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3 12:03:20
读完《平凡的世界》后，我感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曾经的抱怨、愤世不公是多么的幼稚。与主人公的经历比起来，我们是多么渺小，从小学一路走来，没有经历什么挫折，而我们称道的是考试失败，情绪失落等等，与少安、少平相比较我们又算什么呢？相信自己能飞！这是读完这本书后，我的第一个感受。在这部被誉为“第一部全景式描写中国当代城乡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巨着中，作者围绕着主人公孙少安与孙少平兄弟俩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中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最终获得生活上的成功，谱写了一曲充满活力的生命之歌，向人们揭示了人生的自强与自信、奋斗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并以一幕幕催人泪下的苦难所展示出的人物的顽强坚韧的信念告诉人们：苦难与挫折只是个躯壳，真正广阔的生活意义在于我们对生活理想所持的生生不息的虔诚与热情中所体现的坚强的信念“相信自己能飞！”
少安与少平两兄弟同为黄土地的儿子，在“平凡的世界”中，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探索人生。不向命运妥协，他们相信自己的双手可能改变命运。他们在一次次苦难中得到锤炼与升华，表现出当代农民的顽强与坚韧。小说广泛涉及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生动地记录了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它表达了昂首向上的奋发精神，展示了人的自尊、自强与自信。
没有一条小船不是经过风暴而顺利抵达港湾的。孙少安的成功亦不例外，在实现“飞”的壮举与体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他也曾遭遇到不断的挫折和打击。为了扩大社员自留地，他曾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来批判；曾为尝试着进行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而遭到县委的严厉批评；最为残酷的是在第一次扩大砖厂时，因高薪聘来的烧砖师是骗子的缘故，他的砖全部被烧砸了。无力归还贷款，也付不出村中帮忙劳力的工资，那时，他就像一只被风暴打断翅膀的小鸟在冷风中簌簌地颤抖着。
真、善、美，永远是人们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书中的一个个主要人物，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善良。然而，人物的结局总令人伤怀，几乎没有一个结局是完美的：孙少安干出了点名堂，他贤惠的妻子却劳累至喷血；天润叶终于明白了李向前对她的一往情深，毅然与之结合，可向前却已是残废。孙少平以他独有的人格力量赢得了地位悬殊的田晓霞的爱，可田晓霞却再也回不到他的身边；润生义无反顾地与郝红梅结合，可她毕竟还带来孩子；金波呢，还不知道要追寻那梦中女子到何时。这一切的一切，总令人有些惋惜。特别是少平与晓霞，地位相差那么多，却能够心心相印，都愿他们会有个完满的结局，可作者路遥偏偏那么残忍！我有些明白：
我们心理上总不愿去接受悲剧，所以很多作品多以大团圆结局。然而，生活中是没有完美的。而正是这不完美，才是更能打动人的一种美。维纳斯正因为断臂才显得更美，把这种美称为残缺的美。正是书中人物结局如此安排，真、善、美的统一，使读者唏嘘不已。
我们应该相信：“火把虽然下垂，火舌却一直向上燃烧。”
关键词：劳动；生存；意义
0 引言
“劳动”是文学叙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话语资源。从上古歌谣到各朝各代的文艺著作，“劳动”不仅和文艺的生产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成为文艺表达审美内涵的载体。在“现代性”文学的建构过程中，“劳动”也被纳入时代语境的文学想象，以传统“劳动”审美话语的为基础，有关乡村改良、农村革命、农民启蒙、等诸多新的话语资源被纳入文学书写范畴。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被视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途径，“劳动”、“劳动人民”一度成为文学集中关注的对象。进入新时期，随着改革的发生，“劳动”的叙事又有了新的变化。80年代初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是一部主要描写农村在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主人公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图改变苦难现实和自己艰难命运的著作。
1 孙少安式的劳动
郑克中先生在《解析劳动》一文中认为：“劳动其实就是人的谋生活动；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劳动就是既有利于自己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人的职业谋生活动。劳动与非劳动区别就在于：活动是否出于谋生的目的。”[1]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将“劳动”抽象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哲学命题，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的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2]马克思对劳动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的强调，自觉地提出“谁才是世界的创造主体”这一深刻的命题。《平凡的世界》主要叙述两种“劳动”：一种是以孙少安为代表的通过“劳动”形式的改变和多样而发家致富，摆脱物质上的贫苦；另一种是以孙少平为代表的用自己劳动的方式确立个人的主体性和尊严，思考存在的意义。
在《平凡的世界》中，“劳动”成为主人公拯救自己于苦难的途径，这意味着通过“劳动”可以摆脱原来不幸的命运而获得新生。作为家里的长子，孙少安过早的担起全家的生活，他十八岁就当上双水村生产队的队长。为了带领全队脱离贫困，孙少安千方百计地寻找发家致富的路子。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从陈旧模式的禁锢中冲出的时候，农村改革的政策适时地宣传到双水村，孙少安敏锐地抓住农村政策的内容要旨，带领他们队第一个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
新时期农村经济改革的第一步是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但农村经济改革不仅是以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还农民以自，调动其积极性，同时还蕴含生产结构的变革。乡村劳动将不再单一地指向“农业劳动”，有关“劳动”对象、内容、方式及文化等都将得到扩展性的重构。孙少安很快地从痛苦的经验中懂得，要想富起来，必须向土地以外组织劳动生产。孙少安将烧砖这件新的劳动方式看得无比虔诚，第一次烧砖的成功，不仅给孙少安带来了财富上的喜悦，而且更坚定他烧砖的决心。孙少安通过贷款和借款的方式，成为双水村的第一个乡镇企业。通过孙少安的辛勤劳动，他们全家终于摆脱贫下中农的窘境。
2 孙少平式的劳动
不同于大哥孙少安获得物质满足的劳动，孙少平更多的是在寻找一种实现个人价值意义的劳动。他想在劳动中净化精神和改造灵魂，而不是一辈子被几亩田地所束缚，进而整个人生失去存在的更大价值。孙少平宁可蹲在黄原城的东关大桥头当揽工汉，或者在铜城大牙湾煤矿地下挖煤，更不会想着借助田晓霞的关系来获得更好的工作。孙少平通过自食其力的劳动而使自己坦然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他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劳动者。借着自己的劳动和品德孙少平赢得大家的称赞和信任，更重要的是在劳动中孙少平认识自我、体验生命价值。
在新时期的改革初期，随着劳动观念的变化，劳动内容的丰富、形式转变，“劳动者”与“土地”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劳动者从依附于土地而被剥削的命运中，转变为占有土地。这样一种转变给孙少平渴望冲出土地、摆脱耕种收获的劳作生活方式的愿望，从而为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提供契机。当孙少平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踏实，获得一份矿工的工作时，他整个人发自内心的激动和高兴。在孙少平的世界观劳动是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和个体独立的重要工具。
3 两种劳动的局限
纵观孙少安和孙少平的两种“劳动”，联系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发现这是改革初期特有的现象。因为过去祖祖辈辈的过度贫穷，使得孙少安极度地想脱离现实苦难而发家致富，在改革面前，孙少安会费尽心思地通过各种劳动方式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孙少平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农村那个封闭而狭窄的小空间内，不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足，他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获得存在的意义。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与深入，在新的生产力背景下又出现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孙少安和孙少平的劳动，在更复杂的改革现实面前，显得简单而天真。尤其是孙少平这个人物的塑造，带有作者路遥浪漫主义式文学化想象的成分。“小说结束于1985年，尽管路遥无法预见未来，但已经有不祥的暗示：少安的砖厂在历经坎坷后度过危机，然而妻子秀莲得了肺癌；少平在井下救人，被一块‘大矸石’毁容，”“90年代乡镇企业倒闭、矿难频发等等现实，更加印证了少安、少平们的未来。”[3]
随着时代改革的发展，这两种劳动冲击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劳动观念，这必然引起传统与现代的心理认识的冲突。“劳动”作为人与土地之间发生关系的“媒介”发生巨大变化，触动农村社会维系生存的根本――土地，以及人与土地的关系。传统农业劳动青年人他们渴望富裕，对城市生活过渡渴望，使得他们对传统农业劳动发生情感的背离，这也为此后叛逃土地酝酿情感基础。在随后的“农民工”进城的浪潮中，折射的是对乡村劳动情感的彻底沦陷，体现出人们对劳动生活的价值观念发生转变。严海蓉描述从乡村走出去的打工者的心态：“在中国当展的背景下，农村成为他们想要挣脱和逃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间、做‘人’的空间是城市。”[4]这种对土地的叛逃，造成一个无法抹去的影响即是渐趋荒芜的田野、日渐落寞的土地、逐步空寂的乡村和已然锈蚀的劳动工具。而当在城市失去可以谋生的劳动能力时，原本那个安身立命的土地已经回不去，他们陷入一种尴尬而无奈的境地。
4 结语
《平凡的世界》中的两种劳动，无论是孙少安式的劳动，还是孙少平式的劳动，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都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更是当时人的劳动态度。虽然不乏天真的想象，但反映那个时代的人们，为了生存的需求和生存的意义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探索。如今重新审视《平凡的世界》里的这两种劳动，孙少安和孙少平后来可能遭遇的困难和窘境不可避免，但是他们的意义在于对生存需要的劳动和生存意义的劳动的虔诚与认真。孙少安在那种改革初期所具有的魄力和胆识，以及孙少平不局限于物质而对生存意义的追求。
参考文献：
[1] 郑克中.客观效用价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23.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2.
