受佛教文化。此时，译者如何对待翻译的过程，怎么表达自己对翻译的评价与认识，也只有站到中国文化传统里去，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词语。从这一点看，佛经翻译理论又可以看作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

实际上，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到近代，甚至是1949年以后，仍然还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观来表述其理论观点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先生就指出，这三字的提出早已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中了。(注2)傅雷1951年提出的“神似论”，(注3)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论”，(注4)都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理论的。这种情况也表明：中国历来就是把翻译当作一门艺术，从美学的高度去要求的。翻译理论实际上也便是文学与美学的理论。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我们还可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理论的中心议题看出。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理论主要就是讨论佛经翻译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文质之争成为了贯穿中古佛经翻译全过程的中心议题。名僧道安、鸠摩罗什、僧肇、僧睿、慧远等都对翻译的文质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关材料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曾有列举，这里不妨再抄录出来：

《梁僧传》记道安之言曰：“支谦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出三藏记》卷十载道安《楞婆沙序》(注5)：“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所不取。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出三藏记》卷七载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

《出三藏记》卷十载慧远《大智论钞序》：“圣人以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义微则隐昧无象，旨远则幽绪莫寻。故令玩常训者，牵于近习，束名教者，惑于未闻。若开易进之路，则阶藉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

《出三藏记》卷七载《首楞严后记》（不详作者）：“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

僧祜《出三藏记》：“方言殊音，文质以异，译梵为晋，出非一人。或善梵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梵。众经浩然，难以折中。”

佛经翻译的文质问题主要是讨论文辞与经意的关系问题，即在翻译佛经时到底是仅仅以传达佛经的内容就算了，还是应该在传达内容的同时尽量使文辞更雅，更具美文学色彩。实际上这也是从文学的角度提出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佛经翻译关于文质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三种意见：一种主张直译（偏于质），如道安，一种主张意译（偏于文），如鸠摩罗什，一种是折中（主张文质相兼），如慧远。(注6)而梁代的文论之争基本上也区分为三派，一派是以裴子野、刘子遴为代表的守旧派，一派是以萧纲、徐樆父子、庾肩吾父子为代表的趋新派，另一派是以萧统、刘勰为代表的折中派。(注7)这三派讨论的主要议题中也有文与质的关系问题。如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