[3] S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J].文艺争鸣，2010（03）.
来自北京的邀请函
“信上让我接到通知后，立即将有关资料和三张两寸彩照、身份证复印件和汇款凭证复印件（高级经济研究员的会费3000元）寄回，还说该中心将于12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表彰大会，届时相关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会议并授予证书。”
看到这里，李宏万分激动，他将邀请函所列的要求全部完成后，便在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幻想着与国家领导人近距离接触时的场景。
“我拿过专利，在电动轿车这个领域有一定的研究，以前类似的邀请函我也接到过不少，只不过都没有这次的级别高。刚接到邀请函时，我也有过一丝怀疑，但转念一想，他们能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并且了解我的全部信息，肯定不会有假。”李宏告诉《方圆》记者。
然而，一场“空欢喜”正在等着李宏。2010年12月28日，对表彰大会渴望已久的李宏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钓鱼台国宾馆，“他一直都没有给我寄来火车票，也没有通知我到北京参加会议，我实在等不及就自己过去了。那天我拿着国务院行业人才中心寄给我的相关材料去开会地点，结果却被告知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李宏并不甘心，他又去了邮局查询。邮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那个信箱是由北京市建设文化有限公司注册的，该公司地址在丰台。“我和家人就按照邮局提供的地址去丰台找这家公司，还是没有找到，这时我才愿意相信自己是被骗了，于是我就到公安局去报案了。”
随后的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与会人员”都来到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旋即展开侦查，并顺着李宏所给出的报案线索，找到了孙树攀。
“什么都不干、钞票大把赚”
孙树攀是谁？孙树攀本是个无业青年，今年28岁，只有小学文化。他不到二十岁就到北京闯荡，做过保安、摆过小摊……但他一手导演的表彰骗局在6个月内使117位年届古稀的老人上钩，诈骗总金额达38万元。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以“评奖”为名诈骗，2008年，他曾因犯诈骗罪被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2009年2月18日，刑满释放后的孙树攀只身一人去了西安。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孙树攀只能打一些零工、苦工，再后来，他就回老家跟着姐夫一起跑运输。
“这种日子太辛苦了，每天起早贪黑，忙忙碌碌，挣的钱却只能算勉强糊口，有时候还会凭空遭人白眼。”孙树攀不想被人瞧不起，他想要过富裕的生活，但又不想为此多辛劳、多付出一些。
就在孙树攀一筹莫展时，他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王飞虹（化名）说他在北京做买卖，让我过去跟他一块干，我负责去邮局取各地的汇款，每笔钱我俩三七分成，我三他七。”孙树攀知道，王飞虹所谓的买卖就是虚构自己是某国家机关评比表彰工作小组的成员，以评选“中国”优秀人才为噱头，向一些被害人发放邀请函并要求他们缴纳相关手续费。他明白这是犯法的事情，但却无法抵挡这百分之三十的诱惑。
为了规避风险，根据前次举办这种评奖活动的经验，孙树攀决定雇一个人代替他去邮局取钱，自己则做“中间人”。同时，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何平”。这样，自己暴露的几率就会小很多，“一旦出事，我既没有亲自去取钱，又没有亲自去骗人，只不过就是钱在自己这里转一下手，不会留下任何证据。” 孙树攀认为，这样计划给自己带来的危险最小。
考虑到所做的“买卖”并不是什么合法的生意，为了保险起见，孙树攀想要找一个老实可靠、不多嘴多舌的人来帮自己取钱。于是，他开始托朋友帮自己去物色这样的人选，张允腾就这样进入了他的视线范围。
“我让张允腾拿几张照片给我，然后找办假证的人按王飞虹提供的基本信息制作了假身份证，又带着张允腾去丰台区六里桥附近的邮局取了钱和邮包。”从这以后，孙树攀正式把取钱的任务交给张允腾，自己则舒舒服服地做起了“中间人”。与此同时，他还交了个女朋友，一起过着“什么都不干、钞票大把赚”的奢靡生活。
撇开王飞虹单干
一切都按照孙树攀的计划稳步进行，张允腾每天跑一趟邮局取钱，取来钱后，他再把钱转给王飞虹。王飞虹的“评奖工作”办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孙树攀“每天经手的钱多则一万、少则也有一两千”。仗着自己之前已经从事过这个行当，对“评奖工作”的流程非常熟悉，孙树攀认为，如果撇开王飞虹单干，少了“中间环节”，自己的利润会比王飞虹多很多。
想到这里，他开始着手制定计划，准备重操旧业。
孙树攀首先购买了两部大灵通电话，设置呼叫转移到自己的手机上。为了增加可信性，“我又注册了几个邮箱，分别以国务院行业人才交流中心、国务院行业人才发展委员会、国务院行业人才管理中心、国务院经济人才调查中心的首字母为前缀。”孙树攀说。
随后，孙树攀又到西黄村办了几个假的营业执照，包括“北京建筑文化有限公司”、“北京丽者文化有限公司”等。
“我又让张允腾拿几张他的照片给我，给他办了‘李聪聪’、‘王治雄’和‘张国首’三张身份证。然后，我带着这几张假营业执照和假身份证分别去处邮局、长辛店邮局和六里桥邮局申请了信箱。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避免因为经常在一家邮局取钱而被怀疑的情况出现。”
准备工作完成后，孙树攀通过百度找到一家会议策划的公司，告诉对方说自己想做一个各行各业参与的会议，让会议公司设计流程、网页以及邀请函。“网上这种类型的公司特别多，我只要跟他们说我的要求等就可以了，他们也不需要我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对此，孙树攀已经十分有经验了。
为了更好地实施自己的行骗计划，孙树攀决定打出“国务院”的名号。会议策划公司根据孙树攀的要求，在设计网页时将部分国家领导人的照片附在旁边。孙树攀又通过互联网查找了一份“国务院工作人员名单”交给会议策划公司，让他们把这些人的简历介绍也附加到网站里。
一
孙立人与龚夕涛的婚姻虽是由孙父孙熙泽同龚夕涛的异母长兄龚积柄包办的，但婚后这对新人感情甚笃，孙龚两家更是过从甚密。
孙立人在清华求学期间，曾因一次运动意外将输尿管砸破，因治疗而休学一年。也许是这个原因，以致在和龚夕涛婚后4年多的共同生活中，没有留下子女。不久，孙立人考中官费赴美留学。
孙立人赴美后，龚夕涛即随公婆回到安徽庐江县金牛乡下老家。孙家是个大家庭，有良田近千亩。龚夕涛出身名门，知书达理，勤劳节俭，温顺贤淑，孝敬公婆，深得孙熙泽的喜爱和叔伯妯娌上上下下的尊敬。孙立人回国后，回家探望父母，并要接龚夕涛同走，但孙父母舍不得儿媳远离，龚夕涛也挂念公公年老、婆婆体弱有病，同意暂时留下。
1930年10月孙立人在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宪警教导队上校大队长时，在舞场跳舞，认识了南京汇文中学高中学生湖南姑娘张晶英（张清扬）。张晶英只有18岁，她的父亲生前也是军官，当时在南京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他们认识不久就在上海宣布结婚。
孙熙泽闻知孙立人再娶时，十分恼怒，不顾年迈，长途奔波，亲赴上海力阻，但因木已成舟，愤然而归。他对龚夕涛说：“立人对不起你，也是我二老耽误了你。但是你放心，我孙家只有你这个媳妇。”然后就派人送龚夕涛到海州和孙立人团聚。并交代家人，轿子到后，一定要大声告知：“太太到了，快出门迎接。”目的是给龚夕涛以应有的名分。在海州住了两三个月，张晶英对龚夕涛十分尊敬，称呼“龚大姐”，相处也很和谐，但因有张晶英母亲同住，感觉不便，加之也惦念公婆，龚夕涛又回到金牛老宅。
1935年孙熙泽夫妇相继在金牛病逝，均是龚夕涛为二老送终。孙立人回家奔丧，对龚夕涛既感激又愧疚。但龚夕涛以宽容待之，没有一句怨言，更赢得孙立人的敬重。丧事办完兄弟分家，分在二房孙立人名下的家业，均由龚夕涛掌管，并为他顶立门户。解放后，龚夕涛一直跟随哥哥龚意农生活。
龚意农出生于1900年，和孙立人同在北京读大学，孙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龚读中国大学商科。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抗日救亡，1938年，龚意农毁家纾难，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并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金融、财经、贸易方面的领导工作。他既是共产党的干部，又是孙立人的至亲，理所当然地成为策反孙立人的不二人选。
二
1950年，新年刚过，时任皖北行署财政处长兼中国人民银行皖北分行行长的龚意农便接到皖北区党委通知，说华东局要他速去上海。
到上海后，他被安排住在和平饭店，当晚，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会见了他。第二天晚上，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华东军区司令员和刘晓集体同他谈话。一见面，就笑着说：“啊，是龚意农同志，我们见过，我们在黄花塘还下过围棋呢！”龚意农说：“那是鬼子投降的那一年，我在淮南银行当行长，记得那次下棋，方毅同志也在。”接着详细询问了龚意农的家庭状况和主要社会关系，然后告诉他：“这次找你来，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想利用你同孙立人的亲戚关系，派你到台湾去，做做你妹婿孙立人的工作，我们时，他不要放枪就行了嘛。”又说：“孙立人是个非常爱国的将军，也是个非常能干的将军，现已升任陆军总司令，因他是在美国学军事的，不是黄埔出身，并不信任他，甚至把他看成政治上的潜在对手。现在美国阴谋利用他反戈倒蒋，掌管台湾，使台湾脱离中国，这是一着很毒的棋。”龚意农告诉：“孙立人同我妹妹早已分居，因他再娶，两家有矛盾，多年不相往来。1947年我在苏北时，陈丕显同志同我谈过此事。1949年春，宋任穷同志在合肥也找我谈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怕达不到预期效果，没有去。”龚意农还说：“南下我回到合肥后，听我妹妹说，除孙立人的哥哥去了台湾，孙立人的弟弟还有其他一些亲属没有跟他走。”建议另找孙立人其他亲属去，并表示自己先去物色，再来汇报。、饶漱石指示龚意农抓紧了解孙立人在大陆还有哪些亲属，并采取适当方式给以保护。
三
经过一番商量和了解，龚意农觉得潘仲文是个比较理想的人选。 于是迅速向华东局作了汇报，并提出建议，华东局很快同意。
潘仲文同孙立人有多重亲戚关系：潘的夫人是孙的姐姐，潘的姐姐又是孙的堂兄孙雨人的夫人。在孙家，潘仲文既是“姑爷”，又是“舅舅”。潘当时在苏州一家面粉厂当厂长。龚意农派人很快把他找到，并陪同他赶赴上海。刘晓听取汇报后，多次强调一定要注意保密，注意安全。经刘晓周密安排后，潘仲文于1950年初带着的亲笔信，扮成富商经广州到香港，再乘客轮顺利到达台湾。先找到孙立人的哥哥孙伯亨，住在他家。过了两天，孙立人来到孙伯亨家，两人才见了面。见面后，两人叙谈了各自在台湾和大陆的近况。当孙立人问到潘仲文回不回大陆时，潘这时才说明来意，把的信递给孙立人。孙立人见信后，沉思了一会，就问潘：“怎么不是写的呢？”并再三叮嘱潘不要出去，不要见外人，将尽快派人护送他离开台湾。
潘仲文从台湾回来后，先向龚意农谈了他见到孙立人的情况和孙的态度。然后一同赶赴上海向、刘晓汇报。听后笑着说：“潘先生你不虚此行，这一趟没有白跑。”反复强调要注意保密。并指示，为便于联系，潘暂时不要离开上海，等待下一步安排。华东局有关部门把潘安置在待遇比较优厚的上海汇丰银行任襄理，打算派他再去台湾。由于当局破获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少将共谍案，实施戡乱，加强了对入台人员的严格审查和限制。潘仲文几次到香港试图再去台湾都没有成功。但这项工作并没有停止。
1951年，龚意农调治淮委员会工作，住在蚌埠，华东局又把潘安置到蚌埠，由市委安排在市人民银行下属办事处任副主任，但工资远不及上海汇丰银行优厚，只得由统战部另行每月补助50元。他的两房如夫人也被安排在人民银行当职员。1954年，潘仲文被安排为只有县团级统战对象才有资格出任的省参事室参事，直至1979年去世。
四
龚意农从华东局回合肥后，立即向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作了汇报。曾希圣指示龚意农：一、要严加保密，知密范围越小越好。二、对孙立人留在大陆的亲属，由有关部门去摸排，龚以个人名义出面，适当加以保护和照顾。
1950年初，即将开始，孙立人弟弟孙叔平看到有的地主已遭到批斗，他自知自己是当家地主，哥哥又是“战犯”，很是害怕，不敢住在金牛家中。一天，孙叔平慌慌张张从金牛来到合肥找二嫂龚夕涛，言语中流露他在乡下已呆不住了，要去外地躲躲，又不知道到哪里才好。龚意农知道后，当即要时任合肥粮食办事处副主任的儿子龚纬到火车站把他找回来。那时合肥火车站十分简陋，只有几间破平房，很容易就把他找到了。然后把孙叔平和他妻子领到当时龚家住的银行宿舍，也就是李鸿章故居，留他们吃过晚饭后，就着人安排他们临时住了一晚。第二天由公家部门安排他们住在一处民宅，一住就是两三个月。
怎样能使孙叔平生活有着落，安心留下来，又不被家乡农民批斗，龚意农颇费了一番心思。恰巧不久龚意农调往驻在蚌埠的治淮委员会任职，随后龚纬也由合肥调往蚌埠任贸易公司经理，就把孙叔平全家安置到远离老家金牛的蚌埠居住。由公家出资，找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爿小店，为贸易公司代销烟酒，以维持生计。本来这应该是旱涝保收，一家生活不应再成问题，然而由于孙叔平从未经过商，不善经营，不久连本都蚀光了。后来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又安排他代销粮油。此外，还由统战部门每月给予40元补助。1956年孙叔平病故，孙叔平的妻子带着3个年幼的子女回到乡下娘家。1960年代初，两个在蚌埠出生的子女饿死，她带着大儿子孙至大跑到合肥，求助姑爷潘仲文。潘仲文无奈，找到龚意农。这时，龚意农已调回省委，他通过有关部门，首先把孙至大母子户口迁入合肥市，买米有粮票了；稍后又设法把母子俩分别安置在长征制鞋厂和洪岗建筑机械厂当工人，买米有钱了。当时正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要压缩2000万城市人口到农村，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职工要全部精简回乡。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吃供应粮，真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孙至大现已退休，谈起这段往事，他无限感慨地说：“要不是四舅（龚意农），我一家早没了，哪有今天！”
孙立人胞兄孙伯亨的女儿孙至都在家人去台时，因即将临产留在大陆，她母亲把她托付给二妈龚夕涛照料。所以她在1949年初就跟随二妈龚夕涛来到龚家，后由龚意农把她安置在人民银行当职员。所生之子也一直生活在龚家，由龚家抚养并供给上学，直到1968年19岁时知青下放才离开龚家。
供给制改为低薪制后，省委书记曾希圣曾打算安排龚夕涛当省文史馆馆员，使其有固定的生活来源，龚意农谢绝了：“我妹妹还是我养吧！现在我还有这个能力，不要再麻烦组织上了。”
五
龚意农安置孙立人亲属之事除省委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外，知情人甚少。解放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龚意农一直平安无事，毫发无损，显然是组织上在保护。不料“”中，有人就此事贴出大字报，揭发龚意农“通敌”，“包庇反革命”，是“特务”，把“战犯”的老婆藏在家里。为此，他遭到关押批斗，吃了不少苦头。龚意农有口难辩，为了保密，坚不吐实。后来看问题越来越复杂越严重，而且还株连不少人，只得说明此事是华东局领导、饶漱石、刘晓亲自指示的。“专案组”为此到北京外调。恰巧此时被诬为“”的黑干将，情绪低落，当秘书把外调提纲给他看时，把外调提纲一甩，气愤地说：“这些事别问我，中央知道！”“这种事怎么也来查？”“专案组”吃了闭门羹，又去找外经贸部部长方毅，方毅虽已被造反派扣押，正在反省中，但还是写了证明材料。方毅说：“龚意农同志虽然出身成分高些，但如果说他是坏人，根本不能令人相信。”方毅得知不愿写证明材料，就说：“我同陈老总办公室联系一下。”后来终于写了证明材料。这才使龚意农获得“解放”，恢复党籍，被安排任省革命委员会参事室主任。
那次中共秘密派潘仲文到台湾同孙立人联络，孙立人的回应是正面的。他只是觉得职位还不够高，权威还不够大，“兵对兵，将对将”，希望得到总司令的手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应当说，这次台湾之行，“没有白跑”，是有成效的。只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抗美援朝，历史拐了一个弯。
六
孙立人是一名孝子，他非常讲求和践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孝悌、仁爱、忠恕、诚信。1988年他恢复自由后又适逢90大寿，在隆重的祝寿典礼上，他手中就捧着他父亲的遗像。晚年思乡心切，总以未能亲自返乡祭祖探亲而感慨万千。1989年4月孙立人嘱托旧部“陆总”作战署组长潘德辉先生到家乡探寻祖墓，代为祭祖，不久又命长子安平（系孙立人尿道宿疾赴美治愈后，娶台湾姑娘张美英所生）回乡祭扫祖墓。潘德辉先生和安平回乡，笔者都一直陪同。安平是首次回乡，也就是这次回乡，父亲才告诉他大陆还有位元配夫人，要他一定到坟前祭拜。他专程驱车到合肥小蜀山龚夕涛墓前跪祭，亲切地呼喊“大妈！大妈！”
潘德辉先生回台湾后，于1990年3月6日给笔者来信，详述他回台后，迅即向孙立人面报回乡的所见所闻：“去年我回台后，除把月形山祖墓、金牛老房面报外，特别提到龚夕涛大娘，并出示大娘遗体告别和我拜祭大娘墓之照片，他边看照片边听我说，含着老泪低着头，一言不发，沉默了很久，才呜咽地说：‘德辉，你做得很周到，真非常感谢你！’我还说了大娘的弟弟（应是哥哥）在生前数十年对孙家在原籍亲人做了很多的照料等，他又低头沉默，然后他告诉我，‘一定是龚老四（龚意农行四）！’他还说：‘请将龚夕涛之生死年月日时详写列入家谱立人名下元配栏。’”
此前，孙立人极少向外界道及这段婚姻，涉及孙立人家事的书刊，也都误以为张晶英就是孙立人的元配夫人。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在台中寓所病逝后，1991年2月8日，潘德辉先生给笔者来信说，孙立人“自10月11日住入医院，至11月19日的38天中，大部时间在昏迷状态中，偶尔清醒时，也会说些个人一生的感触……对龚夕涛二奶奶，他总觉内心很愧疚，说龚二奶奶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她为孙家只是牺牲奉献，说一生最对不起龚二奶奶”。
附记：龚意农是笔者岳父。“”浩劫中，他遭受残酷的批斗和严格的审查，绝大部分检查交代材料，都是由老人口述笔者执笔的。我俩常常要挑灯夜战。本文所述的策反孙立人的来龙去脉和细节，都是他老人家那时告诉笔者的，并经其子女龚纬、龚维丽加以补充。笔者的夫人龚维媛幼随姑母龚夕涛生活，长期住在金牛乡下孙家，直到1949年春合肥解放才回到父母身边。她对孙家情况，以及孙立人同龚夕涛的关系非常了解。她曾告诉我，1947年秋，孙立人曾把龚夕涛接到南京。龚夕涛带着她和三姐维媞，同孙叔平一家同在竺桥40号租房居住。有一次孙立人去探望龚夕涛，俩人隔着方桌交谈，她就站在桌旁，还不时在桌下钻来钻去。孙立人在南京赠送给龚夕涛一块金壳坤表、一件狐皮大衣和一个装化妆品的灰色女式小手包，龚夕涛一直珍藏在身边。
无“根”的爱情要分手
杨亮云今年28岁，出生在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一个贫穷的山旯旮里。虽然家里很贫穷，但他却发育得十分良好，不到17岁，就有了一副1.75米的健康体魄。1996年杨亮云高考落榜后，他应聘到长沙市二环线雅塘村中和酒店当了保安。之后不久，他与来酒店做服务员的女孩孙立红谈起了恋爱。
孙立红当时22岁，来自湖北省公安县农村，家境一般，长得清秀，性格也活泼开朗，杨亮云很快就爱上了她。而对背井离乡孤身在长沙打工的孙立红而言，她也特别希望有一个宽广的肩膀依靠，因而对杨亮云也是爱得情深意切。随着感情的升温，2002年8月，两人开始同居。每天早上，杨亮云会用一辆破旧却干净的自行车载着孙立红上班，晚上又会哼着歌和她一起回家。孙立红上班的时候，杨亮云经常会忙里偷闲帮她的忙，生怕她累坏了或是受到一丁点什么委屈。杨亮云做保安大部分时间都在门外的太阳底下，天气热的时候，孙立红就会冲上一大瓶“凉茶”给他消暑……大家都十分看好他们这恩爱的一对。
随着杨亮云与孙立红的年龄一天天增长，婚姻问题自然也就摆上了“议事日程”，杨亮云做梦都想早日和孙立红结婚，可是，孙立红却不愿“随随便便”地嫁给他。每一次杨亮云提结婚的事，她就对他说：“结婚？连房子都没有，怎么结婚？难道你让我们在出租屋里闹洞房，告诉你，要想我嫁给你，得买99朵玫瑰，外加一套新房！”杨亮云没有想到恋爱时清纯可爱的孙立红在婚姻问题上却这么现实。99朵玫瑰不是问题，问题是他每月才几百元工资，虽说到长沙省吃俭用已有多年，但挣的钱大多补贴家用了，几乎没有存下多少钱，要想在长沙买一套房子，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杨亮云一直不能解决房子的问题，孙立红在这个事上又不肯妥协，慢慢的，她明显地对杨亮云冷淡了。2004年6月底，她向他提出了分手并要搬回酒店宿舍住。在杨亮云的“强硬”要求下，孙立红最终没有搬走，却不愿再与杨亮云同床，而是一个人睡一张床，平时也不怎么愿意搭理他……两人事实上已经接近分手了。
怎样才能延续濒死的爱情啊
说真的，杨亮云其实并不恨孙立红，她那么漂亮，有什么理由让她嫁给他这么一个穷光蛋呢？她的要求也确实不高，就一套房子！他恨自己的贫穷，恨自己连一个安家的房子也买不起！
杨亮云与孙立红毕竟深深地相恋过，他知道她骨子里是一个善良而重情的人，因此心想，只要自己对她特别特别好，好得让她感动，她就不会执意与他分手。于是，杨亮云对孙立红的关爱和体贴更加细腻而真挚了：孙立红喜欢看电视，杨亮云就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600元钱买了台小彩电放在房里，无论孙立红看到多晚，并不爱看电视的他都会默默地陪着；她喜欢吃南门口的臭豆腐，不管刮风下雨，他都会坐上一个小时的车去买上几块臭豆腐给她；当时是夏天，杨亮云与孙立红所住的房里没有空调，晚上又闷又热难以入睡，杨亮云便每隔一阵子就在房里的地面上洒半桶水……可是，不管杨亮云怎么做，孙立红在婚姻大事上始终没有做出“让步”，经常对他说：“你不要对我这么好，没有用的，你没有房子，这样的条件，就算我愿意嫁给你，我父母也绝不会同意！”这样的话说多了，杨亮云便认为孙立红之所以要与他分手，主要是因为她父母反对。
由于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杨亮云便决定去孙立红的老家一趟，用自己的行动打动她的父母。2004年11月初的一天，杨亮云向酒店请了两天假，一个人来到了孙立红远在湖北公安县的老家。他给她父母买了许多礼品，在孙立红的家里，杨亮云十分勤快，抢着帮她的父母做家务，嘴巴也特别甜，把两位老人哄得很开心。可是，当他把自己的真实情况说出来并恳求他们把女儿嫁给他时，孙立红的母亲马上脸色大变，把杨亮云冷落到一边了。孙立红的父亲对杨亮云说：“小杨，我们也并不是很势利的人，可婚姻是要有经济基础的，你连个房子也没有，在长沙安不了家，让立红随你回你老家吧，那里又穷成那个样子，我们怎么放心把女儿交给你呢？”一句话，又一次宣判了杨亮云的“死刑”。
回长沙后，杨亮云的心情更加失落和郁闷，孙立红对他的态度也越发冷淡了。2004年12月中旬，孙立红的父母为她在当地物色了一个对象，那个男孩是孙立红的初中同学，在公安县工商局工作，虽然长相一般，但在县城有房子，收入也还稳定，加之她的父母很看好他，在长沙一直“婚姻没有着落”的孙立红最终应允了这门婚事，两人相约第二年五一举行婚礼。
2005年1月初，孙立红把自己已在老家找了对象，准备回去结婚的事告诉了杨亮云。杨亮云听后失望到了极点，跪在孙立红面前求她不要离开他，说他虽然没什么钱，但绝对是这世上最爱他的人。孙立红摇着头对他说：“我承认你很爱我，我也很爱你，可结婚过日子并不是光有爱就行，我们谁也不要怨谁，要怪就怪生活的贫穷吧，要是我们有钱，在长沙有房子，我又怎么舍得离开你，离开长沙呢……”那一夜，两人谁也没有睡着，彼此都流了泪水。第二天，孙立红不顾杨亮云的“哀求”，坚持搬到酒店宿舍住下了。
一直深爱着女友的杨亮云根本就受不了没她的日子，他不忍心就这样看着她嫁给别人。不就是房子吗？难道我真的弄不到吗？为了弄钱买房子，杨亮云搜肠刮肚想办法。
2005年1月底，杨亮云在电视上看到东北有个小伙子，由于穷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便伪造了一本48万元的存折，结果得到了好多个女孩子的“欢心”。杨亮云想，自己为什么不也造一本假存折呢？到时孙立红见到他有钱了，能买得起房子，肯定会回心转意的。但杨亮云一细想，做假存折容易露馅，因为只要拿折子到银行一查账便什么都明白了。后来他觉得，倒不如先放风出去，说自己买彩票中了20万，然后在哪个新建的小区租一套房子，再请人做一本假房产证……这样的话，任孙立红再聪明，也不会怀疑到这里面有什么“鬼”。
“玫瑰”谎言，葬送了一个如花的生命
2005年2月初，恰好有一期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长沙共有4人得到了奖金数为19万余元的二等奖。得知开奖结果的那天下午， 杨亮云突然当着酒店许多员工的面大声欢叫，说他中了19万余元的福彩大奖。当天晚上，平时特别小气的他还掏出500元钱请大伙吃了一顿，一时间，大家都相信他中奖的事。
第二天，杨亮云在长沙市雨花区桂花小区以月租500余元的价格租了一处已装修好的新房，为了不让房主经常来要房租从而使他的骗局露馅，他一次了半年房租。当天下午，杨亮云在长沙市火车站请人根据出租房的情况以他的名字做了一本房产证。这样过了10天后，杨亮云“兴奋”地买了99朵玫瑰，送给孙立红，并请孙立红参观他的新房。一进门，他就将早已准备好的玫瑰花和房产证送到孙立红的眼前，说：“立红，我们的爱有家了，嫁给我吧！”孙立红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投入到了杨亮云的怀抱――毕竟她心里对杨亮云还是有爱的。可是，恰恰是由于这种爱，让她忽略了其中的漏洞――房产证怎么可能这么快办好？
孙立红的父母得知女儿最终还是选择了杨亮云后，并没有过多地指责她，在妥善处理好了女儿与工商局那名小伙子的婚约后，2005年4月6日，两位老人来长沙参加了女儿的婚礼。虽然婚礼很简朴，但见到女儿女婿有了属于自己的新房，他们还是放心了不少。
与杨亮云结婚后，孙立红一门心思放在家庭上，对丈夫特别体贴温柔，成了大伙口中公认的好妻子。可杨亮云的心思却并未因此释然，妻子对他越好，他越“提心吊胆”，生怕孙立红识破了他的骗局而离开他，有时候，他半夜里还会被恶梦惊醒……
为了“保卫”爱情，杨亮云决定将谎言进行到底。2005年9月，经过一番“努力”后，他终于让孙立红怀孕了。妻子怀孕后，杨亮云的担心多少放松了一些，有些事情也没有刻意“回避”妻子。可是，骗局却恰恰在这个时候露馅了。
2005年11月份，当地警方在小区张贴了要求外地人员及时去办暂住证的公告。11月29日晚上，小区的物业管理人员陪同当地警方逐户查暂住证，查到杨亮云“家”时，物管人员问杨亮云是屋主还是租住在这里的。由于当时孙立红就在身边，猝不及防的杨亮云便支支吾吾地说他是屋主。物管人员拿出户主花名册要核对杨亮云的身份证，杨亮云知道一对身份证就会露出马脚，便借口说身份证刚掉了。警察便怀疑杨亮云是租住户，哪知孙立红却说道：“这有什么好怀疑的，我们有房产证啊！”杨亮云正要阻止，孙立红却到房间里拿出了房产证，并让他们过目。由于整个小区所有房屋的产权证都尚在办理之中，物管人员还没看证就猜到有假……结果，杨亮云与孙立红因涉嫌造假证被警方带走。
经派出所民警一番审讯，杨亮云只好把买假证骗孙立红的事全都坦白了。孙立红知道了丈夫骗她的这一切后，气得差点晕过去了。从派出所回去的路上，她哭个不停，不断地骂道：“杨亮云，你真是个王八蛋，竟用这样的方法来骗我。”她边说还边用拳头猛打杨亮云，杨亮云什么话也没说，任由妻子发泄……
杨亮云以为妻子闹一通后，还是会接受这个现实。可是，孙立红怎么也不愿原谅他。第二天早上，孙立红向杨亮云提出了离婚。由于实在太恨杨亮云用这样的手段欺骗她，2005年12月2日下午，孙立红不顾自己的身体和杨亮云的反对，坚持到长沙市现代女子医院做了引产手术。
做完手术的第二天早上，孙立红就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提着东西要离开那个家。望着身体极度虚弱的妻子，杨亮云说什么也不让她走，他知道自己留不住她了，便对她说：“就算要走，也等身体好了再走吧！”可孙立红哪里听得进去，执意要离去。为了让妻子躺在床上多休息几天，杨亮云无奈之下只好守在了屋子的出口，死活不让孙立红出去。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孙立红不知是心中太气一时想不通要自寻短见，还是想从窗户上顺着窗台“逃”出去。趁杨亮云不注意，她爬上窗台……等杨亮云发现情况不妙时，她的身子已从五楼坠了下去……惊慌失措的杨亮云叫来120急救车时，孙立红早已气绝身亡！
他叫孙健。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总理提名，他和大寨农民陈永贵同时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到天津视察，市委工业书记孙健汇报工作时头脑清晰，各种数字烂熟于心，立刻获得了总理的好感。
孙健于1951年进入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成了一名地道的铸工，他曾连续7年没回家，凭着苦干、实干加巧干，一步步走上生产组长、班长、车间主任的职位，后来成为厂党委书记。不久，他被提拔到机械局当了负责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局里派人到他的老家调查，发现孙健的父亲和妻子儿女都在农村，住一间时分的破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父亲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顾小，还要下地挣工分，积劳成疾，身体很虚弱。调查者回到局里，向领导汇报：“只有孙健才能忍受这种困境，再不解决就要给社会主义抹黑了。”他的家属这才得以调进天津，妻子庞秀婷成了一名工人。
后来，孙健在“选拔接班人”时成了市委书记，1975年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
这位铸工出身的副总理，平时愿意干实事，也能吃苦耐劳，却不懂得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也为属下争取些“利益”。
同是副总理的谷牧曾问他：“怎么不把家属接来？”孙健说：“你这当师傅的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不许带家属。”他把自己当成了国务院的学徒工。但他的心情却不像说话这样轻松。当上市委书记不久，他就患上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失眠症愈发严重了，有时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后，他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又干了两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工作，突然接到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才40多岁的他要求回天津。回到天津后，孙健要求回内燃机厂，市里管分配的同志却叫他去天津机械厂，这个厂对他不熟悉，估计麻烦会少一点，但仍有些不放心，问他：“内燃机厂的人会不会到天机厂贴你的大字报？”
“不会。”
“你这么肯定？”
他说不出具体理由，但他估计得不错，后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走进内燃机厂，3小时内都出不来。工人们都愿跟他说几句话，但从不问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也从不讲过去的事。
孙健最终还是被送到天津机械厂接受“监督改造”，上级允许他与妻子庞秀婷见一面。他对善良、温顺、胆小的妻子讲了三条：“一、我不会自杀，我对自己心里有底。二、相信现在的政策。三、你从来都是我的靠山，这次更得依靠你，听见别人说我什么也别当真，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孙健从不给人以强者的印象，他顺从自然，默默地接受和理解命运。机械厂的工作很快吸引了他。严重的失眠症在被监督劳动中却一下子好了，不要说晚上睡得踏实深沉，就是中午，饭碗一放，或躺或坐，不消10秒钟就能入睡。
他每天从家里带一盒饭，早晨吃1/3，中午吃2/3。有时在厂里吃午饭，他总是买一碗豆腐脑、4两大饼或4两馒头，花费不到2角钱。工人们问他：“你怎么老吃这个？”他回答得很坦然：“这对我的胃口，也符合我的经济条件。”
一次，他去起重设备厂买吊车，厂长正在接待外国客户，听说孙健来了，叫供销科把他扣住，非要请他吃饭。这位厂长过去在机械局生产处工作，有一次到市里开会，散了会已是晚上8点多，大雨如注，他和另外两名基层干部饿着肚子在门洞里等待雨停，被孙健撞见，孙健让司机先送他们3个回去，自己等在宾馆的门洞里。小事一桩，孙健记不得了，别人却记得很牢。此类事情还有不少，他“倒霉”以后开始收到回报。
1985年初，上面来了精神：孙健可以当中层干部。厂长把被称为“天机厂重点的重点，天机厂的未来和希望”的一个工程――投资4000万元，全部引进德国设备，两年后成批生产摩托车发动机――交给了孙健。孙健要求办公室人员每天提前10分钟上班，晚10分钟下班，他自己则每天提前半小时进厂，工作紧张时就吃、住在厂里。孙健丢掉所有的心理负担，以一个业务员的姿态，每天脚不拾闲，上至市政府、各部委、区局等大机关，下至厂矿、街道、个体商贩、农村包工队，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上级机关里有不少孙健过去的上级、下级和熟人，他忘记了过去，以基层办事员的面目出现，反而受到大家欢迎。谁也不会忘记他曾是本市管工业的书记，曾是国务院副总理。
孙健的妻子摔断了腿，无人照顾，他每天赶回家做饭，服侍妻子吃完饭再骑车赶回工厂。工作又苦又累，他却浑然不觉，反而觉得比过去轻闲得多。他一直在第一线，从没松过套。当天津市委工业书记的时候，他跑下去看过近600家企业，是第一线的书记。进京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给副总理们分工时说：“孙健最年轻（当时他39岁），多到下面跑跑，花3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他仍然是第一线的副总理。现在，孙健用了1年多的时间，盖起了近2万平方米的3层主厂房，并安装好全部设备，天津机械厂又一项拿人的产品――摩托车发动机正式投入生产。机械局基建处的同志说：“这个大楼有一半是孙健的。”
不久，孙健被调到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做“经营总经理”――多么时髦的头衔，每月的工资也升到了97元。我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去拜访他。那是一大片地震前盖的老楼群，我找到77号，向站在楼洞口的一位老太太打听孙健住几楼。老太太尚未开口，一楼的一个房门开了――是孙健听到声音迎了出来。他们住着一个偏单元，阴面儿的小房间10平方米左右，搭着一张大床，有几件旧式家具。阳面儿的大房间约14平方米，收拾得像个简单的小会议室。除了墙角的两个小书架（里面放着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等经典著作和《二十四史》）和另一角上的冰箱，其余的家具全是沙发，一对三人大沙发，一对单人沙发。沙发上罩着套子，扶手和靠背处在套子外又垫了毛巾，用大号别针固定着。屋里很整洁，水泥地面一尘不染。我问孙健：“你难道经常在家里召开会议？”
他说：“我自己家人口就不少，到我家里来的人更多，特别是家乡的亲戚朋友，来天津旅游、订货送货、做买卖，不愿住旅馆，都在我家里安营扎寨。白天，这间屋里可以吃饭待客，晚上打开沙发是两张大床。”
他们夫妇都是河北省定兴县人，乡里乡亲自然少不了。孙健说：“我没有什么太大本事，几十年来就混下了一个好人缘儿。”
这是一句实在话。
1987年初，天津机械厂召开表彰大会。厂部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厂级先进人物准备的奖品是纯羊毛毯。当厂长念到孙健的名字时，全场鼓掌。大礼堂里响起《运动员进行曲》，先进人物上台领奖，当孙健从厂长手里接过奖品的时候，工人们为他鼓掌了好长一阵子，热烈程度在工厂大会上很少见。有人还站起来喊：“应该！”“孙头儿，你这个先进名副其实！”
他又站在台上了，又面对着热情的群众。他没说一句话。抱着奖品毛毯，他感到很暖和，把前胸都焐热了。人民的记忆就是历史。群众一直在关注着他。
同事们有时和他开玩笑：“你是上去得糊涂，下来得也糊涂。”他自己解嘲：“糊涂到家就是明白。”
让天堑变成通途，是他的梦想。
他就是2012年“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架桥队副队长孙家林。
与起重机一见钟情
1980年，16岁的孙家林进入二航局第二工程公司，当了一名起重机操作手。
行走在纵横交错的钢筋混凝土上，倾听着工地上机器的轰鸣，目睹同事们操纵着各种起重设备，孙家林感到热血沸腾。
一踏上工作岗位，孙家林就喜欢上了起重工作——这些在外人看来枯燥的起重工作，他却“一见钟情”。
从此，这个“菜鸟”将“勤奋”当成座右铭，天天缠着师傅问这问那，学习起重机操作技术。
“这小子踏实肯干，又肯学，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师傅江成根十分欣赏孙家林。
可不久，这个让他欣赏的弟子却捅了娄子。
一次，孙家林操纵起重机起吊一件机械装备时，因操作失误导致装备突然脱落。
“这是哪个教你的？像你这样能学得出来吗？”江成根有点恨铁不成钢。
自信满满的孙家林愣住了。从此，他记住了机械操作行业的一条铁律：不论手艺高低，一次马虎大意就可能铸成大错。
打那以后，孙家林的座右铭里多了“仔细”二字。
几年间，凭借“勤奋”和“仔细”，孙家林的操作技术突飞猛进。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即使走南闯北，他的行李里总会放着一摞书，一有空闲就拿出来看。他不仅干得比别人多，而且每次上机都要求自己比别人更认真仔细。
埋头创新，“土专家”名声大噪
1996年，浙江瓯江大桥工程（现更名为温州大桥）现场。
孙家林戴着安全帽，蹲在工地旁的石墩上，一会儿看看不远处还没有完工的桥，一会儿又用木棍在地上划着图形，眉毛拧成了疙瘩。
由于当时中交二航局没有架桥机，公司只能租用架桥机，或直接将架设工作分包给其他单位。
但这次，因为价格方面的问题，公司既租不起设备，也无法将工程外包。
眼看工期就要被耽搁了，孙家林急得茶不思、饭不想。
“要是我们自己有一台架桥机就好了。”有了这个念头，孙家林顾不上休息，一会跑工地，一会画图纸……凭着丰富的经验和一股刻苦钻研的劲头，他通过自行设计，硬是拼装出了中交二航局的第一台架桥机！
当这台架桥机完成了30吨砼空心板的安装任务后，工地沸腾了，孙家林疲倦的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起重工孙家林为公司节省成本80多万元！”消息在公司迅速流传，孙家林一鸣惊人。
初战告捷，孙家林增添了自信。从此，他对钻研各种新的起重、架梁工艺更加起劲。
1999年初，浙江金丽温高速公路二期工程建设全面展开，该工程不仅高架桥多，而且架桥的难度大、任务重、工期紧，困难重重。
作为现场工长的孙家林，用万能杆件拼装了50吨龙门吊机，同时拼装出两台架桥机，将重达50吨、长20米的砼箱梁安装到位。
为解决场地狭窄、桥梁曲线大的难题，孙家林还创造性地设计出轮胎式运梁平台和装载机动力牵引运梁工艺，不仅比传统工艺节省资金50余万元，而且让工程竣工时间提前了两个多月。
这一系列创新，让“土专家”孙家林名声大噪。
“土洋结合”，征服大海
2005年，位于江南部、连接南通和苏州两市的苏通长江大桥施工现场。皮肤晒得黝黑的孙家林伫立海边，望着广阔的海面陷入沉思。
在他面前，是世界第一跨度斜拉桥的建设任务，此项目要求在40—60米高的桥墩上进行水上施工作业，施工难度很大。等待他们的，是架设跨海大桥的世界一流技术难关。
“我一定要征服这片大海！”孙家林暗下决心。
巨型架桥机的安装，是项目部面临的一大难点。
拿到苏通长江大桥架桥机的图纸，架桥队的每一位队员都不由得捏了一把汗——大桥的零部件有上千个，最小的一个也重达26吨，且组装极为复杂。
架桥队技术员史绍明心里直打鼓。
“要么不干，干就要干好！”孙家林对史绍明说。说完，他就抱着资料细细研究起来。
一连几天，孙家林几乎都是抱着资料睡觉。几天下来，他对每一个零部件和每一个安装环节都了然于胸。
经过一番苦战，架桥队成功拼装好了“巨无霸”架桥机。
光有架桥机还不行，接下来，架桥队进入最为关键的架梁施工阶段，每一个环节都不容闪失。
“怎么吊装呢？”面对宽阔的大海，队友们拿不定主意。
“我们来个‘土洋结合’。”孙家林决定迎难而上，结合架桥机主桁架的特点与现场实际，因地制宜地设计出多钟吊装方案，通过设置专用吊具、软绳捆绑、钢丝绳捆绑等“土方法”，优质、高效地破解了当时业界公认的世界级难题，令大桥按时、顺利完工，并且创造了“最深基础、最高桥塔、最长拉索、最大主跨”四项世界纪录。最终，苏通大桥工程荣获2010年度“土木工程杰出成就奖”，为二航局打造了一张闪亮的名片。
一连串大战下来，“土专家”的技术逐渐炉火纯青。
言传身教，“土专家”勇夺“中华技能大奖”
孙家林出名了。但他仍然时常想起师傅当年的教诲：任何时候都不能马虎大意。
2010年，直接连接江苏与上海的首座特大型长江大桥崇启大桥建设现场，孙家林正在进行安全检查。
“孙队长，托架的支垫强度不够，箱梁有点下坠倾斜。”项目部工作人员汪德元汇报说。
“挂了多少梁了？”
“一共14匹梁，已经挂了一半。”
“卸下来，重新挂。”孙家林不容置疑地说。
“用不着吧？直接将下坠部分重新顶起来，再新加入钢支垫塞实塞紧就行了，一般都是这么做的。”有部分员工不理解，认为是多此一举。
“不行，随着梁的增多，桥梁重量就会增加，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孙家林坚持说。
“可这要耽误工期呀。”
“安全最重要。”孙家林强调说，“不能为了赶进度而无视安全隐患！”
在孙家林的坚持下，队员们重新进行了安装。
“师傅的严谨作风让我们获益匪浅。”孙家林的徒弟汪德元如今在斯里兰卡项目部工作。对师傅的教导，他感受颇深：“因为海外项目的监理要求都特别严格，在技术规范上不容许哪怕一丁点的误差。而我早就对这种严要求、高标准习以为常，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关键词：平凡的世界；田福堂；人性；局限性
《平凡的世界》是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小说。该书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其中田福堂和孙少平他爹孙玉厚老汉一样，田福堂年轻时也给地主老财们扛过活，当过长工。后来凭着自己的本事挣下了一份厚实的家业，还当上了双水村的党支部书记；女儿田润叶，孙少安青梅竹马的好友，高中毕业后在原西县城教书，后调至黄原地区团委工作；与李向前结婚，婚姻不幸。儿子田润生，高中毕业，后与孙少平同学郝红梅成婚。
一、田福堂的正面形象
（一）田福堂的领导才能
由于历史状况的缘故，田福堂在青壮年时吃了不少苦，（他同孙玉厚老汉一同给地主扛活）新中国的成立后，作为从来就没有过土地的长工，不可思议的有了土地，因此他由衷的感谢新中国，感谢共产党，一心一意的准备领导大家过上幸福生活。田福堂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在任何时候他看事情的眼光要比别人长远一些。那承包土地这件事来说，虽然他极不情愿。但是一旦看到p水村的一队在单干后的产粮状况，他就意识到没有他的领导，双水村的农民会生活的更好，尽管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可他还是盘算着也要将光景日月谋划到众人面前。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他绝对不可能象孙玉亭那样对热闹红火的场景有着无限的向往和激情。他对世事的解读完全出在他那饱经风霜的生活中。
（二）田福堂的实干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生产队解散，他没有像孙玉亭一样，和自己的光景日月赌气。土地分开以后，他苦恼归苦恼，但不误农时，及时开始耕种，并主动安排儿子润生跟着女婿向前学开车。按照路遥的说法，面对世事的变化，这人已经具有了一种叫做“经验”的东西，知道世事不会再变回去了，因此懂得与时俱进，随遇而安。虽然这种变化会让他在短时间内感到不快和有点难以接受。对于生产队解散以后田福堂的心态是：“双水村这位郁郁寡欢的强人，在山里劳动已经快半年了。在这短短的半年里，他眼看着村里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最瞩目的是，一些过去穷家薄业的人，很快就露出了发达起来的势头，当然，现在田福堂也不怀疑，今年下来，双水村大部分人家将不会再缺粮吃了！事实向他证明：双水村没有他的“指挥”，人们不仅照样生活，而且生活得比原来还好！田福堂从双水村眼前社会生活的大镜子中，看见了自己的渺小。
二、田福堂的负面形象
（一）田福堂的小农意识
小农意识局限了他的眼光和思维。不好的事情一旦和他或是他本人挂上了钩，他就会采取公报私仇的方法，折腾那个人一次。比如他的女儿和孙少安谈恋爱这件事，从他心底来说，他是万般不情愿的，他宁可女儿不找对象，也不希望有工作的女儿嫁个泥腿子。于是他采取到公社要求汇报，让公社下来测量猪饲料地的办法，让孙少安被公社批斗了一番。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田福堂的谋划，但是，他一点面也没露，所有的环节都是公社出面做的，似乎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证明了他挺有智慧的，同时也证明了他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二）田福堂激化村民矛盾
最不为读者接受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孙玉亭与王彩娥的麻糊时间了。金家媳妇王彩娥不守妇道同孙玉亭相好在一起，这让金家的所有人都气愤至极。当金强、金富兄弟俩将两人扣在家里时，身为大队书记的田福堂不是积极处理此事，反而因为自己与金俊武有一些矛盾，而将此事放任不管，听任其扩大化。但最终的结果是群殴的场地由于一句话而转移到田福堂的院子里。
（三）田福堂的错误决策
作为双水村的领导人，田福堂的几件“壮举”是：大搞农业学大寨，广修梯田，“那梯田已经一层层盘到山顶，远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花卷馍”；炸山拦坝，不过后来被洪水冲毁；发动了全双水村人民参与的偷水事件，不过形成了一个悲剧。生产队解散后，田福堂“虽说还当着书记，但对公众事务不再热心。公社下来个什么任务，他就推给副书记金俊山去处理。农村已经“单干”了，有什么事值得他热心呢？再说，现在的工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甜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村干部，在很多程度上，他没有为双水村民做很多的实事，吃“大锅饭”的时候，他因为是干部，家景过得到还好，那会大部分农民都还是温饱未解决得地步，改革开发初期，田福堂甚至认为包产到户是错误得，政策上他很迷惑，个人上他不愿意接受改革。作为干部，他在“阶级”上远离群众，在政绩上，他并未造福一方百姓。
（四）田福堂对子女爱情的干涉
但是强人往往心强命不强，田福堂儿女们的的婚事也都让他不顺心。女儿女婿不和，儿子又要娶一个寡妇为妻！田润生和他商量要娶寡妇郝红梅为妻时田福堂的反应，路遥这样写道：“当他听儿子说要和一个带孩子的寡妇结婚时，就象头上被敲了一闷棍，一刹那间几乎要晕过去了。天啊！他上辈子作了什么孽，逢应上这么两个气老人的儿女呢？女儿的婚事已经够他痛苦了，现在儿子又来活活地把他往死里折磨！
综上所述，严格地说来，田福堂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只是一个“强人”。当然，他并不是坏人。在田福堂为了报复孙少安和他女儿田润叶的暧昧关系而向公社举报孙少安多划饲料地那一节中，路遥这样写道：“不管怎样，田福堂就是田福堂。他不这样就不是田福堂了。谁也不能改变田福堂，连他自己也改变不了自己。”但是，对于自己的儿女，田福堂是有着发自天性的真挚而又深刻的爱的。与田润叶、田晓霞、孙少平等被路遥赋予了神性光辉的人物相比，路遥只是赋予了田福堂充分的人性。
【参考文献】
[1]方园，左源.岸平凡者的不平凡生活――论《平凡的世界》中的硬汉形象[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4（10）：48-51.
[2]马志成.田福军的时代特征[J].当代兵团.2015（04）（下半月刊）31.
作者简介：王学勤（1981-），女，河北省平山县，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郑军锐（1980-），女，河北省赵县，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经济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申一村（1981-），女，河北省高邑县，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法